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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發展現狀

我國一直就有自發形成的農業經濟合作組織，但是隨著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發展加快，農業難以單獨應付市場行情，于是相繼組建了一批專業市場、專業生產合作社、專業生產經濟合作組織、農民聯合體、經營大戶牽頭聯辦的互助合作經濟組織以及由企業或技術服務單位牽頭的產供銷服務的經濟組織，同時還涌現出專門從事農副產品營銷專業戶或經紀人，這些組織雖名稱各異、形式不一，功能相同、組織層次有高有低，但在幫助農民進入市場，緩解產銷矛盾，提高產品質量，增加農民收入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深受農民的歡迎。

（二）主要形式

據調查，經濟合作組織中，專業生產協會（學會），專業生產經濟合作組織，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等三種形式，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1、專業生產協會主要是掛靠科技、農業、林牧等部門，依托農業技術服務部門，一般圍繞某個集中產品，開展技術和經營，內部比較松散，一般不具實質性。如清苑縣蔬菜協會，掛靠清苑縣農業局；清苑縣回魚加工協會，掛靠在清苑縣林牧漁業局，經費來源主要是社會集資、會員交一定的會費和從銷售額提取費用等三個方面。

2、專業經濟合作組織主要是圍繞某一產業或產品的經營服務，為農民自愿投資入股、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合作組織。一般實體性強，內部聯系比較緊密，多數具有產供銷全過程服務的功能，是目前農業中介經濟服務組織中層次最高的合作組織。

3、龍頭企業龍頭企業是一個獨立的法人，雖不具備有農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真正含意，但要經營加工的產品都是農民生產的某項產品，因而發揮著集聚吸納農產品和推動農業產業化的巨大效應。企業從自身利益出發，一般采取公司+合作組織+農戶，或公司+基地+農戶，以公司+農戶模式與農戶簽訂購銷合同，同時預付訂金或提供種申彩虹劉巧茹湯紅娜子，交貨時實行貨款兩清。

二、發展農業經濟合作組織的主要經驗與問題

（一）主要經驗

1、領導重視一個好的協會往往都是領導重視的結果，農業經濟合作組織更是如此，這是因為協會沒有剛性的約束機制，在內部存在一定的松散性，外部存在法律地位、經濟地位等不確定性，領導歷來重視協會在三農工作中的作用。為了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清苑縣2005年實施了強龍行動計劃，該計劃中重點培植了一批農業經濟合作協會和龍頭企業，例如以合利的豐裕糖業公司為龍頭的糧食協會，以寧富食品公司為龍頭的生豬協會和以海馬食品公司為龍頭的水產業協會等。

2、部門參與在調查中，我們發現一些典型的好的協會一般都有縣級部門的掛靠，比如清苑縣農業資源開發局扶持的清苑縣加工蔬菜協會，已經突顯其協會作用，會員從中得到不少利益，在縣級部門中，農業局、林牧漁業局、農工辦等單位都幫扶了不少協會。

（二）主要問題

從調查的結果看，各類中介經濟服務組織，組織程度還處在初始階段，存在各項制度不健全，服務領域不廣，綜合服務能力不強；經濟運作質量不高，經濟基礎薄弱；法律意識不強，自我保護力差；內部管理松散，綜合素質不高等諸多問題，就專業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角度看，主要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1、協會的規模不大，發展不平衡主要原因是思想觀念更新太慢，很多農業合作組織都是近年來才成立的，一般規模不大，很難形成聚合效益，例如甜瓜協會，主要是因為成立時間不長，規模不大導致效益上不去，難以吸引新的會員。

2、內部管理不嚴。外部環境不好有些農業中介組織發展不規范，章程不明確，規模較小，組織松散。主要表現在不照章程辦事，理事會、監事會活動不正常，組織經濟實力不強，只收取一定的會員費，銷售一定數量的產品，吸引力不大。

社員的素質低，只顧眼前利益，市場行情好，不管合作組織訂合同與否都往外銷，市場行情不好，就找經濟合作組織，致使運行困難。加之外部環境不寬松，主要表現在人才、資金、市場和優惠政策等方面，如果政府不出面協調，事情就很難辦到，這也制約了中介經濟服務組織的發展壯大。

3、法律意識淡薄，法律地位不明確現有的中介經濟合作組織，一但遇到經濟糾紛時，不善于用現有法律保護自己。

同時，我國到目前為止，對農業經濟合作服務組織的性質、宗旨、服務等方面，在法律法規上缺乏具體規定，地方人民政府也未出臺法律法規，農村合作經濟服務組織也未明確注冊登記的部門，法人主體不明確，這不利于有序競爭和發展。超級秘書網

三、對發展中介組織的幾點建議

（一）加大政策和資金扶持力度

建議政府出臺相應的扶持配套政策，如積極的優惠政策，信貸支持政策，用地優惠政策，項目優先政策。同時，每年要在農業綜合開發項目中安排專項資金，進行中介技術人才、管理人才的培訓和招商引資活動的補貼及必要的儀器、辦公設備的添置。

（二）加快招商資力度

農業經濟協會和龍頭企業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清苑縣的農業產業基礎非常好，同時有了協會的指導，已經形成了良好的氛圍。目前，清苑縣的蔬菜種植面積和糧食種植面積均在省內占有一定的優勢，而生產能力嚴重不足，急需招引農產品加工企業，既能夠促進協會的完善和發展，更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需要。

（三）建章建制，加強內部管理

1、建立規范的組織章程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總體要求，制定完善統一的經濟合作組織示范章程，搞好建章立制工作，完善內部組織運行機制和操作管理辦法，使其走向規范化發展道路。

篇（2）

我國農村金融需求主體主要是農戶、農村經濟組織（如農業專業化合作組織以及鄉鎮企業等）。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戶、農業專業化合作組織對資金的需求越來越多，而與之相對的農村金融供給卻呈現出弱化趨勢，使得農村資金需求者融資難問題日益突出，與農業的基礎地位極不相符。

從金融需求角度來看，我國農戶和農村經濟組織的金融需求具有鮮明的層次性：貧困農戶作為貸款主體會大幅度增加農村金融機構的風險，因此只能通過特殊的方式，如民間小額貸款、政策性金融等方式來滿足他們的資金需求；維持型農戶的資金需求通過以自有資金為主，小額貸款為輔，另有少量商業貸款的方式來滿足；市場型農戶的資金實力相對較強，因此通過自有資金再加上商業性貸款即可滿足需求。

農村中小型企業以及發展初期的龍頭企業主要立足于當地資源并由鄉村投資發展起來，其資金需求主要通過自有資金和商業貸款方式滿足，但由于市場供求關系變化較大，因此面臨風險較大；成熟的龍頭企業有了較為完善的經營機制和穩定的利潤來源，其資金和信用都較好，因此通過商業性信貸就能滿足其需求。

但是目前，我國的農村金融體系尚不完善，很難與農村信貸層次密切結合起來，難以滿足各層次的貸款需求。農村金融不能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主要原因除了農村金融機構本身存在問題，還有就是其在風險控制和風險管理方面缺乏必要的技術支持，同時農戶或農村經濟組織對自身從農村金融機構獲得貸款信心不大。

二、銀保合作是緩解農村金融供需矛盾的途徑之一

篇（3）

FTA的最初表現和基礎模式是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有時，FTA和RTA也表示基于相應貿易協定的自由貿易區或準自由貿易區。世界RTAs和FTAs的基本目的都是推動不同關稅區之間的貿易自由化.眾所周知，WTO的基本使命也是推動世界貿易自由化，而貿易自由化的核心內容就是關稅稅率降減，WTO促使關稅稅率降減的方式表現有二：

一是在某一歷史時刻，WTO既定成員間形成新協議。協議會要求所有成員的某些具體貿易品關稅稅率一同變小或者趨向于零。在實際操作上，稅率降減的幅度、時間、產品類別等要求只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之間表現出某些程度不大的差別。

二是接納某一關稅主體成為WTO的新成員。此前，這位關稅主體要與原WTO成員之間就加入條件，主要是關稅稅率削減的步驟和程度進行協商。如果最后由WTO老成員投票決定同意加入，則經過這一過程，這一關稅主體與原有老關稅主體之間的貿易關稅稅率會得到降低，最終也是趨向于零。

就以上第一個談判過程而言，現在的WTO已有147個成員，要讓這147個談判主體達成一致或準一致的協議交易成本比較高(根據WTO章程，關稅削減協議要求全體一致；其他協議有的只可最低降至2／3同意)。WTO多邊框架在協議形成上面臨“人多嘴雜”的麻煩。1999年西雅圖回合談判沒有達成共同協議，2003年9月14日WTO墨西哥坎昆談判的失敗都是這種困難的表現。就第二個談判過程而言，目前大約還有26個關稅主體在申請加入WTO。WTO接納新成員的歷史表明，特別是當一個關稅主體經濟地位重要并且還與某些重要老成員之間有著復雜的經濟、政治戰略利益瓜葛時，入世談判會顯得曠日持久，比如我國入世進程就顯得相對較長。

既為了繞開WTO多邊協議的困難，同時也是為了另外開辟途徑推動貿易自由化，各國逐漸從實踐中探索出了FTAs。FTA是由若干個關稅主體相互結合，在世界局部，面向全部或大部分相互貿易的商品，規劃和實施關稅削減以及貿易便利化。由于談判成員數比WTO成員數目少得多，談判進入更加自愿，因此談判比較容易達成一致。所以，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世界簽署的RTAs和FTAs的數目不斷攀升。1990年以前，世界上所有進入實施階段的RTAs(如果按下文概念方式，應該說是FTAs)數目不過27項，但在1990—1994年、1995—1999年、2000—2002年這三個時期，全世界進入實施的RTAs數目分別為29、60和30個。截至2002年12月，總共有259項RTAs在GATT／WTO登記備案，其中有176項已處于實施階段。

就促進貿易自由化來說，FTAs與WTO之間的關系表現出兩面性：一方面是相互“競爭”和替代的關系。WTO成員達成協議的困難促使人們更積極地從事FTAs的工作；而一旦FTAs的形成使相關成員的貿易促進目標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那么他們利用WTO框架推動貿易自由化的意愿強度和精力投入都會受到削弱。反之，人們也不會立意通過FTA來解決那些能很容易在WTO框架內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是相互補充和促進的關系。FTAs興起會促使與WTO相關的各方行為主體更加積極地利用WTO解決FTAs解決不了的問題，如知識產權、技術標準、非關稅貿易壁壘等問題。而且FTAs促成的世界貿易自由化新水平也可能為WTO工作的開展提供新起點。這樣，FTAs與WTO之間最終會形成共存、共促關系。

二、FTAs及相關經濟工作興起對世界經濟與政治進程的影響與意義

首先，FTAs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費用，通過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通過推動新FTAs產生，最終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

關稅是國際貿易進行中發生的一種特殊交易成本。RTAs和FTAs會使這種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并使它在不長的時間內趨向于零。RTAs和FTAs還使貿易者與所選擇的貿易伙伴之間的物理距離拉近，由此節約了運輸費用。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費用，FTAs能夠大幅促進內部成員之間的貿易。這種促進作用在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和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上都得到了體現。

