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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引言

在新古典經濟框架下，企業的投資是和最優化、最大化聯系在一起的。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信息不對稱的存在會使得企業投資不足，而經理人與股東之間沖突的存在會引發企業過度投資。張功富、宋獻中（2009）對我國上市公司投資現狀的實證度量發現非效率投資在我國普遍存在。目前對于投資效率的研究，基本上肯定了信息不對稱以及由此引起的問題對投資效率有著很重要的影響。因此，公司股東必須尋求有效的治理機制來緩解公司中的沖突和信息不對稱，提高投資效率。國外大量文獻已經表明，會計信息由于其治理和定價功能，被認為是緩解公司中沖突和信息不對稱的主要機制之一。Leuz and Verrecchia（2000）的研究認為會計信息質量作為一種有效減少信息不對稱的制度安排，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必將減少企業和債權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提高投資效率；Lambert、Leuz and Verrecchia（2005）的研究表明提高公司透明度有比較重要的經濟意義，如提高投資效率等。但是上述結論是以西方成熟資本市場為前提，即資本市場和公司治理相對完善、投資者理性和市場化的經理人等。建立在西方發達國家經驗基礎上的“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可以提高投資效率”的觀點是否適用于處于經濟轉型期的發展中的我國呢？目前國內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少。因此，本文嘗試在中國現實制度背景下對會計信息質量和投資效率的關系進行研究，以檢驗會計信息質量的改善能否顯著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資效率。本文將會計信息質量作為影響公司投資效率的關鍵因素進行實證研究，對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提高投資效率的途徑問題進行了初步考察。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高質量會計信息能通過改善契約和監督，降低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來提高公司投資效率。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和會計準則的不斷完善，我國投資者已經對不同信息披露質量的公司具有差別行為。

（1）會計信息質量、信息不對稱和投資不足。Stiglitz 和Weiss（1981）詳細分析了因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在資本市場出現需大于供的信貸配給現象，導致投資不足的產生。股東和債權人事前的信息不對稱導致債權人的逆向選擇行為，造成內外部融資成本差距，從而導致投資不足；而當企業的債務超過項目的NPV時，事后的信息不對稱又會使得股東道德敗壞，放棄投資項目的動機，引發投資不足問題。可以看出，當公司的信息披露達不到要求時，會導致投資者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行為，從而增加公司的籌資成本，導致投資不足。而相關的研究表明高質量的會計信息質量能夠提高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估計精確度，緩解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降低外部融資成本，提高我國上市公司的投資效率。如于富生和張敏（2007）研究表明債務成本與信息披露質量顯著負相關；于李勝和王艷艷（2007）的研究以應計質量作為信息風險的替代變量，研究結果表明提高應計質量能夠降低權益資本成本。因此，提出假設：

假設1：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可以改善投資不足，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和投資不足負相關

（2）會計信息質量、成本和投資過度。現代企業中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導致經營者的剩余索取權和經營控制權比例不對稱，從而產生問題。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使得股東難以觀察和監督管理者的行為，管理者有充分的動機利用其掌控的資源，將企業的自由現金流量用于攫取個人私利：增加在職消費、建立個人王國……導致過度投資；在我國由于資本市場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保護機制不夠健全，大股東以犧牲小股東的利益來實現私人收益的“隧道行為”也會導致非效率投資。而會計信息具有治理功能，即除了降低公司融資成本外，還有助于對投資項目的選擇、減少經理對投資者財富的侵占，提高股東的監督能力，降低公司的成本。歐陽凌、歐陽令南和周紅霞（2005）通過模型推導發現在信息不對稱時，股權分置制度下低質量企業表現出更多投資過度行為；Verdi（2006）實證研究表明財務報告在緩解成本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財務報告質量與過度投資顯著負相關；Bushman and Smith（2001）發現會計信息主要通過三個渠道來實現對企業業績的影響：對好項目或壞項目的選擇、減少信息不對稱和通過公司治理機制緩解問題。因此，提出假設：

假設2：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可以抑制過度投資，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和過度投資負相關

（二）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本文擬研究2007年至2008年A股上市公司投資效率和會計信息質量的關系，所需數據來源于巨靈金融服務平臺和國泰安研究服務中心。按照以下原則對樣本進行了篩選：剔除金融、保險類及房地產業上市公司。因為這類公司行業特征、運用的會計制度及資本性支出特點與一般公司差異較大；為了避免異常值的影響，剔除被ST、PT公司以及凈資產為負和相關數據不全、異常的公司。最終使用樣本為866個，其中2007年472個，2008年394個。行業分類標準為中國證監會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以及數據處理軟件為Excel2003和SPSS15.0。

（三）模型建立與變量定義本文擬建立如下模型對假設進行檢驗：

（1）被解釋變量投資效率的衡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投資效率（Overinv和Underinv）。目前實證研究中，關于企業微觀層面投資效率的衡量以模型推導為主，且是從非效率投資的角度來衡量投資效率的。如Vogt（1994）的現金流與投資機會交乘模型，以交乘項（CF*Q）的系數來判斷公司是投資不足還是投資過度、Titman、Wei and Xie（2004）運用當年投資與該年度之前三年投資的平均值之間的差異減1作為非正常投資的替代變量、Hovakimian（2006）運用公司資本支出和公司在同年度同行業平均資本支出之差作為評估公司過度投資還是投資不足的替代變量等等。這些衡量方法對投資效率的衡量要么是間接暗示性的，要么計算的投資效率與企業投資效率的定義有一定的差異。Richardson（2006）在公司投資影響因素研究（Hubbard，1998）的基礎上，提出了公司投資期望模型，以模型的殘差作為公司非效率投資的度量。盡管Richardson 研究主要關注過度投資與公司自由現金流量的關系，但此后該模型被迅速應用到公司投資效率及相關問題的研究中。Richardson（2006）模型可以直接度量特定公司和年度的投資效率，避免了投資效率的難以度量性，為微觀層面企業的投資效率研究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本文即借鑒Richardson（2006）模型對我國上市公司投資效率進行衡量。Investi，t=?茁0+?茁Q（托賓Q=市場價值/重置成本）。由于我國上市公司的市場價值和重置成本數據難以獲取及托賓Q在中國股票市場缺乏有效性，因此本文換用營業收入增長率作為成長機會的替代變量；另考慮到我國資本市場與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相比，成立時間比較短，故沒有將公司上市年限包括進來；?著i，t為回歸殘差，若小于0，表示投資不足，用Underinv表示；若大于0，則表示投資過度，用Overinv表示。該模型的一個假定條件是，上市公司整體投資行為正常，不存在系統性非正常投資現象；否則，在使用模型殘差計量投資過度和投資不足時，容易產生系統性偏差。為了控制模型的系統性偏差，將模型的殘差按大小等分成三組，并剔除中間一組，然后將殘差最大的一組作為投資過度組，將殘差最小的一組作為投資不足組，對上述模型進行分年度和分行業回歸，運用回歸殘差的絕對值來度量特定公司的投資效率。回歸殘差絕對值越大，上市公司投資效率越低。

（2）解釋變量會計信息質量。本文的解釋變量是會計信息質量AQ。為了使抽象的會計概念更加具體明晰，實證研究中，學者們采用了各種各樣的替代變量對會計信息質量進行了衡量。魏明海（2005）從盈余質量、價值相關性、及時性、可比性、披露質量和透明度六個側面回顧了會計信息質量的經驗研究。而盈余質量是會計信息質量關注的重點，會計信息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強調盈余的質量水平，因此，本文主要從盈余質量角度來衡量會計信息質量。Bhattacharya、Daouk & Welker（2003）提出了三個衡量盈余是否透明的指標，包括盈余激進度、損失規避度和盈余平滑度。國內外學者大多借鑒盈余激進度和盈余平滑度作為對會計信息質量的衡量。本文借鑒這一思想，以盈余激進度作為會計信息質量的替代變量，并采用操控性應計來反映盈余的激進度，操控性應計越大，盈余就會越激進。在我國，企業為了實現IPO、配股或增發，往往有動機通過操控應計利潤來實現其目標。因此，用盈余激進度作為衡量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將會有較好的效果。盈余激進度是指上市公司延遲確認損失（費用）而加快確認收入的一種傾向，其結果表現為應計利潤的增加。 本文應用Jones模型計算的操控性應計數來衡量上市公司的盈余激進度。Jones（1991）將非操縱性應計利潤看作是營業收入和固定資產規模的函數，Dechow、Sloan 和Sweeny（1995）隨后提出了修正的Jones模型，將應收賬款的變動額從營業收入變動額中扣除。但是，修正后的模型忽視了無形資產和長期待攤費用對非操縱性應計利潤的影響，而對部分上市公司尤其是科技創新型公司而言，技術因素在公司的成長發展中發揮著很大的促進作用；新企業會計準則中長期待攤費用核算的主要是固定資產的改良支出和大修理支出，從本質上也屬于固定資產范疇。因此本文加入了無形資產和長期待攤費用兩個項目。夏立軍（2003）的研究發現，在我國采用綜合樣本估計特征系數所獲得的結論優于分行業樣本估計的結果。因此，本文采用綜合樣本而非分行業樣本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其中：NDAi，t為i公司第t年的非操縱性應計利潤（None discretionary Accruals）；Ai，t-1為i公司第t-1年末的總資產；?駐REVi，t為i公司第t年的營業收入變動額；?駐RECi，t為i公司第t年的應收賬款變動額；PPEi，t為i公司第t年末的固定資產；IAi，t為i公司第t年末的無形資產和長期待攤費用之和；?琢1、?琢2、?琢3、?琢4為特征系數，根據以下模型（4）數據回歸取得：著i，t…（4）。其中TAi，t為i公司第t年的總應計利潤（Total Accruals）；?著i，t為殘差，代表各公司t年的操縱性應計利潤。本文對于總應計利潤額TA的計算采用現金流量表法，即：TAi，t=NIi，t-CFOi，t。NIi，t為i公司第t年的凈利潤；CFOi，t為i公司第t年現金流量表中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則操縱性應計利潤DA（Discretionary Accruals）為：DAi，t=TAi，t-NDAi，t。由于操控性應計數的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為了便于理解，以其絕對值乘以-1，作為盈余激進度來反映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該值越大，代表會計信息質量AQ越高。

（3）控制變量。根據相關文獻的研究方法，本文選取現金流變異性、成本、高管薪酬、控股股東性質及股權集中度等作為檢驗模型的控制變量，同時設置年度和行業虛擬變量，變量含義見（表2）。第一，現金流變異性FV。Verdi（2006）的研究發現現金流變異性越大，越易導致非效率投資，本文引入該變量控制現金流波動性對投資不足和投資過度的影響；第二，企業性質State。大量的文獻研究認為，國有性質企業傾向于推進非效率投資；第三，成本越嚴重，非效率投資現象越嚴重。本文選取管理費用率M和大股東占款T作為成本的替代變量。袁建國（2009）研究發現：管理層大量的在職消費和大股東占款均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上市公司投資資金短缺，由此會削減公司資本投資。因此，預期管理費用率和大股東占款越高，非效率投資就會越嚴重；第四，高管薪酬Pay。辛清泉等（2007）在對經理薪酬和資本投資關系的研究中發現，當薪酬契約無法對經理工作努力和經營才能做出補償和激勵時，容易誘發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從而導致公司非效率投資；第五，股權集中度（FSHR）。我國屬于新興資本市場，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保護制度不夠健全，大股東更傾向于利用其股權優勢侵占上市公司或其他外部股東利益。因此，利用股權集中度變量控制這一影響。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3）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投資不足（投資過度）類型的樣本數有413（453）個，占總樣本的48%（52%）。會計信息質量AQ的均值（中位數）為-0.0681（-0.0444），公司投資不足的均值（中位數）為0.6971（0.5653），而投資過度的均值（中位數）為0.8687（0.5786）。這表明我國上市公司樣本中投資過度類型的樣本比重更大，且投資過度類型樣本中非效率投資現象也更嚴重。

