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端午的詩句或詞句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為了更好的發揮語文學科的人文素質教育功能，我在語文教學活動中以下的嘗試：

一、充分挖掘語文教材文化內涵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語文教材每冊書中，都安排了不少于七篇的優秀經典文言文，課文不僅貯積了豐富的語文知識，更蘊含著深厚的文化意韻，字里行間處處流淌著中國文化濃濃的鮮活的血液。結合學生實際和教材內容，挖掘教材內在的文化因子，引導學生求真、求美、求智慧。

在教學這些文章的時候，在理解文章內容的基礎上，我們充分挖掘其思想內涵，對他們進行愛國教育，熱愛家鄉的教育，親情教育，友情教育等，使之受到感染，進而對學生進行中華文化傳統教育，讓古詩這一顆璀璨的歷史明珠放射出更加耀眼奪目的光芒。

二、創設文化課堂教學情景

（1）教室布置：在班內建設文化長廊，在教室的墻壁上張貼古代名人的畫像和書法家撰寫的名言警句，在黑板報上專門開辟“民族文化快餐”一角，每天一首古詩，一句名言，以此來營造一種濃厚的文化氛圍，讓學生在濃郁的傳統文化氛圍中耳濡目染，親近，學習傳統文化

（2）精心設計導入情節：引用與課文相關的典故詩文，鋪墊蓄勢導入新課，激發學生強烈的學習欲望和興趣。在教學《荔枝圖序》時，我為學生展示了蘇軾的《惠州一絕》里的詩句“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在學生追問蘇軾為什么會如此喜愛荔枝的興趣下，抓住契機自然地導入新課，在好奇心的驅使學生有進一步領略了古文的魅力。

三、把傳統文化滲透到語文活動中

（1） 誦讀積累，感受中國傳統文化

熟讀成誦進行語言積累是傳統語文教學的法寶，也是語文學習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用誦讀的方式學習和積累傳統文化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傳統經典可積累的內容很多，我們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要求七年級學生主要背誦我校中華傳統文化校本教材《三字經》和《國學經典誦讀》，每天利用晨讀時間讓學生大聲地朗讀，讓朗朗的讀書聲充滿校園。要求學生對所選內容反復朗讀，以至熟讀成誦，牢記在心。這個誦讀的過程，是培養學生語感、積累語言材料的過程；是博聞強記、增強記憶力的過程；也是對學生潛移默化地進行民族精神熏陶的過程。

（2）情境解讀，走進中國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是厚重的，時代的變遷使有些詩詞句的內涵顯得深奧，學生不易接受，針對此種情況，我利用課前三分鐘讓學生講述“二十四孝”的故事，文化名人的故事“鑿壁借光”“程門立雪”等，自主趣味解讀《三字經》，搜集成語故事，古代名人軼事……他們聽了故事，了解了歷史，體味了詩詞的蘊意，大大提高了學生的誦讀興趣，增加了文化底蘊。

（3）趣味訓練 ，鐘情傳統文化

訓練是語言學習的手段，也是文化傳承的手段，尤其是那些富有情趣的訓練內容，能使學生真切地感受到祖國語言的美妙。針對學生寫錯別字的現象，組織學生尋找文字的起源，知道了漢字的造字法有象形、指事、會意和形聲。了解了漢字的發展過程，講述了關于漢字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如《楊修巧解字》《歐陽修追字》《神奇的“打”字》《“馬虎”的由來》等，同時透過漢字還可以看到祖先的生活，學生感覺漢字很神奇，引起了極大的興趣，寫字不再隨隨便便，而是用心寫字，錯字逐漸在減少。學生在活躍有趣的氣氛中領略了中國文化，掌握了字詞。為了提高學生的表達能力，運用一些有趣味的訓練內容強化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訓練，使學生了解了語言表達的靈活性，語言訓練的趣味性以及詩與詞之間的區別。如：讀一讀山海關外孟姜女廟的這副對聯，“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長長長長長長長消”。這些訓練讓學生明白漢字的一字多音，漢語的停頓以及語序等都能使我們的表達更豐富更靈活。

（4）節日熏陶 ，追尋中國傳統文化

篇（2）

On China's Tea Art as well as it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Tea Culture.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Directions of Tea Culture in China and Japan

Abstract: Early in Tang dynasty, the trend of tea drinking spread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the Chinese word Chadao(茶道) came forth, which disappeared later, and the book "Tea Classics" wrote by Lu Yu and other books on tea focus on explaining the art of enjoying tea (which is called Tea Art). Oppositely, Japan, after in- troducing tea drinking from China, has developed Chadao(茶道) under the thick religious sense. Different history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have led to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directions of tea culture in China and Japan. Chi- nese scholars developed tea drinking as an art in life, while Japanese monks and priests regarded it as Buddha regulations.

Key words: tea art; Chadao; Chinese and Japanese tea culture;developing direction

“茶藝”一詞是20世紀70年代由臺灣茶文化界首先創造出來的，用以概括品茶藝術的內涵。但是品茶本身卻是很早就存在，并且在品茶過程中生發出茶道精神。在中國茶文化發展歷史進程中，茶藝與茶道無疑占據核心地位。不過與脫胎于中國母體的日本茶道相比較，中國的茶道似乎顯得薄弱些，這很讓一些愛國心特重的國人覺得尷尬，盡管底氣不足，還是要用各種各樣的理由來辯解。但是歷史是客觀存在，用不著回避，感情用事無助于問題的解決。本文擬對這一問題進行嘗試性探討，不足之處，權當拋磚引玉，請大家指正。

一、中日兩國茶道觀念的反差及其原因

所謂茶藝，就是泡茶的技藝和品嘗的藝術。其中又以泡茶的技藝為主體，因為只有泡好茶之后才談得上品茶。但是，品茶是茶藝的最后環節，如果沒有品嘗，泡茶就成了無的放矢，泡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要品。而且，只有通過品嘗過程中的各種感受和遐想，產生審美的愉悅，才有可能進入詩化的境界，達到哲理的高度，才可能升華為茶道。

茶道就是在茶藝操作過程中所追求和體現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風尚。它經常和人生處世哲學結合起來，成為茶人們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要求。故中國古代也將茶道精神稱作茶德，如唐代的劉貞亮就提出“茶十德”：“以茶散悶氣，以茶驅腥氣，以茶養生氣，以茶除癘氣，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嘗滋味，以茶養身體，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禮仁”、“表敬意”、“可雅志”、“可行道”等就是屬于茶道精神范疇。劉貞亮所說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即飲茶可以有助于社會道德風尚的培育，明確地以理性語言將茶道的功能提升到最高層次，可視為中國古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中國的茶道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晉杜育的《?賦》，但是直到唐代中期才出現“茶道”概念，最早見于詩僧皎然的《飲茶歌·誚崔石使君》。詩中描寫了飲茶的三個層次：“一飲滌昏寐，情思朗爽滿天地。二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其第三層次就是飲茶的最高層次，即品茶悟道，達此境界一切煩惱苦愁自然煙消云散，心中毫無芥蒂。該詩的最后兩句是“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意思是世上有誰能真正全面地了解茶道的真諦呢?看來只有仙人丹丘才能做到這一點。這是茶文化史上首次出現的“茶道”概念，其內涵與詩中的“三飲便得道”相呼應，也與現代對“茶道”的界定較為接近，在中國乃至世界茶道發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義。

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自此之后，在中國古代茶書中卻不見“茶道”一詞，直至明代張源的《茶錄》才提到“茶道：造時精，藏時燥，泡時潔，茶道盡矣。”但這里的“茶道”僅是一些技術要求，并無品茗悟道等精神層面的東西，既與皎然的“茶道”也與現代的“茶道”精神相去甚遠。在張源之后數百年間的明清茶書中，又不見“茶道”一詞。個中原因實在耐人尋味。在我看來，恐怕與茶圣陸羽的影響有關。

