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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當前形勢,我們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更好地對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提供支持,使其更好地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明確目標,積極開展各種培訓活動
農村成人教育必須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服務當地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為宗旨,以提高廣大農民的思想文化素質、職業技能、創業能力、生活質量為目的,開展“實用人才培訓”;以新品種、新技術使用為主要內容,進行實用技術培訓、新型農民科技培訓、綠色證書培訓,以及民主法制和文明生活知識教育等,提高農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水平,培養一批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帶頭人,帶動廣大農民逐步成為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社會主義新型農民。
二、加大政府投入力度,保證財力和人力落到實處
根據當前情況來看,初中生畢業后并沒學到什么專業技能,這就需要政府部門加大財力和人力投入,結合鄉鎮成人學校免費開辦周期短、見效快的實用專業技能培訓班,使其在進城務工前就掌握一定的專業技能,為其外出就業打下良好的基礎,同時也解決了學生的學費問題,社會秩序安定也有了保障。二者優勢互補,既解決了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又解決了鄉鎮成人學校生源不足的問題。
三、堅持“實際、實用、實效”的培訓原則,靈活多樣地開展農村勞動力培訓工作
培訓要從勞動力的實際出發,使培訓內容切合經濟發展的需求,做到教其所需;使學到的技術與生產、就業門路相結合,做到學以致用;使學到的技術盡快轉化為經濟效益,做到學有所成。進行勞動力崗前培訓,就要以市場實用技能為主要內容,以定向、定單培訓為主要途徑,以提高就業率為主要目的。應根據社會需求設置專業,根據專業需要確定培訓內容,根據培訓內容確定培訓的時間長短和培訓方法。同時,勞動力就業培訓的內容要多樣化,除進行職業技能培訓以外,還要進行一些法律知識、交通知識、勞動安全、社交禮儀、自我保護等知識教育和培訓,增強其外出務工時的自我保護能力。開展農村實用技術培訓,培訓對象有兩種:一種是回鄉初中畢業生,另一種是中老年農民。對回鄉初中畢業生的培訓主要放在畢業會考后進行,這類培訓要選用一些熱門的專業,如電腦和機械電子專業,也可讓其掌握一些種植和養殖技術,使其回鄉后使用。中老年農民是農村實用技術培訓的主體,對那些年齡較大、家庭負擔重的,要采取靈活多樣的培訓方法,可利用廣播電視講座、印發科技資料、黑板報等形式進行;也可以利用雨雪天或者閑時,集中辦班培訓學習;還可以請專家現場指導,對他們進行面對面、手把手式的培訓,這種培訓時間短、效果好,群眾最容易接受。通過靈活多樣化的方式進行培訓,使農民掌握最新的農業技術知識,以適應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現代化的需要。
四、加強農民的思想教育,積極引導農民自覺參加實用技術培訓
由于受小農經濟意識的影響,不少農村勞動力沒有充分認識到就業培訓的重要性,外出務工前不愿參加職業技能培訓。他們認為,不參加職業技能培訓照樣能掙錢,何必花錢又耽誤時間?他們沒有考慮到當今社會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生產力不斷發展變化,各類企業對工人的科技文化素質要求越來越高,如果不掌握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能,就只能從事一些勞動力密集、報酬較低的體力活。另外,在遇到勞務糾紛時,也不善于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
市直相關單位都要把促進農民增收致富作為本部門工作的重要職責。牢固樹立一盤棋思想,顧全大局,服務大局,齊心協力,共同做好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市發改委、教育局要統籌規劃,整合職教資源,用足用好國家政策,加大對遠城區培訓基地建設的支持力度,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搭建平臺;市財政部門要積極籌措資金,在努力爭取國家“陽光工程”、“雨露計劃”補助資金的前提下,按照年度培訓目標任務,確保市級財政補助資金落實到位;市農業、勞動保障和教育部門,要根據市政府確定的年度培訓任務,通過“陽光工程”、“雨露計劃”“農村勞動力轉移技能就業計劃”和擴大中專(技校)教育,推行“雙證制”,各履其責,各記其功,團結協作,確保政府目標的實現。
二、突出工作重點,落實年度目標
年度轉移培訓工作的重點一是要確保完成2.5萬人的轉移培訓任務,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步伐;二是積極推行“雙證制”教育,促進農村新增勞動力順利轉崗就業;三是加大資金扶持政策的實施力度,通過減免學費,努力擴大中專(技校)教育規模,采取“長、穩、高”的培訓轉移方式,幫助農村勞動力實現永久轉移。圍繞以上工作重點,市直相關部門都要做好計劃安排,保證資金投入。按照培訓資金渠道不變,年度目標任務打通,補助資金落實到人的辦法,將20*年農業部門實施的“陽光工程”培訓、勞動保障部門實施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技能就業計劃、教育部門實施的“雙證制”教育、扶貧部門實施的“雨露計劃”培訓以及擴大中專(技校)教育全部納入統一管理范圍。實行部門安排資金組織培訓,全市統一歸口管理。根據市政府協調會議研究決定,由勞動保障部門安排資金完成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技能培訓0.7萬人;教育部門安排資金,完成農村“兩后生”試行“雙證制”教育0.5萬人;扶貧部門安排資金,完成“雨露計劃”培訓0.2萬人;農業部門安排資金,完成“陽光工程”培訓1.1萬人。對年度受訓人員,勞動保障部門要對符合減免條件的人員辦理職業資格證,收費予以減免。各部門執行結果,每季末報*市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協調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市農轉辦)備案。
三、嚴格補助標準,實施規范管理
1.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技能培訓(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組織實施)
*市農業戶籍人員參加技能培訓,要嚴格按武財社[20*]310號文件精神,規范管理,確定培訓對象、申報程度、享受條件,培訓時間不低于180個學時。補助標準:中心城區600元/人,遠城區500元/人。
2.“兩后生”試行“雙證制”教育(市教育局組織實施)
*市農村應屆初、高中畢業未升學人員,培訓時間半年,補助標準400元/人。
3.“雨露計劃”培訓(市扶貧辦組織實施)
*市老區貧困地區農業戶籍23歲以下人員,培訓時間1~3個月,補助標準500元/人。
4.“陽光工程”培訓(市農業局組織實施)
*市農業戶籍人員,普通工種培訓時間1~3個月,補助標準300元/人;制造業培訓時間半年以上,補助標準500元~800元/人。
以上各類培訓,由主管部門按照相關文件規定,認真組織實施,實行規范管理。各類培訓要重點面向農村新增勞動力,面向需求,合理引導,對“兩后生”開展多層次、廣覆蓋的職業技能培訓。所有符合條件的參訓農村勞動力只能享受一次政府培訓補助。
四、增加資金投入,擴大中職規模
為了適應農村勞動力“長、穩、高”轉移和培養發展現代農業新型農民需要,擴大中職(技校)規模勢在必行。結合*市實際情況,提出措施如下:
貴州省每年大約有60萬初中畢業生,其中能夠升入普通高中和各類中職校的學生不到一半,大部分初中畢業生走入社會后學無所長。2004年7月,貴州省教育廳、省農業辦公室聯合下發文件,決定從當年秋季起,在全省農村普通初中開設“農村初中實用技術”課程,讓農村初中生系統學習農村實用科技知識。這是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實施以來,貴州省決定開設的第一門全省性的地方課程。為了保證課程質量,貴州省教育廳聯合中國教育學會《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研究》課題組,吸收國內外最新科研成果,編寫課程教材,多次邀請農業、防疫、勞動、科技等相關部門進行研討,并與中國教育學會聯合舉辦貴州省農村課改試驗區,確定13個農村課改實驗縣,探索幫助畢業生就業和免費參加專業培訓的途徑。7年來,全省共有600多萬學生接受了實用技能教育,有效提高了他們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同時也為當地經濟發展建設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實用科技知識、綜合實踐能力的實用型人才。貴州的做法,在全國產生了較大的影響。2007年10月,中國教育學會把貴州列為全國第一個省級農村課改試驗區。目前,已有山西、云南、內蒙古等8個省、市、自治區借鑒他們的做法,開設了類似課程。
農村擴大到全省,做到三個“立足于”
今秋開學起,貴州省所有初中學生的課表上都出現了一門新課程――《貴州省初中學生實用技能》,在這門課上,同學們不但能學到電工技術、簡易家電維修,還可能學到烹飪技術、工藝品制作、現代農業技術等實用知識。
《貴州省初中學生實用技能》課程,其“前身”就是2004年秋季起在該省農村普通初中開設的“農村初中實用技術”課程。但不同的是,當時這門僅在農村地區初中學校開設的以農業實用技術為主要內容的課程,經過改編和更名后擴大到了全省所有的初中學校。學校教材在以往以農業、副業傳統技術與產品加工等基礎內容的基礎上,對原用教材進行全面的調整和修訂,增加了工業技術、高新技術及服務業知識等內容。針對城鎮和農村的差異,教材分為城鎮版和農村版,以增強課程及教材的地方性、針對性和實用性,并適當增加教材的選擇性。課程教材納入中央免費教科書范圍免費提供。該課程每學年35個課時左右,初中3年共105個課時左右。另外,在面向全省開展初中學生實用技能課程的同時,為有針對性地開展初中學生實用技能課程改革,貴州省還結合畢節地區的實際,專門為畢節地區編制了初中學生實用技能教材。
8月29日,貴州省調整和修訂的《初中學生實用技能》課程全面啟動,培養目標鎖定為“一能種、二能養、三能務工經商辦工廠”的新型人才,提高農村基礎教育為“三農”服務的能力。為開展好本項課程,該省提出要做到三個“立足于”:立足于基礎教育為經濟建設服務,為學生成長和發展服務;立足于全面貫徹教育方針,使基礎教育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密切結合;立足于培養學生的實踐動手和創新能力,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
(一)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
要想縮小農民工與城鎮居民在生活質量上的差距,最根本的途徑就是徹底改革戶籍制度,使外來農民工在就業、社會保障、獲得公共服務等方面擁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權利和待遇。然而,從以往戶籍制度改革的實踐看,仍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且越是具有吸引力的地區,戶籍制度改革越是舉步維艱。由于它涉及到就業、醫療、教育、福利等方面的利益調整和再分配,因而,要求全國同步改革顯然不現實。研究報告建議,在目前情況下,城市應以積極的態度盡力而為,可先在基礎設施、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為農民工轉為城市居民創造條件。
