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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其核心是通過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使社會有限的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門或領域。市場機制之所以能夠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種市場經濟規律綜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發調節資源合理分配的機理。這種機理突出表現在市場信號（市場供求與市場價格）能夠正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場競爭機制作用下，誘導資源由供給過剩向供給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門或領域流動。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與重新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流動為條件。唯有不息的流動才能不斷地配置勞動力要素于社會生產率最高或勞動力邊際產出最大的部門或領域。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

同其他社會形態的市場經濟一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其配置對象不僅僅是生產資料，還包括其他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要素。在諸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產要素是由市場配置的，唯獨勞動力這個活的、能動的要素，是由行政計劃配置的，企業一定活不了，國民經濟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勞動力要素排除在市場機制配置之外，這種市場經濟就稱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迄今為止，不管是哪一個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都沒有把勞動力排除在市場機制作用范圍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沒有勞動力市場的市場經濟。又要搞市場經濟，又不承認存在著勞動力市場，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與傳統經濟體制下行政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方式相對而言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伴隨著政府的計劃而確定的，而政府的計劃又是跟著政府的決策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客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作為彌補市場失靈的政府計劃和決策，不但不能破壞這個基礎，還必須服從于市場的健康運行，有利于市場配置基礎作用的有效發揮。只有用市場機制配置勞動力資源，才能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

所謂勞動力市場，概括地說，就是勞動力供求之間在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勞動力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力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成為勞動力市場。就其結果而言，社會上大量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過程，同時就是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過程。只不過這種分配是通過勞動力交換并由價格引導而自發實現的。可見，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勞動力資源。進一步說，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勞動力交換活動，但這種交換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

二、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運作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經濟早期雇傭工人起源的研究，撇開了對勞動力資源的分配功能，勞動力市場反映的是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這一交換關系，這一交換關系是與雇傭工人的形成聯系在一起，并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的產物。馬克思的分析表明，現代雇傭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縛的農民，農民之所以成為雇傭工人，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民與土地等生產資料相分離而變得一無所有，轉讓勞動力使用權是唯一的謀生手段；二是農民擺脫封建宗法關系的束縛和人身依附而成為自由人，從而擁有對自己勞動力自由的轉讓權。馬克思的上述分析，顯然是從勞動力供給這個側面闡述了早期勞動力市場形成的歷史條件，但對于勞動力市場分配勞動力資源的功能，以及勞動力市場實際運作過程中勞動力供求雙方交易的行為規律及行為基礎并未深入探討。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動，但這些交易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勞動力買賣當事人的行為及動機怎樣，構成了勞動力市場運作最基本的規定。勞動力市場運作對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及動機的基本的規定是：一、勞動力供給者只有通過勞動力的出售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謂“理”，即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動機。正是這種動機支配著勞動力供給者的行為。所謂“自由人”，即勞動力供給者對其勞動力具有自由的轉讓權，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因為，對于商品交換來說，除了它自己的性質所決定的交換者雙方以契約形式表現的權利關系以外，不應帶有任何形式的強制關系。貨幣所有者能夠在市場上找到勞動力，只是因為勞動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售。而勞動力要成為商品，首先必須是勞動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其次是勞動力需求者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動機，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顯而易見，只有勞動力供求雙方作為“理性的自由人”和“獨立的經濟人”的身份出現時，才能發生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的自由交易活動，而正是這些活動本身構成了井然有序的勞動力市場的實際運作。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場主體地位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勞動者作為就業主體，具有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利，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市場價格的信號，選擇用人單位；用人單位作為用人主體，具有按照生產經營需要和工作崗位特點選擇必要數量、相應素質勞動力的權利。這就是勞動者的擇業自和用人單位的用人自。這種雙向選擇權利的充分貫徹，需要有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不僅要消除所有制、職工身份的界限，還要沖破城鄉隔離、地區封鎖的格局。勞動力必須能夠自由地在各個部門、地區和企業之間流動，不存在任何行政規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礙這種自由流動。勞動力的供給方能否自主決定勞動力使用權轉讓或是否為自由人這一勞動力市場的基本規定之一，是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體現和印證，而勞動力的現實流動則是實現勞動力資源在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優化配置的充分條件，沒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調節資源分配的勞動力市場就失去了生命。（2）是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調節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都接受價格信號（工資率）的引導，這一信號引導或調節著勞動力資源在社會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在勞動力市場上，價值規律的作用，是通過收入分配反映出來的，勞動者主要是根據勞動力價格信號來決定就業或轉業；用人單位則主要根據社會平均勞動力價格信號及經營情況調節分配和用人數量。在一定時期內，需要就業的勞動者或多或少，用人單位需要的用人數量也各有不同，這種供求關系也直接影響著收入分配的變化。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共同決定著勞動力的配置和組合，推動著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合理流動。顯而易見，價格（即工資率）作為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種比例，既是反映現有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供求狀況的顯示信號，同時又給出了引導勞動力供求狀況，以及進一步調整的指示信號；不僅引導勞動力供求行為調整，而且同時也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左右，由勞動力供求雙方利益的共同平衡點來決定工資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單個勞動力供給者和需求者都以這個社會決定的工資率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則決定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數量。如果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有誰來主持勞動力資源分配和保證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必須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的話，那么，它決不是具體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勞動力的價格即工資率這只“看不見的手”和勞動力供給之間、勞動力需求之間以及勞動力供求之間的優勝劣汰的生存競爭。競爭的規律會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恪守勞動力合約并在合約范圍內行事強制地開辟道路。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是勞動力市場調節勞動力資源分配至高無上的權威，是勞動力市場的靈魂。

從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來考察，也大都可以從排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這些問題同樣有待于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來解決。因此，提出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確認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不僅是理論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國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如何適應整個經濟體制市場取向改革客觀要求的必然選擇。

三、現實經濟運行中的勞動力市場分割

理論意義上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配置，表現為市場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通過自由交換而自動平衡的結果。這種純粹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流動，形成競爭性勞動力市場。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作為流動行為主體的勞動力供給者（即流動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力，即勞動者作為流動行為主體，對于其是否流動，以及怎樣流動，具有完全決定權。對于流動者即勞動者來說，流動行為是否發生，主要取決于流動的機會成本與預期收益的差數。當然，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和程度，還要受經濟結構變動因素的制約。正是經濟結構的變動，直接導致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流動。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或者說，現實的勞動力市場競爭是不充分的，存在著形形的勞動力轉移障礙，以及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西方經濟學家把它稱為勞動力市場歧視。勞動力市場歧視，指的是在所有經濟因素方面都相同的個人之間的報酬差別。這些勞動者具有同等的生產能力，但由于某些社會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從而引起勞動報酬或待遇上的懸殊差別。對這種現象的研究，旨在確定歧視對報酬差別的影響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勞動不能獲得同等報酬，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具體表現。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把這種被分割了的勞動力市場，看成是同一個勞動者由于從事不同種類的工作，因而領取不同的勞動報酬。換句話說，這些勞動者之所以領取較低的勞動報酬，并不是因為其勞動素質低，而是由于他們無法進入可以領取較高勞動報酬的那部分勞動力市場，失去了在其中謀職的機會。出現勞動者素質和勞動報酬不相對稱的情況，即同工不同酬。

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所形成的城鄉就業隔離政策，不僅是行政上的隔離，同時又是體制上的隔離，即不允許農村勞動力自由進入城市就業。在城鄉兩種就業體制的差別性還沒有完全消除的情況下，徹底啟動城鄉之間長期隔離的勞動力市場閘門，即建立全方位開放的統一勞動力市場，其風險性是不可忽視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后期以來，政府對農民的自由流動和就業選擇權利的有條件認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進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鄉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尋找就業機會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呈日益增長的趨勢（目前已突破1億人）。但是，至今還不可能形成穩定的、制度化的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機制，城市勞動力市場還沒有條件對農村實行全方位開放，農村勞動者和城市勞動者還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競爭的權利。在相當程度上還存在城市勞動力市場和農村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狀況。由于城市的開放性勞動力市場尚未確立以及政府對城市勞動者就業采取不同于農村勞動者的特殊保護制度，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市場性流動方式進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還無法同城市勞動力一樣，進入同等待遇的職業領域并獲得制度性工資。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大多從業于勞動強度大的、勞動條件差的非技術性行業，領取比城市勞動者相對低得多的勞動報酬。這種對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就業限制和歧視，在短時間內還難以消除。它使我國勞動力市場規模難以通過無障礙流動而迅速擴大，也不可能使勞動力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平均價格。

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集中反映在城鄉居民收入的差別上。改革初期由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是相當大的，城鎮居民的人均生活費收入與農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費收入或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的比率（簡稱城鄉收入比率）高達2．37。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在農村地區展開后，城鄉收入比率開始下降，到1983年達到1．70這一最低點。隨著的進行，從1984年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開始超過1978年的差距，1994年進一步擴大到2．86，此后雖然有所縮小，但1999年仍然達到2．65。

勞動力市場分割，也表現在行業之間同工不同酬的勞動報酬的差別上。即在行業之間，也沒有形成統一開放的競爭型勞動力市場。1998年，我國最高行業的平均工資為10633元，最低行業的平均工資為4528元，相差6105元，極值比2．35。我國壟斷行業高工資、高福利狀況的存在，說明城鎮內部不同行業的勞動力市場仍然處于相互分割的狀態，缺乏必要的競爭性和流動性。壟斷行業在缺乏適當約束機制的條件下，將壟斷收益大量地分配給職工個人，形成這些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險業、城市供應業、郵電通信業和房地產等行業。這既是市場化不夠、市場機制不健全的結果，也是國家對這些企業監督管理不力的結果。

勞動力市場分割，還表現在地區間居民個人收入差別上。改革開放以來，由于選擇漸進式道路，東部地區率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較快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從而使得東西部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漸拉開了距離。1949－1978年，以現價計算，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東西部之比為7．08：7．52。西部地區高于東部地區0．44個百分點。到1978年東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縮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間，我國經濟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速度為12．8％，西部增長速度為8．7％。東部地區高出西部地區4．1個百分點。使一度縮小的地區差距又呈拉大之勢。在近幾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比率中，東部地區占65％以上，西部地區僅占15％左右。在全國人均創造國內生產總值中，東部地區超過平均數4成以上，西部地區只有平均數的一半左右。農民收入的地區差距也進一步拉大。1978年東西部農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東部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東西部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從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絕對收入差距則從西部高于東部的11元變為東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區居民個人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與不同地區之間勞動力缺乏流動性和開放性有關，市場不能通過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平衡區域間的工資水平差異以及相應的收入差異。歸根到底，在于東西部地區間還存在著勞動力市場分割。

在過去的20年里，越來越多不拘泥于傳統理論的經濟學家，對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并試圖構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棄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勞動力市場競爭式分析法，轉而強調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屬性，強調制度性、社會性因素對勞動力流動、勞動者就業以及勞動報酬的重要影響，這種理論就被冠之以勞動力市場分割學派，并被確認為勞動經濟學的前沿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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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市場化是人事制度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行改革的必然結果，是從傳統計劃經濟時代向市場經濟時代邁進過程中逐漸生成的人力資源配置的新機制。大學畢業生是人力資源的有機構成部分，在就業市場化的社會背景之下，必然要進人市場的行列。隨著大學畢業生進人就業市場的軌道，就有了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化的現實，因而也就有了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化的問題。

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化問題是隨著我國就業市場化和高等教育改革發展而逐漸凸.顯的，它是就業市場化在大學生就業問題上的反映，是就業市場化健康發展的要求。認識和解決這個問題，是就業市場本身的問題，也是學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學生能否順利實現就業、為社會服務，是學生價值的體現，是教育價值的體現，同時也是思想教育價值能否實現的問題。

一、就業市場化的內涵及其運行機制

大學生就業市場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力資源配置方式，是就業市場化在大學生就業過程中的體現。就業市場化就是市場經濟的機制在就業過程中的體現。了解市場機制是理解就業市場化不可或缺的環節。什么是市場經濟?有學者認為，市場經濟就是承認就業市場主體的能動性，能夠自主地作出經濟決策，獨立地承擔決策風險，建立起具有競爭性的市場體系，由市場形成價格體系，促進各種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就業市場化，實質上就是勞動力走向市場，就業市場就是勞動力市場。什么是勞動力市場?目前有三種觀點:(1)勞動力市場只是一個場所、一個平臺，是交換過程中勞動力供求雙方平等協商、共同選擇的場地。(2)把勞動力市場理解為一種體制或機制，是勞動力供求雙方關系的總和，是運用市場價值規律對勞動力資源進行調節和配置的一種機制。(3)將勞動力市場視為一種體系，即運用市場交換手段，在價值規律等機制作用下對人力資源進行配置的一整套體系。這三種觀點各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全面。嚴格地說，勞動力市場是“場所”、“機制”、“體系”的辯證統一體，是價值規律在人力資源開發利用方面發揮調節作用的內在功能和外部表現。這里所說的外部表現，是指勞動力市場的中介機構、服務手段等市場載體。而內在表現，即為市場機制。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本身帶有市場的一般特征:即價格機制、競爭機制和調節供求平衡機制。

1.價格機制。勞動力與其他商品一樣，反映的是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不同的勞動者，其勞動能力既在量上存在差異，也在質上有較大的差別。在商品貨幣關系下，對勞動力價值的判斷不能用勞動時間這一簡單尺度來衡量，只能用勞資雙向選擇市場這一途徑來間接實現。用所得收益大小來衡量勞動力價值大小，符合商品經濟的根本原則，也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

2.競爭機制。有市場必有競爭，勞動力市場也同樣存在著競爭。勞動者個體為了實現個人收益最大化，必然竟相追逐能充分發揮個人才能，最能滿足其生存、發展的崗位。而需求方為了招聘到具有較高素質而又成本低廉、能滿足自己需要的勞動力，相互之間也會有競爭。通過這種競爭，勞動力市場的無序狀態就會被引導到一個積極的方向，從而實現勞動力在不同地區、不同部門和崗位之間的優化配置。競爭機制，既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必然存在的機制，又是激勵供求雙方不斷提高自身競爭力的有效手段。

3.調節供求平衡機制。商品的供求總是在一定幅度內波動，而勞動力作為商品，也具有這一特點。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同樣遵循這一規律，在相互消長的矛盾運動中實現相對平衡。因此，勞動力的供求不平衡是常態，而平衡則是暫時的、相對的。此外，勞動力再生產和物質及精神生產都是分散進行和隨時變化的，由它們所決定的勞動力供求關系也必定是動態的，這就導致勞動力供求在不平衡和平衡之間上下波動。這種動態關系的轉換，是經過勞動力市場的無數次交換行為、依靠勞動力價格的波動進行的。在一段時期內，勞動力在地區、部門、企業和崗位之間的配置大體上趨于平衡，是因為價值規律這只“看不見的手”在勞動力市場上有效地發揮著威力。

