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語言與文化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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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方文化對英語閱讀的影響

談到閱讀，就更不能忽視對英美西方國家文化背景的了解。因為閱讀是針對大篇幅的文章進行解讀和賞析，若是沒有較好的文化知識背景，許多內容將無法掌握，閱讀是綜合了一個人的語言知識、專業知識、文化背景了解以及校正能力的過程。如果對西方文化了解的太少，則會影響到閱讀時達到的效果，離欣賞就更難了。所以，想要在閱讀方面有所提高，光有詞匯跟固定的語法還是遠遠不夠的。還需多了解更多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識，多看一些跟西方文化背景有關的文學作品以及雜志等，并留心和相應的積累一些歷史方面以及民俗方面的素材。

3.西方文化對英語寫作和翻譯的影響

此外，了解西方獨特的文化對我們進行英文寫作與翻譯也不小的促進作用。因為文化習俗大不相同，同一件食物當其處于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不文化背景之中時往往引起出乎我們意料的差別十分明顯的意義，那么它所代表的文化形象也就不同，即使是相同的表達法，在意義上也會大相徑庭。在數字范疇、顏色偏向上都可以得到驗證。英語西方國家認為單數吉利，如onehundredandonethanks(千恩萬謝)，haveonethousandandonethingstodo(日理萬機)等；基督教文化之中的特殊存在“三位一體”(theTrinity)明確了“三”所包含的的深奧文化，人們經常性的把事情的整個發展的過程一分為三，以圖吉利，因而有“Allgoodthingsgobythrees.”(好事成三)一說。“三”被寓意為“完美”。但在中國，文化習俗中崇尚偶數，“二”有成雙的意思。由此可見漢語的“二”與英語的“two”具有不同的象征意義。我們不能將這些詞直譯出來，不然很難被英語文化所接受。在英語和漢語里，顏色偏向上有很明顯的不同，如brownbread是黑面包，brownsugar是酥糖，blacktea是紅茶，green-eyed是紅眼病。

4.如何更好地在英語學習過程中學習西方文化

由以上可見，西方文化知識的學習和掌握在英語語言的學習過程中是很重要的，想要更好的了解英語，就必須在語言的學習過程中更多的了解西方文化，多看一些報刊或者反應西方獨特文化的雜志，電影電視，體驗異國的文化氣氛，在與外國人交談中更好的留心和積累一些西方文化方面的知識。通過實踐活動，了解由于生長于不同的國度，生活習慣以及文化傳統有著很大的不同。西方文化中有很多寶貴的東西，無論是神話還是一些生活習慣，都值得學生學習與借鑒，在某種程度上對于我們知識面的拓展有著不小的作用。也提高了自身的寫作和閱讀能力，并且更好的了解到了西方國家的文化之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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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西傳歷經300多年，時至今日，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傳統的中醫學與現代西方醫學共存，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西醫學都是“研究人體生命過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學體系”。可見，二者至少具有三點共性，即研究對象相同——“人體生命過程”，目標一致——“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學體系”中的一員。但是，二者的語言文化差異折射出中醫學文化所具備的人文特征和西醫學文化，尤其是現代西醫學文化，所具備的典型的科學特征。

語言是文化的結果，一個民族所說的語言是這個民族總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說，語言是文化的一個部分，⋯⋯語言與文化都共同發展了幾千年。

1象形文字、拼音文字與思維模式

中國文字是3000多年以來一直保留著象形書寫法(與拼音書寫法相對)的唯一文字。筆者通過比較、分析《說文解字》(簡稱《說文》【注：東漢·許慎撰，我國第一部收字齊全、形音義綜合考辨、編排科學而系統的字典]與《黃帝內經》所反映的思維模式、哲學觀念以及人體解剖、疾病和治療知識，得出以下結論：《說文》中蘊涵的中醫學知識與《內經》一脈相承；《說文》所體現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維模式與貫穿《內經》的“天一地一人”生態醫學思維模式同出一轍；作為《內經》理論基礎的“氣、陰陽、五行”學說可通過《說文》追本溯源；《說文》主要通過分析漢字的造字結構、追溯漢字源流及本義，是研讀《內經》以及探索研究中醫學起源的重要書籍。以象形字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中國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義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和保守性。這對于促進中醫學家的類比思維和形象思維的發展，以及用《內經》奠定的這種思維特點去影響其后的歷代醫家，發揮了無形的巨大作用。從陰陽、五行、精、氣的象形字到《內經》廣泛的取類比象，再到明清醫籍對字的形音義的校勘、考辨，都顯現出中醫學思維之鏈中象形漢字的深遠影響。

英語是拼音文字。英語單詞的“形”與發音直接聯系，對其語義的理解是以聽覺為基礎，從而跳出了以事物具體形象為材料的視覺思維框架，為發展以抽象概念為基礎的邏輯思維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從而形成抽象推測、概念思維和范疇區分以及對這個世界力求得出客觀判斷的傳統。實際上，醫學英語詞匯中所含的純英語詞匯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醫學英語詞匯都是由醫學詞綴通過構詞法拼綴而成的，而醫學詞綴多來自拉丁文和希臘文詞素。由于深刻的結構性差異(包括世界觀、思維模式乃至語言)，產生了中西文化之間理解和翻譯的極大困難。從一種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觀和思維體系都“走私”進來，而這套世界觀和思維體系能否被對方文化傳統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氣”為例。《說文·氣部》：“氣，云氣也。象形。”“氣”在甲骨文中作“氣”，象空中流動的氣流，蒸發升騰，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為無形。因此，“氣”是無形的，無處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時的“氣”可英譯為air。隨后，包圍、充斥在人類空間的“氣”，被抽象化為一種哲學意義上具有物質含義的“氣”。春秋戰國時期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就認為“氣”是構成世界的基本物質。醫學家抓住時機，適時地將“氣”引入醫學。這樣，“氣”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學與醫學的中介、橋梁。到了《內經》時代，“氣”不僅是構成世界的基本物質；亦是人體的基本物質，且可化而為血、為精、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體正常生命功能活動為“神”。《內經》的全部理論與技術，幾乎無一不與“氣”相關，且各種各樣的“氣”名目繁多，有陰氣、陽氣；清氣、濁氣；天氣、地氣；正氣、邪氣；營氣、衛氣；四時之氣、藏府之氣、經脈之氣；等等。此時。“氣”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現在，對大部分西方人來說，qi已不再陌生。

2中醫學術語、西醫學術語與中醫英譯

現代術語學所觀察到“專業術語的產生大部分是由普通語言衍生而來”的情形，在中、西醫學中都可以清楚地得到證明。熟悉中醫用語的人應該能夠察覺，中醫書籍中的用字大部分是普通語言用字，且比較廣泛地出現在同一成書年代的其他著作中。魏邐杰博士和文樹德教授都主張將中醫學的基本術語分為兩大類：一是代表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語，如頭、腳、胸、腹、心、肝、血等；一是從日常用語所引申出來的中醫學專有名詞，如竅、穴、衛、邪、命門、三焦、督脈等。由于前一類用語大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說，大部分文化種群都有這類概念，而且各種群所使用的不同語言也都存在著表達這些概念的詞匯，因此翻譯時，采用譯人語的對應詞應該是最準確的方法；后一類代表中醫專門知識的詞匯則大多源自于隱喻(metaphor)的命名方式，即由普通語言、以類比的方式形成，翻譯時，可以通過字對字直譯的方式加以譯解，也就是將字面上的意思譯出來。如竅譯成orifice，穴譯成point或hole、衛譯成defense、邪譯成evil、命門譯成lifegate、三焦譯成tripleburner、督脈譯成governorvessel。關于西醫學術語，魏邐杰博士將其分為三類：第一類由借用自普通語言的用詞構成，如fever、chill、cough、cold、influenza等；第二類則是由西醫用以描述特定專業概念的詞語組成，如conjunctivitis、anemia、hypertension、arteriosclerosis、hyperchlorhydria等；第三類由醫學來源詞語組成，如enuresis、lochia、pharynx、1arynx、dysphagia等。第一類詞語，盡管通常由醫師使用，但是一般人都能夠明白，而且大部分正常成人都能夠分辨這些名詞所指的情形為何。第二類詞語中雖然有些詞(如anemia、hypertension、conjunctivitis)對一般非專業者可能并不陌生，甚至還被他們所使用，但是非專業者并無法以醫學的準確性診斷出這些病情；這些名詞所反應出的專業知識與一般的認知有很大的距離。第三類詞語則不需要任何專業知識或設備便能加以了解或確定。魏遁杰博士認為，應該絕對避免使用純然“嚴謹專業性的”第二類西醫學名詞術語翻譯中醫學概念，認為這樣“必然會破壞了他(指‘譯者’)意欲傳達的這個知識體系(指‘中醫學’)的完整性”，并相信只有第一類與第三類西醫學名詞術語才能用于翻譯中醫學概念H。筆者頗為贊同。筆者認為，中醫學術語基本上也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由借用自普通語言的詞匯組成，如心、肝、脾、肺、腎、發熱、頭痛、咳嗽、心悸等；第二類由中醫用以描述特定專業概念的詞語組成，如痰飲、懸飲、溢飲、支飲等；第三類由中醫學來源詞語組成，如《說文解字·廣部》中的某些形聲字——疝、疸、癰、瘍、痔等。而當初西醫中譯時所“借用”的中醫學詞匯也是相應的第一類和第三類，也就是說把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和measles、leprosy、malaria、epilepsy分別譯為“心、肝、脾、肺、腎”和“麻疹、麻風、瘧疾、癲癇”是基于全人類對人體和病的共同認識。而同時，我們也應從西醫中譯實踐中吸取教訓：采用第二類中醫學名詞術語翻譯西醫學術語所引起的中西醫學概念混淆不清的狀況不應在中醫英譯中重演。如將typhoid，typhoidfever譯為“傷寒”，typhoid或typhoidfever指的是“infectionoftheintestinecausedbySalmonellatyphiinfoodandwater”，臨床表現為發燒、腹瀉，甚至有血便，是腸的感染性疾病(infectionoftheintestine)。而中醫學中的“傷寒”，廣義指外感熱病的總稱，狹義指外受寒邪，感而即發的病變。

