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公共政策學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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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具有一定理論基礎的學生塑造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技能的社會需求人才是學校的根本任務，要完成合格人才的培養任務，就要做好管理、教學等各項工作，做好各項服務工作。作為學校一員，筆者既承擔教學任務，又承擔辦公室日常事務。如何協調好教學與行政工作，提高服務質量，是筆者個人努力的方向和關注的重點。

(1)牢固樹立服務意識。現代教育強調：教育為人民服務，學校為學生著想。從某種角度來說也是在提示我們，應確立和形成服務意識和服務理念，并最大限度地為社會、家長、學生提供優質、周到的服務。作為一名現代教師，要清楚自身定位，自覺摒棄傳統的“教師至上”的觀念，樹立“學生至上”的觀念，自覺把自己定位為“保姆”“服務者”的角色，牢固樹立服務意識，熱心、誠心對待廣大師生。教師在關注學生學業的同時，應更為熱切地關注學生的精神成長，從細節入手，從小處抓起，真正去理解和落實“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切實為人的全面發展服務，讓每一位學生都在學習的過程中享受到成長的快樂。急家長之所急，想學生之所想，把我們的工作切實做到學生、家長的心坎上，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2)扎實做好服務工作。如何協調好教學與行政工作?筆者覺得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著手：一是要以教學工作為重心，切實提高教學服務質量。作為一名青年教師，要認識到自身在教學經驗、駕馭課堂能力、專業素質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努力查找自身問題，花大力氣、下真功夫做好備課、上課、輔導等教學工作。同時，主動向教學經驗豐富的老教師、教學技能突出的中青年教師學習，善于總結經驗，勤于查找不足，精于提升素質，嚴于教導學生，切實提高講課水平，提高育人質量。二是要做好行政工作。對于承擔的行政管理工作，除精心、務實、嚴謹地做好工作以外，還要經常向自己提出更高的工作要求，施加壓力，自我提高，盡善盡美地完成工作任務。比如，遇到教學任務和行政工作沖突時，筆者總是給自己鼓勁，要求自己不能懈怠，抽時間，找空當，加班加點地完成工作任務。三是要協調好教學與行政事務。工作無大小，無輕重、貴賤之分，說到底，都是為了搞好服務，為了發展好學校事業。既要重視教學，又要重視行政事務。要在教學工作完成之余，保質保量地完成行政工作，做到工作中不怠工，不扯皮，不干與工作無關的事情，把有限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中去，做到教學與行政事務“兩不誤”，切實提高服務質量。

二、不斷加強學習，努力提高自身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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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課實踐教學發展的實際，積極探索 “教學做一體化”的教學模式，努力提高教學效率，是理工科高校廣大教育工作者的一項責無旁貸的重要工作。

一、當前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課實踐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課實踐教學存在課時少、時間不固定、內容隨意、形式單一等諸多問題。有些高校推行思想政治實踐課暑期教學，這種安排取得了一些教學成果。但由于經費、管理、師資等環節的缺失，造成教學形式主義突出、管理機制不健全和教學效果不理想等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課實踐教學的實施。

1.教學內容任意，形式隨心所欲，學校考核監督機制形同虛設。實踐教學作為高校思想政治課理論教學的延伸環節，理應在時間、資金、制度、基地等方面予以保障，并形成長效機制。然而部分理工科高校對于人文學科不重視，對此類型實踐課更存在應付心理，使得實踐課成為“三無”課程：無真正具體領導機構、無充足經費的保障、無健全的基地實施。加之實踐課無具體考核監督、評估檢撕妥芙崽岣叩幕制，降低了學生參與的積極性，大大降低了實踐教學的效果。

2.任課教師重理論課、輕實踐課，實踐教學能力不強，經驗缺乏。由于理工科高校人文學科發展水平有限，“雙師型”教師數量比較少，大部分教師都是理論和實踐課教學雙肩挑，由于課時、經費等無保證，“全心全意去指導和監督學生完成實踐內容”就成了一句口號。由于許多教師只重視理論課教學，對實踐教學毫無積極性，也不愿意花過多精力提高實踐水平，因此，所安排的實踐教學主題嚴重脫離社會需求和學生專業背景，布置、指導、評定實踐教學的隨意性極大，影響了學生主動性，制約了思想政治課實踐教學效果的改善。

3.學生重理輕文，對與理工科實際脫節的實踐課存在應付心理。理工科高校普遍存在重視專業教學、輕人文素質培養的現象，思想政治實踐課內容又不以社會熱點問題為依托，教學內容與現實生活存在較大的反差。而且學校從安全角度考慮，實踐課大多被安排在校內或假期，這樣局限了學生與現實生活的接觸以及對社會的深入了解，結果使學生對此類課更加敷衍。

二、采取切合理工科學生實際的措施，提高和改善教學虛化的問題

1.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與實踐教學一體化的構建。根據認識論“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原理，按照實際教學情況對教、學、做一體化進行構建，加大人力、資金投入，建立獎懲機制，組建專職的思想政治課教師隊伍，成立專門的教研室對“雙肩挑”的教師加大業務指導。針對理工科高校學生思想、心理、專業等特點制訂教學目標，實現課程教學在知識、能力、情感等層面上的融合，最終使學生學會履行義務，承擔責任，從行動上深入社會生活。

2.完善教學考核體系，調動教師的積極性，運用一切教學方法教出理工科思想政治實踐課的特色。完善科學的教學考核體系是實現實踐教學目標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環節，它能調動起教師積極性，激發其運用一切教學方法與時俱進，使教學內容符合理工科特點，滿足學生素質提升的要求，使學生在實踐中獲得新的感知、體驗，樹立起責任感和時代意識，更好地引導學生自我激勵、 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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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4-0101-03

1 問題的提出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近十多年來在中國新聞媒體、書刊雜志、政府文件上出現頻率較高的術語。公共政策作為公共行政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在社會處于變革和轉型時期所進行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往往是名詞概念出現在前,真正的研究、實踐在后。雖然“公共政策”一詞在人們口頭上和書面中已經使用了一些年,但是在中國真正的公共政策研究才剛剛起步,就連有關公共政策的學科定位和自身概念在學界還存在著模糊認識;至于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這些具體的環節上,學者們的爭議則更多。

近些年,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公共政策的理論和實踐進行研究。關于“公共政策”,有哪些人在研究?都說了些什么?主要采用哪些方法進行研究?本文試圖解答這些問題從而探尋中國公共政策研究的發展方向。

2 樣本來源及指標設計

2.1 樣本來源

本文對公共政策研究的評述選取的刊物是《中國行政管理》,選取的時間段為2004―2009年。剔除了非學術性的書評、會議綜述等文章后,最后所獲得的總樣本量為70篇。需要說明的是,樣本的選擇標準是論文具有明顯的公共政策學學科取向或問題取向,即主要從文章的具體內容來判斷是否符合樣本要求而非標題中有“公共政策”字樣。

《中國行政管理》是目前我國行政(公共)管理學科唯一大型綜合性權威學術月刊。其理論成果反映了目前我國公共政策研究的較高水平,從中我們可以對中國目前公共政策研究的現狀有比較清楚的了解。

2.2 指標設計

基于評估的需要,本次評估設計了一些具體指標,包括:

(1)年份。分析在不同的年份,研究在數量上是否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2)作者單位為了統計的方便,對于合作文章,均以第一作者為主要作者,作者單位與學術地位均采用第一作者的資料;對于有諸多頭銜的作者,我們只采用第一單位的資料。

所有未標明資金支持的都看做是無資金支持。與學術地位。分析哪些人在做公共政策的研究。我們將作者單位分為高等院校、行政學院、研究所/學會、黨校/團委、其他或未標明五類;學術地位則劃分為博士研究生、講師、副教授(副研究員)、教授(研究員)、無標明或無學術身份五個層次。

(3)資金支持。四個層次為:國家級社科或自然基金、省市級政府基金、高校或研究中心基金和無資金支持。

(4)研究主題。我們將研究主題劃分為基礎理論、具體政策分析(或政策選擇)、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政策過程、價值取向和其他。但這只是一個大致的分類,具體的分類標準在分析樣本時還會進一步闡明。

(5)研究方法。參照陳輝在《中國行政學研究評估:基于高校學報的分析》中的分類方法,把研究方法分為質化研究、量化研究和非經驗研究三類。

(6)研究階段。根據我國公共政策研究的實際狀況,本次評估將研究階段分為概念界定、問題描述、變量識別和變量分析四個階段。

3 樣本的分析

3.1 論文的發表年份

《中國行政管理》每年刊登的論文有近四百篇。這些文章涉及行政管理的各個方面,而核心為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從2006年的9篇到2009年的15篇,呈穩步上升的狀態?？梢娊陙怼肮舱摺钡拇_是一個高頻詞匯,也反映出學術界開始關注公共政策,越來越多的學者從公共政策的視角來進行學術研究。

3.2 作者單位與學術地位

從圖1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研究者所處的機構部門比較集中。多達75.7%的研究人員來自高等院校,這表明高校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陣地。

圖1 作者單位

從表1中可以看出,多達32.8%的作者“未標明或無學術地位”,而研究者中教授最多,所占比例為28.6%,其次是副教授。這表明教授、副教授等具有較高學術地位的研究者是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主要貢獻者。同時,講師和博士研究生也達到了一定的比例,這說明不少年輕的研究者正把目光投向公共政策領域。

