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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撤資的基本情況，如國別、成因、規律、影響等，國內外有關學者有過相應研究。但總體而言，系統的研究成果和相對成熟的研究結論不多。本文擬就近年來的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問題，做進一步分析、論證，用以豐富此研究領域的相關內容。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原因分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年會提交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的主題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億美元，但如果考慮外商投資企業的終止運營、資產折舊和撤資等因素，2003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為260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計批準設立的46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3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50％，現存注冊運營外商投資企業約23萬家。即：在已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失敗、中止、撤退的比例高達50%。這其中，由于跨國公司撤資引起的企業終止或停止運營占了一定的比重。詳細情況如表1所示。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保”政策，即保電量，保電價，保回報，承諾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

韓國經濟的不景氣則是直接原因。韓國2000年GDP增長率是8.8％，2001年的增長率只有4％，這使得韓國企業國內總公司遇到資金困難，周轉不濟，對外投資能力下降，收縮對外投資成難免之勢。

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

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可見，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

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

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運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實的投資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撤資；利用中國產業多層次并存的特點，采取明確的產業優惠政策，變外資撤退為外資在中國境內的產業轉移；考慮到外資制度安排的國際競爭，中國在外資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國際區位比較優勢，建立和鞏固新的區位優勢，防止外資撤退。

保持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必須始終堅持積極吸引外資的基本方針。調查表明，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變動頻繁，政策執行不盡統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亂收費嚴重等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

從現在起，我們應逐步形成一種不僅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基本格局，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方面下工夫，并通過大量工作使外資認知這一思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穩定外資的進入與留存。否則，過份依賴優惠政策的外資，一旦優惠政策取消或減少，更易形成撤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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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現狀

河北省引進外資中,第一產業即農、林、牧、漁業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一直較小,其金額與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總值的比例均未超過4%。如2007年第一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4138萬美元,占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2%,其利用外資規模與河北省是農業大省的情況很不相稱。

從河北省利用外資的產業分布看,在第二產業即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與建筑業所占比重過大,平均占到總額的80%以上。

但在第二產業中,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分布并不均衡,外資主要投向制造業,如鋼鐵、食品、化工、醫藥、紡織等行業,而采掘業和電力、燃氣及水部門所占份額很小,如:2007年投入到制造業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為188582萬美元,占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總金額的78%,占第二產業的93.6%。在制造業中,勞動密集型產業比技術密集型產業所占比重大得多,隨著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改善,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比重逐步上升,最近幾年成為河北省整個制造業的外商投資熱點。

第三產業與第一產業相比較,占外商直接投資總值的比例有所提高,平均保持在13%左右。在第三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投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房地產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5個行業領域,教育業、金融業、衛生和社會福利業等其他8個行業所占比例較低。隨著入世承諾的不斷實現,我省服務業的門檻不斷下降,允許外商投資的領域不斷拓寬,除房地產行業外,其他行業領域投資金額變化劇烈,交通運輸業所占比例不斷下降,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所占比例出現大幅上揚,2007年達到2435萬美元,但主要分布格局沒有發生重大改變。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河北省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入,以及隨之而帶動的市場競爭和政府引導規范可以分別從合理化、高效化、高度化三個方面來提升產業結構,使其達到優化的目的。

1.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導和規范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

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通常只能由政府的規范和引導來完成。因為目前,基礎產業存在投資額大、建設周期較長、投資回報低、投資回收期較長等特點,己成為制約我省產業結構優化的“瓶頸產業”,很多境外投資者不看好我省的基礎產業。

因此,只有通過政府的合理引導,讓適當的外資進入適當的地區,才能夠有效地加強該地區產業結構之間的協調與聯系,使其結構合理化,進而有力的推動我省產業結構的優化。

2.外商直接投資下的市場競爭促進產業結構高效化

外資的進入會集中在我省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和地區,這些產業就能夠得到較快的發展。同時,成熟的外資企業進入后,會通過市場作用加劇國內企業的競爭,將低效率的企業從本行業中淘汰出去,從而優化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促進產業結構的高效化。

3.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

一定量的資金直接流入緩減了省內生產建設資金的不足,利用這些資金可以優先購買世界先進的生產設備和進口高等級的生產原料。而且,外商直接投資同時帶來了國外先進技術和研發能力。這樣我們可以通過對新技術的積極消化、吸收、創新和擴散,來提升技術水平,優化技術結構,從而使產業結構系統在技術進步作用下,從較低級形式向較高級形式演變,即完成產業結構的升級或者說是高級化。超級秘書網

三、河北省引進外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對策

為了提高河北省利用外資的實效,加強外商直接投資對三次產業的拉動作用,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加快河北省經濟發展步伐,應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效應。

1.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

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投資環境是吸引外資的基礎條件之一。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等南方城市相比較,河北省無論是投資硬環境還是投資軟環境都相對較差。且每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也相對較低。因此,河北省要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加大對外資的吸引力度。

2.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引導

目前河北省對外資的利用仍然比較注重對外資數量的擴張,而對外資質量的關注較少。對外資的利用應根據經濟發展的變化和趨勢以及區域的資源、勞動力素質、技術水平等因素進行調整和引導,使外資可以投向符合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方向的產業或部門,更好的發揮外資在一個地區的所產生的影響效應。政府部門也應該根據發展需求,有重點的、科學的制定經濟政策,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引導外資投向,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

3.改善河北省各地區外商投資的不均衡性

投向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11所屬市中石家莊、唐山、廊坊、秦皇島等地區,其他地區吸引外資的金額比重較小。因此為均衡發展河北省各個地區經濟,應在鼓勵各地區結合自身實際發展特色工業,擴大外資投資領域,加快各地區基礎建設,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同時充分借助三大港口優勢,加快港口腹地經濟發展步伐,并整合各地區資源,加強各地區之間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加大與環渤海地區各省市的經濟合作,整合資源優勢,促進河北省經濟更快、更好發展。

參考文獻:

[1]石海.論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產業機構調整.碩士學位論文,四川大學經濟學院.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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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I包含對外借款和證券投資,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國外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其優點是資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戰略的實施。其缺點是造成一定的債務負擔,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國內資金高,對國際收支平衡也有較大的影響。后者的發展則不僅有利于利用外資,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國的證券市場和公司治理制度,促進經濟增長如Summers(2000)認為,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有助于降低資本成本、增加投資和提高產出。另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若開放不當,又會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國金融危機。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進。FDI對FPI的促進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設施,客觀上刺激東道國對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東道國的競爭力,促進東道國制度的不完善和與國際接軌的程度,使外商投資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國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籌集大量的資金,這從實質上來說增加了國間接投資的流量。而FPI對FDI的拉動作用則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資國籌集大量資金,改善本國的投資環境(如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等),提高吸引FDI的競爭力。

二、對利用外資的政策建議

1.政府要加深對國際投資的認識,轉變觀念。國際投資既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許多政府官員只看到其積極作用的一面,而忽視其消極作用的一面,認為吸引外資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資的數量當作自己的政績來看待。政府應該從根本上轉變觀念,首先必須認識到引進外資只是我們發展的經濟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資的引進必須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有利于民族工業的發展和科學技術創新。同樣,對政府官員吸引外資的考核也應該以此為標準,重在引資質量,而不是單純地看其引資數量。

2.吸引FDI與FPI并舉,重點在吸引直接投資。FDI和FPI二者各有優點,也各有缺點,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補性,因此,應該把二者結合起來使用。一方面,西部大開發戰略提高基礎設施,需要大量的資金,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也需要巨額資金,另一方面,我國外匯儲備充足,目前的負債率并不高,有較大的引資空間。因此,可吸收FPI來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

3.轉變引資措施,從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向改善投資環境轉移。我國利用外資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對外資實行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來吸引外資的,使外資稅賦很低。而中國內資企業所得稅率為33%,稅賦極不平等。這造成了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的不公平競爭,使本來就弱小的國內企業在競爭上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時也剌激了假外資的盛行,這實質上和引進外資的根本目標(發展中國經濟的一種手段)是背道而馳的。一國吸引外資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資環境,包括基礎設施、人力資源、政策法規、經濟運行狀況和社會及政治狀況等軟硬環境。我國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并不強,我國作為亞洲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東道國,主要是由于地緣、文化、和民族關系,即許多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于華人。據統計,截至2003年底,我國實際利用港澳臺華商直接投資份額占52.7%;合同金額占全國的52.7%。從地域來看,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主要在亞洲,而在亞洲的投資來源中,中國港澳臺地區在大陸的投資占較大比重。而港澳臺的投資中,近一半投資在廣東和福建兩省,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兩個省與港澳臺有較近的地緣及文化習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歡在廣東投資,而臺商則更愿意在福建投資),而并非僅僅因為優惠政策。