(二)切實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
政府需要通過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水平來促進農民工生活質量的全面提高,具體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一是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教育投資,讓農村地區的學齡人口有更多接受教育和享受高質量教育的機會。根據一些研究,城鄉之間義務教育生均經費差距呈擴大趨勢,城鄉初中生均經費差距大于城鄉小學生均經費差距。另外,城鄉之間不僅在教育經費投入水平上有差別,在教育投入的質量上差別也比較明顯。因此,應該不斷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教育投資。
二是為農民工提供更多的職業技能培訓機會。政府可以舉辦一些項目培訓,組織農民工學習職業技能;或者對培訓農民工的雇主給予獎勵,來加大對農民工的培訓投資。
三是重視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目前,農民工子女要想進入城市學校讀書,必須支付高昂的借讀費和贊助費。所以,雖然許多城市已經陸續出臺了禁止收取外來勞動力子女借讀費的政策,但調查顯示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仍不容樂觀。
(三)建立覆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
要提高農民工群體的生活質量水平,建立覆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至關重要。根據我國國情,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應該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遵循“低水平、廣覆蓋”的原則。覆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須充分考慮農民工收入低且不穩定的特點,應專門研究確定與農民工低收入相適應的費率,使其能夠參加到社會保障體系之中。另一方面,針對農民工流動性強的特征,應當在區域和統籌單位方面建立統一的費率轉接制度,使農民工不論轉移到何處,都可以憑卡繳納社會保障費用并享有相應的權益。因此,應該探索建立適應農民工特點的低交費、低水平、廣覆蓋、安全接轉和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保障制度。
(四)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通過對農民工生活質量影響因素分析,農民工所處的職業、行業和企業所有制類型對農民工的生活質量水平具有非常顯著的影響。由于現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依然存在對外來農民工的歧視,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農民工與城鎮居民在職業、行業和所有制上的分割,使農民工陷于不利地位。因此,消除職業分割有助于提高農民工的生活質量水平。另外,還有研究表明,農民工與城鎮居民之間的小時收入差距主要來源于職業內部的工資差距,因此在政策上必須推動職業內部的報酬平等。由此可見,出臺一個全面的反歧視勞動力市場政策,以保證職業的選擇機會平等和推動職業內部的報酬平等,對于提高農民工的生活質量將非常重要。
建立城鄉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除了要打破農民工和城鎮居民的身份界限之外,還應加強勞動力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勞動力市場的功能,為農民工提供就業服務。
(五)著力研究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
改善農民工的住房環境可以間接提高農民工的生活質量水平。
當前,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需要將其納入城市規劃中考慮。從長期看,政府應著手研究通過公積金、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等政策的調整,逐步將農民工納入城市住房政策范圍內。比如,目前農民工租房房源主要是城市邊緣農民建的出租房和部分市民手中的存量住房,可以考慮把符合出租條件的房源統一登記,納入廉租房供應體系。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將在城市定居,政府對農民工的住房問題考慮得越早,就會越主動。
創新要正視歷史 實事求是
對于園林學校而言首先要尊重學校六十多年來的辦學歷史,客觀認識學校與行業的依存關系,始終堅持“依托行業、服務行業”的辦學思路不動搖,在北京市公園管理中心領導下密切與行業的血脈聯系。其次要正視學校當前發展所面臨的中專生源減少、辦學條件有待完善、教師素質有待提升、辦學機制有待改進等問題,實事求是,集思廣益,依靠集體的智慧解決問題,走內涵發展的道路。第三要理清學校的辦學基礎,揚長避短,在北京市教委的指導下、在行業各部門的支持下找準學校發展與行業發展需求、職業教育改革發展趨勢的契合點、突破點。當前首都園林綠化事業、旅游業、服務業蓬勃發展,一線人才需求旺盛。世界城市建設對一線技能人才的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學校應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靈活辦學,進一步發揮教育服務支撐作用。
創新要解放思想 開拓進取
創新是人類特有的認識能力和實踐能力,是人類主觀能動性的高級表現形式。大到一個民族,小到一個單位,要想走在時代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刻也不能停止理論創新。
北京市園林學校的創新發展首先體現在辦學方向的調整上。北京市園林學校是一所老牌中專學校。顧名思義中專學歷教育是學校的主業務。但在當前中專生源減少的情況下,學校要主動應對挑戰,改變戰略戰術。堅持兩條腿走路,在做優學歷教育的同時,把優勢辦學資源整合,逐步加大職業技能培訓、行業職工繼續教育力度,以圖學校的可持續發展。其次要創新對職業教育的認識,用現念武裝思想,跳出學校本身尋求學校的發展。職業教育是面向社會的開放教育,是面向人人的終身教育。一切人都是職業教育的對象,一切資源都是職業教育資源。職業技能學校不能孤立地看待自身的發展,其發展需要置身于行業發展、社會發展的大局中。要打破傳統觀念,完善機制,整合一切能利用的資源,走教學研為一體的園林職業技能教育集團化發展的開放辦學之路。第三要堅持人才強校戰略。人才是創新的內在動力。學校的發展需要一流的人才。學校鼓勵職工創新、創造,營造良好的人文氛圍,真正做到尊重人才,培養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
創新要主動出擊 系統實施
新型農民的主要特征就是“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新型農民的培養方式主要有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農民培訓。基礎教育是最基本的新型農民教育形式,側重培養“有文化”的農民;職業教育和農民培訓是新型農民培養的主要方式,側重培養“懂技術、會經營”的農民。
為了摸清玉溪市新型教育培訓狀況,我們以玉溪市開展職業教育和農民培訓的機構為調研對象,對其“十一五”期間開展農民教育培訓的情況進行了調研,這些機構是:玉溪農業職業技術學院、市縣兩級的中等職業學校、市縣兩級的農業廣播電視學校。市縣兩級農民科技教育培訓中心、市縣兩級的農機培訓中心、市縣兩級科協的“農函大”、縣鄉兩級的成人職業培訓機、部分承擔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社會培訓機構。我們認為,這些機構開展的農民教育培訓基本可以代表玉溪市新型農民教育培訓的總體情況。
一、玉溪市新型農民教育培訓現狀
調研統計果顯示:“十一五”期間,玉溪市相關教育培訓機構累計培養新型農民35.8萬人(次)。其中:高等農業職業教育3930人,占1.10%;中等職業教育38578人,占10.77%;新型農民科技培訓14021人,占3.92%;“農函大”教育培訓62657人,占17.50%;“綠色證書”培訓45281人占12.65%;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127013人,占35.48%;農機技術培訓58191人,占16.25%;農業職業技能鑒定培訓8140人,占2.27%;“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223人,占0.06%。(見表1、圖1)
1.職業教育得到較好較快發展
“十一五”期間,玉溪市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推進職業教育大發展,改善了辦學條件和師資隊結構,擴大了辦學規模,提高了辦學水平和教學質量,中等職業教育快速發展,高等農業職業教育穩步提升。全市13所職業院校中,有國家改革示范校1所,國家級重點職業學校3所,省級重點職業學校3所,省級示范性職業學校2所,其余4所為合格中等職業學校。培育了8個省級骨干專業和12個市級骨干專業,畢業生一次就業率達95%以上,中職畢業生就業率達到97.4%。“十一五”期間年均招生12225人,比2005年的9090人增3135人,增34.49%;在校生規模33057人,比2005年的20958人增12095人,增57.71%。年均畢業7562人,比2005年的4329人增3233人,增74.68%。在這些學生中,90%以上來自農村,所以,職業教育是提高農民(未來農民)學歷學識水平,系統提升農民專業技能的主要途徑,是新型農民培養的重要陣地。
2.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成為主力
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由中央和省級項目資金支持,對需要轉移到非農產業就業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進行培訓,以提高農民的素質和技能,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包括職業技能培訓和引導性培訓,以職業技能培訓為主,以轉移到非農產業就業為目標。玉溪市于2004年開始組織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由于資金有保障,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異軍突起,已成為農民培訓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農民培訓中的作用舉足輕重。“十一五”期間,全市共培訓農民315526人(次),其中,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127013人,占農民培訓總量的40.25%。培訓后轉移就業119781人,培訓轉移就業率94.31%。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已成為農民培訓主力。
3.農機技術培訓成倍增長
“十一五”期間,針對農用汽車、拖拉機、農田耕整機械等迅猛發展,農機安全存在較大安全隱患的實際,玉溪市農機技術推廣培訓站,加強農用拖拉機、農用汽車、農機操作手、農機修理工的培訓工作。全市共培訓58191人,年均培訓11638人。培訓人數有逐年上升趨勢,從2006年的7728人增加到2010年的15471人,增7743人,增長1倍多,年均增長率25%。
4.聯合辦學增強培訓實力