二、就業市場的基本特征

畢業生的就業市場，屬于勞動力市場范疇。因此，畢業生就業市場的特征和運行機制與勞動力市場的特征和運行機制是相符的。大學生就業市場的特征包括:(1)具有較強的競爭力。畢業生就業的競爭性，是由市場經濟法則決定的。目前，地域與地域之間、單位與單位之間、崗位與崗位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現實的選擇必須驅動畢業生去競爭。再加之我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與城鎮就業難的矛盾，有可能出現暫時的、局部的畢業生供大于求的情況，使競爭進一步增強。畢業生就業市場的競爭，一方面能促進人才資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能對高校專業結構的改革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2)畢業生與用人單位之間要進行“雙向選擇”.所謂的“雙向選擇”是畢業生和用人單位相互選擇的用人制度，即是以畢業生和用人單位為主體、市場為中介的雙選就業制度。而這種雙選制度具有一定的風險性。其風險性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在雙選過程中，畢業生既可能選中，也可能落選。二是畢業生走向工作崗位后，原有的終生制改為合同制。畢業生工作的好與壞，決定就業時間的長與短。三是產業結構的調整。企事業單位的興衰也會帶來畢業生的失業或落崗。雙向就業制度，使用人單位在“雙向選擇”中由過去的被動變為主動，再不是等上級主管部門分配干部，而是自己主動尋求人才。用人單位要想吸引、留住人才，除了要認真落實與畢業生簽訂的就業協議外，還要為畢業生創造一個好的工作環境，激發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之發揮專業特長，與單位共命運。

（3)在供求平衡機制上，大學畢業生就業主體與用人單位之間的供求關系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從短期來看，會有少數熱門專業的畢業生供不應求，冷門專業的畢業生供大于求;但從長期來看，受供求平衡機制的影響，加之我國經濟發展不同階段所需要人才的不同，人力資源能夠達到優化配置，不同專業的畢業生其供求關系會達到大體平衡。今后的趨勢應是除國家重點項目和特殊行業必須用計劃來確保人才外，其余用人單位和人才個體都要進人市場，由市場根據供求情況進行配置，通過供求機制的建立，實現用人單位和畢業生的優化配置。

由此可見，畢業生就業市場是運用市場機制進行人才配置，為大學畢業生就業和用人單位選用畢業生提供服務的一種專門的人才市場，其運行的主要內容，是具有自主擇業權的大學畢業生和具有自主用人權的單位雙方在自愿的基礎上，進行聯系洽談、簽約的一系列活動。

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與社會就業市場相比，有其鮮明的特點:

1.群體性。大學畢業生就業是一種群體或集體活動，它與一般社會就業市場有著很大區別，后者是長期的、個體性的，求職者單兵作戰，以個體的狀態進人市場，用人單位同樣以個體形式隨機分散地招聘。而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的供求雙方都具有群體性特征。

2.針對性。畢業生就業市場具有極強的針對性，總是在相對固定的時間、固定的地點舉行，并逐漸形成了有形的和無形的就業市場。有形市場是指有固定場所、具體時間、特定參加對象等，用人單位和畢業生在相對固定的時間地點開展招聘和應聘，供求雙方直接見面、雙向選擇，減少中間環節，克服盲目性，以提高效率和效益。無形市場主要指畢業生聯系工作不受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限制，可依據個人意愿自行選擇，雖是無形的，卻是客觀存在的。

3.時限性。畢業生就業市場具有一定的時限性。畢業生就業需要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一般在規定時間內如果畢業生未能完成就業，就要轉向其他市場。這段時間通常是在大學四年級的上學期，一般從9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左右。而一般社會就業市場則不存在明顯的時效性通常一直是開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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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是一種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市場機制之所以能夠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種市場經濟規律綜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發調節資源合理分配的機理。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與重新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流動為條件。唯有不息的流動才能不斷地配置勞動力要素于社會生產率最高或勞動力邊際產出最大的部門或領域。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與傳統經濟體制下行政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方式相對而言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伴隨著政府的計劃而確定的，而政府的計劃又是跟著政府的決策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客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勞動力市場是勞動力供求之間在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勞動力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力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成為勞動力市場。

二、競爭性勞動力市場形成與運作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動，但這些交易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勞動力買賣當事人的行為及動機怎樣，構成了勞動力市場運作最基本的規定。勞動力市場運作對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及動機的基本規定是：勞動力供給者只有通過勞動力的出售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謂“理”，即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動機。正是這種動機支配著勞動力供給者的行為。所謂“自由人”，即勞動力供給者對其勞動力具有自由的轉讓權，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其次是勞動力需求者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動機，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特征是：（1）市場主體地位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這種雙向選擇權利的充分貫徹，需要有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不僅要消除所有制、職工身份的界限，還要沖破城鄉隔離、地區封鎖的格局。（2）是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調節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都接受價格信號（工資率）的引導，這一信號引導或調節著勞動力資源在社會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共同決定著勞動力的配置和組合，推動著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合理流動。顯而易見，價格（即工資率）作為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種比例，既是反映現有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供求狀況的顯示信號，同時又給出了引導勞動力供求狀況，以及進一步調整的指示信號；不僅引導勞動力供求行為調整，而且同時也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左右，由勞動力供求雙方利益的共同平衡點來決定工資率的水平或具置。

從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來考察，也大都可以從排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這些問題同樣有待于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來解決。因此，提出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確認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不僅是理論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國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如何適應整個經濟體制市場取向改革客觀要求的必然選擇。

三、現實經濟運行中勞動力市場分割

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作為流動行為主體的勞動力供給者（即流動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力。對于流動者即勞動者來說，流動行為是否發生，主要取決于流動的機會成本與預期收益的差數。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或者說，現實的勞動力市場競爭是不充分的，存在著形形的勞動力轉移障礙，以及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同等勞動不能獲得同等報酬，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具體表現。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把這種被分割了的勞動力市場，看成是同一個勞動者由于從事不同種類的工作，因而領取不同的勞動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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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我國一直被認為勞動力是接近無限供給的。由于豐富而又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我國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享受了“人口紅利”1帶來的巨大利益。由于上世紀70、80年代生育高峰所帶來的勞動力供給高峰的出現，使現在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了2億左右，但是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效果影響，有些學者和機構研究發現我國人口特別是勞動力數量將會逐漸下降，據統計，本世紀前十年農村剩余勞動力增長平均每年為7%，遠遠低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的15%，這就意味著我國勞動力數量會慢慢下降，勞動力無限供給將會在我國慢慢消失。同時，由于全球經濟的好轉和我國經濟的發展，企業所需勞動力繼續增加，特別是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和沿海企業的內地轉移，更加大了對農民工的需求，這樣就使農民工勞動力市場出現供求矛盾，“民工荒”在以后的中國有可能成為一種常態。根據經濟學供求理論，一種商品的供給量在減少，同時該商品需求量在增加時，這種商品的市場供求就會出現不均衡，勞動力也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勞動力的供求也是遵循供求規律的。分析這樣缺口是如何產生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幾對供求矛盾在解釋，這樣會使我們更加清晰的理解“民工荒”產生的原因。

（一）勞動力供求的年齡結構矛盾

根據我國目前企業的用工需求，他們只對18——35歲之間的勞動力需求比較大，很多企業即使出現招工難一般也不會招用40歲以上的農民工。根據2009年2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課題組的調查，18——25歲的農民工供需匹配度為30；26——35歲的為76；36歲以上的農民工為6636，這就說明我國企業的用工需求就是那些18——35歲那些農民工，而36歲以上的一般不會被企業所錄用。據研究，2005年我國農村勞動力除去已經實現非農轉移和農業需要使用的勞動力外為1億，40歲以上的勞動力占到50%以上，就是說2005年農村剩余勞動力中能夠真正供企業使用的不足5千萬，同時隨著近年來老齡化的不斷發展，農村勞動力增長速度逐漸減慢，那些已經實現非農轉移的勞動力的數量已經在下降，而農村剩余勞動力也在不斷的減少，這就造成了企業用工的短缺，而需要說明的這種短缺主要是結構性短缺，其實目前“民工荒”主要是那些18——35歲的那部分農民工短缺。

（二）勞動力供求的地域結構矛盾

這一供求結構矛盾在“民工荒”中表現的越來越明顯，以前農民工主要來源于中西部地區，而對農民工有需求的企業主要集聚在東南沿海地區，如：長三角、珠三角及閩東南地區，由于農民工輸出地經濟發展比較落后，而農村剩余勞動力亟待轉移，所以很多農民工不得不離開家鄉，到沿海地區務工。近些年來隨著中西部經濟的迅速崛起，很多企業開始在中西部地區建廠招工，工資水平比起沿海地區也差距不大，而同時由于沿海地區消費水平遠遠高于中西部，農民工在外務工同時存在著巨大的心理成本，這樣就造成農民工不愿再到發達地區務工而是自愿留在家鄉附近務工，這樣既能掙錢又能減少心理成本，所以就形成了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企業為了滿足用工需求進行的爭奪農民工，出現用工緊張的現象。

（三）勞動力供求的素質結構矛盾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企業也在不斷的轉型升級，企業對農民工自身的素質也要求越來越高，而我國農民工的素質由于種種原因不能滿足用工需求，也造成了目前企業用工難。關于農民工素質有關研究數據顯示，我國農民工素質整體偏低，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民工僅僅占到總數的23.5%，同時指出51.1%的農民工沒有接受過任何技能培訓，由于農民工自身的經濟條件有限和企業培訓不足，這就造成很多農民工不能適應目前企業的用工需求，即使有機會接受培訓但由于文化程度的原因自身的技能增長也受到限制2。所以目前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技能的農民工不能滿足企業的用工需求，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業用工難。

（四）勞動力供求的權益結構矛盾

由于農民工的法律意思不斷提高，特別是占到農民工總數一半以上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權益要求不斷提高，而企業在權益方面又沒有給農民工提供太多的優惠條件，所以一部分企業出現招工難。一方面，農民工的勞動時間長、工作環境差。農民工的勞動時間長、強度大同時工作環境差是目前企業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調查發現，62.3%的農民工根本無法享受雙休日，30.5%的農民工有時能夠有雙休日，能正常享受雙休日的僅僅占到7.2%，可以看出農民工的工作時間是比較長的。此外工作強度大、環境差也是造成目前“民工荒”的一個原因，很多農民工在外務工工資待遇本來就很低，再加上工作強度大、環境差，很多農民工因此患上了職業病，這就給農民工造成了很嚴重的后果，因此農民工就會拒絕進入這類企業；另一方面相關制度和法律不完善，勞動力市場不健全，從而抑制農民工勞動力的供給。長期以來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工雖然身處城市但是卻不能享受城市的各種福利，同時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又得不到及時的保護，這樣農民工在城市就不能穩定下來，穩定的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無法形成，企業用工需求很難及時滿足。

參考文獻：

[1]徐華，陳興中，李富忠.基于教育發展和缺位視角下的“民工荒”成因分析[J].山西農業大學學報，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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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馬克思關于通貨膨脹的價值論范式

關于價值的決定問題是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個重大分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規律又進一步闡明了商品的交換依據商品的價值實行等價交換。價值的結構是c+v+m(c為已經消耗并轉移到新產品中去的生產資料價值，v為工人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m為工人剩余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在這個結構中，c+v為成本價格，即企業用于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資金消耗，m表現為利潤p。價值結構決定了價格結構，p=k+l+s，其中k、l、s分別代表資本、勞動、土地等要素貢獻者的收入，即融資成本、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等。從政治經濟學邏輯上看，價值是價格的基礎，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形式，因此，政治經濟學關于通貨膨脹的價值論分析必然要經歷一個由價值到價格的抽象推導脈絡，也必然要經歷一個由價值結構到價格結構的具體分析過程。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應首先明確最為重要的一點，即政治經濟學中的價格分析與宏觀經濟學中“通貨膨脹”的價格是否對應的問題。眾所周知，西方微觀經濟學中的“價格”是單一產品或要素市場供求均衡所形成的均衡價格，與西方宏觀經濟學中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形成的全社會總體均衡價格水平并不對應。而政治經濟學中，價值作為由抽象勞動創造、由最具一般性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形成的范疇，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作為其表現形式的價格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宏觀經濟學中的“通貨膨脹”，即“一般價格水平的顯著持續上漲”，這個“一般價格水平”是各類商品和勞務的價格加總的平均數性質的物價指數，具有高度的代表性、抽象性和一般性。由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價值”及其表現形式“價格”這個最具一般意義的范疇去推斷“一般物價水平”這另一個具有一般意義的范疇，較之單一市場價格推斷總體市場價格而言，具有邏輯上的自洽性。而從市場價值的角度審視，馬克思認為，“市場價值，一方面，應看作一個部門所生產的商品的平均價值;另一方面，又應看作是在這個部門的平均條件下生產的，構成該部門的產品的很大數量的那種商品的個別價值”［2］，即市場價值是由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決定。這里，市場價值與價值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把各種生產條件下的產品生產量作為權數而考慮進去。英國經濟學家鮑爾認為，在通貨膨脹問題上，“我們應當將一般價格水平看作某種平均價格，并考慮它囊括了哪些價格，這些價格如何加總……一般價格水平需要反映多種價格的行為，而且我們還必須將這些價格進行某種形式的加總。各種價格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因此，通常有必要將一般價格水平表示成各種價格的加權平均值，這樣每種價格的變動對整體的貢獻就與其重要程度對應起來。”［3］在概念界定上明確了之后，可以展開進一步的分析。

1．價值結構分析。(1)勞動力價值分析。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勞動力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由于勞動力是勞動者活的勞動能力，所以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可以還原為生產滿足勞動者生存的生活資料所需要的社會必要時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認為，構成勞動力價值的內容主要有三項:一是維持勞動者本人所需的生活資料價值;二是維持勞動者家庭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三是為使勞動力獲得一定的技能所需的教育和培訓的費用。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是勞動過程，以上是勞動力價值變化的基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導致勞動力價值變化的條件，它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各個部門勞動生產率變化而變化的。因此，只有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變化了，勞動力價值才會變化;而要使這些生活資料價值降低，只有提高生產這些生活資料的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從現代產業部門發展來看，隨著科技的進步和分工的專業化，生產“生活資料”的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在總體上保持著不斷提高的趨勢。這意味著一定勞動時間內生產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越來越多，但所形成的價值總量卻不變，從而平均物化到單位生活資料消費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少，單位生活資料消費品中的價值量就越小。因此，從以上分析來看，隨著經濟形態的演進和科技革命的深入，在技術創新、分工合理化、產業結構優化等因素作用下，決定勞動力價值的“生活資料”消費品的價值量是不斷減少的。價格作為價值的貨幣表現形式，如果按照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中二者同向變化的論斷，則價格應該越來越低，若按此規律則通貨膨脹不會發生，而事實是“生活資料”消費品的價格在不斷地提高，這意味著，價格與價值雖然是表現形式與內在實質之間的關系，但也會出現背離。這種“背離”，絕不是一種割裂的關系，而是在外生因素作用下的變化趨勢的一種偏差。(2)轉移價值分析。與勞動力價值不同，這部分價值主要是指消耗并轉移到新的產品中的生產資料價值，與勞動力價值一起構成新產品的成本范疇，是新產品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生產資料是生產中使用的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總和，所以涵蓋的范圍很廣，具體包括土地、礦藏、機器設備、原材料等等。這種“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即馬克思所論述的第I部類，即中間產品的生產行業，在現實中主要包括裝備制造業、采礦業、能源行業及部分房地產行業，如前所述，勞動價值理論同樣適用于對生產資料的價值分析。在經濟分工全球化、資源配置國際化的背景下，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的先進技術已不能被發達國家所壟斷，技術流動速度與創新速度較之以往大為加快，世界范圍內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極大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降低了單位生產資料新產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降低了單位生產資料新產品的價值量。與勞動力價值相似的是，作為價值表現形式的生產資料新產品價格，未能隨價值的降低而同步趨于降低，反而呈現外生因素作用下不斷升高的趨勢。因此，從整體趨勢下的生產資料總體價值量來看，其隨著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則在生產生活資料過程中轉移到產品中的價值量亦隨之減少，產品中屬生產資料轉移而來的價值量亦呈不斷減少的趨勢。