（二）相關性分析（表4）相關系數顯示：投資不足（過度）都與會計信息質量負相關，且Spearman相關系數為-0.133（-0.058），初步表明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有助于減少投資不足，抑制過度投資，提高上市公司投資效率。PanelA中會計信息質量AQ和成本M和T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041、-0.109；PanelB中相關系數分別為0.000、-0.042，初步表明會計信息質量和成本基本負相關，意味著會計信息質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成本，進而提高投資效率。Panel A和B中解釋變量間的Spearman相關系數都比較低，說明研究的檢驗模型不存在較大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回歸分析 （表5）報告了會計信息質量對公司投資不足和過度的影響，其中B和D包含了所有的控制變量。回歸結果均顯示，就上市公司整體而言，會計信息質量與投資不足和投資過度均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進一步表明高質量的會計信息能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緩解契約雙方間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從而減少投資不足、抑制過度投資，提高公司的投資效率。A、B、C、D四組回歸結果均有力地支持假設1和假設2。

（四）敏感性分析本文執行了如下敏感性分析：一是為了避免因變量與解釋變量間潛在的同期性偏見，對解釋變量采用滯后一期的數值，重新對檢驗模型進行了回歸；二是以非正常投資作為投資不足和過度投資的替代指標，以經營費用率=（營業費用+管理費用）/營業收入，作為成本的替代指標重新對檢驗模型進行回歸。經過上述處理后，回歸結果與前文研究結論沒有實質性差異，表明本文的研究結論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四、結論

本文研究表明，高質量的會計信息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改善契約和監督，降低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提高公司投資效率。本文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在投資效率的研究中，有融資約束假說和成本假說，而本文的研究尚未對其進行區分；其次，本文的研究已初步表明會計信息質量與成本負相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緩解成本來提高投資效率。可以進一步考慮對會計信息質量提高投資效率的途徑進行研究；再次，除了本文控制的影響投資效率的因素外，還有其他未考慮到的因素，可能會對本文的研究結果產生一定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張功富、宋獻中：《我國上市公司投資：過度還是不足？――基于滬深工業類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資的實證度量》，《會計研究》2009年第5期。

［2］于李勝、王艷艷：《信息風險與市場定價》，《管理世界》2007年第2期。

［3］連玉君、程建：《投資-現金流敏感性：融資約束還是成本？》，《財經研究》2007年第2期。

［4］袁建國、蔣瑜峰、蔡艷芳：《會計信息質量與過度投資的關系研究》，《管理學報》2009年第3期。

［5］魏明海：《會計信息質量經驗研究的完善與運用》，《會計研究》2005年第3期。

［6］夏立軍：《盈余管理計量模型在中國股票市場的應用研究》，《中國會計與財務研究》2003年第2期。

［7］辛清泉、林斌、王彥超：《政府控制、經理薪酬與資本投資》，《經濟研究》2007年第8期。

［8］李遠勤、郭嵐、張祥建：《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影響因素的前沿研究綜述》，《軟科學》2009年第7期。

［9］姜國華、岳衡：《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與上市公司股票回報率關系的研究》，《管理世界》2005年第9期。

［10］Bushman R. and A. Smith. 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1.

篇（2）

公司治理又稱為公司治理結構或公司治理機制，是在現代企業發展，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情況下，用來解決其產生的委托—問題。公司治理的實質就是有關公司的權利安排和利益分配的問題。

會計信息是用于體現特定會計主體價值狀態及其經濟活動中價值運動和增值過程狀況的經濟信息，具體而言，它反映其服務的會計主體在一定時點上的財務狀況和一定時期內的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等內容。正是由于會計信息能夠反映會計主體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等信息，所以會計信息在加強其主體內部經營管理、滿足國家宏觀調控、優化社會資源配置、服務于相關利害主體進行規劃決策等方面有著重大的作用，其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著資本市場的有效程度和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

一、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1.股東大會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具體而言，體現在股權的高度集中還是股權的高度分散上。在股權高度集中的情況下，很可能產生三個弊端：一是使大股東借控股公司之名行侵害上市公司之實；二是不利于經理層在更大范圍內接受多元化產權主體對企業經營活動的監督和約束，從而使小股東的利益和董事會的獨立性得不到保障；三是使收購和接管難以進行，公司接管市場的運作效率、質量和空間受到嚴重限制；四是使小股東沒有能力介入到公司治理當中。在股權高度分散化的情況下，股東們不愿意投入時間、精力和金錢監督經理層的執業行為是否按照股東的利益而行動。在股權高度集中與股權高度分散兩種情形下，股東大會都必然形同虛設，則強勢方都有動機和機會利用會計信息謀求自身利益，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是難以形成與索取的。

2.董事會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董事會一般由執行董事和非執行董事構成，前者系高層管理人員，后者系外部人員。在這種機制下期望經理層披露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是不可能的。而非執行董事出于自身聲譽考慮，即使有動力去促進高質量信息的披露，但其作用未必得到真正的發揮。因為他們在公司中沒有顯著的經濟利益，缺乏發揮作用的動力，加之他們的信息來源甚至是職位的提供都依賴于執行董事，直接受執行董事控制，難以發揮有效的作用。

二、公司外部治理結構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1.市場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市場機制是從宏觀角度來說明其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強化市場機制對公司會計信息披露行為來說是一種激勵機制，它可以從各個方面來完善會計信息的披露行為。市場機制主要包括資本市場、經理市場、產品市場等機制。

（1）資本市場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規范的資本市場可以使各利益相關者(包括投資者、所有者、管理者和各中小利益相關者)有一個很好的外部環境，使他們都愿意通過資本市場來發揮自身的作用和行使自身的權利，從而影響管理人員的決策，約束公司內部人員的行為，促使公司內部治理有一個良好的發展機制。另外，資本市場競爭中有一種主要的形式即接管。他可以通過市場自身的調節達到更換不良管理者的目的，淘汰弱勢公司，這對于公司來說是一種約束和壓力，防止會計信息的造假行為。再者，我國現在的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國有股比例較大，使得中小股東無法實現自己的目標，也不會去關注會計信息質量的真實性，所以說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無法形成真實的會計信息需求主體也是影響會計信息質量的關鍵因素。

（2）經理市場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在經理市場中，經理人員往往會為了維護自身的形象，理性地管理公司業務，發揮自身的價值去為公司創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保持一個良好的紀錄，也使公司有一個良好的發展。如果經理人員發生舞弊行為，影響的還是自己，所以經理市場往往也會形成一種優勝劣汰的環境，從不同的角度去影響會計信息質量。

（3）產品市場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產品市場是一種可以量化的市場，它能夠為我們帶來巨大的收益，這從側面反映了經理人員其實是很用心的在為公司創造利潤，他通過自己的領導為我們創造了很大的價值，否則，經理人員必然會發生更替，外界的人們會認為公司的產品并沒有做出很好的業績，資本市場上的優勝劣汰也會發揮自身的作用，這必然會給經理人員帶來巨大的壓力，從而影響到會計信息質量的披露。

2.政府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在我國，由于過去計劃經濟體制的嚴重影響，政府的行為與市場本身的調節相互矛盾，政府大多是公司的第一大股東，卻同時又要去監控政府的行為，它需要對外提供真實的信息，卻又要實現自身大股東的利益，這種矛盾的要求使政府不能成為真正的會計信息需求主體，從而影響到會計信息質量。

3.社會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社會機制主要是指那些中介結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證券公司及交易所等)所發揮的作用和社會人們的意識觀念、文化觀念和道德規范。目前，我國會計信息的審計需求主要是由政府創造的，國家或者政府往往從形式上要求上市公司參與審計，并不是由市場本身的內在要求所引起的，因此，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時，不僅要滿足上市公司的要求，還要獲得政府的認可，這樣才能在市場中獲得一定的份額，所以會計信息質量在整個審計過程中顯得并不重要，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會計信息質量所反映的真實性。

三、會計信息質量在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中的作用

1.會計信息質量對股東的作用

追求長期投資價值的股東往往以公司所有者的身份積極參與公司治理，從關注公司的長期業績出發，關注公司的管理質量，關注公司人才發展戰略、技術創新、社區與環境責任等等。投資股東期望通過企業經營活動確保其長期穩定的獲利能力。然而為企業經營產出的替代變量，會計應公平地計量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并向投資股東提供真實、可靠的會計信息，企業在向投資股東提供會計信息時，應能夠客觀公允地反映出企業的獲利情況，如果以潛在的利益而不予揭示等形式反映為收益的少報，或費用和損失的多報，或通過財產實際價值的少報而少計利潤，就會縮小利潤分配的幅度而對股東不利，分配上就會與社會公平背道而馳。反之，因為收益的多報，或潛在費用和損失不計，財產實際價值的多報而形成的利潤多報，就會引起資本流出公司，削弱企業的財力基礎，損害企業收益能力的長期穩定性。因此，高質量的會計信息起到了保護投資股東利益最大化的作用。

2.會計信息質量對董事會決策權行使的作用

會計信息具有為董事會的決策提高信息的職能，而且是董事會行使決策權所依賴的一種控制工具，董事會作為股東的受托機構，其根本目標是維護股東權益，實現公司經營業績最大化，并保持公司具有持續的盈利能力。董事會作為股東的受托機構，其根本目標是維護股東權益，實現公司經營業績最大化，并保持公司具有持續的盈利能力。董事會對公司的監控體系包括經理的任免、資本預算體系、業績考核體系、財務報告制度、內部審計和社會審計等到一系列制度安排。其中，會計信息對董事會聘用或解聘經理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會計信息為董事會積極有效地治理公司提供了優良的服務，據此對管理層和公司做出整體評價后，考核CEO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和公司的業績，并為公司戰略決策和人員結構做出及時的糾正和調整。

參考文獻

篇（3）

        公司治理又稱為公司治理結構或公司治理機制，是在現代企業發展，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情況下，用來解決其產生的委托—問題。公司治理的實質就是有關公司的權利安排和利益分配的問題。

        會計信息是用于體現特定會計主體價值狀態及其經濟活動中價值運動和增值過程狀況的經濟信息，具體而言，它反映其服務的會計主體在一定時點上的財務狀況和一定時期內的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等內容。正是由于會計信息能夠反映會計主體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等信息，所以會計信息在加強其主體內部經營管理、滿足國家宏觀調控、優化社會資源配置、服務于相關利害主體進行規劃決策等方面有著重大的作用，其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著資本市場的有效程度和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

        一、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1.股東大會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具體而言，體現在股權的高度集中還是股權的高度分散上。在股權高度集中的情況下，很可能產生三個弊端：一是使大股東借控股公司之名行侵害上市公司之實；二是不利于經理層在更大范圍內接受多元化產權主體對企業經營活動的監督和約束，從而使小股東的利益和董事會的獨立性得不到保障；三是使收購和接管難以進行，公司接管市場的運作效率、質量和空間受到嚴重限制；四是使小股東沒有能力介入到公司治理當中。在股權高度分散化的情況下，股東們不愿意投入時間、精力和金錢監督經理層的執業行為是否按照股東的利益而行動。在股權高度集中與股權高度分散兩種情形下，股東大會都必然形同虛設，則強勢方都有動機和機會利用會計信息謀求自身利益，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是難以形成與索取的。

