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生態與環境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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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境監測評價在生態環境改善中具有的主要作用

2.1對生態環境現狀進行評價

2.1.1土地資源被破壞

當前，由于受到植被被破壞、土地沙化嚴重以及礦業過度開采等因素的影響，土地資源破壞情況比較嚴重，對生態環境造成了破壞。比如，在對煤炭進行開采的過程中，由于對環境保護不夠重視，所以經常會對周圍的環境造成破壞，導致土地的土壤成分結構失衡，不再適合植被生長，進而造成破壞。在對林木進行砍伐的過程中同樣如此，大部分人員只重視眼前利益而不重視長遠、持續發展，濫砍濫伐，最終導致植被被大量破壞，土地沙化嚴重，破壞了原有生態環境。

2.1.2水資源被污染

水污染已經成為當前環境污染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水污染不僅會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還會對人們的身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導致一系列疾病的出現，對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具有較為嚴重的負面影響。而導致水污染問題出現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農藥殘留，二是生產企業廢水不達標排放。

2.1.3大氣污染

大氣污染是導致全球氣候變暖以及近年來空氣PM不斷升高的主要原因，其不僅會對生物的正常生長造成影響，還會對人們的身體健康造成較為嚴重的影響，危害比較大，是當前全球所面臨的環境污染的主要問題。而導致大氣污染問題出現的原因主要與兩方面有關，一方面是生產企業的廢氣不達標排放，另一方面是因為汽車數量增多，尾氣排放量增加。

2.2對生態環境進行改善

2.2.1對土地資源破壞區域進行綜合治理

為了能夠有效改善生態環境，就需要對土地資源被破壞的區域進行綜合治理，在控制土地資源破壞情況惡化的同時通過綜合治理來進一步改善生態環境。比如，在對沙化土地進行治理的過程中，就可以通過逐漸提升綠化面積和逐步改善土壤成分的方式來對生態環境進行改善。在對礦業污染區生態環境進行改善的過程中，可以通過修建地下污水沉淀處理池和提高綠化鋪蓋面積的方式對礦業開采，尤其是煤礦開采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進行有效改善。

2.2.2對廢氣、廢水排放進行控制

當前水資源污染和大氣污染問題比較嚴重，對生態環境造成了較為嚴重的破壞，因此，為了能夠有效解決該問題，對生態環境進行有效改善，就需要對作為主要污染源之一的生產企業的廢水和廢氣排放進行嚴格控制。在生產企業廢水廢氣排放的過程中，應該嚴格要求企業廢水廢氣達標排放，如果發現違規排放企業，則要嚴格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對其進行判罰，并要求其對自身所造成影響進行挽回，以此對廢水廢氣的排放量進行嚴格控制。

2.2.3做好綠化和廢棄土地再利用

在有必要的情況下，實施封山育林政策，采取植草、人工造林等方式不斷提高我國的綠化面積，提高地表涵養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以此來對生態環境進行有效改善。同時，還應該加強對沙化土地和礦區土地的再利用效率，通過重新開墾和覆蓋生命力旺盛的植被等方式不斷改善土地土壤，最終達到提高植被覆蓋面積、改善生態環境的目的。

3環境監測評價在綠色產業發展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在對綠色產業進行發展的過程中，環境監測評價是其基礎保障，只有做好環境監測評價工作，才能夠更好地推動綠色產業的發展。

3.1環境監測評價是綠色產業發展的基礎

環境監測評價是確保綠色產業能夠得到健康發展的基礎保障，因此，在發展綠色產業的過程中一定要對環境監測評價引起足夠重視。首先，在綠色產業開始進行發展的初期階段，就應該通過環境監測評價對產業基地以及產業自身發展的環境質量標準進行精確判斷，判斷其是否符合綠色產業發展需求，并以此為基礎對綠色產業的發展目標和發展策略進行有效制定。其次，在綠色產業發展和生產過程中，也需要合理利用環境監測評價對產業的生產過程是否符合綠色產業發展需求，是否會對環境造成污染和破壞進行判斷；同時，在此過程中利用環境監測評價，還能夠對產品原料的來源地和來源途徑進行有效分析，對其是否滿足綠色產業生產要求進行判斷，避免因為生產原料問題而對綠色產業的發展造成影響，確保綠色產品的生產質量。

3.2有效推動綠色產業的發展

在綠色產業發展過程中，環境監測評價所起到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通過環境監測評價，能夠對綠色產業中的基地管理和原料質量進行嚴格控制，使其能夠滿足綠色產業發展需求，而不會出現污染環境等問題。在此過程中，通過環境監測評價能夠對基地管理方的管理行為進行有效約束，使其在管理過程中能夠制定切實有效的綠色發展計劃，對農藥、肥料以及獸藥等可能影響綠色產業發展的藥物進行有效控制。同時，其還能進一步促進生物防治技術和綠色生產技術的發展，全面推動綠色產業的進步和完善。

（2）在綠色產業的發展過程中，通過環境監測評價能夠對產業發展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的影響進行有效控制。在綠色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除了要生產無公害、健康產品，持續拉動經濟的增長，還應該擔負起恢復自然環境和改善生態環境的重任。因此，在產業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制定相應的自然和生態環境保護對策，比如，在產業發展過程中要擴大地方綠色植被覆蓋面積，要對地方的物種多樣性進行維護，要對地方的自然環境和空氣環境進行有效改善等。而以上這些，對環境監測評價都具有一定的依賴性。

（3）確保綠色產業的產品質量。確保綠色產業所生產的產品質量能夠滿足綠色產業發展需求，是綠色產業發展的重中之重，而要想對綠色產品的質量進行有效保障，最佳方式就是在綠色產業發展過程中對環境監測評價進行合理利用。首先，通過綠色評價對綠色產業基地和原料質量進行嚴格監測，確保其能夠滿足綠色產業發展需求，尤其是原料質量，務必確保其達標之后方能投入生產。其次，通過環境監測評價對產品生產過程進行嚴格監督，嚴格要求其按照相關規定進行生產，不能對環境造成破壞，也不能使其對人們的身體健康造成威脅，確保產品的質量符合要求。

篇（2）

近半個世紀以來，華北[1]生態環境的變遷逐漸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一些學者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對本地區森林的分布與破壞、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變化以及平原地區湖泊淤廢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展開了卓有成效的探討，為這一地區的生態變遷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迄止，關于先秦時代這一地區的野生動物種群及其分布的歷史變化，考古學和動物學界已有一些學者作過甚有成績的探討，而對此后的情形雖有若干片斷論說，但專門系統的研究則仍然缺乏[2]。

華北野生動物種類、種群數量與地理分布的歷史變化過程，很有必要作為一個專門課題加隕釗胩教鄭夥淺S兄諼頤僑嬡鮮兜鋇氐納淝ㄊ貳U饈且蛭諞桓鋈范ǖ牡乩砬蛑校吧鎦擲嗉捌渲秩菏康謀浠喚鍪粲諫淝ǖ囊桓鮒匾矯媯乙彩嵌隕淝ǖ淖芴宸從場2還勻喚韁卸锏鬧擲嗉倍啵頤俏薹?也無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較可取的做法是選擇那些具有生態標志性的動物、特別是與人類關系曾較密切的大型經濟動物作重點考察。恰好，關于這些動物歷代記載較多，考古資料也較為豐富，這使我們有可能對它們進行較為具體的歷史研究。

鹿類動物[3]，是大型陸地野生食草動物的典型種類，也是重要的經濟動物。在歷史上，鹿類曾對華北居民的經濟生活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反過來說，華北地區鹿類種群數量與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乃是當地人類活動改變生態環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這一地區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歷史表征。本文盡量匯集各類文獻中的零碎記載，對中古即公元3—9世紀華北地區的鹿類動物及其分布情況作較為詳細的考述，并對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態史問題稍作推論，為開展對華北生態史的綜合研究整理一點基礎資料[4]。

一、中古以前華北的鹿類

為更好地說明鹿類動物與生態變遷的關系，我們先來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況。

在農耕和畜牧出現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術能力極其低下，采集、捕獵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干擾還十分微弱，華北生態系統基本處于原始狀態，各種野生動物的棲息環境尚未受到破壞。因此，遠古時代這一地區分布著種類眾多、數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動物，甚至還有犀、象等后來只分布于熱帶地區的動物活動[5]。其中，鹿類動物是一個最為龐大的家族，也是當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獵對象和食物來源之一。新石器時代的華北雖然已有了原始的農業和畜牧業，但捕獵野生動物仍為當地居民謀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類動物仍是他們最重要的肉食來源。這一情況，已為大量考古實物資料所充分證明。

袁靖曾“比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國各個地區新石器時代的54個遺址或文化層中出土的動物骨骼資料，并對它們按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分別進行了統計和”。根據他的研究，這些遺址(年代約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間)中所出土的野生動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動物[6]。筆者據其文附表資料統計，屬本文討論范圍內(袁文分列為黃河中上游地區和黃淮地區)的35個遺址或文化層所出土的野生動物骨骼中，鹿類骨骼的數量居于絕對多數[7]，一些遺址所出土的鹿類骨骼數量很大，比如陜西臨潼姜寨遺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層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遺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遺址出土數量更多達353具；山東泗水縣尹家城遺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這些事實說明，新石器時代鹿類動物在華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種群數量之大應居于陸地大型野生動物之首。

到了商周時期，黃河中下游的農牧業已取得一定，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開墾尚不甚廣，包括鹿類在內的各種野生動物，仍有廣袤的蒿萊叢林和遼闊的湖沼草澤可供棲息繁衍，因之彼時華北地區的各種鹿類種群數量眾多，其中麋(即俗稱的四不象)的數量最為龐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辭的記載可以說明。根據這些記載我們看到：在當時，捕獵野獸仍為重要的經濟活動，卜辭中關于“麋擒”、“逐鹿”、“射鹿”、“獲鹿”、“畫鹿”、“獲獐”之類的文字相當之多，可知鹿類仍是最重要的捕獵對象。據研究者統計，見于現有甲骨卜辭中的鹿類獵獲數量，僅武丁時期就達2000頭之多[8]，每次捕獵常常所獲甚豐，獵獲的鹿類常在百頭以上，其中有一次“獲麋”的數量竟多達451頭[9]！殷墟動物骨骸出土情況證實了甲骨卜辭記載的真實性。根據古生物學家的鑒定和統計，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動物骨骸，千數以上者有腫面豬、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數量也在百數以上[10]。這些無疑反映：當時安陽及其附近地區的鹿類種群數量眾多，分布密度相當高。否則，以當時的狩獵技術條件，捕獲如此眾多的鹿類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這種情況似乎仍無太大變化，《逸周書·世俘解》中有一條材料記載說：

武王狩(發生在武王伐紂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進行)，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這可能是一次動用大批軍隊而進行的大規模圍獵活動，一共獵獲13種野獸計10235頭，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頭鹿)、麝、麇(即獐)和鹿(應主要為梅花鹿)等在內的鹿類動物8839頭，占全部獵物數量的76.5%；而麋又占鹿類之中的大多數(超過59%)。盡管《逸周書》是否為信史，歷來史家均有懷疑，這段文字所載是否確實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況，在相當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時代，華北平川草澤地區仍有大量的麋鹿棲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詩經》的記頌反映：當時許多地區仍有廣闊的“町疃鹿場”[13]，到處有“呦呦鹿鳴”，成群的鹿覓食徜徉于蘋、蒿草叢之中[14]；行人在林野發現死獐、鹿的現象時有發生[15]。其它文獻也有相似的記載，如《史記》卷4《周本紀》有云：“麋鹿在牧，蜚鴻滿野。”雖是一種比喻，但也反映了當時郊外多麋鹿的事實；在春秋時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災[16]。因此之故，在當時鹿類的遇見率仍相當高。據《春秋左傳》“魯宣公十二年”記載，在晉、楚邲之戰(戰場約在今河南鄭州、滎陽一帶)期間的某一日，參戰士兵曾兩次遇見了麋(一次有麋六頭)，且有捕獲。這些事實說明，在當時，鹿類特別是麋鹿，仍是常見的動物。

但是，自戰國以后，華北地區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時由于鐵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廣，耕墾技術能力大大提高，廣袤的叢林草萊不斷被墾辟為農田，這使得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不斷縮小，鹿類的種群數量也不斷減少。因此，雖然戰國秦漢文獻中仍不時有關于鹿類的記載，但鹿群的數量已遠不能與以前相比。從文獻所反映的情況來看，習慣于沼澤濕地的麋，在秦漢時代已少見蹤跡；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漸由平原向山區退避。所以戰國秦漢文獻所顯示的鹿類遇見與捕獲概率已遠低于春秋以前，東部平原地區則基本不見有捕獵鹿類的記載。這些正是戰國以來華北地區的生態環境，由于農業的高度發展而發生了顯著變化的反映。

不過，直到中古時代，華北地區的人口密度畢竟不象晚近時代那樣高，生態環境破壞也不似近數個世紀這樣嚴重。根據各類文獻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本區域的許多地方，特別是在西部山區，仍有大面積的樹木叢林；東部平原地區還有一些水面廣闊的湖沼澤地[17]。這些都給大型野生動物保留了一定的棲息場所。因此，在中古時期，華北各地山嶺叢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類動物活動；麋也并未絕跡，在河流和沼澤附近，偶爾還可見其蹤跡。在歷次戰亂和人口銳減時期，比如魏晉北朝時期，由于土地荒蕪，草莽復生，包括鹿類在內的各種野生動物，雖不及春秋以前那樣數量眾多，但較之兩漢時期似乎有所增加。二、中古華北的主要鹿種及其分布

