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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帶來的社會文化的積極影響

旅游活動給西安的社會文化的積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不僅表現在對本地居民與外來游客之間的積極影響，而且還表現在為人類文化傳承的積極影響，比如說肉眼文化的傳承，兵馬俑的震撼呈現，華清池的嫵媚，更有精神層面的文化傳承，西安民眾對價值觀的樸實感的積極觸動。

(一)增進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人們的文化交流來西安旅游的游客，外國人很多，不比現代化城市中旅游的人少，因為在馬可波羅的游記中，曾這樣記載著，把西安作為古絲綢之路的起點。這是多少外國游客慕名前來的理由，而當他們來到了西安，看到了古城墻，看到大規模的兵馬俑，文化在交融。游客在旅游的過程中，在導游的帶領下，難免會和當地的旅游經營者和當地的居民進行接觸，在這過程中，文化就在交流，比如說西安很多的商家都會說各國的基本語言。旅游地的開放，促進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文化的交流，增進了不同文化的了解和理解，實現了不同地域文化互補的愿望。

(二)旅游者經過在當地的旅游活動，體驗了當地社會文化，影響著旅游者的身心素質來到西安的游客的旅游目的，不僅是一覽西安的旅游風景，還要體驗民族地域文化，最典型的便是飲食方面。羊肉泡饃，肉夾饃，油潑面，褲帶面等等，即使很多游客覺得味道一般，亦或是難以接受，但是總歸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這便是當地的飲食文化，當地居民的喜好。曾經，在和出租車司機的聊天當中，他們當地人是認為米飯吃不飽，只有面條，能夠管飽，有時一天就吃一頓早飯，就可以熬大半天，我們都覺得十分驚訝，并且我們讓他帶路，去了本土居民愛去的面店，吃面條，感受北方文化，體驗南北方的差異，身心愉悅。在這旅游活動過程結束后，回到我們生活的地方時，能夠讓我的包容性增強，改變了某些世界觀，另一方面提升我們旅游者的素質，促進了客源地社會文化的進步。

(三)愛國熱情，保護歷史，傳承文化，來自心底的呼喚國內游客在沒有到西安時，覺得兵馬俑就是這么回事，電視上看到過很多次，覺得去不去無所謂，但是當你真正面對上千座兵俑呈現在你面前時，頓時被震撼到了，還有陜西省歷史博物館，游客在文物古跡中感受了中國千年的文化，民族榮譽感油然而生，對民族傳統文化進行保護的觀念頓時浮現，更是容不得別人對它們進行破壞或詆毀。這樣的民族傳統文化保護情誼得到了傳播。

(四)民族風情和現代化元素的融合，體現社會文化的現代化為了適應新時代旅游業發展的需要，方便游客的出行，還有其他的旅游要素，各地的旅游直管部分紛紛向政府提議，加大旅游業投入，不僅是景區景點的改造更新，更多的是關注物質文化條件的改進。比如，在西安的大雁塔下，音樂廣場的建造，大量的浮雕在燈光下若隱若現，這是現代人文景觀，給西安的旅游增添了新的現代文化風采，同時體現了當地科學技術水平。又比如，景區景點直達公交車的出現，讓游客在火車站，汽車站等游客集聚地能迅速的找到交通方式，方便快捷，很實惠。

三、旅游帶來的社會文化的負面影響

旅游活動，同任何事物一樣，是具有兩面性的。旅游業的發展，或者說旅游活動給當地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方面以積極的作用的同時，也對上述方面帶來了一些負面的影響。如同此次“十一”黃金周一樣，各大媒體爭相報道著名景點的游客接待量，數字驚人，當然我們關注的不僅是數字，還有類似“垃圾海灘”，“垃圾山坡”等等不文明現象的出現，讓一些對旅游抱有偏見的人士認為其在社會與文化中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民族文化味道越來越淡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旅游接待地接待游客的開放，當地文化接受著外來文化的“入侵”，本土文化在漸漸被同化，這是一個普遍的正在悄悄發生的現象。在古城區的西安，除了城墻還屹立在提醒著人們你們所在城市曾經一個文明古城，其他時間，你走在大街上，看著全國各地都出現的品牌標志，無論吃穿用，都沒有明顯的差異，有時候你真的會突然懵了，我這是在哪個城市呢？回民街上賣皮影紀念品的有，但是制作皮影類紀念品的店家，卻消失了，這些令當地人引以為榮的手工制造藝術品凝結著勞動者的智慧與創造力，被迎合消費者需求的加工廠，以其他加工方式，機械化批量制造了這些商品，且價格低廉，把傳統手工業者逼的無路可走。異曲同工的還有文物仿真和偽造者，西安的兵馬俑紀念品是特色之一，去游玩的游客，總要去帶一兩件回家，作為紀念，仿真品充斥著整個工藝品市場，隨處可見。

(二)崇洋思想變重因為曾經提到很多外國的游客，和學者都十分愿意來到西安旅游，有些外國游客來自于發達國家，而我們國家正在發展中，中部地區經濟相比東部地區的發展還略顯的慢，面對來自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富有游客，本土居民的自卑感和的思想會加重。有些人，過高評價西方社會，貶低本國社會的福利差，甚至謾罵中國的游客素質差、窮、小氣，一味的去模仿外國旅游者的生活方式，這給當地的社會文化產生了強烈的不良反應。所以西安回民街上的商鋪，看到外國游客，很愿意與他們交流，兜售他們的商品，而看過國人，熱情度降低，甚至不愿意理睬。

(三)旅游活動還不同程度地破壞了當地的物質文化旅游地物質文化遺產被旅游活動破壞的原因，是來自于兩方面的：一方面，開發了旅游景點，就必然會對景點周邊的物質文化遺產產生影響，對居民生活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就是游客在旅游過程中，不雅的行為給景點帶來的困擾造成的。第二個方面的影響，是通病，存在于每個旅游景點，不僅國內，也有國外。早幾年，是每到一處，都有人留下“到此一游”的字跡，甚為流行，而近年來是“垃圾戰”盛行，對此行為保護的最厲害的景點之一，就有四川的九寨溝，武警官兵，每走幾步路，就有一隊列在你身邊走過，監督你的行為，保護自然環境。可是，不是每個地方都能有這樣的規模，受如此的重視，付如此的代價的。我們每個城市都依靠大量的環衛工人，來維持干凈整潔的環境，每周末晚上，大雁塔的音樂噴泉結束，地下都有零零散散的垃圾，有意無意的，興奮的，一時間認為只是一個紙團而已的。對于開發造成物質文化破壞，我們也很無奈，對于出土的秦始皇兵馬俑，供眾多游人觀賞，無法保持它存放的溫度和濕度，直接導致文化遺產的流失，顯示了我們在這方面環節的薄弱，對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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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吳宇森“港式英雄片”的基本概況

吳宇森自幼家境貧寒，20歲從影，由場記而副導，先后輔佐著名導演張徹、許冠文。25歲開始獨立執導影片，先后從業邵氏、嘉禾、新藝城等三家頂級影視公司，拍攝了18部影片。1985年，輾轉浮沉香港影壇十余載而不得志的吳宇森來到剛成立不久的徐克電影工作室，兩人都“難以忍受言之無物的純流行商業片”（1），極力要拍攝一部展示黑暗和暴力中不滅的俠義與友情的作品。1986年，《英雄本色》橫空出世，震撼香江，驚嘆國際，創造了港片有史以來3465萬的最高票房紀錄，并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等多個獎項。從此吳宇森這個名字成為了香港電影史上不可躍過的一個符號，而此后一直到1992年，吳宇森先后拍攝了《英雄本色2》等六部同類型的作品，共同奠定了其香港“暴力美學掌門人”的地位，推動了香港“英雄片”的創作熱潮。

縱觀這七部影片，其基本主題都是一群游走在社會邊緣的人，因情義的紐帶而一起出生入死。但由于時代的變遷，身邊的人不再信守情義，為了金錢不擇手段。而他們卻依舊堅守著做人的底線與良知，慘遭暗算與背叛。無奈之下，這群英雄為了尊嚴、情義、家人，不得不血染江湖、以暴制暴，甚至不惜用死亡來恪守情義與親情。在他們身上表現出的肝膽相照、義薄云天、生死與共的豪情義氣，以及對不仁不義的惡勢力的懲罰，讓無數青年人為之熱血沸騰、精神一振。

二、吳宇森“港式英雄”的成長背景與生存方式

吳宇森“港式英雄片”中的主角多為江湖人物，他們是黑幫成員、殺手、大盜或備受壓抑卻充滿豪情的警察。他們的成長經歷都頗為艱辛，《英雄本色》中的小馬哥從小孤苦伶仃，十多歲為生計加入黑社會，得到大哥宋子豪的極力關照；而宋子豪為了不連累家人，一直不讓弟弟知道其黑社會背景，可弟弟阿杰又偏偏一心要做一名除暴安良的正義警察。《喋血街頭》中的阿B、細榮、輝仔情同手足，在貧民窟中一起長大，受盡貧窮與欺辱，夢想只是娶妻生子過正常人的生活。而《縱橫四海》中的缽仔糕三人，從小流落街頭，被一個慣偷養大，可養父只是把他們當作賺錢的工作。因為這段缺乏愛的成長經歷，使得他們比一般人更看重情義，甚至把友情看得比生命還重。他們不再是以往傳統電影中所推崇的正面英雄，他們只以情義為基點，只要認為對就會去做，即使丟掉性命也在所不惜。在他們身上展現出了男性的血氣方剛和對擁有生存尊嚴的渴望，他們的所作所為是一種生命本色的揮灑。

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是一群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孤獨群體，靠著從事非法營生來獲取生存。雖然這種生存方式與主流社會的規則不相一致甚至互相沖突，但他們也有著一套自己嚴格遵守的江湖道義與做人準則。他們從不濫殺無辜，且對弱者頗富同情心，他們出現在社會固有秩序的動蕩期，此時靠著原有規則已不能伸張正義，只能用更大的暴力來懲治邪惡和不義。于是使得他們這種雖不合法的生存方式，也具備某種微妙的合理性。他們依靠自己的勇氣和智慧闖蕩江湖，依靠原始的正義和個人情感快意恩仇，不惜用生命來換取對朋友的承諾，以及對強大惡勢力的反抗。因而他們成為了生活在社會底層，而又遭遇不公或渴望成功者心中的英雄。

三、吳宇森“港式英雄”的突出特質

其實他們這群人，之所以能成為很多人心中的英雄與膜拜的偶像，是因為在他們身上突出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俠義精神，即“忠信道義，看重情義，為朋友兩肋插刀，為知己赴湯蹈火”（2）。在《英雄本色》中著力渲染了小馬與豪哥之間堅守不渝的友情，宋子豪在販賣假鈔的過程中慘遭暗算，于是小馬為了給其報仇，只身獨闖臺灣，手刃仇人，結果被打瘸了一條腿。但為了等宋子豪出來再戰江湖，不得以忍辱負重、隱忍三年，可當得知子豪不愿再理江湖事時，只是淡淡的說了一句：“你不欠我什么。”可小馬為了給自己討回一個公道，又只身闖入阿成老穴，找到犯罪證據，此時決心退隱江湖的宋子豪擔心小馬的安全，不得已重出江湖，當子豪騎著摩托車出現在小馬面前時，兩人間會心的一笑，令無數觀眾感動。

而《喋血雙雄》中殺手小莊與警官李鷹從追捕與被追捕的關系到相知相識、化敵為友，最后不惜生命并肩作戰。警察與殺手，兩個不同世界的人，因為有著相同的做人原則而走到了一起，為情義、為正義拋頭顱灑熱血。他們在槍林彈雨中談笑風生，在殊死惡斗中心心相惜。正如《英雄本色2》中陳伯對子豪等人情義的感慨：“這個世界上沒什么人情味，難得你們幾個小子，這么知己”。正因如此，所以這群“港式英雄”將這份情義看得彌足珍貴，在兇險的江湖中，成了他們縱橫江湖的唯一安慰，是他們活在世界上的理想支點。也是因為這份情義和他們執著的守護情義的精神，使得缺乏正義、缺少情義的亂世江湖有了些許人情味，也才讓人看到了些許的光明與希望。

也正因為他們看重情義，所以他們比常人更憎恨欺騙、出賣和背叛，對于出賣、背叛自己的人一定要手刃其頭。正是在對《英雄本色》中的阿成，《英雄本色2》中的高英培，《喋血雙雄》中的任海，《喋血街頭》中的阿容，《縱橫四海》中的養父等的復仇過程中，“他們同生死共命運的精彩演繹是他們兄弟朋友之情的最好證明，也是他們的人格熠熠生輝之處”（3）。而這種復仇其實也是英雄們的自我救贖，他們因為道義而成功，因為秩序失敗而退場，于是他們不得以只能用生命來守護生存的道義，用血的代價來懲罰道義所不容的人。

在吳宇森“港式英雄片”的結尾都似乎有一個模式，英雄們想要手刃仇人，可往往槍里卻沒了子彈，此時警察已趕到，這些倚仗著錢能解決一切的小人們便開始得意的叫囂起來。就在此時往往會有另一中間力量將一把裝滿憤恨子彈的槍遞過去，于是仇人得以倒在正義的槍下。如《英雄本色》中，最后阿成說到：“沒子彈了，我現在出去自首，我不會有事的，有事的是你，我有錢，兩三天之后就可以從法庭輕松的出來。”小人的奸詐、囂張的氣氛，令無數觀眾無比憤恨，都恨不得拿起槍向他打過去。而此時的阿杰已被哥哥的情義所深深打動，明白了什么才是正義，于是將手中的槍遞了過去，正在得意的阿成瞬間由奸笑變為恐慌，子彈穿透了他的身體，正義得以彰顯，讓所有觀看影片的人都大呼精彩。

四、吳宇森“港式英雄”的浪漫性與悲情性的統一

除了英雄們的俠義精神令人動容外，吳宇森運用其獨有的表現技能，將故事的浪漫性與人物的悲情性完美結合，使得這群“港式英雄”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早年受好萊塢歌舞片的影響，吳宇森習慣“把殘忍的打斗場面變成優雅的芭蕾舞（4）”。運用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用優雅的音樂配合飄逸的動作，展現出浪漫且唯美的影像畫面。“港式英雄片”中的主人公不再是那種滿口臟話和動輒打斗的舊式幫會分子，而是衣冠楚楚的紳士，有著極為酷辣的造型。在他們身上“槍林彈雨，不過是尋常之事；扶危濟困，仿佛已是天職”（5）。那些充滿血腥的槍戰畫面在吳宇森的打造下，殺手的動作如舞蹈家一樣飄逸，像藝術家一樣獨具浪漫。

