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過度消費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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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題提出

當代大學生的消費是全體人口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自1996年我國正式實行大學擴招以來，大學生的人數一路攀升，①目前在校大專院校學生大致有7000萬人。他們的消費行為有很大的影響力，是社會消費行為的生力軍，對未來消費文化的構成產生著重要的影響。據調查，高達83%的大學生生活消費來源于父母，說明絕大多數的大學生現在不具備獨立的經濟來源。②

由于大學生正處在迅速走向成熟，而又未真正成熟的階段，在不正確的消費觀的誤導下，容易在消費中出現以下問題：追求時尚名牌，消費結構不合理，過度“感情”投資，經濟獨立意識較差等。③校園里出現的不良消費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是不容忽視的，這些問題若處理不好，會扭曲校園人際關系，誘發犯罪，使家庭倫理道德建設產生不良后果，影響正常的教學秩序，增加學校教育管理的難度，不利于人生觀、價值觀、健全人格的形成和完善。④因此對大學生消費價值觀進行研究，并從人格方面進行相關分析是極其必要和有意義的。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隨機選取西南大學本科學生400名。在刪除不完整問卷后，共獲有效樣本396人，其中大一91人，大二96人，大三104人，大四105人；男生137人，女生259人；文科127人，理科188人，工科81人；生源地在大城市的37人，中小城市127人，鄉鎮79人，農村153人。

2.2 研究工具

消費價值觀量表采用胡潔在2008年編制的大學生消費價值觀量表。包含兩個分量表：消費價值目標量表和消費價值手段量表。其中，消費價值目標量表共5個維度：象征性、體驗性、情感性、經濟性、功能性；消費價值手段量表共3個維度：超前性，謹慎性，保守性。問卷共31個項目，采用1～5級記分，從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本量表中，各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介于0.60到0.80之間；重測信度系數介于0.68至0.92之間，且都達到極顯著水平。說明本問卷具有較好的信度。結構效度的考察結果是：總問卷與各因子的相關均在0.3以上，各因子之間相關在0.1～0.6之間，符合測量學要求，說明本問卷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

大五人格量表采用了John、Donahue 及 Kentle于1991年構建的“大五”人格量表中文版（BFI），該量表共有44個問題，分別測量五大人格特質中的神經質、外傾性、開放性、宜人性和責任心，問卷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4 。

3 討論

3.1 大學生消費價值觀的一般特點

特點一，大學生消費價值觀存在性別差異。通過在性別維度上的T檢驗顯示，男女生在體驗性、情感性和謹慎性維度上差異顯著，且在這三個維度上，女生的得分均高于男生，說明女生在購物的原因上多追求新奇時尚的體驗感，并希望通過購買的物品給自己帶來不一樣的情感和經歷；但在購物手段上，女生還是屬于謹慎性，講究量入為出，從經濟實際出發，既不過度消費，也不過度節儉苛求。

特點二，大學生消費價值觀在年級上存在差異。通過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較得出，不同年級的學生在體驗性和功能性維度上差異顯著，且大一學生在此維度上的傾向均大于大二學生。

3.2 大五人格與大學生消費價值觀之間的關系

本文選擇對大學生的大五人格和消費價值觀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目的是為了尋求學生人格對其消費價值觀的影響，并通過對學生人格方面的鍛煉為學生形成良好可持續的消費價值觀提供可行的途徑。

通過本研究的相關分析表明：（1）有外傾性人格傾向的大學生，所表現出來的熱情、樂群、自我肯定等人格因素使其在消費手段上更有超前意識，在消費目標上更傾向于新鮮個性的事物，對品質也有所要求，因此對價格是否低廉并不十分在意；所以，若過度消費，或許會出現奢侈消費的情況。（2）有宜人性人格傾向的大學生，所表現出來的信任、坦誠等人格因素，使其在消費目標上更追求細節，對消費能否給自己帶來好的心情，好的影響比較看重，并不看重是否能給自己帶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宜人性傾向明顯的學生，不易出現過度消費的情況。（3）有責任心人格傾向的學生，所表現出來的審慎、事業心等人格因素，使其在消費時，手段更傾向于保守，講究收支平衡，甚至會有些節儉，有儲蓄習慣。所以，具有責任心人格傾向的學生消費習慣更具有持續性。

逐步回歸方程的結果表明，對大學生消費價值觀的預測具有顯著性的維度是大五人格中的神經質、開放性和外傾性。這就說明，大學生在人格方面更傾向于冒險、熱情、敏感，既追求新奇個性，也注重品質和享受，所以在消費時，消費目標和消費手段都易受人格中神經質，開放性，外傾性三因素的影響。

4 小結

本研究運用問卷調查了大學生的人格與消費價值觀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女學生在消費目標上具有追求個性新鮮的體驗，在消費手段上謹慎、有計劃性的特點，這些都與男學生有顯著差異。隨著年齡的增長，大學生在消費手段上更超前大膽，消費目標上更隨意。大學生的人格和消費價值觀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越公正嚴謹的個體越追求保守、經濟的消費，而開放、外向、神經質的個體更追求冒險、新奇、超前的消費。在大五人格模型中，開放性、外傾性、神經質對大學生消費價值觀有更好的預測，能聯合預測大學生消費價值觀14.1%的變異量。

①　翟春艷,楊毅.大學生消費心理與行為研究[J].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24(4):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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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表現為六個方面的“過度依賴”：

一是過度依賴投資推動經濟增長。在長期的發展中，政府逐漸形成了通過政府投資和政策推動來維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慣性思維。我國存在投資與消費失衡的問題，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2009年投資對GDP的貢獻率達到90%以上。

二是過度依賴“兩頭在外”的外需拉動。“資金來自國外、產品銷往國外”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盡管在我國經濟起飛階段具有積極意義，但是也導致我國對外依存度持續攀高。據測算，上世紀90年代，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徘徊在30%－40%左右，2000年達到43.9%，2007年達到66.2%，2008年和2009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有所下降，分別為59.2%和44.8%。

三是過度依賴廉價勞動力和人口紅利所形成的市場比較優勢。我國依靠人口紅利確立起世界制造業大國的地位，創造出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奇跡。過度依賴廉價勞動力會使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和發展潛力受到挑戰。廉價勞動力強化了企業對勞動力要素的過度依賴，使得企業缺乏革新技術的動力，安于低價勞動成本投入，陷入“比較優勢陷阱”和低端產業的惡性循環，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上處于弱勢地位，抑制了產業轉型升級，導致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全球價值鏈受控于人。

四是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房地產的強力支撐。近年來，房地產業在經濟增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是一些地方經濟的重要支柱。據有關研究估計，如果房地產價格下降30%，將導致全社會投資增速放緩約6個百分點，GDP增幅下降約2.5個百分點，地方財政增速下降約15個百分點。過度依賴房地產將抑制實體經濟的發展，導致經濟增長被房地產“鉗制”，增大經濟波動的風險。

五是過度依賴資源消耗和環境的犧牲。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能源資源利用率和配置效率不高，單位產出的能源資源消耗量明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據有關數據顯示，我國單位GDP能耗相當于日本的8倍，美國的4倍，以占世界8%的經濟總量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7.7%，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能源消費國。當前，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經濟增長將越來越面臨“資源瓶頸”和“環境瓶頸”。

六是過度依賴“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非均衡共享的發展模式。目前，我國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比重過低并呈現不斷下降趨勢、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現象。據統計，我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達3.3倍，最高收入行業與最低行業的收入差距擴大到15倍，全國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的收入差距達到23倍之多，人均GDP最高的地區與最低地區的收入差距達13倍。

在“十二五”時期，我國應努力在“做大蛋糕”和“分配蛋糕”兩個領域進行調結構和促轉型，推進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可持續的良性循環、財富增長與民生需求的均衡協調，國內市場需求擴大與國際市場競爭力提升緊密結合，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構建起“內需主導、消費支撐、均衡發展、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經濟的六個方面的再平衡。

一要著力擴大居民消費，激活民間投資，構建起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促進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協調發展。要不斷優化投資結構，拓寬民間投資領域，通過暢通投融資渠道，加大財稅扶持，健全服務體系，建立公共投資和民間投資的合作機制等方式激活民間投資。要優化創業致富的環境，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建設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刺激居民消費需求，培育更多的具有高消費能力的群體，徹底改變消費“短板”。

二要堅持出口和進口并重、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積極轉變外經貿增長方式，充分利用好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實現從商品輸出大國向資本輸出強國轉變。要推動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進一步優化進出口產品結構，發揮進口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中的積極作用，提高外貿增長質量和效益。要積極發展新的貿易伙伴和新興市場，減輕對歐美市場的過度依賴，實施貿易再平衡戰略。要通過加強海外投資立法、財稅扶持、金融支持等舉措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探索如何利用高額的外匯儲備支持企業海外拓展，實現“藏匯于國”到“藏匯于民”、“藏匯于企”的轉變。

