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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隨著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淮安市的國有企業改制工作已步入新進程。在國有企業的改制進程中，國有股份全部退出，由企業經營者及企業員工持股，認購國有股份，國有企業將逐步轉化為民有民營。企業改制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企業中將從企業產權結構、法人治理結構和企業文化等三方面對企業產生積極的影響。

人力資本作為一種新生事物，與人力資源相比較而言，是兩個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其實二者是有區別的，人力資源，通常是指企業員工整體的勞動素質、生產技能和知識水平等，培養手段是不斷招募優秀員工并對現有員工進行職業技能的教育和培訓。而人力資本指的是勞動者投入到企業中的知識、技術、創新概念和管理方法的總稱。具體來說，它僅包括企業中的兩類人，一類是掌握核心技術的技術人員，另一類是具有企業家素質的經營者。在改制后的現代企業中，人力資本對企業的影響將越來越重要，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

在資本市場日益成熟的今天，每個企業的經營者都有一定的營銷和管理方面的經驗和常識，但只有那些眼光銳利，分析判斷準確的經營者才能作出正確的決策，這種高素質的經營者就是企業家。企業家的對企業的巨大推動作用是毋庸質疑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很多企業乃至一個地區的發展可能就靠一兩個人的帶領，人們通常貫之以“能人經濟”（華西村的發展即是最好的例證）。假如在同一區域同一行業有相同規模的兩個工廠，派兩個能力差異很大的人分別擔任廠長，其收益肯定不一樣。那么對于多出來的那一部分收益，我們既不能歸之于資本，也不能歸之于勞動，而只能歸之于企業家的個人才能，我們同樣稱之為人力資本。

一、人力資本對企業產權制度構造的影響

在傳統企業形式中，企業的產權是以企業成立時法定貨幣資產的出資為標志和起點的，即出資方依各自出資多少擁有企業產權，而經理、技術人員等只是資方的雇傭勞動者。勞動者按工作量取得相應的報酬，并沒有企業的產權，也就沒有對企業的收益權和處分權。在這種產權構造中，貨幣資本是主動方，而勞動力處于一種被動的、受支配的地位。但在人力資本出現并且作用日益凸顯以后，企業中已不再是貨幣資本一統天下，人力資本開始擁有了部分產權。而且，二者的關系正發生了某種逆轉，貨幣資本逐漸變為被動資本，而人力資本逐漸變為主動資本。企業的產權構造發生了悄然的變化。

相較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我國人力資本擁有產權的進程要慢得多。技術入股剛剛開始嘗試，而且有很多的限制條件；而企業家以其經營才能折價入股還沒有起步。這也是傳統觀念的偏見所致，我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向來重視具體勞動，輕視抽象勞動；重視體力勞動，輕視腦力勞動；重視生產性勞動，輕視經營性勞動。這些偏見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相關政策的制定，阻礙了人力資本取得產權的進程。

人力資本價值得不到承認的后果是擁有人力資本的人缺乏動力為企業工作，企業凝聚力下降，甚至造成人力資本流失。國有企業受傳統觀念影響最深，因此人力資本流失問題也最為嚴重。流失的人員絕大多數是管理、技術骨干，具相關統計，有的國有企業流失人員多達60%，而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中，高級管理、技術人員和技工70%以上來自國有企業。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事例：某個國有企業搞一個大型研發項目，就在項目即將成功之際，該項目的負責人帶著成型的項目到其它企業入股了。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帶著管理經驗、營銷網絡倒向其他企業或是另起爐灶的事例也屢見不鮮，這不但給國有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同時也給這類企業帶來了慘痛的教訓。因此，國有企業產權結構調整的關鍵是處理好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關系，要改變以往那些只有實物資產才能擁有產權的條規限制，允許某一方面的專家、精英尤其是企業家和高級技術人員以其自身的人力資本折作股份，擁有一部分的產權。因此，只有真正重視人才和以人為本的企業才能得到迅速的成長和不斷的發展壯大。如天津的光華教育集團，作為一個創立于1990年的民辦學校，其創業初期便從全國各地招聘優秀的教育工作者，不但給他們優厚的待遇，同時對于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學者還給予企業的原始股份。經過的十幾年的努力，如今的光華教育集團在全國各地擁有幾十所分校，其資產也由原來的幾十萬發展到現在的幾十億元。從光華的成長不難看出：企業的發展需要對人才的重視，更需要給予他們對企業的收益權和處分權，這樣才能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工作的積極性，從而對企業的發展起巨大的推動作用。

二、人力資本對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影響

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是現代企業特有的運行機智，其特點是權力的分力與制衡、決策的科學與民主，它是與企業的產權結構緊密相連的。既然人力資本的形成對企業產權結構產生了沖擊，這一影響就必然延及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公司治理的基本要務是解決經營者與所有者的關系問題，按照簡單的理解，就是董事長與總經理的分離，總經理負責企業的經營運作，董事長對總經理進行監督并決定公司的重大戰略決策。人力資本形成以后，這一點逐漸發生了變化。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上，都不再強調董事長與總經理職能的截然分離。西方國家出現了CEO(首席執行官),CEO除對企業的經營管理直接負責外，還具有提名內部董事的資格，因此一般認為CEO擁有50%～60%的董事長權力。CEO受企業戰略決策委員會的領導，而這一委員會的成員不一定是財產所有者，非財產人士占據了相當的席位。這說明在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中已開始重視人力資本，而不再強調所有者對企業的控制。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中國企業在經歷了種種挫折和坎坷后，從逐步理解CEO到重視CEO。在2003年的《服務導報》上曾報道了中國最昂貴的CEO課程揭密：20天，學費2.8萬美元,對參加者還有一個要求——企業資產不低于10億美元，面對這樣的苛刻條件，報名者也有很多，同時招募的學員必須是具備很強的學習能力、溝通能力和領導能力的企業家。這也說明了人力資本對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三、人力資本對企業文化的影響

人力資本對企業的產權結構和法人治理結構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那么，企業文化也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具體而言，人力資本對企業文化的影響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強調協作和團隊精神

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經營才能的專業化，以及市場環境的日益復雜化，使得管理者往往領導著比自己更專業的下屬，管理的是自己并不熟悉的領域，不同的崗位人員具有很強的不可替代性，因此，傳統的命令與控制手段已經落伍，必須充分尊重雇員的個人價值，給他們創造一個相對寬松的工作環境。企業管理目標的實現，也不再主要依靠指派和命令，而更多的依賴于成員之間的配合和協作。由于人力資本的生產影響很大，因此企業必須致力于培養“團隊精神”，使每個成員找到自己的歸宿感、使命感，相互理解，相互協作。這是因為在當今社會，人才的流動越來越重歸屬感、使命感。

（二）強調個人之間的能力差異很大

新的企業理論認為，人與人之間不僅存在能力上的差異，而且這種差異的幅度可能很大。正是能力的差異，因此老總就是老總，清潔工就是清潔工，他們的崗位差別已由其能力差別而決定。摩托羅拉公司的雇員每個季度都要交一個總結，其中第一條就是：你覺得目前的工作與自己的能力是否相符？這與我們傳統的觀念恰好相反，我們一直認為人與人之間不存在能力差異，每個人的貢獻大小僅是由分工決定的。因此，把個人視為螺絲釘，擰到哪里就在哪里出力。與之相應的，是崗位與能力的不相匹配，經營能力較差的人可能成了廠長、經理，而真正的企業家可能只有很低的職位，這樣的安排是缺乏效率的，也導致了高級人才的大量流失。這種狀況不扭轉，企業的效益就很難提高，也直接導致大量人才的流失。為什么現在好多民營企業中有60%～70%的技術骨干和高層管理人員全部來自國有企業，這便足以說明一切。

（三）強調人們收益方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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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現代公司財務管理中強調資本成本的重要性，而在現實中又難以估算，我國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如何對待和應用資本成本？筆者認為：

一、在經營理念上，企業需要了解資本成本的意義，但主要應致力于正確地進行投資、經營和田資決策，不必過分關注資本成本的具體數值。建立和推廣資本成本理念的目的，并不在于精確計算實際上不能準確估算的資本成本數值，而在于促進企業樹立為股東創造市場價值而不是帳面價值的經營理念和股東價值最大化的財務目標。資本成本是資本市場對企業的外部評價指標之一，其估算應該由資本市場來完成。在目前我國資本市場未形成資本成本估算方法和數值共識時，企業不必過分關注本企業資本成本具體數值，特別是以技術創新為經營哲學的成長型公司，因為快速成長企業的預期收益率往往大大超過資本成本，資本成本并不是其主要考慮因素。融資決策的關鍵在于匹配經營風險，增強企業的財務彈性，保持合理的資信等級。例如：1998年微軟公司資本收益率為52.9％，資本成本率只有14．2％，英特爾公司資本收益率為42.7％，資本成本率為15．L％，因此成長型公司應致力于形成和強化企業的競爭優勢和價值驅動因素，諸如技術創新、提供滿足客戶需求的增值服務等，股票市場對企業價值的評價會通過套利交易原理在股價上反映出來。

二、資本成本理念在投資決策中的應用。在企業進行投資決策中引入資本成本的概念，旨在幫助我們判斷單項投資和組合投資的風險程度，以及這種風險的代價——即它的市場價格是多少。也就是將資本投資與金融市場上相同風險的投資相對比，從而設法確定資本投資的機會成本。（1）采用貼現現金流方法評估投資機會價值，從而必須具體算出權益資本成本時，可以采用幾種普遍接受的方法估算權益資本成本區間值，并作為敏感性分析因素。目前，可供選擇的做法包括：a、在現有國債收益率基礎上加上相應的風險溢價；b、借鑒國外投資機構對我國境外上市公司β值的估算結果來估算國內上市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直接參照上市公司權益資本回報率水平。（2）采用其他合適的估算方法和評價指標，代替資本加權成本的估算。包括：a、采用內部收益率法；b、調整現值法（APV），它將項目的每項現金流量分為無杠桿作用的營業現金流量及與項目融資相聯系的現金流量，這種分類是為了采取不同的貼現率；c、在兼并收購中，可以采用市場盈利率（P／E）、股票市值／帳面值（MV／SV）以及EBITDA倍數。三、資本成本理念在公司分部管理中的應用。隨著公司規模的不斷擴大，其經營的業務領域和跨越的區域也隨之增多和變廣，會劃分為若干分部（子公司或事業部），對分部的成本效益管理也必須引入資本成本理念。每個分部所使用的資產都必須進行融資，那么波分部的資本成本也就是公司期望分部從它的資本投資上所獲得的最低報酬率。其可以接受的標準，可以考慮：a、參照可比上市公司權益資本收益率；b．直接根據股票價格信號而不是資本成本來評估公司繼續經營的經濟價值；c、參照長期債務成本。

四、資本成本理念在融資決策中的應用。按照保持與公司資產收益風險匹配、維持合理的資信和財務彈性的融資決策和資本管理的基本準則，借助財務顧問的專業知識，利用稅法等政策環境和金融市場的有效性狀況，確定融資類型、設定彈性條款、選擇融資時機和地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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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本預算決策中一個重要的變量是新投資的應得收益率或基準率。決定應得收益率并從而決定一個項目資本成本的主要因素是該項目的系統性商業風險，也就是項目營運現金流的系統性風險。下面筆者介紹國際上大公司所普遍使用的資本成本估計方法。

1．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進行項目評估。

現代財務理論的一個中心原則是，一項投資的應得收益率應該依賴于其產生的現金流的風險。國外的多數大公司都采用具有風險調整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進行項目評估。在這種方法中，對于債權和股權的稅后現金流用貼現率iWACC進行貼現，以反映債權和股權資本的稅后應得收益率。這樣就得到了凈現值（NPV），它反映的是投資的未來期望現金流的現值（E［CFt］）減去初始投資后的部分。即：

加權平均資本成本（WACC）是根據iWACC＝［（VB／VL）iB（1－TC）］＋［（VS／VL）iS］得到的。其中，公司的市場價值（VL）等于公司債券的價值（VB）加上公司股票的價值（VS），iB和iS分別是公司債券和普通股的應得收益率，TC是公司的邊際稅率。債券的應得收益率通常接近于公司的借款成本，普通股的應得收益率則是一個難以估計的變量。

加，投資組合的收益率的方差將越來越多地依賴于不同證券之間的（N－N）個協方差，而這N種證券各自方差的影響將越來越小。因此，決定投資組合風險的是資產之間的協方差，而不是單個資產的方差。