4.由對外資優惠轉向對產業、地域優惠,并對某些行業的外資進行必要的限制,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護民族工業的發展。由于對外資的稅賦優惠,給予外資的超國民待遇使國內企業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同時也刺激了假外資的盛行。另一方面,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民族工業的發展。因此,應把對外資的優惠轉移到對產業、對地區的優惠,給予內外資同等待遇,把引資的優惠政策同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宏觀發展戰略聯系起來,真正達到利用外資增強國力,發展本國經濟的目的。同時,對有關國家安全的產業,也禁止外資的涉入,如航空、通訊、軍事等。對民族工業沖擊應適當限制,對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術含量、或者本國已經發展得很成熟的產業要限制。

參考文獻:

[1]于永達:國際間接投資超前發展論析[J].世界經濟,2000(6),pp57

[2]馬全軍:國際間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J].世界貿易,1996(7),pp31

[3]楊丹輝:第五次并購浪潮的回顧:特征、成因與影響[J].世界經濟研究,2004(4),p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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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引進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穩定的正向均衡關系,但由于西安市利用外資的過程中,存在諸如引資結構不合理,引資主體、方式和來源單一,投資成本過高和市場及配套服務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削弱了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應。因此,西安市在進一步引進外資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一、積極改善投資環境

(一)拓寬基礎設施融資渠道

無論國際上還是我國國內,在外資流入多的地方,基礎設施都是較完善的。相應的,結構合理、配套完善的現代化基礎設施,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現代化的大規模生產經營活動對于能源、交通、通訊、醫療等基礎條件的要求越來越高。因此,我市應繼續加強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同時要加強現有基礎設施的更新改造和維護管理。但是基礎設施建設對資金的需求量大,期限長,回收慢,僅僅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支付是遠遠不夠的,可以考慮讓民間投資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目前國際上常用的BOT,TOT的融資方式,可以進一步緩解基礎設施建設的“瓶頸制約”,減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壓力。

(二)注重營造投資軟環境

西安市實行的“一廳式”和“一票式”辦公,以及投資服務中心和投資商及企業投訴服務中心的成立,是西安市整頓投資環境、強化政府服務職能的重要舉措。應增強政策的透明度,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提高行政效率、規范行政行為,建立結構合理、管理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行政審批管理制度。切實保障客商的合法權益,避免“重招商輕管理,重承諾輕兌現,重宣傳輕服務”的現象。

二、優化利用外資結構,拓展引進外資方式

(一)應優化利用外資結構

西安應加強基礎設施、基礎產業、現代農業方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注重由工業領域的利用外資向服務貿易領域的轉變,積極推進商業零售試點、旅游、外貿、金融、保險等領域的利用外資。要以農業產業化、基礎設施、會展旅游等項目為重點,引進一批對全市經濟發展帶動作用大、有利于促進就業的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項目。例如果業深加工、畜牧業深加工等現代農業和農產品深加工項目,旅游開發項目等。此外應加強西安市與港澳臺地區優勢互補,香港是世界重要的金融、商貿、物流和信息中心,西安市的科技優勢、旅游資源優勢和人力資源優勢突出。2002年,“西部大開發西安投資發展協調委員會”和2005年國內首家香港西安商會的成立,為西安擴大與外合作搭建了發展平臺。

(二)拓展引資方式

西安應深入實施“以商引商、以外引外”的招商新模式,充分利用港澳臺地區以及外資項目商的各種優勢,擴展平臺。通過實施委托招商,以外引外,實現借力引資。不僅可以降低招商成本,還能提高招商引資的速度和效果,以最低的投入,實現最佳的引資實效。可以在港澳臺地區設立招商聯絡點,市政府還可以委托港澳臺地區、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地的外商、華僑以及商會作為招商顧問或者招商代表。著力引進一批關聯度大,帶動性強的旗艦型項目,逐步實現“招商引資”向“招商選資”的轉變。強化產業、園區、企業專題推介,建立健全考核監督機制,提高項目簽約的成功率和外資到賬率。

三、建設引資帶和產業鏈,形成集聚效應

(一)建設引資帶,形成梯度引資網絡

西安市目前有4個國家級開發區,1個國家級出口加工區和諸多產業園區,旅游度假區等,在此基礎上應確立不同層次的引資帶和引資區域,形成點、線、面相互交錯的引資網絡,實行錯位競爭和重點支持戰略相結合的外資政策。

首先,形成南北兩條引資帶。南面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引資亮點,拓展曲江旅游度假區、交大國家大學科技園、韋曲航天科技產業開發區和郭杜教育科技產業開發區的引資能力。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中心,進而帶動長安區,形成南面的一條引資帶。這里高校眾多,應以高科技和人才為比較優勢吸引技術含量較高的外商直接投資。北面以西安經濟開發區及其內屬的國家級出口加工區為增長亮點,輻射周邊的區縣,擴大引資規模和范圍,使經濟開發區的引資能力得到拓展。向北延伸到未央湖旅游開發區、未央工業園、閻良國家航空技術產業基地和高陵西安涇河工業園。從這五個引資點聯結成北面的引資區域,目前西安市從北郊張家堡到南郊韋曲的二號地鐵線已全面動工,更有助于加強北面與南面的經濟聯系,形成南北的一條引資帶,與東西面形成產業和資源的優勢互補。

其次,從南北引資帶分別逐步向東西實行傳遞機制。西面的工業區僅有戶縣西安灃京工業園,相對于南、北郊較少,應加快“西咸一體化”戰略的實施,打造“大西安”,實現“規劃同籌”“交通同網”“信息同享”“市場同體”“產業同步”“科教同興”“旅游同線”“環境同治”。東面相對比較落后,應該積極發展浐河經濟開發區和灞橋科技產業園,加快打造西安浐灞生態區的進程,應以吸引外資和內資相結合的方式解決其融資不足問題。在政策上應該有所傾斜,除了稅收優惠政策,還應該創造引資“直通車”的方式,在經營管理機制和審批機制上給予優先,通過財政優惠和其他優惠政策并進的方式吸引外資。在此基礎上以引資帶為線,以各經濟開發區為點,在全市形成一個分層次、梯度推進的引資網絡。

(二)建設產業鏈,形成集聚效應

現有的大部分經濟開發區建設沒有形成為外商投資配套的產業鏈,也沒有形成產業集群的集聚效應。而現代工業產業鏈的構成,包括原材料加工、銷售、服務等多個環節,一個企業不可能包攬所有項目,必須依靠整個產業集群來共同完成。產業鏈和集聚效應可以降低信息和原料成本,并且通過增強企業間的優勢互補降低了經營成本,它的穩定性和短期內難以復制的特點有效的鞏固了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當前跨國公司進行投資決策的重要根據之一便是這種由一些相關聯的公司、專業化的供應商、服務提供商等相關機構在某一地域或某一產業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所形成的集聚效應。因此,西安市應當充分發揮各個經濟開發區的作用,根據各自的特點和發展規劃,制定不同的引資戰略,優化產業布局,避免重復建設和重復定位,促進開發區產業集群的形成。同時,以各開發區為中心,以其產業集群定位為目標,制定周邊區縣的產業配套計劃,培養為外商直接投資配套的產業鏈,優化投資環境。

四、鼓勵外資并購改造國有企業

西安市應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推動國有企業改組改造的重要舉措之一。況且國有企業自主創新的能力相對較弱,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的吸收能力也比較弱,合并和被兼并是提升國有企業技術最有效的方式。西安市在鼓勵外資并購改造國有企業的過程中,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

(一)完善外資并購的法規建設并進行管理

國外對外資并購問題有著一套完備的、能夠對跨國并購進行有效規制的法律體系。國外的外資并購法律以反壟斷為最高準則,并且大多數國家對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實行的是同一法律體系。但是我國長期以來對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采用的是不同的政策,因此我國的外資并購法律,也可考慮借鑒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的經驗,制定單獨的法律體系,加強對外資并購國有企業的規制和管理。該法律體系應包括反壟斷法、跨國并購審查法、公司法、社會保障法、破產法等。

