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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從2002年11月3日開始后不到10天內，國家有關部門相繼出臺了《關于向外商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有關問題的通知》、《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和《利用外資改組國有企業暫行規定》等三個重要文件。這些文件和證監會此前已經的《外資參股基金管理公司設立規則》和《外資參股證券公司設立規則》相結合，使得我國資本市場的開放領域形成了從入世協議框架下的證券業和基金業的開放，到外資直接參與國有產權和非流通股權的并購轉讓市場，再到允許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直接投資A股市場等漸次展開的全方位開放局面，我國資本市場的每一個環節和組成部分基本上為外資的進入建立了政策通道。

UNCTAD(2000)認為以下幾種因素可以解釋跨國公司對跨國并購的偏好：一是跨國并購可以獲得東道國的戰略性資產，如商標、特許經營權、專利、專有技術以及當地的分銷渠道等；二是直接到海外去并購資產可以迅速地滲透到當地的市場，這樣可以在跨國公司激烈的爭奪海外市場的競爭中搶得先機。總之，東道國的資產對跨國公司而言具有超越其自身內在價值之上的更為特殊的策略價值。因為它使跨國公司在對東道國的產品市場的爭奪中處于一個更加有利的地位，這種策略價值顯然是新設投資所不具備的。

跨國公司對華投資有兩種方法可供選擇，即跨國并購和新設投資，而跨國并購日益成為一種流行的對外投資方式而受到更多跨國公司的青睞。面對日趨增多的跨國公司在華并購行為，那么就需要了解這兩種投資方式本身到底有什么不同？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文構建了一個模型對此進行解釋。

二、模型分析

在本部分構建的模型一方面揭示了國內資產較高的戰略價值是購并產生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又證明了國內資產的戰略價值越高，參與并購的跨國企業的利益反而越小，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開放經濟條件下均衡的所有權結構問題。

（一）基本假設

假設東道國H的某一產品市場上在最初的封閉經濟條件下只有一個企業d在供給產品。企業d擁有的經營性資產定義為。現在這一市場開始對外開放，這可能是因為國內需求增加了，國內供給不足以滿足需求，或者政府締結了關于投資自由化的合約，或者是因為跨國直接投資的交易成本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大大降低了，還可能是由于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作用。總之，現在跨國并購或新設投資是可行的。我們還假設在世界市場上有m＞1個相似的跨國企業。現在它們都可以在H國直接投資。可以預見，在市場完全開放后國內均衡的所有權結構有兩種可能：一是國內資產被某一跨國企業所購并，同時其它跨國企業選擇新設投資或產品出口等方式進入東道國市場，我們定義這種所有權結構為k[m]；二是國內資產仍由國內企業經營，所有跨國企業都只能選擇新設投資或產品出口等方式進入，定義這種所有權結構為k[d]。向量k[,m]或k[d]如下式所示：

附圖

以(1)式為例，向量中第一個因子代表國內企業擁有的資產。因為跨國并購已經發生，所以國內企業擁有的資產為零。第二個因子表示并購了國內資產的跨國企業在東道國所擁有的資產，參數α＞0表明跨國企業和國內企業在運用這些資產的效率上是有區別的。其余的因子顯示了沒有并購成功的跨國企業的情況。其中N[m]家跨國企業通過新設投資進入東道國市場，投資量分別為k[,G]。剩下的M-N[m]-1家跨國企業選擇出口方式，從而在東道國沒有直接投資。

當所有權結構為k[m]時，分別定義π[,d](k[m])、π[,A](k[m])、π[,G](k[m])和π[,E](k[m])為國內企業、并購企業、新設企業和出口企業的利潤。類似地，當所有權結構為k[d]時，分別定義π[,d](k[d])、π[,G](k[d])、π[,E](k[d])、為國內企業、新設企業和出口企業的利潤。均衡的產品市場有以下三個基本的假設和特征：

附圖

假設1表明不論跨國購并是否發生，只要新設投資的企業越來越多，企業的利潤就越來越校這個假設的合理性在于新設投資增加了東道國市場的供給，壓低了產品價格，從而使東道國各類企業的利潤被攤保

在假設2中出口的利潤設定為零。之所以這樣假設是因為東道國可能實施關稅保護，使出口貿易無力可圖。相對而言，并購或新設投資由于繞開了貿易壁壘，可以獲得正的利潤。這也是直接投資的一個基本動機。另外，跨國購并發生后，國內企業喪失了經營性資產，從而無法再獲得利益，即π[,d](k[m])=0。

假設3中，參數α其實代表了跨國企業使用國內資產的效率。α越大，跨國企業使用的效率越高。α＞0是因為跨國企業會將自身的優勢和國內資產的優勢結合起來，并產生互補效應，從而創造出更大的價值。比如將跨國公司的管理經驗、專有技術和東道國既有的分銷渠

道、品牌優勢相融合，就可以產生更多的利潤。所以假設。同時，這種并購又會給新設投資進入者以更大的挑戰，削弱新設投資的競爭優勢，減少其預期收益，即。另外，如果并購沒有發生，這種互補效應就不存在，即。

上述假設和其它的一些相關性研究是相符的。如Farell和Shapiro(1996)證明了在古諾模型下，一個母公司增加投資會增加自身的利潤并減少競爭者的利潤。在上述假設中，互補效應a越大，并購企業的資本存量的值越大。

（二）新設投資

現在考慮跨國公司新設投資的利潤。當某一跨國公司沒能購并到國內資產附圖時，它只能以固定成本G在東道國新設投資。從假設2中可以看到，在東道國H新設投資和跨國并購都是有區位優勢的。然而，成功的新設投資企業的數量N[1]也是有限的。

這首先是由于新設投資的風險。正如文獻回顧中提到的，新設投資者缺乏對東道國市場的了解和競爭優勢。定義成功的新設投資的可能性為p[1]。其次，東道國的市場容量也是有限的，就如假設1所表明的，過多地進入東道國市場會減少既有企業的利潤。因此，成功的新設投資的數量N[1]的臨界值是：

附圖

同時，成功的新設投資的可能性p[1]可定義為：

附圖

（三）跨國并購

由于國內資產重要的戰略價值，跨國并購將會在M個跨國公司之間引發競價競爭。為了討論方便，假設并購過程采取拍賣的形式。M個跨國企業對國內資產同時投標，國內企業既可以接受投標，也可以拒絕。如果第i個跨國公司的投標價格是b[,i]，則向量b=(b[,1],。b[,2],…,b[,m])∈R[m]為一個投標集合。如果不止一個跨國企業的投標被接受，那么出價最高者將購并得到國內資產；如果幾個投標價格是相同的，則這些跨國企業有相同的機會并購成功。總之，整個購并過程是一個非占優純策略下的納什均衡。

為了簡化討論，假設國內企業d不能去并購跨國企業。這可能是因為國內企業財務實力不夠或者缺少運營大型跨國企業的經驗。還假設跨國企業相互之間不會有并購發生，這樣假設是考慮到跨國企業之間的利潤已經平均化，而且跨國并購要得到各國政府當局的政策允許。

跨國并購的過程就是各個跨國企業對國內資產的估價過程。的價格A存在三種可能，即：

附圖

V[,mm]是存在競爭性并購條件下，跨國企業對的估價。即如果某一跨國企業沒有并購，將為其它跨國企業所購并。由于假設M個跨國企業都是相似的，因此V[,mm]是這種情形下任一跨國公司對的估價。V[,mm]是一個機會成本的概念，即V[,mm]是沒有并購成功的跨國企業對國內資產所愿意支付的價格。V[,mm]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并購成功后可以獲得的預期利潤，二是如果并購不成功而采取新設進入時可能獲得的利潤。當具有很高的戰略價值從而并購成功后預期利潤很高時，V[,mm]會相應增加；同時根據假設3，如果的戰略價值很高，當并購沒有成功時，轉而采取新設進入可能獲得的利潤就會大大減少。兩方面作用的結果是，如果的戰略價值很高，或者說并購后產生的互補效應很強，那么并購價格將相當高昂，它甚至超過了并購所能帶來的利潤的增加。實質上，高昂的并購價格來自于戰略性資產的負的外部效應。

V[,md]是非競爭性并購條件下，跨國企業對的估價。即如果跨國企業并沒有并購，則將為國內企業繼續持有。V[,md]和V[,mm]的區別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如果某一跨國企業并購沒有成功，它新設進入的利潤將有所不同，因為國內企業和跨國企業使用的效率是不同的；二是新設進入在并購發生和沒有發生時成功的可能性不同，這一點已由(7)式揭示。

V[,d]是沒有并購發生時資產的價格，因為(4)式中已假設π[,d](k[m])=0，所以V[,d]就是國內企業持有時所能獲得的利潤。

對的三種不同的估價可以組成6種排列組合，由表1所示的6個不等式表示。

表1對企業經營資產的不同估價所組成的組合

不等式定義

I[,1]V[,mm]＞V[,md]＞V[,d]

I[,2]V[,mm]＞V[,d]＞V[,md]

I[,3]V[,md]＞V[,mm]＞V[,d]

I[,4]V[,md]＞V[,d]＞V[,mm]

I[,5]V[,d]＞V[,mm]＞V[,md]

I[,6]V[,d]＞V[,md]＞V[,mm]

在上述6種排列組合情形中，跨國并購可能會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這是跨國企業和國內企業之間，以及跨國企業相互之間的一個博弈過程。博弈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并購或新設投資后跨國企業所能獲得的凈利潤。分別用Ⅱ[,A]、Ⅱ[,G]、Ⅱ[,d]來定義并購后跨國企業的凈利潤、新設投資的跨國企業的凈利潤以及國內企業的凈利潤，因此有：

附圖

博弈的結果將決定均衡的所有權結構(EquilibriumOwnershipStructure,EOS)，這個結果實際上是非占優純策略下的納什均衡。該納什均衡可用表2表示。

表2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企業以及跨國公司之間的博弈均衡

附圖

表2揭示了不同情況下的均衡所有權結構，以及并購企業、新設企業和國內企業各自的凈利潤。由表可見，在I[,1]、I[,3]、I[,4]成立時，跨國并購一定會發生，只是并購價格以及各參與方的凈利潤有所不同。在I[,5]、I[,6]成立時，跨國并購不會發生，國內企業將繼續持有自己的資產。當I[,2]成立時，并購可能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這主要取決于跨國企業對國內資產的戰略價值的認識。根據這個納什均衡，還可以推導出一個重要定理（定理1），即如果國內資產的戰略價值足夠高，那么跨國并購就一定會發生（證明略）。

三、跨國并購和新設投資的盈利性分析bsp;（一）跨國并購的盈利性分析

上述定理反映，國內資產戰略價值α的高低是跨國并購是否發生的主導因素，但對高戰略價值資產的并購并不等于會有高的盈利。如果只有一個跨國企業參與并購，那么的戰略價值越高，則并購后的盈利越大。但在競爭性并購條件下，情況卻截然相反。有如下定理：

定理1：當跨國并購為競爭性并購時，國內資產的戰略價值越高，并購后跨國企業的凈利潤可能越校證明：設E(Ⅱ[,NA])為競爭性并購條件下，新設投資者的預期凈利潤，則參與并購的跨國企業的凈利潤可以表述為：

附圖

由(14)式可以看出，參與并購的跨國企業的凈利潤就是競爭性并購條件下新設投資者的預期利潤。本來，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越高，并購企業所能獲得的利潤也越大。但并購的凈利潤還需減去購買國內資產所支付的價格A。它是參與并購的競爭者們愿意支付的價格，也是隨著并購資產的戰略性價值α的增加而遞增的，所以抵消了并購者利潤的增加。結果并購者的凈利潤表現為新設投資者的預期利潤。

有三種效應可以用來說明定理2，第一種效應是產品市場的競爭效應。在(14)式中，假設p[m]是外生的，即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α的變化并不會對新設投資的盈利可能性p[m]產生任何影響。因此，對(14)式求偏導數：

附圖

產品市場的競爭效應為負數說明了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越大，并購者的凈利潤反而越小，因為競爭性并購下并購者的凈利潤等于新設投資者的凈利潤。它說明如果國內資產戰略價值越大，新設投資者在產品市場上遭受的競爭壓力也越大，其凈利潤自然也越校在這里，產生了負的外部效應。

第二種效應稱作投資價值效應，它和第三種效應“進入競爭效應”都假設新設進入盈利的可能性p[m]是內生的，隨著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α的變化而變化。因為E(Ⅱ[,NA])=p[m]Ⅱ[,G]，所以：

E(Ⅱ[,NA])=p[m](Ⅱ[,G](N[m]+N[m])-Ⅱ[,G](Nm]))+p[m]Ⅱ[,6](N[m]+N[m])(16)

投資價值效應和進入競爭效應分別由(16)式的前后兩個因子表示。由假設3（5式）已經知道，的戰略價值越高，新設進入盈利的可能性越小，所以p[m]/α是個負數，也即進入競爭效應為負。另一方面，的戰略價值越高，成功的新設進入者就越少。由假設1（3式）知道，國內市場的競爭者越少，競爭就越趨緩和，競爭者的凈利潤就越多，因此投資價值效應為正。

總之，當p[m]外生時，國內資產的戰略價值越大，跨國企業（不論是并購者或新設進入者）的凈利潤就越校這是由于競爭性的跨國并購造成的外部效應所導致的結果。當p[m]與α相關時，產品市場競爭的效應和進入競爭效應為負數，投資價值效應是正數，所以當α增大時，跨國企業（不論并購者或新設進入者）的凈利潤可能增大，也可能減少。

