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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綠色建筑的基本內涵

目前，雖然學術界對綠色建筑還沒有統一的認識，但是各國學者及專家對綠色建筑的基本觀點卻是一致的。在建筑物全壽命周期內，綠色建筑所消耗的能源及資源量是最少的，它們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也是最小的。在某種程度上綠色建筑有效實現了人、自然、建筑物三者的統一，它是我國在新世紀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手段。

1.1 建筑物與生態

近幾年，我國在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對可持續發展的重視程度。在制定法規的基礎上，我國還研究并開發了一系列的建筑技能材料。開展了生態住宅技術評估、生態住宅性能評定以及住宅居住環境設計導則等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突破。

1.2 綠色建筑與環境

在進行建筑設計的時候，應該充分考慮建筑物本身的構造、風格、色彩以及建筑物周圍的環境特點，使建筑物和周圍環境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建筑物設計應該從生態環境、物質環境、藝術環境以及社會環境等幾方面出發，建立一個遵循自然、回歸自然的建筑建筑設計理念，處理好建筑設計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在人、建筑、自然三者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1.3 建筑與節能

建筑節能是指通過高效合理的利用能源，使能源利用率不斷提高，從而達到節約能源的目的。近些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建筑耗能約占我國總耗能的 35%以上，加上建筑材料的生產及加工，建筑總耗能更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國是一個人均資源短缺的國家。一方面，我國將面臨巨大的資源制約和環境惡化壓力；另一方面，接近一般的社會總能耗被建筑“吞噬”掉，同時產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因此，無論從我國現實國情來看，還是從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來看，發展節能與環保綠色建筑已刻不容緩。

2、綠色建筑設計理念

2.1 綠色建筑與可持續發展

作為人類改造周圍環境的一種創新行為，建筑行為包含著對資源的轉化、消耗，在消耗、轉化資源的過程中，除了會影響周圍環境之外，還必定會影響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進程。為盡可能減小建筑物本身對環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建筑設計師應注重建筑節能設計。

作為生態、自然、活力以及生命的象征，綠色被賦予了神奇的色彩，它代表這人類同自然環境的和諧共處，形象而生動的展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及內涵。通過將綠色思想引進到建筑領域，使的綠色建筑得以形成并發展，這是世界建筑界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一種回應，綠色建筑物必定會成為未來建筑物的主導方向。

2.2 綠色建筑的基本設計原則

2.2.1 注重建筑的全壽命周期

建筑物從其最初的設計規劃到后來的施工、使用、維修直至最終拆除，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建筑物全壽命周期，如果把建筑物的構成材料考慮進去的話，全壽命周期還應該包括建筑物原材料的采購、運輸、加工及材料的拆除及處理過程。注重建筑物的全壽命周期，應該在建筑物初期規劃階段就充分考慮外界環境因素，使整個施工、使用、拆除過程對外界環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2.2.2 適應并保護自然環境

在建筑設計過程中，應充分利用周圍自然環境，不僅要充分利用場地及周圍的地形、地貌以及自然水系，而且要做好保留工作。保持景觀同歷史文化間的連續性，綜合考慮當地的氣候特征、生態環境狀況以及建筑風格，維持它們之間相互協調的關系，盡最大努力減少建筑物給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如減少有毒有害氣體及廢棄物的排放量。

2.2.3 加強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

通過選擇合適的材料、技術，優化綠色建筑設計及管理方法；合理利用資源，優化資源配置，減少對自然資源的占有率及消耗量；最大限度提高建筑原材料、自然資源、能源的利用率，促進資源的綜合利用，延長建筑物的全壽命周期，提高建筑物的性能及適用性。

3、綠色建筑節能技術的應用

3.1 建筑設計

首先，在建筑設計規劃的過程中，要有較高的建筑環保節能意識。由于在建筑的實際設計規劃過程中，諸多因素如建筑用地環境、建筑設計要求以及建筑的商業價值等會影響整個設計規劃過程，由于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建筑設計人員對環保節能的兼顧不夠，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建筑的朝向。一些建筑物呈東西兩向，使建筑室內的熱工環境差；其次，要嚴格按照建筑構造要求來控制建筑物的節能設計，對于我國新出臺的建筑節能措施，相關設計人員必須認真執行；最后，建筑設計人員要加強對建筑物的通風性能，改善室內的熱工環境，防止兩曬情況。

3.2 建筑圍護結構

建筑圍護結構直接影響建筑物的使用能耗大小，為減低建筑物使用能耗，建筑圍護結構應該和建筑物所處的環境相適應。例如在嚴寒地區，為提高建筑物保溫性能，應該在建筑外表面增設保溫材料，在一定范圍內，保溫層越厚，則建筑物的熱工性能越好。近些年來，玻璃用作建筑圍護結構材料的情況越來越多，從綠色建筑的角度來看，玻璃圍護結構能夠起到增加室內采光的作用。但是受玻璃圍護結構熱工性能較差的影響，為最大限度的實現建筑節能，應該控制玻璃圍護結構的使用面積。

3.3 室內環境控制技術

室內環境控制主要包括自然光利用、自然通風利用以及空氣處理系統等幾方面的內容，其中暖通空調系統的應用最為普遍。在公共建筑物中，暖通空調系統的能耗占建筑總能耗量的55%以上，因此，建筑物節能的實現必須從空調系統的節能著手。例如可以通過控制中心微機上的檢測，使空調顯示畫面上能顯示空調機組的啟停時間、運行時間、冷水機組的運行狀態以及過載報警等參數，這對實現空調系統節能具有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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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時代的不斷變遷，科學技術進入了迅猛發展的階段，在從工業文明時代開始至今短短兩百年間，人類征服自然的破壞行為使得人類自身生存受到嚴重威脅，傳統的技術為人類社會帶來了福社之余，其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作用也是日益彰顯：世界人口的急劇增長，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資源枯竭，環境退化，生態惡化，已嚴重威脅到整個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使人類陷入了嚴重困境。那么，我們究竟該怎樣面對這個環境威脅？怎樣引導技術的發展？國內外學術界和理論界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了多種方法和手段。要解決環境問題，保護地球生態，使得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環境和諧一致的發展，很多當代學者認為，由技術造成的全球問題還要依靠技術的手段來解決，因此傳統的技術也要在可持續發展中找其相應的發展模式來替代，這就是綠色技術。為此，近年來西方許多發達國家已將加強綠色技術創新和發展循環經濟、建立循環型社會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途徑。

二、國外研究的最新進展

（一）國外學者相關理論研究

1962年，美國學者雷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出版，標志著對環境問題的關注日益突出，從而引起了經濟學家、哲學家等研究人員對環境資源價值的研究，為使人類從已有的技術所導致的生存困境中解脫出來，人們在反思之余開始尋找出路。Kusz曾提出基于傳統技術創新先行模型的綠色技術創新過程模型，在這個模型中，隨著產品創新過程的連續進行，環境原則被整合進技術創新的每一個階段，因此，他的模型實際上可以概括為從環境而設計到面向環境的創造再到面向環境的營銷，這一綠色經營鏈。P.Shrivastava提出了將外部制度因素與技術因素對企業創新子過程的影響反映出來的一個VIPO綠色技術創新過程模型[1]。W.Hopfenbeck從全面環境質量管理的角度，并且融合了企業業務流程重組思想與實踐，提出了一個綠色技術創新過程框架。此過程模型注重于企業在日常的質量管理與循序漸進的創新與改革，可以改善企業的創新管理，提高企業的效益。創新與改革過程中，改善企業的創新管理，從而提高企業的創新效益[2]。

Martin和Jean-Marie通過不可改變性和差異性的復雜相互作用，運用技術動力學闡述了可持續能源發展的公共技術政策。技術進步的結果顯得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現有技術的進步延緩了可供選擇方法和基本技術手段的發展。另一方面，技術改變又在現有能量供應和終端使用技術系統中產生了多樣性，導致大量技術。制定可持續能源發展的公共技術政策，除了要考慮單項技術的導入和傳播，還要考慮技術相關性、基礎設施的要求（infrastructure requirements）、能源投入體系化所導致的技術改變的系統化[3]。

Katsuhiko（1996）指出：綠色技術實質上是一種環境技術，是指對生態環境沒有負作用的支持。Krbbe“資源增長和資源損耗，一種增長和穩定狀態”中說“綠色技術創新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手段”[4]。

Ruttan和Vermon運用路徑依賴模型和技術誘導模型（Induced innovation and path-dependent models of technical change）解釋了在環境成本上升的情況下，技術是如何克服技術慣性，向新方向發展的。雖然路徑依賴工具能引起技術改變方向上令人驚訝的一貫性和持續性，技術的歷史發展卻很少沿著最初選擇的過程發展。當技術進步放慢速度，相關價格方面的轉變能引起沿著新方向的技術研究的加強，而這個新方向與現有價格因素更協調一致[5]。

（二）國外綠色技術創新發展現狀

國外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是在環境保護陷入困境的情況下，進行技術方向調整而提出的。目前，在為開發綠色產品，引導綠色消費，開拓未來市場和發展綠色產業創造機遇，并已成為發達國家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內容。美國、歐盟、日本等工業發達國家都加大了對生態環境保護與新能源開發的研究，在推進綠色技術創新，發展循環經濟，建設生態文明方面又一次走在了發展中國家的前面。目前，發達國家憑借雄厚的經濟基礎和先進技術，積極扶植生態產業的成長。

美國綠色技術創新模式屬于政府全程驅動型模式。美國政府強調：“促進環保技術發展一直是本屆政府的一個高度優先的任務”，并制定了促進生態產品的生產技術與出口的戰略，以圖加強同歐洲和日本在綠色市場上的競爭地位。美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綠色技術市場。政府通過制定一系列戰略規劃引導創新組織的方向和重點，并頒布各種法令法規來監督活動及市場秩序，使美國綠色技術創新以最適合美國國情的勢態穩步前進。如聯邦政府的環境技術政策、財政支持政策，加速商業化政策等，為綠色技術創新主體創造了大量的市場需求。而且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國會通過了26部環境法律，涉及水環境、大氣污染、廢物管理等方面，成為推動綠色技術創新的強制性動力。此外，在美國，公眾的意見往往能左右政府政策的制定。美國政府對生態技術市場的重視程度也得益于美國人民強烈的生態意識。有統計表明，73%的美國人都確信自己是一個環境保護主義者；77%的美國消費者表示企業的環保形象會影響他們的購買意向；有五分之四的人把環境污染看作最重要的社會問題，這更加促進了美國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無不以“綠色”為追求目標[6]。

歐盟各國也非常重視保護環境，建設生態文明社會。各國綠色專利在世界綠色專利中，歐盟就占據了48.5%的份額，而美國只占24.5%，日本占10.4%。可見在綠色技術方面，歐盟擁有明顯優勢。歐盟綠色技術創新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績是有跡可尋的。歐盟發達的科學技術保證其擁有相對較新的綜合環境數據和信息；有許多發展完善的組織和政府部門成為環境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基礎，高度一體化的體制使歐盟成員國協同行動成為可能，眾多已實施和已驗證的環境政策可供選擇。這一切都為歐盟綠色技術創新飛速發展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7]。

目前由于發達國家制定苛刻的環境標準，世界貿易形成綠色壁壘。因此許多國家為避免在環境貿易中形成綠色壁壘都開始實行環境標志制度，對促進清潔生產技術創新及綠色產品開發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從而促進了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德國是率先實行環境標志計劃的國家，此外美國的污染預防法、日本的環境協調型產品計劃、加拿大的“環境優選”等對促進綠色技術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8]。

