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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城市化又給我們帶來很多負面東西，主要就是一系列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對我們的人們健康也產生了一些不好的影響。主要表現三個方面：一個城市氣侯的變化；另外環境污染，包括水、空氣、噪音、固體廢棄物污染等等，二、淡水、化石的污染；三、伴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城市中也出現了許多的社會問題，例如就業、人們婚育觀念的變化、家庭暴力、吸毒、青少年犯罪等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使得人口數量、質量、結構分布與城市社會經濟協調發展，顯得非常重要。

隨著社會階層構成發生的深刻變化，社會觀念也有碎片化的現象，即原有的社會階層經由社會觀念達到集體行動的邏輯發生了某種斷裂，社會觀念的利益化和個體化傾向明顯，過去圍繞改革方式、路徑和方向而產生的左與右、激進與保守、自由與權威之間的觀念分野，已經被圍繞關鍵性社會問題而產生的新的陣營組合所取代。今后，社會觀念的沖突將圍繞著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教育、醫療健康、環境等具體的社會問題展開，隨著問題的變化，爭論的陣營也不斷重新組合，這是社會觀念沖突發生的一個新變化。

一、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

1、就業問題

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國有企業的改革、資本和技術對勞動的替代以及勞動年齡人口的持續供給，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不斷下降，現在每年最多能夠創造的900多萬個就業機會，但有多萬人競崗。到6月底，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795萬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356萬人，雖然“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但加上其他企業、農民工和大學生中未登記的實際失業人員，“城鎮調查失業率”超過了10％。根據全國市民的調查，失業下崗被列為當前存在的各種社會問題的首位。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鄉鎮企業的產業結構升級，資本和技術增密，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有所下降，農民進城打工成為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的主渠道，根據“非典”時期的最新調查，全國流動農民工達到1億多人。按照我國目前每畝耕地投入的勞動力計算，農村只需1.5億勞動力，目前的3.6億農業勞動力，還需轉移的2億多人，即便按2020年非農就業人員達到70％的目標測算，也還需要再轉移約1.5億農村勞動力。

全國高校在連續數年擴大招生后，大學生就業難成為新的社會問題，盡管大學畢業生的初職平均收入預期已經大大降低，但仍有約70萬大學畢業生待業。現在城鎮新生的生活困難人口和農村的貧困人口，除了鰥寡孤獨、喪失勞動能力和大病患者外，多數是與失業或嚴重就業不足有關。全國農民現金收入中，約35%是外出務工收入，有些省份農民外出打工收入，已超過和接近了本省的地方財政收入。從影響就業的各種因素來看，就業在相當長階段（包括經濟快速增長階段）都會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嚴峻問題，必須從發展戰略選擇的高度來認識和規劃就業，既要防止重走國家包下來和反城市化的老路，又要在完善勞動力市場過程中高度重視就業機會的持續增加。

2、婚育觀念的變化

婚姻家庭是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個社會制度，她為繁衍人類、穩定和發展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國是一個婚姻家庭觀念很強的國家。長期以來，政府在反對和解除封建性質的婚姻關系的同時，努力實行和健全新型的婚姻家庭制度。與西方社會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的離婚率一直處于較低的水平。改革開放以來，這種低離婚水平的婚姻家庭關系也發生變化。離婚率連年上升，同時隨著城市的發展，人們的婚育觀念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產生了諸多社會問題。

在家庭問題上，一是沒有明確提出和確立一個基本的思想原則，即個人的獨立地位和自由權利是家庭關系和人與人之間一切社會關系建立和發展的之基礎；二是沒有正確認識我國家庭制度中的優良傳統和腐朽成份及其發生作用的機制和可能造成的影響；三是沒有恰當界定家庭活動和家庭關系的范圍，特別是沒有明確劃分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界限和范圍。

隨著社會世俗化進程的日益加深，人們對婚前和婚姻表現出越來越開放的態度。一項對北京青年的調查表明，對于“雙方相愛以后不結婚也可以發生”這一問題，只有三成多的人表示反對，而這其中還有一半的人反對態度極其溫和。很多人在表示對上述做法的支持時非常干脆，似乎覺得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多數青年認同“存在愛情的前提，婚前沒有必要反對”。對數據的交叉分析還發現，年齡越小對上述觀點持贊成態度的比例越大。

3、家庭暴力問題

“家庭暴力”一詞于20世紀90年代引入我國，但家庭暴力現象早已在我國出現。據統計，在我國的2.67億個家庭中，約8000萬個家庭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現象。目前，我國家庭的離婚率為1.54%，每年約有40萬個家庭解體，其中超過1/4源起于家庭暴力。

全國婦聯對來信來訪分類統計后發現，婚姻家庭類投訴和咨詢約占總數的50%，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占到15.5%。[1]此外，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曾在21個省進行中國婦女社會地位的調查顯示，有0.9%的女性經常受丈夫挨打，8.2%的女性有時受挨打；丈夫對妻子實施暴力的占絕大多數，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近95%為女性。由于家庭暴力問題的世界性，國外的情況同樣如此。據國外媒體報道，在美國，平均每7秒就發生一起家庭暴力；而在英國，這個時間下降到了6秒鐘。

家庭暴力不僅破壞家庭，影響社會穩定，而且會干擾人們的婚姻家庭觀，對婚姻家庭喪失信心，長此以往，社會將失去存在的意義，“國將不國矣”。

4、吸毒問題

近年來，我國吸毒人員尤其是吸食海洛因人員的增長勢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新滋生吸毒人員年均增長幅度從五年前的29.3%降至13%。但是，吸毒人數仍在上升，涉毒區域不斷擴大，濫用****片劑、******和******等新型的發展勢頭十分迅猛，可以說，海洛因、大麻、****片劑、******、******及其它******品、精神藥物等多種交叉濫用的局面已經形成。

截至底，累計登記在冊的吸毒人員已達105.3萬人，現有吸毒人員74萬余人，其中海洛因吸毒者65萬人。吸毒人員呈現三多的特點，即男性多、青少年多和社會閑散人員多，分別占吸毒人員總數的84.5%、72.2%和54.3%。我國涉毒縣(市、區)已達2201個，比增加了53個。其中吸毒人員在百人以下的縣為1033個，百人至千人的963個，千人以上的205個。

吸毒引發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近年來，共用注射器注射海洛因已經成為中國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中國所有省區市都報告了在吸毒者中發現了艾滋病毒感染者。截至底，全國共報告艾滋病毒感染者86萬例，其中經靜脈注射吸毒感染的就占55.3%。云南、廣西更分別高達87.56%和88.1%。此外，從各地破獲搶劫、搶奪和盜竊案件情況看，由吸毒人員所為占相當大比例。

5、青少年犯罪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確立以及與之相伴生的失業、教育產業化、貧富差別懸殊等社會問題，社會矛盾日益加劇。青少年犯罪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和趨勢，應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

跨校、跨區的校園敲詐勒索事件占了整個校園敲詐勒索滋擾事件的六成左右。而且殺人、搶劫、、惡性傷害等案件所占的比重愈來愈大，“問題少年”一再成為人們的熱門話題。而有關調查顯示，有50％以上的“問題少年”其“問題”出在家庭！愈演愈烈的校園暴力已經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暴力事件的不斷發生，給我們的家庭教育現狀帶來了警示。我國青少年犯罪一直就是一個比較嚴峻的社會問題，如今，青少年犯罪已被國際社會列為世界第三大公害。青少年犯罪除了無業人員及城市周邊地區人員居多，父母離異、畸型家庭子女犯罪的多，結伙犯罪的多，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多，侵犯財產的案件多，不計后果、追求哥們意氣的多等等這些長期以來所固有的原因和特點外，還有一些網絡犯罪、利用先進科學技術犯罪等特點。

青少年犯罪的特點：一是網絡與青少年犯罪之間的關系正在日益密切；二是貧困正在成為青少年財產型犯罪的重要因素；三是性犯罪在青少年犯罪中占據相當大的比例且有上升之趨勢

二、妥善處理城市發展中出現的社會問題

影響城市發展的社會因素多種多樣，促進的措施也各自不同，作為正在迅速變化的中國城市社會，在改造城市居住自然環境同時，注意根據時代的特點建立良好的運行機制，加強居民的思想道德建設，扶助弱勢群體，強化社區管理，以促進城市社會的和諧發展。

1、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當前的重大政治課題和緊迫的政治任務，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的重要保證，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基礎，也是城市和諧發展的必由之路。

要密切觀察、見微知著、防微杜漸，把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處理矛盾既要周到細致、合情合理；既要旗幟鮮明，又不可失之偏頗。要堅定不移地加強廉政建設，堅決反對官僚作風和腐敗行為。繼續改善干群關系，正確處理干群矛盾。要以強化人事監督為切入點，使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得到順利實現，做到合民心，順民意，真正地促進權力監督與人民監督的有機融合。

要堅持德法并舉提高人民群眾整體素質。城市的和諧與發展需要有良好的社會秩序，需要各個社會群體與個人都模范地遵循共同的法律規范，使各自的權利與義務得以明確和實現，使整個社會形成一個統一協調、有序運作的和諧體系。通過制定和嚴格執行有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加強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管理，使公民、法人、其它組織和國家機關的各種行為嚴格限制在法律規范的秩序之內，使處理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和糾紛有所遵循，這是保障城市社會和諧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2、努力加強誠信建設