歐洲經濟共同體。1957—1968年間，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成員一直是法國、比利時、盧森堡、荷蘭、意大利六國。1959年1月，歐洲經濟共同體首次實現降低內部關稅。1968年7月，共同體內部關稅完全取消。在1958—1968年期間，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國間的內部貿易額增至原來的四倍，年均增長17%，大大高于當時各成員國的國際貿易總量的增長率。以法國為例，這一時期全部國際貿易總量的年均增長率在9%左右，全部資本主義體系國際貿易年均增長率大致也處于這一水平。

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形成歷時較短。NAFTA于1994年初啟動第一輪關稅削減。有關研究表明，1994年前9個月與1993年同期相比，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之間的貿易增長率大約是與非NAFTA國際貿易增長率的2倍。1980年，北美貨物和服務出口總額中區域內部出口占34%，1996和2002年分別上升至49%和56%。

當然，成員間貿易可能會對成員與非成員間貿易發生替代效應并在短期內使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有減少的傾向，人們一般稱這種影響為貿易轉移或貿易替代。然而，全球貿易總成本畢竟得到降低，由此全球貿易量整體上有望增加。不僅如此，這種貿易替代效應會促使貿易受替代關稅主體也積極地與貿易伙伴盡快達成FTAs，由此促使世界貿易總成本進一步降低。而且，如果受替代者應對積極，替代效應影響并不大。有關人士曾經針對NAFTA的建立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EU對美國的出口進行研究，結果表明，總體影響很小，受到較大影響的產品種類非常少。

其次，FTAs促進了國際投資，并且起到了優化世界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的效果。

RTAs和FTAs對國際投資的促進和對產業組織的優化作用也是明顯的：(1)影響跨國公司外國直接投資(FDI)區位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無關稅市場規模的大小。與無FTA時由多個關稅區組成的市場格局相對比，FTA會使自由市場規模大為擴充，這無疑會促進某一FTA非成員國跨國公司對FTA成員的投資。(2)FTA使得區域內企業在區域內的勞動力、自然資源、資本投向的地理選擇決策再也不會受關稅因素拖累。FTA實施時，區域內企業會重新從成本最低化的目標出發，考慮通過再投資對勞動力、物質資本、自然資源的地理分布進行再選擇。由此，FTA實施會促使區域內FDI有所增長。(3)FTA形成后，取消關稅保護促使企業在產品市場、要素資源方面重新布局，提升了企業素質，改善了產業組織形態。

以上促進作用在EU和NAFTA都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體現。

歐共體(EC，EU前身)。1981—1987年間，歐共體各國FDI流入占世界FDI流入量的比率一直穩定在28%左右，但在1993年初形成統一市場的預期下，1987、1988、1989、1990、1991各年歐共體各國FDI流入占世界總流入量的比率分別為28%、36%、41%、49%和50%，呈持續、大幅增長態勢。1993年及以后，歐盟所占比例下降，1996年后維持在27%左右。1987-1991年間，歐共體FDI流入比率大幅增長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跨國公司，特別是歐洲內部的跨國公司已經形成了新的大市場預期，它們要按照大市場要求進行產業組織優化，FDI實現的主要方式是企業并購，而歐共體FDI的流入量主要來源于歐共體內部。

當然，由于歐共體原有成員國(1986年前歐共體有10個成員國)之間很早就實現了零關稅貿易，1993年初，歐共體主要是在共同要素市場建設上取得成就。因此，1981—1987年間，外部對歐共體和歐共體內部的FDI加速上升相當程度也是因為資本、勞動力流動自由、便利化的作用，而并不完全是FTA影響。但是，FTA作用不可忽視：(1)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于1986年新近加入EC并逐步與EC原成員國實施FTA的。(2)1990年兩德統一也擴充了歐共體FTA的范圍。(3)當時歐洲各國都知道，歐共體還會逐漸吸納原來EFTA的成員加入，事實上原EFTA成員奧地利、芬蘭和瑞典后來也確實于1996年加入了EU，在當時，這至少意味著EC的FTA成員規模將會得到擴充，這種預期還特別導致瑞典等原EFTA成員國的跨國公司在1985-1991年問在EC各國掀起并購，其目的是要趁早在EC大市場內部建立企業發展基地。同時，EU各國也在積極開展對原EFTA各國的投資。在1985—1989年間，當時進出EFTA各國的FDI總流進／出量中有51%是來自／去往EU各國。(4)在1993年以前，EC就已經在和波蘭等東歐國家開展接納談判，由此，國際社會當時出現了一種對歐洲經濟區(EEA)的預期，而歐洲經濟區首先是一種比EC范圍更大的FTA區域。

北關自由貿易區。美國是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NAFTA對其FDI流入量的影響難以分離和辨識；我們可從1994年前后流入墨西哥的FDI數量變化上一窺端隅。有關實證研究表明，和其他非NAFTA經濟體系相比，墨西哥人均FDI流入、FDI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前后均有大幅上升，其中美國作為FDI來源地的份額有所上升，但來自NAFTA以外經濟體系的FDI增長程度也非常可觀。從NAFTA形成后對區域內FDI流向和數量的影響上看，最明顯地表現在美國棉紡產業大規模轉移到要素成本相對低廉的墨西哥，以及美國和加拿大汽車產業的一體化進程再度得以深化這兩個方面。

第三，FTAs是實現全世界產品貿易自由化、產品市場一體化、生產過程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步驟。

實際上，盡管FTAs推動世界產品貿易完全自由化的路徑形態難以精確預料，但我們可以判斷出一個大致的過程。目前，全球大型RTAs已經初步確立，即EU(歐洲圈)、ASEAN+3(亞洲圈)、AFTA(美洲圈)三足鼎立的架構，而這三個頂點之間也已初步建立“RTA+RTA”的聯絡機制或合作設想。

——就亞洲圈與歐洲圈的聯系而言，目前ASEAN與EU已經提議談判建立自貿協議。

——就亞洲圈與美洲圈而言，亞太經合組織(APEC)是推動亞美自貿區的良好架構機制。

——至于歐洲圈與美洲圈的聯系，早在1998年3月，歐盟委員會就向歐盟部長理事會提交《新跨大西洋市場計劃》，該計劃提出最終形成囊括歐美兩洲的“大西洋自由貿易區”。

可以預見，世界幾大自由貿易“山頭”也被自由貿易“橋梁”連通起來后，世界自由貿易的最終實現也就為時不遠了。世界貿易自由化意味著全球產品市場完全一體化。正如EU、NAFTA的經歷所表明的，產品市場一體化還會促進跨國公司按照新市場格局重新配置生產要素，從而實現區域生產過程一體化。

第四，FTAs能夠推動成員間經濟合作關系在貿易自由化的基礎上繼續得到發展深化，由此可能對區域共同貨幣、世界共同貨幣的產生，對世界各國經濟利益共同性的強化，乃至對世界政治以和平方式實現一體化的進程產生積極影響。

我們從EU發展進程中看到這樣一種過程路徑：部分產品貿易自由化一全部產品貿易自由化與共同產品市場一關稅同盟一資本、勞動力流動自由化和共同要素市場一共同貨幣一對成員國外交政策進行必要協調。盡管面臨諸多困難，國際社會還是普遍認為歐盟最終會向政治深入一體化邁出實質性步伐。從主體意愿上看，歐盟一體化的深入反映出歐洲各國，其中主要是德法兩大國對戰爭和敵對所帶來的痛苦的反省。反過來看，一旦行為主體基于這種反省態度轉而產生通過新合作框架開展互利互惠活動的動機，他們一步步進入如上合作步驟也是自然而然的，因為每一步的邁出都有未來利益作為動機基礎。對所有成員而言，這既是一個合作博弈局面的形成，也是一個帕累托改善實現的過程。

如上所述，當今世界的FTAs方興未艾；對照歐盟發展歷程，如此眾多的FTAs也有將世界各大區域引向更深入經濟合作關系的趨勢。如果當今國際社會也普遍具有通過經濟合作而不是戰爭過程來謀取利益的共識，那為什么不能由此推論，FTAs以及以FTA為基礎的多種區域經濟合作方式的興起最終不僅會導致全球貿易完全自由化和促成世界共同產品市場，而且還將進一步促使世界共同要素市場、共同貨幣形成，乃至再對世界統一政治架構的產生和完善產生積極影響呢?反思這兩年FTAs在全球興起，至少表明國際社會實際上正開始“啟動”這種共識。

目前，全球各RTAs和FTAs的短期目標還是在世界局部推動形成共同產品市場，這是世界近200個關稅主體之間在產品交易上的復雜利益關系的一種反映和表達。綜上分析，在這種多局部“產品市場單圈”格局的基礎上，正啟動發生著以下3種運動進程：

第一種，局部“產品市場單圈”之間的邊界在消解和擴張。

第二種，在這些局部“產品市場單圈”基礎上形成局部“要素市場單圈、貨幣單圈、政治單圈”。

第三種，局部“要素市場單圈、貨幣單圈、政治單圈”之間的邊界消解和擴張。

其中，第三種進程只是“態勢微露”，因為我們除了看到EU貨幣聯盟通過吸納新成員擴張外，還沒有看到兩個貨幣聯盟合并的提議。國際社會如何能夠在當前格局基礎上將整個世界融匯形成一圈產品市場、一圈要素市場、一圈共同貨幣、一圈政治架構，這一過程會花費多長時間，將取決于全球所有關稅主體之間在所有產品交易、要素交換、貨幣選擇、政治互動等過程上面種類更多、聯系更復雜的彼此消長和相互關聯，取決于各種當事主體對這種消長和關聯的感受和反應。

因此，我們既從FTAs興起中看到世界經濟與政治一體化的曙光，也感受到它的艱難，并體會到它形成的可能路徑的多樣性和難以預見性。

三、中國應對FTAs興起的戰略與對策

包括我國在內的亞洲各國啟動RTAs和FTAs的動作相對較遲。在對FTAs發展趨勢和重要意義有所認識的基礎上，我們要重視FTAs的有關工作。應該將FTAs當作一項新的外經戰略來規劃、開展和實施。

首先，積極通過有關合作架構，與周邊國家締結RTAs。從我國利益出發，促進我國所在的RTAs和FTAs通過與其他FTAs合并或通過增加成員而得到擴張。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繼續開展的工作包括：(1)促進ASEAN+3盡快達成協議。(2)促進以上海合作組織為基礎的“中亞自由貿易區”盡快達成協議。(3)在適當時機，推動ASEAN+3、中亞自由貿易區、南亞自由貿易區合并談判，或通過其他途徑，促使“亞洲自由貿易區”早日成形，注意在亞洲自由貿易區中發揮我國應有的影響力。(4)積極關注亞洲與歐洲之間、亞洲與美洲之間大型FTAs協議動態，發揮我國影響力。按照對我國有利、時機恰當的原則，積極促成“亞歐自由貿易關系”、“亞美自由貿易關系”的形成。(5)在亞歐、亞美兩大世界自由貿易協議尚未形成之前，積極促成亞歐、亞美有關關稅主體之間的局部自由貿易框架，推進亞歐、亞美相互聯絡。

