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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證券監管體制內在機理發展完善

一、證券監管體制的歷史演變

中國證券監管體制的演進是伴隨著中國證券市場的產生和發展而建立起來的，并隨之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其體制變遷及其特征與我國證券市場發展的不同階段與格局相適應，并與市場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內在的政府監管目標相吻合。我國政府對監管體制的選擇和調整決定于我國特殊的經濟、政治、文化、市場發展的客觀要求，經歷了以下3個階段：

1．1981—1985年，無實體監管部門階段

這是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萌芽期。除了國債發行之外，基本上不存在股票市場和企業債券市場。雖然于1984年公開發行了股票，但股份制試點與股票交易僅限于極其狹小范圍。該階段不存在真正的監管體制或明確的管理主體。

2．1986—1992年，監管體系雛形階段

總體上，我國證券市場仍處于規模極小的“嬰兒期”，與之相對應，在政府管理層面上出現了若干監管上述證券市場領域的部門主體，但未形成統一、有序、通暢的集中管理體系。監管體制框架中的政府部門和自律組織等若干因素已出現，但仍表現出明顯的初創特征和摸索性質。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管理企業債券、股票等有價證券，管理金融市場”被正式法規確立為證券市場主管機關。但監管職責不明確，實踐中的管制權力缺乏集中型模式所要求的權威性和管制力度。地方政府體現出監管框架中的分權性和非集中性。證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府管制。多部門介入的管理格局略見雛形。行業自律監管組織尚未擔負實質性自律職能。

3．1992一l998年，初級集中型監管體制階段

1992年l0月，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標志著我國證券市場步人了集中型監管體制階段。從有關資料可以看出，1996年以后，市場取得飛速發展，無論是日均成交金額還是日均開戶數都是呈現上升的趨勢，這充分說明了證券市場的蓬勃發展。與此相呼應，集中型管理體系逐漸形成。確立中央監管機構，一部分權力根據證券活動性質和歸口的不同劃分給國務院各部委。地方政府相當程度地介入證券市場管理，形成了中央與地方相結合的市場管理體系。首次確立獨立于其他部門的專門性證券主管部門，擺脫了依附于財政或中國人民銀行的舊模式。一定程度上兼顧了我國證券市場發展與規范進程中所牽涉到的錯綜復雜的諸多方面的難題。但是，仍表現出權力分散、獨立性和權威性弱、缺乏覆蓋全國性的監管機構的動態特征。總體上，這個階段表現出多層次的、多元化以及部門分工協作的中國特色，且明顯地顯示出過渡期的特征。

二、我國證券監管體制的現狀及其內在機理

目前我國證券市場實行的是集中統一的監管體系，即以政府監管為主導，集中監管和市場自律相結合的市場監管框架。

1．監管主體

1998年國務院批準了中國證監會的職能、內部機構和人員編制的“三定”方案，確定了證監會是國務院直屬機構，負責全國證券期貨市場，并成為取代國務院證券委員會職能的惟一最高證券監管機構。根據該方案的規定，證監會將建立集中統一的證券期貨監管體系，在全國各地設立派出監管機構并實行垂直管理，但在現實中，我國監管主體存在多元化現象，主管部門之間關系較為復雜和不協調。

2．自律組織是資本市場監管體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自律組織有兩種形式，即社會性的監督組織和行業自律。前者主要包括證券業的中介服務組織如會計師事務所。后者包括兩方面：一是證券交易所的場內自律，二是場外交易的自律，即中國證券業協會進行的自律監管。

3．監管法規體系

1998年以前我國證券市場和監管是通過一系列的行政法規，包括全國性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的行政法規。1998年《證券法》的通過標志我國證券市場依法治市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蹲C券法》和《公司法》作為我國證券監管的法律基礎和其他證券法規共同構成證券監管法規體系。現行證券監管體制具有集權性和一元化、權威性和獨立性高、兩級管理垂直化以及自律性弱的特征。雖然仍存在自律管理作用未得到足夠重視的問題，但這個體制框架與我國證券市場現在高速發展相適應?，F行證券監管體制的形成原因主要是針對如何克服原體制存在的內在弊病和矛盾。

三、未來證券監管體制的進一步完善

在全球化程度加快的大環境下，我國證券監管體制應當立足國情，放眼世界，不斷健全、完善。證券監管體制的建設，不僅關系到證券市場的發展，更關系到經濟安全，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進一步完善證券監管體制必須全面考慮，放眼未來，對證券監管體制進行有效的改造。

1．加強證券監管體制的自身建設，逐步健全與完善

證券市場是變化無窮的，只有依據客觀規律，制定完善制度才能保障市場健康運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樹立科學監管理念。監管理念主要包括：第一，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第二，確保公平、高效、透明；第三，降低系統風險；第四，樹立國際化意識。

(2)明確監管職能，提高監管水平。監管機構作為規則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其職能就是保障市場的公平、公開以及公正地對待所有市場參與者，體現了監管理念和目標。相應的權限，應當依據其職能而定，即僅能作為“裁判員”。并非事無巨細一概全攬，不能把“運動員”兼于一身，應減少證監會在監管中的行政干預色彩，增強其對上市企業以及證券市場的各參與者的監管手段和能力。尤其要注意的是，在監管過程中，要加強對行為和過程的監管，而不僅僅是對結果的監管，對監管者而言，行為本身比結果更值得關注。同時，改善監管手段，提高監管水平，努力實現手段的間接化、多樣化、市場化，減少政府對市場的操縱。此外，應當提倡監管行為的科學化、民主化，保證公正地權衡各方利益，保護投資者信心。(3)完善監管體系，充分發揮行業自律監管。隨著證券市場的成熟，政府主導和行業自律相結合的監管體系日益成為大多數國家選擇的主流。充分發揮兩者的優勢，避免各自的缺憾，對于完善監管體系是十分重要的。自律監管具體而言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加強自身監管機構的組織建設；第二，要盡快完善自律管理規則；第三，要理順證券交易所管理制度。

2．改善證券監管的外部環境，營造良好社會氛圍

(1)健全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建立良性的立法、司法環境。證券市場的發展，要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監管，這就要求首先要完善立法，去掉或者完善一些與現有政策和法規相矛盾的條文，法律是要不斷向前發展的，結合目前市場需求不斷完備證券監管的法律制度，盡快細化證券法的相關規則，出臺相關的法律條文，形成完善的證券法規體系。其次是要加強執法，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執法措施，再完善的法律條文也無用，因此我們不能忽視有法必依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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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證券市場自建立以來，在近20年間獲得了飛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據中國證監會2009年8月25日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7月底，我國股票投資者開戶數近1．33億戶，基金投資賬戶超過1．78億戶，而上市公司共有1628家，滬深股市總市值達23．57萬億元，流通市值11．67萬億元，市值位列全球第三位。證券市場作為我國資本市場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現我國市場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同時，由于監管、上市公司、中介機構等方面的原因，中國證券市場。這些問題的出現使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備受困擾，證券市場監管陷人困境之中。因此，完善我國證券市場監管法律制度，加強對證券市場的監管、維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一、我國證券市場監管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監管者存在的問題

1．證監會的作用問題

我國《證券法》第178條規定：“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依法對證券市場實行監督管理，維護證券市場秩序，保障其合法運行?！睆默F行體制看，證監會名義上是證券監督管理機關，證監會的監管范圍看似很大：無所不及、無所不能。從上市公司的審批、上市規模的大小、上市公司的家數、上市公司的價格、公司獨立董事培訓及認可標準，到證券中介機構準入、信息披露的方式及地方、信息披露之內容，以及證券交易所管理人員的任免等等，凡是與證券市場有關的事情無不是在其管制范圍內。而實際上，證監會只是國務院組成部門中的附屬機構，其監督管理的權力和效力無法充分發揮。

2．證券業協會自律性監管的獨立性問題

我國《證券法》第174條規定：“證券業協會是證券業的自律組織，是社會團體法人。證券公司應加入證券業協會。證券業協會的權力機構為全體會員組成的會員大會”。同時規定了證券業協會的職責，如擬定自律性管理制度、組織會員業務培訓和業務交流、處分違法違規會員及調解業內各種糾紛等等。這樣簡簡單單的四個條文，并未明確規定證券業協會的獨立的監管權力，致使這些規定不僅形同虛設，并且實施起來效果也不好。無論中國證券業協會還是地方證券業協會大都屬于官辦機構，帶有一定的行政色彩，機構負責人多是由政府機構負責人兼任，證券業協會的自律規章如一些管理規則、上市規則、處罰規則等等都是由證監會制定的，缺乏應有的獨立性，沒有實質的監督管理的權力，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律組織，通常被看作準政府機構。這與我國《證券法》的證券業的自律組織是通過其會員的自我約束、相互監督來補充證監會對證券市場的監督管理的初衷是相沖突的，從而表明我國《證券法》還沒有放手讓證券業協會進行自律監管，也不相信證券業協會能夠進行自律監管。在我國現行監管體制中，證券業協會的自律監管作用依然沒得到重視，證券市場自律管理缺乏應有的法律地位。

3．監管主體的自我監督約束問題

強調證券監管機構的獨立性，主要是考慮到證券市場的高風險、突發性、波及范圍廣等特點，而過于分散的監管權限往往會導致責任的相互推諉和監管效率的低下，最終使抵御風險的能力降低。而從辨證的角度分析，權力又必須受到約束，絕對的權力則意味著腐敗。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監管者也是經濟人，他們與被監管同樣需要自律性。監管機構希望加大自己的權力而減少自己的責任，監管機構的人員受到薪金、工作條件、聲譽權力以及行政工作之便利的影響，不管是制定規章還是執行監管，他們都有以公謀私的可能，甚至成為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工具，而偏離自身的職責和犧牲公眾的利益。從法學理論的角度分析，公共權力不是與生俱來的，它是從人民權利中分離出來，交由公共管理機構享有行使權，用來為人服務；同時由于它是由人民賦予的，因此要接受人民的監督；但權力則意味著潛在的腐敗，它的行使有可能偏離人民服務的目標，被掌權者當作謀取私利的工具。因此，在證券市場的監管活動中，由于監管權的存在，監管者有可能，做出損害投資者合法權益的行為，所以必須加強對監管主體的監督約束。

(二)被監管者存在的問題

1．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和治理機制的問題

由于我國上市公司上市前多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股權過分集中于國有股股東，存在“一股獨大”現象，這種國有股股權比例過高的情況導致政府不敢過于放手讓市場自主調節，而用行政權力過多地干預證券市場的運行，形成所謂的“政策市”。由此出現了“證券的發行制度演變為國有企業的融資制度，同時證券市場的每一次大的波動均與政府政策有關，我國證券市場的功能被強烈扭曲”的現象。證監會的監管活動也往往為各級政府部門所左右。總之，由于股權結構的不合理，使政府或出于政治大局考慮，而不敢放手，最終造成證監會對證券市場的監管出現問題。

2．證券市場中介機構的治理問題

同上市公司一樣，我國的證券市場中介機構的股權結構、治理機制等也有在著上述的問題。證券公司、投資公司、基金公司等證券市場的中介機構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雖然也成長起來，但在我國證券市場發展尚不成熟、法制尚待健全、相關發展經驗不足的境況下，這些機構的日常管理、規章制度、行為規范等也都存在很多缺陷。有些機構為了牟取私利，違背職業道德，為企業做假賬，提供虛假證明；有的甚至迎合上市公司的違法或無理要求，為其虛假包裝上市大開方便之門。目前很多上市公司與中介機構在上市、配股、資產重組、關聯交易等多個環節聯手勾結，出具虛假審計報告，或以能力有限為由對財務數據的真實性做出有傾向性錯誤的審計結論，誤導了投資者，擾亂證券市場的交易規則和秩序，對我國證券市場監督管理造成沖擊。

3．投資者的問題

我國證券市場的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離理性、成熟的要求還有極大的距離。這表現在他們缺乏有關投資的知識和經驗，缺乏正確判斷企業管理的好壞、企業盈利能力的高低、政府政策的效果的能力，在各種市場傳聞面前不知所措甚至盲信盲從，缺乏獨立思考和決策的能力。他們沒有樹立正確的風險觀念，在市場價格上漲時盲目樂觀，在市場價格下跌時又盲目悲觀，不斷的追漲殺跌，既加劇了市場的風險，又助長了大戶或證券公司操縱市場的行為，從而加大了我國證券市場的監督管理的難度。

(三)監管手段存在的問題

1．證券監管的法律手段存在的問題

我國證券法制建設從20世紀80年展至今，證券法律體系日漸完善已初步形成了以《證券法》、《公司法》為主，包括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自律規則四個層次的法律體系，尤其是《證券法》的頒布實施，使得我國證券法律制度的框架最終形成。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證券法律制度仍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首先，證券市場是由上市公司證券經營機構、投資者及其它市場參與者組成，通過證券交易所的有效組織，圍繞上市、發行、交易等環節運行。在這一系列環節中，與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規應當是應有俱有，但我國目前除《證券法》之外，與之相配套的相關法律如《證券交易法》、《證券信托法》、《證券信譽平價法》等幾乎空白。其次，一方面，由于我國不具備統一完整的證券法律體系，導致我國在面臨一些證券市場違法違規行為時無計可施；另一方面，我國現有的證券市場法律法規過于抽象，缺乏具體的操作措施，導致在監管中無法做到“有章可循”。再者，我國現行的證券法律制度中三大法律責任的配制嚴重失衡，過分強調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而忽視了民事責任，導致投資者的損失在事實上得不到補償。以2005年新修訂的《證券法》為例，該法規涉及法律責任的條款有48條，其中有42條直接規定了行政責任，而涉及民事責任的條款只有4條。

2．證券監管的行政手段存在的問題

在我國經濟發展的歷程中，計劃經濟體制的發展模式曾長久的站在我國經濟發展的舞臺上，這種政府干預為主的思想在經濟發展中已根深蒂固，監管者法律意識淡薄，最終導致政府不敢也不想過多放手于證券市場。因此在我國證券市場的監管中，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被弱化。

3．證券監管的經濟手段存在的問題

對于證券監管的經濟手段，無論是我國的法律規定還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均有體現，只不過這種經濟的監管手段過于偏重于懲罰措施的監督管理作用而忽視了經濟獎勵的監督管理作用。我國證券監管主要表現為懲罰經濟制裁，而對于三年保持較好的穩定發展成績的上市公司，卻忽視了用經濟獎勵手段鼓勵其守法守規行為。

二、完善我國證券市場監管法律制度

(一)監管者的法律完善

I．證監會地位的法律完善

我國《證券法》首先應重塑中國證監會的權威形象，用法律規定增強其獨立性，明確界定中國證監會獨立的監督管理權。政府應將維護證券市場發展的任務從證監會的工作目標中剝離出去，將證監會獨立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執法委員會。同時我國《證券法》應明確界定證監會在現行法律框架內實施監管權力的獨立范圍，并對地方政府對證監會的不合理的干預行為在法律上做出相應規制。這樣，一方面利于樹立中國證監會的法律權威，增強其監管的獨立性，另一方面也利于監管主體之間合理分工和協調，提高監管效率。

2．證券業自律組織監管權的法律完善

《證券法》對證券業自律組織的簡簡單單的幾條規定并未確立其在證券市場監管中的輔助地位，我國應學習英美等發達國家的監管體制，對證券業自律組織重視起來。應制定一部與《證券法》相配套的《證券業自律組織法》，其中明確界定證券業自律組織在證券市場中的監管權范圍，確定其輔助監管的地位以及獨立的監管權力；在法律上規定政府和證監會對證券業自律組織的有限干預，并嚴格規定干預的程序；在法律上完善證券業自律組織的各項人事任免、自律規則等，使其擺脫政府對其監管權的干預，提高證券業自律組織的管理水平，真正走上規范化發展的道路，以利于我國證券業市場自我調節作用的發揮以及與國際證券市場的接軌。

3．監管者自我監管的法律完善

對證券市場中的監管者必須加強監督約束：我國相關法律要嚴格規定監管的程序，使其法制化，要求監管者依法行政；通過法律法規，我們可以從正面角度利用監管者經濟人的一面，一方面改變我國證監會及其分支機構從事證券監管的管理者的終身雇傭制，建立監管機構同管理者的勞動用工解聘制度，采取懲罰和激勵機制，另一方面落實量化定額的激勵相容的考核制度；在法律上明確建立公開聽證制度的相關內容，使相關利益主體參與其中，對監管者形成約束，增加監管的透明度；還可以通過法律開辟非政府的證券監管機構對監管者業績的評價機制，來作為監管機構人事考核的重要依據。

(二)被監管者的法律完善

1．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完善

面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治理機制出現的問題，我們應當以完善上市公司的權力制衡為中心的法人治理結構為目標。一方面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上減少國有股的股份數額，改變國有股“一股獨大”的不合理的股權結構；另一方面制定和完善能夠使獨立董事發揮作用的法律環境，并在其內部建立一種控制權、指揮權與監督權的合理制衡的機制，把充分發揮董事會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的積極作用作為改革和完善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2．中介機構治理的法律完善

