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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標志著新貿易理論的形成。新貿易理論認為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而且，產業領域存在規模經濟遞增。基于這種現實，新貿易理論對國際貿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釋，并提出了新的貿易政策主張。現實經濟中，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使一國經濟運行并非處于最佳狀態。適當的政策干預可改善經濟運行。戰略性貿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預性政策之一，又稱策略性貿易政策，主張對存在規模經濟遞增和壟斷性的行業，在同國外廠商競爭時，采取關稅或對本國廠商補貼等措施，使本國廠商企業獲得“壟斷租”（rent）。它之所以稱作“戰略性的”，是因為這種干預政策把市場競爭看作一場競賽成博弈，雙方的反應都具有“戰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產品、計算機、飛機制造等知識密集性的高技術產業，存在外部經濟，若一國對其扶持，將有利于這些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這種國家干預性的政策也被認為具有“戰略”意義，但這種干預政策基本上屬于國內產業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與貿易政策相關，還存在很大爭論（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詳述。要注意的是，戰略性貿易政策主張的干預是以市場不完全競爭和產業規模經濟遞增為前提的條件的，不同于傳統貿易理論的干預政策主張。

2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目的：爭奪壟斷租金

2.1理論分析

在一些產業里，只由幾家大公司壟斷和控制，它們獲取的利潤遠高于存在充分競爭情況下的利潤，即存在壟斷租金。在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中，各國都競相角逐壟斷租金。假定目前該壟斷租金由國外公司所有，那么，從理論上講，本國政府可以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諸如征收關稅，對本國企業進行補貼等，把壟斷租金從國外企業轉移到國內企業，從而使本國總福利水平改善（當補貼或關稅額低于壟斷租金時）。

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BarbaraSpencer和JamesBrander（1981）。他們構建的模型表明，從國外廠商手中奪取壟斷租金的最簡單方式是，當國內廠商是壟斷市場一個潛在的進入者時，對國外廠商征收關稅。這與最佳關稅論采取的措施結果相同。但二者在本質上有所區別：最佳關稅論要求一國是“大國”，以便能影響貿易雙方的貿易條件。而壟斷租金轉移沒有這種限制，這就為小國對處于寡占結構下的國外供應廠商征收關稅提供了理論依據。

當本國廠商與國外廠商在第三國進行雙頭壟斷競爭時，對本國廠商給予補貼，也能達到轉移壟斷租金的目的。（RranderandSpebcer,1985）但其前提是國內企業得到政府補貼后，必須采取進攻性的策略，以擴大在第三國的市場份額。上述情況是假定本國和外國均只有一家企業的情況。Dixit（1984）進一步證實，當本國有多家企業，但數目不太多時，Brander和Spencer的結論仍能成立。不過，在雙頭壟斷時，由政府給予補貼的方式，并非最佳選擇。Bhgwati,Ramaswami和Srinivas-an（1969），及Bhagwati（1971）早就指出，在雙頭壟斷競爭中，最佳政策應該是政府向本國廠商提供更多的市場信息。

另外，Spencer和Blander（1983）還說明了，若競爭對手不采取相同措施，那么只對本國廠商在研究開發階段給予補貼，使本國廠商在技術上處于優勢，從而使其在以后的市場競爭中以高質量、低成本占有較大市場份額，也能逐步將壟斷租金轉移到本國。

除上述方式外，戰略性貿易理論認為，從長遠看，保護幼稚產業也能轉移壟斷租金（Krugman,1984a）。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存在規模經濟，全部產業都存在動態的外部經濟，那么政府可以對其未達到規模經濟的行業進行保護，直至該行業達到最佳規模，并與國外競爭對手競爭時擁有優勢為止，同時，轉向對下一個行業進行保護。這樣，可使本國廠商擁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從而達到轉移壟斷租金的目的。在這里，國內必須有足夠大的市場容量以便使被保護產業達到最佳規模。克魯格曼的這一觀點是在基于他的另一論文（Krugman,1984b）中形成的，該文論述了進口保護能促進出口，從而干預性貿易政策能行之有效。戈登（Gorden,1990）認為克魯格曼（Krugman,1984a）的結論沒有古諾寡頭競爭假定也能成立。

2.2實證研究

克魯格曼和鮑德溫對戰略性貿易政策進行了實證分析（Krugmana-ndBaldwin,1988）。他們發現，日本對半導體芯片的保護盡管擴大了其市場份額，但日本國內使用芯片的產業由于支付較高價格而受到損失。所以，從整體上看，日本經濟的凈福利并未得到改善。他們對戰略性貿易政策分析結果為：雖然能通過轉移壟斷租金提高一國的福利水平，但其幅度并不太大。

對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證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汽車、半導體及飛機制造領域。90年代以來，其它行業也受到了關注，有關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證研究》一書中（KrugmanandSmith,1994）。該書收入了一系列的論文，其中比較共同的結論為：①一些國際性公司的行為確實帶有戰略性，至少，涉及國際貿易時，其行為受到市場結構的影響。②一般來說，單方面的關稅或補貼確實使本國受益，但幅度有限。③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有效程度與各自模型的特殊限制條件相關。一旦改變其假定條件，其有效性便大打折扣，甚至結論完全相反。

3對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批評

戰略性貿易政策都是在有損他國利益的基礎上來改變本國的福利，因而被指責為掠奪性政策或以鄰為壑戰略；同時，它又不利于整個世界福利水平的改善，因而受到了許多尖銳的批評。對其批評主要來自兩方面：實證的和規范的。

3.1實證的批評

Eaton和Grossman（EatonandGrossman,1986）指出，據戰略貿易模型的古諾寡頭競爭假定，每一廠商的最佳產出是假定對手的產量給定而推測出來的。但是，當對手采取的是貝爾蘭特（Bertrand）戰略，即以價格而非產出競爭時，得出的結論就成了出口稅是最佳選擇。這與戰略貿易措施正好相反。這一批評，幾乎動搖了戰略貿易模型的基礎。對此，Spencer（1986）作出了回應。他認為，寡頭壟斷廠商之間的競爭可以分為研究與開發、生產、銷售三階段。只有銷售階段是以價格競爭為主，前兩階段仍將以產量競爭為主，故古諾假定在前兩階段仍成立，可以用來達到轉移壟斷租金的目標。

國內廠商占有的市場份額擴大之后，能轉移的壟斷租是否相應增加，也是值得懷疑的（HerstrumanandMarkusen,1986）。因為，得到補貼的國內廠商，其效率原本就很低，進入市場之后，其平均成本曲線不是下降，反而會上升，從而會使向國內轉移的壟斷租金越來越少。此時，從國內廠商得到的回報遠小于期望值，國內總福利水平就會低于不采取補貼時的情況。

Grossman（1986）認為，獲得高利潤率的廠商，都是產品研究和開發、市場調查等早期作了大量風險投資的企業，它們的失敗率較高。平時所觀察到的企業，僅僅是幸存的取得成功的企業，失敗的高風險投資則沒被估算在內，從而在總體上高估了這些廠商的行業總利潤率。而政府給予補貼的又恰恰是這些存在風險的寡頭壟斷企業。因此，被轉移壟斷租沒有考慮到行業總風險成本而被夸大了，政府補貼方式的效果也就不如原先估計的大。

當國內出口行業面臨共同的外部環境，又具有相同生產能力時，對其中一兩個行業進行補貼，會把國內資源從其它行轉移到受補貼的行業，從而受補貼行業的擴大和出口增加是以其它行業規模縮小及出口減少為代價的，而且，這種情況下，代價往往要高于轉移的壟斷租，所以，自由貿易仍是最佳選擇（DixitandGrossman,1986）。若各出口行業面臨的條件不相同時，一國之福利確實有可能得到改善，這要取決于國內稀缺資源用于出口行業擴張后每一單位資源取得的額外壟斷利潤大小，而這又取決于國內外技術條件對比、國內外產品替代程度、出口市場需求彈性及寡頭競爭性質等因素。這樣，要選擇一個目標行業對其進行補貼就需大量的信息，而這往往又是難以辦到的。總之，若忽視了國內產業間要素轉移及要素價格變化的影響，會使戰略貿易政策模型的說明力大受影響。

3.2規范的批評

以鄰為壑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常會遇到其它國家的報復而兩敗俱傷。Bhagwati（1989）認為，在知識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更易出現相互報復的現象。另外，作為小國，遭到報復的可能性也極大。這樣，世界總福利水平也因之而下降。即使戰略性貿易政策充分有效，它也是一方受損另一方得益的一種政策，世界總福利水平絕不會增加，而只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調整。這種把本來由市場力量決定的貿易福利分配格局代之以人為的手段加以干預，必然不及市場有效，從而，從長遠看，會使世界總福利水平下降。

Bhagwati（1989）指出，政府干預的有效性也值得懷疑。政府作出的決策，有時并不符合改善大多數人福利的目標。少數人或特殊利益集團把持政策制定與執行的情況并不少見，其后果是少數人或特殊集團以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而獲得巨大的利益。所以，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也許總體上能改善一國的福利，但其分配可能極不公正。

另外，得到政府補貼的國內廠商往往會發現依賴補貼本身較參與同國外廠商的激烈競爭收益更大。于是，它們轉而進行尋求補貼的活動，而不關注國家賦于它們的轉移壟斷租的職責。這是一種典型的DUP（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活動，因為它占有了資源而毫無產出（Bhagwati1982）。

總之，大部分經濟學家堅持認為戰略性貿易政策要在特定限制條件下才有效，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世界各國都從日益增長的世界貿易中獲得了巨大利益這一不容置疑的事實也證明自由貿易依然具有較強的生命力（Bhagwati,1992;Baldwi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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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及其周邊城市發展現狀分析

