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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G2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18（2012）04-0177-02

一、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調整

（一）網絡外交決策與內外環境

互聯網的興起和普及改變了信息傳遞的基本方式，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渠道，也引發了外交領域的重要變革。自互聯網產生以來，伴隨傳播技術的進步與現代國際體系的形成，民族國家除借助武力謀求自身利益之外，也在利用網絡的國際化傳播來謀求國家利益，于是網絡外交和國際關系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行為的一部分。政策是黨和國家的生命，體現人文價值觀，關乎國家生存與發展，是社會穩定的基礎。［1］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是國家外交戰略和政策系統的重要部分，他們的制定與調整必須結合國內外環境狀況，包括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客觀實際情況，只有如此，才能保證國家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制定的科學化與合理化。

（二）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概念

國家的外交戰略結構，或稱國際戰略或對外戰略，是一個國家對一個相對較長時期關于對外關系的全局謀劃，它涉及國家對外目標的制定、實施對外目標的手段、國家對國際形勢、國際格局的認識與判斷，對本國利益與國際地位的追求，對大國關系、國際人文環境的認識。［2］由此，可以對網絡外交戰略作出以下理解，網絡外交戰略，是一個國家對國際、國內網絡發展與運行環境認識和判斷的基礎上，結合國家自身的總體外交目標，對本國長期的網絡對外關系的全局謀劃。外交政策是外交戰略的組成部分，由國家的外交戰略所決定。它指一國處理國際問題和對外關系問題、進行外交活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行動方針。［3］由此，可以對網絡外交政策作如下定義，網絡外交政策是指一個國家在明確對網絡外交目標的基礎上，結合國家自身的網絡發展與運行狀況，所指定的一系列處理國家網絡對外關系問題的基本原則和行動方針。

（三）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調整

網絡外交決策首先具有現實性，同國際形勢密切相關；其次具有針對性，既有目的的針對國際問題和國家內外環境；第三具有明確性，即充分利用互聯網這一平臺，對外本國明確的立場與態度；第四，具有相對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破壞本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誠信信譽形象；最后，是追求有效性，適應國際形勢，能夠實現國家制定的目標，使目標和效果達到最好的結合。

由中國學者歸納，中國的外交決策有三種類型：神經末梢觸動型，就是自下而上的決策過程；神經中樞刺激型是自中而上的決策過程；最高決策發動型是最高決策層為主發動的決策過程。［5］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網絡外交決策大權在最高機構，外交部及其下屬機構在網絡外交決策中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互聯網絡傳播具有廉價、實時、共享和高度擴張的特點，因此能夠及時全面的掌握信息，并對信息的選擇更靈活，方便了參與外交的行為體及時溝通和交流，并在網絡平臺上形成輿論傾向，從而對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形成了深刻的影響。

（四）網絡外交決策的程序

網絡外交政策制定的程序主要包括：調查研究、制定方案、比較研究，最后上報，由中央決斷的工作程序。其中，信息的采集和傳播、議題的設置、制造公眾情緒和公眾壓力最終形成公眾輿論在外交決策程序中尤為重要。

1、信息的采集和傳播

網絡是外交信息的重要傳遞者，同時也是外交信息的最靈通者。所以，通過互聯網等各種途徑大量的收集情報，在進行調查研究網絡外交政策制定中尤為重要。

2、網絡外交政策中的議題設置

網絡能按照自己的選擇來突出和強調或隱瞞或者暴露某些事實，從而影響公眾對國際事務或外交政策的看法，形成強大的輿論導向，給外交決策帶來正面或反面的推動力。

3、制造公眾情緒和公眾壓力，形成公眾輿論

公眾的情緒是一種客觀存在，隨現實環境的變化和受刺激的不同而變化。善于遵從、引導、影響和控制公眾情緒已成為國家發展網絡外交的重要領域，對國家發展對外關系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二、網絡外交與中國和平發展的大戰略

（一）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輿情分析

“國際輿論環境就是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的評論，大多數媒體的報道和評論形成對該國的輿論并產生影響。”［6］冷靜客觀地看，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國際上很多人仍然不了解甚至敵視中國。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國的對外宣傳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但從國際輿論環境的總體態勢看，加強和改進對外宣傳依然是長期而又艱巨的工作。歷史的發展和現實的思考要求中國必須把網絡外交戰略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與外交戰略的重要位置，通過政府推動下的思想與信息的交流，以豐富多彩的形式向世界說明中國，把客觀、真實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傳遞給世界。

（二）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必要性

信息革命正在迅疾地改變著世界“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esBacon）在400年前寫道的，信息就是權力。”［7］。傳統官僚機構的壟斷地位在信息的跨國大流通中被削弱，“對于自身社會有關的信息，政府已經失去了某些控制”，［8］全球化的發展使世界各國公眾越發深切地感受到個人與世界的聯系日益緊密。全球意識的增強和利益相關性的切身感受，使世界各國公眾對國際關系、世界事務給予更高的關注。表達見解、參與國際事務的要求更加強烈，這對各國政府的對外政策產生日益重大的影響。“維持一致的、由精英把持的外交政策等級秩序越來越困難。”［9］在這樣的世界性潮流中，世界輿論日益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個關鍵要素，軟權力則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致力于表達和運用的力量。網絡外交這一具有軟權力性質的非傳統性外交形式也越來越為各國政府所關注和倚重，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事也就尤為重要了。

三、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現實構建

嶄新的外交理念呼喚全新的外交實踐。中國網絡外交戰略的構建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是一項系統工程，把網絡外交融入中國總體外交框架更需要經受外交實踐的考驗。

（一）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思維與理念

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作為中國國家外交戰略與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與實施，必須遵守國家外交戰略與外交政策中的一系列最基本的原則與慣例。具體來說，要構建中國的網絡外交戰略、制定和實施中國的網絡外交政策，要遵循以下幾點理念：

1、要勇于承擔責任，在參與中提升自己。作為一個有著世界性影響的大國，我們要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勇于承擔國際責任，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事業做出貢獻。

2、要重視政策說明與辯護。外交事務雖然涉及到國家安全等復雜的戰略性問題，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須記住這樣一句話：一項沒有解釋清楚的政策是不會得到大家支持的。”［10］

3、要重視政治文化與外交理念的傳輸。

4、信息提供要具有連續性與客觀性。在互聯網的時代，人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網絡上的信息淹沒。保證信息的連續提供，并對信息的客觀性負責，唯此才能真正發揮網絡外交的作用。最后，要堅持戰略和政策的原則性，國家性質和國家利益決定一國的外交政策。

（二）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外維建構

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外維建構是中國網絡外交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在互聯網絡平臺之上，中國對自己的認識與世界對中國的認識之間的差距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從運作的層次上看，中國的網絡外交戰略應該分為全球層次、區域層次和國別層次，依次推進，在序列優化中尋求高效能。

1、全球層次。全球層次是中國網絡外交戰略運行的最廣義層面，它從一個最宏觀的層面向世界說明中國，在全球互聯網輿論中給中國國際形象和國際信譽一個清晰的、有力的定位，在不涉及國際權力和利益的具體博弈中通過互聯網給世界各國公眾一個良好的感性印象。

2、區域層次。區域層次的網絡外交對象是世界范圍內廣泛存在的，尤其是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互聯網使用區域，如西歐、東北亞、東南亞和阿拉伯世界等地區的國家。作為一個區域性大國，中國網絡外交的核心首推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國家，其次為世界其他地區。

3、國別層次。國別層次也是網絡外交最基本最具體的層次，其主要對象是世界大國和中國外交政策所涉及的核心地區國家的互聯網使用主體。

（三）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內維建構

從內向性維度審視，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政策應本著把社會輿論的關注點作為網絡外交的出發點這一精神，及時回應國內互聯網平臺上的民眾，對我國外交事務的各類問題，特別是對于國際熱點問題，要加大分析和解釋的力度，而不只是對我國具體外交行為作原則性的解釋。

1、要適當加大中國網絡外交的透明度，拓寬公眾對中國外交問題了解的渠道，增加公眾與職業外交官在互聯網絡上對話的機會。

2、加強網絡技術研究和信息資源的收集整理工作。力爭在影響到未來網絡發展走向的網絡技術上取得一些關鍵點的突破，以便在未來新的全球網絡規則中取得一定的發言權，避免完全被動的局面。

3、要加強與國外網絡媒體的對話、改變國內網絡管理思路與體制，爭取網絡外交信譽。政府要盡可能地加快發展民間網絡外交力量，努力建構和諧網絡社會。根據網絡外交本身的特點，量身打造符合其自身發展規律的管理模式，少行政命令，多柔性引導。

四、結語

作為一種新興的外交手段，網絡外交對國際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對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研究，必須基于對國家總體外交戰略與政策的理解和掌握。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必須堅持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必須重視網絡外交決策的科學化、理性化，必須重視網絡外交同國際、國內環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影響。只有如此，才能把網絡外交融入中國總體外交框架，最終達到實現國家利益的目標。

參考文獻：

\[1\]\[2\]\[3\]\[4\]楊闖.外交學\[M\].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1）:250,260,262.

\[5\]張歷歷.外交決策\[M\].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119-121.

\[6\]趙啟正.中國面臨的國際輿論環境\[J\].世界知識,2004,(5):54.

篇（2）

在制定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的時候，對其最為主要的影響因素就是單元。單元是構成國際系統的一個基本的行為主體，也是個國際系統的物質基礎，如果不存在單元主體就不會存在系統。在國際系統的行為主體中，單元主要被認定為是國家，而并不是國際組織或者是跨國公司等其他行為主體。本文就從對國家外交政策形成影響的各種單元特征角度進行探討。

一、 國內政治系統和國際政治系統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一）、對于一個政府來說，其外交政策就是其在世界上需要實現的各種目標以及為了實現目標而采取的手段和戰略等。比如美國，對外政策通常都是源自于一些專門為美國總統等提供意見參考的機構，同時其對外政策等也都會受到美國國會或者是一些辯論賽的影響。可以說這種美國政治體制其決策主體的多元性就導致了美國總統或者一些專門提供意見參考的機構以及國會等都會跟單元，也就是國家行為主體的政治特點以及文化特點等存在許多聯系。在廣義的政治學概念中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是被包含在一個系統之中的，阿爾蒙德以及小鮑威爾等在對政治學的研究之中借用了生態學的觀念，對于政治系統指出政治制度不僅存在于其國內環境中，同時也存在于國際環境中，政治制度不僅改造這些環境同時也被這些環境進行改造。在這些的系統之中，國際政治就成為了國內政治的環境，而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之間通過輸入與輸出進行溝通，國內政治最終成為了國際政治的子系統。而對于一個單元，也就是國家行為體來為國際政治其最終的目標就是對國內政治進行服務。所以說國際政治跟國內政治之間并非是隔絕的，而是有消息互通的，甚至相互影響乃至互為因果。