如《英雄本色》中小馬哥在臺灣歌廳復仇的場面就如詩畫一般，至今依然是香港電影史上最為經典的槍戰場面。整個場面以輕快的閩南小調《免失志》搭配著兩段情節：一段以慢鏡頭描寫小馬在走廊里信步穿越，衣帶飄飄，神情瀟灑，從容不迫；另一段以正常速度拍攝臺灣黑幫大吃大喝的酒宴。隨后便爆發了一段激烈的槍戰，小馬舉槍四射，發發命中，如入無人之境。“吳宇森濺血的浪漫，既是剛烈的暴力，又是令人沉醉的美景（6）”。而《喋血雙雄》中教堂決戰的一幕是吳式槍戰場面的又一經典。寧靜的耶穌像、神圣的十字架、漫天飛舞的白鴿和輕輕拂動的白紗應然而至，動靜相襯之間槍林彈雨、子彈紛飛，圣潔的宗教氛圍始終滲透著整個槍戰過程，給人展現出無限的唯美。

而在這種詩意般浪漫的映襯下，更加凸顯了這些忠肝義膽的英雄們的悲愴命運，他們最終在激烈的槍戰中慘烈死去，用生命換取心靈的救贖。吳宇森打造的“港式英雄”其結局之所以悲壯，是因為他們所遵守的道義和所看重的情義在江湖上已逐漸失去價值，江湖已不在是原來的江湖。以宋子豪為代表的老一代江湖人物“一生最重感情二字”，而以阿成為代表的新一代江湖人物，卻是“誰有槍、誰有錢，誰是老大”。曾經守道義、講義氣、重感情的江湖變成了只講目的、唯錢是圖、不擇手段的江湖，使得小馬哥式的英雄們再以舊的規則行走于今日江湖，不但不合時宜，反而危險萬分。昔日無限風光的英雄們成了末路英雄，伴隨著末路的孤獨、無奈和感傷，獨自活在自我心中的那一片圣潔地上。

并且吳宇森善于運用對比，通過英雄人物前后境遇的不同，表現出他們人生的悲情性。在《英雄本色》中阿成還在做跟班時，咳嗽了兩聲，小馬哥立馬拿出手中的錢并囑咐他好好看病。而后來瘸腿的小馬哥只能寄人籬下為阿成擦車，在阿成威風的背影后是小馬拖著一瘸一瘸的腿將阿成隨意扔在地上的小費撿起。此時，兩人的世界已全然顛倒，但是唯一沒變的是小馬骨子中孕育的情義與堅守的信念。既然英雄不再適合江湖，為什么不選擇離開江湖，因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旦涉入江湖，便如同陷入人生的漩渦，無形的力量阻礙著他們前行，直至將其逼入人生的邊緣和困境，最終英雄們只能依靠死亡來完成自我的救贖。正如宋子豪出獄后本想退出江湖，可是江湖不讓他退，幫派分子三番五次找他麻煩，使他平靜的生活無法繼續，最終忍無可忍，于是只能奮起抗爭。

五、吳宇森“港式英雄片”中的陪襯

有江湖英雄的世界，就會有代表著正義一方的警察，而在吳宇的“港式英雄片”中，警察只是一種陪襯或反襯。《喋血雙雄》中的李應、《英雄本色》中的宋子杰、《辣手神探》中的神探袁浩云都是警察，但又頗具江湖風范，在警局所受到的多是不公和壓抑，而與江湖人物一起，反而使他們的人格魅力在江湖廝殺中大放異彩。在《喋血雙雄》最后的教堂決戰中，李應為了不讓任海逍遙法外，在眾警察前將其殺死，此時的他儼然是小莊的化身，他不是以一個警察的理智，而是以一個江湖人物的情感向黑幫老大射去痛快淋漓、快意恩仇的子彈，情感的力量沖破了理智的封鎖釋放出萬丈的豪情。同時，片中的很多警察更和那些不講道義的黑幫分子一樣，披著一副正義的皮囊，擺著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實著是自私自利、冷酷無情的小人。《英雄本色》中的宋子杰在警界頗有名聲，辦案凌厲果斷，可就因有一個曾經是黑幫老大的大哥，便一直無法被重用；而《英雄本色2》中的總督察胡海，為了在退休前再立新功，竟然以宋子杰的前途威逼宋子豪，要他出山打入黑幫，為他們提供辦案線索；在《喋血雙雄》中李應的上司也只知道升官晉爵，全然不顧屬下的死活和內心情感，無異于冷血動物，全然沒有正義者的光明磊落，只剩下了一副小人的嘴臉。

除了英雄、警察外，影片中還有很多配角，也同樣具有英雄人物的氣質與品格。這些人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曾經叱咤風云的老江湖，如《英雄本色》中的華叔，坐牢后的他金盆洗手，開了一家計程車公司，專門收留曾經有過污點的人，讓世人所不屑的賊有了一個可以安家的地方，有了一個可以改邪歸正的場所。而后來在阿成的人來車行滋事時，為了不使改邪歸正的弟兄們再受連累，情愿一個人出來頂下所有的事，用另一種方式行使著固有的江湖義氣。又如《喋血雙雄》中的馮剛，曾經是一名頂級的職業殺手，但由于受了手傷不得已退隱江湖，但為了替朋友小莊拿回屬于他的錢，甘愿冒著死的危險去找黑幫老大汪海討回公道，在受傷后為了“不被人像狗一樣打死”，情愿死在小莊槍下，表現出了“士可殺不可辱”的氣概。第二類是在反派陣營中崇拜英雄的人，他們也只忠于自己的大哥，而支持他們這種信念的精神卻來自于英雄們。如《英雄本色2》中的殺手小黑，死心塌地為高英培賣命，在最后的決戰中本可以離開，但確留下來跟阿健一決高下。又如《喋血雙雄》中汪海雇用的國際殺手，他最終也是選擇與小莊單槍對決。他們這些人在心中都把吳宇森塑造的“港式英雄”當作自己的對手，以他們為榜樣，想成為和他們一樣的人，想通過戰勝對方來取代其位置，即使倒也要倒在對手的槍下。

綜觀這些人物，他們在江湖中的廝殺不過是為了獲得人生的安穩，使身心漂泊之后有一處可依靠的港灣。然而這個夢想卻顯得遙不可及，因為美好的愿望與現實的社會有著巨大的矛盾。他們在其中靠著自己的努力奮勇掙扎，他們所追求的道義、忠誠、親情是當時社會每一個年輕人所夢想的。但最終人面對命運時總是顯得渺小、脆弱和無助，他們無法完成心中一個個美好的愿望。其實影像媒介很大程度上都反映著當時社會的某種集體無意識，所以吳宇森所創造的這個轟轟烈烈、英雄叱咤、蕩氣回腸的江湖世界，實則是鏡像式的社會想象，是香港大眾文化心理的一種影像投射。

六、吳宇森“港式英雄片”中蘊含的社會文化

1960－1970年是香港經濟起飛的十年，在完成工業化的蛻變后，跨步進入到現代社會。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享受豐腴物質文明的同時，港人也開始在進入80年代后，逐漸感受到現代文明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生活節奏加快，工作競爭加劇，社會壓力加大，人與人之間關系開始變得疏遠，傳統的親情、友情、道義等觀念開始淡化”（7）。于是生活在其中的香港市民不可避免的產生某種集體的焦灼情緒和不安感。所以吳宇森的“港式英雄片”中的主人公常常是漂泊、無根、孤獨、缺乏安全感、穩定感的代表，這與香港的社會歷史和港人心態不謀而合。但同時他們又堅信：“我等了三年，就是想等一個機會。我要爭一口氣，不是想證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訴人家我失去的東西我一定要拿回來！”這種不服輸、不甘于受命運驅使的堅強、自信感，又恰恰契合了當時港人的普遍社會文化心理。

于是作為電影主要觀眾的年輕人將自己理想中要求建立的新秩序，交托給這些英雄偶像去完成。他們對于英雄的認同，并非是想自己也創造與英雄相同的業績，而是希望通過影片中的英雄形象，來彌補自己在現實生活中被邊緣化的位置，也是對挫折感的一種撫慰和補償。現實中的矛盾、不平所帶來的心理壓抑，使得吳宇森打造的“港式英雄”讓人看后無比歡欣鼓舞。盡管現實中的邪惡勢力很狡猾、兇狠，盡管法律因為種種原因對其無能為力，但這種夢幻式的英雄卻可以解決一切。人們在欣賞這些英雄的同時，也完成了自己精神世界的一次次狂歡，使壓抑的情緒得到宣泄，受挫的心理得以平衡，最終使吳宇森的“港式英雄”名揚世界。

【參考文獻】：

（1）丁曉峰：《電影這個江湖》“暴力美學吳宇森本紀第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2）、（3）史玉豐：《吳宇森的英雄路》，《文藝研究》（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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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吳宇森“港式英雄片”的基本概況

吳宇森自幼家境貧寒，20歲從影，由場記而副導，先后輔佐著名導演張徹、許冠文。25歲開始獨立執導影片，先后從業邵氏、嘉禾、新藝城等三家頂級影視公司，拍攝了18部影片。1985年，輾轉浮沉香港影壇十余載而不得志的吳宇森來到剛成立不久的徐克電影工作室，兩人都“難以忍受言之無物的純流行商業片”，極力要拍攝一部展示黑暗和暴力中不滅的俠義與友情的作品。1986年，《英雄本色》橫空出世，震撼香江，驚嘆國際，創造了港片有史以來3465萬的最高票房紀錄，并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等多個獎項。從此吳宇森這個名字成為了香港電影史上不可躍過的一個符號，而此后一直到1992年，吳宇森先后拍攝了《英雄本色2》等六部同類型的作品，共同奠定了其香港“暴力美學掌門人”的地位，推動了香港“英雄片”的創作熱潮。

縱觀這七部影片，其基本主題都是一群游走在社會邊緣的人，因情義的紐帶而一起出生入死。但由于時代的變遷，身邊的人不再信守情義，為了金錢不擇手段。而他們卻依舊堅守著做人的底線與良知，慘遭暗算與背叛。無奈之下，這群英雄為了尊嚴、情義、家人，不得不血染江湖、以暴制暴，甚至不惜用死亡來恪守情義與親情。在他們身上表現出的肝膽相照、義薄云天、生死與共的豪情義氣，以及對不仁不義的惡勢力的懲罰，讓無數青年人為之熱血沸騰、精神一振。

二、吳宇森“港式英雄”的成長背景與生存方式

吳宇森“港式英雄片”中的主角多為江湖人物，他們是黑幫成員、殺手、大盜或備受壓抑卻充滿豪情的警察。他們的成長經歷都頗為艱辛，《英雄本色》中的小馬哥從小孤苦伶仃，十多歲為生計加入黑社會，得到大哥宋子豪的極力關照；而宋子豪為了不連累家人，一直不讓弟弟知道其黑社會背景，可弟弟阿杰又偏偏一心要做一名除暴安良的正義警察。《喋血街頭》中的阿B、細榮、輝仔情同手足，在貧民窟中一起長大，受盡貧窮與欺辱，夢想只是娶妻生子過正常人的生活。而《縱橫四海》中的缽仔糕三人，從小流落街頭，被一個慣偷養大，可養父只是把他們當作賺錢的工作。因為這段缺乏愛的成長經歷，使得他們比一般人更看重情義，甚至把友情看得比生命還重。他們不再是以往傳統電影中所推崇的正面英雄，他們只以情義為基點，只要認為對就會去做，即使丟掉性命也在所不惜。在他們身上展現出了男性的血氣方剛和對擁有生存尊嚴的渴望，他們的所作所為是一種生命本色的揮灑。

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是一群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孤獨群體，靠著從事非法營生來獲取生存。雖然這種生存方式與主流社會的規則不相一致甚至互相沖突，但他們也有著一套自己嚴格遵守的江湖道義與做人準則。他們從不濫殺無辜，且對弱者頗富同情心，他們出現在社會固有秩序的動蕩期，此時靠著原有規則已不能伸張正義，只能用更大的暴力來懲治邪惡和不義。于是使得他們這種雖不合法的生存方式，也具備某種微妙的合理性。他們依靠自己的勇氣和智慧闖蕩江湖，依靠原始的正義和個人情感快意恩仇，不惜用生命來換取對朋友的承諾，以及對強大惡勢力的反抗。因而他們成為了生活在社會底層，而又遭遇不公或渴望成功者心中的英雄。

三、吳宇森“港式英雄”的突出特質

其實他們這群人，之所以能成為很多人心中的英雄與膜拜的偶像，是因為在他們身上突出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俠義精神，即“忠信道義，看重情義，為朋友兩肋插刀，為知己赴湯蹈火”。在《英雄本色》中著力渲染了小馬與豪哥之間堅守不渝的友情，宋子豪在販賣假鈔的過程中慘遭暗算，于是小馬為了給其報仇，只身獨闖臺灣，手刃仇人，結果被打瘸了一條腿。但為了等宋子豪出來再戰江湖，不得以忍辱負重、隱忍三年，可當得知子豪不愿再理江湖事時，只是淡淡的說了一句：“你不欠我什么。”可小馬為了給自己討回一個公道，又只身闖入阿成老穴，找到犯罪證據，此時決心退隱江湖的宋子豪擔心小馬的安全，不得已重出江湖，當子豪騎著摩托車出現在小馬面前時，兩人間會心的一笑，令無數觀眾感動。

而《喋血雙雄》中殺手小莊與警官李鷹從追捕與被追捕的關系到相知相識、化敵為友，最后不惜生命并肩作戰。警察與殺手，兩個不同世界的人，因為有著相同的做人原則而走到了一起，為情義、為正義拋頭顱灑熱血。他們在槍林彈雨中談笑風生，在殊死惡斗中心心相惜。正如《英雄本色2》中陳伯對子豪等人情義的感慨：“這個世界上沒什么人情味，難得你們幾個小子，這么知己”。正因如此，所以這群“港式英雄”將這份情義看得彌足珍貴，在兇險的江湖中，成了他們縱橫江湖的唯一安慰，是他們活在世界上的理想支點。也是因為這份情義和他們執著的守護情義的精神，使得缺乏正義、缺少情義的亂世江湖有了些許人情味，也才讓人看到了些許的光明與希望。