單個資產的風險中不能通過在一個大的投資組合中持有它來分散掉的部分被稱為系統性風險。系統性風險是不能分散的，它由整個市場范圍內的事件引起，例如經濟增長、政府支出的增加、投資者對于資產價值認識的改變等。單個資產的風險中能夠通過在一個大的投資組合中持有它來分散掉的部分稱為非系統性風險。非系統性風險包括所有只對單個公司產生影響的事件，如罷工、高層管理的變更、公司銷售情況的波動等。非系統性風險可以在一個大的投資組合中分散掉，因此它不會得到風險補償。投資組合理論的核心在于，投資者關心的是資產組合的期望收益和風險，而不是獨立資產的期望收益和風險。

3．應得收益率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

基于上述分析以及一些附加的假設，威廉·夏普（WilliamSharpe）提出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在這個模型中，股權的應得收益率是通過投資收益率Rj對市場收益率RM的回歸，即Rj＝αj＋βjRM＋ej來確定的。其中，αj和βj是回歸系數，ej表示圍繞回歸線的隨機誤差。一種資產的系統性風險或者beta值（βj）由ρjM（σj／σM）來測量，其中，σj和σM分別表示投資收益率和市場收益率的標準差，ρjM是投資收益率與市場收益率的相關系數。

這樣，由上述回歸估計出的股權beta系數就可以用到證券市場上，以估計股權的應得收益率Rj。即：Rj＝RF＋βi（E［RM］－RF）。其中，RF是無風險利率，E［RM］－RF是市場在RF基礎之上的風險補償。beta系數表示股權價值對市場組合變化的敏感性。無風險利率反映的是資金在無風險投資中的時間價值，它構成了風險調整貼現率的基礎。由該方程所描述的直線將一種資產的應得收益率表示成無風險利率、市場風險補償和該資產的系統性風險或beta的函數。

4．資本市場的一體化——分割與相應的市場組合。

如果各個國家對于相同風險的資產的實際應得收益率都相同，就可以認為國際金融市場是一體化的。由于存在跨國資本流動的限制，我國的資本市場與其他國際市場仍然是分割的。對資本自由流動的限制包括市場摩擦（如政府控制、跨國交易的稅收和交易成本）、獲取市場價格和信息上的不平等。由于這些資本流動存在著限制，我國的資產應得收益率有可能低于其他國際市場對具有可比風險的資產所要求的收益率。

在一個一體化的金融市場中，CAPM中的市場組合應該是在全球范圍內、以市值為權重來構造的分散化的證券組合。在決定項目貼現率時，相關的風險是該項目相對于世界市場組合而言的beta系數。但是大多數國家的資本市場并沒有完全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公司仍然采用本國的市場指數來代表市場組合。美國的公司通常選取美國的市場指數，例如紐約股票交易所綜合指數；而日本的公司則選取日本的市場指數，例如日經225指數。隨著經濟和貨幣的一體化以及歐元的引入，歐洲的公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從采用本國的市場指數轉為采用歐洲的市場指數。隨著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的逐步推進，資本成本的估計也日益傾向以世界市場組合或者世界與本國因素的綜合為基準。

二、選擇無風險基準率的基本推理

盡管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已經給出了建議，我國許多的公司（特別是國有企業）使用無風險利率或銀行存單利率作為所有新投資的基準率而不計風險。使用無風險利率或銀行存單利率作為基準率的一個理由是，政府可以按此利率借款并為新的投資項目籌資。因此，一些公司經理們認為，新投資的應得收益率應該達到這個基準率以向政府提供回報。

這一推理忽視了財務理論的一個中心原則。從股東的角度來看，基準率是由資金的使用而不是資金的來源所決定的。公司對特定的資產應該采用特定的貼現率，以反映特定投資的機會成本。這就需要將項目的應得收益率與金融市場中具有可比風險的其他資產的應得收益率進行比較，并且要求該項目至少能夠提供和資本市場中其他可行項目一樣高的應得收益率。政府的借款成本與資金如何使用幾乎沒有什么聯系，擁有較高系統性風險的項目應該要求較高的應得收益率，以補償其增加的風險。

三、使用無風險基準率的影響

1．對股東的影響。

假設我國一個公司的經理正在考慮投資一個煤礦，該項目的投入為1500000元，投產以后每年將得到100000元的期望現金流，并且將延續下去。政府的借款利率是5％。該項目的beta系數是1．0，風險調整后的應得收益率是10％。在政府5％的基準率之下，該投資項目將得到一個“顯然的”凈現值500000元（100000÷0．05－1500000）。但是，這個凈現值沒有將投資的系統性風險考慮在內。在10％的市場應得收益率下，這個投資項目將以1500000元的成本產生一個現值為1000000元（100000÷0．1）的資產，風險調整后的凈現值為－500000元。顯然，這個在政府的借款利率之下被視為正凈現值的投資項目，是不會被資本市場的投資者所采用的。

如果對于低風險和高風險項目都使用5％的基準率，將會誤導投資者偏好具有高期望收益率的項目。長此以往，使用銀行存單利率作為基準率的我國公司的資產組合將會傾向于高期望收益率的項目。這些資產組合中的很多項目也可能具有較高的風險。從資本市場觀點來看，其中的一些高收益、高風險的項目將是有損公司價值的。

篇（4）

會計師事務所是一典型的“人合”企業，人力資本作為一個“人合”企業的立家之本，他在審計執業過程中有什么樣的行為特征應是被重點關注的。傳統經濟學認為，有什么樣的制度，就有什么樣的行為，汪丁丁認為接下來的話就是，有什么樣的行為，就有什么樣的制度，這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中有深刻體現。具體到審計中，現行審計制度安排必然會影響與約束人力資本的載體——審計師在審計過程中的行為，相應地，審計師不僅會在既定的制度安排約束下進行追求經濟利益、規避風險的審計活動，同時會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支撐性的制度安排，使得審計制度安排發生變化，之后又對制度安排的變化做出反應，這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

本文中，我們只把經理級以上人員列為人力資本，因為只有經理級以上人力資本的審計行為特征才有可能影響到審計制度安排，而一般的審計人員只是承擔一些簡單的程序性工作，不能充分體現人力資本的審計行為特征及對審計制度安排的影響。同時我們把人力資本分為兩類：非合伙人——單純人力資本所有者，與合伙人——非人力資本所有者與人力資本所有者的集合體，文中有時統一以“審計師”來代替這兩類人力資本。

一：人力資本是有限理性經濟人及對審計制度安排的影響

傳統經濟學理論中，經濟人完全理性和自利性是兩個基本假設，這兩個假設的合乎邏輯的推論，是人們會合理利用掌握的信息來預估將來行為所產生結果的各種可能性，然后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但現實生活中，人在復雜環境和不確定因素下進行決策時，不會對自己的決策進行理性計算，也沒時間和耐心去考慮各種行為結果的概率問題，在面對復雜情景和問題時會采取捷徑或用自己掌握的一部分信息進行決策，因而決策的非理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說，人是有限理性的，不是完全理性的，這就是行為經濟學對傳統經濟學的挑戰。同樣，會計師事務所的人力資本載體——審計師也是有限理性的，同時也是一個經濟人，在現階段還沒達到“道德人”的境界，盡管他有一些并不是“經濟人”假設所能解釋的一些“道德”行為，如大多數情況下會遵守審計準則、法規進行審計，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和一些施善行為。既然審計師是有限理性的經濟人，那么在現行審計制度安排下，審計師在審計過程中不能完全理性地拒絕被審計單位的“利誘”而堅持原則，與被審單位管理當局的審計合謀有時就不可避免了。如前所述，人力資本主體可以分為兩類，參與審計合謀的人力資本主體不同，對審計制度安排的影響就不一樣，下面分單純人力資本參與的合謀和合伙人（即整個事務所）一起參與的合謀及各自對制度安排的影響。

1．單純人力資本參與的審計合謀及對審計制度安排的影響

被審單位委托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事務所的合伙人便會委派項目經理帶隊審計，此間有兩層委托關系：被審單位委托事務所，事務所委托項目經理，其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變得更加嚴重。審計師是有限理性的經濟人，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選擇”和“機會主義”傾向，當被審單位拋出“誘餌”引誘審計師共謀時，審計師此時會進行合謀與否的決策。據行為經濟學理論，人們進行決策時，容易給高概率發生的事件賦予較高的權重，而給低概率發生的事件賦予較小的權重，于是往往將極小概率的事件看成不可能，而將極大概率發生的事件看成是確定，而極小與極大概率又取決于個體的主觀印象。審計師進行合謀與否的決策時，他會根據現實中這種“損人利己”的合謀被發現曝光的比例很小而存在一種僥幸心理，，認為合謀被發現的機率極小而將其看作不可能，同時他的有限理性不能讓他清醒地意識到合謀一旦被發現的嚴重后果，就算被發現，由于現階段對違法行為的處罰較輕，合謀的收益大于合謀的成本，審計人員的“經濟人”特性便會讓他作出合謀的決定，于是他會向信息不充分的合伙人隱瞞審計風險，與被審單位一起騙取“無保留”的審計報告。

審計人員為什么會參與審計合謀？這反映了審計制度安排的什么問題？審計人員的有限理性經濟人特征（內因）是我們無法改變的，但可以通過制度的安排（外因）來改變審計人員做決策時的考慮因素及其權重，從而減少審計合謀的發生。據行為經濟學理論，額外財富的邊際效用在人富裕時會低于貧窮時的邊際效用。審計合謀審計人員將得到的報酬就是一種額外財富，此時，即使富裕的CPA與貧窮的CPA一樣只具有有限理性，但這筆額外報酬對富裕的CPA沒有很大的邊際效用，從而沒有那么大的誘惑力而導致審計師合謀，這時被審單位就得加大“賄賂金”才有可能“打動”富裕的CPA，從而加大了被審單位的合謀成本，當“賄賂金”大到等于或大于合謀能給被審單位帶來的“利益”時，被審單位便沒有動機合謀，合謀自動中止。從這看出，提高CPA的薪酬待遇，讓他們成為富裕的CPA，可提高CPA的“免疫力”，從而減少合謀的發生。這就要求合理化事務所內部收益分配機制，提高新酬待遇，讓CPA的利益與整個事務所的利益相掛鉤，一榮俱榮，便不會出現CPA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向合伙人撒謊，欺騙合伙人。另一方面，法律法規應加重CPA的個人審計責任，加大合謀一旦被發現的懲罰，提高CPA合謀的成本，此時被審單位若想合謀，就必須提高“賄賂金”以彌補審計師冒的高風險，從而加大了被審單位的合謀成本，合謀便不會那么容易發生。此外，相關部門要加強審計的監管，加大上市公司審計的復查力度，使審計合謀案件“曝光”機率大大增加，從而改變審計人員主觀印象中的審計合謀被發現的概率極小，起到警戒作用，讓審計人員不敢輕易合謀。

2．非人力資本與人力資本所有者共同參與的審計合謀及對審計制度安排的影響

若事務所委托的CPA足夠忠誠，他會如實將發現的問題“稟告”事務所的非人力資本與人力資本集合體——合伙人，這時，合伙人的有限理性經濟人特征便起作用了。現行審計制度安排實質是：由被審單位管理當局聘請事務所審管理當局自己，那么，事務所面對自己的“上帝”——客戶的不當請求時，他的“經濟人”特征使得他不能斷然地拒絕這種請求，否則不但得不到“合謀金”，以后的合作關系也就終結了。同時，現時大部分事務所的組織形式為有限責任制，且注冊資本金要求低，那么事務所與被審單位的合謀一旦被發現所需承擔的只是有限責任，最多讓事務所倒閉，而不會危及到合伙人未投入到事務所的私人財產，于是合伙人的“理性經濟人”特征容易使他接受合謀，同時，他的“有限理性”不會讓他有完全的理性認清形勢，不會讓他有足夠的社會責任感從維護公眾利益出發而拒絕合謀。

審計合謀的頻繁發生，企業管理當局利益不斷上升，但這種利益的上升是以其他企業利益相關者利益受損為代價的。據吳聯生的“利益協調論”，利益相關者之間現有的利益關系一旦發生變化，便產生了新的沖突，便會破壞目前審計制度安排的基礎——審計域秩序，從而要求利益相關者達到新的納什均衡，產生新的審計域秩序，從而導致審計制度安排的變遷。“審計制度安排是一個利益相關者利益協調的過程，它因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關系變化而變化”（吳聯生，《審計研究》，2003），由于審計合謀的不斷出現，目前的審計制度安排至少需要進行以下兩方面的變化：