3醫古文、醫學英語與中醫英譯

讓我們先觀察比較一下下面兩段短文：(1)“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日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素問·寶命全形論》)。(2)“Manismetazoon，triploblastic，chordale，vertebrate，pen—tadactyle，mammalian，eutherian，primate．．．Theout—linesofeachofhisprincipalsystemoforgansmaybetracedback，likethoseofothermammals，tothefish—es．’’(L．A．B．一orradaile)。

(譯文是：人屬于后生動物，系五趾，三胚層高級動物，屬脊索動物門，脊椎動物亞門，哺乳綱，靈長目⋯⋯象其他哺乳動物一樣，他的每一個器官系統的輪廓可以追溯到魚類)。以上都是從“發生學(genetics)”角度來界定人生命的起源，若僅從語言學角度考察，第一段四、六字成句，文辭簡練、優美，具有詩一般的韻律，讀起來朗朗上口；而第二段含有大量的專業術語，語句平實、嚴謹，屬于科技英語，談不上文辭、韻律的優美。中醫學的核心知識都來源于古典文獻，即“文言文”。實際上，自《內經》問世以來，中醫語言就基本定格在“文言文”。而“醫古文”是文言文的一種，是文學語體。由于中醫學術語具有高度多義性、同義性和模糊性，醫古文又異常簡練、具有豐富的修辭格，因此極易造成中醫語言語義模糊，并引發學術之爭。因此，中醫學中的“咬文嚼字”現象——校勘、訓詁或注釋中醫古典著作，更是淵遠流長，并延續至今，從而體現出中醫學所具有的人文、社會科學特征。而醫學英語語義明確清晰，所表達的理論具有可證偽性，屬于科技英語，是科學語體。因此，在譯介中醫時，尤其是中醫古典著作時，絕不能像西醫中譯一樣僅注重傳達原文所體現的醫學知識，同時也應對原文所體現的各種人文、社會科學特征給予必要的關注，因為這些特征本身就是中醫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基于上述觀點，筆者認為應堅持嚴謹應用保持中醫概念系統性、完整性和獨立性的名詞術語英譯原則，并在現有的基礎上推出一個體現中醫典籍文化的更完美的翻譯體系，使建立在中醫典籍文化基礎上的中醫學順利、持久地走向世界。

參考文獻

1夏征農．辭海[縮印本(音序)]．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2006．

2何裕民．差異·困惑與選擇——中西醫學比較研究．沈陽：沈陽出版社，1990：149，170．

3魏遁杰．中醫西傳與翻譯問題．醫學與哲學2001；22(7)：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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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謙遜、恭讓的道德準則謙遜、恭讓是中華民族的最基本道德行為準則。如漢語中的謙詞“奴、敝、在下”等和尊稱“您、君、貴、尊、閣下”等就是這一準則的直接體現。廣告是一種廣而告之的強有力的宣傳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刺激受眾的購買欲望，最終實現受眾的購買行為。如：聆聽您的心聲。我們的宗旨很簡單。讓您在旅行中得到企業家最想要的一切：最舒適的環境、最完善的設施和最精心的服務。（商務旅游）打開門，等著您的就是夢寐以求的家，無論您想要一座鄉間宅邸，或者是一間摩天大樓的頂屋，翻開下面幾頁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的住宅，供您挑選。（房地產）充足的陽光，清新的空氣，一切為了您的子孫后代。（海濱度假地）毋庸置疑，這樣的廣告語讓消費者感覺到廣告的謙遜態度，進而便產生了對廣告內容的信賴感和認同感。

2廣告語言與民族風俗

自然環境、經濟水平和民族發展歷史的不同造就了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民族風俗習慣。這些風俗習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是該民族的標志。在生活中，一般來說，消費者較易接受順應本民族風俗習慣的廣告語言形式。因而消費者的風俗習慣是廣告創作者在廣告語言創作時必須考慮的一個關鍵因素。如中國人喜歡請客送禮，喜歡在喜慶的日子穿戴紅色衣物，把紅色視為吉祥之色；而紅色在西方人眼中則沒有吉祥之意。又如，中國民間都有趨吉利、討口彩的風俗習慣，因而許多廣告創作者便抓住了消費者的這一心理特點，創作出了許多這類內容的廣告。如湖南旺旺食品公司在推銷旺旺食品時就創作出了這樣一句廣告語：“人旺、福旺、財旺、運道旺，旺旺。”這句廣告語很好地迎合了消費者的心理。在中國，每逢喜慶節日，如傳統的新春佳節，人們都會舞龍等以此來歡慶這個闔家歡樂的節日，因為龍在中國人眼中是一種吉祥的象征，而且中國人很自豪地稱自己為龍的傳人。而在西方人眼中，龍卻是一種邪惡的象征，就更不要說龍會給家庭帶來歡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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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對研究者的學術研究過程及成果的高度概括，能直接反映論文質量高低，影響論文的傳播和影響力。目前，對英文論文摘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方面：對英語摘要從學術規范的角度（例如，在時態、語態、句式等方面應該遵循的規范）進行研究；從跨文化的角度進行對比研究中西方學者英文摘要差異，或是研究不同語種英文摘要差異；對某一學術領域論文（如財經類、醫學類等）摘要的結構進行研究。學術論文摘要需要具備特有的客觀、嚴謹、學術的特點，朱永生、董宏樂曾指出，在正式的語體中使用名詞化結構可以增加語篇的理性、技術性和客觀性[1]，這無疑與英文摘要的要求不謀而合。因而近年來有學者開始從語法隱喻的角度對論文摘要進行研究，以期更好地為學術論文摘要的寫作和翻譯服務。本文將聚焦于語言學類學術論文英文摘要，試圖為語言學類學術論文英語文摘要寫作教學提供一定的思路。

1 名詞化概念隱喻

語法隱喻理論認為隱喻除詞匯層面外還發生在語法層面，即語言意義未發生變化，只是在隱喻化過程中發生了語法性狀的變化，可分為概念隱喻和人際隱喻兩種形式。韓禮德曾明確指出概念語法隱喻主要表現為名詞化，即本應由動詞和形容詞體現的過程（一致式）和特征由名詞或名詞詞組（隱喻式）來體現[2]。很多學者指出語法層面上的隱喻度越高，語言正式化程度也越高。由此可見，名詞化隱喻式常見于相對正式的書面語中。

摘要是對學術論文主要內容的高度概括，其語言需要符合簡練、客觀、邏輯性強，而名詞化是將復雜的小句成分“濃縮”為名詞或名詞詞組，使得語言結構更加凝練、緊湊。由此可見，名詞化語法隱喻恰恰迎合了英文摘要寫作的要求。聚焦于學術論文摘要中名詞化語法隱喻特征對摘要的英譯與寫作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2 語言學論文摘要中名詞化現象總體情況

有些學者曾從實證的角度對其他類學術論文英文摘要進行分析，研究表明學術論文英文摘要中名詞化現象非常普遍。楊信彰[3]指出，以名詞化為特征的語法隱喻的出現是為了滿足科學方法、科學論證和科學理論的需要。語言學類學術論文摘要同樣存在大量的語法隱喻，陳蘭[4]選取從國內外的核心期刊上隨意挑選了20篇字數上較為接近的語言學論文的英語摘要，發現以英語為母語的語言學論文摘要的名詞化頻率平均值為10.6%，就說明每100個單詞中出現10.6個名詞化結構；而以漢語為母語的語言學論文摘要的名詞化頻率為9.13%，存在一定的差異。此外本文按照“-ion等名詞后綴及其變體的相應名詞進行檢索統計發現中國作者的使用頻率（33.7%）比英語為母語的作者（19%）高得多，可以看出這方面中國學者存在一定的過度使用的問題。以上兩點值得研究者加以重視，小學英語 論文以期在語言類學術論文摘要的書寫中提升名詞化語法隱喻意識，同時盡量糾正不良傾向。

