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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經濟轉軌；管理機制；生態環境效應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3）01-0019-05

一、引　言

國內外學者關于經濟轉軌的研究比較多，但對其還沒有形成一個確切的定義。經濟轉軌也叫“經濟轉型”或者“經濟過渡”，主要研究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社會主義世界計劃經濟消解、市場逐步形成的這一過程（胡德寶，2010）[1]；經濟轉軌主要是指社會經濟從一個歷史階段向另一個歷史階段的轉變，具體而言主要是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唐末兵，2005；光，2007）[2][3]；轉軌經濟一般情況下，就其原來意義來說，無論“過渡經濟”、“轉軌經濟”，還是“轉型經濟”，其含義并無太大區別，均指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制度轉換（張仁德，2006）[4]。綜上所述，許多學者基于傳統經濟學的視角將經濟轉軌定義為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筆者認為經濟轉軌內涵非常豐富，不應僅僅指對資源配置方式起重要作用的體制的轉變，還應包括發展模式、發展要素、發展路徑的選擇。

目前關于經濟轉軌的研究內容多集中在傳統經濟學領域，例如市場化轉軌過程的描述和分析[3]、轉軌經濟比較方法論[4]、經濟轉軌過程中自然壟斷行業規制改革及績效差異[5]、轉軌經濟中的國有企業重構[6]、經濟轉軌不確定性對我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7]、轉軌路徑、經濟增長與轉軌理論范式研究[8]、經濟結構對體制轉軌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9]等。然而，經濟轉軌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上述社會經濟效應，它還改變了企業的運行模式和政府的管理模式，對企業的生態環境決策和政府的生態環境管理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帶來生態環境質量的改變。但當前對于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生態環境效應研究比較少，主要有李國柱、馬樹才從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國經濟體制轉軌與生態環境質量的關系[10]；侯偉麗從定性角度分析中國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的效應[11]；季斌、沈等從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效應[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經濟轉軌帶來的生態環境效應，對于區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續發展機制有重要的意義。

二、經濟體制的基本類型和特征

張春霖認為經濟體制是人類為解決資源配置和動力問題而確定的一組機制，包括決策、信息、激勵、約束的機制，強調所有制和協調機制并不是經濟體制的構成要素，進而又把上述四種機制分為兩組，即決策—信息機制和激勵—約束機制[13]。張仁德認為經濟體制是借助于經濟體制實行資源配置的一整套經濟系統，或者說是對資源配置作出決策和執行這一決策的一整套組織安排[14]；樊綱、光認為經濟體制是一定的經濟制度或者生產關系所采取的具體組織形式和運動方式，包括社會組織和管理經濟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經濟運行機制[15]。上述定義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經濟體制的特征，筆者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對經濟體制的含義進行重新界定。經濟體制主要是指資源配置的方式，這種方式也可以認為是在一系列機制運作下的制度安排，不僅僅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和企業所有制結構，還包括整個國民經濟的管理體系和制度，主要分為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兩種。計劃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政府在整體的宏觀調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經濟布局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計劃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方式、國家通過指標的方式直接管理企業、國家所有制是經濟體制的基礎、強調國家利益等[16]；市場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市場在微觀經濟領域、日常生產經營活動和有關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場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高效率地配置資源，生產者和消費者是決策的主體，追求個人、企業利益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17]。

三、計劃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公地悲劇”的產生

馬歇爾·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曾對這個問題有過簡練的描述，計劃經濟形成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經濟的偏離，由于不存在資源的私有產權，工廠經濟不必為其使用的土地和資源付費，這就導致了對資源的過度使用。從理論上講，計劃經濟體制可以避免外部性問題，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處置資源時，真正的“公地悲劇”才會產生。整個社會或者多個單位共同占有公共資源，公共資源的產權清晰而使用權模糊，經濟主體往往可以以較小的成本就可以獲取公共資源，最終會使公共資源枯竭[18][19]，計劃體制對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業將追求利潤作為經濟業績，也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和污染了生態環境。此外，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生態環境政策、制度、觀念不完善，往往導致資源的過度使用和生態環境污染。另外，國家作為社會成本的承擔者和強制執行者，僅具有純理論的意義，企業使用資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運營機制和價格機制也加速了資源的過渡利用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力度；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制定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也對資源生態環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重工業為重心的工業建設、和化運動造成了資源的大量浪費、“大三線”和“小三線”建設使得錯誤的工業布局引發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方針忽視生態規律，造成生態生態環境的極大破壞。

（二）重工業優先發展趕超戰略的負作用

由于當時的國際背景和國內背景，迫切需要盡快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盡快實現工業化，我國采用蘇聯的工業化發展戰略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道路，然而重工業這種資金、資源密集型產業并不符合我國的優勢，因此重工業的發展必須在扭曲的宏觀政策中得以生存和發展。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業結構是生態環境效應的主要因素，是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主要驅動因子[20]。縱觀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計劃經濟時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國重工業化時期大致分為五個時期，即1949年～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重工業優先、“一五”期間的重工業化、“二五”期間的“”對重工業的強化、1961年～1964年對“”的糾正、1965年～1978年備戰和三線建設對重工業優先的再次強調[21]。長久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的畸形產業結構，重工業的發展不僅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而且使生態環境破壞嚴重。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研究員認為重工業一般具有兩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傳統的重工業發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發展道路，重工業的過度發展造成本來已經很脆弱生態生態環境加速破壞；二是資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業的加速發展必然使得本來已經非常短缺的水、土、煤、電、油等基本資源高度緊張，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群眾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負效應的影響[22]。

四、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正效應

1.　市場機制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市場經濟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場機制或稱為價格機制，市場機制在反映資源稀缺性、提高資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微觀層面上，企業對于市場上的價格信號能夠做出靈敏的反應。市場價格的波動，及時地反映出市場對各種產品的需求，以及各種資源的稀缺程度，通過企業的自發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動，經過一定的過程，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23]。宏觀層面上，由于堅持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宏觀調控，價格信息真正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作用，市場經濟體制資源配置實現較計劃經濟體制高的效率。以水資源為例，研究表明，市場發育程度越高，水資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無償供水或者低價供水，城市生活和工業用水的價格也是嚴重扭曲，極為嚴重浪費水資源[25]。由于水資源的無價或低價，使用者很難通過技術創新來減小成本，據調查灌溉農田比噴灌、滴灌分別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劇了水資源的浪費，還造成了土地鹽漬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態生態環境問題出現。市場經濟體制下水資源有償使用法律、辦理辦法等明確規定了各類用水全面實行有償使用[26]，不僅使供水單位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而且對節水工作的開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經濟杠桿的作用。另外，市場機制促進了非國有企業的發展，集體、三資、私營等各種產權類型的企業大量出現，這些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開了競爭。市場機制的引入建立了資源市場，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擴大。

2.　市場化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全要素增長率和產出增長的貢獻率遠高于傳統經濟時期，這將有利于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及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由來已久，政府多次強調轉變經濟方式卻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學者樊綱認為歸根結底這不是認識、管理、政策問題，也不是發展戰略問題，而是體制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國外延式發展的問題不可能根治[28]。劉國光學者也認為，相比較而言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對經濟增長方式制約性更大，這種制約性不僅反映在微觀層次的企業經營機制上，而且體現在宏觀層次的經濟調控體系和調控手段上[29]。劉傳江學者認為傳統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因其忽視個人利益和經濟激勵、排斥市場制度與市場機制，因而不僅會因為缺乏技術創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勵和動力機制而內生出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還決定了這種增長方式的鎖定狀態[27]。上述觀點表明，經濟體制轉變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應該是同步的，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化可以通過三個渠道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第一，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形成靈活、準確反映各類自然資源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逐漸替代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資源價格體系，從而為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和優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價格幾乎全部決定市場上供需變動的產品，受指令性價格影響的工業品占工業總產值的份額較低；第二，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通過市場調整，形成有別于計劃經濟體制的高度化和協調化的產業結構；第三，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促進企業研發和采用新技術以在競爭中保持優勢，以增進資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態環境污染程度。