(二)建立公開的信息平臺,使外資并購透明化

外資并購國有企業過程的暗箱操作,是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主要原因。現階段我國在國有企業轉讓方面還無法做到信息公開和交易透明,這會直接影響到外資并購國有企業的效率。要建立完全公開的信息平臺,促使國有產權交易透明化,政府應該建立一個完全公開的網絡信息平臺,及時全面的披露國有企業產權轉讓的相關信息,包括國有企業的基本情況(資產負債、經營狀況等)和產權交易信息。可以使公眾及時地了解到相關國企產權交易的信息。這不僅為外資并購提供了便利,也使并購過程處于公眾的監督之下,可以有效避免各種不合法、不規范的交易發生,使國有資產增值保值。

(三)完善和發展中介機構

跨國并購涉及的問題很多而且復雜,包括資產、財務、政策、法律等。在西方發達國家,幾乎所有的并購活動都是由中介機構組織參與完成的,而西安市現在缺少高水平的中介機構。因此,應加快培育外資并購的中介機構及高素質的從業人員,提高外資并購的成功率。超級秘書網：

參考文獻

[1]史冬梅。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效應及其對策分析[J]理論導刊,2007,01:22～23

篇（5）

從總量變動看,2001年～2008年,上海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呈逐年上升之勢,2001年為17.24億美元,2008年為68.35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18.79%(見表1)。

2.服務業FDI占FDI總量的比重變化與貢獻分析

2001年～2008年,上海服務業實際利用FDI占FDI總額的比重,由2001年的39.25%上升到2008年的67.78%(見表2),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占利用外資的比例總體上為55.67%。進入2003年以來,這一比例大幅提升,尤其是2007和2008年,比重達到了60%以上,這與全球性的FDI流向服務業的趨勢相符。

為了分析服務業FDI對FDI總量的貢獻,應該計算FDI總量增長速度,服務業FDI貢獻度和服務業FDI貢獻率。

FDI總量增長率=當年FDI總量的增量/上年FDI總量(1)

服務業FDI貢獻度=服務業FDI增量/上年FDI總量=(服務業FDI增量/上年服務業FDI總量)x(上年服務業FDI總量/上年FDI總量)(2)

由(2)式可見,服務業FDI對FDI總量增長的貢獻度受兩方面的影響:一是服務業FDI的增長速度,二是服務業FDI在FDI總量中所占的比重。

由(1)式和(2)式可推導出服務業FDI對FDI總量增長的貢獻率。計算公式可表示為:

服務業FDI的貢獻率=當年服務業FDI增量/FDI總量的增量(3)

根據(2)式和(3)式可以計算上海服務業FDI對FDI總量增長的貢獻度和貢獻率(見表3)。

從數據可以看出,2002年FDI總量增長率14.53%當中有3.73%來自于服務業,相應的增長率為25.71%,而到了2004年貢獻率則跌至了-60.64%,2006貢獻率年又上升到了357.20%,2008貢獻率又降到了70.24%,可見上海服務業FDI對FDI總量的貢獻比較的不穩定。

3.上海三次產業利用外資的增長分析。這里主要上海2001年以來三次產業各自利用FDI總額、占FDI總量的比例、年度平均額、年均增長率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見表4)。

從結構比重來看,服務業FDI占FDI總量比重占絕對優勢,高達55.66%,遠遠高于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的總和。八年來,服務業利用外資年均額為37.41億美元,超過了第一、第二產業總和。從增長速度看,2001年～2008年上海服務業利用外資年平均增長率為18.79%,高于第二產業FDI平均增長速度,也高于FDI總量平均增長速度。

4.服務業利用FDI的業績分析

服務業利用外資的業績指數,是指在一定時期內,服務業FDI的流入量占FDI流入總量的比重除以服務業GDP占GDP總量的比重。計算公式可表示為:

服務業FDI業績指數=服務業FDI占FDI總量比重/服務業產值占總產值比重(4)

根據(4)式可以計算2001年～2008年上海服務業利用FDI的業績指數(見表5)。

從數據分析可以看出,2001年～2008年上海市服務業FDI業績指數基本保持在1左右,服務業FDI流入量與其GDP規模基本相當。2008年上海FDI總量業績指數為2.4(上海FDI總量業績指數=上海FDI總量占全國FDI總量比重/上海市GDP總量占全國GDP總量比重),服務業FDI業績指數為1.26,低于同期的FDI總量業績指數1.14個百分點,表明與利用FDI總量的業績相比,服務業引資規模還存在很大的增長空間。

5.上海服務業利用FDI的特征

通過上述實證分析對2001年以來上海市服務業利用外資的特征總結如下:從總量變動情況看,上海市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呈上升—下降—再上升的“N”型變化特征,2005年以來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上升速度加快。

2001年～2008年服務業FDI占FDI總量的比重,超過55.67%。服務業FDI占FDI總量比重的變化與世界FDI的流向相一致;服務業FDI對FDI總量的貢獻率極不穩定,2008年服務業FDI對總量FDI的貢獻率達到70.24%,遠超過第一、第二產業FDI對總量FDI的貢獻,上海市服務業FDI對第一、第二產業FDI存在擠出效應。同時,從服務業利用FDI的業績和FDI總量的業績比較來看,上海服務業引資規模還存在較大的增長空間。

二、上海服務業利用FDI的實證檢驗

為了從定量的角度研究上海服務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問題,本文考察了1989年～2008年的數據,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以服務業FDI為解釋變量,服務業增加值為被解釋變量。其中衡量服務業FDI的指標采用歷年服務業實際利用FDI占上海利用FDI的總額的比重來表示(以下簡稱F),衡量服務業增加值的指標采用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來表示(以下簡稱S).在檢驗過程中,分別對F、S取對數(LNF,LNS),以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

1.ADF單位根檢驗。時間序列數據往往是不平穩的,若直接對它們進行回歸分析可能導致“偽回歸”現象的出現,因此應先進行平穩性檢驗。

本文運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法,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檢驗結果表明,LNS,LNF均為一階單整的時間序列變量。三者的原值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無法通過平穩性檢驗,一階差分后在不同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說明三個變量都為一階單整的時間序列。

注:*表示變量在10%的顯著水平通過檢驗,**表示變量在1%顯著水平通過檢驗。

2.Johansen協整檢驗

協整關系是非平穩的單整變量之間存在的一種長期均衡關系,其經濟意義在于:兩個變量,雖然具有各自的長期波動規律,但如果他們是協整的,則他們之間存在一種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在ADF單位根檢驗的基礎上,運用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對LNF與LNS進行協整關系檢驗。通過估算可以得出,兩個回歸函數的可決系數分別達到了0.464894和0.931553,這說明擬合程度較好。當確定5%的顯著水平時,rk(A)=0時,跡統計值為20.46137大于臨界值15.41,所以拒絕零假設rk(A)=0;接下來進一步檢驗,因為2.013747小于臨界值3.76,所以接受零假設rk(A)≤1,從而說明LNF和LNS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3.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利用Granger因果關系法檢驗LNF與LNS之間,LNF與LNI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結果如表7所示。

結果表明,在10%的顯著水平下,LNS與LNF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LNSLNF的單向因果關系表明表明上海服務業的經濟發展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資增加的原因。

三、結語

通過對上海服務業FDI的現狀分析我們得出結論,上海的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是近年來外商投資的重中之重,其服務業FDI占FDI總量比重的變化與世界FDI的流向相一致,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同時,我們通過實證檢驗發現上海服務業的經濟發展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資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我們應該制定科學合理的引資政策,并設計有效的制度體系;優化服務業外商投資結構,提高服務業利用外資的數量和質量;積極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逐步向服務價值鏈的高端提升,進一步提升上海服務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從而促進上海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1]莊麗娟陳翠蘭:FDI對廣州服務業結構效應的實證分析[J].國際經貿探索,2008(3)

[2]戴楓:中國服務業發展與外商直接投資關系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5(3)

篇（6）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保”政策，即保電量，保電價，保回報，承諾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

