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社會實習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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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方杜 單位：華東理工大學

福柯則認為身體是知識、權力和真理規訓的對象，是社會建構而非自然的產物，謝林（ChrisShilling）等人則認為身體是生物有機體和社會文化持續互動的產物。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在消費社會和后現論的影響下，人們更是按照自我規劃對身體進行各種塑造和改變，使得在日常生活和經驗世界中的身體表現和實踐也異彩紛呈，因此，也就更不可能對身體的定義達成共識。如今，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我們擁有更多手段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控制身體，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深深陷入何為身體以及我們到底應該如何控制身體的困境之中……毫無疑問，我們越是能控制和改變身體的限制，那么，我們對于身體是由什么構成的和身體的自然特性是什么就越不明確。

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把握身體的蘊意：1.身體是物質性的肉體和超越性的精神的統一肉體和精神是身體的一體兩面，他們都不可能單獨的存在。一方面，物質性的骨骼、神經、血液、脂肪、肌肉等組成的肉體是身體的實體基礎，是精神的載體。英語中“肉體”對應的詞很多，但其側重各有不同：如“flesh”是強調身體由血肉組成，具有欲望屬性、“soma”強調由細胞組成的身體的有機屬性、“corporeality”、“corporeity”或者“corpse”強調人的物質形體。①這種生理身體通常也是生物學研究和醫學實踐的對象；另一方面精神是身體的本質，它受各種歷史、文化傳統、風俗習俗、社會制度、“身體技術”等影響把生理身體建構成為社會身體，使之帶有厚重的文化、社會和歷史的印跡。所以，肉體和精神二者密不可分，我們不能單純地從某一方面來認識身體，必須把它作為肉體和精神的整體加以認識和把握。2.不僅指單數的、個人的身體，也指復數的、人類的身體即福柯所謂的個人身體（theindividualbody）和社會人口身體（thepopulationsbody）。在福柯看來，個人身體主要指“人類身體的解剖政治學（ananatomo-politicsofthehumanbody）”，包括對個體身體的規訓，如對個體的臨床檢查和微觀辨別，優化身體功能，發揮身體功能；而社會人口身體則涉及到“人口的生命政治學”（abio-politicsofthepopulation），它是國家、政府采用人口統計學、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科學的方法來關注整個社會的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健康狀況、身體體質、體育鍛煉等，以監管和控制社會的人口。②3.身體不是靜止的單一形態，而是動態的多元形態受具體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影響，身體形象、身體的再生產、身體技術、身體表現和身體實踐都是多元的，是隨著社會、歷史的演進不斷發展變化的，即使在同一歷史時期，身體也呈現出各種不盡相同的形態。

如莫斯對處于不同年齡段的不同身體技術（出生的技術和分娩的技術、兒童時期的技術、青少年時期的技術、成年時期的技術）進行了論述；③弗蘭克（ArthurW.Frank）將身體區分為規訓的身體、鏡像的身體、支配的身體、交往的身體；④奧尼爾（JohnO’Nell）把身體區分了世界身體、社會身體、政治身體、消費身體和醫學身體；⑤洛克（MargaretLock）則把身體分為個人的身體、社會的身體和政治的身體；⑥楊儒賓認為先秦儒家“身體觀”有四個面向：意識的身體、行軀的身體、自然氣化的身體和社會文化的身體；⑦黃俊杰認為東亞儒家思想傳統中的身體具有四種類型：作為政治權力的身體、作為社會規范的身體、作為精神修養的身體、作為隱喻的身體。⑧當我們在進行身體研究的時候，必然要面對特納（BryanS.Turner）所說的身體悖論：我們有身體，但在特定意義上說，我們也是身體。⑨這就是說，一方面我們是身體的主體，身體是我們的客體，身體是心靈、知識、理性的載體，我們可以運用各種身體技術去再生產、社會化、組織、規訓和懲戒身體；另一方面，我與身體又是統一不分的，身體不僅是我們存在的自然物質基礎，也是我們進行活動的社會環境的構成部分，是生物有機體與社會自我的統一，也是個體實踐和社會建構的統一。在當代消費社會，我們則面臨新的身體悖社會學與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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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民法

（一）民法與市民法的概念鑒定

“民法”為舶來詞，源自古代羅馬法，叫做“iuscivile”，直譯為市民法，沒有什么特殊含義。此法原適用于全體羅馬市民故稱為市民法，之后作為否定封建和教會法思想的以及制度的資源被各國接受。然而19世紀日本學者在未能體會“市民”中所蘊含的價值下，將其譯為“民法”，至此在東方市民法變成了民法，丟掉了許多文化信息。現代民法是指以規范自由人之間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而成為使命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民法同時又是市民法、權利法、人格法、私法。歷史上曾出現過真正的平等和臣民的平等，民法所調整的則是真正的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

（二）民法的理念與性格

民法的性格主要體現在權利本位性和身份平等性上。民法作為私法其自身的獨立離不開公私法的劃分，羅馬人將法律體系劃分為政治國家的法和市民社會的法，即公法與私法。公法以權力為核心而私法以權利為核心，羅馬法視私人的平等和自治為終極關懷，市民法得以獨立和產生。

中國古代也有民法一詞但其涵義與現代所指大相徑庭。

二、簡述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是自由人構成的社會，是由事實上擁有個人自由，文化上同樣擁有個人自由保障的人基于社會生活的需要而所形成的人的群體。而這樣的“自由”包括有自、自主、由自和自重等多個方面。私法所釋放出的平等理念就根源于每個人都是自由的人，我們無法想象一個失去自由的人會獲得平等。

真正的市民社會是隨同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市民社會產生了市民法，生產和交換只有在市民社會中才能被實現。市民社會以商品經濟為基礎，商品經濟是交換經濟，交換從法律角度講就是權利的相互讓與。同時，交換者必須具備獨立和自由的主體地位。

市民社會是法治秩序的源泉。國家沒有足夠的精力也沒有必要去過問所有社會問題。市民社會的實踐方式內在的要求規則，在市民社會的最簡單的行為方式中，人們培育了規則意識，正是這些規則意識的完善構成了法制意識的基石。

三、市民社會與民法的關系

真正的市民社會是掙脫了封建奴役的社會，即梅茵所說的“從身份到契約”。民法與市民社會時刻體現著一致性。筆者認為，市民社會與民法實則為源與流的關系，法律總是要同與它有相同價值理念的社會相適應。市民社會的經濟本質是商品生產與交換，我國實行市場經濟，但由于起步晚，還不是完全意義上市民社會，應結合具體國情把握二者之間的關系。

首先，從中國的傳統文化看民法。在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一直教導人們遵從“三綱五常”的禮教，人們總在一種等級安排中尋求著自己的權利，找到自己的歸屬，對于這樣的世代安排欣然接受。貧賤富貴之分直接決定著權利享有的多少，古代刑法中對于“八議”、“官當”等的規定可略見一斑。相同的犯罪，不同的主體，不同的處罰。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等級社會，這就決定了輕權利而重權力，輕權利而重義務的價值體系，人們始終按照自己的“身份”行事。這樣的思想根深蒂固，即使在現代社會還有不少國民仍甘愿受這樣的身份束縛，有礙于民法的實現。

其次，從國家起源的形式分析中國古代民法的有無。國家從起源上講可分為部族聯盟和酋邦制兩種形式。部族聯盟采用的是氏族模式，即以古希臘和古羅馬為典型的西歐的文明模式，經歷了從社會性社會直接進入政治性社會的歷程，采用民主制，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而酋邦介于社會性社會與政治性社會之間，有控制但無市場經濟，采用家庭但不平等，有管理但無政府，采用集權制，體現了一種君臣的關系。中國屬于酋邦式的國家起源，統治階級用政府與威懾的方法管理國家，自古就沒有人格的概念，更沒有產生過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市民社會。近現代意義上的民法自然也無從產生。

