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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源流程和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影響的角度考察，循環經濟是一種“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反饋式循環過程，是以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而使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相互和諧的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載體，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創新觀念，奠定發展循環經濟的思想基礎

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必須更新發展觀念，理清發展思路，辯證地認識物質財富的增長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轉變重物輕人的發展觀念；必須辯證地認識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轉變把增長簡單地等同于發展的觀念；必須辯證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轉變單純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觀念。在發展思路上要徹底改變重開發、輕節約，重速度、輕效益，重外延發展、輕內涵發展，片面追求GDP增長、忽視資源和環境的傾向，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切實推進循環經濟發展。

1.樹立循環經濟的生產觀。充分考慮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盡可能地節約自然資源，不斷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循環使用資源。在生產過程中，企業內部要減少物料的使用，達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標；建立生態工業網絡，把不同的工廠聯結起來，形成共享資源和互換副產品的產業共生組合，在生產過程中實現資源的減量化和再利用。

2.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徹底轉變單純追求GDP增長的狹隘觀念，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通過對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優化，逐步建立符合循環經濟發展要求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3.樹立新的經濟增長觀。要積極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促進工業由大變強，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加快發展現代能源產業和綜合運輸體系,鼓勵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

[摘要]循環經濟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發展模式。發展循環經濟必須轉變觀念、建立完善評價機制和循環體系。

[關鍵詞]循環經濟發展理念評價機制循環體系

從資源流程和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影響的角度考察，循環經濟是一種“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反饋式循環過程，是以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而使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相互和諧的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載體，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創新觀念，奠定發展循環經濟的思想基礎

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必須更新發展觀念，理清發展思路，辯證地認識物質財富的增長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轉變重物輕人的發展觀念；必須辯證地認識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轉變把增長簡單地等同于發展的觀念；必須辯證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轉變單純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觀念。在發展思路上要徹底改變重開發、輕節約，重速度、輕效益，重外延發展、輕內涵發展，片面追求GDP增長、忽視資源和環境的傾向，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切實推進循環經濟發展。

篇（2）

1管制、規制與監管

管制、規制與監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譯，對于日本學者的著述傾向于將它譯為規制，如金澤良雄在《經濟法概論》一書中第一編第四章所談及的問題就是“經濟法中的規制”，植草益的《微觀規制經濟學》等。對于英美學者的著述則更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爾•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與市場》，施蒂格勒的《產業組織與政府管制》等。而在國內的經濟學著述中，管制與規制的運用也無統一的規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經濟學導論》，馬昕等所著《管制經濟學》，謝地所著《政府規制經濟學》，王雅莉所著《公共規制經濟學》，張維迎的《管制與信譽》等。在經濟法學著述中，結合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學者們大多數使用的是市場規制，如漆多俊在《經濟法基礎理論》第十章所述內容即是“市場規制法原理與制度體系”，監管在經濟學領域很少見，但是在法學領域，有的學者將市場監管法和市場規制法并列為微觀經濟法范疇，是干預市場微觀領域的不同手段。如盧炯星認為，市場監管法與市場行為規制法同屬于微觀經濟法范疇，但兩者卻各有不同。有的學者認為，在與法律密切聯系的層面上，管制、規制與監管并無本質區別，既包括與此相關的政策，也包括為實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規。還有學者認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統地進行管理和節制，并含有規則、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義，通常理解為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監管的范圍大的多，監管只是管制的一種，是從維護安全，降低風險角度進行的管制。管制與規制并無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譯而已，無論管制更多的適用于政策性討論也好，規制側重于管制法律表現形式也好，這些區別對于實質性研究并無意義，因此我們的研究重點不應該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該用規制還是用管制，而是應當著眼于經濟運行的整體來掌握適用的范圍以及與其他經濟管理方法的區別。

1.1管制（規制）的性質

丹尼爾•耶金在他的一書《制高點——重建現代政府與市場之爭中》寫到的管制（規制）在戰前與戰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內容有非常大的差別，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關資料后得出這樣的結論：戰前的管制（規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場的各個微觀領域，因此它指的是對微觀經濟領域的直接監督和管理。而凱恩斯主義則將政府從微觀拉向宏觀，主張管理總體經濟而不是具體的市場運作。因此，凱恩斯主義被賦予了另外一種名稱“政府干預”，用與區分政府管制（規制）。丹尼爾•史普博認為管制是由行政機構制定并執行的直接干預市場配置機制或者間接改變企業和消費者的供需決策的一般規則或者特殊行為。金澤良雄認為規制可以理解為是對于一定的行為規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經濟法規制的對象就是經濟生活涉及到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經濟循環的全部過程，并包括與此有關的金融、運輸等。維斯卡西認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對個人或組織的自由決策的一種強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資源是強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經濟主體的決策為目的而運用這種強制力。植草益認為，政府管制是社會公共機構依照一定的規則對企業的活動進行限制的行為。我國學者王俊豪則將管制定義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對獨立的政府管制者（機構），依照一定的法規對被管制者（主要是企業）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與監督行為。因此，管制（規制）的性質是對微觀經濟領域和主體的干預。

1.2監管及市場監管法

監管，有學者將其解釋為監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監督和管理的內涵的簡單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義。國外有學者認為：監管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對經濟個體自由決策所實施的強制性限制。國內也有學者認為：監管就是由監管者為實現監管目標而利用各種監管手段對被監管者所采取的一種有意識的和主動的干預和控制的活動。盧炯星給監管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監管就是市場運作的條件下，以矯正、改善市場機制為目的，政府對市場經濟行為的干預和干涉，或者說，監管就是政府根據法律制定與執行規章的行為，因此，市場監管就是監管主體制定各類市場的行為規則，并通過執行這些行為規則來減少市場失靈、構建市場秩序、保護投資者權益、促進市場競爭及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市場監管法作為經濟法需要研究的一個新興領域，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政府與市場的矛盾不斷加深，而逐漸進入法學家們的研究視野中。目前學界關于此方面系統化、專門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場監管法在微觀經濟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調整市場在運行過程中，監管主體對市場主體及其市場行為進行監督管理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總和。市場監管法不僅是市場主體進行市場運營的準則，也是市場監管主體依法監督、持續審慎監管、有效監管的依據，對于保障市場的安全與秩序、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保障市場公平有效的競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對市場監管法進行研究的學者們一致認為，它是屬于經濟法，而且應當是經濟法的獨立組成部分。它與市場規制法雖然都是調節微觀經濟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領域卻各不相同。經濟法學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體現調整國民經濟總體運行的宏觀調控法和維護市場競爭的微觀市場規制法，對于市場監管法很少提及，這在各個法學著述中可以發現大多學者將經濟法的內容分為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如漆多俊的《經濟法基礎理論》、《經濟法學》，邱本的《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等。有的則用市場規制法包含了市場監管法，但是對于兩種微觀領域的調控措施又沒能很好的協調兩者的差異。在研究微觀經濟立法時，沒有必要區別市場規制與市場監管，因為微觀經濟活動的配置應該交給市場，政府只是在市場失靈時的一個次優選擇，所以微觀經濟領域的立法就應該本著少管，間接管理的原則。當需要管理一項經濟事務時，根本不用區別是規制范疇還是監管范疇，我們的著眼點應該是什么時候管以及如何管的問題。

2干預與調控

干預一詞在國家與市場的博弈過程中似乎歷來就被視為國家或者政府的一項權力，在讀了丹尼爾•耶金的《制高點——重建現代政府與市場之爭》一書后發現，在英美國家，管制與干預有過一次巧妙的交鋒，而分水嶺就是1929年的經濟危機。此后大多數文獻都使用的是干預，以區分危機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凱恩斯和他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所引起的變化。眾所周知，經濟危機后，美國民眾強烈呼吁政府出來“主持大局”，他們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夠利用自己的權力增加就業、降低通貨膨脹、恢復市場等，而另一方面，特別是曾經一度控制市場的資本家們，害怕政府的介入會影響到他們的活力和發展，不想再回到20世紀初那種被管制的時代，更不需要一個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這種躊躇中，管制逐漸淡出美國人民的經濟生活，政府發現他們試圖再次激活管制的計劃有些力不從心。調控一詞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國的經濟學和經濟法學領域被使用的頻率很高，特別是當與另外一個詞——宏觀一起使用時，就構成了通說認為的國家調整經濟的兩大手段之一，即宏觀調控。調控與上述的干預在特定語境下有著同樣的內涵，就是國家對宏觀經濟生活的管理與監督。

2.1干預

即使是對政府干預最具權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中，也沒有對干預一詞進行解釋。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繪來說明政府干預是對的，這對于理解干預有一定幫助：保險公司不能完全區分高風險與低風險的客戶，對同樣巨額財產保險收同樣的保險費吸引的往往是高風險的客戶，低風險的家庭買保險的可能性比較小。有那么多高風險客戶，保險公司的賠償金額巨大，所以公司進行“干預”限定保險范圍，不讓人們想保多少就保多少，這樣做可以激勵人們安裝防火系統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來降低火災風險。又如勞資關系，純市場體系，假定雇主掌握每個雇員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經常調整工資以便使每個人生產出最多的產品，偷懶的工資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這些情況，所以走捷徑采取某些“干預”，如補貼午餐費，以提高積極性從而提高平均生產效率。從中文詞義來講干預的意思是過問別人的事情。干預是一種外在力量的影響，市場有著自身的運作機制如供求機制、價格機制、價值規律等，政府對其進行干預的確是一種外來權力的干涉，相對于政府來說，市場的確是“別人的事情”。在看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發展歷史，由于過度的競爭導致壟斷妨礙了自由的市場環境，于是政府通過制定法律來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簡單來說就是先有市場和市場失靈從而產生了經濟法。這也足以說明，在私有制度國家，使用干預一詞是非常的貼切，雖然即使學者們也沒有做如此的區分，如馬克•波爾曼在他的文章《美國聯邦政府的歷史演變與國家的經濟角色》中談到19世紀末政府的經濟政策時使用的是：干預的加強，并沒有使用當時流行的詞語管制。在國家與市場不斷協調的今天，用干預來表示宏觀領域的調節，用管制來表示微觀領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經濟發展的方向。

2.2宏觀調控

漆多俊給宏觀調控的定義是：國家用以調節經濟的各種引導促進方式發達并形成系統后的綜合體現，是國家運用引導促進系統調節經濟的基本方式，國家從社會經濟的宏觀和總體角度，運用國家計劃、經濟政策和各種調節手段，引導和促進社會經濟活動，以調節社會經濟的結構和運行，維護和促進社會經濟的協調、穩定和發展。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由于國家經濟調節的本質是宏觀和總體的，作為國家調節基本方式之一，國家所運用的引導促進方式也主要是對社會經濟宏觀和總體上的引導和促進。國家引導促進的主要著眼點和目的是社會經濟的宏觀結構和總體運行，所實施的措施重在影響社會經濟的全局，而不僅僅觸及某些局部和個體。宏觀調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導性，并非強制干預或者直接參加經營活動，而是按照宏觀規劃目標和方向，給社會經濟活動者以指導、鼓勵、幫助和服務，引導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調控本身具有內在力量自發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國政府相對于中國的市場經濟來說是一個內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場，并且運用自身的權力來規范市場運行。可以說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調控代替干預來說明政府在宏觀領域的調節更加符合我國經濟發展歷史和國情。

3我國的選擇——以規制（監管）為重心的探索

中國經濟政策的選擇和發展方向以及經濟法的制定，應當有自己的特點，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國家或者采用單一的手段，而應該是：立足宏觀調控，微觀領域重在研究哪些規制（監管）是現階段必須但是長遠要“退出”的，哪些無論是現階段和長遠都要“退出”的，哪些現階段很“弱”而長遠需要加強的，哪些是現階段和長遠都是必須的。并且完善和發展宏觀調控法、以及市場規制（監管）法，明確二者的界限，發現二者的聯系，從而能夠靈活的運用于實踐當中。

在研究經濟立法時，我們要有這樣一個邏輯起點：具體的政府市場經濟活動和經濟立法到底是怎樣一種關系。徐杰老師用了一個很貼切的詞語——互動。首先要考慮政府經濟活動及其變化是如何影響法律體系的建構和運轉，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適用又是如何影響政府管理經濟秩序的形成。在經濟立法研究過程中，應當把政府規制（監管）視為研究的重心，這不僅因為宏觀調控的理論研究遠遠豐富于對微觀經濟領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規制（監管）是直接作用于各個市場主體和具體的經濟活動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場參與者將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觀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是主導，所以對于市場規制（監管）的研究更側重于個案的分析。我國有著很深的計劃經濟傳統，如何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規制（監管），這也是為什么政府規制（監管）確實應當成為經濟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體制原因。

有了這樣一個邏輯起點，我們的研究應該遵循這樣的邏輯不斷深入：(1)國家規制（監管）市場經濟的度；(2)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如何影響經濟立法；(3)我國經濟法應該有怎樣一種體系框架。

3.1確定政府規制（監管）的度

理論界對于這方面的研究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可是并沒有太大的突破，因為面對千變萬化的市場活動，要作一個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這個度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在受許多因素影響下，不斷維持這一種動態平衡。

3.2規制（監管）程度對經濟立法的影響

法律規范對政府規制（監管）權限的界定以及對政府取得、行使規制（監管）權程序的規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時，又對政府管理活動形成了監督，因此在防止政府過度規制（監管）或者濫用規制（監管）權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規制（監管）要發揮作用主要還是依賴政府機構主動行使權利如處罰權，因此規制（監管）的效率又會因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這些情況下，甚至會導致政府規制（監管）失敗。因此，我國經濟立法應當一方面加強對政府權力的限制，防止權力尋租的出現如將行政壟斷納入反壟斷法調整范圍，另一方面在一個個具體經濟法律關系中努力發掘傳統法律救濟的資源，關注行政處罰、私人訴訟以及公益訴訟等多種救濟手段的有效結合。

3.3我國政府規制（監管）發展前景

在放松規制（監管）還是加強規制（監管）上，理論界普遍認為，應當放松經濟性規制，加強社會性規制。筆者認為，加強社會性管制是不置可否的，因為社會性管制涉及勞動保障、消費者安全健康衛生、環境保護、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這些都是與社會利益息息相關的領域，所以加強社會性規制（監管）是增加社會福利的有效途徑。對于經濟性規制（監管）是要放松還是加強，可以從事情的本原即政府規制（監管）的原因來入手，分析是否需要管制、管制多少的問題。當一項經濟活動需要政府干預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者政府干預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和目的，那么在此領域就可以放松規制（監管）或者讓政府放手而完全交給市場。在有些領域，并不是一概而論是放松規制（監管）還是加強規制（監管），應當結合市場經濟發展趨勢以及我國經濟發展環境來考慮。例如，電信行業屬于自然壟斷行業，傳統理論認為自然壟斷行業由于存在定價悖論、效率悖論、負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對稱等缺陷，所以現階段政府進行規制（監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隨著中國加入WTO，電信市場的開放勢在必行，允許國內外新企業進入，強化市場競爭力量對經濟效率的刺激作用，從而使優勝劣汰的競爭規律成為一種普遍規律。電信行業是一個需求彈性很小的領域，基于對公共利益的考慮，電信市場的放松規制（監管）是一個慢慢放手的漸進過程。

參考文獻

［1］金澤良雄，滿達人譯.經濟法概論［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

［2］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3］吳弘.市場監管法的基本理論問題［J］.經濟法論叢,2006,(5):29.