皎然是唐代著名的茶人和詩僧，也是陸羽的摯友。他大陸羽13歲，是忘年之交。他對茶道的理念陸羽定然了解。但是盡管陸羽的《茶經》中涉及(或者說流露)了一點茶道精神的內容，但卻沒有出現“茶道”一詞，也沒有正面敘述茶道精神的段落或詞句。顯然，陸羽沒有接受皎然“茶道”的觀念，他在《茶經》中重點闡述的是煮茶技藝(茶藝)和對茶湯的觀賞，對茶具的實用性和藝術美非常重視，但沒有從“形而上”角度來考慮茶道問題。茶圣的《茶經》不談茶道，后來的茶書也不談茶道問題。如與陸羽同時的裴汶在《茶述》中就已經提到茶的功能“其性精清，其味浩潔，其用滌煩，其功致和。”這已涉及到茶道的基本精神，但是就是沒有歸納為“茶道”一詞。又如宋徽宗趙佶的《大觀茶論》中也涉及到茶道精神：“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閑潔，韻高致靜，則非遑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可以說，“致清導和”、“韻高致靜”是對中國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顯然，趙佶繼承、發展了裴汶的觀點，然而書中也沒有出現“茶道”一詞，可見，他也沒有接受皎然的理念。既然號稱茶圣陸羽的《茶經》和作為皇帝趙佶的《大觀茶論》都不提“茶道”，往后的茶書作者大多是官僚地主出身，都是一些保守成性的儒生，只會蕭規曹隨，更不會獨辟蹊徑去探討什么茶道問題。

中國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實質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在《茶喜》一詩的序言中曾經指出：“夫予論茶四妙：曰湛、曰幽、曰靈、曰遠。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聞見，導吾杳冥。”①

所謂茶之四妙，是說茶藝具有四個美妙的特性。“湛”是指深湛、清湛；“幽”是指幽靜、幽深；“靈”是指靈性、靈透；“遠”是指深遠、悠遠。都是與飲茶時生理上的需求無關，而是品茶意境上的不同層面，是對茶道精神的一種概括。所謂“澡吾根器”是說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養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說可以使自己的學識智慧更完美。“改吾聞見”是說可以開闊和提高自己的視野。“導吾杳冥”則是使自己徹悟人生真諦進入一個空靈的仙境。這正是現代茶人們所要追求的茶道精神和最高境界。可以說杜浚已經碰撞到了茶道的大門，可惜的是他也未能跨過這道門檻，因為他也沒有接受“茶道”的概念，他所概括的“論茶四妙”也未得到后人的重視和弘揚，真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縱觀中國古代茶學史，出現了眾多的茶書，其書名有《茶經》、《茶述》、《茶譜》、《茶錄》、《茶論》、《茶說》、《茶考》、《茶話》、《茶疏》、《茶解》、《茶董》、《茶集》、《茶乘》、《茶譚》、《茶箋》等等，就是沒有一本叫《茶道》，也沒有一本茶書中有專門談論“茶道”的章節。反觀此時的日本，茶道已經發展到很成熟的地步。至少到了16世紀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規：和、敬、清、寂，一直沿襲至今，奉為圭桌。兩相對照，確實反差很大。茶道的源頭的確在中國，“茶道”一詞也是最早誕生于中國，然而自唐代以后，中國歷史上的茶道觀念并不發達，至少在近代以前是如此。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這一點。

那么，中日兩國在茶道方面為何會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依我之見，是由于兩國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茶道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諸多原因造成的。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將中國的飲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來中國留學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們是在中國的佛教寺廟中將佛門茶事學回去的，并且將它們作為佛門清規的組成部分一直在佛門嚴格的傳承下來。日本歷史上的茶道大師都是聲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賦于日本茶道以濃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強了日本茶道的權威性，特別是自千利休之后，形成了嫡子繼承的“家元制”，使其權威性更為穩固持久。

二是日僧來中國留學之時，中國的飲茶方式已經相當成熟，引入日本之后是作為一種高級文化形態首先在皇室貴族之間流傳，長期為統治階級所專享，后來才逐漸傳播到民間，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飲茶方式和清規戒律也為民間所全盤接受，形成社會共識。

三是日本統治階級對茶道的重視利用，加強了茶道與權力的關系。如15世紀的幕府第將軍足利義正，讓高僧村田珠光撰寫茶湯法則《心之文》和其他茶故事，在寺廟中推行村田珠光所提倡的禪院式茶禮，竭力以飲茶方式來改善人際關系，并且祈禱天下太平。后來的統治者織田信長及豐臣秀吉更將茶道作為一種新型文化來擴大自己的影響，企圖在群雄爭霸的戰國時代一統天下。因此他任命千利休為專職茶頭，要他繼續制定和完善茶道的儀式和規則。豐臣秀吉還常在重大政治活動前后舉行規模盛大的茶會，進一步擴大了茶道的社會影響。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茶道成為日本統治者駕馭民眾的一種思想武器。茶道在日本社會中能產生巨大影響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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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浚：《變雅堂集》詩卷3。

但是，這種現象在中國不存在．中國的茶文化是在民間土壤上發育起來，逐步成熟。在中國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后來才被統治階級所接受，形成宮廷貴族茶文化。民間的飲茶風習之盛已達到“茶為食物，無異米鹽”、“遠近同俗”、“難舍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甚”(《舊唐書·李玨傳》)的程度，這是任何統治者都不可能剝奪的。茶葉已成為百姓們日常生活“開門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以茶養生，以茶自娛，以茶敬客，以茶贈友，以茶定親，以茶祭祀等等，均早已形成風俗習慣，無需教導，無需勸說，人們自然而然會遵守。整日里為生活忙碌奔波的勞苦大眾，不可能有更高層次的文化追求，不會自覺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有很高文化修養的文人雅士們則醉心于品茗技藝的探研，他們都具有詩人的浪漫氣質，品茶時追求詩意的審美境界，很少人會從社會學和哲學的角度去考慮茶道精神問題。古代的官吏們都是典型的儒家子弟，歷來遵循儒家的處世原則，“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仕途得意時忙于政務，自然無暇來過問茗飲瑣事，倒霉失意時則隱退山林不問政事，只以茶來排憂解悶，尋求解脫，不會過問社會道德教化問題。而中國的佛門僧侶向來不干預寺外塵俗世界的事務，他們出來參加茶事活動，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現，除了個別像皎然那樣的大德高僧之外，很少有人會去考慮茶道問題。

至于歷代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們，似乎從來沒有考慮過要賦于茶事活動以崇高使命，雖然他們也經常以茶宴、賜茶的方式來招待群臣，但僅是作為宣揚皇威籠絡臣下的宮廷禮儀而已，并未具有太多的道德教化色彩。在他們看來，有博大精深的儒家學說足以成為統一全國民眾思想的強大武器，區區茶道，實在是無足掛齒。這是豐臣秀吉們統治的日本所不可能具備的。儒道大于茶道，這可能就是中國茶道觀念不發達的最重要原因。

二、中國茶藝的發展歷程

對于中國的茶人來說，飲茶是一門生活藝術，著重追求品茶時的藝術情趣，而不是缺乏詩意的清規戒律。即使是講究“禪茶一味”，也是側重以禪意來提升品茶的詩化境界，并不強化宗教色彩。