（二）新設投資的盈利性分析

如果某個跨國企業想通過直接投資方式進入東道國的市場，而跨國并購又沒能成功，新設投資是另一種可供選擇的方式。但新設投資面臨著不能成功的風險。本文已經提出了不能成功的兩個理由：一是新設投資者缺乏對東道國市場專有知識的認識；二是新設投資者在東道國市場上面臨著跨國并購企業和其它新設投資企業的競爭，這些因素都阻礙了新設投資企業的成功。這些額外的風險也使成功的新設投資者要求得到更多的凈利潤。于是有下面的定理：

定理3：如果跨國并購已經發生，那么新設投資成功的跨國企業在東道國獲得的凈利潤不會低于跨國并購企業在東道國獲取的凈利潤。證明：由表2可知，當I[,1]、I[,2]、I[,3]或I[,4]成立時，跨國并購才會發生。

附圖

綜上所述，當I[,1]、I[,2]、I[,3]或I[,4]成立時，Ⅱ[,G]＞Ⅱ[,A]。即跨國并購發生時，成功的新設進入者要比跨國并購者獲取更高的凈利潤。如果國內資產的并購價格由國內企業和某個跨國企業單獨協商決定，則跨國并購與新設投資相比是有利可圖的。但當若干個跨國企業對國內戰略性資產同時競價時，國內資產的價格在競價中被高估了。在均衡的并購價格處，跨國企業中的并購者和非并購者的預期利潤都是相等的。然而，考慮到新設投資的風險，成功的新設投資者將獲得更高的凈利潤，這實質上是一種風險溢價。

四、跨國并購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跨國并購引起并購企業和目標企業股價的異常變化已經有大量的實證研究。這些研究通常觀察并購發生那一時點之前和之后一段時間（如幾個星期）并購企業和目標企業股價的反常變化。股價變化代表了資產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者對跨國并購的評價和今后盈利性的預期。如Scherer和Ross(1990)在大量實證研究之后得出結論：跨國并購使目標企業的股價上揚，股東獲利；而并購企業的股票價格可能增加，也可能減少。

這里試圖對此現象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假設股票市場是完善而有效率的，市場投資者是理性且信息充分的，即股價波動大致反映了企業目前的經營狀況和未來的盈利預期。那么，就可以用跨國并購后雙方企業凈利潤的變化來解釋股價的波動。即當凈利潤增加時，股價也隨之上升；當凈利潤減少時，股價也下降；當凈利潤不可預測時，股價也無序波動。跨國并購對并購雙方股價理論上的影響可總結如表3所示。

表3跨國并購對并購雙方股價理論上的影響

附圖

在第1欄中，國內企業并購發生后的股價在理論上應高于并購發生前的股價。這是因為并購價格A≥V[,d]。對國內戰略性資產的競價競爭抬高了國內資產的價格，使其高于國內資產的內在價值，并且這份租金被國內企業獲取了。

在第2欄中，并購發生后跨國企業的凈利潤用Ⅱ[,A](k[m])表示。假如并購沒有發生，該跨國企業的凈利潤可表示為：E(Ⅱ[,c](k[d]))=p[d](π

[,G](k[d])-G)。當I[,3]或I[,4]成立時，可以證明Ⅱ[,A](k[m])＞E(Ⅱ[,G](k[d]))，即并購增加了跨國企業的凈利潤，從而相應提高了其股票價格。相反，當I[,1]或Ⅱ[,2]成立時，Ⅱ[,A](k[m])＜E(Ⅱ[,G](k[d]))，并購產生的負的外部效應使并購的凈利潤大大降低，甚至低于沒有發生并購時跨國企業新設投資的凈利潤，從而使跨國企業在并購后股價反而下跌。

在第3欄中，我們將跨國并購企業的股價和新設投資跨國企業的股價相比較。前面已經討論過，競價競爭使跨國并購企業的凈利潤和新設投資企業的預期凈利潤相等，即Ⅱ[,A](k[m])=E(Ⅱ[,G](k[m]))，所以并購并不會使跨國企業的股價相對于新設投資者發生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在I[,4]的條件下，由于跨國并購企業承擔了跨國并購的成本，所以凈利潤比新設投資者有所減少，股價理論上應該下降。

在第4欄中，跨國并購企業的股價始終低于成功的新設投資企業的股價。定理3中我們已經證明了成功的新設投資者的凈利潤要高于跨國并購企業的凈利潤，又考慮到證券市場上投資者的理性和股價將大致反映企業盈利，所以結論是成立的。

五、結論

本文對跨國并購和新設投資這兩種直接投資方式進行了全面而細致的比較。

首先論證了跨國并購為什么會發生。我們以為這主要是因為國內資產所具有的戰略性價值，即跨國公司將自己的優勢資產和東道國國內資產相結合時，會產生一種互補效應，從而迅速增強跨國并購企業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力，定理2就明確提出：當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足夠高時，跨國并購就一定會發生，這從一個側面揭示出跨國并購的必然性。本文還把這種互補效應用參數α來明確表示，并揭示了當α變化時對并購雙方以及新設投資者收益的影響。

其次，我們還論證了跨國并購發生的條件以及在不同條件下并購的價格；論證了各種可能性下均衡的所有權結構以及并購雙方、新設投資者的收益分配等。結果發現，由于各個跨國企業對國內資產的競價競爭，國內資產的價格會提升到高于或大大高于其內在價值的高價。這種溢價作為一種經濟租，被國內資產的所有者占有了。并購成功的跨國企業并沒有比新設投資者多享受到什么額外好處，而且，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越高，由于激烈競爭所帶來的不利的外部效應，直接投資者的凈利潤還會越來越低，同時，我們把這種結果分解為三種效應，并分別討論了它們對參與并購的跨國企業的影響。

最后，我們還用跨國并購帶來的各利益相關者的凈利潤的變化去分析完善而理性的證券市場上的股價變化，并恰當地解釋了跨國并購對證券市場的實際影響：即為什么跨國并購會提高目標企業的股票價格，而對并購企業的股價影響是不確定的。這是因為在跨國并購中，目標企業由于競價競爭而實實在在地獲得了一份資產溢價，而并購企業在并購后獲得的凈利潤在不同條件下，以及針對不同的參照系而言，其變化是無序的和不一致的。

當然，我們對現實世界中跨國并購的解釋受到一些假設條件的制約。比如，筆者假設跨國企業在綜合實力、信息獲取以及議價等方面都是對稱的，至少是大致相當的。這種近乎于完全的自由競爭的假設可能脫離了實際。又如，本文中假設新設投資有不成功的風險，并用這種風險溢價解釋成功的新設投資者將獲得比跨國并購者更高的利潤。然而，跨國并購也是有風險的，比如對資產戰略價值的評價，對東道國市場前景的預期，以及不同的企業文化是否能成功融合等。當然，如果這種風險與前者相比足夠小，那么本文的結論將仍然成立。

收稿日期：200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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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在1980—1999年期間，全世界并購總數(包括跨國和國內的并購)以年均42％的速度增長，并購總金額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也從1980年的0．3％增加到1999年的8％。兩次較大的并購浪潮主要發生在以下兩個時期：一個是在1988—1990年，另一個是從1995年至今。最近的這次浪潮伴隨著國內并購的增長而發生。除了傳統的銀行貸款，最近的并購還因大量使用了一些融資機制(像發行普通股、可轉換股票以及公司債券等)而得以順利進行。另外，風險資本也成為一個重要資金來源，從而使得眾多的新公司和中小企業也可以從事并購活動。

在這種趨勢下，1999年跨國并購增加了35％，據聯合國貿發會議估計，在6000多項交易中總金額高達7200億美元。2000年幾項大宗的交易業已宣布或完成，預計跨國并購將進一步增加，2000年跨國并購總額估計超過10000億美元。

當前的并購與19世紀末發生在美國的并購(1898—1902年期間達到)有某些相似之處。二者都受到重大技術進步、并購的新融資方式以及管制變化的影響。只是最近的一次浪潮是國際化的，而前者只發生在美國境內。正如前一次發生在美國的并購有助于形成全國商品和服務市場及生產體系、為公司提供了統一的全國市場一樣，這一次國際化的并購進一步加強了全球商品和服務市場及生產體系的形成，為公司提供了統一的全球市場。

二、跨國并購的好處

一般來講，從一個外國投資者眼中來看，與直接投資辦廠相比，跨國并購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一種方式主要有兩點優勢：效率和市場控制權。在現代企業運營中效率是極其重要的，這可以從高級管理人員的口頭語中看出，如“我們生活的新經濟中，一年只有50天。”“效率是朋友，時間是敵人。”等。跨國并購通常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新市場中確立起自己的地位，成為市場領導者，并且最終贏得市場主導權，從而擴大公司規模，分散公司風險。此外，跨國并購還能將有關各方的資源和管理經驗集合起來，創造出靜態和動態的效率收益。

許多因素促成了公司進行跨國并購、直面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如今空前的全球和地區性重組的熱潮，反映了這些因素之間的動態的相互作用。對許多公司來說，在已初見端倪的全球市場中生存和發展是十分重要的問題，跨國并購的熱潮也應勢而起。在全球市場上，無法獲得發展和盈利的公司將成為收購的對象。所有這些促使公司進行跨國并購的基本因素成了公司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競爭地位時首先考慮的問題。跨國并購的重要性日趨明顯，完全是因為它給公司提供了一條取得其它國家有形和無形資產的最方便快捷的途徑，并可使公司在全國或全球范圍內優化其結構，以聯合其它公司，獲得競爭優勢。簡單說來，跨國購并使公司能快速取得位于不同地域的資產，這種資產在全球化的經濟中已成為決定競爭地位的重要因素。

三、跨國并購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

約90％的跨國并購，包括交易額超過10億美元的109個大宗購并中的大多數，都發生在發達國家。這些國家并購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最高，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迅速增長。

1999年西歐的跨國并購很活躍，售出額為3540億美元，收購額為5190億美元。在單一貨幣和促進深層次一體化政策的推動下，歐盟內部的并購占據了上述交易的相當一部分。該地區以外的大多數購買行為是英國公司并購美國公司。在被收購公司中屬于英國、瑞典、德國和荷蘭的最多，而英國、德國和法國則擁有最多的購買方公司。

美國公司仍是跨國并購中最大的目標，1999年在并購中向國外投資者售出了2330億美元。1999年美國所有的并購交易中有1／4強是由國外收購方完成的，而在1997年這個數字是7％。如今，跨國并購已成為外資進入美國的主要方式。1998年，與并購相關的對位于美國的子公司的投資占外資總額90％，占項目數總量的62％。在對外投資方面，美國公司1999年收購國外公司價值為1120億美元，比1998年少了250億美元。這主要因為大宗交易的數量減少了。

日本的海外收購價值在1999年有大幅上漲，主要是由于一筆大交易。一般來說，日本的跨國公司比起并購來仍偏愛直接投資辦廠，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日本跨國并購中的售出額在最近幾年增長很快，在1997—1999年間高于收購額。這是由并購制度上的變化、國外公司傾向于并購的戰略選擇和日本公司對并購態度上的轉變導致的。

直到90年代后期，發展中國家才逐漸成為跨國并購的重要場所。盡管從并購價值上看90年代中期前發展中國家所占的份額一直保持在10％左右，但從并購交易的數量上看，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卻從1987年的5％上升到了90年代末的19％。由發展中國家的公司作為購買方進行的跨國并購從1987年的30億美元上升到了1999年的410億美元。

四、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的區別

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從定義上看是將資產從國內轉向國外，并且至少在初始階段不增加被投資國的生產能力。《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認為，與直接投資辦廠相比，跨國并購會給東道國經濟發展帶來較小的正面影響或者說較大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在市場進入時或進入后不久，表現在：

1．雖然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都能給東道國注入資金，但跨國并購帶入的資金并不總是能夠增加生產的資本存量，而直接投資辦廠就能夠。因此一定數量的跨國并購直接投資為生產發展做出的貢獻只相當于很少的直接投資辦廠方式的直接投資做出的貢獻，甚至根本就沒有貢獻。然而當本地一家公司的唯一選擇是關門停產時，跨國并購會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2．與直接投資辦廠相比，跨國并購轉移的高新技術較少，至少在市場進入初期是這樣。另外，跨國并購還會造成本地企業的生產和其它活動(如研發)層次下降或完全停止，或迫使它們遷址。直接投資辦廠則不會直接降低東道國的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

3．跨國并購在東道國不會增加就業，因為并購過程中生產能力沒有增加。并且，跨國并購還會引起裁員，盡管收購方如果不至于破產，可能會同意保留原有員工。而直接投資辦廠肯定會增加東道國的就業。

4．跨國并購會增加東道國市場的壟斷程度，不利于培育競爭。事實上，可以故意用跨國并購的方式來減少或消除競爭。但如果跨國并購中收購的是即將倒閉的企業，那它還有利于防止市場壟斷度的提高。而直接投資辦廠從定義上看，能增加市場上企業的數量，不會在初始時造成市場壟斷度的提高。

但從長期看，考慮到直接和間接效應時，兩者之間的許多差別都縮小或消失了，表現在：

1．國外收購方并購后一般都會追加后續投資，有時追加額很大，尤其是在私有化等特殊情況下。因此長期內跨國并購也會像直接投資辦廠一樣增加東道國的生產能力。這兩種方式對東道國企業會產生相似的擠入和擠出效應。