我國證券市場中的中介機構同上市公司一樣，在面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的歷史和國情時也有股權結構、治理機制的問題。除此之外，在其日常管理、規章制度、行為規范、經濟信用等方面也存在很多缺陷。我們應當以優化中介機構的股權結構、完善中介機構的法人治理結構為根本目標，一方面在法津上提高違法者成本，加大對違法違規的中介機構及相關人員的處罰力度：不僅要追究法人責任，還要追究直接責任人、相關責任人的經濟乃至刑事的責任。另一方面在法律上加大對中介機構的信用的管理規定，使中介機構建立起嚴格的信用擔保制度。

3．有關投資者投資的法律完善

我國相關法律應確立培育理性投資者的制度：首先在法律上確立問責機制，將培育理性投資的工作納入日常管理中，投資者投資出問題，誰應對此負責，法律應有明確答案。其次，實施長期的風險教育戰略，向投資者進行“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的思想灌輸。另外，還要建立股價波動與經濟波動的分析體系，引導投資者理性預期。投資者對未來經濟的預期是決定股價波動的重要因素，投資者應以過去的經濟信念為條件對未來經濟作出預期，從而確定自己的投資策略。

(三)監管手段的法律完善

1．證券監管法律法規體系的完善

我國證券監管的法律法規體系雖然已經日漸完善，形成了以《證券法》和《公司法》為中心的包括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自律規則四個層次的法律法規體系，但我國證券監管法律法規體系無論從總體上還是細節部分都存在諸多漏洞和不足。面對21世紀的法治世界，證券監管法律法規在對證券監管中的作用不言而語，我們仍需加強對證券監管法律法規體系的重視與完善。要加快出臺《證券法》的實施細則，以便細化法律條款，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并填補一些《證券法》無法監管的空白；制定與《證券法》相配套的監管證券的上市、發行、交易等環節的相關法律法規，如《證券交易法》、《證券信托法》、《證券信譽評價法》等等；進一步完善法律責任制度，使其在我國證券市場中發揮基礎作用，彌補投資者所遭受的損害，保護投資者利益。

2．證券監管行政手段的法律完善

政府對證券市場的過度干預，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原理是相違背的，不利于證券市場的健康、快速發展。因此要完善我國證券市場的監管手段，正確處理好證券監管同市場機制的關系，深化市場經濟的觀念，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涉。盡量以市場化的監管方式和經濟、法律手段代替過去的政府指令和政策干預，在法律上明確界定行政干預的范圍和程序等內容，使政府嚴格依法監管，并從法律上體現證券監管從“官本位”向“市場本位”轉化的思想。

3．證券監管其他手段的法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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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影響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司法監督的因素是多重的，歸納起來主要源于“四不”：

監督主體不主動。主要是監督意識差，這是一個普遍存在并帶有共性的問題。有的存在“無位、無為”思想，對于司法監督，盡量能不監督的就不去監督，即使進行監督，也只是實施一般性、常規性、淺表性的監督；有的重和氣，講支持，認為在實施“十二五”規劃過程中所涉及到的司法監督問題都是一些實質性的矛盾，怕影響各方面的關系，怕超越法定職權，怕出現負面效應；有的監督力量薄弱，監督者本身就缺乏法律專業知識，缺少監督必備的法律素質，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司法監督的深入開展和有效實施，出現了不想監督、不愿監督、不善監督的現象。

監督程序不直接。一是監督信息不暢通。目前通行的監督方式是采取聽取工作報告和執法檢查等這些常規的、宏觀的監督方式，而這些信息多數源自司法機關本身，具有一定的間接性和籠統性，缺乏應有的真實性與客觀性。二是受任人員不了解。人大常委會對任免的官員實際約束力不強，影響力不大，任免與監察結合不夠，對司法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由誰調查、怎樣啟動調查、調查結果向誰負責不明確，不能實現有效的控制。三是監督手段不直接。根據人大監督權的法律評判，從法律層面上講，人大監督權側重于對監督對象起威懾、督促、指導作用，主要是通過評價性、批評性、督促性、通告性的間接手段來達到監督目的，不直接去糾正、處理違法行為，不直接去對司法機關的審判結果作出任何處理，而只能監督司法機關自己啟動內部的監督制約機制，督促其依法予以糾正。

監督依據不充分。從工作實踐看，《監督法》雖然規范了各種監督形式的大致程序，但是還比較原則，對監督的內容、范圍、程序、處置措施、監督機構、監督的權限及其承擔的法律后果等，規定的不明確、不具體，有的還沒有規定。尤其是對剛性監督的規定過于原則籠統，操作起來比較困難，在具體工作中，很難把握好參與不干預、監督不越權、支持不失職的監督原則。

監督手段不豐富。目前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司法機關的監督僅限于在人代會上、常委會上聽取工作報告，然后進行審議，或就某一方面的工作進行簡單的聽、審、議、決。監督內容單一，監督形式也比較單一。另外，各種監督手段之間缺乏程序上的連續性和銜接性。

對策

為全面實施“十二五”規劃，進一步增強司法監督工作實效，必須不斷研究和破解工作中的難題。為此，特提出如下對策和構想。

1、突出重點，努力提高司法監督的針對性。在分析和確定監督議題時，要突出三個重點：一是突出執法工作中的熱點和難點問題，緊緊抓住人民群眾關心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實施監督，與群眾的愿望合心；二是突出中心，圍繞大局，把與黨的中心工作緊密相聯的執法工作作為監督重點，與黨委的思路合拍；三是突出發展中的重點，將事關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司法和行政問題，作為監督重點，與政府的工作合力。同時，要把握好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要從總量上控制。要從實際出發，適度、適地、適時，集中力量，精心組織，務求實效。二是要改進執法檢查方式。在完善普遍運用的檢查方式的基礎上，實行聽取匯報與走訪座談相結合，重在走訪座談；普遍檢查與重點抽查相結合，重在抽查；明察與暗訪相結合，重在暗訪。三是要以專題調研為載體，選準司法監督的切入點，圍繞“十二五”規劃科學選擇司法監督調研題目，調研內容要緊扣工作重點，破解工作難點，突出工作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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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宣傳與輿論監督的有機結合，才能客觀、全面地反映社會，積極、正確地引導社會，使新聞宣傳為促進社會進步和發展發揮更好的作用。把正面宣傳同輿論監督對立起來，認為輿論監督會影響正面宣傳，這是錯誤的。一切事物都在變化，在一定條件下，壞事可以變成好事。一些落后的、錯誤的東西，通過新聞媒體曝光、批評、引導而變為先進的、正面的事例已不鮮見。這充分說明，輿論監督與正面宣傳同樣具有積極引導的作用。有位資深的新聞工作者把新聞宣傳的正面宣傳和輿論監督比做越野汽車的“前加力”和“后加力”，是非常形象和切合實際的。因此，我們要辯證地認識和處理正面宣傳和輿論監督的相互關系，既要堅定不移地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又要理直氣壯地抓好輿論監督。

二、堅持實事求是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是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哲學基礎。輿論監督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確保其真實性。在當前改革開放、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形勢下，整體和個人各方面的利益正在進行大調整和再分配，各種矛盾錯綜復雜，新情況、新問題大量出現，這就更需要我們的新聞工作者切實轉變工作作風，深入群眾，深入實際，深入基層，采訪上下左右、方方面面有著相互聯系的人和事，真正掌握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一線的第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分析研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找出問題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抓準事物的本質。把采訪的過程變成對問題的認識不斷提高的過程，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從而采寫出不僅內容真實而且用語準確、提法恰當的稿子。為確保輿論監督的絕對真實，對批評性的稿件應慎之又慎，必要時稿子寫好后不妨征求一下被批評者的意見。只要把工作做細了，把稿子寫實了，我們的輿論監督就能經得起檢驗，發揮積極作用。

三、抓住主要矛盾

社會生活紛繁復雜，如果事無巨細，都去反映，那就顯得雜亂無章。新聞的生命是真實，但并非真實的東西都可以成為新聞。現在，有的新聞媒體以“獵奇心理”去搞輿論監督，結果帶來一些負面影響。這里，有必要探索輿論監督監督什么的問題。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熱點問題不時的出現。所謂熱點問題，就是在一個時期內人們普遍關注的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一些重大問題，有些也是黨委、政府的工作重點。熱點問題有全國性的也有地區性的。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個時期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集中表現，問題不解決就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在這種情況下，新聞媒體就要敢于觸及熱點問題。實踐證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抓住事關大局的問題實行輿論監督，就能夠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們強調輿論監督要抓大事，并非是對所有的小事不管不問。如對“米袋子”、“菜籃子”等與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這些看似小事，實際上關乎著大局，我們也必須熱情關注，幫助解決。但是，如果不從大局出發，不抓西瓜抓芝麻，光就雞毛蒜皮問題進行輿論監督，那么，對出現或發現的問題就會堵不勝堵，似乎發稿不少，就是不解決多大問題。因此，我們在實行輿論監督的過程中，一定要對遇到的錯綜復雜的問題認真進行分析，千方百計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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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掌握適度原則

唯物辯證法認為，“度”是一事物保持自己的質的數量限度、幅度、范圍，是質與量的統一。古人所說的“過猶不及”，講的也是這個道理。輿論監督必須掌握適度原則，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首先，要適宜。輿論監督不同于正面宣傳，在具體內容上，輿論監督批評性報道較多，讀者對批評報道非常敏感。當今社會問題很復雜，什么問題應該監督，什么問題不應該監督；什么問題該批評，什么問題不該批評，我們必須有所選擇。同時，在報道形式上也應當有所選擇，不一定只是批評、曝光，也可以采取群眾參與、專家訪談、平等討論、自我教育等報道形式，適宜哪種方式就用哪種方式。總之，要做到既有創新又不過度。其次，要適量。輿論監督報道數量一定要適當。可是，有些記者卻不是這樣，抓起輿論監督方面的報道來，總覺得多多益善，想過把癮，這是不符合唯物辯證法的。我們應當懂得物極必反、過猶不及這個道理。輿論監督也是如此，量太少了無濟于事，過多過濫了也會適得其反。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掌握好輿論監督報道的密度，哪些該連篇累牘，哪些應點到為止；哪些該公開播發，哪些該用內參反映，要周密策劃，不能盲目從事。其三，要適時。輿論監督的效果與報道展開的時機緊密相關。輿論監督方面的報道同其他新聞一樣，應當講究時效性。但是，輿論監督方面的報道的時效性主要體現在對切入問題的時機把握上，而并非都是當日新聞。因為在矛盾正處在激化狀態、是非還不清楚的時候，你就馬上進行報道，這樣不但不能促使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因介入過早給解決問題帶來麻煩；相反，如果群眾對問題關注的熱情和輿論高峰已經過去了，我們才遲遲進行報道，那么監督效果也就會大大減弱。據了解，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的專題報道，有的觀察準備時間長達半年后才在適當時機播出，從而取得了最佳效果。因此，對輿論監督方面的報道的播發，一定要審時度勢，掌握火候，捕捉良機。從這一點上說，時機就是效果。其四，要合法。新聞媒體在監督社會的同時，也在接受社會監督。從已發生過的新聞官司看，有的新聞媒體及其記者之所以敗訴，除報道內容失實外，不少報道是因為不符合國家法律法規或者違犯國家法律法規所造成的。法度是輿論監督需要認真把握的極為重要的度。因此，每個新聞工作者必須增強法治觀念，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實行輿論監督。這樣，就會有效地防止新聞糾紛的出現。

五、分析因果關系

唯物辯證法認為，事出有因，但因果關系既有普遍性，又有多樣性。存在著一因多果、同因異果，一果多因、同果異因，多因多果這樣復雜的因果鏈條。對此，我們切不可簡單化。輿論監督要想真正發揮作用，必須用心去分析事物的因果關系。

在輿論監督中，既要報道問題的現狀和處理的效果，又要分析其出現的原因，這樣才能從源頭上防止此類事件的發生。在對復雜的事物進行監督中，更要注意分析其多方面的原因，主觀的、客觀的，內部的、外部的，直接的、間接的，等等。只有把問題產生的原因分析深分析透，輿論監督才能真正以理服人，產生較強的震撼力，促使事物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發展，取得更好的監督效果。

六、注重社會效果

篇（5）

一、問題的提出

金融危機襲來，企業高管的天價薪酬和變味薪酬等“問題薪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輿論嘩然，社會公眾憤憤不平。高盛集團和花旗集團等華爾街投行巨頭在危機之中依然我行我素，高薪重獎，惹來眾怒，被奧巴馬總統怒斥為“可恥”[1]。在我國，企業高管的高薪豐酬同樣被推上輿論的浪尖。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高管亦官亦商的雙重角色，引發出了中國特色的國企高管“高薪謎團”。上市公司作為企業群體的佼佼者，高管薪酬“”，而企業并未相應地做大做強，不少企業利潤一降再降，薪酬漲了再漲，越虧薪水漲得越快，即使業績下滑甚至嚴重虧損，高管照樣領取豐厚的薪酬。這種現象令人痛心，從而讓人們產生了高管薪酬是否物有所值的“薪酬之迷”。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掌門人馬明哲2007年度6616．1萬元天價薪酬飽受各界質疑和輿論詬病后，2009年初高管們共克時艱之舉更出人意料，相繼有448位掌門人放棄2008年度薪酬，這種“零薪酬”甚至讓人覺得更可怕[2]，高管薪酬的隨意性更是讓人產生“薪酬之惑”。

面對鋪天蓋地的質疑，高管們也是“滿腹委屈”，振振有詞地回應道：薪酬又不是自己定的，是董事會定的，董事會的薪酬委員會是以獨立董事為主導的呀[3]。言外之意，獨立董事是值得信賴的，董事會的高管薪酬決策是值得信賴的。面對形形的“問題薪酬”，我們不禁要追問：獨立董事真的客觀獨立嗎？董事會的高管薪酬決策值得完全信賴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董事需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而他們慷公司之慨，拱手奉上“問題薪酬”，顯然與公司利益背道而馳，理應對其問責。奇怪的是，一旦爆出高管的“問題薪酬”，矛頭均指向支薪高管，習慣性地斥責高管，似乎與作為薪酬決策者的董事們無關，這顯然是本末倒置了。如果董事們“跟著感覺走”，習慣性地將腦袋借給高管，“問題薪酬”必將泛濫成災，進而危及公司治理大廈之根基。為何炮制“問題薪酬”的董事往往安然無恙，糟糕一點的也不過有驚無險而已呢？這說明，針對高管薪酬決策的董事問責路徑和相應的司法審查標準，即使不是錯誤的，至少也是不完善的。那么，以何種標準審查“問題薪酬”才能對癥下藥呢？采用何種審查標準，才能遏制董事們“跟著感覺走”呢？要回答這些問題，首當其沖的就是要解析“問題薪酬”的形成機理，為探索其問責路徑和相應的司法審查標準提供鋪墊。

二、“董董相護”與高管的“問題薪酬”

董事們為何心甘情愿地將腦袋借給高管，習慣性地接受其薪酬要求呢？下文將運用尋租理論解說高管權力如何影響高管薪酬，進而變相自定薪酬。在此基礎上，運用社會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理論解析“董董相護”的心理學機理。

（一）高管變相自定薪酬的尋租理論解說

高管應盡可能避免自我交易，以免“腳踏兩只船”，高管薪酬則是不可避免的自我交易。全球公司治理改革浪潮的重要成果，就是在董事會層面構建了高管薪酬的利益沖突隔離機制，由獨立董事主導的薪酬委員會審核高管薪酬。如果說獨立董事真的客觀獨立，董事會的高管薪酬決策值得完全信賴，也就沒有“問題薪酬”的生存空間了。然而，現實卻是“問題薪酬”比比皆是。原因何在？在高管權力面前，前述利益沖突隔離機制似乎不堪一擊，輕而易舉就被自我擊退，高管變相自定薪酬大行其道。這樣，從大門趕走了高管自定薪酬之“前狼”，高管變相自定薪酬之“后虎”又從窗戶跳了進來，難怪不管企業業績如何，高管薪酬都是一路攀升，甚至逆水而上，無功受祿。薪酬激勵本來旨在降低成本，鼓勵高管將企業做大做強，而薪酬與業績基本不相關，憑直覺就能感覺得到高管權力的影響了。其實，這種感覺是完全有道理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尋租理論令人信服地解說了高管權力是如何扭曲薪酬的。

長期以來，以墨菲和詹森為代表的最優契約理論系解釋高管薪酬合理性的主流理論，而面對俯拾皆是的“問題薪酬”，就明顯有些蒼白無力了。哈佛大學伯切克和弗里德則另辟蹊徑，提出了尋租理論（rentextracting），清晰客觀地但又最終振聾發聵地分析出，企業高管尋租致使其薪酬畸高。該理論的提出猶如石破天驚，引發了雙方激烈的交鋒和論戰，最終最優契約理論也承認高管權力起了作用，尋租理論得到了認同，但它并不取代最優契約理論，而是彌補了最優契約理論的不足，解說了最優契約理論無法解釋的部分，即高管會以權謀薪[4]。對于高管“問題薪酬”，尋租理論的解釋可謂一針見血，顯然更具有穿透力，也與現實更加吻合。何以見得呢？

