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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正式出現，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選擇市場、體制等經濟關系方面早已有所研究。我國社會主義認識計劃同市場經濟的發展有三個階段，其一是從“限制論”轉化成“補充論”，就是從認為市場同計劃經濟是相互排斥的，由此應該限制市場的發展，轉化成認為市場是能夠變成計劃經濟的相關補充。其二是從“補充論”變化成“結合論”，就是從認為為市場只是計劃經濟的相關補充變化成計劃經濟同市場調節是相互結合的。其三是將“結合論”轉換成“基礎論”，就是從計劃經濟同市場調節是相互結合的轉換成將市場能夠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宏觀控制下能夠對資源配置起到基礎性的作用。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要點。計劃同市場都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一種經濟手段。社會主義制度同市場經濟這兩者之間根本不存在相互矛盾，同時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是可以進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經濟也是能夠將計劃調節同市場調節相互結合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偏向于計劃還是市場，這一方面不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的本質區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其相同點是方法方面，不同點則是在于所有制。如果要防止市場經濟向資本主義傾斜，就要保障在社會主義所有制中占到主體地位的是公有制經濟，這樣就能夠堅持社會財富分配保持共同富裕，不會出現兩極分化的局面。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征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征是在所有制結構中以公有制為主體，其他多種形式的所有制經濟一起共同發展，只要是符合“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所有制形式都是能夠為社會主義而服務的。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在市場經濟中公有制企業同其他的企業進行公平競爭，實現共同發展，但是國有經濟仍然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主導的作用。在分配制度方面，按勞分配作為主體，其他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方式進行。在此方面國家要采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類調節手段來激勵發展，提升效率，合理地拉開收入差距，又要保證不會兩極分化，注重社會的公平，逐漸實現共同富裕。在宏觀調控下，以能夠實現民眾利益為目標，將民眾的各種利益相互結合起來，讓市場能夠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宏觀調控中對資源的配置起著基礎性的指向作用，能夠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這兩種手段，讓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優勢得到有效發揮。

(四)市場經濟體制改革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體制改革要真正實現，就必須將其從計劃經濟向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轉變。在針對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相互結合的研究中，有的研究梳理了相關的改革內容是改革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環節。其改革的任務則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則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歷史變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現都是同國家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邏輯關系，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指導著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以及政府職能的相應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在理論十分明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堅持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導。同時不斷發展的經濟學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供了科學的指導價值，也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基礎。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是共性同個性、普遍性同特殊性的聯系。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體制具有相應的特殊性。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其公有的成分占著主導地位。其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需要滿足民眾的需求的，以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大值。然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按勞分配作為社會的主要分配原則，追求民眾共同富裕。最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思想的建立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為主導思想的，也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起著主導作用。

(一)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其基礎。社會主義制度仍然存在著商品生產，在社會主義經濟中，集體所有制以及國家所有制這兩種制度都是存在的，在社會的生產力沒有達到高度發展，市場產品不夠豐富的時候，中央的組織還沒有權利支配一切產品。商品的流通只是不同的生產方式所共有的現象，在理論上是抽象的，但是離開一定的特殊的經濟制度，是沒有獨立存在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不屬于社會基本制度的范疇，是不同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共有現象。市場經濟在一定的特殊經濟制度中是看作一種經濟的運行機制而存在的。作為經濟運行的機制，市場經濟首先是為經濟制度的利益關系而服務的，其次才是作為資源配置的方式來推動資源進行優化配置，這樣才能讓市場經濟所依靠的經濟制度正常進行再生產過程，能夠保證社會主義國家得到相應的經濟利益。

(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市場經濟相容

生產資料公有制同市場經濟相容是以商品經濟理論為基礎的。商品的生產和流通這樣的社會經濟制度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多種生產方式所共有的現象。在許多不同的生產方式中有著商品關系，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中商品關系也是自然存在的，其是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相互融合。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前提要造就市場主體就需要市場經濟的運行，同理。市場經濟機制的運行則需要有相適應的市場主體。這樣的市場主體就要具有獨立的經營決策權以及相應的經濟利益，而且可以根據自身利益去積極應對市場信號。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找到了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新的實現形式，同時也形成了市場經濟運行所需要的市場主體。對于國有企業的改革實現了將所有權和經營權進行適當分開的方式，讓國有企業能夠真正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而發展，變成獨立的經濟實體，能夠作為相對獨立的社會主義商品的生產者和經營者，有著自我改造和發展的能力，變為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企業法人。

(三)公有制實現形式多樣化是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重要條件

當前在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的研究中所提到的公有制經濟不只是包涵著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涵著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和集體成分的混合。公有制經濟的實現方式是多樣化的，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形式無法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能夠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以及組織形式，同時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實現形式如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公司制等等這樣的方式都是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并存，也是可以為市場服務的。

三、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調節和宏觀調控

(一)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市場宏觀經濟中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都不能反映社會的基本經濟特征，但是能夠從不同的程度使用計劃和市場調節這兩種手段影響經濟。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的職能是保障并調節社會經濟的穩步運行，兩者之間區別只是在于調節的主體和形式不同。計劃調節以政府為主體，政府可以從經濟、法律、行政等方面采取措施來調節經濟結構，引領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提升。市場調節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機制的形式通過價格波動、生產要素流轉等方法來調節企業的經濟行為，甚至調節著社會的資源配置。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是不同的兩種調節經濟的力量。社會經濟要正常運行就需要采取相應有效的調節手段，這就是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只要是能夠推動社會經濟保持穩步發展，促進良性循環的，這兩種手段都能運用。市場經濟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受到國家的宏觀調控，影響資源配置，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市場調節作用對于市場經濟中的其他調節手段，其作用是基礎性，能夠做出決定性的作用。市場調節對于宏觀層次中的高層次調節是從微觀的層次上起著基礎性的調節作用，能夠直接支配企業的經濟活動，讓企業能夠以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以及經營者的身份去面向市場。在此政府主要對宏觀經濟的運行進行調控，這種以高層性的調節方式是以基礎性調節為基礎的，由此政府在做宏觀調控以及計劃指導時就必須以市場為基礎。

(二)市場調節局限性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對于市場經濟的當前和長遠的利益，整體同局部的利益的最佳調和市場調節不能主動實現。市場調節由其滯后性以及不確定性等因素導致市場經濟的震蕩，造成社會勞動力不必要的浪費。市場調節其目的是讓資源配置達到一種理想的狀態，但是對于這樣的假設，許多國外的經濟學家對此都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如果真要實現，則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和落后國家要求實現工業化是自相矛盾的。市場調節機制是受到利益驅動的，其促使著市場的主體總是考慮這從市場利潤為追求目標，更加愿意去選擇盈利大、見效快的企業或者項目并對其投資，很難從社會效益方面來衡量社會事業，不會對像生態平衡、環境保護等這樣社會效益大但是經濟效益小的非盈利性設施進行投資。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的盈利目標是要做到利益最大化，各個經濟的主體都是為著各自的利益而戰，而且各個企業的生產技術不盡相同，在企業之間的收入分配方面很難實現公平，導致兩極分化嚴重。

(三)加強宏觀調控的必要性

市場經濟存在著局限性，由此國家需要以此確立相應的職能，干預市場經濟，需要建立同市場經濟相符的宏觀調控體系，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進行宏觀調控，發揮好應有的作用。同時要建立和維護市場經濟的規則，約束好國家行為，為社會提供服務，管理并監督國有資產，讓市場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加強宏觀調控，實現宏觀調控的全局性作用。加強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建設中得到了相關的印證。

(四)市場經濟發展要求

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的實踐，需要相應理論的升級。這就需要進一步凝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相關內容，明白其外延的界限，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理論實現成長，做到不僅有開放性通道還有穩定性的理論構件來支撐。其次要理清建立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目標體系同各個目標之間的相互制衡的關系。當下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有各方面的研究和解釋，這中間存在著一個不同層次的目標以及目標之間存在著的相互關聯和制衡的問題。然后要提升社會主義制度來影響市場經濟方面的工具性的理論研究，這也是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對負面性的挑戰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需，也是確保民眾對國家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信任基礎。最后要考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民眾之間的訴求達到辯證的和諧統一。深化市場經濟的改革，要落實到民眾以何種形式的精神狀態來參與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去，真正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大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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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國”是我國現代化社會事業發展的重要方針，主席曾提出：“只有在法律背景下，我國現代化各項事業才能取得理想的全新的成果。”在經濟全球化發展大背景，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小背景下，不斷調整完善法律體系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一、市場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對早期的經濟政策作出了進一步優化調整。但由于國內外經濟體制之間的差異，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經濟還是顯現出了諸多問題，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背景下，這些問題更加突出，成為了阻礙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1．法律殘缺。經濟利潤是經濟機構追尋的主要目標，很多領導者將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經濟利益上，而很少能夠顧及到管理體制的制定問題。法律制度上的缺失必將造成資金非法運作，出現資金浪費、不明流失等等，這些對于我國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巨大的阻礙。

