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fā)，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fā)表云整理的11篇漢語語言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fā)。

篇（1）

漢字是現(xiàn)代世界上各種記錄語言的文字中唯一繼承傳統(tǒng)而被保留下來的文字。它與音節(jié)文字、音素文字構成當今文字的三大類型。音節(jié)文字與音素文字是通過記音而達到記義的。漢字作為表意文字則是直接記義的。它在記音方面不甚明顯，也就是說，漢字在聯(lián)系語音方面的功能是較弱的。在漢語圈中，同一漢字在不同方言區(qū)可以讀不同音而在意義的理解上卻又是相同的。所以，漢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義性。它是建構在音形義相互聯(lián)系的基礎上的。其最大特點是既以形表音，同時又以形表義；其間音與義是通過形體建立聯(lián)系的，即音與義之間是間接取得聯(lián)系的。我們可以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漢字的三維結構。有如下圖所示：

形體

語音……語義

（虛線表示間接性）

因此，對于漢字，就有了聽音尚難辨義，識音則能解義的特點。另外，如上文所述，漢字是以表義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開放性特征。一個形體，在漢語中，不僅僅允許它在不同時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讀音而獲得同一意義，甚至還可以為語音系統(tǒng)與漢語迥異的其他民族語言（如日本、朝鮮、越南）所借用。

由于漢字的表義是體現(xiàn)在形音義一體化上，因此，可以說每一個漢字基本上都是音義的結合體，這與語素是音義結合體這一特點是相吻合的。傳統(tǒng)的語文教學被稱做“讀書識字”，我以為這正說到了點子上。問題還不僅僅到此，關鍵是在于識字就能讀書上。這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語言現(xiàn)象，漢語語句構造是依賴語義勾聯(lián)起來的。我們只要從掌握漢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個個漢字的音也就懂得一個個漢字的義，同時從這些串聯(lián)成句的字義中又可領會出句義、文義。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也就在一個“悟”上。現(xiàn)代語言學的任務，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語言人文主義特點，挖掘其中的規(guī)律。因此，研究漢字和語法的關系當然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課題之一。下述三個方面是我們在探索中獲得的幾點認識。

其一，漢字的表義性適應了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我們知道，語言的組合序列有如一條長鏈，鏈鏈相扣，環(huán)環(huán)相接，其間每個語詞乃至每個漢字都是語言中的一個鏈子。在漢語中，這種鏈式序列可以允許人們根據(jù)需要取去某些鏈子（語詞）而不影響達意，其銜接處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說，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恰恰表現(xiàn)在意合性上。意達而詞之多寡可隨意增刪。神經病理語言學實驗表明，人們記憶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記憶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腦神經系統(tǒng)加工處理的不是語音，而是語言所運載的信息，即語義。漢字的缺點是與語音聯(lián)系不緊，但它在對于字義的理解上顯然優(yōu)于拼音文字。因為漢字的規(guī)律就是文字形式與概念間的聯(lián)系比較緊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節(jié)的字母連綴而成的，人們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讀出字（詞）音來，如果其意義正好是在口語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時明白詞義。但在一些國家的閱讀教學中，也常常出現(xiàn)會拼、會讀而不知句子含義的“語義性失讀癥”。然而，漢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從于語義，表現(xiàn)出語義，因此，學習漢語的人很少出現(xiàn)能讀音而不理解意義的現(xiàn)象。這就是說漢字具有知音解義的特點。這種特點有力地支持了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漢語語法表達中的重意義支點，輕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漢字的這種表義性征。句子中的語詞彈性現(xiàn)象主要地體現(xiàn)在漢字上。漢字的塊狀和可拼合性為漢語語法的“隨表達意圖穿插開合，隨修辭語境增省顯隱”〔2〕和以意義支點為中心的表達意識提供了豐厚條件。

其二，漢字的單音節(jié)語素性質適應了句法中的韻律需求。漢語作為一種帶有濃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語文，其注重韻律的特點是這樣的明顯，它不但講究句子的抑揚頓挫鋪排，而且還講究句子音節(jié)的多寡對應。一般觀點認為，句子是由詞組合而成的。漢語的詞，在古代以單音節(jié)為主，字即是詞。在現(xiàn)代，漢語詞匯已向雙音化發(fā)展，古漢語的詞延傳到現(xiàn)代大多降級為語素，因此，字又相當于語素。雖然如此，但傳統(tǒng)的文化征性并沒有因此消失。漢語語素具有靈活性，它可以根據(jù)需要而隨時升格（還原）為詞。據(jù)統(tǒng)計，漢字中仍能獨立成詞的約有2000字，在現(xiàn)代漢語日常生活的語料中，這些作為詞而獨立運用的字，其出現(xiàn)率為61％。至于那些不成詞的實語素，在一定的語境中也可以成詞。例如，在“夾道迎接”、“雙喜臨門”、“擁被而臥”中的“道”、“臨”、“擁”這些字都是詞，它們體現(xiàn)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義。另外，由于漢字的表義性，使得現(xiàn)代漢語雙音節(jié)詞在表達中既可選擇單字（單音節(jié)）形式也可選擇復字（雙音節(jié)）形式，從而有效地調節(jié)了語言的節(jié)奏，使句子的結構勻稱，音節(jié)配合和諧。如“學校”可說“校”，“月亮”可說成“月”，“時候”可說作“時”，“開始”可說為“始”，“工廠”可簡作“廠”等等。有時根據(jù)表達需要，多音節(jié)詞還可以隨意拆合，依賴漢字表義特性加以運用，使字（語素）升格為詞。如“青春痘”一詞可以拆成兩個詞，“我們要青春，不要痘”（廣告語）就是一例。漢語的對偶句對音節(jié)的選擇更是顯示了漢民族語言文化的傳統(tǒng)——漢字對組詞成句的特有作用。這方面行家已有諸多論述，不在這里贅述了。

其三，漢字的塊狀整體認知適應了漢語語法的整體認知特征。漢人的思維觀在于注重整體性。人體生理學的研究表明，中國人的思維偏重于大腦右半球。而右腦主管的能力正是具體性的能力，綜合性的能力，類推性的能力，空間性的能力，直覺性的能力和整體性的能力。〔3〕這些特點在漢語言文化中表現(xiàn)很突出。例如，漢人傳統(tǒng)的舞臺藝術表演，一舉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個體、局部想到整體、全貌。漢人對漢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體輪廓。漢字是一種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殘缺筆畫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體，仍能認讀。這對于拼音文字來說，是難以想象的。由此，我們聯(lián)想到近年來有人提出的漢字上的“識繁寫簡”問題。這個提法適合不適合當前的實際需要，我們不妄加評論。但有一點，“識繁寫簡”是符合漢民族整體認知的文化心理的。在這方面，有許多人有過親身體驗。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識字上就有這么一個特點，用繁體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們閱讀下來幾乎沒有問題，但如果請他們寫幾個字，可就為難了。這里面說明了這么一種現(xiàn)象——他們能讀能認繁體字，但無法書寫出來。他們在認字時是運用整體認知原則的。這種整體認知在漢語語法中也有許多表現(xiàn)。從現(xiàn)行語法觀看，有些句子是屬于成分殘缺的，但人們在閱讀理解時并不困難。例如，“自行車下坡請減速！”“一個孩子好！”這些句子用現(xiàn)行語法理論都很難給予合適的分析。但在交際中卻是達意的好句子。因為人們是從整體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歐語一樣從形式入手去理解內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這兩句話詞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際者從來不引起誤解：

在家里我對兒媳像閨女一樣，

│兒媳對我也像親媽一樣。

│在家里我對兒媳像親媽一樣，

兒媳對我也像閨女一樣。

讓外國人理解，就不明白“閨女”換“親媽”，意思怎么還會相同呢？其實這兒正好充分體現(xiàn)了漢人所具有的抓意義支點——“我對兒媳”、“兒媳對我”，從而進行整體領悟的能力。從上述分析可見，漢人在認識漢字和漢語語法上具有一種通約性。這也是漢字之所以從創(chuàng)始以來幾千年而不廢的原因之一。從中亦可看出漢語語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

由此，我們還可以推論，假如有朝一日漢字的方塊形體改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漢語語法不能不隨之發(fā)生變化，走上形態(tài)特征的道路。因為漢字的見形識義、識音解義、以意義為重心的特點和漢語語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漢字為漢語語法特點的存在提供了諸多方便。

從目前來看，漢字與語言的關系在字音、字義方面已經有許多成果，但在漢字和漢語語法的關系上尚屬未開墾的處女地。我們希望這個領域今后越來越引人注視，會有更多的同仁參與探索、挖掘其間規(guī)律，從而促進漢語言文字的理論研究深入發(fā)展。那么，本文的寫作目的也就達到了。

注：

篇（2）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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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期的結構主義曾經以其完整的系統(tǒng)和功能為西方提供了思想資源，為語言、文學、哲學等領域提供了一套封閉的研究方法。自20世紀中葉開始，隨著人們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認識的深入，邏輯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等在人們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發(fā)揮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漸陷入迷惘、失望和憂憤之中。西方語境也出現(xiàn)了反形而上學傳統(tǒng)的后現(xiàn)代思想。作為后現(xiàn)代思想之一的“解構主義”思潮，對政治、哲學、文學、語言以及人的思維方式等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思潮開啟了西方政治和哲學思潮新的發(fā)展方向。



解構主義產生的思想淵源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學。19世紀末，尼采宣稱“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評價一切價值，這種質疑理性、顛覆傳統(tǒng)的叛逆思想對解構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次，是海德格爾的現(xiàn)象學思想。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探討了西方哲學史上的存在與邏各斯問題。他要研究古代的邏各斯（Logos）是怎樣變成近代的邏輯(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義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統(tǒng)治地位？海德格爾通過對古希臘哲人巴門尼德殘篇的研究發(fā)現(xiàn)，邏各斯與存在的原始意義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圖后，西方人開始與存在發(fā)生對峙，越來越自信自己擁有支配存在的主體性與知識能力。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主義加以批評，德里達則直接繼承了海氏的理論。再次，解構主義的出現(xiàn)與歐洲的左派批評理論密切相關。1968年，一場激進的學生運動席卷整個歐美資本主義世界，法國的運動被稱為“五月風暴”。但革命后隨之而來的是激進學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轉向學術思想深層的拆解工作。他們明明知道資本主義根深蒂固，難以撼動，卻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種基礎，包括語言、信仰、機構、制度和規(guī)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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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主義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達以《文字學》、《聲音與現(xiàn)象》、《書寫與差異》三部書的出版宣告解構主義的確立，形成以德里達、羅蘭•巴爾特、福柯、保爾•德•曼等理論家為核心并互相呼應的解構主義思潮。德里達為了達到反形而上學、反邏各斯中心的目的，選擇從語言學和符號學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構主義內容冗雜，缺乏統(tǒng)一的理論和解釋。解構主義者也拒絕為自己的理論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它們主要的批判理論與策略包括：反邏各斯中心主義(anti-logocentrism)、延異(différance)、替補(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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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邏各斯中心主義是解構主義的核心思想。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tǒng)發(fā)端于柏拉圖對古希臘邏各斯的強行曲解，認為言語與意義（即真理，上帝的話）之間有內在、直接的關系。因此，邏各斯中心論也被稱為“語音中心論”，強調言語優(yōu)于文字，書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達對此說法進行了解構。他說，書寫文字并不見得天生就低劣于語言發(fā)音，為了打破傳統(tǒng)的“語音中心”偏見，他力圖建立一種“文字學”，以便突出并確認書寫文字的優(yōu)越性。這種文字優(yōu)越性，首先表現(xiàn)在它在符號學意義上的“可重復性”。其次是符號應該在不考慮講話人意圖的情況下，依然能被人們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號上述的兩個必備特征，即“可重復性”和“不考慮講話人之意圖性”，驗證了德里達所說的文字優(yōu)越。在更大的范圍說，文字包括了整個語言學的符號系統(tǒng)，因而它也是狹義上的言語和文字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這便是德里達所謂的“元書寫”(arch-writing)。元書寫概念一經確立，必然打破邏各斯主義的語音中心說。



德里達從言語與文字的關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傳統(tǒng)的二元對立的價值觀。整個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tǒng)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識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對立中的等級秩序觀念。如在言語/?文字、男人/?女人、靈魂/?肉體、意識/?無意識、開明/?蒙昧、西方/?東方等的區(qū)別對立中，邏各斯中心論認為前者優(yōu)于后者，具有鮮明的等級觀念。德里達獨辟蹊徑，從語言學角度入手，通過對言語和文字的解構，瓦解了二元對立的觀念，提出二元之間只有差異，而沒有等級秩序區(qū)分。不僅如此，“對立”的兩項之間還存在大量的相互滲透和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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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達還發(fā)明了“延異”概念，即延遲與差異。他直接利用索緒爾的符號任意性觀念，打破語言是外在“真理”體現(xiàn)的神話。他說“延異(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個單詞，本身是一個杜撰的詞。在法語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兩者的發(fā)音相同。若要區(qū)分它們，我們必得借助文字拼寫上的差異，這本身就是對言語優(yōu)于文字邏各斯主義論點的一個極好諷刺。解構主義關于“替補”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為文學批評理論所借鑒，這里不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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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體策略，尤其是從言語與文字關系入手，德里達批判了邏各斯中心論，打破了等級森嚴的二元對立觀，提出了概念之間沒有等級和中心而只有差異的思想。解構主義從語言學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構西方的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論，對現(xiàn)存的等級秩序提出挑戰(zhàn)。強調通過對舊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價值體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價值。這種批判與重建的雙重姿態(tài)，德里達稱為“雙重約束”（doublebind）。他說：“事實上，我一直被兩種必要性拉扯著，或者說我一直嘗試公平對待兩種可能看起來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構哲學，即思考哲學的某種關閉范圍，但不放棄哲學。我承認這么做很困難，但無論在寫作還是授課中，我重視始終嘗試盡可能地同時采取兩種姿態(tà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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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思想產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產生重大影響，其影響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論領域。它在政治學上就是對西方中心論的瓦解，重視多元文化價值。而這恰恰是任何一個處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民族和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解構主義思想對民族價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對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確立起到積極作用。當然，解構主義思潮自產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評。因為其理論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運用的邏輯、方法與理論，大多從形而上學傳統(tǒng)中借用而來，這樣說來有點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構主義發(fā)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種歷史困境，即真理虛妄、意義不確定以及漫無邊際的任意解釋等。因此我們對這樣一種影響巨大的理論思潮也應該抱一種批評態(tài)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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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解構主義審視我們傳統(tǒng)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認語言多元性，承認每種語言與文字都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與作用，而不可輕易否認自己的語言文字。現(xiàn)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深受西方語言理論體系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言學，中國古代談不上語言研究，進而否定漢語和漢字研究的傳統(tǒng)和成就。從漢語言文字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到對漢語和漢字的認識與評價都帶上了西方學術思潮的烙印。如漢語的語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語法理論后面的，如漢語的語義學研究一直沒能好好繼承自己的傳統(tǒng)，沒能發(fā)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如對漢字的誤解導致的漢字落后、漢字要改革等錯誤觀念，如漢語目前的理論體系對很多漢語現(xiàn)象缺乏解釋力等等。這都是西方邏輯中心主義的深層觀念所導致的結果。



興起于西方的解構主義思潮，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傳統(tǒng)思潮的反思。現(xiàn)在“解構”一詞不再屬于哪一個領域或地域，而是屬于人類自身。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今天研究“解構主義”，吸取其精華，也就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

2解構主義思潮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在中國的影響也日益顯示出來。在此視角下，我們反思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既要承認我們的成就，同時也要發(fā)現(xiàn)我們的問題。我們應在繼承優(yōu)良傳統(tǒng)的基礎上，從漢語言文字的客觀事實出發(fā)，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想，總結出漢語言文字的規(guī)律，開拓新世紀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道路。



中國的傳統(tǒng)語言學形成了很多優(yōu)良傳統(tǒng)。在今天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我們首先應該繼承自己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并將其發(fā)揚光大。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最值得我們發(fā)揚的傳統(tǒng)有以下三點。

(1)重視實證和歸納。

現(xiàn)代學術意義上的實證法來自西洋。但是，作為學術研究的一般方法，實證法在中國本土有厚實的基礎、悠久的歷史和持續(xù)的傳統(tǒng)。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研究從許慎開始就特別重視實證和歸納。許慎在《〈說文解字〉敘》里說，他考據(jù)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證”，“其于所不知，蓋闕如也”。“敘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僅僅這幾個數(shù)字就無可爭辯地說明了許慎重視實證的態(tài)度和做法。許慎之子許沖在《進〈說文解字〉表》里，稱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據(jù)”的問學傳統(tǒng)。許慎以實事求是、信而有證的學術精神和態(tài)度成就的《說文解字》奠定了漢字學基礎。著眼于漢代的這種實證態(tài)度，學術史上漢代古文學家的學術成就稱為“漢學”。這種實證方法一直延續(xù)下來，到清代還有很多追隨者。正是由于堅持了這種求實的態(tài)度和精神，清代的語言學研究達到了傳統(tǒng)語言學的高峰。清代的實證表現(xiàn)為考據(jù)法的盛行，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給予考據(jù)法以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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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過實證和歸納而成就的。如在《說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學派通過實證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乾嘉和傳統(tǒng)實證方法一直處于被否定的地位，這是不尊重傳統(tǒng)的表現(xiàn)。對此，王力先生曾強調：“能不能因為乾嘉學派太古老了我們就不要繼承了呢？決不能。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乾嘉學派必須繼承。特別是對古代漢語的研究，乾嘉學派的著作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段王之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永放光輝。他們發(fā)明的科學方法，直到今天還是適用的。”［3］魯國堯先生也認為，研究漢語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注:參閱魯國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兼論漢語研究中的“犬馬-鬼魅法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可見重視實證是中國語言學的重要特色。

