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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關研究綜述

ErnstandKim(2001)提出了“全球生產網絡(globalproductionnetwork)”這一概念,在文中它們提到全球生產網絡不但帶來產品的轉移同時伴隨著知識擴散。全球生產網絡帶來的是中間品貿易,而加工貿易正是中間品貿易的主體。發展中國家的加工貿易基本上處于全球生產網絡的低端,有低附加值、無自我品牌、缺乏自我創新等特點。加工貿易產業的升級,是加工貿易企業在生產網絡內部的自我提升和外部產業、政策環境的引導促進這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關于加工貿易企業在生產網絡中的自我提升,學者們普遍認為需要依靠生產網絡所帶來的知識和技術溢出作用。JayBarney(1996)在文章中提到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加工貿易中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的技術轉移及技術外溢來提高本國企業的技術水平,促進本國產業的升級。由于加工貿易的投資方需要形成一定的生產規模,占領產品的國際市場,這使得投資方會主動提供一部分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劉志彪、劉曉昶(2001)認為,全球生產網絡的產品生產鏈會不斷向具有更低勞動力成本的國家延伸,我國企業應抓住機遇、總結經驗和積累知識,從而達到產業優化與升級的目的。PerterJ(2004)在文章中論述到加工貿易方式可以將東道國與投資方利益捆綁在一起,由此,通過技術和市場的不斷滲透和溢出,東道國企業可以逐漸建立起自己的營銷網絡,形成自主的知識產權,促進本國的產業升級。Grossman和Helpman(2005)認為,同加工貿易密切相關的垂直專業化分工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既與發展中國家本身的技術水平有關,也和制度環境有關。劉德學等(2006)提出,在全球生產網絡中,高層級主體特別是領導廠商之所以能夠占據附加值相對較高的價值鏈環節,是因為他們控制著相關的“稀有資產”,這些稀有資產既包括有形資產,也包括無形資產。加工企業要想取得網絡主體地位及其所從事價值鏈環節的提升,就必須逐步獲得或創造這種“稀有資產”,而這一過程可借助于全球生產網絡中的知識轉移與擴散機制得以實現。

在分析我國加工貿易產業升級的外部影響因素時,學者們分析因素的焦點基本上集中于勞動力稟賦、技術、外資企業的戰略和目標以及政策環境等方面上。如龐大同(2001)在文章中提出,要促進加工貿易,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加工貿易產業的轉型和升級,應從優化配套環境,制定發展戰略,設立研究開發中心,建立出口加工區等幾方面入手。潘悅(2002)動態考察和調研分析了我國加工貿易的產業分布和產品性質,指出中國加工貿易正處于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換代的階段,中國的加工貿易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較之從前已有了顯著提升。BoyLüthje(2004)在以IT產業為例論述全球生產網絡和中國的產業升級時認為,除企業內部工資和工作標準等因素外,經濟、產業的狀況和外商投資政策也會影響到產業的發展。

綜合已有的研究觀點,本文認為外部環境的作用只是輔的,加工貿易產業的升級根本在于加工貿易企業在全球生產網絡中地位的轉變和提升。要達到這一目標,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溢出以及東道國企業的自主創新將是關鍵;政策環境也將從外部對加工貿易企業的發展提供引導和支持。

2加工貿易出口升級影響因素實證研究

加工貿易企業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升級取決于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內部因素包括外商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和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外部因素包括服務聯系成本、環境因素等。然而內部和外部環境這兩方面是否對于中國加工貿易產業的升級有顯性影響,需要實證的檢驗。

針對中國加工貿易的現狀,本文選取了加工貿易增值率作為衡量加工貿易產業升級的指標。依照全球生產網絡的特征,所處網絡層級越高,企業獲得的利潤越多,因此增值率可以綜合反映加工貿易產業在全球生產網絡中地位狀況。

加工貿易增殖率=(加工貿易出口額-加工貿易進口額)/加工貿易進口額

在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衡量上,本文選擇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億元)作為衡量標準。而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指標由科研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額(億元)來代替。

外部環境方面,郵政電信業產值(億元)將作為服務聯系成本的衡量指標。

數據選取自1992-2007年,數據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實證分析所用計量軟件為SPSS10.0和EVIEWS5.0。

通過相關性分析發現,1992年至2007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研發)同郵政電信業產值(郵電)三個變量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如果直接用于分析,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共線性問題,這里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做變量轉換來解決共線性問題。

通過SPSS軟件的因子工具,確定各個變量權重可得:

表1主成份分析法各變量權重

由上表中可看出回歸變量的T值分別為-3.341和5.292,在1%的顯著水平下T檢驗通過。調整后R2=0.659,方程擬合度較好。回歸方程為:

增殖率=-0.731+0.131LN(0.911*FDI+0.980*研發+0.981*郵電)(2)

根據以上計量回歸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解釋變量外商直接投資、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電信業產值與江蘇省加工貿易出口結構比的變化之間有較強的相關性,且對加工貿易增值率的影響效應均為正。由此可見,加工貿易企業的升級,同自主創新、研發與知識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知識與技術溢出效應;以及信息服務、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完善有密切的聯系。

考慮到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投入和加工貿易出口增殖率(Y)之間可能存在的時間上的滯后關系,利用計量軟件對兩個變量做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下:

表3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由相伴概率知,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FDI不是增殖率(Y)的格蘭杰原因”的假設,而不拒絕“增值率(Y)不是FDI的格蘭杰原因”的假設。因此,從2階滯后的情況來看,FDI的增加是加工貿易增殖率上漲的原因,從而進一步說明FDI的技術溢出效應促進了加工貿易企業的發展。

3加工貿易出口升級策略

加工貿易出口的產業升級源于加工貿易企業在全球生產網絡中地位的提升。這種提升要從企業自身和外部環境兩方面入手。根據實證研究的結果,首先在企業層面上,要鼓勵企業加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并且在生產經營中進行學習積累和自主創新,提高自身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地位;其次外部環境方面,通過制定和完善相關的產業政策來引導加工貿易的發展,為企業的升級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具體而言,可以借助于以下策略與渠道加以改進和提高。

3.1加強外商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

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有多種渠道,包括市場競爭、技術示范、人員流動、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等。可以通過建立公平的競爭市場,打破壟斷和改變原有的市場結構,提高企業效率;制訂相關政策來促進外商投資企業對內資企業技術信息的傳遞;建立合理有效的人才利用機制,鼓勵有外資企業工作背景的高層次人才進入內資企業,由此會把外資企業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文化帶給內資企業;加強內外資企業的合作開發和生產,通過生產鏈上下游的聯系將先進的技術和管理傳遞到內資企業。

3.2提高國內企業的學習能力和技術吸收能力

國內企業的學習能力與技術吸收能力同樣影響著技術溢出的效果。具體可以采用的方法為:(1)制訂相應的促進政策,鼓勵內資企業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開展合作項目,聯合培訓其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同時鼓勵內資企業參與跨國公司的各種重大科技活動,承擔部分研究工作,加強外國直接投資企業與內資企業之間的技術溝通。(2)充分利用高校的研究優勢,鼓勵國內企業與大學、科研機構進行技術及員工的培訓合作,提升內資企業的技術支持能力,從而達到更好地吸收技術外溢的目的。

3.3鼓勵技術自主創新和開發

加大政策對加工貿易企業技術創新和開發的支持力度,鼓勵和推動企業的設備更新、技術改造和員工培訓,推動加工貿易的更快升級。同時要努力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加工貿易的發展,制定高新技術產業加工貿易的扶持性政策。在制定加工貿易政策時,可以采用將高新技術產業與一般制造業區別對待的方法,利用優惠政策鼓勵企業通過加工貿易參與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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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龐大同.深圳加工貿易產業結構優化的思考及建議[J].企業改革與管理,2001,(1).

[3]潘悅.在全球化產業鏈條中加速升級換代——我國加工貿易的產業升級狀況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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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木質家具出口及匯率變動分析

2002~2012年開始，中國木質家具出口額逐步升高，年均增長率高達21.1%，除2008年、2009年以外，各個年份增長水平相當。如圖1所示，2007~2009年，中國木質家具出口額雖然保持增長趨勢，但增長率有所下降。由于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我國出口貿易行業受到嚴重影響，木質家具的出口也不例外。據統計2008年木質家具增長率僅為近十年來年均增長率的1/7。隨著各國經濟刺激政策的實行，中國木質家具出口出現回暖，增長率從3.1%增長到34.2%。從圖1看，2002~2005年，美元兌人民幣大體保持在8.2元左右，但自2005年中央銀行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有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以來，人民幣一直呈上升趨勢。從2002年1美元兌換8.27人民幣到2012年1美元兌換6.31人民幣，人民幣升值明顯。從以上分析，政策變動、經濟波動對國際貿易活動都將產生極大影響，而人民幣匯率與國際貿易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具體的條件下不同程度的影響中國木質家具的貿易流量。從匯率變動與中國木質家具貿易狀況分析看，2007~2008年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最大，變動0.7個單位。與此同時，木質家具從21.6%增長率下降到3.1%。而后2008~2010年，美元兌人民幣在6.7~6.9之間波動，幅度較小。隨著匯率的平穩，中國木制家具出口額年增長率逐步提高，2010年增長率達到最高值34.2%。2010~2012年，人民幣繼續升值，到2012年，1美元兌人民幣降到6.31元，相應的木質家具出口增長率也從34.2%降到7.1%。綜上所述，2002~2012年美元兌人民幣呈現“下降—平穩—下降”的趨勢，中國木質家具出口額年增長率呈現“下降—上升—下降”趨勢，可見，匯率波動與木質家具的出口貿易兩者之間具有密切聯系。

3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木質家具出口貿易影響實證分析

3.1模型選擇及指標選取

關于匯率波動對出口貿易影響的研究，本文根據殷德生、張家勝等學者已有的研究經驗，得出一國貿易水平與國家的生活水平與匯率變動情況有。由于人口規模與進口需求具有一定關系，人口越多，反映進口的消費需求越大。因此，本文將人口規模納入模型運算中。具體貿易國從中國進口木質家具的進口需求函數設置為：X=f(y,ner,p)（1）式（1）中，X表示一國的進口額，表示貿易伙伴國的人均GDP，p表示貿易伙伴國的人口數，ner則表示本國貨幣與其貿易對象的雙邊匯率，具體解釋變量的含義與說明如表1所示。上述式（1）是一個很簡單的模型，其實影響進出口貿易的因素很多，如本國的國民收入水平，進口國與出口國的距離等。但本文為了能夠準確地反映人民幣匯率與木質家具出口貿易的關系，以匯率為解釋變量，以人均GDP、人口數為控制變量，著重分析匯率變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為了消除數據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和降低數據的自相關性，對各自變量作對數處理，具體回歸方程：lnXi=β0+β1ln(nerji）+β2ln(GDPi/popi)+β3lnpopi（2）