2．利益失衡。企業內部的利益分配問題也是法律管理失效的重要表現。而在企業進行利益劃分的過程中，其存在著各種形式的不公平現象，個人主義、極端主義、拜金主義等現象導致的利益劃分嚴重失衡，這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很不利。

3．資金失調。建筑、貿易等是當前經濟事業的重點項目，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各項事業的資金調控并沒有完全結合，綜合經營模式還沒有達到理想狀況。若市場經濟出現異常變動，則會導致經濟一時無法正常協調運行。

4．觀念落后。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進步與發展，很多企業都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相應的經濟發展策略。但仍然存在相當部分企業不能跟著現代市場走，依舊保留著傳統的經濟觀念，對于企業風險、經濟價值、成本預算等實用的理念尚未形成深刻的認識。

二、經濟法促進經濟效益增收

經濟發展影響著我國國民經濟收入中的重要來源，其發展趨勢對于我國未來社會主義經濟結構有著很大的影響。結合市場經濟體制制定科學的法律體系，創造良好的社會發展環境有助于社會經濟發展，“經濟法”對整個社會主義經濟有著很大的促進作用，具體表現在：

1．經濟效益增收。經濟法律是現代社會主義經濟增長的重要保證，其發展狀況受到了國家、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視。由于經濟法律涉及到了各種經濟行業的規章準則，管轄范圍十分廣泛。經濟法律體系為社會經濟增長創造了穩定的發展環境，促進了國民經濟增長。

2．優化體制改革。經濟是一個國家長久生存的物質保證，而法律則是整個經濟行業改革的重要準則。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只有在經濟法律的指引下才能對內部經濟實施改革調整，確保了我國三大產業結構的有效調整，有助于實現產業優化升級。

3．提高國際地位。除了國內積極重視經濟法律體系完善外，國外很多發達國家也將經濟法律建設作為日常事務的重要內容。經濟全球化必然會帶動經濟發律的全球化，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而言，完善法律體系是一次重要的發展機遇，為中國經濟在世界市場競爭中創造了有利條件。

4．維護經濟秩序。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工程的深入開展，為我國構建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藍圖提供了幫助。但在現代化工程中，必須要國家根據市場情況及時調整法律政策，這樣就能為現代社會經濟提供律法保證，讓市場經濟能在法律準則下健康發展。

三、完善經濟法律體系的策略

經濟立法工作是市場經濟的核心部分，國家及政府必須深刻認識到經濟立法工作的重要性，積極利用現有的管理資源，充分發揮出經濟立法對于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為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完善市場法律體系是保證經濟健康發展。

1．加強日常監督。在進行經濟立法工作的同時必須要制定相應的監督計劃，促使經濟立法走向“規范化、合理化、實際化”道路，以保證法律發揮作用積極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立法機關在制定新的法律政策時，應該做好企業調查情況，在弄清實際情況下編制法律條例。

2．運用網絡技術。計算機網絡技術的革新使其運用功能得到了顯著的擴大，其運用領域也逐漸深入到了我國的立法工作中。在經濟立法過程中合理運用信息技術能夠積極法律編制的工作效率，避免了人為因素造成立法工作失誤，確保法律體系的科學性。

3．轉變管理策略。管理只是一種方式，而制定管理法律策略才是保證市場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立法機關應該根據當前市場經濟的運營情況來及時更新經濟立法策略，對于內部資金的收支實行嚴格的控制，為市場經濟發展創造出更多有利條件。

4．制定法律目標。經濟立法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在我國完善調整法律體系過程中，我們必須要制定一個科學的法律目標，這樣才能實現經濟法律的價值，提高法律的管理效果，真正構建出完整的經濟法律體系，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朝著理想的模式發展。

經濟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保證，我們在制定市場經濟發展策略時必須要把完善法律體系作為一項重點工作進行。相信，只有在法律的保證下，我國經濟才會經久不衰。

參考文獻：

[1]翁佳霞．論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的中國經濟法律問題．經濟問題．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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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學角度的分析

何謂市場經濟？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經濟體制，根本不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即使是市場經濟體制國家的“典范”美國，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國有企業或國家干預經濟的現象。應該看到，各國由于國情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市場經濟的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既不能因差異而否定市場經濟標準的存在，也不能將這個標準絕對化和簡單化。

歐美等“市場經濟國家”就是刻意強調“非市場經濟國家”這一概念，而不從一國的具體國情出發，以偏概全。在確定非市場經濟國家時所采用的替代國原則是基于這樣一個經濟學假設：即經濟發展水平差不多的兩個國家，其生產同類產品所花成本也應相近。但是該原則忽略了不同國家生產要素的異質性。例如，20世紀90年代，歐盟對中國的彩電反傾銷，就是將新加坡作為替代國計算成本。當時，新加坡勞動力成本高出中國20多倍，中國的產品自然被計算成傾銷。

由于我國曾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給世人留下了“非市場經濟”的深刻印象。但是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經促使我國從傳統的計劃經濟(或非市場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而且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基本上具備了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基本要素和條件：

第一，從價格體制看，經過1992年的價格體制改革和1993年以來的一系列措施，我國過去高度集中和國家壟斷的價格體制制度已經被打破，以市場價格為主的價格機制已經初步建立。

第二，從所有制結構上看，我國已經改變了過去公有制一統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全民、集體和私營經濟成分并存的格局。

第三，從政府宏觀管理上看，政府已經逐步向企業放權，現在我國已經建立并將逐步完善產權明晰、權責分明、政企分開和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企業已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

第四，隨著實施對外開放政策，中國吸收外資的成果十分顯著。許多國際知名的跨國公司已進入中國的投資市場，美國《財富》雜志上500家大企業中有52家在中國投資。這說明，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開始實現互接互補，中國的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已經接軌。

因此，西方某些“市場經濟國家”不顧客觀事實，認定我國屬非市場經濟國家，從而采用不公平的，歧視性的政策，這顯然是不合適的。

二、直接原因分析

中國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問題復雜而敏感，不是單純經濟的問題那么簡單，牽涉很多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

（一）政治原因：

自1991年世界超級大國蘇聯解體以來，美國失去了其在政治、經濟等領域唯一的對手，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世界政治格局一直維持著單極化局面。但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騰飛，這一局面不再穩定。

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迅速提高。很快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中國在國際社會為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再加上中國獨立的外交政策、不卑不亢的外交態度和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意識形態引起了美國的注意，認為對其霸主地位造成了威脅，甚至開始恐慌。“中國”泛起，尤其在中國入世后，美國不能再以每年的“最惠國待遇”審查作為向中國討價還價的政治籌碼，其國內商界和政界都迫切尋求另一種手段來遏制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正好符合其要求，成為不二之選。“打中國牌”已經成為美國政界慣用的手法，除了經濟，中美在不少其他問題上都存在著泛政治化的傾向。不僅美國，當今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歐盟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態度也摻雜著相當復雜的政治因素。

2001年8月，當歐盟把“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給予俄羅斯時，言外之意世貿組織規則不僅僅是經濟規則，很大程度上它還是政治游戲規則。諳熟中俄經濟構成的人士都了解，兩國之前的經濟形態何其相似，且從具體指標上比較，更早起步的中國開放程度遠遠大于俄羅斯。1998年，歐盟貿易政策調整時，中國和俄羅斯是一起被摘掉純粹“非市場經濟國家”帽子的。另有東歐一些國家，由于支持美歐的軍事行動，也獲得了認可。作為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世貿組織成員的中國，依舊沒有被給予這一應得的地位，顯失公平。

雖然美、歐兩大經濟體并不能代表整個世界，但是由于他們在國際社會地位的重要性，使得整個國際社會的大致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影響。

（二）經濟原因：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對外貿易順差逐年加大，使得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迅速抬頭。

華盛頓的美國制造業協會代表在6月3日發言時表示，中國的貨幣政策為中國提供了不公平的貿易優勢，使中國在去年與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了1240億美元，導致美國的工廠自2001年以來失去了200多萬個工作機會。據他們統計，從2000年以來，美國進口的中國制造的產品增長了52%。其實眾所周知，近幾年美國制造業一直不景氣，說到底是本國生產成本太高，歸咎于人民幣匯率或中國低價傾銷，純屬是為自己開脫而已。正如于6月29日出席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第37屆國際大會的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所說：“目前，美國制造業80%的失業與貿易尤其是中美之間的貿易無關。”