中國人飲茶飲了幾千年，開始是將茶作為食物，然后作為藥物，后來成為飲料，至遲從西晉開始，就將飲茶發展為一門生活藝術。作為飲料的茶湯，主要的功用是解渴、提神、解乏、保健，基本上是為了滿足人們生理上的需要。但是西晉詩人張載的《登成都白菟樓》中有“芳荼冠六清，滋味播九區”詩句，已經在描寫茶葉的芳香和滋味，可見當時人們飲茶開始講究欣賞香味，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滿足生理上的需要了。杜育的《拜賦》除了描寫茶葉生長環境、采摘情況之外，還涉及用水、茶具、茶湯泡沫以及飲茶功效等，可以看出當時飲茶已經有了一套技術要求。特別是其中描寫茶湯泡沫的幾句：“惟茲初成，沫沉華浮。煥如積雪，嘩如春藪。”意思是剛煎點的茶湯，茶末下沉，泡沫上浮，其光彩白如積雪，亮麗像春天的花卉。如此重視欣賞茶湯泡沫的色彩和形狀，則當時必有培育茶湯泡沫的技術，據關劍平先生的研究，南北朝時期就已經采用茶筅攪打茶湯使之產生泡沫。[1](p306)而對茶湯泡沫的欣賞則完全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審美要求，飲茶就具有藝術性了。至于《?賦》的最后兩句：“調神和內，倦解慵除。”描寫飲茶的功效，可視為中國茶道精神的萌芽。

中國茶藝的成熟是在唐代。這是因為有一大批文人介入茶事活動，撰寫了眾多的茶詩，提升了飲茶的文化品位，使品茗成為一種藝術享受。其中如孟浩然、王昌齡、李白、皎然、盧仝、白居易、元稹、杜牧、齊己、劉禹錫、皮日休、陸龜蒙等人，都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茶詩，對唐代品茶藝術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唐代詩人們品茶，已經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滿足，著重從審美的角度來品賞茶湯的色、香、味、形，強調心靈感受，追求達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這從他們的眾多茶詩中可以得到印證。[2](P252—254)除了前述皎然茶詩的“三飲”之外，盧仝在《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中描寫的“七碗茶”也很典型：“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輕，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這樣的品茶已經不再把茶湯當做是一種飲料，而是成為藝術欣賞的對象或者是詩人們審美活動的一種載體。可見，我國的品茗藝術至少在唐代中期已進入成熟的時期。因此，陸羽的《茶經》對此進行了全面總結。

陸羽將唐代的煮茶技藝總結為：“一曰造，二曰別，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飲”(《茶經·六之飲》)，就是茶葉采造、鑒別、茶具、用火、用水、炙茶、碾末、煮茶、飲用等九個方面。唐代盛行煮茶法，據《茶經·五之煮》記載是先將茶餅放在炭火上烘炙，兩面都要烘到起小泡如蛤蟆背狀，然后趁熱用紙囊包起來，不讓精華之氣散失。等茶餅冷卻后將它碾磨成茶末，再篩成茶粉。等水燒到冒起如魚眼大小的水珠同時微微發出聲響，稱為一沸，要放點食鹽進去調味。等水燒到鍋邊如涌泉連珠時為二沸，先舀出一瓢滾水備用，再用竹笑環擊湯心，然后將茶粉從中間倒下去。過一會兒鍋里的水翻滾為三沸，將就剛才舀出的那瓢水倒下去，此時鍋里的茶湯會產生美麗的泡沫，稱為“湯華”。這時茶湯就算煮好，分別舀人茶碗中敬奉賓客。

陸羽提倡的這套煮茶程序是：炙茶、碾茶、羅(篩)茶、燒水、一沸時加鹽、二沸時舀水、環擊湯心、倒人茶粉、三沸點水、分茶人碗、敬奉賓客。整套程序是相當完整的，其技術要求也是頗為明確、具體。陸羽特別重視煮茶時要培育出美麗的“沫餑”。稱之為“湯之華”，華者花也。指的是茶湯表面上浮泛的一層細密均勻的白色泡沫：“沫餑，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餑，細輕者曰花。如棗花漂漂然于環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鱗然。其沫者若綠錢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墮于尊俎之中。餑者以滓煮之。及沸，則重華累沫，皤皤然若積雪耳。《?賦》所謂‘煥如積雪，曄若春藪，有之’。”陸羽用了棗花、青萍、鱗云、綠錢、菊英、積雪、春藪等一連串美麗的名詞來形容茶湯的泡沫，可見他對此是何等的重視。其實，唐代的詩人們也都很欣賞湯華的，常常用乳、花等美好字眼來形容：“沫下麴塵香，花浮魚眼沸”(白居易《睡后茶興憶楊同洲》)、“銚煎黃蕊色，碗轉麴塵花”(元稹《一字至七字詩·茶》)、“白云滿碗花徘徊”(劉禹錫《西山蘭若試茶歌》)、“白花浮光凝碗面”、“碧沉霞腳碎，香泛乳花輕”(曹鄴《故人寄茶》)、“惟憂碧粉散，常見綠花生”(鄭遨《茶詩》)……總之，唐代煮茶并不是只煮出一鍋普通的茶水，而是十分講究培育茶湯面上的沫餑(湯華)。可以想象一下，唐代流行用青綠色的秘色瓷茶碗，茶湯是金黃色(杜牧《茶山詩》：“泉嫩黃金涌”；元稹《一字至七字詩》：“銚煎黃蕊色”)，湯華又是“煥如積雪”的白色，一碗在手，真是令人賞心悅目，難怪詩人們會產生那么多美麗的聯想。

不過，在唐代茶藝發展進程中，除了陸羽等人之外還有一位茶人的貢獻值得注意，這就是臨淮縣(今江蘇洪澤縣西)的常伯熊。據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卷6記載：“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為請之。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為啜兩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鴻漸能茶者，李公復請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人。既坐，教攤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茶博士。”

從這條史料可以看出：(1)早在唐代，茶藝的基本程式已經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進行表演。(2)常伯熊在表演茶藝時已經有一定的服飾、程式、講解，具有一定的藝術性和觀賞性，成為一項藝術形式。(3)茶藝的基本程式雖然是陸羽制定的，但卻是經過常伯熊“廣潤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即進行很大(“廣”)加工(“潤色”)之后才在社會上流行起來。(4)陸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故“李公心鄙之”。(5)既然陸羽的表演是“教攤如伯熊故事”，可見陸羽自己也接受了常伯熊已經“廣潤色之”后的茶藝程式，那么，現在看到的《茶經·五之煮》中有關煮茶的記載，應該是陸羽參考常伯熊的“潤色”而修訂過的。因此，應該承認常伯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茶藝表演藝術家，是現代茶藝師的祖師爺。

唐代茶人們對“湯華”的追求對宋代的影響很大，宋代的點茶法的最大特點正是對泡沫(湯華)的追求。斗茶時是以泡沫越多越白而取勝的，即所謂“斗浮斗色傾夷華”(梅堯臣《次韻和永叔嘗新茶雜言》)。當宋代的茶人們發現將茶粉直接放在茶盞中沖點擊拂會產生更多、更美的泡沫時，自然就會放棄唐代的煮茶方式。而是將早已存在民間的“閹茶法”加以改進發揚。早在三國時，張揖《廣雅》就記載“荊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色赤，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這與《茶經》所提倡的煮茶法并不相同，是將搗碎后的茶葉粉末放入瓷器中再用開水沖泡，《茶經·六之飲》中稱之為“癱茶”：“乃斫、乃熬、乃煬、乃舂，貯于瓶缶之中，以湯沃焉，謂之癱茶。”宋代的點茶法則是將“瓶缶”改為茶盞，將茶粉放人茶盞中用少量開水調勻后再沖點開水，然后用茶筅擊拂使之產生泡沫。顯然，用茶筅擊拂產生的泡沫肯定比煮茶法要多也更美觀。而茶筅是早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發明。由此可見宋代的點茶法并非突然憑空冒出來的，而是有悠久的歷史軌跡可尋。