也正因為他們看重情義，所以他們比常人更憎恨欺騙、出賣和背叛，對于出賣、背叛自己的人一定要手刃其頭。正是在對《英雄本色》中的阿成，《英雄本色2》中的高英培，《喋血雙雄》中的任海，《喋血街頭》中的阿容，《縱橫四海》中的養父等的復仇過程中，“他們同生死共命運的精彩演繹是他們兄弟朋友之情的最好證明，也是他們的人格熠熠生輝之處”。而這種復仇其實也是英雄們的自我救贖，他們因為道義而成功，因為秩序失敗而退場，于是他們不得以只能用生命來守護生存的道義，用血的代價來懲罰道義所不容的人。

在吳宇森“港式英雄片”的結尾都似乎有一個模式，英雄們想要手刃仇人，可往往槍里卻沒了子彈，此時警察已趕到，這些倚仗著錢能解決一切的小人們便開始得意的叫囂起來。就在此時往往會有另一中間力量將一把裝滿憤恨子彈的槍遞過去，于是仇人得以倒在正義的槍下。如《英雄本色》中，最后阿成說到：“沒子彈了，我現在出去自首，我不會有事的，有事的是你，我有錢，兩三天之后就可以從法庭輕松的出來。”小人的奸詐、囂張的氣氛，令無數觀眾無比憤恨，都恨不得拿起槍向他打過去。而此時的阿杰已被哥哥的情義所深深打動，明白了什么才是正義，于是將手中的槍遞了過去，正在得意的阿成瞬間由奸笑變為恐慌，子彈穿透了他的身體，正義得以彰顯，讓所有觀看影片的人都大呼精彩。

四、吳宇森“港式英雄”的浪漫性與悲情性的統一

除了英雄們的俠義精神令人動容外，吳宇森運用其獨有的表現技能，將故事的浪漫性與人物的悲情性完美結合，使得這群“港式英雄”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早年受好萊塢歌舞片的影響，吳宇森習慣“把殘忍的打斗場面變成優雅的芭蕾舞”。運用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用優雅的音樂配合飄逸的動作，展現出浪漫且唯美的影像畫面。“港式英雄片”中的主人公不再是那種滿口臟話和動輒打斗的舊式幫會分子，而是衣冠楚楚的紳士，有著極為酷辣的造型。在他們身上“槍林彈雨，不過是尋常之事；扶危濟困，仿佛已是天職”（5）。那些充滿血腥的槍戰畫面在吳宇森的打造下，殺手的動作如舞蹈家一樣飄逸，像藝術家一樣獨具浪漫。

如《英雄本色》中小馬哥在臺灣歌廳復仇的場面就如詩畫一般，至今依然是香港電影史上最為經典的槍戰場面。整個場面以輕快的閩南小調《免失志》搭配著兩段情節：一段以慢鏡頭描寫小馬在走廊里信步穿越，衣帶飄飄，神情瀟灑，從容不迫；另一段以正常速度拍攝臺灣黑幫大吃大喝的酒宴。隨后便爆發了一段激烈的槍戰，小馬舉槍四射，發發命中，如入無人之境。“吳宇森濺血的浪漫，既是剛烈的暴力，又是令人沉醉的美景”。而《喋血雙雄》中教堂決戰的一幕是吳式槍戰場面的又一經典。寧靜的耶穌像、神圣的十字架、漫天飛舞的白鴿和輕輕拂動的白紗應然而至，動靜相襯之間槍林彈雨、子彈紛飛，圣潔的宗教氛圍始終滲透著整個槍戰過程，給人展現出無限的唯美。

而在這種詩意般浪漫的映襯下，更加凸顯了這些忠肝義膽的英雄們的悲愴命運，他們最終在激烈的槍戰中慘烈死去，用生命換取心靈的救贖。吳宇森打造的“港式英雄”其結局之所以悲壯，是因為他們所遵守的道義和所看重的情義在江湖上已逐漸失去價值，江湖已不在是原來的江湖。以宋子豪為代表的老一代江湖人物“一生最重感情二字”，而以阿成為代表的新一代江湖人物，卻是“誰有槍、誰有錢，誰是老大”。曾經守道義、講義氣、重感情的江湖變成了只講目的、唯錢是圖、不擇手段的江湖，使得小馬哥式的英雄們再以舊的規則行走于今日江湖，不但不合時宜，反而危險萬分。昔日無限風光的英雄們成了末路英雄，伴隨著末路的孤獨、無奈和感傷，獨自活在自我心中的那一片圣潔地上。

并且吳宇森善于運用對比，通過英雄人物前后境遇的不同，表現出他們人生的悲情性。在《英雄本色》中阿成還在做跟班時，咳嗽了兩聲，小馬哥立馬拿出手中的錢并囑咐他好好看病。而后來瘸腿的小馬哥只能寄人籬下為阿成擦車，在阿成威風的背影后是小馬拖著一瘸一瘸的腿將阿成隨意扔在地上的小費撿起。此時，兩人的世界已全然顛倒，但是唯一沒變的是小馬骨子中孕育的情義與堅守的信念。既然英雄不再適合江湖，為什么不選擇離開江湖，因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旦涉入江湖，便如同陷入人生的漩渦，無形的力量阻礙著他們前行，直至將其逼入人生的邊緣和困境，最終英雄們只能依靠死亡來完成自我的救贖。正如宋子豪出獄后本想退出江湖，可是江湖不讓他退，幫派分子三番五次找他麻煩，使他平靜的生活無法繼續，最終忍無可忍，于是只能奮起抗爭。

五、吳宇森“港式英雄片”中的陪襯

有江湖英雄的世界，就會有代表著正義一方的警察，而在吳宇的“港式英雄片”中，警察只是一種陪襯或反襯。《喋血雙雄》中的李應、《英雄本色》中的宋子杰、《辣手神探》中的神探袁浩云都是警察，但又頗具江湖風范，在警局所受到的多是不公和壓抑，而與江湖人物一起，反而使他們的人格魅力在江湖廝殺中大放異彩。在《喋血雙雄》最后的教堂決戰中，李應為了不讓任海逍遙法外，在眾警察前將其殺死，此時的他儼然是小莊的化身，他不是以一個警察的理智，而是以一個江湖人物的情感向黑幫老大射去痛快淋漓、快意恩仇的子彈，情感的力量沖破了理智的封鎖釋放出萬丈的豪情。同時，片中的很多警察更和那些不講道義的黑幫分子一樣，披著一副正義的皮囊，擺著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實著是自私自利、冷酷無情的小人。《英雄本色》中的宋子杰在警界頗有名聲，辦案凌厲果斷，可就因有一個曾經是黑幫老大的大哥，便一直無法被重用；而《英雄本色2》中的總督察胡海，為了在退休前再立新功，竟然以宋子杰的前途威逼宋子豪，要他出山打入黑幫，為他們提供辦案線索；在《喋血雙雄》中李應的上司也只知道升官晉爵，全然不顧屬下的死活和內心情感，無異于冷血動物，全然沒有正義者的光明磊落，只剩下了一副小人的嘴臉。

除了英雄、警察外，影片中還有很多配角，也同樣具有英雄人物的氣質與品格。這些人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曾經叱咤風云的老江湖，如《英雄本色》中的華叔，坐牢后的他金盆洗手，開了一家計程車公司，專門收留曾經有過污點的人，讓世人所不屑的賊有了一個可以安家的地方，有了一個可以改邪歸正的場所。而后來在阿成的人來車行滋事時，為了不使改邪歸正的弟兄們再受連累，情愿一個人出來頂下所有的事，用另一種方式行使著固有的江湖義氣。又如《喋血雙雄》中的馮剛，曾經是一名頂級的職業殺手，但由于受了手傷不得已退隱江湖，但為了替朋友小莊拿回屬于他的錢，甘愿冒著死的危險去找黑幫老大汪海討回公道，在受傷后為了“不被人像狗一樣打死”，情愿死在小莊槍下，表現出了“士可殺不可辱”的氣概。第二類是在反派陣營中崇拜英雄的人，他們也只忠于自己的大哥，而支持他們這種信念的精神卻來自于英雄們。如《英雄本色2》中的殺手小黑，死心塌地為高英培賣命，在最后的決戰中本可以離開，但確留下來跟阿健一決高下。又如《喋血雙雄》中汪海雇用的國際殺手，他最終也是選擇與小莊單槍對決。他們這些人在心中都把吳宇森塑造的“港式英雄”當作自己的對手，以他們為榜樣，想成為和他們一樣的人，想通過戰勝對方來取代其位置，即使倒也要倒在對手的槍下。

綜觀這些人物，他們在江湖中的廝殺不過是為了獲得人生的安穩，使身心漂泊之后有一處可依靠的港灣。然而這個夢想卻顯得遙不可及，因為美好的愿望與現實的社會有著巨大的矛盾。他們在其中靠著自己的努力奮勇掙扎，他們所追求的道義、忠誠、親情是當時社會每一個年輕人所夢想的。但最終人面對命運時總是顯得渺小、脆弱和無助，他們無法完成心中一個個美好的愿望。其實影像媒介很大程度上都反映著當時社會的某種集體無意識，所以吳宇森所創造的這個轟轟烈烈、英雄叱咤、蕩氣回腸的江湖世界，實則是鏡像式的社會想象，是香港大眾文化心理的一種影像投射。:

六、吳宇森“港式英雄片”中蘊含的社會文化

1960－1970年是香港經濟起飛的十年，在完成工業化的蛻變后，跨步進入到現代社會。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享受豐腴物質文明的同時，港人也開始在進入80年代后，逐漸感受到現代文明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生活節奏加快，工作競爭加劇，社會壓力加大，人與人之間關系開始變得疏遠，傳統的親情、友情、道義等觀念開始淡化”。于是生活在其中的香港市民不可避免的產生某種集體的焦灼情緒和不安感。所以吳宇森的“港式英雄片”中的主人公常常是漂泊、無根、孤獨、缺乏安全感、穩定感的代表，這與香港的社會歷史和港人心態不謀而合。但同時他們又堅信：“我等了三年，就是想等一個機會。我要爭一口氣，不是想證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訴人家我失去的東西我一定要拿回來！”這種不服輸、不甘于受命運驅使的堅強、自信感，又恰恰契合了當時港人的普遍社會文化心理。

于是作為電影主要觀眾的年輕人將自己理想中要求建立的新秩序，交托給這些英雄偶像去完成。他們對于英雄的認同，并非是想自己也創造與英雄相同的業績，而是希望通過影片中的英雄形象，來彌補自己在現實生活中被邊緣化的位置，也是對挫折感的一種撫慰和補償。現實中的矛盾、不平所帶來的心理壓抑，使得吳宇森打造的“港式英雄”讓人看后無比歡欣鼓舞。盡管現實中的邪惡勢力很狡猾、兇狠，盡管法律因為種種原因對其無能為力，但這種夢幻式的英雄卻可以解決一切。人們在欣賞這些英雄的同時，也完成了自己精神世界的一次次狂歡，使壓抑的情緒得到宣泄，受挫的心理得以平衡，最終使吳宇森的“港式英雄”名揚世界。

【參考文獻】：

（1）丁曉峰：《電影這個江湖》“暴力美學吳宇森本紀第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2）、（3）史玉豐：《吳宇森的英雄路》，《文藝研究》（2008年10月）

篇（4）

Abstract:ByanalyzingEnglishloadwordsinChinese,thepaperpointsout3featuresofloanwordsandundertakesculturalandsocialanalyses.ItfindsoutthatEnglishloadwordsbearculturalmeaningsandpredictsthatthenumberofloanwordsinChinesekeepsincreasing.

Keywords:modernChinese;loanwords;socio-culturalpsychology

一、前言

外來借詞又叫外來詞。現代漢語大量吸收外來詞語，豐富了自身。而英語作為世界最廣泛使用的語言，其大量涌入和廣泛流行構成了現代漢語最龐大的外來詞陣容。它們不僅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匯，其蘊涵著的社會文化心理意義，已經成為語言現象中引人關注的一個熱點。國內學者對外來借詞的研究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近幾年來對外來借詞的分類及其發展的研究見多，如張錦文從英漢借詞對比的角度[1]、謝曉虹從其引入的翻譯的方法探討漢語借詞的分類問題；莫秀蘭[2]、黎昌友[3]、習強毅[4]等均對漢語中的外來借詞的發展趨勢做了有益的探索。英語外來借詞既是一種語言現象，又是一種社會文化和心理現象，是特定時代大眾文化心理的體現。本文將就現代漢語中英語外來借詞的特點探討分析其所蘊涵的社會文化心理，同時預測漢語中的英語詞匯將會持續上升。

二、現代漢語中英語借詞的特點

現代漢語中的英語借詞具有數量多、涉及面廣的特點：既有科學技術、思想文化、政治經濟類，也有生活娛樂、飲食穿著、藝術體育類，呈現出詞匯的多方位滲透多層次引進的態勢。且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入，這類詞匯呈現出流行與發展的趨勢。從當前流行的詞匯來看，當前英語外來詞呈現出如下特點：

1.音譯形式和外文縮寫形式大量增多，在各種形式的外來詞中占優勢

現代漢語的英語外來詞中，音譯詞量出現了增大的趨勢。董秀梅認為，人們對音譯詞的興趣和接受能力已逐漸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時代，因而引起音譯詞的數量劇增[5]。除了人名、地名、國名外，其他詞也用音譯的形式，如基因（gene）、伊妹兒（E-mail）、納米（nanometer）等等。不但新產生的詞多用音譯的方式，已經意譯的詞有的又變成了音譯。如:carton,早期曾被音譯為“卡通”，后代之以意譯的“動畫片”，一直流行了幾十年，而近年來，卻又以“卡通”一詞取而代之。又如：Taxi一詞，最初傳入我國時，其音譯為“的士”，后人們根據其用途及性質譯為“出租車”，總想把前者打入不規范之列，結果“的士”一詞不但沒有隱逸，反而在口語中十分流行，還衍生出了與之相關的“打的”、“貨的”、“面的”、“轎的”、“摩的”、“板的”、“的票”等說法。

為了使語言簡練而對詞語加以簡化、縮略成了新詞語產生的途徑之一。將一個詞縮短是現代英語的一種普遍構詞現象，其簡縮的途徑是把各種詞語的關鍵性詞素抽取出來簡縮而成,如音樂電視MTV(MusicTelevision);世界衛生組織WHO(WorldHealthOrganization)、碟片CD(CompactDisc)、托福TOEFL（Testof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CT（CellTherapy）、VCD（VideoCompactDisc）等。