三、積極謀求市場經濟地位的應對之策

（一）繼續推進和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盡早與國際接軌，更好地實現市場化，并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積極推進國內的市場化改革是最終根本解決市場經濟地位的核心。

（二）繼續通過政府層面的高層談判，爭取其承認我國是市場經濟國家。此項辦法是通過他國的確認從而間接實現“市場經濟地位”，即使說，如果可以實現各個突破，那么入世協定中的非市場經濟條款就當然失效了。

（三）加強對世貿組織主要成員有關市場經濟條件法律法規的研究。透徹研究發達國家的反傾銷和反補貼等法律法規，特別是關于市場經濟條件方面的。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另外，也要認真研究進口方主管當局的反補貼和反傾銷的價格比較標準和程序性的規定，仔細研究相關案例和裁決是否符合WTO規則，以維護我出口產品在遭受相關的反傾銷投訴時的應有權利。

（四）幫助受調查企業積極提出市場經濟、替代國價格的抗辯，并使這種幫助組織化、系統化、專業化。當企業被訴反傾銷時，一定要實事求是，積極應訴。一方面，當需要證明自己符合市場經濟條件的情況。另一方面，當我國企業無法證明自己符合市場經濟條件或證明失敗時，不得不面對要由替代國價格來確定其產品的正常價值，我應訴企業亦應爭取對我方有利的替代國，并對原告提出的進口國傾銷機構所選擇的替代國表示異議。

參考文獻

[1]劉嵩、熊春萍，《反傾銷法中的非市場經濟問題》，《商業研究》200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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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9-0-01

據WTO官方統計，從WTO成立后的1995年到2012年底，共有32個成員國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916起和32個國家對中國最終實施反傾銷措施664起。其中中國遭受112起美國反傾銷調查，占中國遭受的反傾銷總量的12.2%。中國被美國實施最終反傾銷措施93起，占中國遭受的最終反傾銷措施總量的14%。美國對中國發起的無論是反傾銷調查還是最終反傾銷措施的數量都排在美國對外反傾銷的第一位，反傾銷調查占比為23%，遠比第二位日本的8%要高很多，最終反傾銷措施亦是如此，27%的比例遠高于第二位日本。

雖然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已經被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所承認，但世界對華反傾銷調查狀況一直未能好轉，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美國、歐盟、印度等主要對華反傾銷國家還未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而每年大部份的對華反傾銷調查案件又是這些國家發起的，所以導致中國在“非市場救濟地位”問題上的改善未能對反傾銷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

下面從政府和企業兩個層面分別給出“非市場經濟地位”的一些對策和建議：

1.政府層面

（1）合理有效地利用外交手段。2013年7月結束的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美方承諾在出口管制體系改革過程中給予中國公平待遇，并承諾以合作方式，努力迅速全面地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這是我國政府在外交層面取得的勝利，但此類承諾美國已經做過很多次，是否可信很值得懷疑。

對此，我國政府應爭取與美方多進行溝通和交流，列舉中國正在進行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事實，并借助我國進口市場的吸引力，利用建立或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契機，指出其對華政策的不合理性，促使其修改對華歧視性的法律條文，最終像大多數其他國家一樣，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口頭承諾階段。

（2）敦促某些國家按期給予我國“市場經濟地位”。雖然按照規定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將自動于2016年結束，但需防備的是有的國家在到期時以各種理由推遲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類似的情況在國際關系中并非沒有先例。經濟問題從來不會單獨的存在于國際關系中，國家利益、意識形態、政治因素往往會與經濟問題糾結在一起。例如，中國的市場經濟程度遠高于俄羅斯，但是美國卻因為政治因素給予了俄羅斯市場經濟地位，沒有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是：“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因此必須要同時進行政治與經濟談判，敦促某些國家按期給予我國“市場經濟地位”。

（3）積極參與反傾銷規則的制定。為解決“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中國政府應當向兩個目標努力：一是在新的WTO談判中制訂“市場經濟條件”的詳細規則；二是規范替代國的選擇標準，只有這樣才能使訴訟過程更公平、更合理、更透明。當然上述目標的達成絕非易事，充滿著不斷和艱辛的努力。

（4）完善我國的反傾銷法，形成威懾力。進一步完善反傾銷法，加大對傾銷的打擊力度。使進口國在對我國提出反傾銷訴訟時，我國也可依據反傾銷法對其實行制裁。如果這種報復行為有法可依，進口國在對我們采取貿易救濟措施的時候就會心有忌憚，從而使我們贏取談判的籌碼。

（5）調整貿易政策，正確引導進出口產品結構。長期以來，中國出口產品結構性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決，中國應在發展出口貿易的同時降低主要對華反傾銷國家的出口集中度。另一方面，進口的增長也可在一定程度抑制對華反傾銷調查的發起。所以，我國應當以進出口基本平衡為目標，一方面逐漸減少附加值低的產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的產品的出口；另一方面要鼓勵國內企業增加能源、原材料、先進技術和設備的進口。

2.企業層面

（1）加大對外直接投資，推動企業本土化。比如說中國知名家電品牌海爾，其美國公司90%以上員工都是本地人，在財務、法律、人力資源、產品研發、營銷等各個方面都像美國公司一樣運作，這些措施使其能夠深入了解當地市場動向、財稅法規和監管者要求，也就增強了其抵抗外部沖擊的能力。

（2）企業運行機制必須跟國際接軌。加速產業和企業自身的改革，完善企業運行機制勢在必行，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封住其他國家的嘴，讓其無法再拿“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作為籌碼為難我國企業。從這一點上來說，貿易戰略的改變，必須同時輔以企業制度的完善，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3）針對行業或大類產品建立反傾銷預警體系。預警體系的最大好處是能防范于未然，使企業在初期就能化解反傾銷風險，增加貿易安全系數。預警體系應針對大類出口產品來建立，如果無法做到，也可以就主要對華反傾銷國家進行產品預警或者靠某些行業協會建立預警體系。例如說紡織品出口反傾銷預警體系就是依托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建立的。

（4）反對不公正的“替代國”選取，積極爭取對企業有利的“替代國”。應訴企業不應輕易接受美國商務部選擇的 “替代國”，美國商務部的選擇往往會損害應訴企業的利益。應訴企業應根據自己情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后據理力爭提出自身的建議，慎重選擇與自己應訴產品情況最相似的國家作為 “替代國”，依法抗辯以獲取最佳“替代國”。在這方面，我國不是沒有成功的先例。例如，2002年的無可鍛性鑄鐵管案和2003年的非冷凍濃縮蘋果汁案，中國企業都在與美國商務部的訴訟中大獲全勝。

（5）積極爭取單獨稅率。從許多個案的裁決結果都可以觀察到單獨稅率大大低于普遍稅率，例如：1996年立案的剎車鼓案件，單獨稅率僅為8.51%和1.33%，普遍稅率卻高達105.56%；2001年立案的折疊禮品盒案件，普遍稅率高達164.75%，單獨稅率卻僅為8.90%和1.67%。從案件裁決的總體情況來看，單獨稅率平均為46.2%，而普遍稅率平均達到141.7%，平均普遍稅率是平均單獨稅率的3倍。

無論從具體的個案還是從案件的總體情況來看，單獨稅率都遠低于普遍稅率，因此在中國無法獲取“市場經濟地位”的情況下，涉案廠商積極爭取獲得單獨稅率的裁決絕對是明智之舉。

參考文獻：

[1]竇希銘.美國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反傾銷單獨稅率問題研究[J].山東社會科學，2010（10）：119-120.

[2]肖剛.中國推動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承認的外交努力[J].外交經濟，2008（9）：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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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交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動脈,它不僅維系著城市功能的正常運轉,而且對社會經濟發展帶有全局性的影響。但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的城市公交行業,歷年來一直屬于“政策性虧損”行業,公交企業的經營和發展也受到多種環境因素的影響和內部條件的制約,特別是隨著近年來我國城市的不斷擴大和經濟的持續增長,城市公交企業改革的緊迫性日益突出。

目前我國的公交企業在市場化進程中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而其中經濟問題是城市公交企業面臨的最主要問題之一,因此對公交企業市場化進程中的經濟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解決方法,對指導公交企業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公交企業的特性

(1)公益性。城市公共交通的基本任務是:以營運為中心,組織和經營城市公共交通業務,努力為乘客提供安全、方便、迅速、準點、舒適的乘車條件。因此按照公共經濟學的理論,城市公交是一種準公共產品,公交企業承擔了政府在城市客運中為社會服務的功能,這就決定了城市公交企業是一個公益性企業,公益性是它的根本特性。公交企業必須首先保障社會效益,不能以盈利最大化為企業的目標。

