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文化理論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事實上，我國資本市場理論的研究始終落后于資本市場發展的實踐，不僅對資本市場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和地位沒有論證清楚并廣為宣傳，而且對資本市場的許多概念和技術層面的資本運作分析技術也沒有形成一個良好的培訓和普及環境。令人遺憾的是，我們采用了回避爭議和矛盾的做法，這些資本市場的重大理論問題始終。沒有突破，人們普遍還在資本市場就是賭場，要么跟莊搞投機，要么隨機撞大運的投資理念中徘徊。

概括起來，中國股市有三個沒底：

1.上市公司造假沒底

上市公司造假既有資本經濟作為股權虛擬經濟監管難度大的原因，也是我國特殊國情下的一股獨大所致。上市公司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基石，上市公司質量的真、假、優、劣是決定中國資本市場是投資場所還是賭場的關鍵。正確投資觀應是建立在投資人對上市公司的理性判斷并作出相應用腳投票選擇基礎上，來促使上市公司以自身價值提高給投資人帶來良好投資回報的投資機制。它是投資人對投資對象在“蛋糕做大”基礎上來實現投資人投資收益的體現，而絕不僅僅是在二級市場上機構和中小投資人之間利益分配的“零和游戲”。但中國的上市公司到底還有多少個銀廣廈、吉林通海、藍田股份，人們心里沒底。

2.政策沒底

我國資本市場政策市特征明顯，這是新興轉軌市場的必然現象。因此，政策決定股市，是把政策作為一個長期的調控手段來炫耀，使中國的股市處于一漲就怕、一怕就打、一打就跌、一跌也怕、一怕又托、一托又漲的惡性循環。最終是政府調控股市，形成典型的政策市。而人們卻看不見那只“看得見的手”，人們不知道它什么時候想干什么。

3.股市理論的探討沒底

中國股市到底是賭場、老鼠會，人們置身其中是在撞大運、爾虞我詐的場所，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我國的經濟中承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這個市場的基本功能，這個市場培育的投資人在市場經濟中究竟發揮著何種作用，都亟待理論的證明。而資本市場監管的各種政策的出臺，也是建立在正確的股市理論的基礎上。但目前我們的股市理論體系極不清晰和完善。

解決三個沒底的核心是探討并完善股市的基本理論。基礎理論問題對上可以影響政策，影響決策者那只“手”；對下則可動搖資本市場投資人的信念和信心。因此，在這三個沒底當中，對我國股市基本理論的探討最為重要。

研究我國的股市基本理論，當務之急是要解決兩大問題。第一是在社會主義資本經濟條件下，股市的基本功能探討，使人們對資本市場首先有一個認識上的突破。第二是股市新文化和股權新文化的建立。解決這兩個問題，不僅能教育股民建立正確投資觀，更重要的是讓決策者和監管部門都能正確認識資本市場的本質和基本功能。在轉軌特征明顯的中國股市的監管上，有效地發揮那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

2、股市基本功能探討

我國股市的每一次波動，都跟股市的基本理論不清、擾亂人們的思想密切相關。十年來，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迅速，但資本市場理論的研究卻嚴重落后于實踐。股市大討論雖然目前暫時處于平息狀態，但是只要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理論問題，一旦市場發生波動，否定我國股市的聲音，像賭場論、老鼠會論就仍會冒出來。這些理論在特殊時期，都和資本市場發展和政策的制定密切相關，監管政策直接受資本市場理論的影響。繼續采取回避態度，不論證清楚這些問題，勢必對我國資本市場今后的發展產生不良的結果。

股市的基礎理論研究應從股市的基本功能探討入手，我認為有以下四個功能：

1.資源優化配置功能

股市的資源配置功能體現在兩個環節上：其一，一級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就中國的實情說，股市資源的配置過程主要是在一級市場通過IPO方式完成的。股市籌集的資金進入到企業，上市公司之所以能籌資，能被市場認知，在于它能提供被投資者認知的產品和勞務，在于它能生產社會需要的緊俏、盈利的產品。其二，二級市場再融資的配置功能，主要是通過上市公司的增發和配股來實現的。上市公司的持續融資功能就是社會資源再配置功能的體現，當然，二級市場的再配置同樣是向高質量的上市公司傾斜。上市公司的資本優化是社會資源配置優化的前提。

所以，股市的資源優化配置功能與上市公司的質量及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密切相關。如果上市公司質量低劣，信息披露虛假，就會喪失這一功能，導致股市墮落為賭場。

2.晴雨表功能

資本市場不僅是一個資本和物的生產要素的配置場所，而且是一個國家乃至世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信息的集散地，股票二級市場的價格與這些信息的質量正相關。因此，不僅股民而且一般民眾，不僅企業家而且政治家，不僅國內各界而且國際各方，只要和所在國的利益相關，都會關注這個市場。而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環境的變化也同樣會最先從這一市場反映出來。因此，資本市場更是一個信息場。在市場經濟崇尚資本至上的旗幟下，資本的選擇是最敏感的。在市場經濟推崇公平、公正、公開的交易準則下，這一信息的反映在理論上說也是最公平、最準確的。因此，資本市場的風向標和晴雨表功能從表象上看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進行交易、判斷重要的參照系，而從實質上看則反映的是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穩定和發展。它是中國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國的最重要窗口。

盡管由于種種原因，如政策導市，機構操作，在某些特定的時期，大盤和個股會走出和一個國家政治、經濟形勢不相吻合的走勢，但從長期看，在正常的形勢下，股市是具有晴雨表功能的，股市價格與其價值在長期走勢上應該是一致的。它與賭場的靠賭運和賭技好壞決定輸贏是完全不同的。

3.價值發現功能

首先，價值發現功能是指在資本市場上一只股票的現實和潛在的價值，而從社會的角度說，它所表現的是一家上市公司為社會和股東現實和未來的貢獻度。這一功能和企業真實的信息反饋和評價密切相關。人們通過股市所反映出的綜合信息進行判斷和投資，指導著價格方向，進而引導資源的分配。

其次，這種價值發現使人們能夠看到某一行業、某一企業的內在價值，使人們對未來做出理性判斷。這種發現一定要符合一定客觀規律，所以它能推出一個概念，并且引導市場，人們承認這個概念，用超過人們現實中比用簡單的成本價值要高的潛力判斷去看待它，人們在股市中趨利避害的本能以及這種發現和投資人的利益相關性，決定了這個發現的過程是理性的，它標志著一個社會的理性經濟走向。

第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體趨利避害的無形之手引導整個市場經濟的規律向前發展，因此要普及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一致的思想，市場經濟承認以單一個體為本源的自然發展，倡導個體和總體利益的一致性，其奧妙在于私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只要具備社會要求的理性和道德，遵守法律，恪守誠信，社會的總體利益就會得到同步放大。

4.股市的增值功能

股市的增值功能主要體現在股票的增值功能上。股票有三種價格，即票面價格，賬面價格和交易價格，在論證股票的增值功能時，票面價格無意義，交易價格不能自身證明，唯有論證賬面價格最能說明問題。股票的賬面價格又被人們稱為股票的含金量，一個公司的總體含金量是通過其所有者權益（凈資產）反映的，而凈資產是由股本、公積金、未分利潤組成的。股份公司的分配制度決定了其年度利潤分配，必須要先完成盈余公積金的提取，而這一基金的提取又決定了上市公司每股凈資產含量的提高，這決定了股票有內在增值功能。如果我們把公積金的提取當作股票增值功能的內生變量，那么上市公司通過增發和配股所導致的每股凈資產的增值功能，則是外生變量。這兩個變量從財務分析上能直觀看到股票的本金是可以增長的事實，股票的賬面價格可以從一元漲到五元，正是源于這一機理。而股票賬面價格增長導致的本金的增長是其他金融資產如儲蓄、債券所不具備的。而賬面價格的增長則是直接導致股票交易價格上升的合理因素之一。論證股票的增值功能是我們解開資本市場作為虛擬經濟的表現形式是否應該成為我國下一步改革開放主戰場的關鍵所在。唯有論證這一功能，資本市場才能實現上市公司贏、投資人贏、市場贏的三贏局面。反之，人們就會把資本市場與賭場的“零和游戲”聯系在一起，只是像賭場一樣財富在參與各方之間的簡單重新分配，是股民之間左兜和右兜的財富搬家，而這一過程由于造假和不規范，又充滿了爾虞我詐。

資本市場具備增值功能是和賭場最重要的區別。只有論證這一功能的存在，投資人才會摒棄撞大運，學會判斷和分析作理性的投資人。當然，創造三贏局面的基礎是上市公司的業績，在真實的基礎上，企業的效益上升，直接帶來股價的上升，才能帶來資本市場的真實繁榮和投資人的獲利，而上市公司也才能實現再融資和持續發展。

3、股市新文化的建立

（一）股市舊文化批判

在中國的傳統上歷來對股市就存有偏見，這種偏見加上我國90年代股市發展初期大量借鑒海外資本市場，特別是由于翻譯文字的原因，主要是來自臺灣的股市用語，而臺灣的股市用語大都是從賭場術語衍生來的。由于我們沒有能夠進行批判吸收和投資者教育的主渠道引導，及時糾正那些不健康的、有明顯誤導的股市賭場語言，使其在二級市場股評家的口中大行其道，如莊家、籌碼、發牌、跟莊、出局、莊家洗籌、與莊共舞等近20種賭場語言，這些語言極不準確，如莊家一詞，莊家(Banker)在賭場里是指開局設賭者（通常只有賭場才具備這一資格），與閑家(Player)對賭，而把這一術語引入股市中，只有在深滬交易所作為實體也下場參與股票買賣與投資人對博時才成立。而把它用在即使是在主觀和客觀上會操縱股價的機構投資人和大戶身上也是極不準確的。在西方國家的資本市場中并無莊家一詞，那些違規的機構和大戶往往被稱作違規操縱股價者，還有一類則是合規的維護一只股票流動性和股價穩定性的機構——做市商(MarketMaker)。而我們由于沒弄明白莊家的含義，把機構和大戶都當作莊，似乎是股股有莊，跟莊成風，無莊不成市。但事實上，只要中國的交易所不下場對博，我國資本市場和西方國家一樣，根本就就有莊家，有的只是那些違規操縱股份的機構。

顯然，股市舊文化是導致中國資本市場不能健康發展和中小投資人不能建立正確投資觀的重要原因。我們必須徹底摒棄從臺灣引進的股市舊文化理論，首先從凈化股市語言入手。廢止莊家之類的賭場用語，而用機構違規者和價格操縱者取而代之，使資本市場和賭場區分開，一掃投資人“跟莊”的賭場風氣。在中國證券市場開展股市，把投資者教育扎扎實實的搞起來。

（二）股市文化與股權文化的關系

當前中國資本市場正在探討股權文化，股權文化的核心是通過誠信文化培育有良好道德素質和專業技術水平的職業經理人隊伍，來保護價小投資人的利益，形成良好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和組織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說，股權文化是股市文化的重要內容。開展股市不僅要和投資者教育聯系起來，也要和股權文化基本理論的探討聯系起來。當前由于上市公司造假現象嚴重，我們迫切需要在中國的資本市場開展誠信運動，開展股權文化的目的是樹立上市公司經營者從股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慮企業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說股權文化是從公司的角度考慮文化和誠信問題，那么股市文化則是從資本市場的角度考慮文化和誠信問題；如果說股權文化是強調經理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那么股市文化則涉及到監管部門、中介機構、上市公司、投資人等方方面面文化和道德素養的提高。