漢語外來詞的縮寫形式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大致保留原有的信息，而且出現頻率越高，簡縮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流行方式愈烈。如：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WorldTradeOrganization)可謂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當高科技走入千家萬戶普及之際，計算機中央處理器CPU（CentralProcessingUnit）、因特網協議IP（InternetProtocol）、集成電路IC（IntegratedCircuit）等已成人們的日常話題。在科技信息發達，國際交往日益頻繁的今天，形式簡單而表意豐富的字母化外來詞充分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尤其是以縮略詞方式引進的字母化外來詞極顯其表意之能，應積極合理地加以運用。從目前的趨勢看，音譯形式有可能成為漢語大量、便捷地吸收外來詞的主要形式，而縮寫形式將會長期存在。

2.外來詞的吸收和引進不再限于科技等專業領域，在生活和娛樂方面呈現增長的態勢，許多是商品名稱和商標

語言是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象征，一定時期的新詞新語是一定時期人們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我們都知道，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科技領域的交流日趨頻繁，為了更直接、更快捷地進行交流，科技領域里有大量的外來詞，如CPU（計算機中央處理器）、DNA（脫氧核糖核酸）、ISO（國際標準化組織）、ABS（汽車剎車防抱死裝置）等；由于計算機技術的高速發展,有關計算機的詞匯產生速度之快,讓我們根本無暇統一譯法,于是干脆直接借用,例如Windows95/98/Me/2000/XP、Excel、Word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生活發生了急劇變化，隨著越來越多的外國商品不斷涌入國內市場，新外來詞涉及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各個層面，尤其是在生活和娛樂方面呈現出日新月異的態勢。

如娛樂休閑方面有：卡拉OK、KTV包房、保齡球（Bowling）、迪斯科(Disco)、蹦極(Bungee)、舍賓（Shaping）、粉絲（Fans）、瑜伽（Yoga）、熱狗(Hotdog)、桑拿(Sauna)等。

生活方面有：丁克（DINK）家庭、AA制，PC(個人電腦)，ATM(自動取款機)，SA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DIY（自己動手制作的）等。

商品、商標方面有：比薩餅（Pizza）、蘋果派（Applepie）、漢堡包(Hamburger)、布丁（Pudding）、XO、耐克（Nike）、雪碧（Sprite）、飄柔（Rejoice）、奔馳（Benz）等一大批外國商品名稱。

3.外來詞的派生和組合能力都很強，呈現詞素化、口語化的趨勢

英語外來詞一旦被人們接受，便迅速流行開來，并被用于派生或組合其他詞語。如：由E-mail派生出E時代、我的E家等；由Talkshow派生出服裝show、我型我show、汽車show、婚紗show等。

現代漢語中有的詞本來是純粹的音譯詞，不含任何意，但在長期使用過程中，音譯詞中的某個音譯字逐漸取得了獨立性，不表意的成分被賦予了一定的意義，或單獨使用或派生組成新詞，成為一個音義結合的漢語語素。如：

由bar(酒吧)產生“吧”，派生出吧女、吧臺、吧柜、吧椅等“吧”；“吧”現在有廣泛使用的趨勢，語義也發展了，例如琴吧、陶吧、瓷吧、畫吧、布吧、網吧、氧吧，甚至于出現了書吧、迪吧、水吧。

由beer（啤酒）派生出生啤、熟啤、冰啤、黑啤、扎啤等。

由bus（巴士）派生出空中巴士、巴姐、豪華巴士、旅游巴士、巴士公司、巴士專線、大巴、小巴、快巴等。

由pie（派）派生出蛋黃派、草莓派、藍莓派等。

三、現代漢語英語借詞所攜帶的社會文化心理

現代漢語中的英語借詞既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文化和心理現象。它們的廣泛傳播與流行，隱藏著深刻的社會文化底蘊和深層的大眾心理因素。一些詞語之所以流行，在于它們所攜帶的社會文化含義，即人們對所指現象的社會觀念、文化心態、審美趣味以及懷有的某種心理偏見等。它們的產生與發展體現特定的社會文化條件，是特定時代大眾心理條件的特殊體現。

1.音譯形式和縮寫形式的大量流行是當前漢民族文化在英語借詞的選用中求新尚簡的語用心理的體現

當今社會是個開放性社會，高效率是時代的特點與要求，對語言來說，最為理想的效果是在保證準確無誤的前提下，用最簡潔明快易懂的手段，達到交際的目的。英語音譯形式和縮寫形式的大量出現，就是現代社會要求經濟、省力、高效率的產物，也體現了在語言選用上的一種求簡的原則，也與今天的快節奏、高效率的社會生活有關。如APEC這一縮略詞被直接運用到漢語中就經歷了一段步步簡化的過程。APEC的漢語全稱是“亞洲和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在該組織成立的十多年里,我國媒體都使用其漢語簡稱“亞太經合組織”，直到2001年,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在上海召開,各媒體才開始使用該組織的英語縮略形式APEC來報道。在過去的十多年中,每年各大媒體都會報道亞太經合組織的年會,所以前提條件是人們對這個組織已經非常熟悉,這就為APEC的這一英語縮略形式的借入創造了條件。該組織的名稱在我國經歷了這樣一個演變的過程：漢語全稱——漢語簡稱——英語縮略語，相比之下,APEC要比漢語簡稱更簡單。

當然,順應時代的發展,也有很多縮略詞沒有經歷這一過程,直接進入了漢語的使用。如2005年隨著超女大賽的火爆，“PK”頻繁進入人們視線。這個詞源自英語短語“PlayKiller”,本來是足球賽中表示罰點球的術語,后來又被網絡游戲和媒體廣泛使用。現在的“PK”,綜合了“淘汰、勝利、打擂、競爭、二選一”等含義。“PK”被收入2005年十大網絡流行語言之一。這再次印證了：在并存的語言形式中,人們往往習慣于選擇音節簡短的表達。

2.現代漢語中外來借詞在生活和娛樂方面呈現增長的態勢體現了人們在語言運用中追求個性、求新求異的心理

語言心理和其他文化心理一樣，有追求時髦的傾向[6]。改革開放以來，在大量吸收和引進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等物質文明成果的過程中，代表著西方文明的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對我國造成一定的影響。我國城市人群，特別是知識青年對西方文化普遍抱有好感，多持認同和崇尚的態度。而英語作為西方文化的載體，也就自然引起人們的興趣，得到很多人的喜愛。現代漢語外來借詞流行的人群，多數為年輕人。年輕人喜歡與眾不同,標新立異,因此,他們喜歡用新奇有趣的語言來張揚個性,引人注意。如粉絲(fans),這是一個正在流行的音譯英語借詞,它是“fans”的戲謔音譯,意思是崇拜或崇拜者。我們平時所說的“迷”,如歌迷、球迷等等都可以稱為“粉絲”。粉絲這種食品是和其他菜類一起煮食的,和什么菜煮在一起,就會有什么菜的味道。用“粉絲”來戲謔那些瘋狂的歌迷、球迷等形象地表現了他們在偶像面前喪失自我的狀態。另外,“粉絲”的使用也體現了人們在語言運用中求新求異的心理。青年一代對歌迷、追星族、發燒友等詞語已經司空見慣,對英語的fans也不以為奇,于是用音譯造出粉絲一詞,試圖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它的使用為文章或娛樂節目、新聞報道增添了戲謔效果,因而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成為一個高頻使用的英語借詞。

再如,構詞詞素bar(吧)最初指西餐館或旅館中賣酒的地方,即酒吧,而后在相關行業領域中就延伸出了吧臺、泡吧等詞;后來語義進一步發展引申出網吧、氧吧、書吧等,用以標榜自己的經營場所具有較高品味或休閑意味,都可以冠以“吧”的名號。

3.外來英語借詞詞素化、口語化趨勢體現了中華民族自信、包容的社會文化心理

漢語言及其文化在引進外來詞的時候，經過不斷地融合與調整，不但豐富了自己的語言，而且迅速地普及。其詞素化與口語化的態勢說明：現在的中國已不再是過去閉關自守、盲目自大的中國。中國人越來越能夠坦然地面對外來的新鮮事物，變得越來越自信，同時也表現了中華民族對新思想、新概念的巨大的包容性、創新精神和對外來文化的融匯能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與外界的交流日益頻繁，代表著西方國家新文化、新思想、新科技、新產品的新詞匯大量進入現代漢語。來源于英語的借詞將越來越多地為大眾所接受并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詞。

英語外來借詞的發展是中國同國際交往的結果，它們已經滲透到我國城鄉的每一角落，人們正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和地球村的意識，積極吸收與接受這些新詞匯。如今的時代對外語學習高度重視，全社會的外語水平普遍提高，人們對外語日益熟悉和了解。這為英語外來借詞的流行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基礎，同時也促進中西方文化的進一步交流與發展。

四、結語

語言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任何語言的發展都需要從別的語言吸取營養來取長補短。從一種語言中的外來詞，我們往往可以看出這一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歷史關系和文化交流情況，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借詞的多少是一個國家開放程度高低的標志。英語借詞給當前的漢語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帶來了異域的文化風情和科技發展,豐富了漢語的表達功能。當前在外來詞的引進中確實存在濫用外文、盲目洋化等傾向，這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并盡快采取措施加以解決的。不過從整體上看，外來詞大量引進，積極作用要大于消極影響。當然,由于漢語自身的篩選機制,我們相信,吸收外來詞和否定傳統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關系,我們應該以更加開放的心態來吸收消化外來新詞。漢語外來詞已滲透到漢語的各層面，成為漢語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預測，漢語中的英語詞匯數量將會持續上升。

［參考文獻］

［1］張錦文.關于漢語借詞的分類問題［J］.辭書研究，2003，（3）：69-75.

［2］莫秀蘭.漢語外來借詞的新趨勢［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4，（S1）：49-50.

［3］黎昌友.新時期新詞的來源及發展趨勢［J］.語文教學與研究，2003，（22）：74-76.

篇（5）

從藝術家的作品中，我們還可以得知其他較為豐富的歷史文化背景知識，如：當時的人們迫切的要求體現自然與人體自我價值的精神，轉變世界對于人類的重新審視。而且，在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很多非常著名的藝術家。如：馬薩喬，他是文藝復興繪畫發展歷程中是一位影響重大的關鍵人物。在文藝復興時期，由于政治環境及社會文化思想的解放，給予了馬薩喬足夠的創造空間，使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擺脫了晚期哥特式繪畫的特點，即優雅風格和裝飾意味。其在自己的作品中充分地反應出造真實形象以及真實空間。馬薩喬的代表作品為：《納稅金》（1425-1428），這是一鋪主要描寫當時宗教發展形勢的大型壁畫，上面有不同的人物及場景，他將這寫內容都表現的十分的真實，并充滿體積感。在作品中，不同的人物自身所用于的不同的形態都被描畫的惟妙惟肖。通過這些人物的展示，我們可以發現他們之間的不同關系及心理狀態。人物被安排在自己應該所屬于的位置，毫無被強迫安置的意味。作品中線條的優美及自然，或許讓人物展示給觀看者一定的笨拙感，但是真實卻無不在，直線性的造型節律，更加地加強了壁畫的紀念性。獨具的馬薩喬藝術的特色。

篇（6）

旅游人口在構建和諧旅游目的地中的社會文化作用

旅游人口是指購買旅游產品并具有流動性質的消費人口,是旅游業發展的三大要素之一(另兩個要素為吸引物和媒介)。旅游人口是旅游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特點與發展趨勢對旅游業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旅游人口就是指購買中國旅游產品的消費人口,或者說是以中國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者,按照其來源地可分為國際旅游人口和國內旅游人口。研究旅游人口是為了揭示旅游人口內在運行機制,為旅游企業發展和旅游行業的發展提供市場決策依據。一般而言,旅游人口對目的地社會文化的重要作用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有利于發展旅游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以往旅游人口的流動總是比較單一,認為其僅僅是一種人員流動,其實,旅游人口流還涵蓋旅游物流、旅游資金流和旅游信息流,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旅游物流是指由于旅游活動的開展,在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間產生的物質流動。旅客出游,要隨身攜帶物品;返回時,一般會買回大量紀念品和土特產品,這些都是旅游物流。我國近幾年國際旅游創匯中,大約有20%來源于旅游產品銷售,在旅游產品發達地區,該值則可增加一倍。因此,加強旅游物流的開發研究十分必要。旅游資金流是指伴隨著旅游活動產生的資金流動,它除了包括旅游者的消費支出外,還包括旅游活動中的招商引資、吸引外資進入。旅游信息流是指與旅游活動有關的并伴隨旅游活動而產生的信息傳遞及交流。現在人類已進入信息時代,新信息技術的應用必將使旅游業發生更深刻的變化。從區域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言,伴隨著旅游活動產生的信息流具有更深遠的意義,它是旅游目的地與客源地之間開展合作的向導。

有助于提高民族素質并培養愛國主義情感。旅游目的地的居民無論是聽到外國游客對其國家和民族的稱贊,還是在國內旅游中目睹祖國的壯麗河山、歷史古跡和國家建設新貌,都會啟迪、激發和增加民族自豪感,增強對祖國的熱愛。我國歷史悠久,古今文明享譽中外,社會主義建設蒸蒸日上,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對這些國情的發展變化,人們除了可以通過新聞媒體和出版物得到了解之外,如果能通過旅游目睹和親身體驗,就更能開闊眼界,增長知識和才干,陶冶情操,增強愛國主義精神。

有利于促進民族文化的保護和發展。民族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寶貴資源,隨著旅游活動的開展,為適應游客的需要,一些幾乎被人們遺忘的傳統風俗和文化活動得到了恢復利用、延續和發展;傳統的民間藝術得到重視和開發;瀕臨毀滅的歷史文物得到修復和維護;一些不復存在的古跡得到復制。

促進旅游目的地社會文化的現代化。首先,旅游人口能促進目的地社會文化在物質層面上的現代化。為了適應旅游業發展的需要,吸引游客前來游覽觀光,接待地會不斷改進自己的物質條件,新的文化設施會有所增加,文化環境不斷優化。其次,旅游能促進目的地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旅游發展過程中,不斷對目的地科學技術提出新的要求,要求與旅游有關的交通運輸工具、通訊工具以及旅游服務設施和設備等更加快速、便利、舒適和安全。再次,在旅游活動的影響下,目的地的社會行為方式、價值觀念會發生演變,這種演變在總體上會更趨向開放,更趨向國際化和現代化。