(2)市場性。作為一個營運組織,城市公交企業也有一般企業經營的特點。但由于公交企業具有特殊性,因此企業實際上進行的并非真正的市場競爭,而是非完全的市場經營。不以盈利為目的并不是要求企業不能追求經濟效益,而是要在必須優先保證社會效益和服務質量的前提下適當地尋求經濟性,當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發生沖突時,企業必須犧牲經濟效益。

(3)壟斷性。從城市的總體政府管理角度出發,不可能允許許多的企業進入到公交客運中去,因此就造成了城市公交客運線路面向服務對象具有一定壟斷性。這種壟斷性主要體現在當政府管理部門批準了某一家公交企業經營管理某一條客運線路時,就不可能再批準其他企業去運營完全同一條線路。

2、我國公交企業普遍存在的經濟問題

當前,我國很多的公交企業在市場化進程中都存在嚴重的經濟問題,這一問題已經成為公交企業改革和發展的瓶頸問題,嚴重地影響了城市的綜合發展。

(1)為促進公交的優先發展就必須有大量的投入,但受公共產品特性的約束,這種投入不可能在短期內通過票價收入加以彌補,其中所形成的虧損,必須由政府買單。但是目前,政府作為社會公共事業的管理者,對城市公共交通政策扶持力度不夠,片面強調推向市場,給予公交企業的補貼較少,很多企業入不敷出,負擔較重。

(2)很多公交企業經營資金不足,固定資金和流動資金的比例失調,車輛設施、設備老化,企業更新改造任務艱巨,急需大量資金投入。

(3)公交企業的人力資本管理跟不上時代經濟的發展,公交員工工作辛苦報酬低,已嚴重阻礙公交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另外,由于歷史原因,多數企業社會負擔重,富余人員多,歷史包袱沉重。

(4)城市公交價格與成本嚴重背離,公交票價嚴重違背市場原則,企業資金和發展后勁不足,使企業長期處于虧損狀態下經營,企業經營困難。

3、提高公交企業經濟效益的建議

(1)轉變政府職能,改革公共交通規制體制。作為政府部門,要切實做到政企分開,實現“三種職能”,即政府社會經濟管理職能、公交企業所有者職能和公交企業經營者職能的分離,政府部門要一方面強化自身的監管職能,完善監管機制,切實維護公共交通市場秩序,保證公共交通的有效供給,另一方面,也要調整公交市場結構,促進合理有序競爭,通過實施公交線路的特許專營制度,保障合法經營者的合法權益;要改革當前的公交價格規制體制,在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考慮企業經營成本和群眾承受能力的基礎上,科學合理地核定公共交通票價,并盡快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完善公交價格管理的法律體系;同時,政府要加強對公交企業提供財政支持,對基礎設施的配制、更新給予必要的資金支持。

(2)健全內部資金管理制度,加強企業資金管理。公交企業要強化固定資金管理,做好固定資產投資的預測和決策,應監督保證固定資產的完整無損,提高固定資產使用率,正確核定固定資金需要量;加強企業流動資金管理,建立高度集中的資金調控中心,核定流動資金需要量,加強流動資金的預算管理,明確資金責任,加強物資周轉,減少資金占用,提高資金周轉速度,堅持事前控制,及時調整庫存結構,合理使用資金;在加強資金控制和審核的同時,財務部門要盡量減少企業資金的滯留,最大限度地利用資金,使每筆閑置資金都能獲取最大的收益,從而增加企業的經濟效益。

(3)減員增效,通過科學的薪酬管理系統強化管理。要一方面以降低管理成本為中心,根據精干、高效、協調,有利于促進企業改革和發展的原則,結合企業實際,合理設置企業黨政機構及人員。選擇以精官簡政為切入點,實行競爭上崗、擇優上崗,裁減臃腫和不必要的職能部門,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高效精干的職能機構。同時,另一方面,要通過改革和完善薪酬制度,要建立科學的、合理的激勵機制,從而發揮薪酬的最佳激勵效果。通過建立現代公司制度,推行員工持股,增強員工對企業的認同感,調動員工關心企業發展的積極性,激勵員工高效工作,以造就一支高效、穩定的員工隊伍,從而實現公交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4)依靠科技進步,降低運營成本。要通過采取經濟、技術等方法,降低公共交通的運營成本,提高車輛利用率。政府可以鼓勵公交公司采用新的技術促進公交智能化,提高公交運行效率和服務質量。如實施無人售票制電子收費、運行智能運調系統實現公交區域調度、研究試用天然氣動力系統、在公交車輛上普遍安裝衛星定位裝置等等。

4、結語

城市公交企業進入市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趨勢,同時也是企業改革和發展的重要內容。公交企業通過進行市場化改革,在保證公益性的同時實現自身的經濟性,對于公交企業的發展以及城市的綜合建設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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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行業之間利潤相差懸殊，部門間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拉大，這已經成為激化和加劇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什么會出現這些問題？如何認識這些問題？怎么解決這些問題？拋開資本主義的外殼，從市場經濟的視角重溫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或許能為我們從理論上揭開迷霧，從實踐上提供有益的指導。

一、馬克思關于平均利潤問題的科學論述

馬克思對平均利潤問題的研究，是從分析成本價格開始的。他詳細地闡釋了成本價格、利潤、競爭、平均利潤、生產價格等重要概念和范疇，揭示了它們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不同含義和作用。由此，也第一次從理論上揭開了資本在競爭性逐利過程中所隱含的三個轉化：一是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二是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三是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最終形成了完整的平均利潤理論。

1、成本價格與利潤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出來的商品，其價值由三個部分構成：不變資本價值、可變資本價值與剩余價值，用公式可以表示為W=C+V+M。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C只是單純轉移價值，V則可以創造剩余價值;但資本家卻認為C+V就是自己在生產過程中投入并消耗的資本，是生產商品的實際費用，“商品價值的這個部分，即補償所消耗的生產資料價格和所使用的勞動力價格的部分，只是補償商品使資本家自身耗費的東西，所以對資本家來說，這就是商品的成本價格。”可見，成本價格只不過是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轉化形式而已，但它的形成卻對資本主義生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對于資本家來講，商品的成本價格必然表現為商品本身的實際費用，雖然與資本價值增殖無關，但卻是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活動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邊界。

當C+V轉化為成本價格（K）以后，商品的價值公式W=C+V+M，就轉化為W=K+M，即商品價值=成本價格+剩余價值。于是，作為可變資本產物的剩余價值，就表現為成本價格，即生產中耗費掉的資本價值的增加額――利潤（P）。就這樣，“剩余價值，作為全部預付資本的這樣一種觀念上的產物，取得了利潤這個轉化形式。”如此一來，W=K+M，又轉化為W=K+P，即商品價值=成本價格+利潤。與此同時，剩余價值率也就順理成章地轉化為利潤率，因為對于資本家來說，獲取利潤的程度并不取決于剩余價值與可變資本的比率，而是取決于利潤與全部預付資本的比率。“用可變資本來計算的剩余價值的比率，叫做剩余價值率;用總資本來計算的剩余價值的比率，叫做利潤率。”從本質上來說，利潤率其實就是剩余價值率的轉化形式，但這一轉化并不是主觀臆想的產物，而是資本運動的必然結果，也是資本主義生產必須借助的一種手段。

2、競爭與平均利潤

成本價格形成后，利潤就直接表現為商品價值中補償成本價格之后的價值增加額，因此各個行業的資本家都把追逐利潤作為自己的首要目標。一方面，由于各個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不同，技術水平、市場條件、人員素質也不一樣，因而利潤也有高有低，各不相同;另一方面，資本的現實運動與發展趨勢卻又要求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兩者之間必然出現矛盾。怎么才能解決這個矛盾呢？馬克思認為，“通過競爭而平均化為一般利潤率，而一般利潤率就是所有這些不同利潤率的平均數。按照這個一般利潤率歸于一定量資本（不管它的有機構成如何）的利潤，就是平均利潤。”因此，“不管所生產的價值和剩余價值多么不同，成本價格對投在不同部門的等量資本來說總是一樣的。成本價格的這種等同性，形成各個投資競爭基礎，而平均利潤就是通過這種競爭確定的。”可見，平均利潤是在成本價格的基礎上，通過部門競爭而形成的，是社會各個部門的資本家為追逐利潤而進行激烈競爭的必然結果。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總是不斷地將資本從利潤低的部門轉向利潤高的部門，從而引起并加劇各部門之間的競爭。這樣，就會有大量的資本涌向利潤率較高的部門，致使該部門的產品供過于求、價格下跌，最終導致部門利潤率下降;而利潤率較低的部門，由于投資減少，產品開始供不應求，價格也會跟風上漲，部門利潤率自然會隨之上升。“通過這種不斷的流出和流入，總之，通過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根據利潤率的升降進行的分配，供求之間就會形成這樣一種比例，以致不同的生產部門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潤”。