2．跨國并購后收購方會運用高新技術(包括組織和管理模式)，特別是當需要對被收購公司進行重組以提高生產率時。

3．若收購方追加后續投資，并且保留被收購方的原有員工，隨著時間的推移跨國并購會增加東道國就業。因此兩種直接投資方式在創造就業上的差別在長期內會逐漸減弱。如果為提高生產效率進行裁員，那也比直接投資辦廠迫使本土缺乏競爭力的企業倒閉造成的影響小。

4．對市場結構的影響，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在市場進入之后將長期存在。跨國并購較容易破壞競爭，增加市場壟斷，尤其是在政府干預較少的寡頭競爭的產業中。

五、東道國的具體情況對確定跨國并購的影響度十分重要

除了上面討論的市場進入時和長期的區別之外，在評估跨國并購對東道國帶來的好處和壞處時，還應認真考慮東道國的具體情況。

篇（3）

二、世界經濟中中資企業跨國并購失敗原因

1．企業融資渠道受限制

根據相關規定，國家對境外投資資源開發類和大額用匯項目實行核準管理。在開展對外談判前要向國家發改委報備，得到確認函后才能進行談判。超過1000萬美元以上的非資源開發項目由國家發改委核準，超過5000萬美元的項目國家發改委審核后報國務院核準。這一系列的審核制度都比較僵硬，企業通過審核用時較長，甚至錯失并購機會。例如騰中收購悍馬時的計劃資金超過一億美元，I~B1,-悍馬在節能環保方面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因此導致最終并購失敗。

2．整合能力不足

美國商業周刊曾經指出，并購后的精明、謹慎的整合是交易成功最為重要的因素。在企業并購后由于整合不善導致最終失敗的案例占據一半以上。企業并購后的整合主要包含有形和無形資產的整合。由于跨國并購后業務涉及到跨境整合，信息不對稱會使大規模收購開展后業務難以進行很好的融合對接。無形資產在跨國并購中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人力資源整合不夠完善，會使企業喪失眾多優秀人才。文化差異越小，并購后的障礙越小，雙方企業更容易達成共識，對日后的整體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全球著名咨詢公司麥肯錫對2000--2004年間并購失敗的案例進行分析發現，并購失敗的案例約50％與人有關。如上汽收購韓國雙龍汽車一案中，韓國的民族文化使他們只對國產產品推崇，面對中國企業的突然降臨，雙龍工人擔心上汽將他們所擁有的技術轉移出去，有損韓國汽車產業發展，因此他們通過罷工來反對并購。

3．并購雙方實力不對等

世界經濟中中國企業在進行跨國并購時，為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大多是對已經瀕危的企業進行并購，形成“優幫劣，強管弱，富扶貧”的并購模式。而國外自90年代以來強強聯合的并購模式日益凸顯。如美國波音公司兼并具有75年歷史、總資產達122億美元的麥道公司對全美乃至全球的民用客機市場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日本三菱銀行與東京銀行的互補性兼并產生了極大優勢。中國企業進行強吞弱的兼并后難以在國際市場競爭立足，整體經濟效益有待提高。

4．缺乏優秀團隊和中介機構

在企業兼并過程中，優秀的操作管理團隊和中介機構具有重要作用。優秀的操作管理團隊具有專業性，能掌控并購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并及時解決。我國的操作管理團隊沒有良好的協調能力，信息滯后，風險來rl~B-,t不能及時防范。良好的中介機構可以極大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保證企業有效完成并購。而我國中介機構往往資歷淺，缺乏信息與經驗，同時國外中介機構雖然具有資質但對國內的企業認識不足，最終同樣造成并購不能高效進行。

三、世界經濟中中資企業跨國并購的對策

1．對融資渠道進行拓寬改善

企業應對融資渠道進行拓寬改善，采取靈活的融資方式，提高資信狀況及外部形象來為自己融資。充分利用海外市場，結合企業的自身發展狀況，選擇合適的融資方式。例如在京東對于韓國現代進行并購的過程中，運用了資本杠桿的融資技巧，達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時，政府也應該放寬政策的管制，為具有兼并優勢的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及優待。

2．積極提升整合能力

首先要讓彼此產生信任，在最初階段便開誠布公地說明并購的內容及并購后改變及狀況，使雙方不產生猜測心理。在進入整合階段后，對企業進行內外部環境的評估，制定一個完整的并購整合計劃。先進行人力資源的整合，組成最高效的工作團隊；再對業務進行整合，合并雙方的優勢業務；最后，針對文化整合，充分了解并購企業的文化背景，并對文化差異進行理解與協調，最大程度上構成新的和諧企業文化。

3．選擇合適的并購對象

在進行并購中，避免強吞弱決策。在目標對象的選擇時進行多方面的調查，明確能夠幫助自身提高優勢的目標企業。同時考慮此次兼并的最終目的是什么，目標企業的地理位置及環境是否適合，目標企業是否擁有可利用資源。此外，在政策和體制上都應該鼓勵優勢企業的并購。

篇（4）

從2002年11月3日開始后不到10天內，國家有關部門相繼出臺了《關于向外商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有關問題的通知》、《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和《利用外資改組國有企業暫行規定》等三個重要文件。這些文件和證監會此前已經的《外資參股基金管理公司設立規則》和《外資參股證券公司設立規則》相結合，使得我國資本市場的開放領域形成了從入世協議框架下的證券業和基金業的開放，到外資直接參與國有產權和非流通股權的并購轉讓市場，再到允許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直接投資A股市場等漸次展開的全方位開放局面，我國資本市場的每一個環節和組成部分基本上為外資的進入建立了政策通道。

UNCTAD(2000)認為以下幾種因素可以解釋跨國公司對跨國并購的偏好：一是跨國并購可以獲得東道國的戰略性資產，如商標、特許經營權、專利、專有技術以及當地的分銷渠道等；二是直接到海外去并購資產可以迅速地滲透到當地的市場，這樣可以在跨國公司激烈的爭奪海外市場的競爭中搶得先機。總之，東道國的資產對跨國公司而言具有超越其自身內在價值之上的更為特殊的策略價值。因為它使跨國公司在對東道國的產品市場的爭奪中處于一個更加有利的地位，這種策略價值顯然是新設投資所不具備的。

跨國公司對華投資有兩種方法可供選擇，即跨國并購和新設投資，而跨國并購日益成為一種流行的對外投資方式而受到更多跨國公司的青睞。面對日趨增多的跨國公司在華并購行為，那么就需要了解這兩種投資方式本身到底有什么不同？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文構建了一個模型對此進行解釋。

二、模型分析

在本部分構建的模型一方面揭示了國內資產較高的戰略價值是購并產生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又證明了國內資產的戰略價值越高，參與并購的跨國企業的利益反而越小，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開放經濟條件下均衡的所有權結構問題。

（一）基本假設

假設東道國H的某一產品市場上在最初的封閉經濟條件下只有一個企業d在供給產品。企業d擁有的經營性資產定義為。現在這一市場開始對外開放，這可能是因為國內需求增加了，國內供給不足以滿足需求，或者政府締結了關于投資自由化的合約，或者是因為跨國直接投資的交易成本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大大降低了，還可能是由于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作用。總之，現在跨國并購或新設投資是可行的。我們還假設在世界市場上有m＞1個相似的跨國企業。現在它們都可以在H國直接投資。可以預見，在市場完全開放后國內均衡的所有權結構有兩種可能：一是國內資產被某一跨國企業所購并，同時其它跨國企業選擇新設投資或產品出口等方式進入東道國市場，我們定義這種所有權結構為k[m]；二是國內資產仍由國內企業經營，所有跨國企業都只能選擇新設投資或產品出口等方式進入，定義這種所有權結構為k[d]。向量k[,m]或k[d]如下式所示：

附圖

以(1)式為例，向量中第一個因子代表國內企業擁有的資產。因為跨國并購已經發生，所以國內企業擁有的資產為零。第二個因子表示并購了國內資產的跨國企業在東道國所擁有的資產，參數α＞0表明跨國企業和國內企業在運用這些資產的效率上是有區別的。其余的因子顯示了沒有并購成功的跨國企業的情況。其中N[m]家跨國企業通過新設投資進入東道國市場，投資量分別為k[,G]。剩下的M-N[m]-1家跨國企業選擇出口方式，從而在東道國沒有直接投資。

當所有權結構為k[m]時，分別定義π[,d](k[m])、π[,A](k[m])、π[,G](k[m])和π[,E](k[m])為國內企業、并購企業、新設企業和出口企業的利潤。類似地，當所有權結構為k[d]時，分別定義π[,d](k[d])、π[,G](k[d])、π[,E](k[d])、為國內企業、新設企業和出口企業的利潤。均衡的產品市場有以下三個基本的假設和特征：

附圖

假設1表明不論跨國購并是否發生，只要新設投資的企業越來越多，企業的利潤就越來越小。這個假設的合理性在于新設投資增加了東道國市場的供給，壓低了產品價格，從而使東道國各類企業的利潤被攤薄。

在假設2中出口的利潤設定為零。之所以這樣假設是因為東道國可能實施關稅保護，使出口貿易無力可圖。相對而言，并購或新設投資由于繞開了貿易壁壘，可以獲得正的利潤。這也是直接投資的一個基本動機。另外，跨國購并發生后，國內企業喪失了經營性資產，從而無法再獲得利益，即π[,d](k[m])=0。

假設3中，參數α其實代表了跨國企業使用國內資產的效率。α越大，跨國企業使用的效率越高。α＞0是因為跨國企業會將自身的優勢和國內資產的優勢結合起來，并產生互補效應，從而創造出更大的價值。比如將跨國公司的管理經驗、專有技術和東道國既有的分銷渠道、品牌優勢相融合，就可以產生更多的利潤。所以假設。同時，這種并購又會給新設投資進入者以更大的挑戰，削弱新設投資的競爭優勢，減少其預期收益，即。另外，如果并購沒有發生，這種互補效應就不存在，即。

上述假設和其它的一些相關性研究是相符的。如Farell和Shapiro(1996)證明了在古諾模型下，一個母公司增加投資會增加自身的利潤并減少競爭者的利潤。在上述假設中，互補效應a越大，并購企業的資本存量的值越大。

（二）新設投資

現在考慮跨國公司新設投資的利潤。當某一跨國公司沒能購并到國內資產附圖時，它只能以固定成本G在東道國新設投資。從假設2中可以看到，在東道國H新設投資和跨國并購都是有區位優勢的。然而，成功的新設投資企業的數量N[1]也是有限的。

這首先是由于新設投資的風險。正如文獻回顧中提到的，新設投資者缺乏對東道國市場的了解和競爭優勢。定義成功的新設投資的可能性為p[1]。其次，東道國的市場容量也是有限的，就如假設1所表明的，過多地進入東道國市場會減少既有企業的利潤。因此，成功的新設投資的數量N[1]的臨界值是：

附圖

同時，成功的新設投資的可能性p[1]可定義為：

附圖

（三）跨國并購

由于國內資產重要的戰略價值，跨國并購將會在M個跨國公司之間引發競價競爭。為了討論方便，假設并購過程采取拍賣的形式。M個跨國企業對國內資產同時投標，國內企業既可以接受投標，也可以拒絕。如果第i個跨國公司的投標價格是b[,i]，則向量b=(b[,1],。b[,2],…,b[,m])∈R[m]為一個投標集合。如果不止一個跨國企業的投標被接受，那么出價最高者將購并得到國內資產；如果幾個投標價格是相同的，則這些跨國企業有相同的機會并購成功。總之，整個購并過程是一個非占優純策略下的納什均衡。

為了簡化討論，假設國內企業d不能去并購跨國企業。這可能是因為國內企業財務實力不夠或者缺少運營大型跨國企業的經驗。還假設跨國企業相互之間不會有并購發生，這樣假設是考慮到跨國企業之間的利潤已經平均化，而且跨國并購要得到各國政府當局的政策允許。

跨國并購的過程就是各個跨國企業對國內資產的估價過程。的價格A存在三種可能，即：

附圖

V[,mm]是存在競爭性并購條件下，跨國企業對的估價。即如果某一跨國企業沒有并購，將為其它跨國企業所購并。由于假設M個跨國企業都是相似的，因此V[,mm]是這種情形下任一跨國公司對的估價。V[,mm]是一個機會成本的概念，即V[,mm]是沒有并購成功的跨國企業對國內資產所愿意支付的價格。V[,mm]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并購成功后可以獲得的預期利潤，二是如果并購不成功而采取新設進入時可能獲得的利潤。當具有很高的戰略價值從而并購成功后預期利潤很高時，V[,mm]會相應增加；同時根據假設3，如果的戰略價值很高，當并購沒有成功時，轉而采取新設進入可能獲得的利潤就會大大減少。兩方面作用的結果是，如果的戰略價值很高，或者說并購后產生的互補效應很強，那么并購價格將相當高昂，它甚至超過了并購所能帶來的利潤的增加。實質上，高昂的并購價格來自于戰略性資產的負的外部效應。

V[,md]是非競爭性并購條件下，跨國企業對的估價。即如果跨國企業并沒有并購，則將為國內企業繼續持有。V[,md]和V[,mm]的區別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如果某一跨國企業并購沒有成功，它新設進入的利潤將有所不同，因為國內企業和跨國企業使用的效率是不同的；二是新設進入在并購發生和沒有發生時成功的可能性不同，這一點已由(7)式揭示。

V[,d]是沒有并購發生時資產的價格，因為(4)式中已假設π[,d](k[m])=0，所以V[,d]就是國內企業持有時所能獲得的利潤。

對的三種不同的估價可以組成6種排列組合，由表1所示的6個不等式表示。

表1對企業經營資產的不同估價所組成的組合

不等式定義

I[,1]V[,mm]＞V[,md]＞V[,d]