其一，高管與職工愈來愈大的收入鴻溝就是高管權力尋租的一個有力注腳。高管薪酬增長大幅度跑贏企業業績，有的甚至與業績呈反向運動。企業業績乃是團隊生產的結果，若蛋糕并未做大或者做大程度與高管薪酬增長失衡，高管薪酬不斷攀升，這種薪酬與其說是價值創造，毋寧說是財富轉移，是對包括職工在內的利益相關者的剝奪。高管與職工收入越來越大，企業規模愈大，這種差距也就越大，這個收入鴻溝就是權力尋租的有力證據。2003年，央企實施年薪制后，高管名義薪酬就達到職工工資的13．5倍。隨著高管收入，這種差距在持續拉大。上市公司更是如此，2004年針對滬市上市公司的一項問卷調查研究表明，高管與員工的收入差距有了明顯的、帶有根本性的改變[5]，高管與員工收入差距10－15倍的增長最快，增長了433%，而15倍以上的也增長了125%。鑒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3年左右就翻番，這一差距還在日趨擴大。

其二，高管權力大小與萃取租金的方式息息相關。有關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發現，企業業績、企業規模和公司控制強度三類影響因素對高管薪酬水平的總體解釋率分別為8．9%和30．66%。也就是說，公司控制強度的解釋力大于企業業績和企業規模因素，高管權力對薪酬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對高管薪酬與盈余管理、高管控制權的相關性研究，這一點得到進一步的印證。一般說來，高管薪酬與盈余管理正相關，而引入高管控制權之后就大不相同了。若總經理來自控股股東單位或兼任董事長，高管控制權的增加提高了高管薪酬水平，卻降低了高管薪酬誘發盈余管理的程度。也就是說，當高管權力增大時，公司激勵約束機制失效，高管尋租空間增大，也相對降低了高管薪酬誘發盈余管理的程度。反之，當高管權力變小時，相對增加了高管薪酬誘發盈余管理的程度[6]。易言之，一旦高管權力增大，他們就可能從薪酬游戲規則遵守者轉變為游戲規則制定者，薪酬制定過程就變成高管萃取租金的過程。

由此觀之，即使有獨立董事主導的薪酬委員會，高管仍可以權謀薪，通過操縱激勵標準、激勵工具、萃取隱性薪酬等方式，變相自定薪酬，萃取租金，而且權力愈大，萃取租金的空間也愈大。董事們為何輕而易舉就將腦袋借給高管呢？這涉及到下面的“董董相護”，正是它造就了高管變相自定薪酬。

（二）“董董相護”的心理學機理解析

為何一旦遇到高管薪酬，董事就認人、認情、認面子？為何獨立董事對高管薪酬也未必真正獨立和客觀呢？傳統民商法和主流經濟學理性“經濟人”分析框架的視野局限于董事決策的理性（思維）回路，根本就不考慮情感回路，“尊重情感、倫理等在其他法律場域中可能要被考慮的多維目標，在公司法中無需顧及”[7]，使得情感回路在公司法上根本沒有立足之地，也無法解釋這種異?，F象。其實，行為經濟學、神經經濟學、行為金融學和社會心理學等理論，已經對人的非理開展了系統的研究，發表了更為貼近現實的研究成果，以至于經濟學家感慨“今日的經濟學……已經是理性決策和非理性決策兩大理論共分天下”[8]。公司法研究沒有理由繼續故步自封，本文擬借用這些新興邊緣學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工具揭開“董董相護”的“黑匣子”。

1．“董董相護”的社會心理學解釋

社會心理學側重于觀察和分析個人在社會情境中的感情、思想和行為，不僅有理性回路，也有情感回路。其所關注的人并非冷冰冰的理性“經濟人”，而是有血有肉的“社會人”（現實人）。它強調情境對行為的影響，會聚焦于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自動的、無意識的行為，那些普遍性的、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可能先天性地存在于我們基因的習慣和思維方式。董事可能基于互惠和群體思維，無意識地偏袒作為同僚的高管，即“董董相護”，現解說如下：

第一，董事互惠人情和面子在情理社會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認人、認情、認面子蔚然成風，公事常常需要私辦，人們常常用不同的方式來對待和自己關系不同的人[9]，因而“關系”被譽為社會資本。董事自不例外，也會相互送人情。這是因為，董事和高管都具有相似的社會地位[10]。我國上市公司董事主要來自其它公司的董事和高管[11]，還有專家學者等社會名流[12]。他們都是社會精英，不僅有共同語言，而且還因為交叉任職和頻繁的互動交往，形成了“兄弟”或“姐妹”關系。交叉任職使得他們可以跳出本公司的小圈子，與同行分享共同的經歷和經營管理的“酸甜苦辣”。這也比在本公司少了許多顧忌，可以更為坦誠，有的甚至會相見恨晚，進而成為“鐵哥”或“鐵姐”。一份人情，意味著一份義氣。既然是“兄弟”，無論是無利害關系的董事審議董事的自我交易，還是獨立董事審議董事和高管的薪酬，自然會相互支持了。這可能是出于認同，也可能是相互理解、相互包涵，高抬貴手，有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罢l不會遇到點難事”，“誰都有難處”，“誰都會有人在屋檐下的時候”等等，這種感情因素一旦滲透到選擇和判斷之中，自然會網開一面[13]。何況，抬高高管的薪酬水平，對自己也是有益無害呀。

第二，董事群體思維董事會集體決策機制，意在集中集體智慧，群策群力，提高決策質量，促進公司價值最大化。但是，集體決策的動態交互過程很可能產生群體思維這樣的非理[14]。社會心理學的實驗研究發現，高水平的群體凝聚力（groupcohesion）將會導致群體決策失誤，如與命令式的領導等因素交互作用，更容易引起群體思維；與任務導向凝聚力相比，基于人際吸引的社會情感凝聚力更多地損害決策的質量。董事會系具有高度社會情感凝聚力的群體，決策質量就深受群體思維的危害。這是因為，董事遴選和評價均以合作精神而論，董事會自然傾向于一團和氣。董事還具有從眾（conformity）的動機。當群體成員對群體身份有著很高的評價時，群體成員一般都愿意繼續維持群體身份，從而具有使其行為與群體保持一致的激勵和動力。群體身份越有價值，群體成員的從眾傾向也越強[15]。董事就是這種名利雙收的身份，他們自然會倍加珍惜。為了維持董事職位，他們往往盡量與群體保持一致。為了贏得認同，董事往往遇到矛盾繞道走，發表意見“順桿爬”，隨聲附和。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高管“問題薪酬”往往輕而易舉地獲得董事會的一致通過。

2．“董董相護”的行為經濟學解釋

董事決策以認知為基礎，認知又是大腦的機能。行為經濟學的突飛猛進，為我們從生物本能的層面更深刻地剖析“董董相護”這種非理提供了契機。其實，董事互惠和董事群體思維的產生，均可從認知偏差和大腦工作流程方面得到解釋。

第一，單純接觸效應（mereexposureeffect）可以從生物本能層面解釋董事互惠。神經經濟學家發現，人有家庭偏見，即使是專業人士也具有無法逃脫的戀家情節，因為面對熟悉的事務，讓人感覺愉快，帶來滿足。而這并不需要長時間的接觸，非常短暫的接觸即可產生這樣的熟悉感、親切感。這就是歷經千百萬年錘煉出來的高速運轉的反射系統的玄妙之處，大腦耳內側1英寸深處就是負責情感記憶的海馬體，這些神經元在識別不同環境特征方面具有不可思議的能力，而且細致入微，隨用隨到，因而又稱為位置細胞。其準確度驚人，無需借助任何意識性思維，它可以幫助我們在黑暗中找到蠟燭[16]。凡是走過、看過甚至想象到的特定事務，只要再次出現，該細胞就會被激活，從而產生熟悉感和親切感。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公司選擇的獨立董事往往是與公司負責人有一定聯系的熟人，哪怕是會議或者論壇上有一面之交的人，而非陌生人。一旦當選，盡管獨立董事是兼職性的，也很少在公司拋頭露面，但是從當選那一刻開始，他就成了董事會的“自己人”。難怪我們常常會聽到他們就職感言有“榮幸成為XXX公司人”等論調。此后，通過共同參與董事會決策、出席股東大會以及各種社交活動，獨立董事與執行董事和高管進一步變成兄弟、姐妹，甚至“鐵哥”、“鐵姐”。既然熟悉讓人感覺愉快，而人在心情極度愉快時，可能會承擔通常狀況下會回避的財務風險[16]44。難怪獨立董事審核高管的薪酬時，那么慷慨大方。

第二，框定效應（framing）則可以解釋為何董事們總是被高管牽著鼻子走，習慣性地接受高管薪酬方案。前景理論認為，問題以何種方式呈現在決策者面前，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對風險的態度[17]。這就是框定效應，亦稱定式思維，這一神奇力量可能誘導人做出荒誕不經的決策。例如，股份一分為二，分拆之后每股價值相當于原來的一半，基本面沒有任何變化，但這還是能夠讓投資者產生追加投資的錯覺。2004年，雅虎宣布對其股份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拆后，次日股價上漲16%[16]159。難怪董事們往往輕而易舉地被高管框定。這是因為，董事會決策的方案和依據往往來自公司管理層、公司有關部門甚至外部專家或顧問，這些方案呈現有關決策事項的方式以及參照點（referencepoint）的選擇，會直接影響到董事會的判斷和選擇。人們依據參照點來判斷收益和損失，不同的參照點會影響人的判斷和選擇。自然，參照點的選擇掌握在制定方案的管理層手中，他們有意識地選擇符合其需要的參照點，即可輕而易舉地誘使董事會通過有關方案。制定與高管利益悠關的薪酬方案時，高管就有刻意選擇這種參照點的激勵。聯想集團2005－2006年度的董事和高管薪酬能夠順利獲得董事會批準，就是明證。其董事總酬金一年內激增12．8倍，達到1．75億港元，董事長楊元慶年薪更是高達2175萬港元，同比增長4倍多，而同期公司盈利才不過500萬美元，僅僅相當于董事薪酬的1/4。如果以業績論薪酬，以業績為參照點，恐怕很難在董事會過關。但是，他們選擇了薪酬國際化這樣一個參照點，就截然不同了。公司股權、業務和人員都國際化，高管薪酬國際化似乎順理成章。何況，董事長楊元慶的薪酬又遠遠落后于其直接競爭對手戴爾的CEO凱文?羅林斯和聯想公司CEO阿梅里奧尼[18]。這樣，聯想高管均如愿以償，美夢成真。

由此看來，一旦面對高管薪酬，董事就可能基于互惠和群體思維等情景，以及單純接觸效應和框定效應下的生物本能，無意識地偏袒高管，“董董相護”，高管尋租輕而易舉，“問題薪酬”泛濫成災。

三、“董董相護”的問責路徑

董事無意識地將其與高管的友情、交情等置于公司利益之上，“董董相護”，高管變相自定薪酬，享受高薪豐酬。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曾將高管薪酬的失控性增長和薪酬攀比斥責為傳染性貪婪。顯然，“董董相護”與公司利益背道而馳，自應對其問責。問題是，基于理性回路的董事問責路徑合適嗎？如果不適合，何種問責路徑才能對癥下藥呢？

（一）注意問責路徑：司法對高管“問題薪酬”的放縱

現行《公司法》根本就沒用考慮董事決策的情感回路，董事問責規范完全是基于理性回路。該回路要求董事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且不得徇私。與其相應的問責路徑就是忠實和注意路徑，忠實路徑涵攝的是董事徇私，注意路徑則涵攝董事未盡到合理注意?！岸嘧o”顯然不屬于忠實路徑的涵攝對象，這是因為忠實路徑針對的是董事自我交易，而“董董相護”則是董事徇情決策，并不涉及董事自我交易，不在自我交易之列。董事與高管之間的友情和交情本身并不是問題，就高管薪酬決策而言，根本不可能因此構成董事自我交易。董事與高管互惠雖有一種交易的味道，但其“交易”的是董事與高管的人情和面子，而非轉移資源或者義務意義上的交易?！敖灰住辈⒎嵌伦晕医灰字敖灰住币玻瑢⑷饲榻粨Q關系等同于一般的市場交易也是不妥的。究其原因，人情固然有利益交換的含義，但這里的“回報”卻是另一個更為重要而根本的方面。情義無價嘛，這其中的價值難以確定。價值計算是理智性的，而回報恩惠是情感性的，也就是非理性的。何況，多數人情投資并非純粹的相互利用，期望立馬回報，而是“目標培養”式的，可能很長時間后才起作用[13]?？梢姡箩咔闆Q策，“董董相護”，不在忠實路徑的涵攝范圍，也不應將其納入該路徑。

至于理性回路下的注意路徑，雖與忠實路徑平起平坐，但向來默默無聞，以至于有學者咄咄逼人地質問其是否真的還存在[19]。它要求董事盡到合理注意，盡管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表述不盡一致，要求董事盡到普通謹慎之人的注意，則是共同的。顯然，這種合理注意針對的是人的思維系統的決策，而“董董相護”則是情感回路的產物，體現為“跟著感覺走”，無意識而為之，故也不在注意路徑涵攝之列。這就說明，作為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護”，理性回路下的忠實和注意路徑均對其鞭長莫及，無能為力。然而，針對高管“問題薪酬”的董事問責并非無人問津，而是被納入了注意問責路徑。究其原因，傳統公司法對董事決策的情感回路向來視而不見，因而將董事“跟著感覺走”、徇情決策與思維系統的未盡到合理注意混為一談，用同一尺度予以衡量。結果怎樣呢？被問責的董事鳳毛麟角，檢索這種案例猶如大海撈針[19]，與俯拾皆是的高管“問題薪酬”形成了鮮明對照。在引起舉世關注的迪斯尼天價遣散費案中（注釋1：907A．2d693（Del．Ch．2005）；終審判決為906A．2d。），歐維茲僅為迪斯尼工作14個月，公司解除合同時卻不得不向他支付1．4億美元的無過失遣散費。對此，股東們義憤填膺，提起了針對董事問責的股東代表訴訟。該案一波三折，歷時近10年，最終所有董事均化險為夷，有驚無險，無需承擔個人責任。不難看出，以注意路徑問責董事的這種徇情決策，與其說是強化了董事問責，毋寧說是過度尊重董事的高管薪酬決策，放縱高管“問題薪酬”。何以見得呢？其一，出于尊重董事經營決策這一公共政策的需要，注意路徑的司法審查標準采用的是商事判斷規則（businessjudgmentrule），與合理注意之行為標準相分離，也是明智的選擇。于是，注意問責路徑就以決策程序為重心，即使實體決策不合理，只要例行公事地履行了必要的決策程序，這種經營決策就會受到商事判斷規則的保護。然而，程序公正并不能保證實體公正，程序公正之名，可能掩飾高管的“問題薪酬”之實。安然和雷曼公司等“巨人”曾經被譽為公司治理之典范，其轟然倒塌的慘痛教訓，足以說明以程序公正掩飾實體不公的巨大危害。其二，雖說高管薪酬決策的實體內容并非受到絕對保護，只要能夠證明其薪酬過高，構成浪費，也會對董事問責。但是，要證明達到浪費的標準，往往難如登天。這是因為，不僅浪費標準很高，而且十分模糊，難以把握。法院也很少會自討苦吃，啟動該規則，故究問高管薪酬實體合理性的浪費規則基本上只是一個擺設。

不難看出，理性回路下的忠實和注意路徑均不能涵攝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護”，人為將其納入注意路徑，實則是在放縱高管的“問題薪酬”，縱容董事們“跟著感覺走”。要對癥下藥，就得另辟蹊徑，為其尋求更具針對性的問責路徑。

（二）應采用誠信問責路徑

法律的終極目標是社會福利[20]，如何終結對“問題薪酬”的放縱呢？何以有效地將“董董相護”納入問責視野呢？在董事問責的司法實踐中興起的誠信路徑，為此提供了契機。盡管誠信義務久已有之，依據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和《公司法》第5條，董事自應誠信行事。即使在誠信概念發展相對緩慢的英美法，公司法上亦有大量的誠信規范，惟受該概念的模糊性和主觀誠信的誤導[21]，誠信規范向來被虛置，毫無用武之地。直到1990年代，誠信實現了創造性轉化，在董事問責的司法實踐中大顯身手?！鞍踩弧笔录汀笆澜缤ㄐ拧笔录詠?，董事問責的社會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誠信規范日益受到追捧，誠信路徑也日趨與忠實和注意路徑平起平坐，（注釋2：1993年，CedeII案開辟了董事信義義務“三元”（triad）劃分之先河，將誠信義務與忠實和注意義務并列，后來特拉華州法院許多案例步其后塵，如Cede＆Co．v．Technicolor，634A．2d345，361（Del．1993）；Cinerama，Inc．v．Technicolor，Inc．，663A．2d1156（Del．1995）；Malonev．Brincat，722A．2d5，10（Del．1998）；EmeraldPartnersv．Berlin，787A．2d85（Del．2001）。）而將“董董相護”的問責納入誠信路徑也是完全可行的。理由如下：