3、生產價格與利潤率平均化

隨著平均利潤的出現，商品的價值形式也在發生變化：由原來的“商品價值=成本價格+利潤”變為“商品價值=成本價格+平均利潤”。而“成本價格+平均利潤”就是生產價格，所以當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以后，商品的價值也就轉化為生產價格，即生產價格=成本價格+平均利潤;與此相適應，價值規律的作用形式也隨之發生改變，由原來的“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變為“價格圍繞生產價格上下波動”。毫無疑問，生產價格能夠最終形成，平均利潤率是關鍵，或者說平均利潤率是生產價格形成的前提條件。因為沒有平均利潤率就沒有平均利潤，沒有平均利潤當然就沒有生產價格。而平均利潤率的形成，則需要通過競爭使不同部門的、高低不同的利潤率趨于均衡化、平均化。事實上，也只有通過利潤率平均化，才能滿足社會資本對“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訴求，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商品價值向生產價格的轉化問題。可見，平均利潤率的形成過程，其實也是生產價格的形成過程;而生產價格的形成，也會進一步倒逼利潤率的平均化。所以，利潤率平均化并不僅僅只是現實資本運動的強烈訴求，而實在是維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須遵循的一條基本規律。

4、平均利潤的實現條件

（1）物質基礎：生產社會化高度發展。“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或接近于它們的價值進行的交換，比那種按照它們的生產價格進行的交換，所要求的發展階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們的生產價格進行的交換，則需要資本主義的發展達到一定的高度。”馬克思這里所說的“高度”，就是生產社會化的高度發展，就是指資本主義已經跨過了商品經濟的初級階段而進入到高級階段，即市場經濟階段。市場經濟越發達，資本的逐利目標和部門利潤高低不等之間的矛盾就越尖銳，“等量資本要求獲得等量利潤”的訴求也越迫切，這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客觀需要。

（2）直接推手：市場競爭。“競爭首先在一個部門內實現的，是使商品的不同的個別價值形成一個相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但只有不同部門的資本的競爭，才能形成那種使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平均化的生產價格。這后一過程同前一過程相比，要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更高的發展。”從競爭的角度來理解，馬克思這里所說的“更高的發展”，應該是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要進一步消除妨礙競爭的因素，為競爭提供一個更加自由、公平的環境。

（3）必要前提：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下述兩個條件會使平均利潤的形成進行得更快：“一是資本有更大的活動性，也就是說，更容易從一個部門和一個地點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和另一個地點;二是勞動力能夠更迅速地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從一個生產地點轉移到另一個生產地點。”可見，競爭的開展、平均利潤的形成，首先要求資本和各種生產要素能夠不受地區和行業的封鎖，不受各種壟斷的限制，實現自由流動。

至此，我們可以對馬克思平均利潤理論的主要內容做一個簡單的概括：盡管不同的產業部門有著不同的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周轉速度，利潤率也各不相同，但部門之間的激烈競爭最終會使所有產業部門的利潤率大體上趨于均衡化、平均化。于是，各個產業部門的資本都按照“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原則，以平均利潤率為標準來分割社會總利潤，從而獲得平均利潤，而商品則按照生產價格去出售。

二、利潤率平均化規律同樣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因為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是以資本主義作為研究對象，利潤率平均化規律也是在剖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時發現的，所以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也存在平均利潤，或者說利潤率平均化規律是否也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直以來都存在著較大爭議。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的建立及完善，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論斷后，人們對市場規律的認識、理解也更全面、更深刻，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正在逐漸形成一種共識，即利潤率平均化是價值規律和資本逐利規律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如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恐怕也不能例外。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需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那么，市場是如何配置資源呢？首先，要有動力機制，簡單地說，就是要有一股力量去激發資源流動的活力。這股力量就是資本逐利規律，也就是說，資本的天性就是追逐利潤，總是由利潤較低的部門流向利潤較高的部門，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其次，要有調節機制，也就是說，要有明確的信號為資本流動指示方向。這個信號就是價值規律，它通過價格和供求關系的變化引導資本的流向，自發地調節社會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最后，要有平衡機制，也就是說，不能放任資本盲目流動，要找到一個平衡點，使投在社會各個部門的資本能夠保持相對穩定。這個平衡點就是利潤率平均化規律，它通過“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方式，使得投在不同部門的資本都能獲得大體相同的利潤，沒有哪個部門能長期無限制地獲取高利潤，也沒有哪個部門會長期處于低利潤率狀態。這個時候，社會資源的配置才會相對最優，各個產業部門才會相對協調，整個經濟體系才會顯得健康有序。

可見，市場對資源的有效配置，是資本逐利規律、價值規律與利潤率平均化規律相互補充、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利潤率平均化規律在資源的優化配置、在保持經濟的協調有序發展方面，作用尤為突出，而這也正是我們今天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需重視和研究的問題。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具備利潤率平均化的基本經濟條件

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之上的現代市場經濟，不同部門之間資本的有機構成不同、資本周轉速度不同，因而利潤率也各不相同;同時各個經濟主體也有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強烈沖動，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要求也很迫切，利潤率平均化的主、客觀條件都已具備。其次，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經濟生活的絕大多數領域都已經實現了市場化，信息的傳播、獲取也更加透明、便捷，撬動利潤率平均化的支點―競爭，已經取代計劃成為配置社會資源的主要手段，開始展現威力。最后，包括資本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市場正在發育完善、形成體系，資本的快速自由流動、各種生產資料在部門間的自由轉移，除了極個別領域，幾乎沒有什么限制，利潤率平均化的前提條件也基本成熟。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存在利潤率平均化規律發揮作用的空間

（1）資源優化功能。通過利潤率平均化引導資本和各種資源均衡地、積極地進入各個領域，能夠盡量減少由于部門之間利潤懸殊而引起的資本和資源的大規模流動和轉移，避免由此而產生的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和其他損失，最大限度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2）結構調整功能。產業結構不合理，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產業利潤的不均衡：利潤低的產業，資本不愿進入;利潤高的產業，資本蜂擁而至，從而導致衰者愈衰，興者愈興，長期以往，失衡的產業結構就有可能被固化下來。利潤率平均化規律對產業結構的調整是一種深層次的調整，它通過競爭、通過資源的流動轉移，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應資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場的供求狀況，把資源配置與結構調整結合起來，用市場的手段對失衡的產業結構予以糾正。

（3）利益均衡功能。經濟問題，歸根結蒂是一個利益分配問題。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之間的利益關系，可謂千差萬別、錯綜復雜，如何協調？最好的辦法就是充分發揮利潤率平均化規律的利益分配功能，用市場化的理念、市場化的手段使大家的利益均衡化。

三、完善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形成機制

根據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社會各部門之間應該存在著一個平均利潤率，投在不同部門的資本最終都會按照這個平均利潤率，獲得基本相等的利潤。但在現實中，部門、行業之間的利潤率仍有較大差距，人們看到的似乎不是平均利潤率，而是利潤率不平均，甚至有些時候是極不平均。對此，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又該如何看待呢？

從理論上講，平均利潤率只是市場經濟中推動各部門利潤率趨于均衡化、平均化的一股內在力量、一種客觀趨勢，而不是各部門利潤率的簡均，更不是各部門利潤率的絕對平均化。首先，部門間的利潤率差別是客觀事實，也屬正常現象，因為只要這個差別不是太大，或者說在各方都能承受的范圍之內，那么各部門獲得的利潤基本上就是平衡的，投在不同部門的資本也會相對保持穩定;反之，如果差別太大，各方不能接受，那么資本和各種資源就會根據利潤率的指向，在部門間迅速流動轉移，直到利潤率的差別重新回到大家能夠接受的范圍為止。其次，平均利潤率的存在，并不排斥個別部門、個別企業獲得超額利潤。比如一些新興產業，由于技術先進、成長迅速、市場容量大、競爭對手少，可能會在較長時間內獲得遠遠高于其他部門的超額利潤;再如個別企業，由于管理、技術、人員等核心生產要素優于其他企業，其生產出來的產品成本低、質量好、市場競爭力強，因而獲得的利潤也比一般企業要高得多。最后，平均利潤率不是一個一次性形成的靜態數字，而是一個始終處于變化之中的動態的調整過程。也就是說，平均利潤率總是在競爭中形成，又在競爭中被打破，隨時反映部門間利潤率的變化情況，在無形中調節著資本和各種資源的流動方向，在不斷的變化中使社會生產的各個部門都能獲得大體相等的平均利潤。