韓國經濟的不景氣則是直接原因。韓國2000年GDP增長率是8.8％，2001年的增長率只有4％，這使得韓國企業國內總公司遇到資金困難，周轉不濟，對外投資能力下降，收縮對外投資成難免之勢。

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

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可見，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

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

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運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實的投資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撤資；利用中國產業多層次并存的特點，采取明確的產業優惠政策，變外資撤退為外資在中國境內的產業轉移；考慮到外資制度安排的國際競爭，中國在外資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國際區位比較優勢，建立和鞏固新的區位優勢，防止外資撤退。

保持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必須始終堅持積極吸引外資的基本方針。調查表明，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變動頻繁，政策執行不盡統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亂收費嚴重等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

從現在起，我們應逐步形成一種不僅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基本格局，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方面下工夫，并通過大量工作使外資認知這一思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穩定外資的進入與留存。否則，過份依賴優惠政策的外資，一旦優惠政策取消或減少，更易形成撤資事件。

篇（7）

2011年，我國實際利用的FDI達到606.3億美元，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10 000億美元，而2005年進出口總額則達到14 221.2億美元。這些數據表明，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吸收的FDI及對外貿易額增長迅速，對外經濟交流和合作進一步深化。同時，外商投資和對外貿易都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外資額和外貿額這兩個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顯得很有必要。 二、我國利用外資的總體趨勢 10多年來，我國所吸引的FDI一直保持了增長的態勢。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資額大幅度下降的2001、2002年，中國的FDI流入分別比上年增長了11.5%和12.6%。

2003年，在全球FDI總流量與上年基本持平的情況下，中國利用外資的水平達到了新高，為535.05億美元，超過了美國的400億美元，繼2002年后再次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我國利用外資保持了持續增長的趨勢，2005年批準外商投資企業44 001家，同比增長0.77%，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略有下降，為603.25億美元，同比下降0.5%。而2006年1—3月份，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8 909家，同比下降4.26%;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42.46億美元，同比增長6.40%。而2000年的第一季度，我國實際使用的FDI只有71.4億美元，截止到2003年該數據已經上升到130.86億美元。

三、我國利用FDI的主要特征

(一)來源比較集中

自我國開始吸收 外資以來，100多個國家在中國投資，但FDI在世界各國或地區的分布相對比較集中。2003年、2011年度位居對華投資前五位的國家或地區分別為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日本、韓國、美國，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韓國、日本、美國。 2005年，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排序發生了變化，出現了6個超千億美元的貿易伙伴。歐盟連續兩年成為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2 173億美元，增長22.6%。美國上升為第二位，雙邊貿易達2 116億美元，增長24.8%。日本長期以來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而2011年降為第二位，2005年降為第三位，當年雙邊貿易額1 844.5億美元，增長9.9%。其余依次是香港特區，韓國和東盟。特別是我國與韓國的貿易首次超千億美元，其中，進口增長23.4%，我國對韓貿易逆差超過300億美元。在與東盟貿易中，進口增長很快，其已成為我國第三大進口來源地。這和我國引進的FDI的國家或地區分布是相一致的。

(二)主要集中在制造業

FDI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這是因為制造業FDI的流入和東道國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互動關系(張紅霞等，2005)。但由表3可知，2005年制造業FDI的流入雖然仍占有絕對優勢，但比2011年已經有所減少。而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業、倉儲和郵政業及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FDI流入卻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長。說明FDI流入的產品結構也在發生著變化。 同時，通過比較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進出口的產品構成發現，外資企業資本品的進口平均高于國內的10%~15%。也就是說，外資企業的進口主要是資本品，而不是以原材料為主的中間品，能夠形成未來的生產能力。

(三)FDI的地區分布

2003年以前絕大部分的FDI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如表2所示： 2002年中國的東、中、西部地區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占全國累計實際吸收外資總量的比重分別為86.6%、9.5%、3.8%。這種分布于2003年有所改變，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比2002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中部為61.4%，而東部則下降為30.5%。由于西部大開發的推動，FDI從東部地區轉移到中西部，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地區分布。中西部地區許多省區如河南、甘肅、青海、寧夏的進出口總額在較低的基數上實現了較快增長，尤其是進口增長比較明顯。而外貿大省如廣東、上海、北京等地的出口卻大幅下降。

四、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對外貿易相關性的實證研究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產品的出口規模不斷增長，年均增幅15.4%。突出表現在一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總額及其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都在不斷增長。二是初級產品出口減少，工業制成品出口增加。三是FDI企業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增加。很明顯外國直接投資有利于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衡量外資對我國貿易增長作用最直接的方法即檢驗外資企業的貿易表現。

(一)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進出口增長 外資企業1993年出口金額為917.4億美元，2011年為3 386.1億美元，隨之，外資企業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比例也從1993年的27.5%增加到2011年的57.1%。2005年全國出口總額達到7 620億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額為4 442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58.3%。數據顯示，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在我國總的進出口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對我國進出口額的貢獻已超過了50%。表3顯示了1985—2005年外資企業在我國的貿易業績。如表3所示，按貿易總額計算，外商投資企業貿易總額從1985年的23.6億美元迅速增長到2005年的8 317億美元。

其余數據來源于2005年 中國統計年鑒，并經計算整體所得。 表3中數據表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對全國企業進出口額的貢獻率在不斷上升。實證分析證明了FDI在我國商品對外貿易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進出口產品的結構 1.FDI與初級產品進出口占全國進出口比的相關性 1980年，初級產品進出口額160.73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42.15%。其中，初級產品出口91.1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0%;1980年初級產品進口69.59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35%。1989年之后，初級產品的進出口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初級產品的出口額占當年出口總額的比重下降至29%，同時進口的初級產品占進口總額的比例也有所降低，為20%。截止到2011年，我國初級產品進出口總額達到1 578.16億美元，比上年增加了502.41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例為13.67%，比2003年增加了1個百分點。其中，初級產品出口405.49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7%，和1980年相比出口的初級產品有了大幅度的減少。同年進口的初級產品為1 172.67億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445.04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也從2003年的18%上升至21%。 選取1989—2011年的數據，通過SPSS軟件的相關性分析，得到如下結果：FDI與TPCR(即初級產品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高度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904(見表3)。表明我國吸收的FDI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初級產品的對外貿易。這也說明外商投資企業對初級產品的進出口需求下降，特別是初級產品的出口處于迅速減少的趨勢。

2.FDI對工業制成品的凈出口貢獻率 1980年工業制成品進出口額220.63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7.85%。其中，出口90.0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0%，進口130.58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65%。2011年工業制成品進出口額已經增加到9 967.39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86.33%，較2003年下降1個百分點。其中，出口5 527.77億美元，同比增長27.02%，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93%，較上年增長1個百分點，進口4 439.62億美元，同比23.42%，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79%，較上年下降3個百分點。2005年，我國進口初級產品1 477億美元，增長26%，占進口總值的19.4%，增勢回落了1.5個百分點。其中，鐵礦砂進口2.8億噸，增長32.9%;原油進口1.3億噸，增長3.3%;原木和鋸材進口增長9.3%;大豆進口2 659萬噸，增長31.4%。

1990年以來，我國的貿易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初級產品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一直處于下降的趨勢，與其相反，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處于不斷上升的趨勢。其中不論是初級產品還是工業制成品，其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與其進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同方向變動，而進口的情況卻與此相反。初級產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緩慢上升，工業制成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緩慢下降。 用SPSS軟件包對1989年以來FDI與TIFPR(即工業制成品進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得到如表4所示的結果。可見，FDI和TIFPR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905。得出結論：FDI對我國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三)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合理規模 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資，而證券投資在全球資本跨境流動中占有較大的比重，發達國家主要以證券投資為利用外資的形式。確切地說，我國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但不是利用外資最多的國家。

衡量一個國家利用FDI的多少以及合理規模，不僅要看絕對數量，還要看相對規模。因為，僅僅從絕對規模評價，規模偏小的國家永遠無法與大國相提并論。雖然我國吸引FDI從絕對金額來說非常可觀，但如果用GDP矯正后，我國吸引的FDI相對于其經濟規模而言，并非特別突出。外國直接投資占GDP的比例比較 客觀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對外依存度和開放度。1985年FDI占我國GDP的比重僅為0.64%，1991達到1.08%，之后一直處于增長的趨勢，到1994年達到最高為6.22%，1995年以來，該比值不斷縮減，到2011年為3.67%，可見我國對外依存度不斷增長的結論并不是我國對外貿易的真實反映。圖1反映了1985年以來，用FDI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的我國對外依存度的趨勢。 圖1 歷年FDI對我國GDP的貢獻 五、結論 通過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對外進出口增長以及進出口產品結構等的實證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一是FDI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占全國的比重不斷增大。