中國資本市場的當務之急是解決股市的新文化，解決了股市的新文化問題，股權文化的探討就會迎刃而解。

（三）股市新文化的內涵

在中國資本市場開展股市，形成中國的股市新文化。具體包括三個方面：

1.思想建設——正確的投資現

開展投資人教育，建立股民的神圣使命感和通過市場“看不見的手”承認人們在追逐自身盈利動機的驅使下，作出市場短線品種的選擇，而這一過程也正是增加社會共同財富，推進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過程。這是一個投資人從傳統的勞動參與到個人物化勞動——所形成的資本參與的進程，充分調動投資人對國家建設事業的參與意識，使參與者的盈利動機與國家經濟的發展有機統一，這是對傳統上以犧牲奉獻來促進國家利益發展的重要補充。因此在這一過程中，投資人應該引以為榮，并值得人們贊譽。應該從正面去倡導這種投資者的道德與使命，而那種認為投資股市發不義之財的偏見必須被摒棄。

2.文化建設——科學侑專業知識的投資理念

在正確投資觀的指引下，必須普及股市運作的科學專業知識和法律意識，提高投資者的專業素質，形成科學的投資理念，具體包括：(1)作理智的投資人，正確認識資本市場的風險防范；(2)學會對上市公司質量判斷的基本知識，科學選股，不盲目跟風，實現資本市場價值與價格一致，作理性投資人；(3)熟悉資本市場的法規政策，對各種證券欺詐、操縱市場等違規行為能夠防范，增強自我保護；放棄“跟莊”心態，開展股市的。社會要提高不誠信的成本，只有提高投資人本身的素質及理念。

篇（2）

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1911—1980）是西方傳播學巨人。他在加拿大和美國大學里執教英美文學，默默無聞凡20年，直到1964年，因《理解媒介》的出版才一舉成名，成為傳媒追捧的風云人物。自此，他完全轉向研究媒介、傳播和大眾文化。他的研究宏觀上觀察人類文明史和傳播史，微觀上透視大眾文化、商業文化、娛樂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的各個側面。同時，他又用比較文化的鏡子關照東西方文明和歐洲各國文化。

麥克盧漢的聲譽沉浮頗具戲劇性。30年前，學術界對他的評價分為對立的兩極。毀譽之聲，別若天壤。90年代，他的聲譽重新崛起。他的《理解媒介》已經成為經典。

歷史證明，麥克盧漢是信息社會、電子世界的先知。20世紀的思想巨人。今天，他的預言一個個都實現了。他關于“地球村”、“重新部落化”、“意識延伸”的論述，無人能出其右。

有人說，“批評家要花30年的時間去理解麥克盧漢”(1)。中國人知道他快20年了，可是我們對他的研究幾乎還沒有開始。本文攫取一鱗半爪，評介他的媒介理論。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根植于人類文明的宏觀背景之中，文章就離不開全景式的掃描。管窺不忘全豹，蠡測不忘大海，讓我們縱深跳入人類文明的大海，去看看他的媒介史觀和傳播史官。

一、奇怪的媒介觀

麥克盧漢首創了“媒介”這個詞。他說的媒介“很怪”。一般所謂媒介指的是報紙、雜志、電影、廣播、電視等幾大媒體，這就是狹義的媒介。他說的卻是廣義的媒介，泛指一切人工制造物和一切技術。這使他有別于常人，也有別于其他的學者。僅舉一例，就可以說明他的“媒介”是那么的寬泛無邊、稀奇古怪。

他在《理解媒介》中列舉細說了26種媒介，每一種媒介自成一章，且都用了一個奇妙的比喻。茲抄錄于下：1.口語詞：邪惡之花？/2.書面詞：以眼睛代替耳朵/3.道路與紙路/4.數字：集群的側面像/5.服裝：延伸的皮膚/6.住宅：新的外貌和新的觀念/7.貨幣：窮人的信用卡/8.時鐘：時間的氣味/9.印刷品：如何理解它？/10.滑稽漫畫：《瘋狂》漫畫通向電視圖像/11.印刷詞：民族主義的建筑師/12.輪子、自行車和飛機/13.照片：沒有圍墻的妓院/14.報紙：靠透露消息的政治/15.汽車：機器新娘/16.廣告：使消費者神魂顛倒/17.游戲：人的延伸/18.電報：社會激素/19.打字機：進入鋼鐵奇想的時代/20.電話：是發聲的銅器還是玎玲作響的符合？/21.唱機：使國民胸腔縮小的玩具/22.電影：拷貝盤上的世界/23.廣播電臺：部落鼓/24.電視：羞怯的巨人/25.武器：形象之戰/26：自動化：學會生存。

我們介紹他的文化觀，必須要從他的研究方法、歷史觀和媒介觀說起。

麥克盧漢在英美文學的園地里耕耘30余年，研究的是精英文化。但是，從上個世紀的20年代中期開始，他就逐步轉向媒介、傳播學和大眾文化。這一轉向既是出于他個人的愛好，也是因為社會的客觀要求。美國是大眾文化、商業文化和大眾傳播的沃土。在教學生涯的初期，他難以理解學生中流行的大眾文化。為了了解學生，他逐漸移情于斯，同情、中情、獻身探索、發現。經過20年的苦心經營，終于在西方學界卓然成為大家。

二、從研究方法說起

麥克盧漢有一句經典名言：“媒介即是訊息。”套用這一警語，似乎可以說：“媒介即是文化。”他諸如此類論斷和表述比比皆是、令人費解，既晦澀難懂，又雋永深刻。他的語言風格恣肆，他的研究路子放蕩不羈，九確實引起很大的爭議。

“媒介即是文化”，這是他想說而沒有點破的命題。為了證明這個命題，讓我們先說他的研究方法，說它有何獨特、為何獨特、有何價值，又為何受到批評。他的方法和西方科學研究、經驗研究、實證研究的傳統背道而馳。在這一點上，他遭人誤解、批評和攻擊。

批評家對麥克盧漢的指責，集中指向兩點。一是他無所不包的媒介定義，二是他反實證、反經驗的研究方法。

他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為：探索而不做結論，并置而不做分析，鋪陳而不做歸納，發現而不做判斷，定性而不定量，形而上而不做實證。他的敘述方法也一反常態，可以概括為：偏愛格言警語，不求明白如話；只用“藝術”語言，不求科學嚴密；只推出馬賽克圖像，不搞量化描摹。

讀者最不習慣的，是他濫用警語、格言、典故、暗喻，還有莫名其妙的“麥克盧漢式”的語言。于是英語里增加了一個詞：“麥克盧漢式”。這個戲說之詞是法國人發明的，但是它很快不脛而走，在西方學界流行開來。

麥克盧漢對文化史的研究，綜合了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史學和文學的研究路子。他把社會史和文化史簡約為傳播史。他的歷史尺度和跨度太大，難免大而無當，但是他毫不在乎。他喜歡信馬由韁、天馬行空，在廣闊的歷史時空中馳騁。他舉起“雜家”的旗幟，公開批評“專家”。他不屑于當專家，因為他認為專家是畸形人。他謳歌整合一體的“部落人”，悲嘆分割肢解的“拼音文字”、“谷登堡人”和“機械人”。他呼喚“重新部落化”的人。他希望研究人類的“無意識”、“意識的延伸”和“地球村”。

由此可見，雖然他對西方文化隱隱約約有一些批評，但是他真正關心的并不是彰否任何一種文化。他既不當衛道士，也不當吹鼓手；既不當掘墓人，也不當陪葬品；既不當法官，也不當辯護律師。他只當探索者，把自己發現的東西陳列在世人面前，由他們自己去做判斷。

他宣告自己的方法反傳統：“我以嶄新的眼光重新考察人的延伸，幾乎沒有接受傳統智慧中看待它們的任何觀點。”

他把自己的探索方法叫做開鎖匠的方法：“我從來沒有把探索的結果當做揭示的真理。我沒有固定不變的觀點，不死守任何一種理論——既不死守我自己的，也不死守別人的……我的工作比較好的一個方面，有點像開保險柜的工匠的工作。我探索、傾聽、試驗、接受、拋棄。我嘗試不同的序列。直到密碼鎖的制動栓落下來，保險柜的門彈開。”

他不屑于當專家：“我認為自己是一個雜家而不是專家。專門家圈定一小塊研究領地，作為自己的地盤，對其他任何東西卻不聞不問。”

他認為需要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我對文學和文化傳統有道義上的責任，于是著手研究威脅文化價值的新環境。我很快就發現，這些新東西用道德義憤或虔誠義憤是揮之不去的。研究證明，我們需要一種全新的方法。”

他認為線性分析法不能用來研究媒介環境。他說：“一切研究環境的線性路子都沒有用處，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如此。科學界已經認識到需要統一場理論。它可以使科學家使用一套連續性的術語，借以把各個學科領域聯系起來。”

三、麥克盧漢文明史觀

“媒介是人的延伸。”按照他這個定義，弓箭是手臂的延伸，輪子是腿腳的延伸，衣服是皮膚的延伸，口語是思想的延伸，文字是口語的延伸，拼音文字是視覺的延伸，印刷術是文字的延伸，近代機械文明、民主政治和個人主義是印刷術的延伸，電子媒介是大腦的延伸，網絡是大腦的延伸，如此等等。

這就是麥克盧漢的媒介史觀，也就是他的文明史觀。在他看來，文明史就是傳播史，就是媒介演進史。

如是觀之，人類文明經歷了3次飛躍，也就是媒介的3次飛躍：拼音文字、印刷術和電子媒介。第一次飛躍是口語向拼音文字的飛躍，發生在兩千多年前。這里所指的文字專指拼音文字，其他的文字不入此列。第二次飛躍是手寫文字向機械印刷的飛躍，發生在16世紀。因為印刷機是谷登堡發明的，所以這一次技術變革叫做谷登堡革命。第三次革命發軔，于19世紀的電報，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的微電腦，起飛于90年代的網絡世界。

麥克盧漢的媒介傳播期可以圖示如下：

表1：麥克盧漢媒介傳播四期說

口耳傳播拼音文字傳播機器印刷傳播電子媒介傳播

距今兩千多年迄于16世紀起于16世紀起于1960年代

有趣的是，英雄所見略同。1953年，美國二戰前后頂尖的人類學家拉爾夫林頓（alphLinton），在《文化樹》中提出“文化突變”的思想。用這個思想來考察世界文化史，他提出了3個文化突變期。第一個突變時期的標志是火的使用、工具的制造和語言的起源。第二個突變期是農牧業的興起，第三個突變期肇事于工業革命。而且，他還抓住初露端倪的核技術和空間技術，預告第三個突變期的來臨。可惜他死于1953年，來不及看到空間時代和電子時代的來臨。1980年，美國未來學加阿爾文·托夫勒（AlvinToffler）把人類文明史概括為3次浪潮，他的這個思想在中國特別走紅，影響了整整的一代人。他在《第三次浪潮》中，從產業更替的角度來觀察文明史。他認為，第一次浪潮是農業社會，濫觴于一萬年前。第二次浪潮是工業革命，爆發于18世紀。第三次浪潮是信息社會，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