從現實來看，總有一些因素會妨礙競爭、阻礙資本流動，進而影響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形成。其中，最主要的或者說影響最大的因素有兩個：一是壟斷，二是資本流動的機會成本。首先是壟斷。不管它以何種方式形成，也不管它以什么面目出現，其實本質都是一樣的：排斥部門競爭，限制外部資本向本部門轉移流動，阻止利潤率的平均化，極力維護業已形成的壟斷暴利。對于壟斷者來說，居于壟斷地位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防止自己的利潤被他人所平均，另一方面又可以通過制定壟斷價格去占有他人的利潤;可對于社會來說，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因為壟斷不僅破壞了競爭的公平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同時也嚴重干擾了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形成，甚至使其扭曲變形。其次是資本流動的機會成本。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化大生產的方式和各種要素都發生了深刻變化，資本流動的機會成本難以把握，資本流動的難度進一步加大。比如現代生產對技術條件的要求越來越高，不同的部門、不同的生產一般都要求有不同的生產技術條件與之配套，所以資本的流動必須先以技術條件的轉變為前提。可是，技術條件的轉變不但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且需要一定數量的專門人才，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困難的過程，這也在無形中增加了資本流動的機會成本，加大了資本轉移流動的難度。

可見，社會平均利潤率，反映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生產各部門的利潤，相對于整個社會生產所形成的社會總利潤的均衡程度。它是部門競爭的結果，也是資本逐利的結果，是社會生產各部門利潤相對平均的一種狀態;它是一定時期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反映，也是一定時期社會的競爭能力與競爭水平的反映，是社會生產各部門協調、有序發展的重要保證和主要標志之一。

事實上，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各個方面的制約，我國的社會平均利潤率并沒有客觀地反映當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真實水平，也沒有準確地反映整個社會的競爭能力、競爭水平與競爭狀況，需要不斷地優化和完善其形成機制。

1、扭轉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冷”、“熱”不均的狀況

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了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即實體經濟經營環境惡化，投資回報率低，發展遇冷;而虛擬經濟則趁勢而起，火熱異常，利潤率節節攀升。“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處境可以說是冰火兩重天”，據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莊聰生提供的數據顯示，實體經濟的利潤率確實很低：工業為6.4%，其中紡織業僅為4.7%;而資本利潤率為22%，房地產更是高達28%。工信部總經濟師周子學的研究也印證了這一點：2005年至2010年，我國工業行業平均利潤率均在6%～7%徘徊，而證券行業2007年至2011年的平均利潤率高達40%，最低的一年也有28.9%。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利潤率如此失衡，其實是對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嚴重扭曲，不僅使平均利潤率規律難以發揮作用，而且還會發出錯誤的信號，導致資本和資源的錯配。一方面，虛擬經濟的高利潤，加大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和經營成本，惡化了實體經濟的發展環境;另一方面，資本逐利的本性使得大量資金脫離實體經濟而進入虛擬經濟，不但會放大虛擬經濟的泡沫，加大經濟運行的風險，而且也會嚴重侵蝕實體經濟發展的基礎，導致實體經濟的進一步衰退。

2、治理壟斷行業普遍存在的壟斷暴利

所謂壟斷暴利，主要是指一些壟斷行業憑借其在某一領域所享有的壟斷經營權，通過排斥市場競爭、獨占市場份額、抬高產品價格等方式所獲得的遠遠超過平均利潤的高額收益。與國外的壟斷行業相比，我國壟斷行業的范圍更廣、規模更大、行政色彩更濃，因而也具有一些不同的特點：首先，我國的壟斷行業不是沿著壟斷形成的一般途徑“競爭―生產集中―壟斷”而形成的，而是由政府授權或特許某一部門獨享某一領域的經營權而形成的。其次，我國的壟斷行業一般都與政府部門結合得非常緊密，甚至就是由政府的某一個部門轉化而來，比如電信、石油、電力、煙草等。所以，這些行業往往不是依靠經營形成壟斷，而是依靠行政權力維持壟斷。再次，我國的壟斷行業一般都高度集中，一個行業只有很少的幾個企業，甚至只有一個企業，即便有外部企業進入，也不是來參與競爭的，而是來享受壟斷利潤的。最后，我國的壟斷行業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坐享壟斷暴利，抗拒社會變革，極力維護自己的壟斷地位和壟斷特權。

顯然，我國壟斷行業的暴利，主要不是通過競爭，而是依靠行政壟斷或者說行政權力的保護而獲得的，并且有進一步固化的趨勢。這不僅是對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嚴重扭曲，更是對社會平均利潤率形成機制的破壞，因為促使社會平均利潤率形成的兩個主要因素――競爭與資本的自由流動，在它面前都失去了作用。于是，壟斷企業的高利潤，員工的高工資、高福利，其實并不符合公平競爭的原則，實際上是在激化、加劇目前的社會收入分配不公。

3、警惕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

按照一般的經濟學原理，政府投資主要用于彌補市場失靈，范圍應該限定在民間資本不愿投資的非盈利領域，目的是為公共利益服務;通常情況下，不應過多投資于盈利性領域，否則，就會使民間資本投資獲利的機會和空間部分喪失，進而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

一般來說，企業投資以市場為導向，是一種全方位的投資，可以推動經濟的整體發展;而政府投資即使進入盈利性領域，也是結構性的、局部性的投資，結果也只是讓部分行業、部分企業受益，反而會加大行業、部門間的利潤率差別，破壞原有的利潤平衡機制，加劇社會平均利潤率的扭曲程度。比如，2008年推出的4萬億投資計劃，受益的主要是房地產、水泥、鋼鐵、能源等極少數行業，其利潤率也明顯偏高;而其他行業，鮮有受益，利潤率則明顯偏低。

總之，平均利潤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發現并揭示的利潤率平均化規律，則是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能例外。因此，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深化和完善的過程中，認真研究、積極探索這一規律發揮作用的方式、機制和特點，創造條件使其功能得以充分釋放，對維護社會公平、縮小行業收入差距、調整產業結構、協調社會各部門均衡發展，都具有積極而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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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圖分類號：F12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2-00-01

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牽涉面廣，甚至可以說是民生的根本問題，搞好收入分配問題，實際上解決了許多民生問題，緩解了許多社會矛盾。近年來，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各級政府積極推進的一個目標，這表明，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如何讓全民分享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成果，成為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必須重視，而且還要解決好的問題。

目前，我國收入分配中存在以下問題：

(1)從宏觀角度來看，個人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擴大，國家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下降；

(2)中國1%的家庭掌握全國41.1%的財富；

(3)少數人的個人銀行儲蓄額已達到相當的程度；

(4)職工工資外收入在個人收入中比重擴大；

(5)城鄉收入差距擴大；

(6)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近些年來，在我國主要是通過基尼系數來衡量收入整體上的差距。我國的基尼系數一直呈上升趨勢。國際一般標準是：基尼系數

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完善市場制度和收入政策

在我國，市場制度及收入分配不僅僅是簡單的、局部的利益分配和政策問題，而是具有全局性的、根本性的社會問題，這就需要不斷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制度的同時不斷調整分配機制，保證低收入社會群體更多的享受到分配政策的優惠措施。政府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的過程中，要注重有效發揮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用，確保社會各個階層及群體都能夠參與到政府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實現政府政策對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最大程度上確保收入分配整體合理性，建立健全全社會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

二、兼顧社會公平，縮小個人差距和地區差距

在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的主要特點是整體上相對落后和各地區的相對不平衡性。因而導致人和人之間、地區及地區之間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平衡。要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不但要鼓勵部分地區和部分人經過合法經營和誠實勞動先富起來，而且要盡可能地縮小差距，倡導先富幫扶后富，逐漸實現共同富裕，同時居民收入增加了，消費就必然會增加，而這恰恰也是拉動內需的關鍵所在，也能使廣大人民共享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讓老百姓的幸福指數節節攀升。

三、完善稅收制度，增強稅收對收入的調節作用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還需加強，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負，同時加大高收入者的稅負，尤其重視高收入群體個稅嚴重流失的現象。在增強公民納稅觀念的同時，要積極施行公民個人收入申報制度。比如：針對像經紀人、個體經營者等非工薪階層的從業人員的高收入要通過施行特殊稅種進行調節，并且要加強稅收征管，增強稅務人員的職責，不斷改進稅收征管方法及手段，對各種偷、漏、逃、抗稅行為要進行嚴厲打擊。針對流通領域的公司、各種壟斷性行業、商業性金融機構及證券、房地產等行業，設置特別稅費，把其大部分超額利潤收歸國家所有，逐步縮小個人收入差距。近年來，最低工資水平連續上調，個稅起征點的調整等等，都讓普通百姓確實嘗到了政策的甜頭。