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的核心城市——青島，位于整個藍色經濟區的中心位置，整個山東省的東南部，副省級城市，全國五個計劃單列城市之一，被譽為“中國品牌之都”、“世界啤酒之都”和“世界帆船之都”。在2011年1月，國務院批準青島市為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的核心區域和龍頭城市。作為中國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城市，全市進出口總額1191.3億美元，港口吞吐量35012萬噸，實際利用外資28.4億美元，與上年同比增長52.8%。煙臺市，地處山東省的東部，是我國首批沿海開放城市之一，是環渤海經濟圈內以及東亞地區國際性港口城市、商貿城市和旅游城市。綜合其發展潛力，煙臺被中國社科院評為未來10年最具潛力城市之一。在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的整體規劃中，煙臺市將成為全國重要的制造業基地、港口城市、金融貿易服務中心和旅游度假勝地。日照，位于山東省的東南部，整個藍色經濟區的南部，是黃海之濱的新興港口城市。日照城市的經濟發展依靠港口優勢，臨港工業迅猛發展。與其他城市相比，日照市的臨港工業將以“大項目－產業鏈－產業集群—產業基地”為發展模式，逐步延伸至山東省的其他城市，帶動其他城市的發展。在經濟生產總值方面，2010年日照市已經突破了1000億，其中在第二產業方面，增加值561.55元，規模以上的工業增加值為突破600億元，這充分體現了日照作為港口城市，發展港口產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威海，地處山東半島的東部，是我國沿海開放的港口城市之一，同時也是享譽國內外的著名旅游城市。在經濟發展方面，威海市是全國綜合經濟實力50強城市之一，2011年全市的生產總值突破2000億大關，居民可支配收入達到2.5萬元。因此，威海進入到藍色經濟區依靠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大力發展其對外貿易。濰坊，位于山東省的中部，同時也位于藍色經濟區的中心位置，是山東半島都市群最大城市。與之前的四個城市相比，對外開放的港口優勢不明顯。但是，濰坊市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環境，走出了一條符合自身經濟發展之路。在2011年，濰坊市實現生產總值3541.85億元，增長11%。至2011年年底，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達到4057家，實現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5.5%。因此，濰坊市在第二產業方面比其他城市具有更大的優勢，極大地穩固了半島地區的經濟貿易基礎。東營，位于山東省的中北部，位于黃河入海口，“勝利油田”的所在地，是一個正在蓬勃發展的年輕的城市。2011年，全市生產總值超過2600億，保持著較快的增長，人均生產總值邁入十萬元大關。勝利油田，作為中國第二大油田，涵蓋石油勘探、鉆采、管道輸送、石油化學品和石油工程技術服務等各個領域。石油行業關乎到整個經濟的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命脈。從國際形勢和國家貿易的角度來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石油仍將是世界的主要能源，而石油勘探行業勢必將被國際投資者看重，從而注入大量資金，引導石油行業進入新的階段。濱州，位于魯西北地區，整個藍色經濟區的最西端，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海岸線共240公里。作為渤海灣重要的城市，濱州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是魯西北地區重要的機械制造、紡織、印染行業城市。雖然整體的經濟狀況與其他城市差距較大，但是作為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與京津唐地區的重要的交通要道，濱州還是為整個經濟區的貿易發展做出了貢獻以上七個城市共同組成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從上述現狀可以看出：城市之間有各自的發展軌跡，同時又有相同之處。所以，我們在分析經濟區對地區經濟貿易發展的影響和采取的措施時，既要考慮共性，又要考慮特性。

各城市經濟指標體系的建立

分析城市經濟貿易的發展，需要建立可靠地指標體系。指標體系的建立需要包括社會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但要有經濟區發展的特色，應包括：經濟總量方面、一二三產業方面、經濟區貿易發展的重要行業方面等。這些指標作為對各個城市的描述，為了便于更好地找到各個城市之間的差距，將樣本城市之間的各項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聚類分析法的原理與應用

1、聚類分析法的原理描述

聚類分析是按照數據本身的結構特征對數據進行分類的一種探索性統計方法。“聚類”的實質就是按照數據距離的遠近將數據分為若干各類別，是的類別內數據的“差異”盡可能的小，類別間“差異”盡可能的大。分析的基本步驟在確定距離的基本定義和類別間的距離的計算方式，然后依照類別見的遠近，通過把距離接近的數據歸類到可能的聚類結果，最終利用相應的指標來確定能夠分成幾類。對藍色經濟區城市的不同數據數據進行聚類分析處理，具有改變之前經驗分析法的無法從數據本身定量的分析的弊端。因此，從可得到的數據著手，運用聚類分析方法從藍色經濟區的數據本身的數值之間的特征對數據進行分類。具體而言，將現有統計指標作為基礎，以經濟區各個城市的數據為對象，對數據進行聚類分析，得出合理的藍色經濟區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水平測量的分類標準，并在此基礎上統計得出不同類別的特征值。

2、實證研究

根據上述的原理，將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7個地市的數據進行收集。

3、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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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服務貿易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快速發展，從1982年的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44億美元到2008年的3044.5億元，增長了幾十倍，而且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占世界的比重也由0.6%增長到2008年的4.2%。但總的來說，盡管增長的倍數很多，由于基數太小，與其他國家相比，總量還是不夠。2008年我國服務貿易出口額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的3.7%，遠落后于排名第一、占世界出口額的14%的美國；服務貿易進口額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額的4.4%，落后于排名第一的美國的10.5%。不僅如此，我國服務貿易還呈現出連年逆差且逆差逐漸擴大的趨勢。

（二）結構失衡

我國的服務貿易中，傳統服務貿易占主導地位，新興服務貿易的比重較小。長期以來，旅游和運輸占據了我國服務貿易的大半壁江山。直到2008年，我國運輸和旅游這兩個傳統服務貿易行業進出口額為1657.5億美元，仍占服務貿易總額的54.4%。而金融、保險、計算機信息服務等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服務產業,近年來增速較快，但比重仍然很低。

（三）管理落后

我國對服務貿易管理落后主要表現為：法律法規不完善，很多服務部門的立法尚未完全建立起來，例如《電信法》歷經多年的討論還是沒有出臺；還未形成各部門密切配合、政府和企業緊密聯系的服務貿易促進協調機制和工作體系，也沒有制訂完善的服務貿易發展中長期規劃；我國的服務貿易統計方法、統計口徑與國際標準存在出入，反映出我國服務貿易管理落后。

針對我國服務貿易存在的問題，很多學者提出了發展對策。但這些對策大多從國內經濟發展角度提出，極少從區域貿易、區域經濟合作的角度提出。筆者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目前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熱點問題，而且中國也在積極參與、推動地域經濟一體化。區域貿易不僅促進了地區貨物貿易發展，對促進地區服務貿易的發展也有積極作用。

我國參與區域貿易合作的動因

擴大市場半徑。美國經濟學家杰夫•馬德里克在《經濟為什么增長》一書中，論證了經濟增長的原因。他認為，經濟增長需要創新，但科技創新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由貿易發展、殖民地化、國內市場膨脹所導致的市場成長是西方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動因”。在目前WTO談判受挫，全球經濟一體化受挫的情況下，發展區域經濟貿易合作是最佳的替代方案，可以有效的擴大市場半徑，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國內政策推動。黨的十七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要求“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努力擴大服務出口”；商務部于2008年和2009年分別出臺了《商務部關于做好2008年服務貿易工作的指導意見》、《商務部關于做好2009年服務貿易工作的指導意見》。其中都提到：利用多邊和區域渠道加強對重大問題的談判和磋商。緊密結合我國服務業發展現狀和實力，在多邊貿易體制和區域貿易安排（特別是自由貿易區）談判中推動建立平等、自由的國際服務貿易體系。將服務貿易納入雙邊經貿重點促進工作的范疇。深化內地與香港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

我國參與的主要服務貿易區域一體化組織概況

內地與香港、澳門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2003年6月和10月，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區政府分別簽署了《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均于2004年1月1日起實施。此后，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內地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又分別簽署了六個補充協議。CEPA中關于服務貿易制度的內容有5條：市場準入、服務提供者、金融合作、旅游合作、專業人員資格的相互承認。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協議。2002年11月，我國與東盟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正式啟動了中國-東盟自貿區的進程。2007年1月，雙方又簽署了自貿區《服務貿易協議》，已于當年7月順利實施。根據《服務貿易協議》規定，我國在WTO承諾的基礎上，在建筑、環保、運輸、體育和商務等5個服務部門的26個分部門，向東盟國家開放市場；東盟10國也分別在金融、電信、教育、旅游、建筑、醫療等行業向我國開放市場。

中國-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協定》是2006年11月簽署，2007年1月1日生效的。2009年2月，中巴兩國簽署了《中國——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區服務貿易協定》，根據協定，在各自對WTO承諾的基礎上，在全部12個主要服務部門中，巴方將在11個主要服務部門的102個分部門對中國服務提供者進一步開放，包括建筑、電信、金融、分銷、環境、醫療、旅游、運輸、快遞、研發、計算機教育、娛樂文化和體育等眾多服務部門。我國將在6個主要服務部門的28個分部門對巴基斯坦服務提供者進一步開放，具體包括采礦、研發、環保、醫院、旅游、體育、交通、翻譯、房地產、計算機、市場調研、管理咨詢、印刷出版、建筑物清潔、人員提供和安排服務等。

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區。2005年11月，中智兩國簽署《中智自由貿易協定》，自2006年10月1日起開始實施。2008年4月兩國簽署《中智自貿協定關于服務貿易的補充協定》。根據協定，我方在計算機、管理咨詢、采礦、環境、體育、空運等23個部門和分部門，以及智方的法律、建筑設計、工程、計算機、研發、房地產、廣告、管理咨詢、采礦、制造業、租賃、分銷、教育、環境、旅游、體育、空運等37個部門和分部門將在各自WTO承諾基礎上向對方進一步開放。

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協定。2008年4月，中新兩國簽署《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協定》。這是中國與發達國家簽署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也是中國與其他國家簽署的第一個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等多個領域的自由貿易協定。《協定》已于2008年10月1日開始生效。目前，新西蘭在商務、建筑、教育、環境等4大部門的16個分部門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諾，中國在商務、環境、體育娛樂、運輸等4大部門的15個分部門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諾。

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區談判啟動于2006年8月，于2008年9月圓滿結束談判，簽署《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區協定》。《協定》涵蓋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人員流動、海關程序等諸多領域。在服務貿易方面，雙方在醫療、教育、會計等服務貿易領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諾。

中國-秘魯自由貿易協定。2009年4月28日，中秘兩國簽署了《中國-秘魯自由貿易協定》，這是我國與拉美國家簽署的第一個一攬子自貿協定。

在服務貿易方面，在各自對WTO承諾的基礎上，秘方將在采礦、研發、中文教育、中醫、武術等部門進一步對中方開放，中方則在采礦、咨詢、翻譯、體育、旅游等部門對秘方進一步開放。

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策略

合理利用區域貿易合作機制，有側重的促進我國服務貿易。我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各有不同的合作領域與側重點。例如中新（新加坡）自貿區，雙方在醫療、教育、會計等服務貿易領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諾，可以在此區域著重發展我國的醫療、教育業的服務貿易。

不同的區域貿易合作機制所涉及的制度有待完善。例如關于服務的原產地制度，CEPA對自然人提供的服務，采取了國籍和永久居留權標準，對商業存在提供的服務采用了業務執行本地化標準。隨著近年來服務外包的飛速發展，將服務的來源等同于服務提供者的來源是不恰當的，剝奪了成員通過合理的原產地規則來追溯服務正是提供者的權利。