3．　市場化有利于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

生態環境政策是協調發展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矛盾的手段，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延伸和實現其發展目標的重要調控手段[30]。生態環境政策包括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生態環境法規制度、生態環境公眾參與等三個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環境經濟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資源生態環境稅收等方面，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對于降低生態環境保護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減少政府補貼、擴大財政收入以及提高公眾生態環境意識諸多方面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漸進的改革時期，這些帶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生態環境政策與市場經濟手段相結合，比較有效地緩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兩種手段，一種是政府干預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環境資源稅、環境污染稅或排污收費、環境保護補貼、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種是市場機制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自愿協商制度、污染者與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權交易制度等。近年來國家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環境價格和收費改革、綠色資本市場完善、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排污交易市場的試點、綠色貿易和綠色保險的實現、環境污染責任強制保險、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綠色信貸和銀行綠色評級、企業環保債券等體現了我國環境管理的市場手段更加健全，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日臻完善，注重市場機制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作用。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負效應

市場經濟相對于傳統經濟體制在經濟發展、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市場經濟體制的調節有以下缺點：①只能解決微觀經濟平衡問題，不能解決宏觀經濟平衡問題；②市場機制只能反映現有的生產結構和需求結構，而不能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的目標和結構；③市場機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競爭為前提的，而現實條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壟斷等因素下難以實現充分競爭；④許多社會消費的公共產品難以通過正常的市場價格機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態環境資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屬性使得市場經濟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相反有些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反而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變得更加惡化。

一方面生態環境和資源往往屬于公共財產，破壞生態環境、浪費資源將會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但卻可以降低生產者的邊際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費者的邊際私人效應。換句話說，對于外部性的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來說，市場機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場機制往往只能反映[前和局部利益，難以解決長遠和整體利益，因此市場經濟難以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32]。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體制轉變僅僅30年的時間，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轉變卻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我們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在制度方面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由于生態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往往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卻能給企業和消費者帶來[前與局部利益，然而企業和消費者行為的不規范就表現為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惡化。

篇（2）

經濟體制的基本類型和特征

張春霖認為經濟體制是人類為解決資源配置和動力問題而確定的一組機制，包括決策、信息、激勵、約束的機制，強調所有制和協調機制并不是經濟體制的構成要素，進而又把上述四種機制分為兩組，即決策—信息機制和激勵—約束機制[13]。張仁德認為經濟體制是借助于經濟體制實行資源配置的一整套經濟系統，或者說是對資源配置作出決策和執行這一決策的一整套組織安排[14]；樊綱、光認為經濟體制是一定的經濟制度或者生產關系所采取的具體組織形式和運動方式，包括社會組織和管理經濟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經濟運行機制[15]。上述定義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經濟體制的特征，筆者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對經濟體制的含義進行重新界定。經濟體制主要是指資源配置的方式，這種方式也可以認為是在一系列機制運作下的制度安排，不僅僅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和企業所有制結構，還包括整個國民經濟的管理體系和制度，主要分為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兩種。計劃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政府在整體的宏觀調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經濟布局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計劃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方式、國家通過指標的方式直接管理企業、國家所有制是經濟體制的基礎、強調國家利益等[16]；市場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市場在微觀經濟領域、日常生產經營活動和有關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場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高效率地配置資源，生產者和消費者是決策的主體，追求個人、企業利益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17]。

計劃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公地悲劇”的產生馬歇爾•戈德曼（MarshallGoldman）曾對這個問題有過簡練的描述，計劃經濟形成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經濟的偏離，由于不存在資源的私有產權，工廠經濟不必為其使用的土地和資源付費，這就導致了對資源的過度使用。從理論上講，計劃經濟體制可以避免外部性問題，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處置資源時，真正的“公地悲劇”才會產生。整個社會或者多個單位共同占有公共資源，公共資源的產權清晰而使用權模糊，經濟主體往往可以以較小的成本就可以獲取公共資源，最終會使公共資源枯竭[18][19]，計劃體制對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業將追求利潤作為經濟業績，也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和污染了生態環境。此外，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生態環境政策、制度、觀念不完善，往往導致資源的過度使用和生態環境污染。另外，國家作為社會成本的承擔者和強制執行者，僅具有純理論的意義，企業使用資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運營機制和價格機制也加速了資源的過渡利用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力度；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制定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也對資源生態環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重工業為重心的工業建設、和化運動造成了資源的大量浪費、“大三線”和“小三線”建設使得錯誤的工業布局引發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方針忽視生態規律，造成生態生態環境的極大破壞。

（二）重工業優先發展趕超戰略的負作用由于當時的國際背景和國內背景，迫切需要盡快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盡快實現工業化，我國采用蘇聯的工業化發展戰略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道路，然而重工業這種資金、資源密集型產業并不符合我國的優勢，因此重工業的發展必須在扭曲的宏觀政策中得以生存和發展。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業結構是生態環境效應的主要因素，是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主要驅動因子[20]。縱觀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計劃經濟時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國重工業化時期大致分為五個時期，即1949年～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重工業優先、“一五”期間的重工業化、“二五”期間的“”對重工業的強化、1961年～1964年對“”的糾正、1965年～1978年備戰和三線建設對重工業優先的再次強調[21]。長久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的畸形產業結構，重工業的發展不僅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而且使生態環境破壞嚴重。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研究員認為重工業一般具有兩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傳統的重工業發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發展道路，重工業的過度發展造成本來已經很脆弱生態生態環境加速破壞；二是資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業的加速發展必然使得本來已經非常短缺的水、土、煤、電、油等基本資源高度緊張，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群眾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負效應的影響[22]。

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正效應

1.市場機制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市場經濟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場機制或稱為價格機制，市場機制在反映資源稀缺性、提高資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微觀層面上，企業對于市場上的價格信號能夠做出靈敏的反應。市場價格的波動，及時地反映出市場對各種產品的需求，以及各種資源的稀缺程度，通過企業的自發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動，經過一定的過程，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23]。宏觀層面上，由于堅持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宏觀調控，價格信息真正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作用，市場經濟體制資源配置實現較計劃經濟體制高的效率。以水資源為例，研究表明，市場發育程度越高，水資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無償供水或者低價供水，城市生活和工業用水的價格也是嚴重扭曲，極為嚴重浪費水資源[25]。由于水資源的無價或低價，使用者很難通過技術創新來減小成本，據調查灌溉農田比噴灌、滴灌分別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劇了水資源的浪費，還造成了土地鹽漬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態生態環境問題出現。市場經濟體制下水資源有償使用法律、辦理辦法等明確規定了各類用水全面實行有償使用[26]，不僅使供水單位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而且對節水工作的開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經濟杠桿的作用。另外，市場機制促進了非國有企業的發展，集體、三資、私營等各種產權類型的企業大量出現，這些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開了競爭。市場機制的引入建立了資源市場，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擴大。