為了充分發揮現有教育培訓機構在新型農民培養中的積極作用,一些教育培訓機構紛紛采取校校合作、校企合作的方式,聯合開展農民培訓,既能整合資源,優勢互補,增強實力,又能增強培訓的針對性,調動學員主動性,提高培訓質量和效果。如農函大與農廣校聯合開展“綠色證書”培訓;勞動力轉移培訓機構與職中、用工企業聯合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等。
5.培養規模有待提高
從新型農民培養的年度分布上看,2006年-2008年間,呈明顯的上升態勢,年增約1萬人(次),年增幅16.84%。2008年以后,規模呈微縮平穩狀態,年培養規模保持在7.6萬人(次)以上,但新型農民培養數量占農民的比例并不高。以2010年為例,全市各類教育培訓機構共培養新型農民7.61萬人(次),僅占全市鄉村人口的4.2%、鄉村勞動力的7.22%;全市共畢業初中生29133人,其中,12294人(占42.2%)進入普通高中,6222人(占21.36%)進入職中,還有10617人(占36.44%)升不了學,他們基本上是農村學生,是最具備培養為新型農民潛質的新農民(數據來源:《玉溪市統計年鑒2010》)。
二、新型農民教育培訓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思想認識不到位
多數基層領導對新型農民教育培訓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認識不足、思想不到位。認為農民教育培訓不能產生直接經濟效益,重視經濟建設、重視項目投入,而對新型農民教育培訓工作重視不夠、研究不多,形成點子少、辦法少。部分農民教育培訓機構沒有真正發揮作用。
2.農民總體素質偏低
農民的整體素質比其他行業從業員偏低。玉溪市統計局2005年-2010年農戶抽樣調查資料顯示:農村勞動力文盲半文盲率為 8.82%-10.22%;小學文化程度為32.22%-36.60%;初中、高中文化程度在52.02%-55.74%;中專、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僅為 1.63%-3.36%。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以2008年為例,玉溪農村勞動力中,文盲半文盲占8.82%,全國6.15%,高于全國2.67個百分點;小學文化程度占33.02%,全國25.30%,高于全國7.72個百分點;初中、高中文化程度占55.16%,全國62.42%,低于全國7.26個百分點;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99%,全國4.34%,低于全國1.35個百分點,實際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全國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9》)。
3.經費投入不足
長期以來對新型農民教育培訓經費投入不足,沒有形成市、縣、鄉三級長期、穩定的財政預算投入保障機制,辦學條件長期得不到改善,基本的辦學經費得不到保障,培訓工作較難開展。目前,多數農民教育培訓工作都是依賴中央和省爭取到的項目資金支持進行培訓,缺乏統籌規劃,缺少鼓勵和支持企業、個人、社會等各方面力量投入的政策措施。多數農民教育培訓機構多年未能進行更新改造,設施、設備陳舊老化、必要的教學設備不足,辦學條件不適應教學需要的現象十分突出。
4.培訓內容、培訓方式不適應
在組織培訓內容上對農民的所思、所想了解不多,掌握不夠,對農民當前需求把握不夠準確;在培訓課程設置上對實用性注重不足;在培訓內容上針對性不突出;在培訓時間上沒有抓住生產季節重點;在培訓方式上沒有突出示范性;教學方法簡單、創新性不夠,新型農民教育培訓,大多數還停留在教室里老師講,學員聽,還沿用一塊黑板、一支粉筆的教學方法。一些圖文并茂,生動活潑的多媒體教學方式應用不多,結合教學內容利用實驗、實習基地進行實踐教學的不多。
5.培訓教師、教材不適應
培訓教師不適應。對新型農民教育培訓師資隊伍建設重視不夠,部分鄉鎮成人職業技術校,教師編制長期空缺,沒有專職教師;職業教育教師隊伍,雖大多都有教學藝術和教學經驗,但缺乏生產實踐經驗,教學往往出現從理論到理論的現象,培訓內容新穎性不強,有的甚至脫離生產生活實際,教學吸引力不強,農民難于接受;而農業系統的培訓師資隊伍,雖大多都有豐富的生產實踐經驗,但缺乏教學藝術和教學經驗,培訓授課往往出現枯燥乏味的現象,對農民聽課的吸引力不強,培訓的效果和質量也難以達到預期。
培訓教材不適應。長期以來,對新型農民教育培訓教材重視不夠,基礎課大多數采用全國統編教材,而專業課因各地生態類型、氣候因素、生產條件、生產水平、生產方式、投入情況等千差萬別,統編教材不適用。而能夠緊密結合當地實際,突出地域特點,針對生產實際、符合農民需求的高質量鄉土教材,目前仍缺乏或缺少。
三、加強新型農民教育培訓的對策建議
1.加強領導,統籌規劃
提高農民素質是新農村建設中的一項長期性的戰略工程。各級黨委、政府要高度重視,增強責任感,提高參與度。要搞好調查研究,認真聽取農民意見,注意決策的科學性。根據當地農村實際,組織相關部門制定行之有效的教育培訓計劃,選擇適當的教育培訓地點和符合條件的師資力量,基于不同層次的培訓對象確定不同的教育培訓內容和方式,規范教育培訓,注意總結工作經驗,并使其系統化、制度化和長期化。大規模培養造就新型農民必須要調動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當前,各級政府應把培養新型農民納入新農村建設的總體規劃,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場、多元辦學的農民教育培訓體系,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培養新型農民。還要加快農民教育培訓工作的立法,為農民教育培訓提供法律保障。
2.強化農村基礎教育,提高農民文化素質
教育對提高人的素質有著基礎性、根本性、全面性的重要意義。我國的研究表明,每增加1元農村教育投資,可使農業產值增加8.43元,且政府每增加1元的農村教育投入,可減少農戶物質費用6.64元。農村教育是農民學科學、學技術,實現職業轉化的必要的文化基礎。為此,一要堅持實施《義務教育法》,辦好農村中小學,鞏固提高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成果,加快實施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步伐。鼓勵和幫助有條件的農村普及12年制義務教育,并保證農村適齡青少年上得起學、念得起書,保證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不失學不輟學,決不再產生新的文盲、半文盲,從而保證明天的農業主力軍能夠全面學習和掌握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二要完善義務教育的投資制度。義務教育的投入應該是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負責,合理分擔,構建促進農村義務教育健康穩步發展的經費保障機制,將其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特別是中央要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支持力度,保證農村九年義務教育的經費來源,有效地改善農村的辦學條件,徹底解決農村教育發展欠債和教育經費的問題。三要加強農村師資隊伍建設。農村教師隊伍水平參差不齊,加之教育資源匱乏,知識老化現象嚴重。因此,要大力整合城鄉教育資源,加快教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堅持長期實行城鄉中小學對口支援,或城鄉教師的合理交流制度,確保農村學生享受與城市學生大致相同的教育,并且通過各種途徑培養師資,提升農村教師質量。
3.建立多元化經費籌措和保障制
提高農民素質的關鍵在于教育和培訓,而首要因素在于資金投入。只有資金充足、切實到位,才能確保農民培訓順利開展。不少農民小農意識嚴重,教育觀念淡漠,經濟條件普遍較差,若讓農民自己出錢參加培訓,即便是對其很有益處,也不可能充分調動其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農民素質又是一個長期事業,僅靠政府增加投入遠遠不夠,因此,保證經費來源至關重要。建議建立一個以政府為主導、多元化的經費投入機制。各級財政都要安排專項經費,用于農民培訓經費的補貼;同時制定靈活政策,按照投入與收益對等的原則,允許民間資本進入農民培訓市場;對于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可采取實現培訓經費由政府、用人單位和農民個人共同負擔的措施。建議設立類似福利事業的新農村建設農民教育資金,鼓勵企業和個人捐款,并安排專門的部門和專職人員管理資金。建立完善的約束、保障機制,做到專款專用,責任到人。
4.強化師資隊伍和教材建設
新型農民教育培訓質量的高低,某種意義上,取決于師資隊伍建設和教材建設。因此,一是要培養造就一支數量充足,結構合理、知識全面的“多面型”、“雙師型”教師隊伍;二是要整合資源,統籌好農業高等院校、農業技術部門、科技部門、縣鄉成人職業技術學校、科協等人才資源優勢,組建專兼職教師隊伍;三是強化對農民教育師資隊伍的培訓及知識更新,建設一支高質量的農民教育培訓師資隊伍;四是加強對培訓機構的資質認定工作,加強培訓教學環節的規范管理和培訓教學質量的評價機制,提高培訓服務的層次和質量。
加強新型農民教育培訓教材建設工作。要組織農業院校、農業技術部門、科技部門、教育部門、成職教專家,根據我市不同的生態環境、氣候類型、生產條件、農民需求,圍繞全市農業主導產業和“名、特、優、稀、缺”農產品的開發,按照“實際、實用、實效”的原則,編寫突出地方特色的鄉土農民教育培訓教材。
一、后人口紅利時代新生代農民工的新特征
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一方面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生活和健康水平不斷提高;另一方面,老齡化趨勢日益嚴重,適齡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頂峰轉而開始下降,勞動力無限供給帶來的人口紅利時代漸行漸遠,中國已開始進入后人口紅利時代。而這一時期也正是中國處于產業結構升級與轉型的新時期,技術更新換代快,新的產業結構需要新生代農民工盡快掌握新的技術,提高綜合素質。因此,新生代農民工面臨著前沿而又現實的挑戰。
國家人口計生委《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2》顯示:2011年,我國流動人口總量已接近2.3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7%。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約為28歲,“80后”新生代農民工已占勞動年齡流動人口的近一半。今后一段時期,新生代農民工仍然是我國可向城市轉移的農村勞動力的主要組成部分,其人數及其在我國外出農民工中的比重都將持續上升。新一代的進城務工農民是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關注的生力軍,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較已經大不一樣。
1.受教育程度較高,獨立自主性強。新生代農民工出生和成長于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加速轉型的歷史時期,普遍受到過相對規范的教育,許多人都已初中畢業,接受過九年制義務教育,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完成了高中學業,具備了較高的文化素質。這與以文盲半文盲為主體的上代民工相比,明顯有了較大的進步。另外,新生代農民工成長在改革開放后較好的生活環境中,接受了多元化的開放價值觀。在雇用制成為主要的用工形式時期,新生代農民工往往自主選擇職業和就業崗位。