3.2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基于2002~2012年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亞、巴拿馬、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沙特阿拉伯、泰國、英國、美國、歐盟（26個成員國）（雖然英國是歐盟的成員國，但沒有加入歐元區，因此本文將英國從歐盟成員國單獨列出來）等12個國家和歐盟從中國進口木質家具貿易流量數據進行面板分析。樣本容量共143個，時間選擇上主要考慮2點，一是考慮聯合國數據庫及12個國家歐盟數據的可獲得性，二是考慮到中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在2002~2012年期間，也體現了2個重要的時間結點，一是2005年匯改，二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所以選擇以上幾個國家，主要源于上述國家是中國木質家具出口的主要貿易伙伴國，自2002開始，從中國進口的木質家具的比重持續上升，從49.29億美元上升到142.59億美元。2002~2012年樣本國家從中國進口的木制家具總產值的數據來自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和EUROPEANUNION數據庫，人均GDP和人口POP則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木質家具按照其功能分為：木質辦公家具（HS940330），木質廚房家具（HS940340），木質臥室家具（HS940350），木質起居室/餐廳和商店家具（HS940360），帶軟墊的木質框架坐具（HS940161），其它木質框架坐具（HS940169）等6種產品。各國的木質家具進口額由這6種木質家具產品的進口額加總而成。

3.3實證研究

3.3.1平穩性檢驗為了保證數據的平穩性，更加準確地考察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木制家具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本文在建立回歸模型之前，必須對變量lnXi、ln(GDPi/popi)、ln(nerji)進行單位根檢驗，以防出現偽回歸，造成參數估計方法不當。因此，本文利用Eviews軟件進行LLC檢驗，具體檢驗結果見表2。檢驗結果顯示，在給定的5%的顯著水平，lnXi、ln(GDPi/popi)、ln(nerji)數列均拒絕原假設（H0：變量數列含有單位根），則認為各變量數列是一個平穩數列。根據單位根檢驗結果，發現變量之間是同階單整，可以進一步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本文采用Jahansen協整檢驗，具體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根據協整檢驗結果表明，第1行73.81>27.58，即在95%置信水平上拒絕原假設（拒絕了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假設），亦3個變量存在協整方程，同時也說明了3個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因此，本文可以在此基礎上對模型進行回歸。3.3.2模型回歸結果將2002~2012年從中國進口木質家具的主要貿易伙伴國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模型1僅加入1個控制變量人均GDP，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人口規模變量，根據R2和極大似然值，發現模型2的回歸結果更優良。在表4的模型1中，僅人民幣匯率和人均GDP作為解釋變量，由結果所得，人民幣匯率的顯著性為0.0621，相對顯著；從作用方向看，匯率與木質家具的進口額呈正比關系，即人民幣升值，則各國從中國進口家具的總額越大。在模型2中，加入進口國人口規模變量作為解釋變量，發現匯率變動的顯著性更高，但作用方向與模型1相反，表明人民幣升值，降低各國木質家具的進口額。在模型1和模型2中，匯率是影響木質家具進出口的一個顯著因素。根據模型2的回歸結果，如果人民幣升值則會導致貿易伙伴國從從我國進口木質家具產品的價格相對提高，降低國外市場對我國木質家具產品的需求，從而影響我國木質家具的國際競爭力。根據圖2可以看出，2002~2006年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國的木質家具進口額逐年增長，年均增長率達到29.2%，與此相應的1美元兌人民幣基本保持在8.27元。匯改以來至2009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21.2%，相應的各國進口中國木質家具總額的呈下降趨勢，從2007年的146.82億美元到2009年下降到114.42億美元，與上述模型回歸結果一致，即本幣升值，降低了他國進口中國木質家具的需求。2009年以來，中國為應對金融危機，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穩定，相應地他國進口中國木質家具的總額也逐步增長，恢復原先的增長水平。2005年中國人民幣匯率改革，人民幣升值。在短期階段對中國木質家具貿易具有顯著的影響，降低他國對中國木質家具的需求，這主要源于人民幣升值，提高其在國際貿易中的相對價格，削弱中國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但從2009年以后，人民幣升值后匯率穩定在一個合理期間，反而促進貿易的增長，可能源于匯率的變動并不改變出口商品的價值，短期市場波動主要通過匯率變動引起的市場價格競爭，在經過較長期的變化趨穩，會逐步降低匯率變化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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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出口貿易依存度穩步提升（如圖2所示）從圖1統計結果中可以看出，安徽省對外貿易依存度在2009年-2013年間保持穩定上升，從10.64%逐步上升至14.88%，但是與全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這表明安徽省的國民經濟對國際貿易經濟的依存度仍然比較低，在對外貿易發展方面仍然蘊含了極大的發展空間。

二、安徽省出口貿易產業國際競爭力分析

（一）安徽省出口商品市場占有率情況從2013年安徽省對外貿易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2013年安徽省進出口總額達到456.3億美元，其中出口總額達到282.5億美元，同比增長5.6%，占全國出口總額（22100億美元）的2.06%，且與其他經濟強省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這表明安徽省的出口貿易水平處于一個較低水平，出口貿易商品的市場競爭力較弱。

（二）安徽省人均貿易額情況通過對安徽省人均貿易額數據來看，2013年安徽省的人均貿易額為725美元，但是全國平均人均貿易額為4152美元，由此可知安徽省的人均貿易額僅占到全國的17.46%，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13年，安徽省出口貿易總額達到282.5億美元，人均出口貿易額為482美元，而2013年全國人均出口貿易額為3524美元，安徽省的人均出口貿易額僅占到全國水平的13.68%，同樣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三）安徽省出口貿易產品競爭力指數情況貿易競爭力指數主要是指以出口、進口貿易總額之間的差值并與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值。TC指數若在-1-1之間，TC指數若靠近-1，則提示該產業的進口額高于出口額；若TC指數約靠近1，則提示該產業的出口額高于進口額。在TC指數中，貿易競爭劣勢極大、較大或者微弱時TC指數分別采用（-1，-0.6）、（-0.6，-0.3）、（-0.3,0）表示，而貿易競爭優勢極強、較強、微弱時TC指數分別采用（0.6，1）、（0.3,0.6）、（0,0.3）表示。從圖3中可以看出，安徽省進出口貿易指數出現短暫下滑，從2010年開始出現明顯上升，但是仍然處于（0,0.3）、（0.3,0.6）之間，這表明安徽省的進出口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水平處于較強水平，雖然在2013年進出口貿易TC指數出現一定下降，但是與2009年、2010年、2011年相比保持較高的競爭優勢，由此證明安徽省近年來隨著國際貿易量的逐漸上升及產品結構不斷優化，國際貿易競爭力具有巨大的上升潛力。

（四）安徽省出口貿易產業地位情況從出口貿易產業鏈分工角度來看，安徽省的出口貿易產品均來自于低端產業鏈，出口貿易優勢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如：茶葉、家具、紡織品、服裝等），雖然在短時間內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保證安徽省出口貿易穩定增長。以安徽省茶葉出口情況來看，從2009年至2013年間，安徽省茶葉出口量從2.56萬噸增加至3.68噸，出口總額也從4957萬美元增長至13635萬美元，具體統計數據如表2所示。但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隨著人工、材料成本的逐漸上升，這種競爭優勢會逐步消失。從近年來安徽省出口貿易方式來看，雖然一般貿易（如：茶葉）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每年出口量達到加工貿易的3倍以上，但是加工貿易近年來的增長率卻明顯高于一般貿易，這表明安徽省出口貿易產品的技術含量正逐步提升。從宏觀角度來看，近幾年安徽省出口貿易產品對國家外貿扶植政策的依賴性仍然比較強，對國際市場變化相對比較敏感，因此國家政策及國際市場的變化全省出口貿易影響比較大。

三、安徽省出口貿易產品結構發展現狀

（一）全身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結構偏低通過對安徽省最近五年的出口產品結構進行比較分析，雖然在產業結構方面有了明顯優化、調整，出口產品結構中高新技術比重有一定提升，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出口產品結構中高新技術出口比例仍然偏低，明顯低于全面平均水平。因此，安徽省出口產品結構中高新技術產品的市場出口量及市場競爭力仍然有待提升。

（二）傳統優勢產業缺乏國際競爭力安徽省長期以來出口產品主要以農產品、制造業產品為主，在整個出口額中占據較大比重，每年出口增長額明顯高于出口額增長，這表明安徽省在傳統優勢產業方面仍然處于以量取勝階段，產品的附加值較低，經濟效益不高。目前，由于國外經常以反傾銷方式阻礙我國傳統產業產品出口，再加之國內相關法制、政策不健全，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安徽省的對外貿易摩擦，不利于營造一個良好的對外貿易環境。

（三）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仍然偏高從安徽省出口貿易的RCA指數、TC指數來看，安徽省出口產品中0類產品的市場市場競爭力相對比較強，但是從最近五年的統計數據來看，出口的數量、市場競爭力上升比較平穩，這可能因為安徽省豐富的資源有關。安徽省作為人口大省，勞動者輸出量比較大，勞動力成本比較低，雖然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可以獲得豐厚的經濟效益，但是缺乏強有力的市場競爭力。

（四）出口產品品牌競爭力不足目前，從安徽省出口貿易產品結構可以看出，出口產品中紡織、服裝、鞋襪、旅行用品、家具等商品上具有較強的出口競爭力。我們以服裝出口為例，2013年安徽省服裝出口的TC指數已達到0.997，表現出很強的競爭優勢。但是作為服裝出口的大省，安徽省卻沒有一個國際性的服裝品牌。出口產業由于缺乏知名品牌，使安徽省出口企業和出口產品形象一直處于低端行列。

四、提升安徽省出口貿易量的策略分析

安徽省通過對出口貿易產品結構、產業結構進行不斷優化、調整，出口貿易產品結構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一般貿易的增長率出現不斷下降，而加工貿易的增長率出現明顯上升，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作用于安徽省出口產品結構的優化、升級，增強安徽省的出口經濟對國內政策、國際經濟變化的適應能力。從目前的發展現狀來看，雖然安徽省出口貿易產品結構、產業結構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狀態，但是這種狀態并不是同步的，且未對彼此起到高效的促進作用，對此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制定對應的發展策略。

（一）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創新對外貿易方式目前，安徽省的出口貿易產品中機電產業仍然是主導產業，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貿易水平仍然比較低。鑒于上述貿易發展形勢，筆者認為安徽省應該整合優勢資源，增加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的技術水平、生產能力、出口量，出口產品推動從初級產品逐漸過渡到高級產品，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具體來說可以一方面可以加強相關專業人才的培養、引進，提升自身的技術實力[3]；另一方面則是加強與國內外相關企業之間的交流、合作，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生產工藝、管理方法，以此來增強自身的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除此之外，在黨的十七大中明確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戰略任務，要求各個省市要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完善現代產業體系，全力發展具有戰略性意義的新興產業，提升地區的“智造”水平。目前，安徽省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已經不適應現代社會經濟發展，必須走特色型工業化產業發展道路，努力提升自身的技術優勢，強化產業自主創新、結構優化升級、節能減排，加快推進“安徽智造”發展戰略，為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奠定堅實基礎。打造綠色農業產業產品品牌是目前國際農業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安徽省作為我國內陸省份，擁有得天獨厚的農業資源，通過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綠色農產品品牌不僅能夠讓本省農產品滿足國際標準，也是應對外國農產品綠色壁壘的最佳策略之一。因此，筆者建議可大力研發、引進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重點加強生態農業產業園區、綠色農業產業基地建設，構建優質特色農產品的生產、加工、出口貿易“一條龍”產業鏈，提升本省農產品的附加值，優化出口貿易產品結構，增加本省出口貿易額。