四、規范收入分配方式，整頓不合理收入

不合理收入的范疇指的是通過不正常渠道獲得的額外收入。它與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和根本目的背道而馳。在我國，雖然是極少數人取得非法收入的，但是這些人影響極壞，危害甚烈。對正常的市場秩序及消費者的心理都有一定程度的擾亂，而且還會影響到商品市場的正常發展，對調動大多數勞動者的積極性、社會的安定團結、改革開放的深入都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因此，必須予以整頓并依法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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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認為物質產品是社會的真正財富，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勞動才是生產性勞動，不生產物質財富的非生產性勞動是服務于生產性勞動的。資本主義初期、即市場經濟初期的重農學派認為，作為實體經濟的農業部門才是真正的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他們認為只有農業生產才會使物質財富本身增加，即使用價值的增加。而在其它部門，例如加工業、服務業，只不過把已經存在的各種物質因素重新組合，組合成一種新的產品形態或使用價值形態，但并沒有使物質本身增加，并沒有創造財富。

古典經濟學同樣認為只有物質產品的生產才是社會經濟的基礎，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才是生產性勞動。當英國古典學派的先驅威廉·配第指出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的時候，指的就是物質產品的生產。亞當·斯密更是區分了不同性質的勞動，認為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才是生產性勞動，他舉例說：“制造業工人的勞動，可以固定并且實現在特殊商品或可賣商品上，可以經歷一些時候，不會隨生隨滅”。與此相反，“家仆的勞動，卻不固定亦不實現在特殊物品或可賣商品上。家仆的勞動隨生隨滅，要把它的價值保存起來，供日后雇傭等量勞動之用，是很困難的”。古典經濟學把財富的內容擴展到了制造業，但不包括服務業。

馬克思的《資本論》通篇研究的是實體經濟。馬克思開宗明義地指出，“不論財富的社會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馬克思這里所講的使用價值是作為物質產品的商品的使用價值。由這樣的前提出發，馬克思認為，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才是生產性勞動，其它的勞動都是非生產性勞動。馬克思經濟學中社會總產品的概念是與實體經濟相關聯的概念，具體指一個生產周期內兩大部類所生產的全部產品的總和。馬克思經濟學中的國民收入被嚴格限制在物質生產部門，即在總產品的價值中，扣除掉一年內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后余下的那部分價值，亦即當年創造的新價值，可分為V+M兩個部分。其中作為V的部分是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者為自己的消費創造的價值，作為M的部分是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者為社會創造的價值，是要在社會所需要的非生產部門重新分配的。馬克思所研究的資本循環、資本周轉、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都是對實體經濟運行的探討。建國以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們遵循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十分重視實體經濟，不僅國民經濟的核算體系由實體經濟出發，所有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都向實體經濟傾斜，包括從事實體經濟的產業工人的工資都要高于服務行業人員的工資。

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大量的現代服務業的出現，人們對實體經濟的內容有了更符合經濟實踐和時代要求的認識。現在我們所講的實體經濟不僅包括農業、制造業，而且還包括現代服務業。一、二、三產業各自所占的比重取決于一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各個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以及經濟發展的階段等。

當前的國際經濟對比更能說明發展實體經濟的重要意義。此次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危機就是因為美國經濟過度虛擬化，且缺少有效的監管，以至成了霧里看花式的賭博。德國在此次危機中所以表現良好，是因為德國人一直致力于實體經濟，現代制造業十分發達，德國銀行一直立足于為實體經濟服務，對于過度虛擬的金融衍生品不感興趣。我國對危機中所以有積極地應對，也是因為我國經濟的著力點依然在實體經濟。雖然金融衍生產品也曾經被一些人看好，但還沒有來得及發展，就由美國次貸危機給了我們一次免費午餐，我們幸運地中止了發展金融衍生品的積極性。

二、用實體經濟的創新引領經濟的真正發展

真正的經濟發展是實實在在的，對社會有物質財富貢獻的經濟發展。真正的經濟增長是通過創新，誕生了一批新的產業和新的企業，引領了一個時期的經濟增長，并使得經濟增長呈現周期性。真正的經濟增長，是有質量的，甚至是高質量的經濟增長。真正的經濟增長不是靠“膨大劑”吹大的經濟增長。

三次工業革命是在實體經濟領域通過創新引領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760年到1840年，發生在英國。這次工業革命的劃時代的、有代表性的產品是蒸汽機，以及工場生產的棉織品、鐵器以及陶瓷等。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840到1950年，領導這次工業革命的有美國，英國以及歐洲的一些國家，特別是德國和法國。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通信和交通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首先出現了電報和鐵路，接著又出現了電話、汽車、飛機等。生產越來越多地以電動機和內燃機為動力，公司制度得到了廣泛發展。第三次工業革命由美國、日本和歐洲領導，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是信息經濟或知識性工作的興起，計算機的廣泛應用，新興產業從業人員的增加等等。縱觀歷史，每一次工業革命都引領了經濟一個長的周期的發展，沒有三次工業革命所催生的新的產業，就沒有實體經濟的發展，也就沒有經濟的真正發展。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世界性經濟增長，則來自于IT產業和網絡經濟。世界經濟這一輪經濟周期所以遲遲難以走出低谷，盡管原因很多，但沒有新的產業興奮點無疑是主要原因。當務之急是通過創新催生新的產業，而不是再一次使用膨大劑。

三、實體經濟的發展在于創新和變革

客觀地講，雖然實體經濟支撐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使我國經濟在應對世界性的相對危機時較為主動，但我們實體經濟的發展還很不盡如人意。如果把實體經濟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即模仿的階段，有相當創新內容的階段，有世界馳名品牌的階段，那么我國大部分產業仍然處于第一階段，最多只處于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之間，與美國、德國、日本甚至韓國等國家的實體經濟發展還有相當的距離。我們必須在未來的發展階段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升我國實體經濟的層次。

在當前不僅提升實體經濟的檔次需要創新，走出危機，尋求新的產業興奮點也需要創新。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并非不重視創新，而是創新還是停留在號召的層面，創新依然遲遲難以發生。我們應當研究的是創新在什么情況下才能成為現實。

1、創新來自于體制，市場經濟本身就是創新的機器

創新不同于發明，創新必須成為行之有效的產業。創新首先是一種體制的激勵。盡管在其它經濟類型中也有驚人的發明，但只有市場經濟才把創新變成了一種常態。市場經濟下的創新對企業是生死攸關的。按照馬克思的論述，在市場經濟下，商品生產者總是想獲得超額利潤，這來自于你死我活的競爭的外在壓力，是一場形同于“軍備競賽”的競爭。對競賽勝利者的獎勵就是超額利潤，而失敗者則往往被淘汰出局。

市場經濟下創新的主體是企業或企業家。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企業家的天職就是創新。企業家所以成為市場經濟下創新的主體，原因在于他們要首當其沖地承擔市場的壓力。當然，他們也存在著征服的意志和事業成功的快樂。企業家通常具有冒險精神，創新者的思維通常表現為與傳統的不一致，甚至是“異端”，我們應當培育企業家精神或者說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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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經濟背景下企業經濟管理模式內涵

從廣義上看，企業經濟管理模式主要針對的是企業中的各種資源以及價值等一些綜合性的管理方式，在整個管理過程中，其主要是通過生產經濟活動的組織以及協調和管控來為企業的發展和需要提供一定的保障。所以，在很多時候，企業管理模式都被認定是企業自身管理所特有的一種方式。因此在實際的管理中，企業必須要自身的實際情況來出發，通過結合自身的特點來對管理模式進行制定，此外為了確保管理模式的科學合理性，還必須要考慮到資源的有效利用率以及員工福利等多方面的內容，并且使其得到有效的提高。企業建立經濟管理模式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更加高效的組織管理來將企業資源和效益進行大幅度的提高。在我國，經濟管理模式最早是出現在企業管理管理中，而且伴隨經濟的發展也出現了多個發展結算，特別是在我國計劃經濟初期，因為國家資源配置問題，其表現非常保守。而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資源配置轉交給市場控制，再加上國際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經濟管理模式越發的成熟，在經濟發展中占據的位置也越來越重要，不僅提高了國內的經濟力，而且國際上的競爭力也顯著提高。

二、市場經濟背景下企業經濟管理中較為突出的問題

（一）管理制度不夠完善

在我國的經濟管理中，有很多企業并沒有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其管理制度大多都是比較陳舊的，與當前企業的發展已經不相符合，因此管理制度也無法發揮其真正的指導作用，對企業經濟效率的產生有著一定的阻礙作用。此外就是有一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但是在實際的管理中卻并沒有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制度執行不到位，因此導致制度設置的意義并不是很大，對企業經濟管理沒有產生很大的積極作用，對企業的發展也很不利。