2.職業期望值高,謀求自身發展。與老一代農民工為改善家庭生存條件而外出打工不同,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的目的在于謀求自身的發展,因此更加看重工資待遇,更加看重自身技能的提升和權利的實現,從而也更加在意就業崗位與實現自身發展之間的關系。
3.工作耐受力低,職業流動頻率高。“較之父輩,生活是優越的,沒有挨過餓,沒有受過凍,溫飽問題在他們頭腦里沒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遠不及父輩”。從年齡上看,新生代農民工大多20歲出頭,思維和心智都處于不斷發展和變化的過程中,對各種問題的認識會隨著打工經歷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從而使他們對職業和就業崗位的選擇更加具有不確定性。新生代農民工對于自己的生活條件和生活水平的要求更高,他們也希望從事輕松而待遇較好的職業,同時也把工作作為一種開眼界和找機會的手段。
4.成長經歷城市化,融入城市的愿望迫切。新生代農民工的成長經歷開始趨同于城市同齡人,在務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齡人一樣,大多數時間在學校讀書,不熟悉農業生產,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只有一、兩個兄弟姊妹,這一點與城市同齡職工也頗為相似。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在城市生活,市民化和城市化的傾向非常強烈,更加渴望得到城市市民的身份和地位,享受到市民的權利和福利。因此,如果融入城市的愿望得不到滿足,那么他們更傾向于在不同城市或者不同就業崗位之間流動,而不是直接回到農村。
二、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新趨勢
1.擇業標準多元化。由于教育的傳播、電視的普及,使新生代農民工從小就向往城市生活。因而,他們的擇業標準也趨向多元化,除了進行成本-收益的衡量外,還會考慮工作的舒適度、社會地位等綜合因素。新生代農民工是農民和市民之間的過渡群體,但仍尚未完全被城市接納,表現在仍是農村戶口、在城市里沒有住房、在城市里就業時仍然受到不公平待遇等方面,是處于農民與市民之間的“夾心層”。受計劃生育和家庭“少子化”趨勢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是家庭的中心,由于能得到父母、祖父母等在經濟上的呵護,他們外出務工的動機多以追求人際交往、都市生活享受和個人發展為主,因此其保留工資大多擺脫了生存型需求的約束,而有更高的要求。另外,在網絡時代,信息的流通速度快,透明度高,掌握了各種新型溝通工具的新生代農民工能較為及時地了解到勞動力市場和工資分布的相關信息,從而使其具有合理的工資要求。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行業分布呈現明顯的“兩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業、服務業中的比重呈上升趨勢,在建筑業中呈下降趨勢。相對于傳統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顯露出了行業傾向性,開始偏向于勞動環境和就業條件更好的行業。
2.擇業方式自由化。從擇業方式上看,老一代農民工注重選擇報酬多的單位,而新生代農民工轉向選擇尊重人格的單位,他們更希望被他人尊重和得到社會認可。新生代農民工更加傾向于可以控制加班時間或進行人性化管理的公司。對那些不尊重人格的公司,即使報酬較高,也不愿選擇。新生代農民工除了直接搜尋和依靠老鄉、親戚朋友等熟人介紹工作外,還廣泛運用招聘會、求職網、電視報紙的招工廣告等現代化手段進行工作搜尋,減少了交通費、郵寄費等直接成本,同時降低了等待時間,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因工作搜尋所要放棄的其他收益等間接成本。從就業手段上看,新生代農民工由以出賣苦力為主,轉為以經營自己的小事業為主。他們都是“小老板”,有的有流動攤位,有的有固定攤位,少數人還有自己的門面,個別人甚至已是當地小有名氣的老板。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只有少部分人認為打工只是為了多掙錢,大多數人都對未來有所憧憬和打算,他們在工作之余選擇學習,希望有一技之長,以謀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3.就業形式短工化。從最近幾年的情況看,“招工難”已經成為許多企業面臨的共同難題。與此同時,短工化已經成為當前農民工就業一個相當普遍的趨勢,“選擇性就業”和“旅游式就業”正逐漸成為許多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形式。其一是新生代農民工換行業更加頻繁。隨著全球金融危機負面影響的不斷擴散,以出口為導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物流、外貿行業受到沖擊較大,從業者也紛紛轉型。其二是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頻繁更換城市。由于金融危機給我國的就業帶來了巨大沖擊,導致勞動力供大于求,一批企業經營困難,同時也讓這批新生代農民工陷入失業迷茫,缺乏城市歸屬感,頻繁跨越各省市。沿海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繼續發揮著產業和勞動力積聚效應,吸引了大量外資,對高素質勞動力存在巨大需求,今后仍將是主要輸入地。同時,隨著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和梯度轉移,一批新的經濟增長中心在中西部地區開始形成,中西部地區新生代農民工自由流動趨勢將進一步增強。
三、后人口紅利時代新生代農民工就業面臨的新問題
當前社會“民工荒”與“就業難”并存。一方面,“民工荒”現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已成為農民工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卻持續陷入頻繁跳槽、頻繁失業等一系列就業困境之中。這種狀況的出現不單是一種社會現象,還是一種經濟現象乃至政治現象,其背后隱藏著“制度荒”、“權益荒”和“技能荒”,正是這“三荒”帶來了“民工荒”與“就業難”兩難并存的持續蔓延。
1.“制度荒”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合理流動。現行社會對進城農民工的歧視和各種對農村勞動力的戶籍、人事、職業準入、社會保障等制度存在的缺陷成為我國農民工流動的障礙,這種制度規定上的不完善使得廣大進城農民工付出了巨大的物質成本和精神成本。在現行的制度設計下,農民工流動的道路曲折坎坷。
(1)滯后的戶籍遷移制度。新生代農民工進城打工,僅是在地理空間上發生了水平位移,社會身份仍滯留在農村。滯后的戶籍遷移制度使城鄉二元結構凝固,不僅不能獲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住房、醫療、教育、失業等保障,而且面臨工種、職業、待遇等多方面的障礙,導致了農民工就業及生活成本增加,使得農民工的進城渠道與機會大為減少。同時又加重了城市居民的優越感,排農、厭農情緒將更加泛濫,從而引發城鄉難以融合的社會問題。
(2)不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根據全國總工會勞動保障部前兩年做的調查,農民工參保的人數只有10%,這既有農民工就業狀態不穩定而難參保等客觀原因,也有農民工對現行制度缺乏信任,用人單位怕參保增加人工成本,地方政府擔心推進農民工參保會影響本地投資環境等主觀因素,不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制約新生代農民工的合理流動,社會保障的完善與否已成為農民工擇業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
(3)斷裂的教育制度。多年來,農村教育過于強調正規教育、基礎教育,忽視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忽視各種技能培養。我國約有一億初中生不能升入高中而直接走向社會,二億多農民工需要不斷充實新知識新技術,而他們大都求技無門。斷裂的教育制度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發展能力提升乏力。這種能力提升困境最終導致農民工較低技術含量的勞動不能滿足對于技能條件要求較高的工作崗位的需求。因此現實中的農民工短缺也表現為農民工“結構性的失業”,“用工荒”也表現為針對特定技能、較高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農民工的短缺。
2.“權益荒”制約新生代農民工正常就業。相對于過去而言,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環境有了較大的改善,拖欠工資的現象少了許多,新生代農民工的地位更是提高了不少。但從總體上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環境仍然比較惡劣,拖欠工資的現象仍時有發生,他們也經常受到歧視,人格上甚至也經常受到傷害。現實中的“權益荒”嚴重地制約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正常就業。
(1)薪酬低導致“拉力”減弱。從遷移理論看,人口遷移存在兩種動因:居住地推動人口遷移的“推力”和遷入地吸引人口遷移的“拉力”。當下“民工荒”,顯然是因為城鎮提供給農民工的待遇之“拉”力不足與農村的“推”力減弱共同作用的結果。農民工的薪酬過低和“收入歧視”導致“薪酬荒”,使民工流動的“拉”力減弱,導致相當多的農民工選擇離城回鄉,形成事實上的農民工就業不足。
(2)務工環境差導致“邊緣化”。農民工的工作環境惡劣、條件低下,在其工作的城市里被邊緣化、受歧視,不能融入城市主流,他們大都就業于城市的非正規部門,這些部門的勞動環境和勞動條件大多比較差。隨著以人為本理念的深入,農民工的權利意識也在不斷增強,打工生活的壓力、人格尊嚴得不到最起碼的尊重、業余生活的單調和貧乏、合法權益屢屢被侵犯等也讓許多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向往逐漸冷卻。
(3)維權機構缺失導致利益受損。在我國,農民工權益之所以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其主要的原因就是農民工利益代表主體缺失,組織機構“虛置”,沒有一個相關機構和團體來為農民工提供相應信息以解決其權益維護問題。
3.“技能荒”制約新生代農民工持續發展。隨著人口紅利時代的結束,產業結構升級、節能減排和淘汰落后生產工藝正在不斷深入,對農民工的就業與發展帶來越來越高的門檻。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因為教育程度缺陷,缺乏接受繼續教育和技術培訓,盡管政府注重對農民工開展技能培訓,但一些培訓卻有名無實,流于形式,形成了事實上的技能缺失。2010年國家統計局在10個省進行的新生代農民工專項調查顯示:從參加職業培訓的比例看,新生代農民工參加職業培訓的比例為30.4%。面臨“產業壁壘”、“知識壁壘”,他們感到困惑而無奈。
導致“技能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當前農民工技能培訓體系本身的原因,也有用工企業不注重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的因素。
(1)培訓資源過于分散。長期以來,相關部門封閉運作,缺少必要的協調和溝通,各類培訓資源得不到有效整合和利用。加上培訓體系基礎薄弱,農民工培訓的各類定點機構數量不足,質量不高,良莠不齊,難以適應當前的培訓需求。
(2)培訓針對性嚴重缺乏。很多培訓機構沒有根據市場需求開設專業,導致職業培訓與促進就業相脫節,培訓內容主要集中在技術簡單、培訓時間短的項目上。加上培訓補償標準偏低,培訓補貼資金難以彌補培訓實際成本。從用工企業來看,絕大多數企業,出于成本經營靈活等原因考慮,不愿意與農民工簽訂長期用工合同,更不注重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只招熟練工,沒有從技能的儲備和提升是企業形成持久競爭力的關鍵這一戰略高度去看待培訓。