3.3 資金支持

表2顯示,多達71.4%的研究都沒有資金支持。獲國家級社科或自然基金資助的研究論文有12篇,占17.1%。獲省、市級政府基金資助的研究占8.6%。樣本中僅出現了2篇高校和研究中心資助的研究,且均見于2009年。這些都反映出資金來源單一且支持力度不夠。

3.4 研究主題

有些研究主題不是很容易區分,在此詳細地說明分類標準?；A理論研究是指研究人的社會活動特性和利益需求結構,研究現代政府治理與政策系統的關系等。具體的政策分析是指基于具體問題(如公共物品、產權、城鎮化、NGO等)進行的研究。政策制定既包括宏觀政策的制定,也包括具體政策的制定。政策執行是指對公共政策的實施過程的研究。這里歸為政策過程這一類別的文章,其主題是寬泛地研究政策過程。研究主題涉及價值目標、公眾認同等方面的,姑且以價值取向來概括。

從圖2中,我們可以看到基于具體問題而進行的公共政策研究最多,占27.2%,可見現階段對公共政策的研究是帶有相當程度的問題導向性的。然后是政策過程,占17.1%。另一方面,樣本中有3篇文章的標題直接提及“中國轉型時期”,不少文章在行文中也提到,可見學者們對于公共政策的研究正在努力立足于我國國情,以期更好的發展。

3.5 研究方法

質化研究是通過觀察、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討論等方法來發現第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構建研究結果或理論的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是運用統計技術考察“量”的規律性,從而把握事物性質的研究方法。

如表3所示,既非質化研究又非量化研究的非經驗研究達到了81.4%。這些論文通常都按照概念界定、提出問題、分析對策這樣的三段式結構來撰寫,研究方法滯后,缺乏創新。

3.6 研究階段

表4反映出,在公共政策研究的論文中,82.9%處于問題描述階段,這說明大部分公共政策研究仍處在研究的初始階段,重復進行著低水平的研究,缺乏深度的挖掘。

4 結論與啟示

以上的分析表明,近6年來我國公共政策研究在研究者覆蓋范圍、涉及的研究領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是表面的繁榮無法掩蓋內在的危機:理論體系缺乏創新;研究內容有待豐富;研究方法亟待改進;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反映在上面針對性的統計分析中,表現為:概念化的研究停留在問題描述階段;研究方法滯后單一導致知識的積累性不強;重復型研究眾多,缺乏影響力;缺乏強有力的資金支持等。

以上種種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公共政策研究缺乏問題意識。公共政策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其生命力在于要回答中國政治改革和社會發展中的現實問題。目前,大量的研究尚停留在對西方國家的公共政策理論進行介紹的層面,還未將研究重心轉向中國的現實問題。

第二,中國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單一滯后。大多數研究者完全是埋頭做研究,采用的絕大多數是非經驗主義的方法。非經驗主義方法也不失為一種方法,但當此研究方法比重過高且流于形式時,對公共政策的研究會局限在基礎理論層面。由于缺乏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有機結合,導致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結構性失衡,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我國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存在矛盾: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專家學者重理論、輕實踐,大多進行“不出門”的研究;而公共政策的決策者和執行者又重視實踐經驗、輕視理論的作用。這就造成我國公共政策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應用率和采納率低。

因此,首先我們要加強對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還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從研究者集中在高校而鮮少有社會組織研究足可以說明這一點。其次,研究者需要改進研究方法,努力提高公共政策的研究水平。我們需要的不是只停留在概念界定、問題描述階段的重復研究。一門學科的發展和繁榮與其研究方法息息相關,我們需要通過摸索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體系。再次,還要重視公共政策學科建設,加大研究基金的扶持力度,為公共政策研究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我們帶著面對問題的勇氣去反思已做的研究,雖然中國公共政策研究在目前的環境下面臨一些困難和問題,但是政策研究多元化、系統化、科學化的發展進程是大勢所趨,絕不會停止。

參考文獻:

[1] 張金馬.公共政策:學科定位和概念分析[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0(1):7.

[2] 丘昌泰.公共政策:當代政策科學理論之研究[M].臺北: 巨流圖書公司,1997:1-2,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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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政策工具研究最早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由達爾和林德布洛姆撰寫的文章《論現代國家采取的政治——經濟技術》中提出來的。但政策工具研究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20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荷蘭的吉爾霍德委員會便得出了以下結論：政策工具知識的缺乏和不足是導致政策失敗的重要原因。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建立和發展一門政策工具理論并將之付諸實踐。這時期最有影響力的著作要數1983年胡德的《政府的工具》。到了20世紀90年代及本世紀初，政策工具的研究得到了迅速地發展。目前，它已成為了當代西方公共管理學和政策科學研究的一個焦點主題，同時也正在成長為一個新的學科分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無非要數以下兩本了：一是20世紀90年代初的蓋伊·彼得斯和馮·尼斯潘主編的《公共政策工具；對公共管理工具的評價》；二是萊斯特·M·薩拉蒙主編的《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其中筆者尤其要指出《公共政策工具——對公共管理工具的評價》一書，該書是1992年春在荷蘭鹿特丹大學舉行的政策工具研討會上的論文集，在眾多教材中較為全面地反映了當時政策工具研究的狀況，是一本讓我們更好地了解公共政策工具并做進一步研究的很好的參考書。

根據上文知道西方政策工具的真正興起與發展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那么其原因有哪些呢?筆者借鑒了陳振民等學者的著作，將原因概述為以下四點：一是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執行是很復雜的，這就導致人們對政策執行工具的反思；二是此時西方一些福利國家相繼失敗，政府的工作效率低下，政策時常失靈，人們產生了了解政策失靈的原因和解決方案的強烈要求，而不少解決方案就存在于政策工具的理論之中；三是現代的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開始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導致他們對工具性知識的更多地追求；四是政策工具是政策科學研究領域的問題之一，政策科學自身發展到一定階段，自然會將政策工具納入研究重點之一。

1.2國內政策工具的發展歷史及成果

在我國關于政策工具的研究是在本世紀初才慢慢被國內學者所重視的，所以說它在我國的起步較晚，屬于新興研究領域，自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有限的。據我國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文獻進行檢索發現，我國目前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策工具專著，只有一本中文版譯著，是由顧建光翻譯《公共政策工具：對公共管理工具的評價》一書所得，于2007年1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余的成果主要是教材和論文。對公共政策研究進行介紹的教材筆者所知道的主要有：張金馬主編的《政策科學導論》(1992年版)；張國慶主偏的《現代公共政策導論》(1997版)；陳振民主編的《政策科學》(1998年版)；陳振民編著的《公共政策分析》(包括2002、2003年兩版)；陳慶云主編的《公共政策分析》(2006)；陶學榮主編的《公共政策學》(2006)；郭紅玲主編的《公共政策學導論》(2007)；陳潭主編的《公共政策學原理》(2008)；嚴強主編的《公共政策學》(2008)等等。其中還有一本是2006年出版的由龐詩所譯的豪特利和拉米什的《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環與政策子系統》一書，其內容也有關于政策工具的介紹。至于論文也有數篇：2003年的主要是張成福的《論政府治理工具及其選擇》；2004年的主要有陳振民的《政府工具研究與政府管理方式》；2005年的主要有盧霞的《政府工具研究的新進展》，徐程的《政府工具視角：一種審視政府治理的新途徑》，王偉昌的《新“治理”范式與政府工具研究》，儲亞萍的《論作為政府管理工具的合同》；2006年的主要有陳振民的《政府工具研究的新進展》，呂志奎的《公共政策工具的選擇——政策執行研究的新視角》，周奮進等的《政府“治理工具”的選擇與行政行政制約》，余瑤的《當代中國政府工具選擇芻議》，朱喜群的《論政府治理工具的選擇》；2007年主要有楊衛玲的《公共信息；政府治理工具箱中最有效的“軟工具”》；2008年姜國兵的《對公共政策工具五大主題的理論反思》，等等。

2政策工具的內涵

政策工具又稱為治理工具，政府工具，國內外眾多學者都對其從不同的角度做了不同的定義，表述各異。國外主要有以下一些定義：尼德漢認為工具是“公共機構可以合法獲得的統治可能性”?；舾裢柗蛘J為“工具是行動者能夠使用或潛在地加以使用，以便達成一個或更多目標的事物”。林格林將工具定義為：“致力于影響和治理社會過程的具有相似特征的一系列政策活動”。美國學者萊斯特和斯圖爾特認為政策工具是政策執行的技術。澳大利亞學者歐文·E·休斯把政府工具定義為：“政府的行為方式，以及通過某種途徑用以調節政府行為的機制”。另一個美國學者薩拉蒙則認為工具是“一個行動者能夠使用或潛在地加以使用，以便達成一個或更多目的的任何事物”。而豪利特和拉米什則指出，政策工具是政府賴以推行政策的手段，是政府在部署和貫徹政策時擁有的實際方法和手段。

國內知名學者陳振民、張成福、陶學榮、嚴強等等都對政策工具的內涵作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認為政策工具是實現政策目標或結果的手段；有的認為政策工具指的是政府將其實質目標轉化為具體行動的路徑和機制，是政府治理的核心，沒有政策工具，便無法實現政府的目標{有的則認為政策工具是“公共部門或社會組織為解決某一社會問題或達成一定的政策目標而采用的具體手段和方式的總稱”等等。