四、獨特的社會史觀

與他的傳播史觀相配合，麥克盧漢提出了獨特的社會史觀。他認為，人類社會經歷的部落化、非部落化和重新部落化3個時期。社會發展史與媒介傳播史的對應關系大致如下表：

表2：麥克盧漢媒介傳播史和社會發展史

口耳傳播拼音文字傳播機器印刷傳播電子媒介傳播

距今兩千多年迄于16世紀起于16世紀起于1960年代

部落化時期非部落化時期重新部落化時期

在部落世界里，只有口語，沒有文字，文化只能靠口耳相傳，人們只能面對面交流。部落人口頭交流時，感官是平衡的。眼耳口鼻舌身全部調動，全身投入，感官沒有分割。此時的口語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和魔力，它不僅用來傳遞信息，而且用來支配世界，祈禱、詛咒、施行巫術。部落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理活動是非常豐富的。他們和部落融為一體，和外部世界融為一體。部落圈子里的生活，形成一個無形的網絡之中。口語“偉大的持久不變的大眾媒介”，是“一切媒介之中最通俗的媒介”，又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最偉大的藝術杰作”。“我們的目語，是我們全深信投入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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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人生或在聽覺空間和聲覺空間之中。聽覺空間沒有中心和邊緣的區別。它是有機的、不可分割的。它是由眼耳口鼻舌身同步互動而產生和感覺到的空間。耳朵不能聚焦，不能分析分割。口語不能視象化，只能形成一個立體的聲覺空間，不能像文字那樣形成視覺空間。面對面口頭交流時，人不能只突出一種感官，而是要調動一切感官。這個聲覺－聽覺空間是同步、整合的、通感的。部落人只能靠口語獲取信息，所以他們被拉進一張無形的部落網絡。口語比文字承載的情感更豐富，因為語調能夠傳達喜怒哀樂愁。部落人的聽覺—觸覺世界是集體無意識的、充滿魔力的、不可分割的。這是由神話和儀式高度程式化了的世界，其價值是神圣的、不受任何挑戰。

讀者務必注意，麥克盧漢所謂的文字，特指西方文明和使用的拼音文字，其他文字不在此列，因為西方的拼音文字與其他的文字有本質區別，切不可混為一談。他認為，“印刷會意文字和印刷拼音文字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因為會意文字是同時調動所有感官的復雜的格式塔完形，比埃及的圣書文字有過之而無不及。會意文字不讓形聲義分割，而這種分割正是拼音文字的管見所在。”

拼音文字要打破感官平衡、心理和諧與社會和諧。他說：“拼音文字與圣書文字和象形文字是根本不同的。埃及、巴比倫、瑪亞和中國文化確實是感官的延伸。但是這個延伸是下面這個意義上的延伸：它們用圖形表現現實，他們要用許多符號來涵蓋范圍很廣的知識。這一點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拼音文字用沒有意義的字母去對應沒有意義的語音，它可以用少量的字母去包容所有的意義和所有的語言。這個成就要求詞語的形態和詞音從它們的語言意義和戲劇性意義中分離出來，目的是要使實際的語音成為看得見的東西……感官系統的平衡、心理和諧和社會和諧都要被打破。視覺功能就會發展過頭。其他的文字沒有這樣的情況。”

拼音文字造成人、社會和知識的分割。使用拼音文字的人“開始用序列、線性的方式推理。又開始對數據資料進行分門別類。由于知識是以拼音字母的形式延伸的，知識就發生局域定位，分割成專門的類別，造成功能、社會階級、民族和知識的分割”。

拼音文字如何粉碎神圣的部落世界呢？

拼音文字是空間的線形展開。它和口語的根本區別，是脫離聽覺世界，粉碎聽覺場，分離視覺，突出視覺，形成文字的視覺空間。它打破了感官平衡的聲覺——聽覺空間。文字是目光的延伸和強化。它成為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外在客體。此后，它就可以分割肢解、抽象分析了。人們可以擺弄、操縱、利用這個工具。于是藝術和科學應運而生，編年記事、記時器和建筑物相繼產生，歌舞音樂和說話發生分離，和聲與肢體表演發生分離，哲學、邏輯、修辭和幾何也逐步產生了。

現將口語和拼音文字的主要差別圖示如下：

表3：口語和拼音文字的對比

口語傳播拼音文字傳播

聲覺－聽覺空間，一切感官外化視覺空間，只有視覺外化

感官平衡，通感，感官同步互動目光延伸，視覺突出

不能聚焦，無中心--邊緣分別線形展開，科技聚焦

有機的、不可分割的強烈分析分割的、線性的

用語調承載豐富的情感不能用非言語手段表達豐富的感情

網絡生活，人際關系密切個人主義的，人際關系疏離

口語魔力，集體無意識，神話，儀式文字魔力，“理性”，一致，序列，連續

前科學，前藝術、不專精一門科學，藝術，邏輯，專門分工

麥克盧漢就口語和拼音文字的對比膾炙人口。還是聽聽他侃侃而談爸。他說拼音文字是西方“文明人”的標記：

“拼音文字發明之前，人生活在感官平衡和同步的世界之中。這是一個具有部落深度和共鳴的封閉社會。這是一個受聽覺生活支配，由聽覺生活決定結構的口頭文化的社會。耳朵與冷靜而中性的眼睛相對，它的官能是強烈而深刻的，審美力強、五所不容的。它給部落親屬關系和相互依存編織了一張天衣無縫的網絡。全體部落人和諧相處。首要的交流手段是言語。看不出有誰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一些或少一些。這就是說，幾乎沒有什么個人主義或專門分工。個人主義和專門分工是西方“文明人”的標記。直到今天，部落文化仍然根本無法理解個體的觀念或獨立公民的觀念。”

口語和拼音文字的區別是聽覺空間和視覺空間的區別。他說：

“聽覺空間是沒有中心也沒有邊緣的空間。它不像嚴格意義深的視覺空間，視覺空間是目光的延伸和強化。聲覺空間是有機的、不可分割的，是通過各種感官的同步互動而感覺到的空間。與此相反，“理性的”或圖形的空間是一致的、序列的、連續的，它造成了一個封閉的世界，沒有任何一點部落回音世界的共鳴。我們西方世界的時空觀念是從拼音文字產生的環境中派生出來的。西方文明的整個觀念也是從拼音文字派生出來的。部落世界的人過的是一種復雜的、萬花筒式的生活，因為耳朵和眼睛不同，它無法聚焦，它只能是通感的，而不能是分析的、線性的。言語是要發出聲音的，更準確地說，它是我們一切感官的同步外化……無文字民族的生活方式是隱而不顯、同步和連續的，而且也比有文字的民族的生活方式要豐富得多。由于要依靠口語詞獲取信息，人們被拉進一張部落網。因為口語詞比書面詞承載著更豐富的情感——用語調傳達喜怒哀樂愁等豐富的感情，所以部落人更加自然，更富裕激情的起伏。聽覺—觸覺的部落人參與集體無意識，生活在魔幻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之中。這是由神話、儀式模式化了的世界，其價值是神圣的、沒有受到任何挑戰的。與此相反，文字人或視覺人創造的一個環境是強烈分割的、個人主義的、顯赫的、邏輯的、專門化的，疏離的。”

拼音文字使感官分割：“只有拼音文字才使眼睛和耳朵分割，語義與字碼分割。因此，只有拼音文字才有力量使人從部落領域轉入“文明”領域，才能使人用眼睛代替耳朵。”

拼音文字加速了從部落人到“文明”人疏離的過程。他說：“在部落社會中，由于非常實際的原因，觸覺、味覺、聽覺和嗅覺都非常發達，比嚴格意義上的視覺要發達得多。突然，拼音文字像炸彈一樣降落到部落社會中，把視覺放到感官系統最高的等級。文字把人推出部落社會，讓他用眼睛代替耳朵，用線性的視覺價值和分割意識取代整體、深刻、公共的互動。拼音文字是視覺功能的強化和放大，它削弱聽覺、觸覺、味覺和嗅覺，滲透到部落人非連續的文化中，把他的有機和諧、復雜通感轉換成一致、連續和視覺的感知方式。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把這種感知方式當做“理性”生活的標準。整合的人變成了分割的人。拼音字母粉碎了令人著迷的圈子和部落世界共鳴的魔力。它好像使人發生爆炸，變成專門化的、心靈貧乏的“個體”或單位，在一個線性時間和歐幾里德空間的世界里運轉的單位。”

他說拼音文字把部落人變為視覺人：“拼音文字把復雜的部落文化轉換成簡單的視覺形式，使部落文化的豐富多樣性中性化。請注意，讓我們疏離的只有視覺。其他的感官使我們卷入，但是拼音文字培育的疏離卻使人脫離卷入，使人非部落化。人脫離部落之后，其首要特征是成為視覺人。”

拼音文字禍福相倚：“有許多證明顯示，人們為專門的技術和價值的新環境付出的代價也許是太高了。精神分裂和異化也許就是拼音文化的必然后果。”

五、谷登堡人的分裂

印刷術把西方人撕得粉碎。谷登堡人是分裂的人。如果說，拼音文字是精神分裂和異化的重要誘因，那么機器印刷使這個傾向大大加重。它使文人孤棲書房，使人追求隱私而脫離社會。它培養了雄心勃勃的個體，使個人主義變本加厲。他說：“印刷術是人的急劇的延伸。”

他認為印刷術直接產生了“宗教改革、裝配線及其后代、工業革命、整個因果關系的觀念、笛卡兒和牛頓的宇宙觀、藝術中的透視、文學中的敘事排列、心理學中的內省或內部指向。這一切都大大地強化了個人主義和專門化的傾向，這兩種傾向是兩千多年前的拼音文字產生的。于是，思想和行為的分裂變成了體制。于是，分割的人——首先被拼音文字分割——最后被印刷術剁成了字釘一樣的東西。從那時起，西方人就成了谷登堡人”。

總之，印刷術的產物包括西方文化的一切方面：民族國家、民主制度、宗教改革、裝配線、工業革命、因果觀念、笛卡兒和牛頓的宇宙觀、藝術中的透視、文字中的敘事排列、心理學中的內省或內部指向。

這似乎把印刷術吹得神乎其神。但是，如果靜下心來婷婷他的說明，他的想法其實是非常有趣、破有道理的。茲摘錄若干雋語，借以揭示他那出人意表的洞見。

印刷術產生強烈的民族主義，民族國家隨之興起。“印刷術發現了生動逼真的民族疆界，印刷術籍的市場也是由這樣的疆界圈定的，至少對早期的印刷商和出版商是這樣的情況。而且，能夠看見母語穿上可以重復的、相同的技術衣衫，也許在讀者的心中會產生一種統一和強烈的感情。每個人和操母語的其他讀者分享這樣的感情。前文字和半文盲的人的國家是迥然不同的。”

“民族主義是16世紀印刷術爆炸的結果。文藝復興之前的歐洲不存在民族主義。印刷術使人以分析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母語，把它看成是規模一致的實體。印刷機大批量生產書籍和其他印刷品，使之傳遍歐洲的各個角落，把當時的白話語言區轉變成規格一致的民族語言”

印刷術引起工業革命。“事實上，活字印刷是一切裝配線的祖先。”

印刷術導致市場經濟。“拼音字母文化最有力的表現，是我們的統一價格體系，它滲入到遙遠的市場，加速了商品的周轉。”

印刷術強化了個人主義。“使用拼音文字使自由派相信，一切真正的價值是私密的、個人的、個體的。”