        2.董事會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董事會一般由執行董事和非執行董事構成，前者系高層管理人員，后者系外部人員。在這種機制下期望經理層披露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是不可能的。而非執行董事出于自身聲譽考慮，即使有動力去促進高質量信息的披露，但其作用未必得到真正的發揮。因為他們在公司中沒有顯著的經濟利益，缺乏發揮作用的動力，加之他們的信息來源甚至是職位的提供都依賴于執行董事，直接受執行董事控制，難以發揮有效的作用。

        二、公司外部治理結構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1.市場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篇（4）

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是一個體系,其中相關性和可靠性是兩個比較重要的質量特征。受多種因素的制約,我國目前會計實際提供的信息在質量上達不到用戶的要求,會計信息失真成為普遍現象,會計信息披露的時效性不強。

在影響會計信息質量的眾多因素中,公司治理結構可能是其中之一。公司治理結構廣義地講是指關于公司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即企業組織方式、控制機制和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機構、制度和文化的安排。它所界定的不僅是所有者與企業的關系,而且包括相關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

本文認為,可以從健全公司治理結構方面提高會計信息質量,以最終形成公司治理系統、公司管理系統和會計信息系統良性循環的局面。

一、公司治理結構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現代財務會計產生的動因是現代企業中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企業外部的資本所有者(委托人)將其所擁有的資源(資本) 委托給企業經理人員(人)經營管理,并對人進行監督和控制。所有者對企業的經營管理和績效進行監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稱為公司治理結構。財務會計作為一個信息系統,在這套制度安排中扮演信息提供者的重要角色,成為所有者控制經營者的一個重要工具。為了防止由信息不對稱所引發的事前的逆向選擇和事后的道德風險,遠離企業的資本所有者有必要對管理者提供的會計信息進行分析、驗證。為了提高這種分析、驗證的效率,股東等外部產權主體可以通過與人力資本所有者的談判將這種分析、驗證程序制度化。比如,在企業治理結構內部,可以在董事會中設立審計委員會,或引入具備專業素質的獨立董事;在企業治理結構外部,則通過獨立審計和財務分析等中介機構,以確保管理者所提供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和相關性。因此,財務會計和公司治理結構之間的關系是系統和環境的關系。公司治理結構這一制度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財務會計的信息質量,從而影響該系統的目標的實現程度。

二、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現狀及其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一)所有者缺位

我國絕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國企改制而來。以國有資產管理局所屬的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和上市公司母公司為主的國有股東是大多數上市公司的唯一大股東,雖然他們被明確為國有資產的投資主體,履行資產所有者職能,但由于他們本身不是真正的所有者,并不能像真正的家族或個人股東那樣從切身利益出發去關心公司的治理,國有資產所有者缺乏具體的人格化代表,造成了國有股權虛設,所有者不到位,導致上市公司內部人控制嚴重。內部人控制是指擁有控制權的經營者在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上市公司,憑借自己手中對財產的控制權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視甚至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在內部人控制下的企業,其經營者和股東的目標不同,經營者追求的是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股東價值的最大化。而在股東和經營者間的委托契約關系中,業績指標是衡量經營者能力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經營者可能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損害股東的利益,誤導投資人的信息,或有意隱瞞他所掌握的信息。

(二)董事會運作不規范、獨立性不強

董事會作為代表廣大股東利益的執行機構是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的,有權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投資方案,聘任或解聘公司經理,執行股東大會決議,監督公司經營情況等。在我國的上市公司的董事會,其成員基本上是改制前原國有企業的原班人馬,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治理形式和政企合一的模式仍有較強的影響。董事會地位模糊、董事會作用微弱現象廣泛存在,表現在董事會內部構成不合理,內部董事居多。有資料表明:我國上市公司董事會中,內部董事占三分之二以上,有的上市公司董事會甚至全部由內部董事構成。內部董事過多導致對經營者的監督弱化,從而削弱了會計信息質量。

(三)監事會職能弱化

我國上市公司的監事會僅有監督權而無控制權和戰略決策權,更無董事和經理的任免權。其成員多是企業內部管理人員,使監事會實際上只是一個受到董事會控制的議事機構。成員整體結構呈現出內部人員比例高,黨組干部比例高的特點,不利于企業內部和企業外部監督力量的均衡。加之監事專業知識的缺乏,難以保證監事會有效地對董事會、經理層進行監督,監督不力的現象普遍存在。同時監事與董事、高層經理相比文化程度最低,監事會主席與董事長、總經理相比,文化程度也最低,他們缺乏法律、財務會計等方面的知識和素養,對董事、經理的經營失誤行為,難以判別和應對。

(四)經營者的激勵約束機制不健全

經營者是為股東和企業帶來利益最大化的關鍵者,公司治理就是如何有效地調動經營者的積極性,使他們在為股東和企業帶來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相應獲得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實際情況是對經營者的激勵約束不足。一方面是激勵不足,使部分公司經營者的收入偏低,經營者的貢獻沒有很好地體現在個人收入上,造成一些經營者的心理不平衡,導致其追求合法報酬之外的“灰色收入”,以補償人力資本的不足,這時的激勵機制就被扭曲,經營者的道德風險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卻是激勵不當,缺乏約束機制。

三、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公司治理結構的缺陷從根本上影響我國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要提高我國企業的管理水平,就要借鑒國外加強對上市公司管理的經驗,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上市公司的質量,從基礎上建立起防范會計信息失真的堅固防線。

(一)所有者必須到位

資本所有者是否處于實位直接影響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而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是防范會計信息失真,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根本出路。要使出資人到位,關鍵在于改善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通過國有股的減持,增加其它性質的投資人,特別是非國有股東,形成多元化且相對集中的股權結構,才能使股份公司的人格化特征更明顯。根據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相匹配的原則和資本雇傭勞動的觀點,能夠替代原來由國家政府部門承擔選擇和監督上市公司經營者的責任只能是非國有的法人大股東,從而推動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規范化,從體制上消除會計信息質量不高的根源。

(二)提高獨立董事比重,增強董事會獨立性

將一定比例的獨立董事引入董事會能增強董事會的獨立性,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內部人的財務報告舞弊行為,使經過董事會批準后披露的會計信息真正做到真實可信,以利于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與董事會其他成員相比,獨立董事能夠站在公正客觀的立場上保護公司利益,保護中小股東的權益。同時能對公司經營者形成制衡作用,對其經營中的違規行為予以制止,增強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由于獨立董事不擁有企業股份,可以不受利益的局限而公平地對待全體股東、董事和經理人員,在公司戰略、運作、資源、經營標準以及一些重大問題上能做出自己獨立的判斷,致使經營者無法利用財務欺詐手段來達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三)明確監事會的監督權力

《公司法》規定,監事會有權檢查公司財務,有權對董事、經理執行職務時違反法律、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行為予以監督,這需要選配高水平的具有專業技能的懂經營、會計、法律的人,經過法定程序進入監事會。還應強化監事會的監督手段,法律應賦予監事會聘用注冊會計師檢查公司財務的職權,以使對董事、經理的財務監督成為可能;提高監事會在公司中的地位,應賦予監事會有召集臨時股東大會權力,監事會如果發現董事、經理的某些行為損害了公司或者股東的利益,可以不受董事會的影響而直接召集股東大會,通過股東大會來糾正董事、經理的違規行為。

(四)激勵約束機制相匹配

現代公司的典型特征就是股東財產的終極所有權與企業經營權相分離,公司治理的本質就是通過適當的激勵與約束機制消除或降低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委托問題,由于人存在機會主義傾向,他會憑借信息優勢,發生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現代企業理論的研究表明,設計合理的激勵與約束機制,是規范經理人員行為,緩解風險的有效途徑,能使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在努力工作的同時,獲得更多的報酬,從利益上防止會計造假。目前一些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中開始引入經營者股票期權激勵辦法,這種制度把經營者的收入與未來時期內公司股票價格相聯系,具有長期激勵性。值得注意的是,在給經營者激勵的同時還必須輔以相應的約束,實行經營者風險責任制度,形成經營者風險約束機制和自律約束機制

參考文獻:

篇（5）

企業內部會計控制制度是指單位為了保證業務活動的有效進行，保護資產的安全、完整，防止、發現、糾正錯誤與舞弊行為，保證會計資料的真實、完整而制定和實施的政策與程序，內部會計控制制度是一項行之有效的內部管理制度，是內部控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維護會計工作秩序和提高管理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

企業內部會計控制制度體系以貨幣資金、銷售業務、采購業務、固定資產、存貨、成本費用、對外投資、籌資融資等為內部控制的主要對象。

二、內部會計控制的目標和原則

（一）內部會計控制應當達到的基本目標

1、規范單位會計行為，保證財務會計信息的真實性。企業的管理部門需要準確、可靠的財務會計信息，以便在企業的經營活動中作出正確的決策；股東、債權人及其他有關各方也需要可靠的財務會計信息以便進行正確的投資、借貸等決策。

2、堵塞漏洞，消除隱患，防止并及時發現、糾正錯誤及舞弊行為，保護單位資產的安全、完整。如果沒有有效的內部會計控制制度，企業的各項實物資產就可能被盜竊、受損或被濫用，有關的會計憑證、賬簿記錄和統計計量等非實物資產也可能遭到破壞或毀損。因此，完善的內部會計控制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制約企業財產物資的采購、檢驗、計量與記錄、入庫、保管、維修、領用、發運和報廢等各個環節，有效地制止浪費，防止各種貪污舞弊行為，從而保證財產物資及相關記錄的安全性與完整性。

3、確保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單位內部規章制度的貫徹執行。國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規是企業經營活動的依據。管理當局制定的企業經營方針、計劃等是為了實現企業的目標。良好的內部會計控制制度就是要確保企業在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過程中，貫徹執行國家的法律法規、各經濟發展時期與階段的方針和政策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建立的企業的經營方針與計劃，保證企業經營管理目標的實現，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二）建立內部會計控制的基本原則。現代企業在建立和設計內部會計控制制度框架時必須遵循和依據的客觀和基本法則，稱為內部會計控制的基本原則，它也是外部審計人員判斷被審計單位內部會計控制制度設計狀況的基本依據。

企業在建立單位內部會計控制制度時應當遵循以下原則：第一，合法性原則。即各單位制定的內部會計控制制度應當符合并嚴格執行法律、法規和國家統一的財務會計制度的規定。第二，適應性原則。即各單位制定的內部會計控制制度應當體現本單位的生產經營、業務管理的特點和要求。第三，規范性原則，即各單位制定的內部會計控制制度應當全面規范本單位的各項會計工作，要符合并體現會計科學的基本原理，并能規范會計事務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的工作，不能顧此失彼。第四，科學性原則。制定單位內部會計控制制度，必須科學合理，以使所制定的內部會計控制制度便于操作和執行；必須利于控制和檢查，有了解控制制度執行情況的手段和途徑；同時，要根據執行情況和管理需要不斷完善，以保證內部會計控制制度更加適應管理需要。

三、內部會計控制制度和方法

（一）內部會計控制制度。內部會計控制制度的內容主要包括：內部會計管理體系、會計人員崗位責任制度、財務處理程序制度、內部牽制制度、稽核制度、定額管理制度、計量驗收制度、財產清查制度、財務收支審批制度、成本核算制度、財務分析制度等。

為確保會計信息的真實、準確及合法性，應重點對以下事項進行檢查：第一，進行會計核算的數據是否正確，會計核算是否正確，是否符合相關制度規定。第二，會計憑證是否合法，賬賬、賬實、賬證是否一致。第三，會計科目使用是否合理，賬戶管理是否嚴密，賬務記載是否真實。第四，會計報表披露的數據是否準確、真實有效。

（二）內部會計控制方法。企業內部會計控制的方法主要包括：不相容職務充分分離、憑證和記錄控制、經濟業務經過適當授權、資產接觸與記錄使用的控制、獨立稽核、風險控制等方法。