從以上定義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各個學者對政策工具的定義千差萬別，但這些定義都體現了共同的基本屬性一一公共政策主體在執行政策過程中，在達成政策目標中所采取的手段、方法和途徑。結合這些定義，筆者認為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制定主體，尤其是執政黨和政府部門選擇的并具體加以運用以執行公共政策，達成政策目標，從而解決政策問題的途徑和手段。

3政策工具的分類

3.1政策工具的分類簡介

關于政策工具的分類，學者們也是由于角度不同眾說紛蕓，表述各異。綜合起來有以下一些分類結果：荷蘭經濟學家科臣(另一表述為德國經濟學家基爾申)最早試圖對政策工具加以分類。他關注的是一系列執行經濟政策從而獲得最優化結果的工具。他整理出了64種工具，但是只是列舉，并未作系統化的分類。美國政治學家羅威、達爾和林德布洛姆等人對這些工具進行了寬泛的分類，認為可以分為規制性工具和非規制性工具兩大類。薩拉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又加上了開支性工具和非開支性工具兩種類型。胡德相比較前幾位學者來說提出了稍顯系統化的分類框架，他認為所有的政策工具無一例外的都會使用到以下四種資源中的任一種或幾種。這四種資源是信息、權威、財力和可利用的正式組織。麥克唐納和艾莫爾則根據工具所要求達到的目標將之分為四類：命令型工具、激勵型工具、能力建設型工具和系統變遷型工具。施耐德和英格拉姆等人的分類與之有些類似，他們認為政策工具可分為激勵型工具、能力建設型工具、符號與規勸型工具和學習型工具四類。著名政策分析家狄龍將政策工具分為法律工具、經濟工具和交流工具三類。這種分類方法在西方比較受推崇。另一種更新近的三分法是管制性工具、財政激勵工具和信息轉移工具。加拿大公共政策學者霍萊特和拉梅什根據政策工具的強制性程度將政策工具分為強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此種分類方法在眾多方法中更具解釋力、更合理，在下文，筆者將對之進行詳細介紹。加拿大政策科學布魯斯.德林和理查德.菲德也是根據政策工具的強制性程度將政府工具分為自律型政策工具和全民所有型政策工具，前者強制程度最低，而后者強制程度最高。這種分類為政策工具分類體現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做了基礎性的貢獻。歐文.E.休斯認為政府的干預都可以通過供應、補貼、生產和管制這四方面的經濟手段得以實現。林德和彼得斯則認為政策工具是多元化的，它們可以包括命令條款、財政補助、管制規定、征稅、勸戒、權威和契約。奧斯本和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一書中將政策工具比作是“政府箭袋里的箭”，并將之分為以下三類：傳統類工具、創新類工具和先鋒類工具。E·S·薩瓦斯認為政策工具有政府服務、政府間協議、契約、特許經營、補助、市場、用戶付費、志愿服務等等。

以上是西方對政策工具的大致分類情況，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國內主要的分類情況。國內學者的分類總結起來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張成福在《公共管理學》中的分類，他政府介入的程度將政策工具分為政府部門直接提供財貨與服務、政府部門委托其他部門提供、簽約外包、補助或補貼、抵用券、經營特許權、政府販售特定服務、自我協助、志愿服務和市場運作。第二種是陳振民的分類，他認為政策工具可分為三大類：市場化工具、工商管理技術和社會化手段。最后一種是陶學榮的分類，他將政策工具則分為：經濟性工具、行政性工具、管理性工具、政治性工具和社會性工具五類。

3.2政策工具分類的不足和困難

(1)不足。

雖然很多學者對在政策工具分類上做出了嘗試，關于這方面的成果也不少，正如上文所述的那樣。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政策工具的分類依然存在不少問題。有的分類太過于寬泛不夠具體，從而不便操作。比如說林德布洛姆等人作出的分類。有的分類選用的是列舉法，太過于具體。最大的弊端是難以窮盡，不科學嚴謹。有的分類沒有相互區別、相互排斥。有的分類又太注重借鑒企業的分類了，從而有忽視“公共性”的嫌疑。有的分類對諸如談判、說服等非正式工具沒有加以重視。

(2)困難。

篇（5）

在近20年，我國的社會經濟狀況無論在結構還是形式上都發生了深刻的歷史轉變，城市建設從傳統的政府部門中央指令性模式向多級參與模式轉變[1]。這為城市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加快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社會發展的公平與效率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同時，這也使得傳統的以強調技術因素為主的城市規劃決策模式面臨巨大挑戰，城市規劃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屬性成為近幾年的熱點問題。我國眾多的歷史文化遺產中，除一部分集中在歷史城市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分散于全國各地的歷史古鎮之中，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歷史文化古鎮中社會利益的分配，包括土地資源和城市空間的利益爭奪也逐漸加劇，在保護與發展的語境以及我國鎮一級行政體系下，保護規劃和實踐的最大難點尚不是在于工程技術問題，而在于政府和規劃者如何合理利用公共政策維護公共利益，為所有相關利益人創造互惠的贏局。保護實踐中“誰來保護、怎樣保護”，以及影響保護實踐的各種現實因素，特別是政府、開發商和民眾在不同時期和階段中三者之間博弈規則的變化顯得格外重要，這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歷史文化名鎮保護中公共政策的多樣化和重要性。

1. 歷史文化古鎮保護實踐中的公共政策過程

1.1城市規劃的公共政策過程。

公共政策是指在一定時期內，政府為了解決社會公共問題，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公共利益，在對社會公共利益進行選擇、整合、分配和落實的過程中制定的行為準則。它往往通過法令、條例、規劃、計劃、方案、措施、項目等形式表達出來。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的核心作用與功能在于解決公共問題，協調與引導各利益主體的行為。通常來說，一個完整的“政策過程”包括確定政策問題、制定政策方案、政策執行、政策評估、政策監控與政策調整、政策終結[2]。實際上，規劃工作的本質就是特定社會條件下，應對當時當地社會需求做出的一種制度安排[3]，特別是隨著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政府職能從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變，城市規劃的公共政策屬性或者說規劃受政府公共政策影響將顯得尤為明顯。

1.2歷史文化古鎮保護實踐中公共政策過程研究的必要性。

1.2.1從我國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來看，目前我國的城市空間增長主要還是一種外延性的擴展，相應的城市規劃也是一種增量規劃，以城市建設用地的外擴為主要特征，小城鎮容易遭受到特定的危險。作為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主體的政府，在市場化背景下其價值觀和利益決策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歷史文化古鎮在當下快速城鎮化進程中的命運，一旦其決策出現任何偏差和失誤，那么歷史文化古鎮歷史環境將面臨著結構破壞、風貌消退甚至徹底消亡的危險。

1.2.2從我國的行政管理體系來看，鎮一級政府處在管理體系的末梢，是最基層的一級政府，因此除了遵守國家行政管理的“一般”原則以外，還決定了它具有其他層次的行政管理體系所不具備的一些基本特點，主要表現在：（1）自由裁量權力大，這種靈活性使得古鎮政府能夠比較迅速的作出決策，同時，它也是導致決策失誤的誘餌。（2）人力、財力資源有限，鎮財政作為我國最基層的一級財政，政府能支配的財政收入非常有限，集資渠道的也較窄，財政實力并不如城市那樣雄厚，在人力資源方面也普遍缺乏專家支持。由此可見，鎮一級的行政機構設置、職能配置、人員編制、財政體制等方面與城市的行政管理體系仍有一定的差距，在激勵有余而約束不足的情況下，自身利益的驅動可能會使地方政府在參與古鎮保護活動的過程中，利用自身的特殊優勢而忽視或是侵犯其它群體應有的利益，使古鎮保護淪為地方政府的一種逐利工具，從而偏離了歷史文化保護事業的基本方向。這就從客觀上決定了歷史文化古鎮的保護實踐中公共政策過程的重要性。

1.2.3因此，雖然古鎮保護規劃作為一種技術性的法規存在，但在我國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背景下，政府的公共政策過程才能使保護規劃產生可操作性，特別是在具體項目操作層面，政策過程往往才是最終決定歷史文化古鎮保護與發展的好壞的背后作用力。

2. 同里古鎮及其保護概況

2.1同里古鎮概況。

2.1.1同里鎮隸屬江蘇省吳江市，現轄鎮域面積133.15平方公里，總人口5.8萬人。是江南著名水鄉，位于太湖之畔、古運河之東，由網狀河流將鎮區分割成七個島，是太湖流域典型的水鄉古鎮。東南接318國道，距離虹橋機場80公里，西連蘇嘉205省道，距蘇州市18公里，吳江6公里，水路交通便捷，地理位置優越，素有“蘇淞要涂”之稱。

2.1.2同里鎮的空間布局有著典型的江南水鄉城鎮特征，水網密布等獨特的地理條件使得同里鎮以河網作為市鎮建構的骨架而發展，其空間布局特征總的來說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4]：