其次，與我國目前正在實施的多項外經、外交、政治戰略相結合，積極開展與有關FTAs和關稅主體締結“單對多”、“單對單”的FTAs。

就與其他外經、外交、政治戰略結合而言，我國應注意的事項包括：(1)與外貿市場多元化戰略相結合。我國目前還未和任何中東、非洲等關稅主體締結FTA，若世界FTAs繼續蓬勃發展，我國和這些區域的外貿有被邊緣化的危險。因此，應該在這些地區中挑選某些對我國外貿地位重要或具有一定國際經濟地位的關稅主體，如中東的以色列、非洲的南非等，進行FTAs提議和商談。(2)與國際資源戰略角度相結合。我國有必要選擇某些石油、特殊金屬礦生產地關稅主體開展互利互惠的貿易自由化談判。(3)與引進來戰略和走出去戰略相結合。我國要置身于更大規模的無關稅市場，以提升引資區位優勢。我國產業有必要置身于一個更大的“無邊界”市場，以實現素質提升和組織優勢。因此，在承受能力得到充分論證的基礎上，我國有必要選擇恰當時機，盡早與EU、NAF-TA或美洲自貿區等大型RTAs以單對多的方式締結FTAs。實際上，這多項工作的實際意義、事前規劃、具體操作和我國加入WTO不無類似之處。

第三，從我國利益出發，基于我國經濟實力，積極引導我國所在的RTAs和FTAs的合作方式向關稅同盟、共同市場、貨幣同盟、政治合作的方向轉變。

歐元的誕生便利了歐盟各國的貨物交易和要素流動，同時也開始顯現出與美元分庭抗禮的趨勢。亞洲各國如果不以FTAs為起點逐漸在共同貨幣這一點上組成同盟，它們將面臨諸多挑戰，如相互之間產品與要素交易成本高昂；繼續使用美元或歐元作為相互交易的國際貨幣，也就意味著還要向美國、歐洲“繳納”鑄幣稅；亞洲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勢必還會經常面臨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攻擊。因此，在亞洲地區實現共同市場和貨幣同盟應成為我們的工作目標。但我們也應意識到，亞洲各關稅主體的政治分歧、情況差異、獨立意識、領土矛盾比歐洲各國大得多，將FTAs向貨幣同盟推進面臨的阻力也更大，要解決的問題更棘手。

篇（4）

一般認為，政策溢出效應主要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傳遞。以貿易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進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則給予其主要貿易伙伴一個外源性需求緊縮;以資本流動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意味著本幣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則導致向這個國家的資本流動，他國因資本外流而有意外緊縮。庫珀的大致結論是：在開放經濟下如果不考慮貨幣合作，則一國政策效能將大為削弱。此后庫里，列文和維達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動匯率制發展歷程后指出，各國力圖確保它們宏觀政策的獨立性可能對世界經濟具有破壞性，溢出效應的存在說明各國可以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分享合作體系帶來福利增進。富蘭克爾的基本思路是：所謂政策溢出，是指在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時，一國的政策行為將影響別國的福利函數，而它國的政策行為同樣將影響本國福利函數的達成，因此各國彼此割裂和相互沖突的貨幣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須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整體福利損失，富蘭克爾尤其主張以建立起較大的貨幣區(Currency Bloc)來作為國際貨幣合作的手段。 基于“資本市場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 表人物歸功于蒙代爾，他分別討論了在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下，資本流動帶來的溢出效應，以及一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搭配問題。目前基于市場溢出的貨幣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幾種思路：一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可以降低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即浮動匯率制在確保了各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同時，并不能完全隔疫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其頻繁波動反過來將削弱各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各國讓渡部分貨幣主權進行合作可以降低外匯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并最終使貨幣合作參與者受益;二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應該有恰當的水平和方式。S.漢和C.瑞因哈特等認為，估計在1992年時，1.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才會因溢出效應而引起貨幣市場間的波動，而現在0.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即可達到類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場等其它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也在增加，因此各國必須在會計準則、銀行監管、信息披露等方面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可見，各國產生在貨幣領域進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場的溢出效應，并改善本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及資本市場的穩健性。

二、國際貨幣合作的霸權穩定論 基于霸權穩定結構的貨幣合作理論的始作傭者可能是金德爾伯格(P.C.Kindleberger)，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學者克歐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爾伯格首先將其運用到國際貨幣合作領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經濟蕭條》一書中，金氏認為在國際貨幣領域需要一個霸主以杜絕政策或市場溢出效應，霸主的作用不僅僅局限于充當發行世界貨幣和充當全球最后貸款人角色，也應為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發揮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從者之間以霸權穩定結構維持國際貨幣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認其他形式的國際貨幣合作的有效性。

1973年正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際，但金德爾伯格仍然堅稱霸權穩定結構是唯一途徑，實在具有諷刺意義。此后，克拉斯納(S.Krasner)和吉爾芬(R.Gilpin)等對霸權穩定論進行了發展。一般來說，霸權穩定結構必須滿足下列條件：1、關鍵國具有足夠的經濟規模，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居于主導地位;2、他國相對于關鍵國地位的明顯遜色和對關鍵國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體系創立伊始關鍵國通貨穩定，且附從國認為其自身貨幣政策相對于關鍵國貨幣政策的從屬性和被動性未對自身利益構成威脅;4、霸權體系內的成員存在一定水平的經濟發展趨同性。而霸權合作體系則具有一下特點：1、霸權體系的貨幣合作體現為霸主決定霸權體系的貨幣政策，其他附從國認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懷疑，霸權結構就從穩定向非穩蛻變;2、霸權體系的貨幣合作通過制度予以維持和協調;3、霸權必須能夠產生類似“公共產品”的收益以抵補附從國犧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成本，當霸權穩定結構的合作收益趨于枯竭時，該體系就將崩潰。

金德爾伯格等提出的霸權穩定結構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克歐亨尼隨后提出了后霸權合作論。最早運用霸權穩定結構一詞的克歐亨尼在其《霸權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傾軋》中指出：“霸權性合作并不構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權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權穩定結構(Post-HegemonicStability Theory)的特征是：1、從邏輯上看，霸權不是寡頭合作體系中出現貨幣合作的必要條件，而后霸權體系則是大國間的寡頭合作博弈過程，大國間“可以自己提供集體利益”;2、不管是否屬于霸權性質，國際體系所依賴的是共同的或互補的利益關系，頻繁的政策和市場溢出將促使貨幣合作的規模和程度更深更廣，盡管著重寡頭合作的信譽是可質疑的;3、霸權體制本身具有慣性，霸權的衰落并不意味著合作體系的消亡，但體系中霸主將受到寡頭的挑戰，從而導致霸權穩定結構向后霸權合作體系漸變。此后庫納(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發展了后霸權合作理論。他們將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小型開放經濟體，對于它們，其參與國際 貨幣合作的可能選擇只有兩種對角選擇(Two Corner Solu-tions)，要么保持徹底的浮動匯率制度，要么通過釘住單一貨幣或貨幣局制度(CurrencyBoard System)固定其匯率。這也被形象地比喻為“暴風雨中的風葉”理論，一個國家的匯率安排就好象風葉一樣，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風雨中，除了將風葉和風車完全脫鉤，讓風葉隨風而轉之外，就只有把風葉和風車完全固定，讓風葉和風車靜止不動。

另一類是大國經濟，對于它們，沒有一國在貨幣體系中處于支配地位，國際貨幣事務必須通過合作來解決。這潛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極化的趨勢，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國集團的政策合作體系。 從全球角度觀察，霸權和后霸權的貨幣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國組成，且各國均有自己的貨幣和中央銀行，并通過固定彼此之間的匯率建立貨幣體系，假定第n國的貨幣匯率為1，用Si表示i國貨幣相對于第n國貨幣的匯率，Fi是i國用本幣表示的外匯儲備變動，由于全球國際收支差額必為零，則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為了維持該系統的相容性，第n國必須既不為其國際收支變動Fn規定獨立的目標，也不應干預市場，以試圖確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個匯率，結果第n國的唯一選擇，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殘差”來決定。因此包含n國成員為了維持匯率和系統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徑只有三種：第一種是后霸權合作體系。

在n-1國選擇其對于第n種貨幣的匯率并自主國際收支時，第n國必須成為和體系中其他寡頭采取合作姿態的“無為的霸主”，放棄其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國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其余n-1因為維持對n國貨幣的穩定，它介1的國際收支和本幣供給被動地由n國的貨幣政策所決定，n國成為要求其余附從國服從霸主的“穩定的霸主”。第二種是霸權穩定結構，即在S1、S2、S3，Sn-1、Sn等被貨幣同盟所確定時，為維持系統相容，各國必須建立區域內的中央銀行，并授權它以統一的貨幣政策保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條件;或者至少在貨幣政策、匯率和國際收支方面進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協調，這正是歐盟的德洛爾解法(Delors’S Approach)。第三種，為n國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即“外部駐錨”(External Archor)，這樣n-1個匯率和外部駐錨的價格是外生的，第n種貨幣供給才可能成為內生，系統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國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這種解法只有在n國是趨于貨幣同盟而不是全球貨幣聯盟時才可能存在。

三、國際貨幣臺作的博弈分析論 在國際貨幣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論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濱田宏一(Y.Hamada)等。從廣義上講，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指“各國充分考慮國際經濟聯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調整各自經濟政策”的過程，而國際貨幣合作則是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這一過程在協調范圍上有較大的可伸縮性，濱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論直觀地說明了兩國條件下的政策協調過程。下圖中，橫軸代表國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國1相對貨幣政策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豎軸代表國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國2相對貨幣政策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U*｝是國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無差異曲線的集合，即在每一條無差異曲線U*1;上各點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離最佳福利點B*越遠的無差異曲線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

此時各國沒有必要展開國際貨幣合作。但現實中無政策溢出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經濟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國政策對別國福利的影響更加顯著，表現在圖上則是使兩國原本為直線的無差異曲線變為圍繞各自最佳福利點的橢圓形曲線。此時只有使兩國無差異曲線相切的貨幣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點上的政策實現了帕累托最優。因為此時一國福利的改進必須以犧牲另一國福利為代價，這些切點構成的曲線如圖所示就是連接兩國最佳福利點的契約線B*B^。契約線上的點所代表的政策是國1國2協調的結果。故從博養論角度看，各國必須進行貨幣合作。 問題是，如果各國拒絕合作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先以國1為分析對象。如果缺乏合作，則對國1而言，國2的政策就是一個既定的函數，其造成的福利結果表現為一條條水平的無差異曲線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觀存在，國1的無差異曲線呈橢圓形曲線。所以，對每一個U^i，國1必須選擇一種政策，使得自己的無差異曲線U*i;與水平線U^i相切，切點組成的軌跡構成直線R*，這就是不合作時國1的對策函數。類似地，對國2來說，國1的無差異曲線U*i為一組垂直線，國2為使本國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決定的無差異曲線在與U*i有接觸的前提下盡量接近本國的福利最佳點，也即是取與每條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點構成的直線R^就是不合作時國2的對策函數。博弈的最終結果是使兩國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數R*和地的交點N上達到穩定。