2.市場化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全要素增長率和產出增長的貢獻率遠高于傳統經濟時期，這將有利于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及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由來已久，政府多次強調轉變經濟方式卻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學者樊綱認為歸根結底這不是認識、管理、政策問題，也不是發展戰略問題，而是體制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國外延式發展的問題不可能根治[28]。劉國光學者也認為，相比較而言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對經濟增長方式制約性更大，這種制約性不僅反映在微觀層次的企業經營機制上，而且體現在宏觀層次的經濟調控體系和調控手段上[29]。劉傳江學者認為傳統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因其忽視個人利益和經濟激勵、排斥市場制度與市場機制，因而不僅會因為缺乏技術創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勵和動力機制而內生出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還決定了這種增長方式的鎖定狀態[27]。上述觀點表明，經濟體制轉變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應該是同步的，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化可以通過三個渠道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第一，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形成靈活、準確反映各類自然資源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逐漸替代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資源價格體系，從而為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和優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價格幾乎全部決定市場上供需變動的產品，受指令性價格影響的工業品占工業總產值的份額較低；第二，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通過市場調整，形成有別于計劃經濟體制的高度化和協調化的產業結構；第三，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促進企業研發和采用新技術以在競爭中保持優勢，以增進資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態環境污染程度。

3．市場化有利于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生態環境政策是協調發展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矛盾的手段，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延伸和實現其發展目標的重要調控手段[30]。生態環境政策包括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生態環境法規制度、生態環境公眾參與等三個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環境經濟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資源生態環境稅收等方面，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對于降低生態環境保護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減少政府補貼、擴大財政收入以及提高公眾生態環境意識諸多方面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漸進的改革時期，這些帶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生態環境政策與市場經濟手段相結合，比較有效地緩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兩種手段，一種是政府干預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環境資源稅、環境污染稅或排污收費、環境保護補貼、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種是市場機制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自愿協商制度、污染者與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權交易制度等。近年來國家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環境價格和收費改革、綠色資本市場完善、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排污交易市場的試點、綠色貿易和綠色保險的實現、環境污染責任強制保險、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綠色信貸和銀行綠色評級、企業環保債券等體現了我國環境管理的市場手段更加健全，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日臻完善，注重市場機制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作用。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負效應

篇（3）

【關鍵詞】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問題是當代世界最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當代主流經濟學面臨的一個嶄新問題（Grosfeld,1990）。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關于市場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學說，但從總體上來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沒有一套現成的“過渡”理論或“轉軌”理論用來指導經濟體制國家改革的重大實踐。這意味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而且這個實踐本身就是對理論的重大發展和貢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呢？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就是整個社會的共產（共同占有和共同生產）、整個社會的自由聯合勞動、商品生產和競爭的消除、階級的消滅等等。顯然，這樣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形式是不能結合的。但是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論文庫）產主義而言的。而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由發達資本主義脫胎的科學社會主義（共（論文庫）產主義）是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正是基于當代實踐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最高形態共（論文庫）產主義。就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言，我們的基本定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我國現階段社會性質的根本定位。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做了科學的界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確切地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一些學者在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中，總是把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形態的特征同市場經濟的要求聯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僅僅歸結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較低生產力水平意義上的按勞分配實際上必然導致平均分配。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實質上降低了社會主義的標準，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種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種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多元的產權關系、包含著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多元產權主體的存在提供了市場經濟生成與發展的社會環境。

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藕合有其客觀依據和歷史必然性。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得以共同存在的一個前提。從歷史上看，商品經濟的生成確實是同私有制聯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并沒有演化為以市場為中心在社會范圍的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這說明市場經濟的存在是以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為前提的，而分工越發達，單個私人資本容納社會生產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會分工與社會生產力這一矛盾的解決，一是通過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度，實現生產資料占有、使用的社會化，二是通過生產要素組織方式的變革實現財產占有與運作的社會化來解決的。從社會制度的角度來看，我們選擇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國家則是通過選擇了股份公司等企業組織形式來解決這一矛盾的。但問題的關鍵是，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消除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必然性，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因財產一定形式的社會化運作而使其經濟體制演變為計劃經濟體制，因此筆者認為把市場經濟區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不科學的。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聯系的或調節的對象是生產要素或財產的組織單位——企業，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場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樣的生產要素或財產組織形式使企業既能適應財產社會化運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場價格信號組織生產和經營的經濟主體。歷史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法人產權獨立于所有權，所有權與法人產權分離與制衡機制的創立，曾使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適應社會化生產要求，在社會范圍內組織生產。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對公有制財產組織方式的創新和所有制社會結構的調整，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創造條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與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的相藕合，也與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經濟低效率直接相關。本來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是以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前提的，全部社會生產都要有組織地進行，社會對全部勞動和資源都要有計劃地配置和調節，商品也就隨之自動消失了。從理論上來說，計劃經濟同科學社會主義意義上的共（論文庫）產主義是相同的。從計劃經濟的現實來看，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實踐中的計劃經濟，共同特點都是排斥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其運行機制是通過國家的統一計劃和行政手段來調節，計劃經濟運行的基礎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質是支配與強制，即國家對社會經濟實行全面壟斷和政（論文庫）府的超經濟強制，因而是一種“統制經濟”、“命令經濟”，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單純理解為一種配置資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有三個最為基本的特征：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這與計劃經濟的基礎和本質是根本對立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借以產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礎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良出市場經濟。事實上無論是理論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還是實踐意義上的“統制經濟”都是同市場經濟相根本對立的。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那么就意味著不進行徹底的產權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種模煳認識是非常有害的。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真正的計劃經濟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后才會出現，而“統制經濟”實際上是超越客觀實際、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制度選擇。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還有著一種與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相適應的世界性背景和意義。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沒有國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場經濟的這種屬性必然要求打破國家或地域的限制，從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生產和經營，跨國公司的出現正是市場經濟這種本質屬性的外在表現。因此，世界經濟國際化、一體化的趨勢，無疑使中國經濟隔離于世界市場的“經濟魯賓遜”式的設計最終歸于夢想。世界需要中國，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如同一枚硬幣有正反面一樣，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為主體是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企業，而不是政（論文庫）府。因此，我國高度集中體制下的傳統的經濟模式中，政（論文庫）府作為一個超級的“經濟托拉斯”來與國外企業發生經濟利益關系和競爭，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導致經濟的X非效率。因此中國建立與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相接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便有了理論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據。我們把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置于國際大背景的坐標之中，就會看到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我們在市場經濟的總體氛圍的條件下的現實選擇。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我們可以說，中國加入WTO的實質是同市場經濟制度接軌。

二、市場化及其標準

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市場化改革就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和價值取向。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不少學者也對改革的市場化進程和改革的績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于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基本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我國已經進入由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時期。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即市場化及其判斷標準問題。

筆者認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場化；二是市場化有無標準；三是市場化的研究方法問題。

市場化是一個與市場經濟直接相聯系的范疇。國內學者和研究機構對市場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認為，市場化是指資源配置方式由政（論文庫）府行政配置向市場調節的轉化，具體說，就是“取消或放松國家對商品生產要素供求數量及價格的管制”。而較早系統研究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市場化進程是市場機制在一個經濟中對資源配置發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對市場機制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增強的演變過程。市場機制包括供求、競爭、價格、風險、利益機制等，是市場化理論含義的延伸［3］。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的過程這個定義非常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正統規范，但是忽略了市場經濟中作為市場主體的人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見物不見人。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自從19世紀末新古典主義的創始人馬歇爾等分析供給與需求以來，資源配置問題就成為經濟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經濟學沒有分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供給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為市場主體的行為，因此現代經濟學把市場過程更多地理解為市場主體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另外把市場化單純理解為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會偏離市場化的本質。已如前述，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市場機制調節配置資源的過程，是有一定的理論假設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個完全競爭和市場化已經完成的經濟中，在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已成為既定前提的條件下，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場配置資源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市場經濟才被稱為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制度或經濟形式。經濟市場化就其本質來說，首先是經濟主體的經濟自由權利的確立、實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過程。經濟自由權既包括個人的財產所有權，也包括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市場化的實質就是經濟自由化。市場主體在明確的產權關系和平等互利的條件下，自主從事交易活動，交易雙方不僅能夠從中獲得利，而且還能夠創造合作剩余，這樣就使原來我們認為并不增加社會財富的交易活動具有了生產性，市場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也因此凸現出來。