（二）、在對單元政治特點進行梳理的同時需要考慮到兩個問題：國際政治對于國內的影響，以及國內政治的國際化影響。就單元的外交政策來說，這是國內政治決策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屬于國內政治，但是就起實施的對象來說又可以看作是國內政治系統對于國際系統的政策輸出。在這個輸出的過程之中，外交政策就成為了溝通國內政治以及國際政治的橋梁。通過外交政策可以讓二者之間進行互相作用以及反饋，其最終的目標就是再次回到國內政治系統之中來實現外交政策的最初目標。從這里可以看出外交政策將國內政治的最終結構輸出到了國際政治系統中，又成為了構建國際政治系統的原因。

（三）、一個國家行為主體其對外政策屬于其國內政治的范疇，所以制定其對外政策的時候會受到其國內的政治體制以及參與政治的各種力量的影響，同時國內的政治氣氛以及議程等都會影響到外交政策的制定。這種來自不同單元主體的政治差異就導致了不同單元主體制定其對外政策中存在很多的不同，而政府內部的各種力量以及機構、個人等也都會參與到外交政策的制定中來。比如說對于美國的外交政策來說，影響其外交政策的個人和機構之間的分歧并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互相產生作用和影響的。對于美國的政治制度來說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會牽扯到多個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比如說就美國的對華政策來說，其中兩國之間的關系的定位和定性等就會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對華外交政策。這樣一來，實際上美國外交政策所反映出的就是對于美國政治制度所產生的最大影響的利益集團的利益趨勢。

（四）、國際政治的國內化影響以及國內政治的國際輸出指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之間存在界限上的模糊，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外交是國內政治的一個延續。但是在目前階段，國內政治也有可能變成外交政策的延續。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個單元主體的內政除了會是外交政策的主要決定因素之外還可以是外部對其內部進行反饋的客觀條件。在國際化的關聯性之下任何一個單元主體都不是簡單孤立的存在，而是會出現輻射性的效應。單元的外交政策比如含有的國際性會導致國際成果，因而也就會導致對其他國家的反映而被國際化。

二、 國內文化特征對于外交政策的影響

（一）、對于單元主體來說其民族文化因為包括了最為基本的價值觀對國內政治產生了巨大影響。文化的以下幾個特點決定了其對于國家的外交政策有較大的影響：第一就是因為一個行為主體其文化的形成過程是非常緩慢的，所以其沉淀下的文化積淀具有長期性。第二就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內涵或者是其基本的文化價值觀念具有穩定性。第三就是文化其施加出的影響是會超越階級和政黨存在的，其表現在社會中家庭生活以及企業生產和政府政策的各個方面。例如說在經濟文化中美國強調的是公平競爭而中國強調的是人際關系。第四就是任何一種文化都有成功的一面也都有失敗的一面，但是并不存在一種文化超越另一種文化。

（二）、政治文化是一個較為復雜的概念，美國有關學者將其定義為一個主體對其政治進程以及政府工作的性質和風格的態度。在一個民族內部政治文化是在一個特定時期內的政治態度以及感情。政治文化的形成和民族歷史遺跡社會、經濟等都有很大關系，同時政治文化也會直接影響到政治角色的行為。在對任何一個政治主體進行研究的時候不僅需要研究其實際的政治行為，還需要對其帶有政治傾向的政治態度進行了解。政治文化主要包括了兩種內容，第一是內部人民看待自己和外部的國家觀念，第二就是人們處理其對外關系的方式。

（三）、國家外交其基本的出發點就是國家利益，而實現國家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政治文化。人是在文化中成長的，那些掌握了實際政治權力的人更加容易受到文化的影響，其行為和態度等都是存在許多文化根源的。例如我國總理在答中外記者問的時候經常會引用一些中國古詩詞來解釋自己的對外政策。當我們在談及政治文化時主要的參考對象是美國，盡管美國外交政策主要是總統在綜合各種意見之下的產物，但是卻依然滲透了美國獨特的政治文化。

（三）、政治文化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來對國家的外交政策產生影響：

1、一個國家的文化會影響到這個行為主體的外交政策內容以及目標，比如說國外許多學者將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擴張歸于在美國文化因素中存在的個人動因，和美國文化中有關權力是建立在商業以及經濟發展基礎之上的觀念；或者很多人都將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歸因于在日本文化系統中的思維框架存在的危險性。而在冷戰之后的建構主義理論認為文化不僅對于國家行為主體的各種行為活動產生影響，同時也會影響到國家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國家認同。例如中國文化傳統的內省特質等影響到我國的外交政策更加傾向于自省，而美國則更加影響于將本國的政治制度以及普遍價值等向世界推廣。從一個國家的文化角度來對其外交政策進行分析的學者認為，在國家的外交政策與其文化系統之間存在的聯系，被稱為戰略文化。例如美國學者金淳基曾經指出的，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的擴軍行為更多的體現的是我國在過去一個世紀所受的屈辱的反抗。

2、文化所施加出的第二個影響，就是其直接影響決策者并且通過決策者來影響這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是由代表這個國家文化以及民族特性的代表所制定出的，這個國家主體其長久以來所沉淀下的文化傳統以及道德價值觀念等都會直接影響到外交政策決策者的基本價值觀念以及信仰等。而制定外交政策的人，其反映出的則是本民族的文化需求。例如由于我國在近代長期受到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始終堅持著國家不得侵犯的原則，并且堅持將獨立自主作為我國外交政策的根本指導思想。而美國文化系統中的天定命運的思想觀念導致了美國在不同時期其外交政策有不同的理念，例如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理想主義，而卡特則是人權外交。

3、一個國家行為主體其文化會直接影響到這個國家制定外交政策的機制和過程，因為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會直接影響到基本政治體制以及政治制度。例如美國所采取的三權分立以及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日本和英國的民主立憲制度等都是跟本國文化有密切關系的。美國文化中鼓勵的是個人主義，所以在這種政治文化基礎上形成的政治制度就會首先考慮到如何來有效的避免權力會過度的集中，在這個基礎上所形成的三權分立制度是美國政治體制的主要特點。這種政治體制也導致美國對外政策的出臺往往是一個互相斗爭的過程，每個部門都在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爭搶利益。對日本來說，其外交機構的設置就受到了日本家庭制度的影響，其家庭制度的資歷特點以及明顯的級別等都對其外交機構的設置產生了影響。而印度文化中對宗教的重視等導致印度政治文化中對外交政策的落實方式不夠重視，對于甘地或者尼赫魯來說都沒有為了解決實際的外交問題而制定政策。

4、文化所施加出的最后一個影響就是點，對于國家的外交政策的執行以及實施方式產生影響從而讓國家的外交政策有文化以及民族特色。外交政策是代表了國家利益的人進行交往的社會現象，所以在特定文化中的各種文化規范以及習慣等都會直接影響到外交主體對外的特點。比如說我國文化中人際交往中比較重視面子的特點，在外交中也有較為突出的表現。而對處于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對于外交的政策來說，中國強調的是矛盾，要分清敵我，在早期強調的是一邊倒，而后期強調的是始終站在發展中國家的一邊。

三、 意識形態對于外交政策的影響分析

各國政府在制定各種外交政策的時候，意識形態對其施加了重要的影響。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一）、第一就是功能認知。意識形態是過去生活所積累下的知識以及經驗，在人們所進行認知的過程中，可以充當分析靈鏡的功能，具備了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主體，在對同一個客體進行看待的時候可能就因此而產生各種不同的理念。也就是說是我們所理解的世界，而不是真實的世界決定了我們在現實中的各種行為。因為不同的意識形態體系來自不同的地理位置以及種族習慣和語言系統、宗教文化系統等，就可能會出現互相沖突的意識形態。比如說世界歷史上一些較大的沖突事件等大都是發生在意識形態沖突較為嚴重的時期。比如說冷戰時期美國在越戰中的失敗，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當時的領導者在其認知上出現了誤差，而這種誤差又來自于其意識形態中強烈的意識。

（二）、第二個功能就是意識形態具備的規范，在對外交政策的制定中主要起到一個框架的作用，一方面，意識形態有限制和約束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對外交政策的制定一定的指導。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對此進行認識，就是意識形態對人來說提供了一整套的知識，讓其在潛意識中受到一組習慣以及準則的支配。從此可以看出意識形態其一的主要功能就是讓個人或者是集團的外交方式更加復合各種規范。在冷戰期間，盡管在美蘇兩大陣營內部也存在各種利益沖突，但是由于意識形態的沖突，所以在國家體系之間都有緩和彼此利益沖突的愿望來維護其一直的國家利益。在冷戰結束以后，這種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國家陣營沖突不復存在，但是意識形態所造成的影響還會繼續下去。

（三）、第三個功能就是合法，其指的就是意識形態會提供一種較為普遍的政治語言來讓其有關的制度合法化，為外交政策尋找依據以及各種理由。例如美國為了其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利益而發動了伊拉克戰爭，但是其卻打著輸出民主的旗號。

除了上述幾個作用之外，意識形態還具有目標功能的作用，也就是說意識形態本身就是國家對外政策所追求的直接目標。

結語：對于一個單元主體來說，其外交政策主要受到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環境以及政治文化的影響，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種力量交匯也變得更為復雜，尤其是正處于復興的中國來說，外交政策更是關乎我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利益的重要手段，對此我們還需要進行更多的探討。

參考文獻：

[1]金衛星.二戰期間的美國籌建戰后世界多邊的自由貿易體系的歷程[J].史學月刊. 2003（12）

篇（3）

鄭莊公，名寤生，鄭國的第三代君主，公元前743年――前701年在位。他是春秋時期鄭國歷史上最有作為的一位國君，同時也是春秋早年中原地區最具影響力的諸侯之一，后代史家稱之為“鄭莊小霸”。鄭莊公挾父祖之威，內平叔段之亂；對外挾天子以令諸侯，遠交齊魯，近攻宋、衛、陳、蔡；伐許、克息、敗北戎，抗擊周桓王親率的諸侯聯軍，在國際舞臺上縱橫馳騁，一時威振中原，幾于霸主。仔細考察這一時期鄭國的發展歷程，鄭莊公靈活多變的外交策略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史學界對于鄭莊公時期鄭國外交的專門論述尚屬空白，因此，本人不揣淺陋，試作論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鄭莊公時期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

西周時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作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是整個國家政治軍事的最高首領，對國家擁有絕對的領導權。由于周天子的絕對權威，整個西周社會的秩序是穩定而和諧的，各諸侯國和平相處，即便有一些爭端，也由王室來調停處理。自周平王東遷洛邑以后，周天子的權威一落千丈，事實上逐步喪失了其“天下共主”的地位，漸漸失去了控制諸侯的能力。“禮樂征伐白天子出”變成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各國或為了爭霸，或為了生存，都開始了較大規模的整軍經武，擴軍備戰。