［4］丹尼爾•史普博.管制與市場［M］.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1999.

［5］金澤良雄,滿達人譯.經濟法概論［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

［6］王俊豪.政府管制經濟學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7］盧炯星.經濟法中的市場監管法若干理論研究［J］.經濟法論叢,2006,(5):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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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人類為了生存就必須開采資源，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惡化嚴重影響著人類的生活和經濟的發展，環境信息披露問題是人們越來越關注的焦點。

一、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實務操作中存在的問題

生產過程是一個消耗過程，任何企業一旦投入運營必將消耗資源同時會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它應把恢復和治理環境作為自己的義務，應積極對外披露環境信息。然而環境會計雖然在近30年的發展進程中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其理論和實務尚不成熟，尤其是我國環境會計理論主要來源于西方國家，沒有形成自己的環境信息披露理論和特色。在企業層面、系統地披露其環境會計信息實務操作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環境會計計量理論研究的不完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自然資源的有償使用機制也正在形成“誰污染誰治理，誰開發誰保護，誰利用誰補償，誰破壞誰恢復”，企業使用環境資源，就必須對所耗用的自然資源和破壞了的生態環境付出一定的代價，這不僅需要采用一定的計量手段量化在財務報表中，還必須確定一個合理的分配標準，將環境成本在使用同一環境資源的不同企業、單位和部門之間予以分配，以充分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但是，由于環境會計計量理論研究的不完善，實務上很難找到這樣一個合理的分配標準，使得企業很難反映和控制其環境資源及耗費和補償情況。

2．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缺乏科學的定量方法。傳統會計核算只考慮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很少考慮環境因素，現行的財務報表中提供的貨幣信息局限于能夠按以貨幣計量的業務和事項使其提供的信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綜合性。信息使用者無法了解企業的具體情況，由于缺乏科學的定量方法及切實可行的指標體系，使得需用貨幣計量的環境資產、環境負債、環境成本和環境收益等信息的披露缺乏可操作性，這將直接影響環境會計信息的披露。

3．會計準則的制定未充分考慮環境責任和環境風險。傳統會計理論對產品生產中環境成本未加考慮，在宏觀層面上虛增國家財富，為此，建立一套環境會計核算體系，對經濟發展中環境資源的耗費和補償進行反映非常必要。但我國現行的會計準則對環境會計要素沒有給子確認，由于缺乏環境會計行為規范標準，也無法統一環境會計核算的對象及披露模式，給環境信息的披露帶來一些困難，現行的會計制度中，僅在企業“管理費用”會計科目中設置了“排污費”，和“綠化費”，項目，缺乏相應的核算體系。因此，應盡快制定有關環境會計準則，建立與我國環保要求相適應的會計核算體系，讓企業如實記錄和反映環境管理活動，充分披露其現實和潛在的環境責任及其面臨的環境風險。

4．環境法規體系不健全不利于運用環境會計披露。在特定的技術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經濟利益與社會要求的可持續發展發生矛盾時，如果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與制度的強制性要求，多數企業不會主動犧牲自身經濟利益，也不會自覺地增加環境支出，即使增加了相關環保支出，企業也因怕損害其環保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仍不愿意主動向社會披露其環境信息，近年來，我國雖相繼了一些與環境要素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環境法規體系仍不健全，內容籠統，與實務操作之間有很大的距離，立法的深度與廣度以及執法的力度都需進一步明確和加強，這些因素不利于在實務中運用環境會計披露環境信息，傳統會計信息披露存在的上述缺陷，無法完全適應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現代會計應考慮環境信息的披露

在傳統會計核算中，資產負債表對部分環境負債未作確認，利潤表中同樣未確認企業采取環境治理措施發生的支出，最終導致信息使用者不能客觀評價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為此，現代會計應增加環境信息的披露內容:

1．環境信息應納入會計報表范疇。大量的環境信息，如環保經常性支出，環保研究開發費用，環保治理費用等可以采用一定的計量手段量化反映在財務報表中。負債的確認，以及利潤表中成本與費用的確認，應充分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與經營成果。盡管環境成本如環境污染補償成本、環境損失成本、環境治理成本等被認為是社會成本部分，而非個別企業生產成本部分，但不久的將來人們會接受環境成本是企業總成本的構成，企業應對所耗用的自然資源和破壞了的生態環境付出一定的代價，其目的是考慮可持續發展，這一觀念的轉變將使環境信息被納入會計報表范疇。

2．會計的作用在于提供企業經濟和財務信息，主要表現在:一是國家環境管理部門需要了解企業執行了環保法律法規的情況，評價企業的環境業績。二是由于環境問題預示著未來的受益和風險，聯系著未來的負債和費用，因而，許多投資者愿意將傳統財務報表中的收益能力與環境信息聯系起來進行各項財務指標的分析。而且，近來有些國家的投資者出現了將收益與環境并重地看待而不能只看中收益，投資對象的“綠色投資”趨向。三是銀行及其它金融機構有的將環境保護作為一個重要的信貸決策依據，甚至有的還成立專門的“綠色銀行”了，把環境問題作為首要的方面考察。四是消費者與社會公眾隨著環保教育水平的提高，日益注重企業的環保形象。會計為了能使提供的信息符合上述各方的需要，勢必被要求向國家各職能部門提供所需的環境信息。若會計消極對待環境信息的報告，與那些注重環境并在環境改善方面有所支出的企業相比，在對外報告中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不很理想，但無疑破壞了企業間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將不利于環境保護。

三、構建適合我國實際情況的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模式

目前，會計學界提出的綠色會計、生態會計或可持續發展會計，其目標就是解決會計如何向外界提供企業環境信息問題。由于環境會計起步較晚，環境會計準則尚未出臺，因此環境會計報告體系尚無統一的要求。筆者認為環境會計的信息披露應采用獨立報告披露和專題報告分析兩種模式。

1.采用獨立報告披露模式。選擇一些環境污染比較嚴重、對國民經濟影響比較大的國家重點建設行業或上市公司作為試點，在傳統財務會計報告中，可以在文字說明、補充資料、附注等形式，揭示一些基本的環境會計信息。重污染企業一般可以按照總量指標，相對指標和平均指標如某地區污染企業數量，總量比重法、萬元產值平均法等方法進行判斷。中國證監會應要求企業在上市時將企業是否屬于重污染企業重點披露。在會計核算上，環境會計的核算內容可以暫不納入日常的會計核算體系，可從現有的會計資料中取得與環境會計有關的資料，直接形成基本的環境會計信息。如果這些信息可用一些準確的數據指標或貨幣指標予以披露，并可輔之以文字說明;如果在日前狀況下，不能獲取相對準確的數量信息，則可用文字加以敘述。獨立報告披露模式的內容應包括企業簡介與環保方針、政策，環境標準如廢棄物、產品包裝、產品污染排放、循環使用等信息、環境會計信息包括環境資產，環境支出、環境負債、環境治理準備金、環境收入等以及環境業績信息如環境治理與投資、獎勵和環境審計報告。

2.采用專題報告分析模式。在現有財務報告的基礎上，可以增加會計科目會計報表和報告內容的方式報告企業環境信息。并通過報表分析如大氣污染指標；水質污染指標；噪音污染指標；資源破壞程度指標等評價環境污染程度。通過報表分析如主要用于描述工業固體廢物、工業廢水最終排放量減少的程度，資源產出率；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萬元工業增加值能耗；重點行業單位產品能耗；萬元國內生產總值水耗；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工業用水循環利用率；城市生活污水再生率；城市生活垃圾資源化率；廢鋼鐵回收利用率；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降低率等指標反映通過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從源頭上減少資源消耗和廢物產生，降低廢物最終排放量、減輕環境污染的成果。在此基礎上制定出完善的環保法規，并充分發揮其環境執法的效力;利用市場經濟手段和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使資源產品形成合理的價格體系，反映消耗的自然資源價值;形成比較完整的環境會計理論與方法，逐步消除實務操作中的主要障礙，如環境信息計量障礙、環境成本分配障礙等;制定出完善的環境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使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有統一的標準，實現實務的可操作性與統一性;制定出統一的環境審計標準，實現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監督。

參考文獻：

[1]高雅軍信小娟試論建立我國環境會計的必要性林業科技情報2004.3

[2]林光僑環境成本會計理論與實務研究煤炭經濟研究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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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的演變趨勢

(一)實體經濟的測度指標

本文借鑒國內外學者對實體經濟的界定，初步將實體經濟概述為這樣一種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的內容是對物質產品及精神產品的生產、銷售、消費，其在經濟運行以有形的物質為載體、進入市場的要素以實物形態為主體的經濟活動，實體經濟不僅包括農業、能源、交通運輸、郵電、建筑等物質生產活動，也包括了商業、教育、文化、藝術、體育等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是對應存在的。虛擬經濟是指與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活動，簡單地說就是直接以錢生錢的活動［12］。結合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兩者之間的概念，本文選取實體經濟總量和虛擬經濟總量兩個指標分別對實體經濟及虛擬經濟進行衡量，實體經濟總量是指除去金融業及房地產業之后的各行業生產總值(GDP)，而虛擬經濟總量則是指金融業及房地產業GDP總值。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的演變趨勢

1.改革開放以來實體經濟的時間演變及空間分布

為更加合理地分析實體經濟在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結構變化，本文引入了實體經濟總量占GDP比重和虛擬經濟總量占GDP比重這兩個指標，測度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體經濟總量及虛擬經濟總量在我國經濟運行中的比重變化。如表1所示，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總量不斷增加，從1978年的3497.1億元到2010年的357905.85億元，前后增加了將近100倍。1978年至2010年這32年間，實體經濟總量平均增加率為15.8%，其中1984－1988年、1992－1995年及2003－2007年這三個時間段實體經濟總量增加率較高。相比較而言，我國虛擬經濟卻表現出了更為強勢的勢頭，從1978年的148.1億元到2010年的43296.18億元，增加了近290倍，且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虛擬經濟的年平均增加率近20%，其中1981－1989年、1992－1995年及2006－2007年這三個時間段虛擬經濟總量增加率較高，這與實體經濟的發展時間段基本上是一致的并呈現一定的滯后性。以上分析說明，隨著我國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都呈現較快的發展態勢，且從虛擬經濟發展階段的滯后性來看實體經濟作為虛擬經濟發展基礎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而從實體及虛擬經濟總量占GDP比重指標來看，實體經濟總量在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比例不斷下降，從1978年的95.9%下降到2010年的89.2%，共下降了6.7%;虛擬經濟總量在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比例卻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從1978年的4.06%上升到2010年的10.79%，共上升了6.73%。改革開放初期，實體經濟總量占GDP的比重依然較高，維持在93%－96%之間，虛擬經濟總量占GDP的比重相對較弱;步入90年代以后，實體經濟總量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維持在89%－91%之間，虛擬經濟總量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及金融業的迅速崛起促進了我國虛擬經濟的發展，進而驅使了我國實體經濟總量占GDP比重的快速下降。

整體而言，我國實體經濟及虛擬經濟的發展呈現出了快速增長、相互促進的態勢。特別是數據中顯示的虛擬經濟增長的滯后現象充分表明了實體經濟對虛擬經濟的促進作用。相比較而言，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表現出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離的趨勢，一方面是基礎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迅猛發展，金融業異常繁榮，虛擬經濟膨脹;另一方面卻是實體經濟的逐漸萎縮，投資率下降，經濟停滯不前［13］。美國實體經濟發展的前車之鑒為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調整提供了引導:一是保證我國實體經濟資金的合理供應，避免虛擬經濟膨脹對實體經濟資金供應的擠占;積極推進實體經濟的發展，避免由于經濟危機造成的對實體經濟的沖擊。為更加全面地探討我國實體經濟的演變趨勢，本文從東中西部三個地域視角對我國實體經濟的空間分布進行分析。如表2所示，我國東部地區實體經濟總量的平均值為20200.6億元，中部地區實體經濟總量的平均值為12301.19億元，西部地區實體經濟總量的平均值為6288.06億元，明顯存在著地區差異。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較好，經濟改革力度較大，因此東部地區實體經濟總量和虛擬經濟總量都比中西部地區較大。而就實體經濟總量占GDP比重而言，東部地區虛擬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實體經濟總量在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比例較中西部地區較低，維持在79%－93%之間，平均比例為88.2%(虛擬經濟總量占GDP總量維持在6%到20%之間，平均比例為12%);中部地區該指標維持在92%－94%之間，平均比例為93.6%(虛擬經濟總量占GDP總量維持在6%到7%之間，平均比例為6%);西部地區該指標維持在90%－94%之間，平均比例為92.6%(虛擬經濟總量占GDP總量維持在6%到10%之間，平均比例為7%)。

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的結構演變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行業劃分方法，本文將實體經濟劃分為三個產業:第一產業指農林牧漁業;第二產業包括工業(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及建筑業;第三產業是指除金融業及房地產以外的相關行業，主要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及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行業。如圖1所示，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中:第二產業所占比例圍繞50%左右上下波動;第一產業所占比例在90年代以前較為平穩，而步入90年代以后呈現迅速下降的趨勢，截止2010年所占比例僅為11.3%;第三產業所占比例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斷上升，截止2010年所占比例達到了36.3%。

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的效益分析

本文為合理進行效益分析，通過收集相關數據，建立效益評價指標如下:1980－2010年相應的指標數據如下:數據結果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效益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如表4所示，實體經濟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上升，由初期的0.1上升到2010年的4.7，上升了將近50倍，特別是步入20世紀初期，勞動生產率上升速度倍增;實體經濟的能源消耗不斷下降，綠色GDP的發展宗旨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實體經濟能耗由1980年的13.78下降至2010年的0.91，充分體現了技術進步對于節能的貢獻;然而投資產出率卻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一方面存在著邊際報酬遞減效應的影響，另一方面與我國虛擬經濟帶動投資轉向存在莫大關系———由于虛擬經濟部門的高回報，虛擬經濟膨脹擠占了實體經濟的資金供應，致使固定資產投資比例下降，投資產出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綜上所述，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經歷了快速增長的33年。無論是總量還是經濟效益，我國實體經濟都取得了長足的提升。然而虛擬經濟的發展勢頭更勝，特別是最近幾年，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偏離也漸顯端倪。吸取美國前車之鑒，合理協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二者之間的關系成為了引導我國經濟政策的重點之一。而在二元經濟的協調發展過程中實體經濟是基礎，積極促進實體經濟合理增長是我國經濟政策的導向之一。故此本文對我國實體經濟演變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合理分析，以便為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建言獻策。