繼續推進新興服務在自貿區的合作。我國服務貿易發展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結構失衡，新興服務貿易比重較小，新興服務業發展落后。若適度開放這些行業，是可以促進發展的。而在自貿區內在雙邊合作的基礎上適度開放新興服務行業，例如電信、金融業，負面影響較小，開放度可控。

但我國目前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合作領域以傳統的服務貿易為主，新興服務貿易的合作較少。我國和新西蘭、新加坡簽署的自貿協定，都幾乎未涉及新興服務貿易領域。服務業是新加坡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其中新加坡在商業服務、交通通訊、批發零售、金融服務等行業優勢較明顯。而雙方合作的主要領域是醫療、教育、會計等服務貿易領域。

參考文獻：

1.周念利.區域服務貿易自由化安排的GATS+特征分析.國際貿易問題，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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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上述說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產的產品不同把生產分為“技術含量高的”與“技術含量低的”。這種分法當然并不很嚴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產同一種產品如棉布，這些不同的方法有著不同的技術含量。但是，如果考慮到企業總是在生產同種產品的不同生產技術中挑選成本最低的那種，不同種類的產品生產在技術密集的程度上就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例如，紡紗的技術含量顯然低機生產的技術含量。

19世紀以來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有相當大的共同性。一國進入了開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一般都是紡織業，因為它需要的技術水平比較低。此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取決于一國走哪一條產業升級的路徑：在發展重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如德國、日本和韓國），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依次變為鋼鐵、化工、造船、汽車和機器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高技術成分（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大型數據機）等等；而在發展輕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則依次變為日用消費品、服裝、電子產品等等。走這樣的技術密集化和產業升級道路，世界各國幾乎沒有例外；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越快，經濟增長就越快；不能迅速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的國家，其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幾年陷入經濟困境的東亞國家，多半都是由于沒能將整個經濟的支柱轉向更加技術密集化的產業。例如，自80年代以來日本的優勢產業就是汽車制造和家用電器產品，這種產業結構至今沒有明顯的改變，這就從根本上妨礙了日本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是最近10年來日本經濟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之一。

由此看來，對一國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來說，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有多高、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有多快，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一個國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現對外貿易增長快、整個經濟增長慢甚至經濟衰退的現象，這種情況下的對外貿易增長快是該國經濟出現了重大問題的表現。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重更不是一個好的追求目標。任何嚴肅的經濟分析都可以證明，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存在著一個最優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這個依存度和低于這個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運輸成本的限制，國家越大，其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達100％，而美國、日本的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過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國這樣的國家對外貿易雖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是對周圍的歐共體國家進行的，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只占其GDP的20％。整個歐共體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也只占其總產出的20％。而歐共體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與美國處于一個數量級。這是一個典型的證據，說明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與國家的規模成反比。這被克魯格曼概括成一個規律：越小的經濟體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國際比較表明，在當代，人口、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當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只應當在20％左右。中國的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等，人口為美國的數倍，最近幾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卻在40％上下。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看，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這種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中國生產可貿易商品的生產率相對較低而生產非貿易商品（如理發）的生產率相對較高，從而使中國國內以人民幣計算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相對比價，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比價。這一方面低估了中國的總產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人以購買力平價方法估算，認為就實際產出來說，中國的GDP應當比現在的統計數字高4倍，相應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這說明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統計方法問題，是由于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進行統計的結果。但是，對于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十分重要的是，在經濟增長很快的國家，由于可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增長得快于非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在進一步的高速經濟增長中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對外貿易額增長慢于當年價格GDP的增長，就是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統計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會下降。日本和韓國都曾經出現過按現行統計數字計算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這不僅說明對外貿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說明經濟高速成長到一定時期后還要求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適當下降。

總之，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是盡快實現產業升級，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必須圍繞著這一點來決定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使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完全服務于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東亞國家前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不是它們實行了外向型經濟，而是它們使自己的對外貿易戰略、外向性經濟以致整個的經濟政策都為盡快的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

對于中國來說，最有效地為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的對外貿易戰略肯定不會是自由貿易政策。一般說來，自由貿易政策對任何發展中國家都不會是一個最優的政策。

二、自由貿易政策有害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自由貿易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界不可動搖的教條。西方人的灌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輿論，以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貿易政策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之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有人還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國如果接受一系列貿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時的實際GDP會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這一類的論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經濟，就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放棄對本國產業的一切保護措施。而在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鼓吹自由貿易，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其損人利己的私貨。自由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副毒藥。

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貿易自由化的藥方，但是它們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貿易政策發展起來的。近200年來擔當過世界經濟最強國的那些西方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在歷史上都曾經是工商業落后于別的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當它們急起直追發展自己的工商業時，它們都對自己的新興產業實行了嚴格的保護，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經濟強國之后才轉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克魯格曼這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自己就承認，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它們的工業化進程的”。其實何止是這三國，第一個現代工業化國家－－英國就是靠保護貿易發展工商業的。英國轉向自由貿易政策是在19世紀上半期，那時英國早已坐穩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寶座。在這之前，當英國的紡織業還大大落后于其它國家時（那時紡織業是最“先進”的產業），英國政府曾經用最極端的手段保護本國的紡織工業，以致于禁止本國臣民使用別國生產的紡織品。而英國正是靠從紡織業開始的“產業革命”才成了以后一個世紀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把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與南美國家、與中國比較一下，就知道自由貿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經濟發展了。雖然南美國家取得政治獨立的時間比美國晚了40年，但是19世紀初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明顯差別，其它的經濟條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積、人種）都相差不多，當時它們在經濟上都遠遠落后于英國。但是在整個19世紀中，美國人在不斷反對英國人干涉其內政的斗爭中對自己的制造業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結果是很快就發展起了最先進的工業和經濟，在19世紀末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而南美各國卻被英國政府的“友好”姿態所迷惑，聽信了英國人的甜言蜜語，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聽任英國的工業來摧毀自己的制造業，到20世際初終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國家的行列。世人現在都在傳說拉美國家本世紀50年代以來保護本國制造業的“進口替代戰略”如何不成功，他們卻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國家吃夠了19世紀的自由貿易政策的苦頭，它們才在本世紀中期轉向了“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現在有理由懷疑，這樣大肆渲染拉美國家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又閉口不提它們過去自由貿易的失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破壞落后國家的自主發展以永遠保持自己經濟上的優勢而搞的宣傳伎倆。

中國與美國是一個更好的對比：自之后，中國被迫開放，到20世紀初清朝滅亡前夕，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應當說是最合乎自由貿易理想的了。那時候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政府不能也不敢保護本國的制造業，僅有的關稅壁壘也被國際條約限制而不得超過5％，實際上平均關稅率連5％都不到。可是這樣的自由貿易并沒有使中國發展起來。1912年，當中國的進口關稅平均還不到5％之時，美國全部進口的平均關稅負擔卻為18.5％。須知美國當時已經是世界的第一經濟強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卻仍然以這樣高的關稅保護本國的產業，中國那樣落后，卻只有那么低的關稅保護，中國的工業怎么能發展！現在的人都批評那時的，認為它的封建主義本質注定了它發展中國工業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實，這樣落后的國家，光是沒有象樣的關稅保護這一條，就注定了中國工業不能發展。

現實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貿易優越性”的經濟理論形成了如此明顯的對立，有些人還是如此虔誠地相信和宣傳這一套學說，這是為什么？

這里只說一個理論上的根本問題：按可計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貿易好處根本就不可信。對自由貿易好處的全部論證都是以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為基礎的。按照這個學說，只要兩國生產同樣兩種物品的相對成本不一樣，這兩個國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產的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進口自己生產相對成本比較高的產品，這種貿易可以使這兩個國家都獲益，因為它們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資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國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9單位酒，葡萄牙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83單位酒，那就不管它們的絕對生產成本是多少，都應該由英國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國出口呢絨。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貿易結構自動就會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這個要求。李嘉圖自己認為國家之間在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它們在生產率上的技術差別；而以后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則強調這種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不同國家在生產要素稟賦上的差別，即不同國家擁有的生產要素之間有不同的比例。可計算一般均衡不過是把這些理論化為具體的數學模型，再利用統計數據對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為什么現在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為什么作為這個模型基礎的比較成本理論成了“自由貿易優越論”的論據，而自由貿易優越論與成功的發展經驗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較成本學說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是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一般來說，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同樣，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其生產成本也就越低。這個道理，有工作經驗的人都會感覺到。而美國人早就作過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慮到這種學習效應，我們就可以知道比較成本學說對自由貿易政策所作的論證錯在哪里：發展中國家生產過的“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一定很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一定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相對成本也一定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現這種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而要使現代的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這些現代的新產品。發展中國家降低現代工業產品的潛力最大，只要堅持生產這些新產品，許多產品的相對成本就會迅速下降。但是由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無法進行。但是不從事這些現代產品的生產，就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效率也永遠不會提高。而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以其現在的情況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沒法考慮政策對生產率的這種影響。它根本就不考慮“學習效應”，因而必然夸大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好處，低估它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的壞處。使用這樣的模型作出的測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針對19世紀中期的發達國家英國扼殺后起國家德國的經濟的陰謀，李斯特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發達的國家扼殺其未來的競爭對手的手段。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魯格曼作為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在其所著的《國際經濟學》教材中明確承認我們前邊所說的學習效應的作用，也明確承認今日的發達國家多半都是靠保護本國幼稚產業起家，但是一談到今日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們的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如何失敗，給人的印象就是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該保護本國的產業。對一種理論上完全有道理、歷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貿易政策，他卻硬要說它不適用于今日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寫法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寫作的真正動機：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在這里并不是抱著真正的科學態度，而是為了某種利益而從某種偏見出發來說話。這種利益就是當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利益，而這種偏見就是由美國的利益而產生的對落后國家發展的敵視。

落后的國家不應忘記，自由貿易政策是破壞其經濟發展的一副毒藥；而許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貿易優越論”的人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毒藥。

自由貿易的信徒們還有一個頗令人信服的論據：自由貿易可以打破國內企業在本國市場上的壟斷，而這種壟斷是無效率的，必然會造成低產出、高價格。這是對自由貿易的“促進競爭論據”。但是這個論據有偷換概念之嫌。從邏輯上說，也可以靠允許以致鼓勵本國企業進入來促進國內市場上的競爭，打破壟斷并不意味著需要引入外國企業。如果考慮到企業的最優規模這種效率因素，我們可以承認，“促進競爭論據”對小國是相當有道理的。以汽車制造業為例。當今這個行業最有效率的公司規模是年產150萬輛轎車。如果每個汽車廠商都達到這個規模的話，按“一戶一車”即平均3個人保有一臺車、每臺車使用10年計，象韓國這樣的小國有一個汽車廠商就足夠滿足本國需要了。但是一家企業獨占國內汽車市場當然會造成極嚴重的壟斷。問題在于，這個例子也恰好說明，“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由于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即使達到“3戶一車”、每臺車使用15年，也要有6個年產150萬輛的汽車廠才能滿足中國的“穩態”需求。6個汽車企業還不足以造成足夠的競爭嗎？為什么只有外國企業來了才算競爭呢？實際上，中國汽車行業今日的問題仍然是廠商過多，競爭過度，而不是企業太少、競爭不足。這種舉例分析的意義在于，它證明了，只要國內的經濟政策得當，中國這樣的大國完全可以即取得規模經濟的好處，又僅靠國內企業就產生足夠的競爭，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貿易讓外國企業來制造競爭。“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這樣的大國。