二是FDI增強了我國產品出口競爭能力，改善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結構。 出口貿易結構由初級產品升級為工業制成品，產業結構有所升級，從而提升了我國的貿易結構，而貿易結構的變化又會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產生重要的作用，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跟隨國際市場的變化而變化。當出口貿易結構又以初級產品為主升級為以工業制成品為主時，必將極大地鼓勵工業制成品部門的生產，促進其參與國際競爭，加快對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改造。中西部地區可以利用FDI開展以加工貿易方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制造業為主、而東部地區則要以利用FDI開展一般貿易方式的高新技術產品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生產及貿易活動，這樣不僅有利于不同地區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而且也避免了地區間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上的惡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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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引言

隨著經濟發展，全球環境的承載壓力越來越大。經濟學家也密切關注環境質量變化。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Envieonment Kuznets Curve（EKC）假說，即環境質量隨著經濟的增長呈現出先增大后縮小的關系，即呈倒U型曲線關系，[1]。

環境竟次理論是指不同國家或地區間對待環境政策強度和實施環境標準的行為類似于“公共地悲劇”的發生過程，每個國家都擔心他國采取比本國更低的環境標準而使本國的工業失去競爭優勢。因而，國家之間會竟相采取比他國更低的環境標準和次優的環境政策項目管理論文，結果是每個國家都會采取比沒有國際經濟競爭時更低的環境標準，從而加劇全球環境惡化。

“污染天堂假說”認為在一國單方提高環境標準的情況下，國內企業和環境標準低的外國企業相比失去其競爭優勢，從而使高環境標準國家的企業將生產轉向低環境標準國家。若在實行不同環境政策強度和環境標準的國家間存在自由貿易，實行低環境政策強度和低環境標準的國家，因外部性內部化的差異而使該國企業所承受的環境成本相對要低。在該國進行生產時，其產品價格就會比在母國生產出同樣產品的價格相應要低。因此，該國在投資和生產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這種由成本差異所產生的“拉力”會吸引國外的企業到該國安家落戶。

Eskeland 和 Harrison (2003)認為污染密集型的外資企業運用的生產和污染消除技術通常比東道國本地的企業更先進和更有利于改善環境。如果這些企業能夠替代部分東道國同行業低效生產的企業, 則東道國的整個污染狀況將有可能好轉[2]。郭紅燕和韓立巖實證研究發現中國的FDI存量與環境管制變量呈正相關，表明中國寬松的環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顯現出 “污染避難所”效應 [3]。

二、變量選取及模型構建

（一）東部和中部的FDI區域分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數量增長迅速。1979-1984年總計41.04億美元，而后從1985年的19.56億美元快速增長到2008年923.95億美元，1979-2008年累計達8526.13億美元。2007年東部和中部地區利用FDI所占比重分別為78.27%、15.30%。[4] 2008年中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為923.95億美元， FDI主要集中于東部地區,主要集中于東部地區項目管理論文，東部地區主要集中于江蘇、廣東、山東、浙江、上海、福建和遼寧，2008年廣東、江蘇、浙江、上海的FDI的總額為543.7104億美元。東部地區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中，江蘇為251.2億美元、廣東為191.27億美元、遼寧為120.2億美元，上海、浙江、福建分別為100.84億美元、100.729億美元、100.256億美元（見圖1-圖3），江蘇和廣東占2008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47.93%。中部地區主要集中于湖南、江西和湖北。但2007年以來，安徽和河南的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迅速。2008年中部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中，河南為40.327億美元、湖南為40.052億美元、江西為36.037億美元、安徽為34.9億美元、湖北為32.45億美元，中部五省占中國2008年外商直接投資的19.89%。

圖1中國東部和中部2003～2008年FDI區域分布（億美元）

圖2中國東部十一省（市）2003～2008年FDI區域分布（億美元）

圖3中國中部八省2003～2008年FDI區域分布（億美元）

（二）變量選取

考慮統計口徑一致和數據的連續性，選取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億標立方米）、工業廢水排放總量（萬噸）、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萬噸）、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萬噸）、工業煙塵排放量（萬噸）、工業粉塵排放量（萬噸）和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萬噸）為環境污染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元）作為經濟增長指標，此外，考慮國際貿易因素中污染的可輸出性，用FDI作為污染的輸出指標（萬美元）。SO2、FS、FQ、GYYC、GYFC、GTCS、GTPF分別表示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工業煙塵排放量、工業粉塵排放量、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Y表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元），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資（萬美元）。環境污染指標數據根據1986至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項目管理論文，地區人均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數據根據1986至2009年省（市）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LNSO2、LNFS、LNFQ、LNGYYC、LNGYFC、LNGTCS、LNGTPF分別表示污染指標的自然對數，LNY、LNFDI分別表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的自然對數。本文中東部十一個省（市）為廣東、上海、浙江、江蘇、北京、遼寧、海南、山東、福建、河北、天津；中部八省為湖南、湖北、安徽、山西、江西、黑龍江、吉林、河南。通過東部和中部的數據研究中國東部和中部省（市）FDI的對環境影響的差異。

（三）模型設定形式

由于面板數據模型同時具有截面、時序的兩維特性，模型中參數在不同截面、時序樣本點上是否相同，直接決定模型參數估計的有效性。根據截距向量和系數向量中各分量限制要求的不同，面板數據模型可分為無個體影響的不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變系數模型三種形式。在面板數據模型估計之前，需要檢驗樣本數據適合上述哪種形式，避免模型設定的偏差，提高參數估計的有效性。設有因變量與1×k維解釋變量向量，滿足線性關系：

，=1，2，…，N，=1項目管理論文，2，…，T

其中N表示個體截面成員的個數，T表示每個截面成員的觀察時期總數，參數表示模型的常數項，表示對應于解釋變量的k×1維系數向量，k表示解釋變量個數。隨機誤差項相互獨立，且滿足零均值、同方差假設。采用F-test檢驗如下兩個假設：

H1:個體變量系數相等；H2:截距項和個體變量系數都相等。

如果H2被接受，則屬于個體影響的不變系數混合估計；如果H2被拒絕,則檢驗假設H1，如果H1被接受，則屬于變截距，否則屬于變系數。變系數、變截距和混合估計的殘差平方和分別為S1、S2、S3,面板個體數量為N，面板時間跨度為T，根據Wald定理在H2假設條件下構建統計量F2項目管理論文，在H1假設條件下構建統計量F1，其中：

～F[(N-1)(K+1),N(T-K-1)]

～ F[(N-1)K,N(T-K-1)]

若計算得到的統計量F2的值不小于給定置信度下的相應臨界值，則拒絕假設H2，繼續檢驗假設H1。反之，則認為樣本數據符合無個體影響的不變系數模型。若計算得到的統計量F1的值不小于給定置信度下的相應臨界值，則拒絕假設H1，用變系數模型擬合，反之，則用變截距模型擬合。

三、東部和中部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利用東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的相關數據，借助Eviews6.0，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對七個環境污染指標分別進行回歸。采用Pooled EGLS(Cross-section weights) 消除異方差，采用廣義差分法消除自相關，回歸后的殘差是平穩序列。回歸結果見表1-表8

（一）東部和中部地區FDI對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影響差異分析

表1 東部地區 LNFS、LNFQ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FS

LnFQ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參數

固定效應

α

24.7998(1.8722***)

  49.3840(4.0923*)

 

-3.6806(-1.4613***)

  -13.1905(-3.2263*)

 

0.4188(1.4567***)

  1.3574 (2.9634*)

 

-0.0158(-1.4541***)

  -0.0440 (-2.5825*)

  AR(1)

0.9958(42.3684*)

  0.8089 (24.7612*)

  海南--LNFDI

0.1027(1.2365)

-8.0449

0.1302 (0.9513)

-3.7321

河北--LNFDI

-0.0088(-0.1280)

3.8736

0.0835 (1.1098)