我國實體經濟演變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我國實體經濟快速發展的推動力分析

結合新古典增長理論及制度變遷理論對經濟增長動力進行的深入研究，本文歸納出了我國實體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即改革開放政策所牽引的制度變遷、科技創新所帶來的技術進步、教育優化拉動的人力資源改善和金融制度進步帶動的資本活躍。為更加科學地分析以上因素對我國實體經濟演變的推動作用，本文選取合理的數據指標進行多元線性回歸的實證分析。回歸模型為:lny=∑ni=1lnXi+ut，其中y表示實體經濟總量，Xi表示影響因素中各指標變量。在指標選擇上，制度變遷(ZD)參考王文博等(2002)［14］的分析，對非國有化率、市場化指數、市場化收入比重及對外開放度進行主成份分析得出制度變遷的指標值。技術進步選擇以下三個指標來反映我國技術進步歷程:一是專利申請授權數(ZL);二是研究與試驗發展(R＆D)發展人員全時當量(RDRY);三是R＆D經費內部支出(RDJF)。人力資源參考朱承亮等(2011)［15］的人力資本存量指標值。資本活躍度采用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指標進行衡量。在實證分析過程中，為消除異方差，同時保持單位的一致性，本文對各項指標數據都取了對數。本文共設立4個模型:模型1為我國制度變遷對實體經濟影響的實證分析;模型2為我國技術進步對實體經濟影響的實證分析;模型3為人力資源對實體經濟影響的實證分析;模型4為民間投資對實體經濟影響的實證分析。具體實證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1.改革開放背景下制度變遷對我國實體經濟增長的推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度變遷沿著市場化、開放化兩個方向不斷發展，特別是在實體經濟方面“非國有化”不斷合理深化，這為我國實體經濟總量增加及其結構改善提供了很好的內在推動。具體而言，制度變遷對我國實體經濟增長的推動邏輯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改革開放政策所牽引的制度變遷較好地優化了我國資源配置方式，使得資源從效率較低的部門釋放出來轉移到效率較高的部門，從而推動實體經濟的較好較快發展;二是制度變遷帶動的產權制度優化使得交易費用得到有效下降，激勵約束機制也逐步完善，進而推動了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三是我國制度變遷積極地帶動了虛擬經濟的發展及相關制度的進步，進而從側面推動了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如表5中模型1所示，指標ZD的系數為4.8155(t值分別為15.28)，這也充分證實了制度變遷對我國實體經濟增長的顯著正相關影響關系。

2.創新性建設背景下技術進步對我國實體經濟增長的推動

一般而言，技術進步是指技術的不斷革新和進步，具體而言是指技術知識的深化和物質生產手段的革新，不僅包括技術設備等硬件的技術提升還包括軟件的深化。一方面，技術進步是實體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前提，通過技術進步促進了實體經濟部門的生產效率、資本回報率和利潤率，進而促進了實體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實體經濟增長也為技術進步提供了支撐，實體經濟增長為技術革新提供了充裕的資金支持和平臺建設。技術進步與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作用顯示出了技術進步對實體經濟演變的促進作用。如表5中模型2所示，專利申請授權數、R＆D發展人員全時當量及R＆D經費內部支出對實體經濟總量呈現較為顯著的正相關影響關系(系數分別為0.0714、0.4767、0.3484，t值分別為1.02、3.91、4.36)。上述理論與實證分析表明，技術進步對我國實體經濟演變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3.教育優化背景下人力資源改善對我國實體經濟增長的推動

我國教育等相關因素的優化極大地改善了我國人力資源質量，這為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人力資源的改善對我國實體經濟增長的推動機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人力資源改善能有效地促進實體經濟部門勞動生產率和投入產出率的提高，進而促進實體經濟增長;二是人力資源的改善能積極地促進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從而帶動實體經濟發展;三是人力資源的改善包括人的思維方式和自身素質的更新以及對“新”思想的接受速度提升，從而帶動了思維創新“風暴”，這也包括為制度創新準備的人力基礎，實體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就此形成。如表5中模型3所示，我國人力資本存量對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影響系數為5.2069(t值為8.32)。

4.金融制度進步帶動的資本活躍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推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進步使得我國資本投資十分活躍，而這種活躍度主要表現在投資渠道和民間投資份額的增加上。一方面，資本活躍促使實體經濟部門的創業和投資增加，既帶動了經濟發展又解決了就業。另一方面，資本活躍也推動了我國實體經濟部門的企業改制和“非國有化”程度加深，促進了實體經濟的快速發展。如表5中模型4所示資本活躍對我國實體經濟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系數為0.5533(t值為34.99)。

(二)虛擬經濟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促進及背離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兩種必然形態，有著緊密的聯系和相互影響。在兩者的關系當中，實體經濟是基礎、是根本，是社會物質財富的真實提供者，也是社會再生產的生產資料的主要供給者，是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能夠保持持續、穩定、高速發展，無疑是得益于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特別是對于仍然處于試圖通過現代化來實現脫貧致富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實體經濟的發展就更為緊迫和關鍵。虛擬經濟是隨著實體經濟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但又具有獨立的發展邏輯，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對實體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既有虛擬經濟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也有其背離現象及其負面影響。目前關于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演變影響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多。劉金全(2004)通過定量分析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在規模和活性上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發現虛擬經濟無論是貨幣供給規模還是價格水平的波動都存在著對實體經濟規模和增長的正向作用和影響［16］。王謝勇等(2005)利用Java語言編寫元胞自動機規則模擬經濟運行系統，結果發現虛擬經濟的發展來源于實體經濟的需求，它一旦形成便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17］。馬衛鋒等(2005)利用我國27個省市區1978－2002年的面板數據研究表明，我國金融系統對實體經濟增長的貢獻是通過投資總量而非效率提高的途徑實現［18］。周業安等(2005)通過研究發現金融市場化指數能夠一定程度上正向影響經濟增長［19］。周瑩瑩、劉傳哲(2011)通過實證發現，長期內虛擬經濟發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顯著，且對實體經濟發展變化的解釋程度不斷提高［20］。上述研究反映了虛擬經濟對我國實體經濟演變的影響，故本文不再利用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

我國虛擬經濟對實體經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虛擬經濟的角色定位上，具體而言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虛擬經濟起著一個“中介者”的作用，利用其流動性強和回報率高的特點將社會閑置的資金吸收起來，并直接或者間接地投入到實體經濟中來，從而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二是虛擬經濟作為實體經濟的一個“服務者”，通過金融產品或者金融服務為實體經濟部門的生產和交易提供更為快捷和廣闊的渠道，從而有力地保障實體經濟的發展;三是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的宏觀經濟環境“營造者”，虛擬經濟環境既是宏觀經濟環境的晴雨表也是引導宏觀經濟環境走勢的一股重要牽引力，虛擬經濟對宏觀經濟觀景的影響直接關系到實體經濟的未來走勢，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可以積極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合理成熟的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政府應正確處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兩部門之間的關系，積極發揮出虛擬經濟的正向促進作用。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虛擬經濟的迅速膨脹，我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背離現象也初見端倪且逐步加劇。隨著現代市場機制的演進，我國虛擬經濟不斷發展和深入并呈現出了獨立發展的趨勢。在此過程中，虛擬資本迅速泛化，虛擬經濟規模也逐漸超過實體經濟，虛擬經濟自身的運行機制使得其背離現象內在化和普遍化，而資金收益率差異是背離的主要原因［21］。甚至于，虛擬經濟的背離在某種程度上損害到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如虛擬經濟部門膨脹導致其對實體經濟投資的擠占等，甚至國家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緩解經濟下行的投資有很大部分都被投入到虛擬經濟中。我國近年來出現的房地產泡沫，無疑與虛擬經濟過度投入有著緊密關系。我國虛擬經濟的發展雖然還遠未達到產生美國次貸危機的程度，但我國的經濟體系也更無法承受像美國那種次貸危機的沖擊。因此，對于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及其與實體經濟的背離傾向，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關注和警惕。

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總量與虛擬經濟總量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而其增長速度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步伐密切相關，同時在國際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政府政策引導的作用也使得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是從虛擬經濟發展階段的滯后性來看，實體經濟作為虛擬經濟發展基礎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就經濟結構而言，虛擬經濟總量占GDP比例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避免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合理協調二元經濟發展就顯得十分必要。在空間分布上，我國東部地區實體經濟總量較中西部地區較好，而東部地區實體經濟總量占GDP比重相對較低，中西部地區相對較高。就經濟結構而言，我國實體經濟中，第二產業所占比例圍繞50%左右上下波動;第一產業所占比例在90年代以前較為平穩，而步入90年代以后呈現迅速下降的趨勢;第三產業所占比例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斷上升。從實體經濟效益來說，我國實體經濟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上升，能源消耗不斷下降，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體經濟快速增長的積極表現。而投資產出率卻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這也為我國虛擬經濟膨脹對實體經濟的擠占提出了一個警鐘。在我國實體經濟的演變過程中，改革開放政策所牽引的制度變遷、科技創新所帶來的技術進步、教育優化拉動的人力資源改善和金融制度進步帶動的資本活躍是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而虛擬經濟也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對實體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既有虛擬經濟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也有其背離現象的初見端倪及逐步加劇。

(二)政策建議

為繼續保持我國實體經濟良好發展勢頭，協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法二元發展，本文基于影響因素視角提出以下四點政策建議:

1.堅持以發展實體經濟為基礎，協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發展。合理引導資金供給方向，避免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資金供給的擠占，同時通過虛擬經濟的發展促進實體經濟的增長。推進金融機構特別是大型商業銀行改革，維護資金的合理流向，保證實體經濟的發展擁有充實的資金供應(如在銀行業的放貸上制定合理的制度安排，確保實體經濟部門資金來源的最低限額或合理比例)。以此為實體經濟增長提供更為廣泛的資金支持，提高社會資本配置效率，降低企業經營風險，反作用推進實體經濟的增長。

篇（5）

1、以產權制度改革和產權關系調整為核心和主線。

改革者也許并沒有意識到最初的，以“放權讓利”為內容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當時也沒有產權理論作為指導。但是，這場改革實質上就是權利關系的調整。這種選擇也許是制度變遷的內在力量的推動和人們的本能選擇。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關的改革，都是以責權利關系及其制度的調整為核心和主線。農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的建立、發展和改革，在家庭聯產承包制基礎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農業產業化等。考察這一過程，我們發現每一步改革的實質都是“產權制度改革”或“產權關系的調整”。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產權制度改革，因為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租賃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質上都是調整企業和政府的產權關系。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實質也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責權利的界定和調整。

2、以舊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強烈的環節——農業制度為突破口。

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早是從農村的土地產權制度和生產組織制度開始的。為什么制度變遷首先發生在農村？我們認為這是適應客觀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選擇。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價格剪刀差以及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損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為集體經濟，實為變相的國營經濟。與城市的集體和國營經濟不同的是，國家對農村的集體經濟基本上“管而不包”。這樣農村改革的機會成本很低，農村對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強烈。因此，農村相對于城市而言，舊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產生，自發的制度變遷發生之后，更能夠得到政府的迅速認可和支持。

3、允許舊體制外生產新體制，即體制增量調整與體制存量調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進后者。

中國的經濟體制，在舊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難度較大的情況下，確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體制外突破來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構和促進或倒逼舊體制的變革，這是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經驗之一，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和經濟的持續增長靠的就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無論體制改革還是經濟增長，都是“兩條腿”走路。公有制經濟（包括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體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經濟的出現要早。對集體農業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包括對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了。而且，在強調體制外改革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決不應當忽視國有經濟在改革和發展中的巨大作用。與非國有經濟相比，國有經濟市場化的速度較慢，這固然不利于市場化的進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經濟資源特別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部門處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這不僅有利于維護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有利于控制轉軌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而且能夠在市場機制很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政府的調節彌補市場的不足，克服市場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導向的作用，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國有經濟實際上也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承擔著成本。我們假設：國有經濟體制一開始就徹底變革，那么，非公有制經濟能否發展到現在的水平？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否順利？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要改變。

4、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中的初始主體可能存在比較大的差別，但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變遷過程中，是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并不斷進行著角色的轉換。其中，政府作為多元主體中的一員在體制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以農村改革為例。前面已經分析，農村經濟體制變遷包括許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與農業產業化相適應的正在進行的制度創新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主體扮演不同角色，起著不同作用，不同階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變化的。政府雖然不是在每一項改革或改革的每一個環節上都充當主角或領域者，但是，它作為重要的制度變遷主體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家庭承包責任制作為制度創新在很短時間里向全國推廣，則屬于新制度的擴散。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體。它對的認可、支持極大地打消了廣大農民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顧慮，使新制度以盡快的速度擴散。當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變革除了觸犯了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外，于農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屬于帕雷托改進，所在大家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支持改革的。

家庭聯產責任制也有局限性。還是農民自己在實踐中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創造了一種揚棄、適應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無疑問，廣大農民自己是主角，他們是制度的設計者和實施者。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認可、順應、引導。

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創新，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拉開了帷幕。農民現在已經意識到家庭小規模經營對他們的種種不利。因此，農民們自己又在探索，他們仍然是創新的主角。

鄉鎮企業的發展既是中國農村的產業革命，又導致了整個農村經濟體制的重要創新——可以與農業中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相提并論的制度創新。這一創新有一個過程，在過程的不同階段，創新的不同主體及其相互關系是有所變化的。幾乎在家庭承包制剛剛全面實施的同時，“社隊企業”開始實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隊包給一些“能人”。這些“能人”都是農民，是農民中的“基層干部”或原來就是“社隊企業”的經營者。第一步制度創新，是由“基層干部”唱主角，集體代表——公社、大隊、生產隊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廣大農民共同參與的，幾乎沒有反對的主體，因為它對任何一個群體或階層或國家，都是有益無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顯然支持，但不是創新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不是主角。

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有些大膽的農民開始投資辦企業了。有些單獨辦、家庭辦，有些是農戶合伙辦，這就使鄉鎮企業自身的組織也出現了新形式——家庭企業和合伙企業。非公有的鄉鎮企業取得了超常發展。農民自己仍然是創新的主角。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起了一個“放”或“允許”的作用，即所謂“給政策”，例如國務院1984年的4號文件認可、允許個體或聯合投資。當然，“放”本身也是一種對創新的“參與”，它與阻撓或觀望是不同的，與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也是這一制度創新的重要主體。

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進行了更深層次的體制創新，目標是與現代市場經濟接軌。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特別是縣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創新主體”行列。因為經過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鄉鎮企業走上了自我發展、自我創新的道路。在政府跟鄉鎮企業沒有產權關系，鄉鎮企業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權、給什么政策的情況下，政府面對鄉鎮企業的制度創新，就顯得沒有什么可為了。進入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從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集團化的演變，都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投資者和廣大農民自己的事情，他們順應市場、產業變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產權關系和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創新。這是由他們的產權及由此決定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關系決定的，他們有產權，從而有談判實力，能夠左右制度變遷的方向，而且也必須左右，以維護其產權收益。

國有企業至今為止的制度創新，盡管地方政府、企業及企業員工等主體在不同階段的角色或作用在變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創新初期很短時期外，一直都是創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導，它決定創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組織試點和推廣。

