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大眾文化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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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向功利性與非功利性的一體化

篇（2）

社會文化視角：以往對電視文化的研究常常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忽略了這一文化活動的社會過程全身。隨著中國社會文明進程的演變，電視文化已走出象牙塔，融入廣大民眾真實生動的生活中，成為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內容，具有了更廣闊的社會文化的品格。作為當代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和社會公共事業，社會學視角、人類文化學視角的關注，也許能使我們穿越數量眾多龐雜、質量良莠不齊的電視文本，抵達社會意義、文化意義的剖析。在這其中，意識形態視角的分析尤為重要，因為一切文化在本質上都是一種意識形態的“代碼”。從到法蘭克福學派、精神分析學說、文化研究學派、后現代主義，意識形態批評無不是這些理論的重心。

大眾文化視角：電視文化所表現出的商業性、消費性、大眾娛樂性、通俗性（甚至媚俗性）、技術性、可復制性、程式化、無深度感正是大眾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標，體現出與電視文化與大眾文化的一致性、同質性。因此，在對電視文化的研究中，借鑒西方某些學術思潮對大眾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雖不能祈望徹底解決中國電視文化存在的問題，也不是無益的。如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在使我們認識到電子傳播作為生產力給對電視文化生產帶來巨大促進作用的同時，也使我們認識到技術進步對人造成的新的控制，認識到其意識形態的操縱性、欺騙性的一面；后現代主義理論讓我們對電視文化的世俗性、扁平性、游戲性、狂歡化獲得了一種哲學上的認識高度；后殖民主義理論則令我們對電視文化、大眾文化中的全球化傾向、文化同質化傾向保持高度警惕；新歷史主義提醒我們，以“戲說”為代表的電視文化可能導致的危險；文化研究學派以它與社會的廣泛聯系和跨學科的學術膽識，啟示我們以宏觀的社會文化研究與微觀的文本研究相結合，在微觀的文本研究的基礎上展開宏觀的文化研究……這些理論奠定了以大眾文化的視角來審理電視文化的理論基礎。

傳播文化視角：電視文化與印刷媒體、廣播媒體等其它大眾文化形態的主要區別，在于它以科技含量極高的影像的傳播與接受方式創造了一種新型的視聽文化，并對其它形態的大眾文化形成強大沖擊，獲得了存在的獨特性和優勢性——影像傳播文化的特性。所以說，傳播學理論從電視傳播的全過程來考察電視文化與社會的關系，為電視文化的理論研究開辟一條更切實有效的新路。正如高鑫先生所說：“研究電視理論，首先要研究‘電視傳播學’，因為電視本身就是作為信息傳播的媒介和載體而存在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所有的電視節目，統統鮮明地烙印著信息的‘印記’。因此，抓住‘傳播’也就抓住了電視理論研究的根本。”無可質疑，隨著從播放型到數字化、新媒介的傳播模式的全新構型，電視文化將會發生更為深刻的革命，因為傳播模式的改變必將影響所傳播的文化本身。

篇（3）

筆者認為當下語境使用“Popularculture”更為貼切，但“Popularculture”在西方仍存在多種不同的用法。約翰•斯道雷（JohnStorey）指出其具有6種含義：1.大眾文化是一種被廣大普通民眾所喜聞樂見的文化；2.大眾文化是除了高雅文化之外的一種文化剩余范疇，是高雅文化之外的各種文化形態的“棲居之所”；3.大眾文化等同于“群氓文化”，即具有商業文化色彩的、以缺乏辨別力的消費者大眾為對象的大眾文化（massculture）；4.大眾文化是來源于“人民”的民治、民享的文化，屬于“人民的”、“本真的”、“民間的”文化形態；5.大眾文化是一個富含矛盾沖突的領域，是被統治階級的抵抗力量與統治階級收編力量沖突斗爭的場域；6.大眾文化是在后現代主義背景下消弭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界限的文化形式。因而，從斯道雷的總結中可以看到大眾文化的復雜性和豐富性，但都不足以定義大眾文化。阿諾德•豪澤爾曾經在分析“民間藝術”與“通俗藝術”時指出：“民間藝術”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界限模糊，以鄉村居民為服務對象；而“通俗藝術”的消費者完全處于被動的地位，生產者則是滿足這種不斷變化的需要的專業人員，以滿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對于藝術風格，“民間藝術的路子比較簡單、粗俗和古樸；通俗藝術盡管內容庸俗，但在技術上是高度發展的，而且天天有新花樣，盡管難得越變越好。”詹姆斯•G•特魯洛夫指出：“大眾文化是一種產生于20世紀的城市工業社會、消費社會的，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且以城市民眾為對象的復制化、模式化、批量化、類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態。”根據上述一些理論家的思考，同時考察中國文化的語境，筆者認為王一川對大眾文化的定義是比較合理的，即“以大眾媒介為手段、按商品規律運作、旨在使普通市民獲得日常感性愉悅的體驗過程，包括通俗詩、通俗報刊、暢銷書、流行音樂、電視劇、電影和廣告等形態。”同時我想還可以加上網絡、手機等形態。這一定義可以使大眾文化同一些相關的概念區別開來。其實，大眾文化也并不是與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民間文化等其他文化絕對對立的，它們之間的區分是相對的和可變的。

要從具體的時代與語境出發，創新和理解大眾文化。如金庸武俠小說的學術化，好萊塢電影《亂世佳人》、《音樂之聲》等的高雅化。因此，我們應把大眾文化看作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其內涵、意義及特征等也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為了更好地了解大眾文化的概念并分析其影響力，在此，有必要梳理一下大眾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一，大眾媒介性。自工業文明以來，才出現了大眾文化這種文化形態，所以其傳播媒介是以大眾媒介為主，含有大眾媒介所規定的特點。有學者認為，大眾傳播媒介是在傳播過程中用機器批量制作以傳達信息的書籍、雜志、報紙、電影、電視、廣播等形式。還有約翰•費斯克等人認為，大眾傳播是在現代化的印刷、銀幕、音像和廣播等媒介中，通過企業化投資、工業化生產、國家化管制、高科技和私人消費品等形式，向無名的受眾提供休閑娛樂和信息的實踐與產品。由此可以得出當代大眾媒介可以分為印刷媒介（包括報紙、雜志、書籍）和電子媒介（包含廣播、電影、電視和新媒介以手機、互聯網等為主）。與以往媒介相比，大眾媒介具有受眾廣泛、傳播信息量大等特點。因此，通過大眾媒介進行傳播的就是大眾文化這種文化形態。第二，商業性。和傳統的文化形式相比，大眾文化具有較為明顯的商品性，是以交換為形式而實現商業利益的最大化，這樣使得大眾文化的經濟與文化界限模糊不清。也正是這種模糊性使得大眾文化更易于被民眾所接受。大眾文化已經不是靜態的文化形式，它還和包括其作品在內的人的整個商品消費行為及其過程，因此，商品與文化相互雜糅，無法分離。一方面大眾文化被商品化，而另一方面商品也被文化化。第三，通俗性。由于大眾文化的經濟與文化界限的模糊性，使得大眾文化更易于被民眾所喜愛，這就要求大眾文化必須是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文化，要符合大眾的審美心理和需求，這樣就拉近甚至消解了高雅與通俗的界限，使得藝術生活化。總之，大眾文化“強調了藝術與日常生活之間界限的消解，高雅文化與大眾通俗文化之間明確分野的消失。總體性風格混雜及戲謔式的符碼混合”，使藝術日益生活化。第四，流行性。一種大眾文化的文本在開始之初吸收其它各類文化文本，創出原創性的新模式，通過批量化生產在一定時間和一定的民眾之中流行開來，形成時尚潮流。流行性，正是大眾文化的必備特征之一。但伴隨著流行的發展必然導致的是模式化。譬如《中國好聲音》這樣的音樂類選拔節目在中國的流行，各類電視臺開始策劃諸如《我是歌手》、《我為歌狂》、《大地飛歌》、《中國夢之聲》、《中國星力量》等音樂選拔類節目。