首先，完全可以將“董董相護”納入誠信路徑的涵攝對象。雖說誠信概念頗為模糊，但并非只是一個排除者，而是有著積極含義。隨著客觀誠信日益深入人心，誠信越來越多地起到行為標準的作用。其基本要求是，董事應誠實，忠于職守，不得違反公認的從商規則，不得違反公認的公司基本規范?！岸嘧o”，董事徇情決策，顯然與這些基本要求格格不入。實踐中，誠信路徑通常涵攝董事故意讓公司違法、不坦誠相告、和嚴重失職等情形[22]，而則可以涵蓋“董董相護”。何以見得呢？有多種表現形式，如目的不適當、考慮不相關因素、不考慮相關因素、操縱程序、顯失公平等等。董事徇情決策，將其與高管的交情、友情等因素至于公司利益之上，就嚴重背離了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而行使公司權力這一目的，無疑是目的不適當。具體說來，為了照顧與“鐵哥”、“鐵姐”的交情、友情，董事操縱董事會決策程序，或者考慮不相關因素，或者不考慮相關因素，“跟著感覺走”，對“問題薪酬”視而不見，這顯然就是?？梢姡\信概念包容性極強，完全可以涵攝“董董相護”。其實，司法上已有頗為成熟的經驗可資借鑒，自由裁量的司法審查早就將目的不適當、考慮不相關因素和不考慮相關因素，作為是否評判的標準，而考慮不相關因素和明顯的道德不良又被視為不誠信之舉[23]。雖說董事行使的是公司權力，行政機關行使的是行政權力，但是行使“權力”這一點是共同的，故將其納入誠信路徑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其次，有助于確立合適的司法審查標準。如前所述，為避免董事自我交易，忠實路徑的司法審查標準最為嚴格，采用的是完全公平標準；而注意路徑則采用商事判斷規則，又最為寬松，以體現尊重董事經營決策之公共政策。對于“董董相護”而言，完全公平標準過于苛刻，而商事判斷規則又尊重過度了，均不合適。誠信路徑則是涵攝介于忠實與注意之間的中間地帶，不僅可以將董事徇情決策與徇私決策予以區別對待，避免生搬硬套，將針對董事徇私決策的完全公平標準適用于董事徇情決策，而且可以將其與一般經營決策予以區別對待，以免過于尊重，放縱以程序公正的名義掩飾“董董相護”。

最后，有助于克服司法懷疑主義，強化問責“董董相護”的有效性。以理性回路來審視“董董相護”，法院也飽受司法懷疑主義的困擾。如前述“迪斯尼天價遣散費案”經過長達37天的審理發現，董事長兼CEO艾斯納不僅與歐維茲兩人有著25年的老交情，兩個家庭也結下了深厚友情和交情，而且艾斯納還與多名董事有私交甚至有間接利益關系：一名董事兼任高管；一名董事是慈善機構的負責人，而艾斯納每年向該機構捐贈100萬美元；一名董事為小學校長，而艾斯納的子女曾在該校就讀；一名董事拿了5萬美元咨詢費，且為迪斯尼公司的律師事務所工作[24]。很明顯，艾斯納很可能“跟著感覺走”，無意識地照顧老朋友，并操縱董事會對歐維茲的薪酬安排。但是，法院對此不予理睬，反倒要求原告證明這種交情和友情對董事會決策的實際影響。這無疑是強人所難，實則是放縱“董董相護”。究其原因，“董董相護”，董事徇情決策中，“徇情”屬于主觀動機，是一種主觀心理狀態，而“行為人主觀狀態除其本人外，事實上難以掌握”[25]。就心理科學的長遠發展而言，心理實驗可以為樣本人群的心理反應提供證據，使裁判更為合理。但是，就目前科學技術而言，無論是民法上過失的認定，刑法上犯罪目的或動機的認定，在“方法上只有借助外界存在的事實或證據推敲之”[25]。也就是說，由司法人員根據客觀事實進行認定或推論。確立誠信路徑，將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護”予以區別對待，就可以克服這種司法懷疑主義。就像忠實路徑那樣，只要是董事進行自我交易，無需原告證明其徇私動機，法院就應審查該交易是否完全公平。相應地，只要董事決定高管薪酬事項，就應審查其合理性，無需將證明“董董相護”責任強加給原告。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遏制董事們“跟著感覺走”，增強問責的有效性。

四、“董董相護”的司法審查標準：高管薪酬的合理性

賞不可虛施，罰不可妄加。以何種標準審查“董董相護”呢？怎樣才能做到不枉不縱呢？這就需要準確地把握實體合理性審查的定位，拿捏好高管薪酬合理性的標準。

（一）實體合理性審查：在完全公平與尊重之間

只要董事會決定高管薪酬，一旦出現“問題薪酬”，就應對其進行實體合理性審查。主要理由為：其一，司法審查技術上的需要。董事徇情決策，乃是情感回路的產物，屬于一種主觀心理狀態，就目前科學技術而言，還只能借助外界存在的事實或證據推敲這種主觀狀態。也就是說，董事們對高管薪酬的決策，到底是否存在“董董相護”，是否“徇情”決策，只能通過間接方式來認定，通過審查高管薪酬是否合理予以認定。易言之，只要高管薪酬是合理的，也就無所謂“董董相護”了。反之，高管薪酬明顯不合理，就可以推論出“董董相護”。其二，確保高管薪酬合理性之需要。薪酬程序公平并不能保證薪酬合理，好的程序未必產生好決策，只是增加了產生好決策的可能性而已。若董事誠信行事，一定的審慎決策程序可以促使董事會形成好的決策；若董事不誠信，審慎程序的作用將大打折扣。程序照樣走，樣子照樣做，“董董相護”依然故我，“問題薪酬”仍然泛濫成災。實際上，就高管“問題薪酬”的形成機理來看，“董董相護”，在相當程度上是董事高管們框定所致。安然公司和雷曼公司曾經堪稱公司治理的典范，獨立董事們照樣被高管牽著鼻子走，這些巨人最終因其炮制的一個又一個高風險決策而轟然倒下就是明證?？梢姡词躬毩⒍乱膊荒芡耆刨嚕瑢Χ聲吖苄匠隂Q策進行合理性審查，也是順理成章的，既是司法審查技術的需要，也是確保高管薪酬合理性的需要。

這并不是說法院比董事更擅長經營決策，也不是說他們更清楚高管薪酬的合理邊界，而是說在涉嫌“董董相護”之時，董事決策可能更糟糕，實體審查實乃明智之舉。不管決策程序如何，只要不合理就不予支持，就應問責。實體合理性審查如何定位呢？鑒于“董董相護”有別于董事自我交易，該審查顯然應比完全公平標準寬松。但是，實體合理性審查意味著要審查經營決策內容好壞優劣，而注意路徑對決策實體審查僅僅要求理性行事即可，這種合理性標準又明顯高于理性標準。在理性標準下，法院只要認為董事行為不是不可容忍即可，而在合理性標準下，法院需要在某種程度上同意董事的行為，雖然不需要完全同意[26]。我們說一個人的行為不謹慎或不合理，可謂比比皆是，而要說他喪失理性則極其罕見。也就是說，不合理的，仍然可以是理性的，不會被注意路徑問責，但完全可能被誠信路徑問責。這樣，實體合理性審查既不至于對董事會決策干預過深，也不至于尊重過度，放縱“董董相護”。

（二）高管薪酬合理性的標準

其實，高管薪酬合理性邊界頗為模糊，就好比“普洛透斯”的臉，變幻莫測，經理市場也不能給出“明碼實價”。實踐中，高管薪酬不僅因行業、因企業、因企業規模、因企業發展階段而異，甚至因人而異，與勞動力市場的同工同酬截然有別。這樣，董事會確定高管薪酬必然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而且這種裁量必須得到司法的尊重。否則，無異于以司法判斷代替企業家的經營判斷，而法官在這方面并不比董事更高明。那么，如何判斷董事會自由裁量是否合理呢？也就是說，如何判斷高管薪酬是否合理呢？

首要的是把握好高管薪酬的相對合理性。合理的高管薪酬是一個范圍，而非一個點，只要在合理范圍之內就是合理的。這樣，董事會仍享有很大的裁量余地，也不至于讓法院對公司經營決策干預太深。法院需要判斷的是，董事會決策整體上是否在合理范圍之內，不可能精確到某一個合理的點位。這種判斷標準可以從兩個方面予以把握，從正面意義上看只要基本合理即可，從反面意義看則以明顯不合理為準。沒有反面意義上的明顯不合理，或者正面意義上基本合理，就屬于合理，就無需干預，無需問責。反之，原告能夠證明高管薪酬明顯不合理，即應問責。

進一步的問題就是，以什么標準來判斷呢？既然高管薪酬激勵的目標在于促進企業價值最大化，檢驗其合理性的根本標準，就是是否與該目標一致，是否有利于實現該目標。而薪酬激勵性是否合理，關鍵在于激勵標準合理化、薪酬水平合理化以及薪酬結構合理化。我們完全可以借助于該標準，為評價和判斷高管薪酬構建如下參照系：其一，薪酬是否與企業業績掛鉤。凡是高管薪酬不與績效掛鉤的，不論業績好壞都是高薪豐酬，高管薪酬能上不能下，無功受祿，或者只有正激勵，沒有負激勵，均屬于不合理。其二，是否與股東和利益相關者利益相平衡。如與股東和利益相關者收益明顯不平衡，如高管領取高薪豐酬，而股東沒有回報或者回報甚少，或者是高管與職工收入懸殊過大，也是不合理的。其三，風險的合理性。如風險性過大，激勵過度，過度鼓勵冒險，同樣是不合理的。引爆全球金融危機的華爾街薪酬體系就是如此，高管風險收入比重過大，雷曼公司CEO富爾德的股權收益占總收入的78%。高管們沖著越來越多的利潤就等于越來越高收入這樣一個目標，不斷推出他們自己也說不清道不明的結構化金融衍生產品，冒險文化愈演愈烈，最后釀成全球性的災難。也就是說，法官不僅要對無功受祿保持警惕，亦應對過度激勵保持高度的警惕。其四，激勵標準是否與時俱進。如經營環境時過境遷，企業經營條件發生重大變化，而高管薪酬激勵方案按兵不動，高管無功受祿，浪費公司資產，自然也是不合理的。

由此可見，只要將薪酬合理性審查定位于相對合理性，而非忠實路徑所要求的完全公平；只要圍繞是否有利于促進企業價值最大化這一指針，借助薪酬標準合理性、薪酬水平合理性以及薪酬結構合理性的要求，構建相應的評價高管薪酬合理性的參照標準，法院完全可以做出適當的判斷。何況，法院還可以聘請人力資源等相關專家出具專家意見，為其判斷提供決策支持，確保其判斷的科學性。在2006年紐約交易所格拉索案中（注釋3：NewYorkStatev．RichardGrasso，LangoneandNewYorkStockExchange（401620/2004，NY）．），紐約州最高法院就基于格拉索所提供的服務，與所領取的1．875億美元的天價薪酬不匹配，認定其薪酬不合理，判令將其中1億美元左右返還給交易所，從而贏得了廣泛的贊譽。這就說明，法院完全有能力審查和判斷高管薪酬的合理性，實體合理性審查也是可行的。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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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光遠．高管無薪酬比天價薪酬更可怕[N]．南方都市報，2009－04－29．

[3]陳家林．CEO薪酬：監督、制約機制在哪？[N]．上海證券報，2008－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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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陸一．上市公司薪酬差距變化研究[N]．國際金融報，2004－06－25．

[6]王克敏，王志超．高管控制權、報酬與盈余管理———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07（7）：1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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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HilaryDelany，JudicialReviewofAdministrativeAction—AComparativeAnalysis[M]．Dublin：RoundHallSweet＆Maxwell，2001：58．

篇（6）

1.1法院文化的內涵

法院文化是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帶有明顯的法院特征的，其作為一個整體性概念，具有兩方面意義：一方面，對內而言，它呈現出團體文化的特征，能形成很強的自我規定性；另一方面，對外而言，社會對法院的看法及評價等會借助各種力量反過來影響法院文化的走向，形成一個雙向的過程。

關于法院文化的界定，王勝俊院長在全國法院文化建設工作會議上就曾作過精辟概括：法院文化是人民法院在長期審判實踐和管理活動中逐步形成的共同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制度規范以及相關物質表現的總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重要內容。作為國家審判機關的人民法院，是以法官為主體和代表的特定人群的集合，德沃金在他的《法律帝國》中曾經說過，“如果說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那么法官就是法律帝國的王侯。”由于法官在法院里的地位和作用，法官文化必然成為主流文化，其中價值取向作為法官文化的靈魂和精髓，也必然成為法院文化建設的核心與關鍵。因此，加強法官群體的精神塑造，弘揚“公正、廉潔、為民”的司法核心價值觀是法院文化建設的重中之重。

1.2構建法院文化的重要意義

1.2.1法院文化具有導向功能，有助于法院的內部團結。法官群體作為法院文化的主體，必然深刻受到來著其體系內已存在的價值觀念或理想目標的影響，從而形成法官個人的信仰與理念。同時，法院文化作為文化的子概念同樣具有凝聚人心的功能。它能利用共同的價值取向將法官群體凝聚在一起，團結協作，形成堅不可摧的力量，從而為法院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1.2.2法院文化具有約束力，有助于規范司法行為，遏制腐敗。法院文化所倡導的共同價值觀念是法官群體在追求公正的司法這個終極目標的過程中形成的，它指引著法官更好地樹立起思想品德、職業道德與社會公德，使法官個體自覺地進行自我約束和控制，有力的預防邊緣行為轉變成違法違紀行為的可能，從而極大地推動法院廉政建設。

1.2.3法院文化具有輻射力，有助于社會與法院的互動。法院作為國家的審判機關，時時處處與社會公眾利益產生直接的聯系。法院文化通過法官公正地辦理每一個案件使公眾能夠更加真切地感受司法的力量和價值，從而增加對公平正義的信仰，發自內心對裁判的服從。同時也能讓社會公眾更好的感受和了解法院文化，擴大法院文化的影響。

2.目前我國法院文化存在的問題

2.1 法院文化建設的觀念有待轉變及制度存在缺失

許多法院逐步意識到法院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并相應的開展了一系列文化興院的舉措，但存在盲目嫁接、片面重視物質文化建設、簡單化、功利化等錯誤觀念。此外，盡管各級法院已經圍繞法院文化建設工作制定了相應的規劃和實施綱要，但目前法院系統尚未制定一套統一的科學的制度對法院文化建設加以規范，無法進行“量化考核”，導致法院整體文化品位得不到有效提升，法院主體文化與精神實質難以契合，最終導致法院文化建設“有形無實”。制度體系建設本身屬于法院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各級法院也非常重視制度建設工作，但大部分是將既有的制度體系匯總起來作為法院文化建設的成果，而忽視為法院文化建設這項工作本身提供制度保障。由于與法院文化建設有關的工作安排和物質保障等未能在制度體系中得到充分體現，其結果必然導致法院文化建設工作難以持續和穩定地開展，人手不足、資金短缺、敷衍了事等現象就容易出現。

2.2法官自身行為失范導致社會評價不高

自古以來，老百姓渴望清官，歌頌清官，“清官”情節影響深遠，由于歷史原因，人們總是習慣性的把“統治者”與“裁判者”聯系在一起，認為法官也是“官”，因而并不充分信任法官。在現代社會，普通老百姓對法官群體是否認同主要取決于法官對案件的審判。在現實生活中，法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由親情、友情乃至上下級等關系所組成的復雜關系給法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也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并有可能影響了法官中立、司法公正。在情、理、法的抉擇以及面對各種誘惑時，不同文化背景、專業層次的法官如何能巧妙合理的應對，也成了一個當前法院文化建設中一個棘手的問題。

3.關于加強法院文化建設的幾點思考

3.1繼續深化內部法院文化的發展

3.1.1培育先進的法院文化，必須充分認識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制度建設是法院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通過對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員的行為擬定一定的標準，對其行為和心理進行合乎一定目的的規范性調整，使法院文化建設能夠持續穩定的開展，以減少法院文化建設中存在的主觀性和隨意性，切實提高法院文化建設工作的實效性。此外，在法院文化建設中取得的一些成果要及時轉化為法官群體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使法院文化建設不僅是一次精神的洗禮，更是成為促進司法活動科學發展的強大助力。制度建設需要強化其激勵性特征，在制度的設計和實施時應當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充分體現人性化管理的特點，從而激發法官的主觀能動性、工作積極性和遵章守紀的自覺性。