5、從制度變遷的規律和中國實際出發，選擇漸進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對于體制轉軌，理論上存在多種途徑或方式。在實踐中，也有多種方式，人們把20世紀開始、持續至今還沒有完成的許多國家的改革，大體上劃分為兩種方式：漸進式改革和激進式改革或“休克式療法”。從改革的效果來看，比較多的人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漸進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標志是，在市場化改革推進過程中，經濟快速發展，連續20年經濟平均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物價上漲率限制在公眾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從1979年至1999年，社會零售物價上漲率平均為6.6％（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率從1985年至1999年平均為8.9％），沒有到兩位數，從而沒有危及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張卓元，2000）。由于經濟快速發展，物價上漲率總的來說處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圍內，全國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實惠。

所謂漸進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經濟制度不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對經濟發展過程中限制或阻礙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進行逐漸地改革。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體現在許多方面：從農村改革開始，然后擴展到城市；先著力發展比較適應市場經濟的非國有制經濟，而后重點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先發展商品市場，然后著重發展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改革先調后放，調放結合，并逐步同國際市場價格相聯系；生產、流通、價格等都出現計劃內外雙軌制，然后向市場單軌制過渡；經濟特區、沿海城市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內地推開，實現全方位開放等等。在改革推進的方法上，也是這樣。先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隨著經驗的積累，逐步實行相互協調、相互配套的整體推進；還有是先易后難，先改革那些比較容易改的領域，最后搞攻堅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中國的國有企業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有著密切關系。由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牽涉到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社會成員的就業與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中最為復雜、最為困難的改革。為了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對企業的迅速改革可能導致的生產下降，失去社會大眾對制度變遷的支持，同時又要提高企業經營效率，中國企業制度的變遷實際上是通過體制外變遷和體制內發展相結合的道路來推進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兩條腿”走路。

當然，我們只能說，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比較成功。但是，它同樣有其局限性。而且，我們也不能認為或斷定激進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長時期的時間去檢驗。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制度變遷所面臨的環境和約束條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選擇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或教訓

1、對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狀況重視不夠，造成的后果將是深刻而長期的。

我國在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也在收入分配領域進行著相應的改革，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實際情況是，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1）從基尼系數來看，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1978年我國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33，這說明我國當時屬于個人收入差距比較小的國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數已達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僅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過了美國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數。（2）從城鄉收入差距來看，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的調查，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率為2.36∶1，1985年為1.72∶1，1999年為2.65∶1；從這三個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先縮小后又擴大的趨勢。（3）從地區收入差距來看，1980年東部地區職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約到1989年前后，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基本持平。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漸拉開，到1997年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比達到1.4∶1；農村收入差距則從1980年的1.46∶1擴大到1997年的2.5∶1。（4）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據統計，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是電力、煤氣和水生產供應業，職工平均工資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社會服務業，職工平均工資為392元，二者絕對差距是458元，相對差距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為金融保險業，職工年均收入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農林業，職工年均工資為4，528元，二者絕對差距為6，015元，相對差距擴大到2.35∶1。（5）從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來看，據溫州的一項調查，在一般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21倍，在具有百萬資產以上的私營企業中，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79倍。而據湖北省統計局、勞動廳、計委聯合調查組對湖北省50家停產半停產企業的1258名職工的調查顯示，他們的平均月工資只有66元，僅相當于私營企業主月生活費1827.56元的3.6％（韓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已經導致了嚴重而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雖然有許多種，但是大多數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數居民雖然有強烈的需求沖動，但是沒有購買力，無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內難以消除，而且隨著我國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實施，這種收入差距還會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2、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導致經濟體制改革有時難以突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在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從現實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滯后于前者的。當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才考慮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動或大推小動，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滿意，例如，機構改革，越改越臃腫。可以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后，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阻力。

3、對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互動關系重視不夠，技術創新落后于制度創新。

這里所謂的“技術創新”是指直接生產領域的技術發明、創新、運用，不是科學家的實驗室或檔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進行，可以說制度創新是明顯的。但是，技術創新相對于制度創新是嚴重滯后的。技術創新滯后于制度創新的后果就是當制度創新所帶來的效率完全發揮出來之后，經濟發展的動力就趨于消失。

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來看，從1978年開始的農民自發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農業技術基本上沒有創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現在，農業技術也沒有太大的、普遍的進展。國有企業主要強調進行經營管理體制和產權改革，技術領域的改革和創新、設備的更新和改造、員工的技術培訓等，都沒有明顯的進步。在調查研究中也發現，同一個地區的不同企業在面臨相同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下，在制度變遷發生后，雖然在短期內都促進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好轉，但是過幾年后，卻出現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差異。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術進步的作用。這也說明了技術創新在制度創新后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當然，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是互動的，技術創新的相對滯后，也與制度有關。說明制度安排對技術創新、推廣和運用沒有足夠的激勵。因此，我們應該從技術創新的相對不足反思我們的制度創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漸進式改革的累積成本或后攤成本成為進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易到難，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目前的國有企業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這實際上是漸進式改革的累計成本所導致的。漸進式改革強調在不改變憲法、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改革。從另一角度來看，制度的適應性總是有限的，任何一種制度只能適應特定的環境，而且這種適應也只能夠在短期內適應，可以說適應是相對的，而不完全適應是絕對的。例如，價格雙軌制是漸進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現之一，但是價格雙軌制所帶來的“腐敗”問題，則可以看作是漸進式改革的累計成本；在舊體制外生長出新體制，舊體制的改革則逐步進行，這種漸進性確實既依靠新體制的外力推動舊體制變革，又不至于使因舊體制的突然崩潰而導致巨大的社會震蕩。但是，它卻產生了新舊體制之間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對舊體制內公有經濟形成巨大沖擊，境況相對惡化，導致舊體制改革的難度越來越大。目前國有企業的效益不斷下降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國有企業大量下崗職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漸進式改革的后攤成本越來越大，成為進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篇（6）

中圖分類號：G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3）06（b）-0250-01

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我國競技體操以九金直上紫禁之巔。中國體操完成了一次全能式的精神革新與實力飛躍，平了獨聯體在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上獨霸九金的紀錄，與前蘇聯1988年漢城奧運會的十金奇觀僅差一金。科學研究的每一次進步，都必將給技術的發展帶來深刻的變革，技術的進步必須伴隨科學理論的指導。我國競技體操從弱到強，從金牌為零到金牌大國的發展史就是最好的證明。

本文通過對2000—2008年我國中文體育類核心期刊競技體操科研論文研究現狀分析表明，目前我國在競技體操理論研究方面還不夠深人，這與我國在競技體操方面取得的成就不相對稱，若想繼續保持我國競技體操在世界體壇的領先地位，除了技術上精雕細刻外，必須在科研上狠下一番功夫，以達到理論指導實踐，實踐驗證理論的同步協調發展。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筆者以2000—2008年“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為查找范圍，以體育類核心期刊發表的256篇競技體操論文為研究對象，對所涉及的各期刊年的科研群體的結構特征、地域特征和科研論文的研究內容進行數據統計與分析，根據對研究現狀的分析，歸納、總結了我國競技體操文獻的規律性特征。

2 競技體操科研群體的結構特征

2.1 年齡特征

按其數量上看，我國從事競技體操科研群體從30～45歲年齡段呈上升期，46～60歲開始呈下降期，60歲以上又有上升趨勢。其原因主要是：30～45歲年齡段的群體，精力充沛，對學術研究有較大的熱情，同時有提高自己技術職稱的需求，故對科研工作投入較大，發表的論文數量較多。而46～60歲及以后年齡段的群體，特別是60歲左右群體，面臨退休帶來的極度不適應，投入在科研上的時間和精力相對較少，論文數量越來越少。而60歲以后的群體退休后余暇時間較多，有一部分人又重新回到研究的工作中來。

2.2 性別特征

在統計的242人次中，其男性為151人次，占62.4%，女性有91人次，占37.6%。競技體操科研群體中男性人數遠遠高于女性，這與作者主體集中在高校，而高校又以男性教師較多有關，同時也與競技體操這個項目有關。另一方面因為女性的特質，家庭觀念比較重，致使女性的科研動力不足。關心和鼓勵女性群體從事科研工作已成為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2.3 職稱特征

中級和副高級職稱的在職人員會發表較多數量的論文，正高職在職人員明顯會很少。本文總結了以下幾點原因：（1）從事科研人員的群體對其的動機和認識產生偏差，科研和晉職產生概念化混淆。（2）評聘工作被政府和學校等的智能部門公式化：N篇文章就是一個教授。（3）崗位相應的業績考核缺乏，這樣晉升副教授的教師和晉升教授的副教授這樣技術職務的人數明顯增多，如果升到正高級，科研的自覺主動性自然而然的就會降低。

2.4 競技體操研究的地域特征

從競技體操文獻的地域分布情況及數量來看，現在中國競技體操科研整體水平較為落后，具有明顯的不均衡性，普及度也不高。首先，競技體操科研水平與該地區的經濟水平直接相關。經濟發達地區如：中國南方地區，以及華北、華中沿海地區競技體操科研水平較高。其次，競技體操文獻發表的不均衡性也體現了競技體操高競技水平的地區與自身競技體操科研實力的不匹配性，競技體操強省湖北、江蘇等，每年發表的競技體操科研成果都很有限。

2.5 競技體操研究的內容分析

我國競技體操科研內容主要集中在比賽分析與發展趨勢、訓練理論與方法、技術動作分析三個方面，對于規則分析、科學選材研究較少，對于競技體操的器械、營養與運動損傷、市場化產業化和裁判因素研究很少，這與我國現在競技體操所取得的輝煌成績不相協調。

3 結語

我國競技體操在2000—2008年間在核心期刊上的發表數量總體較少，主要集中在2004、2001和2005三個年份，自2004年以來有逐漸減少的趨勢。研究者多集中在41～45年齡階段的具有中級和副高級職稱的人員，其中男性明顯高于女性。

從競技體操文獻的地域分布情況及數量來看，現在中國競技體操科研整體水平較為落后，具有明顯的不均衡性，整個中國競技體操科研的陣地主要位于現代化程度較高的中國南方地區，以及華北、華中沿海地區，且普及度不高。

我國競技體操科研內容主要集中在比賽分析與發展趨勢、訓練理論與方法、技術動作分析三個方面，占到68%。對于競技體操科學選材及市場化等方面的研究十分稀少。

4 建議

以上現象與當前競技體操可持續性發展不相適應，分析發現，盡管我國競技體操科研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績，但要保持技術水平穩定發展，繼續保持世界領先地位，在研究內容和方式上應多樣化、系統化，進一步促使競技體操科研規范化、制度化。各級政府、機關及高等院校應及時制定相關政策，正確引導科研群體向著健康的方向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競技體操事業在世界上繼續保持領先地位并不斷向前發展。

篇（7）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研究的理論與實踐的意義表現在：完善和發展經濟核算的理論與方法建立與可持續發展模式相適應的經濟核算與分析體系；推動經濟學的發展；改革與完善經濟核算制度，建立既適合中國國情，又具有國際可比性的經濟核算制度；明確各部門之間的資源資產的產權關系，建立自然資源高效使用、合理補償和法制化管理制度；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長期以來，環境問題沒有受到國民經濟核算部門的重視，絕大多數與環境問題相關的經濟信息沒有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反映出來，如為減少和防治環境污染以及恢復生態環境而發生的成本與費用沒有在生產成本中體現出來，因環境污染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或因治理環境對社會的貢獻沒有確切的計算和評價，忽視了環境污染和資源耗竭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從而就造成了人們對經濟指標的片面追求，再加之人口的膨脹，社會需求的膨脹，使生態環境受到了嚴重的破壞。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作為解決可持續發展的良方，一旦建立起來，將會在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環境質量的提高等方面發揮巨大的促進作用。

1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基本理論

資源與環境價格的確定，是資源環境經濟一體化核算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自然資源與環境定價，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學問題，而且涉及經濟體制、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等問題，被眾多學者稱之為“兩難的選擇”。國內外學者都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相應的理論和方法，但是，迄今為止尚未達成共識。

1．1的經濟理論

馬克思曾高度抽象地把社會再生產過程劃分為四個環節，即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并且論述了它們之間的關系。生產是起點，消費是終點，生產決定分配、消費和交換，而分配和交換、消費反作用于生產。再生產四環節的活動構成了國民經濟活動的基本內容，并把它看成是揭示國民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作為設計具有中國特色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指導思想。

對于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來說，傳統的經濟學原理認為自然資源是沒有價值的，是無限的。也就是說人們可以隨意地使用資源并且不用考慮它的價值損失。因此，以前國民經濟核算基于這種理論大多數沒有考慮環境與資源給國民生產總值帶來的損失。

1．2價值補償理論

價值補償理論的提出是與社會經濟發展，資源加速消耗，生態環境惡化相伴而生的。經濟發展依賴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支撐，同時又對資源存量和環境質量產生嚴重影響，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普遍感到資源短缺和環境問題已經威脅到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經濟的發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獲得了持續高速增長，國民生產總值已躍居世界前列，各項事業都取得了巨大成績，大大增強了綜合國力，顯著提高了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然而在中國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即資源的加速消耗，生態環境趨于惡化。

長期以來，中國的資源全部歸國家所有，許多自然資源低價，甚至是無價開采使用，致使財源流失現象十分嚴重。按照傳統財政理論，財政分配只局限于國民收入分配領域，對于自然資源配置，資源耗費一直是被忽視的。資源的亂采濫伐，國有資源價值的流失，必然導致國家財政困難和生態環境的惡化。要解決這些問題，關鍵仍是一個價值補償問題，只有對資源進行合理的價值補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問題。

1．3效用價值論

資源價值核算的理論基礎是西方經濟學中的主觀價值論，即效用價值論。資源價值效益可以通過支付意愿、消費者剩余和影子價格來表達。

1)支付意愿。支付意愿是指消費者為獲得一種商品、一次機會或一種享受而愿意支付的貨幣資金。它是西方經濟學中的一個基本概念，用以表達一切商品、效用或服務的價格，是資源效益核算的根本。目前，支付意愿已被美、英等西方國家的法規和標準規定為資源及環境效益核算的標準指標，并用來核算各種資源和環境的效益。

2)消費者剩余。消費者剩余是指消費者為獲得一種商品、一次機會或一種享受而愿意支付的資金與實際支出資金之差。在西方經濟學中，私有商品的消費者剩余可以通過其價格資料求得，而公共商品的消費者剩余主要通過兩種方法求得：①利用“影子價格”，與私有商品類似，可以根據公共商品“影子價格”來求其消費者剩余。②利用支付意愿，詢問人們對某商品的支付意愿和實際支出的費用，從而求出消費者剩余。

3)影子價格。由于資源效益屬公共商品，沒有市場交換和市場價格，但可以利用替代市場技術，先尋找替代市場，再以其“影子價格”來表達資源的效益。例如，計算森林產生氧氣的價值，可先計算森林每年產生氧氣的總量，并假設這些氧氣可用于市場交換，再以氧氣的市場價格作“影子價格”來計算森林產生氧氣的價值。