有的模式能夠有所更新，但有的就顯得過于“老化”了。因此，大眾文化的流行性要求其需要不斷地謀求新的創造。第五，日常娛樂消遣性。大眾文化與其他任何傳統的文化形式都不一樣，鮮明地具有為大眾的娛樂、休閑所服務，消解現代人在工作生活中的緊張情緒，以起到娛樂消遣的作用。讓人們通過手機的快餐式閱讀、輕松愉快的影視欣賞、具有感官刺激的電子游戲以獲得娛樂，沉浸在愉快的日常生活中。大眾文化生產者要迎合民眾所需，隨時創造符合大眾口味的文化產品，以滿足大眾的日常生活需求。同時與高雅文化的個性不同，大眾文化這種文化形態是人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接受的，與每個個人的日常生活交織在一起，能夠滿足人們的日常生活俗趣。第六，參與性。大眾文化是一種融合了創造者、生產者、接受者為一體的文化形式，使得人人都能成為參與者，結束了文化是個別人所創造的歷史。首先，從主體上說，民眾的主觀意愿能夠通過互聯網和大眾傳媒、現代信息通信技術，有效、便捷地影響到大眾文化的生產與傳播過程。其次，從客體上看，電視、網絡、卡拉OK、手機、商業廣告以及各式各樣的綜藝節目都具有廣泛的參與性，特別是由于網絡技術的發展，人人都可以成為網絡文化的創造者。第七，全球性。大眾文化能夠借助網絡、報紙、雜志、電影、電視、手機等媒介形式，使得文化的傳播在極短的時間內向全世界范圍內拓展。由于大眾文化的快速發展更加增強了世界“全球化”的進程。例如歐美發達國家的大學視頻課程在全世界范圍內都可以觀看，《甄傳》也在海外各國獲得熱播等。第八，類型性。大眾文化的形式愈來愈趨向類型化，電影、電視等藝術被分門別類，有愛情片、武俠片、古裝劇、懸疑片、戰爭類、警匪片等。與高雅文化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環境”相比，其完全被抹去了個性，形成了類型化的特征，人物角色相對一致，不管什么題材的電視劇或電影，總是能讓人猜想到故事結局，各類作品中的人物、情節趨向一致。第九，后現代性。正像詹姆遜所說，后現代性的特征是主體瓦解、雅俗交融、意識形態淡化、學科分野模糊。而它突出的形式特征，當屬雜拼和精神分裂。大眾文化正具有雅俗共賞性，同時跨學科的方法更加凸顯，不分文學、社會學、心理學、生態學、傳播學等，而是各個學科交融在一起。作為主體的人也在瓦解，淪為大眾媒介的附庸，對于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態度也在淡化，人們關注的只是自己身邊的事情，不再作為主體的人參與社會事務。因此，大眾文化具有后現代性。當代語境下的大眾文化應是“popularculture”，又可以稱為通俗文化或流行文化。大眾文化具有大眾媒介性、商業性、通俗性、流行性、日常娛樂消遣性、參與性、全球性、類型化、后現代性等一般性特征。上述僅是對大眾文化的一般性進行簡單的描述，針對審美視野下大眾文化中的各種不同的文化形態，包括網絡文化、影視文化、手機文化等，還要加以具體分析。

作者：陳皓鈺單位：河南師范大學新聯學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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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走向數字化、網絡化、信息化，社會交往開放化、審美品位多元化、成長道路個性化。大眾文化作為流行現象，以某種思想觀念、行為方式滲透于社會，具有消解神圣、解放思想、提倡個性的作用，為學生從不同角度認識世界開拓了思路，有利于學生個性的解放。現在的學生個性意識強，敢說敢做，有懷疑批判精神、充滿自信。他們接受信息的渠道廣泛，國內外新近發生的大事、科技財經新聞、娛樂動態等，都先于老師知道、先于老師思考，對社會，他們不乏深刻的洞察力、不乏真知灼見。因此，語文教育要正視大眾文化帶來的沖擊。可以這樣說，大眾文化是一把雙刃劍。對待大眾文化，既不能只看到其消極影響，視之為洪水猛獸，望而卻步；也不能不加選擇，欣欣然全盤接受，語文教師應認真篩選、過濾，選擇優秀的大眾文化、正確引導學生接受優秀的傳統文化，實現語文教育與大眾文化的對接。生活中，大眾媒介無孔不入，大眾文化無處不在，學生鐘情大眾文化有目共睹。調查顯示，在高中以上學生中，手機漸趨普及，電腦也越來越多，學生可以隨時上網，獲得越來越多的資訊。他們是喜歡的是時尚明星：范冰冰、文章、楊冪，他們脫口而出的是網絡新名詞：不明覺厲、人艱不拆、喜大普奔。他們看的是網絡小說：步步驚心、宮鎖心玉、花千骨。他們好奇心強，接受能力強，對新事物極其敏感。

然而，由于語文教師教學任務繁重，埋頭教學，沒時間學習充電，常常想和學生交流卻跟不上節拍，常常用陳詞濫調去上課，師生間心理距離無形中被拉大。教師作為教學過程的主導者，必須轉變觀念，主動接觸學眾文化，拓寬自身文化知識面。教師應反過來向學生學習，課余能和學生一起聊聊流行音樂、談談網絡文化，探討一下《小時代》和《后會無期》，一定會和學生產生共鳴，增進師生間的感情。教師更接地氣，在學生面前展現博識的一面，有利于語文教學的開展。語文教師要具有大眾文化課程資源開發的能力。作為課程資源，大眾文化值得開發。大眾文化中，有許多雅俗共賞、內涵深刻的優秀文本，雖以通俗為形式，但其內核卻是精英價值觀。開發大眾文化時，要注意與主流精英文化相結合，語文課程承擔著文化傳承的職能，應及時引進大眾文化的新鮮血液與語文教育融合。當然，大眾文化中有精品，也有糟粕，可謂泥沙俱下，語文課程引入大眾文化，教師一定要認真篩選，正確引導，否則，只會給語文教學帶來負面影響。

語文教材文本不僅承擔著知識傳授的任務，更起著精神塑造和文化傳承的作用。長久以來，入選語文教材的文章都是“文質兼美”的經典文本，很大程度上與媚俗的大眾文化格格不入。以經典文本作為教材的主體無可厚非，但在大眾文化的語境下，有必要以開放的姿態合理引進優秀大眾文化的內容。在新課標背景下，一些語文教材已經開始嘗試。如金庸的《天龍八步》、王度廬的《臥虎藏龍》入選了人教版的高中《語文讀本》第四冊；《彎彎的月亮》、《長江之歌》等歌曲入選了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語文教材“必修二”詩歌單元；周杰倫的歌曲《蝸牛》入選了上海中學生歌曲和中學生德育教材；楊利偉航天員香港行被編入香港中小學教材……這些大眾文化中的精華在生活中有很大的影響力。它們的入選，打破了精英文化一統語文教材的神話。在名人效應下，更易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激起他們的學習動力。一些經典由于年代久遠，離現實生活越來越遠，學生在閱讀時會產生隔膜，在傳承其文化精髓的同時，教師應以開放寬容的心態，引入當代大眾文化對它們的通俗化解讀。讓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對接、融合、實現優勢互補。如在閱讀《三國演義》選文時，可引入易中天的《品三國》、袁騰飛的《漢末三國》；閱讀《論語》選篇時，可引入于丹的《論語心得》；閱讀《水滸傳》選段時，可引入周思源等人在《百家講壇》的讀解。有些流行歌曲是根據古典詩詞意境改編的，教師可創設情境，挖掘其文化內涵，引導學生更好地理解古典詩詞。如毛寧的《濤聲依舊》引了唐代張繼《楓橋夜泊》“江楓漁火”的意象；徐小鳳的《別亦難》改編自唐代李商隱的《無題》。

通過詩歌與詩詞意境的比較可更好地引領學生理解古典詩詞文化內涵。大眾文化形式多樣（如網絡文學、影視作品、流行音樂等）、內容更新快、快餐化、碎片化，具有覆蓋面廣、傳播快、娛樂性強的特點，符合現代青年快節奏、高效率的生活節奏，符合他們好新鮮、好參與的特點。語文課堂教學中可根據這一特點采用開放性授課方式，引導學生親身參與、體驗文本蘊含的思想和情感。如教授小說、戲劇等體裁時，可安排學生分角色表演，讓學生通過親身體驗、融入文本。如，手機是學生日常必備通訊工具，教師可通過開展“手機短信欣賞與寫作”實踐活動，有效激發學生寫作興趣，提高學生寫作能力。如，學生現在流行過“情人節”、“愚人節”、“圣誕節”等西方節日，可以通過與“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等傳統佳節的比較，分析中西文化差異。既貼近了學生生活，又具有深度廣度。語文教學中，也可向孔子學習，根據文本內容需要，把課堂搬出教室。如到池塘邊、大樹下、草坪上等地方上課，讓學生接近大自然，在新鮮的學習場所中得到收獲。總之，面對大眾文化浪潮，語文教育深受影響。引入大眾文化，優化課堂教學，是有效提高學生語文素養的重要途徑。