在此，從傳統法律的發展看中國民法。中國古代是一個諸法合體、刑民不分的農耕社會與宗法社會，私法文化極不發達。中華法律文化不知民法為何物在十九世紀末終于畫上了句號。而滿清王朝從日本明治維新中得到啟示，開始繼受市民法，卻低估了異質文化繼受過程的艱難，在指導思想上采用拿來主義，對文化價值的吸收不足。在操作上，只靠權力者的法典制定，忽略了社會文化上的整合。市民社會是多元的，體現了與眾不同的價值理念和精神面貌，私法的價值理性備受重視，傳統權威受到質疑。我國需要這樣的私法文化，促使我國法律文化從一元到多元，從義務本位到權利本位，公法文化到私法文化的轉變。

最后，市民社會對中國民法的構建。中國傳統社會法治是以儒家倫理為精神歸依，產生于以血緣為基礎的社會結構的基礎之上，現代法治則以正義、自由、平等、民主等為依歸，產生與市場經濟的實踐基礎之上。中國在經歷了啟蒙之后逐漸認同了現代法治的精神。這些現代性價值根基于市民社會，是市民社會的運行和實踐孕育和發展了這些現代性價值。市民社會在主導方面而言是人們的自治領域。在市民社會的自治實踐中，人們培育了自身的主體自我意識，養成了追求自由與平等的品性，任何一個交易作為人們的一種實踐活動都是人們培育主體意識的良好契機。在市民社會中一切自由與平等因子，反復的交易行實踐活動給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久而久之就轉化為人們的行為習慣。

四、結語

民法非空想之概念，而是來源于市民社會。它是市民社會在自身深化過程中逐漸形成，并反復參與著市民社會秩序的打造。缺乏市民社會這一基礎民法便不可能存在，民法的產生更多意義上是對市民社會既有規則的一種默認與文字形式的提煉。我國由于受到蘇聯理論的影響，在很長時間內拒絕公私法的劃分，加上商品經濟欠發達，民法便無從產生。梅因在《古代法》中指出：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高低，從其刑法和民法的比例就可知道。這說明了私法在國家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在我國這樣一個民法后進的國家，而當務之急是推進作為私法基礎的市民社會的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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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市場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因此，建立規范、高效、誠實、信用的外匯市場信用體系，對于提升我國信用等級，提高我國國際地位和形象以及促進我國對外開放向縱深發展都有重大意義。建立外匯市場信用體系的基礎和核心，是建立高效的外匯管理信息監測系統。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適應外向型經濟發展要求，外匯局對應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項目等相應開發了國際收支統計監測、匯兌業務統計申報系統、銀行結售匯管理系統等十幾個應用系統。這些系統的運用，增強了監管的時效性，方便了涉匯主體的外匯收支活動，為外匯市場信用體系建設奠定了基礎。但隨著國際經濟交往的日益擴大，以及外匯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的轉變，這些信息系統在數據共享、預警機制等方面存在明顯不足，遠不能適應外匯管理的需要。

一、當前我國外匯信息系統存在的問題

1.外匯信息系統之間缺乏有機聯系，數據共享性差

我國現行的外匯管理信息系統是在適應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的，基本是每增加一項新的外匯業務就要增加一個系統或報表。外匯管理的外匯業務信息應用系統已有十幾個，基本覆蓋了外匯局所有業務領域，但由于每項外匯業務需求的提出時間先后不同，指標設計口徑不一，各個應用系統之間缺乏有機聯系，無法充分發揮子系統有機整合后的整體優勢，對于有效利用外匯數據資源、提高工作效率有著一定的制約作用，而且隨著我國對外交往的日益擴大，資本賬戶的放開以及證券、保險和服務業的進入，為了保證有效監管，每項業務都要增設新的系統，那么，外匯管理的信息系統要以成百上千計算。

2.外匯信息系統數據采集方式原始

建立高效的外匯管理信息監測系統，對外匯信息系統數據的準確性和時效性、數據的采集方式和統計監測系統的綜合分析功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現行的統計監測系統游離于銀行自身業務系統之外，以國際收支申報系統為例，客戶國際收支交易的涉外收付信息雖已存在于銀行自身業務系統中，但在進行申報信息的報送時，銀行仍須將這部分信息錄入國際收支統計監測系統中，既加大了銀行工作量，又存在二次錄入錯誤的可能。目前，外匯局與銀行、企業的信息傳導載體還主要是紙質報表，大部分數據采集來源于手工臺賬登記，然后手工匯總后通過專門的統計程序上報。這種數據采集方式不僅會發生因填報人在統計內容理解上的偏差而導致人為統計錯誤，還會由于手工采集速度的限制而導致在信息掌握上的滯后性。加入wl‘o以來，我國涉外經濟增長迅猛，跨境資金流動日益頻繁，新的交易種類不斷涌現，跨境收入金額迅猛上升近10000億美元，如此大規模、高頻率的跨境資金流動，如果都要用手工臺賬方式統計匯總，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3.外匯信息監測系統缺乏有效的預警、預測機制

高效的外匯流動預警、預測機制是實現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手段。信息指標的設置必須體現管理者的意圖，從目前國際收支申報系統和其它系統看，還停留于信息的采集、匯總階段。僅局限于對各類具體業務的事后統計，缺乏必要的信息加工、利用、分析和反饋機制特別是缺乏對異常信息的的監測、篩選以及對外匯流向的事前預測，加上外匯信息的流動渠道不暢，信息反應遲緩，所以對違規、違法的外匯流動的監管就缺少快速、敏捷的反應機制，對決策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

4.外匯信息監測系統不能反映涉匯主體的交易全貌

賬戶是統計的基礎。外匯賬戶管理信息系統雖然已在全國推廣實施，但該系統不能反映全部企業或企業全部的外匯收支活動。一些對公單位的結售匯，如出口結匯、捐贈結匯、進口購匯及其相應的收支等，可以不通過外匯賬戶進行收付，致使外匯賬戶收支不能完整地反映涉匯單位的涉外經濟活動。特別是作為對銀行外匯業務監管的主線的結售匯未能在該系統得到體現。另外，該系統還未含銀行自營外匯業務，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外匯賬戶，企業開證付匯保證金賬戶等，因而導致外匯管理部門在對企業外匯收支活動監測中，沒有目標、沒有重點，使企業的一些外匯違規行為因賬戶系統的局限性沒有及時暴露和制止。

二、構建我國外匯市場信用體系的思路

外匯市場信用體系主要包括：完善的外匯管理法規體系，規范的行政執法和內控制度，暢通的政策宣傳和反饋渠道，高效的外匯市場信用信息管理系統，互通互聯的信用信息共享系統，科學的信用評價和獎懲制度，以及嚴格的失信懲戒機制等。其核心內容是高效的外匯市場信息管理系統。雖然外匯管理已經建立了十幾個信息系統，但是由于這些系統是在我國經濟轉型、外向型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的，有著明顯的計劃經濟和行政直接管理的烙印。這些信息系統已難以適應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新形勢的需要，因此，建設外匯市場信用體系，首要任務就是對相關外匯管理信息系統進行整合，逐步建立高效的信用信息管理系統。