（1）審計委托權由證監會掌管

注冊會計師對企業經營者的審計，事實上接受的不是社會公眾的委托，更不是股東或經營者的委托，而是政府的委托。因為政府的合作廣度最大，所以有權進行委托，同時政府規模有限，所以應該進行委托（吳聯生，《審計研究》，2003）。這是社會審計最根源的本質，是我們肉眼所不能直接看到的，我們目前看到的就是股東進而演變為管理當局委托CPA進行審計，從而容易導致審計合謀。既然CPA實際上接受的是政府的委托，那么在形式上，至少在第三者看來，也應該由政府進行委托。目前誰最具有優勢代表政府來執行審計委托權呢？證監會。它本身就是一個政府機構，是上市公司的監管機構，具有信息優勢，可以代表政府委托CPA，從而改變目前事務所對被審單位管理當局的依附地位，減少審計師“被逼無奈”進行合謀的發生。

（2）事務所組織形式由有限責任制逐步過渡到合伙制

目前，大多數事務所實行有限責任制，有限責任制事務所破產所造成的損失卻可能遠遠小于事務所與管理當局合謀所帶來的合謀收入，于是，事務所容易與管理當局合謀。現在，把事務所的經濟體制從“有限責任制”轉變到“無限責任制”是很多學者所推崇的，無限責任制加大了事務所的法律責任，合謀一旦發現，合伙人可能就面臨傾家蕩產的風險，使得事務所合伙人進行合謀決策時不得不加大對合謀成本的考慮，他的“經濟理性”又會促使合伙人不會輕易進行合謀，從而有效減少了合謀的發生。

在此基礎上，王善平還提出合伙人必須是德高、足資、多才的CPA，才能有效減少審計合謀的發生。德高，從道德品行上保證合伙人不會進行審計合謀；足資從物力資本上保證合伙人不會輕易用自己足夠多的私人財產作賭注而去進行審計合謀；多才的CPA要求合伙人是審計行業的專家與行家，那么他手下的審計人員的“逆向選擇”能被合伙人識別，從而也制止了單純人力資本參與的審計合謀。

二：人力資本在審計行為中的產權特征及對審計制度安排的影響

人力資本產權是市場交易過程中人力資本所有權及其派生的使用權、支配權和收益權等一系列權利的總稱，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力資本產權是一種行為權，這組行為權利是人力資本產權主體的意志體現，以至于出現了產權殘缺時，產權的主人可以拒絕使用其人力資本為別人服務。審計師作為人力資本的載體擁有人力資本所有權，他將這種所有權與非人力資本所有者（同時也是人力資本所有者）進行合作，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獨立審計：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契約。這個公共合約即事務所又是周其仁所說“市場中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契約”中的特殊，它對人力資本具有更大依賴性，從而人力資本的產權特征影響更明顯。

如經濟學家周其仁所說，人力資本產權具有兩大特征：第一，人力資本天然屬于只能屬于個人；第二，人力資本的運用只可“激勵”不可“壓榨”。正是事務所包含了人力資本，其產權特征使得這個企業契約是一個“不完全契約”。受有限理性和高交易成本的限制，這個契約雙方——合伙人和單純人力資本無法在事前就可能影響雙方關系的所有未來事件達成一致，各方只有在合約的發展階段上明確或默契地對出現的新問題達成一致，在此期間，雙方的談判是連續不斷地進行的。由于事先不能明確界定所有交易條件，那么在合約的執行過程中就具有極大的隨意性與自主性，特別是人力資本產權的所有者——審計師對自身所擁有的人力資本的開發利用程度。當人力資本對自己的所得與付出滿意時，就會越干越起勁，不需監督也能自覺地努力，相反，若不滿意，他就會偷懶，省略必要的審計程序，更不會積極的創新。人力資本是需要激勵的具有創造性的能動資本，審計師同樣如此。若合伙人對其激勵不當，就有可能導致人力資本產權的“殘缺”，產權的主人——審計師就把自己的才能“關閉”起來，默默無聞，沒有創新，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得不到充分利用甚至浪費。

理解了人力資本的產權特征，我們就不難理解“激勵理論”。人力資本是企業創造價值的主體，特別在事務所中，離開人力資本就無法繼續生存下去，只有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提高人力資本所有者的積極性，讓他對自己的“資本”不加保留的加以利用，進行創新，才能增加事務所的價值。其實，事務所合伙人是那個決定人力資本所有者是否打開以及打開多少智慧大門的守門人，他只要用對了激勵手段就能“控制”人力資本所有者。事務所的人力資本是事務所獲得盈余的根本來源，但是，若不對人力資本的所有者進行適當的控制，引發事務所最終風險的也會是人力資本。象畢馬威去年的銷售濫用非法避稅產品案件，差點就使得“四大”減少為“三大”，就是由于創新過度沒有節制變成了冒險。因而事務所在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鼓勵人力資本創新同時，約束機制也是必不可少的。

參考文獻

[1]周其仁.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J].經濟研究,1996,6：71－80

[2]王善平.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制度中的私人財產與創新能力[J]，2005，

篇（5）

我國的廣播電視行業作為黨和政府的宣傳工具，起到“喉舌”作用，因此它屬于事業單位。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廣播電視廣告收入的增加，廣播電視事業經費，由原來國家全額撥款逐漸改為差額撥款，直至自收自支，而且還要向國家納稅和向有關部門上繳利潤，因此廣播電視行業的產業性質也越來越明顯。我認為要使廣電產業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健康發展，不斷壯大，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過廣電產業的資本運作。

1廣播電視行業資本運營的概念

所謂廣播電視行業資本運營，就是將廣播電視行業所擁有的可經營性資產，包括和廣電業有關的廣告、傳輸網絡、信息、視音頻制作、廣播電視報等產業，也包括廣電集團所經營的其他產業部分，視為可經營的價值資本，通過價值資本的流動、兼并、重組、參股、控股、交易、轉讓、租賃等途徑進行運作，優化資源配置，擴展資本規模，進行有效經營，以實現最大限度增值目標的一種經營管理方式。隨著我國文化事業體制改革的深入，在穩步將廣播電視業推向市場，科學規劃和配置廣播電視資源的大趨勢下，廣播電視行業在產業化的道路上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同時，我們也充分意識到廣播電視業要想完成跨越式發展，就必須在資本運營這一長足的發展空間里大展拳腳，盡管這種管理意識和經營模式在實施過程中困難重重。

2廣播電視行業資本運營的制約因素

在現行廣播電視管理體制下，從總體上說，我國廣電產業存在著產權結構不清晰、受行政干預多、經營范圍小、浪費大、產品質量低、在生產經營和人事管理方面存在腐敗現象等弊端，其影響概括地說就是：制約了廣電產業的發展，造成資源浪費和國有資產流失。因此廣播電視行業要想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資本運營還存在一定的困難。在我看來廣播電視業資本運營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因素：

2.1廣播電視行業的社會屬性，致使其產業性質得不到重視。

首先我國廣播電視作為宣傳部門，是黨和政府的喉舌，擔負著正確輿論導向的引導功效，有其特殊的政治（社會）屬性。也正因為如此，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廣播電視部門。為了保證正確的輿論導向，明確了黨管干部，黨管媒體的原則，提出了政府必須掌握干部的任免權、企業的控股權、節目的終審權的要求。其次廣播電視媒介所擁有的巨大的和潛在的可經營性資產。如視音頻產品的生產設施、視音頻節目的播出權、用以廣告的節目時間段、傳輸信號的有線和無線網絡等等，都是廣電媒介的資產。它有自己的價值，有作為價值轉化形成的價格，其產品具有商品的性質，因此廣電媒介又具備了產業性質。就決定了它要通過資本運作以追求更高的利潤為目的，講求經濟效益的特性。然而廣播電視行業的社會屬性的要求的確對媒體的發展和正常成長產生著積極的作用。但卻與市場化經營產生了差距。具體到工作實際中諸如：①哪些資源能夠拿出來跟資本進行合作以及如何合作等沒有明確的界定，在實踐中就難免形成困惑。②有些弘揚主旋律的作品，按照上級要求投入人力、物力，還有大量資金來制作。但往往因為這是宣傳任務，不能帶廣告及其他營利色彩，所以在資本方面基本是沒有回報的。那這項活動只有投入根本談不上經濟上所謂的產出。同時，廣播電視行業作為國家事業單位，實行的是多頭管理、行業所屬、部門所有、條塊分割的四級辦報臺體制，這種體制使廣播電視業始終處于嚴格行政管理之下，資本結構隨之形成了投資主體單一、籌融資結構單一、資本主體單一的局面，幾乎完全無法按照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經營的規范準則開展活動。因此也就喪失了經營自和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應對市場變化的靈活性。

2.2廣播電視業在資本運營中的主導地位，制約其資本運營的發展。

根據目前的政策規定，行業外資本投資傳媒只能獲得一定期限的經營權與收益權，不能獲得相應的實際控制權和國家認可的傳媒產權，不能擁有傳媒的品牌。諸如此類的政策性法規確立了廣播電視行業在資本運營中不可撼動的主導地位，所以資本運營主體地位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投資的力度。并且可能會出現一旦雙方合作出現問題，投資方就很可能最終一無所獲的結果。這也就是許多關注廣電行業的社會資本投資商駐足觀望的主要原因。由于政策的限制導致目前，廣電行業苦于資金缺乏急需資本投入來加快發展，而大量的業外資本雖然看好廣播電視這個利潤豐厚的行業，，卻不敢輕易投入。

2.3廣播電視行業自身的制約因素。

2.3.1管理權與經營權不明晰。我國目前大部分廣播電視行業都沒有將管理權與經營權相分離，致使廣播電視長期以來一直以新聞宣傳單位定位，著重強調其政治屬性和宣傳職能，普遍存在著“重社會效益、輕經濟效益，重導向、輕經營，重喉舌功能、輕產業功能”的現象，但是我們要意識到：廣播電視的社會屬性與經濟屬性是獨立但又相互依托的。只有創作出質量上乘，受眾喜好的廣播電視節目，才能帶動廣播電視相關產業的發展。同時，厚重的經濟積累，也可以更好的為廣播電視事業提供強有力的資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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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提出

隨著經濟業務的不斷發展，投資業務的復雜性進一步加強，公司可同時投資的項目更多的，但是投資資金要求也越來越多，單憑單個企業現有（含自有和能籌集到的）資金已經不夠的。另外，招標者為了分散風險，保護自身的利益，一般需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公司承擔項目的投資建設，催生了一個項目多個公司合作的問題。在成本效益條件下，公司如何分配現有資金，如何參與投資才能達到效益最大化呢？

二、定義

資本限量是指企業在進行潛在項目選擇時，面臨著沒有足夠的資金進行所有可行項目投資的情形。資本限量決策就是在現有資金的約束下，如何有效地分配資金的決策。資金短缺是公司當前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現實性強，投資資本短缺是其中一個典型的表現形式。產生資本限量的原因很多，一般分“軟資本約束”和“硬資本約束”兩大類。軟資本約束一般是企業內部因素造成的，如股東為了保持控股地位而不想再籌集外部的權益資本，公司本身不想背上過重的負債包袱等；硬資本約束則是企業外部環境影響的，如權益融資條件的約束條件，銀行貸款的約束條件過于嚴格等。公司在面對此情形下，應如何分配現有資本才能實現最好效果呢？我們采取的原則仍是凈現值（NetPresentValue）最大。雖然我們可以通過直接計算各項目的凈現值再進行組合選擇，但總工作量大，不符成本效益原則。固我們這里選用現值指數法（或獲利指數法，ProfitabilityIndex）。

現值指數法對我們來說并不陌生，即項目產生的未來各年現金流量的現值之和與初始投資成本總額的比值。該方法主要運用于獨立項目和混合項目。獨立項目是指每個項目的選擇與否不影響其他項目的選擇。混合項目則是項目分兩個層次，在高層次上，項目之間是相互獨立的；在低層次上，項目之間是互斥的。在教科書和期刊中，對此方法計算過程的描述很多，但對其運用前提和不足之處的介紹卻是少見。而一種方法的運用前提和不足關系到此方法的正確運用，不明確其運用前提只能是囫圇吞棗，嚴重的將給企業帶來巨大損失。那么，在資本限量下的現值指數法運用前提條件是什么？它有什么不足呢？正是本文的特色。本文首先通過對凈現值指數法運用前提的闡述，進而逐步放寬前提條件，最后指出該方法的不足之處，以達到給讀者對此方法一個較為全面的了解。

三、前提條件

首先我們必須把資本限量區分為單期資本限量與多期資本限量，限于篇幅，我們在這里重點介紹單期資本限量。單期資本限量，顧名思義就是資本限量只發生在當期，而在以后各期的資本是充足的；多期資本限量則指資本限量超過兩個投資期。在單期資本限量下，ACCA認為前提條件如下：（1）項目具有時間效應，即只能在當期從事，不能被推遲；（2）各項目的產出是確定的，不考慮相關的風險等因素；（3）各備選項目具有可分割性，即可投入部分資金獲取相應的未來現金流量。在以往的教科書或是一些文章中，我們看到的大多數例子是自有資本剛好能被備選項目完全使用完。然而這種巧合的情況在現實中是很少見了，更多的是公司現有的可用投資資本與項目所需的資本往往是不相等的，所以這些假設在實際投資中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實用性。第一點的假設廣泛存在于競標項目；第二點的假設其實在互斥項目上也是存在的，主要影響折現率的最終選擇與確定；第三點廣泛存在于系統工程的承包，如幾個公司聯合一起承擔工程，公司也可以將自己承擔的項目分包給二級分包商等。