作者：那嘉偉單位：綏化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

篇（5）

本文作者：楊海工作單位：安徽理工大學法學研究所

大眾文化的消費主義將人們的消費行為引導為一種宣示，一種符號，都是為了獲得大眾認同，一種虛幻的自我滿足。對大多數大學生而言商品的便宜實用耐用消費已沒有意義。他們購買商品更看重商品的品牌時尚炫目。因為他們需要物來“耍酷”，吸引眼球。大眾文化的倡導者、經營者和傳播者成為這個時代最大的贏家，他們是商家與消費者的橋梁。今日商家的成功之道在于將商品與文化聯姻，并借助傳媒包裝給消費者。正是商品與文化的聯姻，使世俗的人們在消費物的同時獲得了精神與物質兩個層面需求的滿足。他們總能抓住大眾的心理進行集體忽悠。其巧妙性在于媚俗，即善于迎合大眾的口味。消費者只要需求，市場就會提供滿足。為了迎合消費者的心理需求，意義的制造者，即商品的生產者，動用操縱在他們手中的大眾媒介的力量，將一道虛幻的光環投射在商品的頭上，將空虛、淺薄、平庸與粗俗——現代人的本真的生存狀態，現代工業文明的產物——包裝成美麗、優雅、高貴、個性等等。大眾通過商品的消費，獲得了他們缺少與渴望的一切。購物行為不再是單純商品消費，而是優雅的格調，高貴品味的象征，這正是這個時代被大眾追捧的符號。“哥購的不是物，是文化！”大眾生存的本真狀態被裝入套中，對于大眾文化的追求，讓草根更有成就和英雄感。文化一旦被消費綁架，商品與大眾文化成為硬幣正反面，不能剝離，在文化的點綴下，商品銷售有了最好的幌子。媚俗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那些翻手為云覆手作雨的市場經營者。成為現代人的品味總是被所謂文化所迷醉，沒有文化即沒有品味沒有格調，遠離文化是可怕的，因為這是知識經濟時代，遠離文化即意味被時代邊緣化，這對于暴富者是不能接受的。正如時下玩古玩的，很多腰纏萬貫者，并不在乎物的價格，他對于他看中的古董可以一擲千金，他對于賺與虧并不太關心，他只是想混跡這一行當中找到文化人的那份受尊重感。通過這一行為，讓人知道他懂品味，不是除了銅臭，啥也沒有的異類。巴爾扎克筆下的資產階級新貴總是不惜一擲千金來獲得貴族的頭銜，這在那些暴發戶看來自己多年的奮斗才終成正果。文化只是商品生產者玩的障眼法，游戲機變成學習機的把戲。文化的消費或者文化幌子的消費，讓消費者受用。青年學生不辨就里，或者干脆裝糊涂，因為這確實迎合了他內心的需求。但是物在被消費的同時，其投射的光環會慢慢散盡，耍酷者倘不能將內在的涵養與花樣的形式兩者統一起來，終將成為“驢屎蛋子——外面光”者。在大眾文化的消費主義引導下，大學生消費群體極易感染上時代的傳染病，進而導致人格缺陷，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從眾心理。就是大眾口里的“隨大流”。大眾文化的時代，這種跟隨，是跟隨大眾時尚，縱然不是引領者，也不能成為落伍者。現代人群最為焦慮的是被他人視為不懂時尚。最后別無選擇，要么是時尚的追逐者，要么被時尚淘汰。對于物的品牌的追逐，你追我趕，不甘人后，成為今天社會的眾生相。2、“個”，或稱“另類”。即在人群中標新立異，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耍酷”。其目的還是炫耀，為了引領校園時尚，吸引眼球，而不是保持本真。不論是從眾還是耍酷，其殊途同歸，都不可避免導致人格異化，自我本真的喪失。人本主義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學家弗洛姆對于健康人格曾經這樣表述：除了生理需要，每個人都有各種各樣的心理需要，這正是人與動物的重要區別。具有健康人格的人是創造性的人。具有健康人格的人將以創造性的、生產性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心理需要。大學生消費群體在大眾文化消費的大潮中，是不可能成為引領者的，他們只能追逐其中，在滿足物欲的道路上自覺淪落為被引領者、被設計者、被創造者。

大眾文化的喧囂與騷動正攪動人們的神經，如何能做到“任憑風吹浪打，我自閑庭信步”？我們認為關鍵還是讓一顆躁動的心沉靜下來，力求在人群中保持本真自我，而不是被大眾文化席卷而去。這里擬提出以下解決對策：對策一：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每個社會都有自己不可撼動的意識形態中樞，這個中樞就是社會成員必須遵守的核心價值。當代青年學生個體價值目標應該與我們社會提倡的主導價值，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目標相統一。把它作為定海神針，根植于我們的內心，方能做到“任憑風春雨打，我自巋然不動”。對策二：自我節制。節制是種美德，尤其在物欲橫流的今天，更能彰顯一個人的德性。對物的需求應自覺減少，而更多的去追求精神生活。自我節制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傳統美德本質在于探尋精神生活，不過分看重物質利益。圣人道德，道德圣人是我國古代知識分子追求的理想人格。孔子認為一個人只要有了這種崇高道德的要求，就可以克服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難和挫折。《管子•戒》說：道德當身，不以物惑。堅持中華傳統美德，淡泊物質欲望，對于保持心態平衡、堅定理想和意志具有重要的意義。對策三：應保持獨特個性。從眾是大眾的弱點，是自我的迷失。在人群中，青年學生不是隨波逐流，而應辨別方向，保持本真自我，行為上又不失隨和。認同“感恩、創造”是成長中兩個重要語詞，并愿意身體力行。物欲橫流的時代，我們能否保持獨立的個性，很大因素取決于我們能否超越物欲之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篇（6）

    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米哈伊爾·巴赫金的思想足跡涉及哲學、語言學、詩學、符號學、美學和文化歷史學等諸多領域。學界對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話理論、復調小說和狂歡詩學。二十世紀中后期,源起于英國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思潮興起,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成為約翰·多克、費斯克等大眾文化研究學者廣為引證、剖析的理論資源,鮑爾德溫等人主編的《文化研究導論》一書也將巴赫金列為最具影響力的文化理論家之一。川(P202)

    巴赫金研究在當前中國學界炙手可熱,爭論頗多,呈現出眾聲喧嘩、雜語共生的態勢。就其狂歡化理論而言,學者們聚焦于狂歡理論是否“想像催生的神話”展開對話與爭鳴;①同時,對于狂歡化理論能否被挪用為當前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話語資源,觀點也是莫衷一是。②由于巴赫金理論架構的龐雜和未完成性,其在傳播與接受中存在種種誤讀,本文在文化研究視閡中考察狂歡化理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合理關系。

    一、狂歡化理論與民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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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文化在21世紀初的影響無疑是全方位的和整體性的,它不僅影響著每個領域,而且也使得每個領域都越來越發生著深刻的影響。從生產和消費的角度看,文化也經歷著生產—傳播—消費三個階段,大眾文化也是如此。在這個過程中,人的積極參與或者消極接受無疑對大眾文化的產生與發展具有決定的作用。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中,人的因素尤其是大學生的因素無疑對大眾文化的接受與影響具有著重要的和深遠的影響。