（二）實施“進口”、“出口”平衡戰略，促進出口產品多樣化近年來，我國與歐盟、美國之間的出口貿易摩擦不斷，國外的貿易保護主義嚴重影響了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效果。因此，若我們單純性依靠出口貿易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是不夠的，必須充分結合“引進來”、“走出去”發展模式，通過“引進來”先進的技術、設備、產品、人力資源以及管理經驗，這樣可促進“走出去”經濟實現穩定、持續發展[5]。通過對安徽省的外貿情況進行分析發現，安徽省的進口貿易、出口貿易之間長期存在明顯的差距，因此平衡“進口”、“出口”水平符合安徽省的發展現狀。實施“進口”、“出口”平衡戰略具體可從政府、企業兩個層面來落實，一方面地方政府應制定一系列的補貼、招商引資優惠政策，從政策層面對出口企業、外資企業給予一定扶持，有利于大量吸引外地資本、技術進入本地，同時也可以將本地區優秀出口企業、產品輸送出去，從而實現“進口”、“出口”平衡戰略；另一方面外貿企業作為出口貿易的主體，首先應該學會“引進來”，以市場需求為主導，利用各種機會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生產理念、技術、設備及管理經驗，并逐步轉化為自主創新，提升外貿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最終實現“進口”、“出口”之間的良性互動。

（三）全面開拓新興市場，促進對口貿易區域結構多元化安徽省為了進一步獲得更多的出口貿易份額，在鞏固傳統國際市場的同時應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國外貿易壁壘影響，出口企業應根據國際市場需求及時調整出口市場結構，努力尋求新興出口市場，堅持走市場多元化發展戰略。在拓展新興市場過程中，出口企業應細致分析出口地的人口總量、經濟規模、消費水平、市場環境等多項指標，目的在于開發最具發展潛力的國際新市場，例如：北非、拉美、東南亞等其他周邊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6]。針對本省重點出口企業，筆者建議加強技術、資本及人力資源投入力度，切實提升企業自身的自主研發能力及知識產權，提升本省出口企業產品附加值。在企業全面拓展新興市場中，政府也應該給予極大的扶持與幫助，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升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增加貿易伙伴國數量，降低出口企業的國際貿易風險，促進本省出口產品結構形成多元化布局發展目標。

（四）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化升級從國外出口經濟發達國家發展進程來看，其出口產業的工業化發展基本上需要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模式。目前，安徽省出口工業發展正處在由勞動密集型產業階段，由于該產業人力成本高、生產率偏低，隨著市場經濟水平的不斷上升，人力成本、材料成本會成為產業發展的瓶頸，為了推動安徽省出口工業實現資本型、技術型產業轉化，就必須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加強高等或者技術類教育領域投入力度。雖然安徽省具有豐富的人力資源，但是文化水平、技術水平卻低于全國其他省份。為了推動安徽省出口貿易產業的快速發展，必須加強對高等或者技術類教育的投入力度，重點扶持職業技術教育院校發展，優化職業教育教學結構；同時增加高等院校科研經費支持，引導企業與高校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培育優質人才、高新技術，推動安徽省出口企業實現產業優化升級。二是出口企業要不斷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管理戰略等，吸取國外企業的經驗教訓，充實自身的技術與管理水平，在不斷創新、優化自身管理、技術體系，有助于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樹立良好國際形象，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促進本省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逐步轉向資本型、技術型企業。三是政府機構應加強基礎建設與行政支持。地方政府應加強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為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環境條件；根據國家相關要求及本省出口經濟發展戰略，制定并出臺一系列針對出口企業的扶持或者優惠正常，如：區別對待營業稅、出口退稅等。

（五）加快培育創新系統，提升核心技術競爭力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安徽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產品研發經費達到247.7億元，與2012年相比增長約18.5%。近年來，安徽省企業逐步認識到掌握核心技術才能真正進入國際市場，逐步由技術引進向技術研發轉變。但是從目前發展現狀來看，企業持續增長的研發經費未在短時間內推動企業核心技術創新與發展，很多高新技術企業仍然需要依賴于國外技術，這對安徽省出口經濟帶來嚴重影響。安徽省應多管齊下提升出口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政府機構應進一步建立健全稅收、財政、采購等方面激勵機制，從政府金融政策上保障企業自主創新資金源，共同承擔企業研發風險，有助于激發企業投入更多的科研力量與經費；廣泛收集企業技術需求信息，并合理整合高校、科研機構資源，進一步完善高校、科研院校及企業之間的科技轉化進程，引導上述機構科研方向逐步向企業需求靠攏或者共建經濟實體或研發機構，為“學、研、產”提供最佳平臺，利于增強“學、研、產”體系對接力度，增強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給、轉化，最終將提升安徽省出口企業的核心科技水平，增強企業的世界競爭力。

篇（4）

據商務部的資料顯示，從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間，我國應對的國外貿易救濟措施的案件一共842起，涉及案件金額736億美元，其中涉及河北省的案件數量共計254起，占31.28%。2012年國外共對我國發起反傾銷、反補貼、雙反調查、保障措施、特保調查77起，案件涉及河北省的數量為42起，即54.55%的國外貿易救濟案件與河北省的出口貿易有關。從總體上來說，十年來河北省出口貿易摩擦的案件數量、企業數量、涉及的國家和地區及涉案金額也越來越多。從涉案的情況來看，2006年開始無論是涉案數量還是涉案企業，以及涉及到的國家、地區和金額，均呈現波動式增長增加的現象。2006年共有14個國家和地區對河北省出口產品實施貿易摩擦共有35起，同比增長288.89%，涉案企業為101家，同比增長90.57%；2008年共有11個國家和地區對河北省實施貿易救濟措施調查案件共40起，涉案企業33家；2011年雖然與上年持平，涉案企業465家，同比增長75.47%，但涉案金額則高達4.66億美元，同比增長約5倍，其涉案企業數量和涉案金額均創歷史最高紀錄。2012年是河北省遭遇貿易救濟案件最多的一年，達到了42起，比2011年又增長了50%。而且，2012年超千萬美元的較大案件多達8起，占當年全部案件涉案總金額的96.84%；而2013年上半年，國外對華涉及河北省的貿易救濟案件呈現新的特點，涉案金額同比大幅下降45.25%。

（二）反傾銷仍是出口貿易摩擦的主要形式

2002-2013年河北省遭遇到的國外貿易救濟案件中，貿易救濟形式多樣，包括反傾銷、反補貼、雙、保障措施等，但反傾銷依然是主要貿易摩擦形式，而且這種態勢還會繼續保持，但雙反案件和反補貼案件有上升趨勢。如2012年的42起貿易摩擦案件中，反傾銷調查21起，占50%；反補貼案件6起，占14.29%；“雙反”調查3起，占7.14%；保障措施調查3起，占7.14%；特別保障措施調查1起；反規避調查8起，占19.05%。2002-2013年河北出口的290起貿易摩擦案件中，反傾銷案件186起，占64.14%。從各年的數據來看，除了2009年反傾銷占當年的貿易摩擦案件的47.22%外，其余各年反傾銷案占當年貿易摩擦案件的50%以上。雙反案自2006年開始出現，共有43起，占14.83%，其中2009年有10起，占當年的27.78%，是歷年來河北省出口企業遭受雙反調查最多的一年。反補貼案2012年才被單獨使用，共計8起案件，占2.76%。另外，還有保障措施案共計21起，占7.24%。特保措施案共同計10起，占3.45%。其它案件共計22起，占7.59%。但值得關注的是，在反傾銷案實施后國外很多國家又針對出口產品采取的規避措施提起了反規避調查，2012年反規避案件增加到8起，其中歐盟占了5起，美國、墨西哥、土耳其各1起，比2001年至2011年入世后11年的總和還多1起。

（三）涉案行業不斷增加，鋼鐵、新能源行業成為貿易摩擦的重點

自2001年至今，河北省先后有白水泥、草甘膦、純堿、鑄鐵產品、冷凍草莓、陶瓷、緊固件、機涂層鋼板、鍍鋅板和鍍鋁板、棉及棉混紡織品、苯胺類產品、晶體硅光伏電池等多個產品和行業遭遇反傾銷等調查，涉及鋼鐵、化工、醫藥、能源、輕工等諸多行業，涉案產品相對集中，其中鋼鐵行業和新能源則成為貿易摩擦的重災區。如2010年的28起案件中，涉及鋼鐵產品的案件占比36%，輕紡產品占比29%，化工產品占比21%，此三類產品合計占案件總數的86%，其他案件占比不到14%。2011年，鋼鐵及鋼鐵產品案件與上年持平，但涉案企業同比增長41.98%，涉案金額更是急劇增長了2.5倍。2012年涉及鋼材及鋼鐵產品案件多達16起（其中鋼材產品11起，鋼鐵制品5起），比上年增加9起，同比增長128.57%。此外，新能源產業遭受國外貿易調查成為新的重點，2011年和2012年美國與歐盟先后對我國光伏產品提起的“雙反”調查，涉案企業多達31家。同時，金額占到涉案總金額的90%以上。河北省是我國光伏出口大省，擁有英利集團、晶龍集團、新奧集團等光伏巨頭，其中，英利綠色能源對歐洲的出口占其出口的一半以上。出口貿易摩擦對河北省的出口貿易及相關產業發展產生了極其不利的影響。

（四）新興市場成為發起貿易救濟的主要國家

入世后對我國發起貿易救濟的國家和地區不斷擴大，2008年之前，涉及河北省出口產品的貿易摩擦國家和地區主要為美國和歐盟等發達成員。而目前除了上述國家和地區外，隨著印度、加拿大、俄羅斯、土耳其、哥倫比亞、澳大利亞、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國家為保護本國家和地區企業的利益，紛紛對中國產品進行貿易救濟調查，其中有一些案件涉及到河北省的出口產品。從現在的案件數量來看，新興市場國家發起的貿易救濟案件不斷增多，已經成為案件的主要發起國，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國家。2010年河北省涉案的28起案件中有18起為新興市場國家發起，占案件總數的64.29%，發達國家發案數量只占35.71%；2011年14起，占比50%；2012年有22起，占52.38%；2013年上半年，新興市場國家發起的案件數量為5起，占比為55.56%，同時涉案金額也占到總金額的67.11%。

（五）國外貿易救濟的聯動效應增強

貿易救濟的聯動效應是一個國家的一種產品被某個國家發動貿易救濟調查，會接連有若干國家針對該國的該種產品提起貿易救濟調查，或者某個國家被一個國家發動貿易救濟調查，會引起其它國家針對該國提起貿易救濟調查。以光伏太陽能產品為例，近幾年國外針對我國光伏產品采取的“雙反”調查不斷，2011年美國對我光伏太陽能電池產品發起“雙反”調查后，接著在2012年歐盟和印度又分別對我光伏產品發起“雙反”調查和反補貼調查，2014年1月美國又對我國光伏產品提起了新一輪的“雙反”調查，同時對從中國臺灣地區進口的光伏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河北省的光伏產業不僅在全國具有重要地位，在河北省的經濟發展中也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歐美國家連續對光伏產品的“雙反”調查，對河北省的光伏產品的出口及光伏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打擊。

二、河北省出口貿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一）貿易保護主義升溫是國外的主要原因

2008年金融危機，2009年的歐債危機，導致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處于低迷狀態，經濟發展緩慢，引起出口下降，國內失業增長，內需不足等現象，這種影響不僅包括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一方面各個國家將經濟復蘇建立在政府的政策刺激上；另一方面各國政府及各種利益集團為了保護本國市場和利益、緩解就業持續低迷誘發的國內社會和政治矛盾，利用貿易保護政策將矛盾焦點轉移到國外，加大了貿易保護手段的實施。而作為全球第一出口大國，中國產品自然會面臨貿易保護主義的空前打壓，河北涉案的產品自然不可避免。