第二個問題，關于市場化有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問題，專家學者們也是有不同的觀點。多數研究者認為市場化進程有絕對的標準。這種觀點最有代表性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要判斷和評價體制改革是否達到目標，就必須對測度市場化程度的標準作出界定，盡管這是一個難以統一的復雜問題，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就不可能作出統一的結論。所以，他認為，應以100％作為完全的市場化的標準，以0％作為完全計劃化的標準。其理由是由于各個市場經濟國家中政（論文庫）府干預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個國家對不同領域的干預、在不同時期的干預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來界定完全的市場化（盡管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市場化程度達到100％），而以某一個市場發達國家的市場化程度作為對比的基礎或參照系，那么，不同國家的比較就失去統一的標準，同一個國家的不同領域或不同時期的比較也會發生困難。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市場化沒有絕對的標準，只有相對意義［8］。持這種觀點的專家學者認為，計算或測度市場化程度的絕對值不是一個科學的方法，也不能從絕對值的意義上去理解市場化程度。說一個國家的市場化達到一個百分數，會給人一個錯覺，好像世界上存在一個100％市場化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并不存在；即使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調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市場化的內涵也相應改變，所以，不存在一個靜態不變的市場經濟標準。因此，對市場化進程的絕對評價是無意義的，而只能進行不同地區之間進程快慢的相對比較，即以名次之類的順序尺度進行衡量。

筆者認為，市場化不僅在性質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場化的過程在本質上可以看做是經濟自由化的過程，而且在標準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說市場化的含義是雙重的，既包含過程，也是指一定的標準，嚴格來說它是指市場經濟發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假設一個國家的市場化水平是從5％向10％過渡，我們就不能認為這個國家或地區是市場化了。這就意味著市場化不能單純是指過程而言的。其次對于標準來說，它是從靜態的角度對市場化的程度的一個限定，即規定了市場化的最低標準，比如說5％就不能說是市場化了。至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經濟交易越來越突破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范圍而在全球范圍組織經濟活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以及對不同地區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只能進行相對比較等觀點，并不能說明市場化本身是不能測定的，而只是說明市場化的測度的研究方法問題。

關于市場化程度的判斷標準，一般認為，市場化程度在15％以下可稱為非市場經濟或墳墓經濟，市場化程度在80％以上可稱為成熟或標準的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60％—70％之間可稱為準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40％—50％可稱為轉軌中經濟，市場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稱之為接近準市場經濟或轉軌中經濟。國內學者對我國目前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斷，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種估計，高位估計是65％，中位估計是55％—60％，低位估計是60％［7］。正是基于我國市場化程度已經基本達到或已經接近60％的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五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新世紀5—10年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時期。我認為關于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基本上是比較準確的，國外的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據世界遺產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利用50多個經濟指標對世界150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化程度的評價結果，中國市場化程度大致相當于美國的50％，考慮到可存在的人為的偏差，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估計至多達到美國的60％—65％，處于這樣的水平，我們可以認為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對于十五期間，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卻有相當的難度。從西方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英國、美國和日本來看，英國大體上用了250年使英國成為標準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用了100年左右的時間成為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我國封建制度幾千年，計劃經濟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一場深刻的長期的社會革命，對此，我們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如生產要素市場化問題、市民社會的建構問題等等，對此我們應當有科學的判斷和充分的思想準備。

市場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斷，需要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國內學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主要有：江曉薇、宋紅旭［5］提出的測算指標是：（1）企業自主度：包括企業的14項自，即生產經營權、產品勞務定價權、產品銷售權、物資采購權、進口權、投資決策權、稅后利潤分配權、資產處置權、聯營兼并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資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拒絕攤派權；（2）市場國內開放度：包括農業生產、工業生產、物資流通、商業流通、價格調節、投資管理；（3）市場對外開放度：包括進口依存序、非關稅壁壘，直接投資實際額；（4）宏觀調控度：包括稅收負擔、政（論文庫）府補貼、貿易管理、社會消費、信貸管理；國家計委課題組［6］是從商品市場（包括生產環節和流通環節）的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入手進行測算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實際上就是國家已經放開、主要由市場進行調節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場的比重。顧海兵［7］則是從要素市場化方面進行研究。他提出的測度指標包括：（1）勞動力市場化，包括農村勞動力市場、城鎮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戶口管理體制及城鎮、城鄉的戶口封閉體制；（2）資金市場化，包括資金市場的主體結構、資金結構、利率結構；（3）生產市場化，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產三產業；（4）價格市場化，包括重要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和公用事業價格、房地產價格、醫療價格。陳宗勝［3］認為，對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的測度，最好按經濟體制自身的構成，即企業、政（論文庫）府、市場三方面展開分析。徐明華［8］則從8個方面進行了測算，這8個方面包括：（1）所有制結構：包括工業總產值中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非公有制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等5項具體指標；（2）政（論文庫）府職能轉變和政（論文庫）府效率：包括GDP與政（論文庫）府消費之比、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等6項具體指標；（3）投資的市場化：包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非公有經濟投資的比重、基建投資中非國家預算內資金的比重等3項指標；（4）商品市場發育：包括出口總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商品銷售額與工農業產值之比等3項指標；（5）要素市場發育：包括合同制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每萬人職業介紹機構數等5項指標；（6）對外開放：包括外貿依存度和人均實際利用外資2項指標；（7）經濟活動頻度：包括每萬人商業網點數、每萬人工業企業單位數等3項指標；（8）人的觀念：包括每萬人個體戶數、每萬人私營企業投資者數等4項指標。筆者認為，運用不同的指標體系來探索研究市場化的程度判斷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實上每個指標體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實地反映市場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運用不同指標體系判斷市場化程度的差異，而是對市場化進程的基本趨勢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筆者認為應當結合借鑒美國遺產基金會的研究方法，該基金會的經濟學家首先把經濟自由化定義為“對于政（論文庫）府在生產、分配、消費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們對經濟自由化指數的測量也是針對政（論文庫）府對于經濟所施加的束縛程度進行考察，因此這種考察的具體對象主要是政（論文庫）府的相關政策。這種考察是對影響經濟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產出”方進行考察；該機構共設置50項變量或指標，采用分值測度的方法進行“打分”和評估。這種方法的實質是考察制度因素對經濟自由化的影響及影響程度。當然影響一個和地區的市場化程度的差異還有人口素質、技術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慮進一步補充和完善。

【參考文獻】

［1］盛洪.市場化的條件、限度和形式［J］.經濟研究，1992，（11）。

［2］張燦，謝思全，董利.中國勞動力市場化進程測度［J］.經濟改革與發展，1998，（5）。

［3］陳宗勝，等.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陳文通.如何正確理解以公有制為主體［N］.北京日報，2002－04－19。

［5］江曉薇，宋紅旭.中國市場經濟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判斷［J］.宏觀經濟管理，1996，（2）。

［7］顧海兵.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最新估計與預測［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華.經濟市場化進程：方法討論與若干地區比較研究［J］.中（論文庫）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1999，（5）。