隨著科技的發展和人們意識發展,日常生活審美化成為大眾文化日益突出的特點。無論是衣食住行,廣告傳媒,還是影視網絡,美的因素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無論美是人們生活的內容,還是人們生活的手段;無論美是目的還是過程,它不僅沖擊著人們的視覺和聽覺,更影響著人們的心靈。相應地,美育應該被人們所重視。然而就是在追求人的全面發展的高等教育領域,美育卻被人們忽視了。毫不夸張地說,在功利主義的教育模式下美育已經遠離了教育者的視野,而大學生作為審美主體的地位也隨之失落了。而功利主義恰恰是大眾文化的特征,因此在大眾文化的背景下來討論大學生的審美主體特征,是非常有意義的。

1 大學生審美主體的地位日益明顯

在我國的教育體系中,無論從學科設置的角度看,還是對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實際情況的分析,沒有與美育無關的。但是正因為美育滲透在各個階段和各個學科中,在高等教育前面沒有專門的獨立學科承擔這個任務,再加上應試教育體制的消極影響,就使得高等教育的美育任務尤為突出。而實際上,我國的高等教育是非常追求學術化、專業化、職業化、標準化的,這就使得美育成為高等教育的“雞肋”。另一方面,隨著大眾文化的飛速發展,審美越來越成為大學生重要的生活內容,他們作為審美主體的地位與認知主體相比也越來越重要了。

作為一個主體性存在的人,有各種不同的身份,審美主體就是人多種身份中的一種,大學生也不例外。在生活和學習中,大學生總要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進行不同的活動,這就意味著他們要不斷變換著自己的身份以適應自己所選擇的活動的需要。在課堂上、考場上、和教材面前,他們自然是認知的主體和學習的主體,這也是他們身份的最重要的證明。然而“最重要”不等于“唯一”,除此以外,當代大學生還有一個重要的主體身份—審美主體。

一個人若要取得審美主體的身份,不僅要有一定的主體條件,還要有具有一定審美屬性的對象,并在一定的審美實踐中得到驗證。一方面高等教育為大學生成為審美主體提供了較為豐富的知識準備和較為深厚的文化修養準備,另一方面大眾文化為大學生提供了無限的審美對象,這就使得大學生在作為審美主體成為一種很自然的事情。誰能說他們坐在電影院跟著演員學習口語交際呢?自然你也不能說他們在聽流行音樂是為了應付考試。

2 大學生審美自覺性提高

在高等教育中,大學生的審美自覺性是非常明顯的,尤其是在大眾文化的背景下表現得更為突出。

首先大學生的審美自覺性表現為審美追求自覺。一方面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看,接受者在大眾文化中有著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審美接受者也往往通過審美實踐來實現自身的價值,關于這一點大學生自然是比中小學生自覺得多。另一方面,在理性、制度、秩序的影響下,大學生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往往是被動的,在智育、德育領域內他們與教師與學校之間往往無法實現真正的民主與平等的關系。然而,在審美領域內無論審美主體文化素養和社會地位有何差距,在審美對象面前他們也只有憑借感性與想象來把握它們,這種平等的關系,也使得大學生可以比較輕松的實現自己的價值。因此在選擇活動領域的時候,他們在選擇審美的機會就要大一些。畢竟選擇參加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的大學生要比選擇待在實驗室里的人要更多、更快樂。

其次大學生的審美自覺性還表現為審美鑒賞與傳媒自覺。隨著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到來,加上大學生的個人空間相對要比以往寬松許多,他們更需要通過審美的實踐活動來充實自己和提高自己的境界。從視覺上和聽覺上,大眾傳媒為他們提供了無限的審美對象,他們也會在審對象的同時看到自身審美能力的增長。他們不僅僅是從影視作品、廣告傳媒、門戶網站那里獲取一種審美體驗,更重要的是將自己的審美經驗運用到生活實際中去,甚至自己成為審美生產者。于是他們可以爭相裝扮自己的博客或者QQ空間,還可以在大學生社團里開展COSPLAY、街舞比賽、歌詠比賽,當然還自己可以拉贊助,自己做廣告……由此來積極培養自己富有個性又健康高尚的審美趣味,提高自己的審美能力。

3 大學生在大眾文化背景下的審美誤區

雖然大學生作為審美主體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并且他們的審美自覺性也在日益提高,但是大眾文化對大學生們的審美實踐活動也有一些消極影響。具體地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1)選擇文化快餐,遠離藝術經典。由于大眾文化的“新陳代謝”速度非常快,大學生作為受眾常常沒有時間與精力去執著于某一種審美現象,只有在大眾傳媒的影響下隨之而更換自己的審美習慣。至于那些需要更多的精力與時間來進行審美觀照的藝術經典,只好束之高閣了。

(2)審美能力片面發展。審美能力是由感覺力、知覺力、注意力、記憶力、想象力、情感力、思維力等構成的一種綜合能力。而在大眾傳媒的影響下,審美對象往往是視覺的,聽覺的,或者視覺加聽覺的,這就決定著大學生的審美能力往往停留在審美感覺和審美知覺上,而對于審美想象力與審美思維力是相對欠缺的。這種不平衡最終會影響大學生片面發展的。

(3)審美功利性明顯。大眾文化為很多藝術的發生與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平臺,使它們都得到了大眾的認可,但是藝術本身是超越功利的,這又與大眾文化的功利性相矛盾,而這卻是共生的。大學生在審美實踐中難免也受此影響,將藝術與技術相混淆,或者將有形的和無形的市場看作審美的前提。

誠然,大眾文化的發展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體系,其中魚龍混雜的現象也非常多,人們的評論也是喜憂參半,但這正是它自身的特點,畢竟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與必然趨勢。大學生處在大眾文化空前繁榮的時代,雖然在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傳統文化的矛盾中面臨著許多選擇和疑惑,但是他們畢竟在日常生活審美化的過程中確立了自己作為審美主體的地位,隨著審美自覺性和審美能力的提高,必然會解放自己的思想,克服大眾文化的消極影響,在構建屬于自己的精神大廈中起到主力軍的作用。

參考文獻

篇（8）

2．哲學大眾化的緊迫性和實現路徑、方法

2．1哲學大眾化的緊迫性

我國社會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而且實現經濟全球化也是我國的重要社會目標之一，這些都凸顯了哲學大眾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由于哲學難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脫離實際，所以哲學大眾化的實現存在一定的挑戰。在國內很多青年不熱愛哲學、普通群眾不懂哲學，這使得中國哲學越來越受冷落，而最終導致越來越多的人不理解哲學，很多人慢慢地出現了信仰危機，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了很多人沒有把哲學看作為真正的哲學;其中也包含了中國的歷史因素。有研究人員對當代理論教育教材進行分析，發現現階段的教材還存在需要改進的地方，這些問題都極大地削弱了的指導意義，所以必須加快哲學大眾化的進程［3］。

2．2哲學大眾化的實現方法和路徑

方法和路徑是推行大眾化的關鍵，而哲學在不同國家推行時所采用的方法是有所區別的。有學者認為，在采用推行哲學大眾化時不能太傳統，可以更好地利用現代傳媒手段，不能只是采用單一的方法來推行哲學大眾化，而要采用綜合的、有效的手段;還有學者認為要想推行哲學大眾化就需要加深對大眾化的了解，這樣可以更好地拓展哲學的包容性;還有學者指出要想更好地實現哲學大眾化就要做好具體的事，比如說用具體的、大眾的、通俗的語言來詮釋抽象理論;同時還要以大眾化的哲學來指導實踐，這樣才能更好地將哲學與實踐更好地結合起來;而且要盡可能地采用多種多樣的哲學普及和宣傳方式。另外，還有學者認為推行哲學大眾化需要以中國國情為基礎。總之，推行哲學大眾化的途徑和方法歸結為四個方面，即加工理論，讓群眾更好地掌握;調動群眾積極性，讓群眾更多的參與;恰當地選擇宣傳方法，讓理論與群眾更好地融合;建立有效的運轉機制。只有做好這幾方面的工作，才能最終實現哲學大眾化。

3．哲學大眾化應注意的問題

實現哲學大眾化具有很大的難度，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為了能夠更加順利地實現哲學大眾化就需要注意一些問題。很多學者對此都做出了闡述，孫亮認為在推行哲學大眾化時要注意增強哲學的說服力;而且在哲學大眾化推行過程中要更加注重群眾的自覺內化;同時還要注重哲學通俗讀物的建設、深化哲學;郭建寧認為在推行哲學大眾化過程中一定要防止庸俗化，這就需要掌握哲學大眾化發展的邏輯;而且在推行哲學大眾化時要注重其與時代特征和社會現實的緊密結合;同時還需要注意加強哲學的學術質量管理。總之，在推行哲學大眾化過程中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問題，只有把握這些問題才能盡快地實現哲學大眾化［3］。