要使誠信為本在城市社會蔚然成風，必須有正確的利益導向和利益機制，使誠信成為有力的競爭手段，“誠者自成”。信用登記、信用評估和信用監管等各個方面的制度都要有利于保護和鼓勵誠實守信者，有利于打擊和懲罰作假行騙者。要確保制度的有效實施，不使制度束之高閣、流于形式。

要確保傳達信息的真實性。做到真實地傳達客觀情況，盲不背實、口不違心。如對上市公司必須披露哪些方面的信息，必須披露到什么程度，有關法律、法規和準則等要有更加明確的規定。對某些企業利用信息不對稱形成的優勢地位開展經營活動，做不實宣傳，誤導客戶，某些上市公司編造業績神話，披霹虛假信息等，必須予以堅決打擊。

要切實宣揚、倡導正確的價值觀念。特別是城市的管理者，必須身體力行，對各行各業作出表率，對于作出的承諾或達成的契約，務求守諾、踐約，切不可馬虎、隨意。要盡力維持政策的適當穩定，切不可輕易變動。如果情況確實發生了重大變化，確實有必要對以前的承諾、契約、決定作出調整，應及時向有關方面做必要的說明，以使其理解。要及時進行協商，達成諒解，做出調整。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只要有關誠實信用的正確的利益導向和利益機制逐步地建立、完善，再加上切實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城市社會發展中的誠信意識和信用觀念一定會不斷提高。

3、大力扶助弱勢群體

幫助弱勢群體，要有具體的可操作措施，要在全社會形成一個良好的關愛互助環境。首先，要形成共同關愛改革中弱勢群體的環境。弱勢群體是市場競爭機制作用的產物，在現階段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弱勢群體與優勢群體就是相對存在、不斷變化的。“沒有常窮久富家”，他們都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也是改革主體的組成部分。對于改革中產生的弱勢群體，最根本的是調整經濟結構，廣開就業門路，促進持續發展。通過贊助公益事業、光彩事業，廣辟就業渠道，積極救助，努力形成全社會關愛弱勢群體的好風氣、好環境。其次，要開展工程救助，使改革中弱勢群體成為一個動態群體。要進一步加強培訓，改變就業觀念，提高職業技能，實現再就業，對退休年齡以內長期不能就業的職工，應當吸收他們從事力所能及的勞動，結合社會保障，提高其勞動報酬。再次，要進一步扶助弱勢群體青少年，強制適齡青少年入學。對于達到初中文化以上的社會弱勢群體子女，要組織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能，促進其健康發展，培養他們成為社會有用人才。第四，要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結合整治市場秩序，嚴厲打擊和整頓非法或不合理收入，加強監控和處罰力度。要進一步完善失業保險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擴大覆蓋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對暫時陷入困難的群眾要認真負責地、滿腔熱情地給予關注，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4、繼續完善社區管理

我國城市社區建設的主要推動者是政府，主要目的是解決后單位功能弱化所留下的空間，由此來加強對城市社會人口的管理。面對城市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政府要逐步調整自己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適當放權，調動民間力量進行自我管理。改革開放以后，政府機構與其他各類社會組織的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國家從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中退出來，并不意味著社會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就隨之而來。它在很大的程度上還取決于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發展的水平、社會個體素質以及社會動員的能力。因此，需要通過加強社區建設整合城市居民，通過社區建設增強居民認同感、公益觀念和社區參與意識。使由國家的代表機構決定的意圖，通過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多數市民的同意得到實現。

社區建設是中引人注目的重要舉措，是加強城市基層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和促進城市社會的文明、和諧、進步，使得人口數量、質量、結構分布與城市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一項重要改革體制。

參考文獻：

[1]康樹華主編.預防未成人犯罪與法制教育全書.西苑出版社.1999

張潘仕.青年社會病.青春出版社.1988

[3]劉智峰.道德中國：當代中國道德倫理的深重憂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4]鄧思平.經驗主義：孔子道德思想及其歷史演變.巴蜀書社.

[5]朱力.社會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6]安塞爾·m·夏普.查爾斯·a·累吉斯特.保羅·w·格蘭姆斯.社會問題經濟學:第十五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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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社會問題劇”中的討論技巧

摘要：易卜生“社會問題劇”對我國產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響。對易卜生“社會問題劇”的概念梳理，有助于我們理解易卜生“社會問題劇”的特點，其中戲劇討論就是其中之一。論文對其討論的三大特點進行了梳理和比較。

關鍵詞：“社會問題劇” 討論 平等 公開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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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文的具體要求:

根據社會工作的培養目標我們對06級社會工作專業本科生的論文提出如下要求

1、論文內容必須與專業發展方向密切相關,論文不能偏離專業方向

2、論文必須要反映學生自己的專業水平,以調查研究報告為主要形式

3、以來理論分析為重要內容的文章,必須體現撰寫者的實際理論水平,堅決杜絕網上拼湊與抄襲他人的文章

4、論文字數要求在8000字以上,以10000左右字為宜;

5、一些題目的范圍較大,撰寫文章和與指導教師溝通的過程中,盡量把題目具體化。避免過分空洞與小馬拉大車的現象的出現。

1. 個案管理在社區矯正中的運用

2. 社會工作在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工作中的地位與作用

3. 校園學生文化現狀調查與學校社會工作的介入

4. 大學學校社會工作需求的實證研究

5. 大學教育本質研究:社會工作學的視角

6. 網絡技術在社會工作中的運用:方法革新的

7. 社會工作在學生社區管理與服務工作中的價值與應用

8. 司法工作者與社會工作者在社區矯正中的職責與分工

9. 二本院校社會工作教育模式之思考:學生視角

10. 上海地區學校社會工作的現狀、問題與對策

11. 上海農民工子弟學校社會工作現狀調查

12. 社會工作課程對學生自我成長的價值與影響:一種質性研究

13. 大學生就業困惑與學校社會工作的介入

14. 上海地區社會工作者生存現狀調查

15. 藝術教育在社會工作中的價值與應用

16. 上海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運行現狀及其問題研究

17. 上海市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運行現狀及其問題研究

18. 上海市外來人員綜合保險制度運行現狀及其問題研究

19. 農民工養老保險研究

20. 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研究

21. 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問題研究

22. 生育保險問題研究

23. 工傷保險問題研究

24. 社區教育與新市民轉換研究

25. 社區教育與提升市民生活質量的研究

26. 社區教育與外來人口生活適應性研究

27. 社區教育與外來人口生活融入研究

28. 80后婚戀觀調查

29. 社會工作在家庭問題中的介入

30. 社會變遷與家庭生活-----以本人家庭為例

31. 老年婚姻問題調查與研究

32. 老齡化與養老問題研究

33. 空巢家庭狀況與研究

34. 老年社會工作案例研究

35. 養老機構狀況調查 36. 社會工作價值觀、沖突與對策研究

37. 社會工作方法在社區矯正中的運用

38. 社會工作價值觀在戒毒工作中的經驗與分析

39. 醫療社會工作的個案研究

40. 我國醫療社會工作的發展、問題與對策

41. 中外醫療社會工作比較研究

42. 城市老年人社區福利服務調查與路徑研究

43. 勞動爭議的問題與社會工作介入

44. 社會工作行政方法與企業管理影響機制研究

45. 社會工作職業化發展的基本要素與困境分析研究

46. 社區資源對城市養老方式的影響

47. 職業化背景下的社會工作教育的回應

48. 上海社區建設研究

49. 上海社區服務發展研究

50. 上海外來流動人口基本養老保險模式研究

51. 上海外來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研究

52. 上海征地農民保障問題研究

53. 上海養老機構發展研究

54. 上海養老設施發展研究

55. 上海城市低保家庭生活狀況調查

56. 外來民工子弟享受上海義務教育情況調查

57. 在校大學生專業意識與轉換專業的困境調查

58. 上海外來移民史個案調查

59. 我國高校貧困大學生的資助體系建設及其存在的問題

60. 改革以來城市鄰里關系的變化

61. 城市家庭代際之間的沖突與一致

62. 城市市民社會發展公平感調查

63. 上海城市青年世博會參與研究

64. 上海市民世博會態度研究

65. 上海市民對外來農民工態度認知研究

66. 上海市民對釣魚事件的認知研究

67. 市民對子女教育的認知研究

68. 上海市民養老方式的選擇

69. 上海市民對房價認知研究

70. 上海市民與社區關系研究

71. 社會(群眾)組織研究——以**組織為案例

72. 房產改革對上海市民生活影響調查

73. 社區鄰里關系調查

74. 互聯網與社區生活

75. 社區建設與市民生活(社區建設對上海市民生活影響調查)

76. 居民委員會與市民生活

77. 居民委員會選舉調查

78. 業主委員會與市民生活

79. 業主委員會選舉調查

80. 市民維權行動調查

81. 世博會對上海市城市文化資本的影響

82. “月光族”的住房消費模式研究

83. “啃老族”的住房消費模式研究

84. 90后大學生的就業觀研究

85. 90后大學生的消費觀研究

86. ? 上海市80后大學生移民的城市融入研究

87. 上海市80后大學生移民的城市認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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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意義

