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社會學博士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我是四川師范大學中文系1978屆的本科生，1983屆的古典文學與文獻整理專業碩士生。當時我們碩士研究生指導小組以湯炳正和屈守元領銜的6位教授都是國內名師，每屆研究生畢業都請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學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學者主持答辯，還給我們作專題報告，這對開闊我們的視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國社本文由收集整理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首屆明清小說專業的博士生，1989年底畢業并去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我覺得自己在法國能夠繼續懷有濃厚的興趣在人文學科的諸多領域深入學習，與我先前在國內的讀博與工作經歷有著直接的關聯，所以想先談一下這段經歷。

我在國內讀博期間受到2個重要影響，一是來自我的導師陳毓羆教授，二是來自我的不同專業的博士生同學。

陳毓羆教授20世紀50年代初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蘇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學學習4年，師從蘇聯著名文藝理論權威專家，畢業歸國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以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紅樓夢》著稱。陳教授在國內外所接受的學術訓練使他在研究方面顯示出與同行不一樣的開闊視野，對我不乏潛移默化的影響。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研究生院，剛開始只招收碩士研究生，1983年開始招收博士生，專業覆蓋文史哲、經濟學、法學、語言學、民族學等各個領域。記得我就讀的1986屆所接觸的上下3屆各學科各領域的博士生導師都是國內各學科的一流學者，可以舉出一長串在社會學科領域為人熟知的名字。那時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飯桌上吃飯，這也正是不同學科的同學交流的最好機會。這種交流使我的視野和關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說專業，對社會學科領域的不同專業都有了一些了解和興趣。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響我日后在法國對藝術產生興趣的重要經歷。當時中國藝術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蔭街恭王府內，是中國藝術門類的最高殿堂，在戲曲、美術、音樂、文藝理論、話劇、電影、曲藝等學科都匯集了各領域的的著名老學者與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兒工作的時間雖僅4年（工作關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頗有收獲。在工作及與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藝術學科與文化的濡染和影響，其間，我曾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做訪問學者。

負笈海外：

漫長而艱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邀請去了巴黎，在東方研究小組參與完成1項包括中國古典小說在內的東方研究計劃。從北京到巴黎，我經歷了一個新的轉折。

在巴黎工作期間，我與法國漢學家多有接觸，法國豐富的文化藝術也吸引著我，因此工作結束之后我決定留在巴黎繼續學點東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系讀東亞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時，我決定轉而從頭學一些中國需要的西方學科，將來歸國才能發揮作用。那時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國東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繼續修讀。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學馬克·布洛克大學（2008年與該市另2所大學合并為斯特拉斯堡大學）以人文學科馳名，上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是法國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重鎮。進入該大學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讀了藝術史、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的碩士課程。學習中我的興趣與目的都集中在對將來歸國服務有用的領域，如在藝術史專業中我側重博物館學、考古學以及西方現代繪畫流派；在社會學專業中，我注重都市社會學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問題，并撰寫了學位論文《中國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國現代社會的影響》，用社會學理論和觀點梳理中國從古到今的民本思想傳統；人類學專業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陸、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諸島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藝術、原始宗教與原始民族的社會組織形式。通過對這幾門學科碩士課程的修讀，我感覺自己一方面學到了西方現代人文學科領域的一些專業知識，同時也對西方社會與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觸和更深刻的了解。

進入21世紀，我在法國感覺到世界在飛躍發展，中國也在飛躍。我因此想更進一步從全球范圍來探索人類歷史以及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同時我也獲悉國內一些大學正在開設或準備開設人類學專業，于是，我決定去巴黎第十大學的博士學院修讀人類學博士學位。

巴黎第十大學博士學院集中了法國在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領域的諸多著名學者。我師從人類學教授b.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時也是漢學家。選博士論文研究專題時，正值法國著名漢學家a.列維（andré lévi）翻譯的《聊齋志異》法文版全集出版，《聊齋志異》是在西方國家廣受歡迎的中國文言優秀傳統小說。

20世紀90年代的法國文學人類學研究興起，一些古典名著被應用于人類學研究。因此我決定用人類學的視野和觀點去嘗試對中國文言小說的研究，以《聊齋志異》為突破口。但在論文資料的搜集與撰寫中，我深感在專業素養的學術訓練中，自已還需要了解更多的人類學理論和觀點，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轉學到斯特拉斯堡馬克·布洛克大學人類學系d.莫納爾（d.monoris）教授門下繼續做我的博士論文《聊齋志異人類學研究——中國17世紀》。

論文的撰寫非常艱苦，d.莫納爾教授從論點到資料的使用都給予我悉心指導。最后我的論文答辯獲得博士論文優秀等級，并于2009年由法國博士文庫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學科的差異

既后，我又用半年時間在工作之余修讀了宗教學課程，我感覺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專業的研讀與論文寫作中，我對中國人文學科和法國人文學科有一些個人感悟。法國的人文學科在歐洲國家具有代表性，法國在大革命前是貴族分封社會，與中國周朝的分封制度類似。但法國的傳統社會是政教合一，它的傳統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國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間，發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時也是科技發展與工業化、都市化時代，這個社會變革是巨大的，對人類生活與心靈的沖擊也是巨大的。面對與宗教文化傳統相背離的新制度、新時代所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因此西方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出現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以及考古學等新型人文學科，每一門學科又有不同的學派，大家都在面對新時代新問題探索尋找解決的辦法，所以不同的學科與學派才如此活躍。

要真正認識中國與西方社會的區別，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傳統，中國是儒家世俗文化傳統這個關鍵的分野。西方的現代人文學科都是從宗教文化傳統面對現代社會發展，直至產生現代化生發出來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與民本為核心價值，因此能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F代社會變革與現代科技并不產生于中國社會的內部，而是來自西方的影響，現代人文學科也是傳自西方。我認為，一個有志于服務祖國的學習人文學科的海外留學生，既要學習如何運用西方現代人文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觀照中國的現代社會，同時也要注意中國文化傳統自身的特點。

篇（2）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篇（3）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超級秘書網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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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搖滾在傳播方式、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說是非音樂類學科上的研究。主要包括像從人類學、傳播學、社會學等角度進行研究。比如，1、新聞傳播學類的有：《邂逅、共生與回歸――身體景觀中的MTV與浪漫“搖滾”》作者鄭建麗，本文解釋了搖滾和MTV結合后的傳播效果。搖滾自己的個性和搖滾樂帶動的歌迷市場還有它所獨有的搖滾精神，和MTV這種相對獨立的藝術形式與偶像制造能力相結合，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邂逅、共生、回歸，在這過程中產生的很多有意思的現象。那么這類型的文章還有2、文藝學方面的《消費時代的音樂文化癥候：中國流行音樂研究》、《搖滾時代》作者王輝；3、社會學方面有《傷花怒放：搖滾的被縛與抗爭》作者郝舫，這篇文章談到了很多搖滾樂存在的社會價值，研究了很多一談到搖滾樂就要涉及的關鍵性問題，例如反叛、搖滾精神、獨立、理想、希望等等，以此來展開全文?！痘绎w煙滅：一個人懂得搖滾樂觀察》作者顏峻，本書的特點非常鮮明，是以研究和市場調查為互補，既有理論研究，又有社會深入的調查體會，包括了21世紀以來不長的中國的小眾音樂發展歷史，追求標新立異，和填充學術空白。4、心理學方面有《搖滾樂的傳播心理學分析》作者崔茜，從心里學的視角進行分析，對于搖滾樂之所以受到年輕人尤其青少年的狂熱追捧，除了音樂本身，在青少年心理特殊性方面進行研究和闡釋。

（三）音樂人類學角度對中國搖滾樂研究。這一類主要從社會學、人文關懷、音樂美學等不同視角進行研究。其中比較有開闊視野，具有較強預見性的文章包括：付菠益的音樂人類學博士論文《宣泄的儀式――中國搖滾樂的音樂人類學研究》、謝力榮的課題論文《南京“地下樂隊”尋蹤》、屠金梅的近代音樂史碩士論文《論中國搖滾樂的反叛性缺失》、周華生的音樂美學碩士論文《狂飆喧囂的感性敘事――搖滾（樂）的存在及其聲音感覺的邏輯》等等。其中《宣泄的儀式――中國搖滾樂的音樂人類學研究》一文中以崔健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對崔健的采訪、對中國搖滾演唱會現場的觀察、大陸搖滾市場的調查闡述了大陸搖滾樂的文化內涵，文章的創新點在于把搖滾的演出描述成一種“準宗教”的儀式現場，把構成整場演出的舞臺效果、樂器演奏、歌迷現場吶喊等等看成是儀式現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象征符號”，把這種狂熱的表演解釋成為了一種宣泄儀式?！墩撝袊鴵u滾樂的反叛性缺失》一文中對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大陸自己的搖滾樂誕生至今30年的演變與發展做了梳理，并從搖滾精神中的反叛作為切入點，通過對歌曲譜例與歌詞的研究，闡釋了中國大陸早期搖滾樂作品中反叛是什么，在多年的發展中，反叛一詞的含義的變化又是什么，以及這樣的變化帶來的問題又是什么?！犊耧j喧囂的感性敘事――搖滾（樂）的存在及其聲音感覺的邏輯》一文通過對搖滾樂作為個案研究得出，搖滾樂相對于主流音樂甚至是主流文化是一種獨特的“狂飆喧囂的感性敘事”這種敘事是純感性的，與其他民族音樂、西方古典音樂等都一樣，在發展過程中塑造了自身的文化特點，形成了特有的欣賞族群。（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

參考文獻：

[1] 蕭梅、齊琨：《音樂人類學的實地考察》，載《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導論》（洛秦編），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

[2] 參見張鐘汝等，《城市社會學》，上海大學出版社，2001，第二頁。

[3] 參見湯亞汀的《西方城市音樂人類學理論概述》，載《音樂藝術》，2003年第2期。

[4] 洛秦：《‘新史學’視野的下的音樂人類學與歷史研究》，載《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導論》（洛秦編），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

