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傳統文化基層治理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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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G615 文獻標識碼： A DOI編號： 10.14025/ki.jlny.2015.01.025

1對現階段農村治理模式的反思

農村社會治理是指堅持黨的領導，在黨和政府既定的體制、制度的框架下，運用農村公共權力對農村地區進行領導、調控、管理和共治以實現農村社會有序發展所形成的一種范式。自改革開放以來，完全依靠行政命令，政府對基層全權統治模式被“村民自治”的治理模式所取代。“村政”是指依靠國家制度的強制力，以依法民選為基礎組織自治機構，通過民主集中制而形成內生的行政效力。“民治”是指村民依據意愿行使民主選舉的權力，強調村民自己處理社會公共事務，享有高度的自治。但隨著城鎮化、利益主體多元化等多重挑戰，其模式的局限性也逐漸暴露。一方面，村民自治日益行政化，扮演了國家行政體系“末梢”的角色。當村委會運行由自愿動員轉變為行政命令，有些地方甚至是行政攤派，極大損害村民的自身利益，村委會遭遇信任危機。另一方面，農村社會治理主體單一，難以充分調動社會資源。在鄉村社會利益格局多元化、問題復雜化的背景下，基層村委以完成上級政府的指令為主，缺乏對話與協商。農村社會治理模式急需滿足農民多元化需求的多元化治理新模式。

2扶余市農民志愿者參與鄉村治理的案例剖析

在傳統“村政民治”模式出現問題之時，扶余市的農民志愿者參與鄉村治理的新模式值得借鑒。受傳播文化和鄉賢文化影響，該市活躍著一支以村容建設和農村德育為主要內容的農民自發建立的“精神文明志愿者”組織，由張利和劉佩文發起，并通過道德宣講、發展志愿服務帶頭人等手段不斷發展壯大。經過近30年的發展，2011年5月，扶余市委宣傳部牽頭成立“扶余市精神文明志愿者協會”，至今已形成了分布60多個村屯，規模達到3000余人的志愿者隊伍，逐漸成為除了村委會、合作社之外的農村社會治理新主體。據不完全統計，從2010年1月到2014年7月末，志愿者們共植松樹16435棵，安路燈2639盞，制作宣傳牌1727塊，立迎賓門78個，用紅磚硬化路面10200延長米，農村的社會環境與社會風氣有了根本性的轉變。概言之，此類農民志愿者組織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內生性。與外在于受助者的志愿者提供服務不同，農民志愿者都是本村村民，自愿為本村建設出錢出力，體現出強烈的內生性。本土志愿者模式為基層農村的公共服務提供堅實的人力基礎，同時保證志愿服務的延續性與持久性。

二是基層文化性。不僅參與村容建設，該志愿者組織強調將精神文明傳播作為志愿服務的重要內容。志愿者們利用村里人結婚或老人過生日等人多的機會，以“三句半”、“道德講演”、“道德小品”等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主動開展傳統美德等道德宣講，以激活傳統文化道德資源的形式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利于農民自身對傳統倫理道德的內化和認可，解決了鄉村思想教育分散較難組織的“沙灘流水不到頭”的難題，最終實現農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

三是成為農村治理的新主體。除了村委會、合作社等農村社會管理的載體之外，村民志愿者組織成為農村和諧治理的新型主體，發揮村民自身的積極性，不僅投身于合作社的互助勞動與村務管理之中，還對積極推動農村公共文化建設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張利的帶領下，王家村的志愿者們自愿捐款，耗資近70萬元，興建了近300平米的文化大院，為村民提供文體活動以及學習文化的場所。

四是鄉賢動員性。村民志愿者組織充分發揮了以鄉村醫生、鄉村教師、鄉村技人等為代表的德才兼備的鄉賢在動員村民參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扶余市農民志愿者首先是在鄉賢張利和劉佩文兩人大力宣傳傳統文化和倡導村民德育的基礎上發展而起，志愿者們也都對其高度贊譽，認為正是由于鄉村賢人的教化，才促使當地農民踐行了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積極參與到鄉村志愿服務中來。

五是長期性。當地的村民志愿者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進行志愿服務活動，已經持續了近30年的時間。這種新型志愿者形式克服了當下一些志愿服務時間短、盲目性、流于形式、服務與需求難以對接等弊端。

3農村社會治理模式的新構想

基于對扶余市農民志愿者的經驗的借鑒，政府應轉變農村社會治理思路，重視農民內生力量，推動建立多元諧治的農村社會治理模式。所謂“多元諧治”是指“政治、經濟、德育、善為”和諧治理的農村社會治理模式，也對應著農村社會中四個治理主體，即政治―村委會、經濟―合作社、德育―鄉賢、善為―志愿者組織。具體來說，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1政府轉變農村社會治理思路，重視農民內生力量

農村基層社會的治理過程中出現了過度行政化的問題。政府應在頂層制度設計的高度上轉變過去單一式的行政化控制的治理思路，應給予鄉賢、農民志愿者等農民內生力量以充分的肯定與支持，利用農村自身資源實現自我發展，著重開發農民自身潛力，激活農村社會活力，實現自我長效穩定發展，這是多元諧治模式得以實現的政治前提。

3.2充分發揮“村政”的作用

村委會在部分地區存在國家行政體系的“末梢”發展的趨勢，不妨換個角度來看，重視村級自治機構現有的作用，充分利用農村社會資源，發揮村委會在行政體系中的作用，作為一個上傳下達的機構。村委會作為村民經過選舉產生的自治組織，有責任和義務將村民的建議和意見向上進行反饋，以保護村民利益。同時，村委會可以利用自身村民代表的地位為村級建設爭取到更多的行政資源，例如政策支持和財政撥款等。

3.3“鄉賢”和“志愿者”成為農村治理的新主體之一

在村委會進行行政管理，合作社發展農業規模經濟的基礎之上，鄉賢和志愿者作為新主體參與農村治理的作用不可小覷。鄉賢是指在本地有一定聲望并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貢獻和才能的地方性人才，而從未離鄉離土的鄉村能人的作用更是應該激活的鄉村治理資源。與強調鄉賢返鄉建設家鄉的浙江上虞模式不同的是，扶余市更為重視挖掘守土守鄉的本土鄉賢資源，使其發揮社會聲望高的優勢，開展道德教育，建立村民志愿者組織，參與村貌建設和村級公共事務管理，培育新型農村公共性。

3.4“德育”與“善為”成為建構新型鄉土公共性的重要手段

公共性是指在維護私人權益的基礎上，公共權力機構公正分配公共資源，同時激活私人的公共意識，共同參與到資源的合理分配中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公共性曾出現危機，村委會的公共服務功能一度衰退，農民的公共意識難以被激發。扶余模式中的“德育”和“善為”較好解決了這一難題，成為建構新型鄉土公共性的重要手段。農民志愿者在農民認知方面重視“德育”的重要性。鄉賢開展傳統美德宣講，通過道德講堂、文化論壇等多種形式，將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結合，并將其逐漸內化于每個村民心中。在農民的行為方面重視“善為”的重要性。鄉賢通過身體力行、互助幫扶等方式，利用自己在當地的社會聲望，動員村民通過義務勞動、捐款捐物等方式開展志愿服務，不僅積極參與農村風貌建設，還引導村民摒棄賭博等不良惡習，轉變社會風氣。

3.5“諧治”成為農村新型治理模式的核心框架

所謂諧治，就是治理主體各方形成一種目標明確、權責合理、交叉互動、互為依托的關系，成為一種完整和諧的治理架構。目標明確。不論農村社會中存在多少治理主體，但是共同的目標只有一個，即建設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美好的農村社會環境。目標明確能促進各方合力，力量集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權責合理。村委會、合作社、鄉賢、農民志愿者等村級治理的四大主體都有各自的分工職責。村委會負責政策與資源的上傳下達，位于村民自治層面，合作社為農村建設提供經濟基礎，鄉賢在開展德育教育、動員村民方面作用突出，農民志愿者則是其中最活躍的力量，是道德教育的踐行者和村屯各項事業建設的重要力量;交叉互動、互為依托。“諧治”并非分治，而是一種互動式的和諧治理。以鄉賢開展的德育教育為整合核心，村委會負責村中行政事務，同時給予農民志愿者大力支持;農民志愿者帶動普通村民開展道德文化建設，提升村民文化素質，使村委會的管理更加方便;合作社在受到農民志愿者的幫助和支持的同時，村委會可以為合作社爭取資源。各方在相互支持中得以發展，形成一個和諧良性的農村治理系統。