研究生畢業論文是訓練研究生形成系統思維、運用科學知識、培養其獨立進行科學研究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重要環節。畢業論文應能反映研究生在科學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新成果或提出的新見解。選題是撰寫畢業論文的首要環節，應與社會發展緊密結合，有較大的理論或實踐價值。常言道：“好題一半文”。選題對于科學研究具有普適性價值，選題關系著研究質量的高低。中國正值快速轉型期，社會問題錯綜復雜。面對紛繁的社會現象，研究生是否能選好時代命題，“問題意識”至關重要。

二、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標準與程序

俗語云，無規矩不成方圓。同理，無標準不易選題。標準和程序有助于研究生集中精力直奔主題。本文由收集整理

選題一般采用重要性、創造性、可行性和合適性標準。重要性指研究問題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可以是理論意義，也可以是實踐意義或社會意義，或兼有之。創造性又稱創新性或獨特性，指在選擇確定和確定研究課題過程中具備的特點。可行性指研究者是否具備進行或完成某一研究的各種因素，包括自身因素以及外在因素。合適性主要指選題是否適合研究者的個人特點。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宜考慮經濟、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外部因素的前提下，結合自身能力、經驗閱歷、知識結構、操作技術，遵循“以小見大”原則，從熟悉的領域發現問題，運用新視角、新理論、新方法進行研究，重視“小課題”，以小見大。

選題一般遵循如下程序。研究生從感興趣、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提煉問題原型，接著廣泛查閱文獻資料，初步確定研究問題，然后進一步查閱專門文獻，從而將研究問題明確化。同時，對研究問題進行他評和自評。即在聽取權威專家、前輩、同輩意見和看法的基礎上，不斷實行自我修正，使研究問題日漸成熟。最后，確定畢業論文選題。

三、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來源與方法

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來源有二，自選題目或導師承擔的課題。自選題目具有較大自由度，選題水平和個人生活閱歷、研究能力關系較大，呈參差不齊之態。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穩定，能把握研究方向，但研究生自身缺乏自主性、靈活性。研究生可根據個人情況擇優而從。勿論何因，“問題”意識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要素。

研究生能否從瑣碎的生活世界挖掘選題，取決于自身的人生經驗與閱歷。“學校-學校”型研究生群體生活經驗尤為單一，是不是束手無策？不然。研究生保持“同理心”對待生活世界，同化他人的間接生活經驗亦是對自身有限直接生活經驗的無限補充。個人能夠直接感受或認知的部分只是生活世界的一角冰山，更為廣闊的部分我們可以通過“閱讀”來完成。對“閱讀”材料進行“內容分析”“二次分析”來激發“靈感與火花”，獲得選題。

四、研究生“問題”意識的培養和創新思維習慣的訓練

選題思維在于懷疑，“問題”意識在于發現。愛因斯坦曾指出，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為重要。當然，懷疑并非毫無根據，而是建立在對研究對象縝密思考基礎之上，既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又是新研究的開端。“問題”意識并非人人有之，也不是生而有之，而是后天培養的結果。研究生欲向畢業論文要質量，就要注意“問題”意識的培養和創新思維習慣的訓練。

恰當運用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加芬克爾“常人方法論”，有助于研究生的“問題”意識的培養。根據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研究生可以培養這樣一種心智品質，幫助他們利用信息增進理性，從而看清世事以及事情的全貌，即個人對時代生活的自主性把握。加芬克爾的常人方法論從日常生活中，破壞“理所當然”的常規，發現常規背后潛藏的社會事實。

此外，宜“勤”宜“懶”，“問題”長存。“勤”指遇事勤思考，拓寬思路，訓練發散思維，培養“問題”意識。“懶”指大膽創新，學會偷“懶”，尋求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養成創新思維習慣。

總之，碩士畢業論文的選題有章可循，“問題意識”是關鍵。“問題意識”是研究的開端，創新精神是研究的生命力。研究生要注意“問題”意識的培養和創新思維習慣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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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陳家起工作單位：南京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

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的社會燃燒理論解釋大型體育賽事風險與燃燒現象相比，亦具有突發性、積累性及發生條件的難以替代性等特點。因此，社會燃燒理論亦適用于分析大型體育賽事風險問題。借鑒社會燃燒理論，將大型體育賽事組織運營過程的各類風險與燃燒現象進行合理的類比，將賽事風險形成與發生視作一種燃燒現象。3．2．1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的“燃燒物質”—內外矛盾社會燃燒理論中的“燃燒物質”都可幻化為“矛盾”，矛盾的出現與激化是燃燒不可或缺的條件。如上述表2所示的大型體育賽事風險誘因的集合體就構成了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的隱性“燃燒物質”。按照社會燃燒理論的解釋，大型體育賽事風險誘因的集合體同樣可以理解為一個矛盾體。組織層面的風險誘因是純粹的“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體現;個人層面的風險誘因是純粹的“人與人”之間矛盾的體現;而社會層面的風險誘因體現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綜合矛盾。因此，可以說:大型體育賽事組織運行內外矛盾的變化，即與賽事相關的“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不協調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不和諧是引發大型體育賽事風險形成的根本動因，是賽事組織運行不穩定的“燃燒物質”。一般而言，“燃燒物質”的多寡和風險程度成正比，燃燒物質越多，風險規模與程度可能就越大。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的“助燃劑”—輿論導向、賽事風險預警系統的不完善(1)輿論導向。媒體在報道中的惡意炒作、過分的夸大，使得大型體育賽事風險事件更易引起社會反響，產生“放大”或“輻射”效應。“小道消息”的誤傳、別有用心人的煽動、敵對勢力的惡意攻擊等，亦會引起事態的擴大、風險的蔓延。再如一些賽事管理者非理性的推斷、片面利益的刻意追逐、社會心理的隨意放大等等，都可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2)賽事風險預警系統的不完善。大型體育賽事風險預警系統應該是一個包括信息監測、預警分析、預控對策和應急救援等方面的綜合系統。在大型體育賽事風險預警管理過程中，準確的賽事相關信息監測、正確的預警分析是減少與降低風險事件發生的重要手段。當前我國還尚未建立起完善、系統的大型體育賽事風險預警系統，進而導致風險的頻繁出現。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的“點火溫度”—突發事件(1)社會突發事件。如臺風、地震、SARS及H1N1流感等引發的突發性社會風險事件是客觀存在的，并且這種風險一般來說涉及面廣、影響大，作為社會大系統重要組成部分的體育賽事亦很難幸免。這類風險一旦發生將會導致體育賽事的中斷、推延甚至取消的風險。(2)賽事組織突發事件。如食物中毒、火災、賽事治安、因場館器械等引發的運動員意外傷亡等事件，這些都可能成為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的“導火索”引發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的發生。

大型體育賽事風險形成機理任何風險都有一個發生發展的過程，本研究從社會燃燒理論視角構建了大型體育賽事風險形成的動態風險模型(如圖示1所示)。借鑒社會燃燒理論，探討大型體育賽事風險事件的生成機理，旨在從源頭上認清大型體育賽事風險事件發生的一般規律，進而才能做到對風險事件進行有的放矢，高效及時地實施風險管理。大型體育賽事系統由于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動態性、自身的復雜性、風險決策行為及其管理機制等決定了它的高風險性。大型體育賽事風險具有突發性，但其產生卻不是偶然的，不管天災還是人禍都有其產生的深層原因。大型體育賽事風險形成的機理主要是賽事組織運行失衡導致矛盾沖突。大型體育賽事組織運行過程中的穩定是一種相對穩定，是動態條件下的穩定，由于各種因素不平衡發展，總會潛藏著不穩定因素，這些不穩定因素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就會引發賽事風險的發生。當可能引發賽事外部干擾和內部矛盾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達到充分平衡和完全和諧時，整個賽事運行處于“理論意義上絕對穩定的極限狀態”。這時只要發生任何背離上述兩大關系的平衡，都會給賽事組織運營穩定狀態以不同程度的“負貢獻”，形成賽事風險的“燃燒物質”。賽事組織管理者如果沒有及時去化解這些影響賽事正常運行的不穩定與不安全因素，或者無力從根本上消除這些不穩定與不安全因素，從而使得不穩定與不安全因素從數量與質量兩個方面迅速累積、凝聚起來時，賽事不穩定與不安全因素就會在一定的時間和地域內，形成一定規模。此時，在某一“突發導火索”的激勵下，迅速逼近賽事組織運營系統所能夠承受的最大臨界閾值。這樣在自然觸發因子、社會觸發因子或自然觸發因子與社會觸發因子的綜合作用下，即在“導火索”的“點燃”之下，形成一系列危害賽事穩定運行的焦點問題，這些焦點問題不斷地發生漲落與突變。當漲落或突變超過了賽事組織運營系統的臨界閾值時，就會導致賽事組織系統運行崩潰———賽事危機事件的爆發，然后重新形成新的不穩定的賽事組織運行系統;如果漲落或突變沒有超過賽事組織運行系統的臨界閾值，預警系統可以通過一定的調控手段，以保證原來賽事組織運行系統的正常運行。社會燃燒理論把社會系統的無序、失穩、失衡、動亂與暴亂，同自然界的燃燒現象進行類比。根據社會燃燒理論，大型體育賽事風險事件的形成實際上就是賽事組織運營系統結構由相對穩定、均衡的狀態逐漸走向無序、失衡乃至崩潰狀態，從初始狀態量變到質變，最終爆發突發性風險事件的過程。大型體育賽事風險事件發生的條件就是“燃燒物質”、“助燃劑”與“點火溫度”三者在同一時空條件下的耦合:“燃燒物質”是燃燒發生的基本條件;“助燃劑”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對燃燒過程進行加速;“點火溫度”除了直接使燃燒物質發生燃燒外，還具有激活助燃劑的助燃功能，而且加速了著火溫度閾值的突破過程。