2．價格結構分析。勞動力價格理論是馬克思工資理論的起點。馬克思對待工資與他對待價值、價格、剩余價值、利潤等范疇一樣，均采用“質”與“量”的雙重分析。“質”的分析是為了說明工資現象的本質，“量”的分析是為了說明工資形式的運動規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六章中系統地分析了工資的“質”，認為工資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并在形式和現象上錯誤地表現為勞動本身的價值或價格。馬克思指出，工資的這種歪曲的表現形式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決定性意義”，掩蓋了真實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成為西方經濟學的辯護措辭。馬克思論述的“工資”不是個體工資水平，而是一般意義上的抽象的勞動力價格范疇，符合通貨膨脹的界定要求。作為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表現形式，工資亦受生活資料價格的影響，按照《資本論》所指出的構成勞動力價值的三項內容，其價格的變化直接導致了勞動力價格———工資的變化。無論是維持勞動者本人所需的生活資料價格，還是維持勞動者家庭所需的生活資料價格，以及勞動力獲得技能的教育培訓費用，均發生了較大幅度上漲。這種上漲體現了資源稀缺性引發的生活資料消費品供求關系變化，可以視為一個外生的沖擊。從現實來看，技術創新發展、勞動生產率提高雖然降低了生活資料中日用消費品的價值量，但人力資本投資層面的行為引致了教育培訓等費用的大幅提高，從而直接大幅提高了勞動力價格。因此，對于創造“勞動力價值”的生活資料范疇而言，外生供求沖擊下的日用消費品價格上漲和內生人力資本投資驅動下的教育培訓費用上漲，導致了勞動力價格的上漲預期，加之勞動力供求關系的影響，構成了勞動力價格———工資的上漲機制。價格是價值的表現，但價值規律并不要求價格在任何個別場合都必須與價值相符或一致。價格圍繞價值這個中心波動或上下偏離是常態，而供求機制是決定價格圍繞價值中心波動的調節因素。馬克思以此對價格波動的論述亦道出了勞動力價格———工資隨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變化而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基本邏輯。在這方面，馬克思在其關于資本積累理論中有過重要論述。從價值形態看，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例關系即資本的價值構成，并反映著資本有機構成的高低。資本主義積累過程中，價值規律作用下，資本家為獲得更多剩余價值和應付激烈的市場競爭，不得不以擴大機器設備投入來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與之對應，勞動力投入比例則相對減少，意味著資本對勞動力需求不斷減少，這一資本過程中既對勞動力需求相對減少，又出現了勞動力對資本的供給絕對增加的趨勢，其結果必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物質生產部門出現大量的、相對于資本需求而言的相對過剩人口。這形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現役勞動大軍”之外的“產業后備軍”，馬克思認為這是一個“雇傭工人工資水平大幅降低，處于社會的較低工資水平甚至貧困線以下，階級中的貧苦階層”，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積累增長導致的社會貧富階級分化。這是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中通過供求關系變化分析價格圍繞價值波動尤其是勞動力價格———工資波動的部分，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工資率下降的趨勢。

單純意義上的工資水平下降絕不會引發通貨膨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工人的工資率還包括上升的趨勢。這其中包括兩個方面，宏觀層面上經濟周期的變化，以及工人自身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隨著資本主義經歷危機、蕭條、復蘇、繁榮的周期循環，產業后備軍的規模也相應地收縮和膨脹。在繁榮時期，產業后備軍的規模相對收縮，工資水平上升;而在傳統意義上的危機時期，由于生產相對過剩，產業后備軍相對膨脹，工資水平下降。在整個經濟周期長度內，工資水平則與勞動力價值相適應，并圍繞勞動力價值波動。這就是服從價值規律和資本積累規律的資本主義工資運動規律。戰后，世界經濟經歷了一個波動中增長的總體態勢，主要發達國家、新興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黃金增長期和低迷趨緩期。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繁榮期，失業率下降，工資水平上升，產業后備軍規模和貧困人口大幅減少;而在經濟蕭條期，由于工資黏性的作用，雖然產業后備軍的規模仍在擴大，但工資不隨有效需求的減少而下降，甚至出現了高工資與高失業率并存的現象。這說明了資本積累過程中存在高工資率不隨產業后備軍規模變化而趨于上升、導致通貨膨脹的內在邏輯。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現代經濟增長過程中，勞動力已不再是簡單的成本要素，而是提升為復雜的勞動投資，知識積累已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其主要作用在于:一般知識可以使全社會獲得規模經濟效益，而專業化知識會給個別廠商帶來超額利潤，這體現在生產中的一般知識上，現為勞動者勞動技能的人力資本。通過正規和非正規的教育培訓可以形成專業化的、特殊的、表現為勞動者勞動技能的人力資本，區別于原始勞動的人力成本。這一過程區別于以往勞動力價值形成過程中的技術操作學習的簡單勞動，是一種對于專業化知識的投資積累的復雜勞動。這種以復雜勞動為本質內涵的投資在實質上類似于西方經濟學中的“人力資本投資”，其不僅因更為復雜的抽象勞動增加而直接提升了勞動力價值，也因復雜勞動投資于勞動力各項費用支出增加而直接提高了勞動力價格，這亦是一個抽象的、一般性的價格水平提高的過程。眾所周知，“二戰”后，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經歷了一個黃金增長期，西方的重要流派———調節學派認為，在“黃金年代”中形成了一種“增長的良性循環”，即以大批量生產的規模經濟為基礎的生產率增長，與生產率增長相聯系的工資收入增長，以及由工資增長帶來的大規模需求的增長，用于改進大批量設備的投資以及生產率的進一步增長等等。這種與生產率相伴生的工資增長正是得益于復雜勞動投資引致的勞動力價格提高。這種勞動力價格的提高是造成通貨膨脹的重要誘因。綜合來看，由價值結構到價格結構的分析是馬克思關于通貨膨脹的價值論范式的基本脈絡，價值結構的變化未必會和價格結構的變化趨勢相一致，本文的前述分析中就體現出二者的相反的變化趨勢。但從一種理論范式形成的角度來看，價值結構———價格結構的分析主線和邏輯脈絡無疑將會豐富國內外學術界關于通貨膨脹的理論研究，形成經濟學的新的關于通貨膨脹相關理論，進而推動當代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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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供求與就業市場的“聯姻”

20世紀9o年代末。我國高等教育迅速擴展，擴大高等教育供給是為了滿足個人對高等教育日益增長的需求，以及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對高等教育的挑戰。但是，高等教育供給的數量增長只是其中一個方面，更關鍵的問題是高等教育供給是否能夠轉化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源。確切地說，無論是滿足社會還是個人需求的高等教育供給，其最終結果必須實現大學生個人從潛在的勞動力轉化為現實的勞動力，大學畢業生要在就業的勞動力市場上實現配置。實現這個配置過程要求：作為高等教育服務供給者的學校能夠在企業和大學畢業生之間建起通暢的渠道，企業和大學畢業生之間又能夠相互了解，以使所有的供求主體利益更加協調發展。這些要求的實現只能在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中完成，可想而知，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機制的健全與否事關重大。由此可見，高等教育供求與就業市場的“聯姻”是供求實現的最基本前提條件，就業市場機制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高等教育供求伴隨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的變化，如果就業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利益沖突就會得到化解；反之，利益沖突就會加劇。

就業市場機制對高等教育供求的數量和層次結構都有影響，因此，高等教育供求就要對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配置作出靈敏反應。我國學者康寧博士認為，由于大量人口涌向高等學校，高等教育供給的壓力越來越大。如果僅僅只從規模擴大來緩解眼前人口壓力帶來的矛盾，勢必導致大量人才出現“無效供給”局面，出現人才過度和人才缺崗的雙重浪費現象。以致這種結構性失調供給的人才數量越多，則無效供給造成的結構性浪費越大，最終使生產性成本上升，勞動生產率下降。因此，高等教育的發展是一種有質量的數量增長和有效益的規模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講，講結構就是講數量、質量和效益的結構優化；講供給與需求的均衡就是講結構性供需均衡。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是實現資源配置的場所，它反映著高等教育供給數量和結構達到平衡氣象變化。概言之，高等教育供求是通過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配置來實現，它制約著高等教育供求主體的行為(見下圖)。

在高等教育供求實現過程中，勞動力供給者(學生)、勞動力需求者(企業)、高等教育服務提供者(學校)都需對勞動力市場作出應有的反應。也就是說，高等教育的供求活動已納入勞動力市場的運行機制之中，只有這樣供求活動才能滿足各個主體的利益，促進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否則，高等教育供求主體之間就會滋生出難以消解的利益矛盾，演變為利益沖突。因此，高等教育供求主體利益必然是大學生就業市場配置效果的反映，因為高等教育供求與就業市場之間存在“聯姻”關系。

二、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的配置規律

按照勞動力經濟學的解釋，勞動力市場是勞動供求雙方進行勞動交換而發生的一系列勞動合約的總和，是一種勞動供求之問以勞動交換為基礎的社會關系的深層反映。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在勞動力市場變化中，作為勞動交換的當事人，勞動力供給者和需求者雙方的行為是理性的，即以尋求最大利益為其行為的基本動機，并以各自收益與成本的均衡為原則決定各自的供給和需求。在收益與成本均衡點相等之處，雙方自愿達成勞動供求數量和工資率的勞動合約。這個收益均衡點就是工資率，即工資率作為一種勞動(小時)的價格，是一種靈活的“看不見的手”，它在勞動供求之間進行利益的分配，同時，通過利益引導，在社會各個部門、各個企業之間進行勞動資源分配。工資率作為勞動供求運動的結果，既顯示已有勞動供求狀況，同時又引導勞動供求發生變動。調節著勞動力自由流動從而導致勞動資源在各個企業和部門之間的分配作為個體勞動力供給者，他們需要適應市場的安排，因為對社會絕大多數勞動力供給者來說，勞動是唯一的謀生手段。市場配置理論強調：勞動力市場的重要作用在于將社會的勞動力資源有效地分配到各個企業和部門中，其結果是不僅改進了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而且也改進了人力資源的有效利用境況。正如我國學者付鋼戰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勞動力市場與企業所有制沒有必然的邏輯對應關系，它與行政性勞動資源分配體制主要的差異在于：(1)勞動力市場對于勞動資源的分配，是以勞動交換為基礎。通過勞動合約形式而實現的；(2)它是一種微觀經濟主體在尋求自身利益過程中自動進行的配置和改進效率的社會形式，無需任何人格化和行政力量來安排。”由此可見，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可以作為一種信號，調節著企業和勞動力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從而達到對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勞動力有效配置可以使勞動力的使用效率達到最大化，如何能夠實現勞動力有效配置，經濟學家的詮釋如下：

第一，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古典經濟學家認為。雖然勞動力市場配置過程是復雜的。但就其本質而言，不過是調節市場中“經濟人”的主體行為過程而已。在人力資源的市場配置過程中，勞動力市場出現兩個獨立的主體：供給主體和需求主體。需求主體指一切用人單位。包括“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供給主體指凡有勞動能力又愿意就業的人。按照“經濟人”假設原理，供求雙方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那么，作為勞動力使用的企業就成為需求方，它們在利潤最大化目標下，以勞動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為用人原則雇傭勞動者；而提供勞動力個人就成為供給方，他們是以個人收入與福利的最大化為就業目標。王善邁教授對此曾經作出比較具體的描述。他指出：“勞動力供求主體雙方在勞動力市場上(有形與無形的)雙向自由選擇，供與求相互間展開自由平等競爭，最終以勞動合同形式完成配置過程。勞動合同規定雙方的權益，約束雙方的行為。作為勞動力的價格——工資，由勞動力供求決定，并在供求均衡點上形成均衡工資。工資的水平與變動，反過來調節勞動力的供求，并引起勞動力在地區、行業、職業間的自由流動。”其實大學畢業生作為勞動力特殊組成部分。與一般意義上的勞動力市場配置沒有本質區別，對勞動力市場配置有著相同的反應，即大學畢業生就是勞動力的供給者，要與企業這個勞動力需求者進行交換，雙方的行為均為“經濟人”，不過學校作為(大學畢業生)勞動力培養者也被卷進這個交易的活動中，因此，依據勞動力市場配置理解大學畢業生就業就比較有規律可循。

第二，政府干預學派的觀點。關于勞動力市場配置，政府干預學派的理論是對古典經濟學予以補充。新凱恩斯主義的供求調節理論認為，失業是勞動力市場的非均衡結果。正如羅莫爾(Romer，D．)指出：“產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工資粘性就會使市場波動演變為就業波動。”非瓦爾拉斯均衡和配給制度理論是在繼承和發展凱恩斯主義供給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該理論認為，如果沒有適合性的話，失業的存在就是不可抗拒的現實。在研究勞動力供給調節問題時，“瞬時一般均衡理論”的觀點代表了一種普遍意義的看法。被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所接受。-它強調勞動力的消費和供給行為之間的關系，認為二者通過預期工資和財富價格的變化引起勞動力供給的變化，從而引起就業數量的變化。同時，瞬時一般均衡理論承認自愿失業，認為市場上存在的尋找工作的失業狀態的人只是由于固定工時制的原因，在工作和閑暇兩種狀態中作出選擇。失業表現為市場固定工時工資所帶來的效應小于這段時間用于閑暇所帶來的效用。瞬時一般均衡理論很好地解釋失業的原因，為解決失業問題另辟蹊徑，對促進社會的公平和穩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據此，對大學畢業生就業可以這樣解釋，隨著社會勞動效率提高，個人閑暇時間增多，“失業”則是勞動力配置過程中存在的一種不可抗拒的狀態。第三，人力資本理論的觀點。關于勞動力的配置進行了比較深入細致的分析。2o世紀60年代以美國學者舒爾茨等人為代表的人力資本理論揭示了人力資源在勞動力市場有效配置中的發生和發展過程。到70年代，一些西方學者在此基礎上提出“篩選理論”、“社會化理論”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這些觀點提醒人們，如果一味地以數量為目標的高等教育供給增加，在勞動力市場上并不能得到有效配置，是因為教育本身不能絕對地改變勞動力市場的現狀，而且還要受勞動力市場的影響。首先，篩選理論的觀點將教育只是當作勞動力配置的一個“信號”。該理論的代表人物邁克爾·史播斯在《篩選假設——就業市場信號》一文中曾經指出：“篩選假設系指把教育看成是一種幫助雇主識別不同能力的求職者，以便將他們安置到不同工作崗位上的裝置的理論。”篩選假設理論把人的屬性按照特點分為兩類：一類是叫做標識。指的是人與生俱來的、永遠不變的那些屬性，如性別、種族、家庭背景；另一類叫信號，指的是人后天形成的、可以改變的屬性，如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個人閱歷等。篩選假設理論認為個人受教育并不意味著對經濟增長起作用，教育只不過是一個篩選的手段和方法。如果說教育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就是教育有效地把能力不同的人配置到不同的工作崗位上而已，由此，能力不同的人，工資收入是不同的，教育和收入是正相關的。篩選假設理論強調的是高等教育的甄別作用，當人才不再緊缺時，甄別的信號就不明顯。人力資源不可能實現有效配置。其次，社會化理論也是在人力資本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理論。代表人物英克萊斯等人認為，學校不僅是學生學習的場所，也是學生進行社會化的地方，人的社會化程度與將來的就業密切相關。教育的過程就是要努力使學生進入高度等級化、社會化和世俗化的社會過程。社會化理論更加關注高等學校對學生的培訓，特別是為大學生將來走向社會做準備工作，使畢業生更好地適應勞動力市場。再次，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M·卡諾依(MartinCarnoy)認為，勞動力市場不是統一的市場，而是分割為二元或多元的勞動力市場，即主要勞動力市場、次要勞動力市場、壟斷勞動力市場和競爭勞動力市場等。求職者受教育程度決定其進入那一種勞動力市場，個人收入多少與其所處的勞動力市場層次相關。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進一步強調作為不存在統一性的勞動力市場始終是處于分割狀態，勞動力能夠進入哪一級勞動力市場完全取決于個人受教育程度；主次不同的勞動力市場的待遇存在本質區別，根據市場分割理論的判斷，受高等教育者可能得到的預期回報就顯而易見，如果個人希望獲得高回報，就必須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就必須接受高層次的教育。