篇（4）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這是在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的“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真正領會其中的深刻含義，對于我們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正確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自覺推動改革實踐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第一，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分配原則的不斷完善。人類社會的任何生產活動都離不開勞動力、資本、土地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使用這些要素不是無償的，對每一種要素都必須支付一定的報酬，這種報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所以，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多種所有制結構決定了生產要素的多種所有制，在分配上也必須把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在黨的十四大提出收入分配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基礎上，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允許屬于個人的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黨的十五大提出，“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黨的十六大強調，要“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把各類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由確立原則上升為健全制度，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是經濟領域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客觀要求。

第二，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黨的十四大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方向以來，隨著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各類生產要素逐步開始以不同形式參與了分配。這些都從分配制度、分配方式上為充分發揮各類生產要素持有者發展生產力和創造社會財富的巨大作用提供了體制條件，客觀上也提高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黨的十七大報告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總的部署中，提出了要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要求。因此，大力發展各類生產要素市場，完善市場機制決定生產要素價格的制度，使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成熟做法進一步規范化，增強穩定性，在各個領域廣泛應用，就會推動資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成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基礎，煥發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強大生機和活力。

第三，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是充分發揮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作用、增強綜合國力的必然要求。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如何應對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戰是我們必須應對的重大課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推進科技進步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核心。體制創新是科技創新的基礎，必須從體制上特別是分配體制上為創新活動提供有利激勵機制，生產要素尤其是技術和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化就是其中的重要舉措。

第四，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是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客觀要求。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理順分配關系、促進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關鍵是要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使勞動付出的多少、資本配置效率的高低、技術的先進程度、管理的優劣，能夠根據統一市場經濟規則，按照對價值形成的貢獻大小，獲得相應的收益分配。這樣，那些勞動付出更多特別是掌握復雜勞動能力的人，掌握一定的資本和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經驗的人，就會逐步進入中等收入行列，壯大中等收入者隊伍，他們創造的社會財富也會大量增加，社會的穩定性也會進一步增強。

篇（5）

一、宏觀調控法與市場規制法的產生

（一）現實基礎

市場經濟是用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等市場機制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的一種經濟運行方式，具有競爭性、趨利性、自發性、平等性和開放性的特點。

它是一個歷史現象，是相對于封建經濟而言的一種經濟形式，是發達商品生產階段的產物。隨著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變化，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也相應地經歷了早期市場經濟體制、近代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三個階段。

國家干預的出現具有必然性，各個國家的不同條件只會影響國家干預經濟的時間、方式及程度，卻不能排除國家干預。國家干預的程度和方式必須隨著市場機制的發展而不斷調整。

（二）理論基礎

宏觀經濟調控法律制度的建立主要源于市場經濟調控理論，其法理基礎是脆弱的。目前法學界普遍從國家干預市場的角度，定位宏觀調控，形成有限干預、適當干預和謹慎干預等不同觀點，這些觀點為宏觀調控立法模式的創立提供了理論學說。

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出現了與時代對應的幾種不同的學說和理論，它們分別是：經濟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后凱恩斯主義。

二、混合經濟制度中的宏觀調控法與市場規制法

國家調節和市場機制調節的結合，可稱為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調節，現代市場經濟也可叫“混合經濟制度”。根據市場與國家宏觀調控在各國市場經濟體制中的組合方式，混合經濟又表現為三種具體的市場經濟類型，在這三種經濟類型基礎上產生了三種經濟法類型：

（一）市場主導型經濟的宏觀調控法與市場規制法

絕大多數國家是介于純粹統制經濟和純粹市場經濟這兩種極端模式之間的，英國和美國屬于偏向純粹市場經濟。支配“自由的市場經濟”的原則是：只要能不限制個人的經濟自由，就不允許國家或文化因素去限制這種自由。

市場主導型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是：（1）經濟調節強調多市場、少政府。（2）采用經濟政策進行宏觀調控。（3）以穩定增長為經濟調控的目的。（4）宏觀調控的透明度較高，政府、市場和企業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地位與活動，一般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

（二）社會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

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含義和理想目標就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鼓勵和發展自有競爭的市場經濟，同時通過各種經濟立法和經濟政策等政府干預措施，來防止市場自有競爭可能引起的壟斷、貧富分化和經濟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以便達到經濟的持續、均衡發展，幣值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實現大眾的福利。

社會市場經濟的直接起因是對戰爭期間嚴厲的經濟統治的反感。

聯邦德國之所以把它的市場經濟稱為“社會”市場經濟，是因為德國人認為他們的市場經濟必須具有“社會意識”。他們力圖在個性自有與社會公平、個人積極性與社會平等之間建立平衡，使市場經濟具有“社會意識”。

（三）政府主導型經濟的宏觀調控法與市場規制法

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強調企業與政府的合作，為此建立了二者直接對話和協調的機制，企業在政府調控的直接規范下自主程度相對較低。企業決策既受市場支配，又受政府影響，具有雙重決策參數，而最終決策在長時間內與政府意圖相一致。政策宏觀調控直接指向企業時，實際上開辟了資源配置的另一通道，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作用有所下降。宏觀調控手段側重于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追求力度和時間效應，由于存在政府對企業大量隨機監督與指導的緣故，宏觀調控的透明程度較低。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主要代表國家為法國和日本。

三、完善中國宏觀調控與市場規制法律的構想

完善中國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的構想，應該從五個方面出發：

第一，立足國情借鑒西方成功立法經驗。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特殊時期，中國市場經濟的法律化進程更多地表現為對西方相關法律制度的移植。歐美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經歷了數百年的時間，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也比較完善，如果吸收借鑒這些發達國家的成熟制度，正是研究西方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的意識所在。

第二，制定一部宏觀調控基本法。

第三，按現代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晚上宏觀調控專項法，包括：關于經濟計劃法、關于產業政策法、關于財稅宏觀調控法、關于金融宏觀調控法。

第四，對反壟斷執行機關的構架：反壟斷機構設立應當遵循科學合理、精干高效、權威獨立原則，以及專家化和專業化標準。我國應當設立類似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準司法反壟斷專門機構――“國家公平貿易監督委員會”與“證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相對應。

參考文獻：

[1] 劉翠紅.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研究[J].學周刊, 2011,(24)

[2] 何志鵬.西方國際經濟法研究:重點、方法與立場[J]. 國際經濟法學刊, 2009,(1)

[3] 葉秋華.西方宏觀經濟法與市場規制法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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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德國"經濟奇跡之父"艾茵哈特的設想，社會市場經濟就是把市場競爭自由原則和社會利益均衡原則相結合，把個人進取心與社會進步相結合，以社會大眾福利制為目的的市場經濟體制〔1〕。 因取得社會進步和貫徹福利制是國家的任務，所以國家必須建立對經濟生活的宏觀調控機制。因此社會市場經濟的特征可以概括為三點：一是市場經濟，二是國家宏觀調控機制、三是大眾福利制。社會市場經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德國取得執政地位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提出的執政綱領，在他們戰后長期的執政中這一綱領得到了充分的實施，在社會市場經濟作為基本國策規定入憲法之后，也得到了曾經一度執政的社會人的遵守。

所謂市場經濟，就是以商品生產與交換為目的，以自由競爭為手段的經濟體制。德國歷屆政府和學術界的一致看法是，市場經濟是和計劃經濟相對立的一種經濟體制，根據西方社會多年的經驗，因為市場經濟能夠保障個人自由并發揮個人積極性創造性，故只有它才能提供國民經濟發展的自覺的和永久的動力，而計劃經濟則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德國實行的是全面的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體制。其實戰后德國也有實施計劃經濟的機會，1949年聯邦德國成立時參與競選的社會就是把計劃經濟作為他們的競選綱領的。但是隨著社民黨人這次競選失敗，計劃經濟的主張在德國似乎永遠失去了支持者，而社會市場經濟成為憲法規定的國策。