4結論與進一步構想

“政治、經濟、德育、善為”和諧治理的農村社會治理模式是在扶余市農民志愿者經驗的基礎上，經過提煉與總結而提出的農村社會治理的新構想。實踐證明，中國農民具有巨大的創造性，農村社會是制度創新與新模式探析的廣闊土壤，只有立足農村社會，充分調動農民自身的積極性，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村民自治，依靠農村內生力量，才能打破農村社會治理的困境，才能促進農村社會進步。當然，依靠內部力量發展自身的同時，也可以借助外部資源助推發展。例如建立高校資源與農村志愿服務對接機制。高校可以組織志愿者或社會工作的專業團隊以暑期活動或專業實習的形式進駐村屯，在其中扮演協調聯絡與鼓勵支持的角色。利用大學生的活力與創新意識輔助鄉賢進行道德宣傳。社會工作專業團隊可以利用個案心理輔導、小組工作、社區工作等專業知識幫助農民志愿者隊伍朝專業化、高效化、體系化的方向發展。這些方面的建設需要在未來的實踐中進一步探索其可行性，農村社會未來的新型發展模式的建立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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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運作機制是讓大腦的犒賞情緒與懲罰情緒對合規行為的結合。即讓合規與犒賞情緒綁定，這樣，合規行為就會使人感到一種愉悅，人們稱它為榮譽感；同時讓違規行為與懲罰情緒綁定，這樣，違規行為會感使人到一種難受，人們稱它為恥辱感。人們提倡什么，唾棄什么，就是對正面情緒與負面情緒的分配的過程，這種自然的結合即為文化本源。情緒經過人為的干預重新與推崇的事件相結合，即為文化建設。

二、違規經營和違規操作屢禁不止的原因與傳統文化的影響有關。

文化建設的優點是文化一旦建立就有相對的穩定性，難點是合規文化面臨著傳統文化的挑戰。當合規犒賞情緒遭遇親情、友情的犒賞情緒時，往往前者不敵后者，就在尋求兩全其美之策時，違規也就悄然而至。因此，合規文化建設與傳統文化之間常常會有遭遇戰。在開展合規文化建設的時環境尤為重要。

三、規范的治理結構是合規文化生存的“環境土壤”。

3.1監督者要給經營者制造壓力。壓力的最好來源是機構內部的實時監督

3.2監督者要受到重托才能充當守望者。那么又怎樣防止監督者自身去指使下層違規呢？監督者同樣需要一種情緒支撐，這就是信任、榮譽感，它需要給予重托來建立。給予每一聘任級的聘任權才能建立重托，進而激發信任感、榮譽感，實現一個代表的職責。而相互制衡的機制是既沒有信任也沒有壓力的工作環境，它是導致現實中不忠實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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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6.32.289

1 少數民族宗族制度影響村民自治問題的提出

當前我國強化基層民主建設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的重要舉措之一是實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作為農村直接民主治理形式是維持農村社會穩定與和諧的重要途徑。在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村，宗族是一種重要的人群聚合形式。宗族通常表現為若干同一個男性祖先的子孫世代聚居在同一居住地，宗族成員擁有同一個祖先，從而以父系血緣為紐帶組成人群聚合體。H村作為一個彝族和漢族雜居的村落，彝族居民在總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少數民族宗族制度是有著悠久歷史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對少數民族村民有強大的約束和導向作用。宗族制度以血緣為紐帶，并附加某些經濟和物質利益，使其具有許多功能，可以在農村發揮廣泛的作用。因此少數民族地區村民自治活動不可避免受到少數民族宗族制度的影響。

H村作為一個彝族和漢族雜居的村落，彝族居民在總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彝族宗族制度滲透到彝族村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在H村村民自治活動中，由于個體村民在村民自治活動中參與度較低，通過制度性渠道提出政治訴求較難，因而村民尋求通過宗族力量表達其觀點維護自身利益，宗族制度對村民自治活動影響較明顯，同時也為民族地區村民團結、穩定的提供精神基礎，通過約束村民的行為以達到整合社會的目的。且少數民族宗族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權力制約的作用，對防止基層干部的腐敗，減少農村基層組織對村民利益的侵害，捍衛村民群眾的自治權力起到監督制約作用。但是少數民族宗族制度作為一種伴隨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而產生的傳統文化，對現代的村民自治活動產生的消極影響更為明顯。

2 H村彝族少數民族宗族制度對村民自治的消極影響

2.1 少數民族宗族制度影響村民自治組織的公平性

村民委員會作為村民自治的管理機構，其產生深受少數民族宗族制度的影響。

（1）少數民族宗族制度對選舉活動存在影響。縣和鄉政府制定并解釋了選舉的規則和程序，向村里派出特別指導小組指導。但是在村委會干部實際選舉中，村民具有較強的宗族觀念和宗族傾向，具有宗族關系的村民成為其投票的主要依靠對象。在對H村村民進行調查時發現，在選舉中，大部分村民不能對所有候選人能力都了解和熟悉。大多數村民會認為反正不熟悉，選舉誰都是相同的，因此多數人會選擇同一宗族的候選人。H村的民主選舉是民族制度與少數民族宗族制度碰撞后的選舉，選舉中包含著宗族觀念和少數民族宗族制度的影響。

（2）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村委會選舉中，村民會考慮到兩個方面：一是如何維護和主張宗族利益；二是宗族中的個體利益如何實現。在投票過程中，村民在一定程度還是會根據本宗族的利益而作出投票決定。村民的投票是根據與候選人的血緣關系來決定自己的選擇，在選舉中更多的是考慮是否是同宗同族而不是看能力。而對于聯系較少的同宗同族，存在著上門游說以尋求支持的活動。

2.2 少數民族宗族制度削弱村民自治活動的民主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是村民自治活動的重要政策與制度依據，對村民自治活動的程序和步驟作了詳細的安排和規定。村民自治活動應遵循相應的程序和步驟以保障村民自治活動的民主性，實現真正的村民自治。然而，“宗族作為一種私人組織，它所遵循的秩序原則是血緣聯帶原則，在宗族內部按照長幼秩序進行權力分配，是有級別性的，宗族是以血緣關系結成，其社會人群結構上具有狹隘性，這種內在的狹隘性往往外在的表現為排他性”。[ZW（]張厚安.中國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M].武漢：武漢出版社，1995：366.[ZW）]少數民族宗族制度建立的基礎的傳統倫理道德和文化習俗而非法律制度，因此少數民族宗族制度會破壞與村民自治相關法律所規定的程序和步驟，削弱村民自治活動的民主性。調查中的H村對“兩委”（黨支部委員會、村委會）負責的公共事務，宗族一般不會介入其中，但宗族的實際權力及活動對村干部仍有影響。“各級村干部的職權大小應由相應的制度規定，而實際情況是宗族精英有著更為有效的權力，宗族背景成為影響村干部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的重要因素”。[ZW（]張艷.宗族勢力對村民自治的利弊分析[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06（10）：88-89.[ZW）]

2.3 少數民族宗族制度弱化了村民自治組織管理的自主性和監督

（1）少數民族宗族制度的存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村民自治組織管理的自主性。村民自治活動的重要特征是具有自主性，村委會領導村民自主地行使自治權在本村區域內管理自身事務。然而當村委會做出的決定不利于宗族時，宗族很可能動用自己的力量或明或暗對抗和阻止這些決定的執行，這種隱形的力量會對村委會決策施加壓力，使決策出現宗族偏向。宗族成員對本民族內非正式制度的強烈認同和遵循限制了宗族成員的行為，使他們潛意識對宗族有著非常強的依賴。在H村的調查中，村民都認同村委會主要任務是管理生產，而村民糾紛矛盾應由族長按族規處理。少數民族宗族制度已經阻礙村委會展開自治活動的自的行使。

（2）村務監督是村民自治活動的重要內容，是村民自治組織實現民主管理的重要環節。在實踐中，對村民自治組織的監督需要廣大村民的參與。然而在對H村進行調查中發現絕大多數村民認為對于村委會工作的監督，往往認為是上級部門的事，監督也沒有用，與自己無關。可見在村委會選舉之后，怎樣去治村、管村，許多村民就不去管了，認為不是自己的事情。調查中發現村民認為村委會干部都是同族同宗的“熟人”，存在“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心理，只要不是與自己的利益直接相關，大多數村民不會主動對村民自治活動進行監督，自我監督往往流于形式。

3 整合少數民族宗族制度與村民自治活動關系的建議

對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宗族制度對村民自治活動產生的消極影響，應在加強對少數民族宗族制度引導的同時，強化村民自治活動組織建設，這樣才能消除少數民族宗族制度對村民自治活動的影響。

3.1 因勢利導、整合村民的少數民族宗族制度性參與，引導其現代轉型

作為一種傳統文化的少數民族宗族制度，其功能的發揮是因其能將內含的精神和文化滲透到人的內心，使宗族成員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村民對少數民族宗族制度的認同感很強，對村民而言是村民根植于心的，要想全部拋棄和廢除是不可能的。因此，現階段應因勢利導就村民自治中與宗族勢力沖突的問題，積極進行整合，引導村民將宗族制度的參與整合到正式參與中來。通過積極培訓和學習，提高村民思想文化素質和公民意識，逐漸培養村民新的“認同感”逐漸擺脫以家為本位的少數民族宗族制度的制約，確立以個體為本位的公民意識。并逐步消減宗族在村民自治實踐中的不利影響，發揮其積極影響。在此基礎上，確立鄉村社會的法理型新權威，逐漸減少傳統權威的影響。