（1）有機的空間形態。同里古鎮的空間形態因借于自然因素，與水體有機結合，不規則但連續性極強。

（2）網絡狀的空間結構。同里的運河體系條連環通，網絡狀分布，使得古鎮內部景觀視線走廊具閉合性與可選擇性，內部空間與空間的關系更加多樣與緊密。

（3）差異化的空間功能。由于同里歷史上一直是官紳雅士的聚居地，使得其空間格局受自上而下“規劃意識”的影響，形成了商住分離的功能結構。

（4）勻質的空間界面。從建筑連續所構成的界面看，其比例、尺度、組合方式頗具特色且保留完好。

（5）多樣的空間類型。橋頭、埠頭小型廣場或等公共活動的主題空間，提供了多樣的視覺體驗與心理認知?？偟膩碚f，同里的歷史價值更多地體現于城市空間之中，而非建筑單體或建筑群之上。這個特征很大程度決定了同里保護規劃的重點之一是城市空間關系。

2.2同里古鎮及其保護規劃相關研究成果。

（1）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以阮儀三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學者開始關注江南古鎮，對古鎮作了科學詳細的實測、記錄和規劃，整理出版了以周莊、同里、甪直、南潯、烏鎮、西塘為主要內容的《中國江南水鄉》、《江南古鎮》等著作[5]。伴隨著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研究的深化，形成了較為豐富系統的江南水鄉古鎮的研究成果，其中對同里古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保護規劃、保護與更新、體制和發展、古鎮旅游四個方面[6]～[10]。

（2）在保護規劃實踐方面，同里于1999～2000年開展了歷史文化名鎮保護規劃的編制工作。確定了不同要素的歷史文化價值、保護目標以及相關的措施，價值要素主要涵蓋了物質遺產、古鎮格局和風貌景觀以及非物質遺產三方面。保護區界包含了同里古鎮清末民初的鎮區建成范圍及出入鎮區的主要河道兩側的景觀范圍，保護區總面積57.6公頃。

3. 同里歷史文化名鎮保護實踐的政策過程及經驗

同里從1982年列入江蘇省省級文保單位開始，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和發展（見表1），二十多年來的古鎮保護制度變遷歷程實際上是政府組織下、多方力量參與古鎮保護與發展的行為與作用，特別是鄉鎮政府如何運用各種創新手法，在各方博弈中獲得所需的各種政治、經濟知識和社會資源，走出了一條別具特色的政策驅動、市場拉動、投資帶動的古鎮保護、開發和發展之路?；仡櫷餁v史文化名鎮管理體制的變化，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7]：

3.1第一階段：吳江市建委主導下的同里景區（1998年之前）。

（1）當時同里古鎮是作為太湖景區的景點之一，采用江蘇省景區建設辦公室垂直領導下的景區管理模式，由吳江市建委直接領導。此階段主要是對“一園”（退思園）、“兩堂”（嘉蔭堂、崇本堂）、“三橋”（太平橋、吉利橋和長慶橋）等景點的古鎮保護基礎修復工作，其中退思園是修復核心，此時期退思園的知名度遠遠大于作為一個古鎮的同里。同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改革開放初期體制和財力上的制約，同里鎮并沒有多少發展自。

（2）1994年，我國實行分稅制，地方政府獲得了相當的自我發展權，其積極性被從分調動，地方基層政府開始成為古鎮保護實踐中最重要的推動力。1996～1997年間，同里鎮政府先后投入約500萬元進行旅游景區基礎建設，自己開發出一些景點（明清街、世德堂、羅星洲等），修建景區入口處石牌坊，同時為重現水鄉風貌，投資300萬元重新開挖丁字河、重建三橋，增建泰安橋。1997年4月，同里第一屆旅游文化節舉行，同里鎮的知名度提高，奠定了同里開發旅游的基礎，同里旅游發展開始起步。

3.2第二階段：鎮政府主導后保護事業的快速發展（1998～2005年）。

（1）1998年，景區管理體制發生變革，吳江市將包括退思園、兩堂（嘉蔭堂、崇本堂）在內的幾個景點的管理權下放給同里鎮政府。同里鎮政府從此有了對鎮區內所有景點進行統一管理、統一宣傳的權力，可以采用統一的門票，并能獲得古鎮保護所帶來的各種直接和間接受益。此次權力下放明晰了各方的責權利關系，使鎮政府擁有了對自己鎮區范圍內主要景點的管理權以及相應的收益權，將同里鎮的保護投入與其產出直接掛起鉤來，因此在謀求地方發展激勵下的地方政府便大大加強了投入力度。

（2）但隨著投資力度的加大，同里鎮政府力不從心，也意識到引入新投資主體的必要性。2001年政府在景點的建設中引入了蘇州凱達公司，采用政府與企業合作的形式，投資2700萬元，建設了珍珠塔景點群，開始多元主體共同投資建設。2003年底組建同里古鎮保護發展有限公司，成立中國首家古鎮“保護公司”，開始探索古鎮保護企業化運作模式，由政府（同里鎮集體資產經營公司）、技術專家（同濟大學旗下同楷公司）、專業化公司（蘇州新滄浪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三方聯手，打破了古鎮保護由政府“包攬”的局面。2005年，同里紅旅游商品開發有限公司的成立，同里總公司注冊成立8家子公司，依托同里的旅游大品牌及豐富的旅游資源，獨立運作。雖然同里總公司沒有實現政企分離，但子公司已經徹底市場化，這種同里旅游有限責任公司的子公司承包模式實質是將下屬經營管理的各項資源分門別類進行公司化運作，也是根據發展旅游的需要，將旅游公司的職能不斷細化、專業化的必然結果。

3.3第三階段：吳江市“區鎮合一”管理新體制（2005至今）。

由于同里鎮西側吳江開發區的迅速發展以及吳江市松陵城區向東發展，同里城鎮的發展倍受影響。2006年，吳江市政府引進中國世貿集團共同策劃和運作，成立由同里鎮與港合資的“蘇州同里國際旅游開發有限公司”。同里占合資公司股本的49%，港方按比例注入51%的資金，同里己開放的景點以租賃形式向合資公司轉讓經營權，該公司每年繳納包括景區、景點維護以及品牌形象等各項經費，并逐年遞增。借助世貿集團的實力、資源及影響，同里歷史文化名鎮提高了其在激烈的旅游市場競爭中的地位。

4. 從同里的經驗看歷史文化古鎮保護實踐中公共政策過程

4.1制衡——權力下放與上收。

（1）從公共政策制定主體的變化看同里古鎮的保護歷程，其存在一個管理權下放和上收的過程，同里古鎮保護與開發的管理主體從吳江市建委下放到同里鎮政府，而后實行“區鎮合一”的管理體制，同里古鎮保護開發的管理者由同里鎮政府變更為吳江市同里古鎮保護開發領導小組，在充分調動地方建設積極性的同時，也同里免于完全受市場法則所支配而產生與歷史文化名鎮價值目標不相符的開發建設。

（2）以放權為核心的轉型期中國整體制度環境變遷，使得地方政府既有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強烈愿望，又有謀求自身利益（如地方財政收入、政治業績）最大化和短期化的追求，同時他們擁有對行政資源、壟斷性競爭資源（如土地）的特權，于是與城市中諸多經濟發展主體（如開發商、投資商）結成了種種增長聯盟[11]，同時，我國非政府組織（NGO）的力量極其微弱。如此一來，多種行政與市場經濟利益的趨向直接影響到地方政府的價值判斷和公共政策制定過程。因此，在歷史文化古鎮的保護與開發中，公共政策制定主體內部的權力制衡尤顯重要，通過不同級別政府的權力分配和制約將有利于鎮政府作出相對正確的歷史文化古鎮保護與開發對策。

4.2放眼——區域框架下進行保護。

（1）在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孤立的考慮歷史文化古鎮是不再可能的，還要考慮到與之相關的總體發展計劃，同時，城市的相關總體規劃與政府的公共政策也應為歷史文化古鎮的保護與發展作出適當考量。吳江經濟開發區與同里古鎮實行“區鎮合一”的管理體制，其行政調整即明確了開發區與同里在產業發展上的不同定位，從根本上減輕了古鎮的GDP考核壓力，跳出了就古鎮論古鎮的框架，使得古鎮的保護和發展在區域框架下有了更大發揮空間。

（2）因此，歷史文化古鎮的保護只能夠在城鎮框架和地區規劃下進行，城鎮和其周圍環境的關系是，一方面城鎮要服從于地區更大范圍的社會和經濟目標，另一方面，地區需要也應為保護這項緊急工作有所變動。地方政策必須考慮到歷史文化古鎮的特殊需要，其經濟功能的選擇必須既不瓦解也不遺棄其歷史的本質和結構，所有影響歷史古鎮的政府部門在規劃的各個階段都必須協調一致，如工業選址、交通網絡和其他地方場所。賦予歷史古鎮乃至地區發展合理的功能才能保持歷史文化古鎮的生命力。

4.3聯合——政府主導與市場引導。

（1）在歷史文化古鎮保護中，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占主導，這不僅是政府職能轉變的趨勢，也是資源需求的趨勢，它打破了各類資源完全按行政原則由中央政府進行配置的局面，各種資源開始逐步按照市場法則在各社會群體中重新分布與流動。同里歷史文化名鎮的保護實踐中，政府引入市場機制，采取由企業管理、轉讓經營權等方式吸收社會、民間的資本和后續使用、管理的市場化運作方式，一方面更好的利用物質遺產，發揮其傳遞歷史信息的作用，同時也為遺產的維護籌集了資金。

（2）政府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政府與開發者扮演不同的角色，政府與開發者之間既是調控與被調控的關系也是合作關系，政府需要依據完善、全面的公共政策和法規來引導市場，逐步分散古鎮資源的配置，這不僅為社會資金進入古鎮保護提供了條件，也能發揮社會各方群體的協作精神，創造更加多元的價值目標與空間環境。公共政策的制定一方面應限制與防止市場弊端，杜絕市場投機、抬高地價、過度開發、謀求暴利，平衡開發者與公眾之間的利益；另一方面其應鼓勵與激發開發者的保護積極性，給予適當的優惠政策，減少投資風險，讓其有利可圖，增強開發者的投資信心，在嚴格詳盡的保護技術指標控制下，讓更多的人投入到歷史文化古鎮保護工作中，并從中受益。

5. 結語

規劃管理從過去相對單純的技術管理為主向如何體現作為政府的重要公共政策轉型，已為我國越來越多的規劃學者和工作者所認同和關注。歷史文化古鎮是遺產保護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實踐層面，從公共政策過程視角去認清歷史文化古鎮保護，有利于我們更深刻地探討在中國行政管理體制和社會背景下保護規劃的編制內容和方法，弄清楚歷史文化古鎮保護規劃應該做什么，各級規劃管理部門應該管什么以及地方政府應為保障規劃的實施采取什么相關的公共政策，進一步提高歷史文化古鎮保護規劃的實效性和可操作性。

參考文獻

[1]童明.城市政策研究思想模式的轉型[J].城市規劃匯刊，2002（1）：4～8.