3.1.2 以理想信念教育來深化法院文化建設。通過宣傳及學習先進典型，引導和激發法官的自覺公正行為，調動法官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最大限度地促進審判工作的全面發展；通過確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法官群體的基本準則，使其深刻理解“司法為民”的內涵，做到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牢固樹立忠于人民的理念；通過培養法官的政治意識、責任意識和職業意識，形成強烈的職業向心力，營造文明、公正、廉潔的法院文化，從而營造崇尚法律與尊崇法官的良好司法環境。同時，還應當不斷強化廉潔意識，打造廉政文化。司法工作的特殊性要求其必須公開透明，否則將極易滋生腐敗，而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廉潔自律是公平公正能否實現的保證。法官應當牢固樹立法律永遠是非賣品的意識，加強自身修養，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加強監督制度，不斷完善司法公開制度，確保法官隊伍的清正廉潔。

3.2實現對外部法院文化的改造

現如今，法院文化建設在全國各級法院如火如荼的展開，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法院文化建設不能僅停留在內部建設的層面，還需依靠法官群體的努力，在司法實踐中架起與社會溝通的橋梁，實現對民眾心中法院文化的改造，實現法院文化尤其是法官文化的社會化。

3.2.1首先，需要有一個高素質的法官群體。社會大眾很少會專門去研習法律，往往都是通過司法行為來熟識法律。一份公正優質的裁判文書，展現的是法律的魅力和人文的關懷，可使民眾不再是表面上接受法律，而是發自內心的真正信任和尊重法官，由衷形成法律信仰。因此，我們應當通過搭建各種學習平臺，開展經常性的輔導講座、案例研討等，努力擴大法官的知識面，同時，通過開展走訪群眾、專題調研、學術研討和法制宣傳等活動，努力提高法官的文化素養和綜合素質，提高法官做群眾工作的能力，以及不斷的挖掘和培育先進典型，引領干警向先進模范學習，強化爭先創優的意識，達到由內部法官文化去影響外部法官文化的目的。

3.2.2其次，需要有一個接納司法公開的態度。在如今思想多元、利益多元的社會背景下，全面推行司法公開，實行陽光司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的必然路徑。強化司法公開，不僅是指司法審判活動的公開，同時也包括擴大民主參與，促進其他司法活動的公開。目前，正在運行的人民陪審員、訴調對接、巡回審判等制度即為民眾參與司法的生動體現。尤以陪審制度為例，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有利于民眾更加直觀深入的了解和認識法院文化，有利于法官吸納民意，借鑒民間智慧，更加全面的看待案件事實，從而作出客觀公正的裁判。通過讓民眾參與和監督司法，也體現出法院文化民主性和開放性的態度，既達到對民眾進行法律宣傳教育的目的，也改善了法官群體的社會評價，也既為外部法院文化改造的實現創造了條件。

篇（7）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稅收制度稅收中性稅收調控公平與效率

一、21世紀中國經濟體制的基本格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日臻完善

1．20世紀末市場化程度已明顯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初步建立

到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的雙重體制格局還沒有徹底改變。不過，即使仍然沿用“雙重體制”，也是非國有經濟這一新的體制成分以及與之相關的市場機制開始占據優勢，國有經濟的份額處于不斷下降的狀態，傳統計劃經濟逐步“過渡”到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這樣，當前的體制格局實際上可以概括為：非國有經濟迅猛發展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大，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新體制已從“邊緣”向“中心”靠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體制格局變動基本上是沿著“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軌跡運行的，這個過程實際上可以概括為市場化進程，因而市場化程度指標可以用來表示體制改革所能達到的水平。

2．21世紀的上半葉，進一步提高市場化程度，構建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是完全可能的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經過20年的改革，中國國民經濟的市場化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由總體市場化程度近乎零到50％左右，這種變化是相當深刻的，從一定意義上說是歷史性的。對此，應當給予充分肯定。但同時也應看到，中國經濟總體的市場化程度并不理想，距離目標模式尚有不小的空間。特別是要素市場化程度(36．57％)和政府行為適應市場化需要的程度(36．6％)過低，充分暴露了我國經濟市場化進程中的薄弱環節，即使是市場化程度超過50％的產品市場領域(61．71％)和企業改革領域(51％)，其內部結構也存在諸多矛盾，離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還有不小的距離。不過，總體來講，從衡量市場化程度的五個方面(產品市場化程度、要素市場化程度、企業市場化程度、政府行為適應市場化程度以及經濟國際化程度)都可以看出，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要素已經初步形成。

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中，總體市場化程度從近乎零到50％左右。那么，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紀，盡管我們要更多地觸及市場化改革中的“硬骨頭”，進入改革的“深水區”，如金融體制改革、國有企業的改制、要素市場的發育和政府職能的轉換等，但我們畢竟積累了20多年的改革經驗，現在的經濟環境也比較寬松，政府駕御復雜的市場經濟運行的能力也有了明顯提高，因此，只要我們繼續深化改革，大膽創新，就一定會加快國民經濟市場化的進程。按照20世紀最后20年的改革步伐推算，到2010年我國的市場化水平將有顯著的提高，總體市場化水平達到70％是完全可能的。在此基礎上，再經過20年，即到2030年使中國國民經濟的市場化達到比較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程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基本實現。

二、促進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建立與完善的稅收制度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既要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又要重視宏觀調控對市場缺陷的彌補作用，具體到稅制的設計上，就是要處理好稅收中性和稅收調控的關系

稅收是一種分配方式，也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國家征稅是將社會資源從納稅人轉向政府部門，在這個轉移過程中，除了會給納稅人造成相當于納稅稅款的負擔以外，還可能對納稅人或社會帶來超額負擔。所謂超額負擔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征稅一方面減少納稅人支出，同時增加政府部門支出，若因征稅而導致納稅人的經濟利益損失大于因征稅而增加的社會經濟效益，則發生在資源配置方面的超額負擔；二是由于征稅改變了商品的相對價格，對納稅人的消費和生產行為產生不良影響，則發生在經濟運行方面的超額負擔。稅收的中性就是針對稅收的超額負擔提出的。稅收理論認為，稅收的超額負擔會降低稅收的效率，而減少稅收的超額負擔從而提高稅收效率的重要途徑，在于盡可能保持稅收的中性原則。由此，我們可以判斷，稅收中性包含兩個最基本的含義：一是國家征稅使社會所付出的代價以稅款為限，盡可能不給納稅人或社會帶來其他的額外損失或負擔；二是國家征稅應避免對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干擾，特別是不能使稅收超越市場機制而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因素。在稅制建設上，稅收中性的要求是：稅制結構應科學、合理，有利于平等的市場競爭，如稅制應該統一，稅負應當公平，避免重復征稅；稅制應當簡化，方便納稅；擴大稅基，合理制定稅率；稅收征管制度應健全有效率，征納成本低。

稅收中性是相對的?，F代經濟發展的歷史已經證明并且仍將證明，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有效手段，但市場并非萬能，也還存在著許多缺陷，市場對某些經濟現象亦常常顯得無能為力，需要由市場以外的力量加以彌補或矯正。稅收調控就是有效的外部力量之一。稅收的操作主體是國家，因而稅收政策的制定及其運用體現著國家的宏觀目標與偏好，從而國家運用稅收引導經濟發展，調節經濟運行時，有著其他各種經濟手段所無法比擬的調控力，直接有效，強制規范，成為國家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

一般認為，稅收的宏觀調控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調節經濟周期，實現經濟穩定；二是促進經濟增長；三是公平收入分配，縮小個人收入差距。在稅制建設上，稅收調控的要求是：及時、足額、穩定地取得財政收入，為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掌握必要的財力、物力，在我國當前突出的表現應該是提高整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調節供求總量平衡，抑制通貨膨脹和防范通貨緊縮，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促進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矯正收入分配不公，防止兩極分化，包括縮小地區間差距。

舉世矚目的1994年稅制改革，初步建立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稅制體系。新稅制運行兩年來，保證了稅收收入持續高速增長，促進了國民經濟快速、持續、健康發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新稅制是成功的。如果從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關系分析，94稅改正確把握了兩者的關系，在稅改主要內容上體現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辯證統一。

革來看，取消工商統一稅，實行內外資企業統一的流轉稅制：增值稅的征稅范圍擴大到整個工業生產和流通領域，稅率趨向統一，這都體現了稅收中性的一面；在普遍開征增值稅的同時，對煙酒等11種消費品和石油、天然氣等7種礦產品分別開征了消費稅和資源稅,并實行差別較大的稅率，這又體現了稅收對特種消費品高額收益和自然資源級差收益的非中性的特殊調節。就增值稅本身來說，規定了基本稅率、低稅率和零稅率以及減免稅優惠規定，這又體現了它非中性的一面。再就絕大多數產品適用同一基本稅率這一中性特征來看，由于各種產品的供求彈性不同，必然會影響稅負轉嫁的程度，從而影響產品的相對價格和生產者消費者的抉擇，其稅制運行結果又會是非中性的。這反過來說明，絕對的中性稅收是沒有的，稅收中性與非中性、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是辯證統一的。從所得稅改革來看，通過統一內資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實行稅利分流，取消稅前還貸，取消國有大中型企業調節稅，取消企業稅后征集“兩金”，取消獎金稅等一系列措施，使所得稅向中性化方向前進了一大步。但同時仍存在非中性的問題，就企業所得稅而言，一是內外資企業仍實行兩套稅制，稅負不平；二是稅率上內資企業仍實行33％、28％、17％三檔稅率；三是無論是內資企業還是外資企業都保留了大量的減免稅優惠。從所得稅改革的整體來看，既通過稅收的中性化為企業間的平等競爭創造了必要條件，又通過稅收的非中性措施體現了對小企業、特殊行業企業(如殘疾人企業)的照顧，在這里體現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辯證統一。

與此同時，新稅制還通過統一稅政，集中稅權，理順分配關系，取消困難性減免，嚴格控制偷漏稅，強化稅收征管等方式，在有效地保障了財政收入的同時，也體現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辯證統一。

在進一步完善新稅制的過程中，仍然需要正確處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關系，例如，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建立統一的法人或公司所得稅制，體現稅收中性的要求。但即便是實行統一稅率，現存的內外資企業的大量減免優惠規定也很難取消或統一，有些規定甚至是很必要的，這在事實上表現為一定的非中性。再如，流轉稅中的增值稅被公認為是具有中性優勢的稅種，但仍在稅率(三檔)、進項稅額規定、小規模納稅人征稅辦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非中性。即使今后通過改進完善有關規定也難以完全避免。因此，對待稅收中性原則，應堅持相對論，防止絕對化。只有這樣，，才能把握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辯證關系，也才能建立起既與國際慣例相符、又符合中國國情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稅收制度。

2．順應市場經濟體制兼顧公平與效率并優先考慮效率的要求，適時轉換稅制結構模式

長期以來，我國的稅制結構實行的是流轉稅類為主體的模式，1994年稅制改革后，這一狀況更趨強化，僅增值稅和消費稅兩個稅種，其稅收收入就占全部稅收的五成左右，如加上營業稅、關稅等其他流轉稅種，其比重高達80％左右?？梢哉f，我國稅制結構的這一現狀，從歷史上看，與生產力水平較低有密切關系，同時也與我國長期以來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有密切關系。然而，上述兩個重要條件在現階段已有根本性改變。我國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稅制結構符合公平原則、效率原則和社會原則，要求稅制結構有利于資源合理配置、收入公平分配、經濟穩定增長目標的實現，而所得稅制則有利于這些原則和目標的實現。人們通常說積極財稅政策下的減稅手段，則是在所得稅占主導地位條件下才有可能產生應有的效果。因為，減稅即減少所得稅收，使廠商的利潤和個人的收入增加，由此達到刺激消費和鼓勵投資的功效。為此，我國的積極財稅政策要想獲取更大的效用，必須及早轉換稅制結構模式，從流轉稅為主體模式先轉向流轉稅和所得稅雙主體模式，再轉向所得稅為主體模式。目前，我國的生產力水平已為第一步的模式轉換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從國外經驗看，一國稅制結構從流轉稅為主體模式轉向流轉稅和所得稅雙主體模式，其經濟條件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700美元左右。如日本轉換時的水平為789美元，美國815美元、英國717美元、原西德647美元。我國目前的人均GDP已達700美元左右，這還是根據市場匯率計算出來的，如果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我國的經濟實力遠超出該水平。所以，我國稅制結構模式的轉換，不僅具有從根本上解決經濟過剩下需求不足這一重大難題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備模式轉換的經濟條件。

3．現代企業制度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微觀基礎，因而要建立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適應的稅收制度

現代企業制度有三種最基本的形式，即：業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而從國外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經歷和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需要來看，公司制是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所采取的一種主要企業組織形式，也是產權制度創新的一個有效途徑。無論是有限責任公司還是股份有限公司，其共同特點都是公司資產的股份化。這便于公司拓寬融資渠道，形成多元化的投資主體、也有利于公司產權的轉讓和流動，促進存量資產的合理重組，實現資產的最佳使用效益。稅收作為對微觀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結果進行課征的一種分配活動，隨著企業組織形式的變化和產權制度的不斷創新，其有關政策和制度也必須作進一步完善，以更好促進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

首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實現徹底的政企分開。但是我國目前實行的分稅制仍以行政隸屬關系來劃分所得稅的歸屬，把中央企業所得稅劃歸國家稅務局，地方企業所得稅劃歸地方稅務局，這容易造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慮，用行政手段干預所屬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出現新的政企不分的局面。因此，為使政府與企業行為徹底分開,分稅制對所得稅的劃分不應以企業行政隸屬為依據，而應象增值稅那樣，以稅收收入分割為標準，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劃分所得稅收入。

其次，隨著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造的進展，公司的產權主體會呈現出多樣化趨勢。在一個由國有法人股、國家股、外資股、個人股組成的公司制企業里，所有制性質已顯得非常淡薄。所以，以單一產權主體的企業為對象所建立的企業所得稅制必須向以多元化產權為主體的公司為對象的公司法人所得稅制發展。這就要求：第一,盡快統一以所有制性質劃分的內外兩套不同的企業所得稅合并為統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稅。第二,規范目前股份制企業所得稅，特別是股份上市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無論是從公司公平競爭角度還是從稅法嚴肅性角度來看，對股份制企業都要求實行統一的稅制。但股份制企業實際執行的所得稅卻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這表現在:(1)實行新稅制后，已批準在香港上市的九家公司繼續執行15％的所得稅，以后到香港新上市則執行統一的33％法定稅率。(2)各省市在滬深兩地的上市公司，除了少數執行統一的33％法定稅率外，許多省市出于地方本位利益考慮，為增強地方企業在股市的競爭力，經省市政府批推，所得稅率有按15％執行的，也有按24％執行的，既不統一，又不公平。(3)特區企業與內地企業在所得稅上存在較大差異，影響了內地股份制公司的競爭力。所以，為建立統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稅制，必須明確規定所有公司,無論是海外上市公司還是國內上市公司;無論是特區公司還是內地公司;無論是上市公司還是非上市公司都應執行統一的33％法定公司稅率。只有這樣才能嚴肅稅法，進而促進股市的正常發展和公司間的公平競爭。第三,制定集團公司的所得稅規范。企業公司制改造，必然會產生大量的集團型公司,目前全國已有上百家企業集團正在進行公司制改造的試點。所以，為適應公司發展的集團化趨勢，對集團公司的所得稅必須制定專門的條款予以明確。在國外，稅法對集團公司的所得稅都有專門的規定，因為集團公司的所得稅涉及到股息抵免、納稅方式的選擇、公司綜合所得的界定、合并納稅報表的編制等比較復雜的事項。而我國對集團公司稅收問題只規定股息、紅利收入比照聯營企業收入處理，核心企業對緊密層企業資產控股為100％的，可由控股成員企業選擇由核心企業統一合并納稅等幾條比較籠統的規定，缺乏詳細的可操作性規定。第四,明確特殊問題所得稅處理規范。產權流動有利于盤活國有企業資產存量，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而收購與兼并是產權流動與重組的重要方式，對收購與兼并過程中產生的所得稅問題如何處理，目前我國稅法還沒有明確規定，對此，統一后的公司所得稅法必須盡快予以明確。

4．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而社會保障稅制又是健全與規范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性條件，所以在新的世紀要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

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它是市場經濟運行的“穩定器”和“安全網”。但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很不完善：不僅缺乏強有力的社會保障法，還沒有將保障資金列入預算內管理，而且由于保障基金的籌集實行“按地區、分行業、定單位”的辦法，各地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生育等保障項目多少不一，基金籌集標準高低不同，資金管理分散，籌集成本高，調劑面窄，對資金的使用缺乏有力的監督，普遍存在資金浪費、挪用問題，無法?？顚Ｓ?，難以滿足保障支出的需要。較現實的解決辦法就是參照國際經驗，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制定社會保障法，開征社會保障稅。具體實施方案是：(1)在保障項目上，設立退休、失業和醫療三個必繳稅目，對工傷和生育等保障項目，暫時仍由企業或家庭自我保障。(2)結合大多數國家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為雇主(公司)、雇員和個體經營者的現實情況和我國國情,我國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原則上也應該是所有支付工薪的單位、工薪收入者和個體經營者。(3)按照國際慣例，社會保障稅的計稅依據為雇員的工薪收入(不包括資本利得、利息、股息所得等)、個體經營者的純收益額或營業利潤；在稅率上一般按比例稅率征收，并且對稅基的最高額有限定，當然限征額要根據物價指數適時調整。(4)社會保障稅可作為共享稅，由國家稅務機關征收。在分享比例上，目前可將稅款的大部分劃歸地方收入，少部分劃歸中央，供中央在全國范圍內調劑。(5)社會保障稅應納入國家財政預算管理，稅款入庫后再撥付給社會保障部門使用支配，為此必須改變目前多頭分散管理的局面，在地方機構改革中成立專門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