四、后人口紅利時代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思路
就業是“民生之本”,是“安國之策”。后人口紅利時代,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形勢日趨嚴峻。要實現新生代農民工的有效就業,不僅要從其自身著手,還必須有效整合社會資源,形成促進就業的長效激勵機制,這樣才能使新生代農民工就業難的現狀得以有效緩解和解決。
1.切實化解“制度荒”。(1)消除城鄉二元制度。從農村到城市,農民工只是完成了橫向的水平流動,這是城市化低層次的表象性流動,應著力推進他們的橫向垂直流動,這才是城市化中高層次的實質性流動。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機會并不完全是由他們的就業意愿和勞動技能決定的,政府的政策體制限定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空間和范圍,消除城鄉二元制度,建立城鄉一體化的戶籍體制,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較好的外部生存環境,讓他們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不斷提升自己的地位,通過制度建設,讓他們真正享受到和城市市民、產業工人的同等待遇。
(2)完善公共職業教育制度。大力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把加強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乃至終身教育作為政府的基本職責,切實提高農村勞動力培訓成才率和就業率,使一部分農民逐步完成“職業轉移”,進而完成“身份轉移”。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教育培訓結業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相結合的持證上崗和就業準入制度,強化新生代農民工參加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意識,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參加教育培訓的積極性。國家和企業應針對農民工的特點,加強農民工職業資格培訓,免費為農民工組織職業資格和技能等級認證考試,使農民工經過鑒定取得相應的職業資格證書和技能等級證書。
(3)完善企業用人制度。企業應完善用人機制,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以增強新生代農民工工作積極性;建立屬于本單位的培訓機構,制定人才培養計劃,提高其素質技能;與新生代農民工簽訂勞動保險合同,為其提供醫療保障和其他幫助;降低就業門檻、提供更多工作崗位以改變新生代農民工“就業難”的局面。
2.有效破解“權益荒”。以社會保障為主的就業保障機制可以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就業中的后顧之憂,可以減少其就業過程中存在的失業、傷殘、疾病等風險,維護其參與社會競爭的起點和過程的公平,讓其能有更多的機會提升發展潛力。
(1)貫徹落實保障就業制度。為了保護農民工就業的合法權益,規范就業市場,打擊損害農民工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國家于2008年1月1日制定和實施了《就業促進法》和《勞動合同法》,其中明確了勞資雙方的權責,對于農民工在就業時用人單位不與其簽訂勞動用工合同、欠薪等違法行為加大了處罰力度,并且當用人單位招聘或雇傭農民工時,不能自覺或故意不遵守《就業促進法》和《勞動合同法》中的相關條款,損害農民工平等就業的權利,國家和政府就會針對這種違法行為采取有效措施,進行嚴肅處理和查處,從而保障農民工就業時的合法權益。應專門針對新生代農民工這個群體,研究出臺就業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維權規范化、法制化和程序化。
(2)建立、健全法律援助體系。為保護農民工,尤其是日益增多并成為城鎮建設主力軍的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權益,提供有效的維權綠色通道。出于社會公正的基本要求,政府應多提供一些易于為廣大農民工接受的有效的政治參與形式,如城市社區選舉、農民工民意通道、農民工工會等,把他們從原始的地緣組織與血緣組織轉移到正式的社會組織中來,暢通農民工利益訴求渠道。通過源頭入會、勞務市場入會、先入會再組織成建制勞務輸出、加強勞務派遣工入會等措施,推進工會組建和發展會員工作,增強工會組織對新生代農民工的 (下轉第87頁)(上接第82頁)吸引力和凝聚力,包括指導新生代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運用工會法律援助中心等機構提供法律援助等。
中圖分類號:F24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2-0037-06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普通勞動力工資呈持續上漲態勢,大部分行業勞動力成本在2005年以后增長加快。這一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農村有效剩余勞動力數量持續下降,普通勞動力供求關系正在發生轉折性變化,因而這種上漲是趨勢性的,應從戰略層面高度重視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問題。
一、我國勞動力成本近年來持續較快增長
近年來,我國勞動力成本持續較快增長,2001~2010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以下簡稱人均工資)從10834元提高到36539元,年均名義增速為14.6%,實際增速為12.4%。分產業來看,采礦業人均工資增速最高,年均實際增速為16.7%,平均工資從2001年的9541元提高到2010年的44196元;制造業人均工資從2001年的9891元提高到2010年的30916元,年均實際增速為11.1%,增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人均工資一直維持在高位,但年均實際增速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為12.0%。第三產業人均工資從2001年的11894.4元提高到2010年的40738元,年均實際增速為12.8%,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見表1)同時,農業勞動力工資也在快速上漲,小麥、大豆、稻谷、玉米生產雇工工資年均增長9%以上,蘋果生產的雇工工資增速達11.3%。
二、農民工工資上漲是勞動力成本上升的直接原因
我國二三產業平均工資水平與農民工工資水平密切相關,農民工工資對農業雇工工資也有重要影響。為分析這種影響,我們計算了相關行業人均工資定基指數及農民工工資定基指數,并測度了它們之間的相關性。
(一)農民工工資在2004年以后持續快速上漲
我國農民工工資長期以來一直處于偏低的水平,并且一度幾乎無增長。但是從2004年珠三角地區開始出現“民工荒”以后,農民工工資出現持續快速上漲。至2011年,外出農民工月平均工資已增長到2049元,與2005年的875元相比增長了一倍多。(見圖1)
從區域看,中西部地區農民工工資增長加快,與東部工資差距明顯縮小。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2011年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均收入2053元,中部地區為2006元,西部地區為1990元,西部與東部的平均工資差距由2005年的15%左右下降到3%左右。
(二)農民工工資對制造業勞動力成本的影響
為了分析農民工工資對制造業各行業勞動力成本的影響,我們計算了農民工實際工資與制造業各行業人均工資定基指數(2005年=100)的相關系數。結果顯示,制造業30個行業人均工資定基指數與農民工實際工資的相關系數都高于0.90,有著非常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農民工工資上漲會帶來制造業各行業勞動力成本的提高。
(三)農民工工資對服務業勞動力成本的影響
從計算結果來看,服務業平均工資定基指數與農民工工資定基指數的相關性更高,除與金融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文化體育和娛樂業三個行業相關系數為0.98外,同其余行業相關系數均為0.99。特別是對于勞動力密集型服務業,農民工工資上漲是其行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四)農民工工資對農業勞動力成本的影響
在理論上,農民工工資上漲會提高農業生產勞動的機會成本,帶動農業勞動力工資上升。從計算結果看,農民工工資與各類農產品雇工工資定基指數的相關系數均高于0.90,說明農民工工資對農業勞動力成本確實有著很大影響。在現實中,農業“用工難”問題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甚至一些地方出現“雇不到、雇不起”的現象。
三、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下降是農民工工資上漲的根本原因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農民工總量持續增長。2011年,全國農民工總數達到25278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人數為15863萬人,較2005年分別增加了12700萬人和6054萬人。伴隨農民工數量持續增長的是“民工荒”現象從沿海向內地蔓延,從季節性向常態化演變。這些現象出現的根本原因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向有限剩余轉變,農民工供求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這種變化必然反映在勞動力價格上。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量大幅下降
自1978年我國農村開始實行以后,農業生產積極性得以激發,勞動力剩余現象日益顯現。根據一般的定義,農村剩余勞動力等于從事農業的勞動力總量減去當時生產技術條件下農業需要的勞動力數量。農業勞動力數量是確定的,而對農業勞動力的實際需要量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測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用不同的方法測算了農業勞動力的實際需求量,雖然各種方法估計的剩余勞動力數量有較大差異,但變化趨勢基本相同。估計的結果顯示,2010年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數量基本上在0.8億~1.1億人之間,平均約為9560萬人。(見表2)從年齡結構來看,農村剩余勞動力以中年以上婦女為主,以剩余勞動時間為主,真正可外出務工的有效剩余勞動力只有不到3000萬人。相對于20世紀90年代,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和剩余程度已經大幅降低,剩余勞動力已經從最初的全面過剩,進入到總量過剩、結構性短缺的階段。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下降對農民工工資有顯著影響