0.0014

上海--LNFDI

0.0259(1.0531)

-15.5458

-0.1318(-0.9580)

1.1533

浙江--LNFDI

-0.0384(-0.5847)

10.5687

0.0745 (1.3692)

-0.4913

遼寧--LNFDI

-0.0835(-1.6476***)

-5.4319

0.0426(0.3272)

0.1718

廣東--LNFDI

-0.0392(-0.3555)

6.3472

-0.0459 (-0.3756)

0.9825

北京--LNFDI

0.0135(0.3381)

-21.1233

-0.0295(-0.4951)

-0.8745

天津--LNFDI

-0.0078(-0.1072)

-5.6961

-0.0204(-0.1636)

-1.0105

江蘇--LNFDI

-0.0415(-0.7790)

7.6127

-0.1504(-2.2292**)

2.7120

福建--LNFDI

-0.0955(-0.7093)

12.4942

-0.0186 (-0.2712)

-0.2444

山東--LNFDI

-0.0727(-2.1787*)

11.0165

0.0366 (0.7316)

0.3737

R2

0.9996

0.9985

F

21721.19

5607.094

篇（9）

 

一、引言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與此同時，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不容小視，環境承載力對經濟增長的制約日益嚴重。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人們對清潔環境的需求日益提高。追求鳥語花香、藍天碧水、空氣清新的生存環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2010年上海世博會主題節能減排論文，反映了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訴求。

經濟學家一直關注環境的承載力變化。羅馬俱樂部的世界末日模型體現了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一種極度悲觀的看法。庫茲涅茨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假說，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呈現一種倒U型曲線，即在經濟發展的初期，環境污染會隨經濟增長而增加；但到達一定收入水平后，環境污染會隨經濟增長而減少怎么寫論文。

對于FDI、污染行業轉移與環境的關系研究的結果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污染天堂假說”，即外商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環境污染是有關系的，并且東道國較弱的環境規制會吸引環境管制較高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從而使東道國成為“污染避難所”；第二類“污染光環假說”，即進行投資的跨國公司總是傾向于對投向東道國的公司散播綠色技術，通過運用統一的環境標準而有利于東道國的環境污染減少；第三類則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促使東道國產出大量增加，從而引致相應污染的增加。國外的學者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Mani，M.和D. Wheeler（1997）的研究表明，絕大多數污染產業投向了發達國家，而非發展中國家[1]。Eskeland和 Harrison（2003）的研究表明，外資企業比國內企業排放污染明顯要少[2]。JieHe（2006）利用中國數據研究節能減排論文，發現 FDI資本每增加1%，工業SO2排放量增加 0.098%，FDI對經濟增長和結構轉換引起的污染排放增加完全抵消了FDI對環境管制影響引起的污染減少[3]。楊海生、賈佳、周永章和王樹功（2005）根據1990～2002年中國的相關數據進行研究，其結論是FDI與污染物排放呈現顯著的正相關[4]。潘申彪、余妙志（2005）利用1986～2003年江浙滬三省市數據，進行了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與環境污染加劇的因果關系檢驗，發現三省市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增長是導致該區域環境污染加劇的原因[5]。沙文兵和石濤（2006）利用中國30個省市、區1999～2004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生態環境具有顯著的負面效應[6]。陳凌佳（2008）利用2001～2006年全國112座重點城市(均為地級市)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三個地區的FDI對環境均產生負面效應，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東部、中部和西部工業SO2污染強度增加0.0316%，0.0568%和0.0716%[7]。賀文華（2010）利用東部十一省市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中國東部的數據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說”[8]。因FDI主要集中于東部地區的上海、浙江、江蘇和廣東，本文在環境庫茲涅茨假說基礎上，以FDI為污染輸出變量，利用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面板數據研究FDI對環境的影響。

二、污染指標選取及模型構建。

（一）數據來源和污染指標選取

因2004年前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的統計口徑發生了變化，考慮統計口徑一致及數據的連續性，本文數據全部來自2004～2009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上海、浙江、江蘇代表長三角節能減排論文，以廣東省代表珠三角怎么寫論文。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元）代表經濟增長，外商直接投資（萬美元）表示污染輸入的變量，根據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以工業廢水排放量（萬噸）、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噸）和工業煙塵排放量（噸）代表環境污染指標。

上海的工業廢水排放量呈遞減趨勢，從2003年的61112萬噸減少到2008年的44120萬噸；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從2003年的300734噸增加到2005年375231噸，而后遞減，到2008年為298000噸；工業煙塵呈現遞減趨勢，從2003年的49671噸減少到2008年的40629噸；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FDI呈現快速增長趨勢，分別從2003年的46718元、585022萬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73124元和1008427萬美元（見圖1）。

圖1 2003～2008年上海市環境污染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FDI變化趨勢

注：坐標軸單位為千，即坐標軸上100是100*1000。 圖2和圖3同

浙江和江蘇共有24個城市，分別是江蘇的南京、無錫、徐州、常州、蘇州、南通、連云港、淮安、鹽城、揚州、鎮江、泰州、宿遷和浙江的杭州、寧波、溫州、嘉興、湖州、紹興、金華、衢州、舟山、臺州、麗水。2008年工業廢水排放量超過4億噸的有江蘇的無錫、蘇州和浙江的杭州，杭州達75585萬噸；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超過10萬噸的有江蘇的南京、徐州、蘇州和浙江的寧波、嘉興，蘇州達176990噸；工業煙塵排放量超過4萬噸的有江蘇的無錫、蘇州，無錫達44487噸；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超過6萬元的有江蘇的南京、無錫、常州、蘇州和浙江的杭州、寧波，蘇州達106863元；外商直接投資超過20億美元的有江蘇的南京、無錫、常州、蘇州、南通和浙江的杭州、寧波。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是蘇州節能減排論文，達813260萬美元。從2007至2008年，三大污染指標都減少的有江蘇的南京、無錫、蘇州、鎮江和浙江的溫州、紹興、金華、麗水；除江蘇的南通和浙江的溫州、嘉興、湖州、紹興、臺州的外商直接投資有所減少外，其他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資呈現快速增加趨勢（見圖2）。

2007～2008年浙江和江蘇24市環境污染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FDI變化趨勢

廣東省共有21個城市，它們是廣州、韶關、深圳、珠海、汕頭、佛山、江門、湛江、茂名、肇慶、惠州、梅州、汕尾、河源、陽江、清遠、東莞、中山、潮州、揭陽、云浮。2008年工業廢水排放量超過1億噸的有廣州、韶關、佛山、江門、肇慶、東莞、中山，東莞達33359萬噸；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超過10萬噸的有東莞、佛山，佛山達124100噸；工業煙塵排放量超過2萬噸的有佛山、江門、茂名、東莞，東莞達41612噸；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超過6萬元的有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深圳達89814元，東莞和中山都低于6萬元，分別為53285和56106元；外商直接投資超過20億美元的有廣州、深圳、東莞，吸納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是深圳，達402018萬美元。從2007至2008年，三大污染指標都減少的有韶關、深圳、佛山、江門、湛江、梅州；除云浮的外商直接投資有所減少外，其他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資呈現增加趨勢（見圖3）。

2007～2008年廣東21市環境污染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FDI變化趨勢

用FS、SO2、GYYC、Y和FDI分別表示工業廢水、工業二氧化硫、工業煙塵、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為了消除序列相關節能減排論文，把數據取自然對數，用LNFS、LNSO2、LNGYYC、LNY和LNFDI分別表示FS、SO2、GYYC、Y和FDI的自然對數值。利用Eviews6.0對長三角和珠三角污染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FDI進行統計分析得表1，從表1可以看出長三角所有指標的均值、中位數都高于珠三角指標的對應值；除工業廢水排放量的最大值是珠三角高于長三角，其他指標值均低于長三角；除FDI的最小值是珠三角高于長三角，其他都比長三角的對應值小；其他如標準差、峰度、偏度和JB值都存在較大差異。

表1 長三角和珠三角污染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FDI的數據分析

 

 

  長三角

珠三角

  FS

SO2

GYYC

Y

FDI

FS

SO2

GYYC

Y

FDI

Mean

20412.62

88902.54

24157.65

31444.96

135035.6

8622

44570.37

10106.2

25262.12

72592.93

Median

11601.5

68778.5

19384

26628.5

73068

5449.5

33775

8176

15493

20373

Maximum

85735

375231

61606

106863

1008427

91260

197500

41612

89814

403018

Minimum

958

6269

2797

5400

1245

220

924

47

4111

2118

Std. Dev.