3.2 強化農村自治組織建設，完善村民自治管理章程

（1）要加強黨對自治組織建設的領導。農村基層黨支部建設不力、基層黨員民主觀念淡薄、宗族意識強，為了推動工作，甚至鼓勵和支持宗族代表在村委會選舉中當選。在處理宗族糾紛時，往往對大族、強族采取妥協、退讓，或者以犧牲弱小宗族的利益來求得暫時的平靜。因此，應加強黨對農村自治組織建設的領導，充分發揮基層黨支部戰斗堡壘的作用，發揮黨員先進模范帶頭作用，以保證村民組織活動按規定的進行。

（2）要完善村民自治管理的各種章程。由于農村基層民主的權力還沒有得到充分的制度化和規范化，民族地區宗族制度才會有影響力。通過推進民主制度化建設，健全民主選舉村委會的具體制度，保證選舉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逐步減少宗族勢力對村民自治活動的干預，壓縮宗族活動空間。另外，建立健全村委會重大問題的民主決策、管理和監督的制度，以保證村委會自治工作的順利展開。嚴格依法依規展開村民自治，讓宗族勢力影響減弱。

（3）要提高基層組織行政人員的整體素質。針對少數民族宗族制度造成農村基層組織在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的松懈，必須提高基層黨支部和村委會的自身素質。這是消除宗族勢力影響的又一重要措施。可以通過培訓和實踐提高農村基層干部的思想、理論、業務、政策、民主素質，在提高素質和能力的基礎上不斷改進基層組織建設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式。

3.3 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減少宗族活動的空間

首先是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宣傳與教育。在村民中進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民主法治教育。引導村民正確認識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培育公民意識，破除思想上的宗族本位觀念。其次是要鼓勵廣大少數民族聚居農村地區繼承和發揚本地具有民族特色和積極意義的優秀傳統文化，強化其凝聚內聚力的功能，淡化其對外抗爭意識，引導宗族勢力向良性發展。

4 結 論

將宗族權威轉變為村民自治需要的權力，宗族關注的焦點轉為對整個村莊的關注，以推動農村村民自治活動的順利展開。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完善農村義務教育體系和豐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全面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塑造新一代農民，在潛移默化中逐步促成宗族消解，完善村民自治，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管理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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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古人留給我們的一筆極為珍貴的遺產，傳統文化向來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經世致用”的根本。當代大學正處在跨越式發展的關鍵時期，二者之間本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由中國傳統文化的總價值定位談到大科學家錢學森先生關于“我們的學校為何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的追問中可以看出，大學生管理是一個多層次多內容，彼此密切聯系的大系統，它既包括宏觀層面的社會管理的內容，也包括對人的微觀管理。這是一門值得研究的科學，也是一門藝術。作為高校大學生基層管理工作者，應該積極主動尋求傳統文化與大學生管理工作的切合點，充分利用中國傳統文化資源，提出以下幾點思考：

一、以人為本構建學生管理思路

人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就是以尊重人和重視人為出發點來管理人的。管仲在《管子》一《霸言》篇中，記述了一段對話：“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意為霸王的事業之所以有良好的開端，是以人民為根“本”;這個“本”理順了， 國家才能鞏固，這個“本”搞亂了國家勢必危亡。管仲所說的“以人為本”，就是以人民為本。這些思想借鑒到高校的學生管理工作中，體現的是重視學生，尊重學生，以學生為本，這種教育理念是最現代和最激進的教育思想，它既影響人的活動，也借助對人性的認識，由此可以建立起教育者與教育對象之間有效溝通與作用的途徑和橋梁。

二、老子“無為”的思想對學生管理的啟示

老子作為傳統文化中的杰出代表，其獨特的見解對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啟示。漢朝劉邦平天下而立漢室，治理天下就用“無為”思想，表面上看，有為和無為似乎是不相容的，但作為工作方法來看，它們能殊途同歸，共同達到“治”的目的。無論是“有為”還是“無為”，都只是一種教育手段，真正能讓受教育者形成自我教育、自我約束、自我管理，這才是重點，才是最終目的。如果能夠給予學生足夠的信任，把任務分配給他們完成，并且給他們提供自由且不脫離組織的空間，就可以使輔導員擺脫那些繁瑣的日常事務。

三、因材施教的管理理念

作為儒家思想的開山祖師，孔子早就認識到教書育人要做到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主張根據學生個性的差異和實際水平進行不同的教育。“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反映在現代教育管理理念里，就是要求教育和管理工作者要清楚認識到每個學生因為受教育的起點和終點都不一樣，所以不能追求一刀切的教學模式，要根據不同學生的具體情況，唯才是舉、因人而異，重視每一個學生自身的建設和培養，允許學生存在的獨特性和多樣性，挖掘每個學生身上的閃光點。“因材施教”不僅可以提高教育質量，而且可以針對學生的具體情況及個人差異進行不同的培養。

四、修生正己的管理思想

“修身正己”就是要求管理者要端正自己的品德和修行。為了活化和利用中國傳統文化，高校的大學生管理工作者必須首先重視提高自身素質，不僅要利用傳統文化“言傳”，更應注重“身教”。這就要求我們從一開始就不斷學習，尤其是要學習中國傳統經典文化，努力提高自身的傳統文化修養和人文素質。大學生管理工作者在整個教育過程中直接面對學生，起言傳身教和示范帶頭作用，自身的文化素質、人生觀、價值觀、道德水準、敬業精神和思維方式及為人處世的態度與方法等，都會對學生成長產生深刻的影響。

五、知人善用的管理方法

高校基層管理者尤其是輔導員老師常常一個人帶著4-5個班，平均人數超過200人，如果事無巨細什么都要過問的話恐怕有十二萬分的精力都是遠遠不夠的，所以要充分發揮學生干部的作用。優秀的學生干部能夠成為教師和學生之間溝通的橋梁，是信息溝通的紐帶。如何選擇這些學生骨干，是一位高校學生基層管理工作者需要練就的能力。這樣經過觀察篩選，可以選出學生中的真正骨干，提高學生管理的效率，激發優秀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達到培養人才的目的。

最后，由于當前大學生年齡階段已經逐步步入95后，且大部分是獨生子女，生活環境優越，個人主義思想強烈，以自我為中心，追求個性，不太愿意服從學校的管理。提高學生管理效率，全面提升學生的道德素質修養是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同時也是全體教師和教學管理人員的共同責任，需要耐心細致的工作和榜樣力量的引領。充分挖掘并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資源，有利于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素養和科學精神，引導他們以辯證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同時也有利于進一步增強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更加懂得自我管理和承擔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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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協商民主理論興起于西方，但是協商民主在中國早已得到了廣泛的實踐。黨的十報告中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機制，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作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提出來[2]22。農村是探索協商民主發展的基礎，如何充分保障農民的參與權，如何調動農民有序地參與協商民主，如何實現鄉村治理中協商民主制度化，是我們首先必須考慮的問題。

一、鄉村協商民主的含義

簡單地說，鄉村協商民主就是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利益攸關方的村民通過平等的對話、討論等方式，圍繞鄉村社會中的公共問題達成共識，從而賦予決策以合法性的過程。在協商民主框架下，村民之間、村民與政府之間、村與村之間的協商地位是平等的。

鄉村協商民主最早的實踐形式是浙江溫嶺的民主懇談，隨后在我國中西部地區，協商民主得到了廣泛的發展。在河北地區，鄉村協商民主呈現了多樣化的發展趨勢，主要包括咨詢會、議事會、談心會等多種協商形式。正如馬克思對民主給予的高度評價：“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國家制度的已經解開的謎。在這里，國家制度不僅自在地，不僅就其本質來說，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現實性來說，也在不斷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現實的基礎、現實的人、現實的人民，并被設定為人民自己的作品。”[3]39-40作為民主形式的協商民主同樣是人民的作品，鄉村協商民主是村民在實現自身權利過程中不斷探索出來的。

二、河北鄉村治理中的協商民主

（一）鄉村治理中協商民主的探索

由于中國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特別是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政治發展。例如，江浙地區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相對較高，公民組織發展迅速，這些因素使得公民政治參與得以有效進行。不可否認的是，在一些貧困地區，村民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也較高，但是從整個民主運行環節來看，經濟因素對民主參與起到了更為基礎性的作用。