1.更新外匯管理信息系統的設計理念

2006年國家外匯管理總局提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外匯管理工作應按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加快管理方式的轉變，實行平衡管理。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和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外匯管理經歷著從事前審批向事后監管、現場檢查向非現場核查、行為監管向主體監管的轉變。在新的形勢下，如果再延用過去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行政管理思維方式，顯然是難以解決復雜和深層的問題，外匯管理的有效性越來越弱，而且管理的成本和代價越來越高，并且我國現在外匯資源已由稀缺轉為相對過剩，因此，必須轉變管理理念。外匯管理信息系統的設計思路也必須隨之轉變，并且應有一定的超前性。在統計指標和統計內容的設計上，應緊緊抓住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國計民生的主要指標和重要內容。徹底摒棄面面俱到的管理理念。國際經濟的交往相比國內經濟有著其特殊性和復雜性，如何在這紛繁復雜的國際經濟的交往中，抓住主要矛盾，把一個復雜的問題，盡量簡單化。這也是對我們的管理能力的一個考驗。

2.建立以外匯賬戶系統為主軸的信息監測系統

賬戶是統計的基礎，是資金流動的“中轉站”和資金存量的“蓄水池”，也是監管分析資金流量和存量的重要窗口，因此，建立一個高效外匯管理信息監測系統，必須以改革現行的外匯賬戶系統為著力點。指導思想：只要有外匯收支行為的單位都必須開立外匯賬戶，凡未開立外匯賬戶的單位的外匯收支行為，銀行都不能受理，所有的外匯收支都必須在外匯賬戶中反映（其中：包括銀行結售匯業務）。具體思路：以時間劃分：賬戶可分為長期賬戶和臨時帳。以業務性質可分為經常項目賬戶，資本項目賬戶和特殊賬戶。經常項目賬戶為長期賬戶，一個企業只能開立一個經常賬戶，賬戶的發生額原則上只能是貿易項下的，外匯局通過經常賬戶的發生額與海關出口或進口報關額核對，數據相差太大，外匯局可追查其原因，并可取代出口收匯核銷系統。外商直接投資項下資本賬戶的一般為臨時賬戶，可根據外商的進資計劃確定賬戶有效時問，并根據外商的投資額確定賬戶的最高限額，上述只要有一項指標達到，賬戶自動關閉。同時，以賬戶系統為主軸、根據不同的外匯業務性質開設不同性質賬戶，并根據賬戶性質設立不同的子系統。

3.直接從銀行自身的業務系統中采集各項外匯收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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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隨著大眾傳媒的日益發展，廣告對于人日常生活已經呈現出輻射式的滲透。在全球化資本運作下的經濟發展速度已經遠超過文化的進步水平，廣告作為市場營銷的手段，卻在社會文化領域占有一席之地。人在文化習得中受到了廣告的侵染，會如何折射在在價值觀、行為習慣和其他方面上，我們需要結合這些具體的影響來趨利避害，這樣有利于廣告自身的良性發展，有利于人在社會化過程中身處一個更為健康的環境，也有利于社會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更為緊密的交融和社會體系的穩定發展。

二、文獻綜述：

（一）概念界定

廣告在我國辭海中的定義“向公眾廣告介紹商品、報道服務內容或文娛節目等的一種宣傳方式。一般通過報刊、電臺、電視臺、招貼、電影、幻燈、櫥窗布置、商品陳列等形式進行”、“就商業廣告自身而言，它既是一種經濟行為，又是一種傳播行為，不僅受一定的思想支配，還必然體現出一定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它通過商業信息的傳播，直接作用于人的消費行為，又總與某種生活觀念相聯系。這又構成了商業廣告意識形態性的重要內涵。”

（二）研究現狀

國內對于廣告的社會學研究在很早就出現了，《論廣告傳播的社會化功能》在1999年就已經發表。作者提出，廣告作為一種文化形式，向公眾傳播有關價值觀念、生活理念，影響和改變社會生活方式，并不斷地向受眾傳遞有關新的生活方式的信息，還著重強調了廣告對社會化的負面功能，容易對大眾造成誤導并傳達一種崇洋的錯誤觀念，

三、研究設計

雖然人的初級社會化主要是在家庭中進行的，但家庭并不是封閉的單位，兒童在家庭中可接受的來自外部的信息量不容小覷，再加上兒童自身的特點，兒童在初級社會化的過程中，就像一張白紙，極其容易接納環境中的信息并加以學習和內化，并且對信息的內容通常不會過濾和選擇。而廣告出于其商業目的，往往會采用多種多樣的方式來吸引受眾的注意力，具有一定的重復性和夸張的效果，以便于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通過獨特的圖像、聲音等給觀眾最大限度的感官刺激，最終達到對產品的展示和宣傳效果。廣告的這種特質對于正處于社會化中的兒童、青少年的影響甚至會超越電視節目或互聯網上其他非廣告內容的影響。

可以按照產品的類別把商業廣告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影響分為兩種；即面向成人的廣告對兒童的影響和面向未成年人的廣告對兒童的影響。原因是雖然說在特定的兒童頻道會相應地播放針對兒童的廣告，但這種內容的對應是沒有絕對限制的，所以說以電視廣告為例，兒童在觀看電視節目時，瀏覽到哪類的廣告是不可控的，兩種情況是同時存在的。

（一）經濟屬性

少年兒童雖然不具備經濟來源，但他們占據的家庭消費的比例是很高的，所以在商品市場中是相當有利可圖的一類人群。比如中國現階段處于大部分家庭都是獨生子女的狀態中，家長對于獨生子女的態度普遍相同，一種成分是家長存在著對孩子過分嬌生慣養的心態，另一種成分則是家長極度的望子成龍的心態，再加上大部分家庭相對于家長童年時期大幅度優渥的經濟條件，這就造成了家長對孩子盲目的、大量的在生活、教育等方面上的經濟投入。甚至有一些家長雖然不具備足夠的經濟能力但為了能夠滿足孩子的要求而做出了超負荷的消費，這種消費打破了一個家庭的經濟平衡并使其陷入某種困境。商人抓住了兒童好奇的天性和家長對下一代的期望與寵愛的心理來謀取額外的利益，造成了一個家庭不必要的經濟支出。

（二）文化屬性

廣告中性別角色的定位會內化到人的人格中，雖然這種潛移默化的內化是對所有年齡段的人都適用的，但作用到兒童身上對其影響的程度會比較大，而對于對性別角色方面的理解比較成熟的已經社會化了的成人來說，造成的改變比較小。但反過來說，廣告的任何設計、內容、形式都是根據社會和人的需要應運而生并時刻變化的。如果這種效應被直接作用到兒童、青少年身上，難免會產生一種誤導和其他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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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之二是以媒體為主的廣告單位責任感缺失。一方面是為了自身經濟利益不顧媒體本身把關人的職能以及公眾利益，運用大量版面、較長時間刊播廣告，同時大量刊播違法廣告，為違法廣告提供生存場所；再就是大量使用隨意插播等播放方式，強制公眾接觸廣告。另一方面是不能形成批評這些失德廣告的輿論導向，任其發展形成屢禁不止的態勢。對此，媒體負有某些不可推卸的責任。

表現之三是廣告相關監管部門職能的缺失和法規本身的不健全。另外，相關法規，尤其是一些隨著時間推移，廣告環境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一些規定簡單粗糙，不適應新情況新形勢的方面日益顯露，再就是在執行中一些條文過于原則性，不便于具體操作。這些都是現行廣告行業中有待進一步改革的問題，確實影響了廣告的具體表現效果。

二、廣告社會責任感缺失產生的原因

整個社會責任意識的缺失與缺位是導致廣告責任感缺失的大環境。中國處在一個特定的轉型時期，一部分人通過金錢、財富等物化指標來衡量人的價值，利己、實用、功利主義思想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廣告作為一種微型的創作。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表現在廣告作品中一些策劃、創意、詞句不顧影響，強調個人私欲的表現與滿足。在某種意義上說，廣告成為體現轉型時期時代特色、人的欲望的一面鏡子。