三、中國應當采取的對外貿易戰略

前邊的分析告訴我們，中國既不應當采取片面追求擴大出口的對外貿易戰略，更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在今日之中國，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必不可少，問題只是應當保護哪些產業，開放哪些產業的國內市場。

關于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分析告訴我們，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貿易政策是保護它們的現在生產率相對較低、但是提高生產率的潛力又很大的產業，這些產業可以將本國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根據這種考慮來選擇貿易保護的對象時，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那就是現在已有的產業結構。

在轉向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為了不受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支配，曾經致力于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系統，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包括了幾乎任何一種工業部門。以當時甚至現在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衡量，這樣建立起來的許多工業部門必定是產品性能和質量差、成本高從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要求的技術含量越高的部門情況越是如此。這在航空工業等部門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轉向改革和開放政策之后，這種部門的企業大都陷入了虧損的困境，成了經濟上的包袱。

現在的人們大都忙于嘲笑建立這些企業時沒有考慮經濟上的承受能力，嘲笑這些企業是閉關自守的落后思想的產物。但是，現在真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清算過去，而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將來應當怎么辦。從經濟發展要求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角度看，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生產正是中國今后幾十年的產業升級中應當大力發展的生產部門。一個產業的成長需要時間和經驗，決不是有了資金能夠買進設備就可以一下子辦成的。臺灣90年代初期的經濟已經足夠發達，但是當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時卻沒有任何基礎可作支持。當時臺灣為了發展自己的飛機制造業，曾經想買下美國的麥道飛機公司，只是由于美國政府的干預而沒有成功。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一國現有的工業基礎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國家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

如果我們采取適當的措施保護和扶植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保存并發展其技術力量，我們將會大大加快整個國家技術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為國家將來達到發達水平時的經濟準備好支柱性的產業部門。如果我們聽任這些現在還沒有競爭能力的部門在市場競爭中消亡，國家也還是要解決這些部門的那些往往是高技術的員工的就業和生活救濟問題，還是要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得失相權，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僅不放棄、反而要進一步扶植和發展這些部門的生產。而扶植這些已有的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主要方法，除了國家通過各種渠道給予補貼之外，就是在對外貿易上保護這些部門的國內市場。

經濟發展上的一般規律是，一國新生產的一種產品通常都是先占領本國市場，然后才發展到對外出口。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來說，只要人均收入能夠很快提高，任何高技術產品在國內都可以有極其廣闊的市場。就是對客運飛機這種最高技術水平的產品，中國也已經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國之一。問題只是要以適當的貿易政策保護好自己的這個國內市場。

從中國目前的生產和貿易模式看，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水平：中國的技術含量相當于造船和家用電器生產的部門已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因為中國已經開始大量出口技術檔次比較低一點的家用電器和船舶。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中國應當全面放棄對技術含量低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有限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術含量高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那些原則上放棄保護的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部門從紡織品和服裝生產部門一直到鋼鐵生產部門。在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中，只有個別的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品種生產需要保護。因此，限制這些部門產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應當集中在它們的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品種上，如某些特殊的紡織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鋼或鋼材等等。在這些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生產部門中，只有一個部門應當是例外，那就是農業部門。盡管農業部門產品生產的技術含量一般比較低，但中國還是應當對農產品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措施，以盡可能地保護本國的農業生產。這不僅是為了保證中國的農業和食品安全，更是為了保護仍然占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利益。

根據這樣一種對外貿易戰略，目前中國需要重點保護的國內工業部門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機器設備制造、汽車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產業中的高技術組成部分的生產（如集成電路的生產和軟件開發）。我們應當動用可能使用的一切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將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保護好。為此必須對目前的關稅和其它各種對外貿易政策作重大調整。目前我國的關稅和對外貿易政策是鼓勵企業使用外國產的設備而不使用國產設備，鼓勵企業使用進口飛機而不使用國產飛機，這種狀況不應當再持續下去了。

目前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中國進口的一個很大部分。轉向重點保護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增長以致整個對外貿易的增長放慢，甚至導致對外貿易占中國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經說明，在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對目前的中國來說，只要這種下降是逐漸的而非急劇的，在對外貿易對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大驚小怪。

中國未來真正的經濟問題在于中國的人均資源遠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要變成一個經濟上的發達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以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的生產、包括機器設備的生產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國際分工的體系中側重于生產機器設備和其它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向這一地位邁進的過程，而為了完成這一發展，中國必須在對外貿易中全力保護和發展這樣的產業。如果能夠完成向這種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國的進口將以資源和初級產品、特別是原油為主；向這種經濟結構的轉變同時就是進口結構向以原油等初級產品為主的轉變。我們現在就必須準備并著手開始這一轉變。為此必須對整個對外貿易戰略作大調整，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須作大調整。

對外貿易戰略上的最大調整，就是轉向全力以赴地以關稅和非關稅手段保護本國的裝備和機器制造業、高科技產業。這一方面會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國長遠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將出口所得的外匯收入節約下來進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這一點的前提下，中國應當學習美國的戰略，減少對本國領土上的石油資源的開采，將本國的石油資源儲存起來作為應付重大國際危機的戰略儲備。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中國還應當盡可能加入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開發，與這些當事國達成“投資開發后換取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協議。這樣可以使中國未來的原油進口來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應上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使中國能夠頂住未來可能出現的西方的“禁運”和封鎖。

篇（5）

一、我國汽車工業的發展現狀

按照2005年年底的統計，2005年我國全年汽車產銷累計570.77萬輛和575.82輛萬輛，同比分別增長12.56%和13.54%。據國家信息中心信息資源部統計，“十五”期間，中國汽車市場實現了高速增長，汽車消費量由2001年的273.1萬輛，迅速提升至2005年的近592萬輛，占世界汽車市場的比重已經由2001年的4.3％，提升到2005年的8.7％。2005年，中國汽車市場的增量占全球汽車市場增量的23.2％，中國在國際汽車市場中的地位顯著提升，已經成為世界汽車市場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據悉，《中國汽車產業“十一五”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十一五”期間汽車產業增長目標將為年均增長率10%左右，2010年國內汽車保有量達到5500萬輛左右，汽車化水平達到40輛/千人。（目前世界平均水平是每千人120輛；美國達到每千人780多輛。加拿大達到每千人600多輛；日本達到每千人520多輛）。因此，中國機動車保有量擁有很大的增長潛力。

二、我國汽車服務貿易業日趨廣闊的市場和產業現狀

汽車服務貿易業作為汽車工業的派生需求行業，無疑將隨著汽車產銷的繁榮而繁榮，同時，在汽車維修方面由于國外新的維修工藝、維修技術等的大量應用，也為我國提供了一個較為先進和高效的國際技術環境。諸如汽車電子新技術以及高新科技含量較高的電子化檢測維修設備,將在我國得到快速推廣和廣泛應用。目前，國際汽車服務貿易業呈現出的四大發展趨勢及我國的產業現狀為：

1.品牌化經營。我國過去的汽車營銷，一直以產品創新為主。新產品與優勢價格，仍然是主流的營銷手段。但是，2005年也是汽車產業界從產品創新到品牌創新的觀念轉變之年，一批企業引入了品牌戰役營銷的概念，取得了一些成功，主流企業家已經認識到目前的營銷并非真正的品牌營銷。

2.售后服務從以修理為主向以維護為主轉變，售后服務的立足點應是提高保質期限，推行保姆式、品牌化、連鎖化，網絡化服務。目前，美國汽車養護業占美國汽車保修行業的80％，而中國只有1％的汽車修理商能夠提供完善的護理服務。這種情況要求我國的汽車維修與營銷業轉變觀念，向先進管理模式看齊，跟國際接軌。

3.電子化和信息化水平越來越高。隨著汽車技術的發展，汽車的電子化水平越來越高，汽車保修越來越復雜，大批高科技維修設備應用于汽車維修行業。

4.規模化、規范化經營。汽車維修與營銷業的規模化經營與汽車制造業不同，不是指建立大規模的汽車修理廠或汽車保修中心，而是指擁有大量的連鎖、分支機構。如美國的保標快車養護系統在美國本土就有1000家加盟店，并在全世界擴展自己的網絡系統。規模化經營同規范化經營是密不可分的，規范化經營就是在同一連鎖系統內，采用相同的店面設計、人員培訓、管理培訓，統一服務標識，統一服務標準，統一服務價格，統一管理規則，統一技術支持，統一物流配送。進行規范化經營能夠減少物資儲存和資金占用，降低運營成本。

三、我國汽車服務貿易業人員素質狀況分析

篇（6）

服務貿易的發展對工業化進程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服務貿易依托服務業而發展，是服務業的國際化。服務業的發展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工業化發展程度、類型和側重點的不同，決定了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程度、類型和側重點。如美國在電信、英國和澳大利亞在金融業、印度和愛爾蘭在IT服務外包、法國和中國在旅游服務貿易等方面，根據本國工業化或依托別國和地區的工業化狀況，形成了具有各自優勢的服務貿易類型。一國服務貿易的發展類型不僅直接影響著該國服務業的發展方向，而且對工業化進程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引導工業化發展方向，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工業化進程。

貨物貿易結構調整能夠增大服務貿易數量、質量并引導工業結構調整。一國貨物貿易結構體現了該國工業化水平和類型，貨物貿易的技術含量影響服務貿易的規模和質量。機電高新技術產品是貨物貿易中產生最大服務貿易規模和最高技術含量的類別。我國貨物貿易中三資企業占半壁江山，且主要是機電高新技術產品，但所產生的服務貿易我們卻難以獲得。加大我國自主知識產權機電高新產品出口，不僅有利于改變貨物貿易結構，加大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的數量、質量，而且將在引導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中發揮重要作用。

生產貿易可以加快工業化發展進程。生產貿易在服務貿易中占主導地位，直接為工業化服務，能夠集中反映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水平。生產貿易也制約著消費貿易的發展：一方面，發展生產貿易可以帶動消費貿易的發展，推進消費貿易的結構調整和內容更新；反之消費貿易的發展，又會引導生產貿易的發展方向和提高其水平。另一方面，發展生產貿易可以提高工業化發展速率，促進實現規模化生產和社會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使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得到有效發揮，加快工業化和市場化進程。