鄭國在西周時期建國很晚，先祖桓公姬友為周宣王之弟，公元前806年始封于鄭(今陜西華縣)。周幽王時，他看到西周王朝政局動蕩，天下行將大亂，為了鄭國未來的發展，鄭桓公遂向太史伯請教避禍之計：“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分析了天下大勢后建議說：“獨河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聽后大為贊賞，于是就接受太史伯的建議，將部分族人和財物寄居在虢、鄶之間。西周滅亡后，鄭武公率眾東遷，都新鄭(今河南新鄭)，逐步兼并鄰近小國，占有今河南省中北部一帶，成為周都洛邑以東的重要諸侯。當時鄭國北依黃河，西接周室，北與衛鄰、南連陳、蔡，東與宋相接。雖國土不大，但地處中原的中心交通便利，商業發達，經濟富強；當北方的晉和南方的楚尚未興起之時，只有東方的宋才可與之一較高下。

衛國在春秋初年，西面和北面都與戎狄為鄰，東鄰齊國，南接鄭、宋，正好夾在幾個強國中間，四面受敵，加之境內地勢平坦，國力又不強，簡直無從談起發展。當時鄭國的發展和強大，使它和宋最感壓迫，故在春秋初期，衛國常聯合宋國抵抗鄭國；秦國居于西岐之地，處諸戎包圍之中，當時主要精力用于經營河西之地，全力以赴與戎人戰斗，無力東顧，向中原發展，晉國西與秦交界，東連衛，其周圍戎狄雜居，加上內亂不止，使其無力外顧而成為中原舉足輕重的強國；西周末年至春秋初，楚國主要集中精力向南方發展，其勢力還局限于長江沿岸的武昌、江陵一帶。直到公元前740年楚君熊通自立為武王以后，其勢力才逐漸向北方發展；齊國在春秋初期版圖雖大但勢力不強，它雖有魚鹽之利，經濟富庶，但在春秋初期，這些資源還沒有很好的開發，以至于公元前706年北戎伐齊，齊國還要請鄭國出兵相救；魯國在今山東西南部，泰山山脈是它與齊國的天然分界。魯北依泰山、南鄰準夷，東臨大海，西與衛相接，西南與宋交界，西北汶水流域又與齊連界。春秋時期為爭領土常與齊宋兩國發生摩擦，宋的四面都是平原，地形難守易攻，周王朝只所以將其封在睢水流域的平原之地，就是為了便于控制它。春秋初期，宋的東南面是力量較為分散的東夷和淮夷，對其構不成威脅，南面的陳、蔡勢更弱，北面的魯、衛勢力也不強，只有西面的鄭國國力較強，使之倍感壓迫，所以春秋時期，宋鄭兩國矛盾較大，常常發生戰爭。

二、鄭莊公時期鄭國的外交策略

雖然從整體上看，當時中原地區的國際形勢，對鄭國的發展相對來說較為有利。然而，同時也存在著對鄭國發展十分不利的因素，鄭國的四鄰都是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相對較強的諸侯國，鄭國四周早已開發殆盡，不像楚、齊、秦等國周圍都有廣袤發展的空間。在這種背景下，鄭國要想有較大的發展，獲取更大的生存空間，就需要“虎口奪食”，靠侵奪宋、衛、陳、蔡等國的領土來壯大自己。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單靠鄭國一國的力量很難與宋、衛、陳、蔡等國聯合起來的力量相抗衡，在這種背景下，鄭莊公為了鄭國的發展，除依靠鄭國較強的經濟及軍事實力外，外交政策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具體來說，鄭莊公當時采取的外交政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挾天子以令諸侯

春秋初年，隨著周天子控制諸侯的權力和直接擁有的軍事力量日益喪失。此時，和西周時期相比，王室地位一落千丈，周天子已經不再具有實際上的天下“共主”的地位，“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疑”。雖然，就實力而言，周天子和諸侯不相上下，但周天子卻長期保有天下“共主”之名，還擁有成周八師這支不容忽視的軍事力量。因此，當時周天子在諸侯中還有一定的號召力，他在政治上的優勢是所有的諸侯國都不敢小看的。如《左傳》隱公四年記載：殺了衛桓公自立為君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州吁黨羽石厚)問定君于石子(石F)，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

鄭武公、鄭莊公相繼為周王朝卿士，為執掌周王朝大權的重要人物。《左傳》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襄公二十五年“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杜注：“卿士，王卿之執政者。”此卿士當和《詩經?十月之交》“皇父卿士”和《長發》“降予卿士”所提到的有實權的卿士相同，可以左右周天子，行使周王朝的大權。精明的鄭莊公正是看到周天子在諸侯中的影響力，在對外擴張的過程中，利用自己王室卿士的身份打出了“以王命討不庭”的旗號，以周王名義，動員和調動王師及諸侯的力量，來討伐政敵以及不服自己管束和不利鄭國發展的國家，從而為鄭國在春秋初年鄭國的發展掃除障礙。如：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隱公五年(公元前718年)，因“宋人取邾田”，“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隱公九年(公元前714年)“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并事先把伐宋的決定通知齊、魯兩國，組成鄭、齊、魯聯軍，共同伐宋。隱公十年 (公元前713年)“齊人、鄭人入J，討違王命也。”鄭國以王命伐宋，本來邀請了J國和許國，它們沒有派兵來助鄭，鄭莊公于是聯合齊國來討伐它。春秋初期的幾十年中，宋、衛兩國，是鄭國發展的直接障礙。鄭莊公每發展一步，都要直接或間接受到宋國和衛國的直接或間接威脅，因此，直接或間決反擊、討伐宋、衛兩國，便是鄭莊公的一個具體戰略目標。

2、遠交近攻，結強制弱

春秋初期在中原眾多的諸侯國中，實力較強的諸侯國主要有鄭國、齊國、魯國、宋國和衛國等。鄭國在武公、莊公時期利用鄭國地處中原地區中心的區位優勢，實行重商政策，大力發展經濟，因此，春秋初期鄭國發展速度很快。鄭國的發展使他的鄰國宋國和衛國倍感壓迫，因此宋、衛與依附于他們的陳，蔡兩國常常聯合起來與鄭為敵。當時宋、衛、陳、蔡集團不僅妨礙了鄭國的發展而且時刻威脅著鄭國的安全。齊、魯實力雖強但離鄭國較遠，對鄭國的發展構不成威脅。在這種形勢下，鄭莊公敏銳地感覺到，要想使鄭國獲得大的發展，必須制服宋衛陳蔡集團，這樣才能為鄭國的未來發展營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而要做到這一點，單憑鄭國一國的力量是很難辦到的，故而鄭莊公定下了遠交近攻，結強制弱的外交政策――遠交齊魯，近攻宋衛陳蔡。

魯國在春秋初期也是實力較強的大國，并與宋國屢結同盟，而宋、鄭世怨，所以魯、鄭也成仇怨之國。鄭莊公有心與魯結盟，一旦發現魯、宋之間有隙可乘，便及時地抓住時機。隱公五年(公元前718年)，鄭率領周天子的軍隊與邾軍會合，攻入宋國的外城。宋國派使者到魯國告急求救。魯隱公因對宋國使者的答話不滿，未派兵前往救援，魯、宋之間出現了裂痕。鄭莊公及時地抓住這一時機，在隱公六年(公元前717年)派使者到魯國，相約棄前嫌而修新好。并在隱公八年(公元前715年)提出：“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枋易許田。”在桓公元年(公元前711年)鄭莊公又一次提出：“請復祀周公，卒易枋田”而“以璧假許田”，于是鄭、魯結盟于越。盟辭上大書特書。渝盟無享國”。至此，鄭國與魯國之間關系日益親密、融洽，兩國成了合作伙伴。

鄭國和遠方的齊國、魯國結盟以后，鄭國再要抗擊鄰國入侵和向四鄰發展，就解除了后顧之憂，從而為鄭國的發展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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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847.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8-0007-01

一、重大體育賽事的舉辦能夠檢驗國家外交政策的成功與否

在約瑟夫?布拉特爾的領導下，南非發現國際足聯更愿意南非舉辦主要賽事來實現發展目標。因此南非在申辦文件中開始強調國家改革和發展目標之間的協調。不無夸大南非在舉辦2010年世界杯足球賽時所面臨的困境和限制，還有其它因素使得南非舉辦世界杯受阻。首先盡管國際足聯所觀察到的一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支持了南非的基礎發展，但是世界杯足球賽畢竟還是注重利益，因此許多目標都是向著利益看齊，贊助權都交給了企業，甚至最后場地的贊助都由企業所有。國際足聯想要對南非賽事的策劃和舉辦都要有掌控權。

相比于2005年南非組委會對世界杯舉辦的干涉和插手，世界足聯的干涉明顯要多，在國際足聯的干涉下世界杯的舉辦城市從原來提案中的13個減少到了9個。主要體育賽事主辦方的經驗表明這些賽事中隱藏的政治經濟，尤其是企業和贊助商需要的商業利益，是決定這些賽事舉辦方式和舉辦規則的重要影響因素。媒體報道給體育賽事帶來的直接的資本產出以及公眾和傳媒公司高水準的投資使得賽事的舉辦越來越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這些傳媒公司意在追求更多的觀眾使得公司的利益最大化。重大體育賽事除了能夠為國家帶來名氣以外，賽事的贊助商根本不關心那些“弱勢”組織，比如說社區的權力和許可。考慮到這一點，可以說南非在早期的申辦過程中幾乎沒有機會發展其國家建設目標和外交目標，盡管南非做了多方面的打算。

南非的另一個受限是南非的發展受到國際足聯的約束，如果南非基礎設施的發展不符合國際足聯的具體要求，或者未能滿足舉辦賽事實現社會發展的目標，那么國際足聯有權對其能力進行評估。許多舉辦城市一開始都是雄心勃勃，可以說都是一擲千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或者進行其他發展，在這一階段其實最主要的還是進行賽事場館的建設和翻修，以及其它相關的一系列的項目。從國家層面角度來講，在2007年南非中央政府從財政上撥款90億蘭特（12億美元）來支持2010年重大體育活動的國家建設。盡管國家投入這么大，但是還是有人要問這樣重大的賽事究竟能否帶來長久的效益。在學者對體育賽事的影響的評價中，康普頓的觀點似乎比較能夠得到認同，該觀點認為重大體育賽事中，對政治的高期望來自國家政治的壓力是否能夠滿足體育賽事中經濟需要已經成為衡量申辦目標的基本標準。

二、盤點與展望：新南非體育外交政策發展芻議

南非將體育重大事件作為外交政策工具的同時使得某些特定的國內目標得以實現，展示了多種選擇方式所帶來的成果，在這些方式中發展中國家利用了全球政治經濟帶來的機會。南非在參與國際重大賽事中有效地實現了在國內外建設國家形象的目標，當國際賽事作為一種國際市場，在這個市場上南非可以展示自己的強項，參與到其它沒有涉足過的國際事務中，發展新的外交關系，鞏固已有的外交關系。這些策略既帶來了積極成效，也帶來了負面影響。就2010年舉辦世界杯足球賽而言，不難看出南非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不僅要滿足國內人民的期望，還要滿足那些曾經為南非申辦2010年世界杯足球賽提供支持的國際參與者的期望。南非將面臨的主要外交難題是解決非洲大陸的外交困境，滿足支持者的期望以及達到國際足聯的要求和條件。

盡管2010年世界杯足球賽將在南非舉行，但是南非希望更多的非洲國家能夠參與進來，將這些國家作為訓練基地。顯而易見的是這一舉措能夠吸引參與國的投資，例如莫桑比克已經開始建設三個新的體育場館以及翻新現存的基礎設施，國家財政給予了3000萬蘭特的撥款。這些投資如果好好規劃，將會產生很好的回報，不僅僅是賽事的成功舉辦，還能促進南非長遠的經濟發展。這樣說來，2010年世界杯足球賽又潛在地給南非未來的外交提供了一系列的挑戰。最后，有必要回顧圍繞重大體育賽事所制定的國內政策和國際政策相互映襯的實質問題。南非通過舉辦重大賽事來實現外交政策目標，因此舉辦重大賽事同樣也能帶來國內政治變化。雖然在不同政黨之間存在著越來越多的分歧，但是對于南非舉辦2010年世界杯足球賽的態度上各個政黨都還是呈現出統一戰線，各個政黨都很關心體育賽事帶來的利益以及關注度。從這個角度來講，世界杯不僅僅只是足球比賽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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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璐.博斯曼法案的國際政治經濟本質[J].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10，25（5）：392-395.