[5] 洛秦：《搖滾樂的緣起及其社會、文化價值》，載《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

篇（5）

一、問題的提出

傳統上，培養學術研究人員是博士教育的目標。美國卡內基博士教育項目（CID）將博士教育的目標界定為培養“學科看護者”（the steward of discipline），也就是培養未來學術界的繼承人以推進學科知識的發展。但是，隨著博士教育規模的擴張、勞動力市場的變遷以及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博士教育的目標逐漸發生變化并呈現多樣化，諸如“可雇傭的人”、“高級知識工作者”等概念的提出。21世紀初，阿什（Usher）提出今天的博士生應該具備如下特質：他們必須具有適應性和多方面的技能，并有開放的學習態度；他們必須對全球化過程和信息革命中的工作環境有充分的把握，至少應懂得網絡信息技術。這些技能在問題解決、寫作、領導和知識應用中被形容為“軟技能”和“知識密集型技能”――問題解決能力、合作工作能力、領導能力和知識應用能力。

這些要求超出了傳統上學科教育的范疇。已有研究表明，學術不再是博士畢業生的唯一或主要歸宿，美國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調查博士從事學術職業。從博士生的就業意愿來看，70%左右的英語系博士生期待能從事學術職業，而在化學學科，只有34.8%的博士生對教職感興趣。伍爾夫（Wulff）等人采用回顧性評價方法研究了分布于6個學科已經工作10年到14年的博士畢業生的職業發展，發現博士畢業生提及頻率最高的是對勞動力市場更好的準備，強調跨學科和市場化的技能。

顯然，博士教育目標從“學科看護者”到“可雇傭的人”的轉變已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不少文獻指出，培養學者不再是博士教育的唯一目標，應該在學術型博士學位之外建立專業博士、項目博士等多樣化的博士項目。盡管這些研究試圖將觸角伸向學術型博士項目之外尋找解決博士教育危機的出路，但不可否認，學術型博士教育也未能逃脫當前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的挑戰?！爸R生產模式的轉型不僅促進了博士學位類型的多樣化，同時也促使傳統的學科進一步分化，而且在某些學科領域導致博士生培養模式的變化?！蹦敲矗瑢W術型博士教育的目標究竟發生了何種變化？不同學科的教師是如何定位博士教育的目標？教師認為博士學位獲得者應該具備哪些能力或素質？

本文的資料來源于筆者2010-2011年在美國中西部一所研究型大學（以下簡稱R大學）進行的質性研究資料。R大學是一所具有近兩百年歷史的公立、博士-研究型大學，并且是美國大學聯合會（AAU）的成員機構，它在全美共有八個分校。筆者主要在主校區進行田野調研。就具體的資料收集而言，大體包括文本資料（R大學研究生院、學院和系的文件），正式訪談資料（對9個學科35位教授的訪談，全部錄音并簽署《知情同意書》，以半結構化訪談為主，同時輔以觀察），非正式訪談和參與式觀察資料（在R大學研究生院待了近一個月，訪談研究生院管理人員15位，參加各種會議3次）。本文主要選擇化學、數學、經濟學和英語作為典型學科進行分析論證。這四個學科的12位受訪教師的具體情況如下（表1）。

本文采用扎根理論的三級編碼進行資料分析，其具體操作過程是：一級編碼，開放式登陸，以開放的心態呈現資料本身的概念和意義，發現概念類屬，對類屬加以命名，確定類屬的屬性和維度，然后對研究的現象加以命名及類屬化；二級編碼，關聯式登陸，發現和建立概念類屬之間的各種聯系；三級編碼，核心式登陸，在所有已發現的概念類屬中經過系統分析以后選擇一個“核心類屬”，將分析集中到那些與該核心類屬有關的碼號上面。

二、不同學科教師對博士生培養目標的定位

（一）化學學科

當問及“您認為化學學科博士生培養的目標是什么”時，受訪教授普遍宣稱是培養獨立的科學家。那么，化學學科的教師注重培養博士生具備哪些能力與素質？

在化學學科，對獨立科學家的素質要求既包括學術研究與籌劃的能力，也包括溝通和交流的能力。也就是說，獨立的科學家應該能提出研究問題、理解研究問題，并找到解決問題的路徑，同時應該具備溝通能力、做報告的能力、獨立思考和寫作的能力，畢業后具有就實驗室事務做出決策與計劃的能力。對此，卡內基博士教育創新計劃全面概括了化學學科博士應該具備的十個方面的專業能力：人際交流、寫作和學術報告能力、團隊工作能力、技術領域新技能的運用、道德倫理與公共關懷、了解企業策略和技術轉移、接觸其他領域以拓展知識廣度、國際視野、了解工業界的機會、了解經濟驅動對私企成功的重要性。

導師是如何培養化學學科的博士生具備上述能力呢？導師除了提供資源和好想法、給予指導和傳授實踐經驗外，還教給博士生有關化學研究的基礎知識、研究策略，并創造良好的科研氛圍。一位化學教授陳述他作為導師的任務是：“教給博士生化學基本知識并習得研究過程，向博士生傳授如何批判性并帶有好奇心地觀察科學世界的工具，希望博士生具有解決問題的策略和有效溝通的技能；我很高興能創造一個有利于研究、學習和將博士生培養成為獨立科學家的氛圍”。博士生要做的事情是做實驗，主動從事研究并在需要之時尋求導師的指導。博士生在此過程中獲得解決問題的能力、具備了自主推進研究項目的經歷以及相應的專業能力。此外，受訪導師指出，指導博士生參加學術會議、與同行交流是獲得溝通、報告、表達和展現能力的重要方式。下面是一段受訪者的原話：

“我們教博士生如何溝通，包括口頭溝通能力和閱讀寫作溝通能力?？茖W家喜歡討論某一話題的研究進展，因此我們也喜歡參加專業學術會議，做20分鐘的報告。我們的確花不少時間培養博士生如何做報告，如何畫精致的圖形，如何清楚地表達，如何機智地回答與會學者的問題。我們指導博士生如何有邏輯地、清楚地組織報告……我們不僅通過帶博士生參加會議鍛煉他們與人溝通的能力，也鼓勵博士生與系里的訪問教授交流?！?/p>

化學學科不僅注重培養博士生的學術研究能力，而且更看重博士生掌握一些可遷移技能。因為勞動力市場看重的是化學學科博士學位獲得者作為科學家管理和指導研究團隊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從事基本分析的能力。大部分博士生在畢業后會做兩年左右的博士后，然后再選擇到學界、工業界或者政府部門就業。越來越多的化學博士畢業生在公司或國家實驗室工作，或自己開公司，這部分博士占了將近三分之二的比例。同樣，導師認為對博士生的培養也并不局限于在學術界工作的科學家，也應考慮學術界之外的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如一位資深化學教授所說：“勞動力市場給我的觸動是我們需要培養更多的化學家。我們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都需要更多的科學家。”因此，化學學科越來越需要培養服務于社會各種技術需求的科學家。而對博士生可遷移性技能的培養，使化學學科的博士生獲得了在學界內外就業的基本素質。

（二）數學學科

受訪者指出，如何培養博士生成為獨立有潛質的研究者是數學學科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標。借用卡內基博士教育項目的定義，數學學科的目標是培養生產、積累和轉化學科知識的研究者。據統計，學術界是數學學科博士畢業生最主要的就業市場，占三分之二以上。學術就業市場對數學人才的挑選注重博士生的研究工作及其所展現的研究潛質。也就是說，數學學科評價博士生的標準是學術論文所體現出的研究水平――博士生要生產出具有創新性的、有結果的學術論文，并以此證明自己是有研究潛力、出類拔萃的研究者。

“學生研究做得比較好的、出類拔萃的，自然容易找到工作。對老師來講，希望學生找到好工作的話，就要讓學生做出好的成果來，對于學生來說就是希望寫出好的論文。但是具體做什么樣的題目，關系不是太大。例如說，數學系在招人的話，不管你做什么東西，只要做得好就可以，這說明你有研究潛力?！?/p>

盡管大部分博士生畢業后從事學術之職，但就“培養什么樣的博士生是成功的”而言，數學學科的教師并非將博士生畢業后是否從事學術職業作為唯一衡量標準，有些教授更看重博士生在讀期間的智識探索經歷，諸如博士生是否具有自我激發（self-motivated）的能力，以及能否創造出有價值的研究。一位受訪教師說：“如果學生獲得博士學位后，沒有進入學術界，沒有成為教授，而是成為保險精算師，為公司工作。我認為這也是成功的，因為博士生擁有的這段智識探索的經歷，將使其終身受益。所以，我希望他們在讀期間有一個很好的智識探索的經歷，并創造出一些有價值的研究?！?/p>

此外，博士生的教學能力也是導師提及的博士生應該具備的素質之一。數學學科博士生的資助主要靠教學和獎學金。教學是數學學科博士生的重要任務之一。這與英語學科很像：“博士生基本上是靠教課獲得資助的，有很多教課的機會，因為我們有很多學生要教。在數學領域，我們的教學任務遠遠多于其他系，英語也是?！笨傮w上看，博士生有兩項任務：研究與教學。但是，如何平衡教學與科研的關系是數學學科博士生面臨的難題。正如受訪導師所分析：一方面，博士生需要花大量時間用于教學以獲得資助，但不可否認的是過多的教學實際上擠占了從事研究的時間與精力；另一方面，無論是從獲取博士學位的要求，還是勞動力市場的選才標準看，研究的重要性遠遠大于教學。

（三）經濟學科

與其他學科相比，經濟學教授在訪談中更強調博士生的就業能力與專業技能的培養。經濟學博士學位獲得者既有到學術界從事教學科研工作的，也有到工業界、聯邦機構或投行從事研究或實務工作的。經濟學博士生培養具有靈活性與多樣化的特點，而不單是對“學科看護者”的培養。