啟示根據對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生成機理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對賽事風險事件發生臨界閾值即賽事風險的可接受水平的識別與判定在大型體育賽事風險預防與管理之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雖然賽事組織管理者總是期望賽事組織運行能夠免受各種風險的影響，都希望“零風險”的出現，但實際上，任何賽事的舉辦都必須承擔一定程度的風險。有效的風險管理并不能夠完全消除所有的風險，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風險。既然任何賽事組織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那么這就意味著并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消減風險的必要。因此，賽事組織管理者需要在風險決策之前對賽事風險事件發生臨界閾值進行判定，確認哪些是可接受的風險水平，哪些是不可接受的風險水平。而賽事風險事件的臨界閾值的確定是大型體育賽事風險預警系統進行預警工作的標準，這就要求風險預警系統在進行風險確定、分析與評估的過程中，根據賽事組織的可承受能力確定賽事組織可接受的風險閾值，當賽事組織面對的風險低于可接受的風險閾值，那么管理者就可以不采取專門的風險控制措施，如果風險超過了可接受的風險閾值，賽事管理者就必須進行風險規劃，實施風險控制行動，力爭將風險降至可接受的風險水平以下。

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的形成與發展實際上就是賽事組織結構由相對穩定、均衡的狀態逐漸走向無序、失衡乃至崩潰狀態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賽事組織、參與各方以及社會自然界之間相互形成的一系列的矛盾和沖突，構成了“燃燒物質”。這些矛盾和沖突在輿論媒體的錯誤引導、賽事風險預警系統的不完善的“助燃”作用下，達到一定質與量的規模。大型體育賽事風險事件的發生標志賽事組織運行紊亂無序的開始以及進一步的顯性化、公開化，其進一步的發展就有可能成為危機事件產生的“點火溫度”。因此，在體育賽事風險管理中，務必要在日常的行政管理、制度建設等長效機制構建中，盡可能消除“燃燒物質”的產生，消減“助燃劑”的存在，并且不斷完善“消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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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應遵循以下原則：一堅持低水平、廣覆蓋、逐步完善的原則，完善農村社保體系。二是堅持權利和義務相統一的原則，宣傳和動員農民工參加農村社保體系。三是堅持個人、家庭、社會相結合的原則，共同承擔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障的責任。四是設立農村社會保障管理機構。農村社會保障管理內容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和業務管理。行政管理要做好農民工的組織工作實現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業務管理要做好保險基金的籌集和費用的支付工作，加強對基金的投資和運營，使其保值增值。

        二、建立相適應的制度

        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不能簡單的追求整齊劃一，而應從實際出發，為不同社會群體設計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

        1.確立農民工工傷保險制度

        農民工的工傷保險應當作為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項目優先得到確立。在實踐操作中，以“以支定收，收支平衡，并留有一定的風險儲備金”為保險基金籌集原則，強制性要求企業（雇主）完全承擔并按照國家相關規定，按時定額為農民工繳納工傷保險費。目前我國的農民工大多從事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差的工作。建立農民工工傷保險最主要的是加強用工單位的意識，各級政府要加大檢查力度并強化執法。

        2.確立農民工失業保險制度

        針對農民工就業極不穩定的現狀，城鎮失業保險面臨巨大壓力。企業在轉制過程中面臨的資金困難，使這項制度實施起來具有相當的難度，實行“一票征繳”是想以養老保險帶動失業保險。根據《失業保險條例》，失業保險覆蓋范圍為城鎮企事業單位。然而該條例第一次將農民工納入了社會保障體系，第二十一條規定，單位招用的農民合同制工人連續工齡滿一年，本單位已繳納失業保險費，勞動合同期滿未簽訂或提前解除勞動合同的，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根據其工作時間長短，支付一次性生活補助金。該規定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民工的失業保障問題，但是從長遠來看，達不到農民工的需要。

        3.確立農民工的醫療保險制度

        醫療保險制度包括大病統籌醫療保險與一般醫療保險。建議對有雇主的農民工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制度，其中雇主按比例負擔社會統籌的全部費用和個人帳戶的小部分費用，個人繳納進入個人帳戶。個人帳戶用于一般醫療或門診費用，當醫療費用超過一定比例，即為大病，則由社會統籌醫療負擔絕大部分費用，其余仍為個人負擔。無雇主的農民工可以參加大病統籌醫療保險，日常醫療開支，則由個人或家庭承擔。

        首先應按一定的標準進行分類。對已經取得城鎮居民資格的農民工，可以參加當地的職工醫療保險。其他的農民工可以參加農村醫療合作，由農民工社會保障基金的低繳費率所決定，為農民工提供的醫療保險待遇低于城鎮水平，也不能滿足一些農民工的需要。因為他的繳費額很低，所以他的報銷比例也是很低，雖然能夠解決部分費用，但是如果真的有了大病還是很難解決問題。因此還可根據農民工的實際情況設計不同的保障層次。具體而言，首先該醫療基金應有繳費的底線，所有農民工都要按此標準繳納，按此層次享受的待遇為基本醫療待遇。如果需要更高的保障，可以多繳費參加大病統籌，這部分多繳費用納入農民工的個人帳戶。到發生醫療支出的時候，繳費多的農民工享受的待遇比繳納最低繳費額的農民工要高。而具體高多少需要由當地政府制定具體的辦法。其次，農民工也可根據在當地的服務年限享受有差別的醫療保險待遇。如在本地服務時間越長，享受的保障水平越高。

        4.確立農民工的養老保險制度

        由于我國傳統上將土地和家庭作為農民養老的依靠，對農民沒有建立諸如城市企業職工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但是對于離鄉的農民工來說，如果他們將在城市終身就業和生活作為自己的目標，在沒有取得城市居民資格之前需要為自己將來的養老打算。 

而對于那些打算以后回鄉養老的農民工而言，農村家庭日趨小型化，是否能夠發揮養老保障的作用是個未知數，況且農村也已經開始建立養老制度的改革，這樣處于城市和農村兩點間的農民工的養老問題日益浮出水面。目前有些地方已開始對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探索。《北京市農民工養老保險暫行辦法》規定，養老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農民工共同繳納。用人單位原則上按城鎮職工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繳費渠道和繳費方式，以上一年本市職工月最低工資標準的19%。按招用的農民工人數按月繳納養老保險費。農民工本人以上一年本市職工月最低工資標準為基數，其個人繳費由用人單位在發放工資時代為扣繳，而且個人繳費率要隨著企業職工繳費比例進行統一調整，最終逐漸達到8%。參保的覆蓋面比較廣，但是存在著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參保時繳費基數非常低，發放的標準比較低，所以說現在的農村養老保險體制需要系統地研究整改。現在我們執行的標準是工資總額的28%，基數最低為890 元，最高為4450 元，單位負擔20%，個人負擔8%，農民工與用人單位終止、解除勞動關系后，在本市行政區域內重新就業的，可以接續養老關系，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接轉其繳費記錄。接續時，只接續養老關系，不轉移養老基金：跨統籌區域就業的，可以轉移養老關系；其個人帳戶全部隨同轉移；回農村的，可以保留養老保險關系，將其個人帳戶封存，作為其接續養老關系的依據，待在本市重新就業后，繼續繳納養老保險費，其繳納年限可以累計計算，并憑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開具的繳納養老保險憑證辦理轉移、接續、清算、終止養老保險關系等手續。由于調價限制，該辦法還將農民工分為本市籍和非本市籍兩部分。本市籍農民工已參加本市農村養老保險的，也可將其工作期間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存儲額和按規定核算的待遇轉移到其農村養老保險帳戶中。沒有參加本市養老保險的，可在其戶口所在地參加農村養老保險，新建個人帳戶，同時將工作期間養老保險個人帳戶儲存額和按規定核算的待遇轉移到其新建個人帳戶中，并按有關規定享受相應的待遇。

       北京市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值得思考。農民工按是否本市籍分類有實際的原因。因為很多農民工來自外地，如果他們到別的城市就業，雖然理論上可以跨統籌地區轉移養老保險關系，但是如果該地不存在農民工養老保險統籌，也就成為無水之源。而即使他們選擇回鄉務農，如果當地根本沒有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當然也不存在個人帳戶，那么他們只好退出在城市里所參加的養老保險。所以除了在城市建立統一的農民工養老保險，也要加大步伐建立起農村的養老保險制度。這樣在整體制度上才有銜接，農民工養老問題才能真正解決。在借鑒北京市經驗的同時，也要注意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繳費比例過高，單位和農民工的負擔過重。再如未將農民工分類，對于有無固定工作和住所的農民工都一致對待，雖然理論上可行，但是管理上存在難度。所以筆者認為，只有那些有固定工作和住所的農民工，才能參加目前的農民工養老保險，而對于那種大量從事臨時工作，沒有固定住所的農民工，最好參加其戶籍所在地農村養老保險。雖然國家有明確的規定，但是由于農民工的理解能力以及工作的不確定性，很大一部分農民工不愿意參加保險。