三要著力推動經濟發展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使經濟走上創新驅動、內生增長的發展道路。科學技術是支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最活躍、最具革命性的因素。為此，要全面整合創新資源，推進技術創新工程，建立起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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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面對21世紀開啟的大門，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意識到：中國能否贏得下個世紀，關鍵是人才的培養。從當今家庭看：大多數的家長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這個“望子成龍”或“盼女成鳳”的希望能否成為現實，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而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家庭教育的成功與否必然成為“獨生代”能否健康成長的關鍵所在。從當今的孩子看：由于是獨生子女，在家中是“小太陽”、“小皇帝”，再加上一些家庭忽視了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或是教育中未能采用正確的教育方法，又不重視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教育，因而導致孩子心理上“以我為中心”，“惟我獨尊”，任性，我行我素。久而久之，形成不良行為習慣。因此，我們必須十分重視家庭教育，并施以正確的家教方法，追求最佳的教育效果，才能保證孩子的健康成長，直至成才。

1邊際效用遞減現象及在孩子教育中的導人

1．1 邊際效用遞減

邊際效用遞減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研究消費者行為時用來解釋需求規律的一種理論觀點，也是關于消費者行為的一條基本規律。其含義是隨著一個人所“消費”某種物品(服務、信息)的數量增加教育內容，其總效用雖然相應增加，但邊際效用有遞減的趨勢，并存在邊際效用等于零或變為負數的可能．此時意指對于某種物品(服務、信息)的“消費”超過一定量以后．不但不能增加消費者的滿足和享受，反而會引起討厭和損害。究其生理或心理上的原因．即消費一種物品(服務)的數量越多，接受同類信息的次數越多，生理上得到的滿足或心理上對重復刺激的反應就遞減了。

1．2邊際效用遞減在孩子教育中的導人

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可分為物質上的消費和精神上的消費。父母教育自己孩子過程中既有有家長在孩子衣食住行等方面提供的各種物質保障和獎勵；又有傳授知識和能力，提供精神領域的服務。孩子在享受物質條件，接受信息，接受知識，獲得能力的成長過程中，就是在不斷地“消費”父母所提供的各種精神服務和物質服務。因此將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引入孩子教育行為中，讓父母知道對孩子提供精神服務和物質服務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但不能過度的片面的強調物質保障或精神教育，最好能兩者結合，使孩子在物質中生存，在精神中上進；同時在教育方式上不能過度的片面的強調批評責罵和鼓勵表揚。

2 孩子教育行為中的邊際效用遞減現象

根據現在一部分孩子的成長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孩子教育中兩個方面存在著邊際效用遞減現象，主要表現如下：

2．1 教育內容“消費”的邊際效用遞減

一是缺失精神教育下的物質教育“消費” 的邊際效用遞減論文格式范文。有的孩子家庭情況寬裕，要什么給什么，要什么有什么；父母親給孩子摘星星，撈月亮，孩子從小不知道苦是啥滋味；父母親交給他們的是金錢，教育他們的是賺錢。父母親從來就把心思放在生意或者事業上，沒有花時間好好的教育過孩子，很少陪自己的孩子吃晚餐、逛公園，他們認為只要給孩子提供足夠的物質就行，并且在提供物質上認為是越多越好，沒有時間限制，沒有空間約束。一開始孩子可以從物質消費中覺得有滿足感，覺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孩子覺得自己對物質可能達到了消費效用的最大，這個時候父母親提供的物質再多，孩子認為都只是一種擺設或累贅，物質教育就會出現負效應；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人的欲望是無窮的，一味的滿足是不現實的，這個時候父母親還不及時的糾正孩子的消費觀念，還是不斷的滿足孩子的需求，這樣教育的效果也會使得其反，可能會讓孩子養成奢侈奢驕的習慣。

二是缺乏物質基礎的精神教育“消費”的邊際效用遞減。有的家庭由于經濟條件的限制，父母親教育孩子要艱苦樸素。可能一開始孩子能夠非常樂意的接受，覺得自己應該理解父母，應該學習老前輩們的艱苦樸素精神。但當自己的一些基本生活條件不能很好的解決，自己想要的父母親給不了，而自己應該有的也沒有；相反看到別的孩子穿得好、吃得好，長期下去，可能就不能接受了教育內容，這個時候孩子就會向父母提出更高的要求或采取其他的方式去達到這些目標，這個時候父母親還在過度強調艱苦樸素，讓小孩覺得有點“摳門”的感覺，教育的效果可能就會大打折扣，就會出現負的效益。有的孩子可能就會因為沒有實現自己的愿望，可能就開始自我壓抑，自暴自棄，不和其他人交流，也不愿和其他人交流，怎覺得自己低人一等，產生自卑心理。

2．2教育方式“消費”的邊際效用遞減

父母親在教育孩子中，總會或多或少地采取批評責罵和鼓勵表揚的教育方式。批評責罵的信息給孩子帶來的滿足感是負的或者說是負效用，受到批評責罵的孩子心理上將產生一種痛苦感。父母親的第一次批評責罵，給孩子的印象最深，痛苦感最大，孩子也許會因此下決心改變原來不合乎要求的行為，產生升華理念；也許會因此產生消極或破壞性行為。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孩子對過去的痛苦感開始淡忘，再次批評責罵的效果將會變小，孩子的心理承受力也會變大，痛苦程度越來越輕，最后孩子對批評責罵幾乎毫無感覺，有違父母親“恨鐵不成鋼”的初衷。另一方面，當父母親的批評責罵屢次無效時，會有礙于家庭良好心理氣氛的形成，也有礙于父母親人格威望的保持。

接受鼓勵表揚信息的孩子，能從心理上獲得一定的滿足感，其效用是正的，而且鼓勵表揚的首次獲得，其邊際效用值都比較高，動力比較大。但是，如果其連續或多次地受到同類鼓勵表揚，他所產生增加的滿足感將呈現遞減現象，這種鼓勵表揚對其刺激或激發效果將會下降。

3 追求教育效果，緩解邊際效用遞減

在當今復雜的社會中，到處充滿了陷阱和誘惑，孩子的家庭教育已日益重要，孩子的教育方式方法也沒有統一的概論，本人針對教育中的邊際效用遞減提幾點拙見，以期拋磚引玉。

3．1實現物質教育和精神教育的有機結合

單一地過度的強調物質教育和精神教育，不能做到因時制宜、因人制宜，都會出現教育

效果的邊際效用遞減。父母親在提供優裕的物質時，千萬不要讓孩子養成追求金錢與物質享受的習慣，適可而止。家長自己要以身作則，艱苦樸素，告訴他們自己孩子時代的生活經歷和故事；家長要把家庭收支計劃告訴孩子教育內容，并適當征求孩子的意見，讓孩子學會理財，養成記錄收支的習慣；也要讓孩子參加一些勞動，嘗試去賺錢，了解金錢來之不易，而且必須通過勞動獲得。這樣有利于養成勤儉節約的習慣，也有利于培養孩子的感恩意識，有一顆感恩的心，是家庭教育取得理想效果的有力保證。相反，我們父母親在家庭經濟條件允許的前提下，也應盡可能的滿足孩子的物質要求；而不能一味的節省，只用精神的力量去教育、去要求，基本的物質需求和適度、適機的物質鼓勵也是必要的。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到，父母親的教育內容并不能一味的強調物質教育和精神教育，要注意提供的數量的適度，提供時機的適中，實現物質教育和精神教育的有機結合。

3．2 樹立“父母親榜樣的力量”

我們都知道，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父母親的一言一行都會對孩子產生巨大的影響。父母親必須以身作則，父母兩人說話口徑要一致，有的父母嘻嘻哈哈，有的漫不經心，有的輕描淡寫，有的各唱各的調，特別是家庭的“戰爭”，這都不利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長。父母親應當深入了解孩子的認知特點，及時了解孩子認識的偏差及教育的失效。要取得較佳的教育效果，父母親本身必須不斷學習教育知識，更新教育觀念，營造良好的家庭氛圍論文格式范文。

3．3 正確運用批評責罵和鼓勵表揚

3．3．1謹慎使用第一次批評責罵

人都有犯錯的時候，更何況是孩子，當孩子孩子不聽話或犯錯的時候，往往會受到父母親的批評責罵和責罵。由于孩子對第一次批評責罵的負效用大，應該謹慎使用第一次批評責罵，以免導致適得其反的后果。

3．3．2 對于明知故犯、屢教不改的孩子，每次批評責罵的力度應強化

每次同樣的批評責罵方式，等量的批評責罵力度，對明知故犯、屢教不改的孩子會產生痛苦感遞減，影響力不大，甚至無動于衷。對此，必須強化每次批評責罵力度，改變批評責罵方式．這樣會使孩子對批評責罵的“覺悟”深刻，痛苦感不會遞減，能有效地抑制錯誤的再生。

3．3．3 重視批評責罵后的鼓勵表揚

批評責罵會使孩子產生痛苦是一種負效用。作為孩子，當他接受批評責罵的信息時，對鼓勵表揚的效用評價相對較高，渴望鼓勵表揚的心理較為強烈。如果該孩子“迷途知返”教育內容，哪怕是很小的進步，父母親適時地給予鼓勵表揚，會令孩子“受寵若驚”，激發好學上進的熱情。

3．3．4 鼓勵表揚應該強度遞增

單一地采用某種鼓勵表揚形式與鼓勵表揚力度．終會導致孩子對鼓勵表揚 “消費”的邊際效用的遞減，削弱了鼓勵表揚的效用。由于邊際效用遞減的存在，若要對孩子單一采取鼓勵表揚以保持其長久的積極性，必須增強鼓勵表揚力度．才會使孩子覺得邊際效用不變乃至遞增。

3．3．5 鼓勵表揚應多樣化，適時適度

對于同一種鼓勵表揚，不同心理期望的孩子，其效用往往也不相同，有的可能會受到極大的鼓舞，有的可能會不以為然。要提高鼓勵表揚的效用，使它對孩子具有吸引力和鞭策力。鼓勵表揚須因時制宜，因人而異，掌握時機及角度。

4 結束語

孩子作為家庭的一員，生活在社會的大群體中，社會與家庭的整體風氣，對孩子的影響極大，父母親對家庭的整體氛圍的創造和對社會的整體風氣的把握所起的主導作用不容忽視。父母親應充分分析教育中的邊際效用遞減現象，追求教育藝術，揚所長，避所短，不斷提高教育中的邊際效用值，教育好孩子，造福于社會。.