四、計算分析過程

首先，我們介紹資本限量下現值指數法的計算步驟：

第一步，計算各個項目的凈現值，進而計算項目的凈現值指數PI。

第二步，如果PI<1，則立即淘汰該項目；如果PI≥1，則說明此項目符合可接受的必要條件。

第三步，對所有PI≥1的項目進行排序，同時計算各項目相應的凈現值。

下面我們通過比較凈現值法與現值指數法在資本限量下獨立項目中的運用，來說明現值指數法的優越性。為了便于比較，我們略去各項目現值的計算過程，直接給出各項目未來產生的各年現金流量現值之和。

例：我們假設目前公司現有資本700萬，各項目的初始投資額和各年現值和的資料如下表所示：

table-1：單位：萬元

項目初始投資額C各年現值和(PV)凈現值（NPV）PI(PV/C)按凈現值排序按PI排序NPV/C*

A(100)120201.20430.20

B(150)160101.07550.07

C(200)250501.25210.25

D(250)280301.12340.12

E(300)370701.23120.23

*NPV/C比例與PI排序結果是一致的按表table-1的資料，我們可以計算出各項目的凈現值（NPV）、PI和各種排序。

（1）按凈現值排序，700萬資金的分配和公司最終所得的總凈現值如下表所示：

table-2：單位：萬元

項目按凈現值排序分配額凈現值（NPV）

E130070

C220050

D320024*

合計700144

*24＝30*（200/250）（2）按PI排序，700萬資金的分配和公司最終所得的總凈現值如下表所示：

table-3：單位：萬元

項目按PI排序分配額凈現值（NPV）

C120050

E230070

A310020

D410012*

合計700152

*12=30*(100/250)從table-2與table-3的總凈現值（NPV）比較可知，按PI排序取得的最終凈現值和大于按凈現值排序取得的高8萬元（152-144）。

現在我們放寬第一點前提條件，假設所有的項目在一年后仍可以從事，如招標方在當年因某種原因而將招標項目推遲一年進行，那我們應如何選擇呢？這里我們仍使用最終凈現值最大的原則，關鍵的是如何安排哪些項目在第二年執行可取得最大凈現值。我們的方法是比較前后年執行同一個項目下哪個項目產生的損失最大，損失越大的項目優先分配投資資金。現在我們仍沿用上述的例子來說明。首先我們仍須先選擇備選項目，我們按PI順序選擇了C、E、A、D項目為例，如下表所示：

table-4:單位：萬元

項目初始投資額C1年現值和(NPV)0年現值和

（NPV）*現值損失（LOSS）LOSS/C排序結果

A(100)2018.181.821.8％3

C(200)5045.464.542.3%1

D(250)3027.272.731.1％4

E(300)7063.646.362.1％2

*假設公司使用的資本成本為10%，如18.18=20/(1+10%)從table-4的計算結果可知，LOSS/PI確認的順序為：C、E、A、D。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放棄C項目，損失最大；選擇放棄D項目，損失最小。固NPV計算結果如下：

table-5:單位：萬元

項目初始投資額C0年現值和(NPV)1年現值和

（NPV）NPV

C(200)5050

E(300)7070

A(100)2020

D(100)3012

D(150)27.273016.4*

合計168.4

*第二年年初投資150萬，16.4=27.27*(150/250)，其中27.27是指第1年年末產生的現金流折現為0年時點的現值第二點“各項目的產出是確定的，不考慮相關的風險”主要涉及項目未來現金流的風險問題，反射到我們評估方法上主要與折現率有關，不妨礙凈現值指數的運用。在此我們不做進一步分析。

現在我們針對第三點“各備選項目具有可分割性，即可投入部分資金獲取相應的未來現金流量”進行分析。在現實中確實存在一些項目不具有分割性，因此公司的投資必須一次性完整投入，不具有投入部分資金可獲取相應未來現金流量。那我們應如何分配有限的投資額呢？我們采取的原則仍然是凈現值最大，在資本限額下分組的方法，盡可能充分使用完現有的資金。但因各組所需資本投入額總計不一定與現有資本總額相等，固會產生部分剩余資金。對這部分資金，公司可以存入銀行或出借以賺取一定收益等選擇。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先假設這部分剩余資本沒有產生收益。這時的凈現值指數法因存在沒有收益的剩余資本而無法體現其優越性，或正確運用，固我們直接按各項目凈現值的高低排序組合更優（可以節省PI計算和排序）。下面我們仍然運用table-1的例子來說明，首先我們依據各項目凈現值的高低進行排序，依次為：E―C―D―A―B，然后從左向右進行所有可能的組合，部分結果如下表所示：

table-6:單位：萬元

組合項目初始投資額C凈現值（NPV）NPV總額剩余資本

1E(300)7014050

C(200)50

A(150)20

2E(300)70130100

C(200)50

B(100)10

3E(300)7012050

D(250)30

A(100)20

…………

從上表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由E、C、A構成的組合1，NPV總額最大；其次是E、C、B構成的組合2；……理所當然，在剩余資本沒有產生收益的條件下，組合1是我們第一選擇。而在現實中，剩余資本是有機會成本的（至少可以得到銀行的存款利息），然而這部分機會成本的大小在現實中是難于準確地確定，使得現值指數法難于運用。我們現在以銀行存款利息為剩余資本的機會成本，只要將利息折現為現值就可以進行各組合間凈現值最終比較與項目的選擇，當然這時運用現值指數法進行比較和選擇更優。但因現實中這部分剩余資金比較小，我們可以忽略；或是當作公司增強日常償債能力和防御風險的一種表現。對于混合項目，其計算原理與獨立項目的選擇上是一致的，只不過要使用差額項目分析。

在多期資本限額下，我們不能靠現值指數法進行排序來選擇項目。解決問題的原則仍然是凈現值最大，關鍵是如何分配各項目所占資本的比例。我們可以運用線性圖型法（Graphicalapproachtolinearprogramming）和單純法（該項目運用于三者和三者以上項目的選擇）。

五、缺陷

雖然凈現值指數法具有強大的功能，我們還可以通過相應的變化進行使用。但我們在使用時首先應關注前提條件的滿足，同時我們還應該清楚現值指數法存在的局限性才可正確運用。按ACCA中觀點，其局限性主要如下：

1.該方法的判定標準只是注重項目本身的可行性，而沒考慮單個項目在公司戰略中的意義，可能會與公司長期計劃相矛盾。

2.該方法沒有考慮項目本身現金流量的模式，即現金流的時點，只用最終的凈現值進行項目的選擇可能會影響公司整體現金流量的安排。

3.當然作為一個相對數的PI值，與IRR一樣忽視凈現值的絕對值，一個高的凈現值項目可能具有較小的PI。

篇（7）

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智力資本理論研究的需求

我國經濟增長長期由物質資本驅動的，或者說是粗放經濟增長方式，使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十分迫切。粗放經濟增長方式，有以下幾個劣勢：（1）投資重復性高、產業結構和產業布局不合理，作為新興產業的第三產業無論是比重還是水平都偏低。（2）創新能力不夠，缺乏核心技術以及應用能力，簡而言之，就是無法把適合的科學和技術創新轉化到產品中去。（3）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不協調、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的比重偏高，又使環境污染加重，直接影響了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而這些很大部分可以歸結為企業的智力資本的缺失以及不足。而經濟增長方式轉型與智力資本的投入有著密切的關系。

首先，影響國家經濟增長的因素有兩類：一是要素投入，二是綜合要素生產率。投入應該包括物質資本投入和智力資本投入，過去我國只在實物資本上投入很多，而忽視了智力資本，現在要充分認識到實物資本和智力資本的有機性，不能忽視通過智力資本的投入形成的內在效應帶來的高勞動生產率的巨大貢獻。

其次，經濟投資過程中包含著新技術的應用與發展，如果技術進步的速度跟不上新技術的應用，那么投資就無法得到應有的效果，同時，新技術也很難實現增長。而我們知道，國家經濟增長轉型的最終目標是進入“創新推動”的集約型增長階段，這就需要對智力資本的相關理論進行深入的研究。

最后，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使得高附加值的生產方式成為現實，社會產品和財富的增值更多的被智力資本所體現。在許多企業，尤其是美國的大型企業，其市場價值比其賬面價值要高出2倍以上，有的甚至高出9倍，這些都是智力資本所帶來的價值。大多數經濟增長因素的研究中，在各種要素水平相當的條件下，仍有很大的余差，代表著無法用賬面數據給予解釋的收益，這部分顯示的主要就是企業智力資本的收益。

醫藥企業管理研究新興的方向———智力資本研究展望

筆者認為，智力資本是一種企業的綜合能力的體現，是一種能夠創造價值或者效用的能力，也是智力和知識相互融合給企業帶來利益的資本。這個時代企業生存的關鍵技能已經成為了管理以知識為基礎的智力資本的能力。Quinn（1992）指出，企業的長遠生存與發展越來越依靠智力資源的開發和部署，而不依靠物質資產管理：“當一個公司越來越關心它自身以及供應商的內部知識和服務技能時，它會發現其管理中心在偏離對財務和物質資產的監督和部署，而傾向于對人的技能和知識基礎的管理，傾向對公司內和供應商的智力的管理。”

首先，對于智力資本的定義與界定應加強研究。國外學者對于智力資本的定義與結構進行了不同層次的研究，但仍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而國內關于智力資本的研究還處于翻譯國外研究文獻、借鑒外國的階段，大都是對于國外研究成果的照搬，論其實質并沒有考慮到我國企業與國家的實際情況。因此，對于基礎理論研究的匱乏迫切要求我們要加強對智力資本定義以及結構的研究和探索。

篇（8）

一、企業人力資本運營的內涵

人力資本理論自20世紀中葉創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演變和傳播，現在已成為“經濟學中經驗應用最多的理論之一”，被推廣應用于各個應用學科和研究領域。現代企業的契約理論證明，企業實質上是一種由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組成的“不完全和約”，人力資本產權在企業所有權安排中具有一種特殊決定性的地位和作用，非人力資本產權權能和權益必須通過人力資本的直接參與和使用而間接發揮作用和實現(周其仁，1996)。所謂“人力資本運營”，就是指的這樣一種企業經營管理活動，即首先通過戰略性投資形成特定技術結構和人力資本存量，進而對這些不同形態和專業化功能的人力資本按照組織目標及要求加以激勵使用、整合配置和協調控制，從而達到人力資本保值增殖的、實現團隊產出和組織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一般認為企業人力資本的運營需要經過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將社會性資源轉變為企業性資源的階段。人力資源在未進入企業之前屬于一種社會性資源，企業作為用人單位，只有通過選拔、聘用等程序與人力資源主體簽訂勞動合同之后，才能在一定時段內擁有對人力資源的勞動使用權，社會性資源才能轉變為企業性資源。第二個階段是將企業性資源轉變為企業性資本的階段。盡管我們不否認在進入企業之前，人力資源自身已經擁有了或多或少的人力資本存量，但是這種資本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企業的需要還是一個未知數。而且在知識與技術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人力資本的貶值與折舊也在加速，因此有必要通過對人力資源的不斷開發使其成為符合企業需要的人力資本，或由低增值性的人力資本轉變為高增值性的人力資本。第三個階段是將企業的人力資本存量變現為現實生產力的階段。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本質性差別在于它具有能動性，其效能的發揮不僅取決于外部的環境條件，更取決于人力資本載體本身——人對于外部環境條件的反應。人力資本存量高的人不一定是勞動生產率高的人，許多企業中存在的“出工不出力”的低效率勞動現象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通過合理的配置，激勵機制的設計，使企業人力資本充分發揮效能，是人力資本運營的關鍵。第四個階段是人力資本的維護與擴張階段。由于年齡、生理、心理等自身因素和退休制度、離職現象的客觀存在，人力資本也存在著損耗。恢復和補充的問題，企業只有不斷地對人力資本進行維護和擴張，才有可能始終保持人力資本優勢。