N點是一個穩定的納什均衡點(Nash Point)。從圖一上我們看到，這一點所對應的政策是無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約線上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所對應的任意一點都更遠離帕累托最優狀態。這說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進行國際貨幣合作將有助于改進參加協調國的福利。 四、國際貨幣合作的兩難：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權和后霸權貨幣合作理論、貨幣合作的博弈理論之外，還存在其他一些國際貨幣合作的理論流派，但國際貨幣合作并不總是有效的，有時反而是無效甚至逆效的。所謂有效的貨幣合作(Productive Cooperation)，是指成員們通過規則協調或隨機協調來參與貨幣合作時，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不僅可以抵銷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還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銷政策和市場溢出帶來的損失;所謂逆效的貨幣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隨著國際經濟格局和貨幣秩序的變遷，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逐步下降，當下降到不足以抵補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時，貨幣合作就成為逆效的，此時各國參與貨幣合作不僅沒有降低市場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還付出了貨幣政策獨立性受損的代價，結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國際貨幣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隨機安排在慣性消失后崩潰。人們就不得不經常對貨幣合作作出評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篇（5）

一、國際貨幣臺作的原因：市場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們承認全球化導致各國在貨幣經濟領域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日益加深，那么一國資本市場的異常波動就可能影響和波及國際資本市場，而國際資本市場危機也可能無法充分隔疫而困擾國內資本市場，這通常被稱為市場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國貨幣政策也既可能傳遞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國的貨幣政策，這通常被稱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顯然市場或政策溢出及相關命題都僅對開放經濟體才有意義。鑒于對全球資本市場和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管轄權的歸屬模糊不清，人們試圖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降低上述溢出效應。

基于“貨幣政策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表人物有庫珀等。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導致只有小型開放經濟才可以基本不考慮政策的溢出效應，而大國在制訂貨幣金融政策時，就不能不事先考慮相互間的政策溢出并進行政策協調。一般認為，政策溢出效應主要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傳遞。以貿易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進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則給予其主要貿易伙伴一個外源性需求緊縮；以資本流動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意味著本幣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則導致向這個國家的資本流動，他國因資本外流而有意外緊縮。庫珀的大致結論是：在開放經濟下如果不考慮貨幣合作，則一國政策效能將大為削弱。此后庫里，列文和維達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動匯率制發展歷程后指出，各國力圖確保它們宏觀政策的獨立性可能對世界經濟具有破壞性，溢出效應的存在說明各國可以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分享合作體系帶來福利增進。富蘭克爾的基本思路是：所謂政策溢出，是指在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時，一國的政策行為將影響別國的福利函數，而它國的政策行為同樣將影響本國福利函數的達成，因此各國彼此割裂和相互沖突的貨幣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須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整體福利損失，富蘭克爾尤其主張以建立起較大的貨幣區（CurrencyBloc）來作為國際貨幣合作的手段。

基于“資本市場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表人物歸功于蒙代爾，他分別討論了在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下，資本流動帶來的溢出效應，以及一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搭配問題。目前基于市場溢出的貨幣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幾種思路：一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可以降低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即浮動匯率制在確保了各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同時，并不能完全隔疫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其頻繁波動反過來將削弱各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各國讓渡部分貨幣進行合作可以降低外匯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并最終使貨幣合作參與者受益；二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應該有恰當的水平和方式。S．漢和C．瑞因哈特等認為，估計在1992年時，1．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才會因溢出效應而引起貨幣市場間的波動，而現在0．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即可達到類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場等其它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也在增加，因此各國必須在會計準則、銀行監管、信息披露等方面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可見，各國產生在貨幣領域進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場的溢出效應，并改善本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及資本市場的穩健性。

二、國際貨幣合作的霸權穩定論

基于霸權穩定結構的貨幣合作理論的始作傭者可能是金德爾伯格（P．C．Kindleberger），霸權穩定論（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學者克歐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爾伯格首先將其運用到國際貨幣合作領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經濟蕭條》一書中，金氏認為在國際貨幣領域需要一個霸主以杜絕政策或市場溢出效應，霸主的作用不僅僅局限于充當發行世界貨幣和充當全球最后貸款人角色，也應為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發揮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從者之間以霸權穩定結構維持國際貨幣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認其他形式的國際貨幣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際，但金德爾伯格仍然堅稱霸權穩定結構是唯一途徑，實在具有諷刺意義。此后，克拉斯納（S．Krasner）和吉爾芬（R．Gilpin）等對霸權穩定論進行了發展。一般來說，霸權穩定結構必須滿足下列條件：1、關鍵國具有足夠的經濟規模，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居于主導地位；2、他國相對于關鍵國地位的明顯遜色和對關鍵國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體系創立伊始關鍵國通貨穩定，且附從國認為其自身貨幣政策相對于關鍵國貨幣政策的從屬性和被動性未對自身利益構成威脅；4、霸權體系內的成員存在一定水平的經濟發展趨同性。而霸權合作體系則具有一下特點：1、霸權體系的貨幣合作體現為霸主決定霸權體系的貨幣政策，其他附從國認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懷疑，霸權結構就從穩定向非穩蛻變；2、霸權體系的貨幣合作通過制度予以維持和協調；3、霸權必須能夠產生類似“公共產品”的收益以抵補附從國犧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成本，當霸權穩定結構的合作收益趨于枯竭時，該體系就將崩潰。

金德爾伯格等提出的霸權穩定結構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克歐亨尼隨后提出了后霸權合作論。最早運用霸權穩定結構一詞的克歐亨尼在其《霸權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傾軋》中指出：“霸權性合作并不構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權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權穩定結構（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從邏輯上看，霸權不是寡頭合作體系中出現貨幣合作的必要條件，而后霸權體系則是大國間的寡頭合作博弈過程，大國間“可以自己提供集體利益”；2、不管是否屬于霸權性質，國際體系所依賴的是共同的或互補的利益關系，頻繁的政策和市場溢出將促使貨幣合作的規模和程度更深更廣，盡管著重寡頭合作的信譽是可質疑的；3、霸權體制本身具有慣性，霸權的衰落并不意味著合作體系的消亡，但體系中霸主將受到寡頭的挑戰，從而導致霸權穩定結構向后霸權合作體系漸變。此后庫納（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發展了后霸權合作理論。他們將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小型開放經濟體，對于它們，其參與國際貨幣合作的可能選擇只有兩種對角選擇（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徹底的浮動匯率制度，要么通過釘住單一貨幣或貨幣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匯率。這也被形象地比喻為“暴風雨中的風葉”理論，一個國家的匯率安排就好象風葉一樣，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風雨中，除了將風葉和風車完全脫鉤，讓風葉隨風而轉之外，就只有把風葉和風車完全固定，讓風葉和風車靜止不動。另一類是大國經濟，對于它們，沒有一國在貨幣體系中處于支配地位，國際貨幣事務必須通過合作來解決。這潛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極化的趨勢，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國集團的政策合作體系。

從全球角度觀察，霸權和后霸權的貨幣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國組成，且各國均有自己的貨幣和中央銀行，并通過固定彼此之間的匯率建立貨幣體系，假定第n國的貨幣匯率為1，用Si表示i國貨幣相對于第n國貨幣的匯率，Fi是i國用本幣表示的外匯儲備變動，由于全球國際收支差額必為零，則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為了維持該系統的相容性，第n國必須既不為其國際收支變動Fn規定獨立的目標，也不應干預市場，以試圖確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個匯率，結果第n國的唯一選擇，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殘差”來決定。因此包含n國成員為了維持匯率和系統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徑只有三種：第一種是后霸權合作體系。在n－1國選擇其對于第n種貨幣的匯率并自主國際收支時，第n國必須成為和體系中其他寡頭采取合作姿態的“無為的霸主”，放棄其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國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其余n－1因為維持對n國貨幣的穩定，它介1的國際收支和本幣供給被動地由n國的貨幣政策所決定，n國成為要求其余附從國服從霸主的“穩定的霸主”。第二種是霸權穩定結構，即在S1、S2、S3，Sn-1、Sn等被貨幣同盟所確定時，為維持系統相容，各國必須建立區域內的中央銀行，并授權它以統一的貨幣政策保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條件；或者至少在貨幣政策、匯率和國際收支方面進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協調，這正是歐盟的德洛爾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種，為n國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即“外部駐錨”（ExternalArchor），這樣n－1個匯率和外部駐錨的價格是外生的，第n種貨幣供給才可能成為內生，系統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國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這種解法只有在n國是趨于貨幣同盟而不是全球貨幣聯盟時才可能存在。

三、國際貨幣臺作的博弈分析論

在國際貨幣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論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濱田宏一（Y．Hamada）等。從廣義上講，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指“各國充分考慮國際經濟聯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調整各自經濟政策”的過程，而國際貨幣合作則是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這一過程在協調范圍上有較大的可伸縮性，濱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論直觀地說明了兩國條件下的政策協調過程。下圖中，橫軸代表國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國1相對貨幣政策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豎軸代表國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國2相對貨幣政策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U*｝是國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無差異曲線的集合，即在每一條無差異曲線U*1；上各點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離最佳福利點B*越遠的無差異曲線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類似地，{U^i}表示國2具有同等福利點程度的無差異曲線的集合，B^表示國2的最佳福利點，并且在圖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圖可知，濱田宏一分析的依據是相對于一定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越寬松的國家越能獲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應，則各國的無差異曲線可能是直線。在圖中，國1的無差異曲線（包括最佳福利點）表現為一系列垂線，而國2的無差異曲線（同樣也包括最佳福利點）表現為一系列水平線。這意味著兩國自己的政策不會造成對對方的影響，即每一國最優政策的選擇是獨立于別國最優政策的，各國不必考慮對方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就能夠制定自己的政策以達到最優福利安排。此時各國沒有必要展開國際貨幣合作。但現實中無政策溢出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經濟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國政策對別國福利的影響更加顯著，表現在圖上則是使兩國原本為直線的無差異曲線變為圍繞各自最佳福利點的橢圓形曲線。此時只有使兩國無差異曲線相切的貨幣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點上的政策實現了帕累托最優。因為此時一國福利的改進必須以犧牲另一國福利為代價，這些切點構成的曲線如圖所示就是連接兩國最佳福利點的契約線B*B^。契約線上的點所代表的政策是國1國2協調的結果。故從博養論角度看，各國必須進行貨幣合作。

問題是，如果各國拒絕合作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先以國1為分析對象。如果缺乏合作，則對國1而言，國2的政策就是一個既定的函數，其造成的福利結果表現為一條條水平的無差異曲線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觀存在，國1的無差異曲線呈橢圓形曲線。所以，對每一個U^i，國1必須選擇一種政策，使得自己的無差異曲線U*i；與水平線U^i相切，切點組成的軌跡構成直線R*，這就是不合作時國1的對策函數。類似地，對國2來說，國1的無差異曲線U*i為一組垂直線，國2為使本國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決定的無差異曲線在與U*i有接觸的前提下盡量接近本國的福利最佳點，也即是取與每條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點構成的直線R^就是不合作時國2的對策函數。博弈的最終結果是使兩國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數R*和地的交點N上達到穩定。N點是一個穩定的納什均衡點（NashPoint）。從圖一上我們看到，這一點所對應的政策是無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約線上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所對應的任意一點都更遠離帕累托最優狀態。這說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進行國際貨幣合作將有助于改進參加協調國的福利。