關于中古華北鹿類的直接記載雖然不少，但資料極為零碎，并且對于鹿類的種屬時常記載模糊，敘述起來相當困難，更無法從統計學上作出數量說明。在此，我們僅根據有關資料，就主要鹿類種群及其分布情況作些描述。

根據現有資料，我們大體可以分辨出，當時這一地區的主要鹿類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屬種，則無法斷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學名C.Nippon），古文獻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華北分布最廣的鹿種，大抵各地丘陵山區多樹木叢林之處，都有梅花鹿的出沒。它的分布區域，可以根據當時文獻中關于白鹿的記載來加以推斷。

動物學表明，所謂白鹿，不過是梅花鹿隱性白花基因的表現型，是一種罕見的變異現象，發生機率極小。因此，有白鹿出現的地區，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種群數量還極有可能是相當大的[18]。

從很早的開始，古人就以白鹿出現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書》卷28《符瑞》中說：“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則至。”因之，地方一旦發現有白鹿出現，必定要報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獻皇帝，至晚從漢代開始，這已形成了一種慣例[19]。以白鹿出現為“祥瑞”的觀念，是虛妄的；但史書關于白鹿出現的記載，一般來說是真實可信的。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地方官員已將捕獲的白鹿上獻給了朝廷，所以史書才記載了下來。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讒諛之臣謊報的情況。因此，我們可以根據有關記載，推知當時梅花鹿的種群分布情況。

魏晉南北朝文獻關于白鹿出現的記載，主要見于《宋書》和《魏書》。《宋書》卷28《符瑞》中所載，可確認屬于本區者共11次，時間起于曹魏文帝黃初元年（公元220年）、終于劉宋后廢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獻”者6次、言“見”者2次、言“聞”者3次。至于出現地點，該書稱黃初元年有19個郡國上言白鹿出現，令人懷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廢漢建魏、即位稱帝，地方州縣為了獻媚，故而編造此種“祥瑞”上報，表示曹氏篡漢是“上應天命”。）其余10次，分別見于扶風雍縣、天水西縣、東莞莒縣岣峨山、文鄉縣、譙郡蘄縣、彭城縣、徐州濟陰縣、雍州武建縣、梁州和郁州；《魏書》卷112下《靈徵志》下所載，可確認在本區范圍內者有22次，時間起自北魏道武帝天興四年（公元401年），終于東魏孝靜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稱“獻”、“獲”或“送”者，共17次，稱“見”者5次。除一次出現地點不詳者，其余分別見于魏郡斥丘縣、建興郡、定州、樂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師（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荊州[20]、平州、齊州、濟州、徐州和兗州。

關于隋唐時期白鹿出現，《隋書》和兩《唐書》沒有集中的記載，《冊府元龜》則記載有13次，其地點分別在華池之萬壽原、驪山、麟州、沂州、九成宮之冷泉谷、濟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華山大羅東南峰駕鶴嶺、皇家閑廄試馬殿、亳州、同州沙苑監，以關中居多[21]。

根據上述記載可知：在中古華北，許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現，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較為頻繁；處于黃淮海平原的諸州郡也時見報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間私獵，而皇家苑囿往往養有數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較多出現于這些地方。這些事實說明，梅花鹿在當時這一地區曾有相當廣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種群數量較大，分布密度較高；東部平原地帶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華北的另一重要鹿種是麝（學名Moschusspp.）。在我國，麝有兩種，即馬麝(學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學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種具有強烈芳香氣味的外激素，為世界三大動物香料之一(其它兩種分別來自靈貓和河貍)。在中藥學里，麝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藥材。據現代藥學研究，麝香對人的中樞神經有興奮作用，能興奮呼吸中樞和血管舒縮中樞，中醫用于急熱性病人的虛脫，中風昏迷和小兒驚厥等癥，療效顯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書》和《元和郡縣圖志》等保存有較詳備的唐代各地土貢麝和麝香的資料[22]，故不需太費力氣，我們就可以比較清楚地確定當時麝的主要分布區域。據《通典》記載，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顆粒，諸州上貢數量自10顆至30顆不等[23]。當時除華北州郡貢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別是山南、劍南也大量土貢麝香，說明麝香在當時是一種大量需用的藥用香料，頗疑與唐代上層、特別是皇室多患“風疾”有關(“風疾”將另文討論)。至于直接貢麝，大約是供皇家苑囿豢養并取麝香之用。

根據《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唐代貢麝和麝香的州郡，屬于本區（或部分屬本區范圍內）的有共有22郡，其中貢麝的有同州馮翊郡、慶州順化郡、丹州咸寧郡、延州延安郡、靈州靈武郡、虢州弘農郡，貢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嵐州樓煩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門郡、媯州媯川郡、檀州密云郡、營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隴西郡、蘭州金城郡、階州武都郡、洮州臨洮郡、廓州寧塞郡、疊州合州郡、宕州懷道郡、甘州張掖郡。

一般說來，能上貢麝或麝香的地區，即有麝的棲息。由以上記載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線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東的許多州郡土貢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長安不遠的同州亦以麝香稱貢，說明這些地區均有麝的活動棲息。但黃河下游州郡，則不見有貢麝香的記載，說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沒有分布。考慮到麝的生活習性特別是食性，東部地區可能一向不曾有過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獻亦稱麇（學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華北的重要鹿種。相比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較高的觀賞價值并能夠提供珍貴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來源，因此它在古代的聲望不及于后二者。不過，獐乃為當時重要的捕獵對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來源，分布區域也相當廣泛。在古代，獐的隱白基因表現型——白獐，也被視作一種吉祥物，史家謂：“白獐，王者刑罰理則至。”[24]即白獐的出現，是帝王施行刑罰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種自然感應。因此，地方發現白獐出現都要報知朝廷；如果捕獲白獐，也必定上獻。我們從《宋書》、《魏書》及《冊府元龜》中找到與本區有關的記載共27次。具體情況如下：

《宋書》卷28《符瑞》中載有17次，其中言“獻”者12次、“見”4次、“聞”1次，時間起自曹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終于劉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處記載稱19個郡國上言白獐出現不可靠（理由見上文）外，其余記載所涉及的地區有：瑯邪、魏郡、義陽、汲郡、梁郡、汝陽武津、東萊黃縣、馬頭（屬豫州）、濟陰、東萊曲城縣、濟北、南陽（3次）、北海都昌、汝陰樓煩；

《魏書》卷112下《靈徵志》記載有7次，6次言“獻”、1次稱“見”，時間起自北魏明帝永興四年（412年），止于東魏孝靜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現的地區分別是章安、懷州、豫州、華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冊府元龜》卷24《帝王部·符瑞》三記有3次，2次言“見”、1次稱“獻”，分別為唐玄宗開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貞元十二年（796年，許州）。

據以上記載可知，當時白獐基本出現于本地區的東部，太行山脈以西則很少見，這似乎表明當時獐主要分布在本區東部。這是由于史料記載缺失，抑或實際情況即如此，尚須進一步考證。從我們所搜集到的資料看，至少關中地區還棲息有一定數量的獐，例如唐文宗開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廟，獲之。”[25]這或可認為是從禁苑中逃逸出來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孫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貢[26]。不過，喜于溪河水際活動是獐的生活習性，只要其它條件具備，東部濕潤多水區域更適合它的棲息。這樣看來，當時本區東部獐的分布較多，故白獐出現亦以東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較麻煩的是麋（學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遠古至于春秋時代，麋鹿曾是東部湖沼草澤地區的優勢鹿種，種群數量十分龐大。但是，隨著土地不斷被墾辟，自戰國秦漢以后，這一地區的麋鹿日益稀見，在諸鹿之中，其種群數量和分布區域減縮最為明顯，以至一些學者曾認為：西漢以后麋已在這一地區絕跡。[27]雖然事實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時代，麋不但在華北、甚至在整個中國都逐漸完全絕跡，清代晚期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數豢養，八國聯國攻進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國麋種斷絕。直到20世紀80年代，始由英國烏邦寺公園引返其種，現于江蘇沿海地區辟有麋鹿飼養場。在中古時代，麋在華北地區的分布已經很少，不過并未絕跡，北魏道武帝天興五年（402年）曾發生過一場天災，史稱“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見當時華北地區還有麋分布。因此，我們從一些零碎的資料中，尚可約略尋覓到麋在本區活動的蹤跡。

首先，在華北北部邊緣草原地帶水源豐富之處，似乎還有些麋群活動。例如《魏書》卷28《古弼傳》載：公元444年，魏帝復畋于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種，則那里的麋鹿種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兩種的合記，則當地至少也還有麋的活動。無獨有偶，唐·張讀《宣室志》卷8記載說：僑居雁門的林景玄“以騎射畋獵為己任”，“嘗與其從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兵杖，臂隼牽犬，俱獵于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區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隴右道廓州化城縣東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內地亦見有麋的記載。如虢州、鄧州、濟源等地在唐代還有麋棲息。《新唐書》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負山多麇麋，有射獵之娛。”[30]同書卷162《呂元膺傳》也說：“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至于濟源地區，初唐人王績稱其居住河、濟之間時，“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東高密、江蘇洪澤湖一帶，在唐代也有麋群棲息。前者見于《元和郡縣圖志》的明確記載[32]，后者則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見，直到唐代，華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動，只是其種群數量遠不能與先秦以前相比，活動區域也極為有限，與同時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數量也要少得多。這自然是因為原先最適于麋生息的東部平原沼澤地帶，此時已變為農耕的中心區域，各地湖沼草澤雖未至全部淤廢，但可供麋棲身之處已經不甚廣；雖然山區川谷溪澗也適于麋鹿生息，但畢竟不能容納很大的種群。三、中古華北的獵鹿和鹿產品利用

以上根據各類的記載，對中古華北主要的鹿類種群及其分布情況進行了梳理，試圖說明當時這一地區尚有種群數量相當可觀的鹿類資源。為了進一步證實上述意見，以下再對中華北的獵鹿和鹿產品利用情況略作敘述。

中古文獻關于華北地區獵鹿的記載甚為不少，不過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區。為方便起見，我們最好分區述說。

1、北部沿邊地帶華北北部沿邊是草原地帶或者毗鄰草原，那里的野生動物資源較之內地遠為豐富，故射獵活動亦比內地頻繁。

文獻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區、特別是今陰山一帶，是鹿類及其它野獸棲息的淵藪，為獲得充足的生活資源，當地居民經常性地進行大小規模的圍獵活動，狩獵業甚至是北魏前期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規模狩獵活動經常性地進行，魏王也常親自出馬。黎虎根據《魏書》統計：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間，共計出獵67次，平均每1年零3個月即出獵1次[34]，每次圍獵都是收獲甚豐。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較獵于骨羅山，獲獸十萬。”[35]鹿類動物乃是最重要的圍捕對象；《魏書》卷4上《世祖太武帝紀》更稱：“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于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賜從者……。”雖然這一記載可能有較大夸張成分，但即使沒有數百萬而只有數十萬，其場面也是極為壯觀的；同書卷28《古弼傳》又載：公元444年，魏帝復畋于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一次圍獵活動能有如此大的鹿類捕獲量，對于今人來說，是無法想象的，說明狩獵地區的鹿類種群數量十分龐大驚人。鄂爾多斯沙漠南部地區，也有大量鹿群活動，獵鹿活動也是經常性的。北周時期，宇文憲之子宇文貴年方十一年，“從憲獵于鹽州(今陜西定邊一帶)，一圍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許這段記載有夸張成分，但如非當地有很大的野生動物種群，以一持弓小兒，在一次圍獵中即能射得野馬及鹿十余頭，無異于天方夜譚，史書中也不能出現這樣的記載。在幽州地區，鹿類動物也是重要的捕獵對象，當地甚至有人以驢子馱運鹿脯南下至滄州販賣[37]。直到唐代，文獻之中仍多記載北邊地區的弋獵之事，比如張讀《宣室志》卷8即記載有數事。其一云：振武軍都將王含之母金氏“常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殺獲甚多。”又云：僑居雁門的林景玄“以騎射畋獵為己任”，“嘗與其從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兵杖，臂隼牽犬，俱獵于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類，不能俱引。正因為這些地區鹿類資源豐富，當地人們獵鹿活動頻繁，唐代所在地區的諸州郡有多種鹿產品上貢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靈州、薊州貢有鹿角膠，勝州、麟州貢鹿角，會州貢有鹿舌、鹿尾等等。

2、關中地區關中地區的鹿類資源一向較為豐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關中設置禁苑豢養鹿類，所以當地的鹿類有不少實際上處于半馴化狀態。在唐代，關中地區的鹿類資源仍然相當豐富，盧綸《早春歸周至舊居卻寄耿拾遺湋李校書端》詩就曾提到周至一帶“野日初晴麥垅分，竹園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當時文獻中甚至不時出現關于鹿類進入京城街市、太廟乃至直入皇宮殿門的記載，說明在隋唐時期的關中甚至長安城附近，鹿類的遇見率還相當高[39]。這可能因為當時國家對畿內百姓的捕獵頗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當自由地活動。盡管在當時民間獵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貴族則時常縱獵于荒郊曠野、射鹿娛樂，這些在當時的詩文中多有記頌，毋須具引。