商業存在能夠提升工業化水平。商業存在是目前服務貿易的主要貿易模式，占全球服務貿易總量的56%。商業存在的發展是以工業化為依托的，工業現代化程度決定了商業存在的類別、數量、規模和布局。商業存在對于彌補國內產業、資源和市場不足，擴大產業規模，增加利潤，促進企業技術和設備更新，加大科研投入，尤其是提升工業化水平都有巨大的拉動作用，并可帶動其他服務貿易模式的出口。我國企業“走出去”已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美國相比仍有20倍左右的巨大差距。我國企業“走出去”對于我國服務貿易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可見，服務業、貨物貿易、生產貿易和商業存在是支撐服務貿易發展的基本因素，在服務貿易的發展中起了關鍵作用，但這些基本因素又都是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工業化規定了服務貿易的發展水平、類型和發展方向，其他因素是在工業化基礎上發揮各自的作用，同時服務貿易的發展對工業化的進程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可以引導工業化發展方向，加快其進程。

二、流通規律是服務貿易整體發展的根本動力

按照WTO的劃分，服務貿易有12個大類、160多個小類，在眾多類別中如何下手?萬事從源頭抓起，關鍵是找出服務貿易發展的規律，抓住對服務貿易的發展具有戰略基礎、支撐作用的一類或幾類作為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帶動整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這是對我國發展服務貿易具有戰略決定意義的一步。

我們在分析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發展的成因中闡述過，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是建立在大工業基礎之上，工業化促進服務發展成為產業，工業化也促進了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現代化，社會化大分工和大規模生產在現代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而社會化大分工和大規模生產是通過大流通引發的。現代化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快速形成和發展的推動力是現代化大流通，現代化金融和電子信息網絡技術提供了根本保障，研發成為了先導力量，從而構成了現代化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發展的基本支撐。可見，在市場經濟中，流通規律在社會生產組織方式上發揮了基礎性作用。

所謂的流通規律：即體現為以流通能力為基礎的社會生產組織能力。流通能力的強弱決定了社會生產組織的規模和現代化程度，決定了社會生產的組織方式。

美國經濟的強大并充滿活力主要是來自于流通先導型經濟，強大的流通能力不僅帶動了美國現代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快速發展，還使美國經濟在全球配置中獲得巨大利潤，并掌握了對國際市場的控制力，美國GDP占全球的3%－4%，美元在全球的外匯交易中的比重為62%，占全球外匯儲備的64%，占全球貿易結算中的貨幣分布達66%。一個國家競爭力強弱，不僅在于生產多少產品，更為重要的是在國際市場得到多少份額。全球前500位的跨國公司中，美國占2／3，美國企業的規模和實力幾乎在各個行業都排在前列，在世界知名品牌中美國占2／3。

俄羅斯服務業占GDP的60%，其占比較高的主要原因是擁有較雄厚的工業基礎，以及冷戰時期建立的發達交通網絡、較完善的物資儲存和分撥系統所形成的大流通體系，為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性支撐。

2005年，我國市場的交易和流通總量已達80多萬億元，是GDP的4.4倍，“十五”期間年增長12.3%。2005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6.7萬億元，年增長14.6%。生產資料交易總額達14.2萬億元，年增長15.5%。在我國快速發展的巨大市場規模中，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為21%，而美國國內物流成本為5%－6%，國際物流成本為l0%－25%，國內外綜合成本為9%左右，我國是美國國內物流成本的4倍左右，國內外物流綜合成本的2.3倍。此外，第三方物流已被發達國家普遍采用，而我國第三方物流僅占物流市場營業額的5%，大部分企業還處于大而全、小而全的運作模式。我國流通業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成本高且效率低、庫存量大、資本周轉慢等問題。流通不僅是制約我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發展的瓶頸，也已成為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影響到我國經濟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

大流通不僅是生產型企業集團發展的原動力，而且是服務型企業集團發展的原動力。現代化大流通產生的流通速率的提高，使企業到企業和企業內部的物流成本都大大降低，生產組織的社會化成為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生產組織方式，企業為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自發向生產大規模和專業化方向發展。企業規模化和專業化的發展，對服務的數量、質量和種類的高要求日益增強，極大地促進了服務業和服務貿易企業向規模化和專業化方向迅猛發展。2005年，麥德龍和宜家集團的銷售總額超過了我國100強零售企業的銷售總額。麥德龍集團在28個國家擁有544家商場，在國內沒有倉庫，完全靠第三方物流；宜家集團在34個國家開設了商場，在54個國家定牌采購，在9個國家擁有36家工廠，在16個國家設立了28個物流中心，海外業務占集團利潤的92%；沃爾瑪公司在美國國內就有108個配送中心和3000個分店。

大流通孕育大的企業集團，大企業集團又加快了大流通的現代化進程。沒有現代化的大流通，生產社會化分工就缺乏動力，研發缺乏環境，金融和電子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受限，社會化大生產難以真正形成，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整體發展也難有大的突破。而沒有金融和電子信息網絡的保障以及研發的引領，流通現代化就難以為繼。優先發展現代化流通，可以引發金融和電子信息產業以及整個服務業向現代化、規模化和集團化方向發展，提高金融和電子信息產品的質量和效率，并使研發充滿活力。加快發展現代化大流通是從根本上解決大規模和集團化生產的關節點，也是整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向現代化、規模化和集團化發展的動力。

流通業的現代化的作用不僅僅表現在流通業的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引發了社會生產組織方式的巨大變革和企業的分工向社會化和規模化發展，還為重要的一點是，在大企業集團的主導下，中小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也要向分工更精細的專業化發展，以適應現代化大生產的需要。反之，這種分工和組織形式的進步，又進一步促進了流通現代化水平的提高，促進了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市場競爭和經濟進步，從而使經濟發展進入了良性循環。

經濟結構的調整，在于產業和企業結構的調整。產業和企業結構的調整在于社會生產組織方式的調整，影響社會生產組織方式、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發展的基本因素是流通，流通也是解決市場速率的關鍵因素。

因此，認識流通規律，遵循流通規律，利用流通規律，發揮流通規律的作用，對于我們理解市場經濟、理解服務貿易、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系列問題極其重要。

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經濟的競爭說到底就是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競爭，就是流通能力的競爭。應把發展服務業和服務貿易上升為國家戰略的高度去規劃，上升到政策的層面去推進，作為商務領域的中心工作去抓，形成以服務貿易帶動服務業的發展，以服務貿易和服務業引領的現代化引領工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格局。

三、促進生產組織方式變革是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發展的核心

服務貿易的發展不同于貨物貿易的發展，主要是循著兩條不同的發展路徑：促進國際貨物貿易發展主要是以物化的產品為核心而展開，而促進服務貿易的發展則主要是以無形的社會生產分工和消費供給方式為核心而展開。促進國際貨物貿易發展的法規和政策等是圍繞著產品的質量、價格等而制定，而促進服務貿易發展的法規和政策等則應圍繞著以社會化大分工為前提，以發展大規模和專業化生產為目標，以促進生產和消費的現代化組織供給方式為核心等而制定。促進國際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發展的不同在于，貨物貿易針對的是有形的物，服務貿易針對的是無形的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和消費供給方式。

我們在促進以產品為中心的貨物貿易時也強調抓大企業，而實際上關注點、政策著力點主要還是在大企業生產的產品上，對于企業生產組織方式很少涉及，對于社會生產組織方式也很少考慮。國家通過行政力量促生了一些生產型大企業，進一步夯實了工業基礎，在一定程度和范圍上使生產組織方式向規模化和專業化邁進了一步，但就整個市場來說這種做法對改變社會生產組織方式的作用是局部的、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受到了極大限制。因為，改變生產組織方式的根本動力在市場，市場是動態的，市場運行的速率決定了生產組織方式，在速率低的市場運行系統中，大企業和企業集團的優勢難以全面發揮，因而促成大企業和企業集團產生的動力不足，這是影響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及和諧發展的基礎性因素。

把促進社會生產組織方式的轉變作為商務工作的重點，將促進國際貿易發展的中心由抓產品轉向抓社會生產組織方式，著力點放在抓流通渠道和流通企業上，放在促生產性和消費性流通并進上，將真正進入商務工作抓企業的實質階段，并使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成為看得見、摸得著、可操作的實際工作。

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在美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但美國由制造經濟向服務經濟轉變是漸進式的，社會生產組織方式的轉變也是漸進式的。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在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和日本等國的經濟發展中發揮的作用更為突出，大流通提高了這些國家的經濟效益，服務業快速發展，服務貿易增速加快，企業和產品大量涌向世界，經濟迅速崛起。

我國經濟實行跨越發展，不同于美國漸進式的經濟發展模式。我們要借鑒經濟發達國家通過社會生產組織方式上的變革加快經濟轉型的成功經驗，充分發揮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對工業化發展進程具有的巨大反作用力，把經濟發展的重心由制造商品向促進社會生產組織方式的轉變上轉移，從根本上引發產業結構的變化，實現以服務貿易開放促進服務業的發展，以服務業整體發展全面協調帶動工業化的發展，從而形成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工業、農業發展同時并舉，站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制高點上，高位推進整個經濟的發展，加快實現由制造經濟向服務經濟的轉型，走出一條中國式經濟快速發展的道路。

四、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戰略抉擇

戰略是關于全局的籌劃和指導。加快發展我國服務貿易，應實施大流通帶動服務貿易發展戰略（以下簡稱大流通帶動戰略），這是根據戰略的規定性、服務貿易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服務貿易的發展規律、構成戰略基本要素的要求等綜合考慮的抉擇。加深對大流通帶動戰略基本構成的認識，有助于從深層次上把握這種戰略抉擇的科學性，把大流通帶動戰略落在實處。（一）戰略定位

戰略定位是就一事物在全局事物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來確定其在全局中的位置。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全局戰略的不同、一事物發展程度的不同等決定了一事物在全局中的戰略定位。我國經濟發展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建立和諧和節約型社會，調整經濟和貿易結構，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等為經濟發展戰略目標；我國所處工業化中后期的發展階段；我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發展相對滯后而又存有巨大發展潛力。這些因素決定了服務貿易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帶動作用，在經濟發展戰略中處于促進經濟貿易結構調整、加快制造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戰略定位。

（二）戰略選擇

戰略選擇是戰略成敗的關鍵。戰略選擇應以戰略定位為前提，建立在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之上，從而能夠順應規律，利用規律，駕馭規律，推動事物科學發展。大流通是服務貿易發展的根本推動力，選擇大流通帶動服務貿易發展戰略，可以從總體上解決服務貿易的發展問題。