20004.63

74157.97

14660.33

19957.31

187197.6

10103.19

44421.6

8174.932

20870.59

99027.69

Skewness

1.5486

1.9216

0.7381

1.1892

2.4204

4.7855

1.7104

1.2361

1.1934

1.8052

Kurtosis

4.3719

7.010

2.5440

4.3536

8.8407

36.990

5.3677

4.6722

3.1731

5.3140

Jarque-Bera

71.7175

192.8161

14.9192

46.8043

359.671

6546.445

90.8637

46.7687

30.0658

96.5423

Probability

0.000576

Sum

3061893

13335381

3623648

4716744

20255335

1086372

5615867

1273381

3183027

9146709

Sum Sq. Dev.

5.96E+10

8.19E+11

3.20E+10

5.93E+10

5.22E+12

1.28E+10

2.47E+11

8.35E+09

5.44E+10

1.23E+12

Observations

150

150

150

150

150

126

126

126

126

126

Cross sections

25

25

25

25

25

21

21

篇（10）

作者簡介：張發民（1978-），男，河南財經學院工商管理系助教，管理學碩士，研究方向：資本運營。

中圖分類號：F1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9）05-0033-03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在數量迅猛增長的同時，并沒有均衡地進入到我國各個地區，從東、中、西三大區域帶來看，東部地區占據絕對優勢；從各個具體省份來看，FDI的區域分布差異也是非常懸殊。外商直接投資在地理空間上的這種非均衡分布狀況對我國區域經濟的不平衡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外商直接投資區域分布差異的現狀

（一）絕對差異

從表1可以看出，河南明顯落后于山東，在差距較大的2003年達到了20.1倍；和四川相比，差距也較明顯。2004年，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量為全國的1.4%，同是中部，卻是江西省的42.7%，湖北省的50%，湖南省的61.6%。這表明，河南利用外資的規模相比于全省的經濟總量和經濟發展需要而言還比較小，這種狀況與其在中部地區的地位是不相稱的，總體上來說還需要大力吸引外資。

（二）增長率差異

從變動速度看（見表2），三地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率差異也是比較明顯的，而且波動的幅度較大。2000~2005年，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率基本上是一直增加的，2003年達到了最高點72.7%，但2004年卻跌到了最低點-12.8%。而河南和四川的增長率都表現得不很穩定，特別是四川。總的來說，近兩年河南出現引資增速較快的趨勢，這對縮小與東部地區差距有一定推動作用。

（三）相對規模差異

從相對規模來看，3個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的差異更為明顯。如表3所示：

“相對規模”是衡量一個地區吸收FDI水平的重要指標，表示的是該地區FDI與當年GDP的比值。2000年，FDI/GDP的全國平均水平為2.41%，3個省份中只有山東超過了平均水平，河南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大。此外，在全國來看，“相對規模”最低的省市，FDI/GDP比例均低于1%，河南就在其中，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與其國內生產總值相比，表現出更大的差距，明顯的表現為引資不足。

（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業績與潛力差異

FDI的業績指數，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般指一個統計年度），該地區FDI流入量占全國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該地區GDP占全國GDP總量的比例。根據這種方法，選取2000、2005年作為分析的樣本，計算得出這兩年河南省利用FDI的業績指數分別為0.245和0.166。由于樣本年的業績指數值都小于1，可見河南省吸收的FDI與其GDP規模不相稱，或者說，相對于其GDP規模而言，河南省吸引了較少的FDI。

FDI的潛力指數，是指該地區未來吸引FDI的國際競爭力和潛力。依據UNCTAD所采用的方法，選擇7個主要變量作為評價各省市吸引FDI的潛力指標。7個變量分別是：（1）人均GDP；（2）過去10年實際GDP的增長；（3）出口占GDP的比例；（4）人均基礎設施投入；（5）人均商業能源消耗；（6）R&D支出占GDP的比例；（7）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通過計算得出，在2000年和2005年，河南省都屬于落后省份，表明這期間，河南省在利用FDI方面業績變化不大，潛力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河南省利用FDI的潛力逐漸增強，而業績卻是趨于下降的。

以上從不同角度反映出，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在3個省份的區域分布差異是顯著的，不僅反映在外資規模的絕對差距上，同時更多地表現為增長速度、相對規模等方面。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地域分布上的差異，在我國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差異的形成有它的客觀原因，是各種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二、外商直接投資區域差異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性因素的差異

從全國各個區域來看，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地域分布差異。簡單地說，中央政府漸進性的對外開放政策導致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差異分布的格局。最早得到這種政策的地區一旦獲得政策上的優勢，對其發揮潛在的區位優勢將是有很大推動作用的，并且還會形成一種非均衡發展模式下的自我強化力量，這些都使外資傾斜政策的影響更加重要而且持久。

在此方面，東部的山東省率先享受到了國家優先開放沿海城市的優惠政策，對其大量引進外資有很大的帶動作用，這也是山東拉大和河南省等內陸省份差距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處于西部的四川省也在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后，享受到了一些優惠政策，對該地區經濟的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目前，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戰略，這一戰略的提出對中部地區發展經濟來說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優惠，具體對于河南省來說，可以利用這一政策上的有利因素，發揮自身的區位優勢，根據自身的特點，更大、更高質量地吸引外資，以彌補吸引外資方面的不足。

（二）區位因素的差異

宏觀意義上的區位因素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差異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就單從狹義的角度來理解區位因素――自然地理位置的差異，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差異問題也和區位因素具有很高的關聯性。比如：山東省的區位優勢可以被具體化為接近港口和對外聯系的便捷運輸條件等。由于我國在吸引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初期，主要是發展外向型的直接投資，在這種政策的指引下，投資者的理性選擇是在有利于對外經濟貿易的地區進行投資。而地處中部地區的河南在這方面卻不具有任何的優勢。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大多是“兩頭在外”的出口加工型企業，正是這種區位因素的作用，使得外商直接投資在注重一般性規律的前提下，表現出自身集聚與擴散的規律，并因此也導致了我國在地區分布上吸引外資的差異狀況。

（三）要素稟賦的差異

地區要素稟賦主要包含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方面的內容。具體來說，我國各地區自然資源呈現由東至西優勢度遞增的特點。如果對能源、礦產資源、耕地和氣候資源進行綜合比較和測算，3個地區自然資源綜合優勢度的排序應該是四川居于前列，其次是河南和山東。但是，從目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區域狀況來看，自然資源稟賦的影響作用不是很明顯。

要素稟賦的另一個指標是勞動力資源。從效率工資的角度來看，全國最低的省區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區；若從勞動力的絕對數量來考察，基本來說東部地區的人口密度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根據2006年數據，目前高于5000萬人口以上的省區中河南位于第一位，其次是山東，四川居后；若從勞動力的教育水平而論，則山東居于全國的前列，河南和四川都較為落后。相對來說，勞動力資源是山東地區所具有的比較優勢。

反映技術資源優勢度的各地區綜合科技水平居于前列的地區有四川、山東，河南較為落后，可見從這方面來說山東仍然占據優勢。這說明要素稟賦差異和我國外資分布具有一定的相關性。

（四）資源配置效率的差異

要素稟賦反映了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的差別，是反映各地區靜態差異的一個重要的指標。如果從動態的經濟運行效率角度來看，不同地區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的差異必定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形成產生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說，各地區資源配置效率的差異與外商直接投資也有著相關性。因為，從任何一個投資者的角度來說，總是希望投資于投資回報率較高的地區。具體就資金這一資源來說，東部地區的山東由于其在吸引投資過程別注重引進產業鏈條長的資金，其吸引的投資企業基本包含有一個行業的上、中、下游企業，因此其投資效率相對較高；而河南省在這方面存在不足，據了解，其產業園區內吸引的投資企業關聯性很小，產業鏈很短，在吸引投資之初，較少考慮投資企業之間的關聯性。這也是造成地區之間引資差異的一個明顯因素。

四、結論

通過分析三省份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我們發現，不管是從絕對量、相對量上還是從增長率、業績與潛力上來說，河南都落后于山東和四川。導致外資在3個省份區域分布差異的原因主要有政策方面的差異、區位差異、要素稟賦差異、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等等。

利用外資的差異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因為FDI不僅僅表現為資本變量，它更多地體現為知識、技術以及經驗的載體。因此，FDI對于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就不是單純的某個方面，它可以滲透到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并發揮作用，其中既有直接效應也有間接效應。

當前，正值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戰略實施之際，中部地區各省市紛紛出臺各項優惠政策加大吸引外資力度。在中部六省市中，河南具有明顯的資源優勢、區位優勢、市場優勢和后發優勢，基礎條件較好，但是，河南還有人均占有量少、改革滯后、經濟開放度低、高層次人才缺乏、就業壓力大等許多薄弱環節，因此，積極有效地引進FDI對解決上述問題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為此，建議河南在今后引進外資的過程中可以考慮從自身優勢出發并為吸引外資構建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責任編輯：郭金宇）

參考文獻：

［1］ 楊特.論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收入差距的影響[D].復旦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2008.