篇（9）

——馬歇爾．麥克盧漢

西方著名的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論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創見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地球村”概念。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以來，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子媒介使信息傳播瞬息萬里，借助飛速發展的大眾傳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實現著同步化，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正在被大眾傳播活動消除，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正在變成一個彈丸之地。由于大眾傳播的同步化性質，整個人類社會已經結成了一個密切相互作用的、無法靜居獨處的、緊密聯系的互動的小社區。簡言之，大眾傳播的日益發展已經使地球進入到了一個“村落化”時代。

正是由于大眾傳播制造的這個互動的“地球村”以及大眾傳播帶來的人的全面延伸，人類社會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內爆，而這種內爆又引發了社會結構、知識本質和文化形態的深刻調整——調整來自世界的每一處角落和每一個個體。我們可以看到大眾傳播在不斷制造著人類社會的當下流行神話，在這些富于爆發力的流行神話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另外一個主題——大眾文化。

究竟大眾傳播是如何誘發了文化體系從結構到形態的種種嬗變呢？而人類又如何來評價和界定這些變化呢？我們的現在和我們的將來之間會存在什么樣的文化路徑呢？我們可以找到并通過最佳的設定路徑以達到我們所希求的目標嗎？

概念認定及論證準備

在展開對大眾傳播與大眾文化的論證之前有必要對其中主要的概念進行一定的認定和說明。

〔大眾〕大眾傳播，英語對譯詞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詞mass可以譯為“大眾”或者“大量”，這是一個特定語境下的語詞，是伴隨著大眾社會理論的形成而出現的。大眾社會理論認為，人類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入了大眾社會，在這個時代到來以后，作為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大眾傳播發展的結果舊有的傳統社會結構、等級秩序和統一穩定的價值體系被打破，社會成員喪失了選擇和行動的統一的參照系，而成為了獨立的、分散的、均質的、原子式的存在個體，即所謂的“大眾”。這里“大眾”（mass）是一種新的未組織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點有：（1）規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異質性（3）匿名性（4）無組織性（5）流動性（6）同構型。簡單地說，大眾是大面積分散的、不定量多數的、具有不同社會歸屬但有著相同的行為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動員的流動的特殊社群。大眾是一個傳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諸如“公眾”、“群眾”等的政治概念。

〔大眾傳播〕在大眾傳播發展的不同亞階段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ao）有著不同的定義界定，這個概念有著很不穩定的認定過程。針對本文的論證范圍和論證體制，援引如下定義——“大眾傳播，就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在外延上應該包括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活動以及電影、流行音樂、廣告等。

〔大眾文化〕基于以上對“大眾”的界定，我試圖把握“大眾文化”（massculture）這個概念，但是很無奈。因為“文化”這個概念實在令人無從著手，從亞里斯多德、柏拉圖到福柯、馬爾庫塞，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試圖對“文化”進行一個結論性的定義，但是沒有一種說法能夠圓滿地完成概念的認定。所以我只能在一個武斷的人為設定的平臺上加以一定的說明。雷蒙．威廉士曾經指出，“關于文化的（當代）用法，常見的大致上有三個”：（1）用來“描述知識、精神和美學發展的一般過程”，（2）用于指涉“一個民族、一個時期、一個團體或整體人類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識尤其是藝術活動的實踐及其成品”。本文著重討論的領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種關于“文化”的用法而設定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第三種用法中，文化在當代語境中應該擴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娛樂以及大眾媒介。

大眾傳播工廠的神話

傳播，無疑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著不可低估的力量，從傳播史來看。我們會得出一個普遍認可的結論性認識：傳播的發展不斷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結構、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對文化復合體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廣義的傳播媒介包括了時間性媒介和空間性媒介。時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信息處理和傳播功能的媒介體系，如書籍、報紙、廣播、電影、電視等；而空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運輸和交通功能的媒介體系，如車輛、舟船、飛行器等。在人類進入電子時代之前，尤其是在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在人類傳播活動中是主導媒介，對人類傳播和人類社會的影響力較時間性媒介更為顯著（我并不否認時間性媒介在整個傳播史上的主體意義和影響力）。在空間性媒介居于主導地位的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工具和技術的每一次革命都帶來了人類社會以及附著在社會肌體上的文化形態的調整和變動。古代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為人類實現海上遠航創造了條件，歐洲新興資產階級正是在指南針的指引下在曾經遙不可及的海外開辟了一個又一個殖民地和貿易市場，使世界成為一體，打破了人類千百年來不同大陸不同人群的相對隔絕狀態。這在某種意義上擴大了人類的活動范圍，提高了人類的活動能力，由此人類社會舊有的結構體系被打破，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構成也相應地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革命，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不斷興起、上升；并且，由于人類活動領域的擴大和延展，人類信息傳播的要求相應提高，在此情況下刺激了人類信息傳播從技術到結構形態的革命，而傳播體系的革命也勢必造成文化領域的震動和重組。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開始海外市場的占領之后，報紙成為了社會發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報紙只是一種影響人群較窄、影響力較小的媒介。報紙的發展不僅促進了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在文化領域也開始不斷醞釀和引發革命，對于這種革命我們可以在文學、藝術、教育等領域找到很充分的證據。

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人類活動能力的增強帶來了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的削減，這在火車、輪船和飛機出現以后表現得異常明顯，人類的同步化顯著增強，于是就要求信息傳播進一步強化。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無線電技術和各種電子媒介得以飛速發展。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人類的文化復合肌體在信息量不斷增大、信息傳播日益迅疾、傳播內容不斷擴展的情況下開始發生前所未有的調整和嬗變。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時間性媒介開始成為主導媒介，它開始表現出爆炸式的影響力，并且爆炸的當量不斷增大，這時的人類傳播已經進入到大眾傳播時展期。體現在文化領域，時間性媒介造成了人類社會的交織景象：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文化種群、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話語系統、不同的文化傳承體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術可能性的影響之下，頻繁接觸、溝通、交流，并互相影響、作用和激戰。文化的斗爭在傳播領域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在這種需求性的斗爭中，各種文化類型發生著不可避免和難以預期的各種變化，并最終導致整個文化體系的不斷顛覆和不斷建構。

大眾傳播時代的到來，人類進入到了一個癲狂的時代。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大眾傳播時代到來之前西方人從讀書識字的技術中獲取了采取行動而不必立即作出反應的能力，機械時代反應和行動是割裂的、延遲的；但是機械時代消退之后，大眾傳播時代中人類生活在一個日益一體化的世界里，人們用電子時代之前的陳舊的、支離破碎的時間和空間模式來思考問題顯然已經不能完全適應這個新的技術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經過超過3000年的專業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體的技術性延伸中經過3000年日益加重的專業化和異化之后，世界戲劇性地逆向變化并收縮變小。在某種意義上，電子使地球縮小成為了一個村落。人類已經并且還在以電的速度發生某種內爆，在這種內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類的生活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來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責任意識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們必須承擔義務并參與行動，個人觀點相對淡化，人變得不安起來。我們看到以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使人類從個體到社群都發生著激蕩的震動，不管有人認為這種影響表現為人的全面發展，還是有人認為它使人的異化程度深化、使人成為了流行噪音的癲狂化的工具，但都說明了大眾傳播對于人類文化體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組，尤其表現在大眾傳播機器制造了人類文化史上最獨特的類型——大眾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數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論中，人們總是狹隘地將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對于當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種形態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娛樂以及大眾傳播的一般行為），其實，大眾傳播對于知識領域的調整則更為隱蔽而意義深遠。隨著傳播工具和傳播技術的革命，人類社會在知識領域發生深刻的調整，這無疑是傳播與文化關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變革。尤其是在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時代到來之后，這種調整更加顯著。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所謂尖端科技都和語言有關（語言是傳播體系中最為復雜而關鍵的問題），如音位學與語言學理論、交流問題與控制論、現代代數與信息學、計算機與計算機語言、語言翻譯問題與機器語言兼容性研究、存儲問題與數據庫、通信學與“智能”終端的建立、悖論學等等。這些信息傳播科技都對知識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的影響來自與知識的一個主要功能——傳遞。由于各種傳播工具和儀器的標準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識的獲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經發生了變化。法國學者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曾經指出：“信息機器的增多正在影響并將繼續影響知識的傳播，就像早先人類交通方式（運輸）的發展和后來音像流通方式（傳媒）的發展曾經做的一樣。”知識在大眾傳播時代以及已經到來的網絡時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說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知識為了出售而被生產，為了在新的生產中增殖而被消費；它不再僅僅以自身為目的，它的“使用價值”正在淡化，交換成為主要的目的。知識的本質以及知識的外殼都在大眾傳播和信息時代的技術背景之下發生了改變，知識作為文化的關鍵元素，這種改變正反映了大眾傳播對當下的大眾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時，大眾社會境域下的知識的重新整合是大眾傳播體制對大眾文化極具本質意義的影響。