勞動力市場配置理論對所有勞動力的配置過程做了一般解釋，實現大學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的配置，就是要求高等教育供給要面向勞動力市場。K·辛齊利夫(K．Hinchliffe)在《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一文中明確地指出：“在5O年代后期以前的模式中，勞動力被視為同質的。隨著人力資本理論的發展，這種觀點不再被接受。對勞動力的需求逐漸在一系列市場背景下得以解釋。每一種市場都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勞動者的背景有一定要求，有關教育和培訓的要求尤為重要。”這說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勞動力有明顯的差異性，從某種意義上講，高等教育就是一種專業教育，它是直接為社會輸送各類高層次勞動力服務的。高等教育供求實現必須面向勞動力市場，高等教育供給需要兼備雙重使命：其一，作為高等教育服務市場中的生產者要滿足高等教育機會需求者的要求；其二，作為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商品的供給者要滿足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高等教育只有成為完成上述雙重使命，對兩個市場作出良好的反應，才能使供給達到合理的狀態并轉化為有效供給。

三、大學畢業生在就業市場配置中的調節因素

從勞動力市場配置理論的研究中可以歸納如下三點：勞動力的工資、勞動力市場信號、主次勞動力市場分割。這是勞動力市場機制能否有效發揮的三個關鍵的焦點問題，因此，也是衡量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的機制健全與否的因素。

其一，就工資而言，在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配置調節過程中出現扭曲。一直以來對大學生就業的思考中，常常要求大學生要調整心態，降低對高工資的奢求，促進就業市場配置的實現。大學畢業生經過就業市場配置過程中的“博弈”，已經將自認為合理的工資水平降了又降。以致出現了“零工資就業”的現象，但是，就業率還是在下降。由此可見，從宏觀上，工資對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配置起不到調節作用。

篇（7）

2004年全省勞動力市場繼續保持供求兩旺的態勢，供求總量達475.51萬，與上年相比，增加134.64萬，增幅達39.5％。其中需求236.99萬，增加70.95萬，增幅42.73%；求職238.52萬，增加63.69萬，增幅36.43%；求人倍率0.99。

（一）需求

區域。珠三角地區需求177.14萬，同比增加51.82萬，增幅41.35%；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需求分別為41.87萬和17.98萬，同比增加13.08萬和6.06萬，增幅為45.42%和50.77%。

產業。第一、二、三產業需求分別為3.09萬、113.25萬和120.65萬，分別占需求總量的1.30%、47.79%和50.91%。與上年相比，一產業下降0.43萬，降幅12.18%，二、三產業分別增加32.46萬和38.91萬，增幅分別為40.19%和47.16%。

行業。制造業需求87.70萬，批發零售貿易和餐飲業需求58.60萬，社會服務業需求17.55萬，三者合計163.85萬，占需求總量的69.14%，同比增加55.37萬，增幅51.04%。

單位性質。企業需求206.75萬，占需求總量的87.24%，同比增加61.48萬，增幅42.32%。其中，私營企業和股份有限公司需求居前兩位，分別為74.49萬和37.09萬，占總量的31.43%和15.65%。

職業工種。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商業服務業人員需求量最大，分別為85.45萬和74.41萬，合計占需求總量的67.46%。

性別年齡。16-34歲年齡段是需求主體，達175.89萬，占需求總量的74.22%；男性需求69.07萬，女性需求108.64萬，男性需求比女性少39.57萬。

（二）求職

人員類別。新成長失業青年、就業轉失業人員和其他失業人員分別為58.91萬、53.14萬和57.24萬，合計169.29萬，占求職總量的70.98%。比上年增加37.47萬，增幅28.43%。

性別。男性127.93萬，女性110.59萬，同比增加30.82萬和32.86萬，增幅為31.74%和42.28%。

年齡。16-34歲年齡段196.80萬，占求職總量的82.51%，同比增加66.34萬，增幅50.85%。35歲及以上年齡段41.72萬，占求職總量的17.49%，同比下降2.65萬，降幅5.98%。

文化程度。高中、中專及以下文化程度的177.24萬，占求職總量的74.31%，同比增加34.40萬，增幅24.08%；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61.28萬，占求職總量的25.69%，同比增加29.28萬，增幅91.52%。

技術等級職稱。具有技術等級或職稱的為112.16萬，占求職總量的47.02%，同比增加45.58萬，增幅68.47%。其中具有技術等級的65.99萬，具有技術職稱的46.17萬，分別占求職總量的27.67%和19.35%。

二、2004年廣東勞動力供求的特征

2004年廣東省的勞動力市場供求運作屬于正常狀態，但有如下特征：

（一）勞動力市場供求增幅和企業缺工明顯。

從第二季度開始，廣東企業缺工明顯。去年省勞動保障廳兩次組織企業缺工調查，7、8月份調查了1138家企業，有普工缺口的395家，缺工企業面超過1/3；11月份，又調查了290家反映有技工缺口的企業，技工缺口人數占在崗技工的18.3%。同時，廣東勞動力市場供求兩旺，而且大幅增長。一是供求總量。03年需求總量166.04萬，求職總量174.84萬；04年需求總量236.99萬，同比增長42.73%，求職總量238.52萬，同比增長36.43%。二是流動就業。2004年末本省跨地區流動就業人員總量約600萬人，新增量由2003年的47.8萬增加到2004年的67.5萬，同比增長41.21%。外省在廣東就業半年以上的達1600萬人，比2003年的1300萬增加300萬，同比增長23.1%。三是廣東新成長勞動力。據勞動力市場的數字顯示，新成長勞動力2003年48.05萬，2004年58.91萬，同比增長22.60%。各類需就業的應屆中專、中技畢業生，2003年15萬，2004年25萬，同比增長66.7%；大專以上，2003年17萬，2004年20萬，同比增長17.7%。

（二）行業、企業間需求增長失衡明顯。

近三年全省城鎮年均新增就業崗位95.3萬個，大大超過上世紀90年代70萬個的水平，2004年創記錄達到105.4萬個。但在行業、企業間，需求增加不是平均增長。比如，2003年第二產業需求81.66萬，同比增幅136.21%，而第三產業增幅只有8.23%；2004年第三產業需求達120.65萬，同比增幅49.17%，而第二產業增幅38.67%，比03年大幅下降。需求的變化導致勞動力供求的失衡。

（三）工資、綜合福利對供求的調節作用更加明顯。

在廣東市場就業機制比較完善，市場運作也已規范，因此，工資價位對供求的調控成為主導。改革開放后，廣東經濟總量二十多年增長了86倍，與此同時，廣東企業外來工的工資也在提高，2000年前廣東外來工月均工資約在450元左右，2004年底達800元左右，但員工工資與經濟增長和企業效益未能合理對應，珠三角與長三角地區比，總體工資水平低100-150元。據組織對有缺工反映的1138家企業調查，有69.42%的企業普通工月均工資（含加班）在800元以下，而11月又對缺工狀況沒有改變的100多家企業回訪調查，有54.70%的企業普工工資在600-800元之間，由于企業工資缺乏吸引力，老員工留不住，新員工又難招。去年據部分企業反映，有30%的員工流向長三角。據四川、江西等地區反映，近兩年新輸出勞動力有超過50%的流向長三角地區。

（四）勞動力供求結構錯位更加明顯。

廣東企業缺工主要是勞動力供求結構錯位，且表現越來越突出。從全省勞動力市場供求數字顯示：一是性別錯位。用人單位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男女工需求嚴重偏離，比例高達1：4，而勞動力市場男女求職比例為3：2。二是年齡錯位。絕大部分企業要求招用18～34歲年齡段，尤其是25歲以下的，求人倍率達到1.16；而35歲以上年齡段的求人倍率均小于1，特別是45歲以上的求人倍率只有0.56。三是勞動力素質錯位。對有技術等級勞動力需求去年76.96萬，而求職65.99萬，缺口10.97萬；專業技術等級越高，求人倍率越大，初級、中級和高級技能求人倍率是1.56、1.69和1.88，技師、高級技師是2.32和2.21。隨著經濟、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產品科技含量不斷提高，經濟、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調整，企業對勞動力文化技能素質要求將越來越高。從去年的調查看，有八成以上的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50%的崗位要求具有初級工以上技術等級的熟練工。目前我省技能型勞動者約有400多萬人，其中高級以上技工（包括技師、高級技師）20.37萬人，僅占4.26%。而“十.五”期間，據測算，我省勞動力市場中級工供需缺口約180萬人，而高級工以上技能型人才缺口在100萬人左右，勞動力市場技能型勞動力需求明顯大于供給。

（五）勞動力區域分流日趨明顯。

隨著我國長三角和國家重點扶持的西部及東北老工業基地，這些地區經濟快速發展，改變了過去的“東西南北中，打工到廣東”的局面，使勞動力的流向分散，不再像10年前那樣大規模流向廣東，也不會再現80年代廣東的“民工潮”，當時在深圳，一般的企業一個崗位幾十甚至上百個人應聘，這樣的狀況如果沒有特殊情況，以后難以再現。2000年前在廣東流動就業半年以上人員占全國1/3強，2004年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據了解，去年底僅北京（409.5萬）、上海（398萬）、江蘇（1200萬）、浙江（369萬）、福建（591.1萬）五省市的流動人員總量達2967萬人，已經超過廣東省2200萬現有總量近700萬。可見，這種分流對廣東企業招用工影響很大。據企業反映，近2年36.96％流失的技工和29.81％普工離開廣東，分流到其他省。同時，由于國家對農業農村工作扶持力度的加大，務農收入顯著提高，如2004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936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長6.8%，創下1997年來的最高點，從而使當地農村勞動力務農積極性進一步提高，導致這些地區的勞動力更多地選擇就地就近就業或務農。

三、當前勞動力市場供求幾個問題的反思

從廣東勞動力市場供求和企業缺工問題分析，有幾個問題值得反思：

（一）關于工資調整問題

在目前情況下，企業工資標準是缺工的一個關鍵因素，員工的勞動報酬要與其創造的產值相適應，與自身的勞動價值相對應。如果低于其勞動價值，將極大地降低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歸屬感；如果過高，勢必會造成企業生產成本增加，生產競爭力削弱，企業很難生存；所以調整企業員工工資必須二者兼顧。這里有四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對規模小、產值低、效益差、工資調整空間基本沒有的企業，企業缺工問題要解決是很難的，從政府的角度，也很難幫助，這類企業只能逐步退出市場；二是有工資調整空間的企業，但為了掠奪員工的勞動價值，不積極甚至不愿意調整員工工資，價值與工資嚴重偏離，這類企業，政府應干預，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公布合理的工資指導價位，促進企業提高工資；三是對混淆員工工資結構，將加班費也計入最低工資標準，或加班不發加班費，拖欠克扣員工工資的企業，政府應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來糾正，保證員工合法工資的權益；四是加強在民營等非公有制企業中建立工會組織，提高員工集體談判能力，通過工會工作，幫助員工提高工資福利待遇。

（二）關于教育培訓問題

人才的培養教育要突出實際效果，要與市場需求相適應。一是培訓與市場需求要緊密結合。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主要通過市場完成。目前不少的畢業生找不到工作，而市場又缺乏所需人才，這是教育培訓與市場需求不相適應的體現。因此人才的培養教育要加強規劃，要有前瞻性。“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培養的周期一般比較長，要加強對產業結構升級中可能短缺的工種預測性研究，提早制訂培訓計劃，在市場變化中力爭主動。二是強化技能型人才的培養。目前，我省技能型人才所占比例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也低于其他的一些省份，有技能、具實操經驗的人才尤其短缺，而我省已屬于經濟大省，經濟發展和產業調整升級快，對人才的市場需求量大，為此我們必須全力搞好技能人才的培養。三是企業內部也要加強培訓，提高員工素質。歐美發達國家投資的企業比較重視員工培訓教育，而國內有的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和一些港澳臺投資企業就不太重視，所以這類企業缺口比較大。按規定，企業的培訓教育經費投入應按職工工資總額的1.5%計提，不少企業達不到這個標準，由于企業不重視內部員工培訓，使企業缺工問題增大，企業的生產效率也難于提高，因此要很好引導企業重視解決這個問題。

（三）關于引導企業加強技術升級改造的問題。

根據當前世界企業發展趨勢和企業缺工實際，要使企業缺工問題有效解決，企業一定要加強技術升級改造，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要依靠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走品牌發展道路，逐步向技術密集型轉變，減少用工量，尤其是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要發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型企業，將勞動密集型企業轉移至經濟欠發達的山區和東西兩翼地區，這樣可減少缺工壓力，同時對經濟欠發達地區又可發揮當地勞動力充足的優勢，促進經濟發展。

（四）關于提高招用工現代化水平的問題。

要加強改進招用工手段，加強網絡化信息化建設，要借助先進的網絡和多媒體技術，遠程可視招聘系統，實現招聘服務手段的多元化，消除勞動力市場中供求信息不聯接現象，同時也要大力推進信息收集、分析評估和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建設，以科學的方法對勞動力市場供求形勢進行分析預測，引導勞動力資源合理流動，也是解決企業缺工問題的好辦法。

四、2005年勞動力市場供求基本走勢判斷

（一）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勞動力需求有所減少。

從宏觀經濟的運行來看，預計05年廣東經濟增長速度將有所放緩，主要原因：一是世界經濟保持增長，但不確定因素增加。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加劇，特別是國際油價飚升后的走勢及其對廣東經濟的影響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二是中央宏觀調控的總體思路不變。就國家政策看來，宏觀調控政策的趨向，財政赤字規模的減少，投資增長速度的控制，仍然是政府高度關注的方向；三是廣東社會經濟投入增加。廣東取消農業稅，要減少三十幾個億的收入，最近考慮取消農村的義務教育的一切費用，測試估算增加投入60個億，另一方面環保規劃執行完成也要花費2000多個億。綜合這些因素，省統計局預測，廣東2005年GDP增長在11%-12%左右。

經濟增長速度的減緩，意味著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總量會有所減少。按照一般規律GDP增長速度在10%，新增就業崗位約60萬個。如果今年廣東的總體經濟增長在10%-12%，勞動力需求量將比去年減少，供求矛盾也相應緩和。版權所有

（二）產業結構調整加劇勞動力供求的結構性矛盾。

篇（8）

馬克思關于價值決定的基本觀點是：“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馬克思關于價值決定的這個觀點是價值規律的首要內容。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是理論界通常所說的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用個量t[，1]及其總量T[，1]表示）。對于t[，1]參與價值決定，在承認勞動價值論的學者中是沒有爭議的。但也許正因為沒有爭議，人們對t[，1]的認識一般也就沒有深化、細化和量化。其實，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和社會實踐，t[，1]包含著豐富的內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認識上加以深化、細化和量化。