（二）出口產品以高能耗高污染的產品為主

從河北省出口商品結構上看，出口結構比較單一，存在較多的“兩高一低”產品，即高物耗、高能耗及附加值低的產品，也就是說，出口產品主要以高能耗高污染的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在河北出口產品中，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一直處于增長趨勢，但增速放緩，而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近幾年均處于下降狀態。2011年鋼材、紡織服裝、醫藥化工、輕工等傳統產業出口占64.8%，比上年提高1.6%；2012年紡織品、服裝、家具、塑料制品、箱包、鞋類、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比上年增長8.3%，占21.5%；2013年上半年出口比上年增長8.5%。機電產品2011年出口占34.9%，同比下降2.1%，2012年出口微降0.5%，2013年上半年出口同比下降6.2%；高新技術產品2011年出口占13.3%，同比下降2.5%，2012年1～11月同比下降18%，2013年上半年同比下降14.3%。

（三）出口產品的高技術含量較低

河北省出口的產品包括機電產品、鋼材、服裝、紡織品等，主要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品比重低。河北省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的產品，不僅是發達國家緩解部分就業壓力的傳統優勢產業，也是發展中國家出口的比較優勢行業產品，國際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很容易招致貿易救濟調查，是反傾銷的多發領域。近幾年發展中國家頻繁對我國發動貿易救濟調查的原因，主要就是我國出口產品與當地國家的產品結構相似，導致競爭激烈而引起的。如2012年歐洲、南美、美國、澳大利亞等地區（國家）成為河北鋼鐵企業的主要出口市場，而上述主要出口市場頻頻對我國鋼鐵出口產品啟動貿易救濟調查，尤其是南美的巴西，針對鋼鐵產品就發起了5起反傾銷調查，在各國中居首，占35.7%；其次是泰國，為3起，占21.4%；澳大利亞、加拿大、馬來西亞、墨西哥、土耳其和中國臺灣，均為1起，各占比7.1%。

（四）出口企業應訴不利

從總體上來說，河北省出口企業的應訴在全國各地區中居于前列，據相關統計，2002～2010年，在我國遭遇的反傾銷調查中，有36起案件涉及河北企業應訴；在我國遭遇的反補貼調查中，有1起案件涉及河北企業應訴。在河北省企業應訴的36起反傾銷調查中，涉及化工的案件數最多，為10起；其次是冶金產品；再次是機械產品。但也有部分案件及部分企業在遭受國外發起的反傾銷調查或“雙反”調查時不應訴或應訴不利，尤其是中小企業，主要是基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其生產規模及出口規模較小，本身缺乏反傾銷、反補貼的專業人員，缺乏應訴的能力與技巧；二是應訴成本過高，而中小企業缺乏足夠的資金；三是沒有充分認識積極應訴的意義，有“搭便車”的思想，享受其他企業積極應訴的成果。如南非對華無框鏡反傾銷調查案中，涉及4家河北企業，由于企業不應訴，最終南非國際貿易委員會決定對涉案產品征收40.22%的臨時反傾銷稅。

三、化解河北省出口貿易摩擦的有效途徑

（一）加快出口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為了進一步調整河北出口商品結構，加快河北省產業優化升級的步伐，應該加快建設河北省高新技術產業基地、高成長性特色產業基地，形成多個產業聚集區，促進產業聚集，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尤其要支持運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對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的改造提升，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逐步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形成合理的產業布局。同時，要積極發展新能源和節能、環境保護等新產業，加強能源資源的綜合利用，降低能耗，大力發展循環經濟；進一步加大對重點產業、支柱產業，如裝備制造業、石油化工等產業的技術投入和關鍵技術的研發，解決產業發展中的一些瓶頸制約。

（二）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加強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注重新產品的開發，提高產品的質量，增加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出口企業應注重出口產品的品牌培育，提高產品的品牌知名度，更要重視并獲得各種國際認證。從發達國家當前貿易壁壘的實際來看，衛生檢驗檢疫、技術規范、質量標準、環境保護等方面要求越來越嚴，出口企業獲得相應的認證等于拿到了進入相關市場的通行證。另一方面，政府還要進一步出臺鼓勵出口企業創新的相關政策，以調動出口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和內在動力；鼓勵企業與高等院校、科研結構的產學研聯合，激發各種力量參與企業的創新。還要從技術改造、國際市場開拓、通關便利、商品檢驗等方面給予政策扶持，包括建立高水平的質量評估體系，推動出口產品生產、質量管理與國際接軌，促進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

（三）加大對新興市場的出口

在鞏固傳統的美、歐、日市場的基礎上，應當大力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利用現有的區域合作機制，擴大與區域內新興市場的貿易往來，努力開拓東盟、中東、南美等地區的市場，以減少由于市場過于集中而導致的貿易摩擦問題。為此，應該積極鼓勵出口企業參加國際性商品會展，尤其是新興市場國舉辦的會展；同時有關部門應該有目的、有重點的組織對相關國家的市場調研，對新興市場的基本狀況，貿易政策，及當地市場的需求特點有所了解，降低企業進入的風險和成本。近幾年河北對歐美的出口下降，而對新興市場的出口則出現了增長。2011年，河北省對歐盟等十大市場出口占全省出口總值的比重為74.2%，下降1.4%，其中，對歐盟、美國、日本三大傳統市場出口占比下降3.0%，對東盟、韓國、俄羅斯聯邦、印度、澳大利亞等地出口占比提高1.9%。2012年河北對歐盟出口下降24.1%，對東盟出口則增長34.8%，對俄羅斯出口24.9億美元，增長18.3%。

（四）加強行（商）協會的調控管理

結合國內外經驗，行（商）協會在處置國際貿易摩擦中的作用日趨重要。表面看來企業是發起和應對國際貿易救濟措施的主體，實際上國際貿易摩擦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它往往不是不同國家（地區）的單個企業之間的較量，而是不同國家（地區）統一產業或行業之間的博弈和競爭。這就需要依靠行業組織的力量來聯合應對，行（商）協會在信息、協調、公共關系、人才技術、成本等方面具備單個企業所不具備的優勢。政府可以通過對行（商）協會實施稅收優惠政策，建立政府購買服務制度，提供資助或培訓等其他措施，培育和扶持行（商）協會加快發展，并為行（商）協會的發育成長提供必要的發展空間。

篇（5）

1.2安徽省茶葉競爭力本文通過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對安徽省及國內主要產茶省份進行茶葉產業競爭力的比較分析。顯性比較優勢指數是以一產業在某國出口中所占的比例與其在世界貿易中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例之比表示，在世界水平下，可以較好地表現該產業出口所具有的相對優勢。本文借鑒顯性比較優勢進行茶葉出口競爭力國內比較優勢的橫向分析（見公式1），以安徽省茶葉產業在安徽省出口中所占份額與中國對外貿易中茶葉產業占外貿出口總額的份額之比來反映安徽省茶葉產業在我國茶葉出口中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其中，RCAij表示j省茶葉產業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Xij表示j省茶葉的出口額，Xtj表示j省的總出口額，Xiw表示中國茶葉的出口額，Xtw表示中國的總出口額。評價競爭力強弱的指數標準不變。評價標準如下：RCA大于2.5，有極強的國際競爭力；RCA介于2.5-1.25之間，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RCA介于1.25-0.8之間，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RCA小于0.8，則表明其國際競爭力較弱。如圖1所示，安徽省、湖南省和浙江省三省的茶葉產業RCA指數均大于2.5，因而從全國范圍來看，其具有極強的競爭力。雖說浙江省年茶葉出口額全國排名第一，但從RCA指數來看，產業競爭力低于安徽和湖南兩省，且逐年下滑，2005至2012年從5.19下滑到4.17。安徽省RCA指數較為平穩，基本上保持在8.0左右，競爭力極強，但2012年RCA指數較2011年RCA指數下滑較大，從9.16下滑至7.88，下滑了1.28，幅度為13.97%，但仍具有極強競爭力。從RCA指數來看，安徽省茶葉產業競爭力也低于茶葉出口排名第三的湖南省。湖南省RCA指數較圖表中其他各省而言，異常的高，2011年更是達到17.32，總體表現為不斷上升的趨勢。福建省RCA指數徘徊于1.43至2.08，因而福建省茶葉產業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江蘇省RCA指數均低于0.8，其茶葉產業的競爭力較其他省份而言相對較弱，直接說明了其茶葉年出口量的不足。

2安徽省茶葉出口貿易優勢和劣勢

2.1安徽省茶葉優勢①環境和文化優勢。安徽省全省以山地丘陵地形為主，多云霧，晝夜溫差大，降水充足，適宜茶樹的種植，加上悠久的茶歷史與茶文化、以及安徽人民的辛勤經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享譽國內外的高品質的名優茶。②價格優勢。安徽省茶葉出口價格自2007年的0.162萬美元/噸上升到2012年的0.323萬美元/噸，相較于全國平均出口價位（2007年為0.209萬美元/噸，2012年為0.332萬美元/噸），安徽省茶葉出口價格有明顯的價格優勢。③產業后發優勢。2012年安徽省全省茶產業綜合產值180億元，大多數初具規模的茶葉企業已實施了清潔化加工項目，茶葉生產逐漸向深加工、精加工方面靠攏。安徽省茶葉在國內茶飲消費市場上每年以5%的速度遞增，國外出口銷售逐步提速。

2.2安徽省茶葉劣勢①產量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12年，我國茶葉總產量約179萬噸，茶園面積大約為2280千公頃，全國平均單位面積產量達0.0785萬噸每千公頃。安徽省茶葉單位面積產量為0.0635萬噸每千公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②茶葉出口品種較單調。安徽省茶葉以出口綠茶為主，出口茶葉中90%是綠茶，出口量仍在不斷上升，紅茶和特種茶的出口量增長相對緩慢。而且安徽省茶葉生產出口多為初級產品，產業鏈短，深加工程度不足等原因，出口茶葉價格仍然處于低價位。③中大型茶企帶動不足。安徽省茶葉生產主要以家庭生產為主，茶園面積分散，難成規模，而茶葉加工以手工制作為主，輔之以簡單機器，使得茶葉的附加值較低。公司加農戶形式的合作形式中，相關茶葉企業大部分為中小型企業，缺乏大型的龍頭企業帶動。以2010年來看，進入中國茶葉行業百強企業名單中的14家安徽茶葉企業，主要以茶葉出口為主的企業只有5家。2012年第二屆中國茶葉企業品牌建設高峰論壇揭曉的“2012中國茶葉企業產品品牌價值榜單”中，安徽省僅有LUCKYBIRD、汪滿田、迎客松、徽六、霧里青、天方等12個品牌上榜，尚缺乏品牌優勢。④茶葉質量安全問題突出。茶葉中農藥殘留、有害微生物和重金屬殘留現象嚴重，不僅會造成安徽省茶葉出口量的減少，而且使安徽省茶葉在國際國內市場上的聲譽受損。此外，加工、包裝、密封、儲運等環節的衛生技術控制未達標，也使茶葉受到二次污染。⑤出口茶葉企業無序競爭，成交價格下滑嚴重損害了生產者利益。國際市場茶葉產品目前仍處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出口產品的利潤空間從總體看在不斷減小，安徽省相當多的傳統出口生產企業被迫放棄出口，取而代之的是經營方式更靈活、管理運營體制更高效的私營企業，由于需要依靠規模獲得效益，導致產能增大而加工的精細化程度不足，產品的品質水平在我國茶葉總體質量水平中處于中下。