參考文獻：

[1]孫樹元.邊際效應與班主任工作度的把握[J]. 班主任，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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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14.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8-025-03

價格與消費是兩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經濟因素，價格水平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居民消費水平的變化。根據價格曲線也可看出，價格越高，消費需求越低，價格越低，消費需求越高。2007年以來我國物價漲速明顯加快，成為經濟運行中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特別是與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肉禽蛋、鮮菜、汽油、柴油、石油、液化氣等商品價格均保持在高價位上運行，人們日常的生活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價格作為一個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與宏觀經濟運行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首先，價格作為一個現象，折射出的是整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實質性問題。此外，價格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同時扮演著“市場調節器”與“宏觀經濟運行指示器”的雙重角色。因此，物價波動一直是各界普遍關注的焦點之一，物價上漲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更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物價這一關系到民生的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認真研究、科學合理地分析物價上漲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是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客觀需要。

一、我國物價水平的歷史與現狀

（一）我國歷史各物價水平變動階段

第一階段：1953―1965年（共13年）。這一階段，我國物價水平經歷了一次劇烈的升降，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增長率出現了一次高聳的峰和深陷的谷。1959～1961的3年中，零售物價水平持續上漲，于1961年到達頂峰，漲幅為16.2％。1962年，零售物價下跌，1963年跌至－5.9％的波谷，峰谷落差達22.1個百分點。

第二階段：1966―1976年（共11年）。在這一段時期內，我國物價水平的變動幅度極小。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增長率曲線幾乎是一條水平直線，其漲幅從未超過1％，跌幅也僅有一年略微超過1％，最高點（1975年，0.6％）與最低點（1969年，－1.1％）之間的落差只有1.7個百分點。這一時期零售物價的高度穩定，是特定的歷史條件造成的，當時的中央政府直接通過行政手段凍結價格。這樣，盡管經濟在劇烈地波動，而價格水平卻“紋絲不動”。

第三階段：1977―1999年（共23年）。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物價水平長期僵持不變的局面被徹底打破，零售物價開始持續上升。1999年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漲為1978年的359.8％。在這一時期，價格漲幅的波動性也變得非常明顯。從1977年到1999年，我國物價漲幅可觀測到4次明顯的循環波動。

第四階段：2000―2007年（共8年）。中國經濟在經歷了1991―2001年的完整波谷―波谷經濟周期后，從2002年起重新進入本次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2003年與2004年實際GDP增長速度接近潛在GDP增長速度，而2005年實際GDP增長速度超過潛在GDP增長速度，其間通貨膨脹卻相對溫和。在2006年中國經濟繼承了2005年的強勁擴張趨勢，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保持高經濟增長與低通貨膨脹的良好配合格局，在增長型經濟周期的位勢上，2006年將構成本次經濟周期的波峰年度。2007年，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繼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采取中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取向，兼顧經濟穩定的內部平衡目標與外部平衡目標，進一步促進國內需求與國外需求以及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全面拉動，在總體經濟景氣進入本次經濟周期收縮階段后延續其繁榮形態。2007年實際GDP增長速度略低于潛在GDP增長速度平穩回復至潛在GDP水平。

（二）我國現階段物價變動的狀況及原因

物價上漲影響居民的生活，從2007年以來我國物價漲速明顯加快，成為經濟運行中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2007年1―11月份CPI同比上漲4.6%，漲幅比去年同期提高3.3個百分點；尤其是11月份CPI同比上漲6.9%，環比上漲0.7%，創1996年底以來的新高。另外，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和央行公布的企業商品價格指數等均呈現加速上升的勢頭，已超出各方預期。

從統計數據來看，2007年的CPI上漲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以11月份為例，當月以糧食為代表的食品價格同比上漲18.2%，推動CPI上漲了6.1個百分點，貢獻率達88.6%，其中糧食價格同比上漲6.6%，肉禽及其制品價格同比上漲38.8%油脂價格同比上漲35%，鮮菜價格同比上漲28.6%，鮮果價格上漲12.9%，鮮蛋價格同比上漲10%，水產品價格同比上漲6.8%。而工業品價格和服務價格基本保持穩定，扣除食品和能源項目后，前11個月的核心價格指數僅同比上漲1%左右。

物價上漲是源于多方面的因素,原因之一：國際市場價格的帶動。由于石油價格持續上漲，美國等國家大規模開發生物能源，對玉米、大豆等糧食需求量大幅增加。這導致國際市場糧價大幅度上漲，進而拉動了國內糧食價格上升，并影響到以糧食為原料的食用油、肉、禽、蛋、奶等主要副食品價格。

原因之二：成本推動。近10年來，我國主要農產品一直低位運行，稻谷、小麥、玉米、大豆、油菜籽、生豬等主要農產品現在的價格，多數低于10年前的水平，只有個別品種略高于10年前水平。但與此同時，種植養殖成本隨著生產資料價格和農村勞動力價格的上漲而大幅上升，所以，目前農產品價格上漲帶有明顯的恢復性質。

原因之三：供求結構失衡。由于去年上半年生豬價格跌到谷底，導致生豬存欄下降，去年下半年生豬價格開始進入周期性上漲階段。部分地區出現的疫情，也加劇了生豬供應的緊張。

民以食為天，糧食、肉、禽、蛋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今年以來食品和副食品價格的上漲過猛，波及面過大，豬肉的漲價帶動了其他生活資料（如牛羊肉、蛋、奶）價格上漲。這是事關人民群眾（特別是在校學生、進城務工人員、城市低保人群等弱勢群體）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事關全局、事關社會和諧穩定的大事。勢必影響到千家萬戶居民的生活質量。漲價使多數中低收入城鄉居民的生活或多或少受到了影響。但沖擊最大的是城鄉中低收入家庭，尤其對一些縣城的民工生活沖擊較大，感到壓力沉重。

二、物價上漲對居民消費的影響

物價波動主要由市場中的商品供求狀況所決定的，即供給小于需求是物價上漲，供給大于需求是物價下跌，供給等于需求時物價穩定。物價波動可以調整市場中商品供求關系，即供給小于需求時抬高物價可以使供求平衡，供給大于需求時降低物價可以促使供求平衡物價波動。

CPI即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是反映居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衡量一般家庭（不含共同事業戶）實際購買各項消費性商品及勞務價格變動情形。所得稅、購置土地、住宅及人壽保險等支出不屬查價范圍。

大多數國家都編制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反映城鄉居民購買并用于消費的消費品及服務價格水平動情況，并用它來反映通貨膨脹的程度。

從2001年起，我國采用國際通用做法，逐月編制并公布以2000年價格水平為基期的居民消費價格定基指數，作為反映我國通貨膨脹（或緊縮）程度的主要指標。經國務院批準，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負責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編制及相關工作，并組織、指導和管理各區市的消費價格調查統計工作。

我國編制價格指數的商品和服務項目，根據全國城鄉近11萬戶居民家庭消費支出構成資料和有關規定確定，目前共包括食品、煙酒及用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交通和通訊、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251個基本分類，約700個代表品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就是在對全國550個樣本市縣近3萬個采價點進行價格調查的基礎上，根據國際規范的流程和公式算出來的。

CPI=(Pt1Q01+Pt2Q02+…+PtmQ0m)/(P01Q01+ P02Q02+…+P0mQ0m)*100

式中：P――商品價格；Q――商品數量；m――商品的種類；t――現期；0――基期。

公式中，分母表示在需要進行比較的基期里居民對有關商品的支出總額；分子表示居民在現期以現行價格購買相同種類、同樣數量的商品支出總額。

把上述公式用文字簡化表達就是：

CPI=現期購買商品支出總額/基期購買商品支出總額×100（商品是同類商品，與取樣樣本有關）

19世紀中葉，德國著名統計學家厄恩斯特?恩格爾(Ernst Engel)在研究英、法、德和比利時等國工人階級不同階層的家庭調查資料時，得到一系列數據，在這些數據的基礎上，他發現了一個規律：一個家庭或個人收入越低，其食品支出在總支出中所占比重越大，反之，其比重越小；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食品支出占家庭總支出的比重會逐漸減少。對國家而言，一個國家越窮，每個國民平均支出中購買食品支出的比重越大，這一規律被稱為恩格爾定律(Engel's Law)。后來，人們把食品支出占全部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稱為恩格爾系數，用公式表示如下：