（二）管理理念不夠先進

我國很多企業當前的經濟管理理念都比較落后，因此導致其在實際的經濟管理過程中，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統一的管理方向和管理目標，所以所產生的管理效果也是非常低下的。出現這種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很多企業的管理人員的重視度不夠，其對經濟管理所產生的價值和意義并沒有很清楚的認識，也沒有認識到經理管理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對企業發展的推動作用，所以，面對這種情況，首先要求企業管理人員必須要對自身的管理理念進行更新和調整，使其與當前的市場經濟發展體制保持一致，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企業在經濟管理模式的指導下更加健康穩定的前進。

（三）內部管理的嚴重缺失

市場經濟變化多端，再加上世界多元化經濟的發展，這就使得企業要想在此環境中得到健康穩定的發展，并且與外部環境保持一致，就必須要對經濟管理予以高度的重視，只有這樣才能在出現風險和危機時及時有效的采用相應的措施進行處理，從而為企業的發展提供可靠的保障。但是當前我國很多企業并沒有做到這一地，而且對企業的財務審計過分的依賴，但是因為這種管理模式具有很強的限制性，所以直接導致企業缺乏有效的內部管理機制，對企業的長遠發展非常不利。

三、市場經濟背景下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的優化策略

（一）經濟管理理念的不斷創新

管理理念是企業取得長遠發展的一個重要保障，而先進的管理理念則是企業經濟管理模式進行有效創新的基礎。面對于此，企業的管理層首先必須要改變以往的傳統的守舊的管理理念，而學習新的先進的經濟管理理念，此外還需要注意的是，在對新的經濟管理理念進行學習時，也要充分結合自己企業的實際情況，在此基礎之上來開發出更加適合自己企業的管理理念，并且為本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的優化和完善奠定良好的基礎。

（二）經濟管理制度的優化

經濟管理制度是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的重要指導方針，而且也是企業擴張發展的重要保障，其科學理念直接決定了企業的實際管理水準。因此在企業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重視經濟管理制度的優化，同時對其科學理念的灌注。經濟管理制度的優化中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改革是首要的，因為人力資源是整個企業運用的主要構成部分，也是其發展的不懈動力，因此如何將人力資源的效益發揮到最大就是人力資源管理制度需要落實優化的環節。面對當前的市場經濟環境，企業在對內部的人力資源進行調整和優化時，必須要依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進行，并且在此基礎之上來制定科學的完善的管理機制，通過內部員工培訓，來不斷的提高企業人力資源的素質，此外，企業還可以通過引進人才的方式來將人力資源進行多樣化的系統化的管理，由此來有效的解決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諸多人力資源的困擾。

（三）調整經濟管理組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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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篇（11）

在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財經工作為其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因而具有十分關鍵的戰略地位。如果財經工作無法適應當下的經濟發展水平，就會限制經濟的發展。從宏觀上來看，我國的經濟環境需要財經工作的支撐。經濟環境水平的提升需要經濟管理理念的支持，只有借助良好的財經工作，才可以保障經濟管理的順利進行。企業管理也需要財經工作的約束，通過制度化的管理使企業在合法的前提下獲得更高的經濟效益。因此，當下財經環境急需提升財經工作的水平，以保障經濟環境的平穩運行。一方面，提升我國財經工作的水平，可以為經濟政策的推行提供支持。財經工作的開展與經濟政策相輔相成，借助國家經濟政策的權威性可以有效地提升財經工作的執行力，而財經工作的推行反過來又可以促進國家經濟政策的實行。另一方面，我國經濟體制的建立也需要財經工作的支持。只有處在健康的法制環境下，經濟發展才能順利進行，財經工作才能得以發展。

2市場經濟環境中財經問題

2.1缺乏整體規劃

當下我國經濟環境比較復雜，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為財經工作的發展提供機遇；另一方面，經濟環境缺少整體性的規劃，導致財經工作在實施過程中面臨著挑戰。財經工作的規劃應當與實際的經濟環境相適應，但是不同經濟領域、層面的環境比較復雜，難以協調。而財經部門職責的發揮，也離不開財經整體規劃。但是在制定財經規劃的時候，往往不能真正結合實際情況確定，造成一些內容存在重復，難以起到真正的作用。

2.2存在制度漏洞

財經工作的進行離不開制度的約束，特別是有關財政轉移的制度等，與當下財經工作的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系。但是當下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現有的財經制度不能與經濟環境相適應。一些違法犯罪行為侵占了大量的資金，卻不會受到財經制度的約束，這一點對我國當下財經工作的發展尤為不利。

2.3忽略了公共服務

隨著財經工作的不斷發展，政府也逐漸加大了對財經工作的關注。但是在實際的工作過程中，財經管理缺少有效的管理機制，也別是忽視了對公共事業的服務效果。對于一些公共建設、運轉需要的資金，投入較少，到位效率較低，管理也十分薄弱，導致這部分工作難以順利進行，且嚴重制約了公共服務的發展。作為經歷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財經工作應當關注公共服務管理機制，保障資金投入的基礎上，對資金的流動進行監管，以確保資金到位后發揮應有的作用，從而有效地提升社會公共服務的整體水平，發揮財經工作在公共服務領域應有的作用。

2.4缺少區域互惠

財經工作的發展也會收到地域的影響，不同區域為了實現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往往會過分關注本區域的經濟環境與財經問題。但是經濟的發展與財經工作的實施，不僅僅在區域內就能夠實現，更重要的是需要將區域聯合起來，實現互惠互利。只有摒棄了地方保護主義，重視聯合與合作，保障雙方或是多方的經濟利益，才能將區域經濟逐漸擴展，從而為本地區經濟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但是當下的各個區域往往只關注本身的利益，在區域內部奉行地方保護主義，不能與其他區域之間建立起互惠互利的關系，導致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受到制約。

3應對財經問題的有效對策

3.1完善財經工作規劃只有保障財經工作的平穩進行，才能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因此，應當對當下經濟發展現狀與發展形勢進行仔細地分析，從而制定出科學合理的財經工作規劃，并結合規劃實施的具體情況對其進行適當的調整，使其不斷完善。同時，還需要保障財經工作規劃的客觀性與標準性，以確保與財經有關的各個部門能夠嚴格按照規劃的指導完成工作。這樣一來就有效地避免各個部門無法明確自身任務的問題，也有助于不同經濟領域順利完成財經工作。

3.2加大財政支付轉移力度

在財經領域內負責對效果進行調查的有關部門應當在充分了解社會經濟發展方向和形式的基礎上，目前我國地區間財力、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的情況下，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更好地體現轉移支付制度的公平性，將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結構逐步調整到合適的比例；不斷完善標準收入和標準支出的測算方法，確保一般性轉移支付分配的公平性，建議集中力量清理整合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大幅度壓縮和減少項目數量；有關部門要增強全局和服務觀念，克服部門本位觀念，加強溝通合作，共同做好專項轉移支付工作。逐漸提升對財政支付轉移的關注，通過積極推行與財政支付轉移有關的政策與條例，使支付轉移速度得到有效地提升，充分發揮財政部門在調節經濟中的作用，促進經濟朝著活躍的方向發展。另外，在對支付轉移政策進行調整的過程中，各個部門應當充分了解相關領域的經濟知識，確保財經工作的質量。此外，還應當重視法律法規對財政工作的支持，以法律的形式對財政支付轉移進行硬性的要求，以提升其執行效率和力度，在減少冗余支付名目的同時，保障資金的合理使用，從而有效地規范經濟市場。

3.3保障均衡發展

財經工作水平的提升，會促進我國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在這個過程中，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也會有所提升。而只有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獲得了提升，才能反過來促進我國經濟體制的良性發展，并不斷完善以適應變化的經濟形勢。一方面應當加大對公共服務事業的投資，確保充足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應當重點抓資金到位的速度，確保專款專用，避免資金的滯留，使其盡快在公共服務領域發揮作用。在提升公共服務質量與效率的同時，社會各個方面都會為經濟環境提供更好的支持，因此在關注財經工作的同時，重視公共服務十分關鍵。

3.4推動經濟區域互惠

針對一些地方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為了獲取更高的經濟利益，違規進行的地方保護政策，嚴重阻礙的經濟的發展。從短期來看地方保護主義似乎對本地區經濟發展有著積極作用，但從長遠來看區域性的合作從利用資源互補、人文差異互補、地理優勢互補等合作共贏方面考慮，區域化合作帶來的經濟效益、人文方面的進步等遠遠超出本地區獨立發展的所帶來的增加值。因此，財經工作應當重視地方保護主義，在制定工作計劃時有針對性提出一些對策，以避免地方保護注意區域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同時，應當制定相應的財經計劃對地方經濟發展進行指導，特別是在地方的營銷觀念、方式、模式等方面，要使區域認識到地方保護注意對區域經濟發展帶來的危害，同時積極推動區域經濟互利互惠，在與其他區域合作的過程中，使經濟更加活躍，為區域帶來更多的經濟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