六、電子媒介是中樞神經系統的延伸

根據麥克盧漢的思想，3次媒介革命是人的3次延伸。拼音文字是從聽覺空間向視覺空間的延伸，電子技術是從肢體走向大腦的延伸。他的宏論處處閃光、字字珠璣：“在機械化時代，我們實現了自身的空間延伸。如今，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電子技術的發展之后，我們已在全球范圍內使中樞神經系統得到延伸，在全球范圍內消除了時空差別。目前我們正在很快地接近人的延伸的最后階段——意識的技術模擬階段。在這個階段，知識的創造性過程將被集體地、共同地延伸至整個人類社會，如同我們已通過各種媒介使感官和神經系統延伸一樣。”

“今天的電子媒介終于使我們從催眠術中蘇醒過來。谷登堡星漢被馬克尼星座遮蔽了光輝。”

“電子媒介使我們的整個中樞神經系統提高和外化……電報的滴答聲敲響了印刷時代的訃告。西方拼音文字價值觀的喪鐘敲響了。電話、廣播、電影、電視和電腦的發展進一步給它的棺材敲上了釘子。電視用最終埋葬拼音文字的訊息塑造人的感知系統。”

“由于電腦的問世，意識的延伸已經開始。我們對超感官知覺和神秘意識的癡迷，就已經預示了意識的延伸。”

“電腦問世之后，意識本身要延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果要完成意識的延伸，依靠現存的理性觀念是辦不到的。”

“我們已經延伸了中樞神經系統，使之轉換成了電磁技術。把意識遷移到電腦世界。”

“假如‘大腦移植’的時代就在前方也許就可以給每一代新人提供‘大腦的復制品’，直接對那個時代的思想精英的大腦進行活體復制。人們不再買莎士比亞或伊拉斯謨的著作，很可能會用腦電圖掃描的方法，把莎士比亞和伊拉斯謨的感知和博學植入自己的大腦。于是，書籍就可以繞開了。”

七、地球村里的新“部落人”

麥克盧漢創造一批令人驚嘆、永載史冊的新詞，“地球村”就是其中之一。他認為，電子媒介使人類結為一體，人類要“中心部落化”，電子時代就是新“部落人”的時代。他說：“電子媒介造成的重新部落化，正在使這顆行星變成一個環球村落。”

他所謂的“地球村”是一個比今天的西方社會更加美好的社會：“全球村是一個豐富的、富有創造性的混合體。這里實際上有更多的余地，讓人們發揮富有創造力的多樣性。在這一點上，全球村比西方人同質化的、大規模的都市社會要略勝一籌。”

這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而不是一個大一統的社會。他說：“電子信息運動的瞬時性質不是放大人類大家庭，而是非集中化，使之進入多樣性部落生存的新型狀態之中。”

他相當詳盡地買會了這個新奇的世界：“這將是一個完全重新部落化的深度卷入的世界。通過廣播、電視和電腦，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環球舞臺，當今世界是一場正在演出的戲劇。我們整個的文化棲息場，過去僅僅被認為是一個容器，如今它正在被這些媒介和空間衛星轉換成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它自身又包容在一個全新的宏觀宇宙之中，或曰一場超地球的婚姻之中。個體的、隱私的、分割知識的、應用知識的、“觀點的”、專門化目標的時代，已經被一個馬賽克世界的全局意識所取代。在這個世界里，空間和時間的差異在電視、噴氣飛機和電腦的作用下已經不復存在。這是一個同步的、“瞬息傳播”的世界。此間的一切東西都像電力場中的東西一樣互相共鳴在這個世界中。”

他用神來之筆反問到：“為什么不可以把世界意識聯入一臺世界電腦呢？憑借電腦，從邏輯上說，我們可以……求得一種與柏格森預見的集體無意識相似的、不可分割的宇宙無意識……這種狀況可以把人類大家庭結為一體，開創永恒的和諧與和平。”

他慣用簡約幽默的故事，說明復雜而抽象的構想。他的“地球村”和“新部落”其實是這樣的簡單：“一個二年級小學生做出的反應就是這樣。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送入軌道時，老師叫她寫一首兒歌。她是這樣寫的：“新型這么大，地球這么小，待在原地吧，別跟它飛走。”她是這個新型部落水的一員，生活在一個復雜無比的世界之中，廣袤、永恒。”

篇（3）

一、東北老工業地區文化轉型存在的問題

東北老工業基地大多數基礎設施是在“一五”計劃時期形成的，蘊含其中的文化底蘊、思維方法及活動方式類似于當時的農業社會的文化模式，即經驗主義文化模式。建立初期我國實行的又是計劃經濟的管理體制，仍然按照傳統文化的模式構建。雖然曾經歷過幾番改造，仍無法徹底消除傳統體制弊端的影響，也無法從原則上改變傳統發展模式。因此，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實際上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轉型，而文化轉型能否順利完成，直接影響東北人民的命運和未來。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文化轉型是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中進行。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以工業文明為主導的文化精神逐漸傳入了我國。工業文明的兩種文化精神——人本精神和科技精神如果能夠和諧發展，就能促進現代工業文明的進步。但自從20世紀以來，二者之間發生了沖突，并且在當今社會出現了種種弊端。西方以工業文明為主導的文化模式就是在陷入嚴重危機的情況下進入我國的。與此同時，東北老工業地區的文化是典型的移民文化，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的政策才導致大量山東、河北移民涌入這一地區。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再加上網絡的迅速蔓延，加速了這幾種文化精神的相互碰撞，正是這一系列的文化精神的沖突下，使生活在東北地區的人們時時會感到困惑和迷茫。

二、東北老工業地區文化轉型的路徑和對策建議

近幾年我國政府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而東北地區的文化轉型主要在于思維觀念的轉變。因此，要利用市場經濟的規則來經營本土文化，而不是僵化固守地去搞歷史的傳承。今后應更加注重挖掘東北地區的文化資源，著力文化創新，開拓文化產業的發展之路。通過文化的重新建構，催生新的文化形態，這是東北老工業地區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長久之計。本土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一個在不斷創新中保持和鞏固自己的過程。文化創新既要克服不符合時代精神的東西，又要賦予其適應社會發展的嶄新內容。根據東北老工業地區現有基礎和對未來經濟發展趨勢的判斷，在產業發展的具體規劃中應在高新技術產業、現代工業、現代服務業、現代農業、多元產業和創新型企業等領域重點加以考慮，使本地區有限的人力、物力及產業政策等資源有明確的投入目標。發展黑龍江地區現代化的同時，還需要教育的振興，否則經濟的振興就會成為失去賴以實現的基礎。加快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調整和改造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因此，我們在關注經濟發展、政治文明的同時，也要充分重視區域文化建設。毫無疑問，文化是經濟振興的靈魂，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為了推動東北老工業地區文化的順利轉型，我們必須客觀分析這一地區文化轉型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從而加強對當前東北老工業地區文化的研究和建構，為實現東北地區文化的順利轉型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貢獻力量。

作者：韓笑 王炳晨 單位:黑龍江中醫藥大學 哈爾濱遠東理工學院

篇（4）

一、公安文化理論與公安文化軟實力

(一)公安文化理論

公安文化理論是一種特色鮮明、內涵豐富、結構清晰、指導性強的文化理論，它是人民公安事業一筆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和理論財富，是公安工作、公安實戰和公安文化的一種理論形態。公安文化理論是公安機關和廣大公安民警在長期執法為民、治安維穩、服務社會與人民的工作實踐中所形成的對公安文化的理論概括，是一種源于公安文化實踐又能指導公安文化創作的創造性理論成果，是以理論思維、理論分析、理論研究和理論概括的方式，對公安文化創造的一種理論性把握，也是對公安文化本質與規律的一種理論性探尋和理論性闡述。公安文化理論從簡單到豐富、從稚拙到成熟的發展歷程，反映了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不同地區公安工作和公安文化實踐與創造的情形，也是一部承載了中國公安文化發展歷史的理性記錄。從迄今公安文化理論研究的實際成果看，其理論形態和結構主要有:“公安文化本體論”、“公安文化結構論”、“公安文化功能論”、“公安文化形態論”、“公安文化關系論”、“公安文化發展論”、“公安文化創作論”、“公安文化風格論”、“公安文化建設論”等，構成了公安文化理論的完整形態。［3］

(二)公安文化理論的創新

公安文化理論的創新，既是時代的召喚和公安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安文化理論自身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公安文化理論的創新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內容的創新:從張兆端教授所著的《警察文化學》(第三版)中的“公安文化關系的理論”、“公安文化建設的理論”、“公安文化傳播的理論”等篇章看，都是具有新的公安特色、新的時代精神和新的社會信息化、網絡化、媒體性生活的公安文化理論內容。除此而外，貼近時代、貼近實戰，創新社會管理、化解社會矛盾，服務社會和諧、滿足人民新期待的“文化育警”、“公安文化的普及與提高”等內容，也是新時期以來公安文化理論的嶄新內容。

二是形式的創新:公安文化理論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是圈在行業里，只是重視公安工作實際的經驗和做法，只是關注眼前的文化工作建設和警營文化活動的指導與操作。隨著社會的進步與文化的發展，隨著公安文化內容的不斷豐富，隨著學習型公安機關和文化型公安隊伍的建設，全警機關、文化和教育部門逐漸注重公安文化理論的建構，注重公安文化創新實踐的總結，注重公安文化經驗的理論提煉，注重公安文化理論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創新性。從張兆端教授的《警察文化學》第一版(1997年6月)到第三版(2010年9月)的13年間，可以充分地、清晰地看到這種公安文化理論的特色、理論的發展成就。實際上，從近幾年公開出版發行的有關公安文化的論著和論文中，也可以看出公安文化理論所體現出的公安特色和時代特征，以服務創新社會管理、以服務治安維穩實踐、以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以服務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為主要內容的公安文化，結合了當今快速發展的經濟社會特點、時代特點，兼容了信息化、網絡化、娛樂化的大眾傳媒形式與成果，全面創新了公安文化理論，從形式上日益為廣大公安民警和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所喜愛。有許多公安機關和公安民警所寫的大量反映公安工作打擊敵人、保護人民、懲罰犯罪、服務社會以及長期辛苦工作感受的網絡博客，都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也得到了廣大網民的很高評價。

三是機制的創新:各地公安機關和各級公安領導都把公安文化建設、公安文化理論提煉和實踐總結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列入公安整體工作來規劃、來組織、來實施。各級公安機關結合自身的特色、優勢和便利條件，公安文化建設形成了上下齊抓共管、民警積極參與、警營文化活動豐富多彩、公安文化理論日漸成熟的格局。很多公安機關制定出符合各級公安機關實際的文化建設規劃，廣大公安民警也都有各自的文化發展目標和文化參與的熱情度與積極性，這種公安文化的自覺狀態和公安文化理論的日漸成熟，既有利于弘揚本地區、本機關、本警種優良的公安文化傳統，也有利于學習、借鑒、吸收其他文化創造的好經驗、好做法。以此來不斷豐富、充實和發展公安文化理論。

四是手法的創新:公安文化理論在不斷與時俱進，不斷吸取新的文化元素和新的文化理論的表現力。在表現手段的現代性、表現方法的多樣性、表現風格的豐富性和表現效果的優良性等方面也都有新的進步、新的發展與新的特點，呈現出傳統與現代、精英與大眾、理論與實踐、紙質與網絡、信息多元、文化多元、理論多元的新情態。手法、數量和質量都有大的發展、大的提高。近些年，公安部黨委組織“公安文化基層行”，是推動全國公安文化建設和構建和諧警民關系所做出的一項重要舉措。在三年多時間里，公安文藝小分隊赴全國31個省演出218場，觀眾達60余萬人。對公安文化創作、公安文化傳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與繁榮都產生了積極影響。公安文化理論在不斷創新中提升，在不斷完善中成熟，豐富和指導著公安文化的不斷創造與進步。