我們以2001年為基期(2001年=100),計算了2001~2010年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變化和農民工工資變化的定基指數。從圖2可以看出,農民工工資變動與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變化高度相關,二者相關系數為-0.95,即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的下降直接導致了農民工工資的上升。
分析表明,農民工實際工資與滯后一年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長期彈性系數為-1.68,即從長期來看,農村剩余勞動力每減少1%,次年的農民工實際工資就會上漲1.68%。二者的短期彈性系數為-1.06,即從短期來看,農村剩余勞動力每減少1%,次年的農民工實際工資會上漲1.06%。長期彈性系數要高于短期彈性系數,說明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對農民工實際工資的提高存在累積、滯后效應,長期影響更為顯著。
四、人口增長放緩及教育發展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人口增長放緩,導致作為普通勞動力主要源泉的農村新增人口數量下降。二是教育發展和高等教育擴招,又導致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農村新成長勞動力數量下降。在剩余勞動力存量不斷被吸收的情況下,二者的共同作用必然使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量、尤其是年齡在40歲以下的有效剩余勞動力數量持續下降。
(一)長時間低生育率導致農村新增勞動力供給逐年減少
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初中畢業生已成為我國新增勞動力的主要來源(或初中畢業后直接工作,或繼續升學后工作)。然而,長時間的低生育率導致農村新增勞動力逐年減少。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初中畢業生數量在2005年達到頂峰后開始連續下滑,2010年比2005年減少373萬人,下降幅度為17.6%。農村初中畢業生數量則在2004年達到峰值后連年下滑,2010年農村初中畢業生比2004年減少398.2萬人,減少幅度達到39.2%。(見圖3)初中畢業生人數的下降直接導致我國新增勞動力供給的減少,特別是農村初中畢業生人數的大幅下降,更是從源頭上減少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供給。
(二)教育發展,特別是高等教育擴招,進一步減少了農村低端勞動力的供給
從2003年到2010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由17%上升至26.5%,普通高等教育本專科招生人數由2003年的382萬人增長至2010年的661萬人,增長超過73%。高等教育的擴招提高了適齡學生接受高中階段教育的積極性,帶動了高中階段教育的發展,導致更多農村初中畢業生升入高中階段學習。從全國來看,初中生畢業后直接工作的人數由2003年的750.56萬人下降到2010年的43.69萬人,減少了94.1%,主要是農村初中生畢業后直接工作的人數大幅下降。這導致低端勞動力(指初中畢業和高中畢業后直接參加工作的新增勞動力)供給逐步減少,2010年比2005年減少327萬人,下降幅度達到27.8%。由于農村初中畢業和高中畢業后直接參加工作的新增勞動力,是我國農民工的主要來源,在農民工需求仍較旺盛的情況下,其快速下降必然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
五、我國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趨勢可能會持續到“十三五”中期
目前,我國農村有效剩余勞動力已不到3000萬人,根據農民工的需求、新增農民工數量綜合預測,這3000萬左右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將在2017年左右轉移完畢。2010~2017年問,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年均將下降6.4%左右。按照剩余勞動力下降速度與農民工工資實際增長速度之間的數量關系推算,這一期間農民工工資年均實際增速將達10.8%。如果再考慮物價水平上漲因素,并假定這一期間CPI年均漲幅為3%,則這一期間農民工名義工資年均將增長14%左右。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未來5年,我國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將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由于農民工工資主要由最低工資和加班補償構成,從政策層面來看,未來農民工工資實際增速不會低于13%。由于農民工工資與制造業、低端服務業、農業雇工工資高度相關,因此,從“十二五”到“十三五”期間,這些行業普通勞動力工資名義增速也將保持在14%左右。我國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趨勢可能會持續到“十三五”中期。
六、積極應對勞動力成本趨勢性上漲的對策建議
勞動力成本上升會增加行業成本,對行業競爭力和產品價格產生一定影響。但同時,勞動力成本的持續上升會改變生產要素投入比例,增大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的相對重要性,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產品附加值提升;對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和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積極作用,有利于促進消費增長。因此,面對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的趨勢,一方面要充分認識到這一趨勢的合理性和積極意義,進一步采取措施改善勞動者社會保障和福利水平,切實維護勞動者權益,在提高勞動力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讓勞動者充分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另一方面,也要加大教育和培訓的投入,提高勞動者技能和素質,增強農民工在城鎮就業居住的穩定性,鼓勵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減輕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負面影響。
(一)加強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勞動力質量
在繼續做好在崗農民工技能培訓的同時,更加重視對農村富余勞動力、“兩后生”的技能培訓,加快發展農村中等職業教育,積極發展高等職業教育,培養適合市場需求的高級技術工人,從源頭上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素質,適應和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二)推進農民工融入城市,形成穩定的產業隊伍和中產階層
從農民工的現實需求、地方政府的財力基礎等實際情況出發,鼓勵各地通過降低落戶門檻和公共服務均等化并行,推動農民工市民化,使農民工成為穩定的產業工人和城市中產階層。對于已在城鎮穩定就業、穩定居住的農民工,應進一步降低落戶門檻,使之成為市民并享受市民待遇;對于市民化能力較弱的農民工,以及市民化成本較高的地區,應以農民工最關注的住房、子女教育等基本民生需求為重點,使相關福利與戶籍脫鉤,讓農民工部分享受市民待遇。
(三)鼓勵設備和技術投資,用資本和技術替代勞動
職業教育是以就業為導向的教育。社會的需要,就是就業的保障,這是決定職業教育是否具有吸引力的重要標準之一。
職業教育的思想源于清末出現的一所實業學校。20世紀初,有“北洋實業權師”之稱的周學熙,主張“工學并舉”,強調教學要“教、學、做”合一,堅持“既習其理,又習其器”的教學方法,現在“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傳承了當時“工學并舉”的思想改革開放以來,職業教育作為一種為國家培養直接面向生產的技能型人才教育,其重要性日益顯現。中等職業教育定位就是在九年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培養高素質勞動者。“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成為職業學校的辦學方針,“工學結合、校企合作、頂崗實習”也成為符合中國特色的人才培養模式。
舉辦職業技能大賽不僅能檢驗學生的技能水平,同時也檢驗學校的師資力量與課程建設水平,是一場從學生到學校、到地區的全方位檢驗。職業學校還應進一步貼近企業需求,培養更多適應產業需求的高素質合格人才。近年來,各地中等職業學校積極舉辦各類職業技能大賽活動,引導了職業教育的教學改革方向,對于促進中等職業教育又好又快發展起到了重要助推進作用。
一、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
學生的學習興趣是潛能開發的激發點。中職學校要重視學生的興趣學習、自主學習、探討學習、創造思維的培養,培養學生有發現問題的水平,有研究問題的能力,有解決問題的真本事。中職學校的生源多來自中考失利或學習基礎較差的初中生,學習上欠缺積極性,加上傳統的教育模式多是以傳統課堂理論教學為主,實驗室教學為輔,技能訓練環節相對薄弱,這種教學方法,使本來知識基礎薄弱的學生更易產生厭學情緒,影響課堂教學效果。據調查,一年級新生的流失率最高,許多學生反映學習理論基礎過于枯燥,接觸不到實際工作技術,于是干脆一走了之。這就反映出傳統教學模式的缺陷,不利于學生操作技能的訓練和培養,無法真正激發學生學習技術的積極性,很難培養出擁有精湛技術的實用型人才。
各級職業技能大賽的舉辦極大的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準備比賽的過程,就是學習提高的過程,有老師的指導,同學的合作幫助,作為學生,每個人都希望在學習的過程中有參加大賽的機會,對學到的技能和心理素質是一種直接的磨煉。激烈的競爭還可以激起學生的競賽意識,學生們通過參加各類技能大賽展示自己的實力,增強了學習的興趣和信心。同時帶動周圍同學的學習興趣和學習熱情,在整個校園中形成人人比技術,人人爭第一的良好氛圍。
二、推進中職教學體制創新,從校企合作走向校企一體
“普通教育有高考,職業教育有技能大賽”,這是我國教育制度的一項重大創新。要培養高素質的技能型人才,特別是行業企業發展急需的人才,必須加強職業學校與行業、企業的聯系,聯合辦學,合作培養,改進人才培養模式。推行“訂單”培養式的職業教育。鼓勵行業、企業參與職業學校的教育活動,如參與課程設置、安排實習、提供設備等,同時,企業能夠優先錄用畢業生。一些學校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辦學模式,學生經過培養,從學小走向社會時已經是技術能手,很受企業歡迎。
職業技能大賽的定位是技能比賽與專業教學改革相結合、系統組織與行業企業參與相結合、個人與團隊協作相結合,這對于引領職業學校專業教學改革、促進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具有重要作用。確保中職學校高度重視實踐教學環節,打造技術型人才,為社會輸送合格“藍領”。
目前許多中職學校紛紛開展工學結合教學模式,把工廠、車間辦在學校內,教室既是課堂,又是實訓車間,具有仿真企業的作用。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動手與動腦同時進行,學習效率大大提高,贏得學生們的廣泛稱贊。這也要求中職學校的課程和專業設置不斷更新,貼合市場,才能更好地滿足社會生產的實際需要,為畢業生提供良好的就業和創業平臺。