3、秦嶺東部—豫西山地隋唐，在秦嶺東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區,即自洛陽往西南的鄧、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獵鹿活動亦相當頻繁，史書記載頗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頡利歸降后，常郁郁不樂，太宗為順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為“虢州負山多麇麋,有射獵之娛”[40]；有時皇帝也帶著大批人馬前往這一地區狩獵射鹿，如《冊府元龜》卷115《帝王部·搜狩》載：“(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陸渾縣；戊辰，較獵于韭山，上自射禽獸，獲鹿及雉兔數十，令代官廚應烹之羊，盡放令長生焉。”直至中晚唐時期，鄧、虢一帶仍是鹿類眾多，許多山民不事耕種，專以射獵為生，號稱“山棚”，“山棚”常將獵獲的鹿負載入市鬻賣[41]。商州地區的射麝活動，在唐詩中有不少詠頌，如張祜《寄題商洛王隱居》曾提到當地逸人野老“隨風收野蜜，尋麝采生香”的隱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獵麝而被稱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貢所迫，商州一帶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結束獵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詩中說：“垂白商于原下住，兒孫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長離手，猶與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區南部太行山南部東西兩側在中古時期也曾是獵鹿的好去處。東側的鄴郡一帶鹿類甚多，獵鹿之事時見記載。魏文帝曹丕與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獵，“終日獲獐、鹿九，雉、兔三十(它書皆引作二十)。”[45]在當時的工具條件下，如果沒有較大鹿群存在，以數人出獵一天即能獵獲九頭獐、鹿，是不可能的。實際上，曹魏時期，國家曾在這一地區設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間獵鹿，致使滎陽周圍鹿群成災，對農業生產造成了嚴重破壞，因此大臣高柔極力主張取消禁令，聽民捕獵[46]。直到唐代中期，溫縣(今河南溫縣)人捕獵還可獵獲到獐和鹿[47]。濟源一帶在唐代亦為獵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隊前往濟源之山狩獵，所獲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薦享[48]；裴休兄弟在濟源時，曾有獵人以所獲之鹿相贈[49]。至于其西側諸州，也頗有獵鹿的記載，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陽宮附近(位于今陽曲)舉行圍獵，隨獵的楊暕“大獲麋鹿以獻。”[50]再往南的潞州林慮山區，也是鹿類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親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獻中，我們尚未找到關于黃河下游地區獵鹿的記載，雖然不能因此認為當地完全沒有捕獵鹿類的活動，但與前述地區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獵鹿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所需鹿類產品。鹿類動物遍身是寶，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膠、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腎等等都是十分名貴的中藥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種服飾，而鹿肉則具有很高的滋補營養價值。在中古時代，鹿類產品已被廣泛地開發利用，比較顯著的是它們的藥用，孫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詵的《食療本草》和蘇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強調鹿產品的醫藥價值，尤其是麝香非常廣泛。不過，作為藥材的鹿產品，流通區域較廣，華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產自當地，故對此我們不作詳述。但當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則應為本地區所出產，文獻中關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記載為數不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當地鹿類資源的豐富程度。

北魏賈思勰在《齊民要術》卷8、卷9中記載有多種鹿肉加工，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頭為原料)”等等。此外，在當時，獐、鹿肉還可以加工釀制成肉醬，該書卷8就對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醬”和“卒成肉醬”的方法進行了專門討論。在《齊民要術》有關加工烹飪方法的記載中，獐、鹿肉出現的次數遠超過除魚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動物，如兔、野豬、熊、雁、鸧、鳧、雉、鵪鶉等等，這說明在各種野味肉食中，賈思勰顯然最為重視獐肉和鹿肉，也說明獐、鹿肉在當時是比較常見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時期，韓鄂在《四時纂要》中仍記載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臘肉的方法[52]。這兩部關于農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談論鹿肉的加工食用，并與牛、羊、豬肉相提并論，表明鹿肉在當時并非太難得的野味。

關于唐代上層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書記載甚為不少。唐制規定：宮廷所需肉醬的加工事務，由光祿寺掌醢署負責，肉醬種類則是鹿、兔、羊、魚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則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醬之外，當時甚至還專用鹿尾作醬，安祿山就曾向唐玄宗進獻過鹿尾醬[55]。在唐代，皇帝常以賜食表示對大臣的褒寵，其中鹿肉是常賜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寶時期，哥舒翰與安祿山、安思順之間發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來朝之機設宴招待他們，“詔尚食生擊鹿，取血瀹腸為‘熱洛何’以賜之。”[57]這些事例說明，在唐代上層社會的飲食中，鹿肉食品是相當常見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實例文獻記載雖然不太多，但還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顏氏家訓》載：北齊時，有人用數塊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認為岳父真是慳吝至極，因此非常憤恨以至舉止失態[58]，這說明獐肉在當時并不算是珍貴難得的美饌。隋唐之際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風塵》一詩中談到：貧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過，僅能以“鹿脯三四條，石鹽五六課(顆?)”相招待，也說明當時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難得的珍味，所以貧窮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顏真卿在生活窮困、妻子生病時，曾向李太保某乞討過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類，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時期，華北不少地方捕獵鹿類的活動仍相當頻繁，獵鹿活動發生的地域，以本區西北部為主，這也與當時西北部地區鹿類資源較豐富的情況基本相合。但東南部也有一些鹿類棲息，特別是在丘陵山地鹿類也還比較常見，何以這些地區不見有獵鹿的記載，尚待查證。同時，盡管中古華北鹿肉不如家養畜肉那樣易得常食，但也遠不象晚近時代這樣稀罕，故當時文獻之中還頗有一些關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記載，特別是指導日常生計的《齊民要術》和《四時纂要》等，都專門提到鹿肉加工方法，這從另一側面證實當時華北地區尚存在較為豐富的鹿類資源。四、從鹿類推測中古華北生態狀況

通過以上的敘述，我們對中古華北地區的鹿類種群及其分布情況，已經取得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只是我們對于不同鹿種的分布密度，尚無法作出具體判斷。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動的，即使在當代，也很難就某個地區野生鹿類的分布密度獲得一個精確的數據，通常只能采用標志重捕法，或者統計捕獲率、遇見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對數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現存中古可供利用的相關數據實不足以作這方面的嘗試。因此，我們只能就總體情況概略地說，當時華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數量相當可觀的鹿類。之所以作出這樣的估計，一方面是由于當時文獻有不少關于白鹿、白獐和貢麝、麝香及其它鹿產品的記載；另一方面，也因為在關于獵鹿活動的記載中，時而出現相當不小的捕獲數字，而文獻關于食用鹿肉的記載亦可為此提供佐證。隋唐文獻不時記載有獐鹿進入長安城中、甚至闖到皇宮附近，我們可據以推測：當時長安附近、關中地區的鹿類種群數量甚為可觀。

在界中，任何一種野生動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與一定的生態環境，包括無機環境和生物環境相適應的。就生物環境而言，各種動物的分布范圍、種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決于食物資源的分布及其豐富程度，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動物之間復雜的競爭、共生與捕食關系的；而所謂動物，則與人口密度、經濟生產方式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因此，動物種群數量的增長與減少，分布區域的擴大與縮小，絕對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而是對生態環境及其變化的綜合反映。相應地，特定區域中動物、特別是某些典型動物的種群大小及其分布情況，也就成為判斷該區域整體生態狀況的重要指標。這就容許我們根據鹿類的情況，對中古華北的生態環境狀況稍作推測。

首先，鹿類作為典型的食植(食草)動物和重要的經濟動物，其分布范圍與種群大小，既與森林、草地特別是其中可食林、草種類的分布與豐儉程度直接相關，更與人口密度、生產類型和經濟活動強度（在農業主要是土地開發強度）有很大關系，人口增加、土地開發，以及相應發生的森林、草地的減少，必定會導致鹿類種群數量的下降和分布區域的縮小。從較長的時段來看，這種關系是比較清楚的。以《詩經》時代與中古相比較，前一時期人口尚少，華北還存在著廣袤的森林和草場未遭砍伐開墾，鹿類喜食的植物如蘋、蒿、芩之類仍很豐富，“畋獵”雖是一項重要的經濟活動，但民俗與國法對野生動物的季節性保護還是相當嚴格的，所以其時華北地區還到處是“呦呦鹿鳴”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時期，森林植被狀況已大不如《詩經》時代，與遠古更無法相比，故鹿類的棲息范圍及種群數量相應地也就小得多，曾經是鹿類優勢種的麋鹿，種群數量更是明顯減少。只是與晚近時代的情況相比，中古華北的鹿類資源仍可謂豐富。

僅就中古時期本區鹿類的種群數量與分布情況而言，其與自然生態和經濟變化之間的相關性也有一定的顯現。我們注意到：這一時期華北地區的鹿類資源，從分布區域來說，以西北山地高原區較為豐富，北部邊緣地帶因屬草原或毗鄰草原，其種群數量更是相當龐大；而文獻關于其東南部鹿類的記載相對較少，且現有的記載亦大抵多在擁有山地丘陵的州郡。這些情況，毫無疑問與有關地區的農業開發強度較弱、林草地較多有關，可與森林、草原變遷的成果互相映證[61]。

進一步檢核各類史書的相關記載還可發現：它們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獻，出自唐代文獻的則較少。這似乎表明，中古時期華北地區的鹿類資源，存在著前豐后儉的情況。我們知道，魏晉北朝時期，北方地區長期處于戰爭動亂狀態，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當低的水平，土地荒蕪的情況十分嚴重，農業經濟曾經相當低落。但這種令人慨嘆的社會經濟衰退，也帶來了一個從生態的角度看來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后果：即自然生態環境的恢復，特別是草場和次生林的擴展。由于這種恢復和擴展，鹿類等野生動物獲得了擴大其種群數量和棲息范圍的機會。故此，魏晉北朝文獻關于鹿類的記載、特別是關于白鹿與白獐出現的報告較多，涉及的地區也較廣，連在漢、唐時期均曾是農業繁盛、人煙稠密的東南部地區，也分布有相當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隨著這些地區的農業經濟逐漸恢復并取得進一步，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閑的林草地又被復墾為農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種需求的擴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類活動的空間再度漸趨減縮，其種群數量亦漸減少。如此一來，唐代文獻關于鹿類的記載不如前一階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過來看，中古華北鹿類的種群數量、地理分布及其變化，亦正是對當時森林、草地盈縮變化的間接說明。

其次，野生動物資源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是判斷一個地區自然生態環境好壞的重要標準。鹿類作為動物界中的一個族類，雖不能完整地反映某個區域野生動物資源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但仍可據之對動物種類多樣性與資源豐富性作出某種推斷。這是因為：其一、鹿類曾是華北最為重要的野生經濟動物，自遠古以來即是當地人們捕獵的首選目標，仍有較多鹿類可供捕獵，即意味著尚有眾多其它可供捕獵的野生動物；其二、在各種高等食草動物中，鹿類是對生境、特別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較嚴格的一類，鹿類的種群數量和地理分布對生態環境的改變反應比較靈敏，有較多鹿類存在，即意味著整個生態環境尚稱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動物亦應較為豐富，至少在華北這樣的自然環境下是如此；其三、鹿類動物是生態“食物鏈”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食物鏈”中，鹿及其它食草動物屬于“一級消費者”，是大型食肉動物的捕食對象，數量眾多的鹿類及其它食草動物存在，為食肉猛獸提供了食物條件，相應地，后者亦必定存在著一定的種群數量。

也許對當時文獻關于猛獸的記載略加征引，有助于進一步闡明以上觀點，并增進我們對中古華北野生動物資源的多樣性、豐富性和整個生態環境狀況的認識。

曹魏時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針對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發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尋味的議論。據高柔稱：由于國家禁止在苑囿一帶捕獵，致使方圓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憂慮地指出：當時“群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御。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張放寬捕禁，允許百姓獵鹿。為了陳明利弊，他還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稱：

……今禁地廣輪且千余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雕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

篇（3）

(2)公路上邊坡。公路上邊坡的崩塌可以分為三種，分別為滑坡型、流動型以及落石型。①滑坡型:這種滑坡型崩塌就是巖層在外力的作用下剪斷，巖層中的軟巖出現滑動，這個問題經常出現在路基以及土層間存在軟弱夾層的巖體上;除此之外，基巖上有巖屑等雜物時，雜物也有可能會沿著巖層的表面滑落發生崩塌。②流動型:流動型崩塌主要出現在下雨之后，巖體上的巖屑、砂石等松散的物質在水的影響下而出現流動型崩塌，這種崩塌類型沒有剪切滑動面。③落石型:所謂落石型就是在比較陡的邊坡上出現很多裂縫，落石會沿著裂面發生，長時間下來裂縫就會擴大，降雨之后裂縫中就會存水，由于壓力的作用而出現崩塌。由此可見，當邊坡高度大時，這三種崩塌類型發生的幾率都比較大。

2公路防護坡與生態環境建設的種類

(1)框格防護。在沖刷限于框格內的范圍內時，可以采用框格防護和種草防護結合起來的辦法，能夠有效的提高防護的效果，另外還對環境有很大的美化作用。這種防護方式經常用在路基下邊坡，這是一種輔的方式，除了一定的防護能力之外，還具有美化的作用，特別在互通立交范圍內的邊坡使用的最為廣泛。框格形狀可以隨意做出各種形狀，框格防護措施同時可以用于土質上邊坡防護，一方面能防止邊坡受到沖刷，兩一方面還能起到美化的作用。

(2)邊坡生態防護。邊坡生態防護也就是邊坡植被，是依靠植物的根莖同土壤之間的附著力來加固邊坡的，這種防護方式既能減少水土的流失，還能保護生態，美化環境，具有很好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現如今這種防護方式已經收到廣泛的使用。生態防護包括在邊坡上種草、種樹等，由于很多地區的可供挖取的草皮缺乏，因此種樹就更便利一些;種草要選取耐寒、耐旱、根系茂盛的品種。