從宋代的《茶錄》、《大觀茶論》等茶書記載中，可以了解到宋代點茶法的點茶技藝是：炙茶、碾茶、羅(篩)茶、候湯(燒水)、?菡?烘茶盞)、調膏、注水、擊拂、奉茶。

宋代茶人們除了追求美麗的茶湯泡沫外，也講究茶湯的真味。陸羽在《茶經》中雖然反對民間傳統煮茶加進蔥、姜、棗、橘皮、茱萸、薄荷等佐料，但是他還是保留了加鹽的習慣。宋代的點茶則連鹽也不用，單純品嘗茶葉的芳香和滋味。宋代的詩人們也寫了大量歌頌茶湯色、香、味的詩句，經常三者并提，如“味觸色香當幾塵”(黃庭堅《送張子列茶》)、“色香味觸映眼來”(黃庭堅《奉同六舅尚書詠茶碾煮茶》)、“色味新香各十分”(葛勝仲《謝通判惠茶用前韻》)、“色香味觸未離塵”(劉才邵《方景南出示館中諸公唱和分茶詩次韻》)。而且還將三者稱為“三絕”：“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絕”(蘇軾《到官病倦，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為謝》)。

宋代的茶書就將色香味列為三大標準。如蔡襄《茶錄》指出：“茶色貴白……以青白勝黃白”；“茶有真香……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茶味主于甘滑”。宋徽宗的《大觀茶論》則將“味”擺到第一位：“夫茶以味為上，香甘重滑為味之全”；“茶有真香，非龍麝可擬”；“點茶之色，以純白為上真”。

但是，宋代點茶所使用的茶葉仍與唐代一樣，是用蒸青餅茶，即茶葉采摘后要蒸熟、搗碎、榨汁、壓模、烘干成團狀或餅狀的茶餅，特別是斗茶講究茶湯泡沫貴白，盡量將茶葉中的汁液榨干，“蒸芽必熟，去膏必盡”(宋子安《東溪試茶錄》)。致使茶葉的色、香、味都受到很大損失，有時會加進一些香料作為彌補，結果又使茶失去真香真味。而民間飲用的散茶，卻有不用蒸青而直接烘焙，其香氣和滋味自然勝過餅茶，于是逐漸傳播開來。明代謝肇涮《五雜俎》引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龍團舊法。散者則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后說：“始知南渡之后，茶漸以不蒸為貴矣。”正如明代許次紓《茶疏》所指出：“名北苑試新者，乃雀舌冰芽所造，一挎之值至四十萬錢，僅供數盂之啜，何其貴也。然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名香，益奪其氣，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時制法，旋摘旋焙，色香俱全，尤蘊真味。”特別是明明了炒青、揉捻技術之后，增強了茶葉的香氣滋味。張源《茶錄》記載：“候鍋極熱，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緩，待熟方退火，徹人篩中，輕團數遍，復下鍋中，漸漸減火，焙干為度……火候均停，色香全美。”茶青炒后復加烘焙，更加芳香，葉色青綠可愛，經過揉捻滲出茶汁，易于溶解，滋味更加醇厚，人們就直接采用開水沖泡，以品嘗茶葉的真香真味，于是在宋元時期就已在民間流傳的散茶沖泡法迅速發展起來，特別是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廢除餅茶改進貢芽茶之后，宋代的點茶法就被瀹茶法(散茶沖泡法)所淘汰了。自此之后直到今天，瀹茶法一直占據中國飲茶方式的主導地位。

瀹茶法是用條形散茶直接沖泡，杯中的茶湯就沒有“乳花”之類可欣賞，因此品嘗時更看重茶湯的滋味和香氣，對茶湯的顏色也從宋代的以白為貴變成以綠為貴。明代的茶書也開始論述瀹茶法的品嘗問題。如陸樹聲《茶寮記》的“煎茶七類”條目中首次設有“嘗茶”一則，談到品嘗茶湯的具體步驟：“茶入口，先灌漱，須徐咽。俟甘津潮舌，則得真味。雜他果，則香味俱奪。”要求茶湯人口先灌漱幾下，再慢慢下咽，讓舌上的味蕾充分接觸茶湯，感受茶中的各種滋味，此時會出現滿口甘津，齒頰生香，才算嘗到茶的真味。品茶時不要雜以其他有香味的水果和點心，因為它們會奪掉茶的香味。羅廩的《茶解》也專門談到品嘗問題：“茶須徐啜，若一吸而盡，連進數杯，全不辨味，何異傭作。盧仝七碗，亦興到之言，未是事實。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戰，儼聽松濤，傾瀉人甌，云光縹渺，一段幽趣，故難與俗人言。”主張品嘗茶湯要徐徐啜咽，細細品味，不能一飲而盡，連灌數杯，毫不辨別滋味如何，等于是傭人勞作牛飲解渴。真正的茶人品茶，最好是山堂夜坐，親自動手，觀水火相戰之狀，聽壺中沸水發出像松濤一般的聲音，香茗人杯，茶煙裊裊，恍若置身于云光縹渺之仙境，這樣的幽人雅趣是難以和俗人講清楚的。明代的屠隆在《考??馀事》卷3“茶箋”中強調要識趣：“茶之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得法，不時廢而或興，能熟習而深味，神融心醉，覺與醍醐甘露抗衡，斯善鑒者矣。使佳茗而飲非其人，猶汲泉以灌蒿萊，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識其趣，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大焉。”品茶講究“幽趣”，是明清文人在品茗活動中所追求的藝術情趣，也是中國茶藝的一大特色。

這樣的品茶最適合用小壺小杯來品啜，許次紓《茶疏》“飲啜”就主張：“一壺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鮮美，再則甘醇，三巡意欲盡矣。”“所以茶注欲小，小則再巡已終。寧使馀芬剩馥尚留葉中，猶堪飯后啜漱之用。”馮可賓的《?舨杓恪芬倉髡龐瞇『?薟瑁骸安韜?孕∥?蟆C懇豢停??話眩?紋渥哉遄砸??轎?萌ぁ：我?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擱。況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時，太早則未足，太遲則已過。的見得恰好一瀉而盡，化而裁之，存乎其人。”于是就逐漸形成了功夫茶藝。最早見于記載的是清初袁枚的《隨園食單·茶》：“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濃苦如飲藥。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諸處，僧道爭以茶獻。杯小如胡桃，壺小如香櫞。每斟無一兩，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試其味。徐徐咀嚼而體貼之，果然清芬撲鼻，舌有馀甘。一杯之后，再試一二杯。令人釋躁平矜，怡情悅性。”這是典型的小壺小杯沖泡法，是今天功夫茶藝的原型，至清代晚期，功夫茶藝就已經很成熟了。

篇（3）

茶道就是在茶藝操作過程中所追求和體現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風尚。它經常和人生處世哲學結合起來，成為茶人們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要求。故中國古代也將茶道精神稱作茶德，如唐代的劉貞亮就提出“茶十德”：“以茶散悶氣，以茶驅腥氣，以茶養生氣，以茶除癘氣，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嘗滋味，以茶養身體，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禮仁”、“表敬意”、“可雅志”、“可行道”等就是屬于茶道精神范疇。劉貞亮所說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即飲茶可以有助于社會道德風尚的培育，明確地以理性語言將茶道的功能提升到最高層次，可視為中國古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中國的茶道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晉杜育的《?F賦》，但是直到唐代中期才出現“茶道”概念，最早見于詩僧皎然的《飲茶歌?誚崔石使君》。詩中描寫了飲茶的三個層次：“一飲滌昏寐，情思朗爽滿天地。二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其第三層次就是飲茶的最高層次，即品茶悟道，達此境界一切煩惱苦愁自然煙消云散，心中毫無芥蒂。該詩的最后兩句是“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意思是世上有誰能真正全面地了解茶道的真諦呢?看來只有仙人丹丘才能做到這一點。這是茶文化史上首次出現的“茶道”概念，其內涵與詩中的“三飲便得道”相呼應，也與現代對“茶道”的界定較為接近，在中國乃至世界茶道發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義。