[3]周小英.論國際奧委會的法律地位[J].體育成人教育學刊，2012，28（1）：20-22.

[4]黃璐.《體育政治經濟學》評析[J].體育成人教育學刊，2011，27（5）：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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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新的大城市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出現在世界各地，其規模與人口量令此前的一切都相形見絀。大量涌入的人口不僅刺激著現有城市的經濟發展，而且還創造出很多新城，它們從零開始，逐漸發展到難以想象的規模：從中國廣東省的工廠城到阿拉伯沙漠拔地而起的人造“知識城市”，我們都可看到其驚人的發展速度。新城鎮化時代表現的特征是都市人口動輒數百萬，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不斷延伸，極目難眺。

大都會與大城市時代的到來迫使我們重新考慮，國家與經濟實力在新形勢下究竟誰是參與全球外交的先決條件？答案當然兩者都是，但隨著國家在人們腦海中的印象不斷受到侵蝕，其概念也在不斷演變，城市正與國家一道，互相競爭著在全球范圍的影響力。

當世界秩序建立在城市與經濟而非國家與軍隊基礎之上時，聯合國作為全球政策全球參與的象征更顯得勢單力薄了。全球管理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像世界經濟論壇或達沃斯年會之類不那么正規的組織，它們可以讓任何有名望的人都聚集在一塊：可以是首相、行政長官、市長、總裁、非政府首腦、工會領導、杰出學者或業界名人。這些參與者在所從事行業中經驗豐富，維護世界穩定，遵循他們的意見比依賴一些“恒定機構”要實用得多―畢竟，這些人經歷過不少大風大浪，做起事來有效穩當。

但對于非洲，卻不得不從頭做起―而且，這也是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保羅?羅默所極力推崇的。他的“特許城市”設想致力于讓窮國以跨越式發展進入城市時代，其方法恰如特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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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語政策的制定，往往反映出國家經濟實力、國家安全政策、社會文化環境、外語教學理念等的變化。韓國七次教育改革中，外語教育政策也隨著政治形勢變化、國家經濟發展需求、社會進步、國民語言文化需求而不斷變更。

韓國建國初期（1954年-1963年），百廢待興，經濟力量薄弱，外語語言環境缺乏，因此，第一次教育改革中提出外語教育的目標是“掌握基本語法、會話能力”。這種低要求是與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相適應的。第二次（1963年-1973年）和第三次（1973年-1981年）教改時，隨著韓國經濟復蘇，急需大量高水平技能型人才。外語教育以培養學生聽說讀寫四項基本技能為基礎，為韓國的經濟發展提供實用型人才。第四次（1981年-1987年）和第五次（1987年-1992年）教改時，隨著韓國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舞臺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外語教育需培養能適應國際舞臺并能發展韓國文化的高級語言人才。第六次教改（1992年-1997年）開始，政府提出培養適合區域經濟發展的人才。外語教育由語言使用中心向語言交際中心轉變。第七次教改（1998年至今）的教育目標從強調整體教育轉向個體潛能的發現和個體創造力的培養。培養創新型外語人才成為外語教育的迫切需求。

我國外語教育政策歷史回溯

建國后，我國外語教育政策演變從歷史的角度可劃分為四個不同的時期：初創時期（1949年-1955年），動蕩時期（1956年-1977年），政策確立時期（1978年-1999年）和變革時期（2000年至今），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政策和實踐。

初創時期，由于當時的外交政策，學生一邊倒地學俄語。1953年教育部下達了科系調整的決定，直接導致大部分師范院校停辦了英語系。1954年教育部下達通知，初中不開設外語課。這兩項決定造成我國學生外語水平整體降低，高水平外語人才匱乏。可以理解的是，當時的外語政策是基于全國的政治經濟形勢需要。

動蕩時期，上世紀60年代初，由于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政府在外語教育方面采取了兩項重要措施：一是制定外語教育七年規劃綱要，二是建立一批外國語學校。由于的影響，七年規劃綱要并沒有真正貫徹執行。

1978年以后進入政策的確立時期。 1978年8月，教育部把大學公共英語和中小學外語教育提到日程上來，強調加快外語教育的發展。由于中國的改革開放剛開始，經濟基礎比較薄弱，外語教育進展緩慢。外語教育主要以傳授語言知識為主。有少部分外國語學院也嘗試復合型人才的培養。

進入新世紀，中國迎來經濟發展的黃金期，外企、合資企業對各類實用型英語人才需求急增。2002年4月，教育部高教司以《加強實用性英語教學，提高大學生英語綜合能力》開始大學英語改革，提出培養實用性英語人才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的目標。隨著時代的發展，單一的語言知識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已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也無法滿足學生的多樣化、個性化需求。2007年，教育部頒布《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指出大學階段培養學生在各自專業領域的英語交際能力。2010年出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到“擴大應用型、復合型、技能型人才培養規模”，“著力培養高素質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因此，外語教育的目標趨向多元化。

中韓兩國外語教育政策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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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特殊教育教師政策之對比

通過以上對中美特殊教育教師政策的概觀，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與美國的特殊教育教師政策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其一，從特殊教育教師政策的整體發展水平來看，美國經過長期的特殊教育實踐發展，特殊教育教師政策已相當成熟，形成了較規范的政策體系，并且多以立法的形式來保障政策的施行。應該說，美國的特殊教育教師政策已進入深入發展的階段。而從整體上來看，我國特殊教育教師政策的發展較為緩慢，特殊教育教師政策還處于初步的地方性探索和建構階段，迄今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特殊教育教師政策體系。其二，從中美特殊教育教師政策的價值取向和目標上來看，美國已經不再滿足僅僅關注特殊教育教師的師資配備、特殊教育教師培養體制的建構等教師隊伍建設的“量”的問題，而是進入了一個更高的“門檻”要求行列，追求特殊教育教師的“質”。包括出臺特殊教育教師職業標準，嚴格教師職業準入與選拔，以全納教育為背景改革教師養成機制等。這些政策也彰顯出美國在特殊教育教師隊伍的建設方面已日臻成熟和完善。受我國特殊教育整體發展水平的制約，我國的特殊教育教師隊伍建設目前還存在著諸多問題。特殊教育教師學歷層次偏低、特殊教育教師專業素養不高，特殊教育教師缺乏專業化的組織支撐和制度保障等問題還相當突出。甚至目前在我國中西部很多地區，還存在著特殊教育教師匱乏、師資力量不足的問題。在這樣的一種現實背景下，很多地區不得不率先關注區域特殊教育教師發展中的一些急迫問題，如解決特殊教育教師短缺問題、提高特殊教育教師待遇和教師積極性等問題。另外，與美國以全納教育為背景進行教師教師改革的整體轉型趨勢相比，我國對于隨班就讀和全納教育背景下的教師培養等方面的政策回應還相當薄弱。因而，從我國特殊教育教師政策的整體價值取向和目標來看，特殊教育教師隊伍建設目前還處于追求“數量”，而非提高“質量”的階段與層面。

美國特殊教育教師政策對我國的啟示

現實狀況是影響政策制定的關鍵因素，而政策本身又通過它的制定和完善來影響和推進實踐的發展。隨著文明的進步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的特殊教育已經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軌道，特殊教育對一支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特殊教育師資隊伍的要求也越發提高。特殊教育教師政策的研究者與實踐者必須要應對和回答這個問題，才能為特殊教育的順利、健康發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資源和智力支撐。結合我國特殊教育政策的現實狀況以及美國特殊教育教師政策的實踐經驗，我國的特殊教育教師政策需要努力構建起成熟、完善的政策體系，建立有效的實施和保障機制。從目前來看有兩個方面是特殊教育教師政策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或目標。其一，由解決特殊教育教師短缺問題向提高教師整體素質轉化。提高教師專業素質，促進教師的專業化發展是世界教師教育發展的總體趨勢。我們一方面需要制定政策加大對特殊教育教師的培養力度，充分利用各區域高等師范院校的職前培養課程改革和專業設置來加強特殊教育專業人才培養，解決區域內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特殊教育教師短缺問題。同時，還要順應我國隨班就讀的實踐，以及世界范圍內全納教育發展的需要，以全納教育為背景考慮教師的職前培養問題。另一方面還要建立完備的特殊教育教師繼續教育制度，加大職后培訓的經費投入，重視新教師的入職教育和教師的職業生涯規劃，從而提升特殊教育教師的整體素質水平，向專業化邁進。其二，實現提高特殊教育教師待遇與嚴格教師標準的統一。“科學的教師政策是對教師嚴格要求和優厚待遇的統一曬]。”我們還要繼續堅定執行特殊教育教師崗位津貼或補助辦法，制定鼓勵性政策，提高特殊教育教師的待遇。這既可以調動教師積極性，又可以抑制教師流失，同時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進入特殊教育教師隊伍。另外，還要進一步提高教師要求，建立細致規范的特殊教育教師職業準入制度，以及特殊教育教師聘任制度、流動制度等。而從教師教育長遠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們需要建立特殊教育教師質量建設中各個環節的標準。教師教育標準化已經成為國際教師教育改革的基本趨勢，是現代教師教育制度的基本內容。前文中所述及的美國CEC的標準實質上是教師教育標準的組成部分之一。教師教育標準的核心內容，從培養環節來看，包括教師教育課程標準、教師教學能力標準、師范生實習的實踐標準，這些標準都可以起到培養環節的質量保障的作用，同時還可以通過教師教育機構認證標準和教師教育質量評估標準保障條件與結果的質量；從入職環節來看，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教師資格證書保障教師人職質量；從持續專業發展角度來看，把教師職稱標準、榮譽標準、教師績效工資標準、教師資格標準更新等融合為一體，保障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質量。總之，研究和建立完善的特殊教育的教師教育標準應該是未來特殊教育教師政策必然的發展趨勢和方向。