(3)封面。封面的防護形式包括抹面、錘面、噴漿以及噴射混凝土。①抹面和錘面的防護使用年限較短，在公路的使用機會比較少，特別是在高速公路的邊坡上還沒有使用過，針對路基較低的情況時可以使用抹面防護的方法，適當的加入一些草籽，一方面能起到防護的作用，另一方面還能起到綠化的作用。②噴漿和噴射混凝土這兩種防護方法通常用在坡面不整齊的邊坡上，能夠有效的封閉邊坡上的裂縫，方式水流的進入，從而防止裂縫的側向水壓了冰裂，另外還能防止邊坡巖石繼續風化。

(4)護坡。所謂護坡就是指在穩定的邊坡上鋪砌塊石或混凝土預制塊等材料，防止水流對邊坡的沖刷，護坡的鋪砌方式通常采用漿砌。這種防護措施多用在河灘或是一些滯洪區域的路基上，防護的高度要在洪水位加上浪高和壅水高之上;除此之外，對路基邊坡侵占河道時也要使用這種防范措施。在軟土地基的路堤護坡，在沒有水流沖刷的影響下，也可以采用干砌片石護坡，能夠有效的適應地基沉降而導致的邊坡變形。

(5)護面墻的修筑。護面墻是上邊坡的一種最有效的的防護方法，護面墻就是為了防止環境對軟質巖層、挖方邊坡以及容易受到侵蝕的土質邊坡而修建的墻，護面墻常見于泥質土層、軟質巖層以及破碎的巖石地段，能夠有效的防止邊坡受到風化，防止上述所說的三種崩塌問題的出現。護面墻可以分為三種:孔窗式護面墻用于有坡度的邊坡上，實體護面墻適用于大多數的土質以及巖石邊坡，拱式護面墻適用于巖層比較完整的邊坡上。護面墻的頂部采用原土來夯實，能夠有效的防止水流沖刷對墻體產生的破壞，在修筑之前要對邊坡進行清理，把松動的巖石和土層清除掉。

篇（4）

一方面，在我國這樣包含很多民族的國家中，所有少數民族的獨有語言都是客觀現實，是民族歷史長期發展形成的，是構成少數民族特征的重要標志。各少數民族群體十分熱愛自己的母語，都有維護自己母語、捍衛母語使用權利的與生俱來的感情。盡管有的民族人口極少，其母語的功能嚴重受限，語言活力急劇下降，正處于瀕危或走向衰亡的邊緣，但這些少數民族群體依然對自己的母語感情深厚，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語言從此走向衰亡，這是一種固有的內在的語言感情。另一方面，在我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里，少數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語外，還兼用國家通用語———漢語普通話。少數民族如果不兼用通用語，就無法與外族溝通交流，無法參與經濟建設，民族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正因為如此，目前各少數民族群體都有著學習和使用漢語的自覺的普遍要求，而且這種要求的呼聲越來越高。結合以上兩方面的客觀事實可以看出，在我國推行雙語是有著客觀依據的，是有助于民族團結發展，適應民族全體成員共同意愿的，因而也是必要的。

2推行雙語的優越性

無數事實與人類語言技能分析證明，雙語是適應人類自然天性與社會需求的一種現象。人類大腦的自然天性讓人可以同時具備很多種語言的學習與使用能力。從古代開始，人們就為了拓寬交際領域，在多民族多語言的環境中自然而然地發揮著這個天生的能力。在當今科學技術的推動之下，差異化文化與語言之間的碰撞比任何歷史時期都更加廣泛且深入，全球化發展進程也持續加快。在這種發展形勢之下，地域通用性語言在國際交流中發揮著更強大的作用，這讓雙語技能在人類交流活動中日益重要，獲取雙語技能已然成了發展與進步的必經之路，是適應當今社會發展的語言使用的未來發展方向。多掌握一種語言，就好比多了一只看到更廣泛世界的眼睛，也好比走入了更加廣闊的天地，就能擴大交流的范圍，就能更加便利地學到新知識和新文明成果。正如2008年，Emerson所說的，語言掌握的越多就意味著朋友越多，就意味著藝術與貿易越多，就意味著人的價值就會提升很多。法國有句格言說的好，懂得兩種語言的人相當于兩個人。雖然越來越多的族群需要使用國際通用語、地區或國家通用語，但并不意味著他們要放棄自己的母語。在通過通用語投入到經濟發展、文化交融的時展洪流中的同時，還需要保護和留存具有族群特色的語言文化，保存歷史積淀形成的經驗與記憶，構造包含特色民族文化的知識框架。本族語是少數民族族群整體和個體的寶貴財富，是在現代化進程中絕不應該丟棄和遺忘的瑰寶。如果本族語消亡，那么它所承載的傳統知識、文化、習俗等一切表明本民族身份和特性的東西都一去不復返，這將會是人類付出的慘重代價。因此，推行雙語是既能夠開闊眼界、吸納先進科技進而尋求共同發展，也可以維持并繼承民族特色的傳統語言文化的兩全之策。

3推行雙語的重要性

語言和語言的區別并不在于構造系統方面，所有語言都是能夠適應社會現實的獨立系統。當然，不同語言之間是有生命力旺盛和衰弱之分以及使用功能的區分的，同時每種語言的政治地位與官方維護力度也有所不同。作為通用語的漢語文在中國是應用性最強、最利于提高發展潛力的語言，各民族群體之間的溝通交流、現代化進程中新知識新信息的獲取、經濟建設的參與和投入等無一例外都離不開漢語這一通用語。因此，少數民族在留存自己母語的同時加強國家通用語的學習是符合現實需要的。首先，國家通用語的學習是提升國家認同感、中華民族認同感的重要表現。在我國當代社會生活中，漢語文已成了我國政治領域、文化領域、經濟領域、傳媒領域、服務領域、信息領域的唯一指定標準。少數民族學習漢語文的訴求或希望持續提升，他們習得漢語的同時也將漢語使用推入了更加規范、更加標準的地位，是強化對國家通用語言的認同的過程，是中華民族認同感的重要體現（周珊，2012：131-132）。其次，國家通用語的學習和掌握是少數民族群體參加國家建設的重要途徑。少數民族語言或方言具有維持族群傳統文化和地域交流的社會功能，但是一旦少數民族成員成為國家建設、社會發展的重要參與者時，就必然會選擇國家通用語。再次，國家通用語是少數民族群體學習現代科學技術、進行現代信息交換的重要工具。我國頒布的通用語言文字法要求，出版書籍、學校、傳媒方式、信息產品等都應當使用通用的語言文字。所以，少數民族成員唯有學習并掌握通用語言才可以獲得大量社會資源，進而學習掌握現代科技，更快地進行現代信息交換。最后，國家通用語是各民族之間溝通和交往的紐帶。國家通用語的普及是各民族交往的聯絡紐帶，也是現代社會中協調人際行為的重要手段。然而，對于國家通用語的學習和掌握并不是要以犧牲本族語為代價的。雙語和本族語言的保留并非處于對立狀態，它并不是讓本族語言逐步走向衰弱的決定性影響因素。因此有必要在全社會尤其是多數人群體中普及和增強雙語觀念，提高他們對雙語現象的正確認識，這對少數民族群體在雙語狀態下維護和留存本族語起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多數人群體的語言觀念與瀕危語言的生態環境有著微妙的關系：經歷了很長時間形成的主流文化的多數成員的族群，已然習慣了其他族群成員學習其語言但他們并不用接觸其他族群的語言這種思維，因而他們常常無意識間忽略了雙語能力的培養，進而影響其對其它民族語言文化的理解與接受，同時他們也不會在乎其它民族語言的消亡問題，無法體會語言族群處在強勢語言包圍中的弱勢遭遇，甚至部分強勢語言族群還會以言語增強弱勢語言族群的語言壓力。相反，若是雙語現象能夠成為一種更加普遍的現象，那么少數成員的族群就不會輕易在語言選擇上被迫丟棄自己本族的語言；同時，若是語言文化占據主流地位的族群，其成員可以掌握現代化水平較低的少數成員的族群的語言，讓語言達到一個平衡發展的狀態，所有語言都能經常在各個場合中使用，那么語言就不會輕易陷入瀕危的境地。

二推行雙語要樹立的正確觀念

和諧發展基于我國少數民族兼用母語和漢語這個客觀存在的現實基礎，戴慶廈（2013）提出解決國內少數民族雙語問題的絕佳方式是共同發展，也就是不僅要大力維護其本族語言的延續，同時也要給他們提供更加廣泛的機會接觸漢語這種通用語言，一定要讓其本族語言與通用語在社會交際過程中形成互補，共同繁榮。具體來說就是要樹立科學的雙語理念，正確認識少數民族語言活力和語言功能的變化以及安排好母語與通用語的和諧關系。

1堅持科學的雙語理念

雙語理念是對待民族語與通用語的基礎性觀點與手段，是民族理念以及語言理念的關鍵成分。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統一國家，雙語現象在我國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正確認識少數民族的雙語問題，形成正確的雙語理念對發展少數民族、促進多民族團結、推動國家穩步發展十分關鍵。正確的雙語理念的核心內容是始終遵循雙語之間的平等。各少數民族語言，不管使用成員數目與使用功能怎樣，都應當具備和普通話相同的語言地位，都應當受到足夠的語言尊重。我國憲法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如果由于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成員較少、使用領域較小，就忽略其存在價值，任由其逐漸消亡，就會威脅到我國的語言生態環境。至于通用語，少數民族已理解和認識到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也應該充分尊重他們學習通用語的愿望和要求。另外，不能把族群語言只是當成漢語學習的輔助手段，雖然很多時候，進行漢語教學都將少數民族語言視為輔工具，但這并不是保護少數民族母語的唯一目的。除此之外，保護少數民族語言還有傳承少數民族文化、滿足少數民族的感情需求和發展少數民族教育等重要作用。

2正確認識少數民族語言生機與語言使用功能的改變

語言生機是動態化成長過程，所有語言使用領域與功能都在持續改變著。在同一個社會里的不同語言由于客觀存在的差異，在語言活力、使用功能、使用范圍等方面必然會出現相互排斥和競爭的局面。尤其是在現代化進程不斷深入的當今時代，在這樣的競爭當中，那些使用人口較少、使用范圍受限的弱勢語言往往處于不利的地位，隨之而來的是語言功能不斷衰退，語言活力急劇下降，有的甚至走到了瀕危和消亡的邊緣。這是中國乃至全世界都面臨的一個客觀事實。但這個客觀事實并不意味著人們對此束手無策，更不代表著可以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大部分的少數民族仍然以自己的母語為日常交際工具，并且他們對自己的母語感情深厚，有著割舍不斷的情懷。少數民族母語既是本民族的標志性特征，同時也是推動民族文化教育發展的必然性輔助工具。因此，不能任由少數民族語言自然消亡，而應該盡最大的努力去保護和搶救它們，應該幫助少數民族群體使用和發展自己的母語。

3科學安排好母語與通用語的關系

所有語言都有特定的使用功能以及一定范圍的使用領域。各語言之間使用功能必然會有強弱的區別，使用領域的大小也不盡相同，然而任何語言的作用都是其它語言難以取代的。少數民族母語和通用語各自具備不同的作用與功能，在各不相同的使用領域與范圍內，能夠發揮其本身的優勢。少數民族母語在族群成員家庭或成員內部，能夠傳遞獨特的情感，發揮增強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族群文化背景的獨有標志；在部分傳統領域內，例如民間藝術、地方文化、傳統儀式等，族群語言的使用包含豐富且獨特的語言內涵和歷史傳承，尤其是缺乏文字記載的族群語言，口語中的很多內容都是其族群歷史文化的寶貴財富；族群語言的留存讓那些適應自然環境的生產與生活經驗順利傳承下來，特有的文化歷史與傳統特征也能夠繼續弘揚下去，上述功能是其它語言無法替代的。在當今經濟迅速發展，文化廣泛交融，社會不斷開放的進程中，通用語言能夠讓少數民族族群拓寬視線，強化和外界的交流溝通，便于吸納先進科技，從而為其提供更廣闊的發展途徑，這也是任何一種其他語言無法取代的功能。由此可見，少數民族母語與通用語是功能互補、相輔相成、并行不悖的關系。

篇（5）

（一）遵義市經濟發展狀況評估1．遵義市經濟產業發展現狀從宏觀經濟變量來看，“十一五”期間遵義市經濟產業發展協調度有所優化，見表1。雖然遵義市的第三產業比重不斷上升，但在產業結構方面仍然存在著明顯的不合理現象，大部分地區都以發展第一產業為主，第二產業效益不高，而第三產業發展水平低下，見表2。盡管2010年遵義市第二產業約占GDP的比重為41．8％，但投入和產出不協調，仍不能滿足區域經濟發展的要求。此外，自“十一五”以來，雖然遵義市已初步形成了以白酒、能源、材料、“兩煙”、裝備制造、名優特色食品、制藥、化工、竹及竹加工、新興產業等十大產業為主導的產業格局，但新興產業起步晚，發展緩慢。第二產業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水平，對遵義市資源開發、消耗和供需都有巨大影響。產業結構只是從宏觀上體現了遵義市經濟發展狀況，為更客觀評價其經濟發展狀況，需構建總體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模型。2．遵義市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模型本研究遵循“可操作性、可測性、可行性、綜合性”的基本原則，從遵義市經濟發展實際狀況出發，在要素層方面選取了生活質量、經濟效益、經濟增長、經濟結構和經濟總量五個指標層，在指標層方面共選取了12項指標，分別為基尼系數（B1）、農民人均收入／元（B2）、資金稟賦系數（B3）、波動系數（B4）、工業產值增長水平／％（B5）、GDP增長率／％（B6）、二元結構水平（B7）、霍夫曼系數（B8）、工業結構系數（B9）、經濟密度／元．km2（B10）、財政收入／萬元（B11）、人均GDP／元（B12），用以構建遵義市經濟水平評價體系。（1）權重賦值信息源矩陣為保證評價結果的合理、可信，本研究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進行權重賦值。［4］（P88～94）該方法是直接根據客觀環境中的信息進行權重賦值，所以需要掌握各項經濟發展指標對總體經濟水平的貢獻量，權重與貢獻量呈正相關。要獲得不同指標的貢獻量，就需要對各時間或空間經濟發展因子原始數據建立矩陣，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從各指標中提取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和貢獻，對交互指標的貢獻進行定量描述，最終在識別貢獻量大小的基礎上，對各指標進行權重賦值，從而讓權重取值盡可能地客觀、合理，有可比性。［5］（P63～68）遵義市共有13個縣級（縣、市、區）行政單元，各行政單元的經濟水平評價指標原始數據不同，根據指標的原始數據。