大流通帶動戰略是超越戰略。一個戰略能否稱其為超越戰略，關鍵是看該戰略的動力性質，大流通帶動戰略就是從本質上解決了服務貿易發展的根本動力，可以為服務貿易的超越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足夠推動力，使戰略超越成為可能。

大流通帶動戰略是導向戰略。我國存在著內需不旺、產業和貿易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發展滯后。大流通帶動戰略解決了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發展的根本動力，為在深層次和大范圍上啟動國內市場，擴大內需，在更深層次和更大范圍充分利用和有效協調“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創造條件，引導企業向規模化和專業化方向發展，引導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引導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快速發展，引導制造經濟向服務經濟加快轉變。

大流通帶動戰略是均衡戰略。我國經濟貿易發展存在的系列問題，實質上是發展的不均衡。大流通帶動戰略不僅作用在服務貿易均衡發展的關節點上，而且也作用于服務經濟與制造經濟均衡發展的關節點上；不僅考慮到服務貿易的國外發展，而且也考慮到服務貿易發展的國內基本建設支撐；不僅要解決服務貿易發展的根本動力，而且要解決服務貿易各類別協調和共同發展的問題。

（三）戰略方向和目標

戰略方向和目標就是戰略集中指向的方向和目標。在戰略籌劃和實施中戰略的指向不是散射和無規律的，而具有方向性和目標性。大流通帶動戰略的方向就是通過把發展服務貿易、拉動服務業、促進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加快工業化進程和經濟轉型等具有邏輯遞進關系的幾方面統一起來，進而形成戰略方向，戰略總目標即加快由制造經濟向服務經濟的轉型。

（四）戰略布局

戰略布局是在戰略整個空間進行的力量分配，以及力量分配后形成的戰略態勢。大流通帶動戰略的戰略布局以全球作為其戰略空間，戰略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說，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有限的。因此，戰略布局中戰略力量的使用、分配一定要在空間上形成具有支撐作用的重心、重點。大流通帶動戰略的布局是以我國東部地區和大城市為重心，以建立國內外大流通渠道為重點，向我國中西部和全球有重點地擴延，通過基礎性、推進性、助推性、保障性4類工程的部署，實現國內外整體布局。

（五）戰略工程

戰略目標的實現是通過若干個戰役逐步完成，確定具有戰役性質的4類服務貿易工程，是實現大流通帶動戰略的主要舉措。基礎性工程是大流通帶動戰略的根基，是服務貿易發展的基本力量；推進性工程是在大流通帶動戰略的主要方向選擇的工程，在服務貿易發展中起關鍵作用；助推性工程是對推進工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輔助力量；保障性工程是大流通帶動戰略有效實施的源泉。本文作者曾提出的15個戰略工程，僅是大流通帶動戰略的部分任務，大流通帶動戰略4個工程形成的是開放體系，應根據服務貿易的發展對工程進行適時調整。

（六）戰略階段

戰略的籌劃和實施通常要劃分階段，以利于戰略在實施過程中根據變化的情況進行各方面必要的調整和補充。一個戰略階段通常為3－5年。戰略劃分成階段，但各戰略階段的方向是一致的，在戰略實施中戰略方向和目標通常是不能改變的。大流通帶動戰略階段的確定主要考慮：與我國經濟和貿易發展五年規劃相同步，與服務貿易發展周期相一致，與服務貿易促進政策制定和調整期相銜接。為此，確定5年為服務貿易發展一個戰略階段比較適宜。

（七）戰略規劃

規劃是指比較全面的長遠發展計劃。規劃較之計劃，具備了許多戰略的特性。服務貿易發展戰略的實現，首要的是以服務貿易發展規劃的方式對服務貿易工作進行全面而有重點的籌劃，服務貿易發展規劃是服務貿易工作的基本依據，也是服務貿易發展戰略的具體體現和能否得以貫徹落實的關鍵。

一個好的規劃會以其科學的前瞻性、整體全面的籌劃性、內外部的協調性起到對商務工作很強的指導和推動作用，并使之有條不紊地進行。但一個好的戰略，不等于就能有一個好的規劃，如果沒有一個與戰略相配套的好的規劃，再好的戰略仍可能成為一個空泛的口號。關鍵是對制定規劃的基本內容、程序、方法的掌握和運用問題，以及對服務貿易戰略和規劃之間的辨證統一關系的認識和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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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的相關規則，尋求合規的解決方式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在世貿組織的許多貿易規則中都有針對向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規定，可以使我國在對外貿易過程中享受一定的特別優惠。世貿組織關于發展中國家的相關規定在解決中美貿易摩擦問題中能夠起到突出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國政府必須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的相關規則，尋求合規的解決方式。我國政府可以組成成立一個由法律專家組成的、專門負責進行針對我國對外貿易企業遇到貿易爭端問題時法律援助的機構，為中美貿易摩擦中我國企業的以及應訴問題進行有效的指導。

三、積極發展國內市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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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絡貿易組織發展迅速

從1999年下半年到現在，由于電子商務，尤其是B2C業務的增長，我國網絡貿易組織也得到了迅猛發展。商務部副部長廖曉淇在2006年指出，據不完全統計，2005年我國主要網絡貿易組織總銷售額達7400億元，比2004年同期增長了50%；同時網上購物的用戶數量達到了2200萬戶，比上2004年同期增加了600萬戶。而且網絡貿易組織呈現出持續增長的態勢。

（二）出現具有代表性的網絡貿易組織

我國網絡貿易組織剛剛起步，所以為數不多。但令人高興的是目前已經出現幾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網絡貿易組織，這些組織形態各異，在經營上各有千秋，例如當當網、卓越網、騰訊等。為我國網絡貿易組織的發展樹立了楷模。

（三）網絡貿易組織的規模偏小當前我國網絡貿易組織數量急劇增加，但是普遍來看，規模偏小，可供消費者選購的商品種類數量偏少且大部分商品的價值含量低，難以滿足消費者挑選比較和一站式購物的要求，對消費者缺乏足夠的吸引力。同時，由于規模偏小，技術不完善，管理落后，營銷理念欠缺等問題也隨之出現。

總的來說，我國網絡貿易組織還處于一個嘗試和起步階段。

二、網絡貿易組織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計算機及網絡技能普及面窄

擁有計算機和網絡是消費者參與B2C、實現網上購物的前提，并且B2C的效益也直接影響到網絡貿易組織的效益。據CNNIC第18次調查報告顯示，截止2006年6月30日，中國大陸上網計算機數僅5450萬臺，31.8%的非網民“不具備上網條件”，我國的網民滲透率僅為9.4%，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同時，消費者參與網絡貿易組織的交易必須具備相應的計算機和網絡知識。而我國在空間結構上，農村消費者計算機、網絡應用知識缺乏；在年齡結構上，中老年消費者計算機、網絡應用水平低；在性別結構上，女性的計算機和網絡應用能力略低于男性。計算機及網絡技能普及面對我國的網絡購物平民化產生了很大的障礙，從而直接阻礙了我國網絡貿易組織規模的擴大。

（二）網上交易風險大網絡的不安全和網上商務交易的不安全是消費者面臨的兩大不安全因素，比如在交易中，消費者承擔了支付風險（包括兩個方面：付了錢沒收到貨、網上銀行信用卡賬號泄密造成損失）、商品風險（即所購買商品的質量問題：商品實樣與網上圖樣出入大、商品在配送過程中被損壞、丟失等）、維權風險（消費者維權法律不完善所造成的）。這些風險都加大了消費者網上消費的成本，也在無形中減少了網上交易的規模，從而制約了網絡貿易組織的發展。

（三）物流配送與售后服務體系不完善

物流配送是將貨物由商家送達消費者的獨立體系。物流配送效率決定著網絡貿易組織運做的效率，物流成本也直接影響著商品的價格。在我國，物流業剛起步，處于發展初期，還存在技術不完善、規模小、服務欠規范等問題，導致網絡貿易組織所經營的商品在配送過程中成本高而效率低效益差。

除了配送體系之外網絡交易方式的獨特性也增加了售后服務的難度。目前，大多數企業一般只考慮到消費者需要退、換貨的情況，并要求消費者必須將商品在規定的時間內通過郵寄的方式返回網上企業，因此導致了消費者時間成本和精神成本的增加；而商品在使用過程中的售后服務問題大多數網上企業都未作說明；同時，由于網上商店的區域性特點導致企業的售后服務地域性差異非常明顯。

（四）網上商店經營意識及技術比較落后

在我國，許多企業雖然建立了自己的網站，但是僅僅停留在簡單的企業介紹型網站或者是客戶支持型網站的水平上，還沒有過渡到網站建設的最高階段—產品銷售型網站的程度，眾多同行往往集中在同一平臺（如阿里巴巴）上競爭，無形中降低了交易效率。另外，技術工具手段的落后，也使得一些即便意識到B2C重要性的網上企業也無法實施網店的構建理想。

三、網絡貿易組織的創新與發展的建議

21世紀是網絡的時代，網絡貿易的發展是大勢所趨，因此網絡貿易組織的創新與發展也迫在眉睫，。本人認為要解決上述我國網絡貿易組織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改善現狀，就必須要政府、社會、企業及消費者的共同努力。本人提出以下幾方面的建議。

（一）政府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

在網絡貿易的發展過程中，政府應充分發揮其服務職能，為網絡貿易企業營造一個良好的運營環境。

首先，網絡貿易的發展需要一個良好的電子商務基礎平臺，它屬于網絡經濟的基礎建設范疇，政府有責任、有能力進行電子商務基礎建設的投資以改善我國網絡貿易企業的運營環境，從根本上解決由于網絡規模小、消費者計算機和網絡知識缺乏、技術落后等對其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本人認為我國政府可以責成某個部門機構如高等學校或鼓勵某些企業如電信企業具體操辦這些基礎建設事宜，政府再對這些部門或企業進行一定的補償，這樣不僅可以實現“多贏”的目的，還可以促進這些部門的共同發展。

其次，網上交易是以雙方相互信任為前提的。政府應該將信用體系的建設納入國家基礎建設范疇，在中央政府的主導下，以地方政府為主，聯合各級政府職能部門，在3個標準（個人標準、企業標準和政府標準）指導下對全國個人、企業和各級政府的資信進行調查、分析和評估，利用網絡向全社會公開，免費提供，從而達到降低信用風險，促進消費者的網絡消費及網絡貿易組織發展的目的。

再次，電子商務法律是用以維護電子商務交易的正常秩序和交易主體的正常利益的。我國目前的網絡貿易相關法律與法規跟不上其發展，甚至有的領域出現法律的真空。鑒于這一點，我國立法部門應加大力度來健全和完善我國有關網絡方面的法律和法規，消除那些善于鉆法律空子的投機分子的可乘之機，同時保護當事人的利益，讓消費者放心網上消費。