本文作者：李拉作者單位：南京特殊教育職業技術學院特殊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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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遠程教育進行著“跨越式”的發展，遠程教育的國家與地方法規、政策的制定，以及遠程教育的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的形成與運轉，都會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而這些也正是現階段我國現代遠程教育試點工程中的突出問題，我們需要開展對遠程教育政策、法規和體制的研究。針對這一情況，我們對美國遠程教育的有關政策、原則和管理體制等進行了分析，希望從中尋找一些對我們制定遠程教育政策和法規有借鑒意義的啟示。

在研究工作中，我們研究的資料主要有兩大類，其中一類是美國的國家遠程教育政策及原則，即宏觀層次的政策和原則；另一類是美國各教育機構在組織遠程教育時的具體政策、原則和規定，即具體辦學單位微觀層次的原則和策略。本文著重對前者做出分析，并對后者做出簡要的概括。

美國遠程教育政策及原則的分析

通過對美國遠程教育政策文件（1997年）、《知識產權及數字化遠程教育的報告》（ReportonCopyrightandDigitalDistanceEducation）、《美國高等教育協會成員遠程及傳統教育情況調查》（ASurveyofTraditionalAndDistanceLearningHigherEducationMembers）等資料的分析，可以了解到美國進行遠程教育的主要政策和原則有以下幾個方面特點。

1．注重遠程教育的質量——注重對遠程教育機構進行持續性的資格鑒定

在美國，提供遠程教育的機構可能是各級各類大學、教育機構和商業機構，他們開展遠程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不同的，有的是贏利性的，有的是公益性的，所以無論從學習者的利益，還是從社會的利益來考慮，保證教學質量至關重要。因此，在美國的國家遠程教育辦學原則中，特別強調和注重持續性地對遠程教育的資格做出鑒定和質量評估。除在開辦遠程教育時對開辦機構進行資格評定以外，還定時對這些機構的辦學質量進行評估，以防止遠程教育進行過程中那些經過了資格鑒定的教育機構的教學質量發生變化。

通常情況下，無論是非贏利性的遠程教育還是贏利性的遠程教育，認證的工作都由對傳統教育進行評估的學術團體來進行。這些學術團體有兩類：地區性的評估團體和小規模的全國性、專業性評估團體。

地區性的評估通常會授權一些協會進行，但同時這些機構也可能是待評估的對象。無論被評對象提供的遠程教育是課程學習、學位課程還是資格認證，進行評估的標準都與普通課程質量評估的標準相同。評估所涉及的內容有：是否具有充足的圖書和媒體資源、師資的情況、參與的方法、適當的測試標準、學生的學習成果等。大多數高等教育機構會請地區評估團來進行評估，因為這也是讓學生獲取州和國家財政資助的必經過程。

小規模的專業評估則是由專業團體對個別課程進行的，如由美國法律協會、美國物理醫療協會等進行的評估。

2．強調廣泛性——遠程教育應用層次的廣泛性

美國政府和各種教育協會不但支持遠程教育應用在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中，而且鼓勵幼兒園、基礎教育和其它各級各類教育中都運用遠程教育的技術及資源，“現在的遠程教育課程是多種多樣的，他們適合于從幼兒園到退休人員等的不同層次的學習者。這些學習者在技術的支持下，豐富和擴充了他們參與遠程教育的經驗。”[1]

同時，美國遠程教育的政策又強調在不同層次的教育中，遠程教育的應用方法和目的要有所不同。以下是一段對K12階段遠程教育課程進行說明的文字，它清楚地表述了對這一時期遠程教育課程設計的要求：“為K12學習準備的學習課程必須與圍繞著CommonCoreofLearning所設立的地區和國家課程體系相一致，這將能更好地為學習的核心精神服務，同時要包含對在職和職前教育者的職業培訓。”[2]

3．提倡技術多樣化——發揮各種技術和媒體的優勢

由于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再加上長期以來已經在遠程教育中使用的各種技術手段，當前可用于進行遠程教育的技術方法和手段可謂多種多樣，而且各有所長。因此，美國國家及州的遠程教育策略中，都強調合理運用各種不同的媒體和技術為遠程教育服務，提高遠程教育的質量，同時也鼓勵學習者善于利用不同類型的技術和資源，如互聯網、CD－ROM、教育電視節目等，從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種技術和媒體的優勢。

“我們可以利用的技術不但有衛星廣播技術，還有其它很多的通訊技術，如互聯網、CD－ROM和閉路電視等，這些技術讓教育者、學習者和其它職業人員在全國及全世界的范圍內聯系起來。”[3]

通過政策的推動，許多教師和學生已經能自覺地在教學過程中運用各種技術手段。例如，在遠程教育中解決師生交互問題的方法除面談和電話外，許多人已經用電子郵件和網上聊天室來進行了。對全美高等教育協會成員遠程教育情況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無論是用網絡進行遠程教學的教師還是用傳統方法進行教學的教師，很多人都已接受了新技術，并應用于自己的教學活動中。[4]

4．促進整合——強調資金和資源的整合

在美國，由于許多教育團體、公司、高等院校都有資金、技術、人力開展遠程教育，為了避免資金、資源和技術的無謂重復和浪費，在美國國家及地方的遠程教育政策中都強調各級政府、各類辦學機構、社會團體以及商業機構要統一協調，將各自的經費和資源統一規劃，有計劃、有目的地相互配合來進行遠程教育，從而避免不必要的重復和浪費。“遠程教育質量的提高要求將教師、學生家長、行政管理人員、商業機構和政府部門的時間、精力、資源進行總體上的調配和投入。只有為了共同的目標，通過一致的努力，在將來的時間里我們的遠程教育才會逐步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5]

遠程教育政策提倡資金和資源的整合以多種形式進行，其中最普遍的是教育機構間的合作。例如加利福尼亞的虛擬大學，其2000多門在線課程分別來自加利福尼亞虛擬社區的學院、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各校區和加州內的其他獨立大學和學院。學生通過網絡注冊成為虛擬大學的學員后，就可以選擇這些課程進行學習。這樣既避免了同一課程由不同教育機構反復設計、制作、進行教學的情況，又可以發揮每個教育機構教育資源的優勢。

隨著對遠程教育在教育市場中的價值的認識，越來越多的商業機構投入到遠程教育中來，因此也有一些合作是在教育機構和商業機構之間進行的。為此，許多遠程教育課程是根據商業計劃和商業培訓的需要來開設的。在這種合作中，教育機構常常以課程的設計者、開發者和教學活動進行者的角色參與，而商業機構常常是以技術提供商的身份出現。在這樣的合作中，教育機構可以獲得的好處是合作者給他們提供了用于支付遠程教育技術支持的昂貴費用，同時他們的合作伙伴則獲得了“無價的實驗室”，讓自己的技術得以在教育中進行實際運用，并在課程進行中不斷發展，最后完成研究的目標。例如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設計了一個學習網絡虛擬學院（LearningNetworkVirtualAcademy），他們就是通過上述的方法與多所大學和學院進行合作，其中包括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等。在這種合作中，由教育機構提供教學內容，由商業機構提供技術，可以說是一種強強合作。

5．重視知識產權——注重對遠程教育教學資源及所用技術進行管理和保護

對于教學資源及各項技術的保護實際上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在美國，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的意識已較深入人心，相關的政策、法規和法律條款較齊全。在有關遠程教育的宏觀政策中，也不斷地對此加以強調，并制定出一系列的方法和措施來保護遠程教育的教學資源和技術。

由美國版權辦公室1999年5月制定的《知識產權及數字化遠程教育的報告》中，對在數字化遠程教育中可能出現的版權問題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決方法。其中這段文字就表述了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視：“教育機構正在努力采用和執行適當的方法維護遠程教育中的知識產權。這些努力包括有關規定、就相關事宜培訓教職員工、對學生進行知識產權法的教育等。”

6．重視教學內容的開發——提供更多、更好的課程

為了保證參加遠程教育的學習者有更多的選擇權，提高遠程教育的質量，增加遠程教育的多樣性，美國的國家政策支持遠程教育課程的開發，特別是網絡課程的開發，并不再控制網絡信息的與展示。

7．推廣普及性——遠程教育意識的普及

在美國CommissiononColleges、WashingtonStateHigherEducationCoordinatingBoard、UnitedStatesDistanceLearningAssociation、NationalEducationAssociation等機構的政策性文件介紹和分析中都強調，美國很重視公民對于終身教育思想的接受，并在此方面有著優良的傳統。美國人不抗拒進行繼續教育，相反對此有一定的自覺性，因此他們能積極參與遠程教育，能充分利用遠程教育的技術和資源進行自我提高和學習。“由于數據獲取的便利性，人們可以獲取必要的知識，提高工作效率并成為社會的杰出領導者。能夠獲取世界范圍的信息，將使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6]

以上所述及的是美國各級政府的遠程教育政策，而在具體的辦學過程中，不同的遠程教育組辦機構，都會針對自己的辦學特點、學校規章等提出進行遠程教育的具體原則和規定。這些原則通常都會對辦學方針、入學申請、課程安排、考核及認證方法、資源利用方法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進行詳細說明。

不同的教育團體，其原則和規定的具體內容會有所不同，但他們制定這些原則總體上都是從以下三點出發的：

第一、體現國家的遠程教育政策和原則。每一條規定都是國家相應遠程教育政策、原則內容的具體化，都是對國家及州等各級政府遠程教育的政策和原則的體現，它們是一脈貫通的。

第二、為學習者服務。讓學習者了解辦學的方法和參與遠程教育的方法等，從而選擇和決定自己是否參加遠程教育、怎樣參與遠程教育、參與什么類型的遠程教育和學習后能獲得什么成果。

第三、為保證校方自身的教育質量服務。通過對學生的入學方法、作業提交方式、考試方法、評估原則等進行詳細的規定，確保參與學習者通過學習能取得一定的學習成果，從而確保校方的教學質量。

對我國遠程教育的啟示

通過對美國遠程教育政策和原則的分析，我們可以獲得一些對我國開展遠程教育的有益啟示。

1．應當強調政府宏觀調整、科學制定政策的重要性

美國的遠程教育國家政策經過多方討論和不斷更新，系統地對遠程教育發展的諸多方面進行了詳細說明和規范，給具體辦學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使得遠程教育政策能在宏觀上對遠程教育的開展進行調控。這對我們的啟發是，我們首先要科學地制定我國國家遠程教育政策，對我國遠程教育的實施、管理和發展進行科學、全面和詳細的規劃和說明，確保國家能在宏觀上對遠程教育進行調整。

2．制定遠程教育資格認證和質量監控的系列辦法，并使之法制化

除了要對辦學單位在辦學之初進行資格認證外，還應在辦學過程中不斷地對他們的辦學質量加以監控，確保辦學機構在辦學過程中保持應有水平。

質量的監控主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課程質量（傳統課程及網絡課程）、教師教學活動、教學管理水平、學生學術水平及學習資源建設的數量及質量等。質量的監控標準應由國家統一制定，并應與普通課程評價采用的標準和要求相當。