(2)重視書面語言及其意義研究。

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重視書面文獻的研究，重視意義的獨立研究價值。中國從先秦時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漢語的書面語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國記錄文獻的語言，也是知識分子進階應試所用的語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僅在中國文化的傳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歷史作用，而且還是形成現(xiàn)代漢語的源頭之一。當然，由于書面語和口語的脫節(jié)，從隋唐時期開始文言文和口語分離日漸嚴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為影響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一個間接因素。白話取代文言，成為漢語歷史發(fā)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認文言文在漢語發(fā)展歷史上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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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評價文言文及其在歷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漢語的一個傳統(tǒng)，一個與漢字的表意性質有關的傳統(tǒng)。漢字作為表意體系的文字與西方拼音文字性質差異巨大。中國學者把意義作為獨立的對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漢字的形、音、義為研究對象的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說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離開語言環(huán)境后，還可以見到它的本義，看到其本義如何引申出新的意義。古代學者一直把意義當作可以獨立研究的對象看待，而不認為它從屬于語法。在訓詁學中，意義是可以分析的，它運用“義界”的訓釋方法，就是在意義內部進行結構分析。傳統(tǒng)語言學還特別重視語音在詞匯語義系統(tǒng)、詞源系統(tǒng)、詩詞韻律中的表現(xiàn)，古人很少做純形式的運作，而是在務實的基礎上以音證義，以義證音。這是傳統(tǒng)語言學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視語言和文化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濃厚、很自覺的人文傳統(tǒng)，“離經辨志”、“隨文釋義”、“微言大義”等說法，都表明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追尋語言背后的東西。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亂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經傳道。這種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下來，并且形成了中國古代“小學”與經學融合的現(xiàn)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里，語言文字學著作即在經部。因此，傳統(tǒng)的文字學、訓詁學研究歷來與文化有著密切關系，如文字構成的理據(jù)、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訓釋，都直接牽涉到文化，或是直接為文化服務。這就是語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結合的學術傳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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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代。如張世祿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會觀》中寫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會，史策既無征考，則惟有求諸古來之余形遺跡，俾可想見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遞嬗，察地層而識地殼之胎成，皆其類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國，則此文字者，誠有史以來，先民遺跡之所留，曷借之以窺其政俗之梗概，以補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棄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謂何，吾又烏睹其可哉？”［4］他在這篇論文中從漢字的構造入手來看古代社會的風土人情、物質生產和精神建構，體現(xiàn)了語言文字與文化相互參照研究的特點。20世紀50年代初，羅常培先生出版《語言與文化》一書，是自覺研究語言與文化關系的劃時代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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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由于受到西方語言學影響很大，在解釋漢語現(xiàn)象時并不能完全適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語言本身較重形式，而漢語和漢字則具有較濃厚的人文色彩。為了促進漢語研究，找到一種較為切合漢語實際的解釋框架，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中國興起了文化語言學。[注:新時期文化語言學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義主編《文化語言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銘《文化語言學導論》，語文出版社2003年版；張公瑾、丁石慶《文化語言學教程》，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等。]漢語中的很多語言現(xiàn)象都可以通過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結合文化來研究語言一直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一個傳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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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言學的這三個傳統(tǒng)都值得我們繼續(xù)發(fā)揚。尤其是后兩個傳統(tǒng)恰恰是解構主義所重視和強調的。解構主義著力打破西方中心論的觀念，客觀而實際地認識其他語言文字的地位。解構主義非常重視書面語，這從德里達的《論文字學》、《書寫與差異》等著作名稱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達正是看到了邏輯中心主義、結構主義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語言的差異，強調書面語言和文字的重要意義。



漢語和漢字重意義的特點和現(xiàn)代語言學的從形式到意義的轉向是非常吻合的，這本來是我們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但卻被以西方為中心的語言學者認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現(xiàn)。西方邏輯中心主義認為，語音和思想的本質、存在的意義之間有最直接、最接近的關系。從“語音中心主義”出發(fā)，言說和口語受到推崇，文字被貶低。而且他們責難對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針對非語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學家都表達了類似的見解，黑格爾批評漢字說：“他們的文字對于科學的發(fā)展，便是一個大障礙。或者，相反地，因為中國人沒有一種真正的科學興趣，所以他們得不到一種較好的工具來表達和灌輸思想。大家知道，中國除了一種‘口說的文字’以外，還有一種‘筆寫的文字’，后者和我們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個別的聲音——并不把口說的字眼記錄下來，卻用符號來表示那些觀念的本身。”“中國因為語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爾的這種見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漢字的普遍觀念。西方人對漢字的偏見，還進而擴展到對漢語的認識。對漢語和漢字的偏見甚至一度成為西方人不自覺的思維習慣。

結構主義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力圖創(chuàng)立一個具有普遍理性的語言學理論，將語言學變?yōu)橐婚T科學。盡管索緒爾在心理上不愿意舍棄語言材料和語言現(xiàn)象的豐富多樣性，但是為了建立一個具有整體性、普遍性以及獨立性的全新理論體系，事實上他將理性的語言觀和人文現(xiàn)象對立起來，舍棄了語言符號的人文性。他對人文現(xiàn)象的舍棄，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學中根深蒂固的邏輯中心主義，他的語音中心論實則是邏輯中心主義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學傳統(tǒng)的邏輯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以及二元對抗的思維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礎上的，長期以來被西方學者認為是代表人類思維發(fā)展的最高階段，這種觀念與拼音文字血肉相連，互為因果。這嚴重影響到對人類語言文字的公正認識，導致弱勢民族語言被邊緣化以致面臨失語的困境。



解構主義實際上是西方學者對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反思，它檢討和總結了西方世界因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質豐富而產生的西方中心主義的錯誤思維，以及將文化系統(tǒng)建立在邏輯中心主義之上的缺點。解構主義承認東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樣，具有各自的價值。德里達從融合表音與表意的漢字中發(fā)現(xiàn)了在邏輯中心主義外發(fā)展出強有力文明的證據(jù)。德里達的理論闡釋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歷史上部分西方學者的漢語言文字觀念曾對西方邏輯中心主義造成過威脅，“一次是與科學思想的結合，漢字通過一般語言，通過萊布尼茲使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歷史產生了偏離。再一次發(fā)生在20世紀初的東方學家費諾洛薩（ErnestFenollosa）和現(xiàn)代派詩人龐德(EzraPound)那里，這次是與詩學的結盟”［6］。德里達認為，從文學和詩學方面，漢語言文字展現(xiàn)的魅力能打破邏輯中心主義。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看到，無論萊布尼茲，還是費諾洛薩、龐德，乃至德里達本人對漢語言文字的揄揚都是建立在“誤讀”的基礎上，他們都沒有徹底了解漢語言文字。無論是相當多的西方學者對漢語和漢字的貶低，還是少數(shù)學者的褒揚，他們的觀點和認識都沒有建立在對漢語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礎上。因此，還必須依靠我們自己，從漢語現(xiàn)象出發(fā)，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傳統(tǒng)，并將其發(fā)揚光大。

3

從解構主義的立場看，漢語言文字學的發(fā)展，應當從漢語現(xiàn)象出發(fā)，走自主創(chuàng)新的道路。



中國語言學在兩千多年的發(fā)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些優(yōu)良傳統(tǒng)，但是這個傳統(tǒng)在中國近代向現(xiàn)代的轉折時期遭到質疑，受到冷落。與之同時，西方語法理論卻極大地影響了漢語言文字學研究。那么現(xiàn)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應當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確，只能走自主創(chuàng)新之路。



一個國家經濟的發(fā)展、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必須走自主創(chuàng)新之路。文化的發(fā)展更要從自身實際出發(fā)，尋找適合自己民族的發(fā)展道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也不例外。在這方面，前人和現(xiàn)代的語言學者已經導夫先路，提供給我們可資借鑒的探索。



馬建忠最早借鑒西方的語法理論寫出了《馬氏文通》。該書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語法寫成，而是馬建忠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的結果。對此許國璋先生的評價頗中肯綮：“（《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學習《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國《普世唯理語法》為范式。此書之成，我以為只是馬建忠根據(jù)普世語法字別種、句司字的通理，憑個人的哲學自信（conviction），經過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寫成這部中國向所未有，在體系上又超過當時西方語法書的力作。”［7］馬建忠利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現(xiàn)象是有道理的，因為作為人類交際工具的各種具體語言，必然會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馬氏文通》對漢語語法分析貢獻很大，但總體上看，其中更多的是總結出漢語語法和西方語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漢語本身的特點還值得我們繼續(xù)研究。王力先生說：“各種具體語言，作為人類的交際工具，當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種語言的語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種具體語言的語法來說，世界語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點是主要的，沒有這種特點，就會喪失其為獨立語言的資格，和另一語言同化了”［8］。可見，對一種具體的語言來說，人類語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點是更值得關注。



王力先生說的世界各種語言的共同性，應更多體現(xiàn)在日常語言中。而對于某種語言來說，日常語言只是這種語言的表層部分，其深層部分應當是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更容易展現(xiàn)一種語言的民族特點。科學語言的民族特點很不明顯。自然科學的那些諸多概念、公式、定理與邏輯推理，很難說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個民族語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學語言。在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語言學十分重視口語，重視語音中心主義，重視共時描寫，其最大的貢獻就是促成語言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獨立。但如果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語言科學主義，則會導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對書面語不重視，就容易使語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們以往的漢語研究由于過分借用西方語法理論來構建自己的體系，想利用這種體系來解決漢語的所有現(xiàn)象與問題，但結果并不遂人意。



合理的做法是從漢語的實際現(xiàn)象出發(fā)，擴大漢語的研究領域。我們過去的語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詩詞駢文，只能分析形義相應的詞語，不能分析形式壓縮、內容積蘊的典故之類，這顯示了漢語語言學的貧血現(xiàn)象。試問，如果漢語中去掉了“葛郎瑪”（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點，那我們的漢語還是漢語嗎？這些現(xiàn)象包括：第一，漢語中的對偶、平仄和駢文等；第二，漢語句法構造比較特殊，主語、謂語、賓語常有省略；第三，漢語的詞難以確定詞性等。



在這方面，啟功先生的《漢語現(xiàn)象論叢》為我們開辟了道路，為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自主創(chuàng)新做出了貢獻。啟功先生擺脫了從語言理論出發(fā)到漢語中尋找漢語規(guī)律的模式，堅持從漢語語言現(xiàn)象的實際出發(fā)去研究總結漢語自身的結構規(guī)律。從對一些具體漢語現(xiàn)象的觀察中，分析歸納出若干條漢語規(guī)律。如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修辭與語法的關系問題，語言環(huán)境對語法結構的影響問題，語氣、語調跟語義、語法的關系問題等。啟先生對“葛郎瑪”不能包括的漢語特點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釋。［9］



關于漢語詞性靈活的問題，19世紀英國漢學家威妥瑪曾提出：“漢語詞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即漢語中對于這么多的詞語（尤其是我們傾向于稱之為名詞和動詞的詞）有共通性，在有廣泛差別的語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達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語言權威性地劃分到像我們語言中詞性的范疇里去的努力，都將枉費心機。而且，我們語言中的此類分析當然得有它們相對應的漢語語法，且不管能否對它們做詞類分析；在所有的別的語言中用屈折變化生效而產生的大部分結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漢語自身也擁有，否則漢語就不成其為一種語言。”［10］對此，王寧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語、俄語這些種語言，一個詞象一根小鐵鉤，一邊有環(huán)，一邊帶鉤，這個鉤鉤進那個環(huán)，連成一條就是一句話。鉤和環(huán)得對合適了，大鉤穿不進小環(huán)，大環(huán)掛不牢小鉤，詞的自由結合度很小，錯了一點就被判為語法錯誤。可漢語的詞象一個多面體，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膠，面面都能接，而且用點心都可以接得嚴絲合縫。比如回文詩，干脆結成一個圈兒，從哪兒都能念。這雖是文字游戲，可難道不啟發(fā)人去想漢語的特點嗎？”［11］39-40



以上認識使我們看到，要想真正認識一種語言，就必須不帶偏見，承認其獨特的價值。在此基礎上，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中國學者對于漢語現(xiàn)象的認識都會有更多的一致，都會發(fā)現(xiàn)更多的漢語特點，并總結出相應的規(guī)則和理論，這也才是漢語言文字學發(fā)展的必由之路。

4

我們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上，從漢語現(xiàn)象出發(fā)，借鑒解構主義思潮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解決好下面問題。

(1)如何看待繼承傳統(tǒng)與借鑒西方的關系問題。

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其發(fā)展中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優(yōu)良傳統(tǒng)，這些是我們繼續(xù)發(fā)展的最重要基礎。但我們的傳統(tǒng)研究也有自己的弱點和不足。如傳統(tǒng)的語言學有注重實證和歸納的優(yōu)點，也有不善于演繹和推理的不足。單獨的歸納法，難以產生現(xiàn)代意義的語言學。訓詁學中字、詞不分的問題，還有語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節(jié)的模糊性和籠統(tǒng)性限制，而沒有細致精確的聲音分析的習慣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弱點，反映出我們傳統(tǒng)語言學理論的不足。



西方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走向科學的過程中，曾經起到很大的作用。現(xiàn)在我們使用的結構分析和描寫方法等，都來自西方。西方語言學具有的科學精神和哲學的思辨精神以及邏輯的推理與表述，造就了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的基本方法。西方語言學的不少流派都對中國語言學研究給予了很多的啟示和幫助，我們應當繼續(xù)學習和關注。此外，西方學者關于漢語傳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們重視。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們看到漢語的特點。[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張衛(wèi)東《威妥瑪氏〈語言自邇集〉所記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試論近代南方官話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時成為漢語官話標準音》，《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論十九世紀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漢語教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等。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計翔翔《十七世紀中期漢學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當然有些西方學者對漢語言文字的偏見，我們必須加以拋棄。我們不反對學習西方，但反對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后面，甚至重復別人遺棄的東西。西方語言學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們盲目追從，把那些本身片面的東西用在漢語上，結果只能是削足適履。

(2)如何看待書面語言和口語的關系問題。

現(xiàn)代結構主義語言學曾對中國語言學的發(fā)展產生了極大影響，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結構主義以來以語音為中心的重口語和共時的方法對當代語言學的獨立具有重要貢獻。但這種過分重視口語和語音、輕視書面語的情況也產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漢語現(xiàn)象不是單純的形式結構所能解釋的。如啟功先生所說，一個五言詩可以變換十種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為什么漢語中那么多四節(jié)拍，多于四拍的壓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雖然現(xiàn)代語言學重言輕文，是苦苦掙脫了因文廢言的傳統(tǒng)語文學發(fā)展起來的。但是如果把結構主義強調到極點，就會導致另一個極端，即限制了語言學研究的范圍，影響了語言學研究的豐富性，導致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出現(xiàn)貧血現(xiàn)象。

而解構主義則給我們一種更廣闊的視野。我們對于口語和書面語都不能偏廢。(3)如何看待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的關系問題。

在目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對文學語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漢語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實用語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漢語、現(xiàn)代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與實用語言不同，實用語言以明白清楚為目標，因此邏輯、語法重于形象；文學語言則以有意味有情趣為目標，因此形象重于邏輯。“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個整體。如果我們把母語比做一顆大樹，樹干、樹枝、樹葉、花朵，都屬于表層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層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對漢語的研究，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是不可偏廢的。(4)如何處理好漢語本體與應用研究的關系問題。

當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還有重本體、輕應用的傾向，似乎只有本體研究才是真正的語言學。實際上任何本體研究如果脫離了應用就很難取得真正的成果。啟功先生緊密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發(fā)現(xiàn)了很多實際問題，然后考慮理論上如何解決。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應用，注意古今漢語、文言白話的等值翻譯，注意中文信息處理的“電腦傳譯”，注意辭書編纂的義項歸納與排列等等。這都給我們樹立了極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沒有很好處理本體和應用的關系，目前語言文字學許多應用領域，如語言的規(guī)劃和規(guī)范問題、漢語的國際傳播和對外漢語教學問題、漢字規(guī)范和國際通用標準問題、辭書編纂問題等，都存在由于本體研究的滯后或游離而產生的諸多難題，影響了我國社會語言生活的健康發(fā)展，阻礙我國向高科技信息時代前進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漢語研究必須重視本體與應用的結合。



為了解決好上面的幾個問題，我們必須堅持語言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多樣化。“語言學的方法必須多樣化，用一種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種方法是不妥當?shù)摹＿@是因為，人類認識自然、認識社會都比認識自身容易，認識自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不是某個單一的研究路線能夠解決的。”［13］只有我們的漢語言文字學有了自主創(chuàng)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語言學界進行平等對話，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才會越走越寬廣，這就是解構主義給予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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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啟功.漢語現(xiàn)象論叢［M］.北京：中華書局,1997.［10］威妥瑪.語言自邇集［M］.張衛(wèi)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9.

篇（3）

[摘要]諺語是語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各國語言文學藝術寶庫中的一朵奇葩。諺語體現(xiàn)了語言與文化的關系。由于人類的普遍社會活動和心理思維過程有許多共同之處，因此英漢諺語也存在著相同之處。但由于各國具體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以英漢諺語又存在著差異。本文分析了英漢諺語的相同點與不同點，并提出英漢諺語在跨文化交際中的滲透與融合。英漢諺語有著相同的起源和語言特點。都來自民間生活，神話傳說，文學作品和外來語。英漢諺語的語言具有簡煉和生動形象的特點。但從具體內容來看，英漢諺語表現(xiàn)了不同的地理、歷史、宗教和文化價值觀念。最后指出隨著世界文化的交流，諺語逐漸打破國家和民族的界限，英漢諺語在互相滲透與融合。

[關鍵詞]諺語；相同點；不同點；融合

1.Introduction

ThedefinitionofproverbbyOxfordAdvancedLearner’sEnglish-ChineseDictionaryis“shortwell-knownsayingthatstatesageneraltruthorgivesadvice.”(精練的俗語，或為普遍道理或為勸誡語)WuZhankunsaidthatproverbsarethecrystalofnationalwisdomandexperience.Theyarefrequentlyusedorallyandhandeddownfromgenerationtogenerationandusuallygivepeopleinformationandspeakthetruth.Theyareshortsentenceswithcommonstyle,concisestructure,andvividlanguage.[1]WangQinsaidthatproverbsarethesummingupofpracticalexperiences.Theyaretheoralformsoflanguagethatgivepeopleexperience,adviceorwarning.[2]ThegreatEnglishphilosopherFrancisBacononcesaid:“Thegenius,witandspiritofanationarediscoveredinitsproverbs.”

Fromthesedefinitions,wecanseecommoncharactersofproverbs.Proverbsarethecrystalofthenationalwisdomandexperience.Proverbsarecolloquial,sotheyareveryeasytoberememberedandhandeddown.Theyusuallygivepeopleadviceandwarning.

Proverbsarethecreamofalanguage.Languageandculturearetightlyinteractedwitheachother;eachinfluencingandshapingtheother.Languageispartofculture.TheChineselanguageispartofChinacultureandEnglishlanguageispartofEnglishculture.Languageisthecarrierandcontainerofculture.Humanknowledgeandexperiencearedescribedandstoredinlanguage.[3]Asapartoflanguage,proverbscloselyintegratedwiththesocietyandculture.Proverbsreflectmanyaspectsofthenationsuchasgeography,history,religiousfaithandvalues.

EnglishandChinesebelongtotwodifferentlanguagesystems,havinggreatdifferencesintheircultures.Buthumanbeings’commonsocialactivitiesandemotionalreflectionandobservationoftheworldareinmanyaspectssimilar.Sonotonlydifferencesbutalsomanysimilaritiesexistin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Withthecommunicationofworld,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arepermeatingandinterfusingeachother.