1．4可持續發展理論

近年來，可持續發展的幾種觀點可表述為：①不重視可持續性：追求資源開發與純經濟增長；②重視可持續性：注重資源節約與管理；③強調可持續性：強調資源保護；④極端強調可持續性：極端強調資源保護。目前，中國實行的可持續發展屬于重視可持續性。可持續發展主張在生產和消費活動中發展循環經濟，以解決當前的人口膨脹、資源枯竭、環境退化等危機。

2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基本方法

作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基本方法應該與國民經濟核算的基本方法相一致，包括數據來源的調查方法，整理匯總方法和分析研究方法。這里所說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方法是指分析研究方法并為此建立了一套指標體系(表1)。

2．1自然資源核算基本方法

自然資源價值核算方法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自然資源的核算，是在自然資源成本定價的基礎上進行的核算，既包括存量的核算，又包括流量的核算；既要有實物形態的核算，又要有價值形態的核算；既要對各類自然資源分別進行分類核算，又要進行綜合核算。由于核算的內容與要求不同，其核算的計算方法也各不相同，一般可采用供求定價模型法J。同時，要把自然資源核算同國民經濟增長變化核算以及國民經濟運行中的投入、產出核算聯系起來。自然資源的核算可分3個層次進行：第一，對每一種自然資源進行核算，包括自然資源的存量價值核算和耗竭損失價值核算，反映其增減變化；第二，對自然資源進行綜合核算，反映自然資源總量的變化；第三，把自然資源核算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全面地反映國民經濟的增減變化，資本形成的規模以及國民生產總值(GNP)與凈值(NNP)的實際狀況。這3個層次的核算相互聯系，相輔相成。

2．2環境保護基本核算方法

2．2．1環境保護與治理支出核算

環境保護與治理支出包括企業投入、政府投入、居民投入和各種環境保護治理設施捐助，這部分投資支出以實際發生額為準。環境保護與治理支出主要用于：①城市環境保護基礎設施投資，如污水處理廠、集中供熱工程、氣化工程、生活垃圾處理工程等；②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③環境管理服務支出；④基本建設“三同時”環保投資；⑤居民環保支出等。環境污染治理的費用和投資按實際費用支出和投資的性質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為治理環境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它將形成固定資產，是治理環境污染的重要基礎和前提，它的支出具有資本性質，因此，應按照固定資產折舊率計算的折舊額作為當期的經濟損失。第二部分是當年為維護環保設施、環境費用的支出和為監測管理污染治理情況和科研費用的支出。這部分應當作為當年的經濟損失。第三部分是當年治理污染時的費用支出，它是對污染物排放的直接治理費，應作為當期的經濟損失。計算公式為：污染治理總費用=已治理費用+虛擬治理費用=實際污染治理投資額／已達標率或實際污染處理率。

2．2．2環境質量降級核算

環境質量降級主要是由生產中所產生的廢水、廢氣和固體廢物以及環境噪聲所造成的環境污染。一方面生產中的原材料使用量越大，生產規模越大，自然資源的消耗也越多，排放的污染物也越多，造成的環境質量降級也越快，如水體污染、大氣污染、噪聲污染和固體廢物污染等。環境質量降級核算可采用恢復法進行，如大氣環境質量由二級降到三級，水環境由Ⅲ類水體降到Ⅳ類水體等。治理大氣環境質量由三級升二級，進行污水處理使水環境質量由Ⅳ類水體升到Ⅲ類水體的費用即為環境質量降級的損失。

2．2．3環境污染損失核算

環境污染損失可分為以下及部分：

(1)環境污染造成的生產損失：環境污染造成的生產損失包括對工業、農業、畜牧業、養殖業及其他行業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表現在2個方面：一是環境污染使產品減產，二是環境污染使產品質量下降。可以用市場法對這部分損失進行核算。

(2)環境污染對固定資產造成的損失：固定資產主要是指各類機械、儀器、廠房及其他公共建筑物和設施等。環境污染對固定資產造成的損失主要是加速固定資產折舊，縮短使用壽命，以及增加維修保養等造成的經濟損失。可以用市場法對環境污染造成的固定資產損失進行核算。

(3)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造成的損失：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造成經濟損失的核算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可考慮環境污染造成的醫療費增加、直接勞動力和間接勞動力損失等幾部分，可采用人力資本法進行核算。

(4)水污染損失核算：根據環境規劃最終目標，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應為100％，生活污水處理后應符合《污水綜合排放標準》一級排放標準，把此目標作為理想狀況，對比現階段與目標值的差值，算出應處理的污水量，并根據一定的處理費用，核算出水污染損失的價值。計算公式為：水污染損失價值=(生活污水排放量+工業廢水未達標排放量)×污水處理費。

(5)大氣污染損失核算：污染物的排放是造成大氣環境質量退化的主要原因。排污收費為對環境外部影響附加一個真實的價格提供了一種機制，從而確保環境影響被納入到污染者的決策框架之中。理論上，理想的收費水平應該反映與污染物有關的邊際損失成本。但實際上，目前各省都用征收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污費來彌補對大氣環境造成的污染損失，實際征收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污費都遠遠低于大氣污染環境損失成本。

篇（8）

（1）知識經濟中最基本報生產要求是知識，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在《力量轉移：臨近21世紀時的知識、財富和暴力》中認為知識已灰為土地、資本、勞動和時間的最終替代物。

（2）知識經濟是在日益枯竭的自然資源下的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形態，以富有的資源替代稀有的資源，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的一種新的經濟形態。

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全球網絡的完善，使財務會計所處的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作為實用科學的會計學也將發生深刻的變化。

一、知識經濟的時代意義

按照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的，建立在知識信息的生產、存儲、使用和消費之上的經濟。

從我們所看到的不少資料表明：人們在強調知識經濟這一概念時，主要是區別于物質、資本在生產中起主導作用的物質經濟和資本經濟而言的。與依靠物資和資本等這樣一些生產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相區別，現代經濟的增長則越來越依賴于其中的知識含量的增長。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的創造中其功效已遠遠高于人、財、物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成為所有創造價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識經濟的提法可以說正是針對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創造中的基礎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認為知識經濟僅僅是區別于所謂的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

其一，人類經濟時代的劃分有自然經濟、工業經濟，但沒有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的提法。

其二，一個經濟時代的劃分重要的不是生產什么而是用什么生產，這里包含一個重大的區別，即一定社會的主導生產工具及由此形成的產業，這顯然不是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所能反映的。而知識經濟不但從知識在生產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主導經濟增長的知識性產業已經形成。對此美國經濟學家羅默提出，要求在計算經濟增長時，必須把知識列入生產要素函數中。因此OECD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正是揭示了知識對現代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并準確地反映了知識經濟的現實。所以，我們從經濟時代的角度來認識知識經濟，才能切實地反映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歷史性變化和人類社會已進入一種嶄新的生產方式這一偉大現實。我們認為知識經濟是繼自然經濟、工業經濟在人類財富創造形式上的嶄新時代。我們稱之為知識經濟的，就必須使這種稱謂有相應的經濟學理論基礎。這需要一個切入點，這個切入點顯然不是目前報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證知識經濟的提法，而應是論證知識經濟何以可能的理論基礎，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二、知識經濟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沖擊

知識經濟對經濟理論的沖擊首先是基礎理論。

知識經濟的出現使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必然要合理解釋和反映這種社會經濟生活的新本質，從而在更新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基石上構建指導人類新的經濟實踐的經濟學。事實證明，經濟學的一些研究領域已經初步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著這種新經濟的沖擊。尤其突出的是貝克爾的人力資本論、發展經濟學、市場營銷學及一些管理性經濟學科，這不斷地加大著部門經濟學科和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分離。我們已經看到了知識經濟的現實，但我們用以解決問題的理論并非建立在這種現實基礎之上。這便是舊理論無所作為的必然。

縱觀人類社會全部的經濟活動無外乎這樣兩個內容，其一是社會財富的創造問題，其二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這里我們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第一個問題，形成這一問題的核心內容是一定社會的財富是什么？如何實現這種財富的增長？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集中地形成了該社會的經濟學基礎理論即價值理論以及增長理論。我們從經濟學角度考察一定社會所追求的新的社會財富是什么，如何創造出來，不能不看到，新的社會財富的創造總是受制于當時社會的生產方式。從古代社會的錢物積累表現出的社會財富，及與之相應的注重農牧和戰爭掠奪的財富增長形式，到威廉·配第實質性地揭示出農業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財富創造中“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里的勞動成果是直接地表現為社會所認可的社會財富。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萌芽的到來，重商主義堅定地認為商業貿易創造價值、增進社會財富。事實上商業貿易只是轉移現實的社會財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創造新的社會財富。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類經濟的核心，揭示了生產創造價值這一人類社會財富增長的實質。

在資本主義進入典型機器大工業化生產條件下，馬克思完善和發展了勞動價值學說（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資本主義財富增殖的剩余價值學說）。這些理論集中說明的是在一定經濟時代里新的社會財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的。自然經濟時代，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人的勞動力，勞動也主要是人的體力勞動；工業經濟時期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先進的機械力，尤其是工業經濟的成熟期，以機器為主的機械力勞動成為社會財富基本的創造形式。新增加的社會財富完全是表現為滿足人們各種各樣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價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會認可的多少都直接地決定于生產它們所使用的技術的先進性。這使工業經濟時代的勞動價值論典型地表現為價值的技術決定論。當人類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的知識經濟時代，反映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創造的勞動價值理論在新的生產方式中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

首先，在現代化的企業生產中，人們認識到外在于勞動過程的知識性的管理也成為創造商品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學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創造價值的第四個要素。而管理正是隨著人們對企業自身性質認識不斷深化所形成的知識和信息，管理人員正是運用這些知識和信息，服務于生產過程而現實地增加產品的價值。美國德爾福集團甚至提出企業知識管理，認為這是現代企業成功的關鍵。指出“雖然知識管理的首要目標不是技術，但是公司將發現，它們在知識經濟中如果離開了知識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競爭力。”（《參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場自由競爭中企業所投入非生產性領域的大量廣告費、贊助費及各類社會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產領域，按勞動價值理論是不會創造價值的。現在恐怕沒有企業界的朋友會否認這方面投入的豐厚回報，在這些非生產性領域的投入極大地提高了處于自由競爭市場中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這些知識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響著消費者的選擇，對商品無論在價值大小以及實現多少上都起著關鍵的作用。

第三，現在主要讓我們來看使工業經濟時代躍升到知識經濟時代的先導產業———信息產業。美國人不無自豪地指出信息產業已成為美國經濟最大的新的經濟增長源，約占近年美國經濟增長的40％。如果你對這個數字還缺乏敏感的認識，那么你對這組數字肯定會感興趣：一個發展才十幾年但已擁有資產2000億美元的微軟電腦公司和已經發展一百多年才擁有400億美元資產的通用汽車公司，后者曾是美國工業經濟時代的象征之一。微軟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給你直接可以消費的面包、汽車或實實在在的鋼鐵。它提供給社會的只有處理信息的計算機和載滿了能滿足你對知識管理需要的各種軟件，這里幾乎沒有辦法用勞動價值理論來分析，最高級的知識在這里直接轉化為最大的價值，過時的知識在這里也一文不值。同樣的編程人員、同樣的工作強度，但可能所創造的價值相差懸殊。這里價值形成的唯一基礎是以其知識含量的高低來比較的。其他如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光電子產業等等高新產業中，知識是與他們所能創造價值的大小、所能實現價值的多少直接地聯系在一起的。也許僅僅因為一個連字符的遺漏而使數十億美元化為烏有，也許僅僅因為一個新的配方而價值倍增。在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實現形式，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財富已直接地與人類最寶貴的知識掛鉤，這不但突破著舊的社會財富觀，而且直接使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新的社會財富。

綜上所述，知識正自在地存在于當今源源不斷被創造出來的新的社會財富中，深刻地改變著經濟學的基本范疇的內涵及基本理論。正如我們分析的，一定經濟時代新創造的社會財富，總是最深刻地反映著一定經濟時代的社會生產的實質，并通過這個實質使一定時代的社會生產方式向更高級轉化。

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切都是財富，一切都不是財富，對新增社會財富的考察必須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結合。如果說工業經濟時代商品的價值主要指一定技術條件下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的大小體現出在勞動時間多少上的競爭，那么知識時代的商品價值則主要是指在無差別人類勞動中所蘊含的知識和信息，價值的大小體現在勞動中對知識和信息的競爭。我們創造的新財富是未知的，但我們通過當前的勞動卻現實地改變著已經形成的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這個循環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們在現實消費需求中所消耗的社會財富總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會財富是以空的數字指標表明社會生產的創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是唯一的，因此對一定生產方式下新形成價值的那種核心要素的競爭便是社會經濟增長的實質。而這種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積累，也就是對新增的社會財富的分割、占有和積累。

從這個意義上看，OECD定義的最后一句，不無道理。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與工業時代相適應建立起來的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亟待發展。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說明知識經濟是存在的，使知識經濟有合理的理論基礎，把我們看到的現實和我們用于解決現實問題的理論有機地統一起來。

三．知識經濟對會計的影響

綜觀會計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會計的發展主要是反應性，即會計主要是應一定時期的商業需要而發展的，并與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知識經濟的出現，必然對現有的會計產生全面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可以從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在知識經濟中企業賴以生存、發展和壯大的基礎是企業的知識資源。而知識資源是由人力資源和知識組成的。在傳統的會計中資產是指被企業控制或擁有的能以貨幣計量的經濟資源。這就對傳統的會計計量產生影響，要求對資產這一概念擴展其內涵。

（一）知識經濟對會計假設的影響

會計理論的基本前提是四大會計假設，知識經濟的到來也對它產生影響。在傳統會計中，會計主體是指擁有一定經濟資源并對這部分資源負責，具有經濟業務的獨立主體。而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網絡的發展，會計主體的外延在不斷的擴大。企業可在網絡上根據自身的要求分配、重組企業的人員，形成“網絡公司”這一“虛”的實體。另一方面公司之間存在著許多以聯營公司，合資企業等形式的松散型企業，而這些企業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解體。這種“虛”“實”實體的共存，就對會計主體的界定帶來困難，應重新對它進行定義，并以“相關利益聯合體”來定義較為合理。

傳統的持續經營假設把企業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存在作為前提。而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面臨更為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隨時都有發生破產清算的可能，巴林銀行的倒閉就是在毫無前兆的情況下發生的。所以持續經營假設可解釋為“相關利益聯合體的存續期”。

持續經營假設的變動必然會影響到會計分期假設。另外，“網絡公司”的存在使得原先的會計實務中較多的估計成為障礙。因為知識經濟下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的加速折舊和市場瞬間萬變的情況會給公司帶來意外的收益，這樣一來就無法對會計收益和成本進行配比。而用“網絡公司”隨時都有可能結束，就更無從談起會計分期。

網絡交易的增加，使得貨幣計量成為交易中的一個累贅。因為人們要求更為快捷的方式，要求有一種統一的電子貨幣。這樣每一次交易就可省去許多的時間。而電子貨幣的唯一要求就是保持幣值的穩定。

歷史成本計價方法是會計計量的基礎。而知識經濟的主要資源是知識資源，它是企業資本的源泉，是企業發展的新動力。它屬于無形資產，用歷史成本計價方法即用取得該資源的成本作為其計價成本不能體現知識資源的真實價值。