在河北，協商民主形式是隨著河北社會經濟發展而不斷豐富起來的。與江浙地區相比，河北經濟發展處于中速發展狀態。從產業結構角度看，河北農村經濟結構依然以農業為主，農村大量的青壯年流入城市，或者外出到北上廣等大城市打工，農村空心化比較嚴重。這些現狀導致河北鄉村協商民主的發展依然處于一種探索的狀態，但是在黨的十之后，河北鄉村協商民主獲得了快速的發展，探索出了許多形式。比較典型的鄉村協商民主治理形式主要有以下兩種。

1.月協商制度

月協商制度是河北基層協商民主的一種形式，主要通過月協商座談會形式開展，每個月舉行一次。大名縣和寧晉縣在探索月協商制度上取得了有益成果。大名縣和寧晉縣政協為了進一步發揮政協在協商民主中的作用，搭建了政協委員常態化履職平臺，建立了月協商制度。特別是大名縣政協正式出臺了《關于建立月協商座談會制度的意見》，這是大名縣政協拓展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形式、增加協商深度、提高協商成效的有益探索。

一般來說，月協商制度主要是每月上旬，以專題協商座談會的形式，圍繞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和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開展協商，每次就一個專題達成共識，最終形成科學決策。月協商制度在河北各縣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并且月協商制度已經擴展到鄉村一級。月協商制度類似于農村一事一議制度，同樣是圍繞農村治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展開的，“作為農村基層社會的一種民主實踐形式，一事一議制度也是一種農村基層民主決策和民主治理的形式，它主要采用協商、討論、對話的方式來決定農村公益事業建設項目，‘注重的是討論而不是投票’。”[4]二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協商的議題，月協商制度的議題主要是農村中重要經濟與社會問題，是農民當前關注的主要問題;二是協商的主體，月協商制度是基層政協探索出來的協商形式，在向農村開展過程中縣級政協及政協委員發揮著帶頭作用。

2.搭建三個平臺

隆化縣政協為了更好地實現協商民主功能，充分搭建獻諍言、出良策的三個平臺，為全縣改革發展穩定獻計出力。具體來說，搭建了協商議政平臺、建言獻策平臺、履職盡責平臺，這三個平臺有效地將協商民主從縣級擴展到村級。

搭建協商議政平臺，主要是從縣級政府層面對全縣經濟社會問題開展協商，進一步完善、深化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和基層民主協商，進一步完善各項協商工作機制;深入開展以專委會議、常委會議、主席會議為平臺的協商議政活動。搭建建言獻策平臺，主要是圍繞教育、醫療、養老、環保等問題，以專題形式開展調研，政協委員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深入鄉村與群眾建立聯系，通過撰寫調研報告、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搭建履職盡責平臺，主要是完善政協聯絡工作制度，表現為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進行協調溝通。從橫向上看，加強政協常委成員與政協委員之間、專委會與政協各個界別委員之間、政協委員與政協委員相互之間的聯系;從縱向上看，加強政協委員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通過三個平臺的搭建與建設，有效地搭建了鄉村與政府、鄉村與鄉村之間的溝通平臺，充分發揮了隆化縣政協的協商民主功能。

（二）鄉村協商民主存在的問題

河北省在鄉村治理過程中對協商民主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從前文分析的兩種典型協商民主形式看，我們認為，月協商制度和搭建三個平臺主要體現了一種自上而下的推動，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村民主動參與或參與協商過程中主動性與積極性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1.公共問題意識不足

協商民主是利益攸關方的村民通過平等的對話、討論等方式，圍繞鄉村社會中的公共問題達成共識，從而賦予決策以合法性的過程。公共問題是協商的關鍵因素，它背后體現著村民的公共意識問題。如果村民僅僅圍繞一些家長里短式的問題提出自身的利益訴求，那么這些訴求并沒有進入公共問題范圍。例如生活垃圾問題，這是農村社會一個重要的公共問題，即針對村民的生活垃圾亂扔、亂倒現象，村民與干部、村民與村委會就如何治理該問題進行協商。但是，如果村民僅僅因為自身利益，就如何治理自己門前垃圾問題進行協商，那么這有悖于協商民主精神。在一些鄉村，村民自身利益問題時常超過鄉村公共利益問題，使得一些問題在公共協商的框架內無法展開，這種公共問題意識的不足最終會損害村民自身的利益。

2.組織化程度不高

在河北鄉村協商治理過程中，組織化程度不高主要體現在缺乏必要的組織將相關利益整合起來。在一些農村，村民的利益訴求始終處于一種碎片化形式進行表達，而這種碎片化的訴求會同時發生在不同的農村，那么這種碎片化的利益訴求如何整合到公共問題中？有的學者提出，可以通過村委會之間必要的協商進行整合;也有的學者認為，需要建立專門組織對某一公共問題展開協商。針對第一種解決方式，我們知道在村民自治過程中，少數村委會成員有時會追求自身利益，特別是政治精英掌控著很多資源，很難與村民進行有效的協商，這是影響協商民主開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通過建立一些專門組織將村民利益整合起來，同時該組織又能與政協委員建立聯系溝通機制，這有助于發展鄉村協商民主。

三、完善鄉村協商民主治理的路徑分析

鄉村協商民主是我國基層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實現鄉村治理的有效途徑。針對河北鄉村治理中的協商民主問題，為了進一步促進協商民主的發展，提高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需要通過以下路徑解決。

（一）發展鄉村組織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村民出現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例如私營企業主、互聯網商戶等，這種結構性分化造成村民針對公共問題會產生不同的利益訴求。在這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河北鄉村結構也發生巨大的變化，主要體現在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農村務工人員增加、農村大學生流入城市。一方面，農村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河北農村老齡化、空心化不斷加劇。如何在農村開展有效的協商？如何在協商過程中保護老年人、婦女和兒童的利益？這是協商民主在河北鄉村發展面臨的重要課題。

鄉村組織是發展協商民主的重要載體。從協商民主過程來看，鄉村組織能夠有效地將相同利益群體組織起來，從而更好地代表和表達群體的利益。針對某一公共問題，鄉村組織召集利益相關群體開展協商，在組織內部首先達成共識;同時，鄉村組織與鄉鎮黨委、政府進行協商，表達該組織的利益訴求，通過有效溝通協商，最終達成共識。當然，在現實協商過程中，由于農村問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鄉村組織協商平臺需要進行反復的溝通與協商才能達成共識，這可能會提高協商成本，但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鄉村組織能更好地發揮自身的協調優勢。

（二）培育協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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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格化管理”模式的興起及其局限

重屬地管理，輕屬人管理。屬地管理具有明顯的靜態性管理特征，忽略了現代社會日益增強的社會流動性；屬人管理則堅持以人作為其服務的核心對象，對社會實施動態的管理。網格化管理模式雖然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增強了對基層社區公共物品（如對井蓋、路燈等）的效率與供給能力及基本服務信息的了解與掌控能力，但其運行理念與實質仍然內含著被管理對象的屬地性質，強調對一方地區的管制。

重條塊控制，輕整體治理。網格化管理模式致力于將屬地分割為若干不同條塊，政府“派”專人負責并承擔相應的管理責任，其主要特點在于各條塊職責相對明確。正如“網格協管員”所言，網格就是他們的“責任田”，在其各自分管的范圍內，出現的各種問題都由他們來解決。在注重條塊分割的同時，這種社會管理模式也往往忽視了社會系統的整體性特征，人為割裂了社會系統內部各種聯系，往往導致基層社會管理中只重條塊、而忽視整體的社會管理模式。

事權下放，治理資源卻不足。在網格化管理中，采取“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模式”的運行機制。從表面上看，這一管理方式將管理的權限下放到基層組織中去了，但事實上是責任下放而權限不足，則加重了基層社會治理單元的負擔，使得網格運轉不良。因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并非一級政府組織，但這種管理模式卻又反而加劇了它的行政化傾向；它沒有法定的財權，卻同時又要負有更多的責任。

管理成本過高，政府財政負擔重。在網格化管理的推行過程中，政府往往要根據網格的劃分來配備相應的社會網格協管員，在面對社會失衡時也需要動用各種人力、物力、財力、技術手段等去面對單個的“居民”，這就造成了過高的社會管理成本。

2、網絡化治理的內在價值與理念

網絡化治理鼓勵社會參與，促進主體多元參與機制。在網絡化治理中，政府依然是社會治理的核心主體，但政府與其它各種社會力量共同構成相互依存的網絡體系，各網絡結點之間是平等與合作的關系，在合作中“各負其責、各司其能”。

網絡化治理注重引導價值共識，促進合作機制。合作機制是網絡化治理的主要運作機制。在網絡化治理中，各主體之間通過合作共治代替競爭對立，增進公共價值。公共價值是網絡化治理的共識價值，它是高于個人價值、部門價值、地方價值之上的社會合意基礎上的共同信念。