篇（11）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聯立方程；擠出效應；擠入效應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0zd&028）；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2CJL038）。

作者簡介：王耀中（1953-），男，湖南益陽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服務經濟研究；陳潔（1986-），女，湖南長沙人，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服務經濟與國際貿易研究。

中圖分類號：F121.25；F7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3）04-0083

-05

收稿日期：2012-06-12

一、問題的提出及文獻綜述

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商貿服務業作為一個綜合性行業，其強勁的發展勢頭使之成為全球經濟中最具活力的產業之一。中國商貿服務業在經濟開放的大環境下，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來華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和資本，有利于提高整個行業的資本效率，但同時外資因占據了優質商圈資源而擠兌內資企業也會對該產業的安全構成威脅。因此，在中國商貿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不斷增加的背景下，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商貿服務業產業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目前，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商貿服務業產業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零售業，其觀點主要有三種：第一種觀點是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零售業的產業安全構成威脅（蘇梅梅，2004；張宏 等，2005），并有學者通過構建指標體系測算得出中國零售業產業不安全（王水平，2010；朱濤，2010）。第二種觀點是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零售業的知識技術溢出效應能進一步促進產業發展，有利于零售業產業安全（荊林波，2005；陳濤濤，2007；魏芳蘭，2011）。第三種觀點是外資進入是否威脅中國零售業的產業安全應視具體情況而定（郭崇義 等，2002；李飛，2004；王燁，2010）。

本文試圖從以下三方面進行完善。首先，雖然國內有不少學者指出外商直接投資會影響商貿服務業產業安全，但并未從不同視角進行深入探討，故本文從國內投資、產出及就業的視角來判斷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商貿服務業產業安全的影響。其次，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影響中國商貿服務業產業安全的理論機制探索較少，因此，本文將構建理論模型以彌補該方面的不足。最后，不同于大多數文獻通過構建指標體系來測算產業安全狀態，本文依據構造的理論模型，利用聯立方程分別估計全國、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商貿服務業國內投資、產出和就業產生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及總效應，以判斷外商直接投資是否對該產業安全構成威脅。

二、理論模型的構建

外商直接投資通過多方面影響商貿服務業產業安全，其影響包括擠入效應和擠出效應。若產生擠入效應，則能加快一國或地區的產業技術進步、優化產業結構并帶動內資企業投資、促進經濟增長、提高就業水平；反之，則會增強外資控制力、提高行業進入壁壘、抑制國內投資、降低生產能力、減少產出、增加失業率。

為探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商貿服務業產業安全的影響，本文基于Samuelson 等、Feder的思路及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構建理論模型。

三、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與處理

商貿服務業是一個綜合性產業，按照《世界服務業重點行業發展動態》的分類，商貿服務業被界定為批發業和零售業。本文依據此分類方法，選取2005年～2010年中國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不包括、港澳臺）的省際面板數據并將其劃分為東中西三個區域。

（二）實證結果與分析

從表1可知，商貿服務業引入外商直接投資給國內投資帶來了直接擠出效應和間接擠入效應，其系數分別為0.37和0.17，即商貿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增加1%，該產業國內投資減少0.20%。究其原因，內資企業不僅在管理經驗、技術、品牌方面無法和外資企業相比，而且產業技術研究能力也較弱。此外，外商直接投資給產出帶來了直接擠入效應和間接擠出效應，其系數分別為0.20和0.06，即商貿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增加1%，該產業產出將增加0.14%。外商直接投資有利于提高產出，這一方面是由于外資能為商貿服務業提供所需資金，另一方面，中國商貿服務企業從外資企業中學到的知識、技能、管理等，有助于推動產業技術進步，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外商直接投資給就業帶來了直接擠出效應和間接擠入效應，其系數分別為0.09和0.08，即商貿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增加1%，其就業將減少0.01%。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產生擠出效應主要是由于外資企業管理水平高、技術先進，需要知識密集型人才，而目前中國商貿服務業以傳統業態為主，從業人員集中于勞動密集型，故易導致結構性失業。在中國，商貿服務業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張麗娜 等，2011），并且不同區域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差異較大，故將中國劃分為東、中、西三大區域，進一步判斷不同區域外商直接投資對商貿服務業產業安全的影響。

從表2可知，在東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產生直接擠出效應和間接擠入效應，其系數分別為0.70和0.10，這說明商貿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增加1%，將會對國內投資產生0.60%的總擠出效應。對產出產生直接擠入效應和間接擠出效應，其系數分別為0.19和0.12，即商貿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增加1%，將給產出帶來0.07%的總擠入效應。對就業產生直接擠出效應和間接擠入效應，其系數分別為0.21和0.002，故商貿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增加1%，將給就業帶來0.208%的總擠出效應。究其原因，東部地區雖然商貿服務企業較多，但內資企業生產率相對較低、吸收能力較弱，在與外資競爭過程中，往往容易被外資企業擠出市場。對產出帶來擠入效應與該區域經濟不斷發展、商貿服務業市場不斷擴大有關。對就業帶來擠出效應是由于東部地區是我國經濟發達的地區，是高檔次外資商貿服務企業的集聚地，而目前中國東部地區商貿服務業產業結構層次并不高，人力資本需求與產業結構之間的矛盾使得該地區商貿服務業易出現結構性失業。總之，東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對商貿服務業的國內投資和就業產生擠出效應，而對產出產生擠入效應，該結論與全國一致。

在中部地區，商貿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對該產業國內投資產生0.01%的直接擠出效應和0.04%的間接擠入效應，即0.03%的總擠入效應。對產出產生0.14%的直接擠入效應和0.11%的間接擠出效應，即0.03%的總擠入效應。對就業產生0.33%的直接擠出效應和0.09%的間接擠入效應，即0.24%的總擠出效應。這說明，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對商貿服務業的國內投資和產出帶來擠入效應、對就業產生擠出效應。不同于全國、東部和西部地區，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有利于國內投資。

在西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給國內投資產生直接擠出效應和間接擠入效應，其系數分別為0.35和0.11，即商貿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增加1%，該產業國內投資將會減少0.24%。對產出帶來直接擠入效應和間接擠出效應，其系數分別為0.09和0.002，故商貿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增加1%，該產業產出將會增加0.088%。對就業產生直接擠出效應和間接擠入效應，其系數分別為0.005和0.032，即商貿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增加1%，該產業就業將會增加0.027%。這表明，西部地區外商直接對商貿服務業國內投資產生擠出效應，而對產出和就業產生擠入效應。不同于全國、東部和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有利于提高該產業就業率。

四、結論及啟示

通過上述研究，本文認為，目前外商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對中國商貿服務業產業安全構成威脅，但在不同地區，外資對不同指標的影響效果有差異，這與各地區所處的地理位置、經濟發展水平、對外開放度等有關。具體來說，在全國和東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和就業產生擠出效應，而對產出產生擠入效應；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和產出產生擠入效應，而對就業產生擠出效應；西部地區外商直接對國內投資產生擠出效應，而對產出和就業產生擠入效應。基于以上結論，中國首先應合理引進外商投資商貿服務業，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避免過分的依賴外資而造成產業的不安全。其次，加強內資的自主創新能力，增強競爭力。最后，發展知識密集型人才，減少商貿服務業結構性失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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