四大會計假設和歷史成本計價方法是會計學大廈的基礎，知識經濟的到來不可逆轉地對以傳統觀念為基礎的會計學提出了新的課題。在具體的會計實踐中已經有很多解決此類問題的實際例子。我們應當對其加以總結，使之理論化、體系化、從而構建更高層次的適應知識經濟的會計學。

（二）知識經濟對會計理論的影響

1、對基本會計概念和范疇的影響

第一，對資本制度的影響。

現有的會計理論是以實體資本（包括貨幣資本和實物資本）為基礎的，不確認智力資本。這一資本制度的基本特點是：

（1）實體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和主要動力；

（2）實體資本是社會經濟權力的中心，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是資本雇傭勞動制，企業的治理結構是以實體資本為中心的結構，即實體資本出資者承擔經營風險，并享有剩余（利潤）的控制權和索取權。因此，現有的會計信息主要是為實體資本出資者和債權人服務的，其基本任務是站在實體資本出資者和債權人的立場，記錄企業發生的經濟事項，反映企業實體資本的運動狀態，幫助他們進行風險決策和業務監控，從而保證其收益的最大化和風險的最小化。

而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是經濟增長最重要、最活躍的因素，也就是說，知識是生產的核心要素；人是知識的載體，知識的擁有者應享有企業權益的分配權。因此，知識經濟的核心是對智力資本地位的確認。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不再被簡單地認為是由實體資本所有者的投資形成的生產和財務單位，而被認為是智力資本與非智力資本（實體資本）訂立的特別市場契約，智力資本所有者與非智力資

本所有者共擔企業風險、共享企業權益，而且智力資本能比非智力資本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就要求會計建立能反映智力資本的中心地位、體現智力資本所有者與非智力資本所有者共擔企業風險、共享企業權益的新的會計體系。

第二、對利潤含義的影響

與上面的觀點相聯系，現有的會計理論認為利潤是實體資本創造的，因而屬于實體資出資者，員工，無論是高智力的員工還是普通的體力勞動者都被看作是被雇傭者，其回報僅僅體現為工資費用，利潤表只站在實體資本所有者立場反映其投資回報。而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利潤是智力資本和非智力資本共同投入所產生的回報，而且主要是由智力資本創造的，在智力產品的價值組成中，物化勞動者轉移價值所占比重很小，高智力的員工可以用他們的發明創造轉換為對企業的投資，這些員工和他們的智力在企業的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可以創造出大量的利潤。這就要求會計必須適應這一變化，重新明確利潤的含義，劃分員工勞動報酬和智力資本回報的界限，明確確認和計量智力資本帶來的利潤。

第三，對資產概念的影響

在現有的會計理論中，資產作為一種經濟資源，主要是指有形資產，雖然也不排除無形資產，但由于各種原因，無形資產在企業資產中始終只占次要的地位。例如，我國規定，以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出資不得超過公司注冊資本的百分之二十，即使是高科技企業，也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五。對人才智力資源，無法在理論上其作為資產的地位。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和智力被認為是生產的重要要素，它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也大大超過了有形資產，所創造的價值也大大超過有形資產，因此，無形資產，特別是人才智力資源是企業的一項非常重要的資產形式，而對微軟、英特爾這樣的公司，其價值幾乎全部體現為它的人才智力資源，房屋、設備等有形資產顯得毫不重要。不正視這一事實，而仍將人才智力資源排除在企業的資產形態之外，不加以反映和核算，顯然是與客觀經濟環境相背離的。

2、對會計確認和計量理論的影響

傳統會計理論，將貨幣計量作為一項基本假設，以是否可計量作為能否納入會計信息系統的一項基本標準，在計量屬性的選擇標準上，首先考慮的是其可靠性，即這種計量必須是建立在已經發生、客觀存在、可以驗證和檢查的基礎之上。在這一基本觀點下，包括人才智力資源在內的許多經濟現象都無法在會計上得到反映。

近年來，隨著社會的進步及高新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應用并轉化為生產力，人才智力資源作為生產要素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和重視，與此相關的會計學的一個新興的學科分支——人力資源會計學日益受到重視和研究，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力資源成本會計和人力資源價值會計兩大基本內容的人力資源會計模式。但是，受基本的會計確認和計量理論的局限和影響，現有的人力資源會計模式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人力資源成本會計按實際成本核算，未能反映出人的智慧與創新能力和產出價值的計價等問題。人力資源價值會計雖然試圖計量人力資源的價值，避免人們低估企業價值，但由于不是以實際成本為基礎，存在計量的可靠性問題，因而無法與傳統的財務會計溶為一體，始終游離于財務會計體系之外，因而并未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力智力資源的計量問題。

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和智力的重要作用要求我們加強對智力資本和人才智力資源確認和計量的研究，這勢必對現有的會計確認和計量理論產生重大影響。

（三）知識經濟對會計實務的影響

知識經濟對會計實務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會計工作重點的轉移

傳統的會計工作主要是會計人員運用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手段，對經濟數據進行收集、加工、存儲和檢索，最后輸出能滿足信息使用者經濟決策和控制經濟活動需要的經濟信息。

在傳統的會計工作中，由于受操作手段和工具的限制，經濟業務數據的日常處理占用了會計人員絕大部分的工作時間和精力，而在知識經濟條件下，隨著以計算機為主的信息產業的普及和成熟，會計人員大量的日常工作，如填制亡帳憑證、登記總帳和明細帳、編制和報送會計報表以及在必要時查詢憑證數據等工作都可以由計算機完成，這在客觀上使廣大會計人員從繁雜的、重復的日常會計事務中解脫出來，將其工作重點轉移到參與預測、決策和經營分析等方面，更多地參與企業單位的經營管理，使會計工作向更高的層次發展，在經濟管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確立會議工作在經濟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會計工作重心的轉移，對廣大會計人員的素質、知識結構和工作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會計人員不僅要掌握扎實的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應具備相關的信息處理知識、管理知識和其他相關知識，增強參與經營、參與管理的意識和能力。

2、會計電算化從低級向高級穩步發展

展望未來，隨著知識經濟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我們認為會計電算化將會繼續向下列方向發展：

（1）由單項處理向較完整的會計信息系統發展

在我國，目前的電算化會計核算系統多數是一些單項的數據處理系統，如帳務處理系統、工資核算系統、材料物資核算系統等。但是，隨著電算化應用的成熟和總體水平的提高，原有的單項或獨立的多項電算化應用已不能滿足企業單位管理的需要，而要求把單項處理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之既能獨立進行數據處理，又能實現信息傳遞和共享，從而形成一個較完整的會計信息系統。

（2）由單機應用向計算機網絡應用方向發展

目前，我國許多企業單位的會計電算化是采用單機處理，隨著較完整的會計信息系統的建立，獨立的單機應用不能滿足信息處理和使用的要求，越來越多的企業將采用計算機網絡。Internet更是加快了計算機網絡化的進程。

（3）由單純的會計核算向管理會計應用方向發展

一個完整的會計信息系統包括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兩部分。目前我國的電算化會計系統主要應用于財務會計核算。管理會計所采用的數據體系與財務會計基本相同，但由于其目的更側重為企業的經營管理服務，因此其處理方法與財務會計有所不同。

與財務會計相比，管理會計使用了更多的數學模型和方法。顯然，計算機不僅僅能完整財務會計的各項核算工作，而且也能更快、更好、更高效益地完成預測、分析和輔助決策等各項管理會計的工作。

事實上，隨著會計工作重心的轉移，傳統的會計信息系統已不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需要，會計信息系統應同時具備分析、預測、決策、規劃、控制和責任評價等功能，即朝管理型會計信息系統的方向發展。此外，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管理型會計信息系統還將引入人工智能技術。專家系統在預測、分析、決策工作中的應用是今后會計電算化發展的方向這一。各種類型的專家系統可望為會計人員和管理人員提供諸如會計工作法律法規咨詢、成本分析與控制、產品結構、市場分析與營銷策略等多方面的幫助。

3、會計核算方法的選擇更加強調科學性和

合理性

由于手段和工具的局限，傳統會議在確定會計核算方法的選擇標準時，在科學性和可操作性之間更多的注重可操作性。如債券攤銷方法，雖然實際利率法比直線法更科學，便后者更為簡便，因而實務中一般選擇直線法。隨著計算機的廣泛應用和會計信息系統的不斷完善，計算的繁簡程度已不再成為評價一個會計方法是否應該采用的標準，科學性和合理性成為選擇會計核算方法時唯一需要考慮的因素。

4、會計信息時效性和多樣性的增強

及時、準確、完整地提供會計信息，以便作出相應的經營決策和制定控制，提高經濟效益，是現代會計的經營決策和制定控制，提高經濟效益，是現代會計的職責之所在。隨著計算機技術的廣泛應用，很多在手工條件下很難或者無法及時提供甚至無法提供的信息，都可以及時提供。比如，只要增加特定的程序，企業可以同時編制出以權責發生制和收付實現制為基礎的會計報表；對于目前比較復雜的物價變動條件下的會計信息，提供起來也將極為方便。

5、會計組織的弱化和內部審計機構的加強

隨著計算機網絡的普及和應用技術的提高，目前由會計人員輸入的大量的經濟數據將改由業務人員直接輸入，并由計算機自動處理，這將大大提高會計核算工作效率，節省核算時間，減輕會計人員的工作量和勞動強度。與此同時，利用計算機技術進行舞弊的手段也會越來越隱蔽。因此，為減少各種弊端，會計的內部控制制度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內部審計機構將得到加強，內部審計工作顯得更加重要。

6、對國際會計準則的需要更為迫切

前面講到，知識經濟區別于傳統經濟的特點之一，就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各國會計準則和制度的不一致，不利于會計信息的交流和溝通，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是背道而馳的，從一定意義上說是阻礙了經濟全球一體化的進程。這在客觀上要求國際會計準則的協調和統一。目前雖然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已在著手制定國際會計準則，但無論從規范強度還是從規范范圍，都是不夠的，亟待進一步加強。

（四）．知識經濟對會計理論的沖擊

由于知識經濟帶來會計環境的變化，因而對環境所決定的會計理論也產生極大沖擊。這主要表現在：

1、對會計目標的沖擊。對財務會計目標的認識；不論是“決策有用觀”，還是“經營責任觀”，都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并未考慮知識經濟時代的新情況。會計目標的確定，應以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為矢的。

美國AICPA的企業報告特別委員會于1994年提出的題為《改進企業報告——著眼于用戶》的綜合報告中認為，投資者的主要目標是對企業的絕對價值和相對價值及其權益性證券做出判斷;債權人的主要目標是評價一個企業承擔與當期或未來債務或其他金融工具有關的義務的能力。從他們的目標出發，信息使用者要逐個分析有不同機會和風險的企業分部，掌握企業經營業務的性質，著眼于企業未來，掌握管理部門意圖，要求企業報告信息相對可靠，了解相對于競爭對手和其他企業的業績，及時了解影響企業的重大變動。

在知識經濟時代，信息使用者對這些方面的要求會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并且對企業知識資本擁有量和知識創新能力的信息也會提出相應的要求。因而企業財務報告的目標，不僅要滿足使用者對企業資本、物質等財務資源的增長和創造的興趣，也要滿足他們對人力資源、知識資源的信息需求。

2、對歷史成本原則的沖擊。在知識經濟時代，傳統的歷史成本原則將會對不斷涌現的新的會記事項感到束手無策。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歷史成本原則已經招致來自各方面的尖銳批評。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以知識資本作為企業資本源泉，以知識創新作為其發展動力。對知識資本的計價，按照傳統計價原則，可能只是幾本書的價錢，或是委托培養費以及其他各種取得知識的可證明的實際支出，這無疑會極大歪曲知識資本的價值。

3、對資產概念的沖擊。資產是一個企業所擁有或控制的、可計量的、能為企業帶來未來經濟利益的經濟資源。企業的經濟資源在工業經濟時代主要指物質或財務資源，通常表現為有形資產。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資源的主要表現形式為知識資源。知識資源是由人力資源和知識兩部分構成，其中人力資源是知識的載體；知識通過人的積累、運用、創新而發揮作用，是人的創造能力的源泉和動力。把人力資源和知識納入企業資產的范圍，無疑是對會計觀念的重大挑戰，它意味著傳統的資產概念將被賦予新的含義。資產范圍的擴展，將為會計的核心問題之一——資產計價帶來新的課題。

四、知識經濟要求會計創新

面對知識經濟對會計的影響，我們的唯一選擇就是迎接時代的挑戰，認真研究會計的科學框架、進行會計創新，以滿足信息經濟時代使用者對會計的新要求。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作好會記創新工作：

1、構建適應知識經濟要求的會計模式。現有的會計模式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它不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因而在新的形勢下，它遇到了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從會計目標、會計觀念、會計管理體制、會計規范體系等各個方面，都表現出與知識經濟格格不入的傾向。

例如自創商譽在傳統的會記系統中是不予反映的，但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由知識創新而帶來的企業價值增加和獲得超額利潤的能力會成為一種較普遍現象。而且企業的合并或解體也會經常發生，如不在市場交易前確定自創商譽價值，那么在市場交易時的價值確定就會顯得“離譜”。

會計模式的構建是一個全方位的系統工程，它要求按照知識經濟的要求，對會計模式的各個組成要素賦予新的涵義。

2、研究和引入新的計量手段。由于知識經濟時代會計計量重心要從財務資源轉向知識資源，其中的最大障礙就是會計計量問題。傳統的計量手段已不適應知識經濟要求，因而在計量手段上需要革命性的變化。在會計系統中引入多重計量手段，因不同會計事項性質而選擇不同計量手段，似是一條可取之到道。多元化的社會由五彩繽紛的事物組成，強調獨一無二的計量手段，只能使會計陷入困境。

3、盡快將人力資源會計納入財務會計系統。人力資源會計的研究已有30多年，由于涉及到經濟理論、會計理論以及會計計量等一些“”問題，它仍然未登入財務會計大堂。知識經濟時代的企業勞動主體是智力勞動，智力勞動的知識價值如何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應是該時代財務會計的重要內容。此外，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知識資本的時間、空間范圍將比財務資本要寬廣得多，財務會計要跟上這種要求，就必須拓寬自己視野，把知識資本延伸到企業外部范圍的內容都納入核算的范圍（如環境報告等），才符合知識經濟的要求。

4、變革財務報告。現行的財務報告是一種非黑即白的模式（blackandwhitemodel），即在會計報表中反映的事項會計上可確認，而在其他財務報告中反映的事項會計上不予確認。美國學者韋爾曼針對這種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個彩色模式（colourmode）。

篇（9）

一、引言

生態環境是指與人類密切相關的，影響人類生活和生產活動的各種自然力量或作用的總和。1932年，美國教育學者沃勒出版了《教學社會學》一書，在書中提出“課堂生態學”這個概念；在以后的幾十年間，人們相繼在這個范圍進行了很多相關研究。本文以我校的小環境為樣本進行研究，擬對海滄實驗中學班級生態進行初步探討，以期建設生態化的課堂。