網絡化治理主張培育社會資本，增進信任機制。社會信任既包括官民之間的信任，還包括公民之間的信任，政府與企業、社會組織之間的信任。社會信任是合作的必要前提，是共同行動的基礎。當前社會基層政權組織與群眾自治組織權威的弱化，與群眾對基層政府與基層自治組織的信任缺乏有關聯。“中央政策是好的，只是地方干部念歪了。”而由于地方干部無法取得群眾的信任，很多工作難以推進，從而也容易形成基層管理干部“過一天算一天”的消極心態。

網絡化治理強調利益共享，增強協調機制。利益共享是包容性增長過程中社會利益分配中的公平、公正，利益共享既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居民之間的利益共享，還包括政府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利益共享，政府與市場、民間社會之間的利益共享。而現實的社會管理實踐中，許多社會矛盾與糾紛的引發多是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公正、不平等。

3、實現從網格化管理到網絡化治理的轉型

加強公共文化建設，促進社會價值共識。網絡化治理的核心運行機制是通過培育社會資本形成社會信任與合作關系，而這種關系的維系不再僅僅是利益的糾葛，更是一種價值上的共識與相互認同。而社會價值共識與社會認同的形成，其根本在于通過社會公共文化建設，把社區建設成文明祥和的社會共同體。“在一個共同體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從短期來看，公共文化建設難以見成效；但從長遠來看，這實是一項戰略任務。而社會公共文化建設必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引領，運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宣傳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念，發揮傳統文化道德倫理觀念的約束機制，形成人們在觀念、信仰與心理層面的價值共識。

加強公共權力監督、促成利益共容共享。當下社會矛盾與糾紛的增多，其根本在于利益分配不正與沖突；而利益分配公平、公正的缺失在于對公共權力缺乏監督。加強公共權力的監督，一是通過完善法制建設，通過法律制約權力；二是加強社會協商與公眾參與，通過權利監督權力。網絡化治理強調社會組織與公眾的參與，而這種參與又能起到監督與制約公權力的效果，從而形成良性循環。促進社會利益共容共享，同時還必須尊重人民的選擇權與自。

權限下放，促進地方治理的多元與差異。賦予地方基層政權相應的自限，促進地方自治，從而促進地方治理的多元與差異。要改變現有壓力型體制下的考核機制，同時改革“條塊分割”體制轉向注重對“塊”的建設，促使基層政權組織從消極“維權”到積極“治權”的轉變。

基金項目：2013贛州市社會科學研究百題（13087）研究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1]王喜，范況生，楊華等.現代城市管理新模式.城市網格化管理綜述[J].人文地理，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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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人才培養，夯實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根基。

文化產業的發展歸根到底是要依靠一支德才兼備、開拓創新的人才隊伍，只有人才，才是文化產業持續發展的最可靠的依賴力量，也只有人才，才是保證文化產業持續發展的儲備力量。第一，制定、落實人才方面的相關政策。人才是文化產業發展最重要的戰略資源和關鍵支撐。要完善創新型人才政策體系，引導和支持創新人才特別是高端領軍人才向文化產業園區集聚。鼓勵和支持建立各類人才培養示范基地、創新創業基地、人才培訓基地、人才儲備中心等人才集聚平臺，引進一批高層次研發團隊，集聚更多的專業技能強、管理經驗豐富、具有創新意識的復合型人才。要著力激發創新人才活力，完善競爭擇優、開放流動的用人制度，打破人才流動限制，實現科技人才的優化配置，使河北文化產業園區成為各類創業人才集聚的沃土，突破知識產權現有制度制約，最終促進知識技術的有效溢出；第二，打造基層文化隊伍。要推進崗位交流，實行崗位互換，把基層每個崗位、專業作為提高文化人才素質的課堂，不斷豐富文化人才的工作閱歷，培養適應不同崗位的能力。大膽引進地方院校培養的各類高素質文化人才，充實到基層中，進一步改善文化人才隊伍結構。要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重用基層文化人才，真正使想干事的有機會、能干事的有崗位、干成事的有地位，形成刻苦學習、勤奮工作、爭先創優的良好氛圍；第三，激發人才隊伍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始終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在管理中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重視對人的能力、創造力和智慧潛力的開發和發揮。要將文化產業從業人員作為一種稀缺性的資源加以開發和利用。針對人才的不同層次需要，采取人性化的激勵措施，充分發揮人才的潛力，考慮人才個人的特點、興趣、特長、性格、技能和發展要求等，把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崗位上，努力做到適才適人，人盡其才，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讓貢獻者得到回報，讓人才價值得到應有體現。

三、翻新文化資源，打造文化產業發展的嶄新品牌。

河北傳統文化資源豐富，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深厚歷史，在文化產業發展的今天，資源儲備可謂得天獨厚。要充分利用這一優勢，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凝練和打造獨具特色的品牌，在激烈的文化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一，加強文化旅游精品建設。旅游產業要進一步加強與文化、體育、科技相關產業的廣泛融合，要重點支持和推出若干全國性的文化旅游品牌和特色文化旅游精品線路，重點是4條精品旅游線路：承—秦—唐精品旅游環線、保定“兩白一山一城”精品旅游線路、石家莊“環省會”精品旅游線路、冰火兩重天———張家口冰雪體驗及廊坊溫泉養生旅游；通過政策引導扶持一批以資本為紐帶的文化旅游企業向集團化、品牌化方向發展；通過生產性保護方式，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優勢，開發旅游文化產品和具有地方民族特色與市場效益的文化旅游節目；要引導、規范旅游文化名街、名鎮發展；推進文化旅游實驗區、示范區建設；鼓勵創意制作符合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化旅游工藝品、紀念品，創造條件加強文化旅游工藝品、紀念品的市場推廣；第二，打造強勢文化品牌。從“十二五”時期河北文化產業發展的任務來看，打造強勢文化品牌是未來一個時期河北文化產業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在打造“紅色太行、壯美長城、誠義燕趙、神韻京畿、弄潮渤海”五大文化品牌的基礎上，提煉河北文化品牌的強勢項目，在內涵建設方面狠下功夫，挖掘人們尚未認識到的深層次的內容，通過喜聞樂見的傳播方式揭示河北文化的歷史和內涵。

四、鼎新開放戰略，創設文化產業發展的良好環境。

河北的發展離不開中國的大環境，河北要想在文化產業領域發展得更好，就必須敞開胸懷，兼容并蓄，在開放中吸收外來的文化和先進的經驗，并結合河北的實際融會貫通。第一，要積極主動，實施“走出去”戰略，把文化產業的發展融入到全球和全國的發展格局中。要進一步擴大開放，加強合作，在“引進來”的同時，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緊緊抓住全球文化市場不斷擴大的重大機遇，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根據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和國際市場狀況，在“誰走出”、“往哪走”、“怎么走”等政策取向上把握好方向，扭轉河北文化企業在海外被動發展的局面；第二，抓住京津冀發展一體化的大好趨勢，積極宣傳河北文化，不斷增強河北文化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河北歷史底蘊深厚，民間文化發達，文化遺產豐厚，要重點打造燕趙文化為主的產業園區、以皇家文化為主的皇家產業園區和以進行革命教育為主的紅色文化產業園區，通過充分挖掘自身的比較優勢，把傳統文化優勢轉化為現代優勢、產業優勢、經濟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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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誠信，多措并舉，長江南京航道工程局在文化品牌建設工作中促進了文化品牌建設與中心工作的深度融合，一幅幅“航道維護遒勁有力、經濟發展乘勢騰飛、黨建文化春風化雨、民生關懷沁人心脾、文化成果百花齊放、品牌成效百尺竿頭”的畫面躍然漫漫航路上。

人文人本，忠誠真誠，深化誠信鑄品牌

誠信，是該局一直倡導、堅持和弘揚的組織文化，凝聚了全局干部職工的思想和智慧，對單位的發展壯大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正是基于多年來一貫秉承的誠信文化，長江南京航道工程局才得以改革發展的浪潮中不斷破浪、乘風、遠航。為進一步發揚誠信文化，做到在內容上擴充和深化，適應單位科學發展、轉型發展、跨越發展的客觀需要，自2011年來，局黨委全面啟動誠信文化建設系統性開發工程，在認真開展調研的基礎上，通過“講、念、樹、踐”，從忠誠和真誠的角度去理解、踐行誠信文化，持續推進了“人文人本、忠誠真誠”這一具有鮮明誠信特色的文化品牌建設工作。

1、由表及里講“人文”

在文化品牌建設過程中，注重加強在日常工作、學習和生活中對職工的人文關懷，充分體現“愛黨、愛國、愛局”的“頌三愛”要求，從廣大職工的具體需求出發，用航道文化、誠信文化、管理文化、民生文化激發大家對單位的無限熱愛，對航道事業的無限追求，不斷營造團結友愛、生動活潑、互助互學的良好氛圍。

2、因勢利導念“人本”