（二）網絡貿易組織應開展“創新性”網絡營銷

無論網絡貿易企業的形式如何，要想獲得競爭力就必須在多方面進行創新，企業在網絡營銷過程中與傳統商務活動一樣，必須遵循“以市場為中心”的原則，通過有規劃的網上營銷活動達到“吸引——滿足——留住”消費者的目的。

首先，網上商店可以在宣傳手段上創新，例如進行廣告宣傳，建立網絡社區，張貼海報等方法，吸引消費者并使其“接受網上消費”。其次，產品創新是吸引客戶的根本因素，因此企業必須調查分析網上需求，并確定網上銷售的商品種類和數量，使消費者“樂于網上消費”。同時，由于網上商店的虛擬性，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適合在網上銷售，因此企業必須事前對市場進行調查和分析以確定適宜品種，并盡可能的增加網上銷售商品的數量。再次，網上商店要提高經營效率，就必須在管理上不斷突破。管理創新主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是提高和完善網上商店本身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目的在于保證網上商店的安全性和提高訂單處理效率；二是完善企業的售后服務體系，盡可能多地為顧客提供方便，解決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和維修過程中的后顧之憂。

（三）配送及售后服務應不斷完善

在網絡貿易中，物流配的發展水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網絡貿易組織的效率和規模。因此本文認為可以嘗試建立權威、統一、與世界認證標準接軌的安全認證中心；提高銀行安全技術和支付效。率以滿足客戶對安全及“即時支付”的需求；通過擴大物流企業規模、更新設備、提高管理水平等手段來消除我國網絡貿易組織發展的物流瓶頸。

針對售后服務相對落后這個瓶頸，本人認為網絡貿易組織應該加強售后方面的服務，可以嘗試與第三方物流企業配合起來，在物流把貨物送達消費者手中后進行售后的關懷，更重要的是企業可以通過電話，或是E-mail詢問顧客是否滿意，從而讓人們認同這個品牌，形成品牌的忠誠度。

（四）消費者應加強網上消費意識

雖然我國網民數量已經是世界前列的了，可是總比來說會進行網上購物的并不多，知道網上購物的就更少了，而且媒體上報道的大多數都是關于網絡的負面新聞，所以網絡貿易組織應該通過宣傳在人們心中樹立起企業的形象，帶動消費者進行網絡購物。

另外，由于網上市場不同于傳統市場，網絡企業必須根據網上消費者的特征，對網上購物的各環節，加強安全和控制措施，保護消費者購物過程的信息傳遞安全和個人隱私，以樹立消費者對網站的信任。

參考文獻：

[1]宋華，胡左浩.現代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

[2]張鐸，周建勤.電子商務物流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劉志學.現代物流手冊.中國物資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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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化起步階段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作為中國第五代導演的陳凱歌、張藝謀以其《黃土地》、《霸王別姬》及《紅高粱》、《活著》等一系列反映民俗的影視作品代表中國電影邁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中國電影業發展開始在國際上受到關注。但這一時期的中國電視市場多被日本，美國等一些國家的譯制片所充斥，電視業的發展仍在萌芽階段。

（二）低谷階段

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這一階段是近代中國電影業的低潮時期，政府對電影行業的審查機制甚為嚴格，同時，電影業和電視業的發展出現了明顯的矛盾。主要表現在，電影娛樂業受到了電視文化的強烈沖擊。伴隨著電視機在中國的迅速普及，大批量的，形式多樣的電視作品應運而生。與此同時，中國影視業與外界的交流減少，體制落后，影視貿易發展履步維艱。

（三）迅猛增長階段

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的影視娛樂貿易進入了迅猛增長的新階段。2003年至2005年，我國電影的海外票房收入分別為5億，11億和16.5億。僅2006年一年我國電影的海外票房收入已達19億，超過了國內票房收入（28億）的2/3。以古典題材、義俠主題、異戀故事、武打橋段為表現手法的中國電影贏得了國際市場的廣泛好評。《英雄》、《天下無賊》、《夜宴》、《滿城盡帶黃金甲》便是這一時期的杰出代表。

二、中國影視貿易的發展現狀及問題

（一）中國影視娛樂貿易的發展狀況

影視貿易是文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2003年中國以8500億美元的外貿總額成為世界貿易三強之一，然而，在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對外貿易方面，卻遠遠落后于國家對外貿易的總體增幅。2006年，根據文化部出具的相關統計數據表明，我國文化貿易的進出口比例大約是10:1，存在著巨大逆差。以中美兩國間的影視貿易進出口對比為例，截止到2005年，中國從各種渠道進口的影片4332部，美國影片占到40%到50%；中央電視臺和各地電視臺播放的外國影片4000余部，40%以上是美國的；在電影院放映的211部影片，53%是美國片；5年當中以分賬方式進口的影片是88部，美國影片為70部，占80%，而中國出口美國的影片和電視劇卻屈指可數。我國目前影視貿易的逆差現象仍然嚴重存在。

（二）中國影視貿易存在的主要問題

1.我國影視業整體發展水平較低

從體制上來講，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影視業到底是作為一種宣傳工具還是作為一種文化產業，到現在為止仍然是一個沒有徹底解決的問題。由于既缺乏政治保障和體制保障，又缺乏產業運作的經驗，中國影視至今仍處在“產業化最初級階段”。而計劃經濟帶來的壟斷、保守、僵化、消極和“反市場”規律等一系列“前產業化初級階段”遺留問題，也嚴重影響了中國影視貿易的正常發展。總體來看，我國影視業整體發展速度滯后，經營水平較低。

2.我國影視娛樂產品出口競爭力不足

影視產品的出口競爭力通常用貿易競爭指數來衡量。貿易競爭指數是指一國某種產品的凈出口值與該產品進口值和出口值合計的比值。若該比值為正值，表明是凈出口國，若該比值越接近1，說明國際競爭力越強。

以2001年中國加入WTO，影視貿易發展的國際范圍空前擴大這一年為例，根據中國統計年鑒資料顯示，此年度，中國電影、音像制品的出口總額為0.3億美元，而同年的進口額為0.5億美元，貿易競爭指數為-0.376，2002年貿易逆差進一步惡化，貿易競爭指數下降為-0.758，貿易差值是-0.382。我們與稱霸世界的美國影視的出口額根本無法相比，就與相鄰的韓國相比都有相當大的差距。據韓國文化觀光部公布的資料顯示，2002年韓國文化節目出口額達2881萬美元，進口額達2511萬美元，實現順產370萬美元，與2001年相比，出口增長22.8%。盡管近幾年這一狀況有了明顯的好轉，但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影視產品現在的出口競爭力仍然非常低。

3.我國影視產品所占國際市場份額較小

目前，傳播世界各地的新聞，90%以上為美國和西方國家所壟斷，美國控制了全球75%的電視節目的生產與制作，生產的電影只占全球6%到7%，卻占全球總放映時間的50%以上。1995年，中國進口大片平均票房都在400至500萬以上，觀眾上座率平均達50%，1/3的放映時間、10部左右的影片，創造的是50%左右的票房收入，而2/3的放映時間、100部左右的國產影片創造的票房收入也只有50%。而中國電視在1999年對外銷售的總收入只有0.21億美元，這對于全球每年上百億的電視貿易額來說，簡直有點微不足道。

4.我國影視作品國際營銷手段單一

當前，我國影視產業最缺乏的是把影視產品當作一種商業產品進行營銷的理念和方法。就市場營銷水平而言，中國影視行業不僅遠遠落后于好萊塢，而且與國內多數其它行業也存在不小的差距。中國一直注重電影的意識形態教化作用，對于市場需求考慮較少，更談不上對國際市場需求的研究；另一方面，電影在不同市場會出現文化貼現現象，加之海外觀眾因為對中國文化缺少了解，在一定程度上較難認同這種風格、價值觀、信仰、歷史、神話、社會制度、自然環境和行為模式。這就需要我們在對自己的產品進行宣傳的時候，要盡量拉近與海外觀眾的差距，注意采用國際性的營銷方式對本國視聽產品進行宣傳。

5.我國影視產業融資體制不完善

我國影視產業融資體制不完善，受經濟實力和體制制約等方面影響，我國影視產業的組織形式還處于小規模分散化經營狀態，普遍缺乏競爭力。影視單位既缺乏豐富、獨立的經費來源，對于自主支配經費的使用權也有很多限制。在影視產業起步較晚的前提下，大多數影視經濟核算都有不真正實行，運行過程中沒有利益激勵機制、風險約束機制、競爭機制等問題；影視經營單位在融資方面的管理上都存在著行政化與非產業化，這就造成了資金融通的低效率。特別是文化體制使計劃經濟下形成的行政隸屬關系尚未真正打破，政府與影視經營單位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尚未理清，政府主導經濟代替市場配置資源，過多地干預影視經營管理，經營者難以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實體，這些問題都給影視產業的融資帶來了巨大的障礙。

6.我國影視娛樂貿易法制保障制度不健全

電影產業的促進政策仍然缺乏相應的前瞻性、穩定性、系統性。產業主管部門還缺乏明確的戰略規劃。電影產業在稅收、基金等方面在事實上還不是一個能夠享受優惠與促進政策的優先發展領域。電影投資規模的擴大、電影產業規模的擴大都還缺乏法規政策的鼓勵。與2003年和2004年頻頻推出影響巨大的產業改革政策相比，2005年以來的中國電影產業化改革在產業政策方面的深化與推進動作已經明顯減少，但《電影促進法》等相關法規政策仍然處于難產之中。

三、提升中國影視貿易競爭力的對策

（一）加快影視娛樂文化體制改革

1.體制革新是振興中國影視的根本動力

體制革新是解決制約影視發展各方面問題的關鍵。推進影視產業的發展必須按照國際市場的規律和影視自身的規律，從突破體制入手，努力深化體制改革，調整產業結構，規范市場規則，建立完善的現代影視市場體系。體制問題不解決，到國際市場上去競爭，就等于帶著鐐銬跳舞。

2.拓展中國影視的政策開放度

政府在體制改革的政策上應重點解決發行渠道不暢通、打擊盜版力度不夠、院線影院瞞報票房等制約影視發展的問題。要推進影視的投融資機制改革、審查制度改革、評獎機制改革、企業內部經營機制改革、勞動分配制度改革等等，調動影視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效地配置文化資源和市場資源。

3.建立完整的影視產業體系

影視產業體系的建立目標是形成一個產業環節貫通、產業整合完備的現代影視產業體系。拆除環節與環節之間，行業內、行業外、國營、民營、合資、外資之間的不平等障礙和間隔，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來分配資源、優化資源、提高效益，增強電影產業的綜合經濟實力。