3 名詞化隱喻在語言學論文摘要中的構建功能

名詞化語法隱喻對于語言學類論文摘要的構建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3.1 實現摘要簡潔凝練的文體特征

語言學學術論文摘要力求以最短的篇幅，用最凝練的語言傳遞最豐富的信息量，向其他研究者介紹其研究的背景、內容、方法等。表示過程的“動詞”和“形容詞”（即“一致式“）經過名詞化（即”隱喻式“）后，信息打包重組，在表述相同的內容時，可以有效地提高語篇的信息密度，真正實現了語言學學術論文摘要的簡潔性和概括性。

3.2 實現論文摘要術語化、客觀化的文體特征

術語的大量使用是論文摘要的一個顯著特征，可以增強摘要的科學性和嚴謹性。語言學類學術論文摘要可以通過語法隱喻把信息量繁多的小句凝練為名詞或名詞詞組，從而實現摘要術語化的文體特征。同時，語言學論文的英文摘要應該客觀表述研究內容，盡量避免出現顯示出主觀臆斷色彩的表達方式。在名詞化隱喻式中，名詞化的使用使得動作的參與者信息得以淡化或是隱藏，從實體概念向抽象概念轉換，可以脫離時態和情態的限定。因此，名詞化結構可以避免行文的主觀色彩，增強摘要的客觀性。

3.3 提高摘要語篇的連貫性

系統功能語言學認為句子有主位和述位兩部分構成。主位是話語的出發點，表現已知信息。述位是主位之外的成分，傳遞新信息。如果將前句述位部分隱喻化，作為后句的主位。通過“主位—述位”的承接可以加強語篇的連貫性。

4 本研究教學啟示

理解語言學類學術論文英語摘要的名詞化特征不僅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更重要的意義是可以更好地為學術論文摘要的寫作和翻譯服務。基于以上研究，筆者提出以下可供借鑒的訓練方法：

4.1 “以閱讀帶動寫作”提升學生名詞化語法隱喻意識

首先要培養學術具有名詞化語法隱喻意識，閱讀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在英語專業精讀教材，特別是高級階段的教材中，政論性的問題和演講文體占有很大的比重，在這樣的文體中，語篇中大量的名詞化隱喻是一種典型的“動因的突出”，是作者為順應某種交際目的而使用的一種語言策略。教師可從體裁分析的角度分析大量的典型范文讓學生了解名詞化隱喻與文體正式程度的相關性。

4.2 提供一定量的范例語料加以分析與模仿

教師可從體裁分析的角度分析大量的典型范文讓學生了解語言學類論文摘要的語言特征，教師也可提供國內外不同學術雜志進行英語本族語學者與非本族語學者英文摘要的主要差異。然后學生通過模仿所分析的范文提高英文論文摘要的寫作能力。主要模仿對象為常用名詞化句式，使得學生能夠掌握一些模式化的可供直接借鑒的語料在學術論文摘要翻譯和寫作過程中直接使用。

總之，學術論文英文摘要通過使用名詞或名詞詞組等名詞化隱喻手段，具有高度的濃縮性和概括性。語言學類學術論文摘要語言要求簡潔凝練，具有正式性、客觀性，同時語篇需要具有銜接性和連貫性。研究語言學論文的英文摘要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摘要這一特殊語體的理解，從而撰寫出更具學術性，語言規范、得體的英文摘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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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和國際形勢發展的多樣化,對非通用語種人才提出了在知識結構和綜合素質上的新要求。對如何提高非通用語教學中語言與文化課程的教學質量,加強課堂教學策略,實現非通用語種人才培養的目標,是每位非通用語種教師的責任。本文以廣西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泰語專業為例,探討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課程的教學實踐。

    1 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的教學目的和要求

    2010年起,廣西民族大學為2007級泰語專業本科生開設了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根據學校本科培養計劃,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屬于專業任選課,課程設置在大學四年級的第一學期。該課程語言與文化并重,要求學生更深入、更系統地了解語言和文化的概念、泰語語言特征、文化特征、泰國語言與文化的內在關系,以及當前語言與文化關系的相關理論。旨在讓學生通過各種實例的研究,探討語言與文化的各種內在及外在關系,學會分析語言背后的文化特征。課程的開設不僅有利于拓寬、更新學生的專業技能和知識結構,整合四年所學知識,還能讓學生在四年級撰寫畢業論文時奠定理論基礎,發展學生的個性和興趣,提高文化素質。

    2 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的教學現狀和存在問題

    2.1 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的教學現狀

    外語教學中,語言課程總是作為主干內容來進行設置,我校在培養泰語本科專業學生傳統的語言訓練,如聽、說、讀、寫、譯技能方面一直有較好的經驗。但語言教學無法與文化背景相脫離,外語教學中無論采用什么樣的語言教學方法,總會自然地融入相關的文化教學,并形成多種多樣的語言文化教學模式。我校在培養泰語本科人才中一直非常注重對文化的導入,授課教師通常會根據上課內容涉及的主題進行補充介紹,灌輸人文領域的基本知識和經歷見聞,但內容較為零散。在低年級階段,針對泰語專業的學生在國內也開設有專門的文化課程,如:泰國概況和東南亞歷史與文化。課程側重的是橫向的文化知識鋪墊,內容覆蓋面廣而泛。大學第三學年,在學生赴語言對象國學習期間,開設有泰國社會文化課程。雖然我校的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課程尚處于任選課的地位,但對于加深對語言對象國的認識又是不可缺少的課程之一,在高年級專門開設語言與文化兼并的課程對外語學習者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2 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教學存在的問題

    第二語言教學是跨文化交際教學,包含了教授語言交際和非語言交際。教師在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課堂上的作用就是提出語言現象結合文化因素,把語言放在社會語用背景下教學,提高語言學習者對語言文化的認識。筆者通過關注2010年至今泰國語言與文化課開設的情況看,從教學設計、教學效果和學生反饋等方面發現,其中有值得借鑒的可取經驗,同時也存在許多影響教學質量的因素。

    2.2.1 教材問題

    針對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這門新開設的課程目前沒有適合的固定教材可供直接使用,暫時給教學帶來了一定難度。由于泰國語言與文化課設定為專業任選課,但語言與文化涉及內容范圍廣,教師不可能把包羅萬象的語言文化現象和特征囊括在36個課時內介紹完整。加上可搜集整合的教材資源有限,時間緊、內容多、任務重,教學準備不足使教師沒有完全吃透教學內容,對于語言文化知識不夠深厚,缺乏教學經驗的教師則容易產生畏難情緒。因此,如何上好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保證授課質量,是任課教師面臨的棘手問題。

    2.2.2 國內外教師教學方法問題

    2010年筆者曾教授過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課,之后分別由另外兩位泰籍外教繼續擔任授課教師。毋庸置疑的是,中泰教師由于文化差異,教學經驗各具特點,教學方法也會存在差異,這包括授課內容、手段和側重點不盡相同,教學成效也必然會有所差異。

    筆者在正式上課前曾具體調查過學生對課程的期望,讓學生寫下希望從中收獲到些什么,以便及時調整教案和盡量滿足學生的求知需求。提前做好教學計劃后,在第一堂課上會先告知學生整個學期的教學計劃及上課內容,讓學生在沒有課本和教材的情況下明確本學期該課程的學習目標和學習任務。筆者從“泰語語言特點”的角度出發,采用主題分類的方式,利用每周3個課時教授一個相關主題的內容,如泰語語言等級、泰語中的外來詞、泰語稱謂詞和泰國姓名文化等。筆者分主題制作課件,并打印分發課件講義作為上課資料。授課過程中先鋪墊基礎理論導出本節知識點,讓學生學習該主題中相關的語言與文化理論,舉例論證,盡可能地把本節中語言和文化的背景關系分析清楚,然后進一步介紹目前現有的相關研究成果與論文。最后,安排全班分組后在下一次課進行小組報告,開展自由討論。目的是讓學生在課后去查找更多其它的有關理論書籍閱讀,搜集更多的實例來論證,增強理論基礎。筆者還特別強調學生的作業報告中所引用資料的可信度,嚴格要求參考文獻、參考書目的書寫規范。