(三)公安文化軟實力

我們所說的公安文化軟實力，就是公安機關和廣大公安民警在公安工作的實踐中以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政治態度和自己的核心價值觀，以自己的人生追求、工作態度和自己的警容、舉止、風范、語言、禮儀等綜合的警察文化素養所展現的一種為社會全體成員所認可、所贊揚、所學習的感人力量、威懾力量。2008年《公安研究》第5期刊登了周浩然、吳杰飛寫的《提升公安機關軟實力問題初探》，在文中作者將公安文化軟實力概括為五種:即素質力、親和力、文化力、凝聚力、科技力。

有新意，有觀點，有指導性。2008年《公安研究》第9期發表了柳漢男寫的《關于提高公安機關軟實力的思考》的文章，該論文從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的實際出發，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對公安機關軟實力做了操作層面的深入研究與論述，理論結合實際，文化結合實戰，有很強的實踐特性和指導意義。在以后的各種公安文化建設的論文中，也都有公安文化軟實力方面的內容。但少有揭示和闡述公安文化理論與軟實力關系方面的文章。人類文化所具有的這種柔軟的力量(softpower)，已經被大家所共知，已經成為人們的一種共識。英國二戰時期的首相丘吉爾曾說:“我寧愿失去一個印度，而不愿失去一個莎士比亞。”中國古人將文化的力量極簡潔地概括為“不戰而屈人之兵”。孔子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曾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公安文化軟實力是公安工作潛在的、隱顯的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力量，它與公安物質裝備力量相結合形成了完整意義上的公安實力和公安戰斗力。這種源發于公安文化系統中的制度性、組織性和公安干警所具有的精神性、思想性、道德性、文化性、藝術性以及他們獨特的精神品質、精神個性、精神風采的軟實力，當與公安組織管理的目標和任務相結合，與公安的物質裝備相結合時，就會形成一種驅動強勁、戰效明顯、持久而無聲的新型警力，一種代表維護社會穩定與和諧的公安生產力。公安文化軟實力與公安硬實力，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我們理解它們兩者的關系和作用，還不能簡單地將其看做是兩者相加、兩者之和的關系，其中的軟實力是發揮著倍數功效的實力因子。在公安實戰和公安隊伍建設中，它們各自都有其重要的存在價值和功能效率，若認識到位、組織管理到位、培訓服務到位、激勵引導到位，就可以整合為成本低廉、方便耐用、功效巨大、釋放持久的公安戰斗力。

二、公安文化理論創新與公安文化軟實力提升的關系

公安文化理論對深化公安文化軟實力的研究和提升具有積極的指導作用，以正確的、創新的、富有時代特征和公安特色的公安文化理論來指導公安文化軟實力研究，可以取得新的突破與新的成果。而公安文化軟實力的研究，也可為公安文化理論創新性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新的經驗，其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可進一步充實到公安文化理論建設與理論發展之中，為公安文化理論提供新的內容。它們相互結合、共同促進，為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服務。

(一)二者是什么關系

公安文化理論創新與公安文化軟實力提升的關系是一種指導、促進、互補和互有發展的關系，是一種在公安事業和公安文化大樹上所接下的兩個碩果，它們是對公安文化這棵大樹根與枝的回饋，也是對公安文化這顆參天大樹枝繁葉茂的繼承和發展。它們是同質相連的關系，又有各異不同的特色和優勢。

(二)二者關系怎樣

創新了的公安文化理論適應了新時期、新環境和新任務下的公安文化的發展需要，是一種新的公安文化的理論總結，揭示了公安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和時代特征，能夠更加有效地指導公安文化和公安文化軟實力研究;而提升公安文化軟實力研究作為公安文化理論新的課題、新的成果，也必將豐富公安文化理論的創新和內容，在公安文化創新理論的指導下會不斷發展和不斷提升。

篇（5）

二、社會文化理論與二語習得領域、語用習得的研究動態

早在20世紀80和90年代James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開始致力于將Vygotsky的理論引入二語習得領域。2000年Lantolf編輯了第一本關于社會文化理論的探討論文集，著重討論社會文化理論與互動論、輸出假設以及交際教學法的區別。如，Ohta使用最近發展區理論探討二語語法的習得，從而重新思考互動論；Swain通過對話教學討論中介的作用，并比較輸出假設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與Poehner又編輯出版了專門論文集，以實證研究報告為主題，重點報告了社會文化理論中的調節論和最近發展區理論在聽說寫及評估方面的實際運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語聽力的動態評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戲劇和最近發展區理論在二語課堂中的運用以及Mahn的使用對話式教學教二語寫作等［4］。國內學者主要以實證研究為主，有一些理論層面探討和介紹的論文，如，馬俊波（2008）從社會文化視角討論二語習得研究［5］；韓亞文（2009）討論最近發展區理論對二語習得研究的啟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語習得領域的認知派和社會派兩大陣營的爭論，肯定了社會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則把社會文化理論稱為“新維果茨基派”，是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的興起［8］；賈冠杰（2010）討論二語習得社會文化論大家庭中的新成員“活動論”，認為活動論重視社會文化因素，強調學習者內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種近幾年來剛剛引起我國部分學者重視的二語習得理論［9］。尹洪山（2011）由社會文化理論分析了二語習得研究的社會學轉向［10］。實證研究主要探討支架概念和最近發展區理念在實際教學中的運用，如，彭元玲（2008）［11］，賈光茂、方宗祥（2009）［12］等。關于中介理論、活動理論和內化理論的探討，理論和實證層面的研究比較少，如，高艷（2008）［13］，張劍鋒、李雪飛（2009）［14］，朱靜靜（2008）［15］。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語用能力的習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語用習得研究者的熱門課題。研究者對們主要關注語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過有計劃的教學干預使學習者獲得語用能力（Kasper＆Rose，2002：237）［16］。國外研究者在教學效果、教學方法、理論背景、學習目標語、研究設計和測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并且已證明語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論依據是認知理論，特別運用于對“注意假設”的驗證，成果主要發表在Rose＆Kasper（2001）［17］主編的論文集中，其他可見Fukuya＆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Pearson（2005）［20］等。國內語用習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紹和總結層面，如，戴煒棟、陳莉萍（2005）［21］分析了語用能力、語法能力以及它們的發展與學習生活環境的關系；劉潤清、劉思（2005）［22］對語用習得的認知特性和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對語用能力的可教性進行了文獻評述［23］；毛眺源（2009）語用習得研究理論進行了評述［24］；還有少量相關語用習得的實證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紀初，除了認知理論外，語用習得的理論框架又引入三種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會文化理論、語言社會化，其中社會文化理論的研究路徑已引起語用習得研究者的關注，Kasper＆Rose（2002）認為社會文化理論，如支架概念，還有語言社交化理論也是語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潛力的理論依據。在語用能力的觀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學干預中幾乎沒有使用。Ohta（2005）［27］建議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發展區理論來研究教學中教授語用能力的教學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過老師對學生的幫助與學生和學生的相互幫助的教學和學習方式來分析和觀察學習者的學習效果。

三、社會文化理論與語用習得結合的理論模式

根據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2006），社會文化理論核心由四個部分組成：調節論（又譯為中介）（mediation）、內化論（internalization）、活動理論（activitytheory）、最近發展區理論（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調節論是社會文化理論的中心概念，指人類意識或大腦的活動是由文化構建的輔助工具來調節的，這種調節作用是社會關聯、社會合作和集體行為以及文化傳統交織在一起的龐大系統，主要包括物體調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調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調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體調節，如圖表、電腦等，以及他人調節，如教師或同學的指點，可稱為明示調節（explicitmediation）；而自我調節是暗示調節（implicit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Thorne，2006；Lantolf＆Poeh－ner，2008）。語言是最基本的調節工具，社會言語（socialspeech）、自我中心言語（egocentricspeech）、私語（privatespeech）、內在言語（inner－speech）和手勢語（gesture）是人類獲取知識的必要工具，其中內在言語、私語和手勢語的運用是二語學習中的重要調節方式（牛瑞英，2007）。內化論認為人類認知的發展是生物因素（內因）和社會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結果是人類把社會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維活動的結果，是對大腦自然發展的控制結果，是最終形成內化的結果（Lantolf＆Thorne，2006）。在語言學習中，當學習者還不能完全掌握目標語時，往往會依靠個體話語，如自言自語、自我重復或模仿他人話語以得到自練的目的；當學習者完全掌握目標語時，個體話語會自動消失，內化為內在語言，成為學習者語言體系的一部分，這表明內化的個體話語已經外化為社會話語，說明學習者對語言已經習得了。

活動理論中的“活動”是一種能夠解釋人類行為和認知的概念工具，是一種能夠區別于理論分析的實踐活動，即社會環境中的集體互動、交流合作等實踐活動；它可以解釋人類發展的過程（Lantolf＆Thorne，2006）。活動是聯系外部社會和內部個體發展的紐帶，它包括活動的主體、目標和動機、達到目標的行動以及行動的操作手段。活動理論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從Vygotsky的文化調節理論過渡到Leontiev的活動調節論，最后發展到Engestrom的集體活動系統，經歷了個體活動到集體活動的發展。最近發展區指“兩個發展水平：實際發展水平和潛在發展水平。最近發展區就是兒童獨立解決問題的實際發展水平和在成人的幫助下解決問題的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距離（Lantolf＆Thorne，2006：266）”。要縮短這樣的差距可以依靠他人的幫助。在二語學習中，不同語言水平的合作者可以相互提高語言學習能力，比如，老師和學生、講母語者和外語學習者、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學生的合作學習會有助于相互的外語學習；相同語言水平者的合作也有助于他們的學習；甚至低水平者可以為高水平者提供有益的幫助。20世紀70年代，美國教育在吸收、發展維果斯基“最近發展區”理論基礎上，提出了支架教學理論，由此孕育而生支架教學模式（彭元玲，2008）。它是以學習者當前發展水平為基礎，與他人構建一種互動和合作的關系，如，老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支架關系，使學習者像蓋房子一樣逐步搭建自己的知識體系，最終達到從合作學習到獨立學習，并把知識內化到學習者個體的大腦中的目的。

根據社會文化理論的以上四個核心理論的理念，本文構建了將他們融入語用習得的理論模式，即社會文化理論的語用習得模式，由三個模塊組成：首先是語用習得過程的“活動理念”，語用習得過程是一種活動，是社會環境和個體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他可以是個體活動，也可以是集體活動，活動理論的理念構建了語用習得過程的首要階段，即過程的設計必須融入個體和集體活動的任務或內容。其次是語用習得過程的“活動形式”，活動過程可以由調節論和最近發展區的具體過程來體現，如調節論中的自我調節可以是個體活動，他人調節是集體活動，可以是教師和學生間的互動，這也正是最近發展區理論的精髓，具體理論為支架理論；同時物體調節也是活動重要形式，如網絡、通訊等現代高科技的媒體作為調節學習者學習的重要手段。最后，語用習得的“內化”，語用學習的最終目的是將所習得的語用知識內化，即內置于大腦中儲存，供學習者隨時提取，此內化過程是第一和第二模塊的終極過程，同時該過程也可回溯到“活動理念”和“活動形式”模塊。三個模塊在整個模式中是循環的，同時社會文化理論的四個核心理論在整個教學過程又是相輔相成的，如圖示意：為進一步體現以上理論模式，本文嘗試設計了實施該模式的具體教學形式。第一和第三模塊主要是理念的形成，所以該教學形式主要是第二模塊的具體操作過程。整個教學過程分為課內和課后兩個階段。適用課型可以是精讀或泛讀課，也可以是聽力或口語課，學習的目標內容為語用知識。