3安徽省茶葉出口貿易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3.1嚴格衛生標準，提高茶葉品質茶葉生產管理部門應加強普及科學種茶和科學加工等知識，多途徑開展培訓，科學用藥，加強農藥采購、管理、施藥等細節方面的記錄，引導科學管理、科學種植、科學加工，確保出口茶葉品質。同時，加大對茶葉企業的扶持力度，鼓勵企業實施清潔化加工項目。

3.2延長生產鏈，增加附加值努力改進傳統獨立加工模式，加大資金投入，建立規模化茶葉加工中心，創新茶葉加工形式。在茶葉包裝上，將其與安徽省特有的文化、旅游相結合，在宣傳徽文化、“徽旅游”的同時增加茶葉本省附加值。茶葉產業鏈的延長，有助于提高安徽省茶葉的貿易競爭力。

3.3茶企聯合，匯零為整安徽省現有大大小小7000多家茶葉企業，茶葉企業數量龐大，但這些企業大多為小企業，分布于偏遠的靠近茶園的山區城鎮，分散程度較高，因而難以形成規模。政府部門應出臺相關扶持政策，積極進行全省茶葉產業專業合作社建設管理，匯零為整，抱拳出擊，提高小農戶面對大市場的競爭力。此外，大力培育市場主體，對一些規模性茶葉企業給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使其做大做強，并帶領勢單力薄的小規模茶企，以面對來自外部環境的激烈競爭，走企業聯合之路，共同利益，降低風險。

3.4改善茶廠設備，提高集約化程度加大綠色生產力度的宣傳，對全縣茶葉加工廠進行改造，對相當一部分的家庭作坊式茶廠進行教育改革，鼓勵他們以集體為單位，定好專門的加工點，以無公害茶生產標準進行。最重要是更換新型茶葉加工設備，以提高茶葉加工質量。最后還得多作市場調查，聽取消費者建議，改進茶葉的加工工藝。先進設備和先進加工工藝兩者的完美結合，才能加工出獨特的名茶。

篇（6）

1對外貿易的總體戰略

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按商品和勞務流向不同可分為出口貿易、進口貿易和過境貿易。不同國家根據本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要求，結合國內外的客觀環境條件，對國際貿易的發展目標和實現手段，特別是對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或鼓勵或抑制的不同政策，都制訂有各自的戰略規劃，以作為本國對外貿易總的指導思想，即稱對外貿易的總體戰略。

西方經濟學家和一些國際組織，把近幾十年來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采取的對外貿易總體戰略大體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進口替代型戰略。最早實施這種戰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該戰略主要是高筑貿易壁壘，限制進口，通過建立和發展本國的民族工業替代工業制品的進口，減少對國外經濟的依賴，保護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業。為了解決本國工業發展進口機械設備所需外匯，也出口一定數量的資源型產品和初級產品。

二是出口導向型戰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實施的是這種戰略。該戰略與進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張大力發展外向型的加工業，擴大工業制成品的出口，促進整體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這些國家把國際市場作為本國經濟的活動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勵出口貿易的同時，也大量引進外資、技術、進口原料，以彌補內資金和原材料的嚴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戰略。該戰略是上述兩種戰略的結合，把進口貿易與出口貿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過分限制進口，也不過分鼓勵出口。印度在20世紀70年代一度采取過這種戰略。

以上三種戰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區別在于側重點不同：進口替代型把保護、限制進口作為戰略重點，出口導向型把鼓勵出口作為戰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顧，視為同等重要。

我國過去幾十年實行的究竟是何種對外貿易戰略，從來沒有過統一的認識和非常明確的定位。改革開放前談不上貿易戰略這個概念，當時按實際做法是在過分強調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導下，基本上采取了閉關鎖國及幾乎封閉式的進口替代型。至于市場的選擇，更是反復多變、忽而是“東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與國際間的經貿聯系日益加強，對外貿易不斷擴大，但外貿戰略仍然搖擺不定。大體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前基本上實行的是類似進口替代型與出口導向型相結合的混合戰略；1994年以后，由外經貿部提出了以進出口貿易為基礎，商品、資金、勞務合作與交流的相互滲透和相互協調發展的“大經貿”戰略。這實際是一種內容復雜、實施困難、含糊不清的戰略。加入WTO以后，我國的對外貿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但究竟應該實行什么樣的總體戰略。最后在爭論無果的情況下，又提出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選擇可持續發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比較自由的，配以適當保護的綜合戰略”和有管理的可調節的自由貿易政策。這更是一種沒有具體戰略的戰略。

2外貿總體戰略中出口貿易的戰略地位

盡管我國的對外貿易，在過去甚至今后的戰略選擇問題，總是沒有形成過完全統一的認識，但有一點是大家都無可爭辯的，這就是出口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戰略中始終處于主導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僅是我國對外貿易的關鍵所在，更關系到我國對外開放的前途問題。實踐證明，正是這些年我國堅持了以出口貿易為先導，才以此帶動了進口貿易，推動了對外開放，促進了國民經濟增長，主要表現在：

（1）從外貿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終高于進口依存度。從1990～2005年的16年間，出口貿易依存度有15個年份高于進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為20%以上，最高年超過30%，也就是說我國每年GDP的20％以上來自出口貿易。

（2）從外貿貢獻度方面，出口貿易是國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出口的增長，必然會帶動國民收入的增長。根據林毅夫等學者的測算，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外貿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動GDP增長1.0％。而進口貿易，由于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國內市場一直處于供給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對經濟增長不僅沒有貢獻，而且體現為漏損，二者呈負相關，進口每增長10.0％GDP增長為負0.56％。由此可知，我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貿易的大幅增長功不可沒。出口貿易已成為與投資，消費一起拉動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尤其在目前內需不足的情況下，出口這駕馬車顯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長還會刺激消費增加和投資擴大，對后兩駕馬車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貿易是我國換取外匯的重要來源。從1978～2005年我國年出口貿易額由97.5億美元增長到7620億美元，增長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間，除1993年貿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額大于進口額，其中2005年順差超千億美元。多年的貿易順差為我國換取了大量的外匯，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出口的迅速增長，同時也帶動了進口的增長。進口額由1978年的108.8億美元增長到2004年的6601.2億美元，增長了約61倍。

出口貿易能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戰略重點，并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與我國的基本國情及實行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戰略密切相關的。這是因為：首先，出口貿易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需要。實行對外開放，就要大力發展外經貿事業，就要大規模地引進技術設備、利用外資、開展對外工程承包、勞務合作以及多邊、雙邊經濟合作等，所有這一些都需要出口貿易換取的外匯提供資金保證。其次是我國產業結構，乃至整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需要。一方面因為發展出口貿易必須積極發展國際市場需求的產品，這對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貿易也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所需資金創造條件。第三，我國具有發展出口貿易的比較優勢。如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成本優勢，稀有金屬、煤炭等的礦產資源優勢，機電等制成品的工業基礎、生產規模和成熟的國際市場優勢，新開發生產的高科技產品優勢等都比較明顯。

3出口貿易的商品結構的戰略選擇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貿易的物質商品結構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發生了兩個明顯的轉變：一是由以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產品、礦物燃料產品等為主，工業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別是90年代以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005年初級產品的出口僅占全部出口產品的7.9％，工業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業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為主向精加工型為主的轉變。過去我國出口的工業制成品多屬于附加值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近年來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產品逐漸增多。目前我國出口的幾大類產品中，高科技產品僅次于機電、輕紡排在第三位，而且還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但是目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總體上講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狀況仍未根本改變。輕紡產品中的絕大部分和機電產品中的相當一部分依然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不僅在國際市場上的銷售價格上不去，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和我國國內原材料價格、勞動工資的上升，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優勢也正在減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產品較少，市場競爭力不強。貼牌產品雖然市場看好，但我國付出的成本代價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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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綠色貿易壁壘，實質上是指進口國政府以保護生態環境為綱，以限制進口保護貿易為目的，通過頒布復雜多樣的環保法規、條例、建立嚴格的環境技術標準和產品包裝要求，建立繁瑣的檢驗認證和審批稅、實行環境構想制度，以及保證環境進口稅方式對進口產品設置的貿易障礙。綠色貿易壁壘通常分為兩類：一類是政府引導型的綠色壁壘，另一類是非政府引導型的綠色壁壘。綠色貿易壁壘的內容主要包括環境進口附加稅、綠色技術標準、綠色環境標準、綠色市場準入制度、消費者的綠色消費意識等方面的內容。將環保措施納入國際貿易的規則和目標，是環境保護發展的大趨勢。由于西方國家的公眾和政治家對環境的關注，環境保護逐漸成為服務于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一種武器，而且成為在國際貿易談判中討價還價的籌碼。

一、綠色貿易壁壘的表現形式

環境保護與貿易保護的契合決定著綠色壁壘的應用較為廣泛，涉及到的不僅包括制成品，還包括中間產品；不僅包括產品的質量，也包括產品的加工生產方法以及產品的設計和消費處理過程。綠色壁壘應用的廣泛性，使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

1.綠色關稅制度

發達國家對一些污染環境和影響生態，可能對環境造成威脅及破壞的產品征收進口附加稅，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進口，甚至對其實行貿易制裁。但是，在標準的實行上常常內外有別，明顯帶有歧視性，可以說是以綠色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

2.綠色技術標準制度

通過立法手段，制定嚴格的強制性技術標準，限制國外商品進口。發達國家憑借自己的經濟技術優勢和壟斷地位，不考慮或很少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對進口產品不分國別一律采取非常嚴格的技術標準，事實上導致發展中國家產品被排斥在發達國家市場之外。

3.綠色環境標志制度

綠色環境標志又稱綠色標簽或環境標簽，是環保產品的證明性商標。發展中國家產品為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必須提出申請，經批準取得綠色環境標志。目前已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推行綠色環境標志制度，并趨向于協調一致，相互承認，對發展中國家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形成了巨大障礙。

4.綠色包裝制度

發達國家制定的較高且比較完善的包裝材料標準，包括廢棄物的回收、復用和再生等制度，是為了防止包裝材料及其形成的包裝廢棄物給環境造成危害，結構不合理的包裝容器可能損害使用者的健康而采取的環境保護措施。但某些過于嚴格的綠色包裝措施，則可能事實上妨礙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引發貿易爭端。

5.綠色補貼制度

發達國家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內部采用比較寬松的環境標準，這些國家的產品就不必支付高昂的環境成本，與本國產品競爭時就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其實質是政府在對企業及其產品提供消極的環境補貼，所以進口國基于環境保護和本國的利益而有權征收反補貼稅。

6.綠色衛生檢疫制度

綠色衛生檢疫制度是指國家有關部門為了確保人類及動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劑等的影響，對產品實施全面的嚴格檢查，防止超標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綠色衛生檢疫制度影響最大的產品是藥品和食品，為保障食品安全，許多國家采取了嚴格的檢疫制度，有些國家通過立法建立了近似苛刻的檢疫標準和措施，形成了實質上的貿易保護。

二、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由于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發達國家對環保的標準和認識往往超過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運用綠色保護來實施其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限制和歧視行為，使發展中國家的產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場之外。我國處在發展階段，綠色保護對我國產品出口已經產生很大的影響。主要有：(1)縮小出口產品市場范圍；(2)增加出口產品成本；(3)引發出口貿易摩擦；(4)高污染產業的轉移。

三、應對發達國家綠色貿易壁壘的對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國家以環境保護為幌子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因其發展較早在環境方面的標準和措施遠遠超越了發展中國家。所謂的綠色壁壘對我國形成了歧視性，并嚴重限制了我國的出口貿易。1.正確認識綠色貿易壁壘