從內涵來說，馬克思所說的t[，1]至少包含著三個重要的規定：一是勞動時間，并且是有效勞動時間，是制造某種使用價值的勞動時間；二是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三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基本上也就是社會平均的或中等的生產條件。后兩個規定結合在一起，也就是社會平均的或中等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生產力（在這里，這兩個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這樣，商品的價值量（W）就是勞動時間（t）和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力（N）的函數，即：

W＝f（N，t）

在這里，N又是由多種情況和要素決定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這多種情況中的每一種，都是一種或一類生產要素，每種要素又都包含著許多方面和因素。具體說：

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可以說是勞動力要素（r），其中包括勞動者的德、智、體素質，這又取決于先天的體質和智力遺傳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環境因素，特別是本人的主觀努力以及這種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第二，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可以說是科學技術要素（e），其中包括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和應用程度，相關知識、信息的獲取、傳遞、加工、貯存、應用水平，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所承載的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種類和含量等等。

第三，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可以說是管理要素（g），其中包括微觀的經營管理，宏觀的經濟、文化、教育、社會、政治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紀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協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力系統。

第四，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可以說是資本要素（c），其中包括資本的積累、積聚、集中、籌措、運作，生產資料的獲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

第五，自然條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完整地說應該包括人類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勞動力要素之中）和人類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礦藏、日照、氣候、其他動植物、生態環境等等。

所有這些要素，都是勞動生產力的決定性因素，從而都是商品價值量的決定性因素。僅以上述五項要素列入價值決定的關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

W＝f（r，e，g，c，d，t）

以上因素都影響到價值決定，其中有的是加和關系，有的是比例關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線性的關系。

從外延來說，無論在中國在世界都存在著多層次的生產力，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生產條件和勞動力條件。同一規格質量的產品都可能有多個不同的生產者向市場提供；這些生產者有的是個體，有的是企業；企業中有獨資的，有合資的，有股份制的，有國有的。不同生產者會有不同的生產條件、勞動力條件和由此決定的不同的勞動生產率。這些生產者各自的個別勞動生產率（N）可能分別等于、大于或小于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N[，1]），從而N與N[，1]的比值n（我們把n叫做相對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指數）可能分別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無論個別勞動生產率N和個別勞動時間t怎樣不同，同一規格質量的產品投放到同一市場上價格都相同，從而社會價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勞動時間t里產品產量越大，產品總價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數量關系和價值決定公式：

W＝t[，1]＝nt

當n不變或相同時，W與t成正比；當t不變或相同時，W與n成正比，即與N成正比，與N[，1]成反比；當W不變或相同時，t與n成反比。這就是說，當勞動生產率不變或相同時，商品價值量與勞動時間成正比；當勞動時間不變或相同時，商品價值量與相對勞動生產率即勞動生產率指數成正比，或者說與個別勞動生產率成正比，與社會勞動生產率成反比；當商品價值量不變或相同時，也就是在等質等量商品中，包括單位商品中，所凝結的勞動時間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勞動生產率越高，所需勞動時間越少，反之則相反。因此，我們應該區別不同情況、不同概念的勞動生產率，來全面認識勞動時間、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三者關系；否則就會在這三者關系上糾纏不清，爭論不休。

在計算同類商品總量、部門商品總量、社會商品總量時，由于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總是根據所有個別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數計算的，因而這時n＝1，從而，W＝nT＝1T＝T.其中總勞動時間T＝∑t＝∑t[，1]＝T[，1].所以，無論是同類產品、部門產品還是社會總產品的總價值量總是等于耗費在產品中的總勞動時間。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論述了商品的價值量決定于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后，又在《資本論》第三卷進一步指出：“事實上價值規律所影響的不是個別商品或物品，而總是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因此，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上。”（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必要的勞動時間，也就是理論界通常所說的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用總量T[，2]和個量t[，2]表示）。顯然，作為完整意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對社會生產、對生產部門、對社會供給來說是必要的，而且對社會需求、對消費者及其購買力來說也是必要的；不僅要具有勞動耗費上的社會平均性，而且要具有勞動效果上的社會必需性，即具有兩種含義上的社會必要性，也就是必須由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共同決定商品的社會價值。這就是說：“價值不是由某個生產者個人生產一定量商品或某個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由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然后再根據從這樣決定的商品總價值中所分攤到的部分決定單個商品的價值，即由“所生產的總價值除以產品數，決定個別產品的價值，而且個別產品只有作為總價值的這種相應部分才成為商品。”（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1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因而，完整意義的社會價值，是由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某種商品社會必需總量（B）所必要的勞動時間（T[，2]＝Bt[，1]）決定該種商品實際生產總量（A）的實際總價值（W），并由從這個總價值中所分攤到的部分決定單個商品的實際市場價值（w），即由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t[，1]、T[，2]）共同決定商品的社會價值（包括總量價值W和單位商品價值w）。用計算公式表示，即：

W＝T[，2]＝Bt[，1]＝B（T[，1]／A）＝（B／A）T[，1]＝b[，T]

w＝W／A＝T[，2]／A＝Bt[，1]／A＝bt[，1]＝bnt

其中，T[，1]＝T，為生產A量商品實際耗費的總勞動時間，t為單位商品個別勞動時間，n為相對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指數，b＝B／A為供求系數或產品需求率或產品稀缺率。

上述公式把產品需求率b列為價值決定的一個重要變量，從而把供求關系列入了價值決定。而市場供求是復雜多變的，因此，“價值量不以交換者的意志、設想和活動為轉移而不斷地變動著。”（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這樣，供求變動就決定了價值變動，進而決定了價格變動。從這種新觀點來看，商品價格隨著供求變動而上下波動，并不是商品價格與價值偏離，而正是有規律地必然地向價值接近，與價值相一致。

再從供求變動趨勢來看，“如果供求決定市場價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場價格，并且進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場價值，又決定供求。”（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種供求與價格的相互作用，供求的價格彈性，會把供求、從而也把價值和價格拉向一個均衡點。這樣，雖然在任何一定的場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就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的整體來看，供求總是一致的；不過這種一致只是作為過去的變動的平均，并且只是作為它們的矛盾的不斷運動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時，A＝B即b＝1，因此，就一定時期整體來看，價值決定公式仍然應該是：

W＝bT＝T

w＝bt[，1]＝t[，1]

這個公式里，似乎b可以消失，不再發生作用，實際上這個公式成立的條件是b＝1即A＝B，亦即供求平衡，實際上供求在這里仍然是起作用的，而在其他任何一定的場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A≠B，b≠1，從而b都不能消失，供求都起作用。

總之，在以上價值決定公式中，既包含了實際勞動時間（t和T），又包含了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t[，1]和T[，2]）。在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既包含了勞動時間，又包含了勞動生產率因素。其中也就隱含了決定勞動生產率并進而決定勞動生產力的多種情況和多種生產要素，如勞動力、科學技術、經營管理、資本、土地等等要素。在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既包含了勞動時間，又包含了供求因素，既包含了生產過程、產品供給和勞動耗費因素，又包含了交換過程、產品需求和勞動效用因素，而在產品需求中也就隱含著產品的效用因素。因為沒有效用也就不可能有需求，沒有使用價值就不可能有價值；而且效用越大，越普遍，需求量也就越大，兩者總是成正比。因此，這一公式既保留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內核，又融合了效用論、供求論、生產要素論、生產費用論、積累勞動論的合理內核，從而這個公式是一個既堅持了勞動價值論基本觀點、又綜合了各種價值論合理因素的價值決定公式，它適用于產品個量價值和總量價值的計算，經得起生產和交換實踐的檢驗。以這一公式為結合點和切入點，我們可以通過吸納各種價值論的合理因素而使勞動價值論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并可以進一步探討各種價值論（和以價值論為基礎的經濟學）的溝通和綜合。

（二）價格決定公式——價值規律公式之二

馬克思關于價格與價值關系的基本觀點是：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是物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貨幣作為價值尺度，是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即勞動時間的必然表現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可見，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是勞動時間，計量單位是時、分、秒；外在的價值尺度是貨幣、計量單位（以我國現行紙幣來說）是元、角、分。商品的價格應該以商品的價值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馬克思關于價格的這個觀點，是價值規律的又一重要內容。有人由此認為，理論價格就等于價值，諸如1小時勞動＝10元之類的等式，在一些文章中時有所見，其實這些等式是不成立的。在這里，至少要加入一個單位勞動時間所創造的價值的貨幣轉換系數h，才能使兩邊相等：如只有當h＝10元／小時勞動，才能使10元／小時勞動×1小時勞動＝10元。我們設商品價格為G，商品價值為W，貨幣系數為h，以上關系式可通化為價格決定公式：

G＝hW＝hbt[，1]

這里的價格只是一般理論價格，實際市場價格與這個價格還會有或多或少、或正或負的差價，這些差價有的是由不同地點、不同流通環節商品中包含著某些追加勞動、從而商品價值變動引起的，有的是由自然條件變化（如季節、氣候變化）、市場競爭因素、國家政策因素、消費心理因素、社會時尚變化，以及種種偶然因素引起的（供求因素已被列入價值決定的內生變量，在此可不再列入）。其中由勞動量變動即價值變動引起的差價可納入W之中，其余因素引起的價格變動和差價可用G表示，列入價格決定的一個子項，從而上式可完善為：

G＝hW＋G

其中G可大可小，可正可負，從社會總產品來看在一定時期可作為正負值互相抵銷，也就是∑G＝0.從而使社會產品總價格仍然等于總價值、即總勞動時間乘上貨幣系數，即∑G＝∑hW＝h∑W＝h∑T.

由此，h＝∑G／∑W＝∑G／∑T

就一個國家一定時期（一般以一年計算）來說，G應該用全年全國勞動者國內生產凈值計算，W或T應該用全年平均勞動者人數乘勞動者全年平均勞動時間計算。由于目前統計指標和數據上的局限性，G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W或T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平均從業人數（R）乘從業人員平均勞動時間（T）計算，即：

h＝GDP／RT

通過不同年份的不同h值，可以計算出h值的年變化率h′。用計算公式表示，即：

h′＝（h[，j]＋1）／h[，j]（其中j為基期年份）

根據以上公式和有關統計資料，我們可以大體計算出一國h值和h′值。以我國近幾年為例，可通過測算列出表1：

表1中國h值測算表

GDPRThh''''一年定期居民消費

（億元）（萬人）（小時）（元/小時）（%）儲蓄利率物價指數

（%）（上年=100）

1990185316390924401.19

1992266526555424401.67121.97.56106.4

1994467596719922403.11145.310.98124.1

1996678856885020244.87126.89.18108.3

1998783456995720245.53104.54.7799.2

2000894047115020006.28108.12.25100.4

說明：T根據我國從1994年實行每周5.5天工作制、從1995年實行每周5天工作制、從1999年節日假由7天延長至10天計算。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摘要（2001）》，《中國統計年鑒（1998）》。

以上測算結果表明，h、h′都是客觀存在、可以計算的，h值實際上是以貨幣計算的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h′部分地反映著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的變化，部分地反映著貨幣幣值的變化，h′值與物價指數和利率水平都存在著正比例或正相關關系。h′值變化表明，同量勞動在不同年份會對象化為不同的貨幣量，其貨幣量一般會逐年增加；反之，同量貨幣在不同年份會代表著不同勞動量，其勞動量（從而價值量）會逐年減少。由此可見，一定量貨幣、投資額會發生有形無形貶值，給予適當利息補償是必要的、合理的。

以上的價格決定公式，也就是價格與價值的關系式。這個公式表明，價格與價值并不直接等同而有明顯區別，同時又有密切聯系，具有正比例或正相關的關系，歸根到底，價格是現象，價值是本質，價格是形式，價值是內容。正如列寧所說：“價格是價值規律的表現。價值是價格的規律，即價格現象的概括表現。”（注：《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0卷，1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但在傳統理論上總是把供求關系排除在價值決定之外，把投資利息排除在價值構成之外，這樣就使價格與價值越來越遠，使價值越來越成為不可捉摸的東西，使等價交換只能成為偶然現象，使價值規律不具有客觀性、普遍性、穩定性、重復性，也就不成其規律；相反，不等價交換才具有客觀性、普遍性、穩定性、重復性，從而具有規律性。現在我們通過以上價值決定和價格決定的理論和公式的確立和推導，價格與價值、理論與實踐就能無限接近，趨向一致，價值范疇就能從價格形式上經常得到反映，使價值真正成為價格的規律，使價格真正成為價值規律的表現，使勞動價值論具有廣泛的解釋力和說服力。

（三）勞動價值論視域的利息理論和利息率公式

馬克思關于利息和利息率的基本觀點是：利息是資本的單純所有權所提供的剩余價值，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是平均利潤的一部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規律決定，而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這種決定是偶然的，純粹經驗的，其最高界限是平均利潤率，最低界限則完全無法規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4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西方經濟學在利息理論上則有時間偏好論、節欲論、迂回生產論、投資和儲蓄論、資本的邊際生產力論、由資本供求決定的均衡價格論等等。我國學者對利息的存在一般是從資本的貢獻、資本的稀缺性、激勵投資的必要性等方面來解釋的，而利息的來源仍然是剩余價值或社會純收入。所有這些理論都沒有從勞動價值論上對利息和利息率作出科學的說明。

其實，利息和利息率完全可以從勞動價值論視域來認識和說明。事實上，合理的利息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更不是瓜分剩余價值的剝削收入，也不是由資本的單純所有權所提供的。利息率的決定，不只是有一個平均利潤率的界限，也不只是由供求關系決定，也不是純粹偶然、純粹經驗、沒有規律地決定的，而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是由投資貶值、投資費用、投資風險、供求關系等客觀因素共同決定的。首先，資本額或投資額都表現為一定的貨幣量，代表著投資者提供的積累下來的一定勞動量和價值量，但同一價值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表現為不同的貨幣量，通常是由于通貨膨脹而發生貨幣貶值，這是投資的有形貶值，理應得到補償。其次，“撇開一切偶然的干擾不說，現有資本的一大部分，會不斷在再生產過程的進行中或多或少地貶值，因為商品的價值不是由生產商品原來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再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并且這種時間由于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減少。因此，在社會生產率的較高的發展階段上，一切現有的資本不是表現為資本積累的長期過程的結果，而是表現為相對地說非常短的再生產時間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4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是投資的無形貶值。而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離不開必要的投資額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離不開作為過去勞動積累的資本的一份貢獻。因此資本的無形貶值可以而且應該在資本對提高勞動生產率貢獻的限度內得到補償。例如，從以上表1可知，同樣1小時勞動，如將勞動復雜程度變化忽略不計，其價值量是相等的，但卻表現在逐年變化的貨幣量上，1990年是1.19元，1995年是3.84元，2000年是6.28元，1995年是1990年的3.2倍，2000年是1990年的5.2倍。這里有貨幣貶值、勞動生產率提高等因素。如果撇開其他因素不算，那么在1990年投資1.19萬元，至2000年就應獲得本利和6.28萬元，其中獲得的5.09萬元利息，是投資者投資有形無形貶值的應有補償，是投資者投資所代表的勞動量和價值量的回收，其中并沒有占有任何人的勞動和剩余價值。再次，由于自然的和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種種原因和變故，投資會有部分乃至全部喪失的風險，股市有風險，銀行貸款有風險，其他法人、自然人投資也有風險，因此，適當的風險補償也是必要的。最后，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都或多或少要付出勞動和費用，如1999年我國銀行系統職工人數已達205萬人，（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要付出大量勞動、工資和費用；股民需要關注股市行情。把自己長期勞動積累的資金投放到某個項目上，對誰都不是一種小事，都是一種極其重要極其復雜的勞動。資本的成功運用和運作所要求的知識、洞察力和判斷力，以及為此需要付出的勞動和努力，決不比其他勞動來得差。（注：晏智杰：《勞動價值學說新探》，序第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由于這一切原因，合理的利息是投資有形無形貶值、投資風險、投資費用必要的補償，是對過去積累的勞動和正在進行的投資勞動的必要的補償，是勞動耗費的一部分，是產品成本的一部分，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此外，資本供求率始終是市場利息率的決定因素之一。這樣，理論利息率的決定和計算就有了客觀依據，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理論利息率＝（通貨膨脹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資本貢獻率＋投資風險率＋投資費用率）×資本供求率。