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全部生活消費支出)×100%

恩格爾定律的原理非常簡單：一個家庭或個人維持生命所必須的食品數量是基本不變的。在這個前提下，恩格爾系數值越小，即食品支出占家庭或個人支出的比重越小，自然就意味著家庭或個人的生活水平越高，反之則說明生活水平越低。因此，可用恩格爾系數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居民生活水平和經濟發展成就。聯合國糧農組織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更是將恩格爾系數作為評價國家貧富和地區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標準之一：恩格爾系數在60%以上為絕對貧困，50%～60%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30%以下為最富裕。

在我國，恩格爾系數同樣受到高度重視，無論是政府機關的工作報告，還是新聞媒體關于本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報道，都可以見到恩格爾系數蹤影，使用頻率極高：中國宣布“總體達到小康”所依據的一個重要指標便是“恩格爾系數”；政府機關很多工作計劃的依據也是本地的恩格爾系數。

恩格爾定律是在假定價格不變的前提下而提出的，其受影響較大除收入以外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物價水平：當食品消費數量不變時，物價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名義收入不變時實際收入的降低，即意味著在相同收入下食品支出的增加。因此，物價水平上升，恩格爾系數就會上升，反之則下降。而影響恩格爾系數的主要因素有收入狀況、物價水平、耐用消費品的消費狀況、福利政策和消費習慣等。其表現為：

1.近年來我國恩格爾系數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服裝支出、醫療保健支出、交通通訊支出和住房支出的不斷增加造成的：當居民購置住房等耐用消費品時，在個人可支配收入一定的情況下，用于食品的支出就會減小，因此恩格爾系數會下降；當老百姓對醫療、住房、交通等方面的支出增加時，在個人可支配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就會擠占對食品的消費，從而導致恩格爾系數的下降。

2.隨著家庭設備用品消費的增多，恩格爾系數是上升的：當居民的個人可支配收入剛開始增多時，生活消費會從溫飽型消費轉向營養型消費時，谷物在食物消費總量中所占比重會不斷減少，肉乳品及精細食品所占比重不斷增加，因此，在生活剛剛開始好轉的某段時間內，恩格爾系數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家庭設備用品相對于一般消費品來說，使用期限較長，單位產品價格較高。居民為了購買耐用消費品，一般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儲蓄，在維持基本生活的食品支出不變時，其它各項消費性支出就會減少，因此積累期的恩格爾系數會上升。

3.當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時，恩格爾系數是上升的：食品消費數量不變時，消費物價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名義收入不變時實際收入的降低，即意味著在相同收入下食品支出的增加，從而導致恩格爾系數的上升。

4.物價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居民消費的水平。自古以來民以食為天，因此，居民對食品價格非常敏感，稍有異動就會引起居民的廣泛關注。由于食品價格的大幅上漲，使得收入對生活的保障作用逐步減弱，對于低收入家庭來說，更難以承受。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必然帶來居民生活消費支出的增加，因為食品這類生活必需品消費彈性小，替代效應不明顯，不管價格是否上漲，必須得消費。價格上漲抑制了居民的消費欲望，通常物價上漲時，人們為了緩解這一壓力，不得不降低消費檔次，減少消費數量來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也就造成了消費量的下降，生活質量的降低。

綜合以上分析，消費品價格特別是食品價格的大幅上漲，給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帶來一定困難，其生活質量有所下降。具體表現在：一是采取買價廉質次的商品，來確保量的滿足。二是提取存款或借錢應對急需。三是改變消費行為和消費習慣，減少非必需品的消費。交通通訊、醫療保健支出成為壓縮對象。四是主要消費品價格的快速上漲，還給低收入居民家庭增添了沉重的精神負擔、心理壓力和價格預期。

三、建議

綜上所述，提出以下建議：要加強價格監控和調控，大力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時，積極促進居民消費。政府應堅決制止搭車漲價和哄抬物價的現象，維護市場的穩定；對房地產業等價格過高的行業采取切實有效措施抑制商品房價的過高過快上漲；對低收入階層在擴大就業、提高低保水平、確定最低工資標準等方面出臺操作性強的政策；培育新的消費熱點，鼓勵和引導合理消費，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從而帶動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大幅提高，促進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從中長期來看，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當前的宏觀調控重點，既要控制投資過快增長，緩解資源瓶頸，加強對通脹的預警和疏導，又要千方百計地積極培育市場和有效擴大消費，緩解消費品市場供大于求的矛盾。

主要解決方案：

1.應適當調整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我國投資增長速度過快，經濟局部過熱與多年來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且投資結構欠合理無不關系，因此，為降低投資增長速度，抑制通貨膨脹的惡化，緩解經濟結構的失衡，適度調整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2.遏制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緩解對生產資料的過度需求。一是堅決遏制某些行業和地區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二是加強和改進信貸管理，人民銀行要按照國家產業政策要求，加強“窗口”指導，商業銀行要增強風險意識，強化信貸審核。三是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行業制定限制性價格政策，控制這些行業的盲目擴張。同時，加強對煤、電、油、運的協調，緩解瓶頸制約。

3.努力促進糧食增產，增加糧食供給，使糧食價格回升到一個合理水平。由于以糧食為基礎的食品類價格占居民消費價格的權重大，食品是居民生活必需品，在低收入群體中所占支出比重較大，所以，保持糧食價格基本穩定、合理回升至關重要。一是要搞好糧食總量平衡工作，引導糧價穩步回升，逐步達到一個合理區間。二是要加強農資價格監管，穩定農資價格，穩定糧食生產的物質成本。三是要在糧食生產方面給予稅收、信貸、價格等政策優惠，減輕種糧農民負擔，保護和激發農民種糧積極性。

4.加大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力度。首先，房地產市場價格的快速上漲構成物價水平上漲的一個方面，而且對消費者的消費預期和消費能力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響；其次，房地產業的產業關聯度較大，對房地產的過度投資構成了能源、原材料供給緊張的一個重要原因；再次，從房地產市場的價格的具體波動情況來看，土地價格和商品房價格上漲較快，而土地租金價格上漲有限。這說明，房地產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以及與此相關的價格波動具有泡沫成分，這可能隱含著巨大的金融風險。因此，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是控制物價上漲和金融風險的良策。

5.對貨幣供應量的超速增長進行適當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超速增長是導致近期物價上漲的原因之一，所以今后一段時間，要對貨幣信貸過快增長進行調控：一是要加大公開市場業務力度，對沖因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二是對金融機構進行“窗口指導”，提高金融機構資產質量，適度控制貸款規模；三是要解決長期機制問題，進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促進國際收支平衡，解決外匯占款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剛性問題，使貨幣政策調控更加有效。但要注意，這種調控只能是微調，力度不宜過大。這是因為，一方面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固然可以在壓縮投資需求方面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卻無助于結構性矛盾和供給瓶頸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需求增長必須通過增量貨幣才能實現，如果實際信貸規模出現大幅下降，在短期內對快速增長的經濟會產生很大的擾動。一旦投入產出的鏈條被人為割斷，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問題，甚至重新回到通貨緊縮的泥潭里。

6.加強價格監測分析工作，建立價格異常波動應急機制。價格監測是價格決策和宏觀調控的基礎，要突出監測重點，完善有關制度，密切關注國際國內市場供求狀況和價格走勢，善于發現傾向性和苗頭性問題，建立應對價格異常波動的應急處理機制，及時提出控制價格上漲的意見和建議，做到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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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美國次級房地產抵押貸款市場危機爆發，房地產業嚴重衰退，造成一連串重大金融事件，比如：美國政府托管“兩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美林被收購、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保護等，由此引發全球股市大跌，中國股市上證指數也跌穿2000點。全球金融領域面臨嚴峻挑戰，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認為，當前這次金融危機的嚴重性，已經超過上個世紀30年代美國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包括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的美國金融系統，無論是發達程度、透明度、監管力度，還是融資規模、金融產品多樣化等都堪稱世界之最，為什么目前出現了這種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呢？我們對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原因做了深入分析。

一、金融監管制度缺陷

美國金融危機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貸款衍生品中的問題引起的，深層次原因則是美國金融業嚴重缺乏監管，內部管理機制失誤造成的。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推出了許多金融衍生產品，這對繁榮金融市場和市場經濟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衍生產品太多，加大了投機風險，而與此有關的風險預警機制及防范措施卻未能跟上，從而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禍根。美國本輪金融風暴是次貸危機進一步延伸的結果，而次貸危機則與美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創新中過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關。

在各種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因素中，美聯儲政策的失誤可能是較為嚴重的一個危機因素。在格林斯潘主持美聯儲期間，特別是在2000年到2005年之間所采取的低利率貨幣政策在美國經濟和金融體系中埋下了危機的種子。長期的低利率給美國經濟帶來了三大負面影響：一是扭曲了信貸市場和房貸市場，二是減少了居民儲蓄，三是加劇了美元的貶值。低利率促使美國民眾將儲蓄拿去投資資產、銀行過多發放貸款，這直接促成了美國房地產泡沫的持續膨脹；而且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還“誘使”市場形成一種預期：只要市場低迷，政府一定會救市，整個華爾街彌漫著投機氣息。然而，當貨幣政策連續收緊時，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低信用階層的違約率開始上升，由此引發的違約狂潮開始席卷一切賺錢心切、雄心勃勃的金融機構。龐大的赤字需要有大量外國資本的彌補，結果是美國的資本賬戶逆差大幅度增長，加劇了經濟失衡的風險。一旦出現經濟波動，引起外資撤離，美國就難免陷入一場金融危機。