四、國際貨幣合作的兩難：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權和后霸權貨幣合作理論、貨幣合作的博弈理論之外，還存在其他一些國際貨幣合作的理論流派，但國際貨幣合作并不總是有效的，有時反而是無效甚至逆效的。所謂有效的貨幣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員們通過規則協調或隨機協調來參與貨幣合作時，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不僅可以抵銷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還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銷政策和市場溢出帶來的損失；所謂逆效的貨幣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隨著國際經濟格局和貨幣秩序的變遷，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逐步下降，當下降到不足以抵補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時，貨幣合作就成為逆效的，此時各國參與貨幣合作不僅沒有降低市場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還付出了貨幣政策獨立性受損的代價，結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國際貨幣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隨機安排在慣性消失后崩潰。人們就不得不經常對貨幣合作作出評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來判定貨幣合作屬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歐迪茲（G．Oudiz）、J薩克斯（J．Sachs）和羅高天（K．Rogoff）等人。對國際貨幣合作可能帶來的收益并不表示樂觀。其開創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間，美日德三大國從完全和充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協調中的獲益還不到GDP的1．5％。這樣的結果顯然并不能令政策協調的支持者滿意。而羅高夫則指出如果政府在貨幣合作過程中放松了對通貨膨脹型貨幣擴張的約束，那么國際貨幣合作不僅不能改進福利反而可能使參與國福利降低。在此基礎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過使用OECD互連模型的兩集團簡化版本研究了無信譽政策的不穩定性，指出不講信譽的政策容易導致過度通貨膨脹，從而使福利呈現不升反降的趨勢。

篇（6）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中種類最多、規模最大的當屬種植和產后加工合作社，此中模式在山東省壽光市最為典型，目前已經發展成為全國蔬菜基地，截止2013年山東壽光擁有農民專業合作社885家，合作社的范圍主要包括有機蔬菜種植與加工銷售、花卉種植與銷售、育種專業生產、畜牧養殖專業生產等，壽光農民專業合作社僅僅圍繞蔬菜大棚做文章，通過有機蔬菜打造高端產品，通過合作社聚集資金、擴大規模。目前壽光市各農民專業合作社已經從合作種植、合作生產向合作銷售、合作貿易過度，并注冊了各類商標，進一步增強了壽光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市場規范性。種植合作社能夠將小塊土地進行集中，合作社的農戶按照相同的種植農藝、相同的管理模式、相同的品種和質量管理進行種植，從而保證了農產品質量的安全性。農產品加工合作社則改變了我國上世紀九十年代對農業盲目產業化的錯誤觀點，而是由農民專業合作社在市場供需關系明確后，按照市場需求和訂單數量進行有計劃性的生產。

（二）農業機械化合作社

農業機械化合作社通過成員集資的方式，購買各種專業化的農機具，包括拖拉機、聯合收割機、耕作機械等，以專業農機服務的模式向各類農戶進行有償生產服務，盡管農戶需要承擔部分服務費用，但是專業化農機作業可以減少勞動力，因此農業機械化合作社取得了良好的效益。目前我國農業機械化合作社在東北地區發展迅速，東北地區是我國的主要種植區域，并且受制于冬季氣候問題，土地種植時間少，但是種植面積大、產量高，加之東北地區家庭耕地面積大，在種植生產合作社引導下，出現了更多的種植大戶。農業機械化合作社成為我國農業產業化的有力保障，專業化的農機服務團體可以充分利用設備全、設備工作效率高、專業農機手水平高等優點，高質量、高效率的完成大面積農田的種植和收獲。農業機械化合作社更加合理的優化了農村勞動力的配置，解放初了大批勞動力，間接提高了農民的經濟收入。

（三）信息與技術專業合作社

農業信息專業合作社主要為農民提供市場信息、氣候信息、種植信息等，目前的信息類合作社以市場信息為主，而從業人員大部分是畢業返鄉大學生和農村青年勞動力，這些人員思想相對先進，并對計算機和互聯網比較熟悉，他們將各地的農產品信息進行集中，同時聯系各類農產品買家，從而在市場和農戶之間搭建起了一座市場信息橋梁。農業信息合作社相比其他合作社而言，所需資金少、人員少，并且市場競爭小，所以農業信息合作社發展迅速，并且規模逐漸擴大。農業技術合作社則是為農戶提供種植技術和種植培訓的合作組織，這也是通過市場行為促進農村科技推廣的有效方式，使原來的政府強制培訓轉變成了現在的農民主動學習，農業技術合作社模式下技術培訓更有針對性，并且解決的問題更加直接，農民種植過程中的各種問題，都可以通過市場行為解決，提高了農業經濟的靈活性。

二、農民專業合作社對農業經濟轉型的影響

（一）農民由勞動力向經營者轉變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在促進農業經濟轉型過程中，對農業勞動者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使農民由勞動力向經營者轉變。農業經濟與傳統農業的最大區別在于，各參與主體都具有自主經營的權力，并且都必須包含決策過程，傳統農業生產模式下，農民的行為都執行著傳統經驗，并不是以市場需求為出發點，而是以當地的農業特點和農業經驗為出發點，從而使農業嚴重缺乏市場特色。農民專業合作社為農民創造了參與市場行為的機會，農民以共同價值趨向為合作基礎，并通過平等協商、共同決策的方式，共同提高農業綜合質量。在農民專業合作社模式下，農民的主要精力不是靠體力種地，而是靠思想和信息去銷售農業，因此，在合作社模式下，農民對技術、信息、市場等的需求更強烈。農民在農業中地位的轉變，使農業經濟由被動轉型向主動轉型發展，符合政治經濟學中市場主動性和競爭性的特點，在農民主動經營農業背景下，農業經濟的市場屬性更完善，農業經濟的發展動力更足。

（二）農村資本向農業金融轉變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在促進農業經濟轉型過程中，對農業資本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使農農村資本向農業金融轉變。長期以來制約我國農業發展的主要問題是資金，三農建設以來國家也通過各種方式為農業經濟注入大量資金，但是實際效果并不理想。農民專業合作社在農業經濟中形成了經濟實體，經濟實體的出現使農業經濟產生了投資和融資需求，進而使農村資本市場產生了活躍的動力。隨著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我國農村金融資本市場逐漸形成，農民合作社的發展需要原始資本，原始資本通常通過銀行借貸、民間借貸方式實現，同時，對于不參加合作社的農民而言，也希望通過穩妥的方式獲得較高的投資回報。農民專業合作社恰恰具備這種資本活躍能力，目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已經推動了農村商業銀行的成立和發展，使農村閑置資金合理的進行配置，有效的緩解了國家在農業經濟發展中的資金困難，使農業經濟初步具備了造血功能。農戶閑置資金進入農民合作社進行流通，使農業經濟的運行了具備了資金流，農業資金在市場行為中逐漸擴大規模，提高了農業經濟的盈利水平。

（三）農戶向獨立法人轉變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在促進農業經濟轉型過程中，對農業勞動關系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使農戶向獨立法人轉變。在專業合作社模式下，通過多戶聯合的方式增強了合作社的穩定性，并具有了獨立法人地位，在市場交易過程中更容易被市場接受。農民專業合作社模式使農戶向獨立法人轉變，使市場有了明確的約束對象，從而使農業經濟市場秩序得到有效保障。通過農民專業合作社使農民有了充分的經營自，按照入股比例進行對等的責任和權力分擔，在責任和權力明確前提下，農業經濟不僅能夠自我發展，還能夠按照市場變化進行自我調整。因此，獨立法人地位是促進農業經濟由單打獨斗向企業化治理結構過度的有效方式，隨著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規模發展，合作社的治理結構將更加專業化。（四）家庭種植向產業化轉變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在促進農業經濟轉型過程中，對農業生產模式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使家庭種植向產業化轉變。農業生產模式是決定農業生產效率的主要因素，提高了農民的種植積極性，但是隨著當前農業種植利潤的降低，大批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導致農村勞動力不足，嚴重影響了我國農業的穩定性。農民專業合作社則有效緩解了這種勞動力不足的矛盾，在合作社模式下，出現了大批種植大戶，種植面積越大獲得的國家種植補貼越多；同時種植收獲越大，機械化作業水平越高，畝產成本就會相對降低。農民專業合作社在種地端解決了勞動力不足問題，在市場端則開拓了農產品產業化路徑，合作社種植模式更加靈活，可以根據市場需求改變種植內容，并對農產品深加工，并且可以通過注冊商標的方式進行獨立的市場推廣銷售，真正實現了農業經濟產業化的獨立自主。家庭種植向產業化的轉變，是農業經濟發展有了初步的市場規模，增強了農業經濟的穩定性。

篇（7）

改革開放20多年來，粵港之間以人緣地緣關系為背景，以優勢互補為基礎，以投資貿易為主體的區域經濟合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種合作不僅大大加速了廣東工業化的進程，而且有力地支持了香港的產業轉型升級和促進了香港經濟的繁榮與國際地位的提高。但近年來粵港兩地在推動各自經濟轉型過程中和在產業定位及發展方向方面出現了一些不協調之處，給兩地經濟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帶來一些挑戰。在經濟全球化、中國加入WTO、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和CEPA全面實施的宏觀背景下，粵港經濟合作關系面臨著深度經濟融合和高度經貿合作層次的歷史性轉折。在粵港經濟繁榮發展和面臨挑戰的環境下，我國進入了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時期。“十一五”是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黃金發展期”，粵港經濟合作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因應新的形勢和環境，針對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和矛盾，理出新的思路，尋求新的突破，進入新一輪經濟合作。

一、“十一五”期間粵港經濟合作面臨機遇

“十一五”時期，粵港經濟合作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和條件已發生了重大變化，為粵港經濟合作帶來了良好的機遇。

從國際上看，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強，全球各種形式的國際區域合作將繼續發展。亞洲包括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中日韓經濟合作將繼續深化，這對粵港合作與發展將繼續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同時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過渡期即將結束，中國“人世”承諾將基本兌現。履行“人世”承諾，執行世貿組織規則，有利于規范對外經濟活動，在對外經濟交往中維護自身權益，這為粵港全面參與國際與區域經濟合作、進一步拓展發展空間提供了有利條件。粵港可以更主動地參與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大循環，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資源配置得以全方位優化，比較優勢將得到更好的發揮。

從國內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對外開放向縱深發展，西部大開發加快推進，中部地區加速崛起，東部沿海地區加快發展，區域發展格局正在經歷一次重大而深刻的變化，使粵港面臨著以合作促發展和市場回旋空間擴大的有利條件。

從自身條件看，粵港經過20多年來的合作發展，使廣東經濟得到迅速發展，香港也更加繁榮穩定。現在，作為“前店”的香港發展空間比過去擴大了，在資訊、物流、金融、商貿等方面的優勢更為突出；而作為“后廠”的廣東長期以來重視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生產能力和產業檔次比過去有明顯進步。同時兩地經濟合作已積累了相當的經濟實力、產業基礎和成功經驗，市場化和國際化程度比較高。

面對如此大好的機遇，“十一五”必將是粵港兩地的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粵港兩地的經濟合作能否在“十一五”期間內取得突破，其中一個關鍵是兩地經濟合作創新。現有的“前店后廠”式粵港合作模式盡管對香港或廣東的經濟發展都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此種合作模式今天似乎已經難以維系。與傳統的合作模式相比，在新的經濟環境下，粵港合作呈現了新特點。首先，從生產過程的垂直分工型合作轉型為多元化經濟水平分工型互補合作；其次，從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合作升級為高科技及現代服務業合作；再次，從自發的以貿易和實業投資為主的民間合作上升為政府協調指導下的全方位合作。粵港經濟合作在面臨著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環境變化和粵港經濟合作新特點的出現時，必須突破傳統合作模式，建立適應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即建立內地港澳自由貿易區的基礎上形成多層次、多方位合作，進一步拓展和創新粵港新一輪經濟合作的戰略思路。