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的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文化在傳播機制的巨大影響下已經發生了整體性的顛覆和建構。傳播學的各個學派以及其它領域的學者都對這一課題進行了廣泛而又卓有建樹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總總的理論。無論是為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熱情謳歌，還是大聲怒斥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這些理論都證明了大眾傳播對于大眾文化的影響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page_break]大眾文化的歡歌和悲曲

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展無疑是20世紀人類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個世紀60年代德國社會學家W．林格斯就把電視與原子能、宇宙空間技術的發明并稱為“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三大事件”，并認為電視是震撼現代社會的三大力量之一。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展標志著大眾傳播時代進入到一個更加深入的階段，并且電視媒介使得大眾傳播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劇，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無以復加地被拋入了大眾傳播的旋渦之中。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類開始思考大眾傳播尤其是電視媒介給人類帶來的種種影響，在這些學說中，既有對大眾傳播的贊歌，也有對大眾傳播的申訴，還有針對大眾傳播體制內部不同傳播類型的對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為了傳播學和文化學的重要領域，這其中不乏一些尖銳而偏激的理論學說，但是這些建構在西方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基礎上的思維成果無疑都為我們思考現代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和參照。

西方主流的傳播學者（以經驗學派為典型代表）認為大眾傳播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積極作用是以往任何時代背景下任何類型的傳播活動所無法比擬的，在他們的學術理論體系中，極度宣揚大眾傳播媒介及其活動給社會文化帶來的建構性影響。

德國人古登堡對于印刷技術的革新是傳播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對于現代傳播的意義十分重大。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在《傳播學概論》中說，“從技術角度說，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從他的時代以后的大眾傳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機器放進傳播過程，復制信息，幾乎無限地擴大一個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類正是在這種能夠大量復制信息的機器作用之下由傳統的口述文化進入到了一個媒介文化的社會狀態中，人類分享信息能力的極大增強對于人類生活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現在我們還能夠在一個邊遠的山村看到一臺收音機或者電視帶給一個村莊的巨大影響力。首先人們通過一種現代化的大眾傳播工具獲取了異常豐富的信息，這些信息內容涉及與這個山村相隔幾萬甚至幾十萬公里的地方，這種信息的介入無疑給山村原有的生活處境帶來了一種催化劑。人們的注意力開始轉向可以用于實現變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變地維系舊有的生活體制。新的觀念和想象在大眾傳播的渠道中萌動起來并借助傳播的信道開始行動。我們認為，行動的先決條件就是選擇，而大眾傳播的介入正是選擇的必要條件，因為它為選擇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這個過程當中，人的注意力發生了變化，人的觀念發生了變化，人的行為標準和價值體系也發生了變化，同時我們看到人的知識獲取、娛樂方式、時間分配等文化的體制都在發生著變化，西方主流學者認為這種變化是大眾傳播帶來的積極效果——大眾傳播為人們提供了充分的信息，來幫助人們在行動前獲得足夠的選擇信息，這樣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選擇自己的文化體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權主義，西方主流學者提出種種學術性的敘述，主要的觀點集中在大眾傳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歸和人的獨立，使人成為全面發展和自由選擇的自我的人。確實，現代報紙的出現擴大了閱讀的人群，從而改變了原有的精英文化體系，建構了一個平民化的文化體系；廣播、電影、電視的出現，更使信息傳播的受眾要求降低，從而更加突出了社會參與的廣度，社會成員更廣泛地參與了社會的選擇和文化的建構。在這種條件之下產生的大眾文化無疑是一個眾神歡歌的文化，它的廣度是以往的文化類型難以企及的，因此大眾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播時代充滿熱情甚至開始癲狂起來的時候，開始有人站出來說話了，傳播學批判學派的出現和活躍為傳播與文化又提出了更為深入的課題。這些學派有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學派、意識形態“霸權”理論以及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等。這些學派和理論相比主流的經驗學派來說更加具有破壞力，同時也更為復雜。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理論都是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背景之下建構起來的。在這些學派和理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方向，一是關注傳播的宏觀影響，其批判話語指涉的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意識形態以及文化構成；二是關注傳播過程中人的個體化行為和感受以及發展，話語指涉的是作為人的個體的存在與可能。

西方社會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壟斷的趨勢不斷加劇，這種獨占現象反映了壟斷資本主義控制下的文化生產和流通，而大眾傳播活動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經濟利益、意識形態和統治權力。大眾傳播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規定社會關系、行使政治統治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并具有相對獨立性。大眾傳播可以分為兩部分：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過程。在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媒介通過象征事物的選擇和加工，將社會事物加以“符號化”和“賦予意義”；在文化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受眾接觸媒介訊息，進行符號解讀。訊息符號是與一定的價值體系或意義體系結合在一起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既有促進現存不平等關系的“支配性”的價值體系，又有推動人們接受不平等、安居較低社會地位的“從屬性”價值體系，還有不滿足于階級支配現狀、號召社會變革的“激進的”價值體系。大眾傳播的符號化活動，在本質上是按照支配階級的價值體系為事物的“賦予意義”的。因此，我們看到的日益豐富的西方大眾傳播產品，實際上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系統中居于主導和統治地位的壟斷資本的價值體系下的文化體制的產品，它自然擔負著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任務，而并非像主流經驗學派所強調的那樣，大眾傳播是人民性的、平權化的大眾文化的締造者。同時，受眾在符號的解讀過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的，由于符號的多義性和受眾背景的多樣性，受眾可以對文本訊息作出多種多樣的理解。S．霍爾認為，受眾對媒介訊息有三種解讀形態，一是同向解讀或“優先式解讀”，即按照媒介賦予意義來理解訊息；二是妥協性解讀，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義、部分基于自己的社會背景來理解訊息；三是反向解讀或“對抗式解讀”，即對媒介提示的訊息意義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爾認為，大眾傳媒的符號化和受眾的符號解讀過程，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種從屬性文化之間支配、妥協和反抗的關系，體現了“意義空間中的階級斗爭”。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傳播活動繁榮的景觀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部權力機器，盡管它標榜自己是平民的、反體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實際上它仍舊是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一個組件，它只是資本主義在文化領域的一種運作體系，是一個資本主義浮華文化的工廠。同時從受眾角度看，受眾也不是充滿愉悅地接受著大眾傳播機器制造出來的大眾文化肌體的親近，其中的反抗、爭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諾則從微觀上對大眾傳播造就的大眾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大眾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他很犀利地將“大眾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業”，為了“消除一種誤會，即防止人們望文生義，認為大眾文化的重要特點是從人民大眾出發，為人民大眾服務”。文化工業實質上是在向消費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過不斷向消費者許愿來欺騙消費者，“不斷地改變享樂的活動和裝潢，但這種許諾并沒有得到實際的兌現，僅僅是讓顧客畫餅充饑而已”。大眾傳播機器不停地運轉，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陸離的文化產品，這些產品無論是一般信息還是娛樂活動，都如同宗教說教一般是某種意義的裝腔作勢的空談，并以此來控制受眾的感官、選擇和行為。大眾文化是一種商業形態的文化，同時是一種技術化的文化，它通過傳播機器大量地被制造出來，因為傳播機器的規格化、標準化和體制化，所以我們看到的大眾文化產品都被貼上了標簽，因而大眾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種規格色彩。借助阿多諾的分析，我們進一步透視大眾文化，會發現大眾文化的工業化、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特點使得大眾文化成為了一種數量上極大豐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實質上卻是冷漠的、物化的、沒有溫度的文化工廠。在大眾傳播歇斯底里的叫賣聲里，個體的分散性和無組織性而導致的脆弱使人們迷失了方向，對于在大眾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馬爾庫塞用悲天憫人的話語到處了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的罪惡。發達工業社會中，大眾傳播把藝術、政治、宗教、哲學同商業和諧地混合在一起，它們在文化領域具有了一個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發自心靈的音樂可以是充當推銷術的音樂。”馬爾庫塞指出現代大眾文化中受到最嚴格保護的價值標準之一，就是生產率。技術社會的操作原則和標準使得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人性化內容不斷地降低，在這個文化陰影下生活的人們正在成為這個文化的基礎的權力結構造成的犧牲品。大眾文化是一個肯定性文化、壓抑性文化、單面性文化。大眾傳播的飛速發展，尤其是電視媒介的深刻介入，人類雖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豐富的信息服務，但是在這樣的高速、大量、虛幻的大眾傳播語境中，人們的自主性不斷降低，經驗派所說的自由選擇實際上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謊言，人們在發達工業化社會的大眾傳播背景下已經在逐漸喪失個體的獨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類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術化，導致人類工業革命以后最劇烈的異化，藝術等文化形式的體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為傳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獨的迷惘的存在，并且這種存在正在和藝術一同消亡，因為靈魂在異化過程中不斷地迷失。