（四）勞動力價值公式

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價值的基本觀點是：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獨特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及其子女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同時還要包括必要的教育訓練費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93～19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以及必要的醫療保健費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Ⅰ），1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資本家用來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也就是支付給雇用工人的工資，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8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為工人階級是掙一文吃一文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雇傭工人所得的工資將全部用于生活消費而沒有分文剩余，其結果，資本主義再生產不僅是物質資料的再生產，同時也是勞動力和工人階級的再生產，是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馬克思的這些觀點符合他當時所面對和研究的情況，而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情況與一百多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們必須研究新情況，作出新概括，提出新理論。

第一，今天的工人階級和工薪階層，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就絕大多數人來說已經不再是掙一文吃一文而無分文積累，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至2000年，中國個人儲蓄、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已達10萬億元以上，加上個人經營投資和住房投資已達20萬億元以上，股民已達5800萬戶。（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和工薪階層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更遠遠高于中國。這些新情況是傳統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工資理論和積累理論解釋不了的。因此，現代工人階級的勞動力價值已經不僅僅包括馬克思所說的生活資料價值和教育醫療費用，而應該包括更多的項目。

第二，既然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而其他商品的價值都包括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和活勞動創造的價值兩部分，那么勞動者所必要的生活資料價值和教育醫療費用，充其量也只是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部分，僅有這一部分還不足以生產和再生產、培養和造就出現代勞動力，這里必須付出兩種不可或缺的活勞動，這就是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

第三，家務勞動是勞動力再生產中完全必要的活勞動，是勞動力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保姆等人的家政服務已經成為商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由于反作用，家庭成員從事的這種服務在家庭內部也應該視同商品，承認其價值和使用價值，盡管這種價值很快被家人消費了，但家務勞動者仍然是創造價值的。這種勞動完全是生產勞動力的必要活勞動和必經工序；否則，嬰兒甚至無法長大成人，更談不上再生產勞動力。再則，按照傳統理論，同樣兩個勞動力，如果一個使用保姆，一個不使用保姆，由于有無保姆費用的不同，兩者的勞動力價值就不同，工資也應不同，這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是講不通的。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指出：“對每個國家的經濟來說，家庭內的生產都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家庭和其他居民戶，事實上都可視為小型的工廠。即使是最先進的國家，這些地方也都可以生產出極有價值的商品及服務。”“現在的確是把家務勞動也算在GDP里面的時候了。”根據一位教授的統計，“美國從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為止，家庭內的生產值，超過了GDP的20％以上，而聯合國最近公布的人力開發研究報告顯示，家庭內的生產值占全球生產值的比例，竟然高過40％。”（注：加里·貝克（貝克爾）：《生活中的經濟學》，中文版，140～142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

第四，求學勞動是現代勞動力再生產中極其重要的活勞動，是勞動力價值中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在勞動力培養和勞動力價值中，人們往往只重視教師勞動和教育費用，求學勞動往往被忽略不計。其實，學生和成人的求學勞動是勞動量更大、更為重要的一部分勞動。俄國教育家烏申斯基說過：“學習是勞動，并且應當永遠是勞動，是充滿了思想的勞動。”（注：烏申斯基：《教學法原理》，中文版，125頁。轉引自王涵等：《名人名言錄》，23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事實上，同樣的生活資料和教育費用，同樣的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培養出的勞動力的素質可能有很大不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人自己的學習和努力不同。教是外因，學是內因，學生的勞動比教師的勞動更重要。人是主體，物是客體，人格化、人才化勞動比物化勞動更重要。當今世界，經濟是知識經濟，教育是終身教育，社會是學習社會，社會組織是學習組織，求學勞動更為長期，更為艱巨，更為重要。據統計，至2000年，我國各級學校在校學生數已達2.2億人，占全國人口17.4％，約占6－60歲人口22％。（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據我國學者王琪延研究，中國城市男女居民在終生總時間中，有45％屬于生活必需時間。29％屬于閑暇時間，10.5％屬于工作時間，8.5％屬于家務勞動時間，7％屬于學習時間。（注：王琪延：《中國城市居民生活時間分配分析》，載《社會學研究》，2000（4），第93頁。）在工作、學習和家務勞動三項勞動時間中，工作時間占40.4％，學習時間占26.9％，家務勞動時間占32.7％。可見，學習時間加上家務勞動時間已經大大超過了工作時間。因此，我們研究勞動價值論，應該研究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創造的價值（這是一種凝結于勞動力價值中的潛在價值，這里不去多說）；我們研究勞動力價值，應該包括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等勞動力生產中所必要的活勞動所形成的價值。

由此可見，勞動力價值（以V表示）應該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其一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價值、教育培訓費用和醫療保健費用（以V[，1]表示），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價值的構成部分；其二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付出的家務勞動形成的價值（以V[，2]表示）；其三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付出的求學勞動價值（以V[，3]表示）。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新的較為完整的勞動力價值公式，即：

V＝V[，1]＋V[，2]＋V[，3]

這個公式更符合現代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客觀實際，能合理解釋勞動者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的價值源泉。

（五）成本新論及其公式

馬克思關于成本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產品成本（K）包括生產資料耗費即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C，其中包括勞動資料價值C[，1]和勞動對象價值C[，2]）和工資即勞動力價值（V）這兩項。從現代社會化全球化生產過程和社會分工協作關系看，產品成本中除了包括各種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C[，1]＋C[，2]）外，還應該包括各種非物化勞動有償轉移的價值（C[，3]），如各種外購服務產品和知識產品轉移的價值。同時，除了這些企業成本、直接成本、顯性成本外，還應該包括各種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

其一是宏觀管理和公共產品分攤的費用。這些公共產品包括社會公共需要的社會制度、社會管理、社會規范、社會秩序、社會環境等等。這種公共需要是從人類共同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產生的。現在隨著生產社會化、全球化、電子化、信息化、知識化、智能化的發展，不僅一個企業內部需要嚴格的科學管理，而且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全球，都需要加強宏觀的科學管理。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一切政治上的勞動都是間接的生產手段，都是整個社會勞動中必要的組成部分。恩格斯說過：國家權力對于經濟發展具有促進和阻礙兩種不同的反作用。（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4卷，7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鄒東濤教授以日本明治維新、中國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巨大發展為例，論證了制度是更內核的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觀點。（注：鄒東濤：《制度是更內核的第一生產力》，載《理論動態》，第1522期。）我國近50年來的歷史經驗從正反兩方面充分證明了這些觀點的正確性。而優越的社會制度等公共產品的提供，需要公務人員付出艱巨復雜、優質高效的公務勞動。這些公務勞動所形成的價值一般是間接融合和實現在其他各種社會產品中，是通過稅收等形式實現補償和再生產的。因此，國家稅收并不完全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稅收中用于經濟、社會、行政管理和國防的費用，用于科技教育衛生事業和環境保護的費用，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的一部分。

其二是投資利息，如上所述，這也是一種間接的勞動耗費和勞動補償，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

其三是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成本，包括為了開發利用土地、水源、森林、礦藏、生物等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在產前、產中和產后付出的或追加的勞動和支付的費用，這也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以土地資源來說，傳統理論認為，土地是自然資源，地租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際上，開墾了的土地不只是自然資源，也有人類勞動凝結在其中，也有價值，合理的地租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一種勞動報酬，一種間接成本。

由此可見，傳統上所說的成本只是企業成本、直接成本、顯性成本，只是部分成本而不是完全成本，完全成本還應該包括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新的成本公式，即：

K＝C＋V＋S＝C[，1]＋C[，2]＋C[，3]＋V[，1]＋V[，2]＋V[，3]＋S[，1]＋S[，2]＋S[，3]

其中，S為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S[，1]為宏觀管理和公共產品分攤的費用，S[，2]為投資利息，S[，3]為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成本。

（六）剩余價值新論及其公式

馬克思關于剩余價值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剩余價值是雇傭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一部分價值，是勞動力創造的價值與勞動力價值的差額，也是商品價值與成本價格的差額；剩余價值來源于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反映著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剝削關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經濟范疇。（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235～2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對這一傳統理論，我們需要結合新的實際，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再認識：

第一，剩余價值始終是商品價值的構成部分，因而剩余價值范疇與價值范疇一樣，是商品經濟所固有、并與商品經濟共生共滅、始終并存的歷史范疇，它適用于一切存在商品經濟的社會，從而既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但在不同社會，剩余價值有不同歸宿，反映不同經濟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歸資本家所有，反映著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的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歸社會公眾所有，反映著勞動者共同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系。剩余價值只有通過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而且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被創造出來，因此不是一種個人力量的產物，而是一種社會力量的產物，理應歸社會公眾所有，為社會公眾造福，為社會進步服務。這正是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合理、更進步、更優越的真諦所在，也是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的堅實理論基礎。科學社會主義應該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

第二，傳統理論把利息、地租和全部稅金都看作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際上，合理的利息和地租以及部分的稅金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產品社會成本、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我們應該把這些成本從剩余價值中剔除出去，較為確切地計算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其計算公式為：

M＝W－C－V－S

第三，傳統理論把剩余價值看作只是雇傭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活勞動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而現代化社會化全球化的大生產大流通表明，剩余價值及其轉化形式：利潤不只是來自于生產工人，也來自于科學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而且不只是來自于生產工人或總體工人的剩余勞動，還越來越多地來自于科學技術成果潛在價值的轉化和實現，來自于生產力巨系統中的系統效應。因此，剩余價值的來源決不只是一個而至少有三個：一是來自勞動者（包括生產工人、科學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等總體工人）活勞動中剩余勞動創造的價值（M[，1]）；二是來自無償利用的他人和前人的科學技術成果的潛在價值轉化而來的剩余價值，也可以叫知識剩余價值或技術溢出價值（M[，2]）；三是來自生產力系統中系統效應形成的剩余價值，也可以叫社會剩余價值或系統剩余價值（M[，3]）。

根據以上認識，我們可以把不屬于剩余價值的社會成本從剩余價值中剔除出去，又把剩余價值的來源從一個擴展為三個，從而就能較為準確地計算出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以及活勞動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其中計算剩余價值量的公式是：

M＝W－C－V－S＝M[，1]＋M[，2]＋M[，3]

以上公式在簡化形式上只是加減法，而實際上要復雜得多，要應用現代數學和現代系統科學。

篇（9）

（一）價值決定公式——價值規律公式之一

馬克思關于價值決定的基本觀點是：“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馬克思關于價值決定的這個觀點是價值規律的首要內容。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是理論界通常所說的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用個量t[，1]及其總量T[，1]表示）。對于t[，1]參與價值決定，在承認勞動價值論的學者中是沒有爭議的。但也許正因為沒有爭議，人們對t[，1]的認識一般也就沒有深化、細化和量化。其實，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和社會實踐，t[，1]包含著豐富的內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認識上加以深化、細化和量化。

從內涵來說，馬克思所說的t[，1]至少包含著三個重要的規定：一是勞動時間，并且是有效勞動時間，是制造某種使用價值的勞動時間；二是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三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基本上也就是社會平均的或中等的生產條件。后兩個規定結合在一起，也就是社會平均的或中等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生產力（在這里，這兩個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這樣，商品的價值量（W）就是勞動時間（t）和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力（N）的函數，即：

W＝f（N，t）

在這里，N又是由多種情況和要素決定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這多種情況中的每一種，都是一種或一類生產要素，每種要素又都包含著許多方面和因素。具體說：

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可以說是勞動力要素（r），其中包括勞動者的德、智、體素質，這又取決于先天的體質和智力遺傳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環境因素，特別是本人的主觀努力以及這種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第二，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可以說是科學技術要素（e），其中包括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和應用程度，相關知識、信息的獲取、傳遞、加工、貯存、應用水平，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所承載的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種類和含量等等。

第三，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可以說是管理要素（g），其中包括微觀的經營管理，宏觀的經濟、文化、教育、社會、政治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紀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協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力系統。

第四，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可以說是資本要素（c），其中包括資本的積累、積聚、集中、籌措、運作，生產資料的獲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

第五，自然條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完整地說應該包括人類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勞動力要素之中）和人類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礦藏、日照、氣候、其他動植物、生態環境等等。

所有這些要素，都是勞動生產力的決定性因素，從而都是商品價值量的決定性因素。僅以上述五項要素列入價值決定的關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

W＝f（r，e，g，c，d，t）

以上因素都影響到價值決定，其中有的是加和關系，有的是比例關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線性的關系。

從外延來說，無論在中國在世界都存在著多層次的生產力，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生產條件和勞動力條件。同一規格質量的產品都可能有多個不同的生產者向市場提供；這些生產者有的是個體，有的是企業；企業中有獨資的，有合資的，有股份制的，有國有的。不同生產者會有不同的生產條件、勞動力條件和由此決定的不同的勞動生產率。這些生產者各自的個別勞動生產率（N）可能分別等于、大于或小于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N[，1]），從而N與N[，1]的比值n（我們把n叫做相對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指數）可能分別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無論個別勞動生產率N和個別勞動時間t怎樣不同，同一規格質量的產品投放到同一市場上價格都相同，從而社會價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勞動時間t里產品產量越大，產品總價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數量關系和價值決定公式：

W＝t[，1]＝nt

當n不變或相同時，W與t成正比；當t不變或相同時，W與n成正比，即與N成正比，與N[，1]成反比；當W不變或相同時，t與n成反比。這就是說，當勞動生產率不變或相同時，商品價值量與勞動時間成正比；當勞動時間不變或相同時，商品價值量與相對勞動生產率即勞動生產率指數成正比，或者說與個別勞動生產率成正比，與社會勞動生產率成反比；當商品價值量不變或相同時，也就是在等質等量商品中，包括單位商品中，所凝結的勞動時間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勞動生產率越高，所需勞動時間越少，反之則相反。因此，我們應該區別不同情況、不同概念的勞動生產率，來全面認識勞動時間、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三者關系；否則就會在這三者關系上糾纏不清，爭論不休。

在計算同類商品總量、部門商品總量、社會商品總量時，由于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總是根據所有個別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數計算的，因而這時n＝1，從而，W＝nT＝1T＝T.其中總勞動時間T＝∑t＝∑t[，1]＝T[，1].所以，無論是同類產品、部門產品還是社會總產品的總價值量總是等于耗費在產品中的總勞動時間。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論述了商品的價值量決定于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后，又在《資本論》第三卷進一步指出：“事實上價值規律所影響的不是個別商品或物品，而總是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因此，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上。”（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必要的勞動時間，也就是理論界通常所說的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用總量T[，2]和個量t[，2]表示）。顯然，作為完整意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對社會生產、對生產部門、對社會供給來說是必要的，而且對社會需求、對消費者及其購買力來說也是必要的；不僅要具有勞動耗費上的社會平均性，而且要具有勞動效果上的社會必需性，即具有兩種含義上的社會必要性，也就是必須由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共同決定商品的社會價值。這就是說：“價值不是由某個生產者個人生產一定量商品或某個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由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然后再根據從這樣決定的商品總價值中所分攤到的部分決定單個商品的價值，即由“所生產的總價值除以產品數，決定個別產品的價值，而且個別產品只有作為總價值的這種相應部分才成為商品。”（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1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因而，完整意義的社會價值，是由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某種商品社會必需總量（B）所必要的勞動時間（T[，2]＝Bt[，1]）決定該種商品實際生產總量（A）的實際總價值（W），并由從這個總價值中所分攤到的部分決定單個商品的實際市場價值（w），即由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t[，1]、T[，2]）共同決定商品的社會價值（包括總量價值W和單位商品價值w）。用計算公式表示，即：