二、廣東應加強粵港合作中的創新

改革開放20多年間，香港約千億美元的投資和數萬家廠商轉移到廣東，使廣東發展成為了全球性的重要出口加工業基地，GDP以13％以上的速度持續高增長，目前，廣東的GDP總量已經超過香港，制造業及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規模和技術水平更是在香港之上。從總體上看，廣東經濟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面臨著從勞動密集型的輕型加工業向資金、技術密集型工業的產業結構轉型，并進入了以發展重化工業為主的內源型經濟發展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廣東已經不可能像以往那樣憑借香港的產業轉移來實現突破性發展。

“十一五”期間，隨著國際經濟因素的變化及兩地經濟的發展，粵港經濟合作難免會出現新的變化，但兩地經濟進一步加強合作的趨勢不可改變，所要探討的是如何賦予粵港經濟合作新的形式與內容。對于廣東來說，隨著經濟實力的發展壯大和國際化水平的提高，廣東在粵港合作中的定位和方式也應該進一步改善和提高，廣東應該加強粵港經濟合作中的創新。

(一)培植高新技術產業和推進工業結構調整工業合作是過去20多年粵港合作的核心內容。香港制造業大量向廣東轉移的結果，形成了“前店后廠”的經濟合作模式及優勢互補的合理分工格局。新一輪工業合作，仍是粵港經濟合作的核心內容，其主要任務是培植高新技術產業。加快工業結構調整與升級，共同提高傳統優勢產業，逐步形成粵港制造業協調發展的工業新體系。

高新技術產業合作是粵港經濟合作邁向更高層次和水平的標志，將成為兩地經濟合作的推動力和增長點。粵港合作的基點在電子與信息技術、生物及制藥技術、環境保護工程等方面重點突破。廣東則著重在信息工程、微電子工程、生物工程上下功夫。為使工業合作提升層次，廣東要在深、珠、穗或珠三角其他地區，選擇基礎設施完善的地點或依托現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由兩地共同建立具有一定規模的粵港高新科技工業園區，以其完善的設施、良好的環境、健全的法規、明確的政策，吸引世界各地的華人高級科技人才，進行科研、生產、銷售一條龍的產業化活動。

粵港經濟合作一方面要創建新的高新產業，另一方面，更要積極利用高新技術去滲透傳統工業和改造現有企業，推進產品結構和企業結構調整，促進產品的質量、檔次和企業的規模、水平。因此，要大力改造和提升原有傳統工業的技術層次，深化“前店后廠”合作，提高引進外資的技術含量，采取引進先進設備、技術專利、技術培訓等多種形式，改造傳統優勢工業。廣東要在與香港的共同努力下，使傳統優勢工業產品的大多數達到國內領先、國際先進水平，以名牌產品為龍頭，以知名企業為載體，共同扶持和培植一批跨國集團企業，進行地區跨國發展。

(二)加強貿易合作創新，聯合開拓國內國外市場貿易合作是粵港經濟合作的重要支柱，也是粵港經濟合作的核心問題。目前兩地的經濟貿易合作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加工貿易出口體系，推進粵港高層次貿易合作，這是“十一五”時期兩地經濟合作的重點之一。

1．廣東要進一步加強與香港各行業商會的合作，以大型企業為基礎，以外貿公司為紐帶，與香港集團企業聯合起來，建立能與國際同行業進行競爭的跨國公司，共同組織跨國經營，開拓國際市場。

2．廣東應擴大和香港出口貿易與無形貿易的合作范圍。充分利用香港擁有出口配額的優勢，選擇廣東一些名牌產品，在香港開展后工序加工業務，取得產地證后擴大出口；允許港商在粵試辦獨資外貿出口企業。致力發展技術出口、勞務輸出、保險、旅游等無形貿易。進一步鼓勵香港的會計、律師、信息咨詢等行業進入廣東，建立大型的國際展覽中心和商業信息中心。

3．廣東要繼續發揮加工貿易的積極作用，利用設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加工區的有利條件，通過香港引進國外先進設備和技術，利用珠三角生產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生產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的產品，并在此基礎上，通過消化和吸收的方式開發新產品。

(三)增強廣東區域自主創新能力廣東省委“十一五”規劃指出，要“走開放型自主創新之路，強化區域與國際合作，注重消化吸收，鼓勵開展合作創新”。自主創新是粵港兩地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在原來“前店后廠”基礎上通過共同培育區域創新能力，最終建立新型粵港關系，對于兩地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意義重大。提升廣東區域自主創新能力是全省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戰略核心，也是粵港經濟合作創新的迫切需要。

當前廣東自主創新能力的發展還存在許多問題，如：科技基礎薄弱、技術創新體系不健全、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發展后勁不足；教育和人才基礎脆弱：科技教育體制、機制和發展環境還存在不少缺欠等。要增強廣東的創新能力，一是在一批關鍵領域實現重大技術突破，形成一批自主知識產權和產業集群，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解決一批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科技問題。二是基本建成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緊密結合的自主創新體系。三是造就自主創新的人才隊伍。四是改善科技創新支撐服務體系，構建具有當代先進水平的科技條件平臺。

在自主創新主題下的粵港合作，應當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并通過制度安排彌補雙方的不足，最終實現合作創新上的雙贏。

三、香港應加強粵港合作中的應變

(一)香港經濟是一種應變型經濟眾所周知，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經濟體系，有著良好的法制、自由的資信流通、公平的競爭環境、廉潔的政府、低而簡單的稅制等固有的優勢所營造的良好商業環境，而且香港企業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這些都是經濟具有較強應變能力的條件。回顧香港50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歷程，在國際和國內形勢的不斷變化下，香港的各行業隨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轉口內地商品為主的港口(除貿易、航運及一般服務業外，其他行業的發展都十分有限)到發展成為遠東輕工業的制造中心，再到逐步發展成為今天亞太地區公認的以服務業為主體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旅游中心和信息中心，這反映了香港經濟的應變能力，香港經濟是一種應變型經濟。

(二)香港經濟面臨的壓力回歸以來，香港經濟發展經歷了不少考驗，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0年開始的美國經濟衰退。目前，香港經濟面臨著多重的壓力和挑戰：國際經濟環境的多變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沖擊。作為自由港，香港受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更大：中國內地全面開放和發展帶來的壓力：隨著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崛起，以及兩岸關系的改善，不僅香港的中介地位不斷弱化，而且香港受到沿海大城市競爭的強大沖擊；香港經濟內部的問題：“產業空心化”削弱了香港經濟穩定的基礎，降低了香港的市場競爭力等問題。

最近。又有了香港經濟可能會被“邊緣化”的說法，首先由香港特區的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提出，并把原因歸納為：內地特別是珠江三角洲一帶大小城鎮發展，這些香港曾經的“窮鄰居”逐漸富起來了，特別是在物流以及貿易方面進展迅速，香港已經不是珠三角的核心了。本文認為“邊緣化”的說法可以看成是一種居安思危的思想，從香港發展的勢態以及國家“十一五”規劃綱領中提出支持香港發展金融、物流、旅游、信息等服務業，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等中心地位的規劃來看，香港不會被邊緣化；況且，內地經濟轉變有一個過程，香港有很長的時間來應對。

把香港列入“十一五”規劃，表明國家對香港的殷切的期望和對香港主要產業發展的支持，這為香港繼續發展提供了動力基礎。所以香港要抓住“十一五”這個重要戰略發展期。利用機遇，強化自身的強勢，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實現經濟向高增值服務新經濟的轉變。

(三)加強應變型合作“十一五”時期，香港在粵港經濟合作中應加強應變型合作。

1．金融。香港作為亞洲重要的、發展成熟的金融中心，擁有龐大的資本市場，資金流動性大，先進的金融產品、法規和資訊，大量金融人才，貨幣可以自由兌換等優越條件，將是國際資金進入中國內地、提供中資企業上市集資和融資的重要渠道；而且CEPA的實施已經大大降低了香港金融業進入內地市場的資產規模要求，允許香港銀行和財務公司、保險公司在內地設立合資機構，提高香港保險公司參股內地保險的比例。因此香港金融機構應加快進入內地市場的步伐，特別是要首先在廣東與內地建立合資金融機構，推進合作。從目前情況來看，兩地金融機構的整合與合作的步伐還相對緩慢。

“十一五”時期，廣東經濟處在增長方式轉變時期，廣東金融服務業的發展相對滯后，規模擴大和研發創新資金都顯得力度不足，這正是香港發揮金融業優勢的大好時機。香港應利用融通資金的優勢，在貿易融資、銀團貸款、風險融資、創業基金、財富管理、保險、證券等方面積極開拓廣東市場。實現粵港之間金融資源的重新配置，共擔風險，進而推動兩地合作的高層次發展。

香港雖然是區域性的國際金融中心，但它的金融創新、金融業的技術裝配卻不如倫敦和紐約，因此，為了保持香港在國內外金融業競爭中的優勢，必須完善和提高金融設施的科技水平。不斷開拓新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提高服務質量。

2．商貿。香港應充分利用CEPA實施中允許部分貨物貿易以零關稅進人內地市場的條件，擴大香港傳統產品對內地出口。在此基礎上香港中小企業要超越“模仿”和“改造”型的產品設計，注重開發自己的新產品，打造自己產品的品牌，發展中高檔產品對內地的出口并構筑產品的消費群。

在粵港商貿合作中，香港要促進資金、信息、商業創意和技術引進等方面的優勢與內地雄厚的科研基礎和人才優勢的結合，發展新興和高增值產品，形成新的優勢產業，從而進一步提高自己作為商品平臺的優勢。目前，粵港科技及高新技術產業的合作中，廣東由于受引進資金的限制，不少企業在引進先進技術設備的同時，未能引進產品開發技術，因而消化、吸收和創新能力差，影響了產品的升級換代。雖然近年來，廣東省內的科技力量和科研成果已有一定發展，但需要香港的進一步支持與合作。香港可以以珠三角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為基礎，利用其自身的區位優勢和技術、人才及研發優勢，吸引內地人才，在香港或珠江三角州地區共同建立高新技術研發中心：同時，也可以吸引外資到香港建立研發中心，為發展高增值產業創造有利的條件，以推動兩地高增值產業的發展和粵港商貿合作的升級。

另外，香港在促進粵港商貿進一步發展時，必須加強市場調查研究，建立和完善商業貿易信息網絡。建立區域信息處理中心，構筑區域信息網絡平臺，把信息作為一個產業來抓，發揮區域內市場信息生產和流通的作用，從而更好地指導商貿企業開拓市場，開發新產品，提高營銷水平和經濟效益。

3．物流、航運。香港作為亞洲地區首屈一指的國際運輸及物流樞紐，擁有一些硬件以及軟件的優勢，如完善的國際經貿網絡、優越的物流基建配套、良好的物流營商環境、經驗豐富的專業人才、先進的資訊科技等。然而，香港作為國際物流中心也面對極大競爭與挑戰：珠三角地區海運和空運港口密集，物流服務區域重迭，因此香港與珠三角地區在物流業發展和物流中心形成方面存在著較強的競爭關系；在海運方面，主要體現為香港和深圳鹽田及廣州南沙港的競爭；在空運方面，體現為香港和深圳、廣州、珠海以及澳門機場的競爭。同時，國家在“十一五”期間將實施多項大型基建計劃，包括在各省區發展公路鐵路網絡：在廣東省內，廣州將會發展成為地區樞紐；在港口方面，珠三角不少城市將會積極發展港口設施；廣州和深圳機場亦會不斷擴展其規模及服務網絡等。面對這些競爭與挑戰。香港需要有整套規劃去配合，這需要香港和內地的規劃接軌。