3．合理建立在國家政策指導下的各級遠程教育政策，保證政策的一體化和靈活性

我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較大，因此，在國家統一政策的指導下，各級政府及辦學機構都制定自己的遠程教育政策和原則，這既可以保證國家遠程教育發展的統一性，同時也能滿足不同地區的實際需要。中國的教育資源分布很不平均，東部地區多一些，西部地區少一些，經濟發達程度也同樣不平衡。各地根據自己的特點和經濟實力制定相應的遠程教育政策，將能更合理地利用各種技術和資源來發展遠程教育。如西部地區根據自身經濟情況要通過衛星來提供教育資源，就可出臺一些政策促進這一方法的實施；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各省要發揮網絡和計算機等信息技術在遠程教育中的優勢，那么就可配合出臺一些政策促進和保護有關項目的實施。

當然，具體辦學單位以國家遠程教育的政策、原則為基礎，認真制定自己的辦學原則，一定要體現國家遠程教育的基本政策，注意保證總體原則和局部原則的一致性和整體性。

4．有效地制定和利用政策，促進社會有關資金和資源在遠程教育開展過程中的整合

近年來，我國的遠程教育發展非常快，據有關資料報道：近年以EDU域名注冊的網站以每半年100家左右的速度增加，而許多看好我國教育市場的外資以COM域名的方式介入我國網絡遠程教育中；同時，也有諸多綜合性門戶網站開設了專門的教育頻道開展網上遠程教育。據統計，在網絡界從事教育或培訓工作的互聯網單位大概在3000家左右。同時，國家和各級政府也加大了遠程教育資金的投入。

要合理地利用這些資金和資源，使投入者、辦學者和受教育者都從中獲益，促使遠程教育良性發展，迫切需要制定有關的政策，促進各種資源和資金能有效地整合、合理地利用。

5．利用政策促進多種技術的綜合運用

隨著遠程教育的發展，我國現在也存在著傳統技術和現代信息技術并存的情況，我們需要制定政策，確保各種技術都得到合理運用，這有利于發揮各種技術的優勢，也提供多種可能的學習方式，讓用不同方式進行學習的人群都有機會進行遠程學習。

除此之外，美國遠程教育政策及其實施過程中對于教學資源開發和設計的重視，對于遠程教育中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對于參與遠程教育、進行終身學習觀念的培養等做法也值得我們借鑒。

[參考文獻]

篇（9）

無論中外，政策都為租賃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以租賃市場最為發達的美國為例，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稅收抵免制度”吸引了大量投資人進入租賃行業，進而帶動了美國租賃業的蓬勃發展。近幾年中國融資租賃業的繁榮更是與政策息息相關，上海自貿區、天津東疆保稅區及深圳前海自貿區的政策優惠引發了租賃公司的集聚現象。

毫無疑問，我國目前的租賃政策對行業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但在兩方面還存在改進空間。一是與國外的租賃扶持政策相比，我國在稅務、會計、保險等方面的政策優惠尚不完備。比如租賃資產的加速折舊政策、降低租賃企業稅負、政府設立租賃專項基金等均是國外比較成功的政策案例。二是“假外資”租賃公司與“空殼”租賃公司的政策套利問題比較嚴重。“假外資”公司利用外債額度的優勢開展資金通道業務，而“空殼”租賃公司空拿牌照獲得補貼，并不開展實際業務。顯然，這兩類公司的存在使得租賃公司促進設備投資、服務實體經濟的作用大打折扣。

本文即基于政策扶持與規避政策套利兩個視角，借鑒國外租賃業的政策經驗，以期為中國租賃業提高政策成效略盡綿力。本文的創新之處主要有兩方面：

1. 本文從租賃業外延的五個方面（稅收、會計、法律、監管及其他）入手分類比較國內外租賃政策，該分類標準與中外租賃專家、學者的觀點一致。與現存文獻相比，本文除包含稅務、會計等財務內容外，也對法律、監管方面有所涉及，因此在政策內容的比較上更為完備、全面。

2. 以往文獻只提及了與租賃相關的扶持政策，而對如何規避“政策套利”現象鮮有涉及。本文分析了中國租賃業“政策套利”現象的成因及現狀，并對如何規避提出了相關建議。

二、 文獻綜述

目前已經有學者對租賃政策進行研究。比如周英章、金戈（2001）從稅收、保險、信貸、財政補貼等方面分析了國外政府對租賃業的扶持政策，并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李剛等（2009）對東方航空公司進行案例研究發現經營租賃的一個動機很可能是隱藏負債和降低資產負債率，進而建議不斷健全完善租賃會計準則、正確界定真實經營租賃和融資租賃；叢林（2015）借鑒愛爾蘭發展飛機租賃的政策經驗，建議我國政府適度放開融資和資本管制、簡化管理并促進關聯產業發展；高圣平（2014）從基礎設施投融資改革的視角，分析了基礎設施融資租賃交易的現實與法律困境，并提出“應善用法律解釋的方法，盡量減少過時的法律規定給金融創新帶來的桎梏”；孫磊（2012）對上海市融資租賃行業試點營業稅改征增值稅進行了利弊分析，認為改革有利于降低承租人稅負，但使得租賃公司的流轉稅負略有增加。

綜上，目前關于租賃政策的研究有些針對具體行業提出建議，有些則針對租賃業外延的某一角度（如會計、法律）。本文則從租賃業外延出發，對中外的賃政策進行全方位比較，希望為租賃政策構建出較為完善、清晰的框架，并對政策如何促進行業發展有所啟示。

三、 國外租賃扶持政策與中國政策現狀

本文采用史燕平關于租賃業外延的定義，從稅收、會計、法律、監管及其他五個方面對中外租賃業政策進行比較。

1. 稅收。作為租賃產業的支柱之一，稅收制度在美國租賃業的發展初期就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1962年美國稅法首次提出了“投資稅收抵免制度”（Investment Tax Credit-ITC）。根據ITC，在投資者投資設備的當年，其投資金額的一定百分比可以抵扣應納稅額。這一稅收優惠措施為出租人節省了稅收資金，出租人又進一步通過降低租金的形式將“稅收好處”轉移給承租人，最終吸引了大量企業涉足租賃行業。1981年，美國推行“經濟復興稅法”。該稅法進一步擴大了投資的稅收優惠力度，并對“真實租賃”（True lease）與“有條件銷售”（Conditional Sale）作了嚴格區分。除美國以外，英國、德國、日本與澳大利亞等國也實施過ITC政策，對國內租賃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我國在2000年也曾對國企實行過ITC政策，規定使用租賃引進設備的國企納稅時可抵消新增利潤納稅額的40%。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當應納稅額大于等于可抵免稅額時，政策才有效；否則政策的優惠效應不能完全發揮。當時我國國企業務虧損，因而ITC政策在較大程度上失效，未能達到期望的政策效果。

此外，降低稅率也是一種途徑。愛爾蘭即為“低稅負”的典型國家，其規定所得稅率為12.5%，遠低于我國的25%的稅率。低稅率促進了當地飛機租賃業的發展。

近年來我國各地政府陸續推出了適用于租賃業的多種稅收優惠措施，以天津為例，其現存的稅收優惠政策涉及營業稅、所得稅、契稅、出口退稅等多個稅種。值得一提的是，“營改增”對以售后回租占比巨大的中國租賃業是一記重創，改革后針對營業稅的政策或已失效，但在改革之前該類政策確實起到了吸引投資的作用。

2. 會計。在會計方面，美國對租賃業實行加速折舊政策以促進行業發展。折舊費用可以從應納稅額中扣除，因此每年的折舊費用越大，當年的稅收抵免越多。盡管租賃年限短于法定折舊年限，但稅法允許在資產租期內計提足額折舊，這進一步增加了租賃的“稅收好處”。

愛爾蘭在飛機租賃業占據“龍頭”地位，這與其靈活的折舊政策密不可分。在愛爾蘭，飛機的經營性租賃允許使用8年加速折舊，且殘值為零，這進一步降低了企業的稅負。

我國并未允許租賃業實行加速折舊政策。根據我國稅法規定，當資產的會計折舊年限高于稅務折舊年限時，不允許根據最低稅務折舊年限對資產計提折舊。該折舊處理方式使我國租賃企業的稅負顯著高于國際水平。

3. 法律。世界各國租賃業的立法情況不一，有些國家對租賃業專門立法，有些國家則并無專門立法。

對租賃業專門立法的國家有法國、巴西。法國租賃業受《關于從事融資租賃的法律》監管。巴西則在1974年與1981年分別頒布了《6099號法》與《巴西進口租賃法》，兩部法規對成立租賃公司的最低資本及資產負債比作了規定。特別地，巴西法律規定國外投資者只能擁有公司1/3的表決權和公司全部股本的55%，以保證本國企業的權益。

對租賃業不實行專門立法的國家有美國、英國、日本、德國等。英國的租賃業受合同法限制，日本租賃業受民法與商法限制。德國則依據股權結構將租賃公司分類，銀行股權比例大于20%的租賃企業受銀行法監管。

另外，還存在由專門立法向不專門立法轉型的國家，比如韓國。1998年以前，韓國租賃業由《租賃業促進法》管理；1998年以后，韓國取消了對租賃業的專門立法，租賃業由《金融業特別信用法案》管理。

我國并無針對租賃業的專門立法，與融資租賃相關的法律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合同法，一是物權法項下的擔保法。其中融資租賃合同隸屬于合同法分論，該分論為出租人與承租人之間的權利義務提供了法律參考。

4. 監管。根據世界各國的監管實踐，對租賃業的監管主要包括市場準入、最小資本要求、財務比率要求和經營范圍要求等方面。

俄羅斯、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對租賃企業的市場準入進行監管。在俄羅斯，主營業務中至少有40%來源于融資租賃業務的公司才能獲得租賃執照；法國租賃企業的成立則需經由全國信貸理事會的批準；西班牙的租賃企業審批由央行負責。在意大利，業務規模超過5 000億里拉的大型融資租賃公司必須在意大利中央銀行進行注冊。

在最小資本和財務比率要求方面，法國規定資本（及自有資金）與長期資產的比例需達到6∶10，資本（及自有資金）與總風險資產的比率不得少于1∶20；西班牙規定租賃企業的最小資本為500萬歐元，且資本充足率要大于8%；韓國在1998年對租賃業的市場準入由審批制改為登記制以后，租賃企業的最小資本也由100億韓元增加為200億韓元。

有些國家對租賃公司的經營范圍進行監管。比如日本的租賃公司不能開展房地產、證券及分期銷售業務。

我國主要對租賃業的市場準入與注冊資本進行監管。設立租賃公司的審批主體有商務部與銀監會，其中商務部負責審批內資試點租賃公司與外資租賃公司，而銀監會負責審批金融租賃公司。其中，內資試點租賃公司的最低注冊資金為1.7億元人民幣，外資租賃公司的最低注冊資金為1 000萬美元，且外商投資者的總資產不能少于500萬美元。

對于金融租賃公司，2012年以前規定最低注冊資本金為5億元，2012年的修訂后的《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將最低注冊資本金降低為1億元人民幣或等值的自由兌換貨幣，并提出了必須滿足8%的資本充足率要求。