I[,2]V[,mm]＞V[,d]＞V[,md]

I[,3]V[,md]＞V[,mm]＞V[,d]

I[,4]V[,md]＞V[,d]＞V[,mm]

I[,5]V[,d]＞V[,mm]＞V[,md]

I[,6]V[,d]＞V[,md]＞V[,mm]

在上述6種排列組合情形中，跨國并購可能會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這是跨國企業和國內企業之間，以及跨國企業相互之間的一個博弈過程。博弈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并購或新設投資后跨國企業所能獲得的凈利潤。分別用Ⅱ[,A]、Ⅱ[,G]、Ⅱ[,d]來定義并購后跨國企業的凈利潤、新設投資的跨國企業的凈利潤以及國內企業的凈利潤，因此有：

附圖

博弈的結果將決定均衡的所有權結構(EquilibriumOwnershipStructure,EOS)，這個結果實際上是非占優純策略下的納什均衡。該納什均衡可用表2表示。

表2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企業以及跨國公司之間的博弈均衡

附圖

表2揭示了不同情況下的均衡所有權結構，以及并購企業、新設企業和國內企業各自的凈利潤。由表可見，在I[,1]、I[,3]、I[,4]成立時，跨國并購一定會發生，只是并購價格以及各參與方的凈利潤有所不同。在I[,5]、I[,6]成立時，跨國并購不會發生，國內企業將繼續持有自己的資產。當I[,2]成立時，并購可能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這主要取決于跨國企業對國內資產的戰略價值的認識。根據這個納什均衡，還可以推導出一個重要定理（定理1），即如果國內資產的戰略價值足夠高，那么跨國并購就一定會發生（證明略）。

三、跨國并購和新設投資的盈利性分析

（一）跨國并購的盈利性分析

上述定理反映，國內資產戰略價值α的高低是跨國并購是否發生的主導因素，但對高戰略價值資產的并購并不等于會有高的盈利。如果只有一個跨國企業參與并購，那么的戰略價值越高，則并購后的盈利越大。但在競爭性并購條件下，情況卻截然相反。有如下定理：

定理1：當跨國并購為競爭性并購時，國內資產的戰略價值越高，并購后跨國企業的凈利潤可能越小。證明：設E(Ⅱ[,NA])為競爭性并購條件下，新設投資者的預期凈利潤，則參與并購的跨國企業的凈利潤可以表述為：

附圖

由(14)式可以看出，參與并購的跨國企業的凈利潤就是競爭性并購條件下新設投資者的預期利潤。本來，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越高，并購企業所能獲得的利潤也越大。但并購的凈利潤還需減去購買國內資產所支付的價格A。它是參與并購的競爭者們愿意支付的價格，也是隨著并購資產的戰略性價值α的增加而遞增的，所以抵消了并購者利潤的增加。結果并購者的凈利潤表現為新設投資者的預期利潤。

有三種效應可以用來說明定理2，第一種效應是產品市場的競爭效應。在(14)式中，假設p[m]是外生的，即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α的變化并不會對新設投資的盈利可能性p[m]產生任何影響。因此，對(14)式求偏導數：

附圖

產品市場的競爭效應為負數說明了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越大，并購者的凈利潤反而越小，因為競爭性并購下并購者的凈利潤等于新設投資者的凈利潤。它說明如果國內資產戰略價值越大，新設投資者在產品市場上遭受的競爭壓力也越大，其凈利潤自然也越小。在這里，產生了負的外部效應。

第二種效應稱作投資價值效應，它和第三種效應“進入競爭效應”都假設新設進入盈利的可能性p[m]是內生的，隨著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α的變化而變化。因為E(Ⅱ[,NA])=p[m]Ⅱ[,G]，所以：

E(Ⅱ[,NA])=p[m](Ⅱ[,G](N[m]+N[m])-Ⅱ[,G](Nm]))+p[m]Ⅱ[,6](N[m]+N[m])(16)

投資價值效應和進入競爭效應分別由(16)式的前后兩個因子表示。由假設3（5式）已經知道，的

戰略價值越高，新設進入盈利的可能性越小，所以p[m]/α是個負數，也即進入競爭效應為負。另一方面，的戰略價值越高，成功的新設進入者就越少。由假設1（3式）知道，國內市場的競爭者越少，競爭就越趨緩和，競爭者的凈利潤就越多，因此投資價值效應為正。

總之，當p[m]外生時，國內資產的戰略價值越大，跨國企業（不論是并購者或新設進入者）的凈利潤就越小。這是由于競爭性的跨國并購造成的外部效應所導致的結果。當p[m]與α相關時，產品市場競爭的效應和進入競爭效應為負數，投資價值效應是正數，所以當α增大時，跨國企業（不論并購者或新設進入者）的凈利潤可能增大，也可能減少。

（二）新設投資的盈利性分析

如果某個跨國企業想通過直接投資方式進入東道國的市場，而跨國并購又沒能成功，新設投資是另一種可供選擇的方式。但新設投資面臨著不能成功的風險。本文已經提出了不能成功的兩個理由：一是新設投資者缺乏對東道國市場專有知識的認識；二是新設投資者在東道國市場上面臨著跨國并購企業和其它新設投資企業的競爭，這些因素都阻礙了新設投資企業的成功。這些額外的風險也使成功的新設投資者要求得到更多的凈利潤。于是有下面的定理：

定理3：如果跨國并購已經發生，那么新設投資成功的跨國企業在東道國獲得的凈利潤不會低于跨國并購企業在東道國獲取的凈利潤。證明：由表2可知，當I[,1]、I[,2]、I[,3]或I[,4]成立時，跨國并購才會發生。

附圖

綜上所述，當I[,1]、I[,2]、I[,3]或I[,4]成立時，Ⅱ[,G]＞Ⅱ[,A]。即跨國并購發生時，成功的新設進入者要比跨國并購者獲取更高的凈利潤。如果國內資產的并購價格由國內企業和某個跨國企業單獨協商決定，則跨國并購與新設投資相比是有利可圖的。但當若干個跨國企業對國內戰略性資產同時競價時，國內資產的價格在競價中被高估了。在均衡的并購價格處，跨國企業中的并購者和非并購者的預期利潤都是相等的。然而，考慮到新設投資的風險，成功的新設投資者將獲得更高的凈利潤，這實質上是一種風險溢價。

四、跨國并購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跨國并購引起并購企業和目標企業股價的異常變化已經有大量的實證研究。這些研究通常觀察并購發生那一時點之前和之后一段時間（如幾個星期）并購企業和目標企業股價的反常變化。股價變化代表了資產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者對跨國并購的評價和今后盈利性的預期。如Scherer和Ross(1990)在大量實證研究之后得出結論：跨國并購使目標企業的股價上揚，股東獲利；而并購企業的股票價格可能增加，也可能減少。

這里試圖對此現象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假設股票市場是完善而有效率的，市場投資者是理性且信息充分的，即股價波動大致反映了企業目前的經營狀況和未來的盈利預期。那么，就可以用跨國并購后雙方企業凈利潤的變化來解釋股價的波動。即當凈利潤增加時，股價也隨之上升；當凈利潤減少時，股價也下降；當凈利潤不可預測時，股價也無序波動。跨國并購對并購雙方股價理論上的影響可總結如表3所示。

表3跨國并購對并購雙方股價理論上的影響

附圖

在第1欄中，國內企業并購發生后的股價在理論上應高于并購發生前的股價。這是因為并購價格A≥V[,d]。對國內戰略性資產的競價競爭抬高了國內資產的價格，使其高于國內資產的內在價值，并且這份租金被國內企業獲取了。

在第2欄中，并購發生后跨國企業的凈利潤用Ⅱ[,A](k[m])表示。假如并購沒有發生，該跨國企業的凈利潤可表示為：E(Ⅱ[,c](k[d]))=p[d](π[,G](k[d])-G)。當I[,3]或I[,4]成立時，可以證明Ⅱ[,A](k[m])＞E(Ⅱ[,G](k[d]))，即并購增加了跨國企業的凈利潤，從而相應提高了其股票價格。相反，當I[,1]或Ⅱ[,2]成立時，Ⅱ[,A](k[m])＜E(Ⅱ[,G](k[d]))，并購產生的負的外部效應使并購的凈利潤大大降低，甚至低于沒有發生并購時跨國企業新設投資的凈利潤，從而使跨國企業在并購后股價反而下跌。

在第3欄中，我們將跨國并購企業的股價和新設投資跨國企業的股價相比較。前面已經討論過，競價競爭使跨國并購企業的凈利潤和新設投資企業的預期凈利潤相等，即Ⅱ[,A](k[m])=E(Ⅱ[,G](k[m]))，所以并購并不會使跨國企業的股價相對于新設投資者發生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在I[,4]的條件下，由于跨國并購企業承擔了跨國并購的成本，所以凈利潤比新設投資者有所減少，股價理論上應該下降。

在第4欄中，跨國并購企業的股價始終低于成功的新設投資企業的股價。定理3中我們已經證明了成功的新設投資者的凈利潤要高于跨國并購企業的凈利潤，又考慮到證券市場上投資者的理性和股價將大致反映企業盈利，所以結論是成立的。

五、結論

本文對跨國并購和新設投資這兩種直接投資方式進行了全面而細致的比較。

首先論證了跨國并購為什么會發生。我們以為這主要是因為國內資產所具有的戰略性價值，即跨國公司將自己的優勢資產和東道國國內資產相結合時，會產生一種互補效應，從而迅速增強跨國并購企業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力，定理2就明確提出：當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足夠高時，跨國并購就一定會發生，這從一個側面揭示出跨國并購的必然性。本文還把這種互補效應用參數α來明確表示，并揭示了當α變化時對并購雙方以及新設投資者收益的影響。

其次，我們還論證了跨國并購發生的條件以及在不同條件下并購的價格；論證了各種可能性下均衡的所有權結構以及并購雙方、新設投資者的收益分配等。結果發現，由于各個跨國企業對國內資產的競價競爭，國內資產的價格會提升到高于或大大高于其內在價值的高價。這種溢價作為一種經濟租，被國內資產的所有者占有了。并購成功的跨國企業并沒有比新設投資者多享受到什么額外好處，而且，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越高，由于激烈競爭所帶來的不利的外部效應，直接投資者的凈利潤還會越來越低，同時，我們把這種結果分解為三種效應，并分別討論了它們對參與并購的跨國企業的影響。

最后，我們還用跨國并購帶來的各利益相關者的凈利潤的變化去分析完善而理性的證券市場上的股價變化，并恰當地解釋了跨國并購對證券市場的實際影響：即為什么跨國并購會提高目標企業的股票價格，而對并購企業的股價影響是不確定的。這是因為在跨國并購中，目標企業由于競價競爭而實實在在地獲得了一份資產溢價，而并購企業在并購后獲得的凈利潤在不同條件下，以及針對不同的參照系而言，其變化是無序的和不一致的。

當然，我們對現實世界中跨國并購的解釋受到一些假設條件的制約。比如，筆者假設跨國企業在綜合實力、信息獲取以及議價等方面都是對稱的，至少是大致相當的。這種近乎于完全的自由競爭的假設可能脫離了實際。又如，本文中假設新設投資有不成功的風險，并用這種風險溢價解釋成功的新設投資者將獲得比跨國并購者更高的利潤。然而，跨國并購也是有風險的，比如對資產戰略價值的評價，對東道國市場前景的預期，以及不同的企業文化是否能成功融合等。當然，如果這種風險與前者相比足夠小，那么本文的結論將仍然成立。

收稿日期：200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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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峰，程新章.論跨國公司在華并購對我國市場結構的影響[J].江蘇社會科學，2002,(6).

[4]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Horn,H.andL.Persson.(2001),TheEquilibriumOwnershipofanInternationalOligopoly[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53,No.2.

[6]Caves,R.E..(1996),MultinationalEnterpriseandEconomicAnalysis[M].2nd

edi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andNewYork).

[7]Das,SP.andSengupta,S..(2001),Assymetricinformation,Bargaining,andInternationalMergers[J].Journa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trategy,Vol10,No4,565-590.