“十一五”期間，香港應繼續發揮物流業的優勢，加強與內地的合作和協調，拓展物流腹地。通過與內地尤其是廣東省在基建規劃上的配合和協調，及早制訂相應的策略及規劃，以便香港可以更好地與區內公路和鐵路網絡銜接，使物流更通暢。對于香港及珠三角地區之間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出現競爭的趨勢，要形成以市場為主導，以自然為分工的思想，減少行政干預，消除影響要素流動的制度障礙，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合理配置資源，以凸現香港與珠三角其它城市之間按比較優勢形成的經濟合理、分工優勢互補格局，以提升香港物流業的競爭力，保持其物流中心的地位。

4．旅游業。香港旅游業有40多年的發展史，主要得益于政府各部門、旅游協會的配合和社會各界的參與，還有良好的治安環境，方便的交通，簡捷的出入境手續，一流的服務，稱心如意和豐富多彩的娛樂生活等。在“十一五”期間，香港應抓住CEPA對香港旅游業方面提供優惠政策的機遇，促進粵港旅游業的進一步融合。如：和廣東聯合打造粵港旅游業國際品牌，加強對粵港旅游統一品牌的聯合推廣和促銷，拓展客源市場；實施旅游產品特色化、精品化戰略，整合已有的旅游產品，結合特色旅游進行有針對性的新的旅游產品開發，不斷提高兩地旅游業的經濟效益，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打造旅游精品，形成其他地區的不可替代性；加強旅游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提高科學技術特別是網絡技術在旅游業中的應用水平，制定行業建設標準，加強對旅游基礎設施的質量管理等；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旅游市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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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推動農村合作社發展的對策

我國現在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這是我國的基本國情，也是農村合作社發展的時代背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時至今日，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改變了我國經濟面貌和人民精神面貌，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斷推進其穩步狀態下的優化升級也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在這樣的視域下，要進一步推動農村合作社的發展，須得從理論建設、制度制定、組織管理三個方面入手。

首先，不斷完善相關理論的建設，是提高農村合作社發展水平的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為指導，結合我國的國情又將該理論用于經濟建設中，這是我黨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最為典型的方式，農村合作社的發展也不例外。堅持將理論作為彰顯農村合作社實現現代化完善的基礎，結合各個區域的實際問題，對這一形式進行徹底改造，讓農村合作社從較為封閉、狹小的天地里走出來，逐漸向著社會化大農業的發展方向前進。因此要在農業生產上深化改革，采取聯合勞動方式，實現合作社之間的互利共贏。確立農民主人翁的地位是堅持理論的重要內容，從而在利益分配上就可以實現按勞分配，勞動者可以對其經營的領域實行自主管理，并按照其實際要求為提高生產力水平進行必要的投入。當然在理論建設中，還要突破關于國有土地利用的理論，必須和我國的農業實際相結合，將落后的農業散戶生產方式改造為小規模聯合經營形式，進行農民股份制分成也符合我國農村合作社發展不均衡的國情，這樣還能提高農民的積極性。

其次，制度創新是農村合作社在市場經濟視域下發展的外在保障。理論創新一定要體現到具體制度上，具體執行起來才有章可循。實現制度創新首先就要變革農地產權制度，將剩余的土地資源和閑置的耕地充分利用起來。例如將農村土地股份化，形成集體產權制度。隨著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增多，大面積耕地被閑置，土地的利用效率大打折扣，但也應該看到這些土地恰恰能成為擴展農村合作社的基礎性資源，而資源也只有在流動的過程中才能產生更大的效益。所以完善土地集體所有制度一方面是合理配置資源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下推動農村合作社建設的必要途徑。自然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建立，表明自然村集體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在此基礎上進行的農村合作社就能更加充分地保護農民的切實利益。同時，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就等于將土地資源按照人均分配，量化到了每位村民那里，這時土地雖是集體所有，但農民具有承包經營權，當合作社采用盈利方式使用土地時，就要與入股的農民一起分紅。農村合作社實行股份制也是對其進行科學、高效管理的方式。采用股東大會形式來實現民主合作原則，歸屬明確清晰、權責落實到位的現代產權管理制度更有助于推動合作社的發展。

此外，對農村經濟制度的改革也是推動合作社發展的基礎。在廣大農村地區，農村經濟組織具有一定的行政職能，為村民供給生產或生活產品，和村民委員會之間也有交集，但是職能未經統一明確劃分，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故要重新明確農村行政機構的具體職能，突出其社會管理職責，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和管理力度，而將發展經濟的重任向農村合作社傾斜，為其提供必要的政治指導，實現政經分離管理。同時也要明確劃分財務管理與決策程序執行的界限，提倡農民自主經營和資本所有相一致，在以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為基礎之上，突出農村合作社經濟職能。綜合以上管理方式，在分配方式上就要切實貫徹以按勞分配方式為主、聯合按股分配的形式。除去投入生產、組織管理、繳稅和公積金以后，農村合作社的收入要在入社全員之間進行分配，不僅堅持了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制度，同時也兼顧資產、管理、技術等要素，是對以往農村經濟分配方式的突破和創新。最后，實現農村合作社的組織創新是確保農民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形勢下，合作社的發展不能僅僅依靠外在制度的建設和國家經濟政策的支持，關鍵是要增強自身的實力，提高組織本身的建設能力，以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市場要求。針對內部結構的科學管理，首要任務是保證入社農民成員的主置不動搖，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要達到國家規定的要求。例如《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中明確指出，入社成員中農民社員要占到80%，少于80%的農村合作社不具有登記資格。并且在執行過程中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同時明確相應的責任和權利。對于農村合作社的內部組織結構也要不斷地升級優化，在《農民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規定了基本的組織形式，包括社員大會、理事會、監理會，實行內在監管機制，與農民社員之間利益直接相關問題要通過社員大會方可定奪。降低政府對農村合作社內部事宜的干涉，完善利益分配制度，確保農民的積極性至關重要。

篇（9）

職業教育正處于信息化時代，環境藝術設計行業受信息化技術的影響也在不斷發展變化，人才需求也隨著行業的發展而變化。而大多數高職院校在行業發展信息的獲取方面往往滯后，通過行業龍頭企業的合作，高校可以獲取信息并及時調整專業發展方向和專業核心課程，讓學生獲得有用的、行業需要的專業知識。例如在與常州大地裝潢合作的大地訂單班中，通過合作企業及時了解企業最新研發的室內設計新技術，根據新技術和企業需求設置專業核心課程，充實核心課程的內涵，讓專業核心課程始終滿足于市場的需求，讓企業參與到專業核心課程的改革和專業內涵建設中去。

（三）以行業龍頭企業為主導的校企合作課程建設，提高學生的職業核心技能

高職教學的課程內容和設施相對陳舊、滯后，教學內容也往往停留在驗證性的層面，因此，與企業在課程建設方面的合作是高職環境藝術設計專業最常用的模式。讓企業參與該課程的教學計劃制訂與教學管理，讓企業全方位融入學校、融入專業，通過企業的帶動來促進專業發展和專業建設。校方積極配合調整教學計劃，使之更加符合市場需求、更加實用化。以行業龍頭企業為主導的合作模式下，設計企業可以根據其在社會一線的成功實踐經驗和對市場動態的把握，向校方提出當今環境藝術設計領域中，社會所需人才的專業知識結構要求、崗位能力要求、職業素質要求等。我院環境藝術設計專業與上海水晶石公司通過在重點核心課程領域的合作，探索環境藝術專業校企合作如何深入、緊密的問題。我院環境藝術設計專業通過課程置換，以建筑可視化的課程置換的教學改革為試點探索在教學領域的校企合作模式。課程建設由上海水晶石和學校共同開發，校企共同研究制定教學計劃，編寫教學標準，課程教學中全程引入“企業技術培訓”和“企業化工作模式”，按公司的工作流程制訂項目展開與實施計劃，專業課程內容與職業標準對接實現多任務、多技能的綜合訓練與職業體驗。

（三）以行業龍頭企業為主導的校企合作師資建設，培養“專兼結合”教師隊伍

通過與龍頭企業的校企合作，由企業安排經驗豐富的技師進入課堂，可以解決專業教師實踐經驗不足的難題，完善師資隊伍結構。同時，專業教師通過在教學與技術合作中，也可以提高實踐能力、科研能力和專業教學水平。在我院與上海水晶石的合作過程中，學校安排一名專業教師全程負責教學安排，同時負責輔導學生和與企業技師溝通，并及時調整教學計劃，由企業技師和學校教師共同培養學生。企業分階段選派不同的技師進課堂授課，由企業技師將多年積累的專業技能帶入課堂。期間，企業項目負責人定期來校參與輔導并講評，課程采取學院教師和企業技師共同考核。在我院與常州大地裝潢的訂單班的實踐環節中，學生到企業頂崗實習，學院派一名專任教師深入企業負責學生頂崗實習的組織管理，又與企業工作人員共同參與企業的實踐項目，教師既可在實際項目中得到專業能力的實踐根據在企業項目的貢獻得到企業一定的經濟回報，在合作中提高了專任教師的實踐能力和教學能力，為學校的師資力量培養和“雙師型”教師隊伍的建設提供了一條有效的途徑。

（四）以行業龍頭企業為主導提高學生職業素養，提高就業競爭力

環境藝術設計的工作任務通常具有項目周期短、工作任務強度的特點，不光需要從業人員具備職業技能更需要具有吃苦耐勞的意志和高效的管理能力。因此，設計公司對于畢業生的職業素養具有很高的要求。我院與常州本土的龍頭企業霍克展示合作開辦了“霍克訂單班”，在共同培養學生的職業素養方面進行了一定的探索。在合作中，學校按照企業對人才的知識、能力、素質要求，制定相應的人才培養方案，在培養方案中融入企業的員工手冊。企業為學生提供效率手冊，負責定期對學生進行職業素養培訓，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和生活習慣。校企雙方的合作重點在學生的職業素質與崗位職業能力的培養與訓練，畢業生經考核達到企業人才錄用標準，由合作企業優先錄用。