要對綠色貿易壁壘有一個客觀認識。綠色貿易壁壘存在著有利于市場發展和國際貿易一面，也有阻礙國際貿易發展一面。以保護環境為目的而采取的綠色壁壘措施，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嚴重危害生態環境產品的國際貿易與投資。另一方面也為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使這些產業成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新的增長點，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

2.加大對綠色產業資金投入

要使我國的環境問題得到有效控制，同時增強我國綠色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使綠色產品和技術走出國門，離不開財政金融部門的扶植。財政部門應給予綠色產業以優惠的鼓勵政策，加大對綠色產業的資金投放。金融部門應在信貸資金上給予大力支持。

3.實施出口貿易可持續發展戰略

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經成為我國國家的基本戰略，出口貿易也就必須服從于這個基本戰略，這就要求出口不僅要追求增長的數量，還要追求增長的質量，及其與生態環境保護、勞動條件和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

4.發展環保產業，推行綠色管理

以環保產業作為提升出口產業結構的重點。政府應制定財政、信貸、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支持和鼓勵環保產業的發展，把環保產業培育作為提升出口產業結構的重點和帶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點；應設立綠色銀行和綠色產業基金，為環保產品的開發與出口提供專項貸款和信貸擔保基金。

對我國的出口企業而言，應積極推行綠色管理。綠色管理是指將環境保護的思想觀念融入企業的經營管理之中。這一思想可概括為“5R”原則，即研究(Research)，將環保納入企業的決策要素中，重視研究企業的環境對策；消減(Reduce)，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減少或消除有害廢棄物的排放；再開發(Reuse)，變傳統產品為環保產品，積極采取環保標志；循環(Recycle)，對廢舊產品進行回收處理，循環利用；保護(Rescue)，積極參與社區內的環境整潔活動，對員工和公眾進行環保宣傳，樹立環保企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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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煉焦煤進出口概況

在這一節中，我們首先列出中國近11年來煉焦煤的進出口概況，進行縱向的對比。澳大利亞、美國和加拿大可供煉焦的優質煙煤儲量豐富，2002年3國的煉焦煤總產量占世界貿易總量的81%。接著，本文就對這幾個世界上主要的幾個煉焦煤出口大國進行了概況分析，與中國進行橫向對比，及統計描述分析。

(一)中國煉焦煤近11年進出口概況

中國在2002年，煉焦煤的出口達到2308百萬美元。2002年至2004年，中國的煉焦煤出口從2308百萬美元上升到3520百萬美元，出口額增長了50%。至2005年，出口額小幅上升，只增長了8%。到2006年甚至開始出現了衰退。衰退的跡象一直持續到2007年。直到2008年，出口額才比2005年稍微升高。不僅嚴重倒退，并且持續低迷，從2009年開始，出口額甚至比2002年更低，到了2012年，已經跌破1000百萬，只有903百萬美元。出口的增長率從2006年開始為負值，只有2008年和2011年例外。增長率的趨勢大致是下降的，并且降幅很大。圖1還反映了進口額的上升。從2001至2008年，進口額緩慢爬升，從264百萬美元至1794萬美元，2009年開始突然飆升，高達7161百萬美元。隨后幾年仍然是飛速增長，從11711百萬美元飆升至18118百萬美元。

(二)各國近11年煉焦煤出口對比

中國、美國、加拿大在2002年的煉焦煤出口額都是相近的，甚至中國略占優勢。各國的出口額都呈現整體上升的趨勢，澳大利亞的上升趨勢最顯著，美國也較明顯，而中國卻有明顯下滑。在最初發展的3年里，中國的斜率是三個國家中最高的，發展的最快，而在2005年，中國、美國與加拿大的出口額相近，三個點有相交的趨勢，2006年達到了最接近點。此后，美國一路穩健上升，加拿大也沒有落下，只有中國逐步下降，甚至大幅下滑。政策對煉焦煤出口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對煉焦煤的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是2004年出臺的，但是由于滯后性，對煉焦煤出口的影響似乎是從2005年開始的。

三、計量分析

(一)國家虛擬變量

根據UN-COMTRADE數據庫得到的中國、美國、加拿大及澳大利亞的煉焦煤進出口額，對其進行回歸分析。根據圖表，我們發現出口額分別與年份和進口相關。根據先前的圖表，我們發現各國的出口之間雖然有趨勢相似，但是截距明顯不同。所以我考慮設立國家虛擬變量，來表示各國之間獨立的區別，如煤炭資源儲量、人口、生產結構等因素造成的綜合影響。國家的虛擬變量分別為china，usa，和canada。當國家為中國時，china等于1，usa和canada等于0。當國家為美國時，usa等于1，china和canada等于0。當國家為加拿大時，canada等于1，china和usa等于0。我們對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出臺設立虛擬變量tax1。tax1代表所有國家出口退稅的政策調整。回歸后的tax1的系數進行經濟檢驗，看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對出口額是否有影響。再通過回歸的t檢驗，看其統計意義是否顯著。中國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前，即2002年，2003年，2004年時的tax1等于0，調整后的年份時的tax1等于1。由于其他國家查閱資料似乎沒有對其進行出口退稅政策，所以tax1等于0。我們可以發現，擬合優度為77.96%，調整后的擬合優度為75.07%，稅收政策的t統計量在5%的水平上被拒絕了，其他變量可以在1%的水平下被拒絕，非常顯著。由此我們發現，出口與年份、國家和出口退稅政策有很大的關系。隨著年份的增加，出口增加，隨著煉焦煤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的出臺，出口減少。從這里，我們進一步的可以肯定在第三部分中的判斷，即中國煉焦煤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對中國煉焦煤出口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

(二)定量分析

在2004年以前，出口退稅額為13%，2005年后，出口退稅額為0%。因此，我們設立tax變量，代表出口退稅的額度。回歸后的tax的系數可以進行經濟意義檢驗，看出口退稅的額度對出口額的影響是否明顯。再通過回歸的t檢驗，看其統計意義是否顯著。當2004年及以前時，為0.13，當2005年及以后為0。我們建模為：，對其進行定量分析。我們發現，煉焦煤的出口隨著年份的增加而增加，隨著出口退稅的增加而增加。我們估計出口退稅每減少1%，每年的貿易量平均減少794百萬美元。由此可見，退稅稅率對煉焦煤出口貿易的影響十分顯著。

四、總結與問題

(一)總結及意義

根據上述的統計描述分析和計量經濟分析，我們都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即中國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不僅對煉焦煤有影響，并且影響十分顯著。因此，國家如果合理的制定出口退稅政策，通過該政策可以有效的控制煉焦煤出口的數量，從而有效的調節煉焦煤出口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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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范祚軍等［3］運用1994—2010年人民幣雙邊匯率、人均國民收入等年度數據，分別研究了人民幣匯率變動與中國對東盟10國貿易收支之間的關系，發現短期人民幣匯率貶值可以改善我國對其中7國的貿易收支。張慧等［4］的研究認為，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助于改善我國貿易收支。韓斌等［5］以1994—2011年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的雙邊貿易季度數據為基礎，探究了人民幣匯率變動與我國對貿易伙伴國貿易收支的關系，指出人民幣匯率貶值使我國貿易收支得到改善。而以下學者的研究卻表明，匯率貶值不能改善貿易收支。Taufiq等［6］根據1974—1998年美國分別對日本、加拿大的貿易數據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匯率的波動對貿易收支會產生負面影響。張曉月等［7］認為人民幣匯率貶值總的凈效應為我國貿易順差的減少。何建奎等［8］研究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我國貿易收支的關系，發現貿易收支的匯率彈性為負。第二種觀點認為: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沒有顯著影響。Wilson［9］的分析表明，新加坡、馬來西亞貨幣的實際匯率變動與它們貿易收支之間的顯著影響關系不存在。SilvanaT［10］基于名義匯率的角度，探討了其與貿易收支的關系，發現名義匯率變動不引起貿易收支變化。Wilson［11］采用1970—2004年的年度數據，研究了韓國、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多邊貿易，得到實際匯率的變動不會顯著影響韓美和韓日之間的貿易收支的結論。曹永福［12］對我國進出口需求價格彈性進行了測算，算得兩者絕對值之和為0.3079(0.611)，小于馬歇爾—勒納條件臨界值，說明人民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很小。劉林［13］通過構建非線性MS-VAR模型，選擇1994—2010年的季度數據，實證研究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貶值與升值分別對一般貿易收支和加工貿易收支的影響，指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不會影響總的貿易收支。左曉慧等［14］以2005年1月至2012年8月的月度數據為研究樣本，實證分析了人民幣實際匯率與我國進出口額的關系，結果表明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對進出口額的影響不顯著，人民幣升值不能使我國貿易順差得到根本改變。馮宗憲等［15］構建了中美兩國TV-FA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對中美貿易差額的影響進行了探析，認為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不是中美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

1.2文獻評述

既有研究對匯率變動與貿易收支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積極探索，但不難發現，國內外學者在研究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時由于研究方法、研究樣本、數據選取等的不同，尚未得出關于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影響的統一結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試圖通過理論推導出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收支影響的模型。鑒于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能準確反映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故而運用人民幣實際匯率數據，實證分析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

2匯率變動對進出口貿易收支影響的機制分析

匯率變動主要通過價格競爭機制對貿易收支產生影響。由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可知，用不同貨幣計價的某種商品，折算成同一種貨幣后價格應相等，即:P=eP*。其中，P為一國某種商品的國內價格，P*為該國這種商品的國外價格，e是用直接標價法表示的匯率。在滿足不同地區該商品價格相同且同質的前提下，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影響的作用機制可表現為匯率變動首先引起進出口商品價格變動，進出口商品價格變化后使進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發生變化，而進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發生變化后又會使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發生變化，最終使貿易收支發生變化［16］。

3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收支影響的實證分析

3.1模型推導

首先根據不完全替論，建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模型。該理論假定:作為研究對象的國家進出口的商品與國內生產的商品不具有完全替代性。不完全替論對于我國來說是適用的［17］。本文參照國內學者厲以寧等采用C-D函數的形式研究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即Xt=A(et)α(GNP*t)β。其中:t為時間，Xt表示我國歷年出口額，et表示歷年人民幣名義匯率，α是出口的匯率彈性，β是出口的收入彈性，GNP*t表示我國貿易伙伴國的國民收入水平。兩邊取自然對數后設定模型為lnXt=λ+αln(et)+βln(GNP*t)+μ(1)同理，研究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口貿易影響時也采用C-D函數形式，即Mt=A0(et)α0(GNPt)β0。其中，t為時間，Mt為我國歷年進口額，et為歷年人民幣名義匯率，α0為進口的匯率彈性，β0為進口的收入彈性，GNPt表示我國國民收入水平。兩邊取自然對數后設定模型為lnMt=λ0+α0ln(et)+β0ln(GNPt)+μ0。(2)式(1)－式(2)，并化簡得到貿易收支模型lnXt－lnMt=c+γln(et)+βln(GNP*t)+δln(GNPt)+μt，令lnTBt=lnXt－lnMt，分別用人民幣實際匯率RERt替代et、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1t替代GNPt、外國國內生產總值GDP2t替代GNP*t，上式變為lnTBt=c+γlnRERt+δlnGDP1t+βlnGDP2t+μt。(3)其中:μt為隨機擾動項，即為本文的貿易收支模型。