二、企業人力資本運營的管理環節

企業＝非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周其仁1996）。企業人力資本增值在企業內部體現為企業創新能力增強，在企業外部體現為公眾（或投資商）對企業的未來認同感增強。人力資本的所有者是企業員工。企業通過人力資本運營，可以有效增強對技術的開發、創新能力，提高管理和生產經營能力，以搶占市場競爭的制高點。如果企業內部缺乏一系列互補的技能和知識的結合，則在為顧客提供價值過程中，喪失長期領先于其他競爭對手的能力，即核心競爭力，企業將不可持續發展。

1．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是一個多維度、多層面的整體系統，投資主體（政府、企業和個人）通過正規教育、在職培訓、醫療保障、職業流動與“干中學”等途徑使先天的勞動力轉為人力資本的過程就是人力資本投資。貝克爾也認為，人力資本對人力的投資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勞動力流動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的區別主要在于：（1）人力資本具有強烈的流動性，而非人力資本流動性較差；（2）人力資本具有與其載體的不可分離性，而非人力資本是可分離的；（3）人力資本是一種人性化資本，其價值波動較大，而非人力資本是一種物化資本，其價值比較客觀。因此，企業人力資本運用能否“以人為本”，有效激發員工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發揮員工的主體能動性和創造性，就成為決定企業生產經營績效優劣的關鍵因素和企業人力資本運營管理成功與否的核心問題。

2．人力資本管理。人力資本管理包括人力資源供需分析、人力資源總體規劃、人力資源的招聘、培訓、職業計劃、績效考評、薪酬管理、激勵、發展及創造良好的企業文化等。人力資本管理是人力資本的再生產過程，其目的在于實現人力資本的價值增值，使企業擁有能長期保持高值的人力資本和能長期保持高績效水平的員工。在企業人力資本運營的戰略層面上和操作實務中，制度激勵與管理激勵必須統一納入人力資本激勵使用這個本體系統，有機結合起來，并整合為完整的企業人力資本激勵體系和運作機制。管理激勵措施和實施必須建立在制度激勵的民主基石之上，制度激勵必須為管理激勵的有效實現提供制度前提、組織保障和人文環境。3．人力資本整合。所謂“整合”（integration），是指基于放大組織的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結構功能及效應，而對組織內部各種因素和力量進行重組、調整及磨合的戰略管理過程。企業人力資本整合，就是通過協同調控組織成員的目標動機和行為傾向，使他們自覺地把自己的人力資本潛能調動起來，并最大限度地凝聚和轉化為企業的整體競爭優勢，實現人力資本系統1＋1＞2的整體功能的過程。由于人力資本是依附于組織成員的個人行為而發揮作用的，組織成員的個人行為傾向性對其人力資本效用的發揮具有決定性影響，所以企業人力資本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是組織行為的整合，是組織成員在互動中調試自己行為以適應組織目標的過程。人力資本整合實質上是為了提高人力資本存量的利用效率，使人力資本存量最大化地轉化成人力資本價值，以取得人力資本的協同效應。在企業重組和整合過程中，面臨著兩種不同的技術傳統、管理傳統、文化傳統的沖突，從而面臨著技術整合、管理整合與文化整合的任務。一般認為，企業重組和整合將產生兩個方面的規模效益：一是人力資本整合后物質資源集約化運營的優勢；二是人力資本整合后人員集約使用的優勢。因此，企業重組和整合既是物力資本重組更是人力資本整合，既是物力資本整合更是人力資本的整合。經過整合的人力資本激勵體系和運作機制，基本框架和內容包括以上人力資本管理的兩個方面：一是企業薪酬制度體系的設置運作；二是績效考核評估制度體系的設計操作。4．人力資本擴張。人力資本擴張是通過人力資本運作，實現人力資本的內涵和處延的擴大，在使企業得到更好發展的同時，促使人力資本的增值，實現人力資本投資者收益最大化的目的。人力資本擴張是人力資本張力的外在表現。人力資本張力即資本自我增值、自我擴張的能力，它體現了人力資本存量轉化為人力資本價值的能量，反映了資本要求不斷增值的本質屬性。人力資本存量與人力資本價值是兩個不等的量，人力資本存量是凝聚在人身上的人力資本的結晶，它可以用積累人力資本過程中所花費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之和來表示；人力資本價值是人力資本存量在最理想運營情況下所能產生的最大收益的現值。人力資本價值和人力資本存量的差值愈大，人力資本擴張的潛力愈大。因此，靜態地看，人力資本擴張是在指人力資本存量一定的情況下，最大化人力資本價值；動態地看，人力資本擴張過程是指不斷放松約束條件即人力資本存量不斷增大的情況下，人力資本價值最大化的過程。我國企業人力資本存量雖然具有一定的優勢，但因人力資本貶值和人才創新能力不足，人力資本價值沒有得到充分實現。

三、企業人力資本的運營策略

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企業并購浪潮風起云涌，其結果使具有不同意識形態、民族文化背景和價值觀走到一起，并成為同一個社會經濟組織的成員，同一家公司的員工，因此，公司人力資本人文性質的多元化、多樣化將是大勢所趨。我國加入WTO后，外國跨國公司大量涌入國內市場，在開放統一的市場環境中各類企業員工來源和構成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多樣化和多元化，如何將這些具有不同人文性質的人力資本有機整合起來，對于企業組織運作和總體績效具有直接影響。在這樣的社會和市場環境中，企業人力資本競爭將日趨激烈，企業如果沒有有效地凝聚人心，保持和整合人力資本的政策策略和技術措施，就很有可能陷于被動挨打的局面和四面楚歌的境地。因此，搞好企業的人力資本運營，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人力資本的選拔。選拔的核心是使被選拔人員能真實地顯露自己的個性、素質、潛能和工作能力，使企業能較為全面地了解被選拔人員的水平和比較準確地預測在未來的表現。由于選拔屬于事前評估和選擇，因此，需要建立科學的選拔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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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資本的相關理論概述

人力資本理論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代表人物是舒爾茨、貝克爾等。舒爾茨指出:“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人力資本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人力資本的顯著標志是它屬于人的一部分。它是人類的，因為它體現在人的身上；它又是資本，因為它是未來滿足或未來收入的源泉”。因此，人們的知識和技能是資本的一種形態，舒爾茨將它稱為人力資本，并指出人力資本的形成有教育、培訓、醫療保健和遷移等方式，并對教育投資的收益率以及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做了定量的研究。貝克爾(1963)將家庭視為如同工廠一樣的人力資本形成工廠，并運用古典經濟學的原理，對家庭人力資本生產的規模、資產傳遞、資產選擇與配合等作了進一步分析。而且，貝克爾還從微觀分析角度，完善了人力資本理論，他分析了正規教育的成本收益問題，討論了在職培訓的意義，研究了人力資本與個人收入的關系。

國內對人力資本水平與公司績效之間關系的研究剛剛起步，多局限于理論探討，實證檢驗的文獻并不多。在研究方法上，國內關于人力資本的研究定性的較多，定量的較少。國外雖然在人力資本的評價上定量研究較多，但是人力資本對組織績效影響的定量研究卻比較少。國內的研究不少都是定性為主，所用的研究方法也大多為案例分析，沒有深入具體的大樣本數據統計分析，所得的結果缺乏說服力。而且國內目前對人力資本與公司績效的實證研究主要是在對企業家人力資本與企業績效的研究上；但企業人力資本不僅包括企業家人力資本，還應該包括企業廣大員工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只研究企業家人力資本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并不全面。雖然已有國外學者就人力資本與公司績效進行了實證研究，但由于國情不同，研究的結論同我國的實際情況并不一定相吻合。本文在借鑒國內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上市公司人力資本與公司績效進行實證探究，以期發現人力資本對公司績效的影響。

二、實證分析

（一）相關數據的來源及說明

本研究隨機選取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證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共60家，以通過樣本最大程度的反映總體的實際情況。全部數據來源于巨潮資訊網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以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年報和上市公司誠信記錄。本文將每個樣本2005年～2007年三年的數據進行平均，作為實證的原始數據。主要選取生產制造業的上市公司為主。不考慮金融類上市公司，由于金融類上市公司其股本總額較大，且股權結構等較為特殊，將其納入總體分析中可能會造成回歸結果的偏差。因此將其剔除在樣本之外。剔除2005年以后上市的公司，樣本選取2005年～2007年的年報，而2005年以后上市的公司其年報數據不是很全面，引用此類樣本會導致指標數據選取的局限性。因此剔除2005年以后上市的公司。ST、PT企業予以剔除，由于被ST、PT的企業其績效嚴重偏離，不具有普遍意義，為了保證數據的有效性，盡量消除異常樣本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樣本公司中剔除了ST等財務狀況嚴重惡化的公司。凈資產收益率過高或過低的企業剔除，避免出現奇異值。

（二）指標的選取

企業績效指標常用的有凈資產收益率(ROE)和托賓Q，托賓Q值等于公司資產的市場價值與公司資產的重置價值之比，公司的市場價值包括公司負債和公司權益資產市場價值兩部分，其中市場價值為公司總股本與公司股票的市場價格的乘積。由于股票價格的操縱和炒作行為普遍，股票市場價格波動巨大且與其實際價值背離。考慮到這些因素，我們選擇凈資產收益率作為衡量績效的指標，以凈資產收益率為因變量(用y表示)，其他指標為自變量。本文選取的六十家上市公司三十家為具有國有企業背景的上市企業，另外三十家為民營上市企業。人力資本的整體素質、技術專業型人力資本和管理專業型人力資本可以反映人力資本的整體狀況。教育水平被認為是人力資本形成的主要途徑，總體的人力資本的教育水平可以充分反映企業人力資本的整體素質。技術創新是企業人力資本的重要的創新能力，企業要想在激烈的市場中處于主導地位，就必須適應甚至帶動經濟社會的技術進步。因此，技術專業型人力資本是企業人力資本的重要方面；而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對于企業的決策和計劃等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即管理型人力資本也是企業人力資本的重要方面。員工高學歷比例可以總體反映公司所有員工的教育程度，接受教育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司員工的整體素質；專門技術人員比例，則反映了公司員工中專門技術人員的比例，可以反映公司的創新能力；另外考慮了高管的年齡結構問題，高管包括董事、監事及經理層。高管對于一個企業的決策來說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高管的年齡可能對于企業的決策有一定的影響，年輕高管可能更加容易接受新的東西，敢于創新，敢于開拓，老一代高管可能更加注重自己積累的豐富的經驗。因此，本文選取了員工大專以上學歷比例、專門技術人員比例和高管年齡結構作為企業人力資本方面的指標。此外，這些指標在選取的過程中還考慮了數據的可獲得性。

（三）假設的建立及模型的應用

1.研究假設的建立

核心競爭力理論認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的構成要素分為技術能力、管理能力，這些能力的發揮都要靠人的作用，由此可見人力資本是企業的核心，它對于企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人才優勢已成為企業競爭優勢的今天，人力資本作用的發揮已是現代企業發展致勝的必由之路（姚艷紅、胡鵬，1998），因此我們提出：

假設1：企業績效與員工高學歷比例成正相關關系

假設2：企業績效與專門技術人員比例成正相關關系

假設3：企業績效與高管人員的年齡成正相關關系

由于中國上市公司的背景來源不同，所以本課題選取不同背景來源的上市公司做相關的實證分析，一般認為具有國有控股地位的上市公司對人力資本的重視程度不如純粹民營上市的公司，因此建立如下假設：

假設4：具有國企改制性質的上市公司人力資本與企業績效存在的相關性較小

假設5：純粹民營背景的上市公司人力資本與企業績效存在的相關性較強

2.模型的應用

本文采用如下線性回歸模型來研究企業家人力資本影響企業績效的因素:

y=a+b1x1+b2x2+b3x3+b4x4+b5x5+e

其中：a為常數項；

b1，b2，b3，b4，b5為相關系數；

e為回歸誤差項。

（四）回歸分析過程及實證結果的分析

1.回歸分析過程

本文利用SPSS15.0統計軟件，采用Backward方法進行回歸分析，首先讓所有的自變量進入回歸方程中，刪除變量的判斷標準是Options對話框中設定的F值，其F值為系統的默認值，刪除過程中與因變量之間有最小的偏相關系數的自變量首先被刪除。通過此方法，可以反映哪些變量與因變量關系最為相關。

（1）具有國有企業改制背景的上市公司的回歸結果。

（2）純粹民營背景上市的公司的回歸結果。

2.實證結果分析

從相關統計顯示的結果來看，“高管45到55歲”變量最先被刪除，然后依次為“高管45歲以下”、“高管55歲以上”、“大專以上比例”，從而可知與企業績效關系最相關的為技術人員比例，其次為大專以上學歷比例。在這部分的回歸分析中采用F檢驗和T檢驗，同時引用R2檢驗回歸方程的擬合度。由統計結果中的方差分析可知模型1和模型2的F值在顯著性水平5%時都超過了各自的臨界值，同時模型的R2值（R2=0.130和R2=0.097）都達到或接近1%，說明方程的擬合度和顯著性水平都較好，回歸方程具有一定的意義。從相關數據分別可得到以下兩個模型：