當筆者詢問：“您在指導博士生時的首要目標是什么？”經濟學科的受訪教師均指出他們的首要目標是培養博士生具備就業能力并順利謀得職業。經濟學科教授對職業一詞的理解不僅包括學術職業，也涵蓋非學術職業。經濟學專業的博士生有各種各樣的職業選擇和發展路徑：一條路是學術職業，即進入高校從事學術研究或教學之職；另一條路是非學術職業，這是經濟學博士生的重要就業途徑。非學術職業包括兩類：一類是非營利機構，如國際經濟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美國政府機構（美聯儲、財政部等）、智囊團（蘭德公司）；另一類是商業機構，諸如投資銀行、其他金融機構、咨詢公司。

靈活多樣的就業去向實際上也要求導師對博士生的培養要具有靈活性，教師通常傾向于結合不同學生的職業定位培養博士生。受訪者明確提出對經濟學博士生的指導并非只有一種模式，不同職業對博士生的素質與能力的要求會有差異。一位教授的陳述體現出經濟學科博士生培養的靈活性以及對博士生就業意向的重視：

“對不同學生的定位不一樣。我的標準根據博士生的就業期待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很多韓國學生想畢業以后回國在研究所工作，那么這個標準就是很不一樣的，對吧？如果你打算在美國的研究型大學謀職，這與去韓國的研究所工作的標準是不一樣的。所以，根據工作的特質以及我對學生的期待，標準有所不同。如果你想在美國從事學術職業，也就是從事學術研究，你得有創新能力，得有思想、有原創性的思想。如果你要回韓國的研究所工作就不是這樣的標準，因為韓國的研究所大多數研究工作是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的不是原創性的思想，而是要看你有沒有實用性的技能。”

既然導師指導博士生的首要目標是培養博士生獲得就業能力，那么博士生應該掌握哪些技能或具備什么樣的能力？通過對訪談資料提取高頻詞，發現“技能”一詞在經濟學科受訪教師的話語體系中頻繁出現，例如在受訪教授EC_2的訪談中出現了18次，EC_3提到了13次。受訪者提到的與技能相關的詞有：研究技能、教學技能、溝通技能、實用技能、計算技能、英語技能、計算機技能、技術性技能、理論技能、計量經濟學技能以及整套技能、所有各種各樣的技能。從以上所列各種技能，可以看出經濟學科教授的話語體系里對“技能”的寬泛界定，以及學科本身鮮明的實用取向的文化特征。

可以將受訪者提到的博士生應該掌握的技能概括為四大類：專業技能、技術性技能、教學技能和軟技能。其中專業技能是經濟學博士生必須掌握的核心知識，是指經濟學科本身的知識。但是，隨著經濟學學科的發展，導師越來越重視培養博士生的技術性技能。受訪教授指出，現在對博士生的培養開始重視技術化的知識和技能，諸如數學、統計和計算機方面的技能。擁有數學、計算機等學科知識背景的學生在博士項目的錄取中越來越受到青睞。擁有跨學科知識也是導師培養博士生技術性技能的一方面。“做一名出色的經濟學家，不僅僅意味著精通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數學和統計學的知識是必備的，當然，任何一位像樣的經濟學家必須會說專業語言。但是一名更出色的經濟學家應該意識到與其他學科專家交流思想是有利可圖的。經濟學思維方式的專家通過與哲學家、政治理論家、社會學家、藝術史學家、文化人類學家等研究人類狀況的專家交換思想，能夠使自己充實?！笨傊?，博士生應該掌握整套的技能或各種各樣的技能?！叭绻┦可胝业揭粋€好工作的話，必須具備各種工具性技能，這是必需的。我也希望他們不僅具有理論技能，也要擁有計量經濟學和實用技能……我認為與過去相比，今天獲得這些整套技能、學習各種各樣的技能更為重要?！?/p>

（四）英語學科

英語學科的受訪教授認為，幫助博士生從學生向“專業化學者”的順利轉型是其博士教育的目標。英語學科教師眼中的“專業化學者”應該具備哪些能力和素質呢？扎根于訪談資料，可以發現英語學科教師對博士生培養中的“專業化學者”素質的界定大體包括：參加學術會議并做報告的經歷與能力；寫作與發表學術論文、博士論文具備出書的水平；教學經歷。以上三方面是普遍被英語學科教授所認同的，同樣也是就業之時勞動力市場所看重的評價維度。

首先，博士生應該具有參加學術會議的經歷，而且導師鼓勵博士生準備學術論文并做會議報告。參加學術會議更重要的目的是豐富作為專業化學者的經歷與經驗。同時，這一經歷會在就業之時給博士生添磚加瓦。

其次，導師評價博士生學術研究成果（包括準備發表的期刊論文、博士論文）的標準是研究本身的創新性。導師認為，博士生向專業化學者的轉型應該始于資格考試完成之后。也就是說，在資格考試之前，導師所看重的是培養博士生在專攻領域的基礎知識的學習與積累，而在資格考試之后才開始對博士生進行專業化學者的學術訓練。

第三，對英語學科的博士生來說，教學能力也是作為專業化學者所必須具備的能力。在導師看來，雖然更注重培養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但教學能力對博士生作為專業化學者的發展同樣也是不可或缺的。從就業的角度看，英語學科的博士生多在大學任職，而美國的社區學院和教學型大學尤其看重求職者的教學能力；即使是在研究型大學從事學術職業，教學能力也是考核的標準之一。因此，英語學科博士生在讀期間需要承擔大量的教學工作。以R大學為例，一般情況下，博士生一年至少教三門課，這也是博士生獲取資助的重要來源。

從就業的角度看，英語學科的教師希望博士生畢業后從事學術職業。英語學科的教師之所以比較看重博士生能否到學界就職，一方面源于純基礎學科研究本身的價值與社會應用部門的聯系不緊密，另一方面也與英語學科趨于嚴峻的學術就業市場相關。英語學科的教師不斷地表現出對博士生就業的擔憂?！坝捎趯W術就業市場不容樂觀，越來越多的博士生選擇到非學術部門就業，但是很少有英語系出于就業市場的原因而改變博士生培養的課程結構。盡管我們開始嘗試做20年前不會做的事，例如教研究生職業性和技術性的寫作，因為學生可能需要到工業界撰寫文案和宣傳冊”，但是，“英語是相當傳統的學科，很多學校仍懷抱博士生生來就要成為學者的理念”。在這里我們看到勞動力市場、學科文化傳統以及博士生培養理念之間的多重張力。以學術職業和專業化學者為博士教育首要培養目標的英語學科，處在保持學術傳統與適應新興環境的藩籬中，現實張力下的博士生培養究竟何去何從？

三、學科文化與博士生培養目標的學科差異

通過對化學、數學、經濟學和英語四個學科案例的分析，我們認為，博士教育目標的總體趨勢是從學科看護者向可雇傭人轉化，但博士生培養目標呈現顯著的學科差異。盡管所有學科的教師都注重對博士生學術研究能力的培養，但是不同學科的側重程度以及對學術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的強調呈現差異。英語學科博士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專業化學者；化學學科的教師將博士教育目標界定為能在各行各業工作的科學家；與英語學科相似，數學學科注重博士生學術研究能力的培養；經濟學科直接著眼于培養博士生成為“可雇傭的人”，當然這里所說的“可雇傭的人”包括學術部門和非學術部門。

這一差異可以用學科文化的理論進行解釋。托尼?比徹（T.Becher）指出，學科是一種文化現象：體現于心智相似的人組成的共同體中，每個學科具有其行為方式、價值體系和獨特的智識任務。導師對博士生的培養活動本身就是學術訓練的過程，是將博士生進行學科規訓或學科社會化的過程，因此，學科文化會對博士生的培養目標產生影響。之所以不同學科的博士生培養目標呈現差異，是因為學科文化所追求的行動理性不同。行動理性是指學科成員在行動中遵循的標準，他們可以遵循價值理性的標準，也可以遵循目標理性的標準。區分的標準是學科知識本身對應用的關注程度。純基礎學科是追求價值理性，即為學術而學術，其知識生產是純粹智識探索的過程，典型的學科如數學和英語。因此，這類學科將博士教育的首要培養目標定位為學者或研究者，更強調博士生的學術研究能力。而應用學科遵循目標理性，謀求博士生的職業發展或者解決某個實際問題，研究關注應用性，對博士生的學術訓練不僅注重學術本身，更強調知識的目的和應用性。因此，應用學科博士生的培養目標在強調學術研究能力的同時，更注重培養博士生的專業技能或就業能力，教師將博士生的就業去向定位為學術職業和非學術職業兩條路徑，典型的學科是經濟學和化學（表2）。即使在當今博士教育的外部環境（就業市場）發生變化并對博士生培養形成挑戰的情境下，學科文化仍舊以強有力的作用對不同學科博士生培養的理念產生影響。

對于從事高深知識研究的博士生、尤其是學術型博士生來說，對學術研究能力的培養幾乎是所有學科的目標。但是，不同學科教師對博士生應具備的學術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以及學術能力與其他能力的強調程度所持的觀點是存在差異的。

純基礎學科對“職業”一詞的理解往往限于學術職業，也就是說，培養博士生從事學術職業。根據“博士十年后”調查（被調查者于1982-1985年之間獲得博士學位），大約四分之三的英語學科的博士學位獲得者在學術界工作。英語學科對“專業化學者”的培養要求是：參加專業學術會議、發表學術論文，博士論文的研究要具有與學術領域對話的能力，并且能定義博士生的學術身份認同；同時，對博士生教學能力的培養也是作為專業化學者成長的重要方面。同樣，數學學科大部分博士生畢業后都在高校從事教學科研之職，因此教師也看重培養博士生的學術研究能力和教學能力。他們認為，使博士生善于提出好問題，養成獨立思考、自我激發和創新性的思維方式是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標。