篇（6）

一、翻譯研究的學科發展

20 世紀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譯理論界主要采取文藝學和語言學兩種研究模式，前者視翻譯為藝術，強調譯作的文學價值，后者視翻譯為科學，把翻譯理論和語義、語法作用的分析緊密結合起來，從語言的使用技巧上論述翻譯。兩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譯文進行文本對照。70 年代以后，翻譯的理論研究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注重文化對翻譯的影響。他們把翻譯放到一個宏大的文化語境中去審視，認為翻譯是譯入語社會中一個獨特的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文學行為，而譯本是譯者在譯入語社會的諸多因素作用下的結果。從文化角度對翻譯進行研究有著明顯的優勢，研究者借用各種當代文化理論去考察、剖析翻譯作為跨文化交際行為在譯入語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和作用，從而展現出翻譯研究的巨大空間和發展前景。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翻譯研究學派”。

1972 年，客居荷蘭的美國學者holmes 發表了重要論文《翻譯研究的名與實》，首次提出了“翻譯研究”的概念，他認為翻譯研究應當被視為一門獨立學科，holmes 也成為翻譯研究學派的奠基人。翻譯研究在20 世紀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發展。我們從維也納大學教授、知名學者snell-hornby 的論述中能看出其發展軌跡。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譯研究無疑是屬于未來的學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譯研究——綜合法》修訂版的前言中已經把翻譯研究稱為一門發展速度驚人的獨立學科了。

很多學者為翻譯研究后來的發展做出了貢獻，lefevere 就是翻譯研究學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寫理論對翻譯的文化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改寫理論

改寫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認為翻譯、編史、選集、批評、編輯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寫，它們都從某種程度上對原文進行了改變和操控，其中翻譯是最為明顯、最有影響的改寫，因為它在另一種文化中樹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讓他們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譯是對原文的改寫，而所有的改寫，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體現了某種意識形態和詩學，也同樣對文學進行操控讓它在某個社會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這本書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寫同意識形態和詩學的關系，翻譯作為最明顯的改寫形式也要受到意識形態和詩學的限制。

（一）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有廣泛的意義，是一個關于社會文化的概念。當我們談論意識形態的時候，可能會涉及到政治經濟情況、民族的文化導向甚至某個社會的文學體系。意識形態在翻譯中起著重要作用，決定了譯者將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書《文學翻譯：比較文學背景下的理論與實踐》中，明確指出譯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譯作同目標文化中人們接受的行為標準，也就是這種文化中的意識形態不沖突，那譯者的目的就容易達到。翻譯過程中最為有影響力的意識形態限制來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會或者時期，在這樣的情況下，譯者必須做出決定選擇哪些類型的文本以及翻譯的策略。

（二）詩學

詩學包括兩部分，一方面指文學手段、文學樣式、主題、原形人物、情節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學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觀念，即在社會體系中，文學起什么作用，或應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詩學會相互沖突，目的語文化中處于主導地位的詩學必然會影響到譯者的翻譯，所以為了達到某種詩學要求，譯者必須做出讓步，因為一種文化中人們廣泛認可的詩學可能在另一種文化中并不受歡迎，這時候就需要譯者采取有效的翻譯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語文化中的敘事方式或者改變原作的結構等等。

改寫理論有著很強的適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對照的研究方法，而更關注翻譯的“成品”，為研究文學翻譯提供了新的視角。

參考文獻：

篇（7）

關鍵詞：茶理論;體育文化;藝術交流;運用思路

引言

雖然我國茶文化理論也實現了系統化發展，但是應該看到我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與西方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開展過程中，存在較大差距。尤其是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訓練更多局限在整個訓練活動中，更多將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精力放在了抽象的內容講解之上，而未能將具體的訓練需要與整個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系統化結合，其不僅影響了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訓練活動開展的實效性，同時也對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影響力推廣產生了相應影響。

一、茶理論的具體內涵和價值作用分析

隨著當前茶文化理論體系傳播的深度不斷增加，其對茶文化理論的具體內涵也有著較高要求。因此，正是該茶文化理論的具體特點，決定了整個茶文化理論在開展過程中，往往具有以下訓練特點：首先，在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項目開展過程中，其充分注重技能訓練的有效開展，無論是整個運動的特點，還是其發展趨勢，都對該項目的難點有著相應要求，如何完美的呈現出其復雜的內容，就值得在整個教學活動開展過程中，予以創新完善。其次，在整個茶文化理念創新開展過程中，呈現出多樣元素的系統化融合和具體統一，也就是說，除了豐富體系化的物質元素外，還充分注重培養學生掌握必要的體能訓練，使其逐漸形成良好的身體素質。對于體育文化藝術交流來說，其交流直接影響到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理想效果和優美性，其更是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員在具體傳播過程中，所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因此，想要實現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訓練的理想效果，就需要將文化藝術與實際應用之間等一系列內容相結合，從而實現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效果的理想呈現。最后，我們必須充分認知到整個茶文化理論內涵實際上是動態變化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必須在對整個茶文化理論的具體狀況和各個階段，以及具體要素進行系統化認知的基礎上，逐步構建完善的傳播思路。茶文化理論不僅僅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同時其在今天仍然極具傳播價值和意義。

二、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開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分析

盡管我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已經實現了實質性突破，無論是運動理念，還是其比賽的完善度，都實現了重大發展和進步，但是在開展過程中，仍然存在相應問題和不足。具體而言，主要表現為：首先，從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在我國的具體開展狀況來看，其更多是一種體育茶文化理論的內涵融入度，無論是推廣過程中的具體參與人數，還是具體的社會關注都較差。這就使得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市場化程度較低，無論是人們的具體參與狀況，還是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在發展過程中，所具備的支撐要素，都存在匱乏現象。因此，創新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開展形式，就極為必要。當然，對于茶文化理論開展活動來說，由于其未能全面認知傳統文化的價值作用，從而也對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開展產生了相應的影響和不足。其次，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在具體開展過程中，其更多將著重點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開展力和具體關注度放在了體育課堂教學之上，忽視了課外活動和體育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入。通過對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訓練開展的具體狀況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精準度，還是內涵的完善度，都存在較大差距和不足，如果僅僅依靠體育課堂教學，是很難實現理想效果的。因此，想要實現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訓練的最佳效果，就必須充分注重延展教學時間，將課堂教學與課下實踐教學活動相結合。通過有效融入，從而使其能夠實現最佳訓練效果。最后，當前在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訓練開展過程中，其缺乏對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的有效創新，尤其是其整體教學理念認知較為片面，未能認識到融入其他教學資源和形式對整個教學活動進行創新。想要實現整個體育運動有效開展，就需要在充分結合對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項目的訓練特點認知基礎上，通過有效探究和系統化融入，對整個課上教學活動進行系統化延續和整體補充，從而實現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最佳效果。而構建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全面機制，實際上就是對傳統體育文化藝術交流的教學方式進行系統化補充，通過將課堂學習與課下鍛煉、校內學習與校外參賽等一系列教學形式相結合，來實現最佳教學訓練效果。這實際上也是茶文化理論訓練創新開展的基本要求。

三、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開展的具體價值分析

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系統化開展，實際上是基于茶文化理論發展趨勢所提出的具體思路模式，其不僅是對教學活動創新，更是對教學理念的有效豐富，因此，具體而言，系統化應用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具體價值：首先，在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中，應用該模式，其能夠充分提升學生對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體系中各個元素的理解能力和具體認知度。所以這也是實現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中最佳傳播效果提升的必然要求。通過對當前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訓練的具體開展狀況進行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多數學生在整個過程中，都存在一定的瓶頸問題，需要突破，而如果只是使用課堂來開展傳統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那么其很難對所有教學內容形成扎實的掌握基礎。因此，創新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開展的具體價值，能夠在有效延展教學訓練內容的同時，實現整個體育活動的最佳效果。其次，對于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訓練活動來說，感知中所具備的文化藝術內涵，其能夠實現整個體育活動實施的系統化優化和整體性提升。對于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訓練活動來說，想要實現理想的訓練效果和內涵，不僅能要充分注重體育文化藝術交流內容和方法的合理選擇，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合理完善的組織活動，從而實現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訓練的最佳效果。無論是體育文化藝術交流的基礎知識傳播階段，還是全面提升階段，都需要在充分了解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特點的基礎上，實現整體創新發展。而應用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也使得整個運動訓練的組織范圍進一步廣泛，同時也便于先進的訓練經驗融入其中，從而推動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成熟發展。最后，對于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訓練活動來說，融入文化藝術內涵，其能夠為該訓練活動開展尋找到更全面、更符合運動訓練特點的元素，通過系統化融入，從而實現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訓練滿足其發展趨勢。實施體育文化藝術經驗與具體文化內涵理念相結合，就是說將各種適合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將傳統體育茶文化理念內容與整個體育文化藝術活動相結合，通過設置相關模擬場景，從而提升學生對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具體學習效果。當然，也可以通過積極組織學生參與各種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進而增進學員對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具體理念認知。

四、茶理論在體育文化藝術交流中的具體運用思路

在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中，實施茶理論體系的有效融入，其具體需要：首先，要注重將整個茶理論體系中的各項元素系統化融入到整個藝術交流活動中，通過具體理念的借鑒和有效融入，從而實現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創新發展。而想要實現創新發展這一目標，就需要對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開展的各個環節進行有效界定。當然，在茶理論體系的有效融入過程中，無論是教學，還是訓練都應該系統化融合，尤其是要確保兩者實現內涵上的一致性和標準上的統一，從而為茶理論體系的有效融入開展奠定相應基礎。此外，有效融入茶理論體系開展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時，必須充分注重將文化藝術交流與教學活動進行系統化結合。實際上，影響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訓練效果的主要因素中，不僅包含了具體的傳播活動，同時也與整個教學活動的開展狀況之間有著重要關聯。因此，在充分借助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基礎上，通過有效創新，結合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開展所需要的具體元素，從而實現理想傳播效果。比如可以在課堂下，積極組織學員參與各種相關體育比賽活動，通過實施以賽促學的方式，從而提升訓練效果。最后，應用茶理論體系，將為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取得理想效果提供實質性幫助，而想要實現理想的訓練效果，必須將該運動的具體發展趨勢與項目的具體特點相融合，通過有效創新，從而實現理想的應用效果。當然，在茶理論體系傳承時，必須對茶理論體系中的具體內容進行分析，通過有效嫁接和系統化融入，從而實現理想的傳承效果。

五、結語

茶理論在體育文化藝術交流中的具體運用，實際上就是對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方式進行系統化補充，通過將學習與傳播等一系列具體形式相結合，從而實現最佳傳播效果。而這實際上也是茶文化理論訓練創新開展的基本要求。當然，想要實現最佳應用效果，必須對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具體訓練特點進行有效分析，通過系統化融入當前整個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發展趨勢，從而實現最佳傳播效果。茶理論作為整個茶文化體系的核心，將其與整體育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相融合，必然能夠實現最佳傳承效果。

參考文獻

[1]胡雪梅.基于學術交流理論的體育科技社團歷史演變及當代趨勢研究[J].比較教育研究,2013(4):151-153.

[2]劉明生.大學體育人文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14(3):161-165.