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自此之后，在中國古代茶書中卻不見“茶道”一詞，直至明代張源的《茶錄》才提到“茶道：造時精，藏時燥，泡時潔，茶道盡矣。”但這里的“茶道”僅是一些技術要求，并無品茗悟道等精神層面的東西，既與皎然的“茶道”也與現代的“茶道”精神相去甚遠。在張源之后數百年間的明清茶書中，又不見“茶道”一詞。個中原因實在耐人尋味。在我看來，恐怕與茶圣陸羽的影響有關。

皎然是唐代著名的茶人和詩僧，也是陸羽的摯友。他大陸羽13歲，是忘年之交。他對茶道的理念陸羽定然了解。但是盡管陸羽的《茶經》中涉及(或者說流露)了一點茶道精神的內容，但卻沒有出現“茶道”一詞，也沒有正面敘述茶道精神的段落或詞句。顯然，陸羽沒有接受皎然“茶道”的觀念，他在《茶經》中重點闡述的是煮茶技藝(茶藝)和對茶湯的觀賞，對茶具的實用性和藝術美非常重視，但沒有從“形而上”角度來考慮茶道問題。茶圣的《茶經》不談茶道，后來的茶書也不談茶道問題。如與陸羽同時的裴汶在《茶述》中就已經提到茶的功能“其性精清，其味浩潔，其用滌煩，其功致和。”這已涉及到茶道的基本精神，但是就是沒有歸納為“茶道”一詞。又如宋徽宗趙佶的《大觀茶論》中也涉及到茶道精神：“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閑潔，韻高致靜，則非遑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可以說，“致清導和”、“韻高致靜”是對中國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顯然，趙佶繼承、發展了裴汶的觀點，然而書中也沒有出現“茶道”一詞，可見，他也沒有接受皎然的理念。既然號稱茶圣陸羽的《茶經》和作為皇帝趙佶的《大觀茶論》都不提“茶道”，往后的茶書作者大多是官僚地主出身，都是一些保守成性的儒生，只會蕭規曹隨，更不會獨辟蹊徑去探討什么茶道問題。

中國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實質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在《茶喜》一詩的序言中曾經指出：“夫予論茶四妙：曰湛、曰幽、曰靈、曰遠。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聞見，導吾杳冥。”①

所謂茶之四妙，是說茶藝具有四個美妙的特性。“湛”是指深湛、清湛；“幽”是指幽靜、幽深；“靈”是指靈性、靈透；“遠”是指深遠、悠遠。都是與飲茶時生理上的需求無關，而是品茶意境上的不同層面，是對茶道精神的一種概括。所謂“澡吾根器”是說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養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說可以使自己的學識智慧更完美。“改吾聞見”是說可以開闊和提高自己的視野。“導吾杳冥”則是使自己徹悟人生真諦進入一個空靈的仙境。這正是現代茶人們所要追求的茶道精神和最高境界。可以說杜浚已經碰撞到了茶道的大門，可惜的是他也未能跨過這道門檻，因為他也沒有接受“茶道”的概念，他所概括的“論茶四妙”也未得到后人的重視和弘揚，真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縱觀中國古代茶學史，出現了眾多的茶書，其書名有《茶經》、《茶述》、《茶譜》、《茶錄》、《茶論》、《茶說》、《茶考》、《茶話》、《茶疏》、《茶解》、《茶董》、《茶集》、《茶乘》、《茶譚》、《茶箋》等等，就是沒有一本叫《茶道》，也沒有一本茶書中有專門談論“茶道”的章節。反觀此時的日本，茶道已經發展到很成熟的地步。至少到了16世紀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規：和、敬、清、寂，一直沿襲至今，奉為圭桌。兩相對照，確實反差很大。茶道的源頭的確在中國，“茶道”一詞也是最早誕生于中國，然而自唐代以后，中國歷史上的茶道觀念并不發達，至少在近代以前是如此。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這一點。

那么，中日兩國在茶道方面為何會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依我之見，是由于兩國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茶道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諸多原因造成的。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將中國的飲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來中國留學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們是在中國的佛教寺廟中將佛門茶事學回去的，并且將它們作為佛門清規的組成部分一直在佛門嚴格的傳承下來。日本歷史上的茶道大師都是聲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賦于日本茶道以濃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強了日本茶道的權威性，特別是自千利休之后，形成了嫡子繼承的“家元制”，使其權威性更為穩固持久。

二是日僧來中國留學之時，中國的飲茶方式已經相當成熟，引入日本之后是作為一種高級文化形態首先在皇室貴族之間流傳，長期為統治階級所專享，后來才逐漸傳播到民間，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飲茶方式和清規戒律也為民間所全盤接受，形成社會共識。

三是日本統治階級對茶道的重視利用，加強了茶道與權力的關系。如15世紀的幕府第將軍足利義正，讓高僧村田珠光撰寫茶湯法則《心之文》和其他茶故事，在寺廟中推行村田珠光所提倡的禪院式茶禮，竭力以飲茶方式來改善人際關系，并且祈禱天下太平。后來的統治者織田信長及豐臣秀吉更將茶道作為一種新型文化來擴大自己的影響，企圖在群雄爭霸的戰國時代一統天下。因此他任命千利休為專職茶頭，要他繼續制定和完善茶道的儀式和規則。豐臣秀吉還常在重大政治活動前后舉行規模盛大的茶會，進一步擴大了茶道的社會影響。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茶道成為日本統治者駕馭民眾的一種思想武器。茶道在日本社會中能產生巨大影響就不足為奇了。

①杜浚：《變雅堂集》詩卷3。

但是，這種現象在中國不存在．中國的茶文化是在民間土壤上發育起來，逐步成熟。在中國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后來才被統治階級所接受，形成宮廷貴族茶文化。民間的飲茶風習之盛已達到“茶為食物，無異米鹽”、“遠近同俗”、“難舍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甚”(《舊唐書?李玨傳》)的程度，這是任何統治者都不可能剝奪的。茶葉已成為百姓們日常生活“開門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以茶養生，以茶自娛，以茶敬客，以茶贈友，以茶定親，以茶祭祀等等，均早已形成風俗習慣，無需教導，無需勸說，人們自然而然會遵守。整日里為生活忙碌奔波的勞苦大眾，不可能有更高層次的文化追求，不會自覺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有很高文化修養的文人雅士們則醉心于品茗技藝的探研，他們都具有詩人的浪漫氣質，品茶時追求詩意的審美境界，很少人會從社會學和哲學的角度去考慮茶道精神問題。古代的官吏們都是典型的儒家子弟，歷來遵循儒家的處世原則，“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仕途得意時忙于政務，自然無暇來過問茗飲瑣事，倒霉失意時則隱退山林不問政事，只以茶來排憂解悶，尋求解脫，不會過問社會道德教化問題。而中國的佛門僧侶向來不干預寺外塵俗世界的事務，他們出來參加茶事活動，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現，除了個別像皎然那樣的大德高僧之外，很少有人會去考慮茶道問題。

至于歷代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們，似乎從來沒有考慮過要賦于茶事活動以崇高使命，雖然他們也經常以茶宴、賜茶的方式來招待群臣，但僅是作為宣揚皇威籠絡臣下的宮廷禮儀而已，并未具有太多的道德教化色彩。在他們看來，有博大精深的儒家學說足以成為統一全國民眾思想的強大武器，區區茶道，實在是無足掛齒。這是豐臣秀吉們統治的日本所不可能具備的。儒道大于茶道，這可能就是中國茶道觀念不發達的最重要原因。

二、中國茶藝的發展歷程

對于中國的茶人來說，飲茶是一門生活藝術，著重追求品茶時的藝術情趣，而不是缺乏詩意的清規戒律。即使是講究“禪茶一味”，也是側重以禪意來提升品茶的詩化境界，并不強化宗教色彩。