篇（7）

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強了人們的健康意識。這是促使大眾體育發展的主觀因素。所謂廣大人民群眾健康意識的增強有兩層含義；一是由于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的經濟建設快速發展，促使人們的生活狀況由溫飽生活水準向小康水準邁進，人們開始更多的關注自己的生活質量，關注自己的身體健康。二是指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人們對現代體育運動在健康、娛樂、休閑作用的認識發生了根本變化，走出了以往人們以補養為主流的健康傳統，紛紛走上運動場，河邊、高山，習練太極拳、體操、打球、游泳、跑步與爬山，這種新興健康觀念的樹立是大眾體育發展的社會條件。

2、大眾體育活動形式多樣化

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處于典型的“短缺經濟時代。國家用于大眾體育的撥款額很少，受此限制，大眾體育的開展，步履艱難，往往只是局限于做廣播操，定期開一兩次運動會而已。廣大人民群眾由于忙于生計，既沒時間也沒有金錢去參與其它體育活動。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大眾體育的活動形式呈現出豐富多樣、精彩紛呈的局面，人們不斷挖掘各種傳統的健身方法，努力學習各種現代體育技能，還積極引進國外新興體育活動形式。這反過來又成為吸引更多人民群眾參加體育活動的興趣，進一步推動大眾體育的開展。

3、大眾體育活動主體社會化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大眾體育由于主要依靠政府撥款，因此，只有各級政府機關及各企事業單位的人員才有享用的權利，而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及沒有單位的人員則被排除在大眾體育活動的范圍之外，這樣，大眾體育就失去了群眾性，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社會地經濟結構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成員不僅僅是“單位人”，更多的成為“社會人”，大眾體育活動的主體發生了變化，即全社會的成員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參與各種大眾體育活動。

4、大眾體育組織形式自發性

長期以來，我國盡管存在一些大眾體育團體，但沒有真正發揮其作用，徒有其名。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傳統的社會組織結構開始逐步分化。這種變化也對我國大眾體育管理體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傳統的由單位承擔的單一大眾體育組織模式逐步改變，體育社會團體、體育俱樂部、文體活動站、晨晚練點等如雨后春筍大量出現。這些社會大眾體育組織的建立，以具有共同體育興趣和健身目的為基礎，群眾自發組織、自愿參加、自主管理，使大眾體育在組織形式上顯現出自發性、多樣性特點，它不僅標志了大眾體育消費和發展水平的提高，同時也為減輕國家政府的財政負擔開創了道路。

5、大眾體育發展趨勢市場化

由于舊體制與認識上的原因，我國的大眾體育長期被人們看作是一項公益事業、福利事業。不可否認，大眾體育是增強人民體質，豐富人民文化生活的一種重要手段，客觀上具有公益性、福利性的一面，但是，我們過去只是片面強調這一面，而忽略了大眾體育的其它功能和性質，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原來福利型體育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社會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們逐步認識到，大眾體育不僅具有福利性，公益性，它也有商業性、產業性，大眾體育也要面向市場，根據市場需求，更多地以經濟手段來調整大眾體育的供求，使大眾體育產品的供需達到一定程度的平衡。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大眾體育發展出現的新特點、新趨勢。

6、大眾體育投資主體的多元化

長期以來，我國大眾體育的開展主要依靠政府撥款，其投資主體是單一型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為大眾體育運動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提供了廣泛的社會各界的力量支持。國家經濟體制采取多種所有制形式，鼓勵多種經濟成分為全民健身運動服務，尤其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由于我國經濟出現國內市場需求不旺的狀況，促使眾多企業不斷尋求新的投資熱點；于是許多有戰略眼光的國內外企業家紛紛投資體育市場，加快了體育市場化的速度，大眾體育也在其中。如健身娛樂場所、體育俱樂部、武術學校等遍布全國各地。大眾體育呈現出國家、集體、個人和企業事業單位等多元化投資的新格局，這是大眾體育發展的重要物質條件。

（作者單位：1.河北聯合大學體育部；2.邢臺職業技術學院體育部）

參考文獻

[1] 羅旭.基于社會分層視角下的大眾體育健身需求特征及影響因素研究[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8（08）

篇（8）

關鍵詞：

文化產業；管理體制；改革

一、文化產業管理體制的含義

姬汝茂認為，文化產業管理體制是有關政府在管理文化產業方面具有的政府職能、組織體系、管理方式以及政府與文化單位間的關系，處理的規范和準則等等。通過管理體制，從而規定文化產品的生產、傳播、管理等相關活動的特征。因此，從某種角度來講，文化產業管理體制是對社會文化價值的一種反映，并在不同時代下，因生產環境、文化氛圍等的不同表現出不同的價值。

二、新形勢下的文化管理體制改革背景

我國是從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和管理都是由國家全部包辦。政府在該過程中既充當所有者和管理者，同時也扮演著經營者和舉辦者的角色，成為一個全能的選手。文化機構則依附于政府，通過政府這個機構，實現對文化企業的控制和管理。在這樣的方式之下，文化產業的發展存在著非常非常嚴重的“政事不分”和“管辦不分”的特點，從而導致其一方面弱化了政府在調控當中的宏觀作用，同時也進一步弱化了社會辦文化產業的積極性。最終的結果導致行政力量對文化產業的管理效率低下，缺乏自身活力等嚴重的后果。而隨著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開始逐步完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各項政策和管理已經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同時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我國文化產業開始面臨著來自國外企業的競爭，如在電影行業中，大量進口影片開始進入中國，沖擊著中國的電影文化市場。而隨著外國企業大量進入我國文化市場從事文化經營和服務，它們憑借自身在資金和管理方面的實力，對這塊未被開墾的處女地的誘人利潤有清楚的了解，對中國文化市場，他們志在必得。因此，加快我國文化市場管理體制的改革，成為當前迫切的任務。

三、當前我國文化產業管理體制改革存在的問題

(一)改革滯后，發展秩序紊亂

在管理體制中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為宏觀管理體制。在這方面其主要存在著政府過多地干預經營管理，并出現政府職能交叉、缺位、多頭管理等問題。受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當前政府還存在統管不同文化產業，并可直接參與和決定文化產業自身的運行，從而使得文化產業游離在了市場經濟體制之外，使得其嚴重缺乏活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在微觀運行機制方面，政府過多地干預了文化市場，而對其中的價格、產品質量、市場執法方面卻缺乏監管，缺乏相應的競爭和激勵約束機制。由此這些問題導致文化市場發展混亂，盜版、欺詐等行為更是屢見不鮮。

(二)投資渠道單一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民營企業活動逐步活躍起來，并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對于文化產業來講，面對充裕的民間資本，其投融資渠道卻比較單一，很大程度是依靠企業自身資金來源和政府財政投資。資金缺乏，成為影響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障礙，究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明確的民資引導政策。

(三)管理體制缺乏活力

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較晚，文化管理體制的改革也比較落后，在文化市場中，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問題仍為當前比較突出的問題。如其中的行業分割問題，文化、新聞、廣電和出版等部門包攬了從宏觀調控到微觀的所有運營管理方面，企業運行等仍然采用計劃經濟體制管理思維；其次，針對一些區域分割，很多文化資源的流動受到區域壁壘的嚴重影響，從而不利于整個文化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結構優化。同時，由于缺乏現代企業的經營方式，文化市場方面很多的規范和注入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也沒有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從而嚴重阻礙了市場不同主體的活躍程度，使得整個文化市場在建設中缺乏活力，并帶有嚴重的行政干預的色彩。