三、國內研究綜述

生態文明觀要求從現代化科學技術的整體出發，以人類與生物圈的共存為價值取向，發展生產力，從人類自我中心轉向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相互作用為中心，建立生態化的生產關系和經濟體制，它力圖按照人類社會在全球生態系統中的適當地位，按照生態系統的整體運動規律來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從而保證人類的世代延續和社會自然復合系統的持續發展[9]。包慶德教授認為，研討生態文明時代的技術體系，應該強化研究科學技術生態含量的研究。即通過科技的生態化轉換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做到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要堅持以人為本，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10]。王健教授從技術哲學的角度說明建設生態文明既離不開技術創新又必須對其進行必要的修正，尋找出理性化的技術創新路徑，即確立生態文明的技術創新價值觀、踐行生態文明的技術創新原則、制定激勵生態文明的技術創新機制[11]。李勁松也認為：大力發展生態文明是當代與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旋律，技術創新生態化是保護自然環境的同時實現人類永續發展的必然。他倡導生態化技術創新，把資源生態效益納入技術創新的目標體系，從而使技術創新活動能不斷提高資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減少廢物排放，最大限度地降低天然資源、能源的消耗，減少生產活動對生態環境的不良影響。生態化技術創新在實現生產方式轉變，謀求經濟發展與自然和諧共處方面與建立生態文明的內在要求是完全一致[12]。王伯魯從哲學思辨的角度提出產業綠色技術化的概念，并通過產業技術發展史來分析產業綠色技術化過程中遇到的困難[13]，以此來說明在建設生態文明過程中生態產業的發展對推動社會發展巨大作用。在生態文明社會的大環境中，楊發明、呂燕等從生態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出發，分析了綠色技術創新決策受囿于特定的選擇環境，并指出綠色技術創新的激勵不僅涉及綠色技術的層次特性、創新主體的行為特征，而且需要各層次激勵工具的組合與協同，得出了組合激勵是一個進化過程的結論[14]。所以說，在生態文明建設中處于基礎性地位的生態產業文明的發展和建設必然離不開綠色技術的發展和進步。發展生態產業，改革生產方式，對現行的生產方式運用綠色技術創新，進行生態化改造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原動力。

通過深入到具體的企業技術創新生產過程中去把握綠色技術創新問題，研究者們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種有益的建議。王偉強，盛敏之則通過對江浙五十余家企業的調查，分析了綠色技術創新的動力源、技術源、資金源、以及綠色技術創新與擴散成敗的因素。因為是較早進行的研究，研究內容略顯龐雜。另外，由于環境壓力，綠色技術創新正逐漸替代傳統的技術創新成為創新管理研究的新焦點，但綠色技術創新管理對于企業界與政府部門來說仍然處于摸索階段。當前預防性綠色技術創新的選擇環境特點恰恰說明了這一點：①社會公眾對環境污染的危害認識不足以及存在著“免費搭車”的心理，使得社會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對清潔工藝與綠色產品不重視；②預防技術的創新與采用較之末端技術創新更需要組織機構、社會制度、消費文化、價值觀念的變更和調整；③“信息缺乏”，很多企業不僅在認知信息上不足，也缺乏必備的環境知識、與主動預防戰略有關的生產工藝和產品技術信息[15]。

四、小結

綠色技術創新是在生態文明理論指引下的一種技術創新。綠色技術創新要為解決生態危機貢獻力量，要大力發展有利于提高資源利用率，有利于保護環境的綠色技術，而對資源耗竭型、環境污染型的“黑色”技術堅決予以淘汰，創新開發出符合可持續發展思想要求的新型綠色技術。因此，綠色技術創新是當代真正推動社會發展的原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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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健.論建設生態文明的技術創新路徑[J].理論前沿，2007（24）：40.

[12]李勁松.論技術創新生態化與建立生態文明社會[J].現代商貿工業，2008（7）：14.

篇（3）

中圖分類號：F403.6文獻標識碼：A

企業之間的競爭是核心能力之爭，核心能力離不開技術創新。在工業社會，技術創新主要表現為“生產大型化、高速化及大批量生產，以獲得規模經濟效益”［1］。這種線性增長模式帶來的負面作用已顯現出來：環境污染日益嚴重、自然資源衰竭、生態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等，直接威脅人類的生存，制約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在知識經濟社會，必須通過生態技術創新改變傳統的生產模式，實行綠色化生產，以彌補資源和資本上的不足，協調社會、經濟、自然發展的關系。

技術創新的研究始于熊彼特，很多學者對始于熊彼特的技術創新研究進行了深化研究，通過歸納，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概念、起源和類型研究；二是過程研究，涉及到研究開發、生產、市場營銷和產業創新模式等；三是戰略研究，涉及到競爭優勢、價值鏈、技術演化趨勢、創新能力等。技術創新的動力源研究是技術創新研究的基礎和前提。一般來說，技術創新的動力源包括兩類：技術推動和市場拉引。根據國外學者的統計分析表明，60%-80%的創新都是由需求拉動的。所以說，未來的技術創新離不開需求的“引力”作用。本文依據效用論和有效需求論，從綠色需求出發，分析生態技術創新的“引力”演繹及其對企業自身競爭力的增強和國家生態創新體系建設的促進作用。

一、效用論與有效需求論的差異

效用是人對其自身需求被滿足程度的主觀感受。效用既來自于需求，又反作用于需求，產生有效需求。換句話說，有效需求是被融入了效用的需求。但是，效用不同于有效需求，不僅在于產生的背景不同，而且在于效用具有微觀性，有效需求既具有微觀性也具有宏觀性。

（一）產生背景的不同

效用理論是微觀經濟學研究的范疇，由英國的杰文斯、奧地利的門格爾、法國的瓦爾拉斯于19世紀70年代分別先后提出，共同揭開了“邊際革命”的序幕。那時，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完成了工業革命。它既為社會積累了相當規模的資本數量，又迅速發展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從而出現了19世紀50-60年代工業高漲時期［2］，社會生產成倍地增長。同時，工業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農業封建關系的長期殘余，使廣大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導致商品供過于求，生產相對過剩，企業競爭愈加激烈。一方面，為了搶占更廣闊的市場，這些國家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擴張和爭奪；另一方面，企業更加重視商品銷售，市場營銷觀念從“以產定銷”轉變為“以銷定產”，正如杰文斯所說：“我們專為消費，才去勞動，才去生產；產品的種類與數量，亦須參考我們所要消費的種類與數量來決定”［3］。為了更快地推銷產品，每一個企業都“必須精密預料顧客的嗜好與需要”［3］。“凡能引起快樂或避免痛苦的東西，都可以有效用”［3］。生產的急劇增加勢必導致各種資源供應的緊張，為了使多種選擇用途的稀缺資源得到最優配置，一些經濟學家開始把邊際效用理論應用到消費者行為分析中，“經濟學理論是建筑在最后效用程度這一個函數上的”［3］。

總第428期朱其忠：生態技術創新引力演繹：從效用論到有效需求論····商　業　研　究2012/12有效需求理論的演進軌跡是先“微觀”后“宏觀”。它最早產生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發展于馬爾薩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完善于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貨幣通論》。18世紀50-60年代，英國正處在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過渡時期，封建殘余和重商主義還在阻礙新興的資本主義發展。一方面，正在發生的工業革命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工廠規模不斷擴大；另一方面，社會開始拋棄重商主義和薩伊定律，經營重心轉向有效需求，斯密認為“消費是一切生產的唯一目的，而生產者的利益，只在能促進消費者的利益時，才應當加以注意”［4］，它標志著有效需求理論誕生。到19世紀20年代，英國的工業革命已初步完成，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基本建立，但如何進一步發展和鞏固資本主義經濟便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在馬爾薩斯的推動下，有效需求理論開始從微觀研究走向宏觀研究。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使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陷入混亂狀態：物價迅速下跌、商品無法銷售、企業經營困難、工人大批失業等，充分暴露了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缺點，資本主義社會經常存在就業不足，為此，凱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論。

（二）主要觀點的不同

效用理論認為，商品的價值體現在消費者的需求上，而消費行為則是消費者心理活動——人的欲望（或需要）的結果。一方面，雖然人的欲望是無限的，但就個人而言，其欲望則是有限的、相對的，欲望強度和享受程度隨著消費品量的增加而減弱；另一方面，人的欲望將隨著收入的增加、社會的進步而不斷發展，“就必需品說，一個人很快就滿足了，但他會希望推廣享受的范圍。他的最初目的，是變化他的食物；但不久在服裝上亦發生了求變化與精美的欲望；次之，又發生了建筑的、裝飾的、布置的欲望——這諸種嗜好，在有這諸種嗜好的地方是絕對不能滿足的；文明改進，這種嗜好亦隨著增加”［3］。人的欲望被滿足程度就是效用。對于一個理性的消費者，消費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效用最大化，所以消費者在收入既定的情況下，使自己購買每一種商品的每一單位貨幣支出所帶來的效用相等。商品效用既來自于它的稀缺性，又來自于人的主觀判斷。商品效用的主觀評價尺度是邊際效用，它決定商品價值，而商品價值則決定商品的需求量和供給量。

根據有效需求理論，有效需求有三層含義：個人的現實需求、生產的現實需求和充分就業的社會總需求。首先，有效需求是指個人的現實需求。在斯密看來，為愿意支付商品的自然價格的人的需求，就是有效需求［5］。這里的自然價格相當于商品價值，是按照成本加成定價法計算出來的，即正常成本加上正常利潤。它不同于市場價格，市場價格是指“商品通常出賣的實際價格”［5］。自然價格有時高于市場價格，有時低于市場價格，兩者的差異導致對商品需求的差異。其次，有效需求是指生產的現實需求。在馬爾薩斯看來，“商品的有效需求就是需求者在實際情況下為了使所需商品能夠不斷地獲得足夠供給而必須支付的代價”［6］。強烈的有效需求將會帶來供給的增加。商品的有效需求決定了商品的價值，從而成為形成財富的唯一原因。從微觀的有效需求到宏觀的有效需求，不僅取決于個人的需求強度，而且還取決于人口數量和性質，“人口的不斷增加是需求不斷增加的一個有力而必要的因素”［6］，但“單單人口不能產生對財富的有效需求”［6］。再次，有效需求是指充分就業的社會總需求。在凱恩斯看來，一方面，總需求函數與總供給函數交點上的值，即有效需求［7］；另一方面，“就業量決定于總需求函數與總供給函數的相交點”［7］，“如果假定消費傾向于新投資量不變，那么只有一個就業水平與均衡相符合”［7］，這個就業水平就是充分就業，所以凱恩斯所說的有效需求就是充分就業的社會總需求。有效需求的產生路徑是：預期收益總供給充分就業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并決定國民收入的大小［7］。

（三）研究目的的不同

效用的研究目的是從單個人角度解釋商品的價值，即“正確的聯系應是價值同效用”［8］，為倡導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提供理論依據。效用與稀缺性相結合才是價值形成的充分必要條件。由于“任一社會的勞動，皆有極大部分用在普通生活必需品、便宜品，如食物、衣物、建筑物、工具、家具、裝飾品等物的生產上”［3］，所以只有那些能夠滿足消費者欲望的、稀缺的商品才能具有價值，而只有商品“有價值才值得為它而勞動”（威特利）［8］。“工業可以生產的只是那些有用而又有限量的物品”［9］。價值的外在表現是價格，供求關系在價格的波動下，通過競爭而自行調整和平衡，不需要政府外在干預。

從個人的現實需求到生產的現實需求，再到充分就業的社會總需求，說明有效需求的研究目的是為了從社會的角度解釋經濟危機，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理論依據。“每種商品的上市量自然會使自己適合有效需求。因為，商品量不超過有效需求，對所有使用土地、勞動或資本而以商品供應市場者有利；商品量不少于有效需求對其他一切人有利”［5］，但“在滿足欲望的追求中，人類的命運決不是相互獨立而是連結在一起的”［9］。在一定的時間內，個人的需求欲望很難改變，但生產欲望卻不斷增加，即人的嗜好改變速度要慢于收入轉化為資本，從而“商品就會普遍過剩”［6］。凱恩斯繼承和發展了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他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經濟運行的常態。在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中，投資需求起著關鍵作用，“因為當我們的收入增加時，我們的消費也隨之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那樣快”［7］。所以，“投資波動是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國民收入變動的主要原因”［10］，而“有效需求的不足常常阻礙生產的進程”［7］，從而引發經濟危機，所以政府必須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增加有效需求，化解經濟危機。