[8]Nti,K.O..(2000),PotentialCompetitionandCoordinationinaMarketEntry

篇（5）

1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截止2002年12月底，全國累計批準外商投資企業424196個，合同外資8280.60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4479.66億美元，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但由于我國政策的限制，國際直接投資進入我國一般都是采用新設投資的方式，跨國并購這一跨國直接投資的最主要方式在我國利用外資中所占比重并不高。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1年我國吸收了468.88億美元的國際直接投資，但只有不到5%是通過跨國并購的方式進入我國的。本文論述了汽車工業跨國并購之所以難以在我國廣泛展開，主要面臨著法律、體制、資本市場、企業文化等方面的障礙。

2跨國并購面臨的主要障礙分析2.1法律障礙

（1）有關外資并購的法律體系不健全。我國還沒有專門適用于外資并購的法律，僅有的幾個用于調節外資并購活動的規章制度，如2002年10月證監會頒布的《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2002年11月，證監會、財政部、國家工商總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的《利用外資改組國有企業暫行規定》，特別是2003年3月7日頒布、4月12日起施行的《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成為我國第一部外資并購的綜合性行政法規。綜觀這些法規，其規定原則性太強，缺乏可操作性。另外，缺乏一系列的外資并購配套法規，如《反壟斷法》、《社會保障法》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外資并購的發展。

（2）缺乏科學、高效、透明的外資并購審批制度。我國在《合資經營企業法》、《合作經營企業法》、《外商投資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細則中對外資進入做了規定，但這些規定從總體上看，具有重審批權限和程序界定，輕操作辦法的特點。例如《外商收購國有企業的暫行規定》雖然是直接針對外商收購國有企業行為制定的，但其中的實質性內容只是設定了審批權限和審批程序，而對許多細節性操作問題沒有明確規定，缺乏內在協調性和結構的嚴密性，難以構成一個相對完整和獨立的審查外資準入的審批制度，因而極易引起外商的誤解。

（3）缺乏排斥地方利益約束及國有股權管理的法律制度體系。由于汽車制造企業是以資本為紐帶，以全球為資源利用銷售市場的綜合產業，其本質決定了該產業排斥地域封鎖和地方保護主義。而我國汽車制造企業一般都與所在地方具有密切的聯系，許多汽車生產廠家都是借助于地方性產業政策及地方法律法規得以發展起來。更多的地方通過設立國有股權投資公司來對相應的地方汽車生產企業達到控股或參股。因此，急需建立排斥地方利益約束的法律制度體系。汽車制造企業一直以國有股權為主控制，雖然多數汽車制造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都已經進行了改制，但國有股包括國有法人股的股東權利的行使路徑并沒有真正清晰過。因此如何建立關于國有股權管理的法律制度體系是中國汽車工業發展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2.2體制障礙

(1)企業產權不清，治理結構不健全。在企業產權不清晰的條件下，跨國公司對國內企業的收購標的本身就蘊涵了巨大的風險，收購后的企業組織也難以通過產權來實現對資源的內部化配置，并形成跨國直接投資的內部化優勢。因此，企業產權不清嚴重制約了跨國公司的并購意愿。又比如股權結構的缺陷，目前我國企業的大股東平均控股比例大多在50%以上，這種特殊的股本結構使得外商想成為控股股東就必須取得較大比例的股權，無形之中增加了并購成本。外資企業若不能控制被并購企業，就無法獲得轉移技術和管理能力優勢的收益，也無法把在生產經營、營銷手段、售后服務等方面的經驗嫁接到國內企業中來，跨國并購的優勢就不能得到充分發揮。

(2)資產評估問題。外商購買國內企業時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購買價格。目前，國內企業的資產評估大多采用國有資產評估制度。評估部門的評估和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確認是以賬面資產為準的，而外商接受的價值不是賬面價值而是市場重置價，即該企業的實際價值，這和賬面價值有較大的差距。這個問題是外商購買國內企業難以成交的結癥之一。另外，全國僅有國有資產評估機構400多家，專門從業人員

1000余人，遠不能滿足需要，評估實際水平距國際水平差別甚大，操作過程中有時還受行政干預。一些國內企業的資產沒有經過規范化的核定和評估，如對企業品牌、商標、信譽等無形資產的評估。

2.3資本市場障礙

所謂資本市場障礙是指現階段我國資本市場的缺陷，從而為企業之間產權交易設置的障礙。資本市場的建立和完善是企業間開展并購的前提條件和基礎。不僅如此，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還決定了企業并購活動的發達程度。對于上市公司而言，證券市場的發展直接影響著上市公司并購的質量。國外大多數企業間的并購都是在證券市場上完成的。我國的證券市場起步較晚，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不僅市場規模比較小，而且本身帶有很多的不規范性。目前國內的資本市場，除A股市場剛開始對合資企業開放之外，基本不對外資開放；證券市場上“一股獨大”現象突出，國有股、法人股不流通，而流通股B股、H股數量有限，加之股市低迷、信息披露不規范、幕后交易時有發生。這些都大大限制了外資通過證券資本市場進行跨國并購。

資本市場發育不成熟的另一表現是金融工具品種少，企業籌資渠道狹窄。并購活動耗資巨大，單純依靠一個公司自有資金顯然是不現實的。在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要利用國際資本市場和證券市場，借別人的錢來完成跨國并購。90%以上的并購資金是通過發行股票、債券、以股換股、抵押貸款、信用貸款等融資手段籌資。但我國絕大部分并購活動還僅僅停留在資產無償劃撥、承擔債務或現金收購等方式上，并購活動中的融資效率十分低下。

2.4企業文化差異造成的整合障礙

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并購呈現出范圍廣、巨額化、跨國化等一系列新特點，逐漸成為世界各國企業擴大規模、獲取競爭優勢的最有效的戰略選擇。但這一戰略選擇的實現并不完全取決于有形資產規模(如廠房、機器、技術、資本等)的簡單疊加，更重要的是實現并購企業和目標企業從有形資源到以企業文化為核心的無形資源的整合，從而在根本上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跨國并購中，并購雙方來自不同的國家，政治、經濟背景不同，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東西方文化差異造成的沖突不可避免。由于并購中往往要涉及到人員變動、管理模式選擇等問題，雙方文化的差異就表現得更為突出和明顯。據有關數據統計，在全球范圍內資產重組的成功率只有43%左右，而那些失敗的重組案中80%以上直接或間接起因于新企業文化整合的失敗。因此，如何通過整合在企業內部建立統一的價值觀和企業文化，實現“l+1>2”的效應是并購雙方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

3采取的主要對策與建議

3.1健全外資并購法律法規，適當簡化審批程序

首先，充分借鑒發達國家及其發展中國家的成熟經驗，構建起既符合國際慣例，又體現我國具體國情的、操作性強的外資并購法規體系。具體而言，應將重點放在《企業兼并法》、《反壟斷法》、《產業政策法》等法律的制定上。在制定上述法律的基礎上，還應完善其他配套法規和制度，以更好適應外資并購的需要，如修改《公司法》中關于公司投資限制的規定，適當放寬收購資金的到位期限；完善《證券法》中要約收購的規定，使國有股向外資轉讓的比例進一步合理化；完善《企業破產法》，使破產企業的債務清晰、職工安排與安置進一步合理化，減輕外資并購的相關成本等。其次，簡化外資并購的審批程序。外資并購的審批制度要按照國際慣例改為實行有限度的自動核準制，用統一的法律法規來規范審批程序，明確審批權限，強化審批責任，簡化審批手續，合理規定審批時限。外資并購的審批權力可以適當下放，此外，國家及各省市都應該盡可能設立或委派專門機構開展外資并購的審批工作，以防止出現政出多門、相互沖突的現象。

3.2規范資產評估制度，提高資產評估水平

科學合理的資產評估制度為企業并購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有助于外商對目標公司的資產結構、經營狀況、資產價值、獲利能力等重要指標進行詳細了解與科學分析，從而確定恰當的并購交易價格，使得整個外資并購工作定量化、規范化，避免主觀隨意性。因此，必須進一步改進和完善我國現有的資產評估制度，努力提高評估水平，積極與國際慣例接軌，以實現既保護國有資產在外資并購中不受侵害，同時又保證外資并購活動順利進行的目標。我們在轉讓相關資產時，要尊重國際通用的評估原則和方法，不應人為地要求國有資產、國有股權的轉讓定價不得低于凈資產價格，同時，也要改變不論國有資產質量如何，一律用重置成本法來評估其價值的做法。

3.3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暢通外資并購的市場渠道

資本市場是跨國并購的重要平臺。就目前來看，我國資本市場的規模還相對較小，而且缺乏高度流動性和穩定性，要想真正成為外資并購國內企業的基本平臺，還應重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快推進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在A股市場上市；二是當市場發育相對成熟，監管制度相對健全時，有限度地對外資開放二級市場，適當允許外資通過收購流通股來達到并購的目的；三是對于外資收購的上市公司國有股、法人股等非流通股，在“禁售期”滿之后，是否可以借助QFII機制，以及其他配套措施來解決其持有股份的流通問題，以調動外資并購國內上市公司的積極性，也給外資退出被并購企業提供一個良好的市場渠道；四是建立上市公司國際并購審查制度，防止國家相關的優惠規定被純粹的投機性外資所利用，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五是建立一支能夠為外資并購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國內中介機構。

3.4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核心，規范汽車制造企業治理結構和股權制度

按照現代公司制度規范，依法落實股東責任、董事責任和經營責任，實現責權利相結合，使其成為符合市場經濟要求、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獨立主體，徹底脫離行政附庸的角色。逐步實現地方國有股權在當地汽車制造企業中退出控股地位，這樣在消除地方保護主義影響的同時，還可以保障汽車制造業在全國甚至全球范圍進行零部件采購和汽車銷售，徹底消除地區貿易壁壘和資源壁壘。與此同時，建立清晰有效的中央與地方兩級有機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

3.5加快產權市場建設

市場化是汽車制造企業進行產業內并購重組的根本保障。要建立以自由競爭為特征的企業并購市場環境，通過企業之間的股權關系紐帶，逐步形成以股權并購為主要形式的產業內并購，同時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確立企業并購市場規則。同時通過汽車制造企業國有股權出讓獲得資金，專門建立以汽車技術開發為主的投資公司，支持中小科技企業，確保中國在汽車新技術方面的合理利用和技術開發，再以向大企業轉讓或由原企業股東回購的方式退出，逐步建立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汽車技術支撐體系。

參考文獻

1史建三.跨國并購論[M].北京：立信會計出版社，1999

篇（6）

引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截止2002年12月底，全國累計批準外商投資企業424 196個，合同外資8 280.60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4 479.66億美元，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但由于我國政策的限制，國際直接投資進入我國一般都是采用新設投資的方式，跨國并購這一跨國直接投資的最主要方式在我國利用外資中所占比重并不高。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1年我國吸收了468.88億美元的國際直接投資，但只有不到5%是通過跨國并購的方式進入我國的。本文論述了汽車工業跨國并購之所以難以在我國廣泛展開，主要面臨著法律、體制、資本市場、企業文化等方面的障礙。

2 跨國并購面臨的主要障礙分析

2.1 法律障礙

(1)有關外資并購的法律體系不健全。我國還沒有專門適用于外資并購的法律，僅有的幾個用于調節外資并購活動的規章制度，如2002年10月證監會頒布的《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2002年11月，證監會、財政部、國家工商總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的《利用外資改組國有企業暫行規定》，特別是2003年3月7日頒布、4月12日起施行的《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成為我國第一部外資并購的綜合性行政法規。綜觀這些法規，其規定原則性太強，缺乏可操作性。另外，缺乏一系列的外資并購配套法規，如《反壟斷法》、《社會保障法》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外資并購的發展。

(2)缺乏科學、高效、透明的外資并購審批制度。我國在《合資經營企業法》、《合作經營企業法》、《外商投資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細則中對外資進入做了規定，但這些規定從總體上看，具有重審批權限和程序界定，輕操作辦法的特點。例如《外商收購國有企業的暫行規定》雖然是直接針對外商收購國有企業行為制定的，但其中的實質性內容只是設定了審批權限和審批程序，而對許多細節性操作問題沒有明確規定，缺乏內在協調性和結構的嚴密性，難以構成一個相對完整和獨立的審查外資準入的審批制度，因而極易引起外商的誤解。

(3)缺乏排斥地方利益約束及國有股權管理的法律制度體系。由于汽車制造企業是以資本為紐帶，以全球為資源利用銷售市場的綜合產業，其本質決定了該產業排斥地域封鎖和地方保護主義。而我國汽車制造企業一般都與所在地方具有密切的聯系，許多汽車生產廠家都是借助于地方性產業政策及地方法律法規得以發展起來。更多的地方通過設立國有股權投資公司來對相應的地方汽車生產企業達到控股或參股。因此，急需建立排斥地方利益約束的法律制度體系。汽車制造企業一直以國有股權為主控制，雖然多數汽車制造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都已經進行了改制，但國有股包括國有法人股的股東權利的行使路徑并沒有真正清晰過。因此如何建立關于國有股權管理的法律制度體系是中國汽車工業發展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2.2 體制障礙(1)企業產權不清，治理結構不健全。在企業產權不清晰的條件下，跨國公司對國內企業的收購標的本身就蘊涵了巨大的風險，收購后的企業組織也難以通過產權來實現對資源的內部化配置，并形成跨國直接投資的內部化優勢。因此，企業產權不清嚴重制約了跨國公司的并購意愿。又比如股權結構的缺陷，目前我國企業的大股東平均控股比例大多在50%以上，這種特殊的股本結構使得外商想成為控股股東就必須取得較大比例的股權，無形之中增加了并購成本。外資企業若不能控制被并購企業，就無法獲得轉移技術和管理能力優勢的收益，也無法把在生產經營、營銷手段、售后服務等方面的經驗嫁接到國內企業中來，跨國并購的優勢就不能得到充分發揮。(2)資產評估問題。外商購買國內企業時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購買價格。目前， 國內企業的資產評估大多采用國有資產評估制度。評估部門的評估和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確認是以賬面資產為準的，而外商接受的價值不是賬面價值而是市場重置價，即該企業的實際價值，這和賬面價值有較大的差距。這個問題是外商購買國內企業難以成交的結癥之一。另外，全國僅有國有資產評估機構400多家，專門從業人員1 000余人，遠不能滿足需要，評估實際水平距國際水平差別甚大，操作過程中有時還受行政干預。一些國內企業的資產沒有經過規范化的核定和評估，如對企業品牌、商標、信譽等無形資產的評估。