（四）管理方式與手段比較落后

在管理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如在用人機制方面，沒能形成流動機制和淘汰機制，導致在文化產業中冗員過多，從業人員的素質和文化程度也比較低。在管理手段方面，存在著“重行政、輕法律，重管理、輕市場”的現象，嚴重影響著對文化市場的管理。如在管理中，通過條例、決議等方式直接干預文化市場的建設，忽視市場機制在文化產業建設中的作用，從而導致文化產業的產出比較低下，人力資源也嚴重浪費。出現這種問題的原因很多，如長期計劃體制影響、思想觀念的滯后、政策法規不健全、管理方式落后等等。

四、加快文化產業管理體制改革的思路

面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新形勢，只有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管理體制改革的步伐，才能更好地實現我國文化產業的長遠發展。因此，筆者提出從以下幾個方面出發：第一，樹立全新的文化產業管理體制管理思想。俗話說改革的前提是思想的轉變。只有廣大的管理者在改革中樹立改革的思想意識，才能夠更好地為文化產業管理體制改革奠定基礎。同時科學劃分各級管理部門的職能，使得各個部門在實踐中做到權責分明，分工明確。同時進一步優化文化管理部門結構，以此使文化部門能夠適應市場變化的需求。第二，加快文化管理體制的創新。體制性創新是新時期文化產業競爭的關鍵所在。政府要逐步轉變自身的“壟斷性生產和提供者”的角色，并創造各種政策和環境，為文化產品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同時創新文化發展的模式，采用多元化的市場主體，并將這種多元化的市場主體作為文化產業發展的突破口，從而大力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同時培育一批以國有資本為主導的混合企業，并加快在法律法規、審批制度、監管制度方面的建設，從而構架更為開放、有序的文化市場體系。第三，構建完整的國有文化產業管理監督體制。國有文化產業資產在當前的形勢下數量龐大，從業人員也非常多。因此，做好對國有文化產業資產的管理成為發展的關鍵。因此，必須充分做好對國有和私有之間的產權界定，為國有文化產業的管理奠定基礎，同時按照“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的要求，實現對國企的現代化的管理。第四，加快當前的投融資體系建設和人才培養。大力推進文化產業中的合并、兼并、重組等，從而打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品牌的優秀文化企業；同時加快對我國投融資體制的改革，拓展企業資金來源的路徑，為實現文化產業的發展注入強大的資金驅動力。對此，應放寬民資進入文化產業的門檻，允許更多有實力的企業和資本進入到資本市場，從而增強文化產業的活力。

五、結語

總之，文化產業的發展離不開我國管理體制的改革，而只有正確認識到文化產業發展中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性，才能從思想上、行動上實現我國文化產業的大發展。

作者：祖令 單位：河南藝術職業學院

參考文獻：

篇（9）

任何一種經濟體制的生成和運行，都離不開一定的道德觀念指導或道德基礎，市場經濟體制也不例外。我國目前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之中，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在道德建設中面臨著新的困境，傳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及計劃經濟時代提倡的“大公無私”等道德規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道德規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觀走向了極端，禮儀缺失、不講誠信、損公肥私的情況屢屢發生，封建迷信、黃、賭、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構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成為了制約我國社會成功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經濟體制轉型時期問題的產生

社會轉型不同于一般的社會進化，它是指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種特殊的質變狀態，是社會結構劇烈的、整體的和根本的變化。我國的社會轉型首先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這種過渡又首先表現為一種經濟體制或資源配置轉變過程。但是僅從資源配置的角度是無法全面把握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深刻含義的，實質上，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一個包括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變化的整體性過程。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計劃經濟相聯系的，而高度集中的決策體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對命令無條件地服從構成了這種制度的基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初期曾經發揮過相當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動員了有限的社會資源，加速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并在生產力較低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實現了社會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證了社會的公平、穩定和發展。

從計劃經濟這種通過各種指令控制整個經濟社會運行的特征來看，它比自然經濟有所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經濟的狹隘性、保守性和小農意識。但是這種過分強調外部約束的體制框架又較大程度地抑制了創造性主體—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且這種約束是在極少物質激勵的條件下進行的，進而制約了整個經濟、社會中組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結果是助長了惰性，依賴性，中庸主義，平均主義。活力喪失了，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別是當經濟的發展水平提高經濟規模變大，利益主體增多，利益目標多元化時，單純的精神激勵已無法超越人們內心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就必然產生各種有意或無意的抵制效率的行為。經濟越發展，計劃經濟條件下那種動力不足，結構僵化，效率低下，官僚主義盛行的弊病，就越發明顯，以致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久而久之，經濟發展必然陷于停滯。

而與計劃經濟體制相比，市場經濟體制則是一種更為理想和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場機制要求每一個主體都具有較強的獨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較強的依附性，并且承認每個主體都具有各自獨立的經濟利益，在此基礎上，每個主體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將被最大程度地激發出來，從而使自己的行為趨于更為理性的選擇，并在追求這種個人利益的過程中極大地增進社會的福利，促進社會的發展。這也正是亞當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場機制取代計劃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就成為了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一種必然選擇。這樣，我國就面臨著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成功轉型的問題。

二、轉型時期道德失范現象產生的原因

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市場經濟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巨大的動力，我國的經濟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與此同時，禮儀缺失、不講誠信等道德失范現象也成為了我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

篇（10）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經濟發展速度之快，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舉世矚目。由于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經濟實力迅速增強，市場繁榮，購銷兩旺，城鄉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在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我國經濟發展存在一個突出的弱點，那就是經濟效益不高，我國經濟長期處于粗放經營的速度型增長方式之下。這種粗放經營的增長方式，同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不相適應，必須努力推進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把提高經濟效益作為經濟工作的中心。

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其實質就是通過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與有效運行，達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需要的目的。任何一種社會生產與經濟增長，都是在生產要素的某種組合與運行之下實現的，這種組合與運行，可以是優化的、不斷提高發展水平與效益的增長，也可以是不良的、僅有數量擴張、沒有水平與質量提高的增長。我們一般把第一種增長方式叫做集約型、內涵型增長方式，這種增長方式意味著真正的經濟發展，即經濟數量的增長伴隨著質量與水平的提高，它將不斷增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物質基礎;我們把第二種增長方式叫粗放型、外延型增長方式，這種增長方式主要是數量的擴大，質量與水平的較少提高，經濟效益甚差，嚴格說來，不能叫做經濟發展，也難以增強讓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物質基礎。當前我們提出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就是要努力推進過去那種粗放型、外延型、速度型為主的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內涵型、效益型為主的增長方式的轉變，這就需要做到生產要素優化組合，各種經濟單位改進管理與有效運行，不斷提高經濟發展的水平與質量，實現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標。

1.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

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兩個重要轉變，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這兩個轉變是緊密相關的兩件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以經濟體制的轉變為前提。我國過去長期存在粗放型增長狀態的主要原因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生產不計成本，企業不講盈利，既無激勵，又缺約束，效益不高是傳統體制的必然結果。因此，改變增長方式首先要改革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是一種高效率的經濟。市場經濟具有優化生產要素組合與配置、協調供需關系的功能，促進競爭、優勝劣汰，促進企業改進管理、提高技術、降低成本、改善服務，因此市場經濟一般來說具有較高的生產效率。所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設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基本條件。

2.改善與加強宏觀經濟調控機制

市場機制可以促進單個企業提高經濟效益，企業效益提高了，無疑是整個國民經濟取得高效發展的基礎，但企業效益的提高，并不完全等于宏觀經濟效益的提高。宏觀經濟調控的著眼點是國民經濟的總體，如調節與控制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使之既積極而又不超越農業與基礎產業的客觀可能性，是國民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宏觀調控對資源優化組合與配置、調整經濟結構起著重要作用，例如對社會總供需、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分配格局、地區協調等方面的調節，都將對國民經濟總體的協調發展和效率提高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要把轉變政府職能、改善與加強宏觀經濟調控機制作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容，也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措施。