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缺失是導致廣告責任感缺失的小環境。從傳統經濟學來看，企業是一個以營利為目的的生產經營單位，利潤最大化是它唯一的追求。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企業很少考慮環境保護問題以及由于經營帶來的其它相關問題，唯利是圖。這樣時間一長，就會造成把利潤建立在對環境的破壞和污染基礎之上、對社會公益事業漠不關心、一心謀利的局面。當然，隨著現代商品生產的高度社會化、專業化，企業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前所未有，誠信以及對社會公益事業所做的貢獻越來越影響到企業的未來發展，企業的任何一個行為都不再是個體行為，都可能對社會、對整體經濟產生影響。然而，很多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缺乏仍形成了廣告責任感缺失的小環境。

第三是廣告行業本身的不成熟。很多從業人員水平素質良莠不齊，一些法規建設不夠健全。不成熟的廣告界除了言必稱奧格威等大師，自己本土的理論相對比較匱乏，本身也缺乏對國內市場的研究了解和對國外相關廣告理論的整合消化。相關法律規定也十分欠缺或不夠嚴謹、不便于操作，相關管理部門對問題也重視不夠。這決定了我們的廣告從業者制作出的作品在創意上、文字表現上一時難以擺脫稚氣與對西方廣告的模仿，也決定了現在我們的廣告市場必然是有些混亂和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狀。另一方面，部分廣告從業人員雖然很專業。但又過于追求市場細分和與特定的目標對象的溝通，廣告創作立意狹窄，缺少冷靜理智全面的把握，忽視其他公眾，于是才有了缺少社會責任感的廣告作品。

第四是媒體把關人的職責不能很好地堅守。“傳媒對廣告收入的依賴日益加大，因此也積極推動使用廣告。媒體試圖讓企業相信，做廣告是合算的，尤其是在一個特定的媒體做廣告更合算。”受激烈的市場競爭影響，為了媒體生存，吸引消費者注意。對于廣告在信息傳遞過程中給社會各界帶來的負面影響考慮不周，一切信息元素都圍著經濟效益轉，唯利潤是圖，再加上缺乏誠信意識，監管審查不得力，使得某些媒體成為社會道德缺失最為明顯的一個領域。毀壞了媒體的信譽和口碑，降低了品位和公信力。

三、解決對策

對策之一，針對社會普遍的責任感缺失問題，全面提高全社會的素質水平、道德建設迫在眉捷。國家在相關政策上的合理布局與決策、對經濟建設的科學引導，對弱勢群體的尊重與關注、法制建設的建立健全、媒體自身建設水平的提高、和諧氛圍的營造，積極向上的好作品的傳播推廣、輿論導向的干預引導、工商部門的嚴格監管，都是提升社會責任感的做法。一個有責任感、道德感的和諧社會不是單個人的力量使然，而是全社會共同作用的結果，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

對策之二，內外合力加強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所謂內力一個是指企業應逐步建立起新型現代經營理理念，就是既要自己發展還要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另一個是指把社會責任感放在品牌形象塑造的目標之中。企業總想經營成為一個著名的品牌，在塑造品牌過程中一般要注重質量的提高、企業文化的建設、企業經營理念的挖掘與宣傳，注重知名度、美譽度培養，公共關系就是要強調搞好和各類公眾包括環境的關系，只有這樣才能獲得社會的美譽度和忠誠度。要把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變成企業品牌塑造的一個必須的要素，形成這樣一種理論和輿論氛圍。所謂外力是指國家加強這一部分的制度建設。制度、政策出臺固然有一個執行的過程，但沒有制度作保證，就是沒有解決全部的問題。將有關企業應該承擔的責任制度化，明確做出具體規定，既是對公眾的尊重，也是一個文明理智、成熟健全的社會應有的表現。

對策之三，媒體加強自律。充分發揮恰當的輿論引導、把關監督作用。廣告屬于新聞之外的信息傳播活動，在媒體上就是賦予其特殊的地位。媒體在中把關人的角色不可忽視。營造良好的大眾傳播信息環境，進行真實、高品位的傳播活動不只是新聞的目標，也是廣告傳播的目標，運用擬態環境理論凈化社會風氣，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對策之四，廣告從業人員加強職業道德學習提升對社會責任感的認識。制作更多有公益思想的廣告作品。“廣告業界還缺乏一種意識，即一切傳播都是相互作用的，而且從潛在意義上說都是一種教育。”廣告不僅僅是一種信息傳遞手段，它還在人的素質培養、社會氛圍的養成中起潛移默化的作用。確切地說“廣告是一種付費的、負責任的、以目標消費者為對象的綜合性信息傳播活動。”廣告人要認真學習廣告相關法規。自覺做好廣告創意、表現，用更多高品位的廣告作品影響感染社會風氣，凈化信息環境。公益性廣告主題主要涉及思想道德類、環境保護類、衛生習慣類、時尚主題類幾種，表現企業對社會、公眾的關心，因為其傳播關于社會問題的正面積極的思想而體現一種責任感受到重視。廣告從業人員應該在平時作業過程中時刻注意體現廣告的教化作用，有借助公益主題表現企業社會責任的意識，不把廣告僅僅看作是一種經濟活動。二是進行深入的專業知識學習。廣告學是以廣博的社會學、心理學、傳播學、文化學、民俗學、市場學、寫作學、消費行為學、調查統計學、公共關系學等眾多學科為基礎的綜合交叉學科，僅僅憑少數幾門課程或僅僅憑會搞設計是不能做出為公眾接受的好創意好作品的。第三培養研究中國市場、貼近中國公眾文化傳統的意識。“廣告表現的都是經過簡化的社會場景，是理想化的世界。”廣告被批評家當作是品牌的身份神話塑造過程中的一個手段。“資本的擴張意志決定了大多數品牌會采取更狡黠的生存策略：強調自己是某個階層的身份符號，同時悄悄地向較低階層擴張自己的領地。它通過廣告、新聞會、時尚評論暗示處于較低階層的人們：一旦擁有了它。你就會被誤認為是較高層次的個體”。廣告在被當成這樣一個塑造理想的工具來利用時，更多地“通過各種方式突破現實的層面，將隱匿于人類內心深處的無意識欲望釋放出來”，于是廣告成為一個欲望的表現場。理想、虛幻、欲望這些來自于人類深層的意識在被喚醒的同時也悄悄剝去了人之為人的優雅、教養，廣告離百姓真正的生活似乎更遠了。相反，扎根于中國傳統文化土壤的公益性廣告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當然企業表現對社會責任的承擔，僅有幾個廣告是遠遠不夠的，實實在在地解決處理好環境污染等問題，更多地回饋社會才是真正的責任體現。但畢竟這是邁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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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社會責任的界定

我國現行公司法雖然第一次將公司社會責任載入法律條文,但尚未對其具體內容進行界定。關于公司社會責任界定的觀點主要有:“中國人民大學劉俊海教授指出,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依據在于公司的社會性、公司的經濟力量、明智的公司經營方略、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公司推動社會權實現的社會義務。中國人民大學史際春教授認為,公司社會責任本質上是特定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對公司的客觀要求,是指企業應當守法、“做好自己”及在此基礎上對利益相關各方和社會自愿承擔道德義務。甘培忠教授以經濟學“外部性”理論作為依據,將企業社會責任分層,指出作為一種以國家強力維度為保障的制度設計,負外部性的彌補是企業社會責任在法律強制意義上的所指與能指;與之相對,具有正外部性的企業捐贈、公共設施建設贊助等公益行為則是企業社會責任在道德激勵意義上的所指與能指。”同時,在討論公司社會責任時,既要做好責任規制范圍的界定。同時需要把握好一個基本原理,即:公司社會責任往往表現為政府、法律、國家對企業的要求,以此作為企業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媒介;同時,要避免把政府、國家的責任與公司責任相混淆,也不能把社會的要求過度轉化為法律、國家、政府對企業的強制性要求,或者國家、政府、任何團體和個人以社會的名義對企業進行權力干涉或權力的直接攤派。