二、超前消費陷阱

美國經濟發展的支柱主要依附于消費，使得經濟基本面發生了問題。為推動經濟增長，政府鼓勵寅吃卯糧、瘋狂消費，引誘普通百姓通過借貸消費。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隨著利率不斷走低，資產證券化和金融衍生產品創新速度不斷加快，加上彌漫全社會的奢侈消費文化和對未來繁榮的盲目樂觀，為普通民眾的借貸超前消費提供了可能。很多人都在透支消費，而這主要是依靠借貸來實現。特別是通過房地產市場只漲不跌的神話，誘使大量不具備還款能力的消費者紛紛通過按揭手段，借錢涌入住房市場。但從2006年底開始，雖然美國房地產價格的漲勢只是稍稍趨緩和下降，經過金融衍生產品等創新金融工具的劇烈放大作用，美國金融市場的風險和危機就難以遏制地爆發出來。

消費、投資和出口是拉動一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這三者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消費太多，則會使得儲蓄減少，從而影響一國的資本積累，導致投資不足，影響經濟的下一輪發展。而美國正是消費的過于旺盛，擠占了投資，坐吃山空，經濟遲早會出現問題的。

三、對自由經濟的過度迷信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是把“雙刃劍”，對于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一般認為這場危機主要是金融監管制度的缺失造成的，但是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不在華爾街，而在于美國近30年來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謂新自由主義，是一套以復興傳統自由主義理想，以減少政府對經濟社會的干預為主要經濟政策目標的思潮。其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背景是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脹危機，內容主要包括：減少政府對金融、勞動力等市場的干預，推行促進消費、以高消費帶動高增長的經濟政策等。客觀而言，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確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通貨膨脹率下降、經濟增長率回升、失業形勢得到一定緩解等。

但任何理論都有它存在的現實基礎，而現實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無休止地把這種自由主義政策推向極端，必然會給社會帶來難以估量的威脅和破壞。大量金融證券機構置國家經濟安全于不顧，利用寬松的環境肆意進行投機，并因此獲取巨額利潤，導致投機過度，尤其是嚴重脫離實體經濟的虛擬經濟，比如：互聯網和房地產等，嚴重損害市場穩定的基礎，產生嚴重的泡沫風險。近幾屆美國政府沒有意識到美國已經變化了的經濟狀況，過于迷信自由經濟理論，終于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美國金融危機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貸款衍生品中的問題引起的，深層次原因則是美國金融秩序與金融發展失衡、經濟基本面出現問題。美國當前遭遇的危機，是一場與美國自身的經濟、政治、社會體制密切相關的危機。盡管美國金融危機及其所帶來的全球金融動蕩對我國金融體系的影響有限，但我國存在著許多類似美國華爾街金融危機的“病因”，因此，反思美國金融危機的成因對維護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安全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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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商業經濟）

學校：首都經貿大學

電子郵件：wangfb1973@sohu.com

手機：13521192758（北京號）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中區20號樓3單元602

完成日期：2010年6月29日

摘要：本文論述了“過度競爭”的存在性。“過度競爭”提出后，長期被排斥在主流經濟學之外。本文在運用伯川德模型和Salop圓周模型分析后，我們認為存在“過度競爭”。結合中國現實狀況，通過進入退出壁壘和市場需求預期的分析，我們認為“過度競爭”依然存在。基于現實狀況分析時，我們發現這些現實因素是為“過度競爭”的出現提供了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關鍵詞：過度競爭；伯川德模型；Salop圓周模型；進入和退出壁壘；市場需求預期；

一、引言

主流經濟學理論一直倍加推崇自由競爭，原因是他們認為不斷強化競爭可以增進經濟效率和提高社會福利。基于這種認識，經濟學界的絕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任何限制競爭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理論指導現實，在此種理論指導下，各國采取的普遍的經濟政策都是促進競爭和限制壟斷。讓我們來看一下現實情況，隨著競爭強度的不斷加劇，部分行業的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并未如理論中所描述的那樣出現改進，反而出現惡化。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主流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我們可以發現這套理論的分析方法是基于靜態的、完美假設條件的均衡分析。對于現實的動態的市場狀況而言，這套理論就顯得力不從心。基于這種狀況，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過度競爭”的概念，從動態角度和現實經濟現象上來研究競爭。

“過度競爭”提出后，其存在性一直受到質疑，故一直未被主流經濟學家所接受，被排斥在主流競爭理論之外。鑒于此，本文從理論和中國現實狀況的角度分析“過度競爭”存在的可能性，并給出相應的結論，以期能夠指導現實。

二、過度競爭的涵義

“過度競爭”的概念是貝恩在其產業組織學的奠基之作——《產業組織》中第一次明確提出的。貝恩從哈佛學派的SCP范式出發，認為“過度競爭”是市場集中度低、持續的過度供給（或過剩生產能力）和經濟績效較差的市場結構，并從表現形式上加以描述。

除貝恩外，其他較有代表性的對“過度競爭”的描述，包括日本的通產省、中國的秦海、曹建海、羅云輝和夏大慰等。由于是結合中國實際狀況進行分析，因此本文引用曹建海“過度競爭”的概念，對其進行分析。

曹建海對過度競爭的定義為：過度競爭是指由于競爭過程內生或外部因素的作用，主要發生于非集中型或較高固定成本的寡頭壟斷市場結構等退出壁壘較高的純粹產業中的企業數目過多、產業過度供給或過剩生產能力現象嚴重，產業內的企業為了維持生存，不得不竭盡一切競爭手段將產品價格降低到接近或低于平均成本的水平，使整個產業中的企業和勞動力等潛在可流動資源限于只能獲得遠低于社會的平均回報和工資水平的窘境而又不能順利從該產業退出的非均衡的狀況。

三、過度競爭的存在性分析

（一）基于伯川德模型的過度競爭分析

伯川德模型認為若市場上雙寡頭生產同質的產品，并按照靜態價格競爭或者一次性價格競爭時，他們按照價格等于邊際成本的方式定價，即當p=MC時，達到均衡。假設廠商1和廠商2的定價分別為p1和p2，c為每單位商品的生產成本，當p1=p2=c時，形成均衡，兩個廠商獲得正常利潤。若廠商1略微提價，p1=p2-a，a為任意小的正數，這時廠商1就可以獲得全部市場，并可以得到p2-a-c>0的正利潤。同樣，廠商2也可以利用上述的行動來獲得正的利潤。顯然，兩家企業在這個過程中的價格并不是均衡價格。最終，當兩家企業通過上述過程實現

下面我們將通過伯川德模型來分析無數企業的競爭過程。我們先對模型的假設條件進行適度放松，假設市場上有無數個企業進行競爭，企業提供的產品視為無差異，他們進行一次性的價格競爭，市場需求函數為Q（pi）(i≥2)，pi表示第i家企業的價格，pj表示第j家企業的價格，每家企業的邊際成本為ci（每家企業的邊際成本并不完全相等），固定成本為f。對于第i個廠商的需求為：

Q（pi）當pi，廠商i的價格最低

qi(pi，pj)=Q（pi）/n當pi=pj，所有廠商的價格都相等

0當pi﹥pj廠商i的銷售量為0

接下來，我們將討論pi時，產業內廠商動態博弈過程中利潤狀況。當pi時，企業i的利潤為∏i(pi，pj)=Q（pi）（pi-ci）-f，假定企業i的利潤大于0。由于企業i占據了全部市場，其他企業獲得的利潤只能是-f。假設廠商j知道廠商i的價格策略，將價格定位到pj=pi-a，a為任意小的正數，這時廠商j的利潤∏j(pi，pj)=Q（pi-a）（pi-a-ci）-f。這個過程將反復進行下去，直至邊際成本最小的企業獲得的利潤為0，而其他企業獲得的利潤為-f。

由伯川德模型可以看出，當把假設條件適度放寬時，在競爭中努力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企業，在激烈的價格競爭中卻不得不將產品價格降低到低于平均成本水平以下，從而出現產業內企業普遍虧損的狀況。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出現“過度競爭”。

（二）基于Salop圓周模型的過度競爭分析

伯川德模型是在產品同質化的基礎上進行分析的，而現實生活中，各個廠商生產的產品卻往往具有一定差異。因此在討論“過度競爭”時，我們應該在產品差異化的基礎上進行討論，這更具有一般性。本部分內容將運用Salop圓周模型，從產品差異化的角度來探討“過度競爭”的存在性。

在產品差異化的判定方面，為了便于研究，我們將位置變量作為差異化大小的衡量標準。原因是在價格相同或差異不大的情況下，消費者更偏好從鄰近的廠商購買產品，距離越近其所支付的運輸成本越低。因此盡管與消費者距離不同的兩家廠商的產品完全相同，但由于支付的交通成本存在差異，消費者依然認為兩家廠商的產品存在差異。