二、課題的研究內容及意義

良好的班級環境有利于學生健康的發展。無論是在生態環境還是文化環境方面，社會、學校、教師都應注重班級環境建設，但在實踐操作中仍存在很多困惑和問題。目前有關中學班級生態環境的研究也很多，我們試著以我校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

三、課題的研究方法

1.文獻研究法

通過google等搜索引擎搜索，知網、圖書資源查詢等方法，了解課題的研究情況，明確課題的必要性及研究方向。

2.問卷調查法

通過問卷來調查、比較學生和隨機人群對該課題相關內容的了解情況和差異度等。

3.實驗法

通過監測儀器如測距儀、照度計等，對海滄實驗中學不同樓層、朝向，選擇三間教室進行監測，并對監測結果進行分析總結。

四、課題研究成果

1.我校班級生態環境調查問卷

首先在我校初、高中分校區調查學生和教師對班級生態環境的認知程度。我們海滄實驗中學是一所完中，初中部作為老校區緊鄰集市為海滄居民生活鬧市區，而且設施陳舊；高中部為2009年新建投入使用，地處廈門最美道路海滄大道邊上，傍山面海，占地面積廣闊。

2.海滄實驗中學教學環境衛生監測報告

為了獲得我校各項教學環境指標更加全面、真實確切的數據，2013年9月中旬，我們特邀海滄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員來我校進行實地監測。監測對象是位于海滄大道的高中部。

（1）監測內容和依據

教室衛生監測，包含建筑設備、采光照明和課桌椅衛生三方面內容，具體監測指標為教室人均面積、照明等。

檢測依據《中小學校設計規范》（GB50099―2011）、《中小學校教室采光和照明衛生標準》（GB7793―2010）和《學校課桌椅功能尺寸》（GB/T3976-2002）進行監測。

（2）評價標準

根據《學校衛生監督綜合評價》和《學校經常性衛生監督監測評價計分表》進行綜合評價和計分，其中教學環境衛生部分分值為60分，各監測分項實際得分達到相應標準分的60%及以上者，判為分項合格。

3.監測結果與分析

（1）監測結果

（2）結果分析

從監測結果看教室人均面積、教室照明、教室采光等符合衛生標準，課桌椅分配符合率不符合衛生標準。

從監測結果看教室人均面積、教室采光、微小氣候、環境噪聲衛生符合率均為100%；黑板衛生指標符合率為80%；教室照明衛生指標符合率為80%；課桌椅分配符合率為50%。

在課桌椅分配符合率方面：共抽查30名學生，但是課桌椅與身高符合率為50%。

在教室照明衛生管理方面：未安裝控照式燈具；在黑板衛生要求上：黑板與講臺面的垂直距離不符合衛生標準。

4.建議

（1）教室照明

盡可能安裝控照式燈具，以減少產生眩光；改善黑板燈管，使黑板照度符合衛生要求。

（2）黑板

加大黑板下緣與講臺面的垂直距離，減輕學生的視力疲勞。

（3）課桌椅

學校要按照要求配備課桌椅，對課桌椅及時進行調節，使其與學生身高相匹配，以確保學生良好的坐姿。

5.現狀及探析

（1）教室人多地少

我們在對課題的調查研究過程中發現，我校在建設班級生態環境過程中還存在諸多問題。首先就是班級人數普遍較多。其次，我校初中部由于是老校，各種配套設施比較落后；班級由于面積小，幾乎所有的班級都沒有空余的位置搞班級綠化……

（2）噪音污染

初中部由于地處海滄居民鬧市區，旁邊是號稱“海滄八市”的石塘村菜市場和海六路集市……這些都對初中部的教學產生了很大影響。高中部由于地處較為僻靜的地方，但也有一個不容小覷的現象――高中部的教師使用便攜式擴音器的人很多，那么會不會影響學生的聽力呢？查閱資料我們發現只要正確使用還是利大于弊的。

（3）粉塵污染――粉筆灰

從我們所做的調查問卷中可以看出，絕大多數師生都公認粉筆灰是班級的首要污染源。大眾都普遍認為現在的教育設施和儀器非常先進，恰恰是粉筆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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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的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者對我國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因素的研究一直沒有停止，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或其改進模型，將經濟增長歸因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兩方面。國內多位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和動力，而全要素生產率對生產率增長的貢獻有限。由于研究期間和數據處理方法不同，研究結論亦不盡相同。沈坤榮(1999)運用增長速度方程對1953—1997年我國經濟增長源泉進行分解，結果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由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量帶來的。王德勁(2007)運用誤差校正模型分析方法估計了我國1952～1998年期間擴展的索洛模型，得出物質資本存量是經濟增長主要因素的結論。董直慶等(2007)認為，我國約70％的經濟增長來自于資本和勞動投入，但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進步等在經濟發展不同時期或不同階段，對經濟增長有著不同影響，即要素對經濟增長作用存在階段性變化特征。種觀點認為，資本投入增加是我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源泉，由于我國勞動力供給相對過剩且勞動邊際效率較低，有關勞動投入增加的貢獻相對較弱。一些學者認為，考慮結構調整、要素投入與技術內生情況時，要素投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幅下降。樊勝根等(2002)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研究期間我國17％的經濟增長來源于結構變化，TFP帶來4.2％的年增長率，要素投入增加解釋了41％的增長。遲巍等(2007)研究發現，在1996～2004年間，一個地區高水平的人力資本能吸引固定資產向該地區的投入，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固定資本投資為內生，對經濟增長并不起決定性作用。這說明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已有很大提高，已在按照發達國家的內生性經濟增長的模式發展。孫超等(2004)研究發現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增長率對我國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

二、關于FDI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一)通過計量模型直接檢驗外商直接投資(FDI)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魏巍賢(1997)應用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研究我國經濟增長與FDI的關系，結果表明經濟增長與FDI增長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但經濟增長與FDI之間不存在長期穩定關系。賀紅波等(2005)認為，我國FDI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FDI是經濟增長的單向Granger原因，且兩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這表明FDI在促進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經濟增長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我國經濟增長不是吸引FDI的直接原因。魏后凱(2002)利用1985～1999年時間序列和橫斷面數據，將FDI對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東部發達地區與西部落后地區之間GDP增長率的差異約有90％是由FDI引起的。王成岐等(2000)運用計量模型考察了影響我國FDI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諸因素，認為經濟技術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強烈影響FDI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蕭政等(2002)從我國和其他23個發展中國家總量時間序列資料的分析中發現，穩定可靠的組織機構和城市化的發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代謙等(2006)在利用我國1979～2003年數據檢驗FDI對經濟增長的效應時發現，國內投資和人力資本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FDI的增長效應集中在短期，人力資本則有明顯的長期效應。

(二)從不同視角研究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首先，從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角度研究。房漢廷(1996)通過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社會總需求的拉動力和對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后認為，FDI推動了我國經濟加速增長。沈坤榮(1999)認為，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都十分明顯。其次，從“擠出”效應角度研究。楊海燕(2005)通過對我國1998～2003年FDI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分析后認為，由于利用FDI過程中存在外資利用結構引發的對國內投資的擠出以及國內儲蓄的低效利用，削弱了FDI對GDP增長的正向效應。楊新房等(2006)對FDI對我國國內資本的“擠出”效應和“擠入”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FDI雖然對我國國內資本有“凈擠入”的效果，但從資本形成的角度看，FDI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第三，從資本效應和外溢效應角度研究。胡翊竑等(2001)認為，FDI有助于改善我國資本形成質量、推動人力資源開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動技術進步，進而對經濟增長起到積極的作用。張海星(2005)對外商直接投資和國內投資的增長效應、資本積累效應以及技術進步效應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表明，FDI和國內投資對經濟增長都具有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但國內投資貢獻較大，且二者促進經濟增長的路徑亦不相同。龐英等(2008)在對轉型期中國民族資本與FDI企業生產效率測度的基礎上，具體研究其生產資源配置效率與技術效率。結果表明，民族資本的效率優于FDI。因此，民族資本是推動我國未來經濟持續高效增長的主要動力。第四，從地理空間結構角度研究。鄭月明等(2004)研究表明FDI在地理空間上的非均衡分布及其變動趨勢對我國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和持續增長產生了深遠影響。陳柳等(2006)通過1987～2003年27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綜合分析了本土創新能力與FDI技術外溢兩者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認為本土的技術創新能力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術創新能力之后，FDI本身產生的技術外溢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并不顯著，但FDI與人力資本的交互作用仍能促進經濟增長；創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比東部地區更強；本土創新能力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原因。第五，從傳遞途徑和其他效應角度研究。周春應(2007)研究了FDI如何通過進出口貿易、國內資本積累、R&D、產業結構升級、就業、人力資本、市場化程度等途徑影響經濟增長及影響強度的大小，結果表明，FDI通過不同的傳導途徑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影響。趙娜等(2008)對外國直接投資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六種效應進行研究，結果顯示，FDI可通過資本積累、出口促進、投資拉動、技術溢出、產業結構優化和制度變遷六種具體效應來促進我國經濟增長；FDI對各種不同具體效應的時滯期各不相同。三、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

殷醒民等(2001)研究表明，我國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加快了企業的技術進步，推動了我國經濟更快的增長，因而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性。劉柯杰(2003)的研究結果表明，股票市場分散風險功能的提高能顯著促進長期經濟增長。范學俊(2006)運用最大似然協整分析法及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三季度數據檢驗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結果表明，股票市場與銀行部門在長期都對經濟增長有正的影響。康繼軍等(2005)使用基于誤差修正模型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研究我國金融發展與GDP增長的長短期因果關系。結果表明，在短期，GDP增長和股市發展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在長期，金融中介發展和股市發展都是GDP增長的單向動因。

(二)我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顯著或存在負相關關系

林義相(1999)指出，我國股票市場功能由于定位在為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融資，使得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相當有限。唐齊鳴等(2000)實證研究的結論是我國股市還不能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傳導功能，因此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顯著。趙振全等(2004)研究指出，股票市場由于融資利用效率低下和資源的逆配置，對經濟增長幾乎沒有作用。韓廷春(2001)采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聯機制的計量模型，運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有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表明，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經濟增長最為關鍵的因素，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陳偉國等(2008)利用VAR因果關系檢驗和方差分解探索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不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屬于需求追隨型。

四、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不足及改進思路

(一)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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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內券商甚至每家營業部都在努力尋求差異化服務,也采取了各種手段和方法,但最終結果的差異不大,效果不明顯。一些營業部為追求硬件上的差異進行了過大的投資,反而套了進去。核心原因是在固定傭金制下,差異化服務沒有和差別化傭金結合起來,這樣無論對券商還是對客戶,驅動性都不強。

目前的證券經紀業務,大致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大券商提供的,將現場交易和非現場交易結合起來,同時附加咨詢服務；第二類是網絡經紀商(新型券商)提供的以網絡交易為核心的非現場交易經紀業務；第三類是中小券商或落后地區營業部提供的以現場交易為核心的低附加值經紀業務。這三類跟西方相比都有很大差異。如國內大券商都想跟美林靠攏,在經紀業務中以優質咨詢取得優勢。但是美林提供的是綜合理財咨詢和服務,國內券商只能提供證券投資咨詢服務,兩者的附加值有很大區別。綜合理財業務的開展要與金融混業化結合在一起,目前國內做不到。國外的網絡經紀商主要提供互聯網式經紀交易服務；國內互聯網交易比重低,電話委托等其他通信手段實現的交易比重大。國內網絡經紀商也不想發展成單純的互聯網交易商,而想發展成集各種非現場交易手段于一身的服務中心。部分中小券商、落后地區或中小城市營業部,既沒有能力提供高質量的咨詢服務,也沒有技術條件擴展非現場交易,適合當地市場狀況的方式仍然是傳統的低附加值現場交易。這三類證券經紀業務,在特定市場環境下都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短期內很難說孰優孰劣。

目前對券商來說,一要準確定位,二要采取行動。現在不在于你標榜如何定位,而在于你為這種定位實際做了什么。你怎樣把自己跟別人區別開來。大券商都聲稱要提供高質量、高附加值的咨詢服務,有的聲稱要提供綜合理財服務,要推行經紀人戰略。但是在如何提供高質量的咨詢服務,如何改革對營業部的咨詢服務模式,如何將經紀人制度和研究咨詢平臺結合起來等方面并沒有實質性舉措。目前還很難看出大券商與中小券商有什么本質區別。網絡經紀商在如何以非現場交易替代現場交易的同時又不降低服務質量,如何將各種通信手段有機配合起來,如何提供有效的非現場交易咨詢服務等方面,也沒有邁出實質性的步伐。很多網絡經紀商仍然停留在對大好形勢和美好前程的展望上。中小券商和落后地區營業部,在如何充分利用區域壟斷優勢,如何提供地方性特色化服務,如何利用采購的咨詢產品對客戶提供服務,如何在以現場交易為主、中小散戶為主的市場環境下有效控制成本等方面,也沒有實質性舉措。

準確定位是為了取得某方面的競爭優勢:或成本優勢、或技術優勢、或咨詢優勢。什么優勢都沒有,那就只能被淘汰。

2如何形成以客戶資源開發和管理為核心的業務流程?

實施浮動傭金制后,營業部有一點變化很明顯,大家都認識到爭奪和占有客戶資源最重要。爭奪的目標不再是中小散戶,而是大客戶特別是機構客戶。有的營業部適應不了這種變革,不但增量客戶來不了,存量客戶也被挖走。這意味著營業部的核心職能變了,由經紀業務的經營場所,轉變為客戶資源開發、服務和管理中心。過去營業部的崗位設置和人員安排都是按照經紀業務的流水線來確定的,柜臺、財務和電腦是核心崗位,現在要轉變為客戶開發和管理中心,就必須要進行業務流程再造。

業務流程改造的首要環節是員工思想觀念的改造,要在員工中樹立以客戶為中心的工作理念。以客戶為中心,這類口號并不新鮮,但是要真正轉變為員工的工作理念,時時刻刻體現在各項具體業務中,就并不那么容易了。長期以來,營業部員工都是以經紀業務鏈條中的某項業務為中心,業務流程和崗位劃分得相當細。一個員工只要做好崗位業務就符合要求了。對員工來說,以客戶為中心就是做好本職工作。至于本職工作以外的客戶資源開發和維護,那就與己無干了。客戶資源的開發和管理是一項彈性極大的工作,很難標準化,員工必須時時刻刻盯住客戶、關注客戶、主動了解需求并及時調整工作。目前之所以普遍采取經紀人來承擔這項工作,就在于這項工作有很大的彈性。

以客戶為中心,還要牽涉到以什么樣的客戶為中心。客戶的種類多種多樣,必須要根據客戶對經營的貢獻度,以及客戶類型提供差別。服務資源也是有限的,必須要優化配置。

以客戶為中心,還要關注以客戶的什么方面為中心。營業部的客戶是從事證券投資活動的客戶,客戶的最終目的是資產保值和增值。這是客戶的核心需求。一切服務必須以客戶資產的保值增值為核心。一些營業部將大量資金用在硬件設備上,有的過多關注對客戶的生活服務。這雖然也是以客戶為中心,但是服務的重點抓偏了。

要進行營業部業務流程再造必須要理清新業務流程的核心環節。營業部新的業務流程起碼要包括四個層面的工作:第一層面是最前端的市場營銷和客戶開發工作,核心職能是引來增量客戶。這是直接面對市場、爭奪客戶資源的工作,是營業部能否取勝的關鍵；第二層面是對客戶資源的維護和管理工作,核心任務是對存量客戶的服務,這是業務流程中的核心環節；第三層面是客戶資源管理系統和咨詢信息平臺的維護工作。系統的總體維護需要依靠總公司和有關職能部門,但是營業部要做好銜接工作。這個層面工作的核心職能是為經紀人提供優質高效的工作平臺；第四層面是經紀業務的具體操作環節。這是傳統層面的工作,要盡量壓縮。四個層面的工作流程要相互銜接,形成一個完整的客戶資源開發和管理業務流程。

為適應業務流程再造,營業部要進行人員的重新配置。這點難度最大。按照新的業務流程,營業部原有人員要進行重新配置,大量從事具體業務的員工要轉變成客戶開發和服務人員。這種轉變對很多員工來說是脫胎換骨式的。部分員工難以適應這種轉變,將最終被淘汰。

業務流程再造是營業部職能轉變的關鍵。沒有業務流程的再造,一切其他改革的制度構架就不存在。業務流程再造一定要和人員觀念更新以及崗位職能調整結合在一起,否則一切流程再造都只能流于形式。

3如何合理使用定價策略?