二、規制依據

通過對公司社會責任的界定分析可得,公司社會責任規制的依據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道德、實體法、自律準則(主要為公司章程)。由于道德的約束性較弱,所以不宜作為規制的直接依據,可作為輔助依據;實體法的直接規定具有剛性的弊端,不能體現公司自治的精神;所以,我認為通過公司章程對公司社會責任進行規制是合理的選擇。一方面能夠體現現代公司法的精神、符合公司自治的要求;另一方面,當公司面臨責任承擔時,既可以直接約束股東,如果股東怠于履行責任或給履行責任造成障礙,可依據《公司法》來賦予章程強制性。我國《公司法》第五條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我認為《公司法》的規定可以作為裁判的依據,屬于法律強制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維度。但該條規定不具有裁判的可操作性,需要明確相關的操作細則,具體包括司法解釋、商務部的操作規范等等。

三、規制動因的改進路徑

以責任承擔的驅動力為標準,可將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因分為,制度動因、道德動因和利益動因。其中,制度動因主要包括國家或政府對其社會責任的轉嫁和政府利用其公權力對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攤派。道德動因主要包括突發社會事件的捐贈(如“5.12”地震)和社會公共物品維護費用。利益動因是指企業為了獲得直接的經濟利益而對社會所做的投入(把自己的產品投入到社會公共基礎的建設,創出品牌,讓社會更了解自己的產品,使公司獲得無形收益)。在社會需要幫助時,首先應是國家和政府的責任(繳納稅費等);其次企業(公司)也應承擔部分責任;再次,應平衡考慮股東利益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平衡。因此,規制動因的改進路徑應當是:在劃清公司社會責任和國家、政府的責任的界限及排斥公權力的責任攤派的基礎上,以股東利益動因為基本出發點,激勵股東承擔社會責任動因,實現動因平衡——股東利益和社會責任之間的平衡。

四、公司社會責任的具體分配

鑒于國有企業、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主要指中小民營企業)在資產、技術、等基本經濟實力上的懸殊差別和資產來源以及社會影響等方面的不同。公司社會責任的分配也應加以區分。首先,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分配。國有企業在資金、技術乃至政策壟斷等等方面都具有絕對的優勢。換句話說,國有企業占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其應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公司法》應當規定國有企業按照其取得收益的一定比例承擔社會責任,同時強化透明度和監督措施。其次,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上市公司對社會的影響度明顯強于中小企業,因此上市公司能夠憑借其影響力從民眾和社會中獲得巨大的利益。再者,上市公司占有更多的金融市場資源,耗費了更多的法律資源(現代社會中涉及上市公司的民事糾紛和刑事犯罪復雜且繁多)。在《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明確上市公司社會責任的分配,主要承擔其所在社區的公共投入,細化到按季度分配。最后,非上市公司(中小民營企業)社會責任的分配。對于中小企業,發展是第一位的,具體規制為,引導中小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在小范圍內培養該群體的社會責任理念,即消費者責任、債權人責任、直接環境責任等方面進行規制。而在社會捐贈、道德義務等方面的社會責任作出公司的預期規劃,根據自身實力承擔責任。

注釋:

郭秀華,等.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國際研討會綜述.中外法學.2008(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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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于這樣一個合法的企業項目，政府為什么要違反承諾，廢止作為合同基礎的《專營辦法》呢？市政府的理由是，該合作項目“是一個采取規避中國法律方式而設定國家明令禁止的變相對外融資舉債的‘固定回報’項目”，按照國務院“43號文件”精神廢止《專營辦法》。

看來，我們有必要分析這個問題：政府能否廢止已經生效的規章？

制定和撤消、廢止行政規章是政府的法定職權。特別是當市政府發現自己制定的規章與國家法律、法規不一致時，出于國家法制統一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廢止已經生效的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但是，必須看到，廢止文件不單是政府一家的事情，而是涉及千家萬戶的大事，必須遵照依法行政和合法信賴利益保護原則謹慎定奪，而不能仗著政府權大，或者一切個人利益必須讓位于公共利益的老思路任意妄為。

表面上看，本案市政府是在貫徹上級指示，嚴格依法行政，糾正不當文件。而實際上，該行為已經侵犯了相對人的信賴利益。

首先，該項目是否屬于國務院政策明令禁止要求妥善處理的事項并不清楚；

其次，即使《專營辦法》違反了國務院的規定，屬于必須廢除的文件，責任也完全在政府本身，而不是毫無過錯的投資人。因為早在1998年9月國務院已明令禁止審批新的“固定回報”項目，而該《專營辦法》和項目是2000年7月獲得政府批準的；

第三，即使該文件確屬需要廢止的違法不當文件，也要經過正當程序，依法補償信賴利益遭受損失的投資商，而不能置投資人的合理期待與信賴利益于不顧，隨意“廢止”自己制定的文件，更未經對方同意，單方面撕毀合作合同。如果政府為了“依法行政”，廢止已經生效的文件，執意收回自己的承諾，改變原來的行政行為，那么，就必須證明這種做法所獲得的公共利益必然大于信守原來承諾給相對人帶來的利益。

篇（8）

我國社會利益格局的演變及特征

我國社會利益格局的演變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改革開放前，在計劃體制下，形成一個高度均等的、以共貧或平均主義為特征的利益格局。第二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我國在改革的初始階段上，出現了一個短暫的所謂共同富裕的“黃金時代”，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成為改革的受益者，社會不平等程度明顯減小。第三階段是90年代以后，這一時期我國社會的利益格局過度分化，嚴重失衡，呈現出兩極化的特征：

從基尼系數看，反映我國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不斷攀升，遠遠超出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呈現出全范圍、多層次的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擴大的態勢，城鄉間、區域間、行業間收入差距問題突出。

從歐希瑪指數看，財富向上層集中，財富集中化程度更高。到2002年上半年，10%的最高收入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10%最低收入家庭只占1.4%，這兩個數字已經大大超過了30%的富人占有70%的社會財富及70%的窮人僅占30%的社會財富的帕累托原則，貧困問題凸顯。

收入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轉型時期我國的收入分配一直處于不穩定、非均衡、非制度化狀態，呈現出比純粹的市場經濟和純粹的計劃經濟中的收入分配更為復雜的局面，即使是在以勞務報酬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工薪階層中，工資與收入也越來越不相關，出現“高工資低收入”和“低工資高收入”兩種極端模式。孫立平教授認為，當前我國的收入分配作為一種制度處于崩潰和瓦解的狀態中，這是轉型時期收入分配上存在的最根本問題。

轉型時期我國社會利益格局失衡的原因

（一）市場經濟的內在機制是利益格局失衡的基本原因

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是追求經濟合理性，市場效應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市場比計劃更有效，更能有效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由于市場本身功能不足或機制缺陷或市場利益的局限性，市場不能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所有問題，譬如社會公平問題。即使在其較好地解決問題的范圍內，也利弊共存。譬如競爭，競爭既是市場經濟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機制，也是一種優勝劣汰的選擇機制，競爭必然會造成失業、收入差距擴大、不公平等社會問題。這些問題不同程度地與市場經濟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和發生作用的機制分不開，人們不可能在任何情況下都取其利而舍其弊。市場經濟的內在機制，如競爭、效益等機制，使得市場經濟本身具有資源集中的傾向，具有制造社會不平等和利益分化的功能，具有導致財富和貧困在社會兩端積累的馬太效應。A•奧肯指出：“我們無法得到市場效益的蛋糕又公平地分享它”。