[2]劉麗霞.公共政策分析[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

[3]張庭偉.城市發展決策及規劃實施問題[J].城市規劃匯刊，2000（3）：10～17.

[4]廖曉玲.歷史文化環境中的城市空間研究[D].同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0.

[5]阮儀三，邵甬，林林.江南水鄉城鎮的特色、價值及保護[J].城市規劃匯刊，2002（1）：1～3.

[6]李鐵.同里古鎮保護中公眾利益保障策略的研究[D].同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

[7]王卓娃.同里歷史文化名鎮保護實踐研究2000～2005年古鎮保護區建設項目及實施工作評析[D].同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8]萬小梅.江南傳統名鎮建筑環境的評價和探討——周莊、同里調查[D].東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7.

篇（6）

【關鍵詞】公共政策政策評估標準生產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為確保社會朝著政治系統所確定、承諾的正確方向發展，通過廣泛參與和連續的抉擇以及具體實施而產生效果的途徑，利用公共資源達到解決社會公共問題，平衡、協調社會公眾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動過程。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體、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現在公共政策的成敗上，這就使政策評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評估，一項政策就不能稱之為政策。公共政策評估如何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都有哪些標準，以此對公共政策成敗做出判斷，本文試就其作些探討。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1.政策的目標標準

評價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是看政策執行后能否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其所確定的目標。那么，在評估政策時，把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要達到的標準或目標同在一定時間限度內執行政策所達到的目標相比較來進行評價。如果公共政策在預期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標準一致，那么，很明顯這項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反之，沒有達到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說明這項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標準

一項政策從提出、列入議事日程、制定、執行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各種資源。這個標準要衡量一項政策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其實質就是從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衡量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評估的成本問題。因此，投入成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標準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體現。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就必須注意通過利益的再分配或補償等方式給予那些受損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補償，以體現和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看是否體現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體現和維護了最大數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標準

經濟學上講究經濟效率即投入和產出的關系，經濟效率要求產出必須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標準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費的政策資源的數量，通常體現在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之間的比率和關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優劣和政策的執行狀況。

5.公民參與、回應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與回應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參與和回應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一項公共政策不論關系到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對象認為滿足了自己的利益，就會對這種政策有著積極的回應。反之，政策的回應程度就低。這也是評價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三、中國特色的評估標準

國內政策學者陳振明歸納出的政策評估的五個標準：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和政策回應度。根據臺灣學者吳堯峰先生對生產力評估標準的綜合與整理，生產力標準的內涵體現了效率標準和績效標準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涵蓋了政策評估的妥當性和回應度標準，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質功能上看，生產力標準是當今中國公共政策評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標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生產力標準既是評價一個黨、國家戰略方針的根本標準，也是評估每一項政策的根本標準。一項政策的正確與錯誤、好與壞、進步與落后，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有無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篇（7）

本文從公共政策管理的視角，運用學科前沿理論，在綜合分析、評判第三部門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對目前第三部門的功能、困境及發展趨勢，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提出了第三部門發展的路徑選擇，特別強調公共政策管理的作用及其體系設計。指出:第一，第三部門作為公共政策一方主體，仍需政府的監督、引導和管理;第二，政府作為公共政策決策的主體，擁有資源優勢，以及堅持公共性的政策目標和價值取向，它對暫時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政策對象第三部門承擔著管理的職責和義務;第三，政府對第三部門的管理應符合現實需要，即有度、有序。

本文的研究成果，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層面上，都是相當有限的，存在著不足，今后將在政府與第三部門關系、第三部門的屬性、產權、運作機制和制度環境等方面進一步開拓。

關鍵詞:第三部門，政府，公共政策，管理

前言

 1.1選題動機與研究價值

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民主、法治與開放的社會，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即政府、市場、第三部門和公民共同治理社會，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不斷地走向深入、社會轉型進一步地展開，以及公共管理社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第三部門正在逐漸發展和壯大起來，第三部門問題研究也由此成為公共管理的重要問題和前沿問題，在我國當前社會，進一步培育和發展第三部門，還是構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主要特征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及以第三部門為基石的公民社會的重要內容。因此，對于21世紀的中國來說，第三部門的發展水平和規模將在很大程度上標志著中國社會文明進步和現代化的進程。

同時，處在社會轉型階段的政府，其角色定位與功能發揮也成為一個新的關注點。作為傳統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政府積累了大量有形的和無形的資源，基于這樣的資源優勢以及它作為權力掌握者的優勢地位，政府仍然是現代公共管理的主導力量，這也意味著政府對社會轉型負有更多的責任?！耙粋€好的和負責任的政府，應該積極主動地調整自身的定位，促進社會前進，同時有意識地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有計劃地培育公民與第三部門的自治能力，并引導、規范社會的自治活動，從而選擇性地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會領域，實現政府有效治理基礎上的社會轉型?！薄?/p>

但是事實上，第三部門在繁榮發展的背后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總體呈現弱小態勢，真正的職能作用不能得到應有的發揮等，這些問題都跟政府管理上的不到位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一是政府對第三部門的管理缺失，包括信息的缺失，制度體制上的缺陷，以及管理能力的不足等，二是政府管理在實際操作中也存在很多問題。

因此，本論文以第三部門為研究對象，對于正確發揮第三部門的社會功能，預防、緩解、消除各種社會矛盾，進而保持社會安定有序，對于推進公共管理實現社會化，對于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中國公民社會的構建等，無疑都是一個極富理論和現實意義的課題。

同時，政府仍然擔負著管理社會，包括對第三部門進行合理有效監管的職責，本文選擇了從政府公共政策管理的角度出發研究第三部門及其治理路徑，這對于政府實現與第三部門的互動即以政府改革中進行的角色轉換來促進第三部門的成長發育，并以第三部門的良好治理框架來推動政府加快職能的轉換，也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1.2基本思路與分析框架

“第三部門”的概念是美國學者列維特  (levitt)1973年首先提出來的，盡管從‘王名，賈西津.中國ngo的發展分析〔j].管理世界，2002(8):40碩士論文政府對第三部門的公共政策管理研究世界范圍來看，第三部門的產生由來已久，但是至今仍然沒有形成統一的、普遍認可的定義，各個國家在對第三部門的稱呼、內涵和外延的界定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我國學者在這類概念上也是見仁見智，他們根據自己的見解和偏好，對此形成了以下一些稱呼:非政府組織(ngo)、非營利組織(npo)、民間組織 (civilgroup)、社會團體、志愿者組織(vo)、公民社會 (eivilsociety)、第三部門(thirdse。tor)，也有稱為非政府公共組織的(汪玉凱等)。

篇（8）

本文的研究成果，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層面上，都是相當有限的，存在著不足，今后將在政府與第三部門關系、第三部門的屬性、產權、運作機制和制度環境等方面進一步開拓。

關鍵詞:第三部門，政府，公共政策，管理

前言

1.1選題動機與研究價值

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民主、法治與開放的社會，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即政府、市場、第三部門和公民共同治理社會，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不斷地走向深入、社會轉型進一步地展開，以及公共管理社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第三部門正在逐漸發展和壯大起來，第三部門問題研究也由此成為公共管理的重要問題和前沿問題，在我國當前社會，進一步培育和發展第三部門，還是構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主要特征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及以第三部門為基石的公民社會的重要內容。因此，對于21世紀的中國來說，第三部門的發展水平和規模將在很大程度上標志著中國社會文明進步和現代化的進程。

同時，處在社會轉型階段的政府，其角色定位與功能發揮也成為一個新的關注點。作為傳統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政府積累了大量有形的和無形的資源，基于這樣的資源優勢以及它作為權力掌握者的優勢地位，政府仍然是現代公共管理的主導力量，這也意味著政府對社會轉型負有更多的責任。“一個好的和負責任的政府，應該積極主動地調整自身的定位，促進社會前進，同時有意識地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有計劃地培育公民與第三部門的自治能力，并引導、規范社會的自治活動，從而選擇性地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會領域，實現政府有效治理基礎上的社會轉型?！薄?/p>