具體地講，筆者認為成本和費用的控制是非常直接有效的。成本費用列支正確與否，直接影響成本真實、合理及合法性，因此應加強管理。如發現實際與預定目標執行有差異，應及時分析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證預算目標的實現。對成本費用內部會計控制目標的實施，必須達到幾點要求：

1、明確成本費用歸口管理原則。把企業的成本費用目標通過計劃編制和成本分析兩個流程層層歸口分解，落實到各部門、小組，有的指標可以分解落實到個人，形成一個成本費用控制系統，并使各責任單位明確責任范圍，使成本費用落到實處。

2、成本費用控制目標必須符合客觀實際。不能太高，太高容易挫傷積極性；也不能太低，太低則失去控制的意義。

3、搞好成本費用的日常核算工作。為正確地計算成本費用，為成本控制提供真實的信息，必須建立與企業生產相適應的成本費用核算方法，對企業成本費用的耗用進行正確的、真實的核算。

四、加強會計人員綜合素質控制，完善內部監督控制

會計人員是會計信息的直接生產者。加強對會計人員以《會計法》為主要內容的法制教育和以誠信為核心的職業道德教育，熟練掌握并正確運用有關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掌握財務運行工作的全過程，自覺學會處理局部和整體的關系，從而提高會計人員的綜合素質，確保會計信息的真實完整。

篇（6）

中圖分類號：F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8-0-01內部控制質量與內部會計控制質量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市場經濟發展的早期，內部控制發展分為內部會計控制和內部管理控制兩部分，其中，內部會計控制主要包含內部會計控制包含授權與批準制度、從事經營或財產保管、職務分離與財務記錄和審核的控制及內部審計等組織規劃的所有方法和程序。在對內部控制進行專項分類之時，國內外曾出現了多種視點的三點論和五點論甚至出現了八點論，即包括內部控制目標的設定、內部控制環境的監測、風險的評估以及會計信息的溝通與資源監督。目前的內部控制框架大都建立了以企業風險管理為總導向的體系，標志著內部控制體系的日臻完善。現代企業大都實行兩權分離的運營制度，即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職業經理的職責就是負責全部生產經營的事項，而作為企業投資的資本使用者不能直接參與到經營活動中去。這樣的“分工”很容易導致職業經理人與資本使用者在權益上發生沖突，矛盾的焦點就是。理論認為，企業是為了一系列經濟契約在較低成本水平下為保證財務信息的合法與公允，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規范內部控制行為是必需的。內部控制的實質是現代企業存在優勢的一種體現，內部控制體系的控制目標是企業組織的契約目標，照顧各方利益而達成的利益控制點，是內部控制的觸發機制。本文對內部控制的利益雙方主體的關系進行了論述，也只有對內部控制目標和會計信息質量進行重新認定，才會實現更高的信息質量管理水平。

一、內部控制主體與會計控制的原因分析

內部控制主體包括董事會、監事會、審計委員會與內部控制審計部門、有效的股東會，他們是企業內部控制的原動力。然而，我國目前有很多管理者缺乏一定的經驗，在配建企業基層管理以及進行內部控制的時候出現了漏洞，在人員配備上資金使用上出現了失誤。同時，企業內部控制的各個部門配備人員的素質也有待加強，各個部門和崗位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內部控制評價體系需要進一步完善，尤其是董事會以及監事會和內部審計人員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然而這些都需要控制主體有較高的操守與道德。美國自 2000 年生效的《聯邦政府內部控制準則》強調人是推動內部控制良好運轉的重要因素，強調內部控制中“人”的重要性。另外，在會計處理上出現了一定的失誤，上市公司在會計報表編制的過程中，由于疏忽以及信息缺乏必要的準確性，從而會影響預收賬款的真實性。在進行企業信息披露的時候，出現了一定的虛假性，缺乏必要的規范流程。信息的披露沒有嚴格按照相關的法律法規來進行，因而其實施細則上容易出現漏洞，影響財務的預測數值。

二、完善內部控制質量和會計信息質量關系的策略

內部控制質量越高越能有效抑制會計選擇盈余管理，降低可操縱性應計利潤，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同時內部控制環境尤其是公司治理結構也起著舉重輕重的作用。首先，要按照規范化的內部控制理論來加強管理和建設，并對理論研究進行創新，在加深相關理論認知程度的同時，注重總結其實踐過程中存在的規律，以構建新的理論框架。而這些理論的創建要建立在實際調查的基礎上，很多理論能夠在實施中不斷進行細化，對其能夠起到相互補充的作用。此外，根據國際理論研究情況可以得知，我國需要在借鑒外國先進理論和經驗的同時加強內部的理論控制，在企業內部要加大理論知識的傳播，能夠使企業認識到內部控制的原理，以便于進行推廣和建設。

其次，要對企業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的內容和披露格式進行更深層次的規范，以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因而，要對公司中的八要素進行完整性的披露，更要對其各個綜合因素進行整合。在實行自我評估的時候，要以獨立報告的形式來進行披露，這樣不僅能夠提高評估報告的實際效果和質量，并且還能夠以規范的形式對企業信息進行有效披露，能夠提高企業信息的決策力度。再次，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可以為企業提供有效的內部控制環境，保證內部控制功能的發揮。雖然 COSO 報告中，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并沒有完全被納入到內部控制環境中來，但公司治理在內部控制環境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需要進一步改善股權機構、設立合理的董事會規模、加強內部審計的獨立性、強化監事會的功能，明確規定各個部門權益負責人的各項職責，盡量使其內部控制力量達到均衡，這樣才有利于企業信息資源的深化與整合，有利于企業進行有效的內部控制。

最后，要加強企業外部的監督。為了預防虛假會計信息的產生，可以充分利用會計師事務所以及證監會的強大力量對其進行有效的監督。此外，我國還要積極引進國外監管部門的投資者以及債券人之間的權益處理經驗，以更大程度上保護企業的權益。一方面，可以提高監管人員的專業技術能力和職業道德素質，在過程中要加強相關法律法規的指導，并積極參加培訓，以增強內部監督體系的執行力度。另外還可以使各個監管部門積極配合，從而形成一定的聯動監督機制。而企業內部的各個監督機制很容易出現權益交疊的現象，因此必須對各個監督部門進行資源上的調和與優化，使其互相配合。在加強企業內部控制的時候，不僅要充分調動各個證監會的權責，而且要充分調動財政部和國資委以及審計署和中注協的積極性，使其積極參與到相關的內部控制中，以提高企業的監管效率以及監管的公正性。

篇（7）

一、引言

探究CFO起源，是為了克服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及"內部人控制"現象，因此CFO這一代表所有者利益的制度安排出現在公司治理中。CFO的主要職能是進行有效的財務監督以降低成本。

什么因素影響公司的會計質量？先前有很多會計方面的研究檢驗過這個問題，這些研究主要側重對不同等級的公司（如，　Klein　2002），以及不同層次市場對會計結果的影響（如，Fields，　Lys，　and　Vincent　2001）。究竟上市公司財務舞弊與其主要負責人--CFO是否相關？CFO是現代企業中重要的高級管理職位，是公司重要的戰略決策制定和執行者之一。

二、CFO的角色定位

Wilson　Jim　和　Ervin　Michael認為，當董事會要進行詳細的戰略審查時，他們需要管理層給予很好的確證，為滿足該方面的要求，CEO需要從CFO獲得重要的支持性分析。因此，CFO　不能僅僅局限于遵從已有的規則，而應和CEO　一起，把這些規則放在戰略的背景下，并以實質性的能增加企業價值的方式來處理業務。

三、CFO特征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CFO能夠預見公司的財務報告過程，他們可能對公司高層在會計方面的戰略選擇有直接影響，例如選擇會計方法和制定會計政策。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在判斷和決策方面的研究早就認識到，個人特征在決策結果中發揮作用（Bonner　2008）。然而，這些個人特征可能體現在企業決策的結果中，直到高階管理理論（upper　echelons　theory）的出現才被廣泛認可。具體來說，　高階管理理論表明，高級經理的個人特點影響他們分析評估他們的環境，并因此影響他們的決定。

高階管理理論的預測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個人特征如何影響判斷和決策的基礎上（JDM）。這個JDM理論提出影響個人決定的三個因素：人、任務和環境（Bonner，2008）。與人相關的分類中涉及到個人特征如何影響制定決策的認知過程，比如信心，人們對風險的態度以及內在動機。這些與人相關的因素就是我們認為的管理者風格。

（一）CFO特征的具體要素

目前對CFO特征的研究，主要從組織能力、專家能力和聲望能力三個維度衡量公司　CFO能力的大小。大多運用CFO的性別和年齡兩個變量衡量CFO的組織能力大小；從職稱和任期角度衡量CFO的專家能力大小；從學歷和社會兼職兩個變量衡量聲望能力的大小。

1．CFO性別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在性別方面，　Hackett　和　Vetz（1981）發現男性在績效期望方面更高；Lazear　和　Rosen（1990）發現通常女性由于部分精力被分散到家庭等非企業里面被認為在非勞動力市場上（家庭）具有更高的價值，而男性由于具有更加豐富的工作經驗而積累的人力資本將更能突顯自身能力；男性管理者在應對突發事件時組織和解決問題更加具有效率和效果。對CFO而言，男性管理者在績效期望，工作努力程度和處理突發事件三個方面具有同樣的優勢，特別是后兩個方面更能反映出　CFO　組織能力的大小。

2．CFO年齡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Taylor（1975）研究表明年長的管理者收集和評估信息的精確性以及決策的長遠性與自身年齡是正相關的，表明年長的管理者對組織的職位有更多的心理承諾。年長的　CFO其人力資本越高，做出重大決策則更富有經驗和技能，在收集評估財務信息的全面性以及精確性上將更為出色，有利于降低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減緩沖突，降低成本。

3．CFO職稱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就　CFO　這一職位而言，其職業判斷和組織管理能力尤為重要，職業判斷水平的高低取決于知識背景、閱歷和工作經驗等因素。職稱較高的　CFO　能夠體現自身從事其在某一領域的專業化能力，透過財務報表等數據挖掘企業存在的問題和潛在隱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各項費用的開支，降低成本。

4．CFO任期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理論上　CFO　較長的任期使其對內部工作更加熟悉，越有利于發揮監督職能，從而降低公司的成本。但是較長的　CFO　任期也有可能使得　CFO　與企業高管進行合謀，侵害股東利益，從而使得任期越長，其財務監督職能效果越差。

5．CFO學歷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理論上　CFO　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集以及處理信息的能力就越強，從而能夠起到更好的財務監督作用，但是我國目前一部分企業高管的學歷并非第一學歷，其函授、再教育等形式的效果可能并不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　CFO　的高學歷與其信息收集與處理能力的不對稱，從而造成CFO學歷與成本指標的相關性不顯著。

6．CFO社會兼職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CFO　在外兼職更容易獲取外部資源，提升　CFO　的社會地位和在公司內部的話語權，增強監督效應，減少其他高管產生管理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進而降低企業的成本。

（二）CFO的個人特征對公司會計選擇的作用

研究CFO的個人特征對公司會計選擇的作用，可以讓人們了解公司的會計政策選擇，因為研究發現會計政策的選擇可能是由于CFO的管理特征所決定的。如果公司意識到這二者之間的關系，那么公司就可以發現，經濟激勵不是獲得最佳財務報告選擇的唯一途徑，在公司發展的不同階段可以選擇不同風格的CFO。另外，還能緩和首席財務官自由裁量權的效應，也完善了高階管理理論；實踐上可以為完善公司治理、降低成本和提升公司業績提供依據。

參考文獻：

[1]Bonner，　S.　E.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in　accounting.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Education，　2008.