篇（8）

doi： 10. 3969/j. issn. 1671- 5918. 2017. 14. 057

[文章編號] 1671- 5918（ 2017） 14- 0153-03

[本刊網址] http：//hbxb.net

國內的英語教學領域，教學理論紛呈，目前已進入各種教學法并存的后教學法時代，也有一線教師認為教無定法，而推崇集多種教學方式為一體的多模式教法。越來越多專家和學者已達成共識，即語言是一種工具和人際交流的媒介，學習語言必須在使用語言中達成。在二語或者外語教學領域，課堂互動是不可避免的研究主題。國外對課堂互動研究較早，國內教學界研究成果較少，近十年來華中科技大學徐錦芬教授發表多篇有關課堂互動教學的論文，包括互動策略培訓實踐研究、小組互動中的同伴支架作用等。教?W實踐方面，近十年來高校英語教師被校級領導聽課檢查的標準之一，就是是否開展課堂互動；但是根據作者從教多年的經歷和觀察發現，一線教師雖然有互動意識，但是何種互動形式有效，如何開展高質量的互動，以及課堂互動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學生的學和教師的教，對這些問題很多教師知之甚少。

本文從課堂互動研究的理論基石之一――社會文化視角人手，首先介紹社會文化理論，接著分析該理論應用于二語習得領域（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LA）的研究狀況，探討交際互動中的外語學習，分析互動教學的理論淵源、互動教學的研究發展，尤其是國外研究成果對中國國內英語教學界的啟示，在回顧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思考課堂互動研究可進一步發展和努力的方向。

一、社會文化理論概述

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Theorv，SCT）內容豐富，本文關注的是與學習相關之領域。社會文化理論源于前蘇聯心理學家維果茨基（ Vygotsky）的兒童認知發展理論，即文化歷史心理學（cultural - historical psychology）。社會文化理論并非如字面所表述之研究社會文化，而是探討社會文化因素對人類認知功能發展的影響。社會文化理論的語言學基礎是關乎語言和語言學習的交際觀。根據該觀點，語言是靜態和動態相結合的產物，人不能只學習靜態的語言。社會交際活動中使用的語言是動態語言，它在人的心智功能發展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因此語言學習要在交際活動中開展。社會文化理論關心社會的、交際的問題，認為習得語言的必要途徑是與其他人進行社會互動或者交流。秦麗莉認為社會文化理論既涵蓋社會視角的研究，也涉及心理語言學視角，所以社會文化理論應該歸屬第三代心理語言學研究范疇。同時，該理論源起于社會學，所以可為二語習得研究提供新的研究參考。

最近發展區（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DP）是維果茨基認知發展論的一個重要概念，認為兒童的認知發展分兩種，一種是實際水平，另一種是潛在發展水平。前者兒童自身能力可以達到，后者指兒童經他人的協助將來可以達到水平，兩種水平之間的差距，稱之為最近發展區。學習者從實際水平跨域到潛在發展水平，需要借助他人的協助，在交互活動中他人的協助被稱為“支架作用”。這一理念被應用于語言學習中，倡導課堂上教師為學生積極創設語言使用場景，和語言使用機會，鼓勵師生互動，生生互動，為學生提供符合學生認知水平的輸入和支架作用。最近發展區的概念剖析了學習、教學和發展之間的關系，推動教育學科領域一系列的研究發現和實踐，幫助二語習得領域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

二、社會文化視角下二語習得研究概述

二語習得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始于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但在國內起步稍晚，直到80年代中期才起步，在半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與語言學、認知科學和社會文化理論密切相關，共同發展。

作為新興的理論框架，社會文化理論為傳統的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開辟新的視角，引領人們對語言習得的本質和過程產生全新的認識。社會文化視角與認知視域一起構成二語習得兩大對立流派。認知派發展較早，始于20世紀60年代；社會文化派發展于80年代。該派別對二語習得的認識伴隨社會語言學的興起發展起來，代表人物包括Rod El-lis， Diane Larsen

- Freeman， Jim Lantoff， Elaine Tarone等。

維果斯基的社會文化理論，自20世紀60年代起開始受到西方心理學界的關注，到90年代被用以研究第二語言習得領域，進入21世紀以來，該理論被更多學者用以研究二語習得領域。社會文化理論主要從社會文化背景出發，研究二語習得，強調學習者參與社會活動過程中的語言使用情況，關注互動對人的語言構建、思維和認知的影響。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James Lantolf與Steven Thorne共同撰寫的《社會文化理論和第二語言發展的起源》，是社會文化二語習得研究二十年來出版的第一部學術著作。

社會文化派對語言和語言學習所持有的觀點是，語言是人走向社會化的媒介或工具，人學習語言學習的過程即人的社會化過程。社會文化派研究二語習得，側重于學習者對語言在交際過程中的使用情況，側重于互動研究。該研究的不足之處是，忽略了學習過程中學習者的心理過程依舊是認知機制的事實；另外一個研究不足之處，是理論上提出社會因素是影響語言習得的重要方面，但沒有具體探討社會因素影響習得的方式和過程。社會文化理論用于二語習得領域的研究在國外成果頗豐，但在中國國內研究數量少，僅有的研究多是理論文獻的推介，缺少大量的實證實驗研究，研究成果質量低。

三、外語課堂互動研究

課堂互動的理論來源之一是Long（ 1985，1996）的交互假設理論（ interaction hypothesis），交互假設是對Krashen輸入假設（ input hypothesis）的修正和?l展。課堂互動的第二種理論來源是Vygotsky的社會文化理論。Allwright指出課堂教學只有通過互動過程才能進行。課堂互動為學生提供了最大程度參與語言交際的機會，互動中師生問答、意義協商和反饋提高了學生語言輸入和輸出的數量和質量，促進了第二語言能力的發展。

課堂互動包括師生互動和學生之間互動兩種基本形式，在第二語言課堂上，師生互動的主要模式是發起一回答一反饋，簡稱IRF（ iriitiation resporise - feedback）模式。外語課堂互動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主要從以下層面開展，運用話語分析方法，分析教師課堂話語質量，教師和學生之間話務量，以及會話的話論次數，IRF，課堂提問，課堂支架作用，教師問題類型對學生學習空間的創造，學生互動合作方式，同伴互助等等。在國內，作為外語型的英語教學環境，是中國學生英語學習的現狀。缺少真實的社會語境，和大量目的語的輸入，學生最主要的途徑是課堂學習，通過課堂互動接觸活生生的語言，因此，課堂教學效果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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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譯研究的學科發展

20 世紀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譯理論界主要采取文藝學和語言學兩種研究模式，前者視翻譯為藝術，強調譯作的文學價值，后者視翻譯為科學，把翻譯理論和語義、語法作用的分析緊密結合起來，從語言的使用技巧上論述翻譯。兩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譯文進行文本對照。70 年代以后，翻譯的理論研究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注重文化對翻譯的影響。他們把翻譯放到一個宏大的文化語境中去審視，認為翻譯是譯入語社會中一個獨特的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文學行為，而譯本是譯者在譯入語社會的諸多因素作用下的結果。從文化角度對翻譯進行研究有著明顯的優勢，研究者借用各種當代文化理論去考察、剖析翻譯作為跨文化交際行為在譯入語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和作用，從而展現出翻譯研究的巨大空間和發展前景。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翻譯研究學派”。

1972 年，客居荷蘭的美國學者Holmes 發表了重要論文《翻譯研究的名與實》，首次提出了“翻譯研究”的概念，他認為翻譯研究應當被視為一門獨立學科，Holmes 也成為翻譯研究學派的奠基人。翻譯研究在20 世紀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發展。我們從維也納大學教授、知名學者Snell-Hornby 的論述中能看出其發展軌跡。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譯研究無疑是屬于未來的學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譯研究——綜合法》修訂版的前言中已經把翻譯研究稱為一門發展速度驚人的獨立學科了。

很多學者為翻譯研究后來的發展做出了貢獻，Lefevere 就是翻譯研究學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寫理論對翻譯的文化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改寫理論

改寫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認為翻譯、編史、選集、批評、編輯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寫，它們都從某種程度上對原文進行了改變和操控，其中翻譯是最為明顯、最有影響的改寫，因為它在另一種文化中樹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讓他們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譯是對原文的改寫，而所有的改寫，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體現了某種意識形態和詩學，也同樣對文學進行操控讓它在某個社會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這本書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寫同意識形態和詩學的關系，翻譯作為最明顯的改寫形式也要受到意識形態和詩學的限制。

（一）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有廣泛的意義，是一個關于社會文化的概念。當我們談論意識形態的時候，可能會涉及到政治經濟情況、民族的文化導向甚至某個社會的文學體系。意識形態在翻譯中起著重要作用，決定了譯者將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書《文學翻譯：比較文學背景下的理論與實踐》中，明確指出譯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譯作同目標文化中人們接受的行為標準，也就是這種文化中的意識形態不沖突，那譯者的目的就容易達到。翻譯過程中最為有影響力的意識形態限制來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會或者時期，在這樣的情況下，譯者必須做出決定選擇哪些類型的文本以及翻譯的策略。

（二）詩學

詩學包括兩部分，一方面指文學手段、文學樣式、主題、原形人物、情節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學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觀念，即在社會體系中，文學起什么作用，或應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詩學會相互沖突，目的語文化中處于主導地位的詩學必然會影響到譯者的翻譯，所以為了達到某種詩學要求，譯者必須做出讓步，因為一種文化中人們廣泛認可的詩學可能在另一種文化中并不受歡迎，這時候就需要譯者采取有效的翻譯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語文化中的敘事方式或者改變原作的結構等等。

改寫理論有著很強的適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對照的研究方法，而更關注翻譯的“成品”，為研究文學翻譯提供了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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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伯明翰學派:教師作為大眾與青少年亞文化的同情者

繼法蘭克福學派之后，伯明翰學派貢獻了另一種影響廣泛的媒體文化教育模式。不同于法蘭克福學派總是堅持“高高在上的態度”，［8］自創始人霍加特(R．Hoggart)起，伯明翰學派就對貴族與精英階層從文化上歧視大眾感到不平。在他們看來，文化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關鍵在于是否來自真實的生活與情感，例如底層人表達自我的爵士樂，就絲毫不比古典音樂遜色，［9］但大眾自身的文化及其內涵在學術及教育界幾乎從未得到正視，因此他們試圖發展一種以同情、理解為本的大眾文化研究，并向中學英語教師推廣。伯明翰學派選擇這條路徑，有其經驗基礎。即如霍加特，便是成長于二十世紀初期和諧安詳的英國工人社區。在其中，樸實的工人群體創造了健康、道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正是這種經驗基礎，促使霍加特后來決心將工人生活與文化引入歷來被精英文化壟斷的課堂里，其教育目標是引導學生、教師認識工人階層創造的諸多美好、有意義的大眾文化。然而，這種工人文化其實僅存在于美好的童年記憶中，以之為基礎的教育常常只是在培養一種文化懷舊感。連霍加特本人都憂傷地意識到，現實中的工人社區早已被商業化的流行大眾文化俘虜和侵蝕了，他的大眾文化教育因此陷入困境。［10］后期伯明翰學派(如P．Willis)因此特別關注大眾的“抵抗”力，并引入了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轉向研究中下層青少年如何以自己的“亞文化”，來抵抗或顛覆種種凌駕在他們之上的“文化霸權”，以此建構自我風格和獲得。這一轉向為伯明翰學派的大眾文化教育開辟了新的發展路徑，同時有利于教師深入當代中下層青少年的“叛逆”精神世界。不過一味尊重、理解這類青少年為彰顯自我、獲得而建構的“亞文化”，如雷鬼樂、朋克搖滾樂等，也會引發教育沖突與危機:在這個以理解為本的過程中，“叛逆”青少年的“抵抗”力得到了盡情釋放，乃至能讓“正派人士氣得啞口無言”，但教師的教育責任乃是將他們引向真正“算得上藝術”的文化，而不是姑息他們沉迷于“娛樂”與“墮落”。［11］綜上所述，早期伯明翰學派為媒體文化時代的教育學者開辟了一條頗具社會公平和美學意義的大眾文化教育途徑，由此途徑，教育學者即可引導教師走入被商業流行文化淹沒的真正的大眾文化，反抗精英階層對于大眾的不公文化歧視，而且在理解昔日大眾生活及其“情感結構”的過程中，心中還會泛起一種久久難以釋懷的美感。后期伯明翰學派依靠“文化霸權”、“抵制”、“自我風格”、“”建構起來的新理論，則為教育學者及教師理解青少年為何“叛逆”、熱衷于嬉皮士、搖滾樂等“亞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盡管這套理論并未解決怎樣讓推崇“亞文化”的青少年接受“真正的藝術”和進步的教育。