        5.確立農民工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家基于保障人權的需要對特困居民實施的一種無償救助制度。農民工作為我國現代化建設不可缺少的一個群體，當其基本生活難以維持時，國家有義務對其進行救助。最低生活保障資金的來源可以是國家的財政撥款，或農民工進城務工后將土地承包給其他農民的租金，也可以是失業農民工通過從事公共勞動換取維持最低生活需要的工資、食品和用品。

        三、有效實現城鄉銜接和整合

        在實施社會保障制度過程中，農民工流動性強，情況較為復雜，做好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銜接與整合是一個非常必要的問題。

        1.符合條件者納入城鎮社保體系

        對長期在城市工作，有固定住所、收入穩定、累計5 年按時繳納社會保障基金且有移居城鎮生活意愿的農民工，可由其本人提出書面申請，呈交相關部門審核資格，符合條件者納入城鎮社保體系，享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權利。農民工在農村擁有的承包地，可一次性出讓作為在城鎮生活最低生活保障的原始資金；對那些還達不到城市社會保障體系要求的，則由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提供保障。

        2.建立全國統一使用的社會保障個人帳戶，推動社會保障體系城鄉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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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方法

我們根據研究的內容和目的設計了“社會體育專業教師問卷”和“社會體育專業學生問卷”兩種問卷.調查問卷采用封閉和開放相結合，調查參與者為在山東各高校社會體育專業工作和學習的教師和學生.為了確保問卷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我們組織了社會體育方面的12名專家學者對問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進行了評估，有9名專家認為問卷非常有效，有3名專家認為是有效問卷，沒有專家認為調查問卷時無效的.因此,問卷的設計符合標準,問卷的問題可靠性高,滿足本研究的需要.發放調查問卷200份，共回收有效問卷200份，用SPSS17.0軟件和Excel軟件分析數據.

2山東省各高校社會體育專業人才培養現狀

山東大學于2001年在山東省率先創辦社會體育專業，2002年9月實現首批招生，是山東省第一個開設社會體育專業的高校.隨后，山東體育學院、濟南大學和其他大學相繼開辦了社會體育專業，截止2012年底山東省高校共有13所開辦了社會體育專業，8所高校已經有了社會體育專業的畢業生.

2.1培養目標、類型和就業領域

中國各高校社會體育專業的培養目標有很大的區別，如有培養專業人才的、有培養應用人才的、還有培養復合型人才的.中國體育社會科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原哈爾濱體育學院院長的田雨普認為：社會體育專業必須緊緊圍繞社會對社會體育人才的需求，通過專業教育來培養社會體育專業人才的知識結構來發展社會體育事業.寧波大學鄭建岳教授在西安體育學院學報中發表的《新形勢下社會體育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構建與課程體系的設計》中提出要實現厚基礎、寬口徑、強能力、高素質的人才目標，必須以社會需要為前提，以市場為導向，以素質教育為核心，以主干學科做支撐，公共課、專業基礎課、專業選修課有機聯系的課程體系.黑龍江省省內發表過社會體育專業課程體系方面文章的牡丹江師范學院孟麗梅教授認為，高校社會體育專業的課程設置應當以培養社會體育專業學生的崗位職業能力為核心,以社會體育崗位培訓為服務方向.社會體育專業的課程設置應充分利用地域優勢,集中優秀師資,開設適應地方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有著良好發展前景的社會體育課程,并進一步積累形成自身的社會體育專業課程特色.高校社會體育專業的課程設置、課程體系改革以及教學方式方法更新,會對社會體育專業人才的培養產生重要影響.面向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社會體育專業的課程設置、堅持職業分析、能力本位的課程體系應當成為高校社會體育專業課程設置的依據.通過培養目標的設定來看，山東省的高校社會體育專業沒有考慮學校的歷史文化、辦學定位、地理特征、職業特點，甚至有些高校將教育部的專業培養目錄的培養目標直接作為本學校社會體育專業的培養目標.

2.2課程設置各個學校均不同程度的強調理論教學，忽視了運動技能教學課程的結構關系，導致學生沒有足夠的時間學習運動技能，導致沒有自己的運動專項，在具體的工作中理論與實踐應用困難.調查統計顯示，42.1%的教師認為,課程結構有問題,57.9%的學生認為目前的課程不能滿足專業需求.學校開設的選修課比例通常低于30%,不利于學生個性的發展.

2.2.1專業方向設置社會體育專業的發展具有多樣性,社會體育的發展需要大學設置不同的專業方向，通過不同的專業方向來培養各有所長的社會體育專業人才，但是通過調查發展，培養計劃沒有專門設置不同的方向.

2.2.2師資情況教師的學歷情況和職稱情況在專業人才培養上是很重要的.從表2看，社會體育專業的教師學歷在研究生以上，職稱在副高級以上占大多數，從教師學歷情況和職稱情況上看不是困擾專業發展、人才培養的根本原因.從表3來看，雖然有一半的學生對教師的教學情況比較滿意，但是我們應該能看到還有近1/3的學生不滿意老師的教學，這一比例在學生中所占不低，值得我們反思.

2.2.3學生情況對學生的入學動機和參與體育鍛煉的時間來分析，可以看出許多社會體育專業的學生對未來沒有信心，在大學期間學習社會體育專業也僅僅是上大學的途徑之一.對社會體育專業的職業特點認識不清.學生參與專項的訓練時間短，影響學生掌握專業技能.盡管大多數學生認為社會體育工作的前景是好的，但是對這個前景什么時候來臨，到自己畢業的時候能否趕上還有疑慮.數據顯示，還有一半的學生對自己缺乏信心，認為自己專業知識儲備不足而不打算從事社會體育工作，而轉行從事其他專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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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是經濟學最基本的范疇之一，理論界對于其內涵的界定頗不統一。托馬斯?圖克說過：“信用，最簡單的說，就是信任，這種信任不管有沒有充分的根據，都會使一個人以貨幣的形式或商品（其價值按事先約定的價值計算）的形式，把一定量的資本托付給另一個人，并且無論在哪種情況下，都要在規定的到期日予以償還。”《經濟學百科全書》中給信用下的定義是：“信用一詞，指的是延期交易，比如在一項交易中的一方可將應付的款項推遲到將來某個時間再償付。”這些理論上的闡述反映了信用的一些特征，但并沒有系統和全面地對信用的本質作出說明。如托馬斯僅僅從借貸關系的角度來考察信用，而后者卻簡單地把信用等同于延期交易。

從人類以物物交換為基礎的簡單商品經濟開始，信用就已產生并成為商品經濟的基礎。因此說，信用是伴隨著商品交換一起產生的，是與商品經濟存在緊密聯系并反映一定社會生產關系的經濟學范疇；它又是一種以償還和支付利息為基礎的特殊借貸行為，反映了一種債券債務關系；它還是價值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信用是通過一系列的借貸——償還——支付的價值運動形式實現的。

社會信用體系按其組成部分可以劃分為政府信用、企業信用、個人信用或公民信用。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沒有出現國家和企業以前就已經有了個人信用，政府信用和企業信用是伴隨著國家或政府和企業的產生而產生的。個人信用就是指個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誠信，包括接受強制性的法律規章制度約束和接受非強制性的道德約束和輿論約束。企業信用是指企業在經濟活動中應該具有的誠信。政府信用則是指政府在管理社會的過程中應該具有的誠信，表現在政府對于社會個體和群體的承諾能否兌現，政府能否嚴格執行國家所制定的法律法令，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是否會損害社會個體或群體的利益等。在整個社會信用體系中，個人信用是基石，企業信用是商品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政府信用則是個人和企業具有良好信用的重要保證。

二、我國加快社會信用體系構建的意義

處在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現實條件下，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存在著較大的脆弱性，社會誠信不足、信用關系扭曲屢見不鮮。個人信用方面，隨著社會經濟的市場化，人們的誠信意識開始淡化，不顧他人和社會利益而追求個人私利的欲望不斷膨脹。諸如信用卡惡意透支、個人惡意騙取意外傷害保險賠償等現象都是個人信用缺失的事實表現。企業信用方面，不少企業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以損害其他企業和社會利益，并以自身企業信譽為代價，如債務拖欠、合同違約、惡意逃債等。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我國每年逃廢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約1800億元，合同欺詐造成的經濟損失約為55億元，由于“三角債”和現款交易增加的財務費用約2000億元。政府信用方面，由于政府所制定的法律制度體系不夠完善，或政府在執行法律制度的過程中不到位等，致使執行法律法規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另外一些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信用。