[2]Geiger，　M.　A.，　and　D.　S.　North.　Does　hiring　a　new　CFO　change　things？　An　investigation　of　changes　in　discretionary　accruals.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6，81　（4）：　781-809.

篇（8）

中圖分類號：F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12-154-02

世界第一份公司治理研究報告《公司治理財務方面的報告》首先指出了公司治理和會計信息披露有著直接的聯系，原因是會計信息質量問題影響到了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決策，為了實現公司的有效治理，該報告認為真實、公允的財務會計信息必不可少。“現代會計或者說現代會計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公司治理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1}公司治理與會計信息質量密切相關，雙向互動，它們共同構成了企業微觀運行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會計信息在公司治理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反過來，公司治理的效率高低又能夠影響會計信息質量的高低。具體來看，會計信息與公司治理中的互動關系主要表現為兩方面：一是會計信息質量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二是公司治理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一、會計信息質量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公司治理，狹義的講就是研究如何實現所有者對經營者的有效監督與制衡 而廣義的講則研究如何設計一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或機制，來協調公司與所有利害相關者、股東、債權人、供應商、雇員、政府和社區之間的利益關系。{2}

公司治理結構可分為公司內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治理。通常,公司內部治理是指按照《公司法》所確定的法人治理結構對公司進行的治理。而來源于債權人、雇員(勞動者)、供應商、消費者等利害相關者的治理構成公司外部治理。

1.會計信息質量在內部公司治理機制中的作用。（1）會計信息質量對股東的作用。追求長期投資價值的股東往往以公司所有者的身份積極參與公司治理，從關注公司的長期業績出發，關注公司的管理質量，關注公司人才發展戰略、技術創新、社區與環境責任等等。

投資股東期望通過企業經營活動確保其長期穩定的獲利能力。然而為企業經營產出的替代變量，會計應公平地計量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并向投資股東提供真實、可靠的會計信息，企業在向投資股東提供會計信息時，應能夠客觀公允地反映出企業的獲利情況，如果以潛在的利益而不予揭示等形式反映為收益的少報，或費用和損失的多報，或通過財產實際價值的少報而少計利潤，就會縮小利潤分配的幅度而對股東不利，分配上就會與社會公平背道而馳。反之，因為收益的多報，或潛在費用和損失不計，財產實際價值的多報而形成的利潤多報，就會引起資本流出公司，削弱企業的財力基礎，損害企業收益能力的長期穩定性。因此，高質量的會計信息起到了保護投資股東利益最大化的作用。（2）會計信息質量對董事會決策權行使的作用。作為分散的所有權的人，董事會聯系著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處于公司治理的核心。會計信息具有為董事會的決策提高信息的職能，而且是董事會行使決策權所依賴的一種控制工具，董事會作為股東的受托機構，其根本目標是維護股東權益，實現公司經營業績最大化，并保持公司具有持續的盈利能力。董事會作為股東的受托機構，其根本目標是維護股東權益，實現公司經營業績最大化，并保持公司具有持續的盈利能力。董事會對公司的監控體系包括經理的任免、資本預算體系、業績考核體系、財務報告制度、內部審計和社會審計等到一系列制度安排。其中，會計信息對董事會聘用或解聘經理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會計信息為董事會積極有效地治理公司提供了優良的服務，據此對管理層和公司做出整體評價后，考核CEO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和公司的業績，并為公司戰略決策和人員結構做出及時的糾正和調整。（3）會計信息質量對經理激勵計劃制定的作用。會計信息在公司治理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維系和促進著監督和激勵的相容、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的匹配。{3}充分透明的信息披露的內部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在經理報酬合約中被廣泛應用，它可以降低問題。大多數經理報酬一般包括四個部分：年薪、年紅利收入（與會計業績相關系）、股票期權以及長期的激勵計劃。經理報酬這四個組成部分使得經理個人的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息息相關。在滿足個人利益的同時也滿足了公司的利益。可見，高度綜合的會計信息就成了激勵機制設計和實施的基礎，可靠、相關的會計信息，有利于激勵機制有效推行。（4）會計信息質量對經理人員經營管理行使的作用。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經理人員是公司的執行機構，職責是接受董事會的委托，執行董事會做出的決策并負責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確保投資人投入資本的保值、增值。因此，會計信息不僅能展現經理人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也能夠幫助經理人員在經營管理中做出正確的決策，從而提升公司的業績。

2.會計信息質量在外部治理機制中的作用。與內部治理機制相類似，公司治理在資本市場、經理市場中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1）會計信息質量在資本市場中的作用。在資本市場中，公司的大多數個人股東對公司的決策沒有有效的發言權。他們很少涉及到企業內部經營管理，追求的是短期的資本利得或紅利收入，由于交易成本的影響，一般均不直接，也沒有動力去監管經營者。為了獲得一定的投資收益而且又要保證資本安全，他們會要求公司向他們提供真實、可靠的財務信息，所有小股東依靠審計人員、監管者和執行法律的權威機構，運用會計準則體系、公司章程和法律來保護股東權益。從而降低了潛在投資者的交易成本，提高了資本市場運作效率。

債權人與股東所不同的是，他們關注的是企業的還本付息能力。債權人沒有對企業的資本做出永久承諾，他們享有資本使用帶來的收益并按合同規定的期限收回本金，所以債權人在要求企業有高收益能力的同時，還希望保全基本財產維持還債能力。短期債權人主要對流動資產、流動負債和企業短期債能力感興趣，企業提供的會計信息為短期債權人提供了據以計算、分析企業短期償債能力所必需的財務信息；然而債權人與短期債權人對企業財務狀況的關注有所不同，他們更關注企業資產計價和資產的業務能力。在債務契約的鑒定過程中包括了關于運用已公布的經審計后的財務報表數據來限制管理當局行為的條款，任何不履行上述條款的行為均被視為違約，它使債權人有權采取一般對待違約而采取的行動，債權人在簽約以后對管理者的監督，方法之一就是運用現行的財務統計數據與契約中的條款進行對照，如果出現不符合條款的行為，債權人就會采取保護措施。在這個過程中，債權人利益的及時保護和有效降低債權風險依賴于經審計的財務信息。（2）會計信息質量在經理市場中的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教育程度的發達，經理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專業化的職業隊伍，經理市場的存在，給現有的經理人員施加了外部壓力。要達到公司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只有通過經理市場人才的競爭，作為企業所有者的股東才可以淘汰不稱職的經理，要求更能符合公司利益的管理者，在人力資源上實現優勝劣汰和優化配置。

二、公司治理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由于會計系統處于公司治理結構這一制度環境下，它必然會受公司治理的影響，進而影響會計信息質量。{4}

1.委托關系中信息不對稱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在公司組織中，委托關系存在于公司治理整頓的各個層面，包括股東與董事會、經理和公司內部上下級都有著一種委托人和人的契約關系。委托關系中的契約人是一種典型的經濟人。二者存在著目標和利益的差異。委托關系對會計的發展有一定影響，如促進企業健全企業會計信息系統,提供真實、有用的財務會計信息，維護所有者和經營者雙方的權益。{5}委托關系帶來了委托雙方信息不對稱的產生。信息不對稱是指參加交易的各方掌握的信息不一致，即一方掌握其他各方所沒有掌握的信息優勢的現象。由于交易雙方對信息占用的不對稱，而導致先后分別發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嚴重降低市場運行效率。完善的公司治理能夠加強對管理者機會主義行為的監督和約束，降低投資者與管理者之間的成本，提高披露的會計信息的質量。反過來，如果公司治理不完善，由此對會計信息質量的負面作用也同樣非常大。

2.公司治理下內部控制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內部控制是公司治理在權利配置中的具體體現，是在建立制衡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旨在保證這一過程完成的規程、政策和組織實施程序。建立健全內部控制有助于防弊糾錯，保護資產的安全，確保會計信息質量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公司治理結構完善，則內部控制可以行之有效，對管理者實施適當的監督，實現公司經營目標。董事會成員只有獨立于經理層才能為董事會成為內部框架的制定者、監督者和最高執行者，才能發揮董事會在內部控制中的核心作用提供責任劃分的保證作用，從而有效實現內部控制目標，即確保會計信息的質量可靠。

綜上所述：會計信息質量與公司治理有著天然的聯系。會計信息為公司治理提供重要的消息來源，降低了信息不對稱，使得公司治理能夠有效運作；同時公司治理通過一套制度安排來保證會計信息質量，公司治理的完善披露機制有助于良好的公司治理的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鼓勵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并對實施這種行為的主體給予獎勵,會使公司的高層管理者,依據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做出科學的決策。

注釋:

{1}石本仁.公司治理中的會計角色[J].會計研究,2002,（4)：24-31

{2}王曉曉.公司治理結構與會計信息質量[J].企業技術開發,2009,(2)：130-131

{3}李維安,武立冬.公司治理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9

{4}葛家澍,杜興強.公司信息、公司治理與會計準則：理論分析、博弈解釋與歷史證據[J].當代會計評論，2008，(6)：1-27．

篇（9）

一、引 言

會計信息質量對資本市場具有重要的意義。Jensen和Meckling[1]認為，較高的會計信息質量能夠降低企業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Biddle等[2]認為，高質量的會計信息能優化公司資本配置以及提高投資效率。黃世忠[3]認為，較低的會計信息質量會挫傷投資者的信心。劉立國和杜瑩[4]也提出低質量的會計信息會擾亂證券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的觀點。對于影響會計信息質量的因素，現有研究主要從兩個層面展開：一是高管層面，主要包括高管個人特征影響。Aier等[5]指出，財務負責人的自身能力能夠有效影響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二是公司層面，主要包括公司治理和股權結構。Beasley[6]指出，公司治理越有效，其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越高。La Porta等[7]發現，股權集中度不利于公司會計信息質量提高。

上述兩個層面的研究都得出了一些很有意義的結論，但這些結論主要以高管和公司作為分析因素，忽視了公司的另一利益主體――投資者的作用。投資者作為公司的所有者，他們需要掌握準確的會計信息以便于以后的投資決策，他們對公司的會計信息具有知情權和話語權。由此投資者保護程度肯定會對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產生影響。雖然在公司特征影響因素中涉及到了投資者的股權結構，但是該方面僅僅關注投資者保護的內部效應，而對于其外部效應――投資者保護的作用還很少涉及。那么投資者保護是否能夠提升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這種影響效應在不同的公司性質下又是怎樣的？基于此，本文從投資者保護外部效應視角出發，基于2008―2012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考察投資者外部保護程度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本文的貢獻可能有三：其一，現有研究主要關注于高管層面和公司層面的因素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本文研究投資者保護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這是對現有研究的補充。其二，關于會計信息質量的投資者保護層面的研究主要考察投資者股權結構的內部效應，忽視了投資者保護的外部效應。本文基于投資者保護外部效應視角研究投資者保護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是對現有研究文獻的增量貢獻。其三，本文的結論為政府科學制定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方面的政策措施提供了計量依據。