（二）遵義市的生態環境質量生態環境是環境管理、人類開發活動、自然條件背景共同作用的結果。區域自然條件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種類的自然生態系統，同時不同生態系統下，適應人類生存的程度，人類開發利用方式也有較大差異，由此帶給生態環境的影響也就不盡相同。［7］（P21～27）在選取評價指標時，要綜合考慮各項因素，以確保評價的全面性、客觀性、可靠性。本研究的要素層選取了環境污染、資源占有量、環境破壞、地貌、氣候5項。并從要素層中提煉出了11個評價指標（D1～D11）：水污染負荷、大氣污染模數、水土流失占比、石漠化占比、森林覆蓋率、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人均耕地面積、喀斯特面積占比、山地面積占比、年均降水量、氣溫高于10℃活動積溫。由于前5項主成分的Ed值達到了91．291％，大于一般標準（＞85％），所以主因子取前5項，計算特征向量并得到主因子荷載矩陣，再采用EOF法求出因子荷載矩陣。最后根據回歸方程，并作歸一化處理求得各指標的標準權重，見表6。最后采用模糊隸屬度函數求出指標隸屬度，并應用評價指數計算模型計算出遵義市生態質量評價指數。通過表7，可以看出遵義市大多數年份的生態質量評價指數在0．5以上，表明其生態環境質量整體良好，在今后的發展中，遵義市具備一定的生態環境優勢。

二、遵義市區域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的協調度

在對遵義市的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狀況進行定量分析的基礎上，筆者將構建協調發展度、協調度模型來對遵義市區域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的協調度進行分析。

（一）協調發展度與協調度模型本研究選用了離散系數表示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協調度。離散系數表示的是組間數據的離散（或變異）程度，比較的是多組數據的變異度。由于觀察值在數值含義、單位方面的不同，所以比較不同觀察值的大小無實際意義，但是變異系數表示的是沒有單位的比值，所以可對不同單位的觀察值離散程度進行比較。離散系數（C）為標準差（S）與均數（X）的比值，代入標準差計算公式得出離散系數計算公式。

（二）遵義市協調發展度與協調度分析將計算出的經濟發展評價指數、生態環境評價指數代入協調度（CV）、協調發展度（H）計算模型中，即可計算出遵義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質量的CV、H及綜合評價指數，見表8。

篇（6）

1．2耦合度模型耦合是復雜系統通過系統內各子系統或要素相互作用與影響，促進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的過程，并且決定著系統相變的特征與規律［26］。區域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兩個子系統可耦合成區域旅游經濟—生態環境復合系統，耦合度是用來度量子系統的相對離差系數，式中，C表示復合系統的耦合度，C∈［0，1］，C值越小，表明系統間相互關聯程度越低，協調性越差;C值越大，表明系統間關聯度越強，協調性越好。k為調節系數(k≥2)，本研究對象涉及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兩個子系統，故取k=2。

1．3耦合協調度模型一般情況下耦合度難以反映復合系統的整體功能和綜合效益，為了客觀評判復合系統整體協調水平程度，本文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參照廖重斌等［27］的研究，耦合協調度計算公式。式中，T表示復合系統的綜合效益指數;α、β為待定系數，因發展旅游經濟與保護生態環境對區域而言同等重要，故這里α、β均取值0．5。D表示復合系統的耦合協調度，D∈(0，1)，D值越大，表明復合系統的整體功能和綜合效益越好。

2區域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研究

2．1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與數據來源區域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系統是非線性的復雜系統，影響兩者協調發展的因素很多，本文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遵循典型性、可獲取性和一致性等原則，遴選相關指標構建區域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評價體系，其中反映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狀況選取旅游總收入、國內旅游收入等10項評價指標;反映區域生態環境發展狀況選取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工業廢水排放總量等10項評價指標。表1、2中各項指標數據來源于2001—2013年《安徽省統計年鑒》［28］，個別缺失數據通過2000—2012年安徽省及16個地市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補充。

2．2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系統耦合度與耦合協調度我們將表1、2的原始評價數據采用式(1)、(2)進行標準化處理，為盡量減少主觀因素對評價指標權重的影響，將標準化處理后的數據采用SPSS17．0統計軟件進行主成分分析，按照一般要素成份特征值＞1及累計方差貢獻率≥85%的取值原則，分別提取旅游經濟系統和生態環境系統的主成分。旅游經濟系統經主成分分析得到兩個主成分，那么每個指標的因子載荷為這兩個主成分的因子載荷之和;生態環境系統得到三個主成分，每個指標的因子載荷為三個主成分的因子載荷之和，因此只需求出旅游經濟系統的主成分A1、A2，生態環境系統的主成分B1、B2、B3。根據主成分因子載荷矩陣(表4)，計算出旅游經濟系統和生態環境系統各評價指標的權重。根據式(1)、(2)計算安徽省2000—2012年旅游經濟效益指數f(t)、生態環境效益指數g(e)，根據式(4)—(6)計算安徽省2000—2012年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系統耦合度C和耦合協調度D(表6)，根據表6作出安徽省2000—2012年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系統協調發展指標動態演化曲線。

2．3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系統協調發展評析從表6和圖1可見，2000—2012年安徽省旅游經濟效益一直呈增長態勢(2003年出現小幅下降主要是受到“非典”疫情的影響)，由2000年的0．1182提高到了2012年的0．8921，并在2011年首次出現旅游經濟效益大于生態環境效益，2012年達到0．8921，兩者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這主要是由于“十二五”以來安徽省更加重視旅游發展，通過采取擴大有效投入、調整產品結構、強化宣傳營銷、提升服務質量等手段，使得旅游形象進一步提升，旅游效益進一步凸顯。生態環境方面，2000—2012年安徽省生態環境效益雖然呈整體上升的趨勢，但是增幅相對平緩。由2000年的0．2505上升到2012年的0．6847，表明生態環境效益總體趨好，但是存在著一定的波動。如2001年、2005年、2010、2012年出現明顯波谷，且2011年開始生態環境效益小于旅游經濟效益，說明生態環境的壓力逐漸加大，這主要是由于近年來城市化進程加快、工業化加速，導致旅游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生態環境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影響了系統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的進一步提高。總體來看，2000—2012年安徽省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系統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均呈增長態勢，耦合度由0．7590上升到0．9657，且一直處在較高位運行，特別是2002年、2005年、2009—2012年耦合度接近于1，表明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關聯程度強、協調發展好。2000—2012年安徽省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系統耦合協調度由0．3743上升到0．8771，表明系統相互影響帶動程度增強，參照石惠春等［29］研究中耦合協調度等級劃分標準，安徽省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系統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2000年屬中度失調衰退類旅游經濟損益型，2001—2006年屬勉強協調發展類旅游經濟損益型，2007—2010年屬中度協調發展類旅游經濟滯后型，2011—2012年進入良好協調發展類生態環境滯后型。目前基本實現了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良好協調發展，但是生態環境面臨的壓力不容忽視。

3結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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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數據來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數據及相關計算主要來自《山東統計年鑒2013》［24］，部分數據來自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

2研究方法

2.1數據處理與指標權重賦值

2.1.1數據處理由于評價指標體系選取的指標較多，為了消除指標間量綱的差異，使數據之間具有可比性，需先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數據無量綱化通常采用極差標準化處理，用于計算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中不同指標的功效系數。

2.1.2指標權重的賦值不同指標在評價系統中的重要性不同，當前學術界對指標權重賦值采用的方法眾多，主要分為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由于每種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別求出指標權重后，再將兩種方法所得權重進行綜合處理，結果即為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各指標權重。

2.2協調發展度模型

根據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狀況，借鑒相關協調發展研究［3］的基礎上，從耦合協調發展定義出發，建立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模型。協調度只是反映f﹙x﹚與g﹙y﹚兩個子系統有序發展關聯性和互動耦合作用，并未體現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整體“功效”和“協同”效應.為此，在協調度的基礎上引入協調發展模型，以進一步反映區域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整體協調綜合發展程度。通過﹙4﹚、﹙5﹚兩式，測算了山東省2003年以來10a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綜合效益、綜合評價指數、協調度及協調發展度，協調發展度類型劃分標準見文獻［28］.

2.3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預測

預測是進行決策與調控的基礎，現有的預測方法主要有回歸分析法、時間序列法等，這些方法難以適應系統復雜、數據量少的問題.灰色系統GM﹙1，1﹚模型不僅預測精度高，也能在數據有限、系統復雜的情況下有很好的預測效果［29］.為了深入探究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在未來發展趨勢及演變情況，在協調發展度結果的基礎上，通過GM﹙1，1﹚模型對其未來協調發展度進行預測.

2.3.1協調發展度預測根據GM﹙1，1﹚預測模型，得出社會經濟預測模型為。

2.3.2預測精度檢驗為了檢驗模型預測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據式﹙6﹚、﹙7﹚得到2003−2012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預測值﹙見表4﹚，并將預測值進行殘差檢驗和后驗差檢驗［30］，結果均滿足預測模型精度要求.根據表4預測值，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誤差都較小，平均相對誤差分別為0.96%、2.19%.故在未來經濟波動幅度不大的情況下，本文所建GM﹙1，1﹚預測模型可以用來進行預測.

3結果與分析

3.1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效益時序變化分析從圖1可以看出，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總體上呈現出明顯的上升的趨勢.從時序發展速度來看，社會經濟效益指數發展變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緩之外，其他時間段均為均勻快速上升增長.與社會經濟相比，生態環境則呈波浪形緩慢曲折發展.生態環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發展較快外，其他時間段平緩發展，且慢于社會經濟.從效益指數值來看，生態環境效益初始值較高，但發展緩慢，且在2003−2006年為負增長，因而10a內變化量不大，社會經濟效益初始值雖較低，但發展速度快，效益指數與生態環境差距不斷縮小，自2010年超過環境效益后一直處于快速增長狀態.從效益指數變化幅度來看，社會經濟效益變化幅度大，平均年變化率為8.89%，生態環境變化幅度小，年均變化率僅為0.75%.這一方面說明經濟發展在生態經濟系統中占主導地位，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環境對生態經濟系統發展的制約作用.山東省是環渤海地區的經濟大戶，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設影響最明顯的地區之一.因此，在快速發展經濟的同時，山東省要積極做好環境保護工作，努力實現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雙向促進和良性循環協調發展.

3.2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分析圖2為協調發展時序動態，從協調發展類型來看，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處于0.660~0.852之間，即從初級協調發展階段向良好協調發展階段轉變，說明山東省當前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狀況良好.根據協調發展度類型劃標準，協調發展度可以明顯分為3個階段：2003−2004年為初級協調發展階段，2005−2009年為中等協調發展階段，2010年后開始轉入良好協調發展階段.在初級協調發展階段中，經濟發展一直滯后于生態環境，屬于初級協調發展類經濟滯后型，說明此階段山東省生態環境發展狀況較好.在中等協調發展階段，雖然經濟發展仍一直滯后于生態環境，但由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二者之間的距離不斷縮小，到2009年時，生態經濟轉變為經濟環境同步發展型，反映了此階段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協調，比例配合得當.在良好協調發展階段，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距離繼續縮小，協調度不斷提高，并在2010達到協調度最高點之后由于社會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生態環境開始滯后，生態經濟在2012年開始轉變為良好協調發展環境滯后型協調發展類型.在圖2中，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綜合評價指數和協調發展均呈平穩發展態勢，反映了各指數內在的互動關系和相互約束作用.生態經濟協調度一直處于較高水平，而綜合評價指數則相對較低，表征了在測度時間段內，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兩個子系統雖是協調有序、相互影響，但由于各子系統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統整體功能增強，因而協調發展度未能達到較高水平.在此階段，協調發展的制約因素主要是綜合評價指數，反映了在一定時期內，生態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主導方向是不斷加強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影響、協同共生、促進物質交換頻度的同時，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強系統整體功能.

3.3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預測結果根據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預測模型，通過式﹙4﹚、﹙5﹚計算得到2013−2030年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發展狀況，其發展趨勢見圖3.按照現狀預測，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發展趨勢將總體上處于先上升后下降狀態.在協調度中，協調度曲線自2010年達到最高點之后逐漸持續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于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滯后，使得原本處于協調一致狀態的兩個子系統數量上比例失調，結構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進和協同一致的交換匹配，導致二者之間的演化趨勢背離系統整體的良性互動，從而引發對生態經濟系統的負反饋調節和約束作用，促使其協調度不斷下降.協調發展度曲線初期由于系統綜合評價指數的提高而在發展初期不斷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達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態系統協調度不斷下降的制約和瓶頸作用，使得協調發展度在達到最大值之后開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趨勢.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進生態經濟系統的協調發展不僅要體現系統總體功效的協調，也要達到系統內部結構的和諧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自2003年10a以來協調發展變化作出的預測，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結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設勢必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山東省生態經濟的協調性，特別是對生態環境的負向影響.因而，這種只重視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以環境保護發展滯后為代價的發展模式，是難以維持區域的生態環境協調可持續，必須在當前及未來的發展中引起高度重視.