2.Similaritiesbetween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

Thesimilaritiesbetween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mainlylieintheiroriginsandlinguisticcharacters.

2.1Similarorigins

Proverbsareconcise,vividandcommonshortsentenceswhichbeusedandpassedonorally.Theyarethesummingupoftheexperienceintheproductionstruggleandthesociallifeandthecrystalofwisdom.[4]AnEnglishproverbitselftellsusthat“Proverbsarethedaughterofexperience.”Fromthesewecanfindthat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enjoythesimilarorigin:theybothoriginatefrompeople’sdailylifeandexperience.Specificallyspeaking,theybothcomefromfolklife,mythology,literaryworksandfromotherlanguages.

2.1.1Originatingfromfolklife

Proverbsarethesummaryofpeople’sdailylifeandexperience,andcloselyrelatedtothepracticeofpeople’slifeandwork,revealingauniversaltruthfromdetailssoastoenlightenpeople.Therearemanyproverbsoriginatedfromfolklife.Theyarecreatedbyworkingpeople,suchasfarmers,workmen,hunters,businessmen,army-menandsoon.Theyusefamiliartermsthatwereassociatedwiththeirownfields.E.g.:

Farmerscreatedthefollowingproverbs:

(1)Makehaywhilethesunshines.

(2)Aprilrainyforcorn,Mayforgrass.

(3)肥不過春雨,瘦不過秋霜。

(4)春天不忙，秋后無糧。

Workmencreatedthefollowingproverbs:

(5)Strikewhiletheironishot.

(6)Agoodanvildoesnotfearthehammer.

(7)木匠怕漆匠，漆匠怕光亮。

Hunterscreatedthefollowingproverbs:

(8)Hethatisafraidofeverybushwillneverproveagoodhuntsman.

(9)上山打虎心要狠，下海提龍心要齊。

Businessmencreatedthefollowingproverbs:

(10)Youpayyourmoneyandtakeyourchoice.

(11)貨有高低三等價，客無遠近一樣待。

Army-mencreatedthefollowingproverbs:

(12)Agoodgeneralmakegoodmen.

(13)養(yǎng)兵千日，用在一時。

Thesewerefirstusedbyalimitedgroupofpeopleinthesamefields.Becausetheyarephilosophicalcolloquialism,latertheygraduallygainedwideacceptanceandpartlybecamepartofthecommoncornoflanguageandarenowusedinmanyothersituations.

2.1.2Originatingfrommythology

Eachnationhasitsownmythology,fableandallusion.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ancientGreekandRomancivilizationbequeathmanymythologiesandallusions.Theybecomeoneofthemajorsourcesofproverbs.ThestoriesandheroesinGreekMythology,TheFableofAesopandTheHomerleftalotofproverbs.E.g.:

(14)IfeartheGreeks,evenwhenbringinggifts.(Fromthewell-knownstoryoftheTrojanhorsebywhichtheGreekstookthecityofTroy.)

(15)YoucannotmakeaMercuryofeverydog.(FromRomanMythology.Itmeansthatnoteverymindwillanswerequallywelltobetrainedintoascholar).

(16)Thefoxsaidthegrapesweresour.(FromTheFablesofAesop.Itmeansthatonesaidsomethingisbadwhenonecannotgetit.)

Chineseculturecantracebacktoancienttimes.Thereweremanynaturalphenomenonsandourancestorcan’texplainthesephenomenons.Theycreatedthemythologyandfabletoexplainthephenomenon.SomanyChineseproverbscomefrommythologyandfable.E.g.:

(17)八仙過海，各顯神通。（from《八仙過海》）

(18)過著牛郎織女的生活。（fromafolklegend）

2.1.3Originatingfromliteraryworks

Many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comefromliteraryworks.Anation’sliterarylanguagesareitslanguage’sginger.Theypromotethedevelopmentoflanguage.Someofbrilliantsentences,plotandhero’snameinliteraryworksbecomeproverbs.[5]

Therearemanygreatwritersinwesternsociety,suchasShakespeare,FrancisBacon,JohnMiltonandsoon.TheyhadmadedistinctivecontributionstothedevelopmentofEnglishliterature.TheirworkswereacceptedandpassedonbyEnglishpeoplefromgenerationtogeneration.ManysentencesbecometheEnglishproverbs.

Shakespeare’sworksarethemostcolorfulliteratureoriginofproverbs.ManyEnglishproverbsarefromtheworksofShakespeare.E.g.:

(19)“Thebiterissometimesbit.”isfromShakespeare’sHamlet.Ittellspeoplethatthosewhodobadthingstootherswillbringthemselvestrouble.

(20)“Allisnotgoldthatglitters.”isfromShakespeare’sTheMerchantsofVenice.Itmeansthatthosewhohaveagoodappearancearenotnecessarilyprofoundorlearned.

Someotherwriters,philosophers’wordsalsobecomeproverbs.E.g.:(21)“Readingmakesafullman,conferenceareadyman,andwritinganexactman”isfromadistinguishedEnglishphilosopherandwriterBacon’sOnReading.Ittellspeoplethatreading,conferenceandwritingcanmakeapersonlearned,sharpandprecise.And(22)“Thechildhoodshowstheman”isfromMilton’sParadiseRegained.

ManyChineseproverbsarefromclassicChineseliteraryworks.Thefourgreatworks:ThePilgrimagetotheWest,TheThreeKingdoms,ADreamofRedMansionsandTheMarshRebellionarethemostpopularclassicsinChina.Suchas:

(23)溫故而知新。(Bystudyingtheoldonelearnssomethingnew)---《論語》(SelectedReading)

(24)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ThreecobblerswiththeirwitscombinedequalZhugeLiangthemaster---thewisdomofthemassesexceedsthatofthewisestindividual.)---《三國演義》(TheThreeKingdoms)

(25)三十六計,走為上計。(Ofthethirty-sixstratagems,thebestisrunningaway.)---《水滸傳》(TheMarshRebellion)

(26)謀事在人,成事在天。(Manproposes;Goddisposes.)---《紅樓夢》(ADreamofRedMansions)

(27)說曹操,曹操到。(Talkofthedevilandheissuretoappear.)---《三國演義》(TheThreeKingdoms)

Literature,asamirrorofsociallife,isanothersourceofproverbs.Manysentencesintheseliteraryworksarefullofwisdomandeasytoberemembered,sopeoplelikethemandusethemagainandagain.Atlast,theybecometheproverbsandarewidelyused.Wecansaythatproverbsarethecreamoftheliteraryworks.

2.1.4Originatingfromotherlanguages

Withthecommunicationofworld,nation’sboundaryisbeingbroken.Moreandmorelanguagescontactedwitheachother.Becauseofthegeographyandhistory,Englishwasinfluencedandimpactedbyotherlanguagesinitsdevelopmentprocess.SoEnglishhaveabsorbedagreatnumberofexpressionsofothernation’sculture.Sodoproverbs.ManyEnglishproverbsarefromLatin,Greek,FrenchandChinese.Asthereasonofhistory,mostoftheseloanedproverbsweretransferredintoEnglishandsomemaintaintheoriginallanguages.

ManyEnglishproverbsoriginatefromLatin.E.g.:

(28)Artislong,lifeisshort.

(29)Thewishisfathertothethought.

SomeLatinproverbsaretransferredintoEnglish.ForexampleEnglishpeoplehavegot(30)“Soonripe,soonrotten”from“Citomaturumcitoputridum”.

ManyEnglishproverbscomefromFrench.Forexample,Englishpeoplehavegot(31)“Whenthefoxpreaches,takecareoffyourgeese”from“Quandlerenardsemetaprecher,gardeauxpoules”.

Englishproverbsalsocomefromforeignwriters’works.Forexample,(32)“Constantdrippingwearsawaythestone.”isfromRomanpoetOvid.

Chinesepeoplehavealsogotsomeproverbsfromotherlanguages.Suchas

(33)“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isfrom“Thegrapesaresour.”

(34)“誰笑到最后，誰笑得最好”isfrom“Hewholaughslastlaughsbest.”

(35)“條條大路通羅馬”isfrom“AllroadsleadtoRome.”

ThesehavebeenacceptedbyChinesepeopleandbecomeChineseproverbs.

Fromabovewecanfindoutthat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havesimilaroriginsfromfolklife,mythology,literaryworksandfromotherlanguages.FromthesesimilaroriginswecanseethatEnglishandChinesepeoplehavesimilarsocialactivitiesandemotionalreflectionandobservationoftheworld.

2.2Similarlinguisticcharacters

Proverbsarecreatedbycommonpeopleandorallyhandeddownfromgenerationtogenerationagainandagain.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areconciseandvivid.

2.2.1Conciseness

Thecleanestwaterisspring;themostrefinedwordsareproverbs.Proverbdictionisneatandsimple.Proverbsusethefewestwordstoexpressthecontents.Theyareconcise,condensedandcompact.Mostof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aresimplesentences.E.g.:

(36)Easycomeeasygo.

(37)Nopainsnogains.

(38)人勤地不懶。

(39)人心齊泰山移。

Proverbsaresimpleandshortsentences,sotheycanberememberedandhandeddownfromgenerationtogeneration.

2.2.2Vividness

Proverbsuserhetoricaldevicestoattractthereadersdeeply.ManyChineseandEnglishproverbsusethesamerhetoricaldevicessuchassimile,metaphor,repetitionandhyperbole,etc.

Simileisusedveryfrequently.Itisafigureofspeech,inwhichamoreorlessfancifulorunrealisticcomparisonismade,using“l(fā)ike”or“as”.[6]Herearesomeexamples:

(40)割麥如救火。

(41)剩秧如剩草，缺秧如缺寶。

(42)Agoodfriendisasthesuninwinter.

(43)Ablackplumisassweetasawhite.

Metaphorisafigureofspeech,whichconciselycomparestwothingsbysayingthatoneistheother.[7]Itdoesnotliterallydenoteinordertoimplyaresemblance.E.g.:

(44)Timeisfatheroftruth.

(45)Failureisthemotherofsuccess.

(46)一寸光陰一寸金。

(47)謊言怕真理，黑暗怕陽光。

Repetitionisanotherrhetoricaldeviceusedtoexpressstrongfeelingsoremphasizesomemeanings.E.g.:

(48)哪個老虎不吃人，哪個地主不狠心。

(49)Manylords,manylaws.

Gorkysaidthat,“Thetrueartisauthorizedtoexaggerate.”Hyperboleisanexaggerationusedtogiveemphasisandstrikethereadersdeeply.E.g.:

(50)Athousandyearscannotrepairamoment’slossofhonor.

(51)谷子栽得稀，不夠喂小雞。

Theexaggerationisnotfalse.Itcomesfromthetruefeelingsandbasesonreality.[8]

Apartfromtheaboverhetoricaldevices,thereareotherdevices.TheyareAntithesis,Synecdoche,Personification,etc.

Theuseofrhetoricaldevicesmakesproverbsfresh,humorous,implicitandfullofwit.

Though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enjoythesimilarorigins,theyalsohavedifferencesintheirdetailedcontents.Wewilldiscusstheirdifferencesfromthefollowingaspects:differentgeography;differenthistorycustoms;differentreligionsanddifferentvalueconcepts.

3.Differencesbetween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

Languageisstronglyinfluencedandshapedbyculture.Languageisthemirrorofculture.Itcanrepresenteveryaspectofculture.[9]Proverbisanimportantpartofanationallanguageandtheyreflecttherelationbetweencultureandlanguage.Differentnationshavedifferentculture.Generallyspeaking,themajordifferenceslieingeography;historycustoms;religionsandvalueconcepts.Asaresult,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aredifferentinthedetailedcontents.

3.1Reflectingdifferentgeography

Anation’sgeographicalenvironmentisaframeworkinwhichalanguageandculturehavebeendeveloping.Thegeographicalfeaturesofacountryareinevitablyreflectedinthenationallanguageingeneralandproverbsinparticular.[10]

EnglandisanislandcountryandlocatedinthewesternseasideofEurope.Englishpeoplelivebyseasideandtheirlifecannotdowithoutsailingandfishing.SomanyEnglishproverbsarerelatedtoseaandsailing.E.g.:

(52)Thebestfishsmellwhentheyarethreedaysold.

(53)Allatsea.

(54)Beingonthesea,sail;beingontheland,settle.

(55)Letanother’sshipwreckbeyournavigationmark.

Chinaisanagriculturecountry.Everyfeudaldynastypaysmuchattentiontoagriculture.Agricultureisthefundamentalandcrucialtrade.Sotherearemanyfarmingproverbsaboutagriculture.FarmingproverbsconstitutealargepartofChineseproverbs.TheyarethecrystalofagricultureexperiencesofChinesepeople.Itcanbeseeninthefollowingexamples:

(56)春雨貴如油。（Rainduringspringtimeispreciousasoil.）

(57)種瓜得瓜，種豆得豆。（Asapansows,soshallhereap.）

(58)人勤地不懶。(Ifmanisdiligent,soilisnotidle.)

(59)瑞雪兆豐年。(Asnowyear,arichyear.)

(60)一粒下地,萬粒歸倉。(Fromonegrainsownintotheearth,onethousandgrainswillspring.)

(61)前人種樹,后人乘涼。(Ancestorsplanttreeswhiledescendantsenjoythecoolunderthetreeshade—enjoyingthefruitsoflaborofone’sancestors.)

Fromabove,wecanseethat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reflecttheirdifferentgeographicalconditions.Englandisanislandcountry,somanyEnglishproverbsareabout“sea”,“fish”,“ship”andsoon.WhilemanyChineseproverbsareaboutagriculture,suchas“豆”，“雪”，“倉”，“地”,etc.

3.2Reflectingdifferenthistorycustoms

Eachnationhasitsownhistory.Sinceproverbsarehistoricalproducts,theymayreflectsomeaspectsofthenationalhistory.

EnglishproverbsarerelatedtothehistoryofEngland.E.g.:(62)“Itisashardtopleaseaknaveasaknight.”AknightreferstoamangiventherankofknighthoodbytheBritishmonarch.TherearemanylegendsabouttheEnglishknights(e.g.:KingArthurandhisgreenknights)intheancienttimes;and(63)“Fromwhippingposttopillory.”Awhippingpostisaposttowhichapersonwastiedforapublicwhippingandapilloryisawoodenframeworkwiththreeholesintowhichtheheadandhandsofanoffenderwereloked,exposinghimtopublicabuseandridicule.[11]

Chinahasalonghistory.Thereisthousandsofyears’feudalsocietyinChina.Peoplewerebondedbytherankofclass.Therulersexploitandbullythepeoplecruelty.TherearemanyChineseproverbsaboutfeudalandgenderdiscrimination.E.g.:

(64)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Themagistratesarefreetoburndownhouses,whilethecommonpeopleareforbiddeneventolightlamps.–Thepowerfulcandowhattheywant,theweakarenotallowedtodoanything.)

(65)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Behindthereddoorsmeatandwinegotowastewhileoutontheroadsliethebonesofthefrozen.)

(66)嫁雞隨雞,嫁狗隨狗。(Marryacockandfollowthecock,marryadogandfollowthedog.—Followthemanyoumarry,behefowlorcur.)[12]

Fromabovewecanseethat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reflectthedifferenthistory.EnglishproverbsarerelatedtokingandknightwhileChineseproverbsreflecttheChinesepeople’sgrudgeandresistancetorulers.

3.3Reflectingdifferentreligions

Religionisaveryimportantpartofculture.Differentreligionsreflectdifferentculturalcharacters,differentculturalbackgroundsanddifferentculturaltraditions.Religionisaculturalphenomenon.Proverbsarecloselyrelatedtotheculture,soproverbscanreflectthedifferentreligiousfaith.[13]

EnglishpeoplebelieveinChristianityanditisthemostinfluentialreligioninthewest.ManyEnglishproverbsreflectEnglishpeople’sreligiousfaithandmanyofthemareabout“God”,“devil”,“heaven”,“church”,“cross”and“hell”.E.g.:

(67)Aspoorasthechurchmouse.

(68)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

(69)ThedevilcanciteScriptureforhispurpose.

(70)Bettergotoheaveninragsthantohellinembroidering.

(71)ThewaytoheavenisbyWeepingCross.

TheproverbsaboveareapparentlyrelatedtoChristianity,becauseinthem“God”,“devil”,“heaven”,“church”,“cross”and“hell”appearwhicharetheembodimentsofChristianity.

Incontrast,BuddhismisthemostpopularreligioninChina.ManyproverbsareaboutBuddhismsuchas:

(72)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Neverburningincensewhenalliswell,butclaspingBuddha’sfeetinanemergency.)

(73)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Themonkmayrunaway,butthetemplecan’trunwithhim.—Afugitivemustbelongtosomeplacethatcanprovideclues.)

(74)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Likeaclayidolfordingariver--hardlyabletosaveone.)

(75)放下屠刀,立地成佛。(ThebutcherwholaysdownhisknifeatoncebecomesaBuddha.)

Theseproverbsareabout佛，和尚，廟and菩薩。ThedoctrinesofBuddhistadmonishpeopletodogooddeedsandsotheycangototheheavenaftertheirdeath.TaoismcomesnexttoBuddhisminChina.ThereareproverbsaboutTaoismsuchas

(76)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77)道高一尺，魔高一丈，etc.

EnglishandChinesepeoplehavedifferentreligiousfaith.Differentreligionsleadtothedifferencesbetween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ChristianityisthemainreligioninEnglish-speakingcountries,somanyEnglishproverbsarerelatedto“God”.WhileChinesepeoplebelievedinBuddhismandTaoism,somanyChineseproverbsareabout“佛”and“道”。

3.4Reflectingdifferentvalueconcepts

ThedifferencesbetweenChineseandwesternvalueconceptsmainlylieinindividualismandcollective.

Westernersbelievethateverymanisequal.Theyaspiretofreedomandequality.ManyEnglishproverbsshowAmerican’sadvocatingoffreedomandindividualism.E.g.:

(78)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

(79)Hehelpslittlethathelpsnothimself.

Thesetwoproverbsillustratetheindividualrole.Thewords“themselves”and“himself”showthatindependence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irlife.

(80)Everymanisthearchitectofhisownfortune.

(81)Ifyouwantathingwelldone,doityourself.

Thesetwoproverbsattachimportancetoindependenceandself-reliance.Self-relianceimpelspeopletocreateopportunities,seekcompetitionandbereadyforrisks.

(82)“Itisthesqueakywheelthatgetstheoil.”givesprominencetotheindividualism.

(83)“Everymanafterhisfashion.”laysstressonindividualdifferences.