    從與泰國外教交流教學經驗中得知,泰國學生一般是通過民俗學或文學類課程中習得語言文化知識,而授課老師如果是語言學家則會選用歷史紀實、史記類書籍作為教材授課。泰國外教主要從“文化”的角度來設計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的教學內容,例如:泰國農村社會和城市社會中的語言文化、泰國風俗中的語言文化和泰國文學作品中的語言文化(以警示詩為例)。同樣采取主題分類和課件的方式授課,重點講解一些實用、優美的詞匯,分析詞匯的含義、詞根、文化背景和現今的使用方法,目的是讓學生掌握詞匯后能夠學以致用。最后,布置相應的練習或完成課后作業,如造句或寫作等進行檢查。

    學生一致反饋泰國語言與文化課相比過去所接觸的語言文化知識課難度更深,層次更高。學生對筆者采用先分析后報告的教學方法的評價是,授課內容有深度、有條理,與泰國教學方式相似,對提高泰語專業學生研究水平起到積極作用。而外教身為對象國語言文化的“代言人”語言地道,是可靠的目的語文化信息來源,教學風格具有本土化特色,課堂文化氣氛多元,在闡述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的背景時更駕輕就熟。可以說,聘請外教授課本身就是一種加深學生對對象國語言與文化學習的過程。

    雖然國內外教師的教學方式各具優勢,但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也捉襟見肘。國內教師在課堂教學上的弊病之一是力求一次講全講透、面面俱到,筆者在初次授課時一直忙碌于閱讀和搜集大量而分散的資料信息制作課件,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學生的需求,盡可能解答學生提出的疑問,但由于準備的材料多,往往會造成對教材不夠熟悉,照本宣科的情況出現。聘請外教教學同樣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外籍教師的流動性大,部分泰國外教是非泰語專業出身,出現教學水平良莠不齊等情況。外教通常對我們國內的教學大綱不熟悉,上課缺乏教學計劃,教學設計不夠規范,授課內容經常與學生在泰國留學期間已學習過的知識重疊。此外,由于缺乏系統教學和理論參與指導,課堂上容易出現跑題,講述漫無邊際,教學效率不高的弊病。外教也反映,因為泰語中不少詞匯是來自巴利文、梵文并且涉及宗教的文化背景,詞匯的含義較深,所以要花大量的時間來講解一兩個詞匯的文化根源,有時需要加快語速或者借助圖片教學,學生雖然最終能夠掌握,但整個學期下來在專業上的收效甚微。

    2.2.3 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問題

    大學本科教育一向都提倡培養復合型的高素質人才,外語專業學生語言能力的提高依賴于對語言使用文化環境的理解。每個學生掌握語言的水平高低和進度不同,文化接受能力不同,自身對新事物新文化的理解和遇到的障礙也不同。是否能夠準確地領會語言與文化的聯系,取決于個人語言的能力、文化素質和生活經歷。現今社會中不少大學生的人文素質相對薄弱,甚至對本民族優秀的歷史文化、優良傳統了解甚少,身為外語專業的學生對語言對象國文化的學習了解遠遠不夠。如果只具備了專業素質,而欠缺人文素質,最終只能成為“單面人”。另外,筆者在布置學生進行課后分組報告中還發現,一些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滯后,獲取、處理及運用信息的能力比較弱,這體現在搜集資料的方法和渠道單一,范圍窄。再則,由于缺乏理論研究的培養,理論基礎薄弱使很多學生不善于分析和綜合歸納問題,在報告的論證中往往缺乏可信的依據,并且出現抄襲的情況,小組報告的信息來源、內容及分析結果雷同,缺乏新意。若能加強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提高觀察的敏銳性,學會分析語言文化差異,對加強大學生專業素質具有重要意義。

篇（6）

        1.認知語篇分析的文化語言學視角    

        2.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唐代邊塞詩的意象再現研究

        3.吸納、修正與重組——帕爾默文化語言學中的認知語言學體系    

        4.論文化語言學中的語言與文化    

        5.文化語言學與外語教學    

        6.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閾下《紅樓夢》中的酒意象翻譯    

        7.《文化語言學》英譯中翻譯報告    

        8.穆斯林問候語“賽倆目”的文化語言學解讀    

        9.帕爾莫文化語言學視角下唐詩隱喻翻譯的意象圖式研究    

        10.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唐詩中意象的翻譯    

        11.中國古代建筑的人文精神——建筑文化語言學初探    

        12.文化語言學視角下邦索爾神父《紅樓夢》英譯本的詩歌意象翻譯    

        13.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語法探究    

        14.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閾下的《紅高粱家族》意象英譯探析

        15.文化語言學視野中的網絡詞匯研究——以網絡話語交際中的詞匯為例    

        16.文化語言學視野下的漢語新詞語研究    

        17.文化語言學視角下英漢顏色詞隱喻對比與翻譯研究    

        18.文化語言學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19.《文化語言學》（第六章）英譯中翻譯報告    

        20.六安地名的文化語言學研究      

        21.南陽市區地名的文化語言學考察    

        22.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英譯研究——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       

        23.文化語言學視角下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意象翻譯研究    

        24.文化語言學視角下辛棄疾詞意象翻譯研究    

        25.文化語言學視野中的民族語言研究    

        26.文化語言學視角下《詩經》隱喻的英譯研究    

        27.文化語言學視角下林語堂《浮生六記》英譯本的意象文化傳遞研究    

        28.近十年文化語言學研究:回顧與反思    

        29.帕爾莫文化語言學視角下李煜詩詞譯本的意象翻譯研究    

        30.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道”詞義引申初探    

        31.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中國古典詩歌英譯中花卉意象再現研究    

        32.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宋詞情感意象翻譯研究    

        33.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域下李清照詞許淵沖譯本中意象移植    

        34.文化語言學視閾下的文化意象翻譯研究    

        35.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宋詞中水意象的英譯研究    

        36.語言研究的新視角——從結構主義到文化語言學    

        37.從文化語言學看接頭詞「お·ご的特殊規則    

        38.帕爾默(Palmer)文化語言學中的認知性    

        39.文化語言學論綱    

        40.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古詩中酒的意象傳達    

        41.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小清新”    