在應用學科，研究會受到外部實踐需求的驅動，強調研究的實用價值，而且知識的應用范圍較廣。因此，這類學科對博士生的培養盡管也注重學術研究能力，但更注重博士生的專業能力與可遷移性技能，諸如經濟學對技術性技能的強調，化學對解決問題與合作能力的重視。也就是說，應用學科注重博士生應用與實踐能力的培養，博士生培養目標不僅僅定位于學術界，從事非學術職業也是博士生教育的目標之一?；瘜W學科對科學家的界定較廣，不僅是指服務于大學的學者，也指在工業與政策等部門的就職者，是培養各行各業的科學家。

四、討論與啟示

長期以來，我國的博士教育目標采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以下簡稱《學位條例》）的界定：培養博士生扎實寬廣的學科基礎知識，具有獨立從事科研的能力，以及具有獨創性質的科學或專門技術方面的成果。《學位條例》體現的是一種整體化的培養學術型人才的理念，即主要培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學術研究者。

篇（6）

陳之藩：在聊天中探索真學問

本報記者 李懷宇

1969年，在美國任教授的陳之藩獲選到歐洲幾個著名大學去訪問，于是接洽劍橋大學，可惜該年劍橋大學的唯一名額已選妥。陳之藩不想到別的大學，索性到劍橋大學讀博士研究生。

一到劍橋大學，每個人都叫陳之藩為陳教授，并在他的屋子前釘上大牌子：“陳教授”。在那里，陳之藩寫下了名著《劍河倒影》。他說：“劍橋之所以為劍橋，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從無一人過問你的事。找你愛找的朋友，聊你愛聊的天?？纯此纯丛?，任何事不做也無所謂?！?/p>

英國紳士的中國情懷

陳之藩在劍橋最愛做的事是聊天。讀《劍河倒影》，仿佛是在旁聽一部“聊天錄”。陳之藩說，劍橋的傳統，一天三頓飯，兩次茶，大家正襟危坐穿著黑袍一塊吃。每天同樓的人都可最少見三次，最多見五次面?！罢l知哪一句閑談在心天上映出燦爛的云霞；又誰知哪一個故事在腦海中掀起滔天的濤浪？我想劍橋的精神多半是靠這個共同吃飯與一塊喝茶的基礎上。這個基礎是既博大又堅實的：因為一個圣人來了，也不會感覺委屈；一個飯桶來了，正可以安然地大填其飯桶?！?/p>

陳之藩聊天的對象都是博學之士，正合劉禹錫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和各門各類的人物的聊天，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道理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證。在《風雨中談到深夜》中，他寫道：“很多有成就的劍橋人，對于在風雨中談到深夜的學院生活，都有一種甜蜜的回憶。比如懷德海、羅素、吳爾夫、莫爾、凱因斯、富瑞，這些是在一室中聊過多少夜的一堆人。他們的行，全不相干，但他們卻有一種相同的味道。甚至那種味道影響到他們的名著的書名。懷德海與羅素的書叫《數學原理》，莫爾的書叫《倫理原理》，吳爾夫的書叫《政治原理》，凱恩斯寫《貨幣原理》，富瑞寫的是《藝術原理》。不是一行，而味道如此相同，多半是因為晚上聊天彼此影響出來的。”

身在劍橋，陳之藩已然是英國紳士的做派，但骨子里不時流露出“中國情懷”。陳之藩去看邱吉爾的出生地和墓園，在一幅典型的英國風景畫中，他忽然想起小時念的祖父論申包胥的文章：“四海鼎沸之日，中原板蕩之秋，不有人焉，屈身為將伯之呼，則宗社淪沉，萬劫不復。士不幸遇非其主，無由進徙薪曲突之謀。一旦四郊多變，風鶴頻驚?！彼B一個字也不必改，就可以說成邱吉爾?！爱斎挥木鳑]有申包胥的君主有權。這里的‘主’可以解釋成英國人民。我們看只要是英國岌岌可危時，邱吉爾一定是事先再三提出警告，而人民也一定不聽他的。但等到草木皆兵時，邱吉爾卻總是從容授命，拜閣登臺，扶大廈于將傾，挽狂瀾于既倒?！边@樣的奇思妙想也許只有陳之藩才想得出來。

中英文化差別的微妙

同樣妙的是，陳之藩整天東喝茶、西喝茶的，一位朋友勸他去打一下防肺病的針。他從未去打針。有一天，另一位朋友談起凱恩斯小時的家就在打防肺病針的那座樓的斜對面。陳之藩立時就去打針了。陳之藩顯然對凱恩斯這位不世出之天才的見解十分心折，在發懷古之幽思時，陳之藩更生懷鄉之嘆：“我常常想：我們中國如果有個劍橋，如果出個凱恩斯，也許生靈涂炭不至于到今天這步田地。因為沒有真正人才的地方，所以沒有真正人才出現；因為沒有澄明清晰的見解，所以沒有剛毅果敢的決策與作為。”

有一回，陳之藩和朋友彼得在路上偶遇正在鎖自行車的查理王子。陳之藩便同彼得講了宣統在紫禁城里學騎腳踏車的故事，又繼續講了另一個故事：“那時候，電話剛發明，當然皇帝的皇宮里也裝上了電話?；实巯朐囋囯娫掛`不靈，拿起電話筒來，卻感到茫然；不知打給誰。他忽然想起他惟一認識的人是曾聽過一個楊武生的戲的楊武生。于是只有向楊武生家搖通電話，大喊：‘來者可是楊小樓嗎？’”就在陳之藩大笑之時，洋朋友彼得另有一番見解：“你覺得一個社會這樣對待一個人，公平嗎？”彼得舉的例子是這位查理王子在每個學生都邀女孩子開舞會時，還未用腿走半步，剛用眼一掃，第二天即上了報。有汽車時，人家說查理王子招搖過市；騎腳踏車，卻總跟來一群人，在旁指手畫腳?！昂孟衩\注定了該受寂寞的包圍，寂寞像濕了的衣服一樣，穿著難過已極，而脫又脫不下來，你說這不是社會在虐待一個人嗎？”足證中英文化差別的微妙，并不是任何一方想當然便可體會。

在聊天、演講、讀書之間，陳之藩提出的論文頗有創見，被推薦到學位會，作為哲學博士論文。畢業時，陳之藩想起生平敬重的：“適之先生逝世近十年，1971年的11月，我在英國劍橋大學拿到哲學博士學位。老童生的淚，流了一個下午。我想：適之先生如仍活著，才81歲啊。我若告訴他，‘碩士念了兩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會比我自己還高興的。”

篇（7）

一、傳統公共品博弈的均衡結果

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合著了《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博弈論與經濟行為）[1]，它標志著現代博弈理論的形成，博弈論思想也由此被正式引入到經濟學領域。隨后幾年，納什（Nash）在1950年和1951年提出了納什均衡理論[2][3]，澤爾騰（selten）于1965年發表了關于完全性的研究成果，哈薩尼（Harsanyi）則于1967年展開了對不完全信息的研究，而這些成果都使博弈理論的發展上了一個新臺階。盡管博弈論被引入經濟學界的時間很早，但經濟學家們真正開始重視博弈論卻是在上世紀70年代左右，這時他們的研究重心已逐漸由一般均衡轉向對擁有有限信息的個人行為的分析，而將博弈論應用于公共品問題的論文也是在這之后才大量出現的，且由于公共品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特征，公共品問題一直都是歷代學者試圖解決的難題之一。

傳統的公共品博弈可以描述如下：

假設共有n個人參與到公共品的供給過程之中，每人都有y單位的錢且同時決定投資某個公共產品，gi表示參與人i投資的數額，a表示個體的邊際報酬率（0

πi=y-gi+a∑nj=1gi（陳葉烽，何浩然，2012）[4]

在完全理性人假設的條件下，每個參與人都會選擇搭便車，因為只有這種選擇才能使個人利益最大化，此時gi=0，但若所有人都采取這種選擇，那么必然會導致公共品供給失敗，使集體陷入無人合作的均衡結果中，而這種博弈均衡結果一般被稱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囚徒困境是博弈論非零和博弈的經典例子，它反映了個人選擇與集體選擇的差別與矛盾。我國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才開始引入囚徒困境的概念，那時很多學者都對此產生了濃厚興趣，張維迎（1985）[5]曾在文章中寫到，囚徒困境反映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李子江（1995）[6]也指出，囚徒困境的納什均衡點不是帕累托最優的，當所有人都采取自己的最優策略時，整個系統的收益卻將處于低點。

做為經典博弈理論關于完全理性假設的最經典應用，囚徒困境這種博弈均衡結果排除了任何合作的可能，即每一個理性人在面臨選擇時都會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標準從而做出背叛的行為。但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遙遠的歷史還是現在，個體間的合作現象卻是普遍存在的，無關民族無關國家更無關教育程度，沒有契約保障的合作顯然具有普遍性，農村居民可以共同籌資修水渠，城市居民也會達成一致共同購買保潔服務以確保住宅共有部分的干凈衛生，而這顯然與理論上的公共品博弈均衡結果不符。

二、對完全理性假設的質疑

事實上，傳統博弈論中的完全理性假設自誕生時起就不斷遭受質疑，例如，Daniel Kahneman于上世紀六十年表的論文中就詳細研究了人的認知能力[7][8]，并得出人某種情況下會存在認知不足的結論。Fehr與Schmidt（2005）[9]指出，人既有理性自利的一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利他之意。Cardenas和Carpenter（2008）[10]總結的大量公共品博弈實驗數據更證實了人的行為會偏離完全理性假設。

國內學者陳葉烽（2010，2012）寫到[11][12]，近幾十年來的大量實驗結果表明，現實個體并非都是理性人，而是具有異質社會偏好的個體。蔡晶晶[13]在2010年的文中也介紹過此類研究，并說明那些完全不了解搭便車概念的人，往往能在互信互惠的基礎上形成復雜的合作系統。