在單位發展過程中講求以人為本，充分考慮職工的特點、性格和興趣，用人本的理念、用長江航道建設發展的大好形勢激發、引導大家對工作和事業的盡心盡責，鼓勵廣大職工在共同事業目標的追求中實現人生價值，形成組織發展和職工進步相輔相成、共同提高、相互促進的良好局面。

3、抓好結合樹“忠誠”

在實踐中，到要擴大文化品牌建設的覆蓋面和影響力，必須與航道發展結合起來，與強化暢通服務、穩定和諧結合起來。著力提倡“雙向忠誠”的理念，要求職工對單位、對事業忠誠、熱愛，明確單位需要對職工忠誠、負責，讓忠誠單位、忠誠事業、忠誠同志成為組織內每個人遵循的自覺行為。

4、化虛為實踐“真誠”

文化品牌建設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如何將“虛事”做成“實事”？在品牌建設過程中，該局不斷夯實人與人、組織與組織之間真誠友好關系的基礎，將真誠的理念立足于中心工作，待人以真、贏得朋友，對事以誠、贏取伙伴，讓真誠相待、協作共贏成為全體職工的自覺行動，用誠信打造單位的“金字招牌”。

在“人文人本、忠誠真誠”文化品牌建設過程中，突出“人”、“誠”二字，充分強調個人的素質對“誠信執業”的重要性，以“忠誠”、“真誠”為要義，著力培養了一支忠于事業、敢于擔當、求真務實的干部職工隊伍。

厚積薄發，勵志篤行，多措并舉強推進

如果將“人”文化和“誠”文化各比作一個圓，那文化品牌建設工作歸納起來，簡而言之就是在兩個圓中“選交點、找切點、強特點、顯亮點”，始終自覺堅持把文化品牌建設工作放在中心工作的背景下來統籌謀劃、實施和推進。

1、厚積——異中求同選交點

緊緊圍繞文化品牌建設目標和單位職能，結合航道維護工程單位實際，選好文化建設和品牌建設、組織和個人的交點，尋找“人”與“誠”共性，立足于把品牌做精、把工作做實的目的，在“異”中求“同”的寸土之間因地制宜、深度耕耘文化品牌。

文化宣教入基層。自2011年以來，局黨委領導連續兩年親自帶隊，行程幾萬公里，在全局所有基層單位和一線項目部、工程船舶中，集中開展了文化宣教、安全檢查和高溫慰問等工作，對職工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及時加以分析、引導，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措施，確立了“高立意、低切入”的文化建設工作基本原則。

品牌文化互通融。文化建設和品牌建設都需要人去推進，同時個人發展和組織發展都需要秉承誠信之本，最終達到以組織發展服務個人成長、穩步增強單位綜合實力的目的。該局以貼近員工、喜聞樂見的中國傳統文化、人類文明結晶為著力點立體鋪開，通過“精氣神”書法、“和祥瑞”音樂和紅歌力量、“真善美”攝影、“風骨雅”詩詞四個切入點大力組織實施文化建設，推動了“人·誠”理念與文化建設工作的融合。

2、薄發——立足服務找切點

文化品牌建設工作不是無土之木、無源之水，如何產生實實在在的效果，該局從細微之處著手切入，以堅實的創建陣地保障，用持久的舉措推進。

找準“窗口”切點。通過在全局范圍內推行以“力爭誠信一流，力爭服務一流，力爭管理一流”為主要內容的“三個一”服務舉措，積極探索了優質服務的新理念、新內容，努力將“三個一”服務措施打造成服務長江水運的平臺、服務沿江經濟的橋梁、服務流域百姓的窗口。

找準“作風”切點。堅持以加強機關作風建設促進文化品牌建設，以“誠”待人，強化“管理就是服務”的機關管理觀，通過加強組織領導，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和轉變機關“懶、散、拖”等不良作風，促進了局機關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由側重“管”向側重“理”轉變，端正機關對基層一線的態度，增進對基層一線的感情，提高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自覺性。堅持體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誠心誠意為基層一線辦實事、辦好事、解難事的作風，使文化品牌活力四射、單位事業歷久常青。

找準“先進”切點。以“學習雷鋒，奉獻他人，提升自己”為主題大力開展學雷鋒活動，引導職工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營造誠信光榮、勞動偉大的良好氛圍，培育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鼓勵單位干部職工爭做航道建設的“活雷鋒”。

3、勵志——創新精神強特點

文化品牌的名稱相對固定，內涵卻在延伸拓展。它需要在全局性工作中努力填補“空白點”，在經常性工作中積極挖掘“閃光點”，通過創新精神，突出特點，連接起品牌建設中各方面環節，形成樹一個品牌、帶一片區域、強單位發展的生動局面。

蔚藍色打造品牌新特色。通過實施蔚藍色系列文化建設工程，大力打造特色文化，暢通了單位內部溝通新渠道，開啟了全員心智新模式，營造了良好的發展氛圍。“蔚藍色故事”、“蔚藍色講座”、“蔚藍色論壇”分別從“看”、“聽”、“思辨”三個角度，通過看文化故事、聽講座授課、辯發展大計，將睿智思辨之美、務實求真之美、包容和諧之美融于“蔚藍色”特色文化之中。蔚藍色工程推動了單位“信息通暢、齊心協力、穩定和諧”發展局面的形成。截至目前，蔚藍色故事已出刊45期，涉及誠信文化、溝通藝術、執行藝術、管理藝術等近10個主題共156則故事；蔚藍色講座分別以《機關文化與組織發展》、《溝通協調與個人成長》等內容為主題進行了多次講授；蔚藍色論壇中主題帖數十條、跟帖量千余條。

座右銘帶出品牌新氣象。要求機關每一名工作人員親自撰寫自身座右銘，并置于辦公區域，體現出發自心底的人生感悟、自律之聲，“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立世德為先、律己廉為首”等名言警句座右銘時時提醒著自身的言行，將敬業、負責、忠誠、勤奮、服務等文化觀念自覺轉變為行動。

4、篤行——統籌推進顯亮點

以“外化、內化、實化和默化”四方面工作為著力點，不斷彰顯文化品牌的亮點，讓品牌建設在“萬紫千紅”中爭當“一枝獨秀”、在“百家爭鳴”中力求“一鳴驚人”。

塑造形象力，品牌形象外化于形。一是通過連續舉辦長江航運“精氣神”書法南京、重慶、蕪湖、南通、宜昌展，并于2012年10月，將“人文人本、忠誠真誠”文化大旗和“精氣神”書法作品在海拔4600米的長江正源沱沱河進行了展示，進一步弘揚、展示了干部職工不畏艱險、勇攀高峰的“精氣神”。二是結合航道工程單位和航道維護工作特點，將黨建品牌建設和文化品牌建設有機結合，不斷夯實基層品牌工作基礎。如指導上海浦東機場項目部將“人·誠”文化品牌融入黨建創新工作中，對項目案例進行了總結提煉，并通過基層黨建創新典型案例申報、邀請地方媒體宣傳等措施擴大了品牌影響力。

凝聚向心力，品牌理念內化于心。將“人·誠”文化理念融入文化作品之中，在內部出版《“精氣神”職工書法作品集》、《“和祥瑞”音樂欣賞、紅歌力量Ⅰ、Ⅱ》、《“真善美”職工原創攝影集Ⅰ》、《“風骨雅”職工原創詩詞集Ⅰ》等文化作品的基礎上，完成了《局機關職工座右銘錄》、《廉政風險防控手冊》、《安全生產漫畫集》、《蔚藍色故事集》、《安全指南》、《文化擷英》等十余本安全文化、廉潔文化、特色文化作品的內部編輯出版工作，通過層出不窮的文化成果讓“人·誠”理念在職工中潛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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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安全管理是指以國家的法律、規范、條例和安全標準為依據，采取各種手段，對企業的安全狀況實施有效制約的一種活動。而我們目前在安全管理上也是依據那么幾種安全管理的手段開展各項工作：通過行政的手段；法制的手段；經濟的手段；文化的手段；科學的手段等。

但是，隨著高參數、高能量、高風險的現代工業工藝的出現，事故隱患越來越多，事故也更加具有災害性、突發性和社會性。安全生產管理水平低、工人安全意識低下是我國企業事故頻發的重要原因。因此，歸納和總結安全管理的模式發展歷程，可掌握企業安全管理模式發展趨勢和規律，對于防止事故發生、保障勞動者安全、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社會的進步使人們對于企業經營管理中的安全問題重視度越來越高，人們在生產生活中越來越多的關注安全管理模式建立。但是在我國，近幾年來，企業的生產資金、文化等管理仍然存在著大量的安全問題，嚴重影響著企業的健康發展，影響著人們的生產、生活。現今階段，企業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要加大對企業管理中的安全管理模式的建設，注重“人”在安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控制企業發展中的各種不安全因素，進而促進企業安全管理模式的構建，促進企業的健康發展。