（二）加強對影視娛樂國際市場的研究與開發

影視傳播速度快，傳播量大，覆蓋面廣，加強對影視娛樂國際市場的研究與開發才能從根本上把握這個產業發展的基本方向，選擇出適合發展的最優道路。

國際影視貿易發展的潛力是相當巨大的。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在1980至1998年，印刷品、文學作品、音樂、視覺藝術、攝影、廣播、電視、游戲及體育用品的年貿易額從950億美元激增至3880億美元。這個數字還不包括90年代多媒體、視聽藝術、軟件和其他版權產品的貿易。另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數據表明：年進口影片在100部以上的國家達83%。而且，各國對進口影片的依存度普遍較高，國內生產量與國內放映總片數之比超過10%的國家也僅有30個，大部分國家嚴重依賴進口電影市場。另外，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也都從境外進口電視節目，而且進口的數量占整個電視節目總數的百分比大部分在20%-50%之間。中國的文化資源在世界范圍內都占據著較為領先的位置，為此，我們應該利用這種資源優勢，更多的發揮強勢文化的力量，從而帶動整個中國影視娛樂貿易市場的發展。

（三）樹立國際認可的影視品牌

品牌可以帶來超額利潤、較高的社會聲譽和美好的市場前景，影視品牌可開發的商業價值極豐富：除影片的海外版權、家庭錄像制品、電視播映以外，還包括與影片內容相關的圖書出版、服裝鞋帽、海報、珠寶、游戲、玩具、文具、日常用品、原聲音樂和主題公園等。

隨著中國影視市場規模的擴大，各地影視基地紛紛上馬，打造“中國好萊塢”、“東方好萊塢”，口號一個比一個響亮，規模一個比一個宏大，但是鮮見中國的影視作品打入全球主流市場。中國影視產業貌似強大，但品牌影響力在國際市場上卻不見蹤影。中國有優秀的人才儲備，深厚的文化底蘊，豐富的素材資源，大型的影視基地，但唯一缺乏的卻是精品影視品牌。2005年接近2000集電視劇因制作粗糙、質量低下不能面世。

（四）建立健全的推動影視貿易的法律法規

目前，我國在影視貿易方面的法律法規仍比較缺乏，對影視行業的發展有一定的不利影響。因此，盡快的形成一套以促進影視產業發展為核心的、保障我國影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法規政策體系勢在必行。這些政策中應該綜合涉及包括與財政、稅收、其他產業的融合度等相關內容，以及在進出口方面的政策和市場的規范管理等方面。

（五）加速中國影視娛樂業的綜合發展

首先，要著力培養一批能夠參與國際競爭的影視文化市場主體，從體制、融資、管理等方面提高我國影視娛樂業的發展水平，不斷擴大其在國際影視市場占有份額；其次，鼓勵和支持各種所有制文化企業參與和從事廣播影視產品和服務出口業務；同時政府要進一步完善和落實促進我國影視文化產品出口的政策法規，鼓勵我影視產品出口；再次，影視制作機構要努力推出高水準、適合海外受眾欣賞口味的影視作品和節目，并樹立我國的影視品牌；另外，要加強我國影視作品的知名度和世界范圍內的推廣，就要多組織參加有較大影響的國際影視節展，在重點國家和地區舉辦中國影視節展活動，積極開展影視產品交易。

參考文獻：

[1]俞志達.中國電影市場的現狀分析及對策.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2003，(3).

[2]尹鴻，詹慶生．2006中國電影產業備忘．2007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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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我國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進程加快，使得中西部地區迎來了承接全球和東部地區產業投資轉移的重要機遇。2008年4月16日，商務部了關于確定第二批加工貿易梯度轉移重點承接地的決定，為實現加工貿易梯度轉移在中西部重點承接地的集約化、規范化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指導。

(2)國內產業向東南亞等周邊國家轉移。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從其整體布局出發，必然不斷把產業投向商務成本最低、出口便利的國家。2007年以來面對兩稅合一、出口退稅率下調、勞動合同法實施等一系列政策變化，外資紛紛撤離。從珠三角撤資的不少外資并沒有流向我國的中西部地區，而是流向了越南、老撾等東南亞國家。加工貿易直接流向國外將造成國內東西部產業內循環的“斷鏈”。

2.加工貿易政策變化

近幾年，我國經濟運行中投資增長過快，貿易順差過大，信貸投放過多問題比較突出，并且還出現了通脹壓力加大和資產價格持續上升問題。這些問題產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以及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因此，我國政府針對對外貿易采取了一些更加嚴厲的政策。

(1)出口退稅政策調整。2007年6月19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協商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海關總署聯合了《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調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的通知》，規定自2007年7月1日起，調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此次調整共涉及2831項商品，約占海關稅則中全部商品總數的37％。

(2)加工貿易限制類目錄政策調整。2007年7月23日，商務部、海關總署聯合2007年第44號公告，公布新一批加工貿易限制類目錄，新增共計1853個十位海關商品編碼，還對加工貿易監管要求進行了較大的調整。

二、我國加工貿易變化的影響因素

1.法律法規日漸完善

為了更有效的進行國家宏觀調控和發揮監管作用，我國不斷完善各項法律法規。其中，新《勞動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企業的用工成本大約提高了8％。這是致使許多中小型“三來一補式”的勞動密集型制造企業出現產業波動的直接原因。

2.運營成本持續上升

人民幣持續升值，原材料價格上漲，工資成本上升，導致許多外資企業難以維生；環境成本上升，東部的環境承載力趨于飽和，加上群眾環保意識的覺醒，這也成為外資企業遷走或撤資的原因之一。

3.優惠政策不斷減少

從2007年，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制定加工貿易限制類目錄等，使優惠政策不斷減少。

三、未來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對策

1.促進加工貿易的主體轉變

目前，加工貿易中外商投資企業占80％，民營企業僅占5％；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加工貿易，基本是外商投資企業。這反映了國內企業目前參與全球化的能力仍很薄弱。因此，下一階段加工貿易發展的重點，應是使加工貿易的主體逐步從由外商投資企業主導向國內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為主轉變。

2.加快加工貿易的轉移步伐

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西部進一步加快開放，基礎設施條件日趨完善，西部地區承接東部和境外產業轉移的能力增強。同時在國家宏觀調控的大趨勢下，東部的土地、勞動力、水、電等要素成本大幅度上升，東部急需產業轉型升級。因而東西部產業轉移正進入加快發展的戰略機遇期。

(1)改善投資環境。我國中西部地區由于自然條件比較差，經濟條件落后，基礎設施落后的狀況仍然十分突出，嚴重制約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因此加快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是當務之急，為吸引外商投資提供一個良性的硬環境。

(2)加強政策引導。相對于東部地區而言，中西部地區加工貿易發展對國家政策的依賴性更大，面臨的問題與困難也更多，只有采取相應對策，解決加工貿易發展的系列問題，才能順利完成產業的轉移。

3.推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

(1)鼓勵企業技術創新。為促進我國企業在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生產鏈條中不斷向高技術密集、高附加值環節提升，我國應進一步加大對企業技術創新和開發的扶持力度，采取切實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勵和推動企業的設備更新、技術改造和員工培訓，制定和實施對產業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的完整的技術創新優惠政策體系，盡快改變加工制造業普遍的技術落后局面。

(2)調整出口產品結構。在穩定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同時，大力推動高新技術產品和機電產品的出口，擴大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出口，提高出口產品質量、檔次和附加值。

(3)建設相關配套產業。若失去了廉價勞動力這個優勢，我國將不再對這些跨國企業有吸引力。因此改善我國的投資環境成為當務之急。通過建設加工貿易的相關配套產業，能提高產業層次和加工深度，提高加工企業的本地采購率，進一步帶動基礎產業的發展，增長產業鏈條，促使其向上下游深入發展，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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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整體水平仍然偏低,缺乏整體競爭力

2007年,在世界15個經濟體中,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與服務貿易進口額分列第7位和第5位,其規模較前幾年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服務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為3.9%,位居世界第7位,與美國、英國和德國還存在較大差距;2007年全球服務貿易出口額占商品與服務出口總額的比重為19%,而我國服務出口占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僅為9.44%,在15個經濟體中居于末位。按照WTO國際貿易統計數據計算,我國服務貿易比較優勢指數自1992年以來基本為負數,且變動幅度不大。

1.2中國服務貿易知識含量不高,結構缺乏合理性

2008年上半年,運輸和旅游收入分別占服務貿易總收入的27%和28%,支出分別占服務貿易總支出的33%和23%,收支合計占服務貿易總規模的56%。而對于金融、保險、計算機信息服務、專利、版稅和許可證費用等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務等服務貿易領域,中國尚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所占比重很低,呈現出貿易逆差。

1.3中國服務貿易地區發展不平衡,出現東強西弱的現象

由于我國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城市化水平較低,導致現代服務業地區發展也不平衡,服務貿易的地區分布過于集中,出現東強西弱的現象。東部沿海地區服務貿易發展態勢良好,在咨詢、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等行業所占份額較大,中西部地區服務貿易雖然有所發展,但規模較小,所占份額仍然很小。同時服務貿易收支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浙江、江蘇和廣東等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

2對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建議

針對上述提到的關于中國服務貿易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結合目前中國服務業發展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使得中國服務貿易得到更好更快的發展:

2.1加快我國服務貿易的產業結構調整

現階段,中國服務貿易總體水平落后,服務貿易結構不合理,其中,最大的制約因素就是中國第三產業規模和比重較小,服務業發展水平較低,且服務部門、種類和設施尚不健全。為此,必須大力發展服務業,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大力發展有影響的戰略產業與行業。要優化服務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重點發展信息、科技、會議等行業,從而帶動服務業整體水平的提高。

2.2積極穩妥地加大服務貿易的開放力度

有研究表明,政府管制總體上是不利于競爭的,政府管制對競爭行業的影響更為顯著,加大國內服務貿易市場的開放力度,改革部分行業壟斷經營嚴重,市場準入限制過嚴和透明度不高的狀況,按市場主體資質和服務質量,逐步形成規范,統一的市場,有利于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可以吸引大量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可以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增強創新動力,改變我國服務業發展落后的現狀,最終將有利于國內服務業的發展和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2.3加快服務貿易立法

針對目前中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筆者認為,中國應客觀地根據我國的實際國情,對我國服務貿易的現狀進行全面分析和把握,找出在各個服務貿易領域中現存的基本法律法規缺位和不足的部分,在保持與服務貿易基本法原則相一致、與服務貿易現行法律規范相對應、與現行非服務貿易的法律相協調的基礎上,根據服務貿易領域中現行行政法規、規章的執行情況和司法實踐,制定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服務貿易法規,確保我國的服務貿易能夠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下得到穩定的發展。

2.4加快對服務貿易人才的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