Salop圓周模型假設消費者均勻的分布在周長為1的圓周上，每個消費者具有單位需求，消費者購買產品時除支付產品價格，還要支付運輸成本。假定消費者購買商品的交通成本和廠商的距離成正比，單位距離的交通成本為t；消費者將運輸距離作為衡量廠商產品差異的唯一標準。假定廠商所生產的產品價格相等，產品同質，設每個廠商的固定成本設為f，每單位商品的生產成本設為c，廠商i的市場需求設為qi。這樣我們可以獲得廠商i利潤為∏i=q（pi）（pi-c）-f。

由于距離決定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q（pi），因此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在周長為1的圓周上，廠商是如何分布的？廠商在進入市場時，要考慮到價格和需求因素，在此模型中由于假定廠商定價相同，因此主要考慮需求因素。在需求方面，將距離作為產品差異唯一標準的消費者必將選距自己最近的廠商來購買商品。在消費者均勻分布的圓周上，第一個廠商選定一個位置后，為獲得最大市場份額，第二個廠商必定定位在通過該點的直徑上的圓周上另一點。若假定均衡市場中有n個廠商進入該圓周中，則廠商也在單位1的圓周上呈現均勻分布。這時廠商i的需求函數為q（pi）=(p-pi)/t+1/n，利潤為∏i=q（pi）（pi-c）-f=〔(p-pi)/t+1/n〕（pi-c）-f。對pi求導，廠商i利潤最大化的一階條件為：(p+c-2pi)/t+1/n=0，因為p=pi，所以均衡價格p=pi=c+t/n。

在現實中，允許廠商自由進入的情況下，廠商數量會達到多少呢？當允許廠商自由進入時，基于伯川德模型的分析，廠商利潤為0，即∏i=q（pi）（pi-c）-f=0，此時均衡企業數量為：n°=t/f。在Salop圓周模型，自由進入條件下，進入產業內的企業數量是否實現社會最優呢？由于圓周上每個消費者的交通成本為t，圓周長為1，對于每個廠商而言，消費者位于其左右兩側，因此共有2n個區間，每個消費者位于[0，1/2n]區間內。圓周上所有消費者的總交通成本為T=t/4n。從社會最優的角度考慮，廠商數量應該是使廠商固定成本和消費者總交通成本最小，即nf+t/4n最小。對n求導，廠商i利潤最大化的一階條件為：f+(t/4n)′=0，得出n﹡=n°/2。

從上述Salop圓周模型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基于產品差異化的自由競爭仍會使產業內企業數量過多，導致過度競爭。

（三）進入和退出壁壘的過度競爭分析

我們還可以通過廠商進入和退出產業的難易程度，來看“過度競爭”的存在性。廠商進入和退出產業的難易程度用進入和退出壁壘來衡量。有效的進入和退出壁壘的存在保證了產業內優勝劣汰機制在競爭中發揮作用。我們將進入和退出壁壘簡單的分為高低兩種情況，即高進入壁壘、低進入壁壘、高退出壁壘和低退出壁壘，可以用下圖表示不同產業的進入退出壁壘情況：

低 進入壁壘 高

從上圖我們可以看出最易存在“過度競爭”的是第三象限，即低進入壁壘和高退出壁壘。在這個象限，廠商能夠非常容易的進入產業，但進入后，生產要素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無法退出，從而使得進入產業內的廠商過多，產生激烈競爭，廠商的利潤大幅下降，進入微利，甚至虧損狀態。因此本部分內容是基于產業內企業位于第三象限的分析。

根據對中國現實情況分析，我們發現在國有企業聚集的產業中，第三象限的情況非常普遍。中央政府若對進入產業的廠商不加以限制，地方政府為了各自的利益就會使國有企業不斷進入產業中，隨著生產能力的不斷堆積，會使產業內供給或生產能力超過度方向供給。此時，若當地方政府出于失業和政績方面的考慮，不讓廠商輕易退出市場。同時，國有企業的“內部人”（管理層和工人組成的利益集團）為了既得利益不受損失，亦阻止企業退出市場。在政府和“內部人”行為的共同作用下，就形成國有企業高的退出壁壘。這最終會導致產業內生產能力或供給極度過剩，從而導致企業的低利潤或虧損，形成“過度競爭”。中國符合上述情況的產業非常多，如從鋼鐵產業和紡織產業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上述狀況的發生。

拋開國有企業的企業性質，我們來研究不同產業的其他類型企業在低進入壁壘和高退出壁壘情況下，是否也存在“過度競爭”狀況。依據中國現實狀況，我們認為其他類型企業進入產業時，往往面對較低的進入壁壘，如與國外相比，中國的部分產業標準低，這樣就使的廠商比較容易的進入產業中進行生產。以快速消費品產業為例，進入該產業的廠商很快發現，要想快速占領中國的市場，最好的方法就是頻頻進行廣告宣傳。廣告費用支出的迅速增長，使企業管理費用大幅提高，擠壓了企業利潤空間。作為沉淀成本的廣告費用，亦構成了廠商的高退出壁壘。在許多快速消費品產業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情況。

除快速消費品產業外，其他具有高沉淀成本的產業也亦構成較高退出壁壘，也可能發生“過度競爭”。在產業不斷發展過程中，進入和退出壁壘的程度亦不斷發生變化，當其發生改變時，競爭狀況亦發生改變。因此在不斷變化的市場狀況中，從進入和退出壁壘來分析“過度競爭”的存在性時，我們亦要從政府和企業的行為來考察。低進入壁壘和高退出壁壘是“過度競爭”存在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四）基于市場需求預期的過度競爭分析

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市場化的改革大大拓展了市場需求。宏觀經濟的快速穩步發展，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國內需求迅速增長。同時，國際貿易市場的不斷擴張，使國際需求不斷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廠商對市場需求有了非常高的預期，各行各業都涌入大量生產廠商。最初“過度競爭”存在于大量廠商的競爭中，即產業內由于進入太多的廠商，其不得不對有限的生產要素進行激烈的爭奪，當競爭超過某一臨界點時，我們認為“過度競爭”就發生了。

隨著競爭的不斷進行，產業內的部分企業通過各種方式脫穎而出，形成寡頭壟斷后，仍可能發生“過度競爭”。原因就在于，對市場需求高預期的寡頭廠商，會通過各種方式擴張產能，即僅僅通過產量來占領市場，此時產品質量、差異化和消費者真正的需求往往被拋在一邊。這樣做的最終結果會導致供給的過剩，形成“過度競爭”。因此對市場需求的高預期是使產業中存在“過度競爭”的又一誘因。

篇（7）

自改革開放以來，投資主導型的發展模式拉動我國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然而，伴隨著經濟騰飛與社會進步，產能過剩問題也逐漸凸顯。20世紀末，輕工業領域，如紡織業、家電行業最先出現了產能過剩問題，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眾多電視機生產企業由于生產過剩而引發的價格大戰至今令人記憶猶新。進入21世紀以后，房地產、汽車、鋼鐵、水泥、化工等行業紛紛受到產能過剩問題的波及，甚至在一些新興領域該問題也漸露端倪。

近年來，我國政府對產能過剩問題予以了高度重視，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產能過剩問題成為黨和政府經濟工作中的重要任務，也是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措施。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甚至提出，將化解產能過剩的矛盾視為全年工作的重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也會明確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轉型和升級兩大任務。由此可見，關于如何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如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如何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已成為各方關注的重點。然而，這諸多問題始終繞不開一個話題――產能過剩。

一、 產能過剩的概念

在經濟學領域，將產能過剩解釋為生產能力的總和大于消費能力的總和。產能泛指生產能力，是在一定時期內，企業參與生產的全部固定資產在既定的組織技術條件下，所能生產的產品數量，或者能夠處理的原材料數量，是反映企業生產可能性的一個重要指標。根據國家發改委等十部門公布的產能過剩報告中給出的判斷依據，現階段或者最近一段時期內，有關行業的產能（包括潛在產能）超過了市場需求，超過的部分則屬于過剩產能。

對“過剩”問題的研究國外學者起步較早，但由于社會性質的差異以及所處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他們的研究并不完全適用于我國的實際情況。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過剩”問題逐漸引起我國學者的重視。事實上，對于“過剩”的認知，學者們的觀點有所不同。有些學者認為供大于求即為過剩，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供大于求存在兩種狀態：其一是供給略大于需求，其二是總供給不正常地超過總需求的狀態。該觀點認為只有上述第二種狀態才可稱之為過剩。

蔣和勝、邱小平、王德忠（1999），將我國的"過剩"問題描述為“生產過剩”，是區別于資本主義社會全面過剩的一種較低水平的生產相對過剩。張保全（2006）將產能過剩解釋為，由于社會總需求低于實際生產能力而引發的產品積壓、競爭激烈以及價格下降等問題。王岳平（2006）認為，市場經濟處于相對均衡的狀態之中，一定限度范圍內的供給大于需求能夠維持市場的良性競爭，而一旦這個限度被打破，企業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參與競爭，供過于求的負面作用凸顯，此時超出限度的那部分產能才可能成為過剩的生產能力。何彬（2008）認為“產能過剩”，是指等產量線出現后彎的轉折點連接而成的脊線以外非經濟區域所反應的要素之間不再發生替代，而是表現為同時增減的要素配置狀態。李平、李曉華、呂鐵（2009）從需求的視角對產能過剩問題進行了闡述，認為產能過剩是指在一定時期內的生產能力超過該時期內的實際有效需求。