模型1：y=5.277+0.062x1+0.172x2

模型2：y=7.102+0.209x2

從以上兩個模型的系數來看，企業大專以上學歷人員比例和專門技術人員比例都和企業績效有相關性，而且具有正的相關性，并且專門技術人員的比例其正相關性更加顯著。這說明具有國有背景的上市公司對高學歷員工和技術人員的重視，只是重視程度稍有偏重，這也較好地解釋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設1和假設2。

從國有企業改制背景的上市公司的回歸統計分析的相關數據VIF值(模型1中的VIF分別達到了52.293、36.582、20.887)來看包含有高管年齡的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共線性問題，這樣導致的結果可能會出現偏差，造成這種現象的出現可能是樣本選取過小，也有可能是變量的設置不合理，所以對高管年齡的層次結構進行變量設置有其不合理的地方，這也是以后研究所需要注意改進的方面。從統計分析的相關數據可以看出高管年齡45歲以下和55歲以上所占的比例和企業績效呈現一定的負相關關系。導致這種現象的出現可能是高管45歲以下在管理才能方面的欠缺，而高管55歲以上可能會出現“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這種不作為的心態的出現造成的，這種現象尤其是在具有國營背景的上市公司中會存在。從所得到的結果來看，我們不能很好的驗證我們所提出的假設3的結論。:

從純粹民營背景上市公司的回歸結果，表3顯示的結果來看，“技術人員的比例”變量最先被刪除，然后依次為“高管45到55歲”、“大專以上比例”，從統計結果可知與企業績效關系最相關的“高管45歲以下”、“高管55歲以上”的比例，而且呈現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從統計的相關數據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相應的模型：

模型3：y=-5.203+0.281x3+0.221x5

這種現象和具有國營背景的上市公司有很大的差異。但事實上我們是否就能夠斷言這種結論準確呢？有待于后面的進一步分析。

從表3的數據中來看，涉及到高管年齡結構的VIF值，遠遠的高于10，從統計分析來講，如果VIF大于10時，就代表各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從而影響到統計結果，進而可能推導出不正確的結論，在本統計分析中凡是涉及到高管年齡結構的變量，它們之間就可能存在共線性問題，所以最終得到的結論就會有偏差。所以在本研究中，對變量的選擇和設置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這也是以后進行類似研究值得借鑒的一個問題。所以對前面的假設4和假設5不能得到準確的驗證，這是一個值得以后繼續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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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險巨災風險的證券化

保險證券化起源于巨災風險，經過20多年的發展，保險證券化產品雖然衍生出越來越多的形式，但迄今為止，仍有一半的保險證券化交易涉及巨災債券。產險巨災險的證券化存在以下幾種形式：

1.巨災債券

巨災債券是通過發行收益與指定的巨災損失相連結的債券，將保險公司部分巨災風險轉移給債券投資者。債券合同一般規定，如果在約定期限內發生指定的巨災，且損失超過事先約定的限額，則債券持有人就會損失或延期獲得債券的部分或全部利息和／或本金，而發行債券的保險公司或再保險人獲得相應的資金，用于賠付超過限額的損失；如果巨災沒有發生或者巨災損失沒有超過該限額，則證券投資者就會按照約定的較高的利率（通常高于無風險利率，如美國國債息率）收回本金利息，作為使用其資金和承擔相應承保風險的補償。

在資本市場上，需要通過專門的中間機構來擔保巨災發生時保險公司可以得到及時的補償，以及保障債券投資者與巨災損失相連結的投資收益。以地震風險證券化為例，先由保險公司或再保險公司出資成立一個特殊目的子公司，除了向投資者發行債券收取巨災保障基金外，另一方面也可以接受母公司的巨災投保，并收取再保險費。若沒有發生巨災損失，特殊目的子公司將在債券到期前，按照合同約定支付本利給債券投資；相反，若巨災損失在債券到期日前發生，特殊目的子公司會將資金先行理賠巨災投保人，再將剩余資金付給債券投資人。

巨災債券所轉移的風險可以是某家保險公司承保的巨災風險，也可以是整個保險業所承保的某種巨災風險，例如日本東京海上保險公司在1997年12月發行的1億美元的地震債券，以及1999年瑞士豐泰發行的巨災債券。如同再保險一樣，巨災債券也可以分層次轉移承保風險，例如某再保險公司發行的颶風債券分為A-1和A-2部分，債券A-1部分的收益從屬于公司該年度1億美元至1.638億美元之間的颶風損失，而債券A-2部分的收益從屬于該年度1.638億美元至5億美元之間的颶風損失。此外，只有在再保險價格相對較高，使得高風險的巨災債券的票面利率高于市場利率水平時，巨災債券才能吸引投資者并籌措到足夠基金，為巨災風險積累充足的保障。自巨災債券誕生以來，美國至少有10家保險公司采用這種方式來抵御因地震、颶風等巨災帶來的損失。

2.巨災期權

巨災期權是以巨災損失指數為基礎而設計的期權合同，包括看漲期權和看跌期權。它將某種巨災風險的損失限額或損失指數作為行使價，而涉及的損失風險既可以是某家保險公司的特定承保風險，也可以是整個保險行業的特定承保風險。如果保險公司買入看漲巨災期權，則當合同列明的承保損失超過期權行使價時，期權價值便隨著特定承保損失金額的升高而增加。此時如果保險公司選擇行使該期權，則獲得的收益與超過預期損失限額的損失正好可以相互抵消，從而保障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不受重大影響。而巨災期權的賣方事先收取買方繳納的期權費用，作為承擔巨災風險的補償。

由于保險本質上是一種期權或期權的組合，因此，利用期權特性來控制保險公司的經營風險，符合保險公司對動態償付能力的需求。相對于巨災債券而言，巨災期權一般通過場內交易，轉移風險的成本較低。與其他期權相同的是，當特定的承保損失超過期權行使價時，巨災期權賣方的損失隨著承保損失金額的增加而增加。在期權市場上，由于單個保險期權的損失風險對巨災期權的賣方而言是沒有上限的，因此在實際操作中較難找到單個保險期權的賣家，往往需要組合兩個合同期限相同但具有不同行使價的期權，來降低期權賣方承擔的風險。例如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推出的巨災期權就是執行看漲期權價差交易，在買進一個協議指數較低的看漲期權的同時再賣出一個到期日相同但協議指數較高的看漲期權。

巨災期權有場內交易和場外交易兩種形式。場外交易可以比較容易地根據保險公司所要轉移的風險情況，安排適合公司承保風險狀況的期權合同，但交易方違約的風險較大。場內交易必須符合期貨交易所規定的各種標準交易條件，期權合同含有的風險通常是整個保險業的某項巨災風險，不一定適合單個保險公司分散風險的個性需求。

3.巨災期貨

巨災期貨是由美國最先推出的一種套期保值工具，其交易價格一般與某種巨災的損失率或損失指數相連結。這種期貨合同通常設有若干個交割月份，在每個交割月份到期前，保險公司和投保人會估計在每個交割月份的巨災損失率大小，從而決定市場的交易價格，而市場對巨災損失率的普遍預期也會對期貨交易價格產生影響。例如保險公司預計第四季度巨災損失率將要上升，為控制該季度賠款，買入一定數量的12月份期貨合約，如果屆時巨災確實發生而且導致公司損失率上升，則第四季度后，在期貨交易價格隨市場預期損失率上升而上漲時，公司通過簽定同樣數量的賣出期貨合約取消期貨義務，獲得期貨買入賣出之間的差價，并用抵消因實際損失率超過預期造成的額外損失。當實際損失率低于預期時，保險公司雖然在期貨市場上遭受一定損失，但可以保險方面的收益得到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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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災風險證券通過在保險業和資本市場之間搭建橋梁，給保險行業的融資帶來了戰略性的益處。這些證券化工具不僅為保險公司提供了更多規避風險的方法，而且能夠使投資者參與財產巨災險市場，減少巨災對一家保險公司和整個保險行業帶來的負面影響，有益于整個社會的穩定。

二、人壽和年金風險的證券化

保險證券化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通過重新包裝保險風險并銷售給資本市場，使投資者能夠更有效地配置資金、分散投資風險。只要存在這種效率增加的可能性，保險風險證券就會繼續存于資本市場。這也說明人壽和年金風險同樣存在證券化的可行性。隨著保險業與資本市場的聯系日漸密切，在再保險公司的推動下，壽險業也開始嘗試進入保險證券化的領域。目前壽險業唯一出現的證券化個案是英國NPI公司通過證券化提高保險基金盈余的比率。NPI公司與一家特殊目的公司簽訂了再保險合約，通過該特殊目的公司發行債券來籌集資金。這證明了壽險公司已經對利用資本市場進行風險轉移以及提升財務實力產生了興趣。

到目前為止，壽險風險證券化與產險巨災風險證券化有著顯著的不同。NPI公司在證券化交易中雖然轉移了部分風險，但債券發行人的首要動機是為承保新業務從資本市場融資，而巨災證券的交易是將風險轉移到資本市場上去。其實除融資目的外，保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同樣可以通過證券化，將壽險或年金產品的某些風險轉移到資本市場，由投資者來支付賠款或給付保險金。根據壽險和年金產品的特點，證券化有兩種潛在的途徑應用于壽險和年金：

1.年金產品通常存在年金領取人壽命超過預期的風險，為有效防范這種死亡率風險，可以基于一個國家范圍的死亡率指數設計一種長期債券。再保險公司通過發行這類債券，可以增加承保能力，接受更多壽險公司和退休金計劃的分保業務。

2.另一種方法是基于特定的被保險群體設計一種債券。保險公司在承保某一特定群體的大額或巨額定期壽險時一般會進行較為嚴格的核保，由于關于該類業務的承保經驗有限，預計死亡率可能存在相對較高的偏差。在這種情況下，壽險公司可以設計發行一種5年期或10年期的債券為該類風險提供保障，而在傳統再保險市場該類業務一般較難分出，而且即使分出，成本也會非常昂貴。

目前，國際壽險業尚未出現行業承保能力不足、再保市場轉硬的情況，加上熟悉壽險和年金風險的獨立評級公司的缺位，證券化還未被壽險業普遍重視和使用，但是作為一種新型有效的風險管理工具、融資手段和具有潛在高收益的投資工具，證券化在國際壽險領域的應用相信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三、國外保險證券化對我國保險業的啟示

我國加入世貿后，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程度迅速提高，為了應對國際競爭，如何提升金融業水平，加強銀行、證券、保險業之間的合作，促進金融服務一體化，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國外保險業和證券業的合作主要是兩方面，一是利用證券業的優勢提高保險資金的收益率，二是通過證券業將保險公司的風險分散出去。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資產證券化勢將成為證券市場中的一種重要金融工具，從而為保險公司的巨災風險證券化提供條件。通過保險證券化的方式，不僅可以解決保險公司巨災再保險供給能力不足、風險過大及流動性不足等問題，提高保險公司經營的收益性和穩健性，而且可以為證券公司、機構投資者提供新的投資工具，降低非系統風險，活躍證券市場，實現保險業與證券業之間的共贏。

另一方面，隨著外資保險公司參與我國保險市場的廣度和深度的增加，以及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督指標體系的正式推出，盡快解決中資保險公司償付能力不足的問題已迫在眉睫。如果中資保險公司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償付能力不足的問題，今后將難以跟上我國整體保險市場的發展速度，更談不上與國外保險公司的競爭。由于通過增加資本金和增大分出業務規模來提高償付能力的傳統模式存在一定局限性，保險公司應嘗試利用資本市場提高償付能力，比如推出保險風險證券化產品、巨災損失補充資本金安排等等，降低提高償付能力額度的成本，達到提高公司承保能力的目的。在壽險領域，如果保險公司能夠像推出投資連結產品一樣實現壽險或年金產品的風險證券化，必然會降低投入資本的要求。

根據我國金融行業發展的現狀，發展保險風險證券化必須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1.加快保險、證券行業的發展和相互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我國無論是保險業和證券業部處于快速發展的階段，保險業與證券業相互之間的了解還十分有限。保險風險證券化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如何透過信用評級公司或投資公開說明，使投資者能夠了解保險風險證券化對其投資組合的有益之處。目前我國保險、證券行業在市場公開程度、信息披露制度、商業誠信方面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和市場培育，才有可能為保險風險證券化提供一個良好的生長環境。