現實中的人之所以不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除了受限于本身的認知能力外，還受到諸如自我形象、社會評價和個人信仰等等因素的影響，人們在乎的不僅僅是物質，還有各種各樣的心理需要。正如馬斯洛對人的需求所進行的分層，人們不僅在乎生理上的需要，安全、愛、他人尊重以及自己的社會實現也都非常重要，而這些需要共同驅使個體的行動，也正是因此，現實中的囚徒困境才不是絕對存在的。姜樹廣與韋倩（2013）[14]曾說，在博弈過程中，參與者的效用不僅取決于最終物質支付，還受參與者的心理狀態影響。唐兵（2009）[15]曾指出，社區內部長期形成的社會機制，諸如聲望、信譽、道德、輿論等，都形成了對其成員的無形約束，而這種約束的存在，使得個體間合作提供公共品成為可能，并在面對搭便車和機會主義等因素的誘惑下，取得集體的共同利益。

三、能解釋公共品博弈合作均衡解的一些理論

目前理論界有很多解釋現實個體間合作行為的理論，這些理論從多個角度闡釋了合作現象出現與維持的原因，其中的群體反復博弈理論（Fudenberg D，Maskin E，1990）、親緣選擇理論（Hamilton W.D，1964）和群體選擇學說（Traulsen.A，Nowak M.A，2006）等都是不錯的理論成就。在我國也涌現出了很多類似理論，其中于顯洋在1991年發表的論文中，就指出了我國城市單位小區的特點，他說在這種單位小區中，個體意識更多地表現為私人關系意識、盲目服從意識和追求身份意識等[16]，而這種顯著的同群意識[17]建立起來后很容易形成合作解，并使個體較順利地提供集體所需的公共品。同樣地，在鄉村社會中，鄉村居民相較城市居民更傾向于長期生活在一個基于血緣、親緣、地緣的熟人社會中，長期重復博弈使個體更看重長期效用，也更看重自己的聲譽，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公共品供給上的困境[18]。

在諸多對合作現象進行解釋的理論中，基于對未來利益的期望而采取合作選擇的互惠機制最引人矚目，它包括直接互惠、間接互惠[19]和基于獎勵或懲罰的強互惠理論[20]。這種互惠理論并非只停留在理論層面，經濟學界很多學者都對此進行了實證研究，Croson[21]就利用公共品博弈實驗進行了檢驗，認為個體間合作行為中存在著互惠關系，他在2007年的分析結果也表明個人的互惠偏好能得到有力支持[22]。周業安，宋紫峰[23]也曾運用公共品博弈數據進行研究并得出結論，認為互惠理論可以部分解釋顯著存在的公共品供給。

互惠理論中的強互惠概念為，人類之所以能維持合作關系，是因為很多個體在采取合作抉擇后，常常會不吝惜成本而去懲罰不合作者或者獎勵合作者，作為一種具有明顯正外部性的利他行為且懲罰機制較獎勵機制更為普遍，它也被稱為利他懲罰。早在1992年，人類學家就發現懲罰不合作者是早期人類社會維持合作的重要機制[24]。1995年動物學家也證實，懲罰是社會性動物維持合作的重要手段[25]。2004年8月《科學》雜志的研究報告更顯示，人們已經通過正電子斷層掃描（PET）技術發現了利他懲罰的神經基礎[26]。

國內學者也進行過懲罰機制的相關研究，蔡晶晶在2010年[27]的論文就表明，懲罰的作用在可以交流的實驗對象中較之不能交流的對象中更為顯著，這說明人們能通過交流建立有效的懲罰機制。宋紫峰[28]就曾指出，當群體中不同個體獲得不均等公共品單位收益時，會增加個體合作難度，但懲罰對合作的影響仍然明顯。

強互惠較之其它理論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對于任何一個無法形成合作均衡的公共品博弈，似乎都可以通過構建合理的懲罰機制來形成并維持合作，但這種懲罰機制必須尊重個體意愿，且經濟懲罰這種方式顯然并不具備普適性，除了有益物品等被政府認定為必須保證供給的可以強制征稅外，普通公共品并不適用經濟懲罰。但無論是城市集體還是農村集體都可以參考以上諸多理論，將懲罰機制建立在保證反復博弈的長期性、形成熟人社會、形成同群效應或共同信仰等基礎上，在此時，懲罰也將演變為一種心理上的效用，只要人們在意自我形象、他人評價、聲譽或者集體信仰，自然會被他所生活的集體所約束，為了共同利益而自愿參與到公共品的供給過程之中。

其實這種懲罰機制在城市居民社區中已經出現雛形，例如在某些居民互相熟識且沒有物業管理的老舊社區中，業主們往往會共同籌資雇人打掃社區內部共有部分，以保證所有人的衛生健康需求。盡管這種籌資方式不具備強制性，但因為居民間的熟識程度和保潔費用的小額性，使得搭便車成為一種為人不齒的貪小便宜行為，這就造成社區內大部分居民最終都會選擇一起負擔這種公共品。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懲罰機制維持合作的作用其實是明顯的，政府完全可以建立相應平臺針對不同的社區進行引導和培養，只要發現某個集體擁有共同需要，就可以采取相應引導措施，指導集體自發提供他們所需的且個體自愿并有足夠能力承擔的公共品，只要合理的懲罰機制建立起來，這種自發供給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補充政府供給公共品的不足，并在更高程度上滿足集體需要。但同時，政府也需要做好對公共品供給狀況的監控工作，懲罰機制雖然能在促進合作方面起到明顯效果，但卻需要政府的管控力才能被束縛在合理的范圍內，一旦懲罰演變成過分譴責或惡意誹謗，就會對公民的名譽權造成侵害甚至造成嚴重的心理創傷，這就違背了公共品供給最開始的自愿原則，因此政府管控也是必需的。（作者單位：蘭州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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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lutton-Brock.T，G.Parker，Punishment in Animal Societies.Nature，1995

篇（8）

一、受托責任概念

受托責任概念是楊時展先生分析會計、審計問題的基點，關于受托責任的靈感閃現于先生對“會計的本質”、“國家審計體制”、“中國會計的現代化”、“企業經濟效益”等諸多問題的討論中，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受托責任學說體系。盡管有時先生提出的只是綱領性論斷，但經過后來者的努力探索以及實踐的不斷證明，我們不得不嘆服其內涵的豐富性、思想的前瞻性。

（一）受托責任：“報告責任”和“行為責任”缺一不可

有人將“受托責任”理解為一種“報告責任”，也有人理解為“受委托的責任”。楊時展先生（1994）指出，“作為一個財務或一個會計實體的責任人員，最主要的就在于獲得委托人的信任，為此，就要求他負起兩種責任來：第一、把賬目交代清楚。第二、按照委托人的愿望，保證受托財物的安全與增值。這兩種責任，就構成了會計所稱的受托責任（accountability）。意思是一個善良的受托人為受托財物向托付人應負的責任”。Gray等（1996）在《會計與受托責任》中更明確地闡述了這一點，認為受托責任包括兩種責任或義務：（1）采取某種行動（或克制不采取行動）的責任；（2）對行動提供解釋和報告的責任。

以此為基礎，我們可羅列出行為責任和報告責任履行的四種組合，以期更好地解釋現實的受托責任履行過程。將受托人的行為分為“利益一致的行為”（C）和“利益不一致的行為”（I），將報告行為分為“真實報告行為”（T）和“不真實報告行為”（F），四種組合即為：1.（C，T）：受托人按委托人的利益行事，并真實報告自己的行為；2.（C，F）：受托人按委托人的利益行事，卻不真實報告自己的行為；3.（I，T）：受托人沒有按委托人利益行事，并真實報告自己的行為；4.（I，F）：受托人沒有按委托人利益行事，也不真實報告自己的行為。如何真實反映受托人的行為，是財務會計的職責，確保報告行為與行為責任的一致，是審計的職責。顯然，這種分類是將楊時展先生所界定的兩種責任履行的進一步細化。

（二）受托責任的要素

楊時展先生（1990）指出，受托責任是由于委托關系的建立而發生的，主要包括以下四點：1.嚴格按照委托人的意圖，最大善意地完成任務；用最經濟、有效、嚴密的方法保管和使用由于完成托付的任務而獲得的資源；2.建立必要的會計和內部控制制度，將完成的任務和因此而發生的資源的收支以及收支的結果據實向委托人報告；3.為了便于提出報告，接受審查，平常應對任務完成的情況、資金、資源收支使用的情況進行記錄；4.為了證明這些記錄是實在的，要保存一切足以證明完成受托責任情況的各種證據。在先生所界定的受托責任概念中，至少隱含以下幾個要素：委托受托關系；包括會計和內部控制制度在內的控制機制；受托責任履行情況的記錄及證據。

Sherer和Kent、James Cutt、Pavlock等、Laughlin等學者都探討過受托責任的要素問題。王光遠教授（1996）對會計審計學者的研究進行了概括，認為受托責任包括委托受托關系、衡量受托責任完成情況的標準、受托責任的內容、受托責任的報告等要素。此外，一些會計審計學者吸收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大大豐富了對受托責任要素問題的研究：Roberts和Scapens借鑒了社會學家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Munro借鑒社會學理論考慮了參與者的行為，Gray等引入了社會場景的概念，Roberts關注了受托責任過程對客觀結果和主體本身產生的影響，Frink和Klimoski引入角色理論來構建受托責任概念框架等等。

以楊時展先生的觀點為基礎，借鑒學者們已有的研究成果，我們提出了受托責任系統的概念，認為其包括以下幾個要素：1.社會與組織場景，即與委托受托關系相聯系的環境，它會影響委托受托關系的各個方面，同時委托受托關系也會對場景發生作用；2.參與者，具體又可分為委托人和受托人，但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并不固定，會隨著不同情形發生變化，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還可能相互轉化；3.受托責任的內容，它通過各種形式的契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來確定，包括行為責任、報告責任、評價受托人行為的目標和規范等幾個方面；4.受托責任行為，包括委托人行為和受托人行為；5.受托責任的控制機制，即確保受托責任有效履行的各種機制。受托責任系統五個要素的提出，也只是為從受托責任理論角度分析具體問題提供了一個思路。