（二）國家非均衡的發展戰略及其政策導向助推利益格局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了先東后西梯度發展的戰略，發展政策向東部地區傾斜。我國許多經濟體制改革舉措率先在東部沿海地區施行，使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獲得了良好的體制環境；國家投資的重心由內地移向東部沿海地區，使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獲得了相當大的投資推動；國家對東部沿海地區的許多特殊優惠政策，使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獲得了利益推動。產業結構上，東部地區農業總產值在社會總產值中的比重平均在20%以下，中部地區大約占了30%，而西部地區則占了40%。

東部地區主要是以產業鏈條較長和加工深度較高的機械、電子與輕紡工業為主，中西部地區主要是產業鏈條較短和加工深度較低的農業以及能源、原材料工業為主，通過農產品、能源、原材料同工業品之間不合理交換的價格體系，確保了中西部地區的利潤向東部地區的加工工業轉移。這種建立在城鄉間、行業間、區域間非均衡發展基礎上的戰略措施，在推動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率先高速增長的同時，無疑也推動了城鄉間、行業間、區域間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三）分配政策取向問題使得國家宏觀調控難以遏制收入差距擴大態勢

轉型時期，傳統體制下國家、企業、個人三者利益主體分配關系已演變為政府、區域、城鄉、產業、行業、企業、階層、群體、體制內、體制外多元利益主體分配關系，現行分配政策已不適應多元利益主體分配關系的變化，在實踐中存在諸多問題。

勞動報酬分配的比重過小。更多的利益在國家、企業以及作為中上層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企業家、專業技術人員、辦事員等階層中分配，而不是為工人、農民、商業服務人員和個體工商戶等階層所分享。從國家的收入分配政策、轉移支付和社會福利建設上來看，前者更是受到諸多的關注和照顧。

稅收無法實現對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有效調控，甚至起反作用。有關數據顯示，我國個稅收入已超過消費稅，成為我國第四大稅種。在全部個人所得稅中，農民占了絕大部分，大約60%。在城市內部，工薪階層成了實際的納稅主體，工資、薪金項目占40%以上。2001年人數不足20%的富人大約占有80%的金融資產或儲蓄，但其所交的個人所得稅僅占總量的10%還不到。在廣東，高收入人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僅占總額的2.33%。這種個稅征收上明顯存在著的“逆向調節”的怪現象，使得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不僅不會縮小，反而會擴大。

（四）強勢利益群體的剛性利益配置機制是深層原因

與利益急劇分化相伴隨的是強勢利益群體的快速出現和形成。強勢利益群體是一個以權力為中心的精英聯盟，包括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政治精英由國家高級官員、地方上的中高級官員、國有大型事業單位負責人等組成。經濟精英由國家銀行及其他國有大型企業負責人、國有大公司經理、大中型企業骨干、大中型私有企業主等組成。知識精英即常說的某一領域的專家，是知識領域的核心。

經濟精英中大多數人與政治精英有血緣關系，甚至直接由政治精英轉化而來。知識精英通過為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提供學位證書或為企業、政府當參謀或提供咨詢，獲得后者的政策、權力經濟等方面的支持，與后者建立密切的交換關系，成為一些企業利益行為的“吹鼓手”和辯護者。一些企業、企業主與地方政府乃至政府官員、知識精英彼此間存在的難以割除的、甚至是越來越緊密的利益交換“鐵三角”關系，開始明顯地左右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分配，使社會利益的分配始終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面發展，構成社會差距難以縮小的結構。

首先，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好處正在過多地向政府和企業傾斜，而居民的收益在GDP中的比例在下降。就居民、企業和政府的三者分配比例來看，它們的比例從1998年的8.6%:13.9%:17.5%變為2003年的61.8%:15.1%:23.1%，居民占據的比例明顯下降，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和政府的比例有了較大的提高。在居民、企業與政府三者中，居民處于弱勢地位，而企業和政府背后隱藏的是各個利益群體，這一數據足以彰顯居民在利益分配中的弱勢地位和利益群體的強勢影響。其次，腐敗成為分配社會資源的一種手段，成為影響社會利益格局的一個因素。在我國目前情況下，市場機制實際上很難獨立地發揮作用，權力和資本的交換在利益過度分化中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從20世紀80年代的“官倒”到90年代初的價差、匯差、利差、稅差，到90年代中期大規模瓜分國有資產，權力市場化、資本化的脈絡清晰可鑒。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各種形式的腐敗在財富聚斂上扮演了更為實質性的角色。據有關專家指出，在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平均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12570億元之間，占全國GDP總量的13.2%～16.8%。腐敗使得資源和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

最后，壟斷行業的利益汲取機制成為影響社會利益格局的又一個重要因素。石化、航空、銀行、保險、水利、電訊等我國現有的十二大壟斷性行業，倚靠國家賦予的壟斷權力，一方面憑借國有性質，以提供關乎國計民生的商品，向政府尋求政策支持甚至財政支持；另一方面利用特權操縱市場，過度地從消費者那里獲取利潤，并以改革和與世界接軌的理由，提高本行業職工，特別是中高級管理者的報酬，使我國社會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社會學家馬爾科姆•沃特斯曾深刻指出“人類歷史就是一種圍繞物質資源的斗爭。物質資源與權力獲得之間是一種循環式的關系”，即誰擁有的資源多，誰獲取的權力就多；誰擁有的權力越多，誰獲取的資源就更多，由此形成“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從目前看，社會資源越來越多地向強勢群體集中，強勢群體已經具有相當大的社會能量，他們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對社會公共輿論的影響力和話語形成的能力越來越強，他們不僅明顯地左右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分配，使改革更多具有了利益博弈的內涵，甚至能夠支配和左右改革的進程和方向。

強勢利益群體無可匹敵的資源優勢和權力優勢，無疑開始成為加劇社會不平等的一個重要機制。其結局正如孫立平教授所說：“人們會發現無論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結果上幾乎都沒有太大的差別，該對誰有利還是對誰有利，該對誰不利還是對誰不利，即使是那些在價值或意識形態上會有很大差別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結果也還是差不多”。

實踐表明，強勢利益群體主導的剛性利益配置機制嚴重侵犯了其他群體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損害到社會公正秩序，使得一些旨在促進社會公平的改革措施，在實踐中難以收到公平、公正的社會效果。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政治穩定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何按照共建共享原則，調整利益分配格局，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當務之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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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和發展信息化會計的必要性

首先，傳統的會計目標是重視現有的投資者，隨著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企業的股東結構逐漸呈現多元化，企業的重心除了要重視已有的投資者，還要加強對潛在股東的吸引，強化企業的資本能力，完善發展目標。

第二，過去的會計確認當中所指的資產幾乎都是貨幣或者實物所代表的有形資產。隨著信息化水平的不斷發展，在企業發展進程中知識資本逐漸變得重要起來。這樣一來，要在傳統的資本當中將知識資本提取出來，進一步確認其在會計資產中的作用。

最后，過去財務報告體現的內容主要包括在前一個時期企業內部的經營和經濟狀況，在現代信息化發展狀況下，像數據搜集，加工和處理等財務工作內容都能夠在不同的時間完成，財務數據從紙質載體向網絡數據發展。