但是事實上，第三部門在繁榮發展的背后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總體呈現弱小態勢，真正的職能作用不能得到應有的發揮等，這些問題都跟政府管理上的不到位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一是政府對第三部門的管理缺失，包括信息的缺失，制度體制上的缺陷，以及管理能力的不足等，二是政府管理在實際操作中也存在很多問題。

因此，本論文以第三部門為研究對象，對于正確發揮第三部門的社會功能，預防、緩解、消除各種社會矛盾，進而保持社會安定有序，對于推進公共管理實現社會化，對于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中國公民社會的構建等，無疑都是一個極富理論和現實意義的課題。

同時，政府仍然擔負著管理社會，包括對第三部門進行合理有效監管的職責，本文選擇了從政府公共政策管理的角度出發研究第三部門及其治理路徑，這對于政府實現與第三部門的互動即以政府改革中進行的角色轉換來促進第三部門的成長發育，并以第三部門的良好治理框架來推動政府加快職能的轉換，也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1.2基本思路與分析框架

“第三部門”的概念是美國學者列維特(Levitt)1973年首先提出來的，盡管從‘王名，賈西津.中國NGo的發展分析〔J].管理世界，2002(8):40碩士論文政府對第三部門的公共政策管理研究世界范圍來看，第三部門的產生由來已久，但是至今仍然沒有形成統一的、普遍認可的定義，各個國家在對第三部門的稱呼、內涵和外延的界定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我國學者在這類概念上也是見仁見智，他們根據自己的見解和偏好，對此形成了以下一些稱呼:非政府組織(NGO)、非營利組織(NPo)、民間組織(CivilGroup)、社會團體、志愿者組織(Vo)、公民社會(eivilSociety)、第三部門(Thirdse。tor)，也有稱為非政府公共組織的(汪玉凱等)。

篇（9）

住房公平:中國城市住房政策的價值回歸

中學教育城鄉差別對教育水平及地位獲得影響的實證研究

話語與公共政策:公共決策的話語建構解釋途徑

就地城鎮化過程中的失地農民就業支持網絡研究

建立合乎中國國情的失能老人長期照護補貼制度研究

合作、控制與共生:街道體制下的社會服務遞送

德國法定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及其啟示

中國自然災害生活救助標準的歷史發展與政策啟示

西方社會企業概念及其對中國的適用性

醫療自我規制的形成:西方路徑與中國借鑒

協調和支持新的工作一生活模式的構建

住房自有在中國——概念及其意義的變遷

中國限價房政策存在的問題與出路

中國社會建設思想和理論的當代轉向

漸進與突變:我國養老保險制度變遷的邏輯

英國建設福利國家共識的達成及對新常態下中國的啟示

從“社會性住院”看養老保障建構——一個健康社會學的分析

基于效用決策理論下廣州市養老服務模式變化趨勢研究

政治標尺競爭理論——地方政府的激勵效應

我國參與式預算評價框架的構建——基于比例原則的分析視角

政策執行視角下的高校法人治理實踐——以K大學為例

公共政策終結決策模式研究——基于關鍵要素互動過程的視角

價值觀與美德:公共行政市場化改革失效的良藥

建構社會政策話語,著力增進人民福祉

民生財政的量度:民生支出若干概念的比較分析

中國高等教育擴張與政策范式轉移——間斷均衡的視角

我國慈善稅收優惠制度的問題與出路

執行的反思和重構:變革時代的國家治理

重估政策執行研究:哪些聯系及如何被迷失了

中國公共政策擴散動力機制研究

理性訴求、社會參與和控制安撫——2014年勞資關系的三個基本問題

政府福利責任的邊界:基于農民工福利態度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新區域主義下跨市空間規劃與多層級治理研究——以珠三角為例

比較住房政策研究的最新發展及其啟示

德國社會福利體系及其對中國社會福利制度設計的啟示

重寫社會契約:中國社會保險制度變遷背景的追溯性分析

城市低保的目標瞄準探析:一個“街頭官僚”的視角

街頭官僚理論視野下的低保政策實施研究:以廣州某街道為例

低保政策對受助者福祉的影響:三個城市低保人群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

社會投資國家——社會支出中的新趨勢或僅是流行的政治話語

美國政府的“公共養老金危機”及養老金削減策略

中國香港及新加坡推行教育改革的經驗與挑戰

話語與公共政策——西方政策話語研究的回顧與評析

社會投資福利國家?——論當代社會救助政策邏輯的轉變

篇（10）

一．前言

1959年《財政法組織法》（LOLF）確立了法國財政預算的基本框架。期間，該法令雖多次被修訂，但仍然無法適應時代的要求。2001年8月，原法國總統希拉克頒布了新《財政法組織法》，明確提出建立以結果和績效為導向的財政預算，并規定從2006年1月1日起開始執行新方法編制的預算案。該法案被認為是法國公共財政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給法國財政預算管理的各個方面都帶來了顯著變化。其最大的意義在于使法國的公共行政從傳統的官僚模式走向新公共管理模式，公共服務領域從此也開始面臨一連串的重大改革。

二．改革的背景

1.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響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技術變革、全球化、信息化和國際競爭的挑戰，許多國家的行政管理發生了重大變化。以韋伯的官僚理論為代表的、等級深嚴的傳統公共行政制度在支配整整一個世紀的漫長年代后，正轉變為公共管理的、責任的、服務的、企業化的、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形式。

新公共管理理論源于歐美國家，最早由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提倡推行。隨后該理論在西方國家逐漸受到重視。美國學者戴維·奧斯本在其著作《摒棄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項戰略》中提出了“再造政府”的理論，并強調“再造政府就是用企業化體制來取代官僚體制”。[①]戴維·奧斯本認為，在傳統模式下，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時力不從心，窘態百出工商管理論文，因此該模式應當被改革。戴維·奧斯本提倡政府在有限資源條件下，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和提供更高品質的公共服務；同時，政府應當擁有一定的公共企業精神，并學習或運用企業管理的基本理念及做法，運用私人企業管理技術以及用結果指標來評估績效，讓政府更具活力及競爭力。

在戴維·奧斯等學者的推動下，新公共理論的影響日益擴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特別是西方經合組織（OECD）的會員國，相續進行了改革，提出了“績效政府”的理念。法國在這方面雖然改革起步較晚，但是也出臺了相關的法令，加快了行政改革的步伐。主要內容有：改革地方行政管理體制，取消對各地方政府的監管，擴大地方政府權力，擴大地方民主，增強地方民選機構的權利等等。

2．改善法國政府財政赤字的迫切需要

從法國國內看，法國的公共債務問題一直困擾著法國歷屆政府站。2005年，法國公共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已經遠遠超過了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60%的上限，達到了66.8%。同時，西方各國政府都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機構、改善公共財政管理，而法國卻相對滯后，這就迫使法國政府加快了行政改革。從2000年以來，法國經濟一直處于低迷狀態，失業率上升、國內投資與需求大幅度減少，這造成了法國財政收入銳減。與此同時，為實施經濟刺激計劃，法國政府又大規模投入資金。這導致法國公共債務規模明顯擴大。

三．改革的主要內容。

與1959年以來形成的預算體制相比，新《財政法組織法》的變革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強化預算的績效的管理。在過去，各部門預算支出項目是分割孤立的，完全由議會根據部門需要進行撥付。在這樣的機制下，預算項目很難體現各種計劃的性質也很難明確各級行政管理者的責任。新《財政法組織法》運用績效機制來推動財政預算，重新建立了財政預算機制。新機制使得各級管理者的責任明確、國家政策連貫而緊密。該機制把財政預算分為“任務”（mission）、“項目”(programme)、“行動”(action)。“任務”是財政預算的最高級工商管理論文，體現了國家的主要公共政策以及相應的財政預算安排。同時，若干個“項目”組成了某個“任務”。“行動”又把項目的各項計劃具體化。

新《財政法組織法》規定，各級、部門必須建立下一年度的行政計劃與工作安排；同時，每項具體計劃的效果必須通過相關部門的績效考核，并把結果反映到年度績效考核報告中。

2. 項目的行政負責人責任更為明確、擁有更多的自主權。新《財政法組織法》的另一最大的亮點在于，除了不能觸動人員工資之外，只要能保證項目目標圓滿完成和提高工作效率，各行政部門項目負責人可按實際情況自由調度資金預算。同時，為了保證項目負責人的公正、廉潔，該法案還規定必須強化行政部門內部審計職能，使每個公共政策項目執行者承擔了更多的義務與責任。 3.強化了議會對財政預算的民主監督力度。新《財政法組織法》實施之后，議會是最大的受益者。它對財政預算的監控力度得到了空前的加強。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財政預算更為透明。根據新《財政法組織法》第五十條規定，當政府向議會提交國家未來四年的發展報告的時候，必須同時提供相關數據與證據的來源，以供議會調查、審議，從而提高財政預算的真實性。其次，擴大了議會對預算批準的范圍。得益于財政預算的分任務管理與績效管理機制，議會可以通過討論國家公共政策與發展策略來決定對某項任務是否賦予相關財政預算支持，從而大大提高了議會的決策者的角色。在新《財政法組織法》實施之前，議會由于缺乏必要的時間與手段，只能針對整個國家財政預算的一攬子計劃進行投票。只有約占6%的財政預算真正被議會深入討論研究。新法案實施之后，“任務”、“項目”、“行動”與它們所需要的財政預算一目了然，議會成員可以從容不迫的進行討論和投票。最后，公共政策與財政預算捆綁進行表決，提高了議會地位和權利。一方面，決算法草案的審議時間縮短、效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審議的宗旨不再是對財務報告進行技術和形式上的修改，而是對公共政策進行評估，并對每個項目的結果、成本和使用進行分析。