實行浮動傭金制,意味著經紀業務的價格放開。只要放開了價格,定價就必然成為重要的競爭手段。打不打價格戰都只是相對的。長期以來,營業部習慣于固定傭金制度,現在被授予定價權,反倒不知道該怎樣使用了。在定價策略的制定上總體要遵循以下原則

第一,要根據營銷目標,采取不同的定價策略。吸納增量客戶和維護存量客戶所運用的定價策略應有所區別。

第二,要根據營業部所處的市場環境實行不同的定價策略。市場環境主要包括兩方面因素:一是區域經濟和文化特征所決定的投資者素質和行為特征；二是區域內市場競爭的狀況。不同市場環境下,營業部交易量、收入和成本總額、收入結構、成本結構、客戶結構差別很大,必須針對區域市場競爭格局和投資者對價格的敏感度實行差別定價。例如,一些中小城鎮就那么一兩家營業部,或獨家壟斷,或寡頭壟斷,價格競爭不那么激烈,定價就可以適度高一些。

第三,要對附加服務的質量實行差別定價。浮動傭金制實施以后,咨詢業務和經紀業務分離將成為一種必然趨勢,單純的經紀業務收費和咨詢服務業務的收費要區別開來。從發展趨勢看,經紀業務的傭金收入將逐步轉化各種費用收入。傭金收入受市場交投活躍程度影響太大,收入極不穩定。美國證券公司都強調經紀業務以費用收入為主,包括股票投資咨詢費用、綜合理財費用等。我們也要開始將傭金和費用分開,不要打包在一起,要讓客戶養成享受服務必須要付費的習慣。

第四,要根據交易額度和交易量實行差別定價。大宗交易和小額交易,機構和散戶應該區別開來。還可以實行交易量積分制,對達到一定交易量的客戶給予對應的傭金優惠。

4如何選擇合適的經紀人制度?

營業部為什么要實行經紀人制度?因為經紀人制度是適應客戶資源最大化經營目標的一種有效制度安排。營業部的職能要轉變為客戶資源服務和管理中心,就必須要實行經紀人制度。

各家券商對經紀人模式都進行了探索和嘗試,但是落到實處的東西并不多。一些營業部對經紀人制度的效果表示懷疑,總覺得現在這種方式還能維持,用不著進行傷筋動骨式的改革。當然目前的核心問題在于全面實行經紀人制度,必然要進行大范圍的人事調整,很大一部分現職人員要轉變成不吃皇糧的經紀人。營業部現有的員工在營業部的發展和建設上立有功勞,在業務上并無差錯。人員大范圍調整,在工作和感情上總難過得去。

經紀人隊伍的建設,應該在營業部現職人員分流和改造的基礎上,再吸納部分優質人才來解決。關鍵是要做好現職人員的調整工作,并根據調整后的隊伍情況有針對性地補充新人。老員工的利益要考慮,能改造的盡量改造。當然肯定會有部分員工在素質、能力和觀念上難以適應轉變,被淘汰。這也是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

分配制度是經紀人制度的核心。經紀人所從事的是一項彈性極大的工作,靠日常的考核難以解決問題,必須要在分配制度上下工夫,做到激勵機制最大化。一些公司在經紀人制度上作了很好的設計,但是在分配制度上改革不徹底。這只能使這種制度有形無神,難以發揮作用。分配上突破難原因有二:一是大部分經紀人由原營業部員工轉化而來,怕擔風險,總希望固定收入部分大一些,彈性收入部分小一些。二是部分券商擔心客戶資源和經紀人收入掛鉤太密切,經紀人收入差距太大,部分經紀人收入會太高。經紀人制度的效應就是要使一部分經紀人能通過其發掘客戶資源的非凡才能而富裕起來,這才能形成示范效應,提高經紀人在公司中的地位,體現這個職業的魅力。

對什么樣的人可以從事經紀人工作,目前不宜帶有色眼鏡去看問題。很多營業部大量充實應屆大學生和研究生,這種思路未必正確。經紀人所從事的是客戶關系的管理工作,重在開發、掌握和維持客戶資源。不管你過去從事什么工作,只要在這方面有能力,又具有起碼的咨詢服務能力,就可以從事這項業務。經紀人的學歷層次未必越高越好。誰擁有客戶資源,誰就能當經紀人。這雖然有片面之處,但在經紀人發展初期,這種理念還是值得提倡的。

證券經紀人是一個新興行當,跟國內已經有了一定發展歷程的保險和房產經紀人差別還很大。因此,對證券經紀人進行培訓十分重要。目前券商雖然也重視對經紀人的培訓,但是在培訓思路上有問題,把培訓定位為證券分析師的要求,并把培訓中心放在如何提高經紀人的證券分析能力上。經紀人當然應該具備基本的證券分析能力,但是其核心職責是如何利用現有的咨詢產品進行客戶營銷和服務。經紀人的培訓重點應該在兩個方面:一是如何進行市場營銷、客戶資源開發和管理工作；二是如何利用研究部門提供的咨詢平臺,結合自己客戶的需求和偏好,為客戶提供一對一的顧問式咨詢服務,將咨詢平臺上共性化的咨詢產品,轉化為對客戶的個性化服務。

5如何建設客戶關系管理系統?

建設客戶關系管理系統,是營業部職能轉型的需要,也是推行經紀人戰略的需要。營業部客戶關系管理系統是按照客戶資源開發和管理的業務流程來構造的技術支持系統。目前大券商都熱衷于開發客戶關系管理系統,但是對于應該開發一個什么樣的系統,分歧很大。

首先,這個系統應該能滿足經紀人層次的需求,作為一個經紀人的工作平臺,具有客戶資源基礎管理的職能。經紀人通過客戶關系管理系統能夠實現對客戶的各項信息資料進行查詢和檢索的功能,建立起客戶與經紀人交流的直通道。經紀人在了解客戶需求、行為特征、偏好等的基礎上,利用這個系統可以對客戶提供個性化的咨詢服務。

其次,這個系統應該能滿足營業部經營管理層次的需求。營業部可以根據客戶的資料和交易數據,按照資產、交易和對傭金的貢獻率等指標進行合理分類,并對客戶的交易行為進行跟蹤分析,幫助營業部找到核心客戶,調整營銷策略。通過這個系統,營業部還能對經營成本和收益進行預算管理,并可設置多樣化的傭金收取標準,自動完成計算各種情況下的傭金收入。

再次,能在這個系統中嵌入咨詢平臺。經紀人制度的實施必須要咨詢平臺作為后臺支撐。既然建立了客戶關系管理系統,就應該將咨詢平臺嵌入進去。經紀人利用客戶關系管理系統追蹤客戶需求,分辨客戶的行為特征,再根據咨詢平臺提供的咨詢信息為客戶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對客戶如何使用咨詢產品進行必要的指導。

另外,客戶關系管理系統也應該成為對經紀人工作的監管和管理平臺。經紀人的工作業績體現在所提供咨詢服務的實際效果和客戶資源開發上,可以通過這個平臺及時反映出經紀人的工作績效,并加以監督、提醒和指導。

必須明確的是,客戶關系管理系統不僅僅是一個軟件系統,而且是一個管理系統,一套管理理念。軟件系統只是其技術載體,其核心是營業部在理念上的轉變和業務流程的再造。沒有理念的轉變,光開發一個系統沒有用。

6如何對營業部提供咨詢服務?

實施浮動傭金制以后,各家券商都強調要加強對營業部的咨詢服務,也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競爭策略上,大券商都在打咨詢牌,以高質量的咨詢服務作為吸引客戶的重要手段,但是都沒能打出像樣的牌。對營業部提供咨詢服務,這項工作國內券商和投資咨詢機構早就在做,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沒有形成一套有效的服務模式。問題的關鍵點可能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證券公司研究機構原有的咨詢產品,主要是針對機構客戶設計的基本面研究產品,與客戶操作需求脫節,層次太高。一些研究機構也有對營業部的咨詢服務部門,提供的是市場盤面分析產品,與基本面產品脫節,層次又太低。

第二,隨著營業部核心職能的轉變和普遍推行經紀人制度,對營業部的咨詢服務方式要作新的探索。過去是研究機構直接面對客戶做咨詢,現在要轉化為首先為經紀人提供一個咨詢平臺(隨著業務的深化,這個咨詢平臺可以逐步轉化為針對客戶的新產品設計平臺),再由經紀人利用咨詢平臺對客戶做咨詢。

第三,對營業部的咨詢服務要分層次進行。目前起碼要分成對經紀人、一般客戶和機構客戶三個層次。要根據三個層次服務對象的不同特點,設計不同的咨詢產品和服務方式。

第四,要解決對營業部提供咨詢服務的傳輸渠道問題。目前大致有以下幾種形式:一是網絡傳播。這是當前發展最快的一種咨詢方式。網絡傳播速度快,容量大,能將咨詢產品、分析系統和數據服務結合起來。隨著網絡技術的進一步完善,還能逐步實現雙向互動式咨詢；并能將網上交易和網上咨詢結合起來,這是證券咨詢發展的主要趨勢。二是電話咨詢。電話咨詢形式簡單,成本低,傳輸速度快,能夠實現互動交流,在電話委托交易方式所占比重較大的市場環境下很有發展前景。三是內部電視咨詢。電視咨詢覆蓋面廣,形式活潑多樣,能將圖、文、聲和咨詢人員的表情結合起來,是一種符合現代人接受習慣的咨詢方式。在對中小投資者進行面上咨詢時,是一種有效方式。四是嵌入行情顯示系統,如嵌入錢龍和分析家系統等。這種方式便于客戶在盯盤時隨時獲得咨詢信息。各種傳輸渠道都有特定優勢,必須根據咨詢產品的特點和服務對象有機搭配。

第五,要提高經紀人利用咨詢產品對客戶服務的能力。現在各家券商的研究部門都為營業部設計了一些咨詢產品,但是真正發揮效用的部分不多。核心原因是經紀人缺乏消化咨詢產品并轉化為對客戶服務的能力。一些經紀人把能得到的咨詢產品一股腦傳給客戶,造成了咨詢資源的浪費和污染。經紀人必須要做好兩個層面的工作,一是充分了解自己的客戶在投資策略上的需求；二是十分了解自己可以掌握的咨詢產品。在兩個"了解"的基礎上,根據客戶需求有針對性地篩選咨詢產品,并經常對客戶加以提示。這樣共性化的咨詢產品,通過經紀人的轉化,就變成了對客戶的個性化服務。如果最后一個環節沒有解決好,對營業部提供咨詢的產品再多也難以發揮實效。

7如何有效降低營業部的經營成本?

成本競爭和價格競爭是對應的。價格競爭的結果是傭金的普遍下調,成本必然要降下來。過去,不成熟市場的高換手率和固定傭金制,支撐了營業部進行過度投資,經紀業務運行成本太高。現在營業部一方面要爭奪客戶資源,提高市場占有率；另一方面要降低成本。誰能有效控制成本,誰就能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機會。

在降低成本上有下面幾點值得關注:第一,要將降低成本跟業務流程的再造結合起來,不能只是簡單地補補漏洞,減少幾項支出就了事。成本控制和業務運作模式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降低成本的關鍵是提高支出的效用性。第二,控制人力資源成本不能采取簡單的裁人或減薪的方法,關鍵是通過實施經紀人制度,將大部分二線人員變成一線人員；同時進行分配制度的改革,讓大部分員工收入跟客戶資源的開發結合起來,通過分配制度來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第三,要適度清理過去為客戶提供的不切實際的、與證券投資沒有實質意義的生活。第四,要將在過去價格戰中對客戶提供的各種實物性補貼,轉變為明補,體現在傭金定價中。第五,營業部固定成本特別是場地費,一時間難以降下來,要通過科學測算散戶大廳、中戶室和大戶室等各類場地支出對利潤的貢獻度,并根據測算結果,對場地功能進行調整。

8如何將現場和非現場交易的優勢結合起來?

傭金自由化為網絡經紀商帶來了發展契機,大券商也在加速推進非現場交易的發展。

互聯網交易盡管具有很多優勢,但是目前最得到券商重視的是包含互聯網交易在內的非現場交易,而不是單純的互聯網交易。非現場交易是利用各種現代通信手段實現證券交易方式的復合交易方式,包括互聯網、電話、手機炒股、營業部遠程終端等形式,其中電話委托所占比重最大。非現場交易發展的核心思路是,替代營業部的現場交易而又不降低服務標準。一些券商已經在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目前非現場交易對有形網點的依賴性仍然很大。互聯網交易基本可以脫離營業部,但由于受到我國互聯網本身發展的限制,普及率還很低。電話委托、遠程服務站這類非現場交易方式,對有形網點的依賴程度仍然很高。盡管一些券商也在設法解決跨區域電話委托中長途電話費用過高的問題,但是目前并沒有很好的解決辦法。在開戶方式上,完全依靠互聯網實現自動開戶還難以做到。很多網絡經紀商是通過與銀行合作的方式,由銀行代客戶開設帳戶。

根據從事證券經紀業務的交易方式來劃分,目前的券商基本可以分成三類:一類是以現場交易為主的中小券商；一類是以非現場交易為主的網絡經紀商(或稱新型券商)；一類是強調現場和非現場同步發展的大券商。從發展趨勢看,強調現場交易和非現場交易同步發展,實現現場交易和非現場交易功能互補的經紀業務仍然是經紀業務的主流方式。美國多年的競爭過程及結果表明,采用實體加網絡形式的交易商,無論在市場占有、資產總額和交易量上,都較單純的網上券商占有優勢,當然也超過純粹的實體交易商。其中,發展網上交易較成功的美國嘉信理財也是同時以店面、電話、WEB向投資者提供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