通過以上分析得知，分析研究現在的信息環境下會計發展的關鍵問題，確定要完善并發展信息化會計。

二、發展信息化會計的關鍵問題

1.會計信息失真

對于企業來說，其財務數據是相當重要的商業信息，如果遭遇篡改或泄露就會造成嚴重的商業損失，信息化發展雖然能夠提高企業的會計工作效率，但另一方面財務信息很有可能被網絡黑客或者競爭對手惡意竊取，也有可能因為病毒入侵危害信息安全。雖然在信息化網絡環境下的會計發展，能夠通過一些技術手段避免人為影響的會計失真，但是因為網絡傳輸的標識性不夠明確，使得被接收數據的真實程度不能得到肯定，再有數據發送方也會擔憂信息機密的安全傳輸。

2.計算機硬件的安全性

信息化會計發展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數據處理，需要實現自動化的數據處理水平，但是一些自然因素也會對計算機形成安全威脅，破壞其硬件，使得系統數據出現錯誤；再有因為管理方面的疏忽，很可能會使數據的存儲工具因為受到破壞或者丟失，以上所說的多種自然以及人為因素對數據處理結果的準確定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計算機除硬件安全性之外，軟件件的安全程度也是比較重要的。企業通過互聯網進行合作溝通，實現網上合作的過程中，很有可能有不被授權的人員進入到其中，威脅企業信息安全，造成財產損失。

3.會計人員的個人能力和素質

會計從業人員中很大一部分仍然重復傳統的記賬，算賬和報賬工作，整個工作是完全被動的；另外我們國家的會計從業人員的知識結構比較單一，雖然掌握了一定的會計知識，但是對相關的經濟，法律以及企業管理的內容卻缺乏了解，這樣就會影響會計從業者的個人創新水平的發展和管理能力的發揮。

三、提升信息化會計問題的對策

為保證會計數據信息的安全性和高效性，需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強化管理，以實現信息化社會環境下信息會計的完善

1.強化信息數據輸入控制

在信息化發展狀況下，多個用戶使用同一個數據庫，其中多項會計業務會交叉進行，假如不能夠強化數據的控制輸入，如果有沒能嚴格檢查的數據被輸入到網絡系統當中，其產生的原因就很難確定，最后信息的準確性就不能保證。這樣一來，在進行會計信息數據輸入以前，要確定各項內容的具體分工，保證各項業務的數據錄入都有專人負責，同時要檢查并確定驗證輸入的數據和代碼，進一步確保數據錄入的準確真實程度，保證其合法錄入。

2.強化數據處理控制

實時數據處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保證處理的及時性，想要保證數據處理的準確定和可靠性，可以依靠登帳條件檢測，權限修改，防錯糾錨以及修改痕跡等控制方法進行。首先要實施授權式的控制進行數據處理，如果各個工作站因為業務處理的關系要訪問網絡服務器處理數據的時候，要依據服務器的閑忙情況確定是否可以訪問，如果服務器繁忙，就不能訪問；其次要采取分散式的控制處理數據，也就是要在本站進行數據處理，經由服務器像各工作站傳送當天的數據，在完成數據處理之后，回傳到網絡服務器當中，之后網絡服務器進行統一處理，依照數據類型分配到不同的數據庫。再有要強化計算機系統之間的訪問控制，確保數據傳輸過程的有效安全。主要依靠對數據進行加密，對方問進行控制等方式保證數據傳輸的安全性。

結論

在信息化社會下，會計理論和方法的相關內容都是及其關鍵的內容。在對會計問題進行有效分析之后，根據實際工作內容具體研究。目的是能夠為財務會計改革盡自己的綿薄之力，促進網絡信息環境下新型會計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劉雪晶；焦崧源；淺析會計信息化檔案安全與維護[J]；財會通訊（綜合版）；2008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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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歧視,就是不以能力、貢獻、合作等為依據,而以諸如身份、性別、種族或社會經濟資源擁有狀況為依據,對社會成員進行“有所區別的對待”,以實現“不合理”的目的,其結果是對某些社會群體、某些社會成員形成一種剝奪,造成一種不公正的社會現象。社會歧視是社會上的某一群體或社會上人們所共有的針對某一弱勢群體的不公平、否定性和排斥性的社會行為或制度安排。

農民工沒有城市居民的合法身份，在城市中社會地位低下，沒有固定的生活來源，沒有固定住所，缺少在工業化城市里生存和發展的知識和技能，只能從事城市里地簡單體力勞動或者從事非法狀態地工作。他們作為弱勢群體在未能融入城市主流社會之前只能以都市“邊緣人”方式存在。目前，農民工社會歧視現狀調查存在如下幾個方面：

1、農民工的生存現狀調查。在調查中發現，違反勞動法規，侵犯職工權益的現象比較普遍，有些企事業單位在用工的時候不繳各類保險基金，也不給農民工節假日。勞動條件及工作環境差，安全生產缺乏防范措施，勞保福利待遇差，生老病死保障少等等問題也不同程度存在。我國大量農民工的涌入給城市道路交通、社會治安、計劃生育等帶來了嚴峻的考驗和巨大的沖擊。

2、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調查。各類社會保險缺位，勞動法和合同法不健全。面對農民工對工傷、醫療保障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并非完全無所作為。這幾年，全國各地對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也在進行積極探索。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大中城市都先后制定了農民工參保辦法，各地做法各有特色，最大問題是效果難如人意。農民工社會保障推進艱難，除了企業主逃避責任之外，關鍵原因是法律不健全。

3、農民工的子女教育調查。農民工子女既不同于農村的伙伴，又不同于城市的孩子。經濟收入的懸殊、文化背景的差異，都具體體現在每一個孩子身上。盡管受到城市的接納和關注，盡管能坐在教室里，但農民工子女受到什么樣的教育，他們能否身心健康地成長，這個問題還沒有被足夠重視。

二、農民工的社會歧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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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在進入城市之前,一般都懷著對城市的向往之情,他們羨慕城市的繁華與熱鬧,羨慕城里人的生活。他們來到城市的目的就是賺錢,并幻想過上和城里人一樣的幸福生活。但是,當他們來到了城市之后,才發現原來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面對著城市,使他們有一種巨大的心理反差,特別是城里人抱著一種對他們的根深蒂固的偏見與歧視,讓他們在城市中缺乏歸屬感和主人翁意識,對城市產生疏離感,使他們無法真正融入城市,而成為徘徊于城市邊緣的獨特的群體。在這樣社會環境下，農民工滋生了求富、自卑、求安全、逆反等社會心理，往往會做出被城里人看不起的事情。

農民工的社會歧視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

1、身份歧視原因。在中國,“農民”一詞既是指職業,又指身份,其實更側重于身份。從身份上說,農民即使進了城,只要沒有城市戶口,就還是農民工,還是“二等公民”,就不能與城市居民同等享受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的機會或者優惠和幫助。從職業上說,農民就意味著從事田間勞作,這一般都為城市居民所瞧不起。

2、社會保障制度的歧視原因。在我國,現在的社會保障制度涵蓋的范圍主要還是城市居民,而農民卻被排斥于外。使生活于城市邊緣的農民工無法享受到一系列的市民有的權益。如最低生活保障線、醫療事故保險等,使其有病不敢看,生活沒有安全感。

3、就業政策歧視原因。就業制度的歧視包括農民工在求職、就業、管理等方面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如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的總量控制,職業、工種限制,先城后鄉控制,強制性收取管理費、用工調節費等。有些就業市場也主要以城市戶口和高等教育學歷為前提,使農民工被排除在外。更有甚者,某些城市的政府人為設置了農民工進城就業的歧視性制度障礙,主要目的是為了緩解本地下崗職工的就業壓力和政府財政收入。

