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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過大的行業收入差距對行業自身的發展、人們的擇業觀念、社會風氣和社會穩定等方面都帶來不良影響。

一、中國行業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

1.1市場發育的不完善擴大了行業收入差距

我國市場發育不完善，勞動力市場還遠遠沒有建立起來，勞動者不能自由流動，造成了勞動者收入的非市場化，勞動者的工資背離其所做出的勞動貢獻，導致勞動收入的不均衡。而同時資本市場發育也不完善，對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十分有限。特別是一些國家壟斷部門限制個人資本的進入，使某些行業的利潤十分高。

1.2壟斷性行業收入過高

在我國，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電信業、金融業、交通運輸業、郵政業、石油石化行業等壟斷性行業是高收入行業的主體。這些壟斷行業都是通過政府部門的行政權力形成的行政性壟斷，具有政企不分的特征。2005―2008年，林業、農業、畜牧業、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紡織業、漁業、農副產品加工業等七個行業一直處在平均工資最低的十個行業之中，而證券業、軟件業、計算機服務業、航空運輸業、其他金融活動、煙草制品業、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銀行業等八個行業長期雄居平均工資最高的十個行業之列，這八個行業中除軟件業和計算機服務業外，其他六個行業均為通常所說的“壟斷性行業。

1.2.1 行政性壟斷是壟斷行業高收入產生的根本原因

行政性壟斷以形成高收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行政性壟斷主要集中在原來是政府的行業管理部門，后來由于轉型、特別是體制改革而被取消后新組建的企業。這種從原計劃經濟體制下全面的、唯一的行政性壟斷轉變過來的企業，今天仍然霸占著某種商品或服務的經營活動，限制了競爭或者根本不允許競爭。經營利潤和收益全部留置本行業內部，不許其他企業分享，這是壟斷性行業高收入產生的根本原因。

1.2.2 不合理定價機制是產生壟斷性行業高收入的直接原因

我國的壟斷企業有的是憑借自然資源的條件形成自然壟斷，有的是憑借提供關系國計民生的極為重要的產品和服務，國家必須實行比較嚴格的市場準入控制制度而形成行政壟斷。我國國有壟斷企業較多考慮自身利益，對壟斷產品和服務盲目提價，將本企業過高的勞務成本轉移到消費者身上。

1.2.3政府職能與管理錯位、越位、缺位是造成壟斷暴利的重要原因

我國的壟斷企業大都是 “政企合一”部門，與政府部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政府有關部門制定相關政策文件保護壟斷企業的暴利實現并使其合法化。另一方面，在市場存在結構性缺陷的情況下，我國對自然壟斷價格一直實行嚴格的政策管制，壟斷企業只有價格建議權而沒有價格決定權，這就忽略了市場供求關系，使壟斷企業一直處于賣方市場地位。這也是壟斷性行業高利潤、高收入的一個重要的制度因素。

1.3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因素

政府在產業發展方面帶有傾斜性的政策以及政府權力的經濟化導致了行政壟斷，使那些受益的壟斷行業享受著國家在投資、信貸、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增加了企業或個人的收入。而一些相關的政府機關憑借其權力也在不斷地強化本部門的經濟利益，造成了極大的社會分配不公平。

二、縮小行業收入差距的對策及建議

2.1 完善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

培育并健全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要加快培育勞動力市場，發揮市場機制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要全面開放壟斷性行業內外部勞動力市場，清除國有壟斷性行業在使用勞動力方面的壁壘，實現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把扭曲了的勞動力價格機制轉變過來。

要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盡快實現資源配置無行業特權或行業歧視，使各行業在資源配置上具有平等的權利，既不享受特惠，也不遭受歧視。

2.2 引入競爭，打破自然壟斷，實現各行業公平競爭

首先要科學界定自然壟斷產業的邊界。電信、電力、煤氣、自來水等都算自然壟斷行業，但這不等于這些行業的所有業務都具有自然壟斷性質。一方面，對自然壟斷性行業，業務職能由一家或極少數幾家企業經營，以獲得規模經濟，應由政府加強管制；但同時也要最大限度地引入競爭。除國民經濟發展所必需和國家安全所必要的壟斷外，應當盡可能地解除某些不必要的壟斷，從而縮小行業之間的過大的收入差別。

另一方面，對非自然壟斷業務，政府要放松管制，交由市場競爭。政府要盡快清除各種市場準入壁壘，要最大限度地引進競爭機制，改變獨家經營和部門內單一所有制的局面，實行多家企業競爭經營，允許各種所有制企業公平地進入、退出，以取得競爭活力。

2.3 限制行政壟斷

政府重建規制結構應從本國實際出發，從放松規制入手，松緊結合進行結構重建。政府應努力促成壟斷性城市公共事業價格構成體系的完善，鼓勵社會競爭機制和非對稱規制政策的實施調整，建立獨立、公平、公正的反壟斷法執法機構。

規范政府監管的配套措施，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準確界定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鼓勵企業從自身出發深化企業改革，做好規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做好壟斷性行業的救濟與制裁，進一步完善市場體系，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充分培育和發展民間協會中介組織等社會團體組織。

2.4 深化改革，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彌補市場缺陷

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政企分離，切斷某些行業、企業與政府部門之間的特殊聯系，從體制上徹底消除行政性壟斷的基礎。對壟斷性行業的工資加強管理和控制。全面改革現行工資制度。國家應加大對壟斷性企業工資外收入的管理力度，規范企業支付給職工的福利標準，規范管理賬外收入；加強對壟斷性行業收費的監督檢；制定壟斷性行業的工資指導線。