三、洛杉磯學派:教師作為批判的媒體文化研究者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媒體文化教育一大引人注目的進展是，吉魯、麥克拉倫等一批教育學者加入了探索隊伍，專業的教育研究與教師教育領域因此出現大眾文化或媒體文化轉向。在這一理論運動中，表現最突出的乃是洛杉磯地區的教育學者，這得益于洛杉磯特殊的地理文化條件:好萊塢所在地，同時，該地區的兩所世界名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擁有全美最強的媒體文化研究與教育實力。就洛杉磯學派的媒體文化教育探索而言，代表人物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育哲學教授凱爾納。在近三十年的努力過程中，凱爾納曾因其杰出成就，被美國文化界譽為“杜威式的公共知識分子”，［12］“媒體政治學批判的領軍人物”。［13］中國人文思想界也從十年前開始陸續引進凱爾納的著作，如《后現論》、《媒體文化》、《媒體奇觀》等，近年國內人文學界還推出了研究凱爾納“重建批判理論”的專著。［14］但這些評價與研究都未從教育學的角度展開，來分析凱爾納的媒體文化教育學貢獻。簡單地說，除了在專業的教師教育領域發展法蘭克福學派以來的當代文化理論及媒體文化等課程外，凱爾納最主要的教育學貢獻便是以批判的媒體文化研究重建了杜威以來的民主主義教育學傳統，其專業使命是將教師培養成批判的媒體文化研究者。由此，向教師及公眾示范什么樣的媒體文化批判研究，就成了其媒體文化教育學的核心問題。凱爾納的媒體文化教育學即是圍繞這一核心問題展開的。從凱爾納的媒體文化研究著作及教師教育實踐來看，凱爾納的媒體文化教育學主要由以下四塊內容構成。首先，凱爾納深切關注當代美國的種種社會“苦難”，進而轉向貌似自由、民主，實際總是對“苦難”避而不談或持某種偏見的主流媒體文化，充斥著投資、收視率、名利的爭奪。正是這種深切的社會關注，促使凱爾納確立了希望通過媒體文化批判和教育來追求民主的堅定專業決心及志向。［15］其次，在理論基礎建構方面，凱爾納是法蘭克福學派、伯明翰學派的追隨者，同時也超越了兩派的局限，并從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等影響廣泛的社會文化理論中，吸收合適的理論資源，為發展批判的媒體文化研究與教育奠定知識基礎。［16］再次便是對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一系列重大影響的“媒體文化文本”展開批判性的研究，這構成了凱爾納媒體文化教育學的主要內容。自八十年代好萊塢與右翼政治勢力結成合作以來，凱爾納一直非常重視研究右翼政治勢力及其利益同盟在媒體生產中的作用。從1992年推出《波斯灣電視戰》，揭示布什政府通過獨家授權覆蓋全球的電視網(CNN)，將一般公眾無法知道的真實的海灣戰爭，精心制作成對自己有利的“海灣戰爭報道”，以動員全世界的民眾支持其侵略行動;到2010年在《電影戰爭》中考察小布什政府如何與好萊塢合作，制作對其有利的政治電影，誘使民眾支持其戰爭、反恐等計劃，［17］這些研究都顯示了凱爾納執著的專業志向，同時也讓他成了為數不多的能自己開發媒體文化課程的教育學家。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在示范如何透過電影、電視節目認識美國政治權力的同時，凱爾納還十分重視研究各種能向美國右翼及主流勢力發起挑戰的媒體文化，發展有益推進自由、民主的媒體文化。例如，考察麥當娜怎樣自由解構、加工美國主流文化、商業文化在女性外表、形象和時尚等層面刻意設置的“本質”或“標準”，創造顛覆意味十足的“主體形式”;分析美國黑人藝術家如何制作媒體文化，表達自己對于美國社會的看法，抵制種族壓迫。此外，由于凱爾納本人有過十多年的獨立紀錄片制作經歷，并因此被譽為“杜威式的知識分子”，所以在他的媒體文化教育學中，還注重選擇獨立制片人創造的媒體文化，作為研究對象和課程資源。最后，關于確立基本教學方法，凱爾納認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做法無法認識媒體文化的豐富內涵;伯明翰學派的方式可以深入媒體文化，但容易“一味贊美”，因此需要加以融合。此外，凱爾納還在媒體教育實踐領域發現了三種模式:一是欣賞模式，試圖讓學生以欣賞“高雅文化”來抵制“媒體的負面影響”;二是創作模式，引導學生理解美學意義豐富的媒體文化，同時向學生傳授自我表達的媒體技術;三是批判模式，教育學生對媒體話語保持批判態度，培養批判的媒體解讀能力(criticalmedialiteracy)，也強調學會通過媒體表達自我，形成社會行動。凱爾納向教師推薦的是第三種模式，強調媒體文化教學必須堅持兩點原則:一是“傳授批判的技巧”;二是引導學生“把媒體當作社會變革的工具”，創造有益社會進步的媒體文化。［18］在大學教育學院進行媒體文化教育時，凱爾納主要通過課堂發言、話題交流、媒體文本研究、課程論文以及戲劇的應用等，培養未來的“準”教師們在媒體文化教學中形成批判的媒體思考與創造。應該說，能否形成批判的媒體思考和民主的媒體行動，正是凱爾納評價媒體文化教學的基本原則。總之，凱爾納不僅在媒體文化研究與教育理論方面貢獻卓著，而且依靠從事教師教育培養了許多能對媒體文化做出有力批判、甚至還能通過創造媒體文化推動社會民主的教師。而這一切都首先緣于凱爾納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媒體文化批判者和民主媒體文化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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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學生前知識為出發點的教學安排

變異教學理論強調，“為了領會事物的本質特征，就必須注意它與其他事物有何差異。要注意到該事物在哪個方面與其他事物不同，在差異的比較過程中，逐漸掌握事物的本質特征。”“在教學策略上，變異理論指出，‘分離－變異－對比’的教學操作模式正是教師引導學生掌握知識理解事物的關鍵。”這種以變異、對比為中心的教學方法要求教師在明確目標教學內容的前提下，對于學生已有的相關知識結構進行細致考察，然后客觀篩選和提取學生前知識中，能夠有效構成目標學習內容正反例的知識信息，以便在課堂教學中引導學生通過關鍵屬性的差異對比，深入理解和掌握目標教學內容的本質內涵。基于教學實踐并結合對于這一科學教學理念的反思，筆者對于如何將上述操作模式轉化為具體的實踐操作步驟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嘗試，總結如下。

2.1分離基督教文化的關鍵屬性

首先，基督教文化知識體系是龐大而繁雜的，有效分離出這一文化知識體系中的關鍵屬性能夠“化解知識難度，揭示知識的內在道理，使龐大數量的知識呈現出清晰而嚴密的內在聯系結構，又能使結構復雜的知識體系清晰化，簡約化。”基督教文化中的關鍵屬性主要包括神論，人論，救贖論和末世論，而基督教對于人性的觀點即是這四個基本教義的基礎也是其聯系紐帶。“作為一種善惡兩重的人性思想，基督教的人性論對西方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乃至整個世界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對于今天的人類生活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學習和掌握基督教的人性論是把握以基督教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髓的一把鑰匙。由此可見，在基督教文化的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當將人性論這一關鍵屬性與其它次要屬性區別并分離開來，并將其作為基督教文化教學的基礎和核心內容。

2.2對關鍵屬性進行變異

其次，對關鍵屬性進行變異，即在學生已有的文化知識體系中尋求能夠區分人性論這一關鍵屬性的相關信息。“在變異理論看來，不經歷可替換的事例就不可能掌握任何一樣東西。”顯然，“人性”是一個具有理解難度的抽象概念，但是對于熟悉儒家思想的中國學生而言，他們對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論也并不陌生。“數據表明，當代大學生一般認同傳統的儒家倫理意識模式并加以承繼。”儒家文化作為一種價值觀念，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是中國人的主導價值觀。“著名的美學大師李澤厚先生曾在《中國思想史論》中闡明‘由孔子創立的這一套文化思想在漫長的中國社會中，已無孔不入地滲透在廣大人民的觀念，行為，風俗，信仰，思維方式，情感狀態……之中。”而儒家傳統文化中的人性論“如所周知，至少可以歸結為四種：性無善惡論，性善論，性惡論，性有善有惡論。”其中對中華民族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論。《三字經》開篇即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婦孺皆知的經典。與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論相反，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惡觀又被稱為“原罪”的觀點，指的是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的墮落隨著生殖行為傳給子孫后代，成為人類各種罪惡的根源，代代相傳，綿延不絕。它與“人之初，性本善”的論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迥然不同又互為變異。在教學過程中，以學生所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這一觀點為引子，循序漸進地引出基督教文化中“人之初，性本惡”的論點，這既能在對立觀點的碰撞中激起學生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迅速開啟學生對于“人性”這一概念的記憶與思考，啟發學生以更加開闊的視野去重新審視自身已有的對“人性”的理解和判斷。

2.3運用變異的反例展開對比

最后，將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惡觀與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論，從理論基礎和社會意義以及理論局限性等，多方面進行全方位深入的比較，以引導學生形成對于不同文化知識更加客觀全面的認識，并構建自身更加完善的文化知識系統。具體來說，在提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的同時，教師應當有意識地引導學生探索和發掘這兩種論斷產生的不同理論前提和基礎。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論的理論前提是人作為特殊動物群體的本質，它是從社會倫理角度出發做出的判斷；而基督教人性惡的觀點是以人作為上帝創造物的本質為前提，從宗教歷史淵源角度得出的結論。這種承認并畏懼“原罪”的觀點也促進了西方社會對于法律的推崇、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和政府權利的制衡。與此相反，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觀反映了對人性和人生積極的態度，它塑造了以‘善養浩然之氣’的圣人賢人為代表的理想人格也維護了人的尊嚴。但是性善論也存在著一定的弊端，它往往只是強調賢人政治和道德意識培養的重要性，而忽視了社會法制體制建設的重要性。對于兩種文化不同人性觀進行對比是學生深化“人性”概念的理解、拓寬文化視野、完善文化知識結構體系的過程。“比較分析結果表明，系統運用變異理論的課堂在幫助學生學習上更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