篇（8）

比如京城百姓，危機似乎是個與之無關的告誡。除了不斷上調的水費與愈演愈烈的沙塵暴之外，人們并未感受到危機的來臨。他們從來沒有體驗過缺水的艱難；也不必操心每日的污水排向何處。近年來，北京市河湖整治大有起色，水邊環境與景觀得以改善，湖上又見飛回的水鳥，河里重開歡樂的游船，都成了市民們津津樂道的話題。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開始注重生活質量，綠色食品雖貴，卻也漸受青睞。但是，面對世上少有的這座人口千萬、地位特殊、不依傍大江大河卻仍在膨脹之中的超級城市，保障供水安全的巨大壓力以及由此與周邊地區構成的尖銳沖突，就不大被關注得到了。

要說天津市民，危機早就不是聳人聽聞的傳言。1981年密云水庫改為專供北京城市用水，天津市飲水陷入困境。直到1983年引灤入津工程通水，才結束了天津人民喝苦咸水的歷史。但是，工農業發展仍靠超采地下水在維持。目前，天津地下水漏斗中心水位下降到了105m，引起的地面沉降達1—3米不等，暴雨之后，澇水難排。城市水環境雖經治理有所改善，但是周邊仍在惡化之中。2000年，因大旱連年，灤河上的潘家口水庫幾近枯竭，國務院第6次決定引黃濟津，投巨資從千里之外的黃河緊急調水4億m3，才解了天津渴水之急。而今，市民對生態環境危機的體會，除了水少、水臟之外，又添了對食品安全的擔憂——市場上農產品、水產品雖然豐富，但是誰知道是不是要命的污水灌養的呢？

至于流域中的其它地區，半個世紀以來，生態環境的急劇演變，則是經歷了令人由喜轉憂，由憂生畏的過程。五十年代大修水庫，流域中調蓄洪水的主要場所，從平原洼淀遷移到了山區；六十年展機井，地下水位開始下降，平原區大片鹽堿地變成了良田，為流域中灌溉農業的大發展創造了條件。50年來，海河流域中的人口翻了一番，糧食產量卻增長了近6倍。海河流域面積只有全國總面積的3.3%，人均水資源量305m3，只有全國平均值的1/7，但是人口達到1.22億,占全國人口總數近1/10,而生產的糧食占全國1/10，人均糧食還高出了全國的平均水平[1]；同時，還要支撐起北京、天津這樣急劇擴展的超級城市。流域固有生態系統的平衡，必不可免，也是無所顧忌地被打破了。

就在人們為發展的成就而歡欣鼓舞，為鞏固與擴大發展而不遺余力時，流域中生態環境惡化的危機不期而至。有河皆干，有水皆污，湖泊干涸、濕地萎縮，水土流失、沙塵暴肆虐，地下水過度超采，幾近枯竭，并引起了地面沉陷、海水入侵等嚴重問題，對流域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尤其是對于流域中、東部與濱海平原區中生活的居民來說，生態環境的危機，已是威脅生存，而單憑自身又無力擺脫的困境。

海河流域生態環境的危機與流域內人類活動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人看到了日本與亞洲四小龍先后趕超發達國家的歷程。他們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同樣產生了嚴重的水問題。但是，當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的水平之后，就為生態環境的治理提供了較強的實力。但是，海河流域的生態環境已經處于危機的狀態，而人均GDP尚不足1千美元，這就迫使我們要因地制宜地探究適合中國國情的生態環境改善之路。

目前，海河流域生態環境的危機仍然處于激化的過程中，局部有所改善而總體繼續惡化，且區域間的沖突加劇。本文從深入探討危機的成因入手，提出流域治水方略調整的階段性目標，與生態環境恢復的若干模式，建議流域生態環境恢復的研究課題。

二、海河流域生態環境危機的癥狀

據有關資料的統計分析,海河流域生態環境危機的癥狀主要表現為：

（1）有河皆干。根據對流域中下游5787km河道的調查統計，常年有水的河段僅占16%；常年斷流（斷流時間超過300天）的河段高達45%；有河皆干，不僅使平原地區失去地表水源與地下水的補給源，而且干涸的河床成了風沙的源頭，積留在河道內的垃圾與污染物也成了地下水的污染源；

（2）有水皆污。流域中87%的污水未經處理就排入了河流與水庫。全流域9951km的水質評價河長中，受到污染的河長（水質劣于Ⅲ類）達75%，其中嚴重污染（V類和超V類）的河長高達65%；水庫、湖泊甚至地下水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污水灌溉、養殖已達到了威脅人體健康的地步；污水排海已對渤海灣的漁業資源帶來了滅絕性的打擊。

（3）湖泊干涸、濕地萎縮。20世紀50年代流域中濕地面積9000km2，世紀末濕地面積與水庫面積總和只有3852km2，濕地面積減少了57%。

（4）地下水幾近枯竭。目前，地下水年開采量達243億m3，超采65億m3，其中淺層超采24億m3，深層超采41億m3。從50年代以來，已經累計超采地下水近900億，形成了9萬km的超采區，和10多個大面積的地下水漏斗區。90年代末，深層地下水已形成整體聯片的地下水位下降區，面積達5.6萬km2。目前開采的含水層（組），將在10—15年內疏干，有3000萬人生活的地區將面臨地下水資源枯竭的危險。超采地下水還引起了地面沉陷、海水入侵等嚴重的問題。

（5）水土流失。海河流域山區面積約占流域面積得60%，地形起伏大，土層淺薄，植被稀少，森林覆蓋率僅有10.4%，水土流失面積為10.6萬km2，約占流域面積的1/3。水土流失成為海河流域土地退化、土壤沙質化、山地石質化的主要根源，可使原本人多地少的海河流域，進一步喪失大量寶貴的土地資源，同時還加速河床、水庫的淤積，加劇沙塵暴的肆虐。

以上介紹表明，海河流域生態環境危機的各種癥狀都是以水為主體，或者說，水是海河流域生態環境危機的核心要素。正因為如此，這場危機又被稱之為海河流域的“水生態危機”。

自然界中，不同區域所形成的不同的生態系統，是由當地占優勢的地理氣候環境所決定的，并僅能適應環境要素一定幅度的變化。受氣候波動與人類活動的影響，區域的環境要素處于不同程度的變化狀態，因此，生態系統也總是處于動態的平衡之中。當環境中某個或某些不穩定因素的變幅或變速超過一定限度時，生態系統的平衡狀態會因受到強烈的沖擊而紊亂，甚至發展到局部或整體的崩潰并威脅到系統自身的安全，即系統處于了危機的狀態。要恢復生態系統的平衡態或重構系統新的平衡，就必須要準確把握系統危機的成因。海河流域生態環境危機的成因分析需要從自然與人為兩方面進行探討。

三、海河流域生態環境危機的自然成因

一般而言，在惡劣氣候條件下形成的生態系統，適應性較強，但是生產力較低；反之，生產力較高的生態系統對環境平穩性的要求較高，對氣候環境變化的適應性較弱，或者說，是較為脆弱的生態系統。

歷史上黃河北流的自然作用與京杭運河修建的人為影響，形成了海河流域諸多河流匯聚天津入海的局面。平原上大量的湖泊洼淀，是調蓄洪水的主要場所。這種環境下形成的生態系統，對海河流域的氣候環境有較強的適應性與自我恢復能力。但是，這一生態系統的產出較低。歷史上，海河流域的人口比今天要少得多，但是一直需要依賴南糧北運，才能保證京京畿重地的供給。

海河流域生態系統的災難性威脅，首先是來自于不穩定的氣候環境。我國東部地區受季風氣候的影響，降雨具有時空分布不均、年際變幅很大的特點。而海河流域處于半濕潤的過度地帶，大旱大澇、連旱連澇、旱澇交替伴生的現象更為顯著。歷史文獻中常用“赤地千里、餓殍遍野”和“一片，滅頂之災”一類的詞語來描繪大旱、大澇后的情景。例如明崇禎十年至十五年（1637—1642），連年大旱，“河北九河俱干，白洋淀涸，淀竭、河涸現象遍及各地，人相食的現象頻頻發生”。遭受一次嚴重的水旱災害，數以萬計的災民會失去基本的生存條件，流離失所、背井離鄉，災區往往需要多年時間才能恢復到災前的水平，同時水生、陸生的動植物種群也會瀕臨絕境。

可見，大旱大澇、連旱連澇的自然災害一旦發生，不僅對人類生命財產的安全與社會的穩定發展構成嚴重的威脅，而且對于僅能適應氣候環境一定變幅的自然生態系統，亦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初，海河流域持續大旱，白洋淀干涸7年，若不是依靠古人所不具有的筑庫攔洪、機井抽水的能力，歷史上華北平原赤地千里的慘景必定重演，社會經濟與生態系統整體上會受到更為災難性的打擊。

除了年內年際間的旱澇變化之外，較長時間尺度的地球溫暖化趨向也對海河流域產生了影響。地球氣候在我國隋唐年間有過一個偏暖期，隨后長期偏冷，直到19世紀后半葉，再次出現增暖的趨勢，并在地球上部分地區帶來降雨量總體趨減的干旱化問題。在總體轉暖的過程中，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氣溫一度下降，在全球曾引起小冰期來臨的恐慌；到七十年代后期，氣溫再度轉升，全球溫暖化受到日益普遍的關注。我國東部地區近百年來也呈干旱化的趨勢，“這種干旱化趨勢與全球增暖有一定的聯系。東部干旱最突出的是華北地區”。20世紀60年代以來，海河流域呈現用水量增加而降水量總體上下降的趨勢，加之人口翻番，人均水資源量從700多m3降到305m3。為支撐社會經濟發展而持續增加的用水量，主要是不斷擠占流域中生態環境用水的結果，使得保障經濟發展與保護生態環境之間，構成了尖銳的矛盾。

顯然，資源型缺水是海河流域生態環境惡化的自然原因。這一認識表明，①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中，海河流域固有生態系統的平衡必然要被打破。由于流域固有的“自然環境”，既無力支撐當代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不能保障流域生態系統的安全,因此，生態環境的恢復，決不能以回歸從前的“平衡態”為目標，而需要發揮人類的能動力量重構新的平衡；②在重構平衡的過程中，應注重考慮增強生態系的自調節與自恢復能力，以適應多變的環境。

然而，在資源型缺水的地區，人類重構平衡的力量何在，如何把握力的作用方向與力度，如何建立起人與自然之間良性互動的關系，則需要從海河流域生態環境危機的人為成因作進一步的探討。

四、海河流域生態環境危機的人為成因

海河流域自古就是我國人類活動強度較大的地區。流域內的生態系統，早已不是單純的自然生態系統，而是自然生態與人工生態的混合系統。在該系統中，隨著人工生態系比重的不斷加大，系統總體上對環境平穩性的要求越來越高，脆弱性也隨之加大。

因此，海河流域的發展，對水利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從歷史上開運河、筑堤防，到現代建水庫、挖減河、打機井，直至跨流域引水，人類需要不斷規劃、建造出規模更為龐大的水利工程體系，增強對水的時空分布的調控能力。對于人類來說，水利工程是將水害轉化為水利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一旦疏于治水，水旱災害就會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

近50年來，山區水庫的大量興建，使得流域中調蓄洪水的主要場所，由下游平原搬到了上游山區。據統計，歷史上淀泊總容積最大時243億m3，幾乎相當于今天海河流域1900多座水庫的總庫容。但是，今天，濕地與水庫面積的總和只有3852km2，僅為20世紀50年代9000km2濕地面積的2/5。水面減少，可以降低流域水資源的蒸發損失，增加大量耕地面積，滿足了當時以糧為綱的發展需要。其間，地下水開發能力的不斷提高，為保證大旱之年奪豐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加上跨流域引水的措施，也支撐起了大城市的發展與擴張。

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海河流域的水問題日益突出，并逐步演變為生態環境的危機。

①由于連年干旱與需水量增加，水庫成為重要的供水水源。水庫過度攔截基流，導致河道相繼斷流，河流生態系統幾近毀滅，并大大減少了下游平原地下水的補給源。

②流域中大規模打井，無節制地超采地下水，使得地下水位急速下降，部分地區幾近枯竭。一旦無水可抽，當前依靠超采地下水維持的經濟必將遭受沉重的打擊。

③在流域中污水排放量成倍增長的情況下，水污染防治不力，有河皆污，更加劇了水資源短缺的矛盾。大量有毒有害物質沉積于流域之中，導致土壤與地下水的污染，華北平原將長期受到“尿毒癥”的折磨。

④山地開發，保護治理措施不力，加劇水土流失與石質化，最終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條件。由于人與自然之間陷入了惡性互動的狀態，人類為了謀求生存與發展的行為，反過來威脅到了自身的福利與可持續的發展。顯然，人類活動失度、失當、失控是造成生態環境惡化的人為原因。

從深層次上進一步探究，生態環境危機的發生，表明我們長期缺少對生態系統價值的基本認同與保護意識，缺少能夠有效促進水資源開發利用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流域水管理體制，缺少把握適度、激勵自律的社會經濟發展的運作機制，缺少公正、廣泛的社會監督體系。在資源型缺水的海河流域中，用水浪費的現象卻十分普遍，污水的處理率與水資源的重復利用率也都很低，許多轉變觀念、健全管理、利用成熟技術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依然嚴重存在。有法不依、執法犯法，社會腐敗的風氣更是庇護了部分人貪得無厭、急功近利、掠奪資源、犧牲環境的行為。而這些問題，恰恰是人類活動失度、失當、失控，卻難以適時糾正的根源。