5．加大費稅改革的力度，為市場經濟運行與發展提供寬松環境

在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中，稅收是政府取得財政收入最重要的方式，稅費的界限和關系也是十分清晰的。但在我國，由于政府職能轉換的滯后和經濟利益的驅動，政府部門間、單位間、地區間的相互攀比、巧立名目、提高標準、使得非稅收入持續快速膨脹，現在已到了嚴重失控的地步。從全國的情況看，1996年非稅收入已達9798億元，比當年稅收收入的6909億元多出近3000億元，“費”與“稅”的比例高達1：0．704，“費”大于“稅”已是不爭的事實。從增長速度看，全國行政事業性收費1988年為4l5億元，1992年為600億元，1996年高達2900億元，非稅收入增長速度遠遠快于GDP和稅收的增長速度。無論是稅費之比還是非稅的增長速度在當今世界上都是極其罕見的。

為了解決稅外收費過多而又不能從總體上減輕宏觀稅負水平，2l世紀初必須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費改稅”改革的基礎上加大其改革的力度。如盡可能取消大量不合理的收費項目，嚴格批審新的收費項目；屬于稅收性質和具有稅收功能的收費應盡快并入稅收，加快費改稅進程，以減輕企業名目繁多、不堪重負的規外費負擔。這一改革的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在具體的操作實施過程中還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對“三亂”性質的、不合理的收費要堅決取締。農民、企業、單位在繳足了稅收之后，有權拒繳各種非法收費、集資與攤派。同時，要加快行政體制改革的步伐，加大政府職能轉換和機構改革的力度，從源頭上壓縮對財政性開支的需求，這才是治理“三亂”的制度保障。這也正是有的國內學者曾經提出過“費改稅”應重在正本清源的基本要義。顯然，如果治理“三亂”僅在于取消、清理一批不合理的收費項目，而政府職能轉換和機構精簡等后續配套改革又跟不上來，那么只能說這樣的“費改稅”改革是淺層次的改革，沒有祛除“三亂”的制度根源。其結果，只能是治理一陣子好一陣子，過后又會出現反彈，甚至出現更多的新的亂收費。

篇（8）

論文關健詞:自律監管證券監管證券交易所

我國證券市場起步較晚，發展10多年來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就。我國現行證券監管模式是以政府監管為主導，市場自律監管為補充的監管制度。但由于現在政府監管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致使出現政府監管失靈的現象，同時自律監管的作用發揮很小，所以大力加強自律監管在我國證券市場監管中的作用。我國自律監管體系主要有三方面組成，即證券交易所、證券業協會以及其他相關的行業協會和各種證券市場參與機構。筆者認為我國的自律監管應以證券交易所的自律監管為主要力量，本文將主要對證券交易所自律監管有關問題進行探討。

一、證券交易所自律監管的必要性和優勢

首先，證券交易所自律監管的具有更高的監管效率。證券交易所直接貼近市場，熟知市場變化，能夠及時的了解證券市場中的股票的交易信息、股價的波動，發現上市公司的具體情況，可以強制上市公司進行持續信息披露，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性，同時可以根據市場反饋的信息，結合證券市場的實際情況，對自律監管及時作出調整、改變規則和措施。

其次，自律監管在作用空間上更為寬泛。法律具有剛性，政府監管必須依賴法律規范對市場進行管理，而法律不能完全調整到市場中的全部間題，由于這種性質就決定了政府監管不可能面面俱到，照顧到市場中的每個角落，肯定會存在政府監管的灰色區域。所以在這些政府監管與法律規范無法調整的領域內，政府監管的效果不言而喻。而證券交易所自律監管的優點之一就在于它可以在政府的剛性管理之外，施加道德、行業和倫理標準的約束。

再次，證券交易所自律監管的專業性。證券市場具有高風險性和不穩定性，證券交易所處于市場的前線，要有效迅速的處理市場的各種情況，就決定了自律組織必須儲備著大量的專業人才，這些專業人才必須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實際的證券市場操作經驗，同時要具有敏銳的市場嗅覺，對市場中瞬息萬變的具體情況，能夠熟練的運用證券法律、法規進行處理，有效的規避市場風險，達到利益的最大化。這些都決定了自律組織相對于政府監管更具有專業性。

最后，自律監管還更符合成本一收益原則。證券交易所處于市場的第一線，可以迅速及時地隨市場作出反應，采取行動，從而降低監管的成本，提高社會公共資源的利用效率。

二、證券交易所的自律監管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筆者認為，在現階段應具體根據我國實際國情，充分發揮證券交易所的獨有的自律監管，把證券交易所作為我國證券自律監管的主導力量。然而現實中的證交所的自律監管職能非但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而且存在很多阻礙其有效發揮的障礙:

(l)由十證監會與證交所之間的職責劃分不明確，而法律對證交所的性質、地位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證交所很多職能在很大程度上都要證監會的授權，證監會也代替證交所行使了一部分自律監管職權，致使證交所看起來像一個證監會的“派出機構”。

(2)由于股市的發展能給當地政府帶來巨額的稅收，可以大力推動當地相關產業的發展，加上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滬深兩地交易所之間競爭激烈，相互搶奪上市公司的現象相當嚴重。

(3)證交所本身在組織形式即會員制上存在很大缺陷，實行會員制不利于證券交易的公正性、投資者的投資風險隨之加大，容易形成市場壟斷，這些都導致證交所的很多自律監管職能到不到有效的發揮。

(4)上市協議不是由證交所和上市公司商議決定，而是政府部門硬性規定的產物，不能體現為市場參與主體相互競爭和相互妥協的產物，而是游離于利益關系之外的產物，也就不能發揮市場高效配置資源的職能。

三、關于加強證券交易所自律監管作用的思考

正如由上所闡明，加強證券交易所的自律監管職能，使之成其為我國證券市場自律監管體系中的中堅力量，將有助于我國證券市場監管體系的和諧構建。具體來說可以作以下方面的嘗試:

(1)要強化證券交易所的自律監管地位，必須從監管理念上人手，從根本上消除證監會把證交所作為自己的“派出機構”的監管理念，樹立證交所是我國自律監管體系中的主要力量。

(2)完善證券方面的法律法規，從法律上明確規定證券交易所自律機構的性質、法律地位、組織形式，對證交所的權利實行法定授權，進一步明確證監會與證券交易所之間的職能分工，明確證交所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真正將證交所作為一層獨立的監管主體。

(3)賦予證券交易所更多的權力。證券交易所自主決定其人事安排，比如證券交易所的總經理，由其理事會選擇后再報證監會批準;給與證交所更多收益方面的自。

(4)從我國具體實際出發，充分借鑒境外的先進經驗，改革我國證券交易所現行的組織形式，由會員制改為公司制。

篇（9）

(一)生態空間的內涵厘定

《決定》首次在中央宏觀環境政策層面使用了“生態空間”的概念，并圍繞著“生態空間”進行制度構建，包括生態空間的類型劃定、確權登記和用途管制，這就為生態空間的保護與管制提出了制度需求。生態空間是生態學上的概念，它是指生態系統結構所占據的物理空間、其代謝所依賴的區域腹地空間，以及其功能所涉及的多維關系空間。簡單而言，生態空間是某物種為維持自身生存與繁衍而需要或占據的環境總和。揆諸既有研究和前例，當前的研究與立法并沒有對“生態空間”進行詳細定義，但是，國務院于2010年12月21日印發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雖然沒有明確界定生態空間的定義，卻詳細列舉了生態空間的構成，包括綠色生態空間及其他生態空間。綠色生態空間包括天然草地、林地、濕地、水庫水面、河流水面、湖泊水面。其他生態空間包括荒草地、沙地、鹽堿地、高原荒漠等。在生態學的語境和研究范疇中，涉及到生態空間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展開:第一，空間效應，生態空間是一種生物要素與環境要素相互作用與活動變化的舞臺，它表現出一定的空間形態和運動規律;第二，空間功能，生態空間是一種抽象空間，它與特定的環境相結合，構成生物可利用的“資源”，它揭示了生態空間的分割占有過程，其基本理論是以生態位研究為基礎;第三，空間行為，將生物自身的空間活動作為研究主體，試圖解釋生態空間異質性的動因。生態空間為人類活動提供了基本的物質條件，環境法律所界定與規制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是對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生態空間功能紊亂與規律違反的指稱。因此，《決定》所提出的對生態空間的確權登記和用途管制必須以對生態空間的內涵外延、效應規律和承載力測度為前提。

(二)生態空間管制政策轉換為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生態空間的概念是《決定》在中央環境政策層面首次提出的。環境政策的內生屬性特征有:第一，政策最明顯的特征是靈活性，政策制定出于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具有高度不完全性，采納某一特定的環境政策的未來社會成本和生態收益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第二，經常會有與環境政策相關的重要的不可逆性出現，這些不可逆性可能是由環境危機自身所引發的(例如，生物多樣性的損失可能是永久性的)，也可能是降低這些危害的政策的適應成本所導致的(例如，生態保護區建設的投資也許是不可逆的)，這種情況的出現來源于現有的科技認知水平的限制，常常需要處于不斷的修正之中;第三，就實際情況來看，環境政策很少采取要么現在要么永不的選擇方式，常常是處于不斷變動修訂之中。納入環境法律體系的環境政策能夠克服零碎性和管制性，所以將一些重要的環境政策上升為法律不失為一種好的機制設計。實際上，我國的《清潔生產促進法》和《循環經濟促進法》等環境立法，即是由清潔生產政策、循環經濟政策等轉化而來的“政策型立法”。因此，《決定》以“生態空間”為核心概念所設計的生態文明政策創新必須轉化為具體的環境法律制度，以將抽象的政策目標具體化，豐富原則性的政策體系的內涵，增強其可操作性。

二、生態空間管制對環境法律理念的拷問與挑戰

《決定》在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中圍繞著“生態空間”所規定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及用途管制等制度，在環境保護的理念、邏輯和范疇上均進行了創新，這一環境政策若轉換為具體的環境法律制度，對于當前的環境法律理念和制度體系提出了更新的內在需求。

(一)環境法律規制“環境問題”核心范疇的變遷

環境法是在人類對于環境問題認識不斷深入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環境問題是因為自然變化或人類活動而引起的環境破壞和環境質量變化，這是一個客觀的社會事實，但哪些環境危害事實應被列入需要環境政策與環境法律規制的“環境問題”，不是由事實自身可以自我說明和解釋的，而是需要整個社會達成某種共識，這種活動被社會問題建構主義者稱為“問題宣稱獲得”。申言之，人類活動作用于自然環境資源所導致的環境問題種類多樣、程度有別、特征各異，基于管制成本和資源有限性，人類只能選擇從當前最為嚴峻的環境風險出發，經由環境問題的社會建構，形成廣大民眾的共識，得出當前環境法律體系規制環境問題的重點領域。環境問題本身是一個開放性的抽象概念，隨著時代背景變遷，其所指稱的對象和核心范疇也會有所差異。以幾次工業革命為關鍵節點，人類開發利用自然的能力成倍增長，總體而言，環境問題呈現從單一到全面、從局部到全球的趨勢，但不同階段需要重點規制的環境問題“核心地帶”也會發生移轉，這使得環境立法對于“環境問題”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界定。

現代意義上的環境法最早出現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肇始階段的環境法主要解決的環境問題是區域環境污染，比如，美國國會制定的第一部聯邦環境立法是于1955年頒布《空氣污染控制法》，此后出臺的卓有影響的《清潔空氣法》、《清潔水法》是針對空氣污染和水污染的立法。二戰后，再度成為德國經濟復蘇的發動機的魯爾區淪為德國空氣污染重災區，為應對前所未有的空氣污染，適用于全德范圍的第一部聯環境立法《聯邦污染防治法》在1974年正式生效。日本現代環境立法開始于1967年制定的《公害對策基本法》，韓國也于1975年制定了《公害防止法》。我國臺灣地區的環境保護一詞出現于1971年以后，環境保護僅局限于公害污染防治。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后，隨著生產力水平進一步提高、科技進一步發展，加之人口急劇增長和消費主義盛行，人類以空前的速度超出生態平衡的限度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導致了水土流失、森林覆蓋率急劇下降、草原退化、土壤貧瘠化、水資源枯竭、氣候異常和物種滅絕等生態破壞。這些新時期凸顯出來的“環境問題”成為了環境法律必須直面的緊迫任務。所以，在這一階段，環境法律雖然依然要防治“環境污染”，但另一重要目的和任務即在于生態保護或“自然保育”。環境問題內涵的拓展或豐富也客觀上要求環境法律規制對象與規制重心的拓展變化，比如，日本的環境法目的即從《公害對策基本法》(1967年)的以保護人體健康為中心而控制公害轉變1972年的《自然環境保全法》和1993年的《環境基本法》中的以保護自然和環境為中心而控制人類行為?，伂嬐ㄟ^粗略梳理各國環境立法目的和規制對象的演進脈絡，不難看出，環境法律在分別應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之后，《決定》實際上提出了當前的環境法律所要面臨的新的任務和挑戰———保護和管制生態空間。基于自然資源對于人類同時具有的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現行環境法所規制的“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行為大多是人類在開發利用環境資源的過程中發生的，其本身具有價值判斷上的正當性。

環境法不是要完全否定與摒棄這些行為，而是要判斷該行為是否合理、是否超過環境的自凈能力以破壞其恢復和增殖能力。而對于是否“合理”的判斷則依賴于環境標準?，F行環境法律制度實施績效的評價標準是考察對人類行為的控制是否在納污能力或恢復能力之內，以此作為評判人的行為是否屬于不合理開發利用、進而判斷其是否環境違法的依據。在這種制度邏輯之下，以環境資源和生態系統本身的自然屬性規律作為標準，在實施中很難實現自然資源對于人類發揮經濟功能與生態功能兩個領域的資源配置的動態均衡，以至于在環境權的研究和主張中難免出現“單方面權利”的偏好，環境法的實施片面強調保護清潔優美的環境權利而忽視甚至是排除合理利用環境的權利，瑏瑢甚至有學者在這種制度邏輯下走得更遠，主張環境法要保護“自然體”的權利。這是現行環境法從自然資源本身為制度基點設計制度體系的必然邏輯結果，而這客觀上既導致了當前的環境法律制度難以見容于傳統法律體系，也滋生了環境法律制度本身的操作性不強等弊病?！稕Q定》中“生態空間”核心概念的提出，實際上提出了一種新的進路?！吧鷳B空間”的劃定，本身是從人的需要出發的，按照對于人類產生的主體功能的差異，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城市空間、農業空間、生態空間和其他空間等，賦予不同的空間不同的主體功能，綜合考慮自然條件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來控制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強度、開發方式和保護內容，在國土空間結構中實現綠色生態空間的管制。在這種邏輯起點下設計具體制度體系，才能在內在機理上更為契合環境法所應秉持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即前提是承認國土空間中的自然資源首先要滿足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改善、經濟增長、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的巨大需求，與此同時，在國土空間中劃定、保護和擴大綠色生態空間，以保證人類的生產生活活動不超過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

(二)環境要素到整體空間

當前的環境法律體系著眼于保護環境要素。環境要素是組成環境的結構單位，是構成人類環境整體的各個獨立的、性質不同的而又服從整體演化規律的基本物質組成，也被稱之為環境基質，包括水、大氣、森林、草原、巖石、土壤等。我國當前的環境法律體系的立法思路是依據環境要素的具體分類分別制定法律制度，形成了近30部體系龐大的控制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單行法。在環境法學界通說以及各類教材中，也一般將環境法律體系分為環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護兩大部分。呂忠梅教授直接把這兩部分分別稱為“環境要素污染防治法”和“環境要素保護法”?，伂嵠渲?，環境要素污染防治法是指以防治環境要素污染為立法對象的一類法律法規，以各具體環境要素為立法依據，以對某一環境要素污染的防治為內容，在我國主要有《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和《固體廢棄物污染防治法》等。環境要素保護法一般以某一環境要素為立法對象，在形式上表現為保護某一要素的單行法，在我國主要有《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漁業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礦產資源法》等。我國現有的在環境要素保護及污染防治分別立法的思路下形成的環境法律體系，在控制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也存在不少弊端:

1．立法理念上難以有效貫徹自然生態環境的系統性。

現行的環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護這兩大類單行法體系，均是針對自然環境中的某一特定環境要素制定的，沒有考慮到自然生態環境的整體性和各生態要素的相互依存關系，而且其主要目標是保障自然資源的持續利用和合理利用，而對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缺乏足夠的關注和維護?，伂?/p>