2.3 資本市場障礙所謂資本市場障礙是指現階段我國資本市場的缺陷，從而為企業之間產權交易設置的障礙。資本市場的建立和完善是企業間開展并購的前提條件和基礎。不僅如此，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還決定了企業并購活動的發達程度。對于上市公司而言，證券市場的發展直接影響著上市公司并購的質量。國外大多數企業間的并購都是在證券市場上完成的。我國的證券市場起步較晚，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不僅市場規模比較小，而且本身帶有很多的不規范性。目前國內的資本市場，除A股市場剛開始對合資企業開放之外，基本不對外資開放;證券市場上“一股獨大”現象突出，國有股、法人股不流通，而流通股B股、H股數量有限，加之股市低迷、信息披露不規范、幕后交易時有發生。這些都大大限制了外資通過證券資本市場進行跨國并購。資本市場發育不成熟的另一表現是金融工具品種少，企業籌資渠道狹窄。并購活動耗資巨大，單純依靠一個公司自有資金顯然是不現實的。在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要利用國際資本市場和證券市場，借別人的錢來完成跨國并購。90%以上的并購資金是通過發行股票、債券、以股換股、抵押貸款、信用貸款等融資手段籌資。但我國絕大部分并購活動還僅僅停留在資產無償劃撥、承擔債務或現金收購等方式上，并購活動中的融資效率十分低下。

2.4 企業文化差異造成的整合障礙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并購呈現出范圍廣、巨額化、跨國化等一系列新特點，逐漸成為世界各國企業擴大規模、獲取競爭優勢的最有效的戰略選擇。但這一戰略選擇的實現并不完全取決于有形資產規模(如廠房、機器、技術、資本等)的簡單疊加，更重要的是實現并購企業和目標企業從有形資源到以企業文化為核心的無形資源的整合，從而在根本上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跨國并購中，并購雙方來自不同的國家，政治、經濟背景不同，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東西方文化差異造成的沖突不可避免。由于并購中往往要涉及到人員變動、管理模式選擇等問題，雙方文化的差異就表現得更為突出和明顯。據有關數據統計，在全球范圍內資產重組的成功率只有43%左右，而那些失敗的重組案中80%以上直接或間接起因于新企業文化整合的失敗。因此，如何通過整合在企業內部建立統一的價值觀和企業文化，實現“l+1>2”的效應是并購雙方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

3 采取的主要對策與建議3.1 健全外資并購法律法規，適當簡化審批程序首先，充分借鑒發達國家及其發展中國家的成熟經驗，構建起既符合國際慣例，又體現我國具體國情的、操作性強的外資并購法規體系。具體而言，應將重點放在《企業兼并法》、《反壟斷法》、《產業政策法》等法律的制定上。在制定上述法律的基礎上，還應完善其他配套法規和制度，以更好適應外資并購的需要，如修改《公司法》中關于公司投資限制的規定，適當放寬收購資金的到位期限;完善《證券法》中要約收購的規定，使國有股向外資轉讓的比例進一步合理化;完善《企業破產法》，使破產企業的債務清晰、職工安排與安置進一步合理化，減輕外資并購的相關成本等。其次，簡化外資并購的審批程序。外資并購的審批制度要按照國際慣例改 為實行有限度的自動核準制，用統一的法律法規來規范審批程序，明確審批權限，強化審批責任，簡化審批手續，合理規定審批時限。外資并購的審批權力可以適當下放，此外，國家及各省市都應該盡可能設立或委派專門機構開展外資并購的審批工作，以防止出現政出多門、相互沖突的現象。

3.2 規范資產評估制度，提高資產評估水平科學合理的資產評估制度為企業并購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有助于外商對目標公司的資產結構、經營狀況、資產價值、獲利能力等重要指標進行詳細了解與科學分析，從而確定恰當的并購交易價格，使得整個外資并購工作定量化、規范化，避免主觀隨意性。因此，必須進一步改進和完善我國現有的資產評估制度，努力提高評估水平，積極與國際慣例接軌，以實現既保護國有資產在外資并購中不受侵害，同時又保證外資并購活動順利進行的目標。我們在轉讓相關資產時，要尊重國際通用的評估原則和方法，不應人為地要求國有資產、國有股權的轉讓定價不得低于凈資產價格，同時，也要改變不論國有資產質量如何，一律用重置成本法來評估其價值的做法。

3.3 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暢通外資并購的市場渠道資本市場是跨國并購的重要平臺。就目前來看，我國資本市場的規模還相對較小，而且缺乏高度流動性和穩定性，要想真正成為外資并購國內企業的基本平臺，還應重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快推進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在A股市場上市;二是當市場發育相對成熟，監管制度相對健全時，有限度地對外資開放二級市場，適當允許外資通過收購流通股來達到并購的目的;三是對于外資收購的上市公司國有股、法人股等非流通股，在“禁售期”滿之后，是否可以借助QFII機制，以及其他配套措施來解決其持有股份的流通問題，以調動外資并購國內上市公司的積極性，也給外資退出被并購企業提供一個良好的市場渠道;四是建立上市公司國際并購審查制度，防止國家相關的優惠規定被純粹的投機性外資所利用，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五是建立一支能夠為外資并購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國內中介機構。

3.4 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核心，規范汽車制造企業治理結構和股權制度按照現代公司制度規范，依法落實股東責任、董事責任和經營責任，實現責權利相結合，使其成為符合市場經濟要求、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獨立主體，徹底脫離行政附庸的角色。逐步實現地方國有股權在當地汽車制造企業中退出控股地位，這樣在消除地方保護主義影響的同時，還可以保障汽車制造業在全國甚至全球范圍進行零部件采購和汽車銷售，徹底消除地區貿易壁壘和資源壁壘。與此同時，建立清晰有效的中央與地方兩級有機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

3.5 加快產權市場建設市場化是汽車制造企業進行產業內并購重組的根本保障。要建立以自由競爭為特征的企業并購市場環境，通過企業之間的股權關系紐帶，逐步形成以股權并購為主要形式的產業內并購，同時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確立企業并購市場規則。同時通過汽車制造企業國有股權出讓獲得資金，專門建立以汽車技術開發為主的投資公司，支持中小科技企業，確保中國在汽車新技術方面的合理利用和技術開發，再以向大企業轉讓或由原企業股東回購的方式退出，逐步建立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汽車技術支撐體系。

參考文獻

1 史建三.跨國并購論[M].北京：立信會計出版社，1999

篇（7）

一、跨國并購是最近一輪直接投資增長的主要原因

在過去的十年中，大多數國際生產的增長是通過跨國的兼并和收購(包括由外國投資者收購私有化的國有企業)而不是通過新建企業完成的，通過并購完成的交易額已從1987年的不足1000億美元增長到1999年的7200億美元。在所有的跨國并購中只有不足3％被正式確認是兼并，其余的都被認作是收購。全資收購大約占總數的2／3。少數股權收購在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收購中約占1／3，在發達國家不足1／5。根據形式不同跨國并購可分為水平型(同一產業內部不同公司之間)、垂直型(客戶和供給者、買方和賣方之間的并購)和集團收購型(在不相關產業的不同企業之間進行)。20世紀80年代后期，大部分的跨國并購主要是在追求短期財務收益的驅動下進行的。但今天大部分的跨境兼并和收購都具有戰略和經濟意義，而不是出于追求財務收益的動機。另外，大部分的并購都不是敵意的，1999年敵意收購占并購總金額的比例不足5％，占總數額的比例不足0．2％。

在1980—1999年期間，全世界并購總數(包括跨國和國內的并購)以年均42％的速度增長，并購總金額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也從1980年的0．3％增加到1999年的8％。兩次較大的并購浪潮主要發生在以下兩個時期摘要：一個是在1988—1990年，另一個是從1995年至今。最近的這次浪潮伴隨著國內并購的增長而發生。除了傳統的銀行貸款，最近的并購還因大量使用了一些融資機制(像發行普通股、可轉換股票以及公司債券等)而得以順利進行。另外，風險資本也成為一個重要資金來源，從而使得眾多的新公司和中小企業也可以從事并購活動。

在這種趨向下，1999年跨國并購增加了35％，據聯合國貿發會議估計，在6000多項交易中總金額高達7200億美元。2000年幾項大宗的交易業已公布或完成，預計跨國并購將進一步增加，2000年跨國并購總額估計超過10000億美元。

當前的并購和19世紀末發生在美國的并購(1898—1902年期間達到)有某些相似之處。二者都受到重大技術進步、并購的新融資方式以及管制變化的影響。只是最近的一次浪潮是國際化的，而前者只發生在美國境內。正如前一次發生在美國的并購有助于形成全國商品和服務市場及生產體系、為公司提供了統一的全國市場一樣，這一次國際化的并購進一步加強了全球商品和服務市場及生產體系的形成，為公司提供了統一的全球市場。

二、跨國并購的好處

一般來講，從一個外國投資者眼中來看，和直接投資辦廠相比，跨國并購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一種方式主要有兩點優勢摘要：效率和市場控制權。在現代企業運營中效率是極其重要的，這可以從高級管理人員的口頭語中看出，如“我們生活的新經濟中，一年只有50天。”“效率是朋友，時間是敵人。”等。跨國并購通常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新市場中確立起自己的地位，成為市場領導者，并且最終贏得市場主導權，從而擴大公司規模，分散公司風險。此外，跨國并購還能將有關各方的資源和管理經驗集合起來，創造出靜態和動態的效率收益。

許多因素促成了公司進行跨國并購、直面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如今空前的全球和地區性重組的熱潮，反映了這些因素之間的動態的相互功能。對許多公司來說，在已初見端倪的全球市場中生存和發展是十分重要的新問題，跨國并購的熱潮也應勢而起。在全球市場上，無法獲得發展和盈利的公司將成為收購的對象。所有這些促使公司進行跨國并購的基本因素成了公司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競爭地位時首先考慮的新問題。跨國并購的重要性日趨明顯，完全是因為它給公司提供了一條取得其它國家有形和無形資產的最方便快捷的途徑，并可使公司在全國或全球范圍內優化其結構，以聯合其它公司，獲得競爭優勢。簡單說來，跨國購并使公司能快速取得位于不同地域的資產，這種資產在全球化的經濟中已成為決定競爭地位的重要因素。

三、跨國并購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

約90％的跨國并購，包括交易額超過10億美元的109個大宗購并中的大多數，都發生在發達國家。這些國家并購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最高，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迅速增長。

1999年西歐的跨國并購很活躍，售出額為3540億美元，收購額為5190億美元。在單一貨幣和促進深層次一體化政策的推動下，歐盟內部的并購占據了上述交易的相當一部分。該地區以外的大多數購買行為是英國公司并購美國公司。在被收購公司中屬于英國、瑞典、德國和荷蘭的最多，而英國、德國和法國則擁有最多的購買方公司。

美國公司仍是跨國并購中最大的目標，1999年在并購中向國外投資者售出了2330億美元。1999年美國所有的并購交易中有1／4強是由國外收購方完成的，而在1997年這個數字是7％。如今，跨國并購已成為外資進入美國的主要方式。1998年，和并購相關的對位于美國的子公司的投資占外資總額90％，占項目數總量的62％。在對外投資方面，美國公司1999年收購國外公司價值為1120億美元，比1998年少了250億美元。這主要因為大宗交易的數量減少了。

日本的海外收購價值在1999年有大幅上漲，主要是由于一筆大交易。一般來說，日本的跨國公司比起并購來仍偏愛直接投資辦廠，非凡是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日本跨國并購中的售出額在最近幾年增長很快，在1997—1999年間高于收購額。這是由并購制度上的變化、國外公司傾向于并購的戰略選擇和日本公司對并購態度上的轉變導致的。

直到90年代后期，發展中國家才逐漸成為跨國并購的重要場所。盡管從并購價值上看90年代中期前發展中國家所占的份額一直保持在10％左右，但從并購交易的數量上看，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卻從1987年的5％上升到了90年代末的19％。由發展中國家的公司作為購買方進行的跨國并購從1987年的30億美元上升到了1999年的410億美元。

四、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的區別

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從定義上看是將資產從國內轉向國外，并且至少在初始階段不增加被投資國的生產能力。《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認為，和直接投資辦廠相比，跨國并購會給東道國經濟發展帶來較小的正面影響或者說較大的負面影響，非凡是在市場進入時或進入后不久，表現在摘要：

1．雖然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都能給東道國注入資金，但跨國并購帶入的資金并不總是能夠增加生產的資本存量，而直接投資辦廠就能夠。因此一定數量的跨國并購直接投資為生產發展做出的貢獻只相當于很少的直接投資辦廠方式的直接投資做出的貢獻，甚至根本就沒有貢獻。然而當本地一家公司的唯一選擇是關門停產時，跨國并購會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2．和直接投資辦廠相比，跨國并購轉移的高新技術較少，至少在市場進入初期是這樣。另外，跨國并購還會造成本地企業的生產和其它活動(如研發)層次下降或完全停止，或迫使它們遷址。直接投資辦廠則不會直接降低東道國的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

3．跨國并購在東道國不會增加就業，因為并購過程中生產能力沒有增加。并且，跨國并購還會引起裁員，盡管收購方假如不至于破產，可能會同意保留原有員工。而直接投資辦廠肯定會增加東道國的就業。

4．跨國并購會增加東道國市場的壟斷程度，不利于培育競爭。事實上，可以故意用跨國并購的方式來減少或消除競爭。但假如跨國并購中收購的是即將倒閉的企業，那它還有利于防止市場壟斷度的提高。而直接投資辦廠從定義上看，能增加市場上企業的數量，不會在初始時造成市場壟斷度的提高。

但從長期看，考慮到直接和間接效應時，兩者之間的許多差別都縮小或消失了，表現在摘要：

1．國外收購方并購后一般都會追加后續投資，有時追加額很大，尤其是在私有化等非凡情況下。因此長期內跨國并購也會像直接投資辦廠一樣增加東道國的生產能力。這兩種方式對東道國企業會產生相似的擠入和擠出效應。