        42.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濟寧地名研究    

        43.第三屆歷史語言學國際會議    

        44.從文化語言學角度研究日語數詞    

        45.文化語言學視野中的對聯研究    

        46.文化語言學視域下金宇澄《繁花》的語言策略探究    

        47.許淵沖對蘇軾詞的意象再造——以帕爾默文化語言學為視角    

        48.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宋詞英譯意象傳遞研究    

        49.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漢語典籍英譯意象再造濫觴    

        50.帕爾默文化語言學理論基礎構建    

        51.英漢動物詞匯文化語言學透視    

        52.文化語言學視角下《清平樂·六盤山》英譯的意象研究    

        53.中國文化語言學的再認識    

        54.唐詩情感意象英譯研究——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    

        55.文化語言學——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評邢福義教授主編的《文化語言學》    

        56.俄羅斯文化語言學的發展綱要    

        57.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域下許淵沖英譯邊塞詩意象翻譯研究    

        58.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紅樓夢》英譯中的庭院意象再現    

        59.文化語言學的理論建設    

        60.民族博物館館藏物品翻譯的文化語言學視角    

        61.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英漢動物隱喻對比研究    

        62.文化定勢在帕爾默文化語言學中的意象圖式的詮釋    

        63.對申小龍文化語言學的認識    

        64.文化語言學的方法    

        65.評申小龍的《文化語言學》等“著”作     

        66.帕爾默“文化語言學”及其發展評述    

        67.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漢韓慣用語對比研究    

        68.帕爾默文化語言學中的人類語言學情結     

        69.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英漢意象差異淺析    

        70.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西安地名研究    

        71.漢語國際教育的文化語言學接口      

        72.淺談對文化語言學的認識     

        73.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酒文化的傳承     

        74.漢語文化語言學芻議    

        75.從文化語言學語篇情節視角下宋詞英譯研究    

        76.文化語言學認知模式的哲學闡釋    

        77.文化語言學的興起及其后示    

        78.蒙漢語禁忌語的文化語言學對比研究    

        79.大學生微信問候語的文化語言學解讀    

        80.蒙古族傳統飲食名稱文化語言學研究    

        81.文化語言學視域下漢韓長句翻譯研究    

        82.山陰地名的文化語言學分析    

        83.中國文化語言學范疇系統析論      

        84.從符號的角度看文化語言學     

        85.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詞匯意象傳遞    

        86.對“年度漢語盤點”的文化語言學解讀    

        87.說中國文化語言學的三大流派    

        88.藏語中“茶”的文化語言學意義辨析    

        89.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內蒙古東部地區方言詈詞研究     

        90.成都地名的文化語言學研究    

        91.文化語言學視野下的《論語》成語    

        92.日本文化語言學動態考察及反思    

        93.文化語言學視野下的《莊子》成語研究    

        94.中國文化語言學的涵義和界說    

        95.關于文化語言學的幾個理論問題    

        96.文化語言學初探    

        97.論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唐詩意象翻譯    

篇（7）

二、西方文化教學的必然性

不同的民族可能在與大自然的共同斗爭中有相似的經歷或者體驗，這就使得不同文化之間存在一定的共性。例如：中文中有“同舟共濟”，英文中有“inthesameboat”；中文中的“藍圖”，英文用“blueprint”來表達。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由于處于不同的地域或者處于不同的歷史時期導致他們對相同的事物和經歷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表達方式。例如英文中的Heisawolf表達的含義是他是一個好色之徒，但不過英語學習者不知道相關的文化背景就會以為“他是一個很兇的人”。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一體化的迅猛發展，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我國和西方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這就要求我們在不斷增強對西方各國的文化深入了解的同時，不斷強化英語水平，這也是對我國英語教學提出的要求和目標。文化的載體是語言。任何一種語言的背后都是某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沉淀下來的文化。我們只有了解了語言中隱含的文化內涵，才能真正了解語言所承載的真正含義，我們才能夠具備跨文化交際的能力。目前，由于大部分英語教師在英語課堂上過分側重語法、詞匯的講解，而忽略英美文化的灌輸，導致我國大部分英語學習者綜合運用英語的能力較為低下，對西方文化了解甚少，這是我國目前英語教學中存在的兩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對西方文化了解的匱乏，導致英語學習者對中西文化差異缺乏敏感度、洞察力和識辨力。例如，有一個中國留學生對一名美國女士說Youlookstrong，這種說法讓這名美國女士感覺心里非常不舒服，因為strong這個詞過于男性化，如果把strong改為healthy則表達的更準確，也會讓這名女士感覺很開心。因此不進行文化教學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在交際的過程中容易產生誤解；另一方面，使用中文習慣進行表達，造成語用失誤、交流受阻。因此，在英語教學過程中，我們不但要強化英語運用的能力，還要不斷增進對西方文化的了解。語言有各種適用的場合。我們要用心體會語言的真實語義，就需要了解他們的文化背景知識。什么情形下該說什么樣的話，什么話題是禁忌話題，都和他們的文化背景有深刻的關系。跨文化交際研究的核心內容是文化，同時跨文化交際也是一種文化現象。世界正處在全球化進程中，英語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在英語教學中，文化教學相當重要，因為英語學習者只有了解了西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含義，才能對西方人的價值觀、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等深有體會，才能掌握地道的英語。

三、西方文化教學的新途徑

西方文化教學的進行可以通過以下途徑。首先，我們應樹立正確的文化觀。世界上各種文化都是平等的，我們不能簡單的說某種文化比另一種文化有優勢或劣勢。我們在繼承、發揚和傳播我國傳統文化的同時，要不斷了解西方各國文化，以適應時展的需要。其次，英語教師應在課堂教學中不斷融入西方文化教學。教師在制定教學目標時，除了明確語言點以外，還要明確文化點。文化點應主要圍繞影響語義和語用的各種文化因素進行講解，包括語言承載的文化內涵以及語言背后的文化背景等。教師在課堂上應強化學生語言的運用。教師應充分利用課堂時間讓學生進行分組會話、分組討論或演劇目等。在進行不同典型話題的語言運用過程中，比如如何問候、表達謝意祝福等，學生會意識到西方文化的影響。這種教學方法能夠培養學生對語言所蘊含文化的敏感度。大量閱讀西方文學經典作品。通過大量閱讀西方文學佳作，學生不但可以了解該作品體現出的某個民族的文化，還可以學會如何鑒賞文章。語言知識和文化知識應該相互滲透，有機結合。最后，教師在充分利用課堂時間之余，還應多組織英語課外活動，例如舉辦英語晚會、英文歌曲比賽、英文脫口秀、英文話劇、英語知識競賽、英語辯論賽、英美文化專題講座等。但這些活動的組織安排也應遵循一定的規則：英語課外活動應與課堂教學同步進行；教師只是活動的組織者和指導者，學生才是參加者和主導者；一切的活動要盡量營造一種輕松愉快的氣氛。時間的安排要恰當合理。

四、英語教學改革的啟示

傳統的只強調語法、詞匯等的英語教學已經不再適合時展的需要，我們需要對英語課堂教學進行改革。1.教師應不斷提高自身素質。教師想要向學生滲透西方文化，就必須自己先找到相應的文化點，并具備介紹和說明這些文化點的能力。因此，教師在具備扎實準確的英語語言基本功的前提下，了解西方文化，尤其是英美國家的文化，同時也要讓學生不斷對中西方文化進行比較，學生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才能達到用英語交際的正確有效。2.教師應加強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教師應努力培養學生的自學意識，尤其是培養在課后積極主動豐富西方文化知識的意識，這種意識的提高會增進學生對西方文化的了解，使學生不斷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3.充分發揮教師的指導作用。教師是課堂的組織者、教學任務的決策者和教學內容的改革者。教師應充分發揮自己的指導作用，不斷加強對學生西方文化知識的灌輸，并通過制定合適的教學任務和實行可行的改革方案來提高學生的文化知識和文化意識。4.教師要加強研究文化與語言、交際及英語教學工作的關系，不斷豐富英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教師在課堂上如果只教授英語的單詞和語法，忽略文化知識的傳授，學生就會感到枯糙乏味，跨文化交際的目標也難以實現。再加上我們的學生身處中國，很難有機會去英美國家學習英語和感受英美國家的社會文化，所以教師應盡力引導學生沉浸到英美文化中，最大程度地理解英美文化的內涵。教師的英語教學應針對課本內容和日常交際需要進行，將中西文化共性和中西文化差異融會貫通，從而使文化學習和語言學習有機結合。在課堂時間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教師應盡最大可能在教學中融入英美國家歷史和社會生活全貌，最好配備DVD光盤，通過影像和聲音傳遞文化信息，使語言教學的內容形象化、具體化。具有新穎性和趣味性的影像資料應展現英美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自然景觀、民俗風情等。這種展示將有利于學生了解英語在實際場合中的應用。教師在課堂教學中還應設置合適的語境，組織一些可涉及英美國家社會文化層面的分組討論或會話，話題盡量是學生感興趣的，激發他們講英語的欲望。

篇（8）

美國著名的生態學家e．odum為生態學下的定義是：生態學是研究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的科學。生態系統，是指地球上生命系統和環境系統在特定空間的組合。換言之，即生物(包括動、植物和微生物)因素之間以及生物因素與非生物(如陽光、空氣、水分、土壤等)因素之間存在著的相互依賴和相互制約的關系。這些相互作用的關系，在自然界中構成各種有機聯系的整體，即所謂“生態系統”，如江、河、湖、海、草原、森林、農田等均為不同的生態系統。系統內各因素之間保持著一定的平衡狀態，進行著正常的物質循環和能量交換，此種現象即為“生態平衡”。

從傳統意義上講，生態學屬于生物學的一個分支。不過，從20世紀70年代起，生態學得到了迅速發展。當時經濟和科學技術的飛躍，雖然給人類社會帶來了進步和幸福，但也帶來了諸如人口、環境、資源等全球性問題。人們逐漸用生態學的眼光審視周圍的一切，從而導致了許多學科的生態學化。這樣，生態學的原理就被廣泛應用于人類活動領域的各個方面，社會生態學、城市生態學、文藝生態學、教育生態學、經濟生態學、環境生態學等新的交叉學科應運而生。語言生態學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生態語言學認為，世界上任何語言系統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產生和發展都與自然、社會、文化、人群等環境因素密切相關。語言與它所處的生態環境構成生態語言系統。語言生態環境包括外生態環境和內生態環境兩部分，外生態環境由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和人群環境四部分組成，內生態環境是指語言的各構成要素(語音、語義、詞匯、語法)以及它們之間的有機組合。

外生態系統的前3個子系統(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合稱為自在環境系統，人群系統稱為自為環境系統(如圖)。自為環境系統處于自在環境系統與語言系統之間，是整個生態環境系統的能動結構。一方面，它從自在環境系統中攝取能量信息，同時自身也不斷產生新信息，而且把吸收到的各種信息進行篩選、加工、處理，輸入語言系統；另一方面，人群系統又運用語言系統傳播信息功能，反作用于人群自身，重新調整能量信息在人群的不同層次、不同集團中的分布，不斷推動人群的進步。

語言系統和其他系統一樣，既具有穩定性，又具有能動性。語言系統一旦在某一文化結構中形成，該系統的各子系統之間以及子系統的各層次之間會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整體。同時，語言系統又處于不斷的運動之中，系統不斷與各環境因素進行物質、能量交換，以維持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如果系統某一環節出現了故障，那么整個語言系統就會受到破壞。

語言學的基本任務是認識語言的結構、功能及其演變規律。語言工作者可以根據語言發展的規律，為語言的運用確立語音、詞匯、語法各方面的規范。語言規范化就是根據語言發展的各方面標準，把那些符合語言發展規律的新成分、新用法固定下來，加以推廣；把那些不符合語言發展規律的成分和用法，妥善地加以處理，以使語言更好地為人們服務。