在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舉辦的同時,中職教育改革發展成果也在漸漸拉開帷幕。不少中職學校已改變了過去由學校主導、靠關系聯絡為主的淺層次校企合作,轉變為由企業主體、學校主導,以利益為共同前提,以產權為紐帶,以制度創新為保障的深度融合,共建校企共同體已成為一種發展潮流。學校負責引入社會資源,改革管理架構,創新培養模式;企業負責提供實訓場地、設備和崗位。人才培養從單一模式向多元模式轉變,打造“應用型人才培養鏈”,就業從數量向質量轉變。引入企業對接學校專業,企業技術專家兼職客座教師,學校專業教師擔任企業技術顧問,實習實訓學生直接進入企業崗位,開創了一條產學雙贏的新路子。
三、擴大學校知名度,有利于學生就業
各級職業技能大賽的舉辦是職業學校辦學的一個方向標,是市場需求人才類型的一個航標燈,中職學校辦學必須貼近企業、貼近行業、貼近地域經濟,培養出來的人才必須是市場上最需要的。全國各級職業技能大賽是一個教育質量展示、專業技術交流的平臺,學校在大賽中取得了優異成績,是向企業和社會客觀地反映了學校的辦學實力和人才培養質量,學生的實力將會得到企業的重視,從而為自己贏得很好的發展機會。這讓企業和社會更青睞信任學校,也決定了校企合作必須更深入、更持久地走下去。學校與企業合作的訂單式培養,使學生一入學即可解決就業問題。為中職畢業生的就業提供了良好的途徑,大大提高了中職學校畢業生的競爭力,對學校的長遠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四、有利于加強師資力量建設
2健全城鎮低保動態管理機制。繼續實施低保對象審批評議制度,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城鎮低保標準的救助對象,要按規定及時辦理漸退手續。做好政策宣傳和思想教育工作,鼓勵引導其通過自身或子女就業再就業,增加家庭收入,擺脫貧困。
3落實城鎮低保資金和工作經費。縣財政部門要根據我縣城鎮低保人數變化、補助標準和資金需求,年度預算中安排相應補助資金和必要的低保機構工作經費。以上工作由縣民政局、財政局組織實施。
二、加快推進醫療救助工作
1建立城鎮醫療救助制度。繼續實施《縣城鎮特困居民重大疾病醫療保險救助實施辦法》《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實施辦法》《縣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和《縣農村貧困家庭醫療救助制度》年,建立資金來源有保證、管理制度化、操作規范化的城鎮困難居民醫療救助制度。要建立城鎮醫療救助基金。以定點醫院、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為依托,采取事前救助與事后救助相結合的方式,對城鎮貧困居民實行分類救助,實施定額救助。要建立平價醫院,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興辦面向城鎮困難群眾的慈善醫院、零利潤藥店等醫療機構,為城鎮困難群眾提供優質、低價的醫療和購藥服務。由縣衛生局、財政局、民政局和勞動局負責。
2加強城鎮醫療救助資金籌資和管理。通過縣財政預算安排、上級補助資金、專項彩票公益金、社會捐助等渠道,建立城鎮醫療救助資金。城鎮醫療救助資金由縣財政局設立專戶管理、專款專用、加強監督、收支平衡。由縣財政局負責。
3繼續實施城鎮困難群眾就醫“優惠卡”制度。縣衛生部門要進一步完善就醫“優惠卡”制度和辦法。各鄉鎮衛生服務機構特別是定點醫院(病房)要開辟綠色通道,保證正常醫療服務和技術水平的前提下,對憑有效身份證和“優惠卡”就醫的城鎮困難群眾,掛號、治療、常規檢查、普通床位等費用方面實行優惠辦法,按醫藥費總額的10%予以減免。由縣衛生局負責。
三、加大貧困家庭教育救助力度
1落實義務教育救助政策。一是城鎮貧困家庭學生或因災、因病造成家庭困難的學生和家庭困難的少數民族、孤殘學生,均享受國家補助寄宿生活費政策。二是保證農村社會福利機構收養的孤兒、棄嬰和流浪兒童,能接受免費義務教育;進城務工人員特別是農民工子女,能接受義務教育。三是接受普通教育的殘疾兒童、少年,入學率達到健康兒童、少年同等水平,接受特殊教育的三類殘疾兒童、少年,入學率達到國家要求。
2深入實施城鎮特困家庭子女就學救助工程。一是保證救助工作的連續性。按照包保學生對接名冊,要在規定時限內完成對接任務。二是保證救助工作的均衡性。設定最低生活資助標準:小學生每學年200元、初中生每學年300元、高中生每學年600元。三是保證救助工作的應急性。對于因突發事件、意外傷害造成的貧困學生,及時給予救助。
3建立職業教育貧困學生助學制度。建立以學生參加生產實習為核心的助學制度,大力推行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培養模式,力爭做到學生在最后一學年到企業等用人單位頂崗實習,獲取一定報酬,用于支付學習和生活開支。建立學費減免制度,學校每年要安排不低于事業收入5%資金,專項用于貧困家庭學生的學費減免。
4爭取國家專項資金。積極組織申報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明德獎學金等專項扶助資金,資助貧困家庭學生順利完成學業。由縣教育局負責。
四、切實緩解困難群眾住房困難
1完善縣城廉租住房保障制度。進一步研究完善《縣城鎮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辦法》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從土地出讓凈收益中提取10%左右的資金,專項用于縣城廉租住房建設。對縣城符合條件的城鎮低保對象,采取發放住房租賃補貼、實物配租和租金減免等形式給予廉租住房救助,切實解決最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由縣財政局、建設局、國土資源局負責。
2落實棚戶區改造安置和生活費用減免政策。對縣城棚戶區改造中需要拆遷的城鎮困難家庭,采取貨幣補償、回遷(產權調換)現房(二手房)廉租住房等形式安置的城鎮困難家庭,回遷低保戶與經營企業協商,可適當減免物業管理費、電費等費用。以產權調換方式安置的城鎮困難家庭,其合理擴大面積部分是公產的采取廉租的方式供其居住,租金標準不能高于我縣公產房平均租金的50%同時,對在縣城居住的城鎮低保對象,按全年衛生費額度的20%給予減免;縣城集中供熱范圍內的按每平方米20%給予減免取暖費;自來水供應范圍內的按20%給予減免水費。對購買商品樓的城鎮低保戶,將根據我縣出臺的相關政策給予適當減免。由縣建設局負責。
3建立農村困難家庭住房救助制度。按照“政府補一塊、集體助一塊、個人出一塊”籌資模式,采取新建、改造修繕、置換、部門包保、互助出工等方式,對農村困難家庭給予住房救助。如因遭受自然災害新出現的倒、危房戶,采取以上方法予以解決,由各鄉鎮政府組織實施。
五、推進困難群眾就業再就業
落實就業再就業扶持政策。對符合條件的零就業”家庭及殘疾人,家庭成員在法定年齡內、有勞動能力和就業愿望的可以申請《再就業優惠證》提供免費職業技能培訓和即時就業援助;對自主創業、自謀職業的提供免費創業培訓和職業技能培訓,享受稅費減免、小額擔保貸款等相關扶持政策。加大公益性崗位開發力度,優先提供公益性崗位,并為從事公益性崗位工作的困難群眾提供崗位補貼,按規定享受與其勞動合同期限相應的社會保險補貼。農村“兩后生”未升入上一級學校的初高中畢業生)納入農民工培訓范圍,享受相應的培訓補貼政策。
開展再就業援助活動。積極開展“春風行動”等再就業援助活動,為困難群眾送政策、送服務、送崗位、送補貼、送溫暖,提供即時就業援助。開展勞務輸出送崗位活動,將就業崗位和就業維權政策直接送到困難群眾家中,大力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由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組織實施。同時,低保對象從事各種有利于改善生活條件的生產、服務、經營等活動,符合“再就業優惠證”減免條件的工商部門免收注冊登記費;低保對象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符合市容規劃和管理要求的同等情況下,建設部門優先審批經營場地,適當減免有關費用,衛生防疫部門免收體檢費。
六、為困難群眾提供法律援助
完善法律援助機制,加大法律援助投入。全縣各鄉鎮和社區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面向城鎮困難群眾提供法律服務。法律援助人員在辦理法律援助案件依法調查取證時,相關部門及個人要全力配合。當事人以法律援助決定為依據,向人民法院申請司法救助的人民法院不再審查其是否符合經濟困難標準,應當準許,先行對當事人作出緩交或減交訴訟費的決定。當事人以人民法院給予司法救助的決定為依據,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機構不再審查是否符合經濟困難標準,應當直接作出給予法律援助的決定。司法鑒定、評估機構,對法律援助案件的受援人申請鑒定、評估的費用實行緩交或減免的辦法。經法律援助機構批準,獲得法律援助的受援人申請人身傷殘鑒定、親子鑒定、筆跡鑒定以及財產評估等,所涉及到相關費用,待受援人勝訴后,由法院督促其向鑒定部門補交實際需交納的費用;如受援人敗訴,交納鑒定費用確有困難的由法律援助機構承擔相關費用。由縣司法局協調相關部門組織實施。
七、做好特殊人群的社會救助工作
加強農村五保供養工作。縣民政局要切實強化農村五保供養工作的管理和服務,縣財政局要按照規定落實五保供養資金。并隨著我縣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適時調整農村五保供養標準,保證農村五保供養標準不低于我縣農村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
加大城鎮貧困老年人的救助力度。抓好五保供養的基礎上,逐步完善貧困老年人生活保障、社會養老、醫療衛生服務、文化娛樂服務、維權服務、社會救助服務和信息服務等各項服務功能,通過政府出資購買公益性崗位,為社區以及農村社會福利中心配備服務員,為城鎮困難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日常服務。由縣民政局和財政局組織實施。
實施殘疾人專項助困工程。繼續實施“互助關愛”和“自強就業”助殘工程,推動殘疾人救助工作全面開展,努力解決殘疾人在康復、就業、教育、生活等方面的突出困難。由縣民政局、殘聯組織實施。
八、加快救助設施建設步伐
加快農村社會福利中心建設。積極爭取上級專項補助資金,加大縣鄉兩級財政投入,多方籌措社會捐助,采取各種有效措施,確保每個鄉鎮有一所社會福利中心,做到全面覆蓋,促進我縣農村社會福利事業全面健康發展。
加強流浪未成年人救助工作。各鄉鎮要加強未成年人救助保護工作,利用我縣救助管理站的作用,對流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實行分區管理,切實保護流浪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為他提供良好的臨時救助服務。由縣民政局組織實施。
九、完善災害應急救援系統
加強救災救濟工作。提高災害緊急救助能力,確保災民的吃飯、喝水、穿衣、醫療、住房等生活需要。逐步完善救災物質儲備工作,提高抗災自救能力。加強救災資金的管理,保證救災資金發揮救急救困的作用,提高受災群眾口糧補助標準,安排好冬令、春荒期間災區群眾的基本生活,確保每人每戶災民不出問題。由各鄉鎮政府和縣民政局組織實施。
中圖分類號 G719.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4)20-0089-04
學校職業輔導能為學生形成職業觀念、掌握職業技能、規劃職業生涯提供至關重要的幫助。國內學校職業輔導自1990年代以來得到長足發展,但在職業輔導覆蓋面、職業輔導質量、職業輔導內容等方面都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本文通過對與中國具有相似文化背景和經濟發展歷程的韓國和新加坡學校職業輔導發展的研究,發掘有利于我國學校職業輔導專業發展的經驗。
一、文化背景與學校職業輔導