2．立法體系難以體現環境要素之間的聯系性。

現行的環境污染防治法和自然保護法均主要以環境要素為標準，針對不同環境要素的特點、功能、規律和規則需求分別立法，但是，各環境要素具有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特點要求在考慮單個環境要素的保護與污染防治時必須重視對其他環境要素的影響。當前，環境法律之間的分立、不協調甚至是沖突現象嚴重，即使反復從研究上總結和理念上倡導各環境要素保護法之間的溝通與協同，但這種環境要素協調關系雖然其他國家立法有所涉及，瑏瑥卻并沒有體現在我國立法中。在現行的環境法律體系以環境要素分別立法的框架下，環境行政執法機構權限分配的原則是一種分散管理模式和分業體制，客觀上加劇了環境法制困境。

3．環境法律實施成本高昂。

對各種環境要素分別立法的思路導致環境法律體系龐大，內容復雜，即使是專業人士也不容易了解這類法律的全貌。環境法所涉的執法機構眾多，容易導致法律適用標準和執法尺度不一。瑏瑦環境法律制度實施要求各環境管理部門結合不同行業和領域的現狀以及特點決定在多種制約下以及環境政策預期下不同環境要素的最佳的污染標準在哪里以及哪種消除污染的設備是必用也可用的。瑏瑧但這種以單一環境要素為控制對象的思路，很容易使得相關執法部門為本部門職責范圍內風險的“最后一成”或“最后一英里”耗費大量的社會資源，難以從環境整體上進行考慮。一旦為了不從生態整體上看待規制效果，就很容易出現為了規制單一環境要素剩余的少量風險卻要花費巨額的社會資源的現象，這會影響到資源在其他風險規制領域的投入。瑏瑨若圍繞《決定》中使用的“生態空間”作為環境法的保護對象，則能夠矯正現行的以環境要素為核心和依據構建的環境法律體系引致的上述弊端:一是“生態空間”是環境要素的上位概念，突破了環境要素的單一性和分離性，注重了諸多環境要素所共同依存的國土空間，改變了環境單行法以單一環境要素展開制度設計的現狀，這樣可以考慮如何在生態整體思路中基于各環境要素的聯系協調而綜合設計制度以保護生態空間。二是“生態空間”作為環境治理的核心概念，要求對于“生態空間”的保護和法律規制依據的標準不再是對于環境要素的“污染”或“破壞”，因為判斷人類行為是否合理使用生態空間進而判斷是否需要進行規制的依據不再是“污染”或“破壞”這樣否定性的評價，而是以生態空間占用是否合理作為依據?！罢加谩笔且粋€中性的概念。生態空間占用是一個衡量人類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程度以及可持續發展狀況的方法，它通過跟蹤人類利用的大多數消費品和產生的大部分廢棄物估算生產和維持這些消費品的資源以及同化廢棄物所需要的生物性生產土地或海洋面積?，伂撌褂谩吧鷳B空間”作為環境法律的核心概念之一，可以改變完全依據環境要素作為環境法律制度實施的核心依據。生態空間占用作為環境法上判斷人類行為是否需要規制(行為違法與否)的判斷標準，通過對一定的經濟水平或人口對生產性自然資產的需求規律的把握，可以確定人類對自然資產的利用程度，超過此程度水平則進入環境法規制視野。與此同時，生態空間占用可以通過將合理的占用數量進行具體量化來定量分析人類對于自然資源環境的影響，這是可持續發展理念具體化的一種進路。

三、生態空間政策在環境法上的制度需求

《決定》中以“生態空間”為核心概念進行的制度設計，并不是“新瓶裝舊酒”的語詞轉換，而是在概念內涵、治理理念和制度路徑上進行的環境保護與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創新。由于《決定》作為中央宏觀政策而帶有抽象性、概括性和原則性的內在屬性，我們需要將《決定》中提出的“生態空間”概念及制度轉換為具體的環境法律制度以實現其可執行性。

(一)確立保護和改善生態空間的立法目的

環境法立法目的是國家在制定環境法時希望達到的目的或實現的結果，它決定了整個環境法律體系的調整對象。主張將“保護和改善生態空間”作為環境法的立法目的，也即主張其作為環境法律體系的調整對象?！董h境保護法》(1989年)第1條規定了其立法目的:“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業化建設的發展，制定本法。”2014年4月24日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第1條規定的立法目的是:“為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眾健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制定本法。”分析《環境保護法》立法目的的變遷可見:第一，修訂后的《環境保護法》加入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將其作為立法目的之一;第二，將原來立法中的“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改為“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這一立法目的轉換，不但是對學界長期詬病的現行環境立法秉持的經濟發展優先的價值選擇的摒棄，而且也吸納了當今世界通行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同時，筆者建議，在以后《環境保護法》再修訂時，還應當加入“保護生態空間”的立法目的，理由有:

1．雖然“生態空間”包括天然草地、林地、濕地、水庫水面、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包括《環境保護法》第2條列舉的眾多環境要素中的部分內容，但是，作為這些環境要素上位概念的“生態空間”本身提出了獨特的規則需求。對于“生態空間”的保護的判斷標準不再是從單一環境要素自身的自然規律出發，以是否遭受“污染”或“破壞”來作為行為規制的判斷標準，而是適用生態空間占用是否合理的標準。

2．雖然“生態空間”由天然草地、林地、濕地、水庫水面、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構成，但是其內容在內涵和外延上并不完全等同于《環境保護法》中列舉的草原、森林、水等環境要素，它并不是由這些環境要素構成的集合概念，而是與這些環境要素存在著交叉關系。申言之，“生態空間”這一概念雖然也以保護環境要素為基礎，但更著眼于上述環境要素在國土空間上的比例和結構，這契合生態文明和生態理性對于環境法制提出貫徹生態整體性的需求。

3．以“保護和改善生態空間”作為環境法立法目的，能在制度機理上真正有效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正式確立了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立法目的。但是，可持續發展所秉持的人類需要與環境限度的二元價值很難在當前環境法中實現平衡，因為，可持續發展要求突破發展就是“經濟增長”的單一思路，形成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的新理念，在這種理念下，生態環境問題不僅僅是技術問題，生態法治問題也不單純是一個部門法問題，而是需要所有法律共同參與并建立新的運行體制和機制。瑐瑠1989年《環境保護法》以“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立法目的，被批評為同時保障人體健康與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二元論”，并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法律目的不應當由環境法律部門承擔而應由其他市場經濟法律部門承擔。此次《環境保護法》修訂摒棄了“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并在第5條規定了“環境保護堅持保護優先”，但現實中如何能夠彰顯可持續發展要求的以人為本和以人的發展、滿足人類的需要為中心呢?筆者認為，“生態空間”的理念和內涵本身契合可持續發展觀的主張。“生態空間”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便兼顧了人類需要和環境限度。生態空間與城市空間、農業空間和其他空間一起作為國土空間的構成部分，其類型劃分及其具體內涵與構成本身便是從滿足人類多種需要的角度出發的，生態空間所提供的生態產品也能滿足人類的多重需要。與此同時，生態空間保護、改善、規制制度，也是以環境限度作為依據。并且，圍繞“保護和改善生態空間”的立法目的設計的系統制度，可以將可持續發展觀具體化而不再是僅僅作為制度理念、指導思想和價值目標。我們可以在現實中通過生態空間的自然資源條件、國土密度、人口密度和經濟密度因子測算出不同區域生態空間的需求與供給能力，進而為生態空間占用合理性確定具體的量化標準，瑐瑡這樣，還可以細化全國各地具體的生態空間保護與改善的具體目標任務。

(二)構建體系完善的生態空間管制法律機制

我國現行的環境法律體系中并沒有關于生態空間管制的相關規定，這一訴求被遮蔽在“保護和改善環境”的立法目的和整體思路中，我們需要構建契合生態空間管制內在需要的高效運行的管制機制。構建體系完善的生態空間管制機制，需要測定我國在當前特定的人口、經濟、科技等綜合情勢約束下為支持公民生產生活需要的資源消費和廢棄物排放所需要的能夠提供生態產品的國土空間。這一國土空間是否被合理占用的判斷需要根據上述多重標準，這也提出了內在管制制度需求。目前國內外城市對生態空間的管制主要通過生態功能區規劃、生態格局規劃和生態控制線規劃這三類規劃來實現，瑐瑢相應地，體系完善的生態空間管制機制也應當包括這三個方面。雖然我國《環境保護法》規定了環境保護規劃制度，但還沒有完全涵蓋生態空間政策的內涵與制度需求。為了完整保護和改善生態空間并管制其用途，需要一個包括空間劃定、格局劃分和行為禁止的系統過程，需要專門的機制體系。可行的法律機制構建思路是，在《環境保護法》中從上述三個方面規定生態空間管制機制，然后通過專門立法(環境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詳細規定其具體內容，地方政府也必須結合本區域的生態空間自然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將該制度體系進一步具體化。

1．生態功能區規劃制度。

生態功能分區是依據區域生態環境敏感性、生態服務功能重要性以及生態環境特征的相似性和差異性而進行的地理空間分區。環境保護部和中國科學院2008年聯合編制的《全國生態功能區劃》詳細規定了我國生態功能區類型、名錄、主要生態問題及生態保護的主要方向，并列舉了全國重要生態功能區域。國務院2010年公布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詳細列舉了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國家禁止開發區域(包括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世界文化自然遺產、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森林公園、國家地質公園)的名錄及其信息。這些生態功能區的劃定，劃分了不同生態敏感性區域存在的生態環境及生態保護的主要方向和制度需求，從法律視野考察則是對人類的行為及行為是否適當提出了不同判斷標準。所以，我們需要結合《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的相關規定，在制度實施細則中將上述生態功能區規劃與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按開發方式劃分的優化開發區域、重點開發區域、限制開發區域和禁止開發區域相對應。同時，根據《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規定，“優化開發、重點開發和限制開發區域原則上以縣級行政區為基本單元;禁止開發區域以自然或法定邊界為基本單元，分布在其他類型主體功能區域之中。”禁止開發區域的名錄已經確定，其他三類區域由縣級行政區為單位，這又要求地方立法應當進一步細化生態功能區規劃制度。當前，《象山縣生態環境功能區規劃》、《安徽省石臺縣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規劃綱要(2011－2020年)》等地方政府制定的生態功能區劃相繼出臺。

2．生態格局規劃制度。

生態格局是針對錯綜復雜的區域生態環境問題，規劃設計區域性空間格局，保護和恢復生物多樣性，維持生態系統結構過程的完整性，實現對區域生態環境問題有效控制和持續改善。瑐瑣生態格局規劃以保護和恢復自然生態結構和功能為目標，針對區域生態環境問題及其干擾來源，以排除和控制干擾為目標對區域國土空間進行規劃設計。國外非常重視城市生態格局規劃，比如英國公布的大倫敦的環城綠帶法劃定倫敦市區周圍的環城綠帶用地，其在環城綠帶內除部分作農業用地、不準建造工廠和住宅的經典做法廣被仿效。我國《天津市生態布局規劃》通過生態安全、資源效率、污染物總量三條底線的設定形成了全市“五帶、四廊、三區”的基本生態格局。近年來，其他城市也陸續通過了《武漢生態框架控制規劃》、《杭州生態帶概念規劃》、《昆明市生態隔離帶范圍劃定規劃》等以規劃城市生態格局，管制生態空間。3．生態控制線制度。生態控制線制度是在研究城市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承載力的前提下，為防止城市建設無序蔓延危及城市生態系統安全，通過劃定生態保護范圍界線，在該范圍內禁止或者嚴格限制開發建設，盡量保護自然生態的原貌的制度。生態控制線制度的實施是通過對特定區域國土空間開發利用行為的限制甚至是禁止以實現該區域生態空間的離散保護和整體涵養。我國深圳市最早于2005年通過《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管理規定》實施生態控制線制度;武漢市于2012年通過《武漢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管理規定》;廣東省政府于2013年10月印發《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在全省范圍內開展生態控制線劃定工作的通知》(粵府函［2013］202號)，成為全國首個全省實施生態控制線制度的省份。質言之，從概念內涵、學界觀點和上述地方立法制度體系概括，生態控制線是劃定的生態保護界線，被劃定的生態控制線的區域進一步分為生態底線區和生態發展區?，偓幧鷳B底線區是生態安全的最后底線，遵循最為嚴格的生態保護要求;生態發展區是指自然條件較好的生態重點保護地區或生態較敏感地區，在滿足項目準入條件的前提下可有限制地進行低密度、低強度建設的區域。

瑐瑥有研究者以《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管理規定》(2005年)為個案，分析與檢討了我國近幾年來在一些地方試點實施的生態控制線制度，發現當前試點的生態控制線制度在幾個方面尚存在問題:第一，生態控制線制度的法律地位問題，生態控制線并沒有直接的上位法依據;第二，生態控制線范圍內各類主體的權利保護問題;第三，生態控制線本身的合理性問題;第四，生態控制線劃定的程序問題?，偓愒凇稕Q定》規定生態空間管制制度之后，結合其制度內涵、制度功能以及上述對于現行生態控制線制度弊端的總結，筆者建議，在未來系統開展的生態控制線制度建設中，應當改進之處有:(1)在《環境保護法》中或將來可能制定的生態保護國家專門立法中正式規定生態控制線制度，為地方立法規定生態控制線制度確立上位法依據。我國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第19條第1款規定了“生態保護紅線”制度，該款規定，“國家在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敏感區和脆弱區等區域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嚴格保護。”這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創新，但僅此不夠。正如上述分析，生態控制紅線是一個有梯度的生態保護范圍界線制度體系，包括了生態底線區和生態發展區，《環境保護法》規定的“生態保護紅線”制度可以劃定生態底線區，但沒有規定生態發展區的界線制度，第19條第2款規定的是“特殊區域環境保護制度”，這與上述在生態控制線制度體系中規定的生態發展區生態控制線制度無論在價值目標還是在制度內涵上都存在著諸多差異。(2)基于國土的生態空間、生產空間與生活空間存在著相互重疊和相輔相存的關系，建議在具體的制度實施細則中，以及在將普遍具體化的地方立法中進一步將生態控制線制度細分為限制開發利用制度和禁止開發利用制度兩個層次，其中，禁止開發利用制度預期結合耕地紅線、納污紅線以及《決定》提出的生態保護紅線和《環境保護法》(修訂案)規定的“生態保護紅線”制度來實現。生態空間的紅線管理包括自然生態保護的空間紅線、自然資源利用的時間紅線、區域資源承載力與環境容量超載的閾值紅線、生態結構耦合的中庸紅線和生態功能進化的功序紅線等?，偓?3)因為生態控制線制度的制度預期目標是保護生態空間的生態利益，但同時生態空間中的自然資源也會對該區域的主體產生經濟價值，二者都是正當的，因此，當限制或禁止生態空間開發而影響該國土生態空間范圍內主體的經濟利益時，應當結合生態補償制度予以實施。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第31新增的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可以作為制度依據。(4)通過制定細則，規范生態控制線的劃定程序，結合環境公眾參與制度和環境信息公開制度以保障生態控制線劃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三)生態空間用途管制的環境影響評價

制度和公眾參與制度生態空間管制，除了構建專門制度體系，還需要利用既有的環境法律制度。生態空間與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均為國土空間的有機構成部分，生態空間管制機制包括生態功能區規劃制度、生態格局規劃制度和生態控制線規劃制度這三個方面，實際上是從不同層面和角度在國土空間中劃定為維持生態系統所需要的物理空間，并針對國土空間中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脆弱帶等確定禁止或限制開發利用的區域。若生態空間管制制度體系進入環境立法并在全國和各地普遍適用，則需要對之進行環境影響評價。我國現行的環境法律體系中可以適用的法律依據有《環境影響評價法》和《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劃定生產空間和生活空間會對生態空間造成直接影響，而這些空間劃定即為對國土空間的利用，屬于《環境影響評價法》第7條規定的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對其組織編制的土地利用的有關規劃”應進行環境影響評價，并具體適用《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評價、審查和跟蹤評估等程序性規定。但是，從生態空間管制需求角度檢視當前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體系，則存在需要改進和具體化之處:(1)開始實施于美國的戰略環評制度在20世紀80年代末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接受，從理論上講，戰略環評的對象應當包括政策、規劃和計劃，但我國的戰略環評對象主要限于政府規劃而未包括政策。政策是最高層次的戰略決策。現在各地已經通過地方立法規定了生態空間管制制度，這些政策從根本上影響到生態空間管制效果，應當在環境影響評價法律制度完善中將戰略環評對象的范圍擴展至政策層面，并針對生態空間的各級政策進行環境影響評價。(2)根據現行的《環境影響評價法》第7條和《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第2條的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組織編制的土地利用的綜合利用規劃和專項規劃才需要進行環評，但是，《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規定，“優化開發、重點開發和限制開發區域原則上以縣級行政區為基本單元”。由此導致的矛盾和漏洞是，在當前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體系下，《象山縣生態環境功能區規劃》等縣級地方政府陸續制定的生態功能區劃不需要納入環境影響評價的范圍。因此，針對生態空間管制的制度需要，應改進現行環境影響評價的對象是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的規定，對生態空間控制三類規劃均進行環境影響評價。