筆者認為，生產能力適度的大于社會需求是市場經濟運行中的正常現象，而所謂的產能過剩，是指現階段或未來的一段時期內，相關行業的生產能力大于實際的有效需求，并且這種供過于求的水平已遠超過維持市場良性運轉的限度。而產能過剩會大大降低我國經濟的運行效率，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不僅會阻礙我國經濟發展的腳步，還會引發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

二、 產能過剩的成因

呂政和曹建海（2000）認為產能過剩是由低進入壁壘和高退出壁壘的結構性因素而導致的。梁金修（2006）認為，我國目前面臨的是短期內的結構性過剩問題。導致該問題出現的深層次原因在于不合理的經濟增長方式、不科學的政績考核體系以及不健全的投資體制，而部分行業投資過度、有效產品供給不足、即期消費乏力則是導致產能過剩問題出現的直接原因。國經文（2006）認為，產業結構不合理、國際產業分工格局的變動以及政府的過度干預是我國出現產能過剩問題的主要原因。王建（2006）認為，我國產能過剩問題的出現與我國產權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密切相關。張紅松（2008）試圖通過不完全和非對稱信息的相關理論對產能過剩的發生情景進行描述。王立國（2010）從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因素的視角對產能過剩問題的產生進行了分析。此外，周其仁（2005）、王相林（2006）、國經文（2006）、付保宗（2011）等學者均對我國產能過剩問題的成因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筆者通過對上述學者的研究進行總結分析，認為我國產能過剩問題的出現，并不是由某一因素簡單引起的，而是涉及多方面，由眾多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

1. 宏觀因素。從宏觀視角分析，產能過剩的出現與我國制度政策設計缺陷、市場機制發育不良、出口乏力與內需不足等因素的影響密不可分。

（1）制度政策設計缺陷。政府作為有形的手，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然而，政府對經濟、市場甚至是企業的過度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例如，政府干預投資或出臺刺激政策，增加了相關行業企業的投資預期，致使企業蜂擁而至，而增加的產能卻遠遠超過社會的實際需求承載能力，從而造成部分行業內的產能過剩。再如，以往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考核制度，導致各級政府盲目投資，擴大生產，甚至出現地區間的惡性競爭，地方保護主義滋生，阻礙了商品在市場中的自由流通，使得產能過剩愈演愈烈。另外，我國不合理的稅制結構也是導致產能過剩的重要因素。增值稅、營業稅作為地方稅收的主要來源，各地為了增加效益也熱衷于擴大投資。

（2）市場機制發育不良。目前，我國市場經濟尚不成熟，特別是涉及資本、原材料以及土地等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不良、定價機制不合理致使企業過度投資、重復投資，最終導致產能過剩。其次，較低的市場準入條件使得企業能夠相對輕易地進行投資生產，而與之相對的卻是過高的市場退出成本，退出保障機制的缺失也是抑制產能過剩屢屢受挫的重要原因。此外，產能過剩與地區間、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也不無關聯。信息的失衡易導致眾多企業在某一區域或行業內的重復投資、集中投資，最終導致地區性或行業性的產能過剩。

（3）出口乏力與內需不足。經濟學上常把投資、消費、出口比喻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延續著投資主導的發展模式。但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受國內居民收入偏低及收入差距等問題的影響，國內有效需求不足，而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性大大增加。然而，外部市場受到國際政治及經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極易產生波動，一旦外部需求降低，國內則會陷入產能過剩的窘境。

2. 微觀因素。

（1）企業發展水平滯后。從微觀視角分析，企業作為市場主體之一，是維護市場秩序，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環節。然而，我國企業的數量雖然龐大，但很多企業仍沿襲著粗放發展的模式。這些企業自主研發水平較低，生產及管理模式相對落后，而這些處于同一生產力水平的企業為了生存，一味地增加投資，擴大生產，妄圖以量取勝卻忽視了最為關鍵的產品質量。而質量低劣的低端產品，并不能得到市場的認可，造成了大量積壓，產能過剩也由此而來。

（2）個體缺乏理性消費觀。伴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人們的消費觀念也悄然地發生著變化，由單純地追求物質消費到重視精神消費。這原本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但在面對環境的巨變和眾多的財富，一些人卻奉行享樂主義、消費主義等扭曲的消費觀念，炫耀消費、提前消費、面子消費行為屢見不鮮。馬克思指出：“……如果沒有消費，生產就沒有目的”。在當今社會，消費對生產甚至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可以說，消費群體盲目追隨或者過分追求享樂所產生的消費需求會對企業的生產有著重要的影響。企業由于利益的驅使，往往將小群體的需求當作普遍性的需求而盲目追加生產，結果可想而知。

三、 產能過剩問題的解決對策

產能過剩既是長期困擾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大難題，也是當前產業結構調整中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產能過剩問題的出現會導致資源浪費，過剩的產能未能轉為有效生產白白地占用了大量的能源、原材料、人力、資金等珍貴的社會資源，加劇了我國資源短缺的窘況。產能過剩會導致物價下跌，企業投資預期下降，有些企業由于利潤驟降、入不敷出甚至破產倒閉，這不僅造成失業率的上升，也增加了銀行的金融風險。此外，產能過剩雖然使得物價降低，但由于失業增加，收入下降，居民的消費意愿也大大降低。

總之，產能過剩既是當前產業結構調整中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也是困擾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大難題。解決產能過剩問題，我們應有客觀理性的認知，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能過剩問題只能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相對減小，而并不能徹底根除。

我國學者何立勝（2013）認為，解決我國的產能過剩問題需要處理好調結構與穩增長、產業轉型與產業鎖定、政府與市場、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這四方面的關系。中國企業聯合會“去產能化”調研組（2013）對鋼鐵、水泥、平板玻璃以及電解鋁四個行業的相關企業進行走訪調研后認為，解決產能過剩問題應重視對行業內民間資本的疏導，弱化地方政府的投資強度，要提高行業內環保與產品質量的準入門檻并切實加強該方面的執法監督力度，要大力支持過剩行業內企業的并購重組，建立基金以支持企業的轉型發展，要在發覺國內市場需求的基礎上開拓國外市場以轉移部分過剩產能，要摒除企業退出壁壘并建立退出支援機制。此外，事實上，產能過剩問題已得到我國政府的高度重視。自2008年以來，國家不斷出臺相關政策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特別突出對鋼鐵、水泥以及房地產等高投資、高消耗行業的調控；明確了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作用，摒棄了僅以GDP為主的政績考核體系，突出了生態文明建設和民主建設的重要性。上述措施對產能過剩現象起到了一定的減緩作用。

從發達國家化解產能過剩的經驗看，美國主要依靠市場機制管理經濟，通過擴張需求來消化過剩產能并憑借充分的競爭實現產業內的優勝劣汰，而政府并沒有過多的政策性或指令性干預。德國政府雖積極參與產業結構調整，但僅負責為產業結構的順利調整提供環境保障，并重視法律手段在克服壟斷、不公平競爭等問題上重要作用。日本偏重供給管理，而韓國則通過產業政策、規劃、立法、基金、政府采購等手段，對經濟發展不同時期的重點產業進行引導和扶持。

基于上述分析，參照我國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解決我國產能過剩問題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 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要推進市場要素改革，不斷完善能源、土地、原材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定價機制。要建立科學的市場準入條件，可從規模、技術、能耗以及污染排放等方面入手逐步提高市場準入門檻，特別是對高能耗、高污染的行業更應該嚴格控制。要加快完善市場退出機制，降低政策限制、提供金融支持，鼓勵企業間的兼并重組，并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以妥善解決企業在兼并、破產以及重組時出現的各種問題。要建立高效的預警機制并優化市場信息渠道，加強區域間、行業間以及企業間的信息交流，建立綜合性立體化的現代化市場信息網絡。

2. 實施內需拉動戰略。要降低對外部市場的依存度，轉變以往以低端產品為主的出口產品結構，特別是對高污染、高能耗行業的產品出口要嚴格實行出口限制，并不斷開辟新的外部市場以消化國內過剩的產能。要不斷提升自主品牌在國際市場中的認知度，以先進的技術和較高的質量為“中國制造”產品開拓更為廣泛的國際市場。要堅定不移地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加大政府在社會公共事業方面的投入，健全收入分配制度，不斷提高居民消費水平、提升消費環境、培育理性消費觀念，建立并健全以消費引導機制、消費生成機制及消費保障機制為核心的和諧消費體系。

3. 推進宏觀管理體制改革。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弱化政府對市場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突出其監管及服務職能。要建立科學的政績考核體系，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建立全面的、立體的綜合性考核指標。要重視法律手段對市場經濟活動的重要作用，營造公平、公正、有法可依的市場競爭環境。要改變投資結構，擴寬投資渠道，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要調整稅制結構，擴大消費稅的比重，抑制地方政府盲目投資追求效益的沖動。

4. 推動企業改革轉型。要完善現代化的企業制度，使企業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產權明晰、責任分明，不斷引進和實踐科學的企業經營管理模式，實現企業管理的規范性、科學性及高效性。要強化創新驅動對企業發展的重要作用，積極推進企業的技術升級，努力提升企業自主研發的水平，不斷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要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不斷提升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將企業社會責任融入企業文化，融入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方方面面。