個人職業觀念受國家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韓國傳統文化與儒家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儒家文化中的等級觀念和家國情懷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韓國人的職業決策。韓國人認為,個人職位不僅僅是個人成就和社會地位的指標,還是家族榮譽的象征[1]。為此韓國學生致力于追求高標準的學術成就,并希望藉此獲得高收入和高社會地位的職位,不管該職位是否符合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特點[2]。因此,學校提供的職業輔導也大多是提供就業信息和求職技巧,而非全面的職業發展策略。這種情況在2008年以后才得以改善,學校能提供關于學生個人能力、職業潛力與備選職業擬合程度的建議,提供如何從職業發展過程中獲得幸福感和發展自我意識的方法。另一個與文化背景相關的現象是,韓國初中和高中職業輔導與大學職業輔導相比力量相對薄弱,這是因為在高學業成就期望下,超過99%的初中生和超過80%的高中生都進入高一級學校就讀,暫時沒有擇業壓力,職業輔導需求并不旺盛。
相對而言,新加坡的學校職業輔導開展得更加全面和徹底。在完成四年的中學學業后,一部分成績優秀者可以直接進入大學學習,其他學生可以選擇工藝學院或理工學院學習職業技能,或進入大學預科班(初級學院)學習,還可以直接就業。由于學生可以選擇在中學、工藝學院、理工學院以及大學畢業時進入工作崗位,新加坡的學校職業輔導在從中學到大學的各個層面都得到了充分發展[3]。各級學校都配備專職就業輔導教師,輔導內容包括評估學生職業輔導需求、個人咨詢和團體輔導、介紹職位申請和面試技巧、交流職業決策和問題解決技能、實景課堂和實習、組織職業供需活動等,還專門開設就業輔導課程來指導學生形成正確的職業觀念、作出正確的職業決策和職業生涯規劃。在中學階段,新加坡學生家長與韓國父母一樣對中學生的學業成績抱有較高的期望,不希望課外工作或過多的職業輔導課程影響學生學業進步,所以新加坡的中學職業輔導課程采取專門課程講解和其他課程滲透的方式進行[4]。專門課程講解指政府希望每所中學每周至少開設一節課(35分鐘)專門介紹自我認知和職業發展知識,由專職職業輔導教師授課;滲透方式指其他科任教師在教學中滲透職業輔導的知識點。這種混合的職業輔導方式既克服了就業指導課程占用太多教學時間的問題,消除了學生家長的疑慮,又保證學生能接受到長期、全面的職業輔導。
學生尋求職業輔導的主動性不高是韓國和新加坡職業輔導共同面對的問題。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亞洲學生認為教師的工作是傳授知識而非職業指導,他們更愿意與家長和企業主探討職業發展的問題[5][6];二是亞洲學生不太愿意與咨詢師面對面探討自己的人格和情緒問題,而指導韓國和新加坡職業輔導的理論大多是歐美主流理論,這些理論從心理測量理論出發,通過評估個人人格、能力、態度等發現問題,并提出有助于問題解決的建議,學生接受評估時容易有自我貶損和挫敗感,這降低了學生尋求職業輔導的主動性。新加坡教育部提供的網絡咨詢服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面對面職業輔導帶來的尷尬,但如果想徹底解決尋求輔導主動性不高的問題,建立政府、學校、企業、家庭四方聯動的職業咨詢體系似乎更有效果。
二、經濟發展與學校職業輔導
新加坡自1965年建國后只經歷30多年就完成了從第三世界國家到發達國家的轉變,學校職業輔導隨經濟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7]。第一個階段是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經濟發展的目的是鞏固國家的獨立,最急切的教育目標是提高民眾的閱讀能力和勞動者素質,這一階段學校職業輔導的主要方式是獲取與職位相關的信息。第二階段是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經濟發展的目的是鞏固和擴大國家經濟的國際影響力,教育目標的著眼點在于提高職業教育效率,前文所述的專門課程講解和其他課程滲透兩種職業輔導方法在政府的推動下得以實施,職業教育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同時中學階段職業輔導也得以迅速發展:截至1993年,所有150所中學都參與了新加坡教育部主導的“教牧關懷和職業引導項目”,從中學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學生也得到較好的職業輔導。第三階段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現在,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經濟結構的多元化和優化組合。目前新加坡已發展成為東南亞地區重要的金融中心、運輸中心和國際貿易中轉站,未來新加坡希望成為富有活力、穩定的知識性產業中心,因此需要大量的知識和技術工人。教育目標的著眼點也從提高效率轉移到發展能力,為經濟發展培養高度分工的應用型人才。這一時期,學校職業輔導的內容包括:利用課程開展個人咨詢和團體輔導、傳授工作申請和面試技巧、分小組練習職業決策和問題解決能力、參觀工廠和工作實習(讓學生有機會了解真實工作情景和獲得直接的工作經驗),等等。職業輔導教師的主體也從單一的學校職業教師轉變為涵蓋學科專任教師、職業咨詢師、父母、企業主等各方有關人員,這些變化都適應了經濟和教育對于學生能力的需求。
韓國學校職業輔導也隨著經濟發展歷程發生著變化,在兩個關鍵事件上發揮了重要作用[8]:一是自199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韓國國內的經濟陷入長時期的衰退,畢業生的就業機會更少,薪金更低,韓國大學職業輔導幫助畢業生發展申請職位和面試的技巧,培養問題解決能力,并幫助畢業生樹立克服困難的信心,努力使更多畢業生進入理想的工作崗位;二是在2010年以后,韓國超過700萬的嬰兒潮一代(出生于1955-1963年)逐漸退休,但相對低廉的退休金導致他們重新進入就業市場,對大中學畢業生的就業造成一定擠壓,韓國學校職業輔導重視分析退休人員再就業的方向,以幫助畢業生調整就業方向。
三、對我國大學生職業輔導的啟示
(一)建立全覆蓋的學校職業輔導體系
首先是輔導對象的全覆蓋。與新加坡的學校職業輔導不同,我國目前的學校職業輔導大都集中在大學,中學階段的職業輔導開展的并不普遍,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學畢業生不需要職業輔導。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從初中到高中(含職業高中)、從高中到大學(含各類高職)的升學率逐步上升,如2012年初中升學率為88.4%,高中升學率為87.0%。雖然我國的初中和高中升學率較高,但仍然有10%以上的學生并未升入高一級學校就讀,他們當中有很大一批人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但幾乎沒有接受過任何的學校職業輔導。只有將學校職業輔導覆蓋到中學階段才能幫助他們形成正確的職業觀念。
其次是輔導主體的全覆蓋,建立學校、家庭、政府、企業合作的職業輔導體系。高校應為大學生做好職前知識、技能和心理準備,并定期開展入職后跟蹤,評估高校職業輔導效果;家庭應鼓勵大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規劃職業生涯;企業應依據每位大學生的優勢進行人員配置,并為新入職員工配備優秀的員工導師,指導其克服新手期遇到的問題;政府應設立更多的社會輔導機構,啟動專業的職業輔導項目(如創業輔導項目、專項職業技能培訓項目、職業適應和發展能力提高項目等),完善青年創業扶持政策和失業保障制度。
再次是輔導周期的全覆蓋。學生職業輔導周期應該包括在校學習期和校職過渡期。校職過渡期(college/university to work)指成年初期(18-25周歲)勞動力從學校進入勞動力市場所經歷的社會角色轉變時期[9],一般涵蓋畢業年級和畢業后3年,共4年時間。校職過渡期的經歷對勞動力形成積極正面的職業觀念、掌握熟練的職業技能、構建切實可行的從業計劃和遠大的職業理想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學生職業輔導應該將幫助學生順利實現校職過渡作為重要目標之一,將畢業生在校職過渡期的常見問題作為職業輔導的選題,增強學校職業輔導的針對性;將畢業生在校職過渡期的表現作為學校職業輔導有效性的指標,增強職業輔導評估工作的實效性;通過網絡通訊工具和在線自助職業輔導程序提供入職后輔導,提高職業輔導的時效性;聘請順利完成校職過渡并取得良好業績的畢業生為職業輔導教師,以具體生動的事例開展職業輔導。
(二)適應經濟發展需求,提高學校職業輔導發現和培養人才的能力
學校職業輔導一般包括信息、測量、評估三階段。信息階段指學校只為學生提供職業和職位方面的信息,供學生查閱和參考;測量階段指學校職業輔導教師使用一些成熟的量表測量學生的人格或能力特質,并以此為基礎向學生推薦合適的工作;評估階段主要從崗位職責的角度出發,分析評價大學畢業生的能力優勢和劣勢,幫助畢業生改善劣勢以滿足崗位需求,為達到良好的工作業績創造條件。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需要大量高度分工、各具特色的專門人才,但現階段的學校職業輔導呈現三階段并存、以提供信息為主的特點,并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為提高學校職業輔導水平,需要更多地使用測量和評估手段開展職業輔導,發現學生的優勢,指導學生形成獨特的技能。以下三種措施有助于學校職業輔導發現和培養人才:一是提高學校職業輔導教師應用各種量表開展職業輔導的能力,特別是解釋和應用測量結果的能力,為正確區分和發現學生的獨特優勢打下智力基礎。二是加大兼職職業輔導教師的比例。學校應從企業聘請業績突出、經驗豐富的優秀員工,擔任兼職職業輔導教師,指導學生做好入職的心理和能力準備,以及對行業變化的敏銳洞察力,指導學生應對經濟環境和工作環境的變化,提高學生的職業適應力,并根據切身體會為學生樹立職業理想和規劃職業生涯提供建議,為學生迅速成長為領域內專家提供幫助。三是提高人機交互職業輔導質量。鑒于中國文化含蓄、內斂的特質,很多大學生并不愿意公開尋求輔導教師的幫助,為此,學校職業輔導應結合人機交互職業輔導軟件的匿名和遠程交流等特點,利用網絡開展針對測量結果的個性化職業輔導,在提高職業輔導覆蓋面的同時保證輔導質量。
(三)適應社會變革需求,開展專題性職業輔導
專題性職業輔導指針對某一帶有普遍性的職業問題開展的職業輔導,其優勢是輔導目標明確、針對性與實用性強。隨著社會發展變革,國人的職業觀念發生巨大變化,強調職業發展應以終生學習和工作能力的進步為基礎,強調享受職業成功帶來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強調在職業發展過程中實現自我價值,為此終生學習能力、應對和調適職業壓力能力、發展職業流動性、獲取職業成就和幸福感等專題應該成為學校職業輔導的內容。隨著現代企業對員工能力的要求越來越具體,各種能力培養受到政府和學校的重視。2007年,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職業技能鑒定中心頒布的《職業核心能力培訓測評標準(試行)》確定了七種職業核心能力:與人交流、數字運用、信息處理、與人合作、解決問題、自我學習和創新能力,其中,與人交流、與人合作、自我學習和創新能力,可以成為學校職業輔導的專題。相較新加坡專門課程講解和其他課程滲透相結合的職業輔導模式而言,專門課程講解和專題職業輔導相結合的方式更具針對性和靈活性,能更好地滿足社會變革對學校職業輔導的需求,取得更好的輔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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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Career Counseling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in Korea and Singapor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IU Yan-ling, ZHANG Y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