Onthecontrary,Chinesepeopletakemodestyasvirtue.Theyrespecttheoldandtakegoodcareoftheyoung.Theircharacteristicsare“justiceandhumanity”,“modesty”and“l(fā)ove”.[14]Chinesepeoplepaymuchattentiontocollectivismandthinkhighlyoftheroleofgroups.Theylaystressonhelpeachotherandrelianceeachother.Theyalsopayattentiontotheharmonioushumanrelationshipandtheytrytosavetheotherside’sface.ManyChineseproverbsreflectthistrend.[15]E.g.:

(84)“孤樹結成林不怕風吹，滴水集成海不怕日曬。”showsthestrengthofcollectiveorunion.

(85)“四海之內皆兄弟。”reflectstheimportanceofmutualhelpandreliance.

(86)“相互協(xié)助事好辦，各自揣私心事難成。”laysstressontheharmonioushumanrelationship.

(87)“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suggeststhatpeopleshouldsavetheotherside’sface.

Thereareexceptionsthatareoppositetothemainstream.SomeEnglishproverbsalsoreflecttheimportanceofcollectivism.Forexample,(88)“makeyourselfnecessarytosomeone.”Chinesetraditionalvalueconcepthasbeengreatlyimpactedwiththeinputofindividualism.(89)“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iscontrarytoChinesecollectivetendency.Inspiteoftheseexceptions,theirmainstreamsarenotchanged.

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havemany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Withthecommunicationofworldculture,proverbswillbreaktheboundaryofstatesandnations,promotetheculturalconvergenceandachieveinterfusion.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arepermeatingandinterfusingeachotherconstantly.

4.Permeationandinterfusion

Withtheprogressofscienceandtechnology,thedevelopmentofsocietyanddisseminationofinformation,thecommunicationandcooperationamongcountriesareexpanding.Thecontactamongstatesandnationsismoreandmorefrequent.Differentnationalculturesarepermeatingandinterfusing.Languageisthecarrierofculture.Culturalconvergenceisdirectlyreflectedintheintegrationoflanguage,atthesametimetheinterfusionandchangingoflanguagereflectandrecordtheevolutionofculturalconvergence.[16]Proverbisthecrystaloflanguage.Ithasnoexception.

ThecommunicationbetweenChineseandWesterncultureismoreandmorefrequent.Thesetwoculturesaffectandpermeatemutually.EnglishabsorbmanyChinesewords,andagreatnumberofEnglishwordsalsoenterintheChineseculture.Forexample：

(90)“以眼還眼，以牙還牙”isfrom“Aneyeforaneye,atoothforatooth.”

(91)“誰笑到最后，誰笑得最好”isfrom“Hewholaughslastlaughsbest.”

(92)“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isfrom“Sourgrapes”andsoon.

(93)“Distantwatercannotquenchafirenearby”isfrom“遠水解不了近火”

(94)“Don’tclimbatreetolookforfish.”isfrom“勿緣木求魚。”

(95)“Takeawayfuel,takeawayflame.”isfrom“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96)“Thetruthbyincessantendeavors.”isfrom“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史記》（RecordsoftheHistorian）

(97)“Betterreturnhomeandmakeanetthanlongforfishbythewaterside.”isfrom“臨淵而捕魚，不如退而結網。”—《漢書》（HistoryoftheHanDynasty）

FromaboveproverbswecanseethatmanyChineseproverbsbecomeEnglishproverbsandChinesepeoplealsoacceptalotofEnglishproverbs.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arepermeatingandinterfusingeachotherconstantly.

5.Conclusion

Proverbsarethecreamofalanguage.Theyarecloselyrelatedtoanation’scultureandenjoygreatculturalvalues.Theyreflecttherelationbetweencultureandlanguage.Eachnationhasitsowngeography,history,religionandsocialattitude.Becauseoftheculturalgeneralitiesanddifferences,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havetheir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Theyarepermeatingandinterfusingeachother.Soacomparativestudyofthemcanhelpustolearnalanguagewellandunderstandthetruemeaningofother’swordincross-culturecommunication.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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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同[5].P107

篇（4）

當類人猿進化為人類時，為了達到相互之間的交流，他們可以通過聽覺器官接收信號，然后再通過發(fā)音器官傳達信號。但我們必須承認，人類也可以通過視覺器官接受信號，然后再通過手或身體的某個部位的描畫動作來傳達信號。初民在生產實踐中不僅使用聽覺器官將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發(fā)出的聲音記憶下來，而且他的視覺器官同樣將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印刻在大腦皮層上，在與其他的人進行交流時，他可以用聲音來表達，也可以用身體的各種動作主要是手勢來表達。例如他要表達一個果實的概念，他可以發(fā)出果實被他拋擲時發(fā)出的“gululu”（后來成為“果裸”一詞的來源）滾動聲，也可以用手比劃一下果實的圓形。因此，與“音響形象”一樣，用手比劃一個圓形也是一種“能指”。如果說前一種“能指”根源于人類的聽覺器官和發(fā)音器官，那么，后一種“能指”則根源于人類的視覺器官和手，我們將前者姑稱之為“聽說器官”，后者姑稱之為“視寫器官”，當然這里的“寫”是在廣義上說的，不僅指寫在紙上的，刻劃在石頭或陶器上的符號，也指訴諸視覺的空間動作。

一些人類學家多談到現(xiàn)代“原始”民族存在著手勢語，這正是由“視寫器官”產生出來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時與腦密切聯(lián)系著，以致手和口實際上都是腦的一部分，無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獨立表達概念。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一書中引述了許多例證：“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時禁止寡婦說話達12個月之久，在這整個期間，她們與別人交談只能通過手勢語言。他們使用這種語言達到了如此純熟的程度，以致在沒有必要這樣做的時候她們也寧愿使用這種語言”。“林肯港區(qū)的人們也象庫貝斯克利克的土人們一樣不出聲地使用許多手勢，這對他們的狩獵是十分必要的。他們利用手勢，能夠讓自己的伙伴知道他們發(fā)現(xiàn)了什么動物，這些動物的準確位置在哪里。他們也用手勢符號來表示一切種類的野獸野禽”［③］。布留爾在對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得出了他的結論：“在大多數(shù)原始社會中都并存著兩種語言：一種是有聲語言，另一種是手勢語言。應不應當這樣假定：這兩種語言并存，彼此不發(fā)生任何影響；或者相反，同一種思維由這兩種語言來表現(xiàn)，而這種思維又是這兩種語言的基礎？后一種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實也確證了這個看法，喀申著重指出了有聲語言和由手的動作表現(xiàn)的語言之間存在的那些相互關系。他指出，東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數(shù)詞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來源于一定的手的運動。”［④］布留爾將根源于視寫器官的手勢稱為“手勢語言”顯然不夠準確，因為既是“手勢”就不可能是“語言”，但他的思想內核中“兩種語言”（手勢語言和有聲語言）的基礎是同一種思維的看法則是極有見地的。為了證明“手勢語言”根源于思維，布留爾又從手與腦的聯(lián)系來說明用手說話可以無須依賴于聽說器官：“手與腦是這樣密切聯(lián)系著，以致手實際上構成了腦的一部分。文明的進步是由腦對于手以及反過來手對于腦的相互影響而引起的”。

用手說話，這在某種程度上簡直就是用手思維。因而，這些“手語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維的口語表現(xiàn)中再現(xiàn)出來。在符號上差別如此巨大的兩種語言（一種語言是由手勢構成的，另一種是由分音節(jié)的聲音構成的），在其結構和表現(xiàn)事物、動作、狀態(tài)的方法上則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說口頭語言描寫和敘述位置、運動、距離、形狀和輪廓無微不至，那么，這正是因為手勢語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現(xiàn)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爾還認為有一部分分音節(jié)語言的表達是由“手語概念”決定的。他說：“用手勢語言說話的人擁有大量現(xiàn)成的視覺運動聯(lián)想供自由支配，而當人或物的觀念在他的意識中出現(xiàn)時，這觀念立刻就讓這些聯(lián)想發(fā)生作用。我們可以說，他是在描寫它們的同時就想象著它們了。因而，他的分音節(jié)語言也只能夠這樣來描寫。在原始人的語言中，給輪廓、形狀、姿勢、位置、運動方法賦予的意義，總之，給人和物的看得見的特點賦予的意義，即來源于此；按物的姿勢（立、坐、躺）來對它們進行的分類等也來源于此。”［⑥］

“聽說器官”和“視寫器官”都是人類進行交際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這兩者的符號也都是人類最重要的符號系統(tǒng)。人類在從動物進化到人的過程中，身體各個部位是同時協(xié)調向前發(fā)展的。當猿人進行直立行走時，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來，然后口腔和喉嚨方能形成一個直角進而為語言的產生提供物質條件。手的靈活性既然足以使人類能夠制造出各種各樣的工具，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實，尖狀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體），那么他們同樣可以用這一雙偉大的手，當需要向同伴們表達一些簡單的概念時，描摹出物體的形狀。而這種在空中比劃的手勢，只要他們刻劃或寫畫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頭或陶器上），就成為原始刻劃符號和原始繪畫。如果說聽說器官產生的符號叫作語言符號，那么視寫器官產生的符號就是寫畫符號，這兩種符號系統(tǒng)都是初民用來表達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勢、原始刻劃和原始圖畫同樣是一種“能指”，這個“能指”所達到的對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過“形”來實現(xiàn)的。

另外，聾啞人和盲人的符號表達也可以說明人類的聽說系統(tǒng)的表達功能與視寫系統(tǒng)的表達功能是處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視寫表達系統(tǒng)的功能，他可以用聽說系統(tǒng)的功能來進行符號表達：聾啞人失去了聽說功能，但他在視寫方面得到了補充，他們在沒有專門經過啞語訓練的情況下，可以用類似我們上面列舉的布留爾所說的方法，即用身體的各個部位——主要是用手勢來進行符號的表達。

可見，聽說系統(tǒng)和視寫系統(tǒng)是人類進行交際的兩個同時產生并行發(fā)展的符號系統(tǒng)。聽說系統(tǒng)的有聲語言符號與視寫系統(tǒng)的手勢符號（寫畫符號）是人類表達概念的兩種最基本的“能指”。

二

國內學術界關于漢字起源主要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認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畫，一是認為文字起源于原始繪畫。

在新石器時代的陜西西安半坡、臨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遺址中，山東章丘城子崖、青島趙村等地的龍山文化遺址中，浙江良渚、江蘇及上海馬橋、青蒲菘澤等地的良渚文化遺址中，均發(fā)現(xiàn)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劃符號。一些學者認為這是最早的中國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說：“彩陶上的那些刻劃記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⑦］于省吾說：“這些陶器上的簡單文字，考古工作者以為是符號，我認為這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一些簡單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國開始有文字的時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這是可以推斷的。”后來，王志俊、陳煒湛、張光裕都贊同郭、于二老的觀點，并各有發(fā)揮［⑧］。還有另一種觀點，如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西安博物館所編《西安半坡》認為這種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專門記號”［⑨］，但書中未加申述。近年來，有學者列舉大量的例證，力證唐蘭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圖畫”的學術主張［⑩］。

我們認為，漢字起源于原始刻劃還是起源于原始圖畫這兩種相互矛盾的觀點，在深層次上是一致的，它們皆由人類的視寫器官發(fā)生。在中國，原始刻劃與原始繪畫的最早的考古資料雖然還有待于發(fā)現(xiàn)，但新石器時代彩陶紋飾中成熟的刻劃符號與圖畫肯定有一個極為漫長的發(fā)展時期。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現(xiàn)在可以見到的人類最早的寫畫符號在舊石器中期就出現(xiàn)了。這一時期，尼安德特人已經能夠用紅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繪道道橫條和叢叢斑點。在法國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發(fā)現(xiàn)了各種動物的斷骨上面鑄有絲絲橫線，宛如圖案雛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與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這個時期，初民已經能夠畫一些簡單的在采集和狩獵活動中所遇到的動植物圖形，以及刻劃一些極為簡單的橫豎道道來表達某種意思。而舊石器時代中期，按照摩爾根和恩格斯的說法，也正是“分音節(jié)的語言”產生的時期。據(jù)此，我們認為，語言和原始繪畫和原始刻劃產生于同一時期，而且，寫畫符號比語言的音響有著更為有力的考古實證。

漢字既然是從原始刻畫與原始繪畫直接發(fā)展而來，那么就可以說，作為漢字前身的寫畫符號和作為語言符號的漢語在時間上就是同時起源的。它們具有同等悠遠的歷史，它們是“同齡符號”，其區(qū)別只在于根源于人的兩種不同的感覺器官。漢語是根源于人的大腦所指揮的聽覺器官和口腔發(fā)音器官的交流，而漢字的前身寫畫符號則根源于人的大腦所指揮的視覺器官和手的交流。聽覺和視覺器官是輸入器官，口腔發(fā)音器官和手是輸出器官，它們只起到一個操作作用。人類聽說系統(tǒng)的符號與視寫系統(tǒng)的符號皆根源于人類最初的生產實踐，它們是同時產生的，有著同等的功能，而且對于表達概念具有互補性。漢字與原始寫畫符號雖然是兩個概念，但寫畫符號卻是漢字發(fā)生學的根據(jù)。因而就發(fā)生學的意義上可以說，漢字與漢語同時起源。

但是，關于漢語起源以后到文明時代的發(fā)展過程，我們實在是不甚了然。聲音不能保存下來，因而漢語的早期音響形象無法推知，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語言不知道發(fā)生了多少變化以后的音響形象。而漢字的前身寫畫符號則不然，從石器時代就有一些刻劃符號保存下來。語言在發(fā)展中隱去了它的歷史，而作為文字起源階段的刻劃符號和原始繪畫由于考古發(fā)掘材料的不斷增多而顯現(xiàn)了它的歷史。這使我們今天的觀念出現(xiàn)了一個很特殊的情況：我們可以將漫長的原始時代的人們所說的語言依然叫作語言，卻將原始寫畫符號與文字區(qū)分開來，用兩個不同概念來表達。假如我們將漫長的原始時代的刻劃符號和原始繪畫也叫作文字，我們就會覺得混淆了概念。于是，兩個“能指”符號系統(tǒng)的表達就出現(xiàn)了不平衡；我們在思想中對于視寫系統(tǒng)的符號作了過細的區(qū)分，而對另一個聽說系統(tǒng)的符號沒有作過細的區(qū)分。由于這種思維定勢存在，我們現(xiàn)在就不習慣于將已經過細區(qū)分過的概念還原到沒有過細區(qū)分的本來狀態(tài)上去。這對我們認識漢字與漢語的關系很不利。因此，我們需要用一個“視寫系統(tǒng)”概念來和“聽說系統(tǒng)”相對應，于是我們對于問題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們只要將漢字看作視寫系統(tǒng)的符號，把漢語看作聽說系統(tǒng)，我們就能夠明白漢字所屬的符號系統(tǒng)與漢語所屬的符號系統(tǒng)是同時起源的。

三

人類的視寫符號系統(tǒng)和聽說符號系統(tǒng)都來源于人類對客觀世界事物的概念認識。既然如此，它們之間就具有密切的聯(lián)系，初民可以用這一種表達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種表達方式，就看彼時彼地哪一種表達方式比較方便罷了。在最初階段，這兩個系統(tǒng)還是并列的、獨立的，沒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開始階段，均走過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說明文字的開始階段，是根源于人類的視寫器官的。漢字也是這樣。舉“果”為例。“果”的發(fā)音為“gululu”，文字寫作“”（甲骨文），在這里，兩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個事物的概念，就是樹上掛著的從花苞里長出來的圓圓的果實。也就是說，這兩個符號的內涵和表現(xiàn)形式都是從人類的采集中所接觸到樹木的果實那里來的。所不同的是，“gululu”這一音響形象是根源于人類的聽說器官，而“”則是根源于人類的視寫器官，“”不是記錄“gululu”這一音響形象的符號，它直接從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這個漢字并不充當語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達概念。

但是，文字和語言這雙重能指既然都是表達同一概念，那么就為這兩者統(tǒng)一起來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據(jù)。“”既是一棵果樹的形狀，又與“gululu”果實滾動的聲音聯(lián)結起來，念“果”（模仿“gululu”的聲音）。在這里，文字并沒有附屬于語言，不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而是直接從客觀事物中取得它的符號形態(tài)的。文字被當作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tǒng)是由于文字在后來的發(fā)展過程中完成了一次變革所造成的。當人們發(fā)現(xiàn)說和寫都表達思維中的同一概念時，他們?yōu)榉奖闫鹨姡涂梢允箖烧呗?lián)結起來。一般說來，運用語言表情達意省勁得多，隨時隨地皆可說出，于是語言便成為人類交際的最主要的工具，視寫系統(tǒng)的符號退居次要地位。當語言發(fā)展出一個完整的音位系統(tǒng)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塵莫及了，這同時也為文字的變革提供了一個契機：可以將原先描摹事物形狀的文字改換一下，使之成為記錄語言的工具。這樣一來，文字與語言就得到了統(tǒng)一，于是文字就成為語言的附庸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圖畫文字開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與意義聯(lián)系十分緊密，文字并不附屬于語言而存在。后來產生了美索不達米亞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記錄語言的符號，是“符號的符號”。這是文字發(fā)展史上一次巨大的變革，這次變革是把原先由視覺器官產生的形的符號進行一番改造，由它來表示聲音系統(tǒng)，便將兩種“能指”統(tǒng)一到一起。人類將根源于視覺的原始刻劃和原始繪畫與根源于聽覺的聲音表達由原來的“并列關系”分割開來，進行位移，并且重新組合成“主從關系”時，文字就成為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這次巨大的變革對西方文化影響極為巨大。美索不達米亞字母被稱為“一個只發(fā)生過一次的發(fā)明”，“這種字母很早就傳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萊、阿拉伯，又經由西亞的腓尼基人帶給克里特人。而為全希臘所接受，又通過希臘人的再創(chuàng)造，形成完備的拼音文字，再傳播給整個歐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萊文、阿拉伯文、梵文，盡管彼此多有歧異，但其字母都大體來自同一淵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備這種變革的條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這種突如其來的變革。古代歐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當時的具體歷史環(huán)境所決定。但是，中國這塊土地上的農業(yè)經濟的發(fā)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產生這種突然的完全擺脫原始傳統(tǒng)的變化。漢字與漢語的關系的變革是不聲不響地進行的。隨著形聲字的產生并且數(shù)量逐漸增加而在漢字中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這種變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變革以后，即漢字變成了記錄漢語的符號體系，也還保留著較多的原始文化傳統(tǒng)。中國的文字訓詁學有“聲訓”和“形訓”的“以聲求義”和“以形說義”的方法，有力地說明了中國人是從聲與形兩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國文字中由象形、指事、會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從視覺器官取義的原始傳統(tǒng)。縱然是形聲字，雖然也注意到了“聲”，但“形”始終是具有意義的。這是漢字與漢語之關系不同于西方文字與語言的關系的地方，也是漢字與漢語關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tǒng)這一看法在兩千多年以前就產生了。亞里士多德說：“口語是心靈的經驗的符號，而文字則是口語的符號。正如所有的人的書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樣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說話的聲音；但這些聲音所直接標志的心靈的經驗，則對于一切人都是一樣的，正如我們的經驗所反映的那些東西對于一切人也是一樣的。”［（13）］亞里士多德所處的“軸心時代”是一個“反神話斗爭”的時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進行理性文化的創(chuàng)造的時代，此時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現(xiàn)狀。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幾千年來特別注重這個時代，將他們的思想奉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傳下來，就成為一種文化傳統(tǒng)了。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的看法也就廣為流傳了。然而，這種觀點并不符合文字與語言的全部關系史，而且，如果不考慮漢字與漢語關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學術觀點來看待漢字與漢語的關系，則有可能由片面性導致出部分的謬誤。