二、綠色需求的演繹：從效用論到有效需求論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越來越關注自身的健康和社會長遠發展，產生綠色需求。它既源于個人的本能需要，也是社會追求高品質及高品位的必然。

（一）生存是人的最本能需要

人的本能是人天生的生理欲望和需要。人有三個本能：生存、集體性和創新。生存是人的第一個本能，因為生命對于人來說，是寶貴的、有限的和脆弱的。人的獨特意識能夠使人天生地體會和感受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存在。維持生命和繁衍，使自己或人類能夠存活長久，是人的第一渴望。群體性是人的第二個本能，因為人以群分，不同種群的人具有不同的特性，同一種群的人具有相同的特性。一個人如果太容易因為意見不同而分化，導致離群獨居，其壽命肯定會大大降低，所以人離不開他人和群體而獨自生存，人是社會人，“人的一切欲望只有在社會中，只能通過社會提供的方式和手段，才能得到合理的實現”［11］。創新是人的第三個本能，是人類特有的認識能力和實踐能力，因為人的一生或人類社會無時不充滿著風險，只有創新，才能不斷解決問題，戰勝困難，從而推動民族進步和社會發展，促進人類進化。在人的這三個本能中，生存本能處于核心地位，是其他兩個本能的最終目的，因為從本質上說，人的一切活動的都是為了生存。

（二）從綠色效用到綠色有效需求

人的欲望從來不是一種抽象存在，它是具體地指向外在對象的要求，并由外在對象喚醒，所以商品是通過喚醒人的本能欲望，來產生效用的。工業文明僅僅經歷了一百多年，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社會福利的同時，也讓人類和地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隨著資源短缺、淡水的枯竭、空氣的污染等，人們開始日益重視和關注自身的健康和環境問題，即生存問題，將食品營養、保健、生態、安全、環保等觀念深深扎根于人的思維理念中，形成綠色消費觀念。所以，綠色產品的效用源于人的本能，并逐漸演變為有效需求。

產品本身是否綠色、產品使用是否安全、產品生產是否清潔、產品廢棄是否對周圍環境產生影響等，將成為人們最為關注的社會問題。根據TüV南德意志集團（TüV　SüD）亞太有限公司所做的為“2010　TüV　SüD綠色指標”（TüV　SüD　Green　Gauge　2010）的獨立調查表明，中國消費者對綠色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量超過供應量，絕大多數被調查者（94%）愿意為明確證明是“綠色”的產品和服務支付高昂的額外費用（平均為多支付45%的費用），而且83%的被調查者表示需要購買此類產品或服務。美國克里蘭夫市場預測公司的調查結果顯示：國際綠色消費正以每年平均12%-15%的速度遞增，世界綠色市場規模將持續擴大。綠色消費觀念講究滿足自身欲望的同時，開始考慮給社會所帶來的附加值。例如很多人喜愛休閑運動，具有很強的節水、節紙、節電意識，適度消費，選擇環保產品和產品的多次、重復使用，無磷洗衣粉已經走進千家萬戶，人們開始關注服裝、裝修材料等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這些都是綠色消費觀念對傳統消費觀念的沖擊。事實上，隨著人們對生態環保觀念的認知和加強，也促使人們改變原有的消費習慣，許多人已經自愿拒絕購買和使用非綠色產品和服務，這些人心甘情愿地站在綠色消費立場，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買單，具有高度的前瞻性，繼而形成綠色消費習慣，產生有效需求。綠色的有效需求有兩層涵義：首先，人們在消費時，習慣于選擇對自身健康有益的產品和服務；其次，人們在消費時，習慣于從社會角度出發選擇對生態環境保護、生態平衡有利的產品和服務。

（三）綠色需求是追求高品質及高品位的必然

在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中，高層次的需要是指當人們不在為基礎需要而奔波的時候，對生活質量的追求。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斷增加，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追求逐漸提高，并趨于綠色。綠色生活質量的追求表現為：更加關注消費綠色精神產品，如休閑旅游、社會和睦、教育公平等，它是消費者順應時代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是一種健康的、科學的、享受有度的、資源節約型的消費。人們對綠色生活質量的追求，不再以奢侈浪費，追求時髦為榮，即人們雖然追求生活富裕、舒適，但不過度消費物品。換句話說，人們更多追求的是更高層次的、可持續性的精神滿足。所以，在當今，對綠色生活質量的追求已經成為人類作出消費選擇時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并將進一步導致綠色產業經濟理念的蓬勃發展，因為這種資源節約型、環保型的生活質量追求，會通過消費理念、消費行為、消費結構的改進而促進可持續的生產方式，促進產業結構的全面調整和升級，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生態化進步。

三、綠色需求對生態技術創新的引力作用

綠色需求從效用向有效需求的轉變將引領企業更新生產觀念，開展生態技術創新，進而促進國家生態技術創新體系的建設。

（一）企業生產觀念的更新

綠色有效需求的作用，尤其是綠色市場的形成和擴大將引起生產領域的徹底革命，促使企業管理者們更新生產觀念。為了滿足消費者的綠色需求，他們必須開發新的綠色產品；為了創造一流的綠色產品，他們必須改變傳統的生產模式，實施清潔生產；為了適應消費者環境意識的提高，他們必須開展綠色營銷，以提高自身的形象。在這一個過程中，綠色需求始終發揮著引導的作用。如果沒有一定規模的綠色需求，生產者和經營者無利可圖，“集聚效應”就難以發揮作用，綠色產業就不能迅速崛起。所以，消費者的綠色需求對企業經營者更新生產觀念極為關鍵。TüV南德意志集團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兼總裁Dirk　von　Wahl認為：“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綠色’產品和服務不僅能幫助解決突出的環境問題，而且具有真正的商業意義。今后五年中，這一情況將更加顯著。目前，市場上的‘綠色’產品和服務種類相對有限，企業如果能快速反應，利用這一不斷增長的趨勢，將得到不菲的回報”。綠色產品市場開拓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關鍵所在。在未來的國際市場上，那些嚴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平衡的產品將受到限制和禁止，為綠色產品所取代，新的綠色產品將層出不窮，從綠色食品到綠色產品，從綠色汽車到生態住宅等，應有盡有。

（二）企業生態技術創新的開展

資源環境的約束、綠色消費的興起、國際分工的調整等，正在深刻地改變著市場的訴求。綠色需求正激發世界各國許多有遠見的企業家創新生態技術的熱情。生態技術，也稱綠色技術，是指充分發揮現代科技創新潛力，把生態系統理論應用到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中，開發保護地球生態環境和促進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產品和服務。企業開展生態技術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具體表現在：企業在產品的開發創新、生產制造過程中，應高度重視環保要求；在開發、設計時，應盡量保證避免污染環境，并設法減少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對環境產生的破壞；在使用后，產品應易分解、回收、翻新與安全處理，力求降低廢棄物對環境的影響。此外，由于單個企業的作用有限，企業開展生態技術創新還必須走“集群化”之路，形成綠色企業集群。企業集群的生態技術創新是在企業集群內部的價值活動創新中遵循生態學原理和生態經濟規律，引導創新向著減少資源和能源消耗，避免、不造成或很少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使價值活動和生態環境向協調的方向轉變，以提高企業集群的生態經濟綜合效益為主要目標。

（三）國家綠色創新體系的建設

建設國家綠色創新體系首先要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即按照產業生態的要求，加速產業技術升級和產業結構的優化。改變生產模式不僅是當今企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也是國家的規劃主線，因為開展生態技術創新不僅是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而且也是國家應盡的社會義務。生態技術的創新和擴散需要強調政府的作用，以協調和促進國家綠色創新系統，并提供技術、信息、資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在企業生態技術創新基礎上，國家應該通過教育、研究與開發、示范引導、貼息貸款、財政扶持、立法等方式，大力建設宏觀層面的綠色創新體系，它包括開發各個企業都能獲益的生態技術，大力開發不可再生資源的替代物和有限資源的再生及有效利用的技術，為企業提供各種能源、資源重復使用和循環使用的技術等，走一條對環境無公害的生態技術創新之路，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的和諧發展。

四、結論

無論是從效用論，還是從有效需求論來看，綠色需求均對企業生態技術創新起著“拉力”作用，但現實情況是：國內很多企業明顯低估了這種作用，低估了消費者對　“綠色”問題的認知度和關注度。有調查顯示：僅有60%的企業認為消費者愿意為“綠色”認證支付更多費用，其原因是企業的“經濟人”本性和“搭便車”現象，使得企業的社會和環境責任拓展受到了極大的抑制，綠色需求理念并沒有滲透到企業的運營中去，企業的生態技術創新明顯滯后于社會經濟發展，導致企業只注重眼前利益，忽視長遠利益，企業破壞生態環境的現象不僅時有發生，而且危害也越發嚴重，逐漸成為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一個突出問題。雖然我國政府正在采取行動，如征收環境稅、倡導清潔生產等，但這些舉措是否能夠促進社會開展生態技術創新，在很大程度上不僅要取決于人們的消費選擇及其“投資”行為，而且還要取決于政府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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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中的稅收籌劃研究的現狀

我國關于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最近幾年風起云涌。特別是2006年的《實施的若干配套政策》，它宣告了國家對技術創新的全力支持的時代。2008年1月1日實施的新企業所得稅法也體現了這一趨勢。由于科技創新優惠政策的擴大。很多研究人員開始研究技術創新的稅收籌劃。林穎(2007)研究了《實施的若干配套政策》中的關于促進科技創新的8想稅收優惠政策。它們分別是技術開發費稅前扣除“松綁”、固定資產縮短這就年限法“解禁”、所得隨減免更“實惠”、創業風險投資企業的“優惠”、科技中介機構面“四稅”、轉制科研就夠優惠有“下文”以及社會資金捐贈創新活動或“扣除”。方曉成等(2007)研究了運用技術創新所得稅優惠政策的稅收籌劃。并分別從技術開發費、固定資產折舊、合理利用高新技術企業優惠政策和加大固定資產技術改造投資這四個方面介紹了所得稅的籌劃。

其實關于綠色技術創新的稅收籌劃的方法在前人的文章中也有提及，只不過是沒有單獨提出。比如以前關于高新技術企業的稅收籌劃、固定資產折舊方法的籌劃以及技術開發費用的籌劃等等。

綜上所述，以上關于綠色技術創新中的稅收籌劃研究中都存在以下缺陷：(1)關于綠色技術創新中的稅收籌劃的研究很少，幾乎為零，很多只是關于技術創新的。(2)沒有將綠色技術創新獨立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環節來考慮，僅僅是對某條優惠政策的使用。(3)很多是關于某一個稅種的籌劃，比如僅僅是營業稅，或者最大稅種所得稅等等，沒有對整個過程考查。

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稅收籌劃研究的必要性

(1)企業的生存日益困難

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的進步，環境已經逐漸成為制約企業發展的一項重要生產資料。特別是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進一步促進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步伐。

2008年的金融風暴嚴重挫傷了公眾對經濟的期望，導致了消費者消費的低迷，對我國的直接影響就是外貿出口的嚴重縮減，國內消費的萎縮，企業資金周轉不良，導致很多企業裁員和倒閉，嚴重影響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企業在目前資金緊缺的情況下，任何開支的節約都可以幫助企業運轉。稅收作為企業的一項大額支出，它的節約也將有助于企業走出困境。

(2)公眾要求企業承擔保護環境的社會責任的必然要求

環境是現階段公眾普遍關心的問題，節能減耗、保護環境也成為公眾要求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之一。而企業履行節能減耗、保護環境這一社會責任的唯一途徑就是綠色技術創新。

企業在綠色技術創新中進行稅收籌劃。不僅可以緩解企業資金周轉困難的局面，還可以增加企業的競爭力，更好地履行社會賦予的保護環境的責任。

三、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稅收籌劃的可行性研究

(1)國家政策的鼓勵

我國政府為了促進企業的發展，降低企業的負擔，采取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幫助企業度過難關。比如從2009年1月1日開始，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鼓勵企業技術改造，減輕企業負擔1200億元。這些優惠政策都是政府鼓勵企業不斷創新的方向標，企業用足用好這些政策為企業謀利。也是政府倡導的。所以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中的稅收籌劃是符合各方利益的。