2.加強對巨災風險的研究

保險風險中巨災風險等費率的厘定還存在不確定性。我國是一個地震、洪澇災害等發生頻繁的國家，以地震風險為例，由于地震損失估計模型的建立涉及地質、土木、非壽險精算、信息技術等多種專業，雖然有關專業技術在實務上已可以運用于巨災風險證券化，但許多相關假設仍有待研究人員做進一步的研究。

3.加強專業人才培養和技術儲備，降低保險風險證券化實施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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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現代化企業制度的推行和公司改革的深化，委托問題和資本結構改革成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兩個關鍵問題，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目前我國學術界在委托問題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對資本結構的討論更是如火如荼，但大多數只是針對其中的一個問題進行討論，將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研究還是比較欠缺，因此本文作者將針對當前資本結構在我國特殊重要的地位，針對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作者希望通過對資本結構和委托問題涵義的介紹，對委托問題與資本結構理論發展的分析，針對我國企業的現狀，對委托問題和資本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從而達到優化資本結構，降低成本，實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

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一向作為中國經濟中流砥柱的國有經濟首當其沖，國有企業的轉制，以及上市公司中國有股的減持，同時又要防止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等等一些問題，都涉及到國家這個委托人與企業受托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同時深層次講必將影響到企業資本結構以及產權結構的改變。國家在探索優良的改制途徑，企業力求取得優良的績效，這兩方面都與本文的主題有莫大的聯系。

而一向作為中國經濟生力軍的中小企業，在發展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其中尤為突出的是蘇南模式鄉鎮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沒落。追根求源，關鍵在于企業經營體制的陳舊，以及政府機制過多干預，家族制企業的管理體制的局限。這種種情況無不涉及產權機制的不夠明了，關系的疏落，資本結構的不合理。

二、委托問題

（一）委托關系

1．委托關系的涵義。當我們開始認識委托問題，也就是通常我們所說的理論的時候，我們不可避免的得從委托關系說起。委托問題實質就是理論所要解決的問題，而理論則分析了委托人－人關系。利益關系人對公司的求償權可描述為委托人－人關系，其中人是代表委托人行為的。其實，現實社會中包含著很多的委托人－人關系。從短期資本經理、律師以及在不動產、旅游、保險等等方面的人這些情形，最容易看出來明確的委托人－人關系。許多其他環境也可用委托人－人關系來描述，即使一方并不是另一方的人，也可把雙方看成好像是委托人和人。實際上，幾乎任何環境，只要其中的一個人或集團的決策權能影響到他人，都可用委托人－人關系來描述。例如，雖然大多數雇員并不能被明確地劃歸為雇主的人，但從某種角度上看他們是作為人而行為的。總而言之，在典型的現代企業制度下，產權各項權能通過系列分解形成了兩個層次的委托關系：其一，全體股東通過公司董事會與經理之間形成的委托關系以及債權人與股東之間的委托關系；其二，企業內部經營的委托關系，這種關系實際上只涉及經營者內部的管理控制問題，不屬于本文討論的重點，如下圖所示。

2．委托問題存在的原因：人和委托人在利益上存在潛在的沖突。而其直接原因則是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究其本質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對稱。

（1）從委托人方面來看，第一，股東或者因為缺乏有關的知識和經驗，以至于沒有能力來監控經營者；或者因為其主要從事的工作太繁忙，以至于沒有時間、精力來監控經營者。第二，對于眾多中小股東來說，由股東監控帶來的經營業績改善是一種公共物品。對致力于公司監控的任何一個股東來說，他要獨自承擔監控經營者所帶來的成本，如收集信息、說服其他股東、重組企業所花費的成本，而監控公司所帶來的收益卻由全部股東享受，監控者只按他所持有的股票份額享受收益。這對于他本人來說得不償失，因此股東們都想坐享其成，免費“搭便車”。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加強監控有利于公司績效和總剩余的增加，即社會收益大于社會成本，但只要每個股東在進行私人決策的時候，發現其行為的私人收益小于私人成本，他就不會有動力實施這種行為。

（2）從人方面來看，第一，人有著不同于委托人的利益和目標，所以他們的效用函數和委托人的效用函數不同。第二，人對自己所做出的努力擁有私人信息，人會不惜損害委托人的利益來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產生機會主義行為。

因此，現代公司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股東與經理人員之間委托－關系的產生，會造成一種危險：公司經理可能以損害股東利益為代價而追求個人目標。經理們可能會給他們自己支付過多的報酬，享受更高的在職消費，可能實施沒有收益但可以增強自身權力的投資，還可能尋求使自己地位牢固的目標，他們會不愿意解雇不再有生產能力的工人，或者他們相信自己是管理公司最合適的人選，而事實可能并非如此。

（二）成本

1．成本的涵義。存在委托－關系，就存在成本。對成本的理論解釋是：假設信息是完全對稱的，人的努力程度可以觀察到，那么，即使是在不確定的條件下，委托人也能在保證人得到其保留效用和努力激勵的約束下，找到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對于人的支付方案。如果信息不對稱，也就是人的努力程度觀察不到，那么，在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由于工作績效不僅取決于人的努力，而且取決于表示環境條件的不同的自然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求解支付方案便遇到了最優風險分擔和最優激勵之間的兩難選擇。要使經理有動力采取合乎股東心意的行動，則報酬是與業績掛鉤的，而業績又不完全取決于經理的努力，所以股東就必須承擔相應的風險。而通常都認為，股東對待風險是采取回避態度的，因此，這在風險分擔的安排上就不是最優的。反之，如果要滿足最優風險安排，把風險留給風險中性的經理，即在合同中最能承擔風險的一方，同時也將風險收入給予經理人員，委托人的效益就不能最大化，通常這種情況下的支付方案被稱為次優方案。次優方案與最優方案的偏離，就構成了所謂的成本。成本是讓作為人的他人替代自己工作所產生的凈增成本。在一個完善的世界里，支付給人的報酬是完全公平的，沒有任何浪費。在我們這個不完善的世界里，成本是制度中固有的一種浪費。

2．成本包括三種類型。第一，直接的合約成本，包括訂立合約的交易成本，例如銷售傭金和發行債券的法律費用；各種制約因素強制產生的機會成本。這些制約因素使本來會是最理想的決策被排除在外。如因為存在一項限制性的債券契約條款而不能進行某項正凈現值投資；激勵費用，例如雇員的獎金。向人支付此類費用，為了鼓勵他們采取與委托人目標一致的行為。第二，委托人監督人的成本，如審計費用。第三，盡管存在監督，人仍會有不當行為，如雇員用途不明的過量開支，此時，委托人的財富會遭到損失。

找到能使委托－關系的總成本最小的決策，是主要目標。在某些情況下周期性的行為不當所產生的成本，比進行監督所需成本要小。但在多數情況下，最理想的解決辦法需要對三種組成成本中每一種都加以注意。

（三）產生利益沖突的環境

在我們做出最優化決策的過程中，找出那些自然產生利益沖突的環境是很重要的。當然，消除所有的潛在沖突是不可能的。下面分析幾種易于產生這類沖突的重要關系及環境。

1．股東－經理沖突

上文中已具體闡述了股東－經理關系產生的原因，即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在企業中，一般情況下，具體的財務行為表現為：

（1）在籌資行為中，經營者對增資持積極的態度，因為雄厚的資本可以使經營者更為充分地行使其經營決策權，同時許多非貨幣收益也隨之實現，而所有者對增資則持慎重態度，因為產權融資涉及“稀釋效用”，債券融資意味著財務風險的增大，兩者的權衡和妥協促成了以杠桿利益為核心的籌資決策技術的形成和應用，以尋求籌資成本、風險、收益三者的均衡點。（2）在投資行為中，委托人從自身利益出發，要求投資收益率必須高于社會平均的或預期的資本報酬率，而人除了考慮這一條件外，還要綜合其他目標，如擴大市場份額、形成集約化規模優勢、經營者任期內的績效等。因此，投資者在將投資權授予經營者行使的同時，會在委托過程中設置一些決策流程、分權監控制度或利益掛鉤約束體系來制約經營者的投資行為。（3）在收益分配行為中，為了在資本保值增值的同時使既定的委托關系在擴大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公司所有者除了要求支取一定比例的利潤外，還得將其中的相當一部分利潤留存在公司以備擴大再生產和其他用途。董事會會根據公司的發展戰略，在對股東現實利益與未來預期收益權衡的基礎上，決定支取紅利和留存收益之間的比例關系。另外，委托人往往會讓渡一部分剩余索取權給經營者，以促使經營者從長遠的角度為委托人的利益服務。（4）財務信息公開制度。干擾委托關系效率高低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信息不對稱。人掌握著企業內部大部分的財務信息，委托人的信息需求全部來自人的披露和報告，這容易導致人隱匿實情、虛報陳報，誘發道德危機。因此，必須實行財務信息公開制度，建立有關財務信息的披露政策與質量約束機制，以實現委托雙方在財務信息了解方面的均衡。

從具體原因分析，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發現問題的所在。

（1）股東和經理兩者目標的分離。財務理論認為股東的目標在于使自己投資的現值最大。同樣根據自利行為原則，財務理論允許經理的目標不同于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目標。

（2）雇員職務待遇。道德風險是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雇員做出的會影響個人利益即職務待遇的決策。職務待遇包括直接好處和間接好處，前者如使用公司的轎車或辦私事時用公費開支，后者如過分花哨的辦公室裝飾品。在這類事上花費過多的錢，對股東來說就是損失。

（3）雇員的努力。一些雇員希望不做出任何努力就得到報酬。據說，20%的人能干80%的工作。這種不使出全部勁兒的難題被稱為規避義務。

（4）人力資本的不可分散性。個人獨有的能力和專長被稱為人力資本。通常，人力資本受雇傭約束，雇員只能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于一家公司。因此，雇員不容易將自己的人力資本分散化。他們在自己所服務的公司里和在自己的崗位上是專家。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人力資本的不可分散性。它直接影響到資本投資的選擇。大的上市公司的股東在金融投資組合里，通常持有多種不同股票。因此，對于某家公司價值的偶然波動，他們并不過分在意。原因在于多種不同股票間價值的偶然波動會相互抵消。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司價值的一次偶然波動，足可將其經理“消滅”。

因此，投資時股東和經理的激勵因素可能會有很大不同。但是，通常做出公司投資決策的人當然是經理。激勵因素的背離導致投資決策中存在偏見。因為雇員在非常壞的結果中失去的更多，所以他們對公司進行高風險投資會產生偏見。而且由于這種偏見是基于風險（而不是報酬），因此，即使投資會帶來很大的正凈現值，仍然會存在這種偏見。

人力資本的不可分散性對成本的另一個影響，牽涉到公司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性質。如果產品和服務是專用的（相對于普遍的），那么雇員人力資本的分散化程度甚至會低于一般水平。高度專業化的雇員可能只能在這家公司工作，因為在這一行業中并不存在其他公司。這種情況下，股東不得不向雇員支付額外報酬，以對雇員在工作上缺乏選擇性進行補償。畢竟，能夠做更常見的工作的雇員能選擇其他公司工作。

總之，資本選擇權問題和資產的專用性問題從不同方面產生強制成本。與資本投資選擇有關的成本是放棄正凈現值投資的可能性，因此是對新投資的選擇產生影響。與專用資產相關的成本是為了使雇員為公司工作而支付更高的工資，因此是對現存投資產生影響。

2．債權人－股東沖突

在債權人和股東之間的關系中，股東的角色由股東和經理關系中的委托人轉變成人，而債權人則是這一關系中的委托人。債權人希望自己不受人（股東）行為的侵害，而股東又是通過公司經理來制定決策的。

(1)資產替換難題。

在債權人和股東關系中我們首先遇到的是資產替換難題。資產替換最簡單、最常見的例子就是用現金購買設備或原料。實際上，在每項投資中都是以一些資產替換另一些資產。謹慎的經理會權衡投資的風險和報酬。我們知道，如果一項投資的風險越高，那么投資者要求的投資報酬率就越高，這樣該項投資的現值就會越小。所以當存在風險性負債時，會促使股東用風險更高的資產來替換公司現存資產。當用風險更高的資產來替換公司現存資產，以此從債權人手中謀取價值時，就出現了資產替換難題。資產替換難題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股東可選擇違約，而這種選擇權是有價值的。要實現資產替換，可以通過進行新投資或通過售出某些現存資產并購入新資產。雖然公司的總價值可能不變、上升或減小，但由于違約可能性增大，債權人求償權的價值會減小。因為在求償的兩方之間存在零和博弈的情況，所以債權人價值的下降會引起股東價值有一個剛好相抵的增加額。