2．跨國并購后收購方會運用高新技術(包括組織和管理模式)，非凡是當需要對被收購公司進行重組以提高生產率時。

3．若收購方追加后續投資，并且保留被收購方的原有員工，隨著時間的推移跨國并購會增加東道國就業。因此兩種直接投資方式在創造就業上的差別在長期內會逐漸減弱。假如為提高生產效率進行裁員，那也比直接投資辦廠迫使本土缺乏競爭力的企業倒閉造成的影響小。

4．對市場結構的影響，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在市場進入之后將長期存在。跨國并購較輕易破壞競爭，增加市場壟斷，尤其是在政府干預較少的寡頭競爭的產業中。

五、東道國的具體情況對確定跨國并購的影響度十分重要

除了上面討論的市場進入時和長期的區別之外，在評估跨國并購對東道國帶來的好處和壞處時，還應認真考慮東道國的具體情況。

篇（8）

 

自2006年以來，受國際銀行業跨國并購浪潮以及中國銀行業自身發展的需要，與中國相關的跨國并購事件中，中國商業銀行跨國并購外資銀行的事件不斷出現。中資銀行在跨國并購的市場選擇和進入方式上，出于維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所需的資源供應、轉換經濟增長方式以及應對新形勢下國家產業競爭的需要，正在配合農業、資源行業、制造業、TMT行業和服務行業“走出去”的戰略，著力向業務國際化和綜合化的全能大銀行邁進。[①]

傳統而言，中國商業銀行的收入主要來自國內，同國際經營效率較好的商業銀行相比，海外業務收入占比相對較少，與海外市場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在40%以上的國外商業銀行相差甚遠。[②]面對國際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商業銀行上市后的盈利要求，中國的商業銀行正在進一步加快國際化經營步伐。從表1中可以看出，1998年以來，中國商業銀行跨國并購的次數達到了14次。其中，4次在2006年之前，而且并購的都是香港地區的金融機構。這是因為香港是輻射亞洲一個較好的基點，中國的銀行業對亞洲經濟和市場是比較熟悉的，在國家文化上相似點也很多，地緣關系上也更為接近，對于并購后的管理是非常便利的。10次發生2006年以后，并購地區已經擴張到了東南亞、美洲和非洲地區，并購的金額也在日益增加。

表1：中國商業銀行歷年跨國并購統計

 

時間

購并內容

1998

工商銀行與香港東亞銀行共同收購國民西敏銀行下屬的西敏證券亞洲有限公司，組建工商東亞金融控股公司。

2000.7

工商銀行以1.8億港幣收購香港友聯銀行，改建為：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2002.2

中國建設銀行收購香港建新銀行。

2003.12

工銀亞洲收購了比利時富通集團在香港的華比富通銀行。

2006.8

中國建設銀行收購美國銀行持有的美國銀行(亞洲) 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權。

2006.12.

中國工商銀行買入印尼的哈利姆(Halim)銀行90%股權。

2006.12.

中國銀行斥資9.65億美元收購新加坡飛機租賃有限責任公司100%的股份。

2007.8

工商銀行收購澳門誠興銀行79.9%股份。

2007.10

民生銀行出資3.2億美元收購美國聯合銀行控股公司9.9%的股權。

2007.11

工商銀行宣布以約54.6億美元價格收購南非標準銀行20%股權。

2007.11

工商銀行收購印尼哈里姆銀行后成立的工銀印尼正式成立。

2008.1

工商銀行45.5億港元收購澳門誠興銀行79.93%股份。

2008.9

篇（9）

中圖分類號：F276.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7-0024-02

國內外學者對跨國并購績效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深入具體的研究，國外學者認為，以下因素均影響跨國并購的績效。

一、持有期限

并購持有期限從長期和短期兩個方面來研究的。Jensen and Ruback(1983)，Bradley，Desai，Kim(1988)，Jarrell,Poulsen(1989)、Franks，Harris，Titman(1991)、Healy，Palepu,Ruback(1992)、Schwert(1996)、Loughran，Vijh(1997)、Echbo，Thorburn(2000)和Houston et a1(2001)等的研究，對目標公司(target firms)獲得顯著的正收益已經有非常一致的結論：獲得顯著的正收益。

二、支付方式

有兩種基本支付辦法：現金支付和股份（資產）支付。（Travlos，1987）發現，并購企業的經理尋求最盈利的支付并購的方法；特別地，如果認為企業的股票被低估，經理就會用現金支付并購；如果股票被高估，經理就會用資產支付并購。Pettway et al(1992)研究日本企業在美國的并購發現：收購中用現金支付比用資產支付對并購者有著高回報；Harris and Ravenscraft(1991)在跨國并購的研究中得出用現金支付對目標企業也有著高回報；可是，Eckbo et al.(1990)發現在加拿大的收購，混合支付（現金和股票）比單一支付（全部現金或全部股票）可獲更高的超常收益。

三、收購公司的財務特征

負債權益比例(總負債/股東權益)的值越大，收購公司(bidder firms)的收益越大；Lang, Stulz, and Walkling(1989)的研究發現，收購公司的超額收益與收購公司的Q比例(市場價值/重置成本)存在正向關系。

四、雙方行業的相關性

Rumelt(1974)把并購分成相關并購和非相關并購。并購企業與目標企業的資源或產品――市場類似，它們之間的并購稱之為相關并購，或相關多元化；如果并購企業和目標企業處在不同的市場，并且他們的產品并不直接競爭，則稱為非相關多元化，或混合并購。

Markides和Ittner(1994)認為在國際并購中，相關并購比非相關并購能夠創造更多的價值。但Seth(1990)認為，相關并購與非相關并購在總體價值創造方面無顯著差異；Lubatkin(1987)發生在1948―1979年間的1 031起美國FTC備案的最大并購案例證明得出并購企業與目標企業的股東價值升值的從大到小的順序如下：垂直并購、純粹混合并購、市場集中型并購、水平并購、產品集中型并購，而這一結論恰恰與傳統假設相反。Ghosh(2001)及Linn和Switzer(2001)發現企業集中度與長期績效之間不存在正相關關系；Agrawal，Jaffe和Mandelker(1992)發現混合型并購的長期股價水平要高于非混合型并購；Shelton(1988)研究表明并購允許并購者進入新的但不是相關的市場，可以為股東創造巨大價值。

五、并購的行業特點

Anand和Singh(1997)研究了美國國防工業多樣化（diversification-oriented）并購與集中（consolidation-oriented）并購的績效差異，其結論是處于產業的衰退階段，集中并購的股票市場和運營績效優于多元化并購；Bruton、Oviatt和White(1994)研究了51起困境企業的相關性并購和非相關性并購，發現困境企業的相關性并購其成效優于困境企業的非相關性并購；Park(2003)研究了在比較盈利性的產業，相關多元化比非相關多元化更加可獲利；Kwok and Reeb(2000)提出上游―下游假說，不同國家相關業務的風險影響外國直接投資。投資于上游企業（在比較穩定的經濟）可以降低風險，而投資于下游產業卻增加了風險。

六、相對資產規模

（Asquith et al，1983；Kang，1993）認為當目標公司的規模增加時，并購企業的超常收益也增加；Cakici etal.（1996）利用發生在1983―1992年間的195個外國公司并購美國企業的數據推出與上述相反的結論：在國際并購中，外國收購者的超常收益同收購者與目標公司的相對規模沒有關系。

七、匯率影響

Harris and Ravenscraft（1991）用實證的方法驗證國際并購中的收益與匯率影響系統相關，他們發現美元越強勢，對美國收購者來說收益越大。換句話說，買者的貨幣相對于美元是強勢的話，把美國企業作為它的目標企業進行跨國收購的收益就高。

八、文化差異

Jemison、Sitkin（1986）和Buono et al（1985）認為，當兩個企業有相對大的文化差異很可能導致“文化模糊”和過程損失；（Jemison and Sitkin，1986）認為大的文化距離與高程度日常并購整合沖突緊密相連；實證結果表明，對于雙方存在明顯文化差異的并購，投資者往往持消極態度。Buono，Bowditch和Lewis（1985）則進一步判斷，企業文化（管理風格）的差異很有可能是購并不能實現預期目標的主要原因。

與前面看法不同，很多跨國并購研究對民族文化的存在持積極態度：Morosini，Shane和Singh（1998）在1987―1992年間調查52家跨國并購的企業發現，多國籍企業可以通過進入目標公司并獲得嵌入民族文化中的多樣化的慣例和技能，可以提高跨國并購的績效；Barney（1986）認為，跨國企業需要擁有多元化的慣例和技能，以應對多元化的世界；Larsson和Finkelstein（1999）的研究更明確，他們認為跨國并購（民族文化差異）意味著更高的購并潛在價值，更低的員工抑制和流失率。

九、并購類型

并購一般分為橫向并購、縱向并購和混合并購。理論上認為混合并購的效率是相對比較低的。Jensen(1986)認為，混合并購相對于相同行業內的橫向并購和縱向并購而言更難以成功。效率理論認為，混合并購不能提高企業效率，但是，實證研究的結果沒有為這些理論提供經驗支持。Elgers和Clark(1980)發現混合并購的并購企業的收益高于非混合并購。Agrawal等人（1992）的實證檢驗則說明兼并后若干時間內混合并購的并購企業的效益并不低于非混合并購。

十、其他因素

其他影響跨國并購績效的因素很多：

1.組織先前的并購經驗

（Walsh，1995）認為，有著不同環境下的經驗的經理和工人比沒有這些經驗的經理和工人的生產性會更高；（Calori，Johnson＆Sarnin，1994）在國際化多樣性企業的CEOs比國內企業的CEOs有著更豐富的知識結構；（Hitt et al.，1998）過去的并購經驗可以加速企業形象建立的過程和被并購企業的資源整合；（Han，2002）通過91家投資在中國的韓國企業分析，有著相當多的國際化經驗的投資者比有著有限國際化經驗的投資者能夠展現更優良的業績；Markides和Oyon（1998）也認為先前的國際并購經驗能夠更有效的管理和整合并購；可是，Haleblian和Finkelstein（1999）認為組織先前的并購經驗的影響由正到負。目標企業與先前的目標企業越類似，并購效果越好。但當這些先前經驗如果被不適當的總結，組織先前的并購經驗與并購績效沒有顯著的相關性，甚至呈負相關關系。

2.管理風格差異與績效

（Bhagat，McQuaid，1982；Sathe，1985）認為管理風格是指管理要素和組織的主體文化；（Covin，Slevin，1988；Khandwalla，1977；Miller，1987）認為管理風格包括以下一些要素：管理群體對待風險的態度，他們的決策方法，以及控制溝通類型偏好；（Davis，1968）認為：管理風格的一致性能夠促進并購后的吸收，而管理和哲學上的差異會成為成功并購的障礙；（Buono和Bowditch（1989））提出假設，管理風格上的差異是企業通常未達到并購前進行的可行性研究所預估的績效水平的主要原因。

3.并購企業獲得目標企業的順利程度

Bradley et al（1983）認為目標股東在經歷一次未成功的并購之后，在緊接著的數年內的一次新的并購提議能夠保持在第一次并購的價位上。如果第一次未成功的并購導致目標企業的股價上升，而在五年內未見新的合并方案，那么，其股價基本上跌到原來的水平。Bradley et al（1988）認為如果有多個收購企業對同一個目標企業進行競爭那么就會降低收購者的回報；Harris and Ravenscraft（1991）和Cakici et al（1996）研究外國公司并購美國企業時也有類似的結論；另外，美•羅伯特J.博爾蓋塞（Robert J Borghese），保羅F.博爾杰塞（Paul FBorghese）提出，識別和篩選潛在的收購對象中，也是一個影響因素。

國內學者也對跨國并購績效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認為持有期限、支付方式、收購公司的財務特征、并購次數、并購類型、相對資產規模、匯率因素、同屬管轄、關聯交易、并購的成功與否都不同程度地影響并購財富；干春暉（2005）認為，并購的順利程度對并購財富有一定的影響；廖運鳳（2006）目標企業外部環境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和技術環境。外部環境是一個由多種復合因素構成的系統。投資者在做出跨國并購的決策之前，必然對這些影響并購成敗的外部條件有所了解，才能使并購為并購雙方帶來利益。

參考文獻：

［1］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5-2008年外國直接投資前景［EB/OL］,2005.