安全管理模式發展到現在，主要分為傳統安全管理模式、過程安全管理模式、系統安全管理模式等幾方面。

1.傳統安全管理模式對危險源實行微觀控制的要求，事故隱患沒有及時發現和整改，因而風險控制水平低，事故隱患易演變為事故。事故的原因歸結為人的不安全行為、物的不安全狀態和環境不良等。人的行為、物的安全狀態和環境之間是相互影響互相制約的。因此，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模式和以設備為中心的管理模式在預防事故時以偏概全，難免顧此失彼。

2.過程安全管理模式針對作業過程中存在的管理缺陷，在一定程度上綜合考慮了人、機、環境系統，較大地提高了安全管理的效率，但這種模式還沒有建立自我約束、自我完善的安全管理長效機制。

3.系統安全管理模式摒棄了傳統的事后管理與處理的作法，采取積極的預防措施，根據管理學的原理，為用人單位建立一個動態循環的管理過程框架。如OSHMS模式以危害辨識、風險評價和風險控制為動力，循環運行，建立起不斷改善、持續進步的安全管理模式，通過這種模式可以將風險極大程度地降低。

不同的歷史背景、文化積淀所塑造出的工人形象也各具特色，在中國傳統文化及當代中國國情的影響下，中國工人具有其特有的群體特點及性格傾向。其中，與管理密切相關的主要因素有：民主與法制思想缺失、家庭負擔較重、缺乏關愛、直覺思維和愛面子。這些群體特征使中國工人階層獨具特色，區別與國外任何工人階層，因此國外優秀的安全管理制度在國外員工中能夠很好的執行，但是卻不能為中國員工貫徹實施。

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管理思想，以人為本、德主刑輔、中庸之道、重視親情、注重經驗、精神激勵為主等。這些思想，自古代的治國方略，到現代的企業管理都有著深刻體現，且在管理中效果突出。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下當代工人階層的群體特征和現代企業安全管理現狀，將中國傳統管理思想體現在企業安全管理制度、企業安全文化體系和企業安全管理活動中，形成適應于中國企業的、為中國工人所接受的企業安全管理模式。因此，我們提出的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企業安全管理模式正是基于這一思想。

通過中國傳統管理思想在企業安全管理制度、企業安全文化體系和企業安全管理活動中的融合，提高基層員工安全意識，促使企業安全管理的實現。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企業安全管理模式的主要思想，融入到企業安全文化體系、企業安全管理制度和企業安全管理活動中，用適于中國員工的管理理念指導我國企業安全管理工作，便于員工將安全意識內化于心，達到員工本質安全，提高企業安全水平。

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企業安全管理模式，將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思想滲入到企業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企業安全文化體系的建設和企業安全管理活動的創新之中，使企業安全管理滲透中國管理思想、充滿中國文化氣息，實現文化與管理的融合，易于被中國工人所接受。

該管理模式是將中國管理思想的理念運用到企業現有安全管理當中，其具體的運用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

（1）企業安全文化體系。企業安全文化體系主要包括企業安全教育、企業安全標志、安全宣傳等。可以將仁愛思想、群體價值觀念、家庭觀念、堅持思想教育、精神激勵、樹立正反典型等思想融入到企業安全文化建設中。企業視員工如親人、激勵員工似主人，善用員工父母、妻兒的“耳邊風”，以改變員工安全意識為主要目標，營造濃厚的企業安全文化氛圍，構建和諧共進的企業安全文化體系。

篇（10）

[中圖分類號]D442.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5）03 ― 0049 ― 02

一、研究緣起

農村婦女因其人數眾多、素質分化，成為影響基層民主建設的重要群體。提升農村婦女的參與程度，對推動農村性別平等，發展婦女事業，保障婦女權益等有重要意義，進而能完善基層民主、促進社會發展、保持社會穩定。

隨著草根民主及其研究的興起，國內外在農村婦女參政意識和行為方面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農村婦女參與選舉及治理擁有一定參與熱情和興趣，但處于淺層和比較被動。〔1〕參與選舉及治理存在性別失衡，女性少于男性。〔2〕她們有參與意愿，少參與行為，二者存在斷裂現象。〔3〕

影響農村婦女參與的因素紛繁復雜，既包括傳統文化等外部情景制約，也有農村婦女內在素質制約。外部情景制約主要是社會文化環境，包括家庭分工、婚姻遷徙等。內在素質制約主要指農村婦女綜合素質偏低，教育水平有限，限制了其參與選舉及治理的程度。

這些成果拓展了研究視野，深化了問題認識。但對農村婦女參與選舉及治理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基本將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認知，忽視了農村婦女的分化和分化農村婦女的行為方式差異，導致研究結論和對策缺乏針對性。鑒于此，借助農村婦女留守與流動，精英與民眾的差異，區分出流動精英婦女、留守精英婦女，流動民眾婦女和留守民眾婦女四類群體，分析不同類別農村婦女在村級選舉及治理的行為，就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農村婦女群體特征的類型學呈現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這些流動于城鄉的人群中，農村婦女占到總數的1/3。留守與流動，精英與民眾中，就有四類農村婦女群體，表現出不同的參與選舉與治理行為。

農村婦女精英是具村落生活的精英群體，其受過一定受教育，收入高于一般農村婦女，能對他人產生一定影響。流動精英婦女指因生計離開戶籍所在地，異地居住，擁有較多社會、經濟資源，處于優勢地位的成年婦女。她們在流動中脫離原有社會組織和血緣地緣，持有農村戶口，往返于城鄉但又部分融入城市，成為村落選舉及治理的邊緣人。

留守精英婦女多是丈夫長期外出打工，留守家庭，維持家庭生產，撫養子女，贍養老人等。她們有一定文化程度，在村里有較高的聲譽，辦事有魄力，說話有一定威信。她們中大多數家庭收入比普通婦女收入高，經濟壓力不大，有時間思考生存狀況，在村社選舉及治理有意愿也有能力參與。

流動民眾婦女也圍繞生計離開戶籍所在地，異地居住。她們擁有較少的社會、經濟資源，對流入地缺乏歸屬感，容易遭受身份和性別歧視，屬于兼具勞動者、婦女、流動人口三個身份的弱勢群體，難以融入城市生活。生計活動占用了她們較多的時間，無暇在城鄉往返中顧及村社選舉及治理活動。

留守民眾婦女是農村家庭的半邊天和頂梁柱，既主內又主外。她們承受較強的家務和生計勞動，有一定的經濟壓力，事務繁瑣，對外出務工丈夫的經濟依賴較強，留守生活較為單調簡單。相對于留守精英婦女，她們所受教育程度有限，所占社會資源不多，對村務影響不大。

三、類型學下農村婦女村級選舉及治理參與分析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在“村民委員會成員中，婦女應有適當名額”。在保護婦女利益與尊重選舉結果的選舉中，不同類型農村婦女呈現出不同的參與狀況，面臨著各自的困境。

（一）流動精英婦女“意識強，途不暢”的參與

流動精英婦女文化素質較高，接觸社會更多，交際范圍擴大，獲取信息多，有較強政治參與意識。她們的城市體驗和外出經歷增強了其政治參與意識，有參與村級選舉、村務管理等意愿。這類群體參與選舉主要有參加戶籍所在地選舉或憑原籍地開具的選民資格證明參加居住地選舉兩種。

但總體上，流動精英婦女屬于選舉參與的邊緣者。流入地的選民資格認定困難，一些流入地的基層組織和村民沒有意愿對外來的流動婦女開放政治資源，不容許她們參與流入地的基層事務。流出地的參與成本過高，她們又不愿回戶籍所在地參加村級選舉及治理事務。于是，流動精英婦女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分離。與對這一群體，利益表達缺乏制度化渠道。

（二）留守精英婦女“能力強，不主動”的參與

留守精英婦女，一定限度內參與基層組織選舉和管理。她們具有一定文化程度，部分有外出學習或務工經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辦事干練有魄力。她們有很強的事務處理能力，兼顧家庭與工作。隱性的性別偏見阻礙著留守精英婦女在基層選舉和村務管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在南方村落表現的更為突出。

對待基層組織選舉和村務管理等事務，她們具有較強的參與意識，但限于身份等有限的參與一些活動。在村落選舉中，她們往往缺乏競爭策略認識，參與力度不足。在村落管理中，他們缺乏主動爭取精神，期待他人支持，甘當副職和配角。留守精英婦女對村務管理更多表現為被動參與，較少接觸決策性工作，缺乏鍛煉機會，潛意識選擇逃避具有挑戰性、開拓性的工作，只會勤勤懇懇做好分內事。

（三）流動民眾婦女“意識弱，缺途徑”的參與

流動民眾婦女的公民意識較弱，在參與基層組織選舉等事務上和流動精英婦女面臨相似的環境。她們往返于城鄉，經濟收入與生活處境略有改善，但對流入地社區沒有認同感、歸屬感，缺少主人翁意識，參與流入地的基層組織選舉和管理的意愿很弱。