(2)稅收籌劃理論的不斷成熟

稅收籌劃一項綜合性非常強的工作。它要求籌劃者具有寬廣的知識面，對各項政策準確把握。隨著稅收籌劃理論的不斷發展，稅收籌劃工作也是日臻完善，籌劃的風險得到了較好的控制。稅收籌劃理論的成熟為企業在綠色技術創新中的籌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中介機構的繁榮發展

篇（5）

“所謂綠色技術是指遵循生態原理和生態經濟規律，節約資源和能源，避免、消除或減輕生態環境污染和破壞，生態負效應最小的‘無公害化’或‘少公害化’的技術、工藝和產品的總稱。”綠色技術可以分為三大類：一是綠色工藝創新，包括清潔工藝技術創新和末端治理技術創新；二是綠色產品創新，即開發各種能節約能源、原材料，少使用昂貴或稀缺原材料生產的產品，在使用過程中以及使用后不危害或少危害人體健康、少影響生態環境的產品,以及易于回收利用和再生的產品；三是綠色意識創新，主要是指培養、形成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的意識的過程，如綠色教育、綠色營銷和綠色消費等。可見綠色技術是一種與生態環境系統相協調的新型的現代技術系統，它在減少企業生產的邊際外部費用的同時,一般也能降低企業生產的邊際內部費用。可見綠色技術是指根據環境價值并利用現代科技的全部潛力，最大限度地實現環境與經濟雙重目標的技術。

綠色技術創新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有效手段。符合環境發展要求的技術創新能提高資源利用率，節約能源和原材料，減少環境污染，同時能提高企業將環境成本內化的能力。現有傳統技術應用所引起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耗竭是最嚴重的負效應之一。在現有的技術經濟范式下，我國企業的生產過程基本上是線性和非循環的，消耗、浪費大量資源和能源，同時排放大量的廢棄物污染生態環境。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現有技術系統+末端治理”的模式在可持續發展中的局限性，提出了通過創新和擴散發展具有生態正效應的綠色技術的要求，以實現企業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

當前，我國企業生態經濟綜合效益較低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綠色技術創新和擴散嚴重不足。而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和擴散，采用使經濟和生態環境相協調，具有生態正效應的綠色技術，推行生態化、清潔化的生產方式，能使原材料和廢棄物再循環利用，把污染物盡可能地削減在源頭和生產過程中，實現企業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良性循環。綠色技術創新和擴散應用可以取得巨大的生態經濟綜合效益，是我國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二、實現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所面臨的障礙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采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其特點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導致了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惡化。然而很多企業對綠色技術創新仍不夠重視，企業在選擇技術創新的模式和方向時，由于追求利潤最大化、資金投入少，綠色管理不利等往往不會主動選擇綠色技術創新，影響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第一，企業缺乏綠色意識。多數企業對眼前利益看得過重，對綠色技術創新關注較少，沒有從戰略高度來看待綠色技術創新擴散和應用。由于我國環境保護起步較晚，無論是消費者還是企業都缺乏對綠色消費的全面認識，綠色消費認識模糊使綠色產品市場秩序混亂，無法形成公平競爭局面，很多企業借綠色之名行污染之實。

第二，企業采用綠色技術不足。綠色技術要兼顧生態、資源、環境和社會后果，技術性強，復雜程度高，難度大，風險大，其技術投資和運行費用相當昂貴，這就使得企業不愿意采用綠色技術。同時，綠色技術與企業現有工藝、技術水平不匹配也是阻礙綠色技術創新與推廣的另一個因素。因此使得企業采用綠色技術嚴重不足。

第三，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人力、資金缺乏。綠色技術創新需要投入大量資金，需要高素質的人才。然而，“據有關資料顯示，企業基建資金中用于綠色技術創新的只有4.5%，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綠色技術創新的僅有1.3%，排污收費只占應征額的51.4%。另外，我國綠色技術創新資金占國民生產總值的0.7%，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我國勞動力素質偏低，科技力量薄弱，人才貴乏，資金得不到保障，使一些企業力不從心，延緩了綠色技術創新擴散與應用的速度。

第四，企業的綠色管理不力。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創新組織不力，綠色技術開發中心和服務中心普遍尚未建立，技術信息網絡和信息傳遞機制不健全，嚴重阻礙了綠色技術創新。

三、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對策

1.建立健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外部激勵機制

綠色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具有外部性，使許多企業都有了一種“搭便車”的心理，這不利于中國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單靠市場機制的推動是遠遠不夠的，要依靠政府制定法律，頒布政策，資金和技術的大力支持等。

第一，政府政策法規的強制管理。這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是直接的，但要真正發揮政策法規的作用，就必須協調環境行政主體之間的利益，必須明確環境執法的具體程序，建立相應的環境行政司法制度，加強環境執法的可操作性，使環境執法更加科學化、規范化。

第二，政府環境管理的經濟刺激手段。推動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經濟手段主要包括排污收費及稅收等，其刺激效果取決于實際收費額及相應法規措施等各種因素。目前，我國已經出臺了“排污權有償使用和排污權交易”的相關政策。排污權有償使用和排污權交易將使企業在利益驅動下，珍惜有限的排污權，減少污染物排放，同時使企業成本真實反映環境保護的要求，從而達到防治污染的目的。

第三，國家產業政策、技術政策的客觀調節。我們應調整產業政策，適當增加環保投資，提高環保資金的利用率。對污染嚴重的產業、企業和工藝系統實行生產工藝排污許可證制度，以促進嚴重污染工藝的改造及老化設備的淘汰。

2.建立良好的企業技術創新的內部環境。企業要樹立綠色理念，形成有意識的、持續發展的經營理念和創新理論。綠色理念是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形成的對綠色戰略的認同感，是企業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企業經營者應樹立綠色經營理念，認識到實施綠色戰略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同時對企業員工進行綠色教育，使員工逐步認識到綠色戰略的實施關系到企業自身乃至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從而在生產經營過程中自覺地樹立、維護企業的“綠色”形象，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意識。

我國綠色技術創新必須加大企業資金投入，這是推進我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對策和措施之一。要建立和完善綠色技術創新投資的動力機制，以企業為投資主體，加快構建我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投資機制，拓寬投資來源，合理提高折舊率，逐步提高綠色技術創新的資金投入比率，建立健全企業融資機制，建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風險基金等。最終形成綠色技術創新投資的動力機制和建立綠色技術創新投資的資金支持體系，推進我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綠色管理是把綠色理念貫穿于經營管理中，這就要求進行企業管理系統創新，建立一種生態與經濟相協調的管理模式，以提高企業生態綜合效益，并推動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推行現代企業綠色管理，應調整與改革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和功能，設立專門機構，建立一套自我完善、自我約束的環境管理體系，加強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決策，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全過程中加強環境審計。還應建立綠色創新保障機制，包括綠色人才激勵機制，創新資金籌措機制，“綠色”宣傳和培訓機制等。

3.建立健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社會配套服務體系。技術創新社會服務體系是技術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我國連接企業和技術市場，整合社會科技資源，開放式、網絡化的技術創新服務網絡、為企業發展循環經濟提供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適用性技術、提供咨詢與服務的組織較缺乏。因此需要整合環保部門、產業界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成立集咨詢、技術服務、中介機構、風險投資等職能于一身的技術創新服務和促進中心，進行關鍵技術和共性技術的研究、國外先進適用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以及咨詢服務、技術培訓等，為企業技術創新服務。

同時應建立技術信息網絡和信息傳遞機制，及時向社會有關循環經濟的技術、管理和政策等方而的信息，以使企業及時了解國內外循環經濟技術創新和擴散的最新發展動態，提高技術創新信息的傳遞效率和準確性，提高創新效率。同時企業應結合自身實際，利用外界力量合作創新，如與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的合作創新。環保部門不僅要加強法規、標準的執行和監督力度，而且要積極起到中介、協調和服務的作用，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能力。

綠色技術創新是保護環境，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由于我國一些企業技術水平低下，缺少綠色技術創新的資金、人才以及激勵措施，嚴重阻礙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擴散與應用。為了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國家應積極構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外部環境，企業自身也要提高綠色技術創新能力，通過與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的合作創新，有步驟地推動綠色技術創新在企業中的推廣，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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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全球環境污染和資源耗竭問題不斷加劇，人口不斷增加，而綠色技術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手段，開始被廣泛重視。綠色技術創新的意義也為越來越多的人認識，綠色技術的研發與創新正逐漸替代傳統的技術創新，成為創新理論與實踐研究的新視點。在貴州目前提出工業強省戰略的背景下，建立和完善綠色技術創新系統，做到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對于貴州整體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綠色技術創新系統

人們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主要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綠色技術創新將環境保護新知識與綠色技術用于生產經營中，以創造和實現新的經濟效益與環境價值。綠色技術創新是指符合可持續發展需要的一種技術創新，它建立在綠色技術發明基礎之上，不僅追求技術創新的工具效率，而且還從人的生活意義及價值出發，把人類技術創新活動自覺地融入自然生態循環的系統中，既有改善生態環境、提高人類健康質量的社會效益，又有獲得潛在利潤的經濟效益，既是一項使綠色技術成果商品化的經濟活動，又是使綠色技術成果公益化的社會活動。綠色創新作為一種生態化的創新模式，把生態重建、生態經濟與技術創新結合起來，符合在“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的創新原則，有利于推進生產力的生態化（楊慶義，2002）。

自弗里曼（Freeman）、納爾遜（Nelson）、倫德瓦爾（Lundvall）等學者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后相繼提出國家創新系統以來，國家創新系統也已引起了各國學者們的廣泛研究。在創新系統研究的框架下，綠色創新、與低碳發展相關的創新、可持續創新等也正在逐步引起各國學者的關注。在各國學者對創新系統進行的研究中，正逐步將綠色技術創新作為重要的內容。

綠色技術創新的外延很廣，不僅指以研發污染治理破壞技術、終端污染處理技術、生產過程的污染防止技術為主的產業技術結構，還包括一個社會的整個產業體系的生態化。從橫向看，它覆蓋了第一、二、三產業及一些新興產業，如：生態工業、生態農業、生態服務業中的技術創新，以及信息、能源、材料、生物等新興產業的技術創新。從縱向看，只有綠色技術創新在產品結構、企業結構、行業結構、產業結構以及產業戰略選擇等微觀、中觀和宏觀各層面都得以實踐，才能稱之為綠色技術創新。

將綠色技術創新當作一個宏觀系統來考慮，必然要強調政府在綠色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由此“綠色技術創新主體系統”分析框架是將企業、政府、科研院所及公眾等相關社會群體納入綠色創新主體系統，主要分析政府、企業、科研院所及公眾之間的相互作用。因此，推行綠色技術創新的主體不僅僅是企業，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公眾等其他社會相關群體也應成為綠色技術創新的主體，由此就構成了綠色技術創新的系統。

二、貴州綠色技術創新系統的現狀分析

貴州素有公園省的稱號，自然生態環境優越，森林覆蓋率高，在自然環境方面較我國其他省份具有較強的優勢。貴州目前提出工業強省的戰略目標，將發展作為首要任務，力求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然而，貴州雖然資源豐富，但畢竟有限；生態景象雖然良好，但生態基礎脆弱，迫切需要破解資源環境制約發展的難題。現在這個戰略目標要解決的最主要矛盾是“工業化進程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和環境保護的矛盾”，而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帶動產業升級是解決這一矛盾的主要手段。

經過多年的探索與實踐，貴州省在綠色創新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績，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貴州在生態經濟建設，推進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以循環經濟為代表的各類綠色經濟建設上都有著明顯的發展。但是，由于貴州省本身的技術創新能力較弱，科技投入較少，貴州的研究開發投入占GDP的比重近年來雖然逐步增長，但一直在1%以下，因此對綠色技術創新能力和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得發展就有一定的限制。