有利于推動科學技術的交流與發展。旅游人口對目的地科學技術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在游客中不乏各行業的專家、學者,他們在出訪目的地時,往往要求參觀目的地有關單位和設施,并同相關單位的人員進行交流,這樣一來旅游目的地也可從中增加對有關科技領域的了解,還能獲得重要信息、技術和管理經驗;為適應游客需求,目的地的旅游發展也常常對科學技術提出新的要求,要求相關領域的先進技術應用于旅游設施和設備的改造和建設之中。例如飯店電腦預訂和管理系統自動化、磁懸浮列車等。

旅游人口可能引發的社會文化問題及其原因

(一)旅游人口將可能引發社會文化問題

不良游客的“示范效應”。在旅游過程中,游客會不自覺地將其思想意識、價值觀念、生活習俗與生活方式帶到旅游接待地,對當地居民,特別是旅游從業人員會產生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游客某些不良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會對當地人產生“示范效應”,會影響旅游目的地社會治安,危及當地社會穩定。

干擾居民生活,誘發主客矛盾。大量游客的到來,若處理不好,有可能誘發旅游接待地居民同游客之間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在旅游目的地接待客量有限的情況下,大量游客的涌入,會造成交通堵塞、景區擁擠、公用設施緊張,干擾當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引起居民對游客的不滿和抱怨;在目的地物資供應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各種物資優先供應外來游客,使當地居民的供應數量減少或質量降低,給當地居民帶來不便,招致居民的不滿;某些游客的傲慢自大和對當地居民的不尊重會激發當地居民的怨恨和憤怒,從而引發主客之間的關系緊張。

接待地固有文化被不正當地商品化、庸俗化。隨著旅游的發展,為迎合游客的需要,傳統文化常常被商品化,隨時被搬上“舞臺”,向游客演示,并對其在程序、形式和內容上進行壓縮刪改,使其失去了民族傳統的價值和意義。一些代表地方特色的東西被任意改頭換面或大肆仿造,似乎其存在的基礎不再是當地的社會生活,而是旅游者的需求;受旅游活動的影響,接待地的宗教文化也極易失去其本來的神圣性和象征意義。所有這一切,不是使旅游者全面有效地接觸和發現接待地活生生的文化,而是接受了一種經過“包裝”的“偽文化”,而且接待地固有的文化也會因此而逐漸失去特色。

接待地歷史文化遺產遭受不同程度的人為破壞。游客對接待地歷史文化遺產的損害,一類是由于游客們不檢點的行為造成的,另一類則是旅游發展的必然結果。現實中有很多這樣的現象:一些旅游者每到一處,常常為了滿足某些幼稚的私欲而有意無意地毀壞他們不辭辛苦,甚至千里迢迢地特地去觀賞的“寶物”,例如我國甘肅境內的陽關古堡屢遭踐踏。我國萬里長城、北京故宮等著名人文旅游景點也有類似問題存在。除了來自旅游者直接或間接的破壞之外,接待地的歷史文化遺產還有可能因開發和保護不當,造成“建設性破壞”。因規劃不當、管理不力或者片面追求短期經濟效益,一些古都、古城的歷史風貌被削弱,一些古建筑被毀壞或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二)產生上述社會文化問題的原因

旅游人口規劃發展不當。旅游業屬于第三產業,是第三產業中具有綜合服務功能的產業,它涉及面廣,對相關產業的滲透力極強。旅游業可以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廣泛吸納就業,強勁拉動內需,促進旅游目的地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因此,在發展旅游業的過程中,各旅游景區景點往往只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忽視了旅游發展的容量限制,大量旅游人口無限制地涌入,景區超負荷運轉,造成資源環境破壞,旅游污染問題日益嚴重,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受到挑戰。目前,接待地社會文化問題的產生大多與旅游人口發展不當有關,因此加強旅游人口規劃刻不容緩。

旅游人口素質低下。旅游人口的素質影響著環境,就目前而言,我國旅游人口素質低下,環境意識淡薄。高質量的旅游產品吸引高質量的游客,提升旅游人口素質,高素質的旅游人口產生高質量的旅游。當前,我國旅游產品由于基礎差,發展較快,出現了不少問題,如交通還較落后,游客觀光不便;旅游設備檔次較低,賓館分布不合理,高、中、低檔配置不夠合理;旅游品種單一,旅游商品開發不夠,旅游購物比重太少;旅游管理落后,景點開發保護不夠;旅游服務人員素質不高,專業結構不協調,服務態度和質量比較差等等,所有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旅游人口素質的提高。

構建和諧旅游目的地的總體思路

(一)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總的指導思想

科學發展觀作為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內涵豐富,思想深刻,其內涵是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性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樹立落實科學發展觀,對于我們更好地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具有重大意義。要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必須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堅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堅持在開發利用自然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總的指導思想,抵制和清除旅游人口的消極弊病,促進旅游人口的健康發展,實現旅游業可持續發展。

(二)積極采取措施促進旅游人口健康發展

加強旅游人口規劃。必須對旅游接待量進行適度控制:在制定旅游規劃時,對旅游產業的發展進行合理布局;在實施旅游規劃時,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情況的變化,對旅游產業的發展進行有效控制;力避旅游產業超負荷發展而產生的諸多社會問題。只有這樣,才能較好地減少或消除旅游活動可能帶來的某些負面影響。

向旅游人口提供健康的旅游產品。旅游接待地應向旅游人口提供滿足人類正常需求的旅游產品,其活動內容應該是積極、健康、向上的,一切違主義精神文明的、有礙積極健康的東西,必須加以抵制。這不僅符合游客的需要和利益,而且也符合旅游目的地社會發展的需要和當地居民的利益。這是旅游接待地發展的正確方向,也是從根本上減少和消除旅游活動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的重要途徑之一。

提高當地居民社會心理容量。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門可通過輿論傳媒引導當地居民,不斷提高他們在心理上對當地旅游業發展的承受力,使其充分意識到發展旅游業給自己帶來的實際利益,以便為發展旅游業盡心盡力。這也是解決主客矛盾的途徑之一。

健全法制以加強監督。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門應不斷建立和健全旅游發展的法律和法規,將游客、旅游企業和旅游從業人員的行為置于法律、法規的監督之下,對其違法行為依法懲處,以保證旅游活動的健康發展,從法律、法規上消除和杜絕旅游人口可能引起的負面影響。

重視對旅游人口和當地居民的宣傳教育。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門應利用國家的各種規章制度和政策法規,對旅游產業的社會弊病予以強化控制和治理。建立和強化專門負責控制和治理的執行、監督和管理機構,嚴厲懲罰那些違法犯罪的社會群體或個體,把旅游產業可能帶來的社會弊病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圍內。與此同時,還要重視宣傳教育,既要對外來旅游人口進行宣傳,讓其了解旅游接待地的有關注意事項和政策法規,以便預防由于無知而發生違法違規行為;更要對旅游從業者和當地居民進行教育,提高思想認識,增強思想免疫力。

參考文獻:

篇（7）

美國教育家溫斯頓·布倫姆伯格曾說過：“采取只知語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養語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辦法。”語言與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不可分割相互滲透著的。人類用語言創造了文化，文化反過來又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廣義上說，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風俗人情的總和。而教學中，我們常把文化分為兩個層面：即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通常交際文化要比知識文化更直接地影響言語中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和跨文化交際。對文化所包含的這兩個層面的熟悉、掌握、運用程度，就是我們要探討的社會文化能力。

一、社會文化能力培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國加入WTO以后，社會對涉外人才的培養數量和層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業對外向型、復合型人才（既具有專業知識，又懂外語）的要求也愈益迫切。另外，高職教育也取得了較大發展。高職英語教學作為高職教育與社會需求接軌的一個重要環節，日益受到重視。但從目前高職英語教學的現狀來看，還存在眾多不足。例如：

1．高職學生入學成績參差不齊，英語基礎相對薄弱。據調查，英語高考成績在60分以下的學生只認識600個左右的基本詞匯，閱讀、聽說能力也比較差。大約有1/4到1/3的學生只能進行最簡單的日常生活會話。

2．高職英語教學的師資力量不是原來中專學校或中學里過來的，就是剛畢業的應屆生。教學方法不能適應高職教育的特點，事倍功半。

3．在現今的英語教學中，人們普遍忽視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認為英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語言知識的傳授，沒有把文化滲透和學生的語用能力相結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組織修訂的《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試行）明確提出了“以實用為主，應用為目的”的教學目標。新的基本要求體現了以下特點：

1．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以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為依據，突出實際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

2．以培養學生實際應用語言的能力為目標，突出教學內容的實用性和針對性，將語言基礎能力與實際涉外交際能力的培養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滿足21世紀經濟發展對高職人才的要求。

3．為適應改革開放對涉外業務交際能力的需求，加強聽說能力的訓練以及加強學生語用能力的培養，已成為高職外語教學的當務之急。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是為了用它來進行涉外交際，高職英語教學應加強學生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但是應用能力既可泛指應用語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語言運用到實際涉外交際環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稱為“社會文化能力”。“應用能力”是“社會文化能力”的基礎，“社會文化能力”則是“應用能力”的最終表現。因此，高職英語教學應以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為最終目的。

二、如何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實際上，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在英語教學的各個階段、各個層次上都可以進行的，它存在于語言教學的各個環節。

首先，作為高職英語教學引領者的教師，要轉變教學觀念。海姆斯（Hymes）曾說過外語教學旨在引導學生“在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不該說話，對誰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談什么。”從這意義上看，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語言能力與文化能力是不可分離、相輔相成的。

對英語學習者來說，學習英語既是為了掌握一種新的交際工具，也是為了學習和了解其文化；從教師教學角度來看，教授一門語言同時也應是在傳授一種文化。教師不能只顧教授語言知識，也不能說教語音的只管教語音，教語法的只管教語法。英語教學“只有考慮到文化因素，我們才能全面地理解語言行為，”（Crane,1981:194）才能更有效地交際。由此可見，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更新教育觀念，把教學指導思想從“語言為本”向“以語言運用為本”轉變，以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為宗旨。

其次是教學模式上的改革。

1．以大綱為依據。

轉變了觀念之后，要充分理解大綱。外語教師不能憑個人好惡予以取舍，而必須按大綱要求去做。要在仔細研究大綱，研究學習主體（入學水平、學習興趣、學習方法、個性差異等）的基礎上準確施教。立足本校實際，加強集體備課，商定每一單元文化導入的內容、要求、重點、難點等。日常教學中適時融入介紹、告別、聚會、訪問等文化因素的講解，在不知不覺中讓學生領會“不僅要注意語言的準確性，還要重視語言運用的恰當性”，使其文化能力與語言能力同步提高。

2．程設置及教材選擇。

課程設置應服從和服務于教學目標。高職院校大學英語教學之外可以請外籍教師開設口語課、語言文化系列知識講座，也可根據自身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目標，嘗試開設一些輔修課，

如“文化與交際”、“涉外禮儀”、“外企文化”等。這樣既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又提高學生對不同文化的領悟力和接受程度。

另外，教材是否合適也會影響教學效果，阻礙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應選擇多含英美本族人實際交際中的“真實語料”，方便教師教語言的同時結合文化內涵展開教學活動。

當然，教材內容應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學生有持續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其中的樂趣。同時也要使學生覺得“易學”和“好用”。另外，高職外語教學中讀、寫、譯的重點應是涉外應用文獻，所以教學素材的選擇在著眼于典型性的同時，也應注重實用性。在教學過程中運用典型性、實用性、趣味性強的語言材料對學生進行職業文化的滲透。

3．課堂教學。

對于英語課的教學要注重對學生英語應用能力的訓練，運用多種方式增加課堂語言實踐活動，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熱點話題辯論，實用文寫作等。要克服班級規模偏大，人數偏多的困難，實施老師為場外指導，學生為場上隊員的教學模式，使學生的語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另外針對不同課型的課堂教學，教師應有意識地加強學生的文化意識。比如口語訓練中，要讓學生學會句式表達的同時，了解該語言適合的語境，包涵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現交際中的語用錯誤。因為缺乏文化背景知識的語用方面的錯誤，一般是不可原諒的，聽者會認為是粗魯和惡意傷害的自然流露，從而導致交際的失敗。在閱讀課時應加強風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紹。因為現今教材中的閱讀材料多取自英美國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讓學生更好地領會其中的內容，增強語言功底。而詞匯中同樣也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各種文化信息。有些詞匯因人們的生活環境、風俗習慣、歷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綜合起來的文化意識使其在不同的語言中有著不同的內涵。如blue一詞，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顏色，還可代表心情憂郁；在中國稱贊人家小孩的時候往往用“胖乎乎的很可愛”，但英美人受社會文化影響認為fat是個貶義詞，而常用“Whatacutebaby!”。這樣的詞匯很多，教師可利用這些詞匯進行有意識的跨文化教育，培養和提高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4．考試項目的調整。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的最終目的是運用該語言進行成功的涉外交際。如果對學生語言學習的測試僅停留在知識點的考查上，那么最終還是回到與紙筆交流用規則硬套的啞巴英語。我們應提供多種測試途徑（聽、說、讀、寫），設置不同的語言環境，考查學生實際語言運用的恰當性和應對變化的靈活性，使語言學習真正為語言的最終交際服務。

5．英語教師培訓。

正如前面提到的，高職英語的師資力量相對薄弱。墨守成規和年輕化是兩個最大的問題。許多英語教師自身就缺乏對語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廣泛了解。所以一方面教師本人應及時地補充給養，進行專業、學歷等方面的進修提高。另一方面高職院校應為英語教師創造更多培訓機會，讓教師走出國門，感受英美國家的語言及文化環境。有一個實地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比較、輸出，才能在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時起到指導作用。

6．第二課堂。

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不僅限于語言教學上進行，而且還可以利用其他方法進行。例如，課余利用英語廣播電臺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語新聞、英語歌曲或利用多媒體電教設備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既培養學生學英語的興趣，又可對異國的生活習俗、風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觀的感性認識。還可以請一些外籍人士與學生定期開展直接交流，或以講座形式向學生介紹國外的社會生活風貌等。通過這些方法獲得的文化背景知識更易讓學生們領會、掌握，促進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