中國當下大眾媒介與文化批判

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有著和西方發達工業化社會不同的特質。中國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發展，已經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表現出了很強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在傳播領域，中國近20年來的發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國傳播事業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眾文化開始成長起來。應該說，西方的大眾傳播實踐和大眾文化現象對于中國當下的傳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鑒和反思意義的。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大規模地發展起來，信息以各種各樣的形態鋪天蓋地而來，從清晨到日暮，街頭叫賣報紙的喊聲、不停播放的電視節目、不斷出現的廣告牌……人們生活在一個被信息包圍的環境里，應該注意到的是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進入到了大眾傳播的癲狂狀態，相比西方來得要快，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當下的傳播發展和由此而來文化沖突要比西方更顯著。所以思考當下中國的傳播和文化問題是必要而緊迫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媒介批判領域的成果相對的偏狹，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會責任上，而忽視了更為深入的相關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來，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是巨大的，當我們為社會信息體系的建立和由此帶來的信息暢通以及人們文化生活的極大豐富感到欣慰的時候，應該看到，由電視建立起來的媒介文化是一個強勢的、干預性的媒介文化，人們在其中被迫處在一個弱勢地位。人在電視文化中被動地選擇著某種文化人性，電視的視聽文化特點決定了人在這樣的傳播過程中變得庸懶和無聊，沒有滿足的視聽欲望控制著人們，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電視的傳播體系都造成了一個現實：電視造就了一種庸懶的被動的但很舒適的閱讀方式和娛樂方式，思考成為了按動遙控器時的躁動和無助，電視很大程度上在扮演著一種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會責任論，因為文化是一個社會鏡像，傳播并不是僅僅由媒介構成，所以這種文化困境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復雜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商品化的輻射作用，這種輻射的非理性狀態傷害到了整個文化肌體，責任不應該僅僅由媒介來承擔。如何有效地監控這種商品化的非理性輻射作用關系到文化整體的當下發展和未來走向，我們更應該致力于建立這樣一個監控體系。同時，電子媒介的強勢作用還表現為，當下中國人的角色錯亂和自我缺失造成的價值標準的混亂。種類繁多品格各異的影視娛樂文化成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個虛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現實世界中的種種角色之外又開始有了種種虛幻的角色，并且這種新的不穩定的角色不斷涌入現實生活，并干預著人的真實角色和行為。我們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類的媒介形象并產生了一些過激的體制外的行為。此外還有很多隱性的社會文化問題從大眾傳播活動的誘發之下產生。

可以說，如何建構一個良好的健康的文化體系對于中國的傳播機制和其他功能部門都是一個很棘手但迫切的問題。[page_break]霸權話語的狂亂

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日益發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擁有自主選擇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價值體系、生活方式的權利。文化的整體性和統一性是維持一個國家或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冷戰結束后，在經濟日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進的信息技術的大眾媒介高度發達的今天，在文化交往發展到空前規模的情況下，文化交匯和沖突都異常顯現和突出出來，并且正在改變著整個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對于文化與傳播的思考中，一種叫做“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是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紀60年代反對“新帝國主義”的國際環境中誕生的。戰后許多殖民地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手段相應進行了戰略調整，由軍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統治為主轉向了以經濟手段和文化控制為主。新帝國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政策就表現為“文化帝國主義”。我們看到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靠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相對完備的傳播體系在世界范圍內扮演說話者的角色，從好萊塢電影到迪斯尼的動畫城，從香檳到美女，從哈佛到暢銷小說，話語的權利被發達工業社會的大眾傳播體系把持，作為弱勢文化的發展中國家只能更多地充當聽者的角色。在瘋狂的叫賣聲中，強勢文化主體盡情地擴張，并達到傾銷商品的目的，以此實現著對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擴張中，大眾傳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國學者J．湯林森在《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對充當著文化帝國主義主體的媒介帝國主義進行了整理和分析，盡管他的學說帶著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色彩，但是他對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利用強大的具有全球活動能力的傳播體系推銷美國式的大眾文化這一事實也是承認的。走在中國某個省會城市的街頭，你可以看到可口可樂、麥當勞、《美國大美人》、比爾．蓋茨以各種形式反復出現著，就像60、70年代貓王、披頭士風靡全球一樣。在這樣的話語霸權嚴重干預著發展中國家和弱勢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況下，我們在思考，跨文化傳播究竟給人類帶來了什么？在強勢的高度壟斷的發達傳播體制的掠奪性的擴張下，發展中國家防守的最后底線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護和發展自己的文化，維護自己信息和文化？壟斷的“傳媒寡頭”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蕩，你抬頭就能看見他的臉，怎么辦？

這是一個很無奈的問題嗎？也許，我們能做些什么的。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同時，也在為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充滿人性的國際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間已經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傳播體制，并通過各種形式來加強彼此的文化和傳播合作，以此來促進自身文化的發展，并逐步突破發達國家的信息和文化傳播的強大包圍圈。

結語

流行神話是大眾傳播一手制造的，我們還很難對它神秘的身體作出明確的可固定化的判斷，因為它還在光影中不斷變化。我們聽見它的歌唱，看見它在起舞，也聽見它在嚎叫，看見它在施暴。我們能做什么呢？觀望當然是不夠的。

參考文獻：

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

2《社會水泥——論大眾文化》陳學明、吳松、遠東著

3《傳播學概論》〔美〕威爾伯．施拉姆著

4《傳播學教程》郭慶光著

5《文化帝國主義》〔英〕J．湯林森著

篇（10）

大眾文化的興起是20世紀的一件大事，可是由于本世紀發生的大事實在太多了，特別是在知識界和理論界，對大眾文化的輕視是非常普遍的。只要看看大學里的學科建制，再看一下人文領域中有關的大學教材，我們就能很容易明白，大眾文化這事不僅和當代大學教育沒什么關系，而且完全沒有能夠進入大學課堂的意思。換句話說，以大學體制為象征的現代知識體系，根本上拒絕大眾文化成為人們認識當今社會和歷史的一個重要的知識對象，更不必說把大眾文化研究看作是現代知識體系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領域。凡對今天大學生的生活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這種癡迷不是簡單的課余愛好，不是純粹的娛樂消遣，而是另一種不見于課程表卻更重要的課程。這里顯示了知識界對大眾文化和大眾文化研究的根深蒂固的輕視。