生態學原理告訴我們，生態平衡是一種動態平衡，當生態系統達到動態平衡的最穩定狀態時，它能夠進行自我調節和維持自己的正常功能，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和消除外來的干擾，保持自身的穩定。為達到語言生態的這一“理想狀態”，各國使用者都在努力推行本國或本民族語言的共同語，如漢民族推行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的漢語普通話，英吉利民族推行以倫敦方言為基礎方言的英吉利共同語，意大利民族推行以多斯崗方言為基礎方言的意大利共同語等，目的都是使語言實現良性循環。

藏語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藏語支，是藏族人民主要的交際工具。由于歷史發展和地理環境等種種原因，藏語形成了衛藏、康和安多三大方言。藏文據傳是公元7世紀前葉，吐蕃王朝的第三十三代王松贊干布派大臣圖彌·桑布扎等人到印度留學，圖彌·桑布扎返藏后統一、規范原始藏文而形成的。隨著藏文的推廣使用，藏族歷史上出現了一大批博學多才之士，他們撰寫了浩如煙海的藏文典籍，從數量上說，僅次于漢文典籍。這些文獻涵括了語言文字、宗教經典、歷史文獻、邏輯哲學、天文歷算、文化教育、醫藥衛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倫理道德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內容，為后人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

然而，面對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高科技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藏語文的發展既面臨著難得的機遇，又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藏語與漢語、英語相比，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漢語普通話的作用日益增大，英語的學習也越來越受到重視，藏語文的使用和學習受到了巨大沖擊，藏語文的社會功能有弱化的趨勢。面對這樣的事實，一些藏族群眾不愿讓自己的子女學習本民族的語言，藏族年輕人也從眼前的利益出發(如考試、升學、就業等)而忽視母語的學習。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母語危機”。

瀕危語言現象全球存在，同時瀕危語言問題也已成為國際語言學界倍受關注的熱門話題。在1992年國際語言學委員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加拿大召開的國際語言大會上，瀕危語言問題被定為這次年會的主題，199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該年為搶救瀕危語言年，并于1995年在日本東京召開了關于瀕危語言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我國，瀕危語言問題也引起了語言學家、社會學家和社會工作者的關注。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一部分學者開始對少數民族語言轉用、語言瀕危現象進行研究，2000年10月中國民族語言學會和<民族語文>雜志社共同召開了“中國瀕危語言問題研討會”，一些刊物發表了有關瀕危語言的論文。

從語言的發展來看，語言的數量在不斷減少。據一些學者的估計，公元前全世界約有15萬種語言，到了中世紀還有七八萬種，到了20世紀就只剩下6000多種語言，而在21世紀，其中有一半行將消失，也就是平均每兩周消失一種語言。這些統計數字也許有不確切的地方，但它說明了一個客觀事實全世界現有的語言在不斷減少，很多語言面臨著消亡的威脅。

我國有55個少數民族，在有一定權威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列了53種語言，但根據民族語文工作者掌握的材料來看，實際上不少于100種，這些語言中有的使用人13很少，其中20多種語言使用人31不到千人，基本上處于瀕臨消亡的邊緣；即使使用人13超過千人的語言，也并不表明它們有很強的生命力。在我國歷史上，曾經有許多語言由于外部或內部的種種原因而消亡了，這些語言后來或者是融合了，或者是被替代了，乃至一些在歷史舞臺上有過重大表演的民族的語言，如鮮卑語、契丹語、西夏語，后來也無影無蹤了。

也許有些人會說，世界上的語言多達6000多種，一些消亡了，就讓它消亡吧，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呢?但是說這些話的人沒有看到，語言不僅僅具有交際功能，更具有文化功能，且是文化總體中最基礎、最核心的部分，它與文化的其他部分不可分割。一種語言的消亡對人類文明所造成的損失，無異于一場生態災難或珍稀生物物種消亡所造成的損失，是對整個人類文化領域內“生態平衡”的破壞。而且，“語言資源的保護與開發，就某種意義而言，比物種資源、文物資源的保護與開發更為重要。”

實際上，世界上多種語言并存是一種文化生態環境。德國著名理論語言學家洪保特(humboldt)說：“每一種語言里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世界觀。”這種“獨特的世界觀”可以認為是一個民族對世界的獨特看法，或者是對世界認識和把握的某種“偏好”。比如，藏民族傾向于形象思維，表現在構詞上常常是“以其所知喻其所未知”。如詞語somang(梳子)，直譯為“多齒”；ngolta(鏡子)，直譯為“看臉的”；shingbe(棉花)，直譯為“樹上的羊毛”；vgokhrid(領導)，直譯為“牽頭”等。又如，藏語的基本句式是“主一賓一動”，它與行為的先后次序不完全一致，如calagnyos(東西買)，bodyigvbri(藏文寫)，dpechavdon(書讀)等，這種語言結構，反映出藏族人民更看重結果、強調行為的施事對象這一特點。“假定人類只有一種思維方式，這樣人類的認識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觀性和片面性的泥潭。語言一多，就可以防止這種危險，因為語言多，就等于認識現實的途徑和方法多，為人們提供了多種多樣可供選擇的思維方式和觀察世界的方法。”中央民族大學張公瑾教授也指出：“多掌握一種語言就是多一種交際能力，多一種文化體驗，多一種觀察事物的視角，多一種思考問題的方式。”

  　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是因為在語言中凝聚著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的集體記憶。一個民族在各個歷史時期創造的文化財富，最主要的部分都保存在自己的語言中，母語與其他文化成分和諧地構成民族文化的總體，這就是語言的文化價值。語言的文化特質，使其對于一個民族尤為重要，保存一種語言就意味著保存一種文化，喪失一種語言就意味著失去一種思維方式，失去一份極其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從語言生態共生的關系角度來看，多語種的和諧發展對整個人類都有好處，人類之所以能在地球上得以欣欣向榮的發展，就是因為人類有能力發展出多樣的語言和文化以適應各種不同的環境。正如阿拉斯加土著民族語言中心的米凱爾·克勞斯所說：“多種語言并存有諸多好處，例如保存了某種語言，就可以將其社會的歷史、文化以及科學知識傳給下一代。在現代醫學知識里。不少是從使用動植物的傳統治療中提取出來的，如果土著民族的語言不存在的話，那么有關當地的動植物的重要信息也就無從得到了。”

為適應現代生活的需要，同時又保持母語的活力，可行之道便是推行雙語教育。雙語教育是引導人們在母語之外，學習和掌握另一種語言。中國人學習英語，少數民族學習漢語，在民族地區的漢族學習民族語，都屬于雙語教育的范疇。“雙語化”是當前突破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語言障礙”，掌握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先進文化，大力發展本民族文化的有效措施。

在我國，實行雙語制有其合理性。第一，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種的國家。千百年來，漢族和其他幾十個少數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山水相連、唇齒相依，不同民族之間的交往、不同語言之間的接觸和相互影響，有著悠久歷史，雙語現象由來已久。第二，從雙語、雙文化的角度來看，語言既是文化的載體，又是文化傳播的媒介，因此學習一種語言，就意味著學習一種文化，保存一種語言，就意味著保存一種文化。雙語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培養雙語、雙文化人，在雙語的學習和使用過程中，吸收、融匯并傳播兩種文化。因此雙語教育既擔負著繼承和弘揚少數民族文化傳統的重任，又擔負著吸取人類所有先進科學文化，用以充實和發展自己的重任。

當然雙語教學必須主次分明，母語教學應放在首要地位。對藏族來說，藏語是母語，藏文是本民族的文字，藏語和藏文是這個民族賴以生存、發展和騰飛的翅膀。一般來說，母語是開發民族智力的資源，是發展民族科技文化的工具，是學習先進文化的先導。198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召開的以母語為教學工具的專家會議上指出：“母語是入門教育和取得成功的關鍵，對于維持一個土著集團的文化，母語教育是最好的向導和工具。”我國老一輩語言學家嚴學窘也指出：“母語是教育的最好手段，是繼承文化的最好工具，是促進人民參加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最大動力和標志，是消滅文盲、愚昧、歧視和貧困的有力斗爭武器。”人的一生，通常都離不開母語，母語一般是人們最容易理解和掌握的，它記載了本民族在歷史進程中積累的智慧、知識和經驗，其思維方式為人們所熟悉。實踐證明，學校教育采用與學生思維一致的母語以及記錄這種語言的文字進行教學，不僅順應了思維發展的規律，有助于學生智力的進一步開發與提高，而且有助于第二語言的學習與掌握。

當然，一個民族的發展，單靠母語教育是不夠的，特別是當今社會經濟一體化和大眾媒介(電影、電視、互聯網等)的傳播，民族地區與外界的聯系更加緊密，民族地區的本土文化和語言必將受到外來文化和外來語言的強烈沖擊。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畫地為牢、固步自封的民族是不可能發展的。所以既要學習本國、本民族的語言文字，又要掌握世界其他先進國家、民族的語言文字，進而學習他們先進的文化科學技術，已成為世界范圍內的普遍現象。雙語教學的實質，就在于文化之間的互動、借鑒和吸收，對外民族語言的學習，其目的是對外民族文化有用成分的吸收、引進和消化。