同時，她們對戶籍地的基層組織選舉信息不全，對誰當基層組織管理者無所謂，冷淡看待選舉和治理。面臨高額參與成本，她們基本上基本不能也不愿回原籍直接參選，多以“委托投票”方式行使選舉權。

（四）留守民眾婦女“能力弱，缺熱情”的參與

此類群體，基于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幾乎承擔了所有家務，自身能力有限，經濟依附性較強。她們文化技術水平較低，無精力和能力參選，介入選舉及治理等公共事務不足。這一全體的政治效能和義務感較低，通常主觀上認為自己的行動很難實現利益訴求和達到預期效果。具體到選舉中，這一群體參選人數少，主動參選人數更少。參與選舉多是“別人去，我也去”的從大眾，隨大流的心理，參與目的模糊。

四、不同類型農村婦女參選缺失的對策探究

農村婦女政治參與是一種權利，是法律賦予農村女性的政治權利之一。規避不同類型農村婦女參選缺失，需要分類治理，針對不同群體采取不同的措施。

（一）采取有效措施，保證流動精英婦女參選渠道

流動精英婦女只要參選渠道通常，是最易改變行為、參與村治的群體。對于流入地而言，需要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加快這一群體融入流入地的進程，為其參與村治提供法律保障，消除制度障礙。

對流出地而言，村級組織可以采取有效便利措施保障遷移意愿較弱的流動精英婦女有效行使權利。如使用現代通訊技術和設備，為這一群體參與村委會選舉提供便利條件;可充分運用網絡等媒體，候選人、選民等信息，開通網絡投票等便民措施;可將選舉時間安排在春節前后進行，方便流動精英婦女參選參政;可適時進行網絡信息公開，便于她們了解村落狀況，通報家鄉發展變化和村民自治的情況。

（二）加大宣傳力度，提高流動的民眾婦女參選意識

農村流動的民眾婦女有一定見識，現代化程度高，經濟依賴性低。對于這一群體，不僅需要在參與渠道上進行完善，還需要加強流動婦女的教育培訓，提高其認知水平和正確有效表達自身利益。

流動民眾婦女絕大多數未認識到參與選舉和治理是應有權利，未能積極參與、認真對待，對投誰的票沒有任何想法，政治貧困率高。流動民眾婦女參選直接為自身的參選意識和素質所制約，應增強其心理文化素質、競爭意識、時代感及政治參與機會、政治責任感。加強村委會換屆選舉宣傳力度，調動選民參與積極性。

（三）強化婦女組織，提高留守精英婦女參選主動性

婦聯是婦女的群眾組織，它代表和維護廣大婦女利益，是婦女表達和實現利益的組織資源。農村婦女組織應明確職能，增強性別意識，代表群體利益，發揮組織優勢，協調農村社會各方力量，有效整合農村留守婦女的政治資源，確保農村留守婦女參選權利實現。

農村婦女組織要成為留守精英婦女參與選舉與治理的有效組織形態，成為留守婦女的培養培訓基地，助理留守精英婦女參加各種學習和業務進修，提高其綜合素質，推薦留守精英婦女參與選舉和治理事務。

（四）教育宣傳齊下，提高留守民眾婦女參選能力

留守民眾婦女在選舉與治理中不能被動等待，需要主動參與。這種狀況的實現需要有良好素質為后盾，需要村級組織和群體有意識的進行觀念培育、知識普及，培養參與意識，提升參與能力。村級組織可以運用村務公開欄、張貼宣傳標語口號、網絡短信、座談會、村集體活動等形式宣傳男女平等、積極主動、服務社會等思想，改善性別不平等分工，改善留守婦女們的心理素質，改變傳統性別角色觀念，全面提升留守民眾婦女的心理特征，提高其參選能力和素質。

五、結語

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深入，給農村婦女參與選舉和治理帶來新的契機，激發農村婦女提高自身素質，增強其參選能力，成為具有獨立人格的主體。分類指導，有序推進，才能有的放矢的提高農村婦女參與選舉和治理以發展基層民主，完善公民權利，保障社會穩定。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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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院校擔負著為地方社會經濟發展培養合格的高級應用型專門人才與重任。高職院校大學生作為未來的一線勞動者，作為高素質的應用型人才，必須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質和道德修養。目前中國高職院校的教育目標是“以就業為導向”，普遍重視專業素質教育，忽視人文科學教育，學生的文化素質缺失。針對這些現象，本文則嘗試將“四個文化”與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相結合，找一條更適合、更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之路。

一、“四個文化”

從廣義角度而言，文化沒有明確的定義，是一個外延非常廣泛的概念，簡單概括為人類創造出來的所有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是正確價值觀的引導。在不同的地域、行業、社會歷史范圍和區域范圍內，都會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

行業文化這個概念最早產生于西方管理理論，是指行業內企業和員工共同遵守的行業道德規范，是企業思想管理的一種方式。優秀的行業文化可以成為行業發展的可持續基本動力，激勵員工愛崗敬業做貢獻和遵守行業規則，增強行業的核心競爭力。所以，在當今生產生活中，行業文化可以豐富思想政治工作的內涵，拓展其外延，被當作是一條新時期開展政治思想工作的新途徑。

地域文化是以地域為基礎，以歷史為主線，以景物為載體，以現實為表象，是在一定空間范圍內特定人群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模式。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可以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服務。當前我國的高職院校招生對象多面向本省學生，針對這一特點，地域文化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教育資源，可以對各個高職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一種補充作用，豐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歸根結底也是要為地方經濟發展服務的，與地域文化目的一致。

校園文化的主體是學生，主要空間為校園，主要價值導向是“育人”，主要內容是精神文化、環境文化、行為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設，以校園精神、文明為主要特征的一種群體文化。積極向上、內容豐富的校園文化會在學生的校園實踐活動中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對學生塑造良好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有強大的推動力。學生可以通過良好的校園氛圍和豐富的校園活動提高自身的人文道德素養、開拓自己的眼界。

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和國家得以延續的精神基因，是培養民族心理。民族個性、民族精神的搖籃，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礎。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國人幾千年的經驗和智慧的結晶，是中國人的精神紐帶，是中國人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道德修養和道德教育，具有極其強烈的倫理意識。中國傳統文化也是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教學內容之一。在當今社會，對于我們的傳統文化要去蕪存菁，古為今用，不斷賦予它新的活力。

二、“四個文化”與高職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的意義

有利于深化高職院校職業教育的內涵 高職院校與本科院校相比，職業化教育是它的特色，“以就業為導向，滿足行業人才需求”是高職院校的教育目標。高職學生畢業之后主要是充實到各行業的勞動第一線，是生產活動中的基層勞動者。在學校的學習生活是他們將來進入生產領域的準備階段，應該讓學生盡早的了解自己將來可能從事的行業的特點、以及本行業對從業人員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規范，增強學生對行業的文化認同感，具備相應的職業道德素質。這是行業發展對學校提出的要求。而一些高職學生缺乏秩序意識。規則意識、責任意識，所以學校的素質教育應該為學生創造一個更易適應社會、融入社會，成為合格職業人才的教育環境。

有利于增強學生對地域的了解 高職院校的生源主要以本省學生為主，畢業之后大多數也是留在本省為當地經濟發展服務。開展地域文化教育，有利于學生了解本地區優秀的傳統文化，激發學生對家鄉的文化認同感，愿意留下來為家鄉的發展奉獻自己。學校則可以為本地區源源不斷的提供各類優秀人才。

有利于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修養 高職院校培養的人才，除了必需具備的科學文化知識，也應當具備相應的思想道德素質。由于當今社會一些負面言論或社會負面事件的影響，部分在校大學生思想空虛、頹廢，毫無政治熱情，功利色彩濃厚，崇尚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缺乏社會責任感，甚至連最基本的行業規范和道德準則都不知道。而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道德。鑒于此種情況，高職院校應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重視和發揮傳統文化的優勢，培育學生良好的倫理思想道德修養和文化素養。

有利于書本理論轉化為學生的具體實踐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從書本上得到的知識畢竟比較膚淺，要透徹地認識事物還必須親自實踐。理論來自于實踐，反過來又可反作用于實踐。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缺點就是理論經常與現實脫鉤，不少學生只是把它當成一門具體的學科，應付考試為最終目的。沒有把它當成提升自身思想道德修養的一條途徑。校園文化則可以通過具體的校園活動把理論轉化為實踐活動。加深學生對理論的認識，更好的用理論來指導自己的具體行為。

三、“四個文化”與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相融合的途徑

以“促進就業為辦學導向，立德樹人為辦學根本，提高能力作為辦學目標”為目的，通過以下方法形成“行業文化、地域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導入――富有‘職業’特點的校園文化建設――人才素質教育”三者的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