注釋：

①參見胡裕樹主編《現(xiàn)代漢語》，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頁；高名凱、石安石主編《語言學概論》，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86—187頁。

②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01—102頁。

③④⑤⑥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51頁，第153—154頁，第155頁，第156頁。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fā)展》，載《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⑧參見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頁。于說見《關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文物》1973年第2期。王說見《關中地區(qū)仰韶文化刻劃符號綜述》，載《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3期。陳說見《漢字起源試論》，載《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1期。張說見《從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國文字的起源及其相關問題》，載《香港中國大學學報》十卷，1981年。

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頁。

⑩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第35—37頁及第38頁以后。

（11）烏格里諾維奇《藝術與宗教》，三聯(lián)書店1987年版，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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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漢語言文學應用性的策略

2.1提高學生專業(yè)知識水平

若想將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當中，首先要掌握扎實的專業(yè)知識，提升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水平。在理論知識的學習過程中，要注重傳統(tǒng)中文基礎（包括文藝理論、中外文學史、古代和現(xiàn)代漢語三大課程體系）與現(xiàn)代實用中文基礎（包括應用文體寫作、新聞學基礎等）的統(tǒng)一，將二者進行有機結合充分發(fā)揮本專業(yè)教育的應用性；其次，在提升學生專業(yè)知識水平的過程中，要注重學生能力結構的構建與完善。從本專業(yè)的獨特性出發(fā)，筆者認為本專業(yè)學生能力結構主要由四部分構成，一是培養(yǎng)學生一般學習能力，主要包含學習的記憶力、觀察力、探究思考力等內容；二是培養(yǎng)學生具備較強的專業(yè)性，具體包括專業(yè)技能與職業(yè)技能兩方面；三是培養(yǎng)學生普通話的聽說能力，從發(fā)音、變調、輕聲、兒化等方面掌握普通話與方言的發(fā)展規(guī)律，從而保障自己能夠改變某些方言習慣，自由熟練的運用普通話與周圍人進行交流；四是培養(yǎng)學生應用文寫作能力，包括座談會紀要、自薦書、調查報告等，并保證文字滿足主題鮮明、條理清晰、格式標準、語句通順等要求。2.2根據(jù)社會發(fā)展需要優(yōu)化課程結構漢語言文學是一門具有較強人文特征的學科，因此根據(jù)社會發(fā)展的實際需要，對多門課程進行優(yōu)化，對于提升該專業(yè)的應用性是非常重要的。在具體的課程優(yōu)化過程中應當在社會發(fā)展需要的基礎上，結合學科發(fā)展現(xiàn)狀，合理設置課程內容，并不斷完善必修課與選修課的開設與課時調整，從而最終達到優(yōu)化學生知識結構，提升其運用語言的實踐能力，最終提升該專業(yè)的實際應用性。

2.3加強學生創(chuàng)新能力培養(yǎng)

社會的發(fā)展與進步客觀上要求漢語言文學教育擺脫傳統(tǒng)的、陳舊的教育思想與教學模式，結合當今高速發(fā)展的信息技術，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教學，培養(yǎng)學生的發(fā)散思維與創(chuàng)新能力。該專業(yè)的創(chuàng)新要求教師在改變傳統(tǒng)教學模式的基礎上，使學生擺脫專業(yè)束縛，深度挖掘自身對某方面專業(yè)的理解與認識，比如新聞、文秘等專業(yè)作為本專業(yè)的分支，通過教師的引導，若發(fā)現(xiàn)學生對這些有興趣就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在這方面的學習上。因此，也可以說教師教學方法的創(chuàng)新也是學生進行創(chuàng)新的先決條件，正如同“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道理，幫助學生樹立創(chuàng)新思維，在未來的實際應用中做到舉一反三。

2.4注重實踐性教學

在傳統(tǒng)的漢語言文學教學中，教師一般都是面對一張黑板、一本教科書與一盒粉筆與學生進行交流，幫助學生進行讀、寫、練，這種方式過于機械化，僅僅是簡單的將課本知識傳授給學生，忽略了對學生技能的培養(yǎng)，最終難免會導致學生無法適應社會需求，難以在社會上立足。因此，漢語言文學教學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應注重理論與實踐能力的結合進行明確定位，制定科學、合理的人才培養(yǎng)策略，不斷提升該專業(yè)的應用性。簡單來講，應用性教學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將課本上的專業(yè)知識與具體的實踐相結合，獲得學生文化知識與實踐能力的雙重提升的碩果。具體來講，大力加強實踐性教學環(huán)節(jié)主要要做到兩點：一是課內外的結合，學生的學習不能僅僅局限于校園內部，應當拓展的新校園外，積極參加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學校也應組織各種形式的、適合本專業(yè)學生就業(yè)的實踐活動，深入挖掘學生自身潛力，并以此為基礎，為學生走向職場奠定基礎，實現(xiàn)漢語言文學教育的實際應用性；二是培育實習合作企業(yè)，應用性人才培養(yǎng)主要體現(xiàn)為工作能力，讓學生能夠提前感受未來的工作環(huán)境，有利于學生盡快找到未來職業(yè)方向，適應職業(yè)生活，讓學生通過具體的實踐做到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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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要研究漢語言少數(shù)民族的教學創(chuàng)新?研究這方面的內容有什么意義?其實研究少數(shù)民族漢語言教學創(chuàng)新性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首先研究少數(shù)民族漢語言教學創(chuàng)新，有利于少數(shù)民族更好的接受漢語言文化。少數(shù)民族由于與我們的生活環(huán)境、文化背景、等許多方面的不同。使得少數(shù)民族在學習漢語言的時候并不會像漢族那么容易。因此在對少數(shù)民族進行漢語言教學的時候，就需要做一些適當?shù)母淖儭Ｒ虼诵枰獙ι贁?shù)民族漢語言教學進行一定的創(chuàng)新研究。

(二)漢語言教學自身發(fā)展的需要

一切的事物都是需要發(fā)展的，漢語言的教學也不例外。漢語言這門學科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才建立的一門學科。隨著我國不斷地發(fā)展，我國的各行各業(yè)也都有了一些質的突破。如果漢語言想要在快速發(fā)展的時代中能夠保留一席之地，就需要不斷地發(fā)展、不斷地創(chuàng)新、不斷的改進。因此對漢語言教學發(fā)展進行教學方式的創(chuàng)新有助于漢語言教學自身的發(fā)展。也是發(fā)展我國教育的一個有效途徑。畢竟?jié)h語言教學是了解我國文化與歷史的一個有效途徑。

二、在少數(shù)民族漢語言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缺少完善的教學評價體系

在對少數(shù)民族進行漢語言教學的過程中，缺少一定的教學評價體系。大家或許不是很了解評價體系的重要性。其實教學評價體系可以很好的反映出某一階段的教學情況。學校還可以根據(jù)學生的教學評價對任課的教師進行一定的了解。然而，在對少數(shù)民族進行漢語言文學教學的過程中，卻缺少這一環(huán)節(jié)。

(二)教學模式過于單一

不得不承認，在對少數(shù)民族進行漢語言教學的過程中，存在著教學模式單一的現(xiàn)象。經歷過漢語言教學的人應該都了解。目前各大學漢語言的教學模式仍很陳舊，教師講解，學生被動地聽或接受，師生之間交流很少，這樣的教學模式使得原本充滿詩情畫意的漢語言失去了原有的色彩。總之，教學模式的單一使得課堂缺乏一定的生動力。讓許多少數(shù)民族的孩子失去了對漢語言這一學科學習的興趣。

(三)教學內容不精練

在對少數(shù)民族進行漢語言文學教學的過程中，還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教學的內容不精練。漢語言博大精深，相同的一句話如果用不同的口吻去表述，那么含義是有很大的差別的。這是其他語言所不具有的魅力。因此在對少數(shù)民族進行教學的過程中，如果不加以提煉就進行教學，那么很難使得少數(shù)民族的學生掌握漢語言的精華。然而這也是現(xiàn)在我國漢語言文學教學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之一。教師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絕大多數(shù)會選擇全面去講述，這樣使得許多的少數(shù)民族的學生找不到漢語言文學學習的重點。

(四)教學資源比較匱乏

現(xiàn)階段我國漢語言的教學資源主要來源于簡單的課本。現(xiàn)如今，信息技術發(fā)達，我們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獲得各種各樣的最新的知識。純粹依靠課本，不涉獵課外，會使學生接觸與漢語言文學相關資源的空間變得極其狹小。教師本可以通過報紙、多媒體等許多方式為學生們或許更多的教學資源，但是現(xiàn)實生活中情況卻恰好相反。教學資源的匱乏也是現(xiàn)階段漢語言教學的一大弊端。這也使得少數(shù)民族在進行漢語言文學的學習過程中，不能很好地拓寬自己的知識視野。使得原本寬泛的學習變得狹窄起來。

(五)教學目標不明確

在對少數(shù)民族進行漢語言教學的過程中，也存在著教學目標不明確的現(xiàn)象。絕大多數(shù)的人認為漢語言教學的目的就是學會漢語。但是這樣的理解是錯誤的。漢語言的教學不僅僅是為了讓少數(shù)民族的學生們學會漢語，更多的是通過對漢語言的學習了解我國的歷史與文化。簡單的只是讓少數(shù)民族學生學會漢語，可見這一目標并不明確。

三、提高漢語言少數(shù)民族課堂教學行為有效性策略分析

(一)完善評價體系，督促師生學習

教學評價體系在教學的環(huán)節(jié)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完善教學評價體系，也是漢語言教學在方式方面進行創(chuàng)新的過程中可以改善的一個方面。要想有一個好的漢語言課堂教學效果，就要完善教學評價體系，評價內容，評價標準要明確，這樣才能及時發(fā)現(xiàn)教學中的問題，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從而有效的監(jiān)督教師的教學執(zhí)行情況，進而提升漢語言課堂教學行為的有效性。在完善教學評價體系時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考慮:首先是少數(shù)民族的學生定期地對教師的教學質量進行評估，可以及時的發(fā)現(xiàn)并解決教師教學行為存在的問題，使教師的教學技能方法不斷提高;再有就是對學生的評價，上課情況，階段作業(yè)完成情況等進行評估。評價的形式可以是自評，小組評，教師評。

(二)改變教學模式，突出學生地位

運用更多的教學方案也是更好地對少數(shù)民族進行教學的一個有效創(chuàng)新方式。為什么對少數(shù)民族漢語言文學進行教學的過程中有效性較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教學形式過于單一，學生被動學習，極易產生厭學情緒，過少的交流，使師生關系緊張。所以影響教學效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教師們應該選擇多種形式相互融合穿插的教學方案，改進教學方法和手段，從而提升教學質量。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漢語言課程的工具性要求漢語言課堂教學應靈活地選擇教學形式，采用分組等各種形式，調動學生的積極參與，從而提高學生的聽、說、讀、寫等方面的技能，從而加強少數(shù)民族學生對漢語言的掌控能力，達到提高少數(shù)民族文化素養(yǎng)的目標;其次，漢語言課程承擔著使學生認識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重任，所以在課堂上教師可以引經據(jù)典，播放錄像視頻等形式讓學生了解漢語言文化，使學生對世界的真善美與假惡丑建立自身的認識，從而在學習過程中不斷完善自己。

(三)提煉教學內容，提高教學效率

提煉教學內容，使得教學內容充滿漢語言的精華，也是漢語言在教學方式創(chuàng)新過程中可以完善的一個方面。為了提升教學行為的有效性，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提煉教學內容，讓內容變得精簡，更加吸引學生的注意，從而提升課堂教學行為的有效性。中國語言博大精深，如果連篇累牘那么少數(shù)民族很難學到真正的知識。對漢語言文學進行一定的精華提煉是幫助少數(shù)民族更好的學習漢語言的有效途徑;(2)讓學生學會思考，漢語言這一門學科的教學內容大部分都是教師經過自己的解讀后，用自己的語言解釋給學生聽，但是若想提高學生的興趣，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則應以學生為中心，積極思考，發(fā)揮其課堂的主動性，教師只起導的作用。最后教師對學生的回答要以簡要的語言概括或提煉。這樣才能有效提高課堂教學效果。因此對漢語言的精華內容進行提煉是非常有必要的舉動。

(四)充分利用資源，拓寬學生視野

資源在廣義上指的是有利于學生學習的任何材料和物質條件，但是在現(xiàn)代這個社會，資源就變得更加寬廣。在進行漢語言的教學過程中我們可以充分的利用身邊的資源進行漢語言的教學。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教師應該充分的利用多媒體的資源對少數(shù)民族的學生進行教學。比如教師可以在課堂上放映一些當紅的電影。通過電影向學生們傳授漢語言知識，此外，教師還可以在課間放一些輕松的漢語歌曲。既為學生們營造了一個輕松的氛圍，也間接的加強了對少數(shù)民族學生的漢語言文學的教學。

(五)制定明確目標，加強教學力度

制定明確的目標，加強教學力度也是更好的進行少數(shù)民族漢語言教學的一個有效途徑。只有制定了明確的教學目標才能更好的發(fā)揮教學的有效性，從而增強教學質量。美國教育家布魯姆曾指出:“有效的教學始于知道希望達到的目標是什么。”因此，教學目標直接決定著課堂教學的有效開展。提高對少數(shù)民族漢語言教學的有效性，首先要制定明確的教學目標。而制定目標的過程可以參考以下內容:首先結合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背景進行漢語言課程的設置。不同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背景也不一樣。因此要結合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背景進行教學目標的制定;此外，在進行教學目標制定的過程中要懂得循序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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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決高職漢語言文學教學存在問題的對策

1.教師要轉變傳統(tǒng)的教學觀念，采用全新的教學方法

在高職院校教學改革的過程中，教師要積極轉變傳統(tǒng)的漢語言文學的教學觀念，重視在漢語言文學課堂教學中對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yǎng)[2]。而傳統(tǒng)的“灌輸式”教學模式，往往忽略了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yǎng)，因此，要積極探索新的漢語言文學課堂教學模式，在實際的課堂教學中，提高學生的課堂參與效率。例如，教師可以在漢語言文學的教學課堂上采用探究式的教學模式。比如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的學習中，可以讓學生分組去研究自己喜愛的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然后在課堂可以通過話劇表演，多媒體課件演示，以及小論文等方式，展示合作研究的效果，教師對學生的研究結果做出評價和總結，引導學生正確理解作品的知識內容。

2.建立完善的漢語言文學課程結構體系

在高職院校的漢語言文學的課程結構體系中，教師樹立科學的課程結構觀念，建立起完善的課程結構體系，從大的角度思考漢語言文學教學的問題，積極優(yōu)化課程的教學設計，提高漢語言文學的教學的整體效應。在建立完善的漢語言文學專業(yè)課程結構體系中，教師要充分考慮學生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培養(yǎng)學生的綜合素質能力為課程結構體系的重心，通過為學生預留更多的自主學習時間與空間，提高學生對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知識的實踐探究，開拓學生的知識視野，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完善的漢語言文學課程結構體系，能夠讓學生在自主的學習過程中，提高漢語言文學課程的整體教學效果，培養(yǎng)學生的文學素養(yǎng)。

3.深入領會漢語言文學教學的理念

在新課程改革的教學理念的要求中，高職漢語言文學課程的教學要充分培養(yǎng)學生文學素養(yǎng)，通過探究、合作、交流的教學方法，創(chuàng)建活躍的漢語言文學課程體系。在高職院校的漢語言文學教學中，許多教師過分注重對漢語言文學課程專業(yè)技能知識教學，這和漢語言文學重在提高學生的文學素養(yǎng)有很大的沖突。漢語言文學教學的理念出現(xiàn)錯誤，很難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能力。因此，高職漢語言文學教師要深入去領會漢語言文學在當今社會的教學理念，把握漢語言文學教學的本質，認識到漢語言文學是由語言、文學等元素組成的一門課程。漢語言文學的教學不僅是培養(yǎng)學生對語文工具的應用，更是培養(yǎng)學生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夠運用漢語言文學的知識能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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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言本科畢業(yè)論文范文:漢語短語的分類問題

一漢語短語結構類型的分析

1．1自《馬氏文通》問世以來，有關漢語語法的論著對短語的分類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內部結構這兩個標準來進行的，其中以內部結構為標準的分類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實，漢語短語分類中的“功能說”和

“結構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葉斯丕森和布龍菲爾德理論的影響。在結構分類方面，布氏的句法結構觀念似乎特別適合于漢語，因為漢語詞的構成方式、短語的構成方式和句子的構成方式是那樣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結構類型的分析可以直接應用于漢語每一層面上的語法單位的結構分析。短語在漢語語法單位中處于一種樞紐地位，因此，短語的結構類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詞。這是漢語語法單位進行結構分析的一條捷徑，發(fā)展到頂峰就是“詞組本位說”。如范曉先生在《說句子成分》、《關于結構和短語》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漢語的句子結構和短語結構的構造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獨詞句外，句子只不過是獨立的短語而已。根據(jù)這種觀點，應當

是有多少種結構的短語，相應地便會有多少種結構的句子。

1．2“詞組本位說”把句法結構類型和短語類型完全對應起來，即以分析短語的結構類型為基礎，擴展到句子結構。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處；從實際的作業(yè)上看，它也具有相當?shù)某尚АＫ僮髌饋硎?/p>