3.改革企業體制，改善企業經營管理

企業是國民經濟的基本單位，轉變增長方式的基礎在企業。我國國有企業多數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不能不帶有傳統經濟體制的烙印，這是我國國有企業長期活力不足、后勁不大、效益不高的主要原因，要搞好國有企業，必須對企業的體制進行重大改革，優化國民經濟的微觀基礎。經過十多年改革，我國國有企業有了較大變化，在黨的十四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指引下，提出了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這個要求突破了十多年企業改革只是在放權讓利上做文章的框框，提出了帶有制度創新意義的改革方案，按此要求落實，將可能理順企業體制，創造一個真正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商品生產與經營者的良性經營機制的基本條件。

4.科技進步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物質基礎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在生產中的應用，是提高經濟增長中的科技含量的根本途徑，是增加產品附加價值的重要手段。論文參考網。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由于歷史原因，科技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依靠科技進步來提高經濟效益的潛力很大，科技進步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重要途徑。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與應用，就其水平來說可以大體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先進技術，反映各個技術學科領域最先進、最現代化的技術，即學科前沿，這類先進技術我們當然要努力學習、引進，也要組織力量做出創造性的突破，這是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需要，必須投入足夠的力量，投入必要的資金，務求有所突破。論文參考網。但是現代先進技術需要很強的投入，而且有一定的風險，目前還不能要求一切領域齊頭并進，遍地開花，因為我們發展現代先進技術的力量尚感不足，經費投入也受到一定限制。而另一種叫做適用技術的技術，其含義為，在各種技術方案中，必然有一種從科技水平來看不屬于現代高科技，但對于解決普通工農業生產的實際問題來說，卻是既廉價又有效。我們要在努力發展現代化技術的前提下，踏踏實實地大力發展適用技術，以廉價的方式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就業壓力頗大，適用技術一般都能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因此，大力發展適用技術符合我國發展中大國的國情。

5.要十分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

我國科學與教育長期落后，文化基礎薄弱，勞動者的文化素質與技術水平不高，干部素質也不理想。論文參考網。而人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生產資料、先進設備要由人來操縱，新的生產資料、先進的技術裝備的開發與創新也要由人來完成。因此，生產力水平包含著生產者的素質，高素質的勞動者，高素質的經營者，高素質的各類專業人員，是促進生產發展、提高經濟效益、轉變增長方式的重要因素。因此，人力資源的開發，包括培養高水平的勞動者、經營者與各類專業人員，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條件，是科教興國戰略的重要內涵。

6.擴大對外開放，加強對外經濟交流

篇（11）

一 、引言

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中小企業飛速發展，逐步成為我國國民經濟體制中的中堅力量。而稅收成本是企業經營發展過程中至關重要的發展策略，是推動企業穩定發展，創造利潤的重要制度措施。在我國經濟體制不斷變革的過程中，形式各異的企業逐步加強對稅收成本的優化管理，通過良好的稅收成本管理體系實現企業經營過程中利益的最大化是企業發展過程中追求的目標。

二、稅收成本的含義和特征

（一）稅收成本的基本含義

依據我國現行的稅收籌劃理論體系，稅收是企業經營過程中成本的一個重要部分，它與企業經營發展中的經營成本都是企業謀求最大利利潤的重要因素。從納稅人的理念來分析，稅收成本是和企業的經營利潤成負相關的，稅收成本通過國家法律統一協調規定的情況下，對所有企業統一實施，企業稅收成本在國家的統一調控體制下，相對缺乏靈活性，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如果隨意設定自我稅收成本，損害的必將是國家利益。企業的稅收成本有不同的解釋方法。從廣義上來講，企業稅收成本不僅包含形式各異的實體性稅收，還包括企業進行納稅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系列關聯性費用，比如滯納金、罰款、稅收人員工資等等，而從狹義的角度來看，企業的稅收成本僅僅包含了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實體性稅收。

（二）企業稅收成本的特征

企業在經營發展過程中的稅收成本所包含的內容眾多，本文主要對企業的實體性稅收成本和企業稅收處罰成本的基本特征進行簡要分析。

1、企業稅收實體成本特征

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不斷改革發展的過程中，我國法律制度體系不斷完善發展，稅法作為調整我國國家財政、企業經營的重要制度保障，逐步得到規范發展，在對企業進行一系列的實體性成本征收的過程中，更加注重企業發展經營之間的公平負擔，在企業自身發展體系下，由于自身的稅收籌劃的差異，其實體性成本有可能產生一定的差異性因素。

2、企業稅收的處罰性成本特征分析

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的處罰性成本是企業稅收成本體系中的重要內容，在企業發展過程中，處罰行為的發生并不是必然的，處罰性稅收成本的產生往往是由于企業自身發展過程中對國家基本的稅收知識了解不夠，納稅意識相對淺薄而導致的相關的違反國家企業稅收政策的行為所受到的處罰，在企業自身依法經營的過程中，便不會產生處罰性稅收成本。

三、企業稅收成本發展中的問題和現狀分析

（一）稅收成本管理意識初步形成

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國法律體制同樣處于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國家通過多種方式逐步加大對企業稅收知識的宣傳推廣，這使得眾多企業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對企業經營發展過程中的稅收知識進行了全面了解。在自身發展過程中，企業依法納稅，合法經營已然成為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共同意識，稅收成本管理意識的初步形成，促進企業在經營發展中能夠不斷改進管理體系，推動企業的持續經營發展。

（二）成本分析體系相對混亂

我國企業在現行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盡管已經初步形成了對于稅收的成本管理意識觀念，但是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中，對于稅收管理體系中的成本分析體系的把控仍然處于摸索階段，在企業生產經營中，由于缺乏系統的技術手段保障對于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具體花銷進行系統統計，缺乏完善的技術分析指導，在對企業平常的管理過程中對于企業經營管理預測不系統，這便導致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只能單純去執行相關的成本計劃，而不能形成完善的成本管理體制，對企業經營發展過程進行總體把控，由此使得企業在稅收管理中對于成本分析管理體制沒有完善的運行機制。

四、企業稅收成本優化管理建議

（一）籌建系統的稅收成本管理體系

在企業經營過程中注意對企業的稅收成本進行系統規劃和統一管理，實現稅收陳本預算執行報告制度，不斷加強稅收成本管理控制體系，逐步推行稅收互負統計規劃，依據企業發展過程中的產業屬性、產品分類和企業發展體制進行系統的稅收成本籌劃，逐步形成依賴于先進的企業管理技術為保障，在以往企業預算的基礎上，實現企業稅收成本管理協調化。

（二）不斷加強對企業員工培訓

在企業進行日常的稅收管理中，不斷通過對企業相關工作員工的基本技能培訓，逐步提升企業員工的相關工作技能和職業素養，為企業能夠穩步進行體系化的稅務管理，降低企業運行管理中成本花費，對于企業管理體制中的納稅申報員工來說，不斷加強對其自身的工作技能和稅務辦理業務基本知識和技能培訓，不斷促進企業管理體系的統籌運行，在進行員工培訓過程中，通過持續的人才引進和交流體系能夠為企業稅務管理奠定良好管理機制和發展基石。

五、結論

在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下，通過逐步完善企業的稅收成本管理體系，不斷優化企業管理機制，以先進稅務運行機制，保障企業經營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同時，能夠自覺履行自我發展過程中的社會責任，實現企業發展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

參考文獻：

[1] 楊元杰.稅收學[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