2.5 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對于行業收入較低的從業人員應該加以社會保障。加強對困難企業、困難行業的監控，采取有效措施，切實保障困難企業困難職工的基本生活。幫助困難企業和下崗職工克服生活困難，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的重要環節。在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同時，在全國實行最低工資保障線、最低生活保障線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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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仁慈、博愛”是基督教世界從《圣經》中引伸出來的基督教人道主義觀念。這里所謂的基督教人道主義對應于世俗的人道主義，即拋開上帝而言的人道主義。然而，西方世俗的人道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基督教人道主義。文藝復興以后的上帝已不同于中世紀時代的上帝。這個時代的人所關注的人道主義是基于上帝的名義而對人類進行關愛的人道主義，即“以上帝的名義關注人、關懷人，以消除人類的苦難，促進道德完善為己任”。這里所講的完善的道德就是基督教教義所倡導的“寬恕”、“仁慈”、“博愛”等人道主義觀念。

宗教與文學雖屬于兩種不同的意識的產物，但從根本上來講，兩者都關注“人的本質、人的處境和人的歸宿問題，都是努力讓人的心靈得到慰藉”。基督教在其發展過程中已經超出了狹隘的宗教意義范疇，成為一種對西方世界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倫理道德產生巨大影響的文化現象，即使是文學也已被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英美文學更是如此。文藝復興幫助人類從中世紀的宗教壓制中蘇醒過來，擺脫了套在人類身上的基督教精神枷鎖。但是擺脫了基督教桎梏的人類很快便感到了一種精神上的空虛。日夜困擾著哈姆雷特的生與死的問題實質上是人文主義的危機，是上帝缺失后的精神危機，是理性完全取代了基督教信仰的危機。從上帝的懷抱中掙脫出來的人類又試圖回到他的懷抱。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自以為已經擺脫了基督教和上帝統治的人們所經歷的狂喜、狂妄、放縱、在滿足人類自身自然需求的同時，其實也是對“寬恕”、“仁慈”、“博愛”的世俗化闡釋。

無獨有偶，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也同樣關注人的自由與平等，批判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基督教思想也被作為封建權威的幫兇受到攻擊。英美感傷文學和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文學乃至后來的現實主義文學在很大程度上都主張對個性的尊重，宣揚所謂的自由、平等、博愛，但這其實也是對基督教所宣傳得“寬恕”、“仁慈”、“博愛”的一種世俗化的闡釋。

到了二十世紀的英美，隨著尼采發出的那一聲“上帝死了”的吶喊，尤其是由于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使得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的關系全面崩解。對這個時代的人來講，沒有了善惡之分，沒有上帝與魔鬼之分。沒有上帝，一切都成了虛無，人的自身價值也開始受到了懷疑。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那個空蕩、陰暗、凄涼的世界，那種沒有過去、沒有現在、沒有未來的人生；喬伊斯筆下的那種孱弱無能、平庸俗淺、孤獨、失望、憂郁的生命形式；艾略特的《荒原》中那令人沮喪的精神荒原都是對“寬恕”、“仁慈”、“博愛”這種傳統的基督教觀念缺失后的現實世界的真實寫照。

因此，人類嘗試著借助文藝復興或思想啟蒙運動打碎精神領域枷鎖的同時，又試圖回到基督教統治一切的時代。莎士比亞呼喚理性的到來；班揚倡導了基督教世界的“天路之旅”；彌爾頓奢望“復得”失去的樂園；艾略特則企圖借助種種神秘的意象重新喚起現代荒原世界對基督教王國的復歸。此時的“基督教從外向內在深化，上帝不再是一種強加，也不具有具象的、實體的意義，而是一種心靈的感應與頓悟，一種內化的、使自我通向彼岸的理”（肖四新 56）。基督教觀念的這種內向轉化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乃至二戰以后的當代英美文學當中。“人認為上帝的，其實就是他自己的精神、靈魂，而人的精神、靈魂、心，其實就是他的上帝：上帝是人之公開的內心，是人之坦白的自我；宗教是人的隱秘寶藏的莊嚴揭幕，是人最內在的思想的自白，是對自己的愛情秘密的公開承認”（費爾巴哈43）。人對自己聲音的關注，對自己內心世界的關注主要是由于失去了上帝。現當代英美文學中對人物內心活動的關注正是這一變化的深刻體現。喬伊斯、弗吉尼亞•伍爾夫、福克納等人的意識流小說的創作應該算作這一潮流的典型代表。喬伊斯的《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和《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都試圖逃脫基督教的束縛，卻又在無意識之中不斷地回到它身邊來。福克納對基督教也沒有太多的信任，他的作品沒有描繪上帝和上帝身邊的眾神，而刻畫了許多像神一樣的實實在在的人。但在他的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他無論如何也揮之不去的基督教情結。《在我彌留之際》中的死去的母親就像上帝一樣一直左右著她的家人，就連《喧囂與騷動》的結構模式也效仿《圣經•新約》中福音書的結構模式。這幾個例子最后再一次證明，“即便是與基督教文化針鋒相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也不能擺脫其影響和制約，作為一種文化背景現代主義文學始終被籠罩在它的陰影和迷霧中，我們也只有將它還原到這一背景中才能真正地理解和認識它”（曾艷兵 19）。英美現代主義文學如此，當代文學如此、近代文學如此，古代文學更是如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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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四新.論基督教觀念在西方文學中的嬗變{J].寧夏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年第2期.

夏茵英.試論基督教倫理在西方文學中的演變{J].外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3期.

作者簡介：郭永衛，（1971-）男，山東萊蕪，教研室主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