四．新《財政法組織法》對公共服務機構的影響

配合新《財政法組織法》，法國從希拉克政府到薩科齊政府，都對公共部門進行了一系列的漸進式改革。薩科齊的政府改革目前正在進行工商管理論文，無法考察其最終效果，但是其部分改革措施是值得借鑒的、同時應當承認其改革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1.減少了財政支出。由于公共支出明顯上升，威脅到了法國的財政與金融安全，薩科奇政府制定和實施了稱為“公共政策全面修訂” 的全面改革計劃，旨在對公共支出進行結構性削減站。這項計劃確定了很多改革目標：實現政府機構現代化;改善為公民和企業提供的服務;確保公務員能夠因為工作而得到更多的表彰;以及推廣注重效果的文化。其整體目標是用更少的資源，取得更好的成效。該計劃是法國政府全面轉型的范例，它由370項經過開支審查篩選出的舉措組成，同時，每個政府部門都必須節約開支和提升效率。

2.大幅度的減少了公務員數量與規模：法國公務員的數量從2003 年開始減少，減少的幅度逐年加大，到了2007 年，退休的公務員人數介于7萬到8萬人之間，而該年就裁減了1萬5千 個職缺。[②]如今，薩科奇政府實行每兩名公務員退休后只補充一名新公務員的政策。行政人員的開支從而大大減少。

3.對公共部門進行分類改革?，F有的公共服務部門被分成三大類：一是關系到民生與社會穩定的教育、公共衛生等部門，將繼續由國家管理；二是涉及國家安全和戰略意義的領域，具有一定商業色彩的軍工、航天和核電等部門，國家將繼續控制；三是可以向私人資本開放的其它的部門，如基礎設施建設等，這些領域內國有企業壟斷將被打破，私人資本獲準進入。

4.行政部門的創新改革。主要有兩項：一是預算法采取“目標管理”原則，各行政部門將根據目標制訂預算；二是對政府各部門引入外部審計，同時對崗位任務和人員設置等深入調研并提出現代化管理建議。

5.強化公共部門的績效管理。公共部門的各項公共事務分為“任務”、“項目”、“目標”、和“指數”。“任務”是指各項社會事務，如交通、社會治安等。“項目”是指細化后的各項“任務”，如在就業“任務”中，就有增加就業的“項目”；“目標”是每個項目要達到的目的，如增加就業的“項目”中就提出要把增加就業崗位作為“目標”。最后，“指數”是指量化后的結果，主要用于評估各項措施是否富有成效。如在采取新措施后，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的數量等等。

法國政府在推進公共部門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成果。以法國內政部為例， 2005年法國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員傷亡人數低于5000人，與2002年相比受傷者減少了25%,而死亡率則減少了36%,創歷史之新低。與2002年相比，違法活動減少了8.2%,在公共道路上的違法活動則減少了20%。[③]

五．借鑒與啟示

法國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工商管理論文，其公共部門頗具特色，它在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發揮著十分關鍵作用。雖然由于政治體制和國情不同，不能引入他們的所有做法，但他們績效考核的理念、嚴格的責任機制，對推進我國事業單位績效改革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1.深化市場化改革，減少公共部門監管。當今世界是信息化社會，全球一體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在法國，公眾參與公共管理早就是一個現實。在我國，一方面，民眾借助互聯網等手段開始尋求公民參與的過程來充實公民生活，來有目標地表現公民意識，并學習表達自己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另一方面，政府行政官僚的擴張，經常造成公共部門逐漸遠離其所服務的社會大眾，忽視民眾的的真正需求，甚至引發社會沖突。在新形勢下，要解決事業單位中的績效改革問題，其基本點還是應當立足于對公共部門，包括對事業單位權利的限制和對公平性的追根問底。只有在上層建筑中確立了公平性與市場經濟的自由與充分競爭，社會才能充滿活力和創造力。沒有一個完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作為社會子系統和公共部門的事業單位績效改革的效果也無法保證。所以，政府、事業單位不能既當游戲的裁判又做選手，它們應當把主要精力用到保護公正與提供公共服務上來。

2. 重新認識公共部門的本質。高績效政府組織是指政府組織以績效評估體系為標準，以最低的管理成本取得最大的社會公眾對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滿足度的一種管理模式和組織形態。它強調了以社會公眾的滿意度作為產出的最終標準。法國新《財政法組織法》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提高公共部門的服務質量與服務效率。為公眾更好的服務站。對于我國的事業單位，一方面，其“績效”必須最大程度地凸顯其社會公益性，并抑制、克服其可能潛在的自利性和營利性；另一方面，其“績效”還必須同時依循各自具體行業的內在要求，凸顯其獨特的公益價值。在我國，目前許多事業單位社會公益性做得不盡如人意。事業“績效”應有的內涵和標準均被嚴重異化、扭曲。所以，事業單位全面實行績效改革工商管理論文，不能不首先從理清什么是事業績效開始。我國的事業單位屬于公共部門，所以它們的績效應當是“公共、公平和責任”。

3.績效考核制度應伴隨著我國財政體制的改革。從法國經驗看，財政績效管理伴隨著政府管理理念提升，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發展、政府管理模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法國2006年執行的新預算案看，最大的特點就是建立了新的結構。新結構分為“任務”、“項目”、“行動”三級。每一個級別都有相對固定的行政負責人。這就使得各部門公共政策項目負責人擁有更大的自由度和承擔更多的責任。而目前我國的財政預算與管理體制仍然沿用傳統的模式，它與事業單位甚至政府部門的績效管理體制改革無法匹配。

4.應當強化公眾與人大對事業單位績效的監督與評估作用。法國議會是新《財政法組織法》的最大受益者，其角色因為新《財政法組織法》而強化。議會有權監督各項任務的落實情況，由此可以具體知道公共支出的去向，增加了公共預算的透明度。在我國推進事業單位績效改革過程中，績效指標的如何量化，考核如何保證公平公正、具備公信力是我國目前事業單位績效改革的一個難題。由于缺乏可以借鑒引用的辦法和模式，很多地方和單位的績效考核變成了“官績效”“一言堂”。因此，績效考核需要考慮多維度考核，以使考核結果更加客觀、公正。鑒于事業單位的公益性質，公眾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應當作為績效考核指標，讓學校、醫院所在的社區代表、各級人大代表參與到績效評價中來，提高考核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參考文獻]:

[1]任青霞：有限政府與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研究，2004(1)．

[2]陶學榮：公共行政管理學導論[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3]Pierrick Le jeune：la function publique face a la culture de resultat[M]．Bruylant，2006．

篇（11）

一．前言

1959年《財政法組織法》（LOLF）確立了法國財政預算的基本框架。期間，該法令雖多次被修訂，但仍然無法適應時代的要求。2001年8月，原法國總統希拉克頒布了新《財政法組織法》，明確提出建立以結果和績效為導向的財政預算，并規定從2006年1月1日起開始執行新方法編制的預算案。該法案被認為是法國公共財政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給法國財政預算管理的各個方面都帶來了顯著變化。其最大的意義在于使法國的公共行政從傳統的官僚模式走向新公共管理模式，公共服務領域從此也開始面臨一連串的重大改革。

二．改革的背景

1.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響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技術變革、全球化、信息化和國際競爭的挑戰，許多國家的行政管理發生了重大變化。以韋伯的官僚理論為代表的、等級深嚴的傳統公共行政制度在支配整整一個世紀的漫長年代后，正轉變為公共管理的、責任的、服務的、企業化的、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形式。

新公共管理理論源于歐美國家，最早由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提倡推行。隨后該理論在西方國家逐漸受到重視。美國學者戴維·奧斯本在其著作《摒棄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項戰略》中提出了“再造政府”的理論，并強調“再造政府就是用企業化體制來取代官僚體制”。[①]戴維·奧斯本認為，在傳統模式下，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時力不從心，窘態百出工商管理論文，因此該模式應當被改革。戴維·奧斯本提倡政府在有限資源條件下，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和提供更高品質的公共服務；同時，政府應當擁有一定的公共企業精神，并學習或運用企業管理的基本理念及做法，運用私人企業管理技術以及用結果指標來評估績效，讓政府更具活力及競爭力。

在戴維·奧斯等學者的推動下，新公共理論的影響日益擴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特別是西方經合組織（OECD）的會員國，相續進行了改革，提出了“績效政府”的理念。法國在這方面雖然改革起步較晚，但是也出臺了相關的法令，加快了行政改革的步伐。主要內容有：改革地方行政管理體制，取消對各地方政府的監管，擴大地方政府權力，擴大地方民主，增強地方民選機構的權利等等。

2．改善法國政府財政赤字的迫切需要

從法國國內看，法國的公共債務問題一直困擾著法國歷屆政府站。2005年，法國公共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已經遠遠超過了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60%的上限，達到了66.8%。同時，西方各國政府都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機構、改善公共財政管理，而法國卻相對滯后，這就迫使法國政府加快了行政改革。從2000年以來，法國經濟一直處于低迷狀態，失業率上升、國內投資與需求大幅度減少，這造成了法國財政收入銳減。與此同時，為實施經濟刺激計劃，法國政府又大規模投入資金。這導致法國公共債務規模明顯擴大。