上個世紀中，一些起點較低、而人均GDP陸續超過了10000美元的國家（地區），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雖然也付出了犧牲環境的代價，但是同時積累起了相對雄厚的資本，為隨后大規模的環境治理奠定了經濟基礎。然而，在海河流域的發展模式下，生態環境已經進入了危機狀態，人均GDP依然不過1000美元。這種發展模式，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卻無力為環境的治理積累起資本。傳統的水利工程體系，只是為了保障這種發展模式而規劃、建設與運用，以至于會被一些人誤判為造成流域生態環境危機的“元兇”。

以上探討表明，在資源型缺水的海河流域中，生態環境危機的克服，不是現行水的管理體系與管理手段可以解決的問題。在國家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大背景下，流域中的水利發展必須有利于推動產業結構與土地利用方式的調整，海河水利自身面臨著發展戰略與治水方略調整的重大課題。

五、海河水利發展戰略與治水方略調整的階段性目標

海河流域目前正處于快速城市化的階段。生態環境危機的發生，既是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又是產業結構大調整的動因。在這一轉變中，新的平衡尚難達到，但是人與自然之間惡性互動的關系必須扭轉。水利是人與自然之間相互作用的重要環節，必須適時調整發展戰略與治水方略，實現從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向可持續發展水利的轉變。

現代水利在其成熟的過程中，為了適應社會發展不斷提出的更高的需求，必須不斷增添新的功能，突破傳統觀念，調整管理體制，改進技術手段，擴大投資規模。表1說明，隨著城市化的進程，用水量與用水保證率大為提高，傳統工程體系無力解決區域與城鄉之間水資源合理配置等問題，需發展資源水利；接著，水體污染與其它水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為了解決水質、水量統一管理等問題，形成了環境水利；其后，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了建立安全、舒適、秀美、親水的生活環境，誕生了景觀水利。至此，現代水利的發展，還只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的需求。隨著人們對生態系統價值觀念的改變，人類認識到水利不僅要考慮人的需求，也要考慮生態系統的需求，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又發展起生態水利。

資源水利、環境水利、景觀水利與生態水利，不是治水階段的更替，而是現代水利內涵的逐步擴展與提高。每上一個臺階，都意味著在觀念意識、管理體制、技術手段、投資規模等方面的突破性進展；都是在原有基礎上的提高，而不是對原有基礎的否定。現代水利，如果不能在各層面上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就無力解決相應各層次的問題。

對比表1可知，我國現代水利的發展，欠賬太多，遠遠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流域過去的水利建設，無疑為今日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如今愈演愈烈的生態環境危機，又暴露了現有水利系統應付新問題的能力不足。水利系統如果要勝任生態環境恢復的重任，必須在觀念、管理、技術、資金等幾方面逐步謀求實質性的突破。

海河流域經濟社會發展極不平衡，在水利發展戰略與治水方略調整目標的選擇上，不宜簡單劃線。景觀水利與生態水利的層次目前只有局部地區有能力追求，大多數地區近期有可能解決的問題仍屬于資源水利與環境水利的范疇。

六、海河流域生態環境恢復的若干模式

在過去短短的50年中，海河流域的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生態環境的危機在一些區域已經達到了威脅可持續發展的嚴重程度。生態環境的恢復，成為海河水利的重要使命。

在人類活動密集、資源型缺水的區域，生態環境危機的形成，往往意味著環境要素的變化超出了自然界自身能力可恢復的范疇。因此，生態環境的恢復，難以簡單地通過人類活動的退縮而回復到過去的狀態。根據林鎮洋等（2001）的綜述，生態環境的恢復有四種模式可以選擇，即復育、修復、改善與再造，其特征經整理，列于表2。

針對海河流域發展不平衡的特征與生態環境危機的不同表現，流域內生態環境的恢復，不可能僅僅依靠某一種形式，而是需要因地制宜選擇不同的形式，或者是多種形式的綜合運用。比如城市周邊保護與恢復部分天然濕地，可稱之為修復；而圍繞南水北調工程制定海河流域的生態環境恢復計劃，就是一次重建新的平衡的再造過程。

無論是復育或修復原有的生態系統，還是改善或再造新的生態環境，首先都必須充分考慮到海河流域氣候環境波動起伏大、易大旱大澇的基本特點，將保障生態系統的安全作為基本的前提。海河流域中的生態系統是依賴水利系統維護的自然與人工的混合系統。系統安全性的保障，需要從兩方面考慮：①增強對生態環境的調控能力，將環境要素的變化控制在生態系統可承受的限度之內；②對生態系統進行調整，增強系統自身對環境變化的承受能力與自調節能力。以下結合三個具體方案作初步的探討。

1、推行泛濫允許型的治水模式

海河流域各條河流在山區具有遠近交替分布的特征。對于局部暴雨形成的洪水，可以通過在平原上溝通河道間的橫向聯系，利用河網使得洪水在平原上盡可能得以分散，增加回補地下水的機會。流域山區大量水庫的興建，使得平原地區洪水的壓力有所減輕。除了重點保護區的堤防之外，一般河段的堤防，不宜再繼續加高。適當允許洪水泛濫，并在面上考慮進一步的減災措施，以控制洪水的淹沒范圍、最大淹沒深度與淹沒持續時間等，既可將災害損失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之內，又能使地下水得到較多的回補，還可以產生滯水、沖淤、沖污、洗堿、淋鹽和改善生態環境的綜合效益。1996年海河南系諸河發生了1963年以來最嚴重的洪水。在已有防洪工程的調控下，雖然造成了一定范圍的淹沒損失，但是，地下水得到了明顯的回升，為隨后兩年農業的豐收，奠定了基礎。由于流域中社會、經濟、生態、環境方面的重大變化，使得我們已經有可能考慮泛濫允許型的治水模式。

2、在蓄滯洪區部分恢復濕地

海河流域中下游平原一些蓄滯洪區，過去都是湖泊洼淀，具有調蓄洪水的功能。現在濕地大量消失，被改造成良田。隨著經濟的發展，今后分洪阻力與分洪風險增大，一旦分洪運用，國家補償的負擔很重。如果在蓄滯洪區中恢復部分濕地，不僅可以降低分洪阻力，減少分洪損失，減輕國家的補償負擔，而且有利于生態環境的恢復。

海河流域中，只有大城市的排污河呈水量穩定增長的趨勢，但水質很差。污水用于灌溉，生產的糧食、蔬菜，已經威脅人體健康；排入渤海灣，導致了優良魚種的消亡。中小城鎮與非點源污染完全依靠污水處理，代價太高，超出現有的經濟實力。如果僅對污水作滿足濕地利用的低級處理，則成本較低，然后利用濕地可對污水作進一步的降解。據調查，許多城市地區的非點污染源（磷、氮、重金屬、懸浮固體、生化需氧量）可以在濕地內大量被去除（由于沉淀、植物吸收及分解），去除率可達50%—90%，有效地改進河流水質。在許多河流中，非點污染源所占的比例，高達50%以上，比點污染源還要重（郭振泰，1995）。因此，將洪水資源化與污水資源化結合起來，有望解決維持濕地的常年水源。

目前，蓄滯洪區中生活著數以萬計的群眾。單純限制經濟發展，蓄滯洪區群眾的生活無以改善，承災能力低下。有的靠直接引污水灌溉、養殖，長期下去必將導致蓄滯洪區生態環境的惡化。而通過土地利用方式的改進，在蓄滯洪區中合理規劃、建設以水庫、葦地、水田、魚塘等多種形式相結合的濕地，增設水的內循環系統，使水庫存水在水庫與葦地間往返流動，死水變活，改進水質，再供給水田與魚塘，蓄滯洪區將不僅能夠維持調蓄超標準洪水的機能，而且能夠在平時增強抵御旱災的能力，發揮改善、恢復生態環境的作用。達到這一目標，蓄滯洪區就有條件重點發展綠色農業、濕地經濟、旅游經濟等，有望創造更好的價值。

3、發展河道灘地型污水治理工程

重現河水清流，是海河流域生態環境恢復的基本要求。然而，流域中有水皆污的問題至今仍然愈演愈烈。2000年全流域廢污水排放總量比1980年增加了一倍，其中87%未經處理就排入了河流與水庫。今后，隨著城鎮化的進程，廢污水的排放量會進一步增加。如果真想實現恢復河水清流的目標，單純寄希望于污水處理廠的建設是絕對不夠的。

污水，一旦進入了河道，就相當于進入了水利部門的領地。利用水系之間的溝通，水利部門目前已經在努力通過合理的調水措施，對嚴重污染河段的水體進行稀釋、置換，控制水的污染程度。但是，在資源型缺水的海河流域，除了特殊重要的城市河段之外，這種措施無能為力。在干旱缺水的年份，即使是污水，也會被步步攔截，直接用于灌溉、養殖。為了恢復河水清流，水利部門必須突破現行觀念、管理體制、技術與資金投入渠道等方面的障礙，勇于承擔起污水治理的重任。

目前，海河流域中，即使排污河兩岸的灘地，也被用來種植莊稼，直接引污水澆灌。長此以往，后患無窮。如果利用河道灘地發展生物-生態污水修復技術（董哲仁，2001），以高水無礙行洪為原則，低水期間，抽污水上灘，經過沉淀、植物吸收及微生物的轉移、轉化及降解，較清的水回流河道，循環往復，是恢復河水清流、又成本較低的辦法。

七、海河流域生態環境恢復的基礎課題

海河流域生態環境的恢復，是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海河水利的重任。治水思路的轉變、流域水管理體制的完善，治水對策、技術的發展，水利投資渠道的拓寬等等，是實現流域生態環境恢復的必要前提。傳統水利雖然極大地增強了流域中調控水多水少的能力，支撐了當前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難以勝任流域中協調配置水資源、恢復與保護生態環境的重任。為了擺脫困境，必須大力加強前期基礎研究，具體建議如下。

1、健全流域水管理體制。資源水利、環境水利與傳統水利的一個基本的差異，在于單靠局部地區的力量，已難以解決自身的問題。過去可以筑堤保一方平安，打井供一方水源；但是在水資源合理配置與水環境恢復的問題上，區域之間的矛盾尖銳化。這就需要流域水行政管理機構從全局出發，發揮統籌兼顧的作用。流域管理追求的是系統整體的協調發展，以實現系統整體的長遠的最大利益作為管理的目標，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滿足局部地區當前的最大需求。流域管理機構的解決方案，可能是任何局部地區都不會自愿實施的方案。因此必須以立法的形式強化流域水行政管理機構的職權，大力加強流域機構自身的能力建設，使其切實能夠肩負起責任，并具備綜合運用法律、行政、經濟、技術與教育等手段協調解決水問題的能力。在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大形勢下，如何健全流域水管理體制，以非工程手段促使工程體系的建設與應用有利于全局與長遠的利益，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問題。

2、探討人與自然和諧的治水模式。治水，是人類改造自然，利用自然，除害興利的活動，歷來就帶有與自然力相抗衡的特性。傳統水利，是以滿足人的生存與發展需求為導向的。由于經濟社會的發展，人與自然之間基于水的平衡不斷被打破。而人類的治水活動，總是試圖在新的層面上，重構滿足人類需求的平衡。但是，單純依靠工程手段的治水活動，難以避免人與自然之間陷入惡性互動的關系。當人與自然的交互式作用超過一定限度時，就可能轉為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或者僅滿足局部地區的短期利益，而損害其他地區以至整體的長遠利益。如何扭轉人與自然之間惡性互動的關系，是決定流域生態環境恢復成敗的關鍵問題。

3、增強生態系統的自調節與自適應能力。海河流域生態系統變化的總趨勢是系統中自然成分下降而人工成分上升，使得系統的脆弱性不斷增加。面對海河流域易旱易澇的特點，只有依靠更為強大的水利工程體系來保障生態系統的安全。如何通過產業結構與土地利用方式的合理調整，增強生態系統對異常氣候的自調節與自適應能力；水利建設如何有利于促進這種調整而非僅僅維系現行的發展模式，是關系到生態環境恢復的成效與代價的基本問題。

4、規范信息管理系統與決策支持系統的發展。在資源水利與環境水利發展的過程中，以信息化帶動水利現代化是基本的需求。沒有可靠、實時、完備的信息來源與信息分析、預測技術，就難以實現資源水利與環境水利的發展目標。但是信息工程與土木工程有許多特性上的不同，如硬件淘汰快，軟件需要不斷更新升級等。對于土木工程，我們已經有了一套比較成熟的規范；對于信息工程，也必須盡快建立規范化的管理制度。流域機構如何在信息系統規范化的進程中發揮應有的指導作用與管理功能，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問題。

5、建立更為合理的投入機制。傳統水利的投入機制，無法滿足資源水利與環境水利的發展需求，其效益評價的基本準則，與資源水利與環境水利的價值觀念相比，也已經顯得陳舊。傳統水利的投入機制不調整，資源水利與環境水利發展的必要投入就無法保證。如何為現代水利的發展建立起長期穩定、與經濟發展同步按比例增長的投入機制，是早就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之上，但是至今仍未得到解決，已經嚴重阻礙我國現代水利進程的瓶頸問題。

6、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公眾參與制度。生態環境惡化，是在每一個局部地區都在爭取“以最小代價獲得自身最大利益”的發展中爆發的。只有“受害者”才是糾正“受益者”不良行為的根本力量。公眾參與，在國際上已經被公認，是解決水資源與水環境問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無論公眾參與引出了多少麻煩，這一環節只是不斷被健全、而不是被取消。如何從我國國情出發，逐步建立健全公眾參與制度，對于現代水利的發展至關重要。