中國人飲茶飲了幾千年，開始是將茶作為食物，然后作為藥物，后來成為飲料，至遲從西晉開始，就將飲茶發展為一門生活藝術。作為飲料的茶湯，主要的功用是解渴、提神、解乏、保健，基本上是為了滿足人們生理上的需要。但是西晉詩人張載的《登成都白菟樓》中有“芳荼冠六清，滋味播九區”詩句，已經在描寫茶葉的芳香和滋味，可見當時人們飲茶開始講究欣賞香味，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滿足生理上的需要了。杜育的《拜賦》除了描寫茶葉生長環境、采摘情況之外，還涉及用水、茶具、茶湯泡沫以及飲茶功效等，可以看出當時飲茶已經有了一套技術要求。特別是其中描寫茶湯泡沫的幾句：“惟茲初成，沫沉華浮。煥如積雪，嘩如春藪。”意思是剛煎點的茶湯，茶末下沉，泡沫上浮，其光彩白如積雪，亮麗像春天的花卉。如此重視欣賞茶湯泡沫的色彩和形狀，則當時必有培育茶湯泡沫的技術，據關劍平先生的研究，南北朝時期就已經采用茶筅攪打茶湯使之產生泡沫。[1](p306)而對茶湯泡沫的欣賞則完全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審美要求，飲茶就具有藝術性了。至于《?F賦》的最后兩句：“調神和內，倦解慵除。”描寫飲茶的功效，可視為中國茶道精神的萌芽。

中國茶藝的成熟是在唐代。這是因為有一大批文人介入茶事活動，撰寫了眾多的茶詩，提升了飲茶的文化品位，使品茗成為一種藝術享受。其中如孟浩然、王昌齡、李白、皎然、盧仝、白居易、元稹、杜牧、齊己、劉禹錫、皮日休、陸龜蒙等人，都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茶詩，對唐代品茶藝術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唐代詩人們品茶，已經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滿足，著重從審美的角度來品賞茶湯的色、香、味、形，強調心靈感受，追求達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這從他們的眾多茶詩中可以得到印證。[2](P252—254)除了前述皎然茶詩的“三飲”之外，盧仝在《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中描寫的“七碗茶”也很典型：“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輕，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這樣的品茶已經不再把茶湯當做是一種飲料，而是成為藝術欣賞的對象或者是詩人們審美活動的一種載體。可見，我國的品茗藝術至少在唐代中期已進入成熟的時期。因此，陸羽的《茶經》對此進行了全面總結。

陸羽將唐代的煮茶技藝總結為：“一曰造，二曰別，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飲”(《茶經?六之飲》)，就是茶葉采造、鑒別、茶具、用火、用水、炙茶、碾末、煮茶、飲用等九個方面。唐代盛行煮茶法，據《茶經?五之煮》記載是先將茶餅放在炭火上烘炙，兩面都要烘到起小泡如蛤蟆背狀，然后趁熱用紙囊包起來，不讓精華之氣散失。等茶餅冷卻后將它碾磨成茶末，再篩成茶粉。等水燒到冒起如魚眼大小的水珠同時微微發出聲響，稱為一沸，要放點食鹽進去調味。等水燒到鍋邊如涌泉連珠時為二沸，先舀出一瓢滾水備用，再用竹笑環擊湯心，然后將茶粉從中間倒下去。過一會兒鍋里的水翻滾為三沸，將就剛才舀出的那瓢水倒下去，此時鍋里的茶湯會產生美麗的泡沫，稱為“湯華”。這時茶湯就算煮好，分別舀人茶碗中敬奉賓客。

陸羽提倡的這套煮茶程序是：炙茶、碾茶、羅(篩)茶、燒水、一沸時加鹽、二沸時舀水、環擊湯心、倒人茶粉、三沸點水、分茶人碗、敬奉賓客。整套程序是相當完整的，其技術要求也是頗為明確、具體。陸羽特別重視煮茶時要培育出美麗的“沫餑”。稱之為“湯之華”，華者花也。指的是茶湯表面上浮泛的一層細密均勻的白色泡沫：“沫餑，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餑，細輕者曰花。如棗花漂漂然于環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鱗然。其沫者若綠錢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墮于尊俎之中。餑者以滓煮之。及沸，則重華累沫，皤皤然若積雪耳。《?F賦》所謂‘煥如積雪，曄若春藪，有之’。”陸羽用了棗花、青萍、鱗云、綠錢、菊英、積雪、春藪等一連串美麗的名詞來形容茶湯的泡沫，可見他對此是何等的重視。其實，唐代的詩人們也都很欣賞湯華的，常常用乳、花等美好字眼來形容：“沫下麴塵香，花浮魚眼沸”(白居易《睡后茶興憶楊同洲》)、“銚煎黃蕊色，碗轉麴塵花”(元稹《一字至七字詩?茶》)、“白云滿碗花徘徊”(劉禹錫《西山蘭若試茶歌》)、“白花浮光凝碗面”、“碧沉霞腳碎，香泛乳花輕”(曹鄴《故人寄茶》)、“惟憂碧粉散，常見綠花生”(鄭遨《茶詩》)……總之，唐代煮茶并不是只煮出一鍋普通的茶水，而是十分講究培育茶湯面上的沫餑(湯華)。可以想象一下，唐代流行用青綠色的秘色瓷茶碗，茶湯是金黃色(杜牧《茶山詩》：“泉嫩黃金涌”；元稹《一字至七字詩》：“銚煎黃蕊色”)，湯華又是“煥如積雪”的白色，一碗在手，真是令人賞心悅目，難怪詩人們會產生那么多美麗的聯想。

不過，在唐代茶藝發展進程中，除了陸羽等人之外還有一位茶人的貢獻值得注意，這就是臨淮縣(今江蘇洪澤縣西)的常伯熊。據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卷6記載：“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為請之。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為啜兩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鴻漸能茶者，李公復請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人。既坐，教攤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茶博士。”

從這條史料可以看出：(1)早在唐代，茶藝的基本程式已經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進行表演。(2)常伯熊在表演茶藝時已經有一定的服飾、程式、講解，具有一定的藝術性和觀賞性，成為一項藝術形式。(3)茶藝的基本程式雖然是陸羽制定的，但卻是經過常伯熊“廣潤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即進行很大(“廣”)加工(“潤色”)之后才在社會上流行起來。(4)陸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故“李公心鄙之”。(5)既然陸羽的表演是“教攤如伯熊故事”，可見陸羽自己也接受了常伯熊已經“廣潤色之”后的茶藝程式，那么，現在看到的《茶經?五之煮》中有關煮茶的記載，應該是陸羽參考常伯熊的“潤色”而修訂過的。因此，應該承認常伯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茶藝表演藝術家，是現代茶藝師的祖師爺。

唐代茶人們對“湯華”的追求對宋代的影響很大，宋代的點茶法的最大特點正是對泡沫(湯華)的追求。斗茶時是以泡沫越多越白而取勝的，即所謂“斗浮斗色傾夷華”(梅堯臣《次韻和永叔嘗新茶雜言》)。當宋代的茶人們發現將茶粉直接放在茶盞中沖點擊拂會產生更多、更美的泡沫時，自然就會放棄唐代的煮茶方式。而是將早已存在民間的“閹茶法”加以改進發揚。早在三國時，張揖《廣雅》就記載“荊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色赤，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這與《茶經》所提倡的煮茶法并不相同，是將搗碎后的茶葉粉末放入瓷器中再用開水沖泡，《茶經?六之飲》中稱之為“癱茶”：“乃斫、乃熬、乃煬、乃舂，貯于瓶缶之中，以湯沃焉，謂之癱茶。”宋代的點茶法則是將“瓶缶”改為茶盞，將茶粉放人茶盞中用少量開水調勻后再沖點開水，然后用茶筅擊拂使之產生泡沫。顯然，用茶筅擊拂產生的泡沫肯定比煮茶法要多也更美觀。而茶筅是早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發明。由此可見宋代的點茶法并非突然憑空冒出來的，而是有悠久的歷史軌跡可尋。