篇（10）

一、引言

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地區經濟一體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趨勢，世界各國或地區在努力推動全球多邊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同時，更加注重地區間的多層次經濟合作。區域經濟合作是在經濟競爭條件下各國或地區為實現共同的利益目標、減少地區之間的利益沖突，所選擇的一種擴大開放程度的方式，比較典型的開放程度加深模式就是貿易一體化——投資一體化——貨幣一體化。地區經濟合作的實現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建立統一市場，使生產要素得到更優化的配置，專業化的分工與生產得到進一步完善，獲得更多的交換利益和專業化生產利益，從而促進地區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正是在這種趨勢下，由東盟10國和中、日、韓3國組成的東亞“10+3”經濟合作逐步向地區經濟一體化方向發展。而“10+3”之間發展差異巨大，有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中國家和比較落后國家。崔衛國等（2004）研究了地區差距與地區合作的關系，楊先明等（2005、2007）利用Pelikan（1996）關于能力結構的定義說明地區能力結構對地區合作的影響。能力結構是指一個地區或國家在增長要素累積的基礎上所形成的配置能力、發展能力、技術能力和開放能力等結構性能力。一個地區在經濟合作中表現出的是這一個地區多層次、多要素合成的經濟能力，這種具有結構性的能力是地區長期穩定地具有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而基于引力模型、相互依賴理論以及“支配—依附”理論，這種結構性能力在地區之間的匹配性和均衡性是地區經濟合作持久的一個關鍵問題。根據引力模型和相互依賴理論，合作雙方能力結構強弱決定了貿易投資引力的大小和相互依賴的程度，影響著合作范圍、合作效應和合作程度，而根據相互依賴理論和“支配—依附”理論，合作雙方能力結構強弱影響著合作利益的分配比例和合作的穩定性。

二、能力結構與地區經濟合作的關系模型

一般情況下發達國家的能力結構強于發展中國家的，并且無論從貿易還是從投資的角度，大多數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實踐經驗以及國際貿易和投資理論都表明，兩個地區在開展經濟合作時能力結構較強一方的貿易條件較好、投資收益比重較大，相反，能力結構較弱一方的貿易條件較差、投資收益比重較小，并且這種狀況會隨著合作雙方能力結構差異的存在而持續存在。若能力結構較弱一方不能迅速提升其能力結構，那么這種地區經濟合作的長期穩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合作雙方能力結構的匹配性包括能力結構之間的耦合性和總能力結構的相近性，是長期穩定開展地區經濟合作的決定因素。根據能力結構的定義，可通過一套較為完整的多層的指標體系對能力結構進行評價，得到地區能力結構指數，反映總能力結構，用CSI表示，而地區能力結構之間的耦合性可用（1）式表示。

當CAB越大時，說明AB兩個地區能力結構的耦合性越好。兩個地區的總能力結構指數越相近和能力結構耦合性指數越大，兩個地區開展經濟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圖1是具體的能力結構與地區經濟合作可能性的關系圖。在圖1中，首先可以認為扇形AOB、扇形AOC和扇形BOC分別代表了兩個開展地區經濟合作的總收益、A地區收益和B地區收益；其次可以認為OA和OB的斜率分別是A和B地區能力結構指數的函數；最后可以認為合作邊界ab即OA和OB的長度也是取決于A和B地區的能力結構。

三、“10+3”能力結構評價

根據能力結構的定義，通過配置能力、發展能力、開放能力和技術能力各方面對能力結構進行評價，其中配置能力的評價指標包括了經濟總量、人口總量、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進出口總量、投資總額、FDI吸收量和產業結構等七項；發展能力的包括了人均GDP、GDP增長率和產業結構等三項；開放能力的包括了進出口總量、FDI吸收量、外貿依存度和單位生產總值FDI吸收量等四項；技術能力的包括了產業結構、全員勞動生率和R&D占GDP比重等三項。通過所選擇指標對反映和揭示能力結構狀態的情況進行分析，著重考慮主成分分析法對數據全面性和相關性的要求，采用算術平均法對各國或地區的能力結構指數進行估計。2004年中國東中西地區、東盟10國和日韓的能力結構評價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首先，東亞內部各國的能力結構差異較大，日本的總能力結構指數達0.7229，是老撾的22倍多。其次，中國東中西三個地區的能力結構也存在差異，東部的能力結構指數是西部的2倍多，是中部的近1.5倍。最后，中國東中西的能力結構較均勻地分布在進行了排序的“東盟+日韓”能力結構指數中，中國西部的能力結構處于該層次較低的階段，中部的能力結構處于該層次中間的階段，東部的能力結構處于該層次較高的階段。

四、基于“10+3”能力結構差異的東亞經濟合作分析

根據“10+3”能力結構的差異及其匹配性，在東亞經濟合作中存在明顯的三個不同合作層次。一是以日本、新加坡、中國東部和韓國為主的具有較大合作范圍和較高合作效率的層次。二是以文萊、馬來西亞、中國中部、泰國和印尼為主的合作范圍和合作效率有一定局限的層次。三是以越南、中國西部、菲律賓、柬埔寨、緬甸和老撾為主的合作范圍較小和合作效率較低的層次。能力結構較強的日本、新加坡和韓國就難于與能力結構較弱的老撾、緬甸、柬埔寨開展自由持續穩定的地區經濟合作。

根據能力結構對地區合作效益的影響，由于中國東中西存在明顯的能力結構差異，而這種差異恰好能較為均勻地分布在進行了排序的“東盟+日韓”能力結構指數中，因此處于“東盟+日韓”能力結構各層次階段的中國東中西部地區將能夠與這一層次的各國開展持續穩定的經濟合作。另外，雖然中國東中西部在能力結構的匹配性上存在較大的差異，但由于都處于同一國家內，人財物的流動存在較小的限制，使得東中西部的配置能力差異會有較大的縮小，在宏觀財政金融政策的作用下東中西部的發展能力也會得到進一步的協調，一國內的技術外部效應會比國際間的更明顯，使得東中西部的技術能力會更快地縮小缺口，這樣，中國東中西部的能力結構實際具有更好的匹配性。這將有利于“東盟+日韓”各層次能力結構的國家之間的有效聯系和擴展，中國可能通過內部各地區分別與不同層次的國家開展自由持續穩定的地區經濟合作。而中國西部能較為持續穩定地與柬埔寨、菲律賓、越南和印尼開展經濟合作，中國中部能持續穩定地與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和文萊開展經濟合作，中國東部能持續穩定地與文萊、韓國、新加坡和日本開展經濟合作。由于東盟現已形成比較好的經濟合作機制，東盟10國的能力結構差異也能在東亞的合作中產生穩定的作用。即通過東盟的現有機制以及中國的內部差異統籌可以避免由能力結構差異過大而產生合作不穩定的現象。而根據（2）式及能力結構的單調性，由于日本的能力結構特別突出，無論其與哪個國家或地區合作都會獲得比較高的效率。

五、結論

地區經濟一體化理論除了建立在空間經濟理論、貿易創造及轉移理論、大市場及規模效應理論的基礎上還必須建立在相互依賴理論的基礎上，合作的雙方只有形成相互依賴才可能實現地區經濟較為完全的一體化。而能力結構相近的國家或地區開展自由貿易等經濟合作，有利于避免“普雷維什—辛格”假說的出現，有利于地區經濟合作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形成較好的相互依賴。針對中國地區能力結構特點，開展與能力結構較弱國家的“南南”合作能夠避免市場狹小、貿易創造及轉移少、分工聯系差、規模效應不明顯等不利條件；開展與能力結構較強的“南北”合作能夠突出利用發達國家的投資、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學習發達國家的管理制度等有利條件。中國地區能力結構的差異特點使中國既能夠承接來自發展水平較高國家的經濟合作，又能夠連接與發展水平較低國家的經濟合作。基于中國能夠參與東亞經濟合作中的不同層次，中國在參與東亞經濟合作中應采取多樣化的合作機制。同時，日本突出的能力結構能為東亞經濟合作帶來更高的效率，能較快地推進東亞經濟合作的發展。這樣，通過能力結構與經濟合作的關系分析，中國是東亞經濟合作的“穩定器”，日本是東亞經濟合作的“推進器”。（注：本文系云南大學人文社科項目“地區能力結構與區域合作的關系模型研究”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崔衛國、劉學虎：區際經濟學[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2]楊先明、李婭：基于能力結構的泛珠江區域合作[J]．廣東社會科學，2005（3）．

[3]劉宏松：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約束條件與當前模式選擇[J]．亞太經濟，2006（3）．

篇（11）

（二）為經濟管理專業課程改革提供有利的條件在經濟管理專業教學中運用校企合作模式能夠讓高校了解到企業需要的人才類型，進而根據企業的需求制定有針對性的經濟管理專業人才培養計劃，將培養企業發展需要的經濟管理人才為目標，對經濟管理專業課程進行改革，改變高校經濟管理專業與企業需求脫節的現象。通過對企業運營的分析，將與企業有關的企業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會計審計、企業戰略管理等相關的知識和實踐加入到經濟管理專業人才培養計劃中，基于企業需求角度創新高校經濟管理專業教學，培養具有綜合性能力素質的經濟管理專業人才。

二、校企合作模式在經濟管理教學中的路徑選擇分析

（一）建立企業和高校合作交流的平臺校企合作需要學校和企業兩個不同的主體共同參與，因此要在企業和高校之間建立一個平等、便利的信息交流溝通平臺，為相關合作工作的開展和細節的商定提供支持。一般情況下，校企合作委員會是最常見的平臺，通過這個委員會將學校和企業之間建立良好的合作橋梁。學校開業通過與企業之間的合作交流，獲得經濟管理專業學科建設和改革的資料，對相關經濟管理教學項目的優化，通過學校和企業之間的資源信息共享掌握經濟管理學科專業的應用前景和發展趨勢。企業要為高校提供真實的經濟管理教學案例，選拔優秀的企業人才對經濟管理專業學生提供雄厚的實踐經驗傳授，為學生提供良好的實踐教育。同時，通過校企合作委員會還能夠讓學生了解到企業的企業文化和發展前景，為企業的宣傳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礎。

（二）制定校企合作模式下經濟管理人才培養機制校企合作模式下，高校需要根據企業實際需求和行業發展趨勢制定經濟管理人才的培養機制，將企業引入到經濟管理人才培養機制制定過程中，將學校和企業的合作作為經濟管理人才培養的切入點。高校要根據企業經濟管理崗位職責、崗位能力要求等作為經濟管理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校企雙方通過溝通交流制定經濟管理人才培養課程、培養計劃和培養方案，并注重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的結合。校企合作模式下的經濟管理人才培養不僅要提高學生的理論知識素養和實踐能力，而且要注重對學生職業道德培養，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

（三）夯實校內外實訓基地建設在校企合作模式下，校內外實訓基地建設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有著重要的意義。經濟管理教學應當對高校現有的教學資源進行積極的整合，結合企業工作實際情況，建設校內經濟管理專業實訓基地，在基地建設過程中，要注重基地教學背景、企業仿真環境以及相關職能部門的建設，校內實訓基地要體現出經濟管理教學的實踐操作、工作體驗等功能。同時，作為校外實訓基地企業需要多為學生提供良好的工作實訓環境，要派專人負責學校學生的實習實訓工作，幫助學生實現理論知識與工作實踐的緊密結合，強化學生的實踐技能。通過校內外實訓基地的聯合培訓，促使經濟管理專業學生實踐能力不斷提高。

（四）建立綜合性專業教師隊伍首先，高校需要對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進行提高，要建設一支理論知識能力強、實踐操作能力高的經濟管理教學隊伍，高校教師可以在校企合作模式下通過掛職、短期學習獲得直接經驗，從而對經濟管理專業內容進行改進，對教學方法進行創新，并能夠在校內實訓基地內充分的發揮教師主導性作用，為經濟管理專業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提供科學的指導。其次，企業可以選拔一批優秀經濟管理工作人員參與到校企合作教學過程中，將自身的工作經歷和工作經驗總結作為教學案例提供給學生。通過學校和企業共同努力建設一支綜合性的教學隊伍，為學生提供更好地更專業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