社會信用的缺失大大增加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在我國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條件下，構建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信用是市場經濟中市場主體等價交易存在的基礎。人們在市場經濟中從事商品交換需要遵循價值規律和等價交換原則，而在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如何對商品的價值量進行保證呢？一方面要依賴于交易雙方的信用，另一方面還需要強有力的制度保證。因此可以說，市場經濟就是建立在信用和法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但由于法制要想取得預期效果，仍然建立在社會個體信用的基礎上。如果社會個體喪失了信用，那么無論是法律制度還是道德輿論都不能夠對其行為形成約束，更不用說要求其遵循公平的等價交換原則了。正如西方制度經濟學家所說，信用是在非確定世界中促進交易、合作和學習等活動的一種粘合劑，運轉良好的經濟制度是建立在共有信用之上的，信用的普遍匱乏結果是機會主義的盛行。

2.信用是企業取得市場交易資格的必要條件。在一個不成熟的市場條件下，由于存在著壟斷而產生了高額利潤，由于“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存在，人們喪失了以誠信作為立身之本的動力。然而，在一個成熟的市場條件下，市場交易是要以“公開、公平、公正”為原則的，企業要想取得市場交易的資格，必須具有良好的誠信。一個沒有信用的企業，必將在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游戲規則中退出歷史舞臺。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良好的信用可以提高企業的商譽，增加企業的附加價值。現代市場經濟中人們對名牌產品的信任度較高，實際上就是對企業信用的肯定。而且，依托于企業信用建立的企業品牌價值往往數倍于企業的實物價值。美國的菲利浦?莫里斯（PhilipMorris）收購卡夫（Kraft）公司花了129億美元，出價是Kraft固定資產賬面價值的4倍，雀巢公司以45億美元收購Rowntree公司，出價是該公司賬面價值的5倍多。這里所依據的主要是品牌價值，收購一個知名品牌就等于收購一個市場。反之，如果一個企業沒有良好的信用，又怎么能夠獲得好的品牌效應，其品牌的價值又將如何獲得提升呢？3.信用是政府為經濟運行保駕護航的重要保證。完善的法律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既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作為制度的制定者怎樣保證制度得到公眾的認可、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真正起作用呢？這就要依賴于政府的信用度有多高。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必然能夠更有效的實施政府方針和政策，所制定的制度也就更易于被公眾所認可和遵循，反之，弱勢政府失去了公眾的信任，制定的制度只不過是些空空的白紙黑字而已。而且，政府信用強弱和政府制度的實施成正相關的關系，也就是說一個信用度高的政府的制度更易發揮作用從而進一步提高政府的信用度和公信力，而一個弱勢政府因為所制定的制度不易為大眾所接受而較難取得較好的效果進一步弱化政府的信用度和公信力，造成惡性循環，嚴重的還會導致政府。

三、推進社會信用體系構建

信用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基礎和必備理念，已經越來越被大眾所認可。因而，如何推進社會信用體系的構建，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1.建立統一的社會信用制度。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我國的信用制度也在逐步建立之中，但現有的信用制度呈現出明顯的幾個特征：(1)形成時間短；(2)政府推動性較強;(3)經濟主體信用意識淡薄。這樣的社會信用制度顯然不能滿足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因此，我國必須借鑒國外社會信用制度健全國家的經驗，結合我國具體的實際情況，建立統一的社會信用制度。

(1)應盡快加快有關信用的立法和執法，健全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當前，我國對信用的約束主要依賴于輿論監督和道德約束，而在法律上的強制約束相對較弱。“信用和法律作為維持市場經濟秩序的兩個基本工具，二者相互補充”。因此，要保證社會經濟良好運行，必須健全有關法律保障體系，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法制基礎。其一，在立法上，應盡快制定有關信用的專門法律，保護合法守信的公民和企業的正當權益，明確不守信用的公民和企業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其二，應大力加強執法力度。根據經濟學中“經濟人”的假設，個人和企業守不守信，關鍵在于衡量兩者的收益和成本，當不遵循信用規則獲得的收益遠遠高于為此付出的成本時，個人和企業就會選擇不守信用。加大執法力度，就是要大大增加個人和企業不守信用的交易成本，使法律真正成為維護社會信用關系的有力工具。

(2)推進以市場為主導的社會信用體系機構建設。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離不開完善的市場中介機構作為其組織保障，在構建社會信用體系的過程中必須推進以市場為主導的社會信用體系服務中介機構建設，包括經營征信數據、信用評價和資格認定等組織機構。

(3)要建立信用信息數據庫，實心聯合征信制度。具體說來，就是信用體系服務中介機構向銀行、公共事業單位等征集個人信用交易記錄，對其作出信用評價和定級，形成信用信息數據庫。其他單位如果需要對個人的信用進行考察，就可以向信用服務機構付費獲取服務。

2.加強政府信用建設，建立信用政府，這對樹立一個誠信、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形象和營造信用市場環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政府信用是指政府對法定權力和職責的履行程度，表明政府在自身能力限度內的實際“踐約”狀態。它是一種非利潤刺激的信用，存在信用建設動力不足的問題，同時，政府信用是一種建立在信用方和信任方權力非對等基礎上的特殊信用。當信用方即政府一旦發生失信行為，信任方即公眾由于其權力支配上的明顯劣勢而顯得孤立無助。因此，政府信用的建設應從優化信用動力機制和完善約束機制兩方面著手，具體說來，就是要建立和完善行政審批責任制和過錯追究制，實行公務員信用承諾制度；要建立信用政府管理組織體系；要建立政府檔案管理系統；要完善政府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機制，程序公開化和透明化等。

3.倡導誠信的社會理念。首先要在全社會進行誠實守信的道德教育，把誠實守信作為建設現代文明的重要基石，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內容。其次，要經過長期系統的宣傳教育，用誠實守信將人們的道德行為、經濟行為、政治行為有機地統一起來，使誠實守信真正成為大多數人所認同與遵循的行為準則。最后，要以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為契機，營造良好的誠信環境，使人們認識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以誠信為核心的道德基礎上，使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的觀念深入人心。

參考文獻:

[1]道格拉斯·格林沃爾德:經濟學百科全書[Z].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15)

篇（9）

2基于“雙證融通、產學合作”人才培養模式的社會體育課程體系構建

社會體育專業課程體系由教學理念、教學目標、教學內容、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實習實踐、師資力量和教學設施構成。社會體育專業人才培養關鍵是明確培養目標，依據市場需求，結合師資力量和教學現狀，突出專業辦學特色，設置專業課程，合理安排教學內容。就目前社會體育培養出來的專業人才與實際社會體育行業需求的人才標準要求相差甚遠，這就要求社會體育專業轉變培養思路，拓展專業培養路徑，實現學歷教育與職業資格培訓對接。隨著我國國家職業資格準入制度逐漸完善，行業人員必須具備行業職業技能標準，同時獲取職業資格證書，方能就業。社會體育“雙證融通、產學合作”模式課程實踐體系的構建，就是為了改變社會體育專業實踐教學薄弱、職業技能不足現象。因此，基于社會體育專業辦學模式，融入職業資格制度，是社會體育專業得以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那么，實施雙證融通人才培養模式關鍵是什么?如何融通?社會體育專業雙證融通的關鍵是通過適當的方式和運行機制將學歷教育與職業資格培訓融為一體，合理設置課程內容，構建新型社會體育人才培養模式。為培養一批核心職業技能過硬、拓展職業技能寬泛并舉的應用型復合人才，培養模式中要強化和突出學生實踐能力訓練，重點提升職業技能和職業素質。根據國家職業資格要求對社會體育專業課程體系進行重組，構建四層次一體化的四大課程模塊，創新教學方法，依托教學資源，改革教學內容，走出一條具有實踐意義的特色社會體育辦學之路。根據國家職業資格標準，社會體育專業人才培養根據其職業能力要求，對社會體育專業課程設置整合調整，使社會體育人才培養目標與職業能力考核目標相一致，使社會體育課程體系與體育行業職業資格證書考核內容相一致。按照職業功能、工作內容、技能要求和相關知識進行梳理，落實到相應的課程體系，形成符合職業標準的“雙證課程”。［6］“雙證課程”主要是指學歷教育階段依據教育目標，以學生職業能力和職業技能的形成為重點，學歷教育和職業資格證書教育為特色而確定的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標準。“雙證課程”標準要充分體現職業特定技能標準、行業通用技能標準、跨行業職業技能標準和核心技能標準四大分層化的國家職業標準(如圖2)。圖2社會體育專業綜合職業能力結構圖按照職業要求開發“雙證課程”，整合社會體育教學內容，將學歷課程內容與職業培訓內容整合為專業課程內容，保證課程開發具有專業特色和行業標準。通過整合各大高校社會體育專業課程設置，結合體育行業職業資格標準，重組社會體育專業課程體系，構建四層次一體化的社會體育課程模塊(如圖3)。“雙證融通、產學合作”人才培養模式是把學校學歷教育和職業技能考核并軌的一種培養模式。社會體育專業是新興專業，仍舊存在教學目標不明確，教學內容跟不上市場需求等問題，勢必對社會體育專業學生就業帶來困難。“雙證融通、產學合作”人才培養模式，把二者關聯起來，結合市場動態，找出二者融通的契合點，是一個動態修正的過程。而雙證融通的實施，就是要以職業資格標準為導向，以職業素質為前提，以職業能力為培養目標，對社會體育課程內容進行重新改革與整合，實現社會體育學歷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接軌，為社會培養急需型、實用性、惠民型和復合型高技能實用型體育人才。