從宋代的《茶錄》、《大觀茶論》等茶書記載中，可以了解到宋代點茶法的點茶技藝是：炙茶、碾茶、羅(篩)茶、候湯(燒水)、?菡?(烘茶盞)、調膏、注水、擊拂、奉茶。

宋代茶人們除了追求美麗的茶湯泡沫外，也講究茶湯的真味。陸羽在《茶經》中雖然反對民間傳統煮茶加進蔥、姜、棗、橘皮、茱萸、薄荷等佐料，但是他還是保留了加鹽的習慣。宋代的點茶則連鹽也不用，單純品嘗茶葉的芳香和滋味。宋代的詩人們也寫了大量歌頌茶湯色、香、味的詩句，經常三者并提，如“味觸色香當幾塵”(黃庭堅《送張子列茶》)、“色香味觸映眼來”(黃庭堅《奉同六舅尚書詠茶碾煮茶》)、“色味新香各十分”(葛勝仲《謝通判惠茶用前韻》)、“色香味觸未離塵”(劉才邵《方景南出示館中諸公唱和分茶詩次韻》)。而且還將三者稱為“三絕”：“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絕”(蘇軾《到官病倦，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為謝》)。

宋代的茶書就將色香味列為三大標準。如蔡襄《茶錄》指出：“茶色貴白……以青白勝黃白”；“茶有真香……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茶味主于甘滑”。宋徽宗的《大觀茶論》則將“味”擺到第一位：“夫茶以味為上，香甘重滑為味之全”；“茶有真香，非龍麝可擬”；“點茶之色，以純白為上真”。

但是，宋代點茶所使用的茶葉仍與唐代一樣，是用蒸青餅茶，即茶葉采摘后要蒸熟、搗碎、榨汁、壓模、烘干成團狀或餅狀的茶餅，特別是斗茶講究茶湯泡沫貴白，盡量將茶葉中的汁液榨干，“蒸芽必熟，去膏必盡”(宋子安《東溪試茶錄》)。致使茶葉的色、香、味都受到很大損失，有時會加進一些香料作為彌補，結果又使茶失去真香真味。而民間飲用的散茶，卻有不用蒸青而直接烘焙，其香氣和滋味自然勝過餅茶，于是逐漸傳播開來。明代謝肇涮《五雜俎》引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龍團舊法。散者則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后說：“始知南渡之后，茶漸以不蒸為貴矣。”正如明代許次紓《茶疏》所指出：“名北苑試新者，乃雀舌冰芽所造，一挎之值至四十萬錢，僅供數盂之啜，何其貴也。然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名香，益奪其氣，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時制法，旋摘旋焙，色香俱全，尤蘊真味。”特別是明明了炒青、揉捻技術之后，增強了茶葉的香氣滋味。張源《茶錄》記載：“候鍋極熱，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緩，待熟方退火，徹人篩中，輕團數遍，復下鍋中，漸漸減火，焙干為度……火候均停，色香全美。”茶青炒后復加烘焙，更加芳香，葉色青綠可愛，經過揉捻滲出茶汁，易于溶解，滋味更加醇厚，人們就直接采用開水沖泡，以品嘗茶葉的真香真味，于是在宋元時期就已在民間流傳的散茶沖泡法迅速發展起來，特別是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廢除餅茶改進貢芽茶之后，宋代的點茶法就被瀹茶法(散茶沖泡法)所淘汰了。自此之后直到今天，瀹茶法一直占據中國飲茶方式的主導地位。

瀹茶法是用條形散茶直接沖泡，杯中的茶湯就沒有“乳花”之類可欣賞，因此品嘗時更看重茶湯的滋味和香氣，對茶湯的顏色也從宋代的以白為貴變成以綠為貴。明代的茶書也開始論述瀹茶法的品嘗問題。如陸樹聲《茶寮記》的“煎茶七類”條目中首次設有“嘗茶”一則，談到品嘗茶湯的具體步驟：“茶入口，先灌漱，須徐咽。俟甘津潮舌，則得真味。雜他果，則香味俱奪。”要求茶湯人口先灌漱幾下，再慢慢下咽，讓舌上的味蕾充分接觸茶湯，感受茶中的各種滋味，此時會出現滿口甘津，齒頰生香，才算嘗到茶的真味。品茶時不要雜以其他有香味的水果和點心，因為它們會奪掉茶的香味。羅廩的《茶解》也專門談到品嘗問題：“茶須徐啜，若一吸而盡，連進數杯，全不辨味，何異傭作。盧仝七碗，亦興到之言，未是事實。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戰，儼聽松濤，傾瀉人甌，云光縹渺，一段幽趣，故難與俗人言。”主張品嘗茶湯要徐徐啜咽，細細品味，不能一飲而盡，連灌數杯，毫不辨別滋味如何，等于是傭人勞作牛飲解渴。真正的茶人品茶，最好是山堂夜坐，親自動手，觀水火相戰之狀，聽壺中沸水發出像松濤一般的聲音，香茗人杯，茶煙裊裊，恍若置身于云光縹渺之仙境，這樣的幽人雅趣是難以和俗人講清楚的。明代的屠隆在《考??馀事》卷3“茶箋”中強調要識趣：“茶之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得法，不時廢而或興，能熟習而深味，神融心醉，覺與醍醐甘露抗衡，斯善鑒者矣。使佳茗而飲非其人，猶汲泉以灌蒿萊，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識其趣，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大焉。”品茶講究“幽趣”，是明清文人在品茗活動中所追求的藝術情趣，也是中國茶藝的一大特色。

這樣的品茶最適合用小壺小杯來品啜，許次紓《茶疏》“飲啜”就主張：“一壺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鮮美，再則甘醇，三巡意欲盡矣。”“所以茶注欲小，小則再巡已終。寧使馀芬剩馥尚留葉中，猶堪飯后啜漱之用。”馮可賓的《?舨杓恪芬倉髡龐瞇『?泡茶：“茶壺以小為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飲，方為得趣。何也?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擱。況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時，太早則未足，太遲則已過。的見得恰好一瀉而盡，化而裁之，存乎其人。”于是就逐漸形成了功夫茶藝。最早見于記載的是清初袁枚的《隨園食單?茶》：“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濃苦如飲藥。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諸處，僧道爭以茶獻。杯小如胡桃，壺小如香櫞。每斟無一兩，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試其味。徐徐咀嚼而體貼之，果然清芬撲鼻，舌有馀甘。一杯之后，再試一二杯。令人釋躁平矜，怡情悅性。”這是典型的小壺小杯沖泡法，是今天功夫茶藝的原型，至清代晚期，功夫茶藝就已經很成熟了。

據寄泉《蝶階外史?功夫茶》記載，其具體沖泡程式如下：“壺皆宜興沙質。龔春、時大彬不一式。每茶一壺，需爐銚三候湯。初沸蟹眼，再沸魚眼，至連珠沸則熟矣。水生湯嫩，過熟湯老，恰到好處頗不易。故謂天上一輪好月，人間中火候一甌。好茶亦關緣法，不可幸致也。第一銚水熟，注空壺中蕩之潑去；第二銚水已熟，預用器置茗葉分兩若干立下壺中，注水，覆以蓋，置壺銅盤內；第三銚水又熟，從壺頂灌之周四面，則茶香發矣。甌如黃酒卮，客至每人一甌，含其涓滴而玩味之。若一鼓而牛飲，即以為不知味，肅客出矣。”