再者，要明確語言教學與文化能力培養之間的關系。

當然，高職英語教學中不能因文化教學的重視而忽視語言的教學。我們應權衡學生水平，學校人才培養目標及教材內容等方面因素，處理好兩者的關系：

第一，文化教學是為了加強而不是削弱語言教學，是補充語言教學之不足，而不是取代語言教學。

第二，要明確語言教學的范疇。就一個國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盤顧之？一難于做到；二會使學生無所適從，最終不利于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故應擇主流，有所選擇地講授。

第三，語言和文化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比如以前說中國人的謙虛，聽到贊揚總說“你過獎了”“不怎么樣，讓你見笑了”等等。但據調研表明，現在的年輕人聽到贊揚有近一半說“謝謝”或其他類似肯定的話。故在文化教學中應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不能嚴格遵守文化規約，也意味著教師要與時俱進。

三、結語

21世紀是高職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社會發展必將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人類交流愈加頻繁。因此，在高職英語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實際的涉外交際能力是最終目的。而語言技能的提高轉化到語言運用能力提高的過程中，時刻都會受到兩種語言和文化的沖擊。我們應在如何打穩、夯實語言基礎的同時多渠道地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從而促進不同語言、文化間的和諧交流與溝通。

參考文獻：

篇（8）

目前，崇尚物質享受和高消費的享樂主義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通過無處不在的傳播媒體的渲染，借助視覺符號的大量運用，已經暢通無阻地滲透、貫穿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憑借當代傳媒的推波助瀾，我們的文化工業初具規模，文化消費市場已經形成。由于資本的介入和操縱，商品化邏輯的無限擴張，大眾的拜物主義傾向日益顯著。與此同時，西方“后現代主義”的文化思潮也隨著當代傳媒技術優勢的不斷強化而日益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念。隨著西方后現代精神潛移默化的影響，導致傳統“深度”模式的消解，“后現代”一語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陳詞濫調。傳統的藝術理論和藝術觀念遭遇“審美泡沫”的圍困，傳統的美學理念喪失了為我們的生存賦予意義的功能。傳統的藝術立場事實上已經和當下的社會文化環境的總體氛圍格格不入。關于這一點，許江先生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感慨之言：“……對繪畫的詩意微妙的品味，對文學的傾心閱讀，讓位給了圖像的快速瀏覽和奇觀化的感官刺激。讀圖代替了品畫，代替了美感，刺激震驚代替了凝視沉思，進而戲謔惡搞代替了詩意與思想的浸潤，低俗嬉戲代替了品位的追求。”①顯然，當代審美經驗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改變，“低界契合”的審美時尚消解了具有相對穩定及深刻理性內容的審美理想。

當下，消費文化正在成為大眾文化的主流，視覺藝術產品生產和消費的非審美動機往往占據主導地位，滿足娛樂性的感官需要動機首當其沖，娛樂化的視覺傳媒產品成為一種日常生活的必需。在技術性生產與復制的類型化的審美經驗和審美情感的同化作用下，大眾的心理和感性嚴重物化，審美成為一種客體的、物質的、量化的存在。在視覺傳播的審美刺激機制作用下，傳媒精心策劃和倡導的“審美時尚”與“理想生活”已經成為大眾的文化摹本和生活藍圖。有目共睹，媒體正是通過大量生產以“明星”或“成功人士”為代表的具有召喚性結構的“偶像商品”，利用作為偶像符號的不斷刺激來提高受眾對于“傳媒高峰體驗”的心理依賴。在媒體的蓄意誘導以及普遍存在的從眾心理的雙重作用下，大眾的消費欲望走向非理性的盲目膨脹。在媒體所刻意建構的虛擬世界里，一切都轉化為形象與符號。傳媒產品給大眾提供了夢想、體驗、參與和互動的巨大空間，其中的視覺內容具有強大的形象要素包容性和身份認同感。在文化工業大量制造的虛擬影像的包圍中，大眾對商品的符號價值趨之若鶩。

雖然，所有這些真實可感的社會文化圖景的種種變異不能全部歸之于傳媒，但卻全都與當代傳媒所營造的社會文化環境的總體氛圍息息相關。無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事實上看，審美取向的趨同與盲從意味著審美理想的放棄和主體性的喪失，娛樂性感官刺激的依賴勢必斷送文化品格的提升，追逐符號價值的欲望膨脹不可避免地加劇了人格結構的貧乏。歸根結底，人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品格決定視覺藝術產品的文化特征和價值取向。價值取向的異化和扭曲必然危及社會文化的和諧與健康，破壞視覺文化藝術可持續發展的維系。人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品格的墮落直指教育的異化。其中，關系重大的核心問題就是視覺藝術教育的社會文化責任問題。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體現著不同的社會價值觀，當代傳媒語境下視覺文化藝術的生產與消費的價值取向無疑就是社會價值觀問題的重要線索。

二、視覺文化藝術的生產與消費的價值取向問題

藝術生產不同于一般的產品生產，藝術消費亦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消費。一般而言，人的文化價值追求反映了從主體方面的需要與利益角度向文化所提出的價值要求。價值取向的基本內容包括文化價值追求與文化價值標準兩個方面。文化價值追求與文化價值標準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文化價值取向這一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作為文化價值主體，人的文化修養及其自我價值體系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環境及其所接受的人文教育的品質。我們必須強調，視覺藝術教育作為人文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優化人的品質，激發人的潛能和天賦，樹立具有人文精神和終極關懷意義的文化理想。

如今，席卷全球的“泛娛樂”化現象不僅充斥于“傳媒娛樂”的視域，并且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社會形態，影響了當代視覺藝術及其教育的文化價值取向。正如著名的媒體文化研究學者和批評家尼爾·波茲曼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致死的物種。”②雖然，大眾對娛樂在生理心理上的天然需求無可非議，但文化產品的生產不能只為娛樂的需要而嘩眾取寵，文化產品的消費不能全面淪落為戲謔、惡搞式的無聊游戲，否則只能造價值的缺失和虛無，導致社會生活中到處出現對文化價值資源的濫用和敗壞現象。

有史以來，視覺藝術從來就不是某種純個人的、超文化或超意識形態的存在。歷史地看，西方“進化論”和“西方中心論”文化觀嚴重地動搖了我們傳統文化的社會基礎，擾亂了歷史文脈傳承的自律性。河清先生指出：“……在西方現代進步觀念的影響下，我們極力地追求“現代”和“當代”。在藝術領域，把西方的“當代藝術”當作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方向。在“時代進步”的名義下，人們輕而易舉地忘卻了文化藝術的地域屬性，以致中國“當代藝術”，首先在文化觀念上就以“世界主義”來否定、排斥自己的文化精神。”③事實上，在藝術教育或視覺傳播的復雜活動過程中，視覺藝術本體價值觀和傳統的藝術立場總是不斷遭遇狹隘的機會主義和進化論的先鋒派觀念的沖擊，不斷強化的“全球化”邏輯更是全面加劇了傳統人文價值的主體立場的萎縮。這種“全球化”理念并非單純的“全球經濟一體化”，它在文化本質上是直指文化價值取向的同化和對民族文化的顛覆。現在，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已經帶來了全球化的文化身份危機。

視覺藝術對人類經驗與認識的獨特貢獻是其他人類活動所難以提供的，在建構視覺藝術及其教育的多重價值的復雜活動過程中，堅持維護立足本土的視覺藝術活動的文化主體性價值并積極彰顯視覺藝術的本體價值無疑是我們應有的文化態度。作為涵蓋多重價值的社會文化活動，當代傳媒語境下視覺文化藝術的生產與消費的價值取向是不容忽視的社會文化導向問題。在視覺文化藝術范疇確立健康的社會文化導向不僅是視覺藝術教育理應承擔的義務，同樣也應當是藝術生產和藝術消費所共同維護的人文立場。

三、傳媒和視覺藝術教育的文化定位與社會責任

傳媒和視覺藝術教育都是共同推動社會文化發展和繁榮的要素，為了更好地擔負起文化傳播與文化傳承的社會責任，文化定位是關鍵。

視覺藝術的專業教育培養視覺文化藝術產品的生產者，傳媒的商業運作則培育視覺文化藝術產品的消費者，文化藝術產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作為文化價值主體而相互依存。當然，生產者和消費者在社會生活中并非截然不同的社會角色，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不同的社會角色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往往相互轉換。在當代傳媒所構建的視覺文化語境下，視覺藝術產品具有矛盾復雜的多層面的公共精神性質的文化特征，涉及文化的多層次性。

隨著時代的發展，傳媒產品承載了越來越多的社會文化功能。人們對傳媒產品的消費需求已經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費行為在滿足生活需要的同時，也是一種文化活動。現在，人們已經普遍習慣于通過各種“傳媒沉浸”體驗來了解世界，傳媒產品讓受眾接受隱含于商品背后的象征意義而滿足其文化上的需求。傳媒作為大眾文化的載體和引導消費的工具，它在文化價值取向方面的媚俗傾向是不爭的事實。毋庸諱言，資本與媒體合謀的根本目標就是無限擴大商品的消費需求。傳媒產品通過符號化的手法打造商品品牌，以娛樂化的手段來強化世俗的號召力。從這個角度看，營利的需要決定了傳媒產品的文化定位。在這個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環境里，許多傳媒產品都在客觀上助長了放望、逃避現實的心理傾向，消解了獨立意識和批判觀念，使受眾在無形中降低了人性的品味。文化盡管有娛樂的功能，但娛樂顯然并不能取代文化。

在以學校為主的視覺藝術教育方面，無論是作為專業教育還是普及教育，都是現代意義上的終身教育的一部分。更何況學歷化社會中的泡沫教育現象所反映的教育的異化正成為令人無奈的現實。雖然學院教育作為制度化的專業教育是傳媒所無法替代的，但從終身教育的視角來看，傳媒在視覺素養的普及教育作用方面與學院教育相比具有十分明顯的優勢，畢竟能夠接受規范的專業視覺藝術教育的人數十分有限。無須贅言，文化環境就是社會形態的反映，教育和傳媒的文化定位關系到社會形態的塑造，兩者都有共同構建文化藝術的精神家園和引領大眾的社會文化責任。我們迫切需要從根植于優秀傳統文化藝術土壤的主體意識出發，反省并凈化我們的學術研究動機，擺脫工具理性的束縛，關注文化生態環境，在當代傳媒和視覺藝術教育的學術研究領域中培養一種批判性的精神氣質和關懷社會的人文精神。

不可否認，價值觀念沖突并非單純的認識問題，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同時，不同價值觀念之間的交流、寬容、認同甚至融合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們不能因為客觀存在的價值觀念的多樣化事實，就放棄應有的主體立場和責任意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媒體與學院在文化價值取向的引導和研究方面都負有不可推卸的社會文化責任。我們應當本著維護視覺文化藝術本體價值的歷史責任感，尊重視覺文化藝術的自律性，義無反顧地追求我們的文化理想。

注釋

許江：《中國當代視覺文化藝術的境遇與責任》，《中外文化交流》，2007年05期。

（美）尼爾·波茲曼著，章艷譯：《娛樂至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頁。

篇（9）

1.廣告話語的解讀

丹麥語言學家、哥本哈根學派的創始人和主要理論家葉爾姆斯列夫(L.Hjelmslev)說過:“人們不僅要認識語言系統……還要通過語言認識語言背后的人和人類社會，以及全部人類知識領域”。(轉引自羅賓斯，1986:20)

多年來，隨著語言研究的深人，越來越多的語言學家意識到單純研究靜態的、孤立的句子很難揭示語言的結構特征和語言運用的實質，語言的理解不能局限在形式與符號層面上，應該將研究對象擴展到語境中的以動態交流為特征的“話語”(discourse)的研究。許多學者從結構、功能等不同的側面以獨特的視角對話語進行過精辟的診釋。Brown&Yule(1983)把話語看成是過程(process)，是說話者或作者在某個語境中用來表達自己的意思或實現自己的意圖的詞、短語和句子。vanDijk(1997)卻認為不能簡單地把話語看成是一種語言使用形式，指出話語包括三個方面:語言使用，思想傳遞和社會情景中的交際。話語是指有一定主題，語義上連貫，形式上銜接的一連串語句。它可以是獨白，也可以是對白;可以是口頭的，也可以是書面的。(王德春，1985;399)話語從形式上表現為使用中的語言，是說寫者在特定語境中使用語言達到交際目的的言語手段。從本質上看，話語是語言系統與社會環境的交匯點，話語不僅與語言系統有關，它還與交流的語境有關。(Bell&Garrett,1998:4)

從以上觀點我們可以看出:語言是一種社會實踐，語言的理解必須聯系社會、歷史、文化的因素。話語具有較強的社會功能，與社會行為有著相互內化的密切關系，能折射出人們的生活方式、文化習慣及社會的變遷。話語具有建構性:它有助于再造社會本身(社會身份、社會關系、知識體系和信仰體系)，它也有助于改變社會。(Fairclough,2003:60)我們認為，要分析話語，必須結合話語生成的社會語境和文化語境，考察一種文化模式下的話語體系和話語構式，及它所蘊涵的社會文化意義，即話語意義以及話語和語境的辨證關系。

話語作為社會實踐的形式及其變化是社會變革的一個內容并且對社會變革產生作用，而廣告話語也構成研究社會變革的一個重要領域、重要主題和切人點。

隨著社會的發展，廣告在商業競爭中越來越重要。廣告是一種有目的、有計劃的信息傳播手段，能起到傳播信息、引導消費、滿足消費者需求的作用。廣告用最吸引人的方式引起大眾對它的關注和好感，這就決定了廣告必須起到迅速影響和勸告的作用。廣告向消費者展示商品的性質、質量、功能優點，通過表意和移情打動和勸說消費者，影響和改變消費者的觀念和行為，最后達到推銷的目的。

把廣告定義為一種話語類型，是在廣義的話語概念范疇內進行的，即把廣告話語理解為一種大眾傳播與目標傳播相結合的媒介話語，是廣告傳播活動中所產生和使用的一整套“符號”，包括廣告文本和語境，它們以一種對參與者來說是有意義的和具有整體性的方式互相聯系和作用。(楊先順等，2007)眾所周知，廣告具有明顯的工具性特征。除此之外，廣告話語具有較強的社會性。社會性主要是指:廣告話語本身就是社會行動，能夠揭示深層的社會意涵，是社會互動過程的一部分。廣告商和讀者建立一種間接的對話關系，進行互動交流。廣告既是一種商業宣傳，也是一種文化傳播，潛移默化中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文化等產生深刻的影響。它具有社會建構功能，包括建構社會角色和身份的認同，能夠彰顯社會、文化、經濟等多維度的變遷，與社會有很強的互動性。對廣告話語進行分析可以有助于解構話語意義，挖掘廣告話語背后所隱含的社會文化信息。

2廣告話語分析及社會文化信息的滲透

話語分析在語言層面的分析主要運用Halliday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Halliday(1994:34一36)認為，語言有三個純理功能(metafunction)，即概念(ideational)功能、人際(interpersonal)功能和語篇(textual)功能。概念功能指表達主客觀世界的經驗，其中及物性系統(transitivity)是表達概念功能的一個重要語義系統，作者/講話人選擇何種語類(如名詞短語、動詞短語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思想觀點。人際功能指的是說話人和聽話人在話語情景中的互動，以及前者對后者及所說內容的態度。人際功能通過語氣(mood)和情態(modality)表達作者l講話人身份、地位、態度等。(戴煒華高軍2002)語篇功能指作者/講話人通過遣詞造句、謀篇布局來組織思想。

本文以刊登在TheBulletin雜志上的“NIVEA"妮維雅)男士護膚品廣告為例，主要從詞匯、人稱、語態、有關話語的問題等方面進行分析，進而揭示話語和社會文化的關系，捕捉話語中所蘊涵的社會文化信息，透視廣告話語的社會建構功能，從而說明廣告話語具有社會性，并且能夠彰顯社會文化等多維度的變化。

NIVEA是全球著名的護膚品品牌。該品牌由德國拜爾斯道夫(BEiersdorf)公司創立，至今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其產品種類多，品質高，特別是男士專用護膚品深受男士們的青睞，銷量在歐洲市場穩居排名第一。以下是該廣告的內容:

n}FACEOFTHEFUTURE

You’veworkedlongandhardtogetwhereyouare,andnowyoufacetheworldwithyourmindandbodyprimedforthepressuresandchallengesofmeetingyourgoals.