5. 其他。各國對租賃業的相關政策除上述提及的稅收、會計、法律與監管以外，還包括保險與補貼等。如20世紀70年代，日本通產省服務產業局、中小企業廳和保險局聯合推出的租賃信用保險制度，為日本中小企業的設備更新與技術升級起到了促進作用。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政府通過租賃公司提供低利息的美元貸款，租賃企業通過“武士租賃”改善了日本的貿易收支情況。

我國的租賃業政策“特色”主要體現在：（1）鼓勵特定投資人（如江蘇鼓勵符合條件的港澳臺同胞投資者開辦租賃企業，廣東鼓勵小微企業及民營企業等）；（2）鼓勵特定行業（如天津鼓勵飛機、船舶，福建鼓勵新能源汽車、大中型醫療設備等）；（3）對租賃企業及其高管發放補貼（上海、天津均有開辦費補貼獎勵及高管與專業人員補貼）。

四、 租賃業政策套利現象及對策

目前我國租賃業主要存在兩類政策套利現象：一是由外資租賃公司借外債政策導致的“假外資”現象；二是由補貼導致的“空殼公司”現象。

在籌資方面，我國對外商投資租賃企業在借外債方面的政策十分優厚。根據規定，外資租賃公司可借外債額度為其凈資產的10倍。很多民企變身“假外資”租賃公司，專門利用該項優惠政策從事外債資金的通道業務。監管層目前也注意到了這一現象，通過規定租賃公司的實質業務、存續期限等打擊“假外資”。

為鼓勵投資融資租賃業，多地政府均向新開辦的租賃企業及企業高管發放補貼。以上海自貿區為例，根據《浦東新區促進金融業發展財政扶持辦法實施細則》，根據注冊資本不同，對新引進的融資租賃企業給予一次性補貼500萬元～1 500萬元不等。對注冊資本達到10億元以上的大型融資租賃機構高管給予每人一次性住（租）房補貼20萬元，對注冊資本1億元（含）以上的租賃企業高管也給予一定額度的人才補貼。優厚的補貼政策吸引了大量投資人，但也導致了“殼公司”。一些公司在注冊資金到位后套取補貼，空拿牌照而不發展租賃業務。目前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已采取約談租賃公司高管的方式調查業務狀況，說明監管層已開始關注政策套利問題。

其實，政策套利現象在中外均存在，政策制定者應通過一定手段對政策受益主體加以限制。如1981年的經濟復興稅法為保證受益主體為租賃業，其對“真正租賃”（True Lease）進行了界定，稅務局對“真正租賃”與“有條件銷售”進行嚴格區分。我國監管層在監管方式上，可從業務開展、繳稅情況、股東背景等多個方面排查“假外資”與“殼公司”。此外，由于資金通道業務大多采取售后回租模式，且回租資產大多為數額較大的舊固定資產，承租人以中小企業及制造類企業為主，監管層應對回租資產及承租人類型予以重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就租賃業外延方面的政策而言，我國在扶持力度上與國外相比尚有差距。表1對比較情況進行了總結。

五、 結論

通過前文對中外租賃政策的對比，我國租賃業政策在以下三個方面尚存改進空間：

篇（10）

關鍵詞 ：房地產 住房保障政策 國內外對比分析

一、住房保障政策的重要性

住房問題是每個公民都關注的重要民生問題，它對社會穩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我國房地產行業飛速發展，房價也持續維持在較高水平。社會中的低收入人群無法承擔過高的房價，沒有能力解決自身的住房問題。這樣，他們就希望通過政府的保障途徑來滿足自身住房的需求。因此，完善的住房保障政策對于國家發展有很大的幫助，能夠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二、國外的住房保障措施及其效果

（一）英國的住房保障措施

2004年底英國政府通過了《2004年住房法》。這項法律就如何保障建有足夠的低收入家庭買得起的公共保障性住房、創建一個更加公正和有序的住房市場做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案規定。

“分享式產權購房計劃”是英國政府實施的一項切實可行的保障性住房政。“分享式產權購房計劃”的成功之處在于可以幫助租住公共住房者，沒有房屋居住者或者第一次購買房子的用戶購買住房，并為其提供一個積累財富的機會。該計劃預計能夠幫助至少10萬家庭解決住房問題。計劃中有三種分享式產權購房產品:一是現有公房的實際租戶用較低的價格購買其承租公房的部分產權；二是新的購買者出售新建公房的部分產權;三是公開市場購房,通過產權貸款的折扣，使得用戶用折扣過的價格購買商品房。買房者和售房人共享房屋的產權。

（二）日本的住房保障措施

日本住房保障措施主要有廉租房保障制度，城市低價出售住房制度，住宅金融公庫建房和住房保障支持政策。日本政府的保障特色在于不僅重視其本身住房的發展規劃，而且重視住房建設的劃區管理。都市型標準房和一般型標準房就是因地制宜的規劃住房建設的成果。日本的住房保障措施的組織形式為土地由地方政府提供，資金由國家財政支持。地方政府負責保障房的組織籌備和運營管理，并以出租的方式提供給滿足條件的居民。此外，日本政府對于保障性住房的資格審查很嚴格。比如必須滿足入住條件中規定的收入范圍。并且，規定入住3 年后將再次調查入住者的經濟收入情況，對不滿足規定要求的住戶提高房租或退房。

三、我國的住房保障措施及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的住房保障措施

中國的發展重心逐步向城市化靠攏，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而他們在經濟上處于弱勢，不能滿足自身的住房需求。是否能夠處理好這部分人群的住房問題將影響到社會的安定和和諧發展。因此，政府實行了一系列住房保障措施，包括住房公積金，住房貨幣補貼，經濟適用住房，廉租房，二限房，公共租賃住房。

（二）我國住房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

1、當政府集中注意力于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時，往往容易忽略中等收入的家庭，他們也是住房問題上的弱勢群體，但卻不能享受政府推出的相關政策，這其中工薪階層尤為突出。2、保障性住房稀少。雖然國家正在努力推行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但真正的落實還是阻力重重。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政策性住房的建設項目受到來自商品房的壓力，導致保障性住房的建設進度拖延。3、保障性資金緊張。商品房的開發將給地方政府帶來收益，而保障性住房不僅不能帶給政府收益，還需要政府給與相應優惠措施。相比之下，地方政府更愿意給商品性住房提供土地和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4、保障性政策難推行。中央政府大力推行保障性住房，但是各級政府對保障性住房的組織建設力度大打折扣，惠民利民政策得不到根本性的重視。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建設的步伐緩慢，準入標準界定不清晰，實行時存在腐敗現象。5、保障性機構弱化。由于住房保障制度的推行舉步維艱，相應工作無法推行下去，導致從事相關行業的人員沒有相關業務。住房保障機構從業人員被削減，形成惡性循環。

四、國內外對比分析后對中國住房保障制度的啟示

1、盡快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的相關法律法規。政府作為實施保障性住房措施的主題具有絕對的主體作用，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可以為政府實施相關政策提供有力的法律保護和法律支持，提升政府在實施相關措施時住房保障制度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政策,需要有效的法律支持。英國的住房保障措施的實施效果尤為突出，英國公民的居住水平在歐洲處于較高水平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英國完善法律的支持。反思我國在實施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參考英國的成功案例，我國保障體制存在的問題是缺少一部專門的法律對住房保障措施實施過程中的問題提供法律依據和進行法律約束。有了法律強有力的約束，即使地方政府追求自身的稅收利益也不能耽誤住房保障措施的組織建設步伐，有效地避免了中央政府推行的政策打折扣實行。這將有效地保障建設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資金支持，分散政府資金，減少面子工程數量。

2、借鑒分享式產權購房計劃的經驗,我國可以實施原理一致，類似的保障性住房政策來解決我國的住房難問題。為此,我們可以設計了三種分享產權形式的購房產品:經濟適用住房出售、廉租住房出售和置業資助貸款。出售方式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全部產權的出售，而是部分產權，這樣的價格會相對比較低廉一些，等購房者經濟條件稍好一些后可以逐步買下剩下的產權，相當于另一種方式的分期付款。

3、成立專門負責實施保障性住房的組織建設及有關保障性住房的資金鏈籌集的機構。借鑒國外的經驗，可以將從事住房保障部門的這些相關部門隔離出來，進行重組，形成新的專門實施社會保障制度的機構。此專門機構將具有金融職能，并且可以根據自身業務的特點制定相應的運營模式，更好地適應市場，滿足住房保障措施實施的需求。

參考文獻

[1] 錢瑛瑛.《中國住房保障政策研究》，《中國房地產》2003 年第 8 期，P57-P60.

[2] 孫淑芬.《日本、韓國住房保障制度及對我國的啟示》，財經問題研究，2011，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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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46 文獻標識碼：E 文章編號：1006-0510(2008)09037-03

21世紀是"創新、創業教育的時代"，其對提高國家創業水平和創新能力、促進大學知識轉化、加強大學與外部世界的合作、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都具有重要意義，因而被專家學者稱之為繼學術性和職業性之后的第三本"教育護照"，且在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的世界高等教育大會上正式得到認可。創業教育在各國日漸受到重視，為創業教育的發展提供保障。文章通過對中外大學生創業教育的政策進行比較分析，力圖為我國創業教育的健康發展提供可行路徑。

一、大學生創業教育興起的背景和動因

創業教育最早出現于美國。上個世紀40年代隨著二戰的結束和退伍軍人法案的實施，大批的退伍軍人紛紛涌入大學學習，這直接培育了一個潛在的新興勞動力市場和對工作機會的需求。1947年哈佛大學商學院引入了創業課程，雖然課程穩固下來并受到學生的歡迎，但由于社會經濟大背景的制約以及教師出于學術前景的考慮，其一直未受到重視。

20世紀70年代，社會經濟增長模式發生轉型。50-60年代蓬勃發展的大公司和跨國企業無法迅速調整以適應變化的經濟環境，以高科技為主導、運行機制靈活、不斷創新的中小企業迅速發展，不僅支撐了各國經濟增長，而且為社會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1969-1976年間，大量的新成長的中小企業創造了美國經濟發展中81.5％的新就業機會。1980年以后，美國超過95％的財富都是由大變革中新興的中小企業創造的。中小企業越來越成為工作崗位的提供者、財富的創造者和創新的發起者。與此同時，在斯坦福大學周圍建立的以IT為代表的高科技創業園區--硅谷得到迅速發展，誕生了惠普、思科、SUN、Yahoo、Google等著名企業，在社會層面為創業提供了強大的組織效應，而越來越多的以比爾。蓋茨為代表的成功創業者則提供了個人創業神話的典范效應。這使得對創業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

伴隨著信息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90年代企業的生存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產品生命周期縮短、不確定性增加、全球競爭的加劇等增加了企業的決策風險，企業必須在動態復雜的環境中識別和把握機會、承擔風險并創造價值。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研究從個人層面、組織層面和社會層面不斷拓展，創業教育發展相應地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開設創業教育課程大學的數量不斷增加。