［2］李祥艷.我國企業跨國并購績效及影響因素研究［D］.沈陽：沈陽工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3］李楓.跨國并購績效問題研究及現實意義［D］.大連：東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4］許文輝.中國上市公司并購實證研究――市場反應、長期績效和影響因素［D］.北京：北方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篇（10）

本篇論文主要探討匯率對跨國公司并購業務的影響，我們使用1997-2007年匯率，FDI的數據以及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的數據，并且以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為研究點，通過匯率的波動以及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數量之間的關系來探究匯率對跨國公司并購業務的影響程度。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國外文獻綜述

1.交易成本理論

Meyer（2000）分析了跨國公司投資中東歐國家時的所有權控制制度及進入方式的選擇，認為不穩定不完善的制度會增加交易成本，從而影響跨國公司在新興市場中進入方式的選擇。Milgrom，Robert（1992）Zejan（1990）Hennart 和Park（1993）認為多元化的跨國公司比起綠地投資來更傾向于跨國并購。

2.企業并購理論對跨國并購影響因素的分析

Vascomcellos（1998）認為當東道國股市低迷、公司價值可能被低估時，外國投資者會傾向于采用并購進入的方式。Ravenscraft（1991）認為當外幣升值、實際購買力超過名義價值時，外國投資者通過并購方式進入東道國市場，可以獲得價值低估的資產，實現低成本擴張。

（二）國內文獻綜述

程新章、胡峰（2003）從博弈論角度闡述了新建投資和跨國并購之間的利潤差別，發現 FDI 進入方式的選擇非線性地受到市場競爭程度的影響。

二、模型設立

之前有許多文章研究價值對并購業務的影響，但是我們用匯率作為解釋變量，在以我國為并購方的條件下，我們需要對匯率的影響因素做一個限定，我們把X定義為貨幣存量，用它來代表貨幣政策的導向，因為貨幣政策的執行也會對外匯市場產生影響。我們的目的就是預測匯率對于并購業務的影響，因此我們會說明通過解釋匯率的內生性來量化從匯率到并購可能性的觸發效應。

我們參考Alex，Edmans，Itay Goldstein（2012）關于公司貼現價值與并購可能性的模型基礎上進行討論。匯率對于并購的可能性是外生變量，我們首先用一個潛在的“匯率”exchange rate來說明

在基準模型中，模型可以描述為：

我們可以把匯率的影響因素定義為兩部分。Z1變量包括能影響匯率與并購可能性的共同因素，這些因素包括國際資本流動，因為資本的內流與外流會影響匯率的波動，而且資本的流動包含了對FDI的效應。Z2變量人民幣資產的相對回報率，能夠影響匯率及股價的波動。

三、數據以及變量的說明

（一）數據描述

我們的數據來源于對外經貿大學WTO研究院以及UNCTAD cross-border M&A database；Thompson Finance。數據年份從1990年到2008年。國家統計局2000-2010年間的貨幣總量，人民幣匯率與FDI數據資料。我們的匯率包含了有東道國人民幣的匯率以及與我國對外并購業務目標國的匯率數據，這些數據是從2000-2010年每一年的貨幣匯率的年平均價。因此我們只計算東道國以及目標國貨幣匯率的平均波動率。同時匯率對FDI也有影響。我們通過2000-2010年間貨幣總量的變化來估測貨幣政策的導向，因為貨幣容量會對貨幣的比價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二）FDI數據

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中，我們排除了綠地投資，外國子公司的未分配利潤，從母公司到子公司的貸款，我們只包含跨國并購業務數據。使用FDI的數據進行并購業務進行分析更加合適。

Aguiar和Gopinath（2005），Acharya，Shin，Yorulmazer（2010），Alquist，Mukherjee，and Tesar（2010）在1997-1998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對FDI進行了探討，并且對金融危機期間，大量的外國資本購買亞洲的公司做了詳細的陳述。本論文從匯率的角度出發，通過影響匯率的因素，并且探討匯率對于FDI的影響程度，從而得出匯率對并購業務的影響的重要性。

（三）變量的描述

1. Z1變量

我們知道人民幣資產的需求量取決于人民幣資產的相對回報率，因此我們用Z2來代表人民幣資產的相對回報率。如果其他因素不變，考察在給定的即期利率水平上，某一因素會增加或是減少人民幣相對于國外資產的預期回報率。

國內利率iD假定人民幣資產的利率為iD，假定即期匯率Et以及其他因素不變，如果人民幣資產的國內利率iD上升，人民幣資產相對于國外資產的回報率上升，因此人們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幣資產。對應于每一匯率水平的人民幣資產需求量增加，因此圖中需求曲線從R1F到R2F。

R2F與RD的交點2處實現了新的均衡，均衡匯率從E1變為E2，國內利率水平

iD的上升推動需求曲線R向右位移，導致本幣升值（E）

相反，如果iD下跌，人民幣資產的相對預期回報率就會下降，需求曲線向左位移，匯率下跌。國內利率水平iD的下降推動需求曲線D向左位移，導致本幣貶值（E）

2.X變量

X代表貨幣存量。

貨幣供給的增肌會導致本國物價水平升高，進而降低了未來的預期匯率。此外，貨幣供給增加會降低本國的利率水平。人民幣預期升值率和國內利率的下降會減少人民幣資產的相對預期回報率，推動需求曲線從R2F到R1F。

四、實證分析

（一）中國跨國企業對外并購現狀分析

2001年中國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1990～2000年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年均保持在22億美元左右，其中只有1992和1993年超過40億美元（分別是40億和43億美元）。自2005年后開始快速擴張，2005～2008年流量分別為122.7、211.6、265.1和521.5億美元。與對外直接投資的走勢相似，1990～2001年以前中國企業對外跨國并購額年均只有5.43億美元。中國入世以后，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進程明顯加快，2002～2008期間年均并購額高達70.17億美元。其中，2006年高達156.84億美元，2008年并購額達到187.26億美元。

（二）匯率對于跨國并購業務的理論作用

相對價值的增加，通過股票價值的增加或是貨幣升值，都能夠反映實際財富的增加，都能增強公司進行融資并購的能力。（Froot and Stein1991）

因此人民幣資產的相對預期回報率的增加會帶來人民幣的升值，人民幣的升值同時又能夠引起東道國與目標國相對價值的變化，從而反映并購方的財富增加，最終能夠激勵公司的并購決策。

（三）匯率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效用

以人民幣為例，從2005-2010年間，人民幣累計升值1.21%，對外直接投資平均增長5.55倍。從2000-2005年間，人民幣累計升值1.01%，對外直接投資平均增長12.76倍。隨著人民幣升值的加快，對外直接投資也呈現快速的增長。

（四）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推動作用明顯

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跨國并購是企業走出去的兩個重要方式，二者之間可以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為企業積累運營經驗，熟悉當地的經濟法律、社會和文化環境，為跨國并購打下堅實基礎。從2000-2008年間，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我們國家的對外并購數量也呈現出增長的態勢，對外直接投資同對外跨國并購呈現出正相關的特征。

（五）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

李平，徐登峰（2010）研究了中國企業 FDI 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建立了分析框架和 LOGISTIC 模型，提出并驗證了假設。技術優勢比公司國際化程度對母國企業采用跨國并購的進入方式的影響程度高。同時，東道國的資本市場發展水平對母國企業采用跨國并購的進入方式有正向影響，即，東道國的資本市場發展水平越高，母國企業越傾向于采用跨國并購的進入方式。

（六）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對并購業務的影響

1.股票市場狀況

ISIL EREL，ROSE C.LIAO（2012）提出：兩個國家的股票市場的表現差異越大，則股市回報率相對高國家會成為東道國，東道國的公司會成為母公司。

2.資本賬戶的開放程度

當資本賬戶的限制存在時，公司的股東并不能在目標國直接投資。因此一國資本市場的狀況會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對外投資方式的選擇又會影響并購業務的發生。

五、結論

本論文通過數據與理論的結合分析了匯率對跨國公司并購業務的影響。通過模型設立變量與匯率及并購的關系，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匯率對于并購業務的傳導機制。我們雖然得出匯率對并購業務產生影響，但是我們缺少對于這種影響機制的實證檢驗。但是傳統的文章并沒有研究匯率對于并購業務的影響。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會進一步把我們的分析擴展到對于觸發機制的公司級決定因素，并且引入工具變量。本篇中我們提出了新的觀點。這對于跨國公司在采取并購決策時會起到幫助。

參考文獻

[1]ISIL EREL，ROSE C.LIAO and MICHAEL S.WEISBACH，2012，Determinants of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ournal of Finance 67，1045-1082.

篇（11）

 

 

一、銀行國際化兩種路徑的簡單介紹 

（一）新建投資 

跨國銀行新建投資是指一國銀行根據具體情況在另一國設立形式各異、規模不一的海外分支機構，如行、分行等機構組織形式。在新銀行中，外國投資者可以以全部股權參與，即設立獨資銀行;也可以以部分股權參與，即設立合資銀行。 

（二）跨國并購 

跨國并購，是指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一國銀行為獲取對另一國某銀行的經營控制權，有償地收購該銀行的部分或全部產權，以實現資產經營一體化的市場行為。包括跨國兼并和跨國收購。跨國并購的渠道包括發起收購的銀行直接向國外目標銀行投資，也包括通過在外國的子公司、分行進行并購活動。 

 

二、兩種路徑各自的優勢分析 

（一）新建投資的優勢 

1．新建投資使銀行擁有較大的靈活性和主動權。新建投資在投資規模、投資地點的選擇上受外界的干擾較少， 擁有較大的主動權和靈活性，能使跨國銀行在較大的程度上把握投資的風險。而跨國并購則不同，要受被并購銀行自身條件的限制。 

2．新建投資的成功率要高。經驗數據表明，通過新建投資的方式創建子公司的成功率要大大高于通過并購方式而設立子公司的成功率，銀行也同樣。因為投資新建的銀行是母行的附屬機構，比較容易控制，所以成功率相對較高。而在跨國并購的過程中，國際化銀行與目標銀行處于信息不對稱地位，國際化銀行很難對目標銀行的資產價值和盈利能力做出非常準確的判斷，從而使其難以找到合適的價位；而且被并購銀行原有的管理制度可能不適合收購方，收購方在對此加以改造時，可能遭到習慣于原有管理體制的管理人員和員工的抵制。一次并購活動大致由三個階段組成：準備與設計、談判與實施、整合，任一階段沒處理好都可能導致并購失敗。 

（二）跨國并購的優勢 

1．跨國并購可以使銀行迅速進入并占領東道國市場，實現快速擴張。通過并購，銀行可以充分利用被并購銀行的原有客戶和市場基礎，快速適應東道國市場，以較低成本實現快速的外部擴張。而新建投資只能依靠自己開辟市場，而且對東道國銀行監管法制及政策的把握能力也有限，所以不利于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 

2．跨國并購可以突破機構設立和業務范圍的限制。 

現在許多國家、地區對外國銀行進入本國市場都采取嚴格的審查和限制措施，對新開設的外資銀行分行的業務范圍也有很多限制。通過并購，可以規避政策障礙，繞開這些金融服務貿易壁壘，快速進入東道國市場。 

另一方面，一些地區尤其是某些國際金融中心如香港、倫敦的金融機構已經趨于飽和，外國銀行開設分支機構的數量受到限制，在這種情況下跨國并購是最好的選擇。 

3．跨國并購可以實現競爭優勢的轉移。當銀行試圖獲得另一家金融機構在某一方面的競爭優勢時，單純的學習與模仿常常是徒勞的，因為這種優勢往往產生于這家機構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經營積累的組織資本與組織經驗，外部競爭者難以復制。這時，通過并購與目標機構融合，可以實現轉移競爭優勢的目的。而且這種轉移可能是雙向的，會創造出新的競爭優勢。當銀行面對的是一個陌生的市場時，這種競爭優勢就顯得更為重要。 

 

三、我國商業銀行國際化路徑的選擇 

（一）根據我國銀行的實際情況選擇進入方式 

跨國銀行如果具有較強的組織管理優勢和國際經驗可以優先考慮以并購的方式進入東道國市場。中國銀行是最早走向國際市場的國內銀行， 目前在亞、歐、澳、非、南美、北美六大洲均設有分支機構， 建立起了全球布局的金融服務網絡，具有較強的組織管理優勢和國際經驗的大銀行，可以優先考慮以跨國并購的方式向海外擴張。工行、建行、農行和交通銀行在國內具有較強的規模優勢和組織管理優勢但缺乏國際經驗， 通過跨國并購的方式向海外擴張并不具備優勢， 要根據東道國情況靈活采用兩種方式。 

而對于招商銀行、光大銀行等股份制銀行，可以采用并購的方式。通過并購設立子銀行是弱勢銀行進入和拓展發達國家市場的有效途徑。采用并購方式可以節省新建投資的開辦費用， 縮短從開辦到盈利的時間，而且可以直接利用目標銀行的原有市場影響力、信譽、客戶基礎、營銷網絡以及長期以來構建的完整的運作制度和人才體系，迅速打開地區市場，拓展業務網絡， 減少新建投資可能帶來的經營失敗風險，克服弱勢銀行難以贏得市場信任和客戶資源的困難。 

（二）考慮東道國市場情況。 

1．考慮東道國政府對跨國銀行市場準入的監管以及監管當局對兩種方式進入的不同政策。一般來說， 在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市場準入有嚴格限制的國家傾向于采用跨國并購的方式進入，以避開東道國對外資銀行市場準入法律條例的限制， 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從東道國監管當局對兩種進入方式的不同政策看， 法國、德國、意大利、挪威等國鼓勵銀行并購， 以加速銀行業集中， 促成經濟規模化發展， 在這些國家， 最好選擇以并購的方式進入。 

2．考慮東道國市場與本國市場的文化差異。如果兩國市場存在很大的文化差異，則跨國并購是最好的選擇。因為，通過跨國并購，銀行可以充分利用被并購銀行的原有客戶和市場基礎，快速適應東道國市場，以較低成本實現快速的外部擴張。 

3．東道國銀行的市場集中程度。當東道國銀行的市場集中度低時，競爭壓力小，可以直接新設機構，避免并購帶來的組織學習成本，獲得更高的知識傳遞效率。相反，在一個集中度高的市場中， 一般傾向于采用并購的方式進入， 因為當有新銀行進入時，原有的市場在位者往往會做出激烈反應， 以維護他們的市場影響力，采取并購方式可以避免這種摩擦。 

（三）除了考慮上述因素外，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方式選擇時，比較注重的一個因素是成本問題。可以用托賓的理論解釋：q=企業的市場價值/企業的重置成本當q

 

參考文獻 

[1]慕劉偉，國際投融資理論與實務[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2](英)斯蒂芬，戴維斯，銀行并購：經驗與教訓[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 

[3]薛求知，楊飛，跨國銀行管理[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4]馬文科，林之診，我國銀行業并購重組的理性選擇，金融時報2003，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