Youhaveastrongvisionforyourfuture,andyouknowwhoyouare.You’reingreatshape一financially,emotionally,physitally—andyouknowwhatyou’redoingandwhereyou’regoing.Butwhatdopeopleseewhentheylookyouintheface?

Longhours,sustainedphysicalandpsychologicalstress,lackofsleepandskippedmealsmaycomewiththejob,butsoonerorlatertheyhavetotakethEIrtoll.Andthefirstplacetheeffectsbecomeobviousisinyourface,whenskinbeginstoloseitsfirmnessandlookdull,tired,evenlifeless.

MEN’SSKINISDIFFERENT

Aman’sskinisthickerandgreasierthanawoman’s(givingitgreatwaterretentionandhighermoisturelevels,soskinlookstauterandfirmerforlonger)，andit’shairier(menspendabout3000hoursorI40daysoftheirlivesshaving).Inshort,menhavespecifisskincarerequirements.

IN-YOUR-FACEFACTS

Justasit’simportanttomaintainyourbodyinpeakcondition,itpaystokeepyourfaceinshape.

MORE1`HANSHINDEEP

Madejustformen,high-performanceNIVEAFORMENActiveFirmingMoisturiserisatechnologicallyprogressivetreatrnentthat,whenuseddaily,activelymaintainsskin’selasticityandsuppleness.Highlyeffectiveandeasytouse,thenon-greasyformulationisconcentratedwithfast-absorbingmoisturizingagents,vitaminE,provitaminBSandaUVAandUVBfitlersystemthatprotectstheskinfromsunlight-induceddamageandenvironmentalinfluences.Butthesecretingredientiscreatine,anaturallyoccurringessentialelementthatworksbystimulatingtheskin’snaturalregenerationprocessestorepairandstrengthentheskin’sstructureandrestoresuppleness,toneandvitality.

Tired,dullskincanbetheresultofmanyfactors,suchasstress,pollution,dehydrationorlackofsleep.

Creatinehasaprotectiveeffectonyourskin,acdvaiingcellrepairandstimulatingcollagensynthesis.Creatineactivelyworkstoenhanceskindensityandelasticity,resultingingreatertoneandvitality.

YOUSTILLHAVEPLACESTOG0,PEOPLETOMEET.SOIT’SIMPORTANTTHEFACEYOUSHOWTHEWORLDLOOKSGOOD—TODAYANDTOMORROW，

下面是對該廣告話語的分析。

2.1詞匯分類

在描述男士的面部、皮膚和身體時，廣告用了很多動詞短語，如:loseitsfnmness;lookdull,tired,evenlifeless;looktauterandfirmerforlonger;havespecificskincarerequirements;Man’sskinisthickerandgreasierthanawoman’s.

對于“NIVEA"男士護膚品，廣告用了較多的形容詞和一些動詞來描述，如:activefirmingmoisturiser;atechnologicallyprogressivetreatment;activelymaintainsskin’selasticityandsuppleness;non-greasyformulation;highlyeffective;easytouse;secretingredient一。eatine;stimulatingskin’。

naturalregenerationprocessestorepair;restoresuppleness,toneandvitality等。

從詞匯分類可以看出，廣告用了很多動詞和形容詞，其作用是向讀者傳遞有關信息。這些信息包括男士以事業為重，要應對各種壓力和挑戰;睡眠不足，吃飯沒有規律;忽略了皮膚保養，因此出現了面帶倦容、毫無生氣的狀況。另外，男性皮膚有其特點，需要特別護理。形容詞的使用強調了"NIVEA’’產品的好處和獨特性及對男士皮膚的適用性，從而引起讀者的關注和興趣，使讀者迅速作出心理反應，對產品坪然心動。

2.2人稱

這則廣告使用的人稱代詞主要是“you"，如:Youhaveworkedlongandhardtogetwhereyouare;Youfacetheworldwithyourmindandbodyprimedgoals;Youhaveastrongvisionforyourfuture;Youknowwhoyouare;Youknowwhatyou’redoing;Youknowwhereyouaregoing;Youstillhaveplacestogo,peopletomeet.Soit’simportantthefaceyoushowtheworldlooksgood—todayandtom~等。

韓禮德認為，人稱包含話語的人際意義，具有人際功能。“你”具有聽眾/讀者指向性，這是由“你”的外延意義決定的。所有“你”的指稱都是在玩它的外延意義的游戲。(李戰子，2002:139)在廣告話語中，人稱的實際意義與語法上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稱并不總是完全對等。廣告商為了達到商業宣傳、推銷產品的目的，想方設法提高廣告的可信度和說服力，通過廣告話語間接地與讀者進行交流，從而拉近與讀者的距離。讀者通常是潛在的消費者，因此，讀者就是聽話者或受話者。

這則廣告大部分是以受話者/消費者為中心、為出發點(addressee-oriented)的語篇組織模式，貫穿于整個語篇的突出的銜接鏈(cohesivechain)(黃國文2001:135)是由“you”組成的。這種組織模式把“you”置于主語的位置，使其承載重要信息，表現出發話者/廣告商是如何把所推銷的產品與受話者聯系起來，具有很強的勸說性和說服力。

廣告商以受話者“you”為視角，對經過奮斗而獲得事業成功的男士進行描述，特別強調成功男士的面部在社交場合的重要性。接著是對男士面部、皮膚和身體的狀況進行描述。由于事業的打拼、工作的壓力和挑戰，男士看上去疲憊不堪，面部失去光澤，缺乏生氣。同時，男性的皮膚具有比女性厚、油膩的特點，更需要鎖水、保濕，更需要特殊護理。最后用很多動詞、形容詞和副詞描述“NIVEA’’男士專用護膚品的效果。這些描述環環相扣，受話者邊讀邊融人到廣告情景中，不自覺地把自己同廣告中的“you”聯系在一起。這樣的廣告易引起受話者的共鳴，使受話者不知不覺地受到誘惑，接受廣告商要傳達的產品信息。人稱包含著話語的人際意義，提高了廣告的說服力和可信度，縮短了廣告商和讀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從而達到推銷的目的。

另外，這則廣告中沒有直接使用第一人稱，但不難推斷出誰是說話者。廣告商充當說話者的角色，與受話者確立了間接的對話關系，在廣告中與受話者對話、交流。

2.3語氣

除了人稱之外，語氣也是廣告商用來控制讀者的手段。這則廣告采用陳述語氣和疑問語氣，不用祈使語氣直接要求讀者采取行動，而是間接地敦促，從而達到在消費者中樹立自己的形象和推銷的目的。這種類型的銷售稱為軟性銷售(softselling)o(李戰子，2002:42)陳述語氣通常起著陳述事實、傳遞信息的作用。如:Aman’sskinisthickerandgreasierthanawoman’

s;Tired,dullskincanbetheresultofmanyfactors,suchasstress,pollution,dehydrationorlackofsleep;Creatineactivelyworkstoenhanceskindensityandelasticity,resultingingreat-ertoneandvitality等。

除了提供信息之外，這些陳述語氣的作用是吸引讀者的注意力，誘惑讀者，使讀者不經意間對廣告要傳達的信息產生興趣，對購買產品產生沖動，體現了發話者的交際角色(信息者、廣告商)和交際目的(為了推銷”NIVEA’，男士護膚品)。

除了陳述語氣外，廣告話語還使用了疑問語氣，如:Butwhatdopeopleseewhentheylookyouintheface?廣告商用疑問語氣目的也是吸引讀者的注意力，與讀者間接地進行對話交流(別人關注你的面部時，會看到什么?是該采取措施了)，潛移默化地使讀者作出心理反應(會看到我的皮膚很糟糕，所以我要采取行動，購買“NIVEA’，男士護膚品來保養我的面部皮膚，使自己成為一個儀表出眾、氣度不凡、灑脫浪漫、事業有成的職業男性)。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解構廣告商和受話者之間的關系:廣告商抓住成功男士對未來有更廣闊的視野并期盼事業更加輝煌的心理，陳述了男士為事業成功而不停奔波、面對各種壓力和挑戰，從而造成身心疲憊、皮膚黯然失色的事實。廣告商采取一種關心、呵護、同情的態度，再加上對男士皮膚的特殊性的描述，使得受話者對“NIVEA’，男士護膚品坪然心動，把所推銷的產品與受話者自然而然地聯系起來，拉近了與受話者的距離，達到說服和推銷的目的。

2.4其它有關話語的問題

本部分設計了9個有關話語的問題，根據這9個問題進一步分析并深人挖掘話語隱含的信息。(Luke,etal.,1994)(Margaret,2006)

(1)廣告的題目是什么?

題目是“SellingFaceProductstoMen"o

(2)"NIVEA’，男士專用護膚品有何特點?

在該廣告中，特別突出的是“madejustformen;easytouse;greatwaterretentionandhighermoisturelevels;elastic”等特點。

(3)廣告話語表達哪些內容?

男士工作辛苦、獨立、躊躇滿志、以事業為重;

為事業付出而忽略了面部和皮膚的呵護;

面部和皮膚遭受很多苦;

"NIVEA’，產品技術先進、配方獨特、使用方便、效果明顯。

(4)從以上話語內容可以得出什么判斷?

這個(讀廣告的)男士需要這個產品;

廣告在向男士灌輸皮膚要護理的理念;

廣告在介紹一種新的產品;

廣告在為該新產品開發市場，最終為的是提高銷售量。

(5)這則廣告的對象是誰?廣告想表達誰的聲音和立場?

廣告是針對中產階級和年輕的職業男士。

(6)誰的聲音和立場未表達出來?

很顯然，廣告不是針對體力勞動者和年齡大的男士。

(7)這個廣告想讓讀者做什么?怎樣使讀者采取立場?

廣告向男士介紹一種新的護膚產品，用恰當的人稱、語氣和間接交流的方式勸說男士認真考慮并購買該產品。

(8)就該題目未談及的內容是什么?為什么?

廣告未談到產品的價格，因為該廣告主要針對中產階級，針對成功的職業男性。廣告抓住成功男士的心理，對他們皮膚的狀況表示同情，使他們不知不覺地受到誘惑，更加關心這張關系到自己未來的臉，愿意接受廣告商傳達的產品信息，而價格卻不是主要問題。

(9)這個廣告話語隱含什么社會文化意義?

廣告話語打開了受眾的想象空間，在這個想象空間里呈現出用了“NIVEA”護膚品之后的儀表出眾、氣質非凡、灑脫浪漫的男士形象，描繪出一幅栩栩如生的“成功男士”的圖畫。職業男性在事業取得輝煌的同時，更加關注自己的形象，特別是面部皮膚，因為面部關系著自己美好的未來。時代不同了，伴隨著物質和精神需求的不斷提高，護膚品對男性的社會生活產生了很大影響，男士們的日常關注和需求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男士的面部與男士的形象、未來事業的成功聯系在一起，成功的男士更加呵護自己的皮膚，護膚品已不是女士的專利了。廣告話語承載著成功男性對美的訴求，契合了成功的職業男性的內在文化需求，契合了時代文化的社會需求。

通過以上話語分析可以看出，這則廣告發揮了巨大的傳播作用，不僅僅是告知、勸說或者誘導，而是賦予受眾者一種身份感，讓受眾者通過購買和使用“NIVEA”護膚品獲得角色和社會身份的認同。"NNEA’，男士專用護膚品就是社會身份和角色的象征，是社會交往中角色認同的符號。(谷虹，2005:7)所以說，廣告話語在一定程度上構建了社會意象，是社會意象的映照和輻射，滲透了社會文化信息，折射出當今社會生活的顯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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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渠道渠道沖突文化環境

在當今的市場環境下，營銷渠道管理在企業營銷管理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它越來越被看成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一個戰略要素。于是，有了“渠道為王”、“得渠道者得天下”的說法。

西方學者對營銷渠道的理論研究較早，主要集中在渠道結構和渠道行為兩個領域,而渠道沖突是行為領域的一重要研究對象，因為任何渠道有合作也有沖突。透過國外渠道沖突及其管理理論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其主要界定在相對成熟的市場體系內,或者植根于超級組織體內部來進行（Michman和Sibley，1980）。即意味著對渠道系統進行研究時，只重點研究組織和成員自身的行為，包括競爭、沖突、合作以及關系等，而忽視了宏觀環境（如經濟、文件、政治、法律、社會價值觀等）。有的認識到環境的重要性，但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更缺乏這方面的實證研究。這也直接導致了許多以典型西方成熟市場經濟條件為基礎的營銷渠道理論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局限性。事實上，營銷渠道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們必須在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中運作，而這些外部環境又時時影響著營銷渠道管理。這些環境因素很多，其中一重要因素就是社會文化環境。西方學者對于我國市場的具體環境研究不多，這需要我國的研究人員自己來認真研究各環境因素。