3.2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貿易收支(TB)。與大多數關于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影響的文獻不同，本文選取出口額與進口額比值(X/M)指標來衡量我國的貿易收支水平。實際匯率水平(RER)。考慮到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能準確反映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故本文采用人民幣實際匯率。當人民幣匯率貶值時，即RER上升，我國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下降，國外對我國商品的需求增加，使該商品出口量上升;而以本幣表示的外國商品價格上升，從而抑制對國外商品的進口，貿易收支增加。因此，預期γ的符合為正。我國國民收入水平(GDP1)。有很多指標可以反映我國國民收入水平，例如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等。本文選取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以衡量我國國民收入水平。當我國國民收入水平提高時，即GDP1增加，我國居民對國外商品的需求增加，進口增加，貿易收支減少，預期δ的符號為負。外國國民收入水平(GDP2)。我國與美國的雙邊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中占很大的比重，故本文以美國國民收入水平代表外國國民收入水平。同上，選取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美國國民收入水平。當外國國民收入水平提高時，即GDP2增加，國外對我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增加，出口增加，貿易收支增加，預期β的符號為正。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1994—2010年的年度數據。我國進出口貿易額、人民幣名義匯率、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我國CPI、美國CPI原始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由于原始數據為名義數據，為了實證結果的可靠性，以1994年為基期(1994=100)，對我國CPI、美國CPI進行調整，由此算出我國實際進出口貿易額、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我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為消除數據的異方差，對上述所有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即lnX、lnM、lnRER、lnGDP1、lnGDP2。根據lnTB=lnX－lnM算出貿易收支的對數值。

3.3實證結果分析

3.3.1單位根檢驗時間序列數據要對其進行平穩性檢驗，否則會出現“偽回歸”。本文使用ADF檢驗法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按照ADF檢驗方法，運用Eviews6.0軟件對lnTB、lnRER、lnGDP1、lnGDP2的原始序列和一階差分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按照AIC和SC取值最小原則對滯后期進行選擇。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根據表1中各變量的ADF檢驗結果，可知各變量的原始序列即lnTB、lnRER、lnGDP1、lnGDP2均是非平穩序列。分別對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lnTB、lnRER、lnGDP1、lnGDP2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lnTB在5%的顯著水平是平穩序列，lnRER、lnGDP1、lnGDP2在1%的顯著水平都是平穩序列，則lnTB、lnRER、lnGDP1、lnGDP2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即I(1)。由于lnTB、lnRER、lnGDP1、lnGDP2是同階單整序列，可對它們進行協整檢驗。3.3.2協整檢驗協整檢驗用于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檢驗的方法主要有EG檢驗和JJ檢驗。EG檢驗主要是針對2個變量進行協整關系的檢驗，JJ檢驗則可以檢驗多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本文使用Eviews6.0軟件對lnTB、lnRER、lnGDP1、lnGDP2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如表2、表3所示。由表2和表3的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看出，我國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實際匯率、我國國民收入即我國GDP、外國國民收入即美國GDP之間在5%顯著水平上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且僅存在一個協整方程。由Eviews6.0軟件，得到下面的協整方程:lnTB=1.908lnGDP2－0.415lnGDP1+1.099lnRER+15.480(0.383)(0.088)(0.140)(3.360)協整方程括號內數字為各變量系數估計值的標準誤差。根據協整方程可知，我國貿易收支與外國國民收入之間呈正相關關系，與我國國民收入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外國國民收入增加1%，我國貿易收支增加1.908%;我國國民收入水平提高1%，導致我國貿易收支下降0.415%。而人民幣實際匯率貶值1%，我國貿易收支僅增加1.099%，這說明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會對我國貿易收支產生影響，但其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并不大。3.3．3Granger因果檢驗由前面的分析知，我國貿易收支與外國國民收入、我國國民收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以下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對lnGDP2、lnGDP1、lnRER與lnTB的因果關系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根據表4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不難看出，在10%顯著性水平上，lnGDP2是lnTB的格蘭杰原因，即外國國民收入的增加是我國貿易收支變化的格蘭杰原因。反之，則不成立。在5%顯著性水平上，lnGDP1是lnTB的格蘭杰原因，即我國國民收入的變動會引起我國貿易收支的變動。反之，也不成立。在10%顯著性水平上，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與我國貿易收支之間存在雙向Granger因果關系。

4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第一，協整分析表明，我國貿易收支與外國國民收入、我國國民收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且外國國民收入的變化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較大。外國國民收入每增加1%，會引起我國貿易收支增加1.908%;而人民幣實際匯率貶值1%，只引起我國貿易收支增加1.099%，說明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因此，僅僅依靠對人民幣匯率的調節來維持我國對外貿易收支的平衡是不夠的。第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顯示，外國國民收入、我國國民收入的變化是我國貿易收支變化的單向格蘭杰原因，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與我國貿易收支變化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隨著我國對外貿易額的不斷增大，我國貿易收支呈逐漸擴大的趨勢。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人民幣升值壓力越來越大，使人民幣兌美元實際匯率自2005年7月匯改以來一直保持穩定的升值態勢。人民幣在升值的同時，我國貿易收支也一直在發生變化。可以看出，我國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是相互影響的，盡管后者對前者的影響較小。

篇（10）

從2003年到2012年10十年間，我國出口貿易額由4382億美元增長到20488億美元，年平均增幅達18.9%。2009年，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國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在出口貿易額迅速增長的同時，進口貿易額的增長相對緩慢，因此我國對外貿易順差不斷擴大。2003年對外貿易順差額為254.7億美元，2008年對外貿易順差額為2981.3億美元，6年間增長了11倍多。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對外貿易順差額出現三連降，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別為1956.9億美元、1815.1億美和1551.4億美，但2012年又出現回升，對外貿易順差額為2311億美元。

2.對外貿易出口依存度較高。

2003年我國對外貿易出口依存度為26.7%，2006年高達35.7%，雖然近年來有所下降，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別為：27.5%、26.1%、24.9%，但由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所形成的長期慣性，我國經濟依賴出口增長的趨勢還將延續。目前，美國、日本、巴西和印度等國的對外貿易出口依存度都在10%左右，我國的出口貿易依存度不僅遠高于美國、日本等發展國家和地區，也高于同為發展中大國的印度、巴西等，中國的出口貿易依存度長期同GDP增長率脫節，經濟存在嚴重的出口貿易依賴性，也由此引發許多的貿易爭端和摩擦。

3.出口產品中的資本密集型產品比重不斷上升，但仍以低附加值產品為主。

根據聯合國的分類方法，工業制成品中的第5和第7大類屬于資本密集型產品。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工業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不斷上升，由1980年的46.5%上升到2010年的94.8%，2012年達到95.1%，資本密集型產品比重由1980年的22%上升到2011年的57%，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得到了一定的優化，但其完全的優化轉型遠未完成，因為我國大部分出口生產企業仍然處于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生產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例如2010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分別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分別為59.2%和31.2%，但如果再進行細分，這些出口產品中大部分依然屬于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馬源(2013)的分析得出2010年我國出口歐盟的機電產品中，66%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只有34%屬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總體來看，我國出口的機電產品大部分屬于中低檔次，產品附加值低和技術和知識含量較低，和發達國家出口的“高、精、尖”機械設備相比依然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目前我國高新技術產品主要以來料加工和裝配貿易為主，主要生產和出口計算機、通信和電子技術等產品的中間產品和零部件，依然以勞動力為比較優勢，缺乏核心技術。

4.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出口依然占據較大比重。

目前我國初級產品出口中的礦物燃料、油等高排放、高耗能產品出口占據30%左右，工業品制成品出口中的輕紡產品、橡膠制品、礦冶制品等均屬于資源性和高污染產品，由于不具備核心技術，機電產品主要以中低端產品為主，大部分依然屬于高耗能、高排放的低附加值產品。同時，自2006年以來，加工貿易占據我國出口貿易的半壁江山，由于我國加工貿易主要以“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來料加工方式為主，國內加工企業從國外大量進口原材料進行組裝后再出口，僅賺取少量的加工費，卻在加工過程中耗費大量能源并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含量。

二、我國出口商品的能源消耗與碳排放量的計算

1.數據說明

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分類）把商品分成10大類(0-9)，文章主要選取其中的第3、5、6、7共4類商品進行研究，這4類商品出口額合計近年來均占我國總出口額的70%以上，所以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出口商品金額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能源消耗量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由于《中國統計年鑒》與《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上對商品的分類標準不一樣，因此按照SITC分類對《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上的商品分類進行了歸并，這樣才能應用其數據。自中國加入2001年加入WTO以來，出口規模迅速擴大，但同時能源消耗也由2000年的14.55億噸標準煤上升到2011年的34.80億噸標準煤，據《2013年BP世界能源統計回顧》的數據顯示，從2009年開始，中國就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國。在能源消耗大幅上升的同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快速上升，由2003年的約35億噸上升到2010年的約85億噸，躍居世界第一。因此，文章選取2005年和2010年的數據進行計算，為了剔除價格因素，使兩年的數據具有可比性，以2005年價格為不變價格對2010年的出口額和工業產值進行了處理。

2.計算我國出口商品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

目前計算商品能源消耗量的方法有投入產出法和直接消耗計算法。文章采用第二種方法，先計算4類商品的單位能耗（能源消耗強度），它等于各商品的能源消耗量除以其總產值，各出口商品的源消耗量就等于4類商品的出口金額乘以單位能耗。直接消耗法由于只計算了商品的直接能耗，而沒有計算在生產該商品的過程中所使用的原料及輔助材料等所產生的間接能耗，因此會造成能耗量的低估，但是通過計算結果發現，即使在低估我國出口商品的能源消耗從而低估碳排放量的情況下，也不影響中國大部分出口商品屬于高能源消耗和高碳排放的結論。

3.計算結果說明

通過以上計算結果可以看出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我國出口商品的碳排放總量較高。2005年、2010年我國4大類出口商品的碳排放總量分別為1.3億噸（約合4.8億噸CO2）和1.4億噸（約合5.1億噸CO2），而同為出口大國的德國2005年和2009年整個制造業的CO2排放量分別為1.12億噸和1.02億噸。第二，出口商品碳排放強度在下降。2005-2010年我國4大類出口商品的碳排放總量增長7.9%，而同期的出口貿易增幅為76.7%，碳排放量增幅遠遠小于出口貿易增幅得益于出口商品碳排放強度的下降，和2005年相比，2010年4大類出口商品碳排放強度分別下降1.77、2.11、2.08、0.16，降幅分別為：34%、40%、35%、27%。

三、低碳經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綜合前面我國出口貿易現狀特點和出口商品碳排放總量的計算結果來看，我國出口貿易發展迅速，經濟增長的出口依賴性較強，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模式依然建立在高碳排放的基礎上。發達國家和地區在推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同時，其逐步實施的低碳規制和措施如碳關稅及非關稅綠色貿易壁壘將會對我國出口貿易產生較大影響。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顯示，將來美國和歐盟對進口產品全面征收碳關稅，故我國產品出口量可能下滑21%。但對不同的出口商品影響會有所不同，具體表現為：

1.第3大類出口商品，即礦物燃料，劑和有關原料。

該類商品屬于高排放高污染類商品，2005年和2010年碳排放強度分別為6.67、3.46，但由于出口額較小，其碳排放總量在4類商品中最小，2005年和2010年分別為1175.99萬噸、763.67萬噸。受我國能源短缺的制約，國家對該類產品出口采取限制措施，其出口額5年內僅上升了20.08%，同時不斷提高減排技術，碳排放強度5年內下降了48.1%，因此第3大類產品出口受低碳規制和措施的影響較小。