一、文獻綜述

會計信息反映了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它的質量的好壞不僅影響到公司一些重大決策，如Biddle等[2]提出的投資決策，黃世忠[3]認為還會對證券市場資源有效配置甚至是政府宏觀政策產生影響。因此，國內外的學者圍繞會計信息質量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首先，研究者從公司層面考察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一方面，由于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大股東會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犧牲中小股東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在會計行為方面，大股東擁有優勢控股權，可以對會計行為產生影響，這種會計行為僅僅是以大股東的利益為導向，忽略了中小股東的利益要求。Hart[1]提出此時大股東會利用控股權影響會計信息質量，并以其他利益相關者利益為代價增加自己的收益。La Porta等[2]以1995年27個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公司為樣本，考察發現股權集中度越高，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越低。李常青和管連云[3]認為，大股東持股過高或過低都會使得公司內部權力產生差異，進而增大公司內部操控會計信息可能性，其基于2000―2002年滬市421家上市公司為樣本的實證結果表明，大股東持股比例與公司會計信息質量呈U型關系。黎文靖和路曉燕[4]基于2001―2004年滬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為樣本，結果發現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則該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越差，但是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具有更好質量的會計信息。另外，高雷和張杰[5]認為，機構投資者能夠起到監督大股東的作用，可以減少大股東的盈余管理行為，提高公司會計信息質量。丁方飛和范麗[6]也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會計信息質量呈現正相關關系。但是Sloan[7]卻指出，機構投資者很有可能和公司管理者合謀，通過管理層傳遞的私有信息獲取私利，使得他們比較同意管理層調減盈余的行為。楊海燕等[8]以2006―2009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指出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高，會計信息質量越差，但卻會提高會計信息的透明度。還有一些學者指出會計信息質量與董事會特征存在關系。Vafeas[9]指出，獨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會規模越小的上市公司越不可能進行財務報告舞弊的行為，也即具有較高質量的會計信息。Peasnell等[10]發現，外部董事比例越高的公司越不可能進行盈余管理，從而具有較高質量的會計信息。Felo等[11]認為，審計委員會規模越大且其中至少存在一個財務專家的公司具有較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國內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較高的進展。劉立國和杜瑩[12]基于1994―2002年因財務報告舞弊而被證監會處罰的25家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發現內部董事越多、監事會規模越大的公司，越有可能發生財務舞弊的行為。趙景文[13]基于2002和2004年最佳和最差的100家公司樣本，以中國公司治理指數代表治理質量，考察公司治理與會計信息質量的關系，結果發現公司治理質量越高，會計信息質量越高。

其次，研究者從高管層面考察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這些研究者的一部分人認為財務負責人的自身能力能夠對會計信息質量產生影響。Aier等[14]提出自身專業能力越強，其所在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越高，所以，他們的研究對象通常是財務負責人。邱昱芳等[15]通過對2008年A股上市公司的財務負責人調查研究發現，財務負責人的工作經驗、專業知識與會計信息質量呈現顯著地正相關關系，而教育背景和專業資格認證與會計信息質量無關。還有一些學者則是以公司高管為考察對象，他們指出高管會通過增加對會計信息披露的決策權降低公司內部控制的方式來操縱會計信息來最大化自己利益。Hagerman 和Zmijewski[16]等認為，高管薪酬契約能夠促使高管為最大化私有收益而操縱會計信息。Healy[17]也指出，管理者會為實現私有收益最大化而進行操縱會計盈余。劉慧鳳和楊揚[18]以2004―2008年上市公司數據樣本，研究指出高管薪酬契約具有會計信息激勵效應，能夠促使公司高管為獲取更好的收益而進行盈余管理，降低會計信息質量。在研究中有Goh和Li[19]發現內部控制比較完善的公司可以抑制高管的盈余操縱空間，提高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反之，內部控制差的公司就會有較差的會計信息質量。Doyle等[20]通過對2002―2005年705家上市公司進行考察，結果發現在內部控制程度較差的公司中高管更容易進行盈余管理，使得會計信息質量變低。劉啟亮等[21]基于2007―2009年上市公司數據樣本，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質量與會計信息質量存在正相關關系，但是公司高管的權力會降低這種內部控制對會計信息質量的提升作用。

綜上所述，現有對會計信息質量的研究主要是從公司股權結構、公司治理以及高管特征層面進行考察，但卻忽略了公司外部主體――投資者的影響，盡管某些研究涉及到投資者，但是大都是從投資者股權結構內部效應視角進行考察，而從投資者保護外部效應視角考察投資者保護對會計信息質量的成果是少之又少，因此，本文將從投資者保護外部效應角度考察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現有研究表明，投資者保護力度不僅能夠維護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還可以影響公司的資本結構和公司價值。Shleifer 和Wolfenzon[22]指出，在投資者保護較好的國家中，股權比較分散，對投資者利益侵占行為較少，資本市場整體發展比較健康。LLSV指出在投資者保護較高的公司中，股權集中度比較低，使得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參與公司的股權投資中來。Bhattacharya等[23]發現，對于投資者保護較好的公司，具有較低的融資成本和較活躍的股票交易。沈藝峰等[24]指出，投資者保護能夠降低公司權益資本成本。王鵬[25]指出，投資者保護有利于降低公司控股股東對公司侵占的成本，提高公司的價值。那么作為向投資者提供公司經營運作資料，關系到投資者切身利益的會計信息，投資者保護力度對其也可能會產生影響。筆者認為投資者保護程度增強主要通過兩種途徑提高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首先，投資者保護程度增強意味著法律的強制力和執行力度增強，企業將被迫披露質量較高的會計信息。2006年，財政部制定并了《會計信息準則》，該《準則》要求，“企業應該根據實際進行的交易或事項進行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以保證會計信息真實可靠，內容完整”，“會計信息報告應該清晰明確，以便于投資者理解和使用”。 從權威性和約束力方面看，雖然該準則雖然不及國家層面的法律法規如《會計法》、《公司法》等，但該準則仍然是強制執行的法律規范，對上市公司具有約束力，企業違反該準則將會受到相應的處罰。由此將約束公司不良會計信息的披露，增強會計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完整性和真實性。另外，Pistor 和 Xu[26]提出在投資者保護程度較強的環境中，一般具有較強的法律和司法系統，能夠有效迫使公司制定全面、完整的會計信息，增加信息的可靠性程度。其次，投資者保護能夠有效約束管理層操縱會計信息，從而提高會計信息質量。Dechow 等[27]指出，在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的股份制公司中，管理層會因為獲取更大的自身利益而操縱公司的會計信息。但是La Porta 等[2]認為，在投資者保護較高的公司中，投資者保護的程度越高，外部投資者對公司管理層的監督和管理的力度越高，就會對管理層產生較大的壓力，投資者這種壓力會減弱管理層因操作會計信息而獲取私有收益的動機，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會計信息制定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從而提高了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與投資者外部保護程度較低的公司相比，投資者外部保護程度較高的公司，更可能披露高質量的會計信息。

三、研究設計

1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由于2007年開始實施財政部制定的《會計信息準則》，本文選取2008―2012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最終共得到9 379個觀測樣本，如表1所示。

公司財務數據（凈利潤、公司總資產、總負債、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營業總收入、應計賬款額、固定資產凈值、總資產收益率、審計意見等）、公司股權結構（第一大股東持股數量、機構投資者持股數量、公司總股本等）、公司治理數據（獨立董事人數、董事會人數等）、公司特征數據（最終控制人性質、行業、地區等）均來自于國泰安數據庫。“市場中介組織發育程度和法律制度環境”指標來自于《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報告》。

2回歸模型和變量

為檢驗前文假設，本文設定如下模型：

DCA=Protection+Control（1）

會計信息質量（DCA）：借鑒Dechow等[27]以及楊海燕等[8]的做法，使用橫截面Jones修正模型來測量操縱性應計利潤（DCA）。首先，計算經滯后總資產調整的總應計利潤額（TA）=（凈利潤-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凈額）/上年末總資產（At-1）。其次，根據公式NDAi，t=b0（1/At-1）+[b1（REVi，t-RECi，t）/Ai，t-1]+ b2（PPEi，t/At-1），計算在t年經滯后總資產調整的非主觀總應計利潤額（NDA）。其中，REVi，t表示i公司在t年與t-1年間的營業收入差額；RECi，t表示i公司在t年和t-1年的應計賬款差額；PPEi，t表示i公司在t年的固定資產凈額；b0、b1、b2是系數，具體是由下列方程中估計得出：TAi，t=b0（1/At-1）+[b1（REVi，t-RECi，t）/Ai，t-1]+ b2（PPEi，t/At-1）+εi，t。最后，經過公式DA i，t= TAi，t-NDAi，t計算i公司在t年經滯后總資產調整的操縱性應計利潤DA i，t，并對其取絕對值（DCA），絕對值越大則表示會計信息質量越低。

投資者保護（Protection）：本文借鑒王克敏和陳井勇[28]做法，使用上市公司年報中審計意見類型來刻畫投資者保護指標（Protection_1），即當審計意見類型為標準無保留意見時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另外，借鑒王鵬[25]和沈藝峰等 [29]的做法，使用《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報告》中的“市場中介組織發育程度和法律制度環境”指標進行測量投資者保護（Protection_2），當該指標高于中位數時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由于該指數報告僅截止到2009年，借鑒謝德仁和陳運森 [30]的做法，后三年的數據全部使用2009年的數據進行替代，這是因為市場環境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2010、2011、2012年和2009年各地區的市場環境變化較小，再加上取市場環境中位數檢驗環境好和差的虛擬變量，從而降低了各地環境的細微差別。

控制變量（Control）：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Share），第一大股東持股數量與公司總股份的比值。邱昱芳等 [15]認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則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越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share），機構投資者持股數量與公司總股本的比值。高雷和張杰 [5]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的股權集中度有利于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獨立董事比例（Indd），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所占的比例。Peasnell 等[10]發現，獨立董事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公司規模（Size），總資產的自然對數。楊海燕等[8]指出，公司規模不利于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公司績效（Roa），公司的總資產收益率。楊海燕等[8]指出績效越好的公司中，會計信息質量越差。資產負債率（Lev），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值。李常青和管連云[3]發現，公司資產負債情況會降低會計信息質量。公司增長性（Growth），當年營業總收入減去上年營業總收入的差值，除以上年營業總收入。胡志穎等[31]研究發現，具有較高成長壓力的公司，會計信息質量越差。此外，根據胡志穎等 [31]的做法，本文還控制了行業和年份虛擬變量。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根據《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標準》（中國證監會，2001版），除制造業按照二級分類標準，其他行業按照一級標準分類，共22個行業，設置21個行業虛擬變量；年份虛擬變量（Year）：以2008年為基礎，共設置4個年份虛擬變量。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1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

由表2中可以看出，操縱性應計利潤的平均值為049，中位數為040，并且樣本中的操縱性應計利潤的差別比較大，標準差為044，最大值為287，最小值為000；就投資者保護程度而言，其中94%（80%）的上市公司中的投資者保護程度較高。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均值為33%，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的均值為28%，獨立董事比例的均值為37%，基本上達到《上市公司治理準則》（2001年）獨立董事建設的要求；公司規模的平均值為2180，公司總資產收益率的均值為004，資產負債率的均值為054，公司平均增長性為21%。

表3給出的是在不同投資者保護程度下，會計信息質量樣本的t值檢驗情況。由表3可以看出，在第一類投資者保護指標中，高投資者保護程度下的操縱性應計利潤為049，低投資者保護程度下的操縱性應計利潤為056，t值為-340，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投資者保護程度越高，操縱性應計利潤越低，也即會計信息質量越高。在第二類投資者保護指標中，高投資者保護程度下的操縱性應計利潤為049，低投資者保護程度下的操縱性應計利潤為051，t值為-165，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投資者保護程度越高，操縱性應計利潤越低，也即會計信息質量越高，這一結論初步證實前文假設。另外，研究指出投資者保護程度越高，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規模越大，公司績效越好，但是資產負債率越低，公司增長性越低。

由表4中可以看出，無論是Spearman檢驗還是Pearson檢驗，投資者保護指標（Protection_1和Protection_2）均和會計信息質量（DCA）顯著相關，而且投資者保護越高，會計信息質量越好。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規模越大、公司績效越好、自由現金流越多、公司資產負債率越大、公司增長性越高，則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越差（無論是Spearman檢驗還是Pearson檢驗）。另外，其他各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系數均未超過035，可以看出所選變量之間并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