由于各民族雙語發展進程不統一、文化背景和所面臨的問題不同等特點，雙語教學的類型也有不同。在四川省的彝藏地區，中小學校主要實行了兩種模式的雙語教學計劃：第一種是以民族語文為主的教學，同時開設漢語文。旨在既能繼承、弘揚和發展本民族傳統語言與文化，又能掌握主體民族的語言文字，從而更有利于直接吸收國內外先進的科學文化和經濟信息。第二種是以漢語文為主的教學，同時開設民族語文。旨在保護民族語言文字，使本民族學生不因學習主體民族語言文字而失去或降低本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能力。盡管兩種模式方法各異，效果不同，但最終目的都是把學生培養成民(語)漢(語)兼通的雙語人，既能達到保護民族語言的目的，又不影響少數民族與外界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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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譯研究的學科發展

20 世紀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譯理論界主要采取文藝學和語言學兩種研究模式，前者視翻譯為藝術，強調譯作的文學價值，后者視翻譯為科學，把翻譯理論和語義、語法作用的分析緊密結合起來，從語言的使用技巧上論述翻譯。兩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譯文進行文本對照。70 年代以后，翻譯的理論研究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注重文化對翻譯的影響。他們把翻譯放到一個宏大的文化語境中去審視，認為翻譯是譯入語社會中一個獨特的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文學行為，而譯本是譯者在譯入語社會的諸多因素作用下的結果。從文化角度對翻譯進行研究有著明顯的優勢，研究者借用各種當代文化理論去考察、剖析翻譯作為跨文化交際行為在譯入語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和作用，從而展現出翻譯研究的巨大空間和發展前景。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翻譯研究學派”。

1972 年，客居荷蘭的美國學者holmes 發表了重要論文《翻譯研究的名與實》，首次提出了“翻譯研究”的概念，他認為翻譯研究應當被視為一門獨立學科，holmes 也成為翻譯研究學派的奠基人。翻譯研究在20 世紀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發展。我們從維也納大學教授、知名學者snell-hornby 的論述中能看出其發展軌跡。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譯研究無疑是屬于未來的學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譯研究——綜合法》修訂版的前言中已經把翻譯研究稱為一門發展速度驚人的獨立學科了。

很多學者為翻譯研究后來的發展做出了貢獻，lefevere 就是翻譯研究學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寫理論對翻譯的文化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改寫理論

改寫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認為翻譯、編史、選集、批評、編輯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寫，它們都從某種程度上對原文進行了改變和操控，其中翻譯是最為明顯、最有影響的改寫，因為它在另一種文化中樹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讓他們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譯是對原文的改寫，而所有的改寫，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體現了某種意識形態和詩學，也同樣對文學進行操控讓它在某個社會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這本書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寫同意識形態和詩學的關系，翻譯作為最明顯的改寫形式也要受到意識形態和詩學的限制。

（一）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有廣泛的意義，是一個關于社會文化的概念。當我們談論意識形態的時候，可能會涉及到政治經濟情況、民族的文化導向甚至某個社會的文學體系。意識形態在翻譯中起著重要作用，決定了譯者將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書《文學翻譯：比較文學背景下的理論與實踐》中，明確指出譯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譯作同目標文化中人們接受的行為標準，也就是這種文化中的意識形態不沖突，那譯者的目的就容易達到。翻譯過程中最為有影響力的意識形態限制來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會或者時期，在這樣的情況下，譯者必須做出決定選擇哪些類型的文本以及翻譯的策略。

（二）詩學

詩學包括兩部分，一方面指文學手段、文學樣式、主題、原形人物、情節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學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觀念，即在社會體系中，文學起什么作用，或應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詩學會相互沖突，目的語文化中處于主導地位的詩學必然會影響到譯者的翻譯，所以為了達到某種詩學要求，譯者必須做出讓步，因為一種文化中人們廣泛認可的詩學可能在另一種文化中并不受歡迎，這時候就需要譯者采取有效的翻譯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語文化中的敘事方式或者改變原作的結構等等。

改寫理論有著很強的適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對照的研究方法，而更關注翻譯的“成品”，為研究文學翻譯提供了新的視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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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們生活在言語的世界之中．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制造“言語行為”．實施的言語行為也是多種多樣的．很難想象沒有言語行為我們的世界會是一個什么樣子。奧斯汀和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為語言的調查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一定程度上，他們的言語行為理論是以句子為中心的。言語行為會兇文化模式，地域，價值觀，傳統，以及思維方式有所差異．而這為交際帶來困難意識到這些差異之處對于我們認識交際活動和改善交際狀況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在與英語國家人民進行交際時總會無意識地用我們本民族的文化準則，社會規范，社會語言規則來判斷和解釋別人的言語行為．因而語用失誤在所難免。

二言語行為理論框架

奧斯汀和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對語言研究的發展可以說有杰出的貢獻。根據奧斯汀的解釋，一個話語的言語行為是同時由三個次行為來實施的：言內行為illocutionm’yact)、言外行為(iUocutionaryact)~言后行為(perlocutionaryac0。言內行為泛指一切用聲音說出的有意義的話語：言外行為涉及說話者的意圖，為斷定、疑問、命令、描寫、解釋、致歉、感謝、祝賀等；言后行為涉及說話者在聽話者身上所達到的效果為使之高興、振奮、發怒、恐懼、信服。促使對方做某件事或放棄原來的打算等。達到了說話的效果，這是言后行為。也就是說．言內行為是通過說話表達字面意義。言外行為是通過字面意義表達說話人的意圖。如果說話人的意圖能適當地被聽話人所領會。便可能帶來結果或變化，這便是言后行為。但是，說話人的意圖未必一定被聽話人領會．因而說話人希望出現的結果并未發生．這時候就會導致交際的失敗。

三、文化差異與語用失誤

語用失誤的研究始于JennyThomas她在1983年發表的《跨文化語用失誤》一文中首次提出語用失誤這個術語，專門指跨文化交際中交際雙方對語用意義做出不到位的理解或不恰當的反應。它不是指一般遣詞造句中出現的語言運用錯誤，而是指說話不合時宜、說話方式不妥、表達不合習慣等導致的交際不能取得預期效果的失誤。這種語用失誤是語用規則遷移所造成的．即不同文化的們在相互交際時直接把自己語言的話語翻譯成目的語．而不考慮這些話語應該遵循的交際規范．其結果是一種言語行為的施為之力在不同文化中失去作用。說話人的言外行為不能完滿地被聽話人所正確理解．形成多義、歧義。言后行為不能圓滿完成。使言語行為的表達意圖與效果之間出現矛盾。

四、幾類具體言語行為中由文化的差異產生的語用失誤

人們在實際交往時所實施的言語行為會因為文化、區域、地區、職業、性別、乃至個人不同，為交際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在那些較為程式化的言語行為中，如問候．請求、恭維等等文化差異就更加突出了。

(一)招呼言語行為中的語用失誤

招呼語在人際交往中是非常重要的。它往往是言語交際的開始．其使用恰當與否有時會直接影響到交際過程能否圓滿完成，一句不合時宜的招呼語有時會直接導致交際的失敗。不同文化背景下．招呼語的使用及其功能存在較大差異中國人問候他人，內容并不一定就是說話人所要表達的真實意圖。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你吃了嗎?”并不表示說話人真的關心你是餓還是飽，言外行為不過是打個招呼、問候一下對方。在中國人看來．對他人表示關心和熱情是禮貌的行為．甚至初次見面也會相互詢問對方的年齡、婚姻狀況、子女情況、職業、收入等等。他們認為．相互詢問一些情況可以縮短彼此之問的社會距離。我們看下面一段對話：

我：你多大了?

同鄉：十九。

我：參加革命幾年了?

同鄉：一年。

我：你是怎樣參加革命的?

同鄉：大軍北撤時我自己跟來的。

我：家里還有什么人呢?