(2)投資不足難題。

投資不足在本質上是資產替換難題的相反面。當存在未清償的風險性負債時，若公司進行低風險投資，那么股東會損失價值。而且，即使該投資凈現值為正，股東還是會受到損失。所以投資不足的情況是，股東會拒絕從事一項效益好（凈現值為正）但風險低的投資，使財富不會從自己這里轉移到債權人手中。當然，雖然風險變化會帶來損失，股東還是可以從一項投資中獲利——只要該投資的正凈現值足夠大。然而，如果由于降低資產風險導致的股東價值的減少額，超過了該投資的正凈現值，股東就會拒絕從事該項投資。

(3)通過股利政策進行求償稀釋。

支付大量現金股利會稀釋現有債權人的求償權。支付股利同時減少公司的現金額和股東權益總量。權益總量的減少，會使公司的負債融資比例提高，從而增加了負債的風險并降低了負債求償的價值。這不過是不同形式的一種資產替換。替換后，公司除了現金額減少之外，其余方面是相同的。因為現金是無風險資產，減少部分現金（支付給了股東）會提高剩余資產的平均風險。現在你可以知道，由此提高的風險會降低公司未清負債的價值。

(4)通過發行新債進行求償稀釋。

負債的大規模增加也會稀釋現有債權人對公司資產的求償權。如

果新債使不能向現有債權人償還承諾金額的可能性增大，那么就存在求償稀釋。同資產替換的情況一樣，風險的增加降低了公司未清負債的價值。再一次，因為是零和博弈，而且股東有或有求償權，所以股東會在債權人價值損失時得到收益。

(5)資產的專用性。

一般來說，若公司資產用途是專用的，指其適用于特定的經營領域，當必須進行處理時，處理這些資產的風險會更大。因此，這類資產提供給債權人的擔保價值較低。雖然這類資產由于其專用性會受到青睞，他們同時也可能由于專用性變得一文不值（或者甚至要花巨資去處理）。當然，實質還是風險－報酬權衡。所以，在其他條件相同時，擁有專用資產的公司必須付出較高的利息成本，以補償債權人增加的風險。

三、資本結構

資本結構即以債務、優先股和普通股權益為代表的企業的永久性長期融資方式組合。我們研究資本結構，就是要優化資本結構，確定合理的資本結構，使企業資金達到良性循環，降低資金成本，減少財務風險，提高企業償債能力和經濟效益。有關資本結構的理論，我們知道有傳統的資本結構的理論、理想狀態的M-M理論以及存在所得稅和市場缺陷條件下的M-M理論。在本文中我們不再對這部分進行詳細的闡述，我們考察資本結構并不是就其本身理論進行詳細的研究，而是要探討資本結構對研究委托問題、研究資本結構與委托問題的關系的重大意義。因此，我們研究的著眼點不同，導致了我們研究的重點放在資本結構與問題交叉的部分，也即資本結構中涉及理論的部分。下面簡要回顧一下幾種資本結構理論。

（一）傳統的資本結構理論

資本結構和估價的傳統方法認為存在一個最優資本結構，而且管理當局可以通過適當的使用財務杠桿來增加企業的總價值。該方法認為企業在開始時可以通過增加財務杠桿降低它的資本成本并提高總價值。

（二）M－M理論

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的有關資本結構的理論，簡稱為M－M理論。M－M理論認為企業所有證券持有人的總風險不會隨企業的資本結構的改變而變化。因此，不論企業的融資組合怎樣，企業的總價值必然相同。簡單來說，M－M理論是基于這樣一種想法：無論你將企業的資本結構在債務、權益和其他組成部分之間如何劃分，總是存在一個恒定的投資價格。也就是說，由于公司的總投資價值取決于它的基本的獲利能力和風險，對于資本結構的改變，企業的價值保持不變。因此，如果不存在稅收和其他市場缺陷，企業的價值在被分成債務、權益、和其他證券時不會發生改變。

對這一觀點的支持是根據這樣一個想法，即投資者能夠用個人的財務杠桿來替代公司的財務杠桿。因此，投資者通過借款能夠達到企業可能采用的任何資本結構。由于企業不能夠為它的股東做他們所不能做的事（指利用財務杠桿），在M－M所假定的完全資本市場世界中，資本結構的改變沒有價值。因此，僅在資本結構方面有差別而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兩家企業必然具有相同的價值。否則，套利就成為可能，而套利的發生又會使這兩家企業最終在市場上按相同的總價值出售。換句話說，套利使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東西不可能在同一市場上按不同價格出售。

（三）存在公司所得稅條件的M－M理論

M－M理論突破理想環境，考慮繳納公司所得稅條件下資本結構對企業價值的影響，他們的結論歸納為：

1.負債公司的價值等于無負債公司的價值加上稅蔽的現值。

2.負債公司的普通股權益資本成本等于無負債公司的權益資本加上財務風險增益。而財務風險增益等于負債權益比率、1減去稅率和無負債公司的資本成本與負債利率之差三因式的乘積。

而當我們考慮個人所得稅的時候情況就變得更復雜了。將債務和股票收入的公司稅與個人稅結合起來考慮，上述結論中稅蔽現值可能會降低。最終的避稅利益的數量是一個存在很大爭論的經驗性問題。但是，一般都同意個人稅只會減少，但不會消除與債務有關的公司稅的好處。結果是最優的杠桿策略仍要求公司持有很大比例的負債。這一結論是考慮到了在極端的財務杠桿下，避稅利益的不確定性可能減少稅的“凈”影響這一事實。由于總的來說公司的財務杠桿并不是很高，所以我們必須尋找在公司改變它的資本結構中的債務比例時會影響公司估價的其他因素。

（四）市場缺陷對M－M理論的影響

對于完全資本市場來說，套利作為論據可以證明M－M理論的觀點，即企業的資本成本與總的估價和它的資本結構無關。但是，當我們考慮到市場存在缺陷的時候，情況就不一樣了。

1．破產成本。如果存在破產的可能性并且與破產有關的處理及其他成本很重大，使用財務杠桿的企業可能就不如沒有財務杠桿的企業那么對投資者有吸引力。在完全的資本市場中，我們是假定破產成本為零的。如果企業破產，它的資產就可按經濟價值出售，而不會發生清算費用或法律費用。然后按照對資產的請求權的優先順序進行分配。但如果資本市場是不完全的，就可能存在處理成本，而資產就可能不得不按照低于經濟價值的價值進行清算。在債務和權益持有人看來，這些處理成本和清算價值相對于經濟價值的短缺就代表整個系統的流出。

2．成本。對資本結構和價值產生影響與破產成本密切相關的是成本。在下文中將著重闡述問題與資本結構的關系，也就是企業的財務關系。

3．機構性的限制。對投資行為的限制可能會阻止套利過程的進行。許多機構投資者，如養老基金和人壽保險公司等，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導致機構投資者需求的減少，而這種減少就可能對該公司的金融工具的市場價值產生不利影響。

4．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也會限制套利過程。套利只有在交易成本所施加的限制之下才會進行，在此之后套利就不再有利可圖。因此，使用財務杠桿的企業的總價值就會比理論上稍微高或低一些。這種缺陷的凈效果的方向是不確定的。

四、資本結構和委托問題的關系及解決

以上我們明確了委托問題和資本結構的理論，下面我們切入本文的關鍵點，委托問題和資本結構到底有什么關系？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為什么要討論這個問題，即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目的，那就是通過優化資本結構來降低成本，或者通過降低成本來優化資本結構，兩者是相互作用的，從而實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

資本結構的選擇決定了企業的控制權約束機制。同時資本結構決定了企業的財務風險。這就是資本結構和委托問題的關系。而解決該問題可以通過以下途徑。

（一）公司不同權益要求者之間的沖突必須以某種方式解決。可能的話，可以通過簽訂協議來解決這些沖突。比如，可通過限制性協議（如對杠桿比率的限制）來避免潛在沖突。當不能通過簽訂協議來解決某一沖突時，投資者們便會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他們通過降低他們所愿支付給債務的價格來避免未來財富損失的風險。當公司發行證券時，證券的成本是所有特殊協議（如債券限制性協議。這種協議成本極高，因為他們限制了公司選擇的余地。）的成本之和再加上其他潛在沖突導致的降價。

（二）公司資本結構也會影響與公司勞工協議有關的成本。請回想人力資本的不可多樣化問題。為一個行將破產的公司工作的雇員為了找到新工作更可能發生尋找成本，而且這些成本各公司不盡相同。雇員找工作的預期成本取決于公司產品和勞務是否具有專用性。執行大眾化工作的雇員相對于從事專用性工作的雇員，前者的預期尋找成本較低。人力資本反映了這種差別。因此，當其他條件一樣時，與人力相關的成本對于提供相對專用化產品和勞務的公司而言更高。由于較高的杠桿比率會產生較高的成本，所以這很可能意味著公司產品和勞務的專用化程度將影響公司對資本結構的選擇。

（三）債務籌資也可能會減少公司的成本，如債權人監督股東的成本和股東監督經理的成本。只要公司發行新債，潛在債權人就會仔細分析公司情況以確定該債務的公平價格。于是每發行一次新債，現有債權人和股東就免費享受了一次對公司的外部“審計”。這種外部審計降低了為確保人（公司經理）盡職盡責而花費的監督成本。

（四）另一種通過利用債務來執行監督功能的辦法是利用償債基金條款。通過償債基金，公司可以滿足每期除付息之外支付的需要。如果難于建立償債基金，則它可能是一個較早的信號，預示著公司可能陷入了財務困境。如果無法按要求建立償債基金則意味著公司可能到期無法償付。顯然，這種監督功能有益于債權人，也有利于股東對公司經理的進一步監督。

（五）在降低債務成本時，利用有形資產抵押來確保還款也可扮演著重要角色。帶抵押的債務減少了債權人在債務人破產時的潛在損失，因而也就限制了股東侵占債務人財富的數額。用于抵押償債的資產在未得到債權人或破產法庭許可前不得出售。

（六）解決問題，達到優化資本結構，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財務監督和會計監督，以及其他監督手段，其實財務環境中的許多因素均可作為監督手段，在常規的經營程序中，人們公開地提供并尋求信息，他們還通過自身地行為傳遞信息，政府執行法律法規時也會披露信息，甚至公司的聲譽和結構也會傳遞信息。常見的監督手段有：

1．財務報表。經過審計的會計報表是對股東－經理關系、債權人－股東關系的監督手段。財務報表提供了一個預警系統。

2．現金股利。現金股利可以從兩方面充當監督手段。首先，公司未能宣布期望金額的現金股利會產生警報。雖然這也許是或也許不是負面信息，但會促使投資者進一步探究。他們必須弄清未能發放預計金額的股利意味著什么。其次，發放現金股利會迫使公司更頻繁地尋求外部籌資，上面已經提到外部籌資地監督作用。

3．債券評級。由穆迪或標準－普爾公司之類結構進行地的債券評級在債券發行時提供了監督，而且在債券的整個償還期里也提供了程度略低的監督。

4．債券條款。債券條款提供了一種預警系統。

5．政府法規。政府用于保護公眾利益的監督手段在不斷發展。例如證券交易委員會等機構都可對公司進行監督，防范種種違法行為。

6．整個法律制度。盜竊、詐騙以及許多其他形式的人不當行為都是非法的。法律制度為每一個人都提供了種種監督形式。

7．聲譽。聲譽及其所含的一般信息是一種監督形式。建立和維持良好的聲譽是有價值的，這會促進提供準確信息的動力，而準確的信息又便利了監督。

8．多級別組織。一個公司中，如果考察和評價各個決策需要通過眾多權限級別，那么也提供了一種結構上的監督形式。當你的不當行為需要許多人配合才能做到時，就會困難得多。在這樣的公司里，一項計劃要取得批準，必須經過廣泛的討論。大群體中可能存在著各式各樣的人，并非每一個人都能保守秘密。

五、結論

從委托關系的角度而言，資本結構的重要性，表現為債務相對于股權融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經理的過度投資。相反，債務也會增加委托成本。這種成本增加效應主要地表現為債務會導致經理傾向于投資高風險高收益的項目。資本結構對經理的經營激勵也具有影響。而同時債務也導致由于從聲譽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公司或經理傾向于選擇相對安全、能保證還清債務的項目，而不是真正價值最大化的項目。資本結構對于公司的清算或產業退出和收縮具有影響。同時，債務融資還會產生另一種成本，即在公司近期可能破產時，即便有好的可以導致價值增加的項目，股東也不會有激勵去投資。因此從整體上看，資本結構對于解決委托問題是一個雙向的作用。

總之，將資本結構和委托理論交叉起來進行研究，具有很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雖然現在還處于發展階段，但是現有的研究成果已經在公司經營和治理方面發揮了巨大的功用。隨著該項研究的深入，一定會實現本文再三強調地目的：降低成本，優化資本結構。更好地指導企業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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