（三）受托責任的普遍性和動態發展觀

受托責任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關系，“一個人什么時候接受了對方委托的資源及運用、管理此一資源的權力，什么時候他就理所當然地要承擔起這一責任，向委托人交待”（楊時展，1992）。在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審視受托責任發展時，先生指出（1990）：“人類社會的發展，反映為托付人和受托人不斷因階級勢力的消長而發生的更替，反映為托付人從寡頭而逐步大眾化；反映為對受托責任完成情況愈來愈嚴密的監督；反映為受托責任愈來愈充實的內容”?？傊?，“社會越進步，民智越開發，民主愈發揚，對受托人的要求就越嚴格，托付的內容就越豐富”（楊時展，1992）。

王光遠教授（1996）進一步指出，受托責任不是一個簡單的靜態概念，而是一種社會關系，是一個含有豐富內容的動態概念。正因如此，我們在分析公司受托責任時才格外強調要從過程的角度來理解：受托責任系統包括受托責任關系，也包括受托責任過程；受托責任可作為一種關系來理解，也可以作為一個過程來理解，這應視具體分析的角度而定；每個時點上，受托責任關系都是特定的，從時期的維度看，每個受托責任關系都是一個過程，各種受托責任關系組成的受托責任系統也是一個過程。

二、受托責任與審計

楊時展先生在受托責任與審計的關系問題上，態度十分鮮明：“我歷來認為：審計工作的精義在于受托責任。有受托責任，才有審計，沒有受托責任，就無所用其審計；理解受托責任，才能理解審計，不理解受托責任，就不能理解審計?！薄皩徲嬤@個概念和會計責任性（accountability）這個概念不可分。沒有會計責任，就無所謂審計，而審計之所以必要，也還是為了監督和驗證會計責任貫徹的結果和貫徹的過程”?！笆芡胸熑问且磺袑徲嫻ぷ鞯某霭l點”，“審計不但因受托責任的發生而發生，而且因受托責任的發展而發展”（楊時展，1990）。在文碩的《世界審計史》序言中，先生指出，全書“以受托責任為指歸”，“一部審計史，也就是一部民主發展史，一部受托責任的發展史”（楊時展，1990）。

后續的審計不同分支領域的研究者也反復證明了受托責任和審計這種天然的血緣關系。王光遠教授（1996）在《管理審計理論》中指出，“受托責任不僅是一個內含豐富的動態概念，而且是一種思想，一種支配著會計審計發生和發展的思想”。教授系統考察了管理審計發展的歷史后得出結論：“管理審計就是受托責任發展到受托管理責任階段的產物”，“管理審計就是為了加強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間的互信而建立的，受托責任觀點，是現代管理審計的基本”，“受托管理責任與管理審計的關系再一次說明：沒有受托責任就沒有審計，而沒有受托責任的演進就沒有現代審計的發展”。

嚴暉博士（2004）在《風險導向內部審計整合框架研究》中認為：“內部審計的本質是確保受托責任履行的管理控制機制”，“內部審計理論與實踐的演進體現了受托責任的發展過程，即由受托財務責任轉向受托管理責任，由內部受托責任轉向外部與內部受托責任，由低層受托責任轉向高層受托責任，由關注合法性的受托責任轉向關注效率、效果、經濟性等內容的受托責任”。瞿曲（2006）也追溯了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IIA）所界定的內部審計性質的變化過程，通過分析大企業的發展、社會環境的變化對受托責任系統所產生的影響，進一步探討受托責任系統的變化（包括受托責任環境、受托責任關系結構、受托責任內容、受托責任行為等的變化）對內部審計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結論仍然是，受托責任的發展主導了內部審計性質的變遷。

劉秋明博士（2006）同樣以公共受托責任理論為基礎，探討了政府績效審計的問題。他回顧了公共受托責任理論的研究成果，從控制觀、報告觀、理性觀和戰略觀四個角度進行了歸納，并提煉出公共受托責任理論的三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要素：公共權力、績效評價、提供和驗證信息。以此為基礎，他分析了公共受托責任與政府績效審計的演變之間的關系，發現“公共受托責任經歷了受托財務責任、受托管理責任和受托責任社會責任三個階段，與之相對應，政府審計也經歷了以財務審計為主，到以管理績效審計為主，并向綜合績效審計發展的過程”。此外，公共受托責任的發展還推動了政府審計中內部控制、績效評價標準等概念和實踐的發展。

三、受托責任與控制

楊時展先生一直認為，受托責任與控制密不可分?！叭绻f，在會計的作用問題上我們和信息論者所面對的是一場控制和反映的論爭，則在會計的終極目的問題上我們和信息論者又面臨了一場決策論和受托責任的論爭”（楊時展，1992）?！?0年來，馬克思的下面這句話在我們的論文中被廣泛稱引：過程越是按社會的規模進行，越是失去純粹個人的性質，作為對過程的控制和觀念的總結的簿記就越是必要，……只有把這句話和受托責任概念結合起來，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這句話的深刻意義”（1989）。先生認為，會計是解除受托責任的一個控制系統。進一步，“商品經濟……使人們幾乎無一例外地、不能自脫地生活在經濟上的受托和委托的關系之中”，那么，在如此廣泛和繁復受托責任關系中，還存在著哪些控制機制？他給后人帶來了無限的研究空間。

王光遠教授（1996）在考察了“控制（control）”概念的起源后指出，“關于控制與受托責任的關系，可以說自‘控制’概念產生就已存在”，“本質上講，控制是受托責任的需要，控制是對受托責任的控制，沒有受托責任就無所謂控制”。王光遠教授還探討了委托人和受托人多樣化所導致的受托責任過程控制的不確定性問題。Glynn和Perkins（1997）認為，為了確保受托責任，必須有適當的控制系統發揮作用，受托責任應是包括受托責任關系和一系列反應控制過程在內的一個整合結構。劉秋明（2006）以此為基礎探討了公共受托責任與控制、政府內部控制之間的關系，并認為公共受托責任的發展推動了政府內部控制由會計導向向風險導向和績效導向的演變。其他許多學者也展開了對受托責任控制機制的研究，“現代組織已經建立了各種促使受托人履行受托責任的機制：正式的報告關系、業績評價、雇傭契約、行為監控、報酬制度（包括賠償）、規范程序、管理層領導能力訓練、員工手冊等等。除了正式機制外，還有許多的非正式機制：群體規范、公司文化規范、對上級及同事的忠誠、強調對客戶的尊重等等”（Frink和Klimoski，2004）?？梢?，這是一個多么令人期待的研究領域！

楊時展先生也為我們探討受托責任與治理的關系提供了思想基礎。“對他人所有的資金、資源，在接受委托之后，光享運用之權，不負交待之責的情況，理上是不存在的”，“國家、政府、機關、公營企事業單位如此，一切形式的合營、私營實體，也莫不如此”，這就涉及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中的受托責任問題。不少學者研究了公司治理中的受托責任問題，我們也在博士論文中從公司治理理論及實踐的角度出發，說明公司治理是受托責任系統中一種控制機制，其最終目的是確保受托責任系統的運行。公共治理中公共受托責任問題也越來越受到政府會計、公共管理領域學者的關注。當然，在此方面，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尚待學者們付出進一步的努力。

四、“有志于道”的楊時展先生

如果僅從學術貢獻的角度去解讀楊時展先生，那是遠遠不夠的?？鬃釉唬骸笆恐居诘馈??！爸袊氖看蠓蚓?，突出表現在天下興亡的憂患意識、士志于道的理想主義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實踐”（許紀霖，2004）。數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崇尚的是理想的普通人格，追求的是社會性的人文理想，致力于“內圣外王之道”，“認定其人生價值，不屬于個人，而屬于全體大群”（錢穆，2001）。楊時展先生正是一位坦蕩而執著的踐行者。

“天下未亂計先亂，天下欲治計乃治”，先生始終是從國家興衰的角度來思考會計審計問題。他說，“會計這門科學和技術……確也有個‘所用之異的問題’。或以致富強，或止于青菜、蘿卜”（楊時展，1986）。談及會計的現代化問題，更是“對這種種迫切的現實問題，只字不提，作為一個會計學的教師，實在感到無法向人民交代”。他曾感嘆，“40年來，如果我們大多數公仆對他們手中經管的資金能稍稍有點受托意識、有點責任感，我們今天的經濟效益和會計工作，就不致糟到這個程度”。他呼吁，只有社會資源掌握在“受托責任意識強的、能力強的、經濟效益高的受托人手中，整個社會資源的分配才會優化，產業結構才會合理，經濟效益才會提高，社會生產力才能發展”。今天，不僅學術界越來越多的人圍繞受托責任展開會計審計問題的研究，實務界的許多政府部門、工商企業，也都開始推行“問責制”。或許，這還只是受托責任思想影響我們的一個序曲。

楊時展先生說：“我和所有的知識分子一樣，關心自己的人格、道德和價值”。他自稱“（會計）這個崗位上的一個多年的卒子”，卻“實在不能不深感到責任的重大”。正是如此，才有了《中國會計的現代化問題》、《社會效益審計的設想》、《關于建立我國政府受托責任制的意見》、《從立法精神看我國會計的演進》等等關乎社會、民生之作?！氨M管我教書教到白頭了，每次上課前，我的心情依然很緊張，總怕講不好，就這樣，還經常感到課沒講好?？追蜃诱f：‘執事敬’，又說‘事思敬’。作為一名教師，教書、育人，正是自己應‘敬’的事。感到緊張，感到戰戰兢兢，也許合于‘夫子之道’”（楊時展，1986）。對于自己的職責，這位老者是何等的苛刻！