分簡便，似乎可以一以貫之地分析漢語的一切“結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恰恰是這種簡便掩蓋了漢語短語類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實質性問題，如（一）是不是每個短語都可以在結構類型中找出它的歸屬？有的虛詞和實詞組合，其內部結構關系如何看待？（二）結構類型相同的短語，為什么其語法功能和轉換關系不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學者討論”在結構分類中都是主謂關系，但前者能作“進行”類動詞的賓語，后者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語限定之后作主語或賓語，后者不能。（三）許多結構類型不同的短語卻有同樣的語法功能，這是為什么？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tài)的、備用的語法單位，對它內部進行分析以及據(jù)此而進行的分類，其標準與動態(tài)的、使用的語法單位—一句子的分析不應該是一樣的，事實上，構成短語的成分和構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呂叔湘先生認為“從語素到句子”有一個“中間站”，即短語。②這里我們借用下“中間站”這個說法。我們認為，如果說漢語語法單位由靜態(tài)轉化為動態(tài)有一個中間站的話，那末這個中間站不是短語，而是句子成分。語和短語都需要這個中間站的過渡，才能由靜態(tài)的備用單位轉化為動態(tài)的使用單位。③“詞組本位說”所做的單純的結構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單位，因而沒能解決上述問題，也就不能使短語研究向更深的方向發(fā)展。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學者對“詞組本位說”提出質疑，試圖把短語的結構和句子的結構區(qū)別開來，進而建立詞法、短語法（有的學者叫“下句法結構”）、句法三足鼎立的語法分析體系，④這一步邁得很勇敢，也頗有見地。如果把短語法單列出來，那末短語分類就和句法結構分類有了質的區(qū)別。但他們的分類如仍按短語內部的結構關系來確定，上面提出的問題就仍無法解決。

二短語分類的原則

2．1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給短語分類。有一個原則問題必須加以強調，那就是同劃分任何語法單位類別一樣，給短語分類也應該遵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則：劃分出來的類別能夠有效地

服務于分析。反過來說，就是：不管用什么標準來劃分，只要劃分出來的類別可以用來有效地說明語法規(guī)律，這個分類就應該是有效的語法分類。基于上述原則，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語言材料進行試驗的結果來看，依據(jù)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進行的分類能夠較好地服務于語法分析的目的，能夠較好地解決至今尚未很好解決的一些句法分析問題，如句法分析中的主賓類問題。用這個新的分類能夠較好地說明短語作為與詞一樣的靜態(tài)單位，其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對包括它在內的更大一級的句法結構有什么影響，而這些問題是依據(jù)結構關系分類所無法說明的。事實上，類似這種分類的觀點已經有人在實際的語法分析中運用過，只不過是非自覺的罷了。比如許多學者分過“受事主語句”的特點，從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意識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動作”格式和“受事—一動作”格式加以對比，而這兩種格式正是從分析語義關系的角度確定的。我們不過是試圖把這種零散的、不自覺地運用語義關系進行語法分析的做法當作一種理論依據(jù)加以系統(tǒng)化而已。

2．2我們給短語分類的標準是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當然，語義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因此這里就需要給語義標準界定一個范圍。如前所述，從分類的目的和結果來看，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也應該是語

法分類，因為它最終是為解釋語法現(xiàn)象或語法規(guī)律服務的。這種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不是指個別的詞與詞之間的具體關系，而是指某類性質的詞與另一類性質的詞之間的概括關系。

任何一種語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切分層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來的直接成分（immediateconstituent）之間的關系。切分層次是對結構的處理（實際上也與語義有關），而說明直接成分之間的

關系卻與語義直接相聯(lián)系，要想完全脫離開語義關系是不可能的。由于這種事實，再加上沒有分清作為靜態(tài)的備用單位的短語和作為動態(tài)的使用單位的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目前許多語法論著中對短語結構關系類型的說明實際上是把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如并列關系、補充關系）和句子成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如主謂關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語法地位（如偏正關系）糾結在一起了。

2．3有的語法學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語和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tài)語法單位，“其內部的詞與詞之間就只有單純的語義關系，而不存在其他關系”。并據(jù)此提出了十類語義關系，

見下：

Ⅰ并列：機關學校閱讀欣賞

Ⅱ限定：秀麗景色大膽設想

Ⅲ補充：解釋清楚熱得淌汗

Ⅳ施動：風吹人住

動施：吹風住人

Ⅴ動受：展覽書畫維修房屋

受動：書畫展覽房屋維修

Ⅵ評議：應該參加能夠勝任

Ⅶ同Ⅶ判斷：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長小李

Ⅸ描寫：衣著樸素成就輝煌Ⅹ雙受：問他問題給我知識［⑤］

就我們目前收集到的資料看，這種分類大概是第一次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短分類，比較全面地體現(xiàn)了短語與句子的本質不同。我們將在這種分類的基礎上探求一下語義關系的不同是如何影響短語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響包括短語在內的更大一級句法結構的。需要說明的是“歧義結構”，因為從語義關系的角度無法確定“咬死了獵人的狗”是限定關系還是動受關系。“歧義結構”是短語脫離語境而產生的現(xiàn)象，在具體語境中，短語的內部關系只有一種，因此“歧義結構”對我們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沒有影響。

三、驗證語義標準短語分類實用性的方法

1如前所述，我們所做的語義標準分類是為了揭示短語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句法結構和句法分析產生的影響。就我們觀察的結果來看，它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一是充當句子成分時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結構的變換關系；三是如果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即成為句子時，這些句子所具有的特點。語義標準短語分類的實用性即在于此。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在下面具體驗證的時候，并不一定在三個方面同時進行驗證，因為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它們并不能在三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這里只就其中的一個或兩個方面進行驗證。驗證的方法是比較，比如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不同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相同的，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不同于受動短語，但兩者的結構關系；卻是相同的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不同的，與此相反，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相同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廣義上相同于施動短語（主席團坐著／坐著主席團），但就結構關系看卻是主謂短語和動賓短語。

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選擇比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義的施動動語和受動短語來比較。倘若把這兩種短語區(qū)分開來能夠更好地分析和說明一些語法現(xiàn)象和規(guī)律，那就證明語義標準分類是有實用價值的，因為，

如果用結構關系標準來分，它們就沒有什么區(qū)別，都是主謂短語。我們希望這種比較能起到“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的作用。比較兩種事物必須以一個在外的條件為參照點，被比較的事物在這個參照點上呈現(xiàn)出相同或相異之處，這樣的比較才有意義。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進行比較，也需要參照點。我們找到兩個參照點：一是兩類短語由靜態(tài)的語言單位轉為動態(tài)的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二是兩類短語充當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下面我們分節(jié)討論。

四兩類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在結構類型中都是主謂短語，按照一般語法著作的說法，一個主謂短語具備了一定的語調或加上一定的虛詞就可以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轉成一個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許多語法著述都講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事主語句，因此給人的印象是施動短語似乎更容易直接轉為自足的句子。其實不然，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言語單位進有各自的自足條件，而各自的自足條件又呈現(xiàn)出明顯的對立，這種對立又主要表現(xiàn)在謂語動詞方面。

1丁聲樹先生在談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時說：“……從謂語方面看，謂語往往不是一個單獨的動詞，動詞的前后多半有別的成分”。［⑥］這個概括當然是正確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受動短語轉成的言語單位

就是受事主語句，因此，我們談受事主語句謂語方面的限制，實際上就是分析受動短語轉為受事主語句（言語單位）時表現(xiàn)在謂語動詞方面的自足條件。施事主語句對謂語是否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shù)倪@一要求不是強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動詞作謂語，前后可以沒有別的成分，如：（1）明天下午的會李校長發(fā)言。（2）我休息，他勞動。以上兩例的謂語都是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shù)模疫@幾個動詞本身又不能帶賓語，這和動詞本身是不及物動詞有關。

但是，漢語中的動詞絕大多數(shù)是及物動詞，多數(shù)施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也是由及物動詞充當?shù)摹Ａ硪环矫妫苁轮髡Z句的謂語動詞則必須由及物動詞充當。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句子的自足條

件完全不同。由施動（及物）短語轉化而來的施事主語句，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否則盡管從結構上看主語和謂語俱備，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較下面兩個例子：（3）醫(yī)生們治好了他的病。

（4）＊醫(yī)生們治好了。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因主語是它后面的及物動詞的受事，因此，動詞一般不帶受事賓語仍是自足的，如：（5）他的病治好了。（6）這首詩背下來了。

2事實上，人們在理解句子時，必然會受到兩種短語的不同自足條件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下面兩個例句來證明這一點：（7）敵人打退了。（8）我們打退了。例（8）無論怎樣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們”不會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盡管“敵人”也可以是“打退”的施事，但這個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語句時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們一定會把這個句子的主語理解成受事。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其主語擔負著語法和語義兩個層面的任務：從語法上看，一個句子必須有一個話題，即主語。假如這個話題在表層結構中沒有出現(xiàn)，它一定被語境承擔了。話題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語句的受事就是話題。從語義上看，一個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不管這個受事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說，受事可以出現(xiàn)在動詞的后面，也可以出現(xiàn)在動詞的前面。及物動詞的受事若不出現(xiàn)，它在語義上就沒有著落，以施事、受事與同它們相聯(lián)系的及物動詞的關系而論，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這一點還可以通過“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較中看出來。“把”字引進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9）我把信寫完了（不說“我把寫完了”）而“被”字引進施事，在許多情況下施事可以省略，如：（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說“小王被打了”）我們認為受事主語句可能就是為了滿足語法和語義兩個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為滿足了這兩個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不成立。又如：（11）罪犯槍斃了。（12）行刑人槍斃了。例（11）是自足的，因為它是由受動短語轉成的句子；例．（12）不自足，因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如果它原本是個受動短語，那末當它

轉化為句子時，動詞的前邊必須加上表示被動意義的虛詞，如“被、給”等才合乎自足的條件。當然它也可以是施動短語，那就必須在及物動詞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總之，按結構關系標準分類，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屬同一類型，那末這種分類對揭示兩類短語因語義關系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語法特點就沒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語義關系標準把它們加以區(qū)分，就能很好地說明它們

各自不同的語法特點所產生的根源。

五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

按結構類型來說，主謂短語（包括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可以充當六大句子成分（這里仍沿用傳統(tǒng)的稱謂）中的任何一種，但是，充當某一相同的成分時，由于二者的語義關系不同對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對短語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別討論。

1作謂語

受動短語作謂語要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語必須是受動短語中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發(fā)出者（施事），另一方面短語內部的受事的范圍也比較窄，或者由泛指代詞“什么、誰”等充當，或者由遍指性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并且動詞前有副詞“也、都”等與之呼應。如果不是這樣，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現(xiàn)，如：（1）他什么都不說。（2）他樣樣事都會做。（3）大水……，頭也不抬，話也不說。在意念上，以上各句的主語都是受動短語中動作的施事。從變換式上來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語可以和短語里的受事互換而不改變句意。如：（4）什么他都不說。（5）樣樣事他都會做。它們可以自由變換的原因大概是這類句子的格式比較固定，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這樣的格式作標志，不會把動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當然，除了上述兩個條件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受動短語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如：（6）我這輛車買貴了。（7）王師傅那套西裝做大了。（8）小劉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語都是施事，受動短語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shù)模侵鼙樾栽~語充當?shù)摹＿@三句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之間具有領屬和被領屬關系；二是充當謂語的受動短語中的動詞后面都有形容詞補充成分。我們知道，描寫短語作謂語時，主語和描寫短語里的被描寫成分之間一般情況下是領屬和被領屬關系，如“他性格堅強”、“李明眼圈紅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對短語內部動詞的要求是，必須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形容詞補充成分的語義指向是短語里的受事，如例（8）的深層語義關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簡說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結構關系和語義關系與“李明眼圈紅了”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可以說，動詞后面帶形容詞補充成分是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的一個必要條件，如果沒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劉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詞補充成分換成時態(tài)或趨向補充成分，句子就覺得不夠自然，如“＊小劉帽子戴過了”，“＊小劉帽子戴出去了”。如果把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調換過來就成了施動短語作謂語。施動短語作謂語時對上述要求不是強制性的，而是可有可無的，如：（9）這輛車我買貴了。—一這輛車我買了。（10）那套西裝王師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裝王師傅做了。施動短語作謂語，一般不受這么嚴格的限制，其主語一般是非生命體，在語義上是作謂語的施動短語中動詞的受事（這是最常見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體。如：

（11）桌子我搬走。（12）這個人我認識。例（12）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都是生命體，可見施動短語作謂語對句子的主語和短語本身結構的要求都不嚴格，只要是生命體作施動短語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13）誰的孩子媽都愛。當然，這方面沒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補償”。從變換式上來看，許多施動短語作謂語，其主語又是非生命體時，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換，下面例子中右側的句子都不成立：（14）漢語我輔導，（英語你輔導。）—一＊我漢語輔導，（你英語輔導。）（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有的施動短語作謂語，雖然主語是非生命體，但二者仍然互換，如例（9）（10）句可變換成例（6）（7）那樣，這可能和二者之間具有領屬關系密切相關，例（14）（15）句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之間沒有領屬關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換。還有一種受動短語作謂語的情況，如：（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這種受動短語作謂語和上文講過的情況不同，其主語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動短語中的動作的施事，而是受事，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種事物，如“針、木刺”或“沙子、風”等等，在表層結構中它們都沒有出現(xiàn)。主語和受動短語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關系，而是領屬關系。正因為二者都是受事，它們之間盡管具有領屬關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樣互換，而且這種“O［，1］（受事）—一O［，2］（受事）—一V”句式的謂語只能是受動短語，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2作賓語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都可以作賓語，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們作賓語時，整個句子的謂語動詞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這一點和它們作主語時對謂語的要求是一樣的），即很少以動作性很強的動詞作句子的謂語，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動、感覺現(xiàn)象或表示判斷的動詞來充當。因此，從總體上說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賓語時沒有什么太大的區(qū)別。但是有些意義類型比較特殊的動詞作謂語，對兩類短語有不同的選擇；反過來說，正因兩類短語的內部語義關系不同，才使其一可與此類動詞搭配，另一個不可以與之搭配。如“進行”這個動詞在意義上表示持續(xù)性活動，在語法上它是一個形式動詞，本身不表示動作，真正表示動作的是它后面的動詞，“進行”則在動作動詞前承擔表達時態(tài)的任務，并把后面的動詞由謂語改變?yōu)橘e語。“進行”的賓語一般是動詞，而且用作賓語的動詞本身下能再帶賓語。有時，“進行”的賓語可以由受動短語充當，但不能由施動短語充當。如果我們按結構類型來分析，只能說有時“進行”的賓語可由主謂短語充當，這種說法掩蓋了兩類短語的不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的語法現(xiàn)象。下面的兩個句子都是不成立的：（1）＊進行干部學習（材料）。（2）＊進行我們交流（思想）。而我們可以這樣說：（3）進行社會主義建設。（4）進行思想改造。許多語法學者在研究句型時，運用設計框架的辦法來驗證句型的不同，這里“進行－－非名詞性賓語”也構成一個框架，它是區(qū)別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各自不同的語法功能的一個標志。

．3作被限定成分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如果前面沒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語和賓語，并對謂語動詞有大體一致的要求。如果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動短語仍然可以作主語和賓語，施動短語一般不能。下面兩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動短

語充當?shù)模?/p>

（1）1984年，我國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2）我們必須做好機構變動中的人員調整。為什么不能換成施動短語呢？原來，施動短語既不是名詞性

的，也不是動詞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動短語，其動詞意義比較抽象，有兼類詞（兼動詞名詞）的傾向，如（1）（2）句中的“改革”“調整”，又如“這個村的田間管理”，“家庭領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設”等。因此，受動短語可以以其整體功能的名詞性充當普通名詞經常充當?shù)某煞郑幢幌薅ǔ煞帧Ｊ軇佣陶Z的這種名詞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詞序比較固定，因而又表現(xiàn)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兩句的受動短語一般不能變換成相應的動受短語：（3）＊……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經濟體制逐步展開。（4）＊……機構變動中的調整人員。受動短語的凝固性還表現(xiàn)在它可以做許多學科的術語，如“苗木定植”，“地質勘探”等等，許多刊物的名稱也是這類學動短語，如“語文建設”、“漢語學習”、“哲學”研究等等⑧，這些學科術語和刊物名稱一般不用施動短語或相應的動受短語來稱謂。通過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兩類短語的不同語義關系對其語法功能的影響。我們上面分析的語法現(xiàn)象，恐怕是結構分類所不能解釋的，反過來卻證明了語義標準分類的實用價值。可供比較的短語還很多，如動施短語和動受短語，評議短語和動作性限定短語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暫付闕如了。

附注：

①范曉《說句子成分》，載《阜陽師院學報》（社科）1983．1。《關于結構和短語》，載《中國語文》1980．3。

②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

③參見申小龍《中國語法學方法論研究》，載《語文導報》1986．5。

④參見陸仁昌《關系·平面·成分－－漢語詞組法試論》，載《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1984．1－2。

⑤呂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學》，載《中國語文》1982．1。

⑥丁聲樹等《現(xiàn)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篇（9）

談論漢語文學的語言問題，不能不先看看這種語言所置身其中的當下文化語境狀況，因為語言總是在特定的語境中呈現(xiàn)的。按索緒爾的分析，語言作為符號（sign）由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兩部分構成。能指是語言符號的表示成分或聲音，而所指則是被表示成分或概念。文學文本正是由詞與詞、句子與句子、段落與段落等組成的完整的符號表意系統(tǒng)。從能指與所指的關系角度去考察當前文學語言狀況，不難發(fā)現(xiàn)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在當前文化消費熱潮中，那在我們的假想中原本可一一對應的能指與所指，如今正發(fā)生一種嚴重的剝離或分裂：能指遠遠溢出所指之外，膨脹得愈來愈大，而所指則一再被忽略、淡化或放逐。我說的文化消費熱潮，其主要的表現(xiàn)征兆之一正是能指的大量剩余、膨脹或狂歡，這典范地表現(xiàn)在當今對公眾頗具影響力的通俗文學語言、廣告語言和手機短信語言中。