同鄉：娘，爹，弟弟妹妹，還有一個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茹志鵑《百合花》)

這似乎不是在談話．倒有些像是在審訊．或查戶口。但在漢文化里，這卻是關心、親熱的表示，不是不禮貌的言語行為。但對操英語的人來說．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有人向他們以這樣的方式詢問這樣一些問題．他們就會感到對方在粗暴地干涉他們的privacy。因為西方人見面打招呼時不會涉及到實質性的內容．一般總是說一些純屬客套的問候語。不了解漢文化習俗的外國人并不會認為這是一種起交際作用的問候詔．“問候”這一原有的“言外之力”就會失去比如問對方：“Haveyoueaten、，et?”對方可能認為這不是單純的見面問候的話，而誤認為你在發出對他的邀請當一個中國人見到他或她所認識的美國人時．也許會脫口而出“Whereareyougoing?”如果美國人不懂中國人的語用習慣．誤以為是在探究他的行蹤和去向．語用失誤就發生了，以至于所以他或她對這一問話的反應極有可能是：…ItSHoneofyourbusiness”。

(二恭維言語行為中的話用失誤

恭維也是一種禮貌言語行為．是說話人對聽話人所具有的某種雙方認可的優勢或長處積極言語評價的行為．在人們日常交際中被頻繁地使用。

根據赫伯特、爾姆斯和沃爾夫森等的調查，英語中恭維語的主要功能一是表示欣賞．二是協調交往中雙方關系的“一致性”．即恭維者把它作為一種融洽社會關系、增進彼此感情或交情的手段在中國文化環境中．恭維語卻似乎不是一個有力的協調“一致性”的行為．賈玉新的調查顯示．只有占5％的人認為恭維語主要是用于完成此日的漢語中恭維話的功能主要集中在：(1)使對方感覺良好；(2)欣賞；(3)利用他人。因此要確定一句恭維語的功能．必須要依據文化語境和現實交際中雙方的關系來分析其次恭維的話題也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男性稱贊女性的容貌、身段、穿戴打扮等，可以說是很平常的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基本上是個禁忌。現在情況雖然有了一些變化．類似對女性外貌方面的恭維逐漸多了起來．但依然要受具體情境中各種因素的限制如果學了漢語的美國男子用“你是個挺性感的(sexy)姑娘”這種話來恭維他見到的中圍女孩．特別是第一次見面．這個女孩恐怕因此對這個男孩子產生反感．起不到恭維的效果。然而對美國人來說，這似乎沒有什么不合適。在這種情況下，“恭維”之力被減弱。美國比較喜歡“變化”、“差異”，因此凡是某種變化、某種新意都有可能受到恭維：而中固傳統文化所強調的是“趨同”．因此某些變化和差異受到恭維的程度就遠遠低于美國文化。

(三)請求言語行為中的語用失誤

請求這一言語行為是各社會、各群體所共有的普遍交際行為，其特點是聽話人有接受或拒絕請求的選擇自由。但是由于英漢民族在文化價值觀、思維方式、禮會規范等方面存在著差異．所以說請求言語行為也會隨著語言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是如果我們用自己的社會規范向英語國家人士實施自己的請求行為和解釋他人的請求．很有可能請求語會失去請求之力．或者不能正確理解他人的請求意圖從而產生語用失誤。

在西方社會．即使上對下、長對幼實施請求行為．也通常使用婉轉詞“Please”以示禮貌；同級或下對上的請求表達更是婉轉相比而言．中國人實施“請求”行為之語句在西方人看來或者過于“直接”．或者過于“間接”。對于中國人“直接式請求”的方略，英美人可能會感到過于突兀，視之為缺乏禮貌；而對于中國人“暗示”式的“問接式請求”方略．西方人可能又會感到茫然不解．認為其迂回的說法或冗長的解釋會使話語失去“請求”之力。我們看下面的一段對話。思考一下為何談話的結果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ChinesePoliceman(A)goestohisBirtishsupeiror(B)andasksforaleavetotakehisgirfriendtohospim1．)

A：Sir?

B：Yes．whatisit?

A：Mygirlfirendisnotverywel1．sir．

B：So?

A：Shehastogointo hospita1．sir．

B：Wel1．getOilwithit．Whatdoyouwant?

A：OnThursday．sir．

B：Bloodyhel1．，man，whatdoyouwant?

A：Nothing，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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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文化的載體，語言在文化的傳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樣在語言學習中，文化也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核心所在，語言不能脫離文化而傳授，文化是語言使用的重要環境。“當你講授一門語言的時候，你就在傳遞一種復雜的文化習俗、價值觀、思維方式、情感、行為系統”，這就要求語言教學者在進行語言教學時同時也要兼顧文化教育，并且注意區分不同的文化，引導學生形成對文化的多元認知，將文化教學與語言教學結合在一起。

 

文化教學的概念首次出現是在1918年的英國雜志《現代研究》中，此后國外學者紛紛對此表示關注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與教育模式，國內也有部分學者對語言文化教學進行了自己的研究，如蘇向麗的文章《跨文化交際中多元互動的語言文化教學》(《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2005年第4期)、吳奕絢的文章《外語教學應注重文化因素》(《廣東經濟管理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等，這些研究都將重點放在語言文化教學的定義，文化教學與語言教學的關系，以及語言文化教學對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提高等方面，而沒有深入到語言文化教學的構成因素、語言文化教學的課堂模式等具體環節。為此，筆者將借助Patrick的“文化體驗”這一概念，從實踐層面來分析語言文化教學的構成因素，以及語言學習和文化學習之間的互動性關系。

 

一、語言教學與文化體驗的互動性關系

 

文化教學的概念首先在1918年英國雜志《現代研究》(Modern Studies)上提出，這一概念強調二語教育能使學生更好地了解目的語國家及其人民的文化生活。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語言學者Brooks倡導在二語教學中應該融入文化元素。

 

隨后，一大批語言學家開始關注語言教學中的文化內容。例如，Nostrand所提出的“自然發生模式”，其中包含六大范疇：文化、社會、沖突、生態與技術、個體以及跨文化環境。Hammerly強調了文化教學中的人文與情感維度，Damen(1987)則把文化教學稱為語言教學的“第五維面”。到了20世紀80年代，語言學家Robinson(1985)提出了“文化的多面性”的設想，強調語言教學應注重外語學習者的“內化過程”與“心理變化”，也就是通過語言文化教學使外語學習者具有多面性的文化以此促進自身的發展變化。

 

從以上這些研究觀點中可以看出，語言文化教學中的兩大核心要素：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互動性關聯，首先，文化體驗是語言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習者學習語言的過程同樣是體驗目的語文化的過程，這其中涵蓋了包括歷史、人文、地理、風俗、民情等等豐富的文化內容，對于語言學習者而言，學習語言的同時也會受到其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這意味著語言學習不僅僅只是一種認知過程，它同時也是一種實踐過程，語言教育不應僅僅之專注于技能訓練，同時還要融進某種文化批判因素，總而言之，語言學習和文化體驗是認知者在語言認知過程中同時發生且不可分割的統一性認知實踐過程。

 

反之，文化體驗同時也會促進語言學習，對于語言學習者而言，語言學習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不同語言之間的流暢交流，這種交流能力不僅取決于學習者對該語言的掌握程度，也取決于學習者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水平，而這種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提高則有賴于語言學習者對目的語文化的熟悉和了解程度。可以說，文化學習有助于促進語言學習應用能力的提高，學習者只有從事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尊重并學習不同民族的文化，了解與欣賞本國及世界各地歷史文化，并了解世界為一整體的地球村，培養相互依賴、互信互助的世界觀和語言學習觀。才能實現語言學習的真正目的，真正實現和目的語國家的人之間有效無障礙的交流。

 

二、語言文化學習的實踐構成因素

 

從語言和文化的相互關聯，我們建議在語言教學課堂中采用新的教學模式，從而將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結合在一起，在提高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基礎上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具體實踐形式如下：

 

1.以西方文化最為語言載體，首先改變英語教學的學習素材單一、枯燥、陳舊等問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也可以在教學材料中增加時下社會熱點問題，提高學生語言學習中的文化敏感度，在語言學習的同時培養更為寬容、開放的文化觀。

 

2.以文化情景表演作為鍛煉語言交際能力的主要形式，一方面可以提高學生的英語口語表達能力，更為重要的是將文化融入到情景表演之中，可以使學生獲得不同文化碰撞的直接體驗，在感受不同文化差異的基礎之上實現無障礙的語言交流。

 

3.文化主題討論，通過對相關文化主題資料的整理和搜集，鍛煉學生自主閱讀理解能力，通過小組討論、主題發言等形式一方面促進學生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同時也可以改變傳統課堂講授的教學方式，主動參與到語言教學的過程當中，變被動接受式學習方式為主動參與式學習方式。

 

4.通過結合傳統試卷測試和課堂口語測試，書面表達測試等多種評價體系，全面衡量學生英語學習的能力和效果，進一步激勵學生英語學習的動機和興趣，提高英語學習效果，真正實現英語各方面能力的提高。

 

總結來看，文化語言教學涉及到語言教學理念、教學模式、教學手段、教學內容等各個方面，在教學理念上，文化應該成為語言教學的核心所在，將其貫穿于教學環節、教學方式、教學內容等各個環節，加大語言學習中交際能力的培養也是語言文化教學的重點所在，在傳統交際式教學法、情景式教學法中加入文化內容一方面可以大大豐富語言教學的課堂形式，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促進外語教學效力的提高。

 

三、文化體驗與語言教學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