由此可知，清代功夫茶藝的程式為：煮水、溫壺、置茶、沖泡、淋壺、分茶、奉茶。客人在品嘗茶湯時則要求“含其涓滴而玩味之”，徐珂《清稗類鈔》提到邱子明泡功夫茶時也說：“注茶以甌，甚小，餉一甌，含其涓滴而咀嚼之。”這“玩味”“咀嚼”的是茶湯之色香味，至于如何“玩味”“咀嚼”?清代梁章鉅《歸田瑣記》“品茶”一節中提到福建泉州、廈門人的功夫茶時指出：“一日香，花香小種之類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為無上妙諦矣，不知等而上之則曰清，香而不清，猶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則曰甘，香而不甘。則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則曰活，甘而不活，亦不過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須從舌本辨之，微乎微矣，然亦必瀹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梁章鉅將茶之香味區分為香、清、甘、活四個品級，要從舌頭上去細細辨析、體味，可見清代品茶是何等之精。

不僅如此，明清文人品茶還講究環境的幽雅。徐渭在《徐文長秘集》中對品茗環境有概括的論述：“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永夜清談，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鳥間，宜清流白云，宜綠蘚蒼苔，宜素手汲泉，宜紅妝掃雪，宜船頭吹火，宜竹里飄煙。”許次紓《茶疏》對品茗環境談得更詳細：“心手閑適，披詠疲倦，意緒棼亂，聽歌拍曲，歌罷曲終，杜門避事，鼓琴看畫，夜深共語，明窗凈幾，洞房阿閣，賓主款狎，佳客小姬，訪友初歸，風日晴和，輕陰微雨，小橋畫舫，茂林修竹，課花則鳥，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闌人散，兒輩齋館，清幽寺觀，名泉怪石。”其中“心手閑適”、“聽歌拍曲”、“鼓琴看畫”、“賓主款狎”、“訪友初歸”等等是屬于品茗的人文環境，“明窗凈幾”、“洞房阿閣”、“兒輩齋館”、“清幽寺觀”等等是屬于品茗的室內環境，而“風日晴和、輕陰微雨、小橋畫舫、茂林修竹”、“荷亭避暑、小院焚香”、“名泉怪石”等等則是屬于室外的自然環境。品茶品到這種地步，完全變成一種充滿審美情趣的藝術行為，也標志著中國的茶藝至此已經高度成熟。

三、中日茶文化的不同發展方向

由此可見，中國茶文化的發展方向是沿著茶藝軌道而與時俱進的。對茶葉的色、香、味及藝術意境的追求一直是中國茶藝的重點。從唐代以前的夾雜他物的混煮法到唐代的煮茶法、宋代的點茶法和明清時期的瀹茶法，泡茶方式是朝著自然、簡約、生活化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茶葉的制造方法也從蒸青、壓汁、制餅發展為烘青、炒青以至搖青等方法，制造出能顯示茶葉自然形態、色澤、香味的綠茶、黃茶、白茶和青茶等產品，形成了千奇百態、異彩紛呈的茶的世界。而這一切都是隨著時代的更替，社會的發展，人們品茶口味的變化而向前演進。這種變化的終極目標是越來越追求茶葉本身天然的色香味形，賦于品茶以豐富審美情趣的藝術性，無疑，這是一種人性化的追求，它符合中國文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本性。應該說，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反觀日本，他們將中國宋代的點茶法引進本國后，卻發展為宗教色彩極濃的日本抹茶道。直到今天，他們飲用的是從宋代以來一成不變的蒸青綠茶粉，使用的也是宋代點茶法那一套點茶器具和方式，居然可以歷千年而不變。這是因為引進中國飲茶方法的都是日本高僧，他們是在中國寺廟中將佛門茶事學回去，并將它們作為佛門清規的組成部分一直在佛門中被嚴格地傳承下來。比如，最早將中國宋代寺廟中的飲茶禮儀引進日本的是對日本茶道的創立產生重大影響的南浦紹明(1235—1309)，他于南宋開慶元年(1259)人宋遍參名師，師從杭州凈慈寺虛堂智愚禪師。咸淳元年(1265)秋，虛堂智愚奉旨為余杭徑山寺萬壽禪寺住持，南浦紹明也跟著上山，一邊參禪，一邊學習徑山等寺院的茶禮。咸淳三年南浦紹明回國，臨行前得到一套茶臺子。他將茶臺子連同七部中國茶典帶回了日本，一邊傳禪，一邊傳授禪院茶禮。南浦紹明回國后曾任崇福寺住持33年。其茶禮被弟子大德寺開山宗峰妙超所繼承，帶回的茶臺子等茶道器具也轉移到大德寺。大德寺的茶禮后來就傳至對日本茶道的創立都有很大貢獻的一休宗純和村田珠光。由此可見，日本所傳去的茶道實際上就是佛教茶道。

不僅如此，就是連赫赫有名的日本茶道精神——茶道四規“和、靜、清、寂”也從是中國佛門典籍中學去的。據日本學者西部文凈在《禪與茶》一書中的考證，南浦紹明帶回日本的七部茶典中有一部是劉元甫所作的《茶堂清規》，其中的“茶道規章”和“四諦義章”兩部分被后世抄錄為《茶道經》。從《茶道經》中可知劉元甫乃中國禪宗楊岐派二祖白云守端的弟子，與湖北黃梅五祖山法演(楊岐派三祖)為同門。他以成都大慈寺的茶禮為基礎，在五祖山開設茶禪道場，名為松濤庵，并確立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可見，日本的茶道四規本是來自中國五祖山的松濤庵，一直傳到千利休的手里，再次被發揚光大，成為日本茶道信徒們頂禮膜拜的最高宗旨，從而名揚世界。[3]

但是，劉元甫的《茶堂清規》連同他的“和、敬、清、寂”四諦在中國宋代以后卻失去蹤影，既沒有在佛門寺廟中得到傳承，更沒有被廣大茶人們所接受，以致中國茶文化界至今極少有人知道劉元甫的名字和他的茶道四諦。由此亦可反證，茶道觀念在中國確實是缺乏豐厚的土壤。

而在日本，學茶也就是在學佛，學佛必須學茶，在今天的日本寺院中，個個和尚都是茶道高手。日本茶道圣典《南方錄》卷首就記錄千利休的一段話：“草庵茶的第一要事為：以佛法修行得道。追求豪華住宅、美味珍饈是俗世之舉。家以不漏雨，飯以不餓肚為足。此佛之教誨，茶道之本意。”

千利休的高足山上宗二在《山上宗二記》中說得更明白：“茶道是從禪宗而來的，同時以禪宗為依歸，專門作為禪僧的行為準則，珠光、紹鷗都是禪宗的門徒。”

后來的《澤庵和尚禪茶錄》也記載另一位茶道大師澤庵宗彭的話：“茶意即禪意也。因此舍掉禪意之外就沒有茶意。不知道禪味的話，也就不知道茶味。”

既然茶道是作為修行佛法追求得道的一種手段，最重要的是它的教義和儀式以及信徒們的虔誠與專一。他們可以為舉行一次茶道連續坐上幾個小時，至于茶湯的色香味就不是首先要考慮的事情了。因此，盡管日本的茶道經過歷代大師們的不懈努力，形成了完整、成熟、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茶道藝術文化體系，在國際上也產生過很大影響。但是與中國茶藝相比，它走的是另一條道路，對茶道形式和教義的重視遠遠勝過對茶湯香味的追求。新晨

這是各自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造成的，我們無須強分軒輊。但是了解了這一區別，卻可以使我們正確認識中國茶文化歷史的發展方向。日本人可以繼續為他們的茶道而驕傲，我們卻應該為中國的茶藝而自豪。也正因如此，中國的茶藝今天又開始走向世界，不但在西方有一大批的歐美人士在學習中國茶藝，驚嘆中國的茶葉會有如此美妙的香氣和滋味，像發現新大陸似地欽羨中國人把飲茶變成一門藝術。[4]就是在茶道王國的日本，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士對自己的茶道失去興趣，而在學習芳香襲人充滿藝術情趣的中國茶藝。

植根于生活和人性土壤之中的中國茶藝，永遠與時俱進，永遠煥發青春!

[參考文獻]

[1]關劍平．茶與中國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