以白話文為主干的現(xiàn)代漢語文學發(fā)展到目前的21世紀初，已經顯示出語言上的某種成熟，其突出表現(xiàn)之一就是語言流暢度愈來愈高，宛如流水化語言。比起清末民初至“五四”時期那些篳路藍縷的作品來，經過百年的磨礪，現(xiàn)在的語言確實變得空前流暢了。善于打造都市閱讀新時尚的通俗作家池莉，就是使用這種流水化語言的行家。小說《看麥娘》（2001）最后說：〖HT5”F〗“……我們不和別人講道理。我們力求豁達。我只是想和熟悉、喜歡自己生命過程的人在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彼岸，每一步都踏實。那無數(shù)的生長的秘密，是滋潤每一個白天的土壤。今天是2001年，一個令我不安的年份，百年前死亡了兩個總統(tǒng)的美國，不知道今年是否還有更大的災難？現(xiàn)在美國的強大今非昔比，然而，強大有時候便是脆弱。歐洲又會怎么樣？巴黎是否又有新的天才畫家出現(xiàn)？是否還有藝術家愿意真誠地關注街頭的小市民？我的容容，在今年，是否能夠逃離那怪獸般的濃煙？我知道，我的容容一定在某個角落隱藏著，發(fā)出巨嬰的啼哭，我這個平凡媽媽平凡臂膀，怎么才能抱得住她救得了她？現(xiàn)在這個世界，如果單就強弱大小，單就生命的表象，人類誰能夠救誰呢？只有我們自己拯救自己的內心與靈魂了。我只有與上官瑞芳坐在湖邊的長椅上，看著圍繞湖心島盤旋的鴿群，感知些些許許的金色陽光，感知在照耀我們裙角的看麥娘草，只有這樣，我的心便會一刻一刻趨于安寧。世杰一定又要嘲笑我的愚昧了。我杞人憂天的毛病，注定要伴隨我這一輩子，也注定要騷擾于世杰一輩子──真是對不住丈夫！魚對于船的歉意也注定是一輩子的事了。”〖HT5”SS〗流水般順暢的能指汩汩涌出，其勢可縱橫中外、穿透他人與自我，但它傳達的所指其實很有限、也很單純——不就是想說安心過平凡日子就好嗎？這段鋪張揚厲的能指噴涌過后，剩下的卻是單純而簡約的所指，這就出現(xiàn)能指的過量剩余局面。顯然，作家不再悉心致力于能指與所指的準確匹配，而是有意識地追求和享受能指本身的狂歡化效果。

在報紙、雜志、電視、網絡中隨處可見一則則廣告語言。作為其能指的字面語言與作為其推銷的產品的所指之間，往往存在著能指的擴張或過量剩余狀況。且不說“男人，你的車該修了”（壯陽藥品廣告）、“我喜歡更有勁兒一點的”（床墊廣告）、“你知道親嘴的味道嗎”（口香糖廣告）以及“妹力無窮”、“錢途無量”等低俗廣告語，就是那些被視為成功的廣告語，也呈現(xiàn)出肆無忌憚的能指擴張態(tài)勢。某香皂廣告說“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慷慨地許諾說它可使人顯得比實際年齡更年輕；某某電信，“讓您想說就說，‘聊無禁忌’”，這是對習慣語“百無禁忌”的仿造，夸大了電話費用的低廉；“樂在‘騎’中”（某自行車廣告）直接以成語“樂在其中”為本體作廣告；富于詩意的句子“感受心靈的天然牧場”牽引出的卻是某種牛奶品牌。兩年多前，上海某家服裝企業(yè)在地鐵做內衣廣告“玩美女人”，因為一個母親的投訴而被工商部門查禁罰款，引起一場官司。“訴訟雙方一個把‘玩美女人’念作‘玩-美女人’，認為此語有玩弄女性的含義；一個則念作‘玩美-女人’，由此引申出‘追求美好高尚生活的女人’之概念”。有意思的是，控辯雙方在法庭上針對“玩美女人”的含義而展開激烈論辯。廠家稱當前生活日益豐富多彩，話語中必然地出現(xiàn)許多帶有輕松隨意態(tài)度的新字句，如“玩”字就有玩股票、玩車、玩電腦、玩深沉等各種“玩”法，“玩美女人”中的“玩”就有“做、追求、崇尚”的意思，可以理解為“追求崇尚美好的女人”，絕非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庸俗。工商局則提出反駁：面向社會的廣告絕不能產生歧義，更不容許引起違背社會良好風尚的誤解。（見《新民晚報》2001年11月29日)無論這場官司的結局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則廣告正是試圖利用語言能指上的鋪張而造成所指的歧義，以便達到以新穎的語言方式吸引顧客注意、推銷女性內衣的目的。

剛剛過去的元旦節(jié)，許多人被一連串手機短信語言所吸引。“我問過煩惱了，它根本不愛你，還說永遠不理你，讓我轉告你不要自作多情！還有，健康讓我?guī)Х馇闀o你：它暗戀你好久了，并且一生不變！新年快樂！”除了最后一句是必要的實話外，其它全是剩余的虛辭。同樣，只是要表達“愛心不變”的意思，卻要鋪張出這么多廢話來：“愛你一萬年，夸張！愛你五千年，無望！愛你一千年，荒唐！愛你一百年，太長！接連愛你70年，就是我的強項！！”而“祝你新年快樂”這一簡單所指，卻被挖空心思地拉長為如下繁復的能指鏈：“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業(yè)正當午，身體壯如虎，金錢不勝數(shù)，干活不辛苦，悠閑像老鼠，浪漫似樂譜，快樂莫你屬。”一封封如此批量生產、快速傳遞的短信語言，宛如一枚枚新年炸彈震蕩著成千上萬的手機用戶和他們的親屬。

如此，我們無法不面對著能指的極度擴張或過量剩余局面，以致于我們無法不感嘆置身在漢語的能指盛宴年代。能指盛宴，是說能指被無節(jié)制地擴張到以它本身為目的而與明確所指相脫離、并使說話人與聽話人都產生超常的的程度。顯然，置身在這種能指盛宴年代的漢語文學，正遭受來自外部和內部兩股力量的雙重擠壓（盡管這種內外之分其實很牽強）。從外部看，在文化消費浪潮中如魚得水的上述大眾文化語言，正在顯示其突出的能指擴張力量。廣告、流行歌曲、網絡文學、手機短信等語言確實在能指擴張上做足了功夫。而從文學語言內部看，隨著90年代初以來高雅文化的大眾化進程，通俗文學、“電化文學”（指為影視改編而寫作），甚至某些嚴肅文學也被逼上梁山，半推半就地開始了其能指擴張歷程。不妨簡要回顧近二十多年來文學語言中能指與所指關系的演進狀況。20世紀70年代末，以“朦朧詩”為代表的高雅文學語言竭力張揚文人化的精英獨白，它以能指與所指高度統(tǒng)一的姿態(tài)去消解“”式的過度政治化套語的后果。進展到80年代后期，“后朦朧詩”、“新寫實”、“尋根小說”、“先鋒小說”等則以多元化的奇語喧嘩去取代精英獨白，以便順應當時新的多元化文化認同語境。在這里，尤其是在王蒙、莫言、余華、王朔等的文本中，能指已經開始溢出所指，取得其可與所指相脫離的獨立表現(xiàn)力。進展到90年代后期至今，隨著市場經濟和文化消費大潮的來到，文學文本的能指擴張、剩余或狂歡場面已經變得隨處可見了，它們以一片片脫離所指的能指碎片的姿態(tài)，在文壇上下翻飛、四處飄浮。

導致這種漢語的能指盛宴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里不妨指出其中的幾種語言資源，它們正在普遍的能指擴張行動中被變形。第一，從中外語言匯通看，有先鋒文學所創(chuàng)造的間離語言（如莫言、蘇童、余華等）。這種語言受到以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為代表的西方后現(xiàn)代文學語言的影響，其典范形態(tài)是由“我…”式排比句、滔滔涌來的間接引語等組成強大的能指鏈條，但所指卻無限期推遲出場，或者呈現(xiàn)難以窮盡的歧義。這種語言資源如今已經大量播散到通俗文學寫作中。第二，從雅俗關系看，以王朔為代表的市民口語。諸如“青春的歲月像條河，流著流著就成渾湯了”、“我是流氓我怕誰”之類以俗戲雅的語言方式，攜帶著都市民間話語的通俗與直白力量，狂放地沖擊嚴肅文學的過度雅化的精英獨白。但這種市民口語已經變異在今天的某些通俗文學、影視劇劇本、網絡文學、隱私文學中，成為剝掉了任何虛飾的裸的宣言。不妨問問：在王朔以后的漢語文學中，還有不敢用的語句嗎？第三，從古今語言關系看，以汪曾祺和賈平凹為代表的白描式語言。這種借自漢語的古典傳統(tǒng)的今見古式漢語，時下正被廣告業(yè)無所顧忌地大量用作篡改古語、成語等的方略。這些語言資源雖然自有其原初的特定審美價值，但在文化消費年代不得不以變異或移位的方式呈現(xiàn)，成為能指盛宴的高超的烹飪術。

篇（10）

詞類問題）有巨大的理論的和實用的意義，因為各種語言的語法結構的本質反映在詞類上。離開詞類，既不可

能理解漢語句法的特點，也不可能理解漢語形態(tài)的特點，因而也就不可能說明漢語語法，無論是從科學的角度

還是從實用的角度。”正是基于這一點，又由于漢語自身特點的原因，漢語詞類問題一直是語法學界研究、爭

論的熱點。從《馬氏文通》至今，雖幾經反復，猶未有定論，大有繼續(xù)深入研究的必要。為了給研究者提供方

便，我們把自《馬氏文通》以來的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加以搜集、整理，并對此作一個簡單的評述。為了敘述得

清楚、透徹些，在此不妨也把古人的一些有關認識附錄在前。東鱗西爪，多有不足之處，冀讀者笑正。

一、《文通》以前的漢語詞類研究述評

1898年的《馬氏文通》揭開了漢語語法學的序幕。但是，對漢語語法現(xiàn)象的研究則是古已有之，而其

中研究最多、取得的成績最大的無疑是對漢語詞的研究。

從漢代開始，我國就有了對“語助”的研究。此后直至清代，歷代都有人對漢語詞的一些現(xiàn)象及其特性加

以描述和說明，諸如“實字、虛字”說，“死字、活字”說，“嘆辭”說等等，多散見于一些私人學術著作和

筆記中。元代（一說明萬歷20年），我國出現(xiàn)了一部專門論述漢語虛字的著作－－盧以緯的《助語辭》第一

次對漢語虛詞作了較為集中的論述。當然，這種研究多從表義、釋義出發(fā)，很少涉及語法功能。

清代是我國古代對詞類研究的集大成時期。清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前人未加留意的詞的類

別概念。如王筠《說文句讀》中的“動字、靜字”說，王引之《經傳釋詞》中的“問辭”說，其他像“稱代辭

”、“形容辭”、“指辭”、“設辭”這些稱謂也都出于清人之口。對前人已有研究的現(xiàn)象，清人又加以進一

步的細致研究，擴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王鳴昌的《辨字訣》在南宋張炎等提出“實、虛字”之說后，又進

一步把虛字分為起語辭、接語辭、轉語辭、襯語辭、束語辭、嘆語辭、歇語辭等七類。代表清人對詞類問題認

識的最高成就的是劉淇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的《經傳釋詞》。

在從漢代到清代的漫長歷史階段中，我國古代學者對漢語詞類的認識始終是朦朧的、模糊的，還沒有進入

自覺階段。他們沒有視詞類問題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而只是附之于“小學”（文字、訓詁之學），并使之

成為經學的附庸，所以不可能真正觸及漢語詞類的本質問題。

從另一方面看，古人對漢語詞的研究也是很不全面、很不均衡的，主要側重于虛詞的詮釋和說明，而對于

爭議頗多的實詞卻往往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有的甚至根本就沒有提及，即使觸及到的也只是從詞匯平面去解

說，而很少從語法平面去探討。古人所以這樣做，在于他們感到實詞意義明了，便于理解，毋需為之多費筆墨

。

另外，古人研究語法還有一個普遍的、嚴重的缺點，即所用術語從來不給予定義，因而一些有關漢語詞類

概念的術語的含義往往不很明確，有時前后用語歧出，缺乏規(guī)范化，這都給漢語詞類研究帶來了很多不必要的

麻煩。這個缺點在后來的《馬氏文通》得以幸免。

但是不管怎么說，這一時期前人對詞類的研究還是很有成績的，他們首創(chuàng)了不少語法學上的概念和術語。

只要稍微瀏覽一下《馬氏文通》，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不少有關的術語大都取之于古人。不難設想，如果沒有

古人的數(shù)千年的辛勤探索，漢語語法學要一下子達到《馬氏文通》這樣的起點，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總之，這一時期古人對漢語詞類的研究還是不全面的、不系統(tǒng)的，它只能稱作是漢語詞類科學研究的前奏

或準備。

二、《文通》至文法革新討論之前的漢語詞類研究述評

《馬氏文通》的誕生標志著漢語語法學的興起，同時也標志著漢語詞類研究的真正開端。從1898至1

938的四十年的時間里，漢語語法學處于草創(chuàng)之時，同樣對漢語詞類的研究也處在新生階段，既有不少建樹

，也存在著很多問題。

這一時期的漢語詞類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對文言詞類的研究；一是對國語白話文詞類的研究。

前者以《馬氏文通》為代表，后者以《新著國語文法》為代表。雖然它們研究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總傾向還

是一致的，因而不妨合在一起論述。

A．共同的傾向

首先，這一時期詞類研究的最大的共同傾向是模仿傾向。《文通》在詞類分別上基本套用拉丁語法，把漢

語的文言詞分成九類，其中實字包括名字、代字、動字、靜字、狀字五類；虛字包括介字、連字、助字、嘆字

四類。而黎錦熙的《新著國語文法》則參照了納斯菲爾德的《英語語法》，也將漢語的詞分成五大類共九種：

實體詞：名詞、代名詞；述說詞：動詞（同動詞）；區(qū)別詞：形容詞、副詞；關系詞：介詞、連詞；情態(tài)詞：

助詞、嘆詞。

兩者一比較，不難看出，除了在每類詞的具體范圍上有所差別外（如黎氏把指代詞、疑問代詞統(tǒng)歸入形容

詞，而馬氏未曾），馬、黎兩家詞類體系大致相當。而同期的其他一些語法著作在詞類的劃分上，或以《馬氏

文通》為法，或仿效《新著國語文法》，即有變更，也是無傷主體，均沒有突破原有的體系。

對這一時期的漢語詞類研究，何容先生在其《中國文法論》中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認為這時的“中國文法

書，差不多都是依照歐洲文法的例，把詞分成八類，再加一類歐洲語言里所沒有的‘助詞’，而成為九類”（

新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頁）。這一論述幾乎適用于當時的一切文法書。

說當時模仿嚴重并不意味著全無一點革新的氣息。早在1920年，劉復（半農）就提出了“建造起一個

研究中國文法的革新的的骨格”（《中國文法通論》第91頁）的主張，可惜未能貫徹到底。當時真正稱得上

革新派的要數(shù)陳承譯、金兆梓、何容諸人。他們對漢語詞類研究的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理論上（具體將在下文提及

），而在實際的劃分上仍跳不出《文通》的窠臼，只有金兆梓的劃分（見《國文法之研究》第52頁）相對說

來比較有新意，既照顧了意義，更突出了功能，對印歐語的詞類體系有一定的突破。可惜作者對“體”、“相

”這些概念言之不明，使讀者甚感茫然。在詞類的劃分上也存在著互相牽扯的毛病。

盡管這四十年中革新的呼聲愈來愈高，但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模仿體系的地位，原因在于革新派本身缺乏

一個全新的、比較合理的、能為眾人樂意接受的詞類體系。

這一時期詞類研究的第二個共同傾向就是各家對詞的分類標準普遍重視不夠，不少人把主要精力放在給一

些詞的歸類上，這正如王力后來所指出的：“爭論的中心不在于分類，而在于歸類。”（《關于詞類的劃分》

，見《語法和語法教學》第77頁）這樣做，優(yōu)點是重在實用，通病是理論闡述不夠、不深。可想而知，沒有

對漢語詞類劃分標準的足夠認識，要想圓滿地解決漢語的詞類問題那當然是難以奏效的。

B．分歧點

對漢語自身特點的認識不同，直接導致了漢語詞類觀的不同。總括起來說，這一時期漢語詞類研究有兩大

分歧。

1．詞無定類和詞有定類

馬建忠和黎錦熙都是“詞無定類”論者，但各自的出發(fā)點，又有所不同。馬氏認為“字無定義，故無定類

”（《文通》第24頁，1983年新1版），主張“依義定類”、“隨義轉類”，他這是從意義出發(fā)的。到

了黎錦熙先生，他說得更明確：“國語的詞類，在詞的本身上（即字的形體上）無從分別；必須看它在句中的

位置、職務，才能認定這一個詞是何種詞類……國語的九種詞類，隨它們在句中的位置或職務而變更，沒有嚴

格的分業(yè)。”（《新著國語文法》第6頁，1951年版）他強調：“依句辨品，離句無品。”（同上）兩個

人雖然出發(fā)點不同，但結論都是一個－－“詞無定類”。這個觀點無疑是不符合漢語實際的，理所當然地遭到

了后來語法學者的責難。

和上述兩人相反，陳承澤認為“字（詞）有定類”。陳氏在其《國文法草創(chuàng)》一書中主張要以“字”在句

中“所居之文位”（第11頁）來定其類。他提出了“一義數(shù)用”的觀點，認為詞應“從其本用”（第18頁

）定類，這就避免了馬、黎因“隨義定類”、“依句辨品”而造成的“詞無定類”的弊病。但究竟什么才是字

（詞）的“本用”，作者卻未能說清楚。不管怎么說，陳氏的觀點比之前兩人確實大大進了一步，為漢語詞類

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確立了前提。

2．分類標準：意義標準和功能標準

當時學者雖然在詞的類別上頗多相似，但運用的標準卻各不相同，歸納起來有兩條：一條是意義標準；一

條是句子成分標準（或曰功能標準）。

馬建忠在劃分詞類時強調：“義不同而其類亦別焉。故字類者，亦類其義焉耳。”（《文通》第23頁）

亦即從意義角度出發(fā)，與之相同的有楊樹達等。他們拿意義作劃分詞類的唯一標準，而根本忽略了詞的語法功

能。這樣做極易滑向“詞無定類”的歧途，因為“一詞數(shù)義”現(xiàn)象在漢語中是屢見不鮮的。

黎錦熙、陳承澤、金兆梓等則反對以意義為標準來區(qū)分詞類。黎先生主張“依句辨品”，陳承澤強調以“

字”在句中“所居之文位”來定其類，金兆梓也認為“中國文字的字形上，不能表詞性的區(qū)別，是全靠位置區(qū)

別的”（《國文法之研究》第52頁）。三者說法不一，但意思是一個，即都贊成以詞在句子中的功能來決定

詞類。這種標準較之意義標準確實要進步，其優(yōu)點有二：（1）從語法角度出發(fā)劃定詞類，可給任何一個在句

中的成分歸類；（2）詞類和句子成分關系單純化、明朗化，使人一目了然，便于講清問題。缺點在于把詞義

和功能割裂，將句子成分和詞類合二為一，也極易墜入“詞無定類”的泥潭中去。

這一時期在理論上貢獻最大的要首推《中國文法論》的作者何容先生。何先生在該書第三部分“論詞類區(qū)