楊時展先生文化功底深厚，論證時旁征博引，分析時層層遞進，摒棄華而不實，直擊問題要害。論述國家審計和政府受托責任體制時，他從朱元璋懲治腐敗談到林則徐的《禁煙疏》；討論受托人時，他從《紅樓夢》里的烏進孝，談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阿瞞；為說明受托責任的重要性，他甚至比較《孔乙己》中咸亨酒店老板與《聊齋志異》中接受劉夫人資助的書生在記賬方面的差異。國學功底之深，信手拈來之嫻熟，實在為我們后輩所望塵莫及。先生行文流暢、語言精煉，閱讀時有著極強的節奏感。行文中，先生認為重要的觀點或字句，還往往會用圓點特別突出，嚴謹、認真的態度令人震撼！

人的一生也許很漫長，但對于求索不息的人，一生又是何其短促！德魯克（Drucker）說，“在時間之中，在社會領域里，沒有人隨著時間的開始而展開生命、隨著時間的終結而結束生命，每一個人都從前面的人接受歷代留下的遺產，持有短暫片刻，再把它交給后來的人”。楊時展先生，這位唯恐“奉獻不抵享受”的學者，不只是做了一個“傳遞者”。他用睿智的眼光和對知識的熱情，發現著社會生活和學術領域的“暗物質”，又用質樸而形象、簡短而有力的語言向我們娓娓道來。他用一身的傲骨和對真理的崇敬，以嬰孩般純凈的心靈抗擊著污穢和流俗，感染我們的是不屈的責任感和炙熱的愛國心。他用短促的一生譜寫了瑰麗的篇章，用生命和智慧在長空中留下了永遠印證歷史的痕跡，留給我們的是不朽的精神和永恒的財富！

【主要參考文獻】

[1] 楊時展. 楊時展論文集[M]. 北京： 企業管理出版社，1997.

[2] 楊時展. 我這幾年[ J ] . 武漢： 中南財經大學學報， 1986， （2）： 104-109.

[3] 王光遠.管理審計理論[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篇（9）

第二年，我告別河北師范大學回到母校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工作。2002年9月，繼我的博士學位論文《西周王朝經營四土研究》之后，我的第二本個人專著《中國早期國家結構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前，我曾積極聯系學界名師如鄒逸麟、詹子慶等先生作序，但都因種種原因未果。當時時間緊迫，正值酷暑季節，早已聯系好的金門弟子謝維揚先生由于電腦故障，一拖再拖，而一直不會使用電腦且正承擔西北大學重要合作項目的常先生不僅順利答應，而且利用假期一下子寫出了九千多字。很快，常先生打來電話，謙虛地說：“時間倉促，水平有限，寫得不好，覺得不妥，可以不用。”凝聚我數年心血的小書，得到了常先生的充分鼓勵和肯定，感激之情，一時難于言表。常先生盛贊拙書“是一項很有文化意味而且切近實用的工作”“在他的書中有意避開了一些理論上渾身是口都難以講清的糾結，他只想用事實來證明他的認識體系，這種對20世紀引入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帶來的消極后果保持警惕的態度比起那些對此充滿盲目性的人來說不知高明了多少”。我從常先生的序中學到了很多在課本上永遠學不到的東西。只記得當年唐嘉弘先生講述師從史學大師徐中舒先生四十年的切身感受：“耳濡目染，涵泳熏習，開拓眼界，潛心求索，奠定了科學治學方法的基礎，進一步培育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及樸實待人接物的人生觀”，此時我一下子從常先生那里找到了真實的感覺。

篇（10）

2005年歲末，在相聲陷入谷底的時刻，自稱“非著名相聲演員”的郭德綱似乎成為相聲這一傳統藝術的拯救者。他倚重傳統，扎根民間，貼近群眾，高舉回歸劇場，注重娛樂性的旗幟，張揚了當代“草根文化”的獨特魅力，以致形成了文化界的“郭德綱現象”。[1]可是，郭德綱真的是一個被人稱頌的“草根英雄”嗎？他的相聲真的是為底層大眾服務的嗎？我認為這是人們對郭德綱及其相聲認識上的一個誤區。有調查顯示，郭德綱的“鋼絲”中，很大一部分是白領、大學生，他們都是受過良好教育、有相當文化素養的中產階層或準中產階層。這就形成了一個矛盾，本來代表“草根文化”的郭德綱的消費群體應是底層大眾，但實際上，他的消費主體卻是中產階層，二者也能很好的適應彼此，達到文化消費上的平衡，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相聲在創立之初是一種在露天場所引人發笑的口頭表演，是典型的民間文化。而今天的相聲，表演中滲透著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相聲演員也成為表演藝術家，長期的脫離底層社會，使得這個傳統表演形式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市場，主流相聲界的不景氣反而突出了郭德綱和他的“德云社”。郭德綱將相聲表演回歸到傳統的表演形式，演出內容也多脫離意識形態，貼近生活，他標榜的口語化，大眾化，得到觀眾的青睞，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郭德綱就是草根界的英雄。貼近現實生活并不等同于底層文化，郭的相聲同當下最為時尚、最受關注的話題緊密相連，譬如整容、感情問題、富二代等話題，這些都不是底層群眾所關注的問題。底層人民更關注的是最基本的生存問題，他們不會關注郭德綱相聲中的時髦問題，可能他們連郭德綱相聲中的調侃之意都無法理解。而且，德云社一場相聲的票價大約在1000元左右（北京除外），甚至被炒到接近萬元價格，這也不是底層民眾所能接受的。除此之外，德云社還借助網絡和媒體擴大自己的影響力，這一點也是底層群眾不能引起共鳴的，作為一個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更多的是依靠平面媒體――報紙等，了解相關信息。種種跡象表明，郭德綱的相聲與草根已經沒有更多的聯系，郭德綱這位大眾捧起的“草根英雄”其實已經與草根無關了。

現代人逐漸從過去忽視休閑轉變為重視休閑、注重休閑方式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標準。在社會階層化日趨明顯的今天，城市中產階層浮出水面并逐漸壯大，已經被認為是決定中國未來各個方面的主導力量，而中產階層也是培育與支撐休閑產業的最大消費群體。[2]“德云社”正好為中產階層提供了一個放松休閑的場所，這種小劇場，為中產階層高壓力的工作之余提供了精神上的放松，使得快節奏的、缺乏人與人之間交流的中產階層的生活得到舒緩，填補了他們精神上的空虛感和孤獨感，他們在郭德綱的相聲中不僅尋找到樂趣，而且把自己的主觀思想添加到相聲中去，帶來的是新的意義上的構建，郭的相聲恰好在庸俗和高雅之間找到了平衡點，迎合了中產階層的消費心理和消費品位。

維持郭德綱和中產階層之間的平衡的首要原因是郭德綱順應了當下文化消費的潮流。在高速發展的今天，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生存競爭異常激烈，由此造成的生活壓力繃緊了人們的神經，他們渴望擺脫這種壓抑，內心產生的反主流、反權威的心態使得郭德綱“應運而生”。郭的相聲在堅守傳統、發揚相聲諷刺批判的同時，在相聲內容中增添了許多當下的時髦新詞、新事，極大的滿足了現代人張揚個性，追求新奇刺激的心理特征。其次，中產階層在郭德綱的相聲中得到極大的身份認同感。他們通過消費郭德綱相聲這一“商品”，在表明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同時顯示了自己在文化消費中的審美情趣和對現實、對權威逃避或者反叛的文化傾向，從而獲得身份上的認同和內心欲望的極大滿足感，證明了自己在消費上的實力和能力，也就是說，可以在閑暇時間花幾千塊錢來消費一場郭德綱的演出，成為中產階層表明身份地位的象征。最后，新媒體對郭德綱的炒作也成為一個新的亮點。郭德綱通過網絡等新媒體宣傳自己，擴大了影響力，而中產階層也大多是通過網絡來接收新鮮事物，二者之所以能達到一種“共識”可以說，新媒體這一平臺很好的平衡了二者的關系。

郭德綱及德云社的發展早已不是當代社會草根的代名詞，他幾乎完全成為中產階層表明自己身份地位和獲得身份認同感的象征，兩者無論是在文化的溝通上，還是在經濟消費上已經達到一種平衡，而這種平衡可能也為社會帶來一種新的意義。

注釋：

[1]苑秀杰：《“郭德綱現象”的意義與缺失》，《藝術百家》，2007年第2期

[2]張香蘭：《城市中產階層休閑消費行為分析》，《管理探索》，2010年第5期

參考文獻：

[1]苑秀杰：《“郭德綱現象”的意義與缺失》，《藝術百家》，2007年第2期

[2]張香蘭：《城市中產階層休閑消費行為分析》，《管理探索》，2010年第5期

[3]陳東冬：《當代中產階層消費行為和消費倫理解析》，《商業時代》，2012年第9期

[4]王巖：《我國中產階級消費時尚的社會學分析》，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篇（11）