W＝T[，2]＝Bt[，1]＝B（T[，1]／A）＝（B／A）T[，1]＝b[，T]

w＝W／A＝T[，2]／A＝Bt[，1]／A＝bt[，1]＝bnt

其中，T[，1]＝T，為生產A量商品實際耗費的總勞動時間，t為單位商品個別勞動時間，n為相對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指數，b＝B／A為供求系數或產品需求率或產品稀缺率。

上述公式把產品需求率b列為價值決定的一個重要變量，從而把供求關系列入了價值決定。而市場供求是復雜多變的，因此，“價值量不以交換者的意志、設想和活動為轉移而不斷地變動著。”（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這樣，供求變動就決定了價值變動，進而決定了價格變動。從這種新觀點來看，商品價格隨著供求變動而上下波動，并不是商品價格與價值偏離，而正是有規律地必然地向價值接近，與價值相一致。

再從供求變動趨勢來看，“如果供求決定市場價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場價格，并且進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場價值，又決定供求。”（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種供求與價格的相互作用，供求的價格彈性，會把供求、從而也把價值和價格拉向一個均衡點。這樣，雖然在任何一定的場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就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的整體來看，供求總是一致的；不過這種一致只是作為過去的變動的平均，并且只是作為它們的矛盾的不斷運動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時，A＝B即b＝1，因此，就一定時期整體來看，價值決定公式仍然應該是：

W＝bT＝T

w＝bt[，1]＝t[，1]

這個公式里，似乎b可以消失，不再發生作用，實際上這個公式成立的條件是b＝1即A＝B，亦即供求平衡，實際上供求在這里仍然是起作用的，而在其他任何一定的場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A≠B，b≠1，從而b都不能消失，供求都起作用。

總之，在以上價值決定公式中，既包含了實際勞動時間（t和T），又包含了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t[，1]和T[，2]）。在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既包含了勞動時間，又包含了勞動生產率因素。其中也就隱含了決定勞動生產率并進而決定勞動生產力的多種情況和多種生產要素，如勞動力、科學技術、經營管理、資本、土地等等要素。在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既包含了勞動時間，又包含了供求因素，既包含了生產過程、產品供給和勞動耗費因素，又包含了交換過程、產品需求和勞動效用因素，而在產品需求中也就隱含著產品的效用因素。因為沒有效用也就不可能有需求，沒有使用價值就不可能有價值；而且效用越大，越普遍，需求量也就越大，兩者總是成正比。因此，這一公式既保留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內核，又融合了效用論、供求論、生產要素論、生產費用論、積累勞動論的合理內核，從而這個公式是一個既堅持了勞動價值論基本觀點、又綜合了各種價值論合理因素的價值決定公式，它適用于產品個量價值和總量價值的計算，經得起生產和交換實踐的檢驗。以這一公式為結合點和切入點，我們可以通過吸納各種價值論的合理因素而使勞動價值論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并可以進一步探討各種價值論（和以價值論為基礎的經濟學）的溝通和綜合。

（二）價格決定公式——價值規律公式之二

馬克思關于價格與價值關系的基本觀點是：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是物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貨幣作為價值尺度，是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即勞動時間的必然表現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可見，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是勞動時間，計量單位是時、分、秒；外在的價值尺度是貨幣、計量單位（以我國現行紙幣來說）是元、角、分。商品的價格應該以商品的價值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馬克思關于價格的這個觀點，是價值規律的又一重要內容。有人由此認為，理論價格就等于價值，諸如1小時勞動＝10元之類的等式，在一些文章中時有所見，其實這些等式是不成立的。在這里，至少要加入一個單位勞動時間所創造的價值的貨幣轉換系數h，才能使兩邊相等：如只有當h＝10元／小時勞動，才能使10元／小時勞動×1小時勞動＝10元。我們設商品價格為G，商品價值為W，貨幣系數為h，以上關系式可通化為價格決定公式：

G＝hW＝hbt[，1]

這里的價格只是一般理論價格，實際市場價格與這個價格還會有或多或少、或正或負的差價，這些差價有的是由不同地點、不同流通環節商品中包含著某些追加勞動、從而商品價值變動引起的，有的是由自然條件變化（如季節、氣候變化）、市場競爭因素、國家政策因素、消費心理因素、社會時尚變化，以及種種偶然因素引起的（供求因素已被列入價值決定的內生變量，在此可不再列入）。其中由勞動量變動即價值變動引起的差價可納入W之中，其余因素引起的價格變動和差價可用G表示，列入價格決定的一個子項，從而上式可完善為：

G＝hW＋G

其中G可大可小，可正可負，從社會總產品來看在一定時期可作為正負值互相抵銷，也就是∑G＝0.從而使社會產品總價格仍然等于總價值、即總勞動時間乘上貨幣系數，即∑G＝∑hW＝h∑W＝h∑T.

由此，h＝∑G／∑W＝∑G／∑T

就一個國家一定時期（一般以一年計算）來說，G應該用全年全國勞動者國內生產凈值計算，W或T應該用全年平均勞動者人數乘勞動者全年平均勞動時間計算。由于目前統計指標和數據上的局限性，G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W或T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平均從業人數（R）乘從業人員平均勞動時間（T）計算，即：

h＝GDP／RT

通過不同年份的不同h值，可以計算出h值的年變化率h′。用計算公式表示，即：

h′＝（h[，j]＋1）／h[，j]（其中j為基期年份）

根據以上公式和有關統計資料，我們可以大體計算出一國h值和h′值。以我國近幾年為例，可通過測算列出表1：

表1中國h值測算表

GDPRThh''''一年定期居民消費

（億元）（萬人）（小時）（元/小時）（%）儲蓄利率物價指數

（%）（上年=100）

1990185316390924401.19

1992266526555424401.67121.97.56106.4

1994467596719922403.11145.310.98124.1

1996678856885020244.87126.89.18108.3

1998783456995720245.53104.54.7799.2

2000894047115020006.28108.12.25100.4

說明：T根據我國從1994年實行每周5.5天工作制、從1995年實行每周5天工作制、從1999年節日假由7天延長至10天計算。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摘要（2001）》，《中國統計年鑒（1998）》。

以上測算結果表明，h、h′都是客觀存在、可以計算的，h值實際上是以貨幣計算的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h′部分地反映著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的變化，部分地反映著貨幣幣值的變化，h′值與物價指數和利率水平都存在著正比例或正相關關系。h′值變化表明，同量勞動在不同年份會對象化為不同的貨幣量，其貨幣量一般會逐年增加；反之，同量貨幣在不同年份會代表著不同勞動量，其勞動量（從而價值量）會逐年減少。由此可見，一定量貨幣、投資額會發生有形無形貶值，給予適當利息補償是必要的、合理的。

以上的價格決定公式，也就是價格與價值的關系式。這個公式表明，價格與價值并不直接等同而有明顯區別，同時又有密切聯系，具有正比例或正相關的關系，歸根到底，價格是現象，價值是本質，價格是形式，價值是內容。正如列寧所說：“價格是價值規律的表現。價值是價格的規律，即價格現象的概括表現。”（注：《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0卷，1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但在傳統理論上總是把供求關系排除在價值決定之外，把投資利息排除在價值構成之外，這樣就使價格與價值越來越遠，使價值越來越成為不可捉摸的東西，使等價交換只能成為偶然現象，使價值規律不具有客觀性、普遍性、穩定性、重復性，也就不成其規律；相反，不等價交換才具有客觀性、普遍性、穩定性、重復性，從而具有規律性。現在我們通過以上價值決定和價格決定的理論和公式的確立和推導，價格與價值、理論與實踐就能無限接近，趨向一致，價值范疇就能從價格形式上經常得到反映，使價值真正成為價格的規律，使價格真正成為價值規律的表現，使勞動價值論具有廣泛的解釋力和說服力。

（三）勞動價值論視域的利息理論和利息率公式

馬克思關于利息和利息率的基本觀點是：利息是資本的單純所有權所提供的剩余價值，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是平均利潤的一部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規律決定，而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這種決定是偶然的，純粹經驗的，其最高界限是平均利潤率，最低界限則完全無法規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4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西方經濟學在利息理論上則有時間偏好論、節欲論、迂回生產論、投資和儲蓄論、資本的邊際生產力論、由資本供求決定的均衡價格論等等。我國學者對利息的存在一般是從資本的貢獻、資本的稀缺性、激勵投資的必要性等方面來解釋的，而利息的來源仍然是剩余價值或社會純收入。所有這些理論都沒有從勞動價值論上對利息和利息率作出科學的說明。

其實，利息和利息率完全可以從勞動價值論視域來認識和說明。事實上，合理的利息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更不是瓜分剩余價值的剝削收入，也不是由資本的單純所有權所提供的。利息率的決定，不只是有一個平均利潤率的界限，也不只是由供求關系決定，也不是純粹偶然、純粹經驗、沒有規律地決定的，而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是由投資貶值、投資費用、投資風險、供求關系等客觀因素共同決定的。首先，資本額或投資額都表現為一定的貨幣量，代表著投資者提供的積累下來的一定勞動量和價值量，但同一價值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表現為不同的貨幣量，通常是由于通貨膨脹而發生貨幣貶值，這是投資的有形貶值，理應得到補償。其次，“撇開一切偶然的干擾不說，現有資本的一大部分，會不斷在再生產過程的進行中或多或少地貶值，因為商品的價值不是由生產商品原來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再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并且這種時間由于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減少。因此，在社會生產率的較高的發展階段上，一切現有的資本不是表現為資本積累的長期過程的結果，而是表現為相對地說非常短的再生產時間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4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是投資的無形貶值。而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離不開必要的投資額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離不開作為過去勞動積累的資本的一份貢獻。因此資本的無形貶值可以而且應該在資本對提高勞動生產率貢獻的限度內得到補償。例如，從以上表1可知，同樣1小時勞動，如將勞動復雜程度變化忽略不計，其價值量是相等的，但卻表現在逐年變化的貨幣量上，1990年是1.19元，1995年是3.84元，2000年是6.28元，1995年是1990年的3.2倍，2000年是1990年的5.2倍。這里有貨幣貶值、勞動生產率提高等因素。如果撇開其他因素不算，那么在1990年投資1.19萬元，至2000年就應獲得本利和6.28萬元，其中獲得的5.09萬元利息，是投資者投資有形無形貶值的應有補償，是投資者投資所代表的勞動量和價值量的回收，其中并沒有占有任何人的勞動和剩余價值。再次，由于自然的和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種種原因和變故，投資會有部分乃至全部喪失的風險，股市有風險，銀行貸款有風險，其他法人、自然人投資也有風險，因此，適當的風險補償也是必要的。最后，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都或多或少要付出勞動和費用，如1999年我國銀行系統職工人數已達205萬人，（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要付出大量勞動、工資和費用；股民需要關注股市行情。把自己長期勞動積累的資金投放到某個項目上，對誰都不是一種小事，都是一種極其重要極其復雜的勞動。資本的成功運用和運作所要求的知識、洞察力和判斷力，以及為此需要付出的勞動和努力，決不比其他勞動來得差。（注：晏智杰：《勞動價值學說新探》，序第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由于這一切原因，合理的利息是投資有形無形貶值、投資風險、投資費用必要的補償，是對過去積累的勞動和正在進行的投資勞動的必要的補償，是勞動耗費的一部分，是產品成本的一部分，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此外，資本供求率始終是市場利息率的決定因素之一。這樣，理論利息率的決定和計算就有了客觀依據，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理論利息率＝（通貨膨脹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資本貢獻率＋投資風險率＋投資費用率）×資本供求率。

（四）勞動力價值公式

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價值的基本觀點是：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獨特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及其子女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同時還要包括必要的教育訓練費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93～19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以及必要的醫療保健費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Ⅰ），1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資本家用來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也就是支付給雇用工人的工資，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8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為工人階級是掙一文吃一文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雇傭工人所得的工資將全部用于生活消費而沒有分文剩余，其結果，資本主義再生產不僅是物質資料的再生產，同時也是勞動力和工人階級的再生產，是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馬克思的這些觀點符合他當時所面對和研究的情況，而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情況與一百多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們必須研究新情況，作出新概括，提出新理論。

第一，今天的工人階級和工薪階層，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就絕大多數人來說已經不再是掙一文吃一文而無分文積累，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至2000年，中國個人儲蓄、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已達10萬億元以上，加上個人經營投資和住房投資已達20萬億元以上，股民已達5800萬戶。（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和工薪階層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更遠遠高于中國。這些新情況是傳統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工資理論和積累理論解釋不了的。因此，現代工人階級的勞動力價值已經不僅僅包括馬克思所說的生活資料價值和教育醫療費用，而應該包括更多的項目。

第二，既然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而其他商品的價值都包括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和活勞動創造的價值兩部分，那么勞動者所必要的生活資料價值和教育醫療費用，充其量也只是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部分，僅有這一部分還不足以生產和再生產、培養和造就出現代勞動力，這里必須付出兩種不可或缺的活勞動，這就是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

第三，家務勞動是勞動力再生產中完全必要的活勞動，是勞動力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保姆等人的家政服務已經成為商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由于反作用，家庭成員從事的這種服務在家庭內部也應該視同商品，承認其價值和使用價值，盡管這種價值很快被家人消費了，但家務勞動者仍然是創造價值的。這種勞動完全是生產勞動力的必要活勞動和必經工序；否則，嬰兒甚至無法長大成人，更談不上再生產勞動力。再則，按照傳統理論，同樣兩個勞動力，如果一個使用保姆，一個不使用保姆，由于有無保姆費用的不同，兩者的勞動力價值就不同，工資也應不同，這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是講不通的。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指出：“對每個國家的經濟來說，家庭內的生產都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家庭和其他居民戶，事實上都可視為小型的工廠。即使是最先進的國家，這些地方也都可以生產出極有價值的商品及服務。”“現在的確是把家務勞動也算在GDP里面的時候了。”根據一位教授的統計，“美國從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為止，家庭內的生產值，超過了GDP的20％以上，而聯合國最近公布的人力開發研究報告顯示，家庭內的生產值占全球生產值的比例，竟然高過40％。”（注：加里·貝克（貝克爾）：《生活中的經濟學》，中文版，140～142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