三．改革的主要內容。

與1959年以來形成的預算體制相比，新《財政法組織法》的變革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強化預算的績效的管理。在過去，各部門預算支出項目是分割孤立的，完全由議會根據部門需要進行撥付。在這樣的機制下，預算項目很難體現各種計劃的性質也很難明確各級行政管理者的責任。新《財政法組織法》運用績效機制來推動財政預算，重新建立了財政預算機制。新機制使得各級管理者的責任明確、國家政策連貫而緊密。該機制把財政預算分為“任務”（mission）、“項目”(programme)、“行動”(action)?！叭蝿铡笔秦斦A算的最高級工商管理論文，體現了國家的主要公共政策以及相應的財政預算安排。同時，若干個“項目”組成了某個“任務”?！靶袆印庇职秧椖康母黜椨媱澗唧w化。

新《財政法組織法》規定，各級、部門必須建立下一年度的行政計劃與工作安排；同時，每項具體計劃的效果必須通過相關部門的績效考核，并把結果反映到年度績效考核報告中。

2. 項目的行政負責人責任更為明確、擁有更多的自主權。新《財政法組織法》的另一最大的亮點在于，除了不能觸動人員工資之外，只要能保證項目目標圓滿完成和提高工作效率，各行政部門項目負責人可按實際情況自由調度資金預算。同時，為了保證項目負責人的公正、廉潔，該法案還規定必須強化行政部門內部審計職能，使每個公共政策項目執行者承擔了更多的義務與責任。 3.強化了議會對財政預算的民主監督力度。新《財政法組織法》實施之后，議會是最大的受益者。它對財政預算的監控力度得到了空前的加強。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財政預算更為透明。根據新《財政法組織法》第五十條規定，當政府向議會提交國家未來四年的發展報告的時候，必須同時提供相關數據與證據的來源，以供議會調查、審議，從而提高財政預算的真實性。其次，擴大了議會對預算批準的范圍。得益于財政預算的分任務管理與績效管理機制，議會可以通過討論國家公共政策與發展策略來決定對某項任務是否賦予相關財政預算支持，從而大大提高了議會的決策者的角色。在新《財政法組織法》實施之前，議會由于缺乏必要的時間與手段，只能針對整個國家財政預算的一攬子計劃進行投票。只有約占6%的財政預算真正被議會深入討論研究。新法案實施之后，“任務”、“項目”、“行動”與它們所需要的財政預算一目了然，議會成員可以從容不迫的進行討論和投票。最后，公共政策與財政預算捆綁進行表決，提高了議會地位和權利。一方面，決算法草案的審議時間縮短、效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審議的宗旨不再是對財務報告進行技術和形式上的修改，而是對公共政策進行評估，并對每個項目的結果、成本和使用進行分析。

四．新《財政法組織法》對公共服務機構的影響

配合新《財政法組織法》，法國從希拉克政府到薩科齊政府，都對公共部門進行了一系列的漸進式改革。薩科齊的政府改革目前正在進行工商管理論文，無法考察其最終效果，但是其部分改革措施是值得借鑒的、同時應當承認其改革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1.減少了財政支出。由于公共支出明顯上升，威脅到了法國的財政與金融安全，薩科奇政府制定和實施了稱為“公共政策全面修訂” 的全面改革計劃，旨在對公共支出進行結構性削減站。這項計劃確定了很多改革目標：實現政府機構現代化;改善為公民和企業提供的服務;確保公務員能夠因為工作而得到更多的表彰;以及推廣注重效果的文化。其整體目標是用更少的資源，取得更好的成效。該計劃是法國政府全面轉型的范例，它由370項經過開支審查篩選出的舉措組成，同時，每個政府部門都必須節約開支和提升效率。

2.大幅度的減少了公務員數量與規模：法國公務員的數量從2003 年開始減少，減少的幅度逐年加大，到了2007 年，退休的公務員人數介于7萬到8萬人之間，而該年就裁減了1萬5千 個職缺。[②]如今，薩科奇政府實行每兩名公務員退休后只補充一名新公務員的政策。行政人員的開支從而大大減少。

3.對公共部門進行分類改革?，F有的公共服務部門被分成三大類：一是關系到民生與社會穩定的教育、公共衛生等部門，將繼續由國家管理；二是涉及國家安全和戰略意義的領域，具有一定商業色彩的軍工、航天和核電等部門，國家將繼續控制；三是可以向私人資本開放的其它的部門，如基礎設施建設等，這些領域內國有企業壟斷將被打破，私人資本獲準進入。

4.行政部門的創新改革。主要有兩項：一是預算法采取“目標管理”原則，各行政部門將根據目標制訂預算；二是對政府各部門引入外部審計，同時對崗位任務和人員設置等深入調研并提出現代化管理建議。

5.強化公共部門的績效管理。公共部門的各項公共事務分為“任務”、“項目”、“目標”、和“指數”?！叭蝿铡笔侵父黜椛鐣聞眨缃煌?、社會治安等?！绊椖俊笔侵讣毣蟮母黜棥叭蝿铡保缭诰蜆I“任務”中，就有增加就業的“項目”；“目標”是每個項目要達到的目的，如增加就業的“項目”中就提出要把增加就業崗位作為“目標”。最后，“指數”是指量化后的結果，主要用于評估各項措施是否富有成效。如在采取新措施后，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的數量等等。

法國政府在推進公共部門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成果。以法國內政部為例， 2005年法國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員傷亡人數低于5000人，與2002年相比受傷者減少了25%，而死亡率則減少了36%，創歷史之新低。與2002年相比，違法活動減少了8.2%，在公共道路上的違法活動則減少了20%。[③]

五．借鑒與啟示

法國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工商管理論文，其公共部門頗具特色，它在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發揮著十分關鍵作用。雖然由于政治體制和國情不同，不能引入他們的所有做法，但他們績效考核的理念、嚴格的責任機制，對推進我國事業單位績效改革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1.深化市場化改革，減少公共部門監管。當今世界是信息化社會，全球一體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在法國，公眾參與公共管理早就是一個現實。在我國，一方面，民眾借助互聯網等手段開始尋求公民參與的過程來充實公民生活，來有目標地表現公民意識，并學習表達自己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另一方面，政府行政官僚的擴張，經常造成公共部門逐漸遠離其所服務的社會大眾，忽視民眾的的真正需求，甚至引發社會沖突。在新形勢下，要解決事業單位中的績效改革問題，其基本點還是應當立足于對公共部門，包括對事業單位權利的限制和對公平性的追根問底。只有在上層建筑中確立了公平性與市場經濟的自由與充分競爭，社會才能充滿活力和創造力。沒有一個完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作為社會子系統和公共部門的事業單位績效改革的效果也無法保證。所以，政府、事業單位不能既當游戲的裁判又做選手，它們應當把主要精力用到保護公正與提供公共服務上來。

2. 重新認識公共部門的本質。高績效政府組織是指政府組織以績效評估體系為標準，以最低的管理成本取得最大的社會公眾對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滿足度的一種管理模式和組織形態。它強調了以社會公眾的滿意度作為產出的最終標準。法國新《財政法組織法》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提高公共部門的服務質量與服務效率。為公眾更好的服務站。對于我國的事業單位，一方面，其“績效”必須最大程度地凸顯其社會公益性，并抑制、克服其可能潛在的自利性和營利性；另一方面，其“績效”還必須同時依循各自具體行業的內在要求，凸顯其獨特的公益價值。在我國，目前許多事業單位社會公益性做得不盡如人意。事業“績效”應有的內涵和標準均被嚴重異化、扭曲。所以，事業單位全面實行績效改革工商管理論文，不能不首先從理清什么是事業績效開始。我國的事業單位屬于公共部門，所以它們的績效應當是“公共、公平和責任”。

3.績效考核制度應伴隨著我國財政體制的改革。從法國經驗看，財政績效管理伴隨著政府管理理念提升，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發展、政府管理模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法國2006年執行的新預算案看，最大的特點就是建立了新的結構。新結構分為“任務”、“項目”、“行動”三級。每一個級別都有相對固定的行政負責人。這就使得各部門公共政策項目負責人擁有更大的自由度和承擔更多的責任。而目前我國的財政預算與管理體制仍然沿用傳統的模式，它與事業單位甚至政府部門的績效管理體制改革無法匹配。

4.應當強化公眾與人大對事業單位績效的監督與評估作用。法國議會是新《財政法組織法》的最大受益者，其角色因為新《財政法組織法》而強化。議會有權監督各項任務的落實情況，由此可以具體知道公共支出的去向，增加了公共預算的透明度。在我國推進事業單位績效改革過程中，績效指標的如何量化，考核如何保證公平公正、具備公信力是我國目前事業單位績效改革的一個難題。由于缺乏可以借鑒引用的辦法和模式，很多地方和單位的績效考核變成了“官績效”“一言堂”。因此，績效考核需要考慮多維度考核，以使考核結果更加客觀、公正。鑒于事業單位的公益性質，公眾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應當作為績效考核指標，讓學校、醫院所在的社區代表、各級人大代表參與到績效評價中來，提高考核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參考文獻]:

[1]任青霞：有限政府與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研究，2004(1)．

[2]陶學榮：公共行政管理學導論[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