致謝：向立云、苑希民、梁志勇、吳玉成、李娜、王艷艷等多位專家對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寶貴的建議，謹此深表感謝。

參考文獻

[1].王志民主編：海河流域水資源管理研究，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

[2].林鎮洋、鐘詩明：都市水環境與生態工程，2001年海峽兩岸城市環境規劃與管理研討會論文集，2001。

[3].郭振泰：都市發展與水患，水患何時了——水患與防洪排水研討會論文集，時報文教基金會叢書⑦（ISBN957-13-1727-6），1995。

[4].董哲仁：受污染水體的生物—生態修復技術，中國水利科技網，2001年12月。

注：

1海河流域水生態恢復研究（初步報告），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員會，2002年2月。

2中國水旱災害，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1997年，p.291

篇（9）

1.1創新種植模式促進農業增效

云和縣屬浙南山區，山多地小，造成本區域具有明顯的垂直性氣候差異，山區氣候特征明顯，形成了光、熱、水、氣不同的生態環境特點，為創新種植模式提供了生態環境條件。按照創新模式、產業循環發展的要求，推廣輪作、間作、套作等農作技術和農牧結合、糧經結合等農作模式，研究示范推廣了稻-魚﹙鴨﹚、耳﹙菌﹚-稻、稻田養鴨、稻田養螺(甲魚)、稻藥輪作、果藥套種等多種農作制度，年均推廣耳-稻輪作面積150hm2，稻田養魚230hm2，取得顯著的經濟、社會、生態效益。其中耳-稻輪作栽培模式、浙貝-水稻模式分別獲麗水市十佳和十佳優秀農作制度新模式。

1.2推廣測土配方施肥和農藥減量控害增效技術

根據減少農業投入品減輕農業污染的要求，實行農藥化肥減量增效和清潔化生產，積極推廣測土配方施肥和農藥減量控害增效技術，規范農業生產和使用農業投入品。云和縣年均實施測土配方施肥技術5340hm2，占全縣農作物播種面積7314hm2的73%。推廣農藥減量控害增效技術和水稻統防統治面積1600hm2，通過推廣應用生物、低毒、低殘留農藥，2013年化學農藥單位面積使用量較常規減少20%左右，病蟲危害損失率下降5%以下。據調查，水稻統防統治實施區全年平均用藥防治3次，667m2農藥用藥量(有效成分)為258g，常規區全年平均防治5次，農藥用藥量為319g;水稻統防區平均節約工資84.1元;統防統治區平均667m2水稻產量497kg，比常規區增產9%;水稻統防統治實施區比常規區667m2節本增效124.5元。

1.3提高農產品質量積極“三品一標”認證

按照質量安全、環境生態的要求，實行農產品安全、綠色生產。以提升品牌公信力為主題，圍繞強化質量安全監管，加強“三品”(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農產品)企業生產管理、產品認證和證后監管開展工作，實行“三品一標”(一標指農產品地理標志)認證。2013年，云和縣通過無公害生產基地認證(整體認證)1160hm2，通過“三品”認證的農產品5個，其中無公害農產品4個、有機食品1個。開展“三上墻、兩規范”，即安全責任制度、內檢員責任制度、質量安全承諾書要上墻，生產記錄、農資管理要規范。

1.4做好畜禽糞便處理促進畜禽清潔養殖

為進一步加強畜禽養殖污染整治，加快推進“五水共治”，不斷優化生態環境，根據云和縣委《關于全面實施“河長制”進一步加強水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的實施意見》要求，編制了《云和縣生態畜牧業發展規劃》，調整了云和縣畜禽養殖禁養區和限養區，出臺《云和縣畜禽養殖污染整治工作方案》，按照畜禽養殖“減量化、規模化、生態化、無害化”的原則，對全縣范圍內的所有畜禽養殖場進行整治。通過建設沼氣池或格柵式厭氧沉淀池，利用農田、園地、林地等就地和異地消納畜禽排泄物等措施，使沼液和污水進入氧化塘，畜禽養殖場達到了雨污分流、干糞收集、固液分離等生產工藝標準。逐步實現養殖場排泄物達標排放。

1.5推進農村沼氣建設和沼液(渣)綜合利用

近年來，云和縣積極推廣農村沼氣建設，把農村沼氣項目與“千萬工程”、村莊整治工程、農村污水治理等緊密結合，實現了項目資金效益最大化，以“一池三改”(沼氣池建設與改造圈舍、改造廁所、改造廚房同步設計、同步施工)的模式推進農村沼氣建設。到2013年底，全縣共建沼氣2543戶，服務網點31個。年處理養殖污水15.3萬t，年產沼氣100萬m3，年提供沼渣沼液肥2.5萬t。通過引導和扶持養殖戶走向養殖-沼氣-種植為主要模式的生態農業循環經濟發展道路，沼渣沼液綜合利用率達到80%以上，為保護農村生態環境，節能減排，清潔生產，增加農民收入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顯著成效。

1.6實施生態循環農業項目促進生態農業發展

為進一歩促進生態農業發展，推動農業生產規模化、產業標準化和經濟生態化。農業部門積極爭取生態循環農業項目，2012－2013年向浙江省農業、財政廳爭取生態循環農業項目11項，爭取項目資金280萬元，2014年儲備生態循環項目5項。通過項目實施，提高了云和縣畜禽排泄物、作物秸稈、食用菌廢菌棒等農業廢棄物綜合利用率，規模畜禽養殖場排泄物綜合利用0.7萬t，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2.56萬t。

2工作措施

2.1加強組織領導

云和縣農業部門成立農業水環境污染治理領導小組，農業局領導任組長，各科室負責人為成員，加強對縣農業面源污染整治工作的領導。以農業生態能源辦公室為主，成立農業治水辦公室，農作站、質監、畜牧等相關專業的技術骨干為成員，負責規劃、指導全縣農業治水各項工作。

2.2制定方案整治農業水污染

根據浙江省農業系統水環境治理工作視頻會議精神及云和縣水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實施方案，結合云和農業發展實際，制定云和縣農業水環境治理實施方案，明確今后一段時期農業治水目標、任務及措施，有計劃地開展農業水環境治理。

2.3政策激勵積極推進農業水環境治理

2007年以來，云和縣出臺的云和縣糧食生產意見，明確對水稻開展統防統治給予600元·hm－2補貼，對全年統防統治33.3hm2以上的合作組織財政再給予150元·hm－2的獎勵，有力地推進了統防統治工作和農藥減量控害技術的應用。云和縣政府出臺了《云和縣農業產業水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實施方案》《關于全面實施“河長制”進一步加強水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的實施意見》《云和縣畜禽養殖污染整治工作》等政策措施，有力地推進了水環境保護和治理，通過畜禽養殖污染整治，使畜禽養殖逐步達到水污分流、干糞收集、固液分離等工藝標準。

2.4加大宣傳力度，發揮基地的示范帶動作用

認真總結和宣傳發展生態循環農業的好做法、經驗和好模式，以生態循環項目建設為契機，充分發揮生態循環示范項目輻射帶動作用，以點帶面推動生態循環農業的健康發展。

篇（10）

為了實現建筑環境設計的生態化就要保證每個系統的綠色的可持續性，在建筑構建中要盡量的保有生態系統的原始面貌，針對生態環境影響較大的設計，應該積極的采取恢復原貌的方式進行生態的系統重構，減少對周圍建筑環境的影響。綠色生態建筑環境的設計要考慮水環境、能源環境、綠色建材、綠化配置及廢棄物處理等系統。水環境系統。在設計時采用雨水收集器和室外污水處理循環再利用系統。可以把收集來的雨水進行處理轉換成灌溉用水，衛生清潔用水等，室內外采用節水器具和設施。能源系統。積極鼓勵借助自然環境使用風能、太陽能、地熱能源等。風能就是依據地區氣候采用風車利用自然風力進行發電，沒有污染、可循環使用的自然資源;太陽能主要是利用太陽能光伏板收集將太陽輻射能，通過與物質的相互作用轉換成熱能加以利用。太陽能既是一次能源，又是可再生能源。并且資源豐富，既可免費使用，又無需運輸，對環境無任何污染;地熱能源是利用地球的熔融巖漿和放射性物質的衰變來進行發電的，還可直接利用地熱水進行建筑供暖、發展溫室農業和溫泉旅游等。地熱能屬于潔凈能源，是可再生性熱能。綠色建材。

建筑物室內涂料盡量避免無機化合物涂料的使用，采用無毒、無污染、無害、無揮發性、無放射性的材料，減少因使用有害材料造成的對周圍環境及自然環境的危害。如使用環保涂料、硅藻泥、壁布、壁紙采用由自然原料制造的無害化物質。盡量使用天然可再生的材料并致力于可持續材料的創新。綠化配置系統。綠化布局合理，規劃時要考慮因地制宜，從該地區所處的地形、地勢和周圍環境的實際出發，根據當地的氣候、植被、物種的特性進行設計。在設計時要注重綠化的層次感、人文景觀性、地區風格與建筑物相融合。考慮植物造景及綠化的容積率，有效的增加三維綠量，以景觀綠化的社會生態性及自然生態性出發，堅持生態為主體，以人為本原則，發揮綠化配置系統在生態建筑環境設計中的更深層次的作用。廢棄物處理。主要指生活垃圾進行分類并回收、提煉、再循環利用，有效控制生活垃圾的污染，進行無害化處理，改善周邊生態環境，回歸自然原貌。

2．生態建筑環境設計的未來發展方向

生態建筑環境設計的未來的發展方向具有一定的層次階段性，在想法上可以拓寬思路，但在規劃設計的具體上應該考慮人們在接受新的設計，新的產物，新的形式等各方向的可預見性。人們在對新事物的認識接受要有一個過程，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生態建筑環境設計也是這樣。比如早期的居住環境的規劃設計，除了滿足人們的生活實用功能外，還采用了供人們休閑、娛樂的庭院設計。當涂料成為居室裝修材料時，墻面噴涂材料采用具有顏色傾向的裝飾時，漸漸被人們所認同的接受形式發生相應的習慣性。因此，生態建筑環境設計的未來發展方向在具體的實踐中慢慢實現，創新性的設計需要遵循自然規律及規劃策略。適用于現今的創新性設計是與未來設計相過度的基本形態。未來生態建筑環境設計是人類對社會回饋的一種實踐性，也是未來社會所需要創造的一種特定表達的方式，并具有一定的探索及不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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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處理的排泄物、肥料、污水。傳統的畜牧養殖的模式主要有個體小規模養殖和分散養殖，但大多數的養殖戶是通過分散經營的方式進行個體經營，并且這種養殖模式的養殖畜禽數量不多，因此對于養殖過程中產生的廢水、污水及排泄物等都能過自行處理或利用。而規模化養殖模式去不同，其很難處理排泄物、廢物、廢水等。同時，由于大部分的養殖戶對環保意識不夠強烈，因此，會將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水、廢物等直接排放到附近的土地上，這樣很容易破壞周邊的環境及土壤等。同時還影響地下水質量，最終破壞生態環境。

養殖場遷移到城鎮。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的提高，從而對物質的需求也不斷的提升。因此，城鎮具名對畜牧制品和產品的需求也在不斷的增長。而養殖戶為了能在最短的時間將產品送到消費者手中，大多數養殖戶都把養殖場遷移到了城鎮的郊區。這不但節約了時間，還降低了運輸成本。但是養殖場搬到城區之后，這在一定程度上占有更多的土地，從而減少了農業用田。同時，養殖場的各種排泄物、廢水、廢物等都不能使用在農田上了，只能是排放到養殖場的附近，這對城市郊區的生態環境有很嚴重的影響，同時也影響了地下水，從而嚴重破壞了城鎮的環境。

過多的使用化學肥料。農家有機肥在農業生產過程中使用的越來越少，而化學肥料使用的則越來越多，因為，其具有價格便宜、效果顯著、使用方便等優點。而畜牧養殖產生的糞便和尿液則不具備這些優點，因此，很少將畜牧養殖產生的糞便和尿液使用到農業生產過程中。管理人員不采取一些相應的措施去處理排泄物、廢水等，只是隨意的堆放，任其到處流淌，從而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2]。

2 對策

對畜禽的排泄物、廢物加強管理。傳統的分散性畜牧養殖相對于來說，工作比較簡單，而規模化的養殖場的工作則比較繁瑣，而且，工作量也很大。因此，在建設規范、完善的廢物管理設施時，還要控制排放廢物、污水等，并做好循環回收利用。同時，為了解決排泄物的問題，可以和當地的肥料制造廠簽訂合作協議，養殖場負責為各肥料廠提供排泄物，從而達到雙贏的目的，這樣不僅增加了一條產業鏈，還提高了養殖場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減少了廢物的排放，保護了生態環境。

加強環境檢測。隨著現代化規模畜牧業的發展，環境檢測部門應該加強環境檢測工作，在檢測過程中，應該根據規模養殖場的實際情況進行檢測，進行嚴密的調查和分析，對不符合標準的養殖場，要責令其整改。這樣做的原因是為了對畜牧業給環境造成的破壞程度有一個更詳細科學的了解，并對其采取有效措施進行整改。

重視生態保護環境問題。如今，畜牧規模化養殖對生態環境造成了破壞，而其對生態環境破壞的程度則取決于管理人員的工作態度。由于管理人員不重視日常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廢物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危害，并且還不能夠降低污染污染程度。因此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畜牧場的工作人員將生態環境問題擺在第一位，同時，還要加強廢水、廢物等的收集管理問題，從而提高畜牧產品的質量管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