2.第5大類出口商品，即化學品及有關產品。

此類商品碳排放量較高，其碳排放強度2005年和2010年分別為5.31、3.20。2005年和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別為1898.71萬噸、2317.14萬噸，兩年均位于第3位，雖然該類商品的出口比重較小，但5年內的出口增長率卻高達102.3%，碳排放強度下降40%。因此，隨著出口量的不斷增加，第5大類產品出口將會受到低碳規制和措施的影響會越來越大的影響。

3.第6大類出口商品，即輕紡產品，橡膠制品，礦冶產品及其制品。

這類商品2005年的碳排放強度僅次于礦物燃料等商品，其碳排放強度為5.92，而2010年碳排放強度為3.84，排名第一。2005年、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別為7638.77萬噸和7914.37萬噸，占總排放量的比重分別為50.1%和49.1%，是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量的主要來源。此類商品2005年和2010年的出口比重分別為16.9%和15.8%，是我國的第三大出口商品，5年內出口增長率為59.4%，碳排放強度下降35%。因此第6大類出口商品受低碳規制和措施的影響最大。

4.第7類出口商品，即機械及運輸設備。

第7類商品2005年、2010年碳排放總量分別為2117.71萬噸、2852.28萬噸，碳排放強度最低，分別為0.60、0.44。雖然該類產品一般認為屬于清潔生產，但由于是我國最主要的出口產品，且出口增長較快，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比重2005年、2010年分別為46.2%、49.5%，5年內出口增長率為83.6%，遠遠大于碳排放強度的下降幅度的27%，所以碳排放總量在不斷攀升，5年內增長率為34.7%。有學者對影響出口商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進行分析，王天鳳(2012)的研究表明，規模效應是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增加的主要來源。高海燕(2011)的研究表明，規模效應在機械制造業出口產品碳排放中所占比重為70%以上。同時由于這類商品的中間投入品碳排放強度較高，包括間接排放的完全碳排放強度會比直接碳排放強度高很多，因此第7類出口商品也會受到低碳規制和措施的較大影響。

四、低碳經濟背景下我國出口貿易發展方向

低碳經濟是在全球氣候變暖、生態系統受到空前挑戰的背景下提出的，但是發達國家和地區不遺余力地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另一個動因是自上個世紀80年達國家制造業大規模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后，歐美國家經濟由實物主導模式逐步轉變為非實物生產主導模式，出現經濟服務化和虛擬化的趨勢，2008年金融危機使發達國家開始重新重視實體經濟，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已經失去，重新回到制造業已經不現實且也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所以必須找到一個新的產業作為拉動實體經濟發展的領頭羊，發展以新能源產業為代表的低碳經濟成了發達國家的首選。19世紀的工業革命和20世紀的信息革命，中國均未趕上發達國家的步伐，所以在國際分工中只能處于“微笑曲線”的低端，大量出口低附加值、高耗能的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進口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品，貿易條件在不斷惡化。此次低碳革命對我國來說既是挑戰，更是機遇，我國應該順應低碳經濟發展趨勢，在應對低碳經濟給我國出口商品帶來的沖擊的同時努力進行低碳技術創新。

1.積極應對發達國家和地區低碳減排規制和措施對我國出口商品造成的沖擊。

一國的對外貿易模式是由其經濟發展水平和比較優勢所決定的，由于我國工業化起步較晚，勞動力豐富但技術發展水平較低，目前只能大量出口具有較高碳排放量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發達國家在完成了高耗能高排放的工業化后，對正在進行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制定低碳減排規制和措施顯失公平。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實際上是碳密集產品的主要消費者，按照生產過程中的全部碳排放來征收碳關稅是不合理的。因此，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我國應該積極主動參與相關國際規則的制定的討論，并聯合其它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展開談判，共同抵制以碳關稅為代表的新型綠色貿易壁壘和貿易保護主義。在抵制發達國家碳關稅政策的同時提出反制性政策，“可以考慮從消費者社會責任的角度，提出基于人均碳消耗量或者累計人均碳消耗量標準的碳關稅政策。”

2.發展低碳經濟，降低出口商品碳排放量。

首先，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提出從2020年全面征收碳關稅的計劃表，而據測算，我國的碳排放量將在2020-2030年之間達到峰值，如果不提前做好應對準備，則在未來就有可能發生劇烈的貿易摩擦和貿易戰，所以努力降低出口產品碳排放量已勢在必行；其次，由低碳經濟所引發的低碳貿易已是大勢所趨，低碳綠色貿易壁壘必然會對各國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產生重要的影響，高耗能、高碳排放、低附加值的產品的出口比重將大幅下降，而低碳排放、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比重將逐步上升；最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30多年是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換來的，隨著資源的短缺和環境污染的日益嚴重，改變過去不可持續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已迫在眉睫，發展低碳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3.優化出口產品的能源消費結構。

按照電熱當量計算法，2005年和201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構成中煤、石油、天然氣的比重分別為74.1%、20.7%、2.8%，2010年這三種能源的比重分別為71.9%、20%、4.6%，我國的能源結構5年來幾乎沒有得到優化，一直以高污染高排放的煤炭和石油為主，其它清潔能源的消費比例較低。全世界核電發電約占總發電的10%左右，而我國近年來核電所占比例基本保持在0.3%左右，因此，我國出口產品能源消費結構有很大的優化空間，逐步減少高污染高排放的煤炭和石油的比重，增加天然氣的消費比重，并大力發展水電、核電和風電等清潔能源，能夠有效降低我國出口產品的碳排放量。

4.加大對低碳技術研發的投入，創新低碳產品，改變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由于技術創新具有正的外部性，先行的企業風險很大，如果研發失敗，則成本完全由企業自己承擔；如果研發成功，則其他企業就會通過模仿等溢出效應掌握新技術，企業缺乏研究開發的積極性。所以政府應該加大對低碳技術研發的投入，對先入企業進行補償，才能激發企業對低碳技術的研發進行投入。碳排放強度主要受能源消費構成和能源效率的影響，我國4大類主要出口產品的碳排放強度5年內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降幅。近年來，我國能源消費構成均呈現以煤炭為主的特征，各能源的消費構成變化不大，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強度的降低主要原因是能源效率的提高，因此提高低碳技術是降低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量的重要途徑。

5.重點控制輕紡產品，橡膠制品，礦冶產品及其制品的碳排放量。

第6大類出口是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的主要來源，一旦實施低碳貿易壁壘，將對這類商品的利潤和競爭力產生很大影響。此類產品是我國重要的傳統出口產品，由于我國目前仍屬于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相對落后，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仍將會大量出口該類產品，因此提高這類產品的能源使用效率尤為重要。

篇（11）

2實證結果與分析

2.1中國鮮蘋果出口貿易分析經回歸分析所得方程和相關參數如下。式(3)為中國鮮蘋果出口貿易整體回歸結果，其中R2=0.913，SE=0.361，DW=0.989，SE=0.361表明方程的擬合度較好，即在影響中國鮮蘋果出口數量的眾多因素中，91.3%可以由中國鮮蘋果出口價格以及世界鮮蘋果需求量來解釋；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回歸系數α、β、λ的t值都顯著。利用所得方程可以估測：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鮮蘋果價格保持不變時，總需求每增加1%將會帶動中國出口增加4.553%；若世界總需求保持不變，價格每提高1%將會使中國出口減少1.150%。可見，世界鮮蘋果的需求量變化對中國鮮蘋果出口貿易量的影響遠遠大于出口價格對中國鮮蘋果出口貿易量的影響。式(4)為中國鮮蘋果出口印度尼西亞的回歸結果，由于回歸方程中常數項的t值不顯著，因此取消常數項重新進行計算，回歸結果顯示方程的擬合度較好，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回歸系數α、β的t值都顯著。由此可以估測，作為中國鮮蘋果的最大出口國，印度尼西亞從中國進口鮮蘋果的價格及其進口需求量對中國鮮蘋果出口貿易的影響程度較高，并且中國鮮蘋果出口量受價格因素的影響更大。式(5)為中國鮮蘋果出口俄羅斯的回歸結果，方程的擬合度較好，在15%的顯著性水平下回歸系數β與常數項λ的t值顯著，但價格彈性系數α估計值的t值不顯著，并且α為正，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俄羅斯從中國進口鮮蘋果的價格與進口數量之間沒有必然聯系，俄羅斯的進口需求量是中國鮮蘋果出口量的主要影響因素，但需求彈性系數β只有0.803，表明俄羅斯鮮蘋果的進口需求對中國鮮蘋果出口貿易量的拉動作用很小。

2.2中國蘋果汁出口貿易分析經回歸分析所得方程如下：式(6)為中國蘋果汁出口貿易整體回歸結果，方程的擬合度較好，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回歸系數α、β、λ的t值均顯著。因而可以估測：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世界進口需求量每增加1%將使得中國出口量增加5.166%；價格每增加1%則將使得中國出口量減少2.319%。可見，世界蘋果汁的進口需求量對中國出口影響更大。式(7)為中國蘋果汁出口美國回歸結果，方程的擬合度較好，并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回歸系數β、λ的t值顯著，而α的t值不顯著，因而可以估測，中國向美國的蘋果汁出口量基本不受價格因素影響，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美國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對中國出口有明顯的拉動作用。式(8)為中國蘋果汁出口俄羅斯回歸結果，方程的擬合度較好；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回歸系數α、β、λ的t值均顯著。但價格彈性系數α為正，表明俄羅斯從中國進口蘋果汁的平均價格的上升并沒有抑制俄羅斯從中國進口蘋果汁的數量，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俄羅斯從中國進口蘋果汁的價格與數量之間沒有必然聯系。這一結果與中國對俄羅斯的鮮蘋果出口貿易分析結論相吻合。從需求彈性系數β值來看，俄羅斯蘋果汁進口需求量增加1%將使得中國對俄羅斯蘋果汁出口量增長1.862%，這一數值遠遠低于5.165%的國際市場平均進口需求彈性。其原因主要在于俄羅斯是世界蘋果汁進口大國，也是波蘭、美國等國的主要目標市場，在俄羅斯市場上，中國蘋果汁的貿易競爭力較弱，歐美國家的消費理念與膳食結構不同于中國，國內本身地質及肥料成分因素致使高酸度果品原料供應不足，無法迎合歐美國家市場需求。

3結論及政策啟示

根據實證分析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各方程的擬合度均較高，說明價格和各國的進口需求量是影響中國蘋果出口貿易量的主要因素；第二，從類別來看，世界市場上中國蘋果汁的價格彈性系數和進口需求彈性系數均高于鮮蘋果，說明中國蘋果汁出口貿易的發展空間大于鮮蘋果；第三，從中國蘋果主要出口國的國別數據來看，除印度尼西亞之外，其他國家的進口價格對中國出口量的影響均不顯著，這意味著中國目前所實行的低價競爭策略對出口的拉動作用不大。結合模型分析結果，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啟示。第一，應積極促進中國蘋果汁加工產業發展。目前，世界蘋果消費需求呈現多樣化、多層次特征，并正由低層次的直接消費向高層次的蘋果加工品消費發展，消費者對蘋果汁的偏好性消費需求穩步增長，蘋果汁國際市場需求不斷增大，果汁加工業發展空間較大。中國蘋果加工業正處在加速增長期，出口是拉動行業增長的重要力量，通過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等財政手段以及信貸支持和利率優惠等金融手段，促進蘋果汁加工產業發展，是實現中國蘋果出口戰略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