許多人顧名思義，把“大眾文化”等同于以往歷史上出現的通俗文化或是民間文化，這是個很大的誤解。大眾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眾文化是一個特定的范疇，它主要是指與當代大工業生產密切相關，并且以工業方式大批生產量生產、復制消費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不要要強調的是，它說是“文化形式”，并不能從我們過去習慣的字面意義去理解。因為這種文化形式除了必然地與大工業結成一體之外，還包括著創造和開辟文化市場，以公司規模的行為去組織產品的銷售，以及盡快獲取最大利潤等經濟行為。這使得暢銷小說、商業電影、電視劇、各種形式的廣告、通俗歌曲、休閑報刊、卡通音像制品、MTV、營利性體育比賽以及時裝模特表演等等，不僅構成大眾文化的主要成分，而且成為只有在買和賣的關系中才能實現自己文化價值的普通商品。從這個意義上說，大眾文化不僅是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充分發達后的產物，而且是當代資本注意在文化上的一大發明，它從根本上改造了文化和社會、文化和經濟的關系。與傳統的文化形式相比，大眾文化具有一種裸的商品性，它也不打算掩蓋自己和資本的關系――通過能夠大批量生產的文化產品的消費，它不但想多賺錢，還要像其他商品生產一樣，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為根本目標。這樣傳統的文化與經濟的界限完全被打破，兩者之間的分界變得含糊不清，人們已經很難辨別哪些是純粹的文化行為，哪些是純粹的經濟活動。但正是這種兼有文化和經濟兩種性能的特殊品格，使得大眾文化比起傳統的文化，就更容易進入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在今天的青少年看來，買一雙“耐克”球鞋和買一張王菲的CD有很大區別嗎？恐怕沒有。盧卡奇曾說，一旦商品形式在一個社會取得了支配地位，它就回“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來改造這些方面”。自大眾文化在二站之后大興于資本注意社會以來，應該說商品形式終于找到了一個有效的大規模地入侵文化領域的辦法，同時對這個領域“按照自己的形象”進行相當徹底的改造。

我們完全有把握地說，這個“改造”不僅是20世紀一件大事，而且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比起今天人們認為將要影響人類未來的一些大事，例如網絡時代的來臨或“殼隆”技術的突破，大眾文化究竟意義如何，是否比這些公認的科學技術的新發明更重要，這當然都可以討論。但它對今天世界上無論發達國家或不發達國家的社會生活都產生了影響，并且使得人們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日常生活，比起半個世紀前已經面目全非，這恐怕是個事實。大眾文化研究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環境中出現的。也許，我們應該驚訝的是，那些最早從事這一研究的思想家們，無論是英國的威廉姆斯、霍加特，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馬爾庫塞，其理論嗅覺是何其敏銳。早在本世紀50年代，他們就把對大眾文化的研究和認識與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相聯系，從而把這一研究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理論層面。何況，由于他們以及很多后來人的不懈努力，大眾文化研究與大眾文化的發展幾乎一直是同步的。時至今日，這一研究在許多國家成了一門顯學，成為在跨越多種學科的一個空間里進行非常活躍的理論探索的知識領域。

在近十多年來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中，文化的商品化始終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這一歷史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至20世紀90年代，作為文化商品必然結果的大眾文化，不但被催生出世，而且驚人的成長，各種大眾文化的產品突然覆蓋社會各個層面和各個角落，其勢有如燎原大火。實際上，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時間里，這一歷史發展已經使中國的文化景觀全然改觀。在這種情勢下，理論界和批評界應該如何反應？做什么樣的闡釋？又怎樣在這樣一個新的理論和批評實踐中發展新的知識？這類問題已經不容回避。特別是一直在觀察、研究中國當代文化發展的人，恐怕再不能對此無動于衷，迅速發展大眾文化研究勢在必行。但是，著手做大眾文化研究同樣不能顧名思義，把它簡單地等同于以往的“文化討論”，只把討論的對象來一個轉移，變成對過去死看不上眼的廣告和電視劇的關注。

總之，雖然文化研究的對象是文化，但它不是過去廣泛進行的各種各樣的“文化討論”中所針對的那個文化，而是與今天市場經濟密切相關的商品文化，特別是與工業生產方式緊密聯系的大眾文化。雷蒙德?威廉姆斯曾一再強調，文化作為一個意義系統不只存在于藝術和知識這類東西當中，而且還存在于各種制度和日常行為當中，因此，對制度和日常行為進行批判分析乃是文化研究的題中之義。如果說文化從來都不可避免地與社會生活和各種制度有內在聯系，那么本世紀后50年發達并泛濫于全世界的大眾文化，就更深入地楔入了日常生活。它們代表精英文化，成為今日意識形態得以建構的主要動力和主要機制。棉隊大眾文化正在中國取得主流地位的新形式，中國的文化研究者當然也要高度重視對與大眾文化相關的各種制度和日常生活的研究，這必然使“文化”這一范疇被大大拓展。何況，90年代興起的大眾文化 正是在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得到迅速發展的，因此，它又和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轉型”有著深刻的關聯。我們不能不問：伴隨著經濟的“轉型”，是不是必然會有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轉型”？如果這個“轉型”已經是個事實，那么其結果是什么？該如何評價？促進這一“轉型”的機制又是什么？大眾文化在這當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對此類問題的追索，也不能不使我們的文化視野愈加開闊。與此相關的是，如前所述，這些基于中國現實問題的分析研究和理論追索，必然要和對國外相關理論的研究、批判與“挪用”的過程同時進行。我們希望，這兩者的結合不僅使中國的大眾文化研究者在“白手起家”的情況下能比較快地找到合適的研究方法和批評語言，更重要的是，是逐漸建立適應現代中國情況的文化研究理論和方法。

篇（11）

對于這一現象，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紛紛預言，按照這一形勢發展下去，大眾文化終有一天會失去其個性，成為一種單一、僵化的工業產品。大眾文化的這一發展趨勢令人擔憂。“文化工業”這一概念就被提出以描述工業社會下的文化產業。文化工業是文化與工業向結合的產物，但其核心內容仍在工業上。文化作為一種附屬屬性體現在商品價值中，為商品增添了一層虛偽的高尚外衣。在文化工業下產生的文化產品都是一種單一性的產品，它以大眾為消費對象，以工業化的手段為營銷模式，構建出了一種區別于傳統文化形式的話語體系。文化工業不再強調文化的精神價值和藝術價值，將市場及商品的運營模式完全搬到了文化的發展中，不會再以思想性、社會性為服務大眾的宗旨，而是直接訴諸于情感與激情，以娛樂性、休閑性、大眾性與消遣性為服務宗旨。一些過分追求經濟效益的生產者甚至打著文化的旗號，生產一些偽文化、偽科學的產品，對消費者進行欺騙，使得社會的精神內涵被嚴重拉低。大眾在錯誤文化觀念的引導下，開始了對低俗文化的追崇和推廣。整個社會開始陷入一種瘋狂、糜爛的生活狀態。。對于大眾文化的這一指向哈貝馬斯早有先見之明，他尖銳地指出，“大眾文化這一可疑名稱之由來就在于，它試圖迎合教育水平較低的消費集體的娛樂和消閑需求，以增加銷售，而不是將大眾導向一種實質未受損害的文化”。

二、解構文化的社會功能———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化

大眾文化是一種將公眾作為受眾群的文化形式，在形式上有更強的通俗性和流行性。它將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宗教、習俗等內容都納入了文化的范疇，進行了統一、綜合的研究和傳播。在工業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文化應當作用一種精神內涵，對人們的生產生活進行引導，但事實上，影響的效果卻是截然相反的。商品經濟和工業化思潮對文化的內涵和表現形式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使得文化失去了原有的特性和功能。文化從一種精神規范轉變為了供人們消遣的產物，導致人們的思想意志形態發生的扭曲和墮落。當然，工業和經濟的發展為文化的傳播和呈現提供了更為豐富的途徑，但文化的核心價值已經喪失，即使通過再多的傳播方式進行傳播，也無法實現文化的真正價值。

大眾文化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滲透性的，它幾乎涉及到了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因而，大眾文化價值的喪失將會對人們的思想意識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隨著大眾文化的低俗化，人們的自主性和創作性將會明顯下降，繼而開始機械性的接受外界的信息，并對周圍世界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長此以往，整個社會將會陷入一種滯步不前的狀態，民族將會失去應有的自省意識和前進意識，最后限制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到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它逐漸成為一種消極的力量———單面文化，這種單面文化失去了批判性與否定性的向度，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肯定的文化”，單向度的文化造就了單向度的人。大眾文化的影響全面滲透到人的生活之中，它對人們發生的影響是一勞永逸的，它對人們的控制深度與控制廣度是任何其他統治方式無法與之相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