1、綠色技術創新系統主體。目前貴州省綠色技術創新的主體包括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政府、高校（研究院所）和企業共同參與，針對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重大環境、生態問題，在課題的名義下從事綠色技術創新，其目標是開發―中試―產業化。貴州省科技技術目前重點支持農業、信息、新材料、機電一體化、中藥現代化、喀斯特石漠化綜合治理等領域的科技攻關及成果轉化。這些重點支持產業大多數屬于綠色產業的范圍。目前貴州省的綠色創新主體主要是第一層次。第二層次是由高校和企業合作，通過課題形式由政府或企業出資，從事綠色技術創新，其目標是開發單一綠色技術，或解決企業具體的清潔生產問題。第三層次，企業根據市場前景預測，自籌資金，開發新的環保設備或綠色產品，其目標是進入市場。或者是高校（研究院所）接受社會其他組織委托，開發新的綠色技術或綠色產品。第四層次，企業出于市場競爭的需要，對傳統產品進行“染綠”。

2、綠色技術創新系統制度。綠色技術創新制度是一個系統，包括與綠色技術創新有著直接與間接影響的各種制度，比如產權制度、技術市場制度、政府促進技術新制度、企業制度、保障制度等。貴州省目前從綠色技術創新制度上來看主要是遵循著國家的相關的制度。而從我國來看，我國目已初步建立了一些綠色制度、規劃、法規，比如《國家環境保護“十五”計劃》、《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等法規。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的綠色經濟立法還處于初步階段，對全局有重大影響的實質性內容也并不是很多。

3、綠色技術創新的動力。企業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不足歷來是貴州省企業發展的軟肋所在，而在綠色技術創新這一塊也不例外。由于綠色技術創新的周期長，費用昂貴，貴州省大部分的中小型企業不具備基礎研究和綠色技術成果轉化的實力，很少將綠色技術創新的觀念滲透到企業文化中。同時，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外部經濟性難以內化，多數企業缺乏綠色技術創新的動力。目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基本處于被動、被迫的狀態，許多企業關注直接經濟利益而忽視社會益，市場投機性強，短期行為嚴重，主觀上對采用綠色技術缺乏積極性。同時，由于綠色環保產業起步較晚，經濟基礎較弱，應用于環境保護和綠色技術開發的各種投資總量明顯不足，導致綠色技術創新的動力不足。

4、綠色技術創新市場。從全國整體市場前景來看，綠色技術創新面臨巨大的機遇，綠色技術創新市場前景廣闊。一是國家實施《綠色工程規劃》，進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投資了大量資金用于環境保護。二是國家將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列為投資重點，以此擴大內需。三是隨著市場競爭的“綠色化”，企業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實行清潔生產，以減少排放、節約資源和能源。四是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者的理性度與成熟度的上升，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對綠色產品有了更高的消費需求。近幾年，消費者環保意識雖有提高但是總體上水平偏低，而且僅僅停留在綠色意識的啟蒙階段，對于綠色技術、綠色產品、綠色標識沒有明確和系統的認識，而這種現象在農村更為嚴重，消費者需求對于形成綠色技術的市場需求的拉動力還略顯不足。

三、建立與完善貴州綠色技術創新系統對策和建議

《2011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中對中國經濟轉型和綠色發展探索性地提出了“引導轉型、支撐轉型、適應轉型、合作轉型、調控轉型”的轉型框架。貴州作為經濟欠發達地區和后發展地區，應該抓住我國經濟綠色轉型的機遇，制定相關的政策措施，促進經濟綠色發展。

1、推出綠色采購體系。政府綠色采購，是指在政府采購中著意選擇那些符合國家綠色標準的產品和服務。政務綠色采購主要包括辦公用品采購、綠色服務采購和綠色工程采購。貴州地方可以借鑒相關法規出臺相應的《綠色采購條例》，推進公共部門采購環保型產品、促進需求向綠色產品轉移。比如日本于200年5月制定的《綠色采購法》就值得借鑒。

2、引入綠色會計、綠色技術創新審計制度以及相關評估制度。綠色會計制度旨在建立一個能夠全面反映企業和環境之間的關系的會計核算體系。一方面，可以強化企業的環保責任，促進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和對綠色新技術的應用；另一方面，可以增強企業的環境保護形象，增加企業的社會效益和相關的經濟效益。綠色技術創新審計是指通過自身或第三方利用審計方法對企業的創新活動進行評估定位，從而為提高技術創新管理水平提供必要的信息，審計的作用在于企業內部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還便于對各企業或各產業進行比較，從而宏觀管理（陳勁，劉景江，楊發明2002）。全面的技術創新評估體系包括生態環境評估制度、公平性評估制度、文化評估制度和經濟評估制度等。

3、提高綠色技術創新投入、多渠道支持綠色技術創新。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高投資和高風險的特點，企業在綠色創新的過程中難免遇到資金短缺的問題。當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主要資金來源有：基本建設資金、更新改造資金、排污收費、綜合利潤留成、國家環保補助資金、國外環保貸款或贈款等。應逐步提高綠色創新資金比例，爭取各種有償或無償的資金、技術支持。地方政府應該加大對企業的綠色發展貸款力度，并為其提供貸款優惠，加大補貼性貸款的額度，從而緩解制造業企業的融資壓力，為企業綠色制造和綠色發展提供保障；同時設立專門的綠色技術開發補助專項資金，刺激企業主動進行綠色技術的開發；制定優惠政策，鼓勵科技人員創辦、領辦綠色科技型實體；對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發展高新技術方面有重大貢獻的科技人員給予獎勵。

4、推動綠色技術創新的擴散，積極建設綠色創新聯盟。綠色技術創新擴散的關鍵在于綠色技術創新系統的環境，創造一種能夠促進區域內創新主體相互學習、交流、轉化和創新資源的良好氛圍，是加快綠色技術流動、轉化與再創新的重要措施。而政府推動的綠色創新聯盟有利于企業與政府、企業、高校、科研單位、市場等之間諸多綠色創新主體之間的合作共贏的關系的建立。這種綠色創新聯盟應該以政府提供綠色創新系統基本的框架、資源和開展綠色創新系統發展的相關工作為主要任務。對于貴州這樣的后發地區，更需要政府結合市場的需求情況，出臺鼓勵綠色創新聯盟的建立，促進綠色技術在區域內的擴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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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平：論綠色技術創新主體系統[J].科學學研究，2005（6）.

[4] 董炳艷、靳樂山：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研究進展初探[J].科技管理研究，2005（2）.

篇（7）

中圖分類號 F20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6）10-0017-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0.003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B以成”，這是已落下帷幕的巴黎氣候大會上中國闡釋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綠色發展哲學理念，也是當前中國有感于現實資源環境形勢而做出的必然選擇。面對當前中國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資源約束日益趨緊等嚴峻形勢，學者為破解這種粗放式的增長方式提出了一些有益思路與見解。盡管這些思路和手段，短期內對可持續發展有一定的成效，卻沒有從根本上轉變落后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低效益、低科技含量”的生產方式。蔡P指出，沖破資源環境約束、推進技術進步，已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途徑。雖然這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了新思路。但是，是否通過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就一定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1文獻回顧與假設

必須承認依靠技術進步轉變生產方式，以有利于資源環境保護，進而實現綠色發展，這似乎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Galor and Tsiddon、董鋒等發現技術進步通過創造高技術能力的生產個體和高技術的生產單位，來刺激經濟實現生產方式轉變。盡管有學者已經關注到技術進步的節能減排效應，但是卻周旋減排效應的高低問題。然而，實證的結論又頗為蹊蹺，有的研究支持技術進步有利于碳排放，而有的則發現存在“門檻效應”，還有的則認為不存在減排治污效應。技術進步是否真的能夠促進環境治理、控制污染？眾說紛紜。Marx指出技術進步、技術創新既有可能有利于環境保護，又有可能增加環境污染是一柄“雙刃劍”。Ekins指出技術進步必須要強調其生態、環境優化、資源節約的偏向，環境生態技術進步將有助于建立起有利于環境生態的工業生產體系。景維民、張璐基于SBM模型驗證了“技術進步偏向在初期表現綠色或非綠色特征時，技術會進一步加強這種表現出的綠色或非綠色特征”，這表明區別技術進步綠色與非綠色偏向的必要性。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偏向？

技術在創造新生產的同時，也在締造新需求。如果不考慮技術發展的綠色與非綠色偏向，那么將同時帶來非綠色的生產與非綠色的需求。問題是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是否有可能推動這種擴散？對該問題的分析在現實上能夠有助于從根本上轉變生產方式。李平、慕繡如強調了環境政策與技術進步的相互促進作用。李斌、趙新華等指出環境技術進步在一定程度上能彌補工業結構的不合理，這說明綠色技術進步對綠色發展有積極的作用。金培振等等指出綠色技術創新能帶動重工業的能源效率提升，進而有利于節能減排。在現實中，既有通過管理方式、決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進或變革，以有利于治理污染節約資源的綠色技術，又有通過純生產方式、生產工藝等改進或變革，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綠色技術。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包含了全部這兩種類型的綠色技術。

研究假定考慮兩種類型的綠色技術：a1，通過管理方式、決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進或變革，以有利于治理污染節約資源的綠色技術。b2，通過純生產方式、生產工藝等改進或變革，以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綠色技術。為了簡化和區別研究假設，將第一種方式設為“綠色技術效率變動”，也可理解綠色偏向的“軟技術”。第二種方式設為“綠色純技術創新”，也可理解為綠色偏向的“硬技術”。為了分析二者交互作用，研究設綠色技術效率變動與綠色純技術創新的乘積交互效應為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即包含了“軟技術”和“硬技術”二者的全部交互效應，為c3。那么，什么因素影響a1，b2，c3，其作用機制如何？

在參考Arrow，Griliches，Scherer等關于技術積累、知識生產的模型后，Griliches考慮了隨機沖擊影響，又再次提出如式Ii=αRDβiHKγiεi的知識生產模型。RD代表技術進步、研發資本投入，HK代表人力資本在技術進步中的投入，I代表技術進步。該模型解釋了影響技術進步、知識生產的因素。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是綠色技術進步、知識積累的重要方面，研究推測也應該受這些因素的影響。因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1：研發人力投入、研發資金投入以及技術引進將對綠色技術效率變動產生正向作用。

H2：研發人力投入、研發資金投入以及技術引進將對綠色純技術創新產生正向作用。

H3：研發人力投入、研發資金投Aloft及技術引進將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正向作用。此外，Field、Fuente andDomenech、康建英發現發現年齡結構變動、老年撫養負擔對技術進步有負面影響，但沒有考慮技術省際空間外溢和技術進步方式。據此研究提出H4假說。張江雪指出中國技術市場的發展有利于激勵技術創新、技術研發活動。雷光繼、林耕指出健全中國技術市場對于轉化科技成果尤為重要。因此，考慮中國技術市場發展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由此提出H5。

H4：勞動年齡老化將對綠色技術效率變動、綠色純技術創新以及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負向作用。

H5：技術市場發展將對綠色技術效率變動、綠色純技術創新以及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正向作用。

既然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是綠色技術進步、綠色知識積累的重要方面，就可能存在擴散溢出效應，那么是否有可能利用這種擴散作用？張欣煒、林娟、高麗敏指出一國綠色技術發展基礎較優越時，國內的綠色技術市場交易結構越完善，從而綠色技術行業易于出現。Romer和Lucas、藤田昌久、Krugnan提出空間技術溢出效應的理論，其表現為向心力和離心力，然而遺憾的是他們沒有分析這種離心溢出效應有何作用。如果存在該效應，那么將證明有可能存在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學習效應，進而使各區域間實現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達到均衡。因此，提出假說H6。