3社會體育專業實施“雙證融通、產學合作”人才培養模式的路徑

3．1構建質量標準

社會體育專業人才質量標準應該始終圍繞“職業核心技能標準、職業特定技能標準、行業通用技能標準和跨行業職業技能標準來設置。以市場為導向，以職業標準為準繩，以個體需要為前提，把適應與滿足社會需求和學生職業發展作為人才培養的核心內容，突出社會體育人才培養的針對性和應用性，真正走出一條符合社會體育專業“雙證融通”之路。構建雙證融通的質量標準，離不開產學結合，同時，注重充分發揮產業界的作用，注重企業和學校的合作，充分發揮行業組織與企業的作用，校企聯合定位，進行職業分析，［2］確定社會體育專業知識結構和技能要求，明確社會體育辦學方向和人才培養目標。

3．2重組課程結構

社會體育專業課程設置是學歷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融通的關鍵。社會體育專業課程設置中把職業資格考核內容與專業課程教學結合起來，把體育行業職業資格標準融入課程體系，形成職業技能體現社會體育專業的教學目標內容，又突顯了體育行業職業資格證書考核標準，真正實現雙證書融通。社會體育專業課程體系構建從整體出發，以職業崗位能力為核心，突出崗位工作過程在課程框架中的主線地位，按照實際工作任務和工作情境構建課程體系。［7］社會體育人才培養以社會化和職業化的思路決定課程的增加與刪減。注重與地方體育特色相互結合，課程設置過程中要注重選修課與必修課的結合，在培養模式的空間范疇內拓展專業培養模式的涵蓋性，增強實踐與理論的結合;同時，針對市場需求與職業特點，把體育行業職業資格證書制度下課程集中化與強化，從而使新課程組合得以保證，改變學校原有的不適合學校、學生、企業發展的課程設置瓶頸，真正做到校、企、生“三贏”。

3．3創新評價方式

社會體育專業實施“雙證融通、產學結合”的精髓是學歷證書和資格證書并重和融通。其目的是培養學生職業資格技能，其實質是社會體育專業學科導向向職業導向的轉變。社會體育課程教學以體育行業特有工種和崗位能力為基礎，以職業行為活動為依據，立足社會體育市場需求，將學歷證書要求和資格證書要求統一起來。理論教學內容與實踐實訓統一起來。教學過程中加大實踐教學的比重，其方法宜采用訂單式、PBL教學模式等，切實加強學生實踐操作能力和崗位職業要求，培養學生實踐能力與創新能力。改革教學評價方式，將校內技能考核與崗位實踐能力考核并軌，實行“以考促學”、“以證代考”，將職業技能考核標準作為課程考核標準，積極探索課堂與實訓一體化，實現教學和崗位零距離。

3．4強化實踐環節

根據課程設置的要點與課程管理實踐過程中的難點與熱點問題構建動態管理體系，促使社會體育專業人才模式更加科學、規范。根據時展的需要，以“厚基礎、寬口徑、高素質、強能力、廣適應、重創新”為基礎，確立具有較強社會適應能力的復合型人才作為社會體育專業的培養目標，并依據培養目標構建新的課程體系，以期培養適應市場需求的復合型“社會體育人才”。課程設置上突出社會體育專業實踐模塊，實現與職業基本技能對接，增加社會實踐比例，采用理論教學與實踐性教學相互交替，實踐性教學通過“見習實習、專項實習、頂崗實習”為一體的遞進式實習實訓。［8］

3．5加強基地建設

教學實習基地建設要立足社會體育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目標和學院教學管理規范，建設一批現代科技含量高、教學科研功能齊全，專科特色突出的實習實訓基地，形成以培養學生專業技能和創新能力的實踐教學新體系。構建“雙證融通”的實踐教學體系，加強校內實訓基地的建設。校內實訓基地建設應緊緊圍繞專業技能培養、專業建設及課程設置的需要，校外實訓基地切實加強產學合作，使學生的專業實踐實習與頂崗實習有效連接，通過崗前培訓、頂崗實習來加強學生職業能力，真正實現社會體育專業零距離就業的培養目標。

3．6提升師資隊伍

社會體育人才培養以體育行業職業資格為導向，加強校企合作，堅持貫穿以能力為本位，以任務為驅動、以行動為導向，以應用為目的的“產學合作”人才培養模式。師資隊伍建設是社會體育人才培養的保證。學校按照“穩定、培養、引進、借用”的人才隊伍建設思路，以全面提高師資隊伍素質為中心，以優化社會體育專業教師隊伍結構為重點，優先配置持有職業資格證書的師資隊伍資源，重點加強“雙師”素質教師隊伍建設，努力建設一支數量足夠、專兼結合、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符合高技能人才培養目標要求的“雙師型”教師隊伍。同時，加強自身資源的培養，輸出教師進入企事業單位，學習行業知識和職業能力，來完成從專業教師向職業資格培訓師的轉型，或選聘行業內專家、技師或體育行業培訓師，以期為社會體育專業實施“雙證融通、產學合作”培養模式的奠定堅實的師資力量。

篇（10）

在隨機調查的30所中小學中，有2所學校是自愿無償對外開放的，而這兩所學校的體育場地器材結構單一，主要以田徑場、籃球場、乒乓球場為主，田徑場都為土質場地。

（二）影響中小學體育設施社會開放的因素

1.上級部門沒有開放任務。

目前，雖說國家通知、要求、條列明確指出在不影響本校的正常教學秩序的前提下，應當向社會開放使用，但開放的僅是極少數，只有明確各地政府和主管部門對外開放的義務性，才能保證學校體育設施對外開放的進一步發展。學校體育設施陳舊、學校比較偏遠等也是制約體育設施對外開放的客觀因素。這與影響學校體育設施社會開放過程中的調查結果是相一致的。

2.安全問題。

學校體育設施開放過程的安全問題，是大多數學校最為擔心的問題，它包括學生的安全問題、學校的安全問題、及鍛煉者的安全問題等。首先學生的安全及學校的財產安全，如果學校體育設施對外開放，進入學校的社會人員身份多樣，情況復雜，且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對學生安全及學校財產構成威脅，而進入學校鍛煉的人由于年齡、性別、身體素質、機能水平、運動機能也不盡相同，在缺乏正確的體育技術指導，沒有體育醫務監督的情況下，難免會引起多種傷病的發生，如骨折、拉傷等。若發生意外傷害時應該怎么處理，該由誰負責，又有誰來賠付，這都是開放過程中所有學校面臨最讓人頭疼的問題，但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一個有效的監管體制和治安措施。

3.經費問題。

學校體育設施的損耗，日常維護和更新設備已經是學校不小的一筆開銷，一旦對外開放學校體育設施，場地的使用率會大大增加，無形中加大了體育設施維護和更新設備費用的開支，加大了體育設施成本，在目前國家各種優惠補償政策還沒有到位的情況下，這些費用使學校望而生畏。這也是所有學校擔心的經濟問題。

4.觀念意識。

在調查中，有71.4％的學校認為“沒有必要向社會開放”,僅有28.6％的認為“有必要向社會開放”。這說明，大多數學校在觀念意識方面還有嚴重的缺失，意識方面還不到位。只有加強學校領導意識和改變學校的觀念，才能使學校體育設施更好地服務于大眾。

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南通市中小學體育設施社會開放率較低，在對南通市隨機抽取的30所學校中，向社會開放的學校只有2所，而大多數學校場地結構單一，體育設施缺乏，即使對外開放也不利于創造好的健身條件，影響中小學體育設施向社會開放的因素，從總體來看，分為安全、經費、管理、觀念、政府要求與否、群眾量等主觀因素，而安全為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其次教學區與運動區無法分離、上級沒有明確開放任務、體育設施陳舊、學校偏遠等客觀因素。而這些問題與開放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的調查情況是一致的。

（二）建議

1.場地、器材是學校辦學水平和辦學規模的反映，也是學校對外開放的必要條件。

建議：在完善體育場地設施的情況下，添加體育設施器材，在保障常用體育設施的同時，要盡量建設體育標準場地。

2.要是中小學體育設施對外開放，必須做好安全方面的措施。

建議：加強監管，第一，要對鍛煉者進行身份認證，實行實名登記，做好相關的安全警告標語，明確活動的規則，做好損壞賠償等規定。第二，設立體育醫務監督，對鍛煉過程中發生的運動損傷等進行臨時處理。第三，設立治安措施，加強管制。