分”中對漢語詞類劃分的原則問題作了探討。認為：“單從意義方面說明各類詞的分別，是不容易說明的”（

第58頁）、“各類詞都有其共同的形式上的特征以別于他類詞”（同上）、“所謂某一類詞的形式上的特征

，也就是從語言的表意方法上表現(xiàn)出來的它們的共同之點。”（第57頁）可見，何先生是主張以語言自身的

表意方法即形式上的特征作為區(qū)分的標準的，即以詞的語法特征（語法功能，不僅僅是指充當句子成分的能力

）來作為區(qū)分詞類的標準。

C．成就與不足

關于這一時期詞類研究的主要不足，已在上文各部分談到，這里不復贅言。在此主要概括一下這四十年所

取得的成就，這主要體現(xiàn)在：

1．從自發(fā)走向自覺，第一次把漢語詞類問題視為漢語語法研究的一個重點，系統(tǒng)地分別了詞類，創(chuàng)立、

選用了一些語法上的術語并全都給予較明確的定義，因而奠定了傳統(tǒng)語法詞類體系的基礎。直到今天，我們仍

在沿用著前人擇定的不少詞類概念，當然有的內涵已發(fā)生變化。

2．研究日趨細致，不僅分出了大的類別，而且還進一步劃分了許多次范疇（如黎錦熙就給每類詞分了很

多細目），論述詳盡，尤適合語法教學，有的頗貼切于漢語的某些實際。如黎錦熙已注意到漢語量詞的特點，

只是由于受納氏文法的束縛，他仍將量詞歸在名詞分下來論述。雖還未獨立為一大類，但已難能可貴。

三、文法革新討論至建國前漢語詞類研究述評

1938年的文法革新討論沖擊了語言學界的模仿體制，人們開始“根據(jù)中國文法事實，借鏡外來新知，

參照前人成說，以科學的方法謹嚴的態(tài)度締造中國文法體系”（陳望道《文法革新論叢·序言》）。文法革新

討論給漢語詞類研究帶來了轉機。

運用西方語言學理論來建立自己的詞類體系，是這時期漢語詞類研究的共同傾向。由于各家都比較注意從

漢語本身特點出發(fā)，因而和以前不同，這時期的漢語詞類觀體現(xiàn)了較多的分歧點，這是一種正常可喜的現(xiàn)象。

A．有關分類標準的分歧

這一時期，關于詞類劃分的標準主要有三種：一是王力、呂叔湘的“意義說”；一是方光燾的“廣義形態(tài)

說”；一是高名凱的“三條標準說”。

王力、呂叔湘在分類標準上基本以意義為主。王力說：“中國語里，詞的分類，差不多完全只能憑著意義

來分。就意義上說，詞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實詞，它們的意義是很實在的，它們所指的是實物，數(shù)目，形

態(tài)，動作等等；第二類是虛詞，它們的意義是很空靈的，獨立的時候它們幾乎沒有意義可言，然而它們在句子

里卻有語法上的意義。”（《中國語法綱要》第43頁，開明書店1946年4月初版）由此可見，王力所說

的意義對實詞來講是詞匯上的意義，對虛詞來講則包括語法上的意義。呂叔湘也主張把詞“按意義和作用相近

的歸為一類”（《中國文法要略》第16頁），雖說已強調“作用”，但在具體分類時仍以意義為主。上述觀

點，基本上還是套用舊說，因而意義不是很大。

在此頗值一提的是方光燾在文法革新討論中提出的“廣義形態(tài)說”。方光燾認為可從詞的形態(tài)上來分類，

但他所強調的是一種不同于印歐語形態(tài)的廣義形態(tài)。他說：“我認為詞與詞的互相關系，詞與詞的結合，也不

外是一種廣義的形態(tài)，中國單語本身的形態(tài)，既然缺少，那么辨別詞性，自不能不求助于這廣義的形態(tài)了。”

（《中國文法革新論叢》第50頁）從狹義形態(tài)發(fā)展到廣義形態(tài)，這是方先生的獨到創(chuàng)見，它擺脫了印歐語的

羈絆，把漢語詞類研究引向了一條新路。

高名凱在其《漢語語法論》一書中對漢語詞類問題也發(fā)表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首先，他認為：“詞類是

詞的語法分類，每一類的詞都有特殊的語法意義和語法作用。”（第60頁）隨后，他提出了區(qū)分詞類的三個

標準：一是詞所表達的語法意義；二是詞在句子里的功能；三是“注意詞的形態(tài)”。他的這種不囿于意義一項

而取多項標準的觀點顯然大大超越了前代學者和同時代的學者。標準從一條到三條，這更切合漢語的實際。但

他后來卻主張以狹義形態(tài)作為區(qū)分詞類的標準，并認為漢語沒有狹義形態(tài)，從而得出漢語實詞不能分類的錯誤

結論（詳情見下文）。

B．有關詞類劃分的分歧

既然各人都有不同的分類標準，那么在分類標準指導下的詞類劃分當然也就各有千秋了。

呂叔湘把詞分成實義詞和輔助詞兩大類。實義詞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三類，“因為他們的意義比較實

在些”（《要略》第16頁）。凡“意義比較空虛”“可以幫助實義詞來表達我們的意思”（第17頁）的，

稱為輔助詞，包括限制詞（副詞）、指稱詞（稱代詞）、關系詞和語氣詞。呂先生的貢獻在于他首先創(chuàng)立了語

氣詞這一大類。但總體說來，劃分欠細致。由于受葉斯泊孫“三品說”的影響，他把詞分為甲、乙、丙三級，

這顯然是不足取的。王力先生在《中國現(xiàn)代語法》中給詞作了劃分，和以前各家不同的是，王力先生提出了“

半實詞”、“半虛詞”之說，這種嘗試是值得肯定的，因為漢語中有的詞無論是從意義還是從功能來看都介乎

虛、實之間，很難直接判定它屬于虛詞、實詞中的哪一類。此外，王先生還提出了一種不列為第十類詞的特別

的詞－－記號。按王先生之說，“凡語法成分，附加于詞，仂語或句子形式的前面或后面，以表示它們的性質

者，叫做記號。”（第307頁）這種記號實際上相當于后來稱之為語綴的語法成分，不便視為詞的一種類別

。同樣，王力也因受“三品說”影響而把詞分為“首品”、“次品”、“末品”。

高名凱對漢語詞類的區(qū)分同樣是與眾不同的。他認為“漢語的實詞不能再行分類”（《漢語語法論》19

57年版第67頁），因為“漢語的實詞并沒有一個固定的功能”（第82頁）。高先生的這個觀點是有違漢

語事實的，并且和他本人的“三條標準說”有相抵觸之處。但是盡管如此，高先生在其著作的緒論里還是把漢

語實詞分成“三種（名詞、動詞、約詞）四類（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漢語語法論》1948年版

第52－53頁），并在第三編“范疇論”中詳細地論述了指示詞、人稱代詞、數(shù)詞、數(shù)位詞、次數(shù)詞、體詞

、態(tài)詞、欲詞與愿詞、能詞、量詞等十個方面的范疇，這正反映了高先生思想上的矛盾之處。

C．成就與不足

文法革新討論使人們開始注意漢語的自身特點，因而在詞類研究上也突破了不少成就，取得了較大的成就

，具體體現(xiàn)在：

（1）由于從漢語的本身出發(fā)，不盲目模仿，因而對漢語的詞有了一些新的認識。例如，對于漢語的“數(shù)

詞”，以前的語法著作（如《新著國語文法》）大都歸入形容詞，而王力先生第一次把它同其他詞區(qū)別開來，

使之獨立成類。總之，對詞的分類比以前更為精細。

（2）詞類的體系更有系統(tǒng)性和科學性，重視實用，也較多地從理論上予以闡述，把對詞類的研究和對句

法的研究結合起來，避免就事論事。

（3）開始注意到了詞類活用和兼類問題。其實，早在二十年代初期，陳承澤就提到了詞類活用問題，但

他所說的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活用。而呂叔湘先生在其《要略》第二章最后一小節(jié)中專門探討了詞類活用問題

。他認為一個詞只應有一種用法（本用），若有其他用法則為活用，他這種認為詞和功能“一一對應”的觀點

顯然是受到了印歐語的束縛。王力在《中國現(xiàn)代語法》中談到了詞的分隸問題（兼類問題），但他認為：“要

看詞之應否分隸，不該看它是否有兩種地位和職務，而該看它是否有兩種相差頗遠的意義。”（第25頁）這

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兼類也不完全一致。但無論如何，王、呂先生在這方面的開創(chuàng)之功是不應抹殺的。

但是，在革新的成就中也隱藏著一時難以避免的不足，主要是：

（1）模仿風氣雖被大大沖淡，但并未絕跡。從王力、呂叔湘、高名凱等人的著作中我們仍不時地找到一

些模仿的痕跡。王力、呂叔湘在說明詞的關系時，不切實際地引進了葉斯泊孫的“三品說”。而高名凱認為漢

語實詞無分類的觀點，無疑與法蘭西學派分不開。

（2）研究中存在的另一嚴重缺陷是：在劃分詞類時，仍過于強調詞匯意義這一條標準，而對其他標準則

重視不夠。王力、呂叔湘的著作中都體現(xiàn)了這一點，而未能出現(xiàn)依據(jù)廣義形態(tài)擬定的詞類新體系。

（3）由于大多數(shù)學者只重視句法，因而對詞類的研究并沒有付之多少心血，所以詞類的研究成果并不顯

著。

四、當代漢語詞類研究述評

建國后，普及科學文化知識的需要使得建立新的、科學的漢語語法體系勢在必行，但碰到的第一個難題就

是漢語詞類問題。詞類問題是個既復雜又重要的問題，自《文通》以來一直懸而未決，迫切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

建國頭兩年，國內雖然出了幾本語法書（如《語法修辭講話》、《語法學習》），但在詞類研究上基本沿

用舊說，并無什么實質性的進展。

隨著各方面條件的成熟，解決漢語詞類問題已成為可能。于是一九五三年前后，一次全國性的規(guī)模巨大的

詞類問題的討論就在《中國語文》上展開了。這次大討論避免了以前在這個問題上的偏差，即不單單給詞作簡

單的分類，而開始涉及到了漢語詞類的原則性問題即漢語的詞能否分類及其分類的標準。

首先，在漢語的詞能否分類的問題上，語法學界產生了兩種互不相容的觀點。以高名凱為代表的少數(shù)學者

堅持認為漢語的實詞不能分類，理由是漢語本身缺乏構形形態(tài)，這完全是拿印歐語的詞類理論來硬套漢語，根

本忽略了語言的民族特點。而王力、呂叔湘、胡附、文煉等多數(shù)學者則肯定漢語詞類的可分性。討論的結果，

肯定論者占了上風。

其次，在分類的標準問題上，各家也發(fā)生了爭執(zhí)。爭執(zhí)的中心是漢語的形態(tài)問題。高名凱等堅持認為只有

狹義形態(tài)才是劃分詞類的標準，而多數(shù)學者則主張給漢語的詞分類應從廣義的形態(tài)即詞和詞的相互關系、詞與

詞的結合、語詞的句法功能等因素入手。最后，多數(shù)學者取得了相對一致的意見，提出了區(qū)分詞類的一般標準

：（1）詞匯意義（概念的范疇）；（2）形態(tài)標準（包括構形性質和構詞性質的）；（3）句法標準（詞在

句中的作用或功能、詞的組合等）。這樣就比較圓滿地解決了漢語詞類研究的前提問題。

另外，對漢語詞的具體分類以及詞類的界限問題，很多學者也作了探討，盡管互有出入，但無傷總前提，

這是允許存在的。

總的說來，這次討論是成功的，收效甚大，對當代語法的研究有著不小的推動作用。

詞類問題的大討論，澄清了長期蒙在漢語語法學界的一片迷霧，為詞的分類和歸類提供了指導性的原則。

很多學者在各自的論著中給漢語的詞進行了具體的分類、歸類嘗試，結果雖不盡相同，但大體反映了漢語詞類

的基本事實。其中“”前影響較大的是《暫擬體系》（張志公主編）的詞類系統(tǒng)和《現(xiàn)代漢語語法講話》

（丁聲樹等著）的詞類系統(tǒng)，下面逐一介紹。

《暫擬體系》根據(jù)“詞匯·語法范疇”把詞分為實詞和虛詞兩大類；前者下轄名詞、動詞、形容詞、數(shù)詞

、量詞、代詞六類；后者包括副詞、介詞、連詞、助詞、嘆詞五類。對各類詞的定義、特點和主要用法，《暫

擬體系》還作了說明，描寫細致詳盡，尤利于中學語法教學，確實是以前的語法書望塵莫及的。至于體系中的

“附類說”，并不能說明多大問題，故后人頗多貶辭，不妨作為小類處理。

《現(xiàn)代漢語語法講話》（前身是《語法講話》）是結構主義在中國大陸的首作。它區(qū)分詞類的標準是“性

質和用法”，其實質和“三結合”標準差不多。與眾不同的是，《講話》并未采用一般的“虛、實詞”說，而

是一次性地把漢語的詞分成名詞、代詞、數(shù)詞、量詞、動詞、形容詞、副詞、連詞、語助詞、象聲詞等十類。

在迄今為止所看到的語法書中，《語法講話》最早將量詞獨立成一大類，這是很有必要的。《講話》的另一個

特點是把每一類詞分成若干小類并對許多個別的詞詳加說明，比較具體，舉例也頗精當。

期間，整個語法研究陷于停滯蕭條的境地，當然也就談不上詞類研究了。

“”被粉碎后，語法研究恢復了生機，對詞類問題的研究又擺到議事日程上來。這一時期，整個詞

類研究的特點是突破《暫擬體系》的框范，給漢語詞類問題以新的闡述。這方面的力作是呂叔湘的《漢語語法

分析問題》和熙的《語法講義》。

《漢語語法分析問題》、《語法講義》有關漢語詞類觀的突出之點是把漢語的詞分成“封閉類”和“開放

類”兩大部分。這種劃分從能否遍舉（全部列舉）和能產性大小這個角度出發(fā)，比較干脆利落，避免在虛實上

糾纏，也便于教學。另外，他們還根據(jù)語法功能，把實詞分為體詞和謂詞兩大類，比較成功地反映了漢語實詞

存在的兩種不同的趨勢。應該說，呂、朱二先生為漢語詞類研究作出了新的貢獻。

考察四十年來的當代詞類研究，我們不難認識到以下幾個特點：

（1）進一步重視對漢語自身特點的認識。以前在詞類區(qū)分問題上照搬印歐語的理論和方法，主要是對漢

語的自身特點認識不足。

（2）重視詞類劃分標準的探討和研究。劃分標準是個很棘手的理論問題，整個詞類大討論幾乎都是圍繞

這個軸心，此后的不少學者也都致力于這方面的研究。應該說，這方面的成績還是不小的，“三結合標準”（

詞義、形態(tài)、功能）直到今天還被人們所公認。

（3）重視詞類界劃的研究和說明。以前的各家只給詞作簡單的分類，至于各類詞的界限以及如何判定某

一個詞的性質等，則常被忽略，即使有所提及也是言之不明。當代學者顯然在這方面又超越了前人。如不少人

采用的以“鑒定字”和“重疊式”來區(qū)分詞類的方法都是比較切實可行的，起碼不失為一種有用的輔助手段。

（4）重視詞的兼類和活用的研究。詞類的活用和兼類現(xiàn)象解放前就引起了人們的重視，但他們對“活用

”和“兼類”的差別往往辨之不明。當代學者在這方面作了較深入的研究。王力認為凡屬兼類詞必須具備兩種

以上的常見用法（詳見《中國語法理論·新版自序》上冊第22－24頁，中華書局1957年1月版）；張

志公認為一詞兼類的意義必須相關（詳見《漢語語法常識》第21－22頁，中青出版社1953年11月版

）；呂叔湘認為：“主要的原則是：凡是在相同的條件下，同類的詞都可以這樣用的，不算詞類轉變；凡是在

相同的條件下，同類的詞不是都能這樣用，而是決定于習慣的，是詞類轉變……語義的變化比較特殊，只是偶

而這樣用，沒有經常化，這算是臨時‘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詞類轉變。”（《漢語語法分析問題》第46

頁）；熙認為：“當我們把A、B兩類詞分開的時候，可以允許有一部分詞兼屬A、B兩類。但是兼類的

詞只能是少數(shù)，如果把A和B分為兩類之后，大部分A類詞同時兼屬B類，或大部分B類詞兼屬A類，那只能

說明我們當初把A和B劃分為兩類詞本身沒有多大意義。”（《語法講義》第39頁）；胡裕樹認為：“甲類

詞在特定的條件下，為了修辭上的需要，偶爾用作乙類詞，這是活用。”（胡編《現(xiàn)代漢語》第332頁，1

982年10月第4次印刷）等等，這些觀點都很有見地，較好地解決了漢語詞的兼類和活用的問題。

（5）不僅重視各類詞的研究，而且重視每個具體詞的語法功能的揭示，如《現(xiàn)代漢語八百詞》、《動詞

用法詞典》等，這無疑是對詞類研究的深入。

當代詞類研究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主要是對如何把握好“意義、形態(tài)、功能”這三結合的標準，以及如何

確定一個公認的詞類體系，還缺乏一致的認識。但是，當代詞類研究的功績是抹殺不了的。

結語

縱觀漢語詞類研究的整個歷史，我們可以從中理出這三條線索：

1．標準的多重化

曾有不少人企圖通過一條標準（或意義標準或功能標準或形態(tài)標準）來給漢語詞作一個徹底的劃分，這種

愿望是好的，因為這樣不會有交錯的情況出現(xiàn)。然而事實上做不到，因為不合語言（特別是漢語）的客觀實際

。于是很多學者只好深入探求，終于由單項標準發(fā)展到今天的多重（三條）標準，同時還找到了其他的輔

手段，這樣就大大增強了劃分詞類的能力，使問題得到了比較令人滿意的解決。

2．分類的精密化

回顧漢語詞類研究史，可以看出對漢語詞的劃分是越來越細了。馬建忠和黎錦熙參照印歐語法，把詞分成

九類。此后，依據(jù)漢語特點，呂叔湘把“語氣詞“單獨立成一大類，王力把數(shù)詞單獨立成一大類，科學院語法

小組的《語法講話》又把量詞單獨立為一大類。另外，越到后來，詞的次范疇（小類）也越多，這些都表明漢

語詞類的科學研究越來越精細了。

3．角度的多樣化

傳統(tǒng)詞類研究多從意義的虛實出發(fā)，把詞分為實詞和虛詞兩大類。隨著詞類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角度也不

斷增多。比如有人從功能的角度把實詞分為體詞和謂詞兩大類，從詞的數(shù)量的多少和能產程度的高低這一角度

把詞分成了開放類和封閉類兩大部分。這兩種分類法不僅給語法研究開辟了新的路子，同時也給語法教學提供

了不少方便，對后來者也不乏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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