二、國外大學生創業教育的具體政策

國外對創業和創業教育有一個逐漸深入認識的過程，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了一套相對成熟的創業教育和創業支持體系。盡管各國對創業教育的概念和內涵仍然存在著分歧和爭論，但從學者的研究和各國開展的創業教育實踐來看，創業教育包含著三層目標。第一層是通過學習了解創業(learn to understand entrepreneurship);第二層是通過學習成為具有創業品質、精神和能力的人(learn to become an entrepreneurial);第三層是通過學習成為經營企業的創業家(learn to become an entrepreneur)。各國圍繞著創業教育的這三層目標紛紛采取了相應的政策措施。

1. 舉辦創業競賽和創業項目，鼓勵大學生創業

1983年美國奧斯汀得州大學舉辦的首屆大學生創業競賽（商業計劃競賽）拉開了大學生創業活動的帷幕。這項比賽的舉辦使高校開始認識到創業教育既是一種教育理念也是一種教育實踐，并開始以戰略性的創業教育理念指導具體的教育改革活動。此后，包括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在內的十多所大學，每年都舉辦這一類的競賽，并逐漸波及世界其他國家的大學。

英國政府1998年啟動大學生創業項目(The Graduate Enterprise Programme)，該項目是專門為18歲至25歲在校大學生設計的。項目分兩部分內容：一是開辦公司。學生自己設計商業構思，組建創業團隊，籌集資金，開拓市場，開發產品或提供服務，從而獲得創建企業整個過程的經驗。在開辦企業過程中學生可得到志愿企業顧問和創業導師的咨詢指導。二是創業課堂。課堂通常為半天或一天的研討班，學生與企業家聚集一堂，聽創業者演講，參與一些活動和討論，獲得與創業者進行面對面交流的機會。2002／2003年度參與此項目的大學生有13,154人，比上一年度增加了3,000人;參與該項目的高校從第一年的17所增加到30多所，從中產生了很多大學生創辦的企業。

1998年，日本由國會通過了《大學技術轉移促進法》，在高校倡導創業教育。隨后從大學到國家層次的各種創業競賽方興未艾，而且通過把創業競賽中的經驗加以總結提煉融人到高校開設的創業教育"綜合課程"中，把創業競賽和課程體系建設較好地結合起來。

2. 建立創業教育的組織機構，規范和促進創業教育的發展

法國把創業教育視為增強國家競爭實力的一項重要活動。為此，法國專門成立了創業計劃培訓中心(CEPAC)。在培訓方式上，充分體現個人自主學習、課堂傳統教學、生產實習操作、教師個別輔導等多形式的結合。教學內容以最大限度滿足學員辦企業的需要為出發點。CEPAC中心要求每位學員從入學開始就要作創業計劃書，培訓的過程就是創業計劃完善的過程。理論培訓結束后被CEPAC認可的創業計劃書，可作為學員向政府有關部門、基金會、銀行申請貸款的有效依據之一。法國在學員結束集中培訓，開始實施創業計劃時，中心一般提供6個月至1年時間的后續扶持。在這一階段，安排專家對學員進行指導，包括場地選擇、布置裝飾、貸款申請、財會計算、法律合同等。而且，學員開辦企業后，在經營中有問題、有困難也可隨時到中心尋求幫助。CEPAC中心成了這些創業者的家，中心和學員經常互相聯系，學員從中心不斷得到幫助，中心也通過對學員創業過程的了解掌握新的信息，不斷改善培訓工作。

為推進大學生創業，英國政府撥款建立了英國科學創業中心(UK-SEC)來管理和實施創業教育，后又建立了全國大學生創業委員會(NCGE)，全面負責國內的創業教育。英國科學創業中心是1999年在貿工部的科學創業挑戰基金贊助下成立的，當時有8個創業中心，后來發展到13個，涉及英國60多所高校，其任務是將創業融人大學傳統教學之中，實現大學文化的革新。每一個創業中心主要在四個領域開展活動：第一，開展創業教育。創業教育以科學和技術專業的學生為主要對象，并將創業學作為輔修課推廣到其他專業中，也開設一些非學分的創業課程。第二，加強與產業界的聯系。利用企業提升大學的競爭力，讓企業為大學提供資金，為大學生創業提供咨詢指導，贊助商業計劃競賽等。第三，支持創辦企業，并鼓勵新企業成長，主要支持大學師生創辦的知識衍生型企業。第四，鼓勵技術轉化。創業中心為大學技術轉化提供種子基金、天使資本、創業孵化和科學區的服務等。

在美國，創業教育已形成了一個有力的組織支撐網絡。如美國中小企業管理局(SBA)為準備創業和在創業中的小企業提供低收費、甚至免費的技術支援。設在大學內的中小企業發展中心(SBDC)隨時為準備創業的個人提供咨詢，并通過舉辦研討會為創業提供服務。退休主管服務隊(SCORE)是一個由具有多年經營和管理經驗的退休人員組成的志愿者咨詢團，他們通過網絡和實地考察為創業者出謀劃策、排憂解難，每年參加咨詢超過30萬次，具有良好的社會聲譽。

3. 出臺各種政策，為創業教育提供資金保障

一般情況下，創業者可以從三種渠道獲得創業啟動金：一是銀行商業貸款，二是小額信貸，三是政府或其他機構的無償資助。對于沒有經驗和財產積累的大學生來講，這三種渠道都很難使用。因此，各國政府為提高國內的創業水平，提升國家的競爭力，在大學生創業上投入了大量的資金。

在英國，青年創業計劃針對青年特點，提供發展債券式的創業啟動金。這種資助方式不同于銀行貸款或者小額信貸，因為青年在申請資助時不需要任何財產抵押和擔保，而且手續簡便。但它也不是無償的創業贈款，青年要支付利息（利息通常低于銀行利息），并要按規定分期還款。當然，如果青年人確實經營困難或者經營失敗，也可以減免或者延期還款。這種獨具特色的資助方式在英國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參與創業計劃的青年中，創業兩至三年內還清貸款的比例為70％（這一比例比風險投資的回報率高）。2001年英國政府還啟動了高等教育創新基金，該基金支持在大學周圍建立各種科技網絡群，同時還支持各大學內部師生的創業活動，如專利申請與保護、資金啟動、公司籌建和市場開發等活動，有力地促進了英國大學智力財產的轉化。

美國的創業教育得到了社會資金的大力支持，如考夫曼創業流動基金中心、國家獨立企業聯合會、新墨西哥企業發展中心等機構以提供經費贊助創業大賽、獎勵創業教育的優秀學生、開發創業教育課程等方式對創業教育提供資金贊助支持。自1963年美國設立第一個捐贈的創業教育教席后，創業教育學科的資金已經超過了44億美元，其中75％的資金是1987年后獲得的。

4. 開展創業教育研究，積極構建完整的創業教育教學體系

隨著創業教育擴展到不伺層次和不同專業的學生，創業教育面臨一個重要的挑戰，即如何將創業理念融入大學的核心價值體系，如何將創業整合到大學的其他課程之中，促進教學模式、教學態度和教學方法的改變，構建完整的創業教育教學體系。

澳大利亞政府積極實行創業教育課程結構的改革與調整。開發出了四套模塊化教材，即綜合性介紹類教材、工業類教材、商業發展類教材和遠程教育教材。每套教材分別有管理自己，即對創業者和經營者個人素質的評估、開發和培訓；管理他人，即策劃、創建、經營與運行、財經與保險、市場；教學評估等，可以獨立地著重培養學生創業能力的教學模塊，即按學生的興趣和要求選學30課時--200課時。

英國高等教育學會為大學提供創業技能教學的材料，利用學會的各種小組以及各個學科中心的工作為高校創業教育提供學術支持。學會在全國發起了"大學生創業技能"計劃，目的是在各個專業的本科生課程中嵌入有關創業技能的內容。這個以學科為核心的項目在10個學科中心展開，學會的高級顧問和項目官員做一些協調和支持的工作。

美國大多數院校都將創業教育作為一個專業領域或研究方向，因而具有完整且成系統的教學計劃和課程結構體系。與傳統的商業教育相比，創業教育的適切性源于創辦企業的不確定性，因而美國創業教育課程中包含了培養溝通、領導、新產品開發、創造性思維、技術創新等技能的內容以及包括創業意識、創業者特質、風險資金的籌集、知識產權等相關知識。創業教育的教學突破課堂的局限，創造出一些實踐性強的學習方式，如創業計劃、學生創辦企業、向企業家咨詢、計算機模擬創業、與創業者會面、案例分析、田野實踐等。鑒于創業教育對象的擴大，由不同學科的教師組成的團隊開發出針對非管理學專業血色和跨學科的創業教育項目。

三、我國大學生創業教育的政策缺失與對策

1997年"清華大學創業計劃大賽"正式拉開了我國創業教育的帷幕。2002年教育部確定9所高校為創業教育試點單位，隨后又連續舉辦了四屆全國高校創業教育骨干教師高級研修班。大學生創業教育在中國高校全面鋪開。然而，在熱鬧的現狀背后，創業教育在政策上的若干缺失值得反思。

1. 創業教育目標設定的功利性

與國外中小企業的興起和發展推動創業教育的繁榮不同，中國創業教育最主要的源動力來自于社會發展所必須解決的就業問題。在社會總體就業形勢十分嚴峻的條件下，今后若干年每年我國都將有數以百計的就業崗位的缺口，而高校畢業生人數每年大約都要增加五六十萬人。因此。要擴大就業崗位以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在高校開展創業教育就有著非常重要而現實的意義。這種功利性的目標導向造成了高校的創業教育活動主要局限于操作層面和技能層面，創業者創業的動機更主要的是解決生存問題，而不是謀求個人的高層次發展，因此創業者對創業教育的源動力作用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

2. 創業教育理解的片面性

在我國長期的精英化教育的專業培養方式下，創業教育絕不僅僅是一種就業教育，很大程度上應該是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新方向的一個切人口。然而，功利化的目標使創業教育被簡單地理解為如何引導學生創辦企業，如何通過創業教育減輕來自就業方面的壓力。因而各高校的創業教育主要局限于創辦創業園，以各種方式指導學生自主設計、創辦、經營商業企業或科技公司，從事商務活動、技術發明、成果轉讓、技術服務等。據有關調查顯示，溫州大學生對創業活動的理解以"經營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居多，分別占48％和35％。對于從事創業活動最主要的目的，接近半數的大學生認為是"鍛煉才干"，次之為"營利"，而不認為要發展自身的能力并根據自身的特點進行創業。

3. 創業教育支撐體系的局限性

從歐美等發達國家創業教育的發展來看，創業教育絕不僅僅是大學的事情，更大的責任在于社會系統本身，創業教育的社會性與其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個性是并存的，一個完善的創業教育支撐體系至關重要。目前，除上海市等少數幾個省市外，社會和政府沒有出臺專門鼓勵大學生創業教育的政策，很少有社會風險投資商主動與大學生進行合作。大學生創業之前的模擬演習基地、實習基地不足，需要社會的支持。很少有企業愿意提供機會，讓學生學習實際的企業管理和經營。大學、企業、其他機構、政府沒有形成開放的、多方互動的合力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