H6：假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存在省際空間學習效應。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足，這給綠色全要素理論與實證提供了一定空間。一是，雖然目前的研究都討論了資源環境問題中技術進步、技術創新的作用，但是卻忽視了技術進步的兩面性。二是，盡管學者已經發現技術進步中的綠色偏向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特別重要，但是卻疏于分析這種綠色偏向的作用及影響機制。這就造成要么強調技術進步、技術創新對節能減排緩解污染有積極作用，要么存在“門檻效應”、倒“U”效應以及不確定。三是，忽視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擴散性，這導致政策方面難以給出技術進步有利于控污的證據；另一方面還導致難以提供溢出效應作用的解釋。在理論上，能夠為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供支持。在踐上，將有利于中國依靠技術進步發揮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進而實現長期綠色可持續發展。

2模型設計與數據來源

2.1模型設計

研究設計兩個層次的模型分析，希望通過不同層次建模對比探索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空間溢出效應的作用路徑。第一個層次對假說H1，H2，H3，H6展開實證檢驗。第二個層次在假說H4，H5，H6的基礎上展開探索性建模。假說H6作為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擴散性的檢驗可能存在于兩個層次模型中。根據第一個層次建立模型，GRD1為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RD2為綠色技術效率變動、GRD3為等：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省際空間學習效應實證綠色純技術創新，RK表示研發資本投入，HR表示研發人力資本投入，IM表示技術引進，u_i表示個體效應。對計量模型（1）-（3）的檢驗反映了對假說H1、H2、H3的檢驗。

（1）

（2）

（3）

由于假說H6提出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溢出效應，因此為了對空間溢出機制進行檢驗研究假設30個省中相鄰空間矩陣為W。該矩陣W為30×30的方陣，空間相鄰的兩個省用1表示，空間不相鄰的用0表示如下式（4）。W（30×30）的標準化方陣每行元素相加為1，每列元素相加為1。盡管李婧認為這種設置過于粗糙，但并這不影響結論，相反卻簡化研究問題。根據H6的假說研究將該矩陣w乘以一個自變量的滯后期加入到計量模型（1）-（3）中得到式（5）-（7）計量方程。

（4）

（5）

（6）

（7）

2.2數據來源

自變量數據來自2007-2014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包含了30個省市（、香港、澳門、臺灣數據難獲得故除外）觀測樣本為240，表1給出了上述自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因變量綠色全要素生產率（c3）、綠色技術效率變動（a1）、綠色純技術創新（b2）。參考王爭等、劉志迎等以及Kumbhakar and Lovell使用DEA-Malmquist方法測算獲得。由于研究納入了相關環境資源變量，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參考李濤的研究扣除每年平均5%的折舊。數據均來源于2007-2014《中國統計年鑒》30省面板數據測算變量及結果詳見表2。

（8）

3實證分析

對兩個層次建模的分析測算研究采用MATLAB_R2012Bx64完成。空間面板模型分析的基礎是存在空間相關性。全域Moran’I能夠檢驗出是否存在空間相關性，其具體計算方式如式（9）。

（9）

首先，對第一層次分析表3、4給出了統計檢驗分析結果。對比模型a與d。研發科工數占就業人數比和高技術產品進口額均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有正向影響。在模型a中，研發科工數占就業人數比的系數為0.345 2，而在模型d中為0.183 4；模型a中高技術產品進口額系數為0.037，而模型d中為0.023。模型d考慮了外溢項W*dep，后消除了空間相關性的干擾，模型a顯然高估了變量的影響程度。模型d中R&D經費變量不顯著，說明研發經費對空間相鄰的省技術沒有影響，人力資本投入是推動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因素。這與王林輝、袁禮實證的中國技術進步屬于勞動增進型，研發投入績效不明顯的結論保持一致。對比模型b-e與c-f，發現研發科工數占就業人數比和高技術產品進口額的影響路徑有所不同。研發科工數占就業人數比對GR/Y2、GRD3都有正向影響，由于0.085小于0.103 3說明其對GRD3的影響高于GRD2。這說明增加人力資本投入有利于通過管理方式、決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進或變革以有利于污染削減節約資源的綠色技術。然而其作用小于通過純生產方式、生產工藝等改進或變革，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綠色技術，即綠色純技術創新。表明當前中國綠色技術效率變動作用發揮不足，片面追求“硬技術”忽視綠色“軟技術”。加之，高技術產品進口額對只對綠色純技術創新（GRD3）有正向影響，說明雖然中國技術引進有助于推動綠色純技術創新，但是卻不能有效吸收綠色“軟技術”。自此假說H1、H2、H3得到證明，說明確實存在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影響機制。其次，對第二層次分析表5、6給出探索性建模統計分析結果。經過反復試驗，發現了建模的穩定結構，如下式（10）-（12）。觀察模型A-F發現，老年撫養負擔Agel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RD1、綠色技術效率變動GRIY2以及綠色純技術創新GRD3都有負向作用。這說明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在綠色技術發展方面無論是綠色技術效率變動還是綠色純技術創新都將受到影響。另外，技術市場成交合同額MA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RD1有正向作用，而對GRD2、GRD3沒有影響，這說明技術市場的發展有利于綠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擴展。高新技術產業產值SA對綠色技術效率變動有正向影響，表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規模對拓展綠色管理技術、提升綠色技術效率變動有積極作用，進而有利于實現管理方式、決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進或變革的綠色技術實現擴散。高技術產品進口額IM對綠色純技術創新有正向影響，再一次反證了模型f的結論，也說明了中國目前高技術產品進口中，存在引進并吸收綠色純技術創新的情況，假說H4、H5得到證明。

（10）

（11）

（12）

再次，雖然上文已經分析了影響因素的作用，但是還沒有對模型中的結構分析。模型d-f＼D-F中因變量的滯后一W*dep項前的系數分別為：d（0.527 0）、f（0.601 0）。模型d表明前一期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每提高1%，后一期與該省相鄰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相對較低的省將提高0.527 0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模型f中W*dep項滯后一期的系數為0.601 0，表明前一期綠色純技術創新每提高1%，后一期與該省相鄰的綠色純技術創新不易于擴散的省，將提高0.601 0的綠色純技術創新。同理，模型D-F中W*dep項的系數分別為：D（0.581 0）、E（0.319 0）、F（0.334 0）也是相同的解釋。然而經過反復實驗模型e沒有通過檢驗不存在W*dep項，這說明綠色技術效率變動不易于擴散，不存在學習效應。推測可能由于省際間分割性所導致。所以選擇建立空間誤差模型，Spat.aut系數為0.322 9，表明綠色技術效率變動在省際空間存在異質性誤差。這說明當前中國綠色技術效率變動所代表的，以管理方式、決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進或變革以有利于治理污染節約資源的綠色技術，不易于擴散特征明顯。因此，雖然中國一直在調綠色節能減排的“硬技術”技術實現突破，卻忽視了作為知識積累易于擴散的綠色“軟技術”的作用。綠色技術效率變動因其知識廣泛適用性特征，本應該更易于擴散實現相鄰省際間學習效應，然而結論卻與此相反。這說明當前面對嚴峻的資源環境威脅，迫切需要注重綠色技術效率變動。發揮管理方式、決策方式等綠色“軟技術”對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轉變生產方式的作用，以此為支點實現相鄰空間的擴散放大省際空間學習效應。這驗證了假說H6，一方面為中國省際間通過空間學習效應實現技術由點及面的擴散提供了證據，另一方面為中國實現這種擴散提供了可選擇路徑，即依靠綠色技術效率變動，通過綠色管理技術等綠色“軟技術”的發展為支撐，實現生產方式的轉變。

4結論

當前中國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凸顯，依靠全要素生產率被認為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然而，并不是任何技術進步都能帶來綠色可持續發展。研究運用面板建模和空間動態面板建模分析中國相關數據，對H1-H6展開實證檢驗。一方面證明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存在影響機制，另一方面驗證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省際空間學習效應。首先，實證說明人力資本投入有助于提升綠色技術效率變動，對綠色純技術創新的提升小于綠色技術效率變動，注重綠色管理技術、制度對生產方式轉變的貢獻。雖然技術引進有利于提升綠色純技術創新，但是引進吸收國外先進綠色技術效率變動較弱，迫切需要引進吸收并消化綠色管理技術、制度等“軟技術”。其次，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規模、人力資本投入對綠色技術效率變動有正向作用，而技術引進僅對綠色純技術創新有正向作用，有必要增強引進綠色技術效率變動的吸收能力。再次，對H6的實證為中國有可能通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在省際空間的學習效應實現區域綠色可持續協同發展。

當前中國資源環境約束日趨收緊綠色發展尤為迫切，依靠綠色技術效率變動，以綠色管理技術等綠色“軟技術”的發展為支點，使綠色理念以制度的形式存在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之中，進而有利于實現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中國綠色“軟技術”對綠色發展的貢獻小，本應易于產生較強學習效應的綠色“軟技術”卻反映出較弱特征。未來政策應從管理方式、決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進或變革提升綠色“軟技術”的貢獻。

二是，在引進吸收國外先進綠色技術時，既要重視對綠色“硬技術”的吸收，又要重視對綠色“軟技術”的再學習。

篇（8）

中圖分類號：f06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3）02?0029?05

綠色技術創新不僅可以實現傳統技術創新帶來的經濟效益，同時在生產中將外部環境污染內部化，緩解甚至消除矛盾，是解決“經濟—環境”發展難題的有力工具。目前國內對于綠色技術創新這一話題的探討并不多，現有的研究大都是從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性進行理論闡述，落腳點主要集中在綠色技術創新會產生什么影響，而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研究卻很少涉及。基于此，本文對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現狀進行梳理，并實證研究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以便為制定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相關政策提供依據。

一、文獻綜述

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但學術界至今還沒有形成較為統一的概念。如braun & wield將綠色技術定義為：減少環境污染，減少原材料和能源使用的技術、工藝或產品的總稱[1]。kemp等人認為，綠色技術創新是因避免或減少環境損害而產生的新的或改良的工藝、技術和產品[2]。根據戴鴻軼等的研究結果，國外學者更傾向于使用“環境技術創新”，而國內的學者更常用“綠色技術創 新”[3]。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表達的內涵是一致的，本文將沿用“綠色技術創新”這一術語。對綠色技術創新研究意義已經得到學者們的普遍認可，他們認為與一般的技術創新相比，綠色技術創新既可以產生正的溢出效應，同時也可以將負的環境效應內部化。從宏觀角度看，綠色技術創新被視為全球綠色轉型和發展低碳經濟的核心手段[4]；從微觀的企業角度看，綠色技術創新是增強企業競爭優勢的有力途徑[5]。

大多數學者認為合理的環境規制是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手段。經典的波特假說表明環境的典型公共物品屬性決定了市場機制對其配置的低效率，企業不會主動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政府進行環境規制，可以使企業將外在的成本內部化[5]。在此基礎上，一些學者將環境規制進行分類，探討不同的規制手段對于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程度。如brunnermeier & cohen把環境規制分為污染治理控制支出和政府檢查監測活動，分別討論對于美國制造業的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結果表明污染治理控制支出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聯系很小，而政府檢查監測活動的加強并沒有使綠色技術創新得到相應的增加[6]。按照環境規制對經濟主體排污行為的不同約束方式，paul & robert將環境規制分為命令—控制型規制和市場激勵型規制。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對于企業必須達到的環保目標以及采用的技術標準都做了嚴格的規定，手段過于剛性；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是政府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鼓勵企業通過市場信號來做出行為決策，刺激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7]。kathuria的研究結果表明在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相對于傳統的命令控制型工具，市場激勵更能通過較低的成本實現較高的環境收益[8]。

盡管環境規制已經被證明是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有效手段。但也有學者提出：現有的工業主流技術對化石能源有高度的依賴性，同時政治、經濟、社會與其結成一個“技術—制度綜合體”，形成了一種共生的系統內在慣性，導致技術鎖定和路徑依賴，致使綠色技術創新在傳播與擴散上面臨著阻礙[9]。因此，眾多學者從創新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探討綠色技術創新的其他因素。