第四，求學勞動是現代勞動力再生產中極其重要的活勞動，是勞動力價值中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在勞動力培養和勞動力價值中，人們往往只重視教師勞動和教育費用，求學勞動往往被忽略不計。其實，學生和成人的求學勞動是勞動量更大、更為重要的一部分勞動。俄國教育家烏申斯基說過：“學習是勞動，并且應當永遠是勞動，是充滿了思想的勞動。”（注：烏申斯基：《教學法原理》，中文版，125頁。轉引自王涵等：《名人名言錄》，23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事實上，同樣的生活資料和教育費用，同樣的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培養出的勞動力的素質可能有很大不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人自己的學習和努力不同。教是外因，學是內因，學生的勞動比教師的勞動更重要。人是主體，物是客體，人格化、人才化勞動比物化勞動更重要。當今世界，經濟是知識經濟，教育是終身教育，社會是學習社會，社會組織是學習組織，求學勞動更為長期，更為艱巨，更為重要。據統計，至2000年，我國各級學校在校學生數已達2.2億人，占全國人口17.4％，約占6－60歲人口22％。（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據我國學者王琪延研究，中國城市男女居民在終生總時間中，有45％屬于生活必需時間。29％屬于閑暇時間，10.5％屬于工作時間，8.5％屬于家務勞動時間，7％屬于學習時間。（注：王琪延：《中國城市居民生活時間分配分析》，載《社會學研究》，2000（4），第93頁。）在工作、學習和家務勞動三項勞動時間中，工作時間占40.4％，學習時間占26.9％，家務勞動時間占32.7％。可見，學習時間加上家務勞動時間已經大大超過了工作時間。因此，我們研究勞動價值論，應該研究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創造的價值（這是一種凝結于勞動力價值中的潛在價值，這里不去多說）；我們研究勞動力價值，應該包括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等勞動力生產中所必要的活勞動所形成的價值。

由此可見，勞動力價值（以V表示）應該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其一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價值、教育培訓費用和醫療保健費用（以V[，1]表示），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價值的構成部分；其二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付出的家務勞動形成的價值（以V[，2]表示）；其三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付出的求學勞動價值（以V[，3]表示）。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新的較為完整的勞動力價值公式，即：

V＝V[，1]＋V[，2]＋V[，3]

這個公式更符合現代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客觀實際，能合理解釋勞動者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的價值源泉。

（五）成本新論及其公式

馬克思關于成本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產品成本（K）包括生產資料耗費即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C，其中包括勞動資料價值C[，1]和勞動對象價值C[，2]）和工資即勞動力價值（V）這兩項。從現代社會化全球化生產過程和社會分工協作關系看，產品成本中除了包括各種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C[，1]＋C[，2]）外，還應該包括各種非物化勞動有償轉移的價值（C[，3]），如各種外購服務產品和知識產品轉移的價值。同時，除了這些企業成本、直接成本、顯性成本外，還應該包括各種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

其一是宏觀管理和公共產品分攤的費用。這些公共產品包括社會公共需要的社會制度、社會管理、社會規范、社會秩序、社會環境等等。這種公共需要是從人類共同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產生的。現在隨著生產社會化、全球化、電子化、信息化、知識化、智能化的發展，不僅一個企業內部需要嚴格的科學管理，而且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全球，都需要加強宏觀的科學管理。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一切政治上的勞動都是間接的生產手段，都是整個社會勞動中必要的組成部分。恩格斯說過：國家權力對于經濟發展具有促進和阻礙兩種不同的反作用。（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4卷，7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鄒東濤教授以日本明治維新、中國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巨大發展為例，論證了制度是更內核的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觀點。（注：鄒東濤：《制度是更內核的第一生產力》，載《理論動態》，第1522期。）我國近50年來的歷史經驗從正反兩方面充分證明了這些觀點的正確性。而優越的社會制度等公共產品的提供，需要公務人員付出艱巨復雜、優質高效的公務勞動。這些公務勞動所形成的價值一般是間接融合和實現在其他各種社會產品中，是通過稅收等形式實現補償和再生產的。因此，國家稅收并不完全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稅收中用于經濟、社會、行政管理和國防的費用，用于科技教育衛生事業和環境保護的費用，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的一部分。

其二是投資利息，如上所述，這也是一種間接的勞動耗費和勞動補償，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

其三是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成本，包括為了開發利用土地、水源、森林、礦藏、生物等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在產前、產中和產后付出的或追加的勞動和支付的費用，這也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以土地資源來說，傳統理論認為，土地是自然資源，地租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際上，開墾了的土地不只是自然資源，也有人類勞動凝結在其中，也有價值，合理的地租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一種勞動報酬，一種間接成本。

由此可見，傳統上所說的成本只是企業成本、直接成本、顯性成本，只是部分成本而不是完全成本，完全成本還應該包括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新的成本公式，即：

K＝C＋V＋S＝C[，1]＋C[，2]＋C[，3]＋V[，1]＋V[，2]＋V[，3]＋S[，1]＋S[，2]＋S[，3]

其中，S為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S[，1]為宏觀管理和公共產品分攤的費用，S[，2]為投資利息，S[，3]為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成本。

（六）剩余價值新論及其公式

馬克思關于剩余價值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剩余價值是雇傭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一部分價值，是勞動力創造的價值與勞動力價值的差額，也是商品價值與成本價格的差額；剩余價值來源于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反映著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剝削關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經濟范疇。（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235～2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對這一傳統理論，我們需要結合新的實際，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再認識：

第一，剩余價值始終是商品價值的構成部分，因而剩余價值范疇與價值范疇一樣，是商品經濟所固有、并與商品經濟共生共滅、始終并存的歷史范疇，它適用于一切存在商品經濟的社會，從而既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但在不同社會，剩余價值有不同歸宿，反映不同經濟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歸資本家所有，反映著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的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歸社會公眾所有，反映著勞動者共同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系。剩余價值只有通過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而且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被創造出來，因此不是一種個人力量的產物，而是一種社會力量的產物，理應歸社會公眾所有，為社會公眾造福，為社會進步服務。這正是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合理、更進步、更優越的真諦所在，也是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的堅實理論基礎。科學社會主義應該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

第二，傳統理論把利息、地租和全部稅金都看作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際上，合理的利息和地租以及部分的稅金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產品社會成本、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我們應該把這些成本從剩余價值中剔除出去，較為確切地計算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其計算公式為：

M＝W－C－V－S

第三，傳統理論把剩余價值看作只是雇傭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活勞動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而現代化社會化全球化的大生產大流通表明，剩余價值及其轉化形式：利潤不只是來自于生產工人，也來自于科學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而且不只是來自于生產工人或總體工人的剩余勞動，還越來越多地來自于科學技術成果潛在價值的轉化和實現，來自于生產力巨系統中的系統效應。因此，剩余價值的來源決不只是一個而至少有三個：一是來自勞動者（包括生產工人、科學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等總體工人）活勞動中剩余勞動創造的價值（M[，1]）；二是來自無償利用的他人和前人的科學技術成果的潛在價值轉化而來的剩余價值，也可以叫知識剩余價值或技術溢出價值（M[，2]）；三是來自生產力系統中系統效應形成的剩余價值，也可以叫社會剩余價值或系統剩余價值（M[，3]）。

根據以上認識，我們可以把不屬于剩余價值的社會成本從剩余價值中剔除出去，又把剩余價值的來源從一個擴展為三個，從而就能較為準確地計算出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以及活勞動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其中計算剩余價值量的公式是：

M＝W－C－V－S＝M[，1]＋M[，2]＋M[，3]

以上公式在簡化形式上只是加減法，而實際上要復雜得多，要應用現代數學和現代系統科學。

篇（10）

中圖分類號F06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2)07-0145-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23

近年來，東部地區開始顯現“用工荒”，而今年這一態勢迅速蔓延至西部傳統的勞動力輸出大省。一方面是西部地區存在一定程度的“用工荒”現象；另一方面是東部地區務工人員返鄉和西部地區農村富余勞動力就地轉移現象并存，大量勞動力待業。兩方面耦合路徑的“中斷”部分原因在于西部地區過度產業升級和產業選擇偏差。若對產業結構偏差和勞動力市場矛盾不加重視，“用工荒”、“農民工就業”、“產業發展”在“十二五”將演變為“長期性”和“整體”問題。中國已經開始經濟結構轉型，未來十年會呈現新的二元結構，即東部地區產業向現代服務業升級，中西部地區持續工業化和城市化［1］。面對上述新形勢、新情況，西部地區應按照“區域外務工與區域內就業并舉”的原則，設計區域統籌、利益統籌的產業選擇思路，調整產業體系。

1農民工產業流向理論分析

農民工是指從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村人口）中分化出來進入城鎮的務工人員，其常年或大部分時間從事二、三產業，一般不論及具體的職業性質［2］。農民工產業流向是指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向非農產業的轉移與就業。這種產業流向與該地區工業化演進中的產業結構變遷密切相關。分析不同時點上農民工的供給和需求均衡，構建農民工供求模型［3］，能夠揭示農民工產業流向的一般規律和趨勢。

1.1農民工供給函數

影響農民工供給的有經濟、社會、制度因素：非農產業收入與農業收入的差異、教育水平、土地制度和其它相關制度。在某一時點上，假定人口自然增長率、受教育水平、土地及相關制度是相對穩定的，那么供給函數就可以表示為S=S（w），w為非農產業收入與農業收入之差。用圖形表示，則有S和w之間呈同方向變化。除w之外，其它因素對農民工供給量的影響，通過供給曲線移動幅度來體現。

1.2農民工需求函數

地區非農產業發展，“拉動”農民工的產業轉化及其就業，取決于兩個因素:非農產業的工資水平、非農產業就業的增長率。其中非農產業就業的增長又取決于非農產業產值增長率和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吸納能力。非農產值增長率和地區投資水平、消費結構、產業結構，產業布局方式、產業組織方式、發展政策等相關，后四個因素決定了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吸納能力。考慮在短時期內，資本、消費、產業結構與組織、地區發展政策等是相對穩定的，那么非農產業收入水平是影響需求量的唯一因素，需求函數表示為：D=D（w）。資本等其他因素對需求量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改變需求曲線的位置和形狀，進而改變對勞動力的需求。

1.3農民工產業流向供求曲線

產業演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工業化初期、工業化中期和工業化成熟期。假設每個時段分別用供給曲線、需求曲線來表示，那么可以得到供求曲線圖（等量資本投入，產業選擇不同，曲線的斜率不同，如擴大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比例，導致等量的資本投入帶來更多的勞動力就業），見圖1。在工業化初期(P1)，輕工業等勞動密集產業首先得到發展，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速度加快，這個階段，非農就業是以遞增的速度增加的。到了工業化中期（P2），資金向重化工業傾斜，重化工業對資本和技術的偏好，限制了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隨著工業向低碳、信息、金融等技術密集型產業過渡（P3），工業對勞動力的吸收能力顯著下降。

圖1農民工產業流向供求曲線圖

Fig.1Demandsupply chart for peasantworker

flow in industries注:農民工產業流向供求曲線圖為三維圖，x軸為IE（Industrial Evolution）時間軸、y軸為非農產業收入水平軸、z軸為非農產業與農業收入差異軸。需求曲線D1、D2、D3與供給曲線S1、S2、S3相交點為P1、P2、P3時期農民工供需平衡量。

篇（11）

但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一是有人提出我國勞動報酬占比不低，收入分配和經濟發展是相適應的，當前我們討論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前提基本不存在；二是一些人認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只能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初次分配應交給市場配置，那么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近乎一個“偽命題”；三是一些人認為工資水平只與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密切相關，與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扯不上邊。在中國推行集體談判是“奢談”，那么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就應當永遠停留在原始積累階段，僅僅是單個工人對個別雇主的契約關系。

對收入分配問題有不同意見很正常，有爭論是好事，有助于我們把研究引向深入。我也談談幾點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國目前的勞動報酬占比高了還是低了?根據GDP構成數據，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2000年為51.4％，2007年為39.74％，下降了11.66個百分點。勞動報酬中，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從1980年的17％逐年下降到近年來的11％。而在2007年，美國勞動報酬占比為55.81％，英國為54.5％，瑞士為62.4％，德國為48.8％，南非為68.25％。

我贊同不能僅僅把勞動報酬的占比作為研究收入分配的重點。因為勞動報酬里面還包括壟斷行業職工的收入，包括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相對高收入者的收入。從普通勞動者的角度看分配，與1990年代初期比，還要考慮工資的結構性變化，我認為實際上20多年來，企業普通職工的實際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大幅度下降了。

第二，解決收入分配是不是只能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2010年3月我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發言，講到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經濟學家問我，你一直主張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怎么今天忽然提出來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是市場決定的。不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政府一般情況下不干預初次分配，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還處在轉型過程中，不能把一次分配市場化程度估計得太高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發育并不完善，而培育健全的市場，政府是有責任的。解決初次分配存在的問題，政府至少在四個方面要負責。

一是農民工工資在初次分配中被過分壓低。從事同樣的工作，城市職工比農民工工資高一倍甚至兩倍。2008年廣州、深圳、杭州、南京、東莞、上海、無錫、蘇州、寧波等長三角、珠三角九個城市，出口加工企業中農民工平均工資與當地城市職丁平均工資相比，很少超過40％，差別最大的東莞，甚至不到30％。最低工資標準國際上一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這意味著東莞等地農民工工資連最低標準都達不到。

多項研究成果顯示，如果按現代勞動力市場規律辦事，反對就業歧視，實行同工同酬，上億農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約3000億至5000億元，大大高于免除農業稅、家電下鄉補貼等惠農措施。

城鄉分割的戶籍手段，與戶籍密切關聯的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體系的城鄉分割，長期割裂了勞動力市場。顯然，改革戶籍制度以及相關的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體系是政府的責任。

二是初次分配中行業收入差距過大。根據去年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證券業的工資水平比職工平均工資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達11倍。在討論壟斷行業收入的時候也有些人說：壟斷行業效益好，職工工資高。但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資料，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業工資差距，日本、英國、法國約為1.6―2倍左右，德同、加拿大、美國、韓國在2.3～3倍之間：日本在經濟起飛的后期，上世紀80年代，金融行業平均工資水平只是制造業的1.38倍。這些國家金融行業的高丁資并不是南其行業的特殊性造成的，而是由于金融行業對知識的要求比較商，從業者受教育年限較長，付出成本較高。因而要求的回報也相應較高。

中國現在巨大的行業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場準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帶來的。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編輯出版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8)》分析認為，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收入有三分之一是靠各類特許經營權獲得的。深化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當然是政府的責任。

三是初次分配過程中集體協商機制不健全。供大于求的條件下，一般勞動力價格會被壓低，工資水平相對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但是，現代勞動力市場中的工資水平不僅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還要受到勞資集體談判的影響。自1949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集體談判公約后，集體談判已經成為市場經濟國家調整企業工資福利的通，有規則。但我國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體談判機制。集體談判并不僅僅有為工人增加工資的作用，它實際是現代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供求雙方集體討價還價的機制。

四是規范初次分配的勞動法律法規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例如在最低工資、最低勞動條件確定等方面，政府雖然有相關規定，卻疏于執行和監管。多份調查材料顯示，強制超時加班、泛用學生工、非法使用童工、私了工傷事故、無視勞動保護條件等違法違規的事情經常發生，許多已有的勞動法律。法規及有關規定得不到落實。拖欠工資，特別是拖欠農民工工資至今時有所聞。

僅我提到的這四個方面就說明，提高勞動報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可以有所作為，而且必須有所作為，加快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加大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健全集體協商機制，健全勞動法律法規并嚴格執行，充分發揮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當然，我們二次分配也有不少問題，政府在社會保障、稅收體制等方面要做的事很多，這方面分歧意見不大，我就不多說了。

我確實也很擔心，由于前一段普通勞動者工資過低，一些人提出用行政的辦法來提高工資，首先政府可以做的就是提高公務員的工資，提高國有企業的工資，其次是民營企業的工資增長不得低于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等。這么搞就壞了。考公務員已經是千軍萬馬闖獨木橋了，國有壟斷企業已經工資過高，民營企業千差萬別，企業經濟效益好了是應該用來買先進設備擴大再生產，還是應該搞新產品開發?建立正常的集體談判機制遠比政府制定工資增長指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