國土空間同時對人類存在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生態空間也要為人類提供生態產品以滿足人類需要，生產空間和生活空間也有生態服務功能。因此，生態空間與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并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在自然屬性上相互重疊。生態空間管制機制中，無論是劃定生態功能區還是確定生態格局或生態控制線，在劃定的區域內都是通過不同層面、方式或程度，在生態空間內對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的偏向保護從而不同程度犧牲其經濟價值，這就會對依賴該區域內自然資源生產生活的主體的利益造成影響。因此，當通過適用生態功能區規劃制度、生態格局規劃制度和生態控制線規劃制度以管制生態空間時，需要適用環境公眾參與制度，在公開相關環境信息的基礎上廣泛吸納公眾參與三類規劃的制定。同時，讓公眾廣泛參與生態空間控制制度實施，也是生態世界觀的塑造過程，瑐瑨有助于制度預期的實現。但是，在我國當前《環境影響評價法》、《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以及《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等綜合規定的環境公眾參與制度更多是將環境公眾參與作為一種消弭環境執法困境、提高執法效率的手段，在制度定位上并沒有將環境公眾參與上升為公民的一項民利的高度，說明政策決策者基于環境問題的專業性而認為一般公眾無專業知識和能力來實質參與，從而將其排除在外?，偓撘虼耍P者建議，環境公眾參與制度適用于生態空間用途管制的具體化路徑有:(1)在公眾參與范圍上，需要將宏觀上多大比例范圍的國土空間化為生態空間，微觀上具體的生態功能區劃、區域生態格局的形態指標體系和生態控制線的具體范圍走向等內容均需要征求公眾意見，讓公眾參與環境公共事務;(2)在公眾參與形式上，綜合采取審慎的民意調查、互聯網公共論壇、民主懇談會等形式以保障公眾對專業性的生態空間管制的觀點能夠充分交流、理解和表達利益訴求;(3)在保障配套措施上，應當將公眾參與與環境影響評價、環境信息公開和生態補償制度有機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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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922.287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3-8500（2013）04-0036-02

1證券行政監管理論概述

證券市場是由一系列非常復雜的、人為設計的組織體制及資本運行機制組成的龐大市場，在這個市場中，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產生了一系列的權利義務關系。我國《證券法》是調整證券法律關系的基本法律，其中行政機關權力、程序規范、資格限制、強制規范、禁止性規定以及行政處罰均較多，本質上是部管理法。所謂證券監管行政法律關系，是指經《證券法》及相關法律規范確認和調整的，因監管行政權力而形成的監管機構與其他當事人之間的證券權利義務關系。

目前，幾乎所有國家的證券監管活動都是由政府部門、行業協會和證券交易所共同完成的。1997年8月起證券交易所的管理權從地方政府收歸到了中國證監會。1997年11月，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決定對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和信托業實行分業管理，并決定建立起一個全國統一的證券期貨管理體系，理順中央和地方多級監管機構間的關系，并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統一行使對全國證券、期貨業的監管職責。

2我國證券監管體制存在的主要缺陷

我國在加入WTO后，國內的證券市場獲得了快速發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中國證監會作為統一監管機構體制下的監管體系已經建立起來并逐步完善。然而鑒于以往的歷史及經驗，我國的證券監管體制存在的問題主要存在于兩部分，一是監管主體方面，證監會機構定性模糊、監管權力不足、獨立性欠缺等；二是監管行為方面，證監會的行政許可審批權過大、監管行政處罰滯后、政策干預廣泛，并且又缺乏必要的規范和監督機制。

3我國證券監管體制的改革與完善

我國證券監管體制的改革與完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完善證券監管行政法規立法體系

在我國證券市場正處于“新興加轉軌”時期，不確定性因素較多，此時，行政法規具有法律無可比擬的優勢。因此，對于證券發行、市場交易、中介機構、上市公司等各方面的監管問題，可以行政法規加以規范。在行政法規的立法活動中，要嚴格遵循《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提高立法質量，并且對于已制定的行政法規，要根據實際情況，及時修訂和廢止。

2.完善監管行為的法律規制

一套完整的行政程序制度應包括以下內容：管轄、行政委托、行政協助、回避、申請及處理、調查、證據、陳述意見、公聽會、聽證、政府信息公開、閱覽卷宗、說明理由、期間、送達、費用、簡易程序等。因此，對于我國證券監管行政程序法制化問題提供以下兩點建議：

2.1健全監管信息公開制度，我國監管機構的信息公開制度仍然并不健全，如首次申請股票發行，發行審核標準的公開制度缺失就導致在證監會經常駐有各種“公關團體”，試圖通過各種不當渠道以獲取信息爭取順利通過。因此，對于證券發行、交易等各種證券活動的監管信息，監管機構應及時向社會公開。

2.2健全行政聽證程序，如：聽證適用范圍應僅限于監管機構做出的較為嚴重的行政處罰決定或者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事項的行政許可；不應由當事人來承擔監管機構組織的聽證費用；當事人如認為聽證主持人可能與本案存在直接利害關系的，當事人應有權申請其回避，并且聽證主持人的職能應由非本案的調查人員擔任；舉行聽證時在調查人員提出違法事實、相關證據和行政處罰建議后，當事人有權進行申辯和質證等。

3.抽象監管行為司法救濟制度的建立

我國證券市場常被人稱之為政策市，常常存在著救濟難的問題。根據我國現行的行政訴訟法之規定，抽象行政行為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這極不利于證券監管中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保障，應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并將行政訴訟范圍中的抽象行政行為界定為規章、以及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因此，我國應適當地擴大行政訴訟范圍，盡快建立起對抽象行政監管行為的司法審查制度。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制約證券監管機構的行政權力，從而達到充分保障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目的，從根本上改變政策治市的模式，進而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穩定地發展。

4.完善監管機構制衡機制

監管機構監督機制的對象是監管機構做出監管行為的整個過程，目的是保證監管機構的各種監管行為的公平、公正、合理，防止監管機構的強制性權力被濫用。

4.1強化證監會監察局的獨立性，中國證監會監察局作為證監會行政監督機關，實行雙重領導，缺乏獨立性、地位不高、權威不夠，應將監察局人事任免權收歸國務院，并直接對國務院負責；同時，各項開支費用應當單列，分別由國務院審議后列入財政預算。

4.2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監督的作用，證券監管往往能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因此，充分發揮新聞監督“第四權力”的地位，使其監督的功能得以發揮。

4.3充分發揮自律監管體系的作用，提升證券業協會及證券交易所等一系列自律性組織的獨立地位，并應賦予它們更多的監管權力和責任。對于證券業協會，證監會應放松進而放棄對證券業協會的行政控制和領導，并將其改變成對協會的依法監督關系，使協會成為在法律和行政雙重地位上能完全獨立于證監會的一個自治組織；對于證券交易所，應強化其獨立性，降低證監會對其的直接控管，將證券交易所作為一個監管的對象而非是完全附屬于自己的下屬單位，并應歸還人事任免權于證券交易所。

參考文獻

[1]洪偉力.證券監管：理論與實踐[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

篇（11）

一、發展是構建和諧校園的根本

通過近幾年的擴招，高校自身的某些問題較以往更加明顯地暴露出來，諸如收費、教學質量、大學城建設、畢業生就業等問題甚至成為一段時間的社會熱點問題。對于高校出現的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正視，不能回避，只有敢于正視，才能敢于解決。在今天，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以科學的發展觀為指導，堅持以人為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結合高校的具體情況，以下三點尤其重要。

一是要樹立首要的發展觀。所謂首要的發展觀，就是必須高度重視物質基礎在高校的基礎性作用。科學發展觀強調，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發展首先要抓好經濟的發展”。對于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來說，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對于高校，怎樣來理解這個問題呢?高校當然不能片面強調物質第一，經濟第一，但也不能忽視物質的基礎性地位和作用。為什么“孔雀東南飛”？為什么一些條件差的高校的教師要往條件好的高校流動?為什么幾乎每一所高校都在向自己的主管部門或所在地方爭取更多的經費支持?原因可能很多，但一個重要的原因還是物質條件問題。所以，高校在發展中必須高度重視這一環，否則不但“大師”難求，而且難留，甚至連一般的教師人心都不穩。

二是要樹立協調的發展觀。所謂協調的發展觀，就是一定要在發展中兼顧各個方面的發展，不能跛腳。要注重教學與科研的協調，學科建設與專業建設的協調，軟件建設與硬件建設的協調，隊伍建設的協調，師生之間的協調，規模與質量之間的協調，等等，這是構建高校和諧校園的主要內容。但遺憾的是，現在高校在發展過程中，不是很好地把握了這些內容，而是往往只注重一個方面或者幾個方面，而忽視了其他的方面，給和諧發展留下矛盾和隱患。

三是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是高校樹立科學發展觀最終的落腳點。高校的主體是人，是師生，不是物，不是環境。要促進入的全面發展，必須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觀念，一定要把廣大師生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從而充分調動廣大師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只有這樣，才可能真正構建起以人為主體、以人為根本的校園文化，從而鑄造起和諧校園的靈魂，真正體現大學的精神。

二、構建高校和諧校園的主要內容

和諧是不同力量之間的平衡，和諧是不同矛盾以及矛盾的不同方面之間的平衡。但和諧不是對等，也不是平均，而是力量之間以及矛盾和矛盾的不同方面之間的一種協調。在現在的高校內部環境中，最重要的是協調好以下幾對關系，它們是構建高校和諧校園的主要內容和主要方面。

第一，教學與科研的協調。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通常一些學校的提法是“以教學和科研為中心”，似乎就避免了將二者對立和激化。事實上，這是一種不科學也不負責任的提法(或觀點)。中心只能有一個，兩個中心必然發生沖撞，理論和實踐上均是如此。大學使命有三：培養人才、創新知識和服務社會，并且從來都是將培養人才放在最先的位置。所以筆者以為，不管在任何一所高校，只要它叫做“學校”，那么第一位的肯定是教學，而其中的主體人員肯定是教師，否則那就是科研所，那就是研究員。從現在社會和學生對高校反映的信息看，也是覺得我們“教”得不好，起碼沒有以前好。因此，教學與科研之間的協調，從總體上看，我們必須加強教學的基礎地位，狠抓教學質量，這是培養人才的關鍵。當然，這樣講并不是弱化或矮化科研，而是要強調教學乃學校之本，教師要以教學為第一要務。不明確這一點，教學與科研之間永遠無法協調。

第二，專業建設與學科建設的協調。學科建設是現在很多高校的熱點，而專業建設則很少提及。為什么?因為學科建設搞好了，可以比較明顯地提升學校的層次，而專業建設則處于一種附屬的地位。從某種角度看，這又是一個誤區。學科建設，主要是從研究這個角度講的，而專業建設，主要是從教育這個角度講的。本來二者關系水融，不能割裂。學科建設有助于專業建設，專業建設促進學科建設，二者之關系如樹枝與樹干的關系。但現實的關系是重學科建設輕專業建設，沒有將二者很好地協調起來。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校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學科建設好了，碩士博士點多了，重點基地、實驗室多了，排名靠前了，社會影響出來了。但如專業建設差了，勢必嚴重地影響到人才培養質量，從而影響到整個高等教育的質量。

第三，軟件建設與硬件建設的協調。每一所學校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軟件建設或者軟環境的建設，但偏偏是很多高校都千方百計去搞硬件建設。為什么會陷入這個怪圈呢?一是社會輿論的壓力，大學排名有這一條，社會評價有這一條。二是學校內部師生的壓力，誰不想有一個好環境呢?三是面子思想在作怪。其實這都可以理解，適當、適度的硬件建設在當今情況下是完全應該的，但現在的關鍵是超出了這個“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學城的建設。而軟件建設呢?當然也在加緊建設，但由于很多是看不到、摸不著的，所以就顯得沒有硬件建設那樣緊迫了。這種情況是構建和諧校園所不容許的，應該是軟件建設、硬件建設兩手抓，促進其協調發展。

第四，隊伍建設的協調。全體教職工是構建高校和諧校園的主體，教職工的個人感受也是檢驗和諧校園構建情況的最重要的尺度。高校隊伍建設的協調可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方面就是常說的三支隊伍的建設要協調，也就是教師隊伍、管理者隊伍和職工隊伍的建設要協調。要建設好三支隊伍，首先必須對我國現在的高校情況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那就是我國的高校不是一個純粹的教學和科研機構，而是一個包容了除教學和科研以外大量的其他事務的開放自主的社會型組織，這個社會型組織的正常有序運轉需要各個方面的人才，即教師、管理者和職工三個方面的人才，去從事教書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的工作。另一方面就是自己培養人才與引進人才之間的協調。可以說這個問題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引進人才是每個高校都要開展的工作，但把握不好往往容易把自己的人才得罪了。因此二者之間的協調就顯得非常重要，不能簡單地在留與引之間做文章，而必須以現代人力資源理念指導高校的人才工作，變人事管理為人力資源的開發與管理。再一方面就是干群之間的協調，高校在這方面的問題雖不十分明顯，但作為學校的各級領導干部應注意以科學的政績觀、權力觀為指引，來開展各方面的工作。

第五，師生之間的協調。傳統的師生關系仍是現在高校師生關系的主流。但是隨著高校擴招、繳費上學和學生獨立意識、法制意識的增強，大學生與學校、與老師之間的關系在某些時候表現出一些新情況新特征，應引起高校注意，認真對待，認真解決。一是學生狀告學校的案例逐年增多，主要反映在繳費和學生某些權益的問題上。發生的這些情況，從根本上反映了學生與學校之間的關系在發生變化，作為高校，應主動思考這些問題，不能簡單地處理了事。二是學生與教師之間的關系有一些微妙的變化，不能說傳統的師道尊嚴蕩然無存，但起碼在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的今天，在學生繳費占學校辦學成本較大比例的今天，一種新型的師生倫理關系正在構建，它是經濟基礎發生變化之后道德倫理必然發生變化的典型體現之一。如果高校不處理好學校與學生、老師與學生的這種新型關系，就會引發一些矛盾，不利于和諧校園的構建。

第六，規模與質量的協調。這個問題是由擴招引發的，也是由精英教育到大眾化教育不得不討論的問題。不容諱言，這是一個社會和教育本身都異常關注的問題?，F在的情況是，適當的規模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人民群眾的需要，而優質的教育更是教育本身的追求。作為高校，要盡快想辦法解決好這個問題，不能由外力推著自己走，也不能為了自己的部門利益和集團利益從局部考慮問題，要站在國家和民族的高度妥善地解決好這個問題，要從教育本身的規律中謀求解決問題的方法。重點大學做什么，一般院校做什么，高職高專做什么，要統籌規劃，協調發展，從而保證高等教育在整個國民教育中的和諧發展。

三、提高構建和諧校園的能力，健全構建和諧校園的機制

構建高校和諧校園，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突出發展的主題，將各種矛盾、隱患和不和諧之音通過發展來解決。要解決這些矛盾，首先必須提高人的能力，提高人的工作能力。具體講，教師要提高自己的教學能力和科研能力，不斷滿足學生日益個性化的學習要求，滿足教育形勢的發展對教師內在的要求，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自覺將自己納入教師教育的體系之中，不斷學習，不斷完善自己。管理者要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管理者的能力要求是一個復雜的綜合能力的要求，既要有較高的思想政治素質，又要熟悉教育規律，還要有較強的專業素質，只有這樣，才能使高校這個具有公益性的社會組織良性運轉，做到發展戰略、內部管理、社會形象等各個方面協調發展。所以高校管理者必須努力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堅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不斷提高自己管理社會主義高等院校的能力。職工要提高自己的服務能力。我國的高校不是單一型的教學、科研組織，它承載了太多的其他社會職能，如果這些方面處理不好，很顯然要影響校園的穩定與和諧，而這些方面往往容易被忽視，出了問題的時候才救火，顯然不行。所以這支隊伍能力的提高，也是現代高校發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要健全工作機制。高校乃高素質人才匯集之地，每一個教職工的工作能力從總體上看是比較高的，但為什么仍然始終感覺存在大量的問題?一個關鍵的原因還是機制問題。任何工作如果沒有健全有效的機制作保證，那么出現問題是必然的。所以健全機制對保證和諧校園的構建是非常必要的。一是堅決貫徹執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院)長負責制。這是確保高等院校正確的辦學方向，構建和諧校園的關鍵。在執行的過程中，要進一步理順黨委和行政的關系，到位不越位，職權分明，協調管理。二是要加強和完善教代會和職代會的工作機制，充分發揮教代會和職代會的作用，使之在維護學校利益，維護教職工利益，構建和諧校園方面做出更大的貢獻。三是要進一步完善和改進各種評價機制，如晉升機制、學術評價機制、質量監控機制等，充分考慮大學這個特殊的社會組織的特點，逐步淡化一些過濃的行政色彩。四是要加強和完善學生管理機制。在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今天，高校要充分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維護學生的正當權益，構建一種適應時展而又充分體現傳統文化的新型的學校人際關系。五是要加強建立突發事件的應急機制，充分維護學校利益和形象，充分保障師生利益和安全。

綜上所述，只有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才能構建好高校和諧校園，并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做出自己的貢獻。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