4、文化歧視原因。城市是現代文明的象征。城市也是文化交流最集中、頻繁的地方,而大部分的農村文化相對比較落后。農民工生活介于農村與城市之間,在他們身上,城市文明與農村文相互碰撞的最為激烈。但是,城里人卻瞧不起農民工身上的“泥土氣息”,不肯接受這種“外來文化”,把他們所從事的一些活動視為“低級趣味的”。農民工在家鄉所承襲的文化傳統、價值觀風俗習慣被視為愚昧、無知。

5、人格歧視原因。城市里的居民有著一種天生的優越感,并長期以來形成“一等公民”身份優勢、意識,自視高于農村外來人員,也沒把農民工放在眼里。甚至嫌他們“骯臟”“低下”。這種人格歧視造成了市民與農民工的不平等地位及隔閡。

三、解決農民工社會歧視問題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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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加大監管力度，制定行之有效的對農民工傾斜政策，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政府具體措施有：①盡快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②建立農民工工資正常支付長效機制。③時機成熟時，盡快取消中國戶籍制度。④安置農民工子女讀書等問題。⑤盡量提供充分的就業崗位。

2、被歧視者的自立自強是解決社會歧視問題的根本之策在現實社會中，農民工往往具有自身的弱點，要想改變被歧視的命運,就必須得從自身做起，改正弱點。一方面要客觀承認自己某些方面的缺陷,并努力改善自己消極的形象,以打破社會對其形成的刻板影響。另一方面,要認識到社會歧視的最終解決靠的是反歧視群體特別是被歧視群體自身力量的壯大,“談判”能力的增強。通過不斷的斗爭才能獲取自己的平等權利。近幾年，通過各種渠道，農民工討薪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3、有效的宣傳、勸說，從而消除社會歧視宣傳、勸說是社會心理學態度改變的一個主要策略。社會歧視本質上說是一種根據片面、甚至錯誤的信息而形成的認知偏差。而通過宣傳、勸說這種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方式可使偏見持有者增加對偏見對象的認識,有助于打破刻板印象和克服以點代面、以偏概全的片面性,以修正原有的態度。

總之，我國要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就必須要解決“三農問題”。“三農問題”的一個重點就是社會歧視問題。我們要解決農民工的社會歧視問題，給農民工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同時也為我國創造和諧社會打下堅實的基礎。

摘要：農民工一直是一個備受關注的群體，農民工問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焦點和重點。本文通過對我國農民工現狀調查，分析農民工受歧視的原因，并提出了具體對策。

關鍵詞：農民工；社會歧視；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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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魏翠妮.王善坤.青年農民工越軌行為的社會心理學分析.廣西青年干部學院學報,2005（9）．

[2]董前程.應當淡化“農民工”的稱謂：社會歧視與社會公正.新觀察，2005．

[3]黃家亮.論社會歧視的社會心理根源及其消除方式.思想戰線，2005（5）．

篇（11）

二、當前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長期以來，我國農田水利建設對農業生產乃至國民經濟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但農村水利基礎設施薄弱、總體投入不足、機制不活等問題日益突出，其現狀難以適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綜合多方面因素，導致農田水利發展滯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建設標準偏低,老化嚴重。現有水利工程大部分修建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且排灌標準很低，目前功能普遍衰減。既造成排澇能力弱，農田積水無法排出，又導致提灌能力差，不能滿足灌溉需要。

二是保護意識淡漠,疏于管理。由于投入不足，導致的只建不管、重建輕管及水利設施帶病運行的問題比較普遍，使得眾多小型水利設施功能喪失殆盡，農業自然災害頻發，嚴重制約了農業經濟的發展，影響了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業現代化建設。

三是重經濟輕水利,投入不足。隨著農業生產經營體制的變化,對農村小型水利建設的重視程度和投資投勞力度逐步弱化。實施農村稅費改革以后,投資投勞數量逐年減少,農村小型水利建設步入低谷。隨著農村絕大多數強壯勞動力的轉移輸出,農村小型水利投勞結構發生很大變化,村以下小型工程投勞的組織難度明顯加大，實行"一事一議"籌資籌勞后,籌資籌勞總量有限,能夠投入農田水利的資勞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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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四是農民興辦水利的積極性下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糧價已經放開，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后，外國的農產品已經占領了我國的部分市場，加之農民增收緩慢，種田的積極性不高，使興辦農田水利工程的積極性也有所下降。

KJ8Nq}5h建設現代新型農田水利，任務十分艱巨。加強農田水利建設、搞好農業綜合開發,是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舉措按照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加強農田水利建設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owo[W#KrC(一)廣辟籌資渠道,加大資金投入，調動群眾積極性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政府的財力有限,必須依靠廣大農民的力量,發揮農民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而作為政府應該積極建立良好的制度激勵機制,通過利益誘導,吸引更多的農民、企業或社團參與到水利設施建設中來。認真貫徹落實"誰投資、誰建設、誰管理、誰受益"政策原則,制定相應的法規、政策,保證農村集體將一定比例的積累資金用于農田水利建設,激發他們自覺投資投勞參加建設的積極性,引導農民和社會各界增加對農田水利的投入,廣泛鼓勵、吸納社會資金辦水利,努力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確保水利事業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二)將農田水利建設與農村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__論文投稿_發論文權威期刊組織L#m8|5o-_

實現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要求。水利系統提出由工程水利向資源水利，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可持續發展水利轉變，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發展水利之路這一全新治水理念。近些年農田水利建設中生態水利、環境水利、景觀水利、城市水利等亮點頻現，都充分體現了"人水和諧"的理念。特別是在小流域綜合治理和河道綜合治理中，推廣了"一河清泉水、一條經濟帶、一根產業鏈、一道風景線"的治理模式，許多水土流失治理區變成了山川秀美的觀光風景區，將河、溝、渠建設成"清水長廊"、"綠色長廊"、"親水樂園"。__論文投稿_發論文權威期刊組織l)evjp

3[.q6|,br9m"K(三)大力普及節水灌溉技術

#uwV|x0p8x,M將農田水利建設與節水工程建設結合起來大力推廣應用噴灌帶。發揮噴灌帶投資少、使方便、水壓要求低,便于管理的優勢,逐步在果園和已成片開發建發的農田中推廣。積極發展大棚滴灌,實現大棚膜下滴灌化。搞好渠道、河道漿砌防治工程,進一步提高水資源的利用率。同時盡快研究制定有利于節水灌溉發展的經濟補償政策和計劃用水、節約用水的管理制度和實施方案,提高農民節水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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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J4tI3Ic7NNn$f:~(四)重視人才隊伍建設和農田水利科學的研究

x#SxN.U搞好農田水利建設,離不開一支高素質的農田水利從業者隊伍。要通過各種形式加強對水利員的培訓,切實讓他們掌握新科技、新知識、新技術,增強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健全符合地區實際的小型農田水利隊伍建設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水利合作組織發展的框架體系。另外,重視農田水利科學的研究,建立適應當前農村體制、經濟發展水平和地區特點的農田水利技術支撐體系,使人才和技術更好的為農村、農業和農民服務。__論文投稿_發論文權威期刊組織;W)nT9a9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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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8gA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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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k&bgD''''_農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鞏固和發展農業的基礎性地位是我國一項長期戰略任務。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而農業基礎薄弱和水資源總量不足又是制約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業生產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加大農田水利建設,深人進行農田水利建設發展戰略研究，統籌解決好"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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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d1s{(u參考文獻

[1]楊向陽.加強農村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的思考[J].南方論刊,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