美國電影教育的發達，一方面是由于美國電影產業一百多年的發展和電影教育近百年的積淀1929年，好萊塢早期著名演員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就創立了南加州大學的電影制作專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三十余年來美國獨立電影的繁榮，更多的電影節、基金會資金進入，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提供了制作電影的可能性，拍攝技術和成本逐步降低也讓人們通過電影表達成為可能。因為起步早、產業發達、教育總體實力強，美國的電影教育的持久蓬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據《綜藝》雜志(Variety)統計，美國的電影學院、大學里的電影院系約有90所，公認出色的電影學院有25所。排名靠前的包括：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Schoolof Cinematic Arts)，簡稱USC-SCA，一大批業內精英在此執教，著名的校友包括《星球大戰》的導演喬治盧卡斯、《阿甘正傳》的導演羅伯特澤米基斯(也曾長期在此執教)、《達芬奇密碼》導演朗 霍 華 德 等;紐 約 大 學 帝 許 藝 術 學 院 (NewYork University-Tisch School of the Arts)，簡稱NYU-Tisch，著名教員包括斯派克 李(SpikeLee)，華 人 著 名 紀 錄 片 導 演 崔 明 慧 (ChristineChoy)，電影研 究專 家 羅 伯 特 斯 泰 姆 (RobertStam)等，校友里則有馬丁斯科塞斯、李安等大導演，將近半數奧斯卡獎最佳短片獲得者也都出自這里;美國電影學院(American Film Institute)，簡稱AFI，這里以評選AFI影史最佳100部影片而出名，兼有研究院和教育機構雙重使命;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Columbia University，School ofthe Arts)，以傳播和文化研究最先享譽美國，這所學院近年來的制作專業發展非?？?，已經成為美國頂尖影視制作培養機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影視和戲劇系(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Department of Theater and its Departmentof Film，Television and Digital Media)，最著名的校友是教父系列的導演福特科波拉(FrancisFord Coppola);加州藝術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這所學院集中設置全配置的藝術學科，是美國一流的專門藝術學院。其中的電影電視學科劃分極為細致，從導演、攝影等常規專業到特效、化妝等全部包括，旨在培養非常專業的制作人才。

除此之外，很多大學都開設電影專業并各有側重，比如芝加哥大學(Chicago University)、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電影研究在全球范圍都有很強影響力。

在影視教育的高端特點之外，美國的電影教育呈現出明顯的階梯化態勢。從上述最高端的一批電影學院，到大學里一般性的影視學院，再到一些社區大學里的影視系，以及專門的培訓學院，為各種學生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而且很突出的一個特點是，很多電影院系和業界的聯系非常緊密：一則表現為許多業界人士直接就被大學聘為教職人員;二是，大部分著名的電影院系都位于洛杉磯、紐約、舊金山-灣區、波士頓這些影視制片發達的地區，這也使學生畢業后直接進入行業成為可能。比如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從日常教學到畢業創作，校內學習和電影行業操作規范高度接軌。這座學院的藝術碩士的畢業作品里呈現出的：無論是制作流程，還是資金運作，與不遠處好萊塢制片廠內的電影運作幾乎是沒有區別的。

二、美國電影教育的類型劃分

美國的電影教育相關專業，大致可分成兩類：專業學院和大學里的影視院系。所謂專業的電影學院或者藝術學院，是獨立的、專門的藝術、電影電視教育學院，大體類似俄羅斯的莫斯科電影學院、法國Le Fmis電影學院或者中國的北京電影學院。這類中最著名的為美國電影學院、加州藝術學院等，這類院校提供細分化的影視教育，比如導演、攝影、錄音、燈光、特效、美工等，但這類學校一般不頒發學士學位，而是提供一種副學士學位(associate)，大概可以翻譯成專業或專科學位。因為這類學校偏重培養的是專門人才、非常實用性的行業人員，所以能進入這類學校里學習也是很多致力于此的學生夢寐以求的。比如位于好萊塢的美國電影學院(AFI)雖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大學，但因為在里面授課的都是行業里的杰出人員，甚至包括馬丁斯卡塞斯這樣的大導演。所以能進入其中，獲得一張文憑，是極為不容易的。2013年，美 國 年 輕 導 演 達 斯 汀 布 朗 (DustinScott Brown)從 社區大學圣莫妮卡學院 (SantaMonica College)電影制作系畢業后，眾籌資金、獨立制片拍攝出了短片《團結》(Solidarity)，入選了法國戛納電影節，并被票選為美國圣巴巴拉電影節觀眾最喜愛短片，憑借此片，他獲得了進入AFI導演專業深造的機會。由此可見，能躋身其中進修的，都是獲得不俗成績者。

大學中的電影院系是依存于綜合大學的影視院系，雖然不完全獨立，但也有相當強的自主性。比如紐約大學的帝許藝術學院、南加州大學的電影學院，這兩所學院也被認為是分據美國東西海岸兩所最強的電影學院。這類學校一方面重視學生制作能力的培養，一方面也注重研究和綜合素質的 提 升。能 頒 發 學 士、學 位 碩 士/藝 術 碩 士(MA/MFA)甚至博士學位，不過博士學位只在電影研究領域頒發。這類院系是美國電影教育的重鎮，它們在大學的體系之內，在培養專業素質的同時，也提供更加綜合的人文、藝術類課程，學生能夠接觸到的是更加綜合的課程體系，因而知識結構也更加全面。而且，綜合大學電影學院里面，本科教育是最為重要和完備的。比如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電影研究專業(Cinema Studies)所規定學生需要獲得的128個學分里，40個學分來自電影制作課程，46個學分來自電影史和電影批評課程，其他的學分必須通過選修其他院系的課程獲得，這就保證了學生成為綜合素質很高的全才，而不僅僅是專業制作人員。

三、綜合大學里影視學院的課程特點

綜合性大學里的影視院系更注重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和創新素質，從遴選學生和基礎課程設置都可以看出來。拿紐約大學帝許藝術學院舉例，如果要申請進入其中學習，除了學校規定的成績之外，還要提供很詳細的專業素質考察材料，并需要面試。這些個人材料包括：

1.一頁 紙 的 簡 歷，要 包 含 從 事 類 似 創 作 的經歷;

2.帶領一個團隊或與他人合作的經歷簡述;

3.講 一 個 自 己 生 命 中 重 要 的 或 者 有 趣 的故事;

4.描述一件對自己產生影響的藝術作品;

5.視覺化故事講述。可以是一部短片、一組照片、繪畫作品或者寫一個可以視覺 化 呈 現 的故事。

第五項是最為重要的，很多學生也在入學前為了準備第五項費盡心機。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影視戲劇學院的入學資格考察都和此類似?？梢钥闯觯@類院校看重的是學生講述故事以及視覺化呈現一個故事的能力。隨后，這些院系會對學生進行完備而嚴苛的基礎教育。這里的專業劃分并不特別詳細，每個學生都要學習導演、編劇、攝影、錄音和制片的課程，以及相關的文學史、藝術史、社會學課程。在高年級才進入到最適合自己的工作室項目，比如有志于攝影的學生進入攝影工作項目(workshop或studio)，到了這個階段，課程才會有詳細劃分，比如黑白攝影、彩色攝影、攝影機械、膠片和數字、數字調色等。

尤其受到NYU-Tisch重視的，是創意和戲劇寫作視覺傳達和紀錄片。首先，這個學院里不僅有專門的寫作專業，而且每個學習制作的學生都要經歷至少長達一年的寫作課程訓練，包括電視腳本、視覺故事寫作、戲劇劇本、電影劇本等。此外，學生要學會用各種媒介講述故事：圖片、活動影像和廣播。紀錄片也是所有學生必修的課程，其中包括一般性的紀錄片拍攝和錄音，也有高級的紀錄片制作工作坊，還有其他院校里不太常見的紀實廣播寫作和制作只能使用聲音講述一個真實的故事。其實，重視紀錄片制作的訓練是美國很多影視院系共同的特點。在USC電影學院，紀錄片制作分成三個等級。所有學生必須經歷第一和第二等級，每個人拍攝一部紀錄短片，如果想進入第三等級(Advance)，則必須提交一個拍攝好的題材小樣，受到教授肯定之后，提交者可以成為導演，沒有被選上的則從事制片、攝影、錄音和剪輯工作。在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學生的紀錄片制作要求是極為苛刻的，每個學生都要受到攝影、錄音、導演和剪輯的訓練，每個學期，學生要輪流制作一部自己的電影，也就是兩學年才能完成紀錄片專業的學習。最為不可思議的是，紀錄片攝影要求使用的拍攝設備是攝影機和16mm膠片。按照系主任詹克洛維茨(Jan Krawitz)的說法我們按照老派的做法訓練學生。

在大學之外的獨立電影電視學院，本科或者副學士教育是重點。但在綜合大學的影視院系，學生可以進入更高一步的學習階段。大學里的電影教育實行制作和研究型教育分別對待的做法：制作教育偏向高級制作人才的培養，最高學位為藝術碩士(MFA);電影研究教育則更多和藝術、人文、社會學交叉，碩士為藝術學碩士(MA)，最高為博士(Ph.D)。這種分別對待的作法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專業化程度的提升和學術的精英化，MFA主要任務就是學好制作的本領，不必在理論研究上有很高的建樹，畢業作品一般要求為30分鐘以內的影片。影片的要求是極為嚴格的，很多畢業作品直接就進入各電影節、進入院線發行，甚至獲得奧斯卡短片獎。制作領域沒有博士學位，所以沒有我國存在的那種導演博士、攝影博士的現象。電影研究有些在專門的影視院系，有些分布在綜合大學的新聞、傳播學等相關人文院系里，比如耶魯大學東亞系、邁阿密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等。這類學科要求學生有達到一定水平的學術論文才能完成學業，而且越來越看重和其他領域的交叉研究。一般說來，美國的電影學博士能在5年以內完成學業、通過論文答辯的，會被視為極出色的電影研究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師資的配備上，二者也體現了很大差別。MFA的教師大部分聘用業內杰出制作人才任教，教師本人的學歷不是最嚴格的杠桿。比如在NYU-Tisch里面，任課的全職教授只有4人，而兼職、聘任教師則多達100多人，連擔任電影制作系主任、大名鼎鼎的黑人導演斯派克李都只是兼任教授。而電影研究領域的教授的資質審查就和其他學科相當，要求有博士學位，要求 有 質 量 過 硬 的 專 著 和 論 文，比 如NYU-Tisch的紀錄片研究副教授喬納森卡哈納(Jon-athan Kahana)，他的博士論文《情報作品：美國紀錄片的政治學》(Intelligence Work：the Politics ofAmerican Documentary)在完成當年被評選為該年美國電影學最佳博士論文，把紀錄片和政治學這一研究領域的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因而有資格畢業后到紐約大學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