2回歸分析

表5給出了回歸結果，其中基準模型是所有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

由表5可知，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Share）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股權集中度越高，會計信息質量越差，這與邱昱芳等[15]的研究相一致；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share）的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高，會計信息質量越好，這與高雷和張杰[5]的研究相一致；公司規模（Size）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在公司規模較大的公司中的會計信息質量越差，這與楊海燕等[8]的研究相符；公司績效（Roa）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績效越好的公司中的會計信息質量越差，這也與楊海燕等[8]的研究相一致；公司資產負債率（Lev）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表示在公司負債越高的公司中，會計信息質量越差，這和李常青和管連云[3]的研究相類似；公司增長性（Growth）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意味著處于增長壓力大的公司中，會計信息質量越差，這與胡志穎等[31]的研究相類似。以上研究結果在模型1至模型6中也同樣具有類似的結果，說明所選控制變量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和合理性。

模型1―模型3是加入投資者保護（Protection_1）后的回歸結果。模型1是僅僅包含投資者保護和會計信息質量的回歸結果，其回歸系數為負值，且在1%水平上顯著，模型2是加入除行業和年份虛擬變量之外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其投資者保護（Protection_1）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模型3是包含行業和年份虛擬變量之內所有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其投資者保護（Protection_1）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一結果充分表明投資者保護越高，會計信息質量越好；模型4―模型6是加入投資者保護（Protection_2）后的回歸結果，其投資者保護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值，這就表示在投資者保護程度越高的公司中，會計信息質量也會越高，即與處于投資者保護程度較低的公司相比，處于投資者保護程度較高的公司，其披露的會計信息質量越高。證實了本文的假設。

五、進一步研究及穩健性檢驗

高燕 [32]指出，最終控制人性質影響公司行為和決策，尤其會影響公司會計信息質量。在不同的企業性質中，潘紅波等[33]提出，由于所受到的約束存在差異，政府的干預程度也會存在差異，那么對投資者保護和會計信息操縱行為的關系影響也可能會存在差異。為此，我們將研究樣本分為國有上市公司樣本和民營上市公司樣本（最終控制人為國有控股性質的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進行回歸分析。表6給出的是在不同控股性質下的投資者保護與會計信息質量回歸結果。

從表6可以看出，模型8中的投資者保護（Protection_1）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相對于國有控股公司，在民營上市公司中，投資者外部保護程度與會計信息質量的關系更為緊密，即在民營上市公司中，投資者外部保護程度越強，會計信息質量會越好。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國有上市公司存在“所有者缺位”問題，國家作為大股東對公司經營進行監督的效率不如民營上市公司。另外，民營上市公司中不存在政府強制性的政策性目標，更有動力披露全面準確的會計信息。模型9和模型10中的投資者保護（Protection_2）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無論在國有上市公司還是在民營上市公司中，投資者保護（Protection_2）越高，會計信息質量越好，但是從t值來看，民營上市公司中的t值稍微大些，這也說明民營上市公司中的投資者外部保護程度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要高于國有上市公司的影響，即與國有上市公司相比，民營上市公司的投資者外部保護（Protection_2）與會計信息質量的關系更為緊密。

為驗證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行了如下檢驗：（1）借鑒Dechow 和 Dichev[34]提出的使用Jones模型計算所得的盈余質量以及將應計利潤額轉化為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現金流的標準差作為會計信息質量的替代變量進行回歸，結果并未出現實質性的變化。（2）在投資者保護中，使用《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報告》中的“市場中介組織發育程度和法律制度環境”具體數據而非虛擬變量進行測量，結果并未出現實質性的變化。（3）市場的發育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資者的保護水平，所處的市場化程度差異性較大的公司中，投資者保護程度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可能會存在差異。我們將研究樣本分為高市場化樣本和低市場化樣本，采用樊綱等[35]的市場化指數（將每年高于市場化指數中位數的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進行回歸，實證結果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上述檢驗結果說明本文結論具有較高的穩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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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計信息質量的精準程度與會計核算的方式

1.會計確認的核算方法

企業財務的會計核算方式與確認方法十分精確，無論是在解決哪一項交易還是在處理哪一個事項都要注意會計核算的確認與統計。在判斷企業財務會計交易事項與數據的過程中要注意很多細節問題，因為會計信息的系統有如一個龐大的數據庫，在對數據的選擇與確認的過程中，很多準則都適用其中，同時在符合會計要素的前提下需要符合某項目的明確會計質量要素。對于會計質量要素的形成和企業資產與企業費用的規劃與核算都是通過龐大的企業會計數據庫形成的，其中的收入和負債都是債權者的會計信息來源，其核算具有可計量性和貨幣計量性質。在會計信息的龐大系統中，數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于新會計準則下的會計核算也十分重要。

會計是以貨幣為主要計量單位，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主要目標，運用專門方法對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的經濟活動進行全面、綜合、連續、系統地核算和監督，提供會計信息，并隨著社會經濟的日益發展，逐步開展預測、決策、控制和分析的一種經濟管理活動，是經濟管理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進行會計成本核算的目的在于掌握企業各項費用的支出情況，從而將此作為節約開支、降低消耗、正確決策以及制定戰略方針的可靠依據。企業會計成本核算不僅為企業優化配置和整合各項資源提供了有效途徑，同時也是企業及時、合理、科學地控制企業成本，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的重要方式。所以，企業會計成本核算應具備及時性、綜合性和全面性，進而促進企業健康持續發展。

2.會計信息質量的精準與計算

現代會計的職能包括會計基本核算職能和會計基本監督職能，會計基本核算職能主要是以貨幣的計量單位為整理形式，通過核算計數、確認記錄報告，從整體數量上核算成本，持續有效、系統完整的反應企業內部的經濟活動情況，為強化經濟管理和提升經濟增長速度提供會計信息。 會計基本監督職能是通過對特定的主客體的經濟活動范圍和與之相關會計核算的工作預算、結余、記錄進行合法性、合理性審查。主要是對企業中的管理層提供財務信息，作為對企業內部中各部門之間協調梳理關系和進行決策的依據。會計的工作內容是繁復的，任務重，難度大是成為會計工作中不可忽視的環節，企業會計工作中，總帳會計、往來會計、成本會計、材料會計等組成了會計辦公的一種相互協調相互配合的合理化辦公模式，這種模式建立在這些能夠完成日常工作的基礎之上，辦公會計的工作范圍也日益的拓寬，分為：公共辦公會計、私用辦公會計和政府辦公會計。

二、會計核算方法與會計信息質量的關系

1.會計核算的方式

首先，核算主體的單一性。根據調查顯示，現今我國企業內部一般都是采用預算會計的方式來進行企業會計成本核算工作的。然而，正是這種缺乏較大資金壓力以及無需承擔相應經濟責任的預算會計制度，致使企業內部的經濟支出及消耗等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長此以往，這種企業單一的核算主體勢必制約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其次，核算對象的復雜性。會計成本的核算對象將直接對會計成本的核算工作產生影響，就我國的大多數企業而言，其內部的成本分配方式較多。成本效益觀念的缺失。在企業的相關活動中，不僅不重視企業成本的核算及控制，反而呈現出企業成本最大化的不利傾向，這種情況對于企業的長久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2.會計核算方法與會計信息質量的關系

規范企業內部的會計成本核算方法是提高我國企業會計成本核算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企業應該在其成本的核算過程中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適合的核算方式，收付實現制以及責權發生制等均有其各自的優越性，企業應該根據自己的現實情況及需要進行科學、合理的選擇。此外，企業還應該做好其固定資產的核算工作，銷售成本的核算工作以及存貨和材料采購的成本核算工作等，將企業獨特的特點與企業相關的財務法規相結合，制定出一種具有科學性和可行性的企業會計成本核算方法。

會計是企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企業管理中，必須充分運用會計學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來解決在企業中日常存在的諸多難題，方便快捷的以貨幣特有的經濟活動表現形式對企、事業單位進行綜合的反應核算和理論監督，從而達到合理分析企業成本核算的目的。從主觀上看，會計的主要作用包括：一是為了國家宏觀經濟職能的調控、制定相關的經濟政策提供信息保障；二是加強經濟預算、核算，為企業經營管理提供綜合性、連續性、有效性數據；三是保證企業投入資產的完整、安全和穩定；四是為企業管理者提供財務報告，以便于企業管理者在投資運營中進行正確有效的投資決策和幫助企業管理者進行二次投資經濟報告進行綜合分析。

三、新準則下會計核算的記錄與信息質量

1.新準則下的會計核算記錄

新準則下的會計信息質量完善企業各項收支的項目管理工作是提高我國起來會計成本核算有效性的基礎。企業的賬目之所以含混不清、企業的 成本核算之所以取不到應有的成效，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便來自于企業項目管理的不完善，其財務人員無法清晰的辨明項目的成本應該歸于何方，而企業的管理者也因為項目的紛繁復雜而難以將項目的成本進行有效的歸類，這便導致了我國企業會計成本核算的模糊和低效。所以，完善企業各項收支的項目管理，使企業的各項成本都有明確的歸處，才有助于財務人員理清項目，從而對項目成本進行有效、科學的核算及控制。

2.新準則下的會計信息質量與會計核算關系

新準則下提高我國企業內部財務人員的基本素質，并加強其對企業會計成本核算重要性的認識是提高我國企業會計成本核算有效性的關鍵。作為企業的財務人員，應該深刻的認識到企業內部會計成本核算工作的重要價值，并從思想上對其給予重視，才有可能使此項工作順利的進行。事實證明，只有在合理的確定會計成本核算對象之后，才有可能確保企業會計成本核算工作的順利進行。然而，我國企業核算對象的復雜性卻恰恰是制約其核算成本有效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結語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技術的迅速發展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為我國的企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企業的會計成本核算是企業經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有助于企業財務管理的科學化與透明化，更加有助于企業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當今社會經濟形勢已經發生深刻變革，企業的競爭力不僅僅建立在生產效益和規模的基礎之上，同時企業的財務管理、會計成本核算等也對企業總體發展產生越來越深刻的影響。所以，新準則下的成本核算與會計信息質量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張 如：論公允價值在新會計準則中的運用[A]；中國會計學會高等工科院校分會2008年學術年會（第十五屆年會）暨中央在鄂集團企業財務管理研討會論文集（上冊）[C]；2008年.

[2]張 玲：基于會計信息披露視角的人力資源會計計量研究[A]；中國會計學會高等工科院校分會2008年學術年會（第十五屆年會）暨中央在鄂集團企業財務管理研討會論文集（下冊）[C]；2008年.