從現有的國內外研究可以看出，國外的學者大多以環境規制和綠色技術創新為研究對象，探討兩者的互動機制，鮮有考慮其他重要的因素。而國內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加之綠色技術創新數據獲取的難度較大，大多文獻僅討論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的關系，并沒有細分到綠色技術。本文試圖克服以往研究的不足，基于中國綠色技術的專利數據，先對中國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現狀進行統計分析

再利用中國省際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環境規制、r&d投入、經濟發展水平等多種因素對于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影響。最后根據實證結果提出政策啟示以期為提高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供相關依據。

二、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現狀

技術創新的衡量有多種標準，如使用專利數據[6]，或者使用r&d的投入強度[10]，其中專利是被廣泛應用來說明技術創新水平的指標。這是因為專利申請情況通常與新技術的發展一致，并且可以用來追蹤技術轉移的狀況[11]。

基于此，本文采用有關綠色技術的專利來衡量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數據來源于中國知識產權網（http：// cnipr.com/）。使用python軟件進行程序設計，搜集了專利檢索平臺中“綠色技術”類別下的所有專利信息，來進行實證分析。

（一）綠色技術創新的時間變化特征

整體上來說，2003—2009年中國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大致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圖1）：第一階段為2003—2005年，綠色技術專利申請量呈現緩慢波動狀態；第二階段為2006—2009年，專利申請量增長趨勢十分明顯，說明環境問題已經引起了各方的重視。從綠色技術創新涵蓋的范圍來看，圖2所示6類綠色技術創新的增長趨勢與圖1基本保持一致[12]。總體上來說，

2003—2005年，各類綠色技術專利的申請量的波動較小。2006年后，各類綠色技術呈現出爆發式增長，其中增長速度最快的是能量供給線路，其次是軌道車輛和風能。

從綠色技術專利的時間趨勢上來看，這同中國政府在環境規制方面做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2006年，中國政府第一次發表了《中國的環境保護（1996—2005）》白皮書，宣布將環境保護確立為一項基本國策。國家環保局開始著手整頓化工石化等高污染產業，對違法項目的處理從“立即叫停”轉變為“限期整改”，維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同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開始實施，能源法律法規群日趨完善。

（二）綠色技術創新的區域分布狀況

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在各個省份的發展差異較為明顯，存在區域失衡的現象。以2009年為例，中國各地區平均綠色技術專利申請量為425項，僅有7個省份（廣東、江蘇、北京、山東、上海、浙江、遼寧）高于平均水平。其中申請量最高的省份為廣東，高達 1 846件，而最低的海南和寧夏僅為14件，詳見圖3。

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區域分布有兩大特點：一是專利申請量僅集聚在幾個經濟較發達的省份，廣東、江蘇、北京、山東、上海和浙江六省的綠色技術專利申請量占全國的61%；二是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分布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高的一致性，東部的平均申請量為958項，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東北和中部的創新水平較為相似，平均申請量為492項和323項，而西部與其他地區創新水平相差懸殊，平均申請量僅有135項。

從基本現狀可以看出，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整體發展勢頭強勁，但是在區域層面上卻存在嚴重的不平衡。為了深入分析這一現象后面的深層次原因，我們將通過實證研究來分析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

三、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指標選取與變量說明

在分析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現狀的基礎上，本文將從環境規制、經濟發展水平、r&d投入、外商直接投資這四個方面來探討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由于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現有國內外文獻大多把關注點放在環境規制方面，而作為技術創新的一個子集，綠色技術創新同樣會受到r&d投入、經濟等因素的影響。本文收集了2003—2009年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西藏數據缺乏，已剔除）的面板數據，以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

環境規制可以分為命令—控制型規制和市場激勵型規制[7]。命令—控制型規制是強制性的政策手段，是立法或行政部門根據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技術標準，直接規定污染者污染排放限度和方式的規章制度，企業必須遵循，否則會受到法律或行政的處罰。“三同時”是中國獨創的環境規制手段，它規定建設項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有力的防止新污染的產生。市場激勵型規制是鼓勵企業通過價格、稅收等市場信號來做出行為決策，它考慮了不同企業的成本差異問題。排污收費制度是中國較早使用的市場激勵規制，也是國內學術界普遍使用的指標。本文選取“三同時”執行

合格率和單位gdp的排污費分別作為命令—控制型規制和市場激勵型規制的指標。

從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現狀中可以看出，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呈現區域分布的不均衡性，與中國的經濟發展現狀相一致。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也是不容忽視的影響因素。經濟發展水平可以分為經濟發展規模和產業結構。本文引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指標來表示地區經濟發展規模，來分析它對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影響因素。工業比重較大也是我國產業結構的特點之一，工業是污染排放量最大的行業，也是最有可能發揮綠色創新技術最大效用的行業，故本文采用工業比重來表征產業結構。

現有文獻對于r&d的投入大多從經費和人員兩個角度進行衡量。其中r&d人員是研發活動賴以進行的重要資源，被看作是經濟和競爭的關鍵因素，同時從某一方面也可以反映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科技創新水平[13]。本文選取各地區r&d人員數來衡量r&d投入對于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

技術外溢效應是外商直接投資（fdi）影響被投資國技術創新的重要方式[14]，同時也帶來了污染轉移。

然而隨著清潔發展機制的出現，fdi也帶來了國外先進的綠色技術。外商直接投資對于綠色技術創新帶來的影響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熱點。基于此，本文選取人均外商直接投資額來表征外商投資因素。

（二）模型構建

本文構造如下的面板數據模型來實證分析中國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影響因素。為了消除異方差性，本文對于部分變量進行了對數化處理：

命令—控制型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作用并不明顯，而市場激勵型規制對綠色技術有著顯著的影響。從不同環境規制的特點來看，命令—控制型規制的“技術強制性”往往使得被約束者不得不使用高成本的污染控制手段以達到規定的污染控制標準。雖然這類規制手段有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可能性，但是“一刀切”的排放標準對追求較低污染排放的技術創新刺激并不明顯。從回歸結果來看，市場激勵型規制可以有效提高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排污收費等政策工具考慮了企業的減排的成本，利用市場力量有效的配置排污者的減排成本。從企業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市場激勵型規制可以持續激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去進行最大限度的污染削減。這與眾多學者的研究結果是相吻合的[7?8]。

經濟發展水平中經濟規模對于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地區人均gdp的回歸系數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發達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明顯高于經濟較為落后的地區。經濟發達的地區區位優勢明顯、資金實力雄厚、科研能力較強，因此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也較高。在產業結構方面，工業比重的增加未表現出對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促進作用。“十一五”期間，盡管政府對于減排做了諸多努力，但是環境保護計劃指標仍沒有完成。目前我國的工業生產對于非清潔能源如煤炭等依賴較大，綠色環保技術在推行中也困難重重，產業的優化升級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較長的時間，并非一蹴而就。

r&d人員投入對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有著顯著的影響。從我國人力資源的分布來看，經濟越發達的地區集聚著越多的人才，綠色技術創新的水平也越強，這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分布特征相符合的。r&d人員是進行技術創新必不可少的資源，趙黎明等學者指出科技水平落后是中國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低于發達國家的重要因素[15]。

fdi對于中國的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尚不明顯。根據《中國外資統計》，截止2009年，fdi的資金中50%以上位于制造業。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有些學者已經發現外商投資會帶來“污染轉移”，導致中國生態環境的惡化[14]。然而隨著《京都議定書》的生效和cdm項目的推廣，豐富了fdi對于中國的環境保護的意義。截止2009年11月，中國注冊的cdm項目居世界第一，通過這些項目帶來的資金和國外先進技術將會促進中國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高。

四、結論及政策啟示

以上分析可見，與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相比，市場激勵型的環境規制對于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有更顯著的作用，地區經濟發展規模的擴大也可以促進綠色技術創新，但是工業比重卻呈現一定負向影響，r&d人員的投入與中國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呈現顯著的正相關，fdi的投入對于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目前并沒有明顯作用。

依據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啟示：第一

，環境規制手段由命令—控制型規制為主逐漸轉變為市場激勵型規制為主，綜合運用這兩類規制手段。第二，大力發展地區經濟，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既要重視工業發展速度同時要注重工業發展質量，推動傳統工業的技術改進以及新型工業的技術推進。第三，加大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投入。合理的研發人員投入是技術創新的保障。第四，合理調整外商投資的產業導向，積極推動cdm項目在中國的發展。在選擇外商投資項目時，不能以經濟效應為選擇的唯一標準，要有目的的選擇經濟效益高、環境污染小的外商項目。同時采用適當的財政政策鼓勵投資服務業、旅游業等第三產業。此外，通過財政、法律等一系列相關政策，正確引導和監管cdm項目的國際合作，充分利用好cdm的機遇，促進中國綠色技術創新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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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綠色農業 農業技術 秸稈

一、綠色農業的涵義與研究范疇

（一）綠色農業的涵義

什么是綠色農業?從發展綠色農業是為了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這一目的出發，所謂綠色農業是運用生態經濟學原理，以綠色技術進步為基礎，充分應用綠色高科技手段，集節約能源、保護與改善農業生態環境、發展農業經濟于一體，倡導綠色消費生活方式的可持續農業發展的模式。發展綠色農業應重點加強農業的生態技術推廣設與發展綠色食品。在我國積極倡導與發展綠色農業，對改善農業生態環境條件，滿足日益增長的綠色消費需求，提高城鄉居民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實現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目標，促進農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綠色農業的研究范疇

綠色農業的研究范疇應重點體現綠色農業發展模式與綠色技術創新。綠色農業發展模式是綠色農業發展的內涵和實質，是綠色農業發展研究的核心和重點。綠色農業作為一種先進的、代表生產力要求的、符合農業發展方向的生產模式，其基本要求應是“優質、高產、高效、生態、安全”。綠色技術創新也是綠色農業范疇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科學技術是推動農業發展的強大動力。

綜觀農業技術創新活動和成果，發現大多數農業技術創新只是從單項工程技術層面或經濟效益層面上來研究技術創新的，而從生態經濟層面研究所見甚少。因此，要實現常規農業向綠色農業的轉向，必須大力提倡綠色技術創新，使綠色技術成為綠色農業發展的支撐和保證。綠色技術創新是建立在綠色技術發明基礎之上，主要包括組合型技術創新和發明技術創新。不僅追求技術創新的工具效率，而且還把農業技術創新活動自覺地融入自然生態循環的系統中，既有改善生態環境、提高人類生活質量的社會效益，又有獲得潛在利潤的經濟效益；既是一項使綠色技術成果商品化的經濟活動，又是使綠色技術成果公益化的社會活動。從綠色農業理論體系的研究來看，綠色農業技術創新關鍵是要圍繞生態建設和農村經濟協調發展的雙贏技術來展開。

二、在綠色農業體系下農業技術農作物秸稈的綜合開發利用

（一）農作物秸稈加工利用技術

1．秸稈飼料化技術

農作物秸稈雖然所含營養成分低，粗纖維含量高，蛋白質含量少，但是，經過適當的加工處理，補充適量的粗飼料和其他必須營養物質，仍能滿足牲畜的各種營養需要。我國具有利用農作物秸稈飼養畜禽的傳統，并由此培育出了具有高繁、耐粗飼的諸多優良畜禽品種，同時建立了一整套的秸稈飼料化技術。因此，利用秸稈養殖，仍是發展畜牧業的一條重要途徑。

2．物理處理技術方法

利用人工、機械、熱、水和壓力等作用，通過改變秸稈的物理性狀，使秸稈破碎、軟化、降解，從而便于家畜咀嚼和消化的一種加工方法。實踐證明，秸稈未經切短，家畜只能采食40%-60%，而經過切短或粉碎后的秸稈，可以幾乎全部被家畜采食。常用的處理方法主要有切斷與切碎處理、揉搓處理、軟化處理、熱噴處理、膨化處理、顆粒處理及碾青處理等方法。

3．化學處理方法

利用一些化學物質來處理秸稈，在打破秸稈營養物質障礙的同時，提高家畜對秸稈的利用率。實驗結果表明，秸稈氨化后可提高消化率約10%。秸稈氨-堿復合處理后，麥秸的消化率可提高到66.5%，稻草的消化率提高到71%。同時，動物的采食量大幅度增加。常用的處理方法主要有堿化處理、氨化處理、酸化處理、氧化劑處理、氨-堿復合處理和堿-酸復合處理等方法。