篇（11）

我們先簡單了解一下調研地的大致情況，這可以作為后文數據分析的宏觀背景。該縣位于華北某省東北部，面積3309平方千米，53萬人（2006年）。該縣為重要林業縣和水果生產縣，林地面積1500平方千米，水果種植面積27000公頃，主要出產蘋果、梨、板栗等；鐵礦資源豐富，儲量達四億噸。通過與當地人的接觸以及對于當地的觀察，除了表面上的數字外，我們對當地也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首先，該縣原為國家級貧困縣，但近年來由于鐵礦的開采，其經濟飛速發展，2012年年財政收入約18億，在當地已可算作前列；其次，當地山多，號稱“八山一水一分田”；再者，當地正處于經濟飛速發展期，在街道兩旁隨處可見很多在建的住宅區；最后，當地的經濟發展很不平衡，不論是民間的貧富差距還是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差距都極度懸殊。在當地我們選取了三個派出法庭作為調研對象，分別簡稱A、B、C派出法庭。我們先來看一下三個調研地的大致情況，A派出法庭所在鎮位于縣城西南17.5千米，面積約138.59平方千米，人口約5萬人左右，當地大理石開采業較為發達，有資料可查的2006年人均年收入約2100多元，其經濟水平在該縣大致居于中間水平；B派出法庭所在鎮位于城東74千米，面積261.46平方千米，人口約3萬人左右，當地礦產資源豐富，旅游業也較為發達，總體收入與A派出法庭所在鎮較為相近，但人均收入較A鎮高，經濟水平在該縣也屬于中等水平；C派出法庭所在鎮位于位于縣城城東38千米，面積224.5平方千米，人口約3萬人，由于當地資源較為貧乏，且距縣中心較遠，經濟水平相對落后。下面，我們將A、B、C三個派出法庭進行橫向對比，探查不同地域的影響因素。

（二）三派出法庭橫向對比

2011年A派出法庭審結案件156件，其中有的案件103件，沒有的53件，訴訟率達66%（這一率在各地已經算較高者），其中原告單獨委托人的有39件，被告單獨委托的只有9件，雙方都委托的50件。其中律師共出現70人次，法律服務工作者出現42人次，公民共出現22人次，但其中關系明確的只有19人次（以上包括一人有數名或雙方都有的情況）。有的案件類型分布：離婚案件51件，買賣合同糾紛5件，民間借貸12件，侵害健康權7件，婚約財產6件，勞務合同糾紛4件，相鄰關系2件，財務糾紛6件，扶養費糾紛2件，運輸合同糾紛2件。其余還包括類似于排除妨害、非婚生子女撫養、撫恤金分割、生命權糾紛等案件，由于案件數量只有1件，不太具有代表性，這里就不再一一列舉。在有的案件中，案件標的額最大為20萬，而無的案件中標的額最大為30萬。這可能與我們常識中案件標的額大才聘請律師相左，但經過仔細查閱案宗，我們發現許多大標的額案件其實事實認定十分清楚、簡單，而且證據非常充分，之所以經過訴訟程序主要是因為當事人故意拖欠或無力償還，并且之后在與法官的座談中也驗證了我們這一猜測。在有的案件中，已判決結案的有45件，占43%，調節49件，占48%，撤訴9件，占9%；在無案件中，已判決結案的有33件，占62%，調節11件，占21%，撤訴9件，占16%。同時，我們還統計了對于一般人來說較為關注的有案件與無案件的勝訴率，由于民事案件很難區分出哪一方是完全的勝訴方，所以我們采取相對優勢者即為勝訴方的原則，通過訴訟費的承擔以及對訴訟標的的分割和訴求的滿足來評判誰為相對優勢者，可能這一評判標準過于粗放，但該標準更能為一般群眾所接受。在有的案件中，原告勝訴的案件為33件（此處包括原告單方聘請人和雙方都聘請人情況），占所有案件的32%，被告勝訴案件為10件（此處包括被告單方聘請和雙方都聘請人情況），占所有案件的10%，真正的原告單方聘請人且敗訴的只有兩個案件；而在無的案件中，原告勝訴案件為24件，占無案件的45%，而被告勝訴的一件也沒有。在統計卷宗的同時，在A鎮我們進行了問卷調查，主要對象也是當地的居民，主要是就近隨機發放，有效問卷共計100份，其中年齡以50以上為主，占有效問卷44%，而30~40、40~50兩個年齡段人士共計只占34%，這和當地青壯年大部分外出打工也許不無關系；另外調研對象的學歷構成較為平均，小學占12%，初中占30%，高中（中專）占28%，大學（大專）占30%；而家庭年收入則較為集中，2萬以下及2萬~4萬占64%，而4~6萬只占20%，6萬以上占16%。在發生糾紛的解決途徑中，找熟人說和的占54%，高達一半；找村干部調節的占32%；而上法院打官司只占14%。對于打官司是否聘請律師，直接選擇是的占54%，選擇否的只占6%，而視官司重要性而定的占40%。對于律師的價位則較為集中，大部分人認為2000以下及2000~5000能接受，這一比例高達86%。而聘請律師的因素絕大部分人還是選擇視官司重要性而定。通過我們在A派出法庭所得到的案卷數據不難發現，在有案件中數量最多的是離婚案件，這當然有離婚案件總體基數大的原因，但A派出法庭離婚案件共計68件，而有的就有51件，高達75%。另外，結合我們在當地所做的問卷調研可以發現，對于經濟成本的計算雖然也是影響因素之一，但并不是當事人決定聘請訴訟的首要因素。我們再來看一下剩余兩個派出法庭的大致情況，B派出法庭2011年共收案件89件，其中有訴訟的54件，沒有的35件，訴訟率60.67%,其中原告單獨委托人的有33件，被告單獨委托的只有3件，雙方都委托的18件。其中律師共出現46人次，法律服務工作者出現24人次，公民共出現7人次，其中關系明確的有7人次。C派出法庭2011年共收案件36件，其中有訴訟的15件，沒有的21件，訴訟率41.67%，其中原告單獨委托人的有8件，被告單獨委托的沒有，雙方都委托的7件。其中律師共出現10人次，法律服務工作者出現11人次（首次超越律師），公民共出現4人次，但其中關系明確的有2人次。我們希望通過三個派出法庭的對比，能夠在較為廣闊的環境下凸顯出影響法律服務的較為宏觀因素，諸如各派出法庭的政策引導，不同地區的經濟差異等因素，這些因素也主要是通過作用于當事人、律師等法律服務工作者、法院三者，進而間接作用于法律服務。

（三）對比分析

我們將三者的主要差別根據當事人、律師、法院三者角度簡單梳理下來：（1）三者率不同，A派出法庭最高，B派出法庭次之，C派出法庭最低；（2）三者主體中，A派出法庭律師出現比率68%，B派出法庭律師出現比率85%，而C派出法庭中律師出現比率首次低于法律服務工作者，并且公民數量中，關系不明確者占據了一半；（3）A派出法庭結案數量為156，B派出法庭結案數量為89，C派出法庭數量為36。通過上述三者主要差別，結合我們在調研中所了解的三地情況，我們首先對于三個派出法庭結案數量差距較大作出分析。根據三地情況我們可以總結如下：（1）A鎮距縣中心最近，C次之，B距縣中心最遠；（2）A鎮人口最多，B、C兩地人口差距不大；（3）B鎮經濟發展水平最高，A鎮次之，但與B地差距不大，C鎮經濟水平最為落后。這三者我們將其抽象化為“：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人口因素、經濟因素。在這三者中最為占優勢的是A鎮，其次是B鎮，最后是C鎮，而其結案總數也是同樣的排名。下面我們簡析一下三個因素的作用方式，通過A與B的對比，我們不難發現在經濟因素大致相近或處于劣勢，人口因素及“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因素即發揮作用，原因應是人口較多時糾紛數量也較多；而B與C相對比，我們可以發現在人口總量現差不多時，經濟因素即凸顯出來；而A與C對比則又凸顯出了經濟因素及人口因素。因此我們認為影響三個地區結案數量的因素主要是：經濟因素、人口因素及“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這三個因素也作為之后從各角度分析各項的宏觀因素。經過對比我們發現，三地關于律師等法律服務工作者主要不同即三者出現比率，在A、B兩地，律師出現人次都遠高于法律服務工作者，但在C地，法律服務工作者卻反超律師。我們還是以上文所總結出的三地的主要不同出發進行分析，首先仍是經濟因素，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相比其收費水平本就比較高，而C地居民人均收入也較A、B兩地少很多，經濟承受能力較差。通過這一對比，我們驗證了經濟能力作為影響當事人聘請法律服務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我們也發現了一個從律師等法律服務工作者角度出發的影響因素，即律師等法律服務工作者的收費標準。以上述三要素為分析框架，我們不難發現三地之中，A地率還是最高，刨除人口因素影響，我們不難發現“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在這里扮演重要角色。所謂“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即“在距離當事人并不遙遠的地方是否存在提供法律服務的主體或場所、有關的信息渠道或利用這種服務的途徑是否通暢等”，而據我們了解，當地主要法律服務提供場所即在縣城中心，即距縣中心的遠近也可理解為“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除了以上三種因素外，我們在走訪A派出法庭時了解到，A派出法庭是當地基層法院強力塑造的模版，在我們完全走訪時感覺它就是一個縮小版的青龍縣法院，各種現代化設施一應俱全。該法庭庭長原是城關法庭的副庭長，在交談中我們能感覺到作為“業務尖子”（在法院的光榮榜上我們就看到了他的名字）所具有的法律素養，當我們談及法律服務的影響因素后，他提出了在自己看來影響訴訟率的因素：（1）案件的難易程度；（2）當事人的經濟實力；（3）個人時間是否充裕；（4）律師收費；（5）關聯程度。對于這些因素我們認為具有很強的參考性，由此可見作為當地法院的“招牌”法庭。A派出法庭不論是硬件還是軟件，都得到了當地法院的充分支持。這點我們認為也與A的率高于B派出法庭具有很重要的影響，該因素我們認為可以抽象為來自法院的政策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