[3]王瑞洪：試論公允價值――談公允價值在我國會計準則中的運用[A]；中國會計學會高等工科院校分會2008年學術年會（第十五屆年會）暨中央在鄂集團企業財務管理研討會論文集（上冊）[C]；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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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30.9/FSS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9)06－0056－05

一、文獻回顧

自上世紀中葉起，機構投資者開始在世界金融市場迅速興起。目前，無論是美英等發達市場還是中印等新興市場，機構投資者都成為證券市場上頗具影響的重要力量，是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中一個重要的外部因素。隨著機構投資者對“華爾街準則”的放棄，他們開始積極地行使股東的權力，參與并影響上市公司的重要決策，進而提高其投資回報。但是，機構投資者是否能實施有效的監督，是否能提高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一直是國內外學界關注的熱點。目前，我國的證券市場還在進一步發展完善中，機構投資者的數量、投資行為和投資策略依然在不斷發展變化。因此，深入研究機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特別是股權分置改革對兩者關系的影響很有必要。

國外對機構投資者與會計信息質量之關系的研究起步較早。Grier和Zychowiez(1994)的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與公司財務杠桿是負相關的，他們認為這是機構投資者的潛在監督在起作用。Brent(2002)的研究認為，機構股東傾向于發起和參與股東議案，有較強的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意愿；其持有的股份客觀上可以減少小股東的“搭便車”行為。Chung等(2002)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機構投資者能夠降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隨著其持股比例的增加，公司可操控應計利潤會逐漸減少。這說明機構投資者有效地約束了上市公司管理人員的行為，能夠承擔外部監督的職能。當然，也有部分研究者持不同意見。Renneboog(2000)以比利時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研究，沒有發現任何證據來支持機構投資者的積極監督假說。Megumi和Masashi(2005)通過對日本上市公司的研究發現，雖然機構投資者是上市公司較大的股東，但是他們更關注短期回報，對上市公司的監督意愿并不強烈。

國內的研究如崔學剛(2004)的實證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能夠有效改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水平和公司透明度。肖星和王琨(2005)的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更愿意選擇會計業績優良、信息質量較高的上市公司，同時他們的持股也進一步改善了公司的會計業績。夏冬林和李剛(2008)發現，機構投資者能夠顯著改善會計盈余質量，其持股比例與上市公司會計盈余程度顯著負相關，與會計信息含量正相關。但是，吳曉暉和姜彥福(2006)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結論，即機構投資者并沒有對我國上市公司內部治理結構產生重大影響，對上市公司的監督作用不明顯。黃興年(2007)也認為，機構投資者在上市公司特別是國有上市公司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的前提是，其本身必須具有完全的經營自與徹底的企業性質，在目前的制度約束下，他們根本不可能對損壞企業利益的活動進行有效的監督。

由以上研究文獻可以看出：第一，對于機構投資者與會計信息質量之間是否存在相關關系，目前的研究結論并非明確一致，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仍有必要。第二，國內學者的研究基本上依賴于2005年以前的上市公司數據，研究結論不能反映我國上市公司中存在的最新情況，特別是股權分置改革對機構投資者和上市公司帶來的深遠影響。因此，有必要利用新的數據樣本對我國上市公司中的機構投資者與會計信息質量的關系進行考察。

二、研究假設

對于機構投資者與會計信息質量的關系，研究者持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以Shleifer和Vishny(1986)為代表的研究者支持“積極監督”論。他們認為機構投資者擁有大量股權并且要獲得更大的收益，有動力監管公司管理層的行為。Brent(2002)，Chung等(2002)，Noe(2002)以及Mitra和Cready(2005)u3]的研究都支持這一觀點，此時機構投資者與會計信息質量之間表現為正相關關系。但是，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傾向于“消極監督”論，他們認為機構投資者的監督力比較有限。當公司績效較差、信息含混時，他們更愿意積極逃避而不是主動實施糾正措施。Duggal和Millar(1999)，Renneboog(2000)等均支持這一結論，即機構投資者與會計信息質量之間沒有相關性或者是負相關的。

然而，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機構投資者可以提高或降低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由于基金創設的方式和目的決定其與生俱來的兩面性：投機性和投資性，所以，機構投資者與會計信息質量之間的關系會因市場的具體情況而變。當處于一個監管不力、法制不健全的市場時，機構投資者的投資往往是投機性的。這時，機構投資者會更多地關注短期的利益，不僅不會積極地參與上市公司的內部監督，還有可能操縱會計信息來牟取暴利。當處于一個外部監管嚴格、日趨成熟的市場時，機構投資者更愿意通過投資上市公司來獲得豐厚的回報，所以，他們會積極參與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項，監督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的質量。近年來，隨著我國證券監管措施的不斷完善以及上市公司的快速發展，以基金為主的機構投資者日益表現出積極的股東投資策略，在上市公司的年報審議、重組合并、增發配股等重大事項決策中非常重視履行股東的權利。所以，目前我國機構投資者的投資性要高于投機性，而且這種趨勢將會隨著股權分置改革進一步穩固。因此，作出如下假設：

假設1：中國上市公司中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與會計信息質量之間是正相關的。

假設2：中國上市公司中持股的機構投資者數量與會計信息質量之間是正相關的。

假設3：中國上市公司中前十大流通股東中的機構數量與會計信息質量之間是正相關的。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定義

1　被解釋變量。在關于會計信息質量的實證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采用盈余質量、價值相關性、透明度等多種替代變量來測量會計信息質量。考慮到以上單一替代變量的局限性，這里構建了一個由可靠性、相關性、及時性以及客觀性四個指標組成的會計信息質量指數。

(1)年報披露的可靠性指標(APRELI)。FASB(1999)財務報告原則的公告聲稱，會計信息在符合可靠性之前，不應對外披露。葛家澍(2001)認為可靠性是會計信息的靈魂，會計的基本職能就是反映真實。目前，可靠性的替代變量一

般采用由審計機構對企業會計信息出具的可信性審計意見來表征。這里對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意見進行了數值化，以表示不同層次的審計可信度。APRELI的具體取值方法為：若審計意見是無保留的，則取0；若審計意見是有保留意見的，則取1；若審計意見是否定的，則取2；若審計意見為無法出具意見，則取3。

(2)年報披露的相關性指標(APRELA)。FASB在“會計信息質量特征”中明確指出，相關性是會計信息質量一個重要特征。劉烷松(2005)針對Fehham－Ohlson(即F－O)模型的進一步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的內在投資價值是公司凈資產收益率ROE的增函數；當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小于無風險收益率時，上市公司及其股票的內在投資價值較低；當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大于無風險收益率時，上市公司及其股票的內在投資價值較高。因此，本文以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與無風險收益率的比值作為會計相關性的替代變量，根據該比值的大小為APRELA指標取不同的量化數值，具體為：若比值大于10，取值為0，代表相關性指標最好；若比值小于等于10且大于5，取值為1；如比值小于等于5且大于2，取值為2；若取值小于等于2且大于0，取值為3；若取值小于等于0，取值為4，代表相關性指標最差。

(3)年報披露的及時性指標(APTIME)。企業對外披露的及時與否對信息的有用性有很大影響。2002年的《薩班斯一奧克斯利法案》就對企業實時、快捷地向公眾披露經營、會計等信息提出了更為嚴格的要求。考慮到中國上市公司年報披露的均衡性原則以及構建會計信息指數的需要，這里通過對年報非預期報告時滯指標的量化處理來度量及時性。APTIME的具體取值方法為：若年報的實際披露時間早于或等于預約時間的，取值為0；若超期10天以內，取值為1；若超期大于10天但小于20天，取值為2；若超期大于20天但小于30天，取值為3；若超期30天以上，取值為4。

(4)年報披露的客觀性指標(APOBJ)。會計信息的披露應該基于客觀的事實和數據。杜濱等(2003)以及Yu(2006)關于中國上市公司的研究發現，達到配股要求是中國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動機之一。所以，本文以涉及中國上市公司實施配股及避免ST的條件作為客觀性指標的替代變量，具體取值如下：若最近三個會計年度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略高于10％，且最近一年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略高于10％，則可能存在為達到配股而實施的盈余管理，SAT=1；否則，STA=0。若本年度的每股凈資產略大于1，則可能存在為避免ST而實施的盈余管理，STB=1；否則，STB＝0。若上一年度的凈利潤為負，而本年度的凈利潤微盈，則可能存在為避免ST而實施的盈余管理，STC=1；否則，STC=0。上述各變量之和為客觀性指標APOBJ的最終取值，0代表會計信息客觀性最好，3代表會計信息客觀性最差。

所以，這里所使用的解釋變量AIQINDEX，即會計信息質量的替代指標為：

AIQINDEX=APRELI+APRELA+APTIME+APOBJ

2　解釋變量。SIHSR：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為機構投資者所持股份總額占公司總股本的比例。SIHNW：持股的機構投資者的數量，為上市公司股東中機構投資者的數量。SIHNU：流通股前十大股東中機構投資者所占的數量。

3　控制變量。除了所選定的解釋變量外，可能還有許多其他變量影響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參考已有的研究成果，選擇以下兩個變量作為回歸分析的控制變量：資產負債率(ALR)＝總負債/總資產；凈資產收益率(ROE)=凈利潤/凈資產。

(二)計量經濟模型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基本計量模型為：

AIQINDEXit=β0+β1INSTV+β2ALRit+β3ROEit+εit

其中，it為第i公司t年的數據；INSTIV為機構投資者變量；β為待估參數；ε為隨機擾動項。

(三)數據選擇

由于2003年以前的機構投資者數據難以完整獲取，因此，只選擇2003～2007年間滬市和深市的上市公司及機構投資者的相應數據作為研究的基本數據源。考慮到股權分置改革可能帶來的重大影響，上述數據被分成兩個樣本集合。前股權分置改革時期樣本(樣本1)：該樣本由2003～2005年間滬深兩地上市的A股公司組成。樣本中的A股公司指公開發行流通A股的非金融類公司，數據樣本中剔除了被ST、PT的公司，數據缺失的公司以及已完成股改的公司，樣本1中的全部數據為3043組。后股權分置改革時期樣本(樣本2)：該樣本由2006～2007年間滬深兩地A股上市公司中已經完成股改的公司組成。樣本中的A股公司指公開發行流通A股的非金融類公司，數據樣本中剔除了被ST、PT的公司，數據缺失的公司以及未完成股改的公司，樣本2中的全部數據為2447組。

研究所用財務數據和公司治理數據均來自國泰君安CSMAR數據庫。原始數據的處理采用Microsoft公司的EXCEL軟件；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多重共線性診斷以及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采用STATA統計分析軟件。

四、回歸分析結果

利用回歸模型進行實證研究，來自兩個樣本的結果分別如表1所示。在進一步的回歸分析中，使用了自變量的方差擴大因子VIF和矩陣XIX的特征根的條件數K來診斷回歸模型自變量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由于篇幅限制，文中將中間步驟予以省略)

由表1的數據可知，在前股權分置改革時期，機構投資者與會計信息質量之間的回歸分析結果為：

(1)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會計信息質量指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負相關，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會計信息質量是顯著正相關的，支持假設1。

(2)持有股份的機構投資者數量與會計信息質量指數在1％的水平上是顯著負相關的，表明持股的機構投資者數量與會計信息質量是正相關的，支持假設2。

(3)前十大流通股東中機構投資者的數量與會計信息質量指數在1％的水平上是顯著負相關的，表明前十大流通股東中機構投資者的數量與會計信息質量是正相關的，支持假設3。

(4)模型1～3中的自變量方差擴大因子VIFmax均在1.0～1.02之間，遠遠小于10，并且矩陣X'X的特征根的條件數Kmax在4.33～4.52之間，也遠小于10。一般地，若VIFmax大于10或Kmax大于10，則可認為變量間存在多重共線性。據此判斷，自變量之間應該不存在高度的多重共線性。

在后股權分置改革時期，機構投資者與會計信息質量之間的回歸分析結果為：

(1)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會計信息質量指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負相關，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會計信息質量是顯著正相關的，支持假設1。

(2)持有股份的機構投資者數量與會計信息質量指數在1％的水平上是顯著負相關的，表明持股的機構投資者數量與會計信息質量是正相關的，支持假設2。

(3)前十大流通股東中機構投資者的數量與會計信息質量指數在1％的水平上是顯著負相關的，表明前十大流通股東中機構投資者的數量與會計信息質量是正相關的，支持假設3。

(4)模型1～3中的自變量方差擴大因子VIFmax均為1.028，遠遠小于10，并且矩陣X'X的特征根的條件數Kmax在1.7～2.1之間，也遠小于10。一般地，若VIFmax大于10或Kmax大于10，則可認為變量間存在多重共線性。據此判斷，自變量之間應該不存在高度的多重共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