4．生物處理方法

利用有益的微生物（如乳酸菌、酵母菌）和酶等，在適宜的條件下，分解秸稈中難以被家畜消化的纖維素和木質素的一種方法。據實驗測定，麥秸微貯處理后，干物質體內消化率可提高24.14%，粗纖維體內消化率提高43.77%，有機物體內消化率提高29.4%。常用的處理方法主要有自然發酵法、微生物發酵法、酶解技術等。

（二）秸稈養殖蚯蚓技術

將秸稈經過粉碎堆制處理后，作為蚯蚓餌料飼養蚯蚓。蚯蚓含有多種氨基酸和豐富的粗蛋白，不僅可用來補充畜禽蛋白質飼料的不足，還可入藥。實踐證明，25-30kg秸稈餌料可以生產1kg鮮蚯蚓，并可獲得70%蚯蚓糞。蚯蚓糞又是很好的有機肥料，含有很高的有機質、腐植酸、氮、磷、鉀，并含多種微量元素和氮基酸，是植物生長最需要的養料。

（三）秸稈作為基料生產食用菌技術

利用農作物秸稈作為基料栽培食用菌，不僅來源豐富，價格低廉，而且，可以緩解諸如棉籽殼等其他基料日漸緊缺且價高而影響食用菌生產的問題，大大增加了食用菌生產原料的來源。同時，生產菌菇后的菌糠是一種富含營養的菌體蛋白飼料，既能作為飼料過腹還田，也可作為優質的有機肥直接還田。

（四）秸稈還田技術

農作物秸稈中含有大量的有機質、氮、磷、鉀、鎂、硫和微量元素，將其通過機械或生物性處理后直接還田，能夠有效改良土壤，提高地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這項技術主要包括秸稈粉碎還田、根茬粉碎還田、整稈翻埋還田、整稈壓扁還田和堆漚還田等形式。

三、農作物秸稈綜合開發利用的基本途徑

目前為了在綠色農業體系下推廣農業技術，加大作物秸稈的開發利用力度，必須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加強宣傳，深化農作物是寶貴資源的認識

過去幾年綠色食品的成功實踐，為發展“綠色農業”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但就整個綠色農業發展來看，還缺乏完善和系統的理論體系。當前要把保護自然資源，防止環境污染，確立為秸稈綜合開發利用的主導思想，在全社會范圍內廣泛開展秸稈綜合開發利用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等知識的科普宣傳，不斷提高對秸稈飼料、肥料、燃料和原料價值。綠色農業理論體系的研究應大大拓寬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內涵，將農業技術的推廣運用到農業的整個產業鏈條中，推動農村社會和經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二）推廣綠色生態化種養結合模式秸稈綜合利用技術

該種方式是將秸稈飼料化技術、還田技術和能源技術組裝配套起來的一種綜合利用技術。即是先將農作物秸稈飼料化（青貯、壓塊、氨化或生物處理等），然后用于飼喂牛、羊等草食牲畜，再將秸稈過腹轉化后的排泄物，如糞、尿以及剩余的草粉渣等裝入沼氣池，用于發酵產生沼氣，沼氣用作能源加以利用，沼渣還田沃土。或者用秸稈飼養蚯蚓，蚯蚓既可作為飼養畜禽的動物蛋白飼料，又是制藥的原料。這些方法可以充分的利用秸稈，既可生產出供人們放心食用的優質肉、奶等畜產品，又可改善環境，產出清潔能源和無公害的有機肥料還田壯地，形成一個有益的生態循環鏈。

（三）科學調整綠色農業結構，提高農作物秸稈品質

綠色農業的發展應以優化結構、促進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為目的，圍繞高效農業技術、品牌特色資源和農產品安全質量，制訂符合綠色農業發展需要的技術標準，擴大標準化生產覆蓋率。一是要加快種植業結構的調整，建立起完整適用的糧―經―飼三元種植結構，在保持糧油生產穩定的前提下，減少營養和利用價值較低而秸稈產出相對較多的作物的種植面積。二是要從作物育種入手，選育出籽實產量高、質量好而秸稈飼喂價值也高的糧草兼用新品種。三是要加快可以利用秸稈的草食動物（牛、羊、馬等）的發展，培育具有高繁殖、耐粗飼、生長快的優良畜禽品種，擴大飼養規模。通過秸稈過腹還田，加快“土地―作物秸稈―家畜”的良性循環和產出系統的完善，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加快綠色農業體系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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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林紙業循環經濟模式的內容

本循環通過技術創新實現三個突破:一是秸稈制漿技術獲得突破,草漿替代了木漿。泉林紙業在新式備料、置換蒸煮、氧脫木素等清潔制漿技術獲得突破,利用秸稈產出了優于闊葉木漿的優質木漿。二是減少污染物的排放。本色漿生產過程經過特殊工藝處理,無漂白階段,不產生可吸附有機鹵化物AOX(如二口惡英等)。三是節水節能。本色草漿比傳統漂白草漿節能20%,每噸漿節水30—40t,生產成本比傳統漂白草漿低1500元/t。第二條是生產用水循環鏈,這是造紙企業實現循環發展的重要環節。具體過程是:制漿中段的水進入水處理工程,經處理后一部分回用于生產,一部分進入調蓄水庫用于農業灌溉。造紙行業是高耗水行業,水循環和節約利用是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問題。泉林紙業除在節水上有技術突破外,在水污染防治技術上也有所突破。對廢水進行分類處理,抄紙過程產生的白水應用超效淺層氣浮工藝實現全部回用;中段水處理,采用自主研發的復合化學反應曝光和高級氧化深度脫色工藝處理,實現每天2萬t的中水回用,外排水優于國外木漿環保標準。第三條是黑液、廢渣處理循環鏈,這是符合循環經濟“資源化”原則的典型環節。備料產生的雜質部分用于生產發酵基質,另一部分同制漿過程的黑液、環保處理過程的污泥都被送入有機肥車間生產有機肥。有機肥車間黑液蒸發產生的含氮重污冷凝水被送到熱電廠,經煙氣脫硫過程后產生亞硫酸銨,成為企業制漿原料。本循環實現了“原料—產品—廢棄物—原料”的循環,生產的廢氣物和污染物的資源化,減少了污染,產生了經濟效益,實現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

泉林模式產業升級因素分析和比較分析

泉林模式實現傳統產業升級因素分析泉林模式是創新驅動導向的產業升級。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的研究證明,在制造業內部,與現代技術密切聯系的部門增長最快,影響經濟增長的三個重要因素是知識存量、勞動生產率和經濟結構,而知識存量的增加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最主要推動因素[6]。技術創新是知識存量的表現,這是泉林模式超越傳統生產模式的主要動力。技術創新推動泉林紙業由傳統的高消耗、高排放、低價格的粗放型數量增長道路,轉向低消耗、低污染、高附加的集約型內涵擴張道路。泉林模式是一條以綠色造紙為核心多產業集聚的現代產業發展道路。產業集聚是技術創新理論的一個推論。在制度技術創新理論研究中,M•卡曼和N•施瓦茨研究技術創新與市場結構認為,企業在抵御外部競爭壓力和獲取壟斷利潤的驅使下,選擇產業集聚和技術創新。泉林模式在造紙業的基礎上,對能源、原材料、產品和設備進行產業集聚,在產業集聚過程中積極采取技術創新,發揮產業集聚優勢,促使資源循環利用,降低實際成本,促進了循環經濟產業的發展。泉林模式與傳統產業優勢比較目前循環經濟發展難點在于如何在綠色生產的原則下實現經濟效益的滿足[7]。泉林模式遵循循環經濟“3R”原則,體現在原料選擇、生產組織和產品設計上。原料選擇對農業秸稈實現資源化利用,生產組織完全按照循環的閉合產業鏈設計,產品產出中包括本色漿制品和有機肥料,遵循健康、環保的理念,最終實現了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從經濟效益看,泉林模式相比傳統造紙有成本低、產品價值高的優勢。噸紙水耗為傳統的40%,噸紙能耗為傳統的80%,成本低于傳統造紙行業。產品包括本色漿制品和有機肥料,本色制漿制品無漂白過程,因此更健康環保,已通過中國環境標志產品認證;本色食品包裝盒可替代塑料產品和發泡餐具,有更高的經濟價值。同時,副產品有機肥料提高了總產品價值。循環模式發展從成本控制和產品增值較多實現經濟效益的提高。從生態效益看,泉林模式整個生產過程基本不產生廢棄物,廢水基本得到循環,黑液和廢渣制造有機肥,傳統的廢棄物得到資源化利用。噸漿BOD、斷面COD濃度和氨氮濃度遠低于傳統標準。黑液轉化為有機肥解決了傳統污染難以處理的難題。造紙行業實現生態友好型發展,生態效益得以保障。從社會效益看,原料以秸稈為主,符合循環經濟資源化和減量化的原則。每噸紙漿需要約2t秸稈,農民增收約500元。秸稈造紙實現了資源的循環利用,每噸紙漿吸收的秸稈減少焚燒產生的CO2排放約2.5t。秸稈替代木纖維造紙,也節約林木,每噸紙漿約節約人工林0.13hm2,社會效益得到一定程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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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綠色農業離不開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更不能缺少對社會資源潛力的開發利用，尤其是綠色農業科技創新的研究。為此，應根據我國綠色農業發展現狀，在確定綠色農業科技創新主體及對創新動力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構建綠色農業科技創新模式，本文重點對綠色農業科技創新的主體與動力加以分析。

1 綠色農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分析

1.1 綠色農業科技創新的落腳點 農業技術創新決不是孤立的社會事件，作為一種特定的技術經濟過程，在本質上是特定時空范圍內的社會、自然、技術諸多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合理組合，它不僅離不開科學創新，也離不開組織創新，制度創新與管理創新，它們都是技術創新的環境條件與保障。而技術創新的落腳點又是市場創新。它們的相互作用于結合就成為就成為現實的有效率的創新體系。如果對創新體系進行深入分析，就不難發現，所謂創新體系是由人員、組織、環境三大要素組成。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人與人、人與組織之間的相互作用過程，都要通過一定的人員和組織的集合來體現。技術創新作為一種經濟行為，雖然是單個經濟主體謀求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手段，但都離不開一定的經濟環境和組織結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技術創新的主體一般應是市場的主體。毫無疑義，從理論上來講，綠色農業科技創新主體應是農戶與農業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創新源，是成果的供應者。實際上，我國大部分地區農戶不僅經營規模小、收入彈性很低，“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生產規模小，科技水平低，只能從事簡單的模仿創新。大批量的分散的小生產農戶，客觀上制約了農業科技創新進程，更難以進行綠色農業科技創新，必須有一個組織化的過程，將分散經營的農戶結成創新網絡，科技創新才能順利實現。

1.2 綠色農業科技創新的多元主體形式 近幾年，農業產業化經營，公司化運作是主要農業生產組織形式，逐步成為農業技術創新主體。隨著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政府對農戶和農業企業的扶持，農業產業化經營龍頭企業的壯大，農民的行業技術協會的成長，農業技術市場等中介組織的發育，民間教育培訓組織的完善，農戶與農業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地位也會得到加強。特別是當農業大型企業與配套性小企業出現協同創新，對綠色農業產的的發揮示范和導向作用時，我國綠色農業科技創新必然進入多元主體創新時期。

1.3 綠色農業科技創新主體建設 這其中強調政府的作用，因為農業科技創新與其他領域科技創新有明顯的不同。但同時，政府要利用非市場機制，彌補市場失靈的缺陷，加強宏觀調控能力，加大創新資源的投入，推動多元創新職能結構的整合，保證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統一。

2 綠色農業科技創新的動力分析

構建綠色農業科技創新體系，除明確創新主體，還必須深入探討科技創新的力量拉動。我國農業科技創新動力可以分為市場力量和非市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