1渠道沖突的內部因素研究

渠道成員之間要進行合作，矛盾或沖突就難以避免，SternL.W.和EL-AnsaryA.就說過渠道合作與渠道沖突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誰也離不開誰。企業要做好自己的渠道就必須認真研究渠道沖突。國外對渠道沖突的定義有很多，比較權威的是LouisW.Stern和AdelI.EI-Ansary（1996）提出的定義，他們認為渠道沖突指的是這樣一種狀態，即某個渠道成員發現其它某個或某些渠道成員正在阻止或妨礙自己完成目標。

導致渠道沖突的原因有很多，如傳播誤解，渠道成員不同的目標和有分歧的專門化功能，以及聯合決策過程的失誤；不同的經濟目標，渠道成員不同的意識形態；不恰當的渠道結構；不同的感知、領導風格、銷售付款條件和目標等。許偉波總結了企業渠道沖突的根源主要來自于客觀成因、直接成因、環境成因和現實成因4個方面（見表1）。

2渠道沖突的環境因素研究

導致渠道沖突的原因很多，除了以上介紹的大量有關內部因素的研究以外還有一些是研究其外部因素的，也就是環境因素。任何渠道都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環境之中，這些環境是存在差異和不斷變化的，所以，營銷渠道的環境研究至關重要。從廣義上講，環境由營銷渠道存在的所有外部非控因素組成。Rosenbloom將眾多的外部非控因素大致分為經濟環境、競爭環境、社會文化環境、技術環境和法律環境五類。他認為環境對所有渠道參與者和目標市場都產生影響，有渠道成員參與者（生產者和制造者、中間商、目標市場），也有非渠道成員參與者（服務機構），并建立了關系模型。他指出渠道經理在分析環境因素的影響時，必須考慮所有的渠道參與者。Michman和Sibley(1980)曾經提出關于渠道成員行為的整合概念模型，他們認為環境因素也可能導致渠道沖突。

西方渠道研究者們針對環境的不同要素做過相應的研究。國內關于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但隨著相關理論的不斷發展和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日益加大，國內學者們也逐步對此展開了研究。國內企業的渠道環境的確十分復雜，連國際上著名的美國Boston咨詢公司從跨國公司的角度說：中國的分銷通道令人頭痛。正是我國營銷渠道環境的復雜性為企業的渠道沖突提供了沃土。

環境的范疇很廣，而每一大類又包含很多具體的因素。通過分析、整理國內外的一些研究資料現將環境因素及其內涵歸類如下（見表2）。

3文化環境對渠道的影響研究

由上可見，導致渠道沖突既有內部的因素，又有外部環境的因素，而文化環境也是外部環境中的重要一項。關于文化的定義很多，例如：Hall（1959，1976）；HallandHall（1990）；Hofstede（1980，1991）；TrompenaarsandHampden-Turner（1998）。其中，德國著名學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認為，所謂文化就是一個群體（如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共同擁有的、不同于另一個群體的思維方式。一般而言，同一文化中的個體或群體傾向于相同的價值觀、相同的思維方式和相同的行為方式，而不同文化中的個體或群體在價值觀、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方面則有較大的區別；同一文化中的人們容易溝通，不同文化中的人們則較難溝通。一些渠道分析師如JaneenOlsen和KentL.Granzin等認為社會文化環境是影響渠道結構的主要因素。

過去幾十年來，全世界許多國家有很多研究人員都贊成這一觀點，也因此針對社會文化環境及其影響展開了研究，這些研究主要是源于進行跨國營銷時面臨的一些渠道問題。Buzzell就注意到不同的消費者購買習慣對國際營銷者選擇的和目標消費者想要的渠道結構的類型產生影響。有很多文章是從整體上分析不同國家的文化體系對渠道產生的影響，而不是具體的某個文化特征。如Wadinambiaratchi研究了日本、土耳其、委內瑞拉、埃及、印度和熱帶非洲這六個地方的消費品銷售渠道，發現其渠道結構有很大的不同，他認為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在于它們有不同的社會、心理、文化和人文背景。Hall、Knapp和Winsten在大不列顛和北美，Guirdham在西歐，Galbraith和Holton在波多黎各，Baker在熱帶非洲，諸如此類對分銷渠道的研究結果都說明了以上結論。

而在具體的文化特征方面，Dubois指出價值和社會組織是影響渠道的關鍵因素。有些研究人員針對文化相關因素對渠道內部關系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如早期的Rosson和Ford（1982），他們選擇了二十組加拿大生產廠商和他們在英國的分銷商作為研究對象，認為他們的關系如何受制于地理、社會和文化差距因素。然而，文化差距并沒有特別地納入研究，因為這些研究對象所處環境的文化距離是相同的。但他們也指出文化差距這一障礙可通過頻繁地溝通和相互作用加以克服。再后來，Johnson，Sakano和Onzo（1990）對70個美國出口商和他們在日本的分銷商的關系進行了研究，推斷出一種非抑制狀態會減少這種美日渠道間的沖突，并用社會心理的因素來解釋這種現象，也就是日本文化所特有的標準和價值。此外，KaleandMcIntyre（1991）提出了一個文化特征對渠道的影響評價模型，并期望其他的研究跨文化渠道關系的人員來采用它。他們借用了德國著名學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的文化理論中概括出的文化的四個維度，即個體主義、權力距離、不確定性躲避和夫權主義，將其應用于國際渠道研究中，提出了跨文化渠道行為理論。他們認為在國際營銷渠道中，渠道成員在文化上的差異將影響渠道關系的建立、渠道關系建立后渠道成員之間的互動，以及渠道效率的評價。他們覺得在評價文化對渠道行為的影響時應選擇一些基本的特征變量，然而，這是一項相當復雜、煩瑣和高投入的工作，需要更多人的合作研究。Jean-EmileDenis總結了文化對分銷決策的影響，他從習慣、價值觀、社會組織、標準和個性特征五個維度對渠道的結構、成員關系和內部行為等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BertRosenbloom結合美國的具體社會文化背景，從人口年齡、種族結構變化、教育趨勢、家庭或住戶結構和婦女地位的變化五個方面分析了對渠道可能產生的影響。

參考文獻

1SternL.W.，EL-AnsaryA.，MarketingChannels,NewJersey:Prentice-Hall,Inc.,1992

2BertRosenbloom,Marketingchannels(6thed.),Chicago:TheDryden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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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文化理論與二語習得領域、語用習得的研究動態

早在20世紀80和90年代James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開始致力于將Vygotsky的理論引入二語習得領域。2000年Lantolf編輯了第一本關于社會文化理論的探討論文集，著重討論社會文化理論與互動論、輸出假設以及交際教學法的區別。如，Ohta使用最近發展區理論探討二語語法的習得，從而重新思考互動論；Swain通過對話教學討論中介的作用，并比較輸出假設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與Poehner又編輯出版了專門論文集，以實證研究報告為主題，重點報告了社會文化理論中的調節論和最近發展區理論在聽說寫及評估方面的實際運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語聽力的動態評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戲劇和最近發展區理論在二語課堂中的運用以及Mahn的使用對話式教學教二語寫作等［4］。國內學者主要以實證研究為主，有一些理論層面探討和介紹的論文，如，馬俊波（2008）從社會文化視角討論二語習得研究［5］；韓亞文（2009）討論最近發展區理論對二語習得研究的啟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語習得領域的認知派和社會派兩大陣營的爭論，肯定了社會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則把社會文化理論稱為“新維果茨基派”，是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的興起［8］；賈冠杰（2010）討論二語習得社會文化論大家庭中的新成員“活動論”，認為活動論重視社會文化因素，強調學習者內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種近幾年來剛剛引起我國部分學者重視的二語習得理論［9］。尹洪山（2011）由社會文化理論分析了二語習得研究的社會學轉向［10］。實證研究主要探討支架概念和最近發展區理念在實際教學中的運用，如，彭元玲（2008）［11］，賈光茂、方宗祥（2009）［12］等。關于中介理論、活動理論和內化理論的探討，理論和實證層面的研究比較少，如，高艷（2008）［13］，張劍鋒、李雪飛（2009）［14］，朱靜靜（2008）［15］。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語用能力的習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語用習得研究者的熱門課題。研究者對們主要關注語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過有計劃的教學干預使學習者獲得語用能力（Kasper＆Rose，2002：237）［16］。國外研究者在教學效果、教學方法、理論背景、學習目標語、研究設計和測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并且已證明語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論依據是認知理論，特別運用于對“注意假設”的驗證，成果主要發表在Rose＆Kasper（2001）［17］主編的論文集中，其他可見Fukuya＆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Pearson（2005）［20］等。國內語用習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紹和總結層面，如，戴煒棟、陳莉萍（2005）［21］分析了語用能力、語法能力以及它們的發展與學習生活環境的關系；劉潤清、劉思（2005）［22］對語用習得的認知特性和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對語用能力的可教性進行了文獻評述［23］；毛眺源（2009）語用習得研究理論進行了評述［24］；還有少量相關語用習得的實證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紀初，除了認知理論外，語用習得的理論框架又引入三種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會文化理論、語言社會化，其中社會文化理論的研究路徑已引起語用習得研究者的關注，Kasper＆Rose（2002）認為社會文化理論，如支架概念，還有語言社交化理論也是語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潛力的理論依據。在語用能力的觀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學干預中幾乎沒有使用。Ohta（2005）［27］建議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發展區理論來研究教學中教授語用能力的教學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過老師對學生的幫助與學生和學生的相互幫助的教學和學習方式來分析和觀察學習者的學習效果。

三、社會文化理論與語用習得結合的理論模式

根據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2006），社會文化理論核心由四個部分組成：調節論（又譯為中介）（mediation）、內化論（internalization）、活動理論（activitytheory）、最近發展區理論（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調節論是社會文化理論的中心概念，指人類意識或大腦的活動是由文化構建的輔助工具來調節的，這種調節作用是社會關聯、社會合作和集體行為以及文化傳統交織在一起的龐大系統，主要包括物體調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調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調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體調節，如圖表、電腦等，以及他人調節，如教師或同學的指點，可稱為明示調節（explicitmediation）；而自我調節是暗示調節（implicit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Thorne，2006；Lantolf＆Poeh－ner，2008）。語言是最基本的調節工具，社會言語（socialspeech）、自我中心言語（egocentricspeech）、私語（privatespeech）、內在言語（inner－speech）和手勢語（gesture）是人類獲取知識的必要工具，其中內在言語、私語和手勢語的運用是二語學習中的重要調節方式（牛瑞英，2007）。內化論認為人類認知的發展是生物因素（內因）和社會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結果是人類把社會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維活動的結果，是對大腦自然發展的控制結果，是最終形成內化的結果（Lantolf＆Thorne，2006）。在語言學習中，當學習者還不能完全掌握目標語時，往往會依靠個體話語，如自言自語、自我重復或模仿他人話語以得到自練的目的；當學習者完全掌握目標語時，個體話語會自動消失，內化為內在語言，成為學習者語言體系的一部分，這表明內化的個體話語已經外化為社會話語，說明學習者對語言已經習得了。

活動理論中的“活動”是一種能夠解釋人類行為和認知的概念工具，是一種能夠區別于理論分析的實踐活動，即社會環境中的集體互動、交流合作等實踐活動；它可以解釋人類發展的過程（Lantolf＆Thorne，2006）。活動是聯系外部社會和內部個體發展的紐帶，它包括活動的主體、目標和動機、達到目標的行動以及行動的操作手段。活動理論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從Vygotsky的文化調節理論過渡到Leontiev的活動調節論，最后發展到Engestrom的集體活動系統，經歷了個體活動到集體活動的發展。最近發展區指“兩個發展水平：實際發展水平和潛在發展水平。最近發展區就是兒童獨立解決問題的實際發展水平和在成人的幫助下解決問題的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距離（Lantolf＆Thorne，2006：266）”。要縮短這樣的差距可以依靠他人的幫助。在二語學習中，不同語言水平的合作者可以相互提高語言學習能力，比如，老師和學生、講母語者和外語學習者、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學生的合作學習會有助于相互的外語學習；相同語言水平者的合作也有助于他們的學習；甚至低水平者可以為高水平者提供有益的幫助。20世紀70年代，美國教育在吸收、發展維果斯基“最近發展區”理論基礎上，提出了支架教學理論，由此孕育而生支架教學模式（彭元玲，2008）。它是以學習者當前發展水平為基礎，與他人構建一種互動和合作的關系，如，老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支架關系，使學習者像蓋房子一樣逐步搭建自己的知識體系，最終達到從合作學習到獨立學習，并把知識內化到學習者個體的大腦中的目的。

根據社會文化理論的以上四個核心理論的理念，本文構建了將他們融入語用習得的理論模式，即社會文化理論的語用習得模式，由三個模塊組成：首先是語用習得過程的“活動理念”，語用習得過程是一種活動，是社會環境和個體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他可以是個體活動，也可以是集體活動，活動理論的理念構建了語用習得過程的首要階段，即過程的設計必須融入個體和集體活動的任務或內容。其次是語用習得過程的“活動形式”，活動過程可以由調節論和最近發展區的具體過程來體現，如調節論中的自我調節可以是個體活動，他人調節是集體活動，可以是教師和學生間的互動，這也正是最近發展區理論的精髓，具體理論為支架理論；同時物體調節也是活動重要形式，如網絡、通訊等現代高科技的媒體作為調節學習者學習的重要手段。最后，語用習得的“內化”，語用學習的最終目的是將所習得的語用知識內化，即內置于大腦中儲存，供學習者隨時提取，此內化過程是第一和第二模塊的終極過程，同時該過程也可回溯到“活動理念”和“活動形式”模塊。三個模塊在整個模式中是循環的，同時社會文化理論的四個核心理論在整個教學過程又是相輔相成的，如圖示意：為進一步體現以上理論模式，本文嘗試設計了實施該模式的具體教學形式。第一和第三模塊主要是理念的形成，所以該教學形式主要是第二模塊的具體操作過程。整個教學過程分為課內和課后兩個階段。適用課型可以是精讀或泛讀課，也可以是聽力或口語課，學習的目標內容為語用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