5. 培育個體理性消費意識。要重視個體消費群體理性消費意識的建立，培育消費者的社會責任，以“綠色”、“可持續”的需求引導企業的良性生產。要充分發揮政府、媒體和教育部門在理性消費意識培育中的教育引導作用，建立和宣揚和諧消費倫理。要優化消費結構，建設和諧額消費環境，構建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社會消費倫理觀念。

四、 結語

產能過剩問題的出現是我國經濟實現加快發展和轉型升級雙重重任的攔路石，對于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產能過剩問題， 我們應該結合我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理性分析其內涵，系統探究其形成的原因。在解決產能過剩問題時，我們也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針對由于周期性、結構性以及體制性而引起的產能過剩問題，要分類施策，避免一刀切的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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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內涵

培育壯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經濟的振興，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佩魯（1955）從技術創新與示范效應、資本的集中和輸出及聚集經濟三個方面分析了增長極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如果把發生支配效應的經濟空間看作力場，那么位于這個力場中推進性單元就可以描述為增長極。增長極是圍繞推進性的主導工業部門而組織的有活力的高度聯合的一組產業，它不僅能迅速增長，而且能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部門的增長。因此，增長并非出現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這些增長點或增長極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

在此基礎上，布代維爾（1955，1972)又從兩個方面豐富了增長極的內涵：一是作為經濟空間上的某種推動型產業；二是作為地理空間上產生集聚的城鎮，即增長中心。并尤其強調推動型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義：增長極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斷擴大的工業綜合體，并在影響范圍內引導經濟活動的進一步發展。他認為，經濟空間是經濟變量在地理空間之中或之上的運用，增長極在擁有推進型產業的復合體——城鎮中出現。主張通過“最有效地規劃配置增長極并通過其推進工業的機制”，來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此外項目管理論文，繆爾達爾(G.Myrdal)、赫爾希曼(A.0.Hirschman)等經濟學家對增長極理論都進行了不斷的補充與完善論文怎么寫。在繁榮區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為全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隨著國際發展格局的演變，現有的相關理論在適應當前日益復雜多變的經濟發展形勢，并對之提供相關的指導與借鑒等方面，出現了欠缺。基于此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課題提出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

當前形勢下，就產業的發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國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已經成為各國走向經濟復興的選擇和重點。對我國而言，在綜合考慮當前世界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以及我國當前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既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需要，更是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科學發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從區域發展的角度出發，促進區域協調共進、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則是依托新興戰略性產業，培育壯大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

作為本課題提出的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增長極，它主要指：城市發展的源動力來自于關鍵核心技術，通過充分利用現有和潛在的優勢，實現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發展的結合，并且能夠有效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度化進程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能夠統籌規劃產業布局、城鎮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的、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帶。它以經濟實力雄厚、產業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間的協作度強、產業結構優化、基礎設施完善、科技實力強、對外開放程度高、經濟與社會和諧共進等為基本特征；它著眼于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矚目于城市內生增長潛力的培育。它是推動重點項目建設的載體、是利用外資的平臺、是對外貿易的窗口、是加大經濟技術合作的橋頭堡。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以此來成為撬動區域經濟崛起的支點，進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社會和諧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性分析

2009年，是我國區域發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從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開始，接連有近20個區域發展規劃獲得國務院或國家發改委的批準。具體規劃主要有：《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支持福建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遼寧沿海經濟帶發展規劃》、.《橫琴總體發展規劃》、《中國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規劃綱要》、《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發展規劃》、《甘肅省循環經濟總體規劃》、《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青海省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總體規劃》、沈陽經濟區獲批為國家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等。上述這些規劃，在地區分布上，遍布了全國的東、中、西、東北等各大區域板塊；在產業發展格局上，著眼于產業的前瞻性和可持續性；在經濟發展模式上，著眼于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事實上項目管理論文，這一系列規劃，無論是基于產業發展，還是基于區域競爭力的提升，其實施進程以及預期效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賴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這一區域發展平臺的培育與發展。通過打造新興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集聚區域力量，改變產業同構性嚴重、重復建設、過度競爭、資源配置效率低等惡性循環，摒棄各自為政、盲目發展、“諸侯割據”的區域混戰局面，提高產業實力與區域競爭力，實現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提升產業競爭力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離不開產業的實體支撐。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新型性”與“戰略性”決定了其主導產業需要摒棄過去“三高四低”——高資源消耗度、高污染、高投入、低產出、低附加值、低要素回報率、低競爭力的粗放式城市發展模式，轉為以擁有關鍵核心技術為城市發展的源動力，以關鍵核心產業的發展為載體，以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升級的結合為途徑，充分利用現有的和潛在的優勢，推動傳統產業的高新化、高新技術的產業化、優勢產業的集群化發展，通過產業布局的科學統籌規劃、產業鏈的延伸、主導產業的增長、優勢產業集群的形成、企業實力的增強，發展壯大一系列科技含量高、產品附加值高、產業關聯度高、市場前景廣的產業項目，推動產業的規模化發展。并且在項目的實施過程中注重推進節能降耗，推行清潔生產，促進資源利用的循環化，以此來有效推動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度化進程，進而在實現城市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實現產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

此外，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石化、鋼鐵、電子信息等戰略性產業，制造業、紡織輕工和旅游等傳統優勢產業，金融、航運、物流等現代服務業和生物醫藥、新型材料等新興產業在區域經濟的振興過程中可以得到科學的發展規劃，實現合理的空間布局，進而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從而在區域增長極的新型化帶動產業發展的高端化的同時，提升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論文怎么寫。

2，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增強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

當前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之一，就是在行政區劃經濟的大環境下，一味追求GDP增長而導致的空間開發無序現象嚴重。區域經濟的數字增長以過度占用土地、礦產、水等資源和環境損害為代價，眾多區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忽視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盲目開發現象，致使資源更加匱乏項目管理論文，生態環境更加惡化，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嚴重威脅。目前由于過度開采、粗放發展已經形成了一批資源枯竭型城市，其正面臨的經濟與社會轉型發展的諸多難題，就是有力的證明。同時在區域體內部，省與省之間、市與市之間甚至縣與縣之間都存在著“諸侯割據”，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的現象。上述問題的存在，既制約著區域經濟發展的一體化進程，也成為提高城市發展綜合承載能力的掣肘。

而培育發展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通過合理規劃城鎮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以創新與科技的蓬勃發展為核心，以中心城市為依托，以各類別的城鎮、產業園區、經濟協作區為載體，以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繁榮、經濟活動聯系的日益緊密，產業關聯度的日益增強為媒介，以點帶線，以線帶面，由局部到整體，依次推進的破除行政區劃壁壘，提高城市之間的協作度和對內、對外的開放度，強化科技與創新對城市的承載力。進而有效彌補現有行政區規劃的不足，以差異化、互補化、協作化的競合發展，破解諸如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分工與合作度低、基礎設施共享度差、資源等要素自由合理流動不足、環境保護協作度弱，等難題，弱化產業同構、重復建設等導致的投入產出率低，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外部性問題。以區域發展的新型化、戰略化以及科學化發展路徑模式，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

3，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增強區域發展的生命力

無論是佩魯，還是布代維爾，亦或其他的經濟學者，在增長極相關理論中，都矚目于主導產業的發展，強調產業的關聯效應，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事業、公共事業，給予的關注度較少。當前我國的區域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側重于經濟的增長，對于社會事業、環保事業等公共事業則重視不足，從而導致我國形成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尷尬局面。社會事業的發展滯后于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正在日益顯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不和諧”音符。

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項目管理論文，它既著眼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也著眼于社會的和諧發展；既著眼于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也著眼于對資源的保護和環境承載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城市實力的提高，也著眼于城鄉之間統籌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區域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著眼于精神文明與文化軟實力的提升。總之，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是一個融合了城市競爭力、產業支撐力、城鄉統籌力、環境承載力、文化軟實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機體系。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邊的中小城鎮、縣域經濟以及新農村的建設步伐，增強城市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力與帶動力，擴大城市發展的外溢效應，縮小城鄉差距。另一方面，還可以推進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網絡體系的建設，加快形成和諧、平等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同時，還有利于開發、弘揚當地的文化資源，通過相關文化產業的發展彰顯地域民俗風情，突出城市發展的個性化與特色化，增強文化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態功能區的建設，完善生態涵養，保障生態安全，通過對重點領域關鍵技術的研發，達到對資源的合理開發、有效治理、科學利用，實現自然生態系統、社會發展系統與經濟運行系統，三大體系的良性循環，進而增強城市發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續力。

總之，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提升產業的競爭力、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增強區域發展的生命力，對于加快建設發達城市、生態城市、和諧城市具有重要意義。

三、加快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發展的建議

正是基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因此，加快其發展建設步伐，就顯得尤為重要。結合我國當前的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現狀，綜合考慮國際與國內日益變幻復雜的形勢，建議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改變“唯GDP是上”的政績考核體系，建立科學完善的區域發展評價指標系統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歷史過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發展歷史階段項目管理論文，受財政預算、產業成長歷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約束，財政收入、稅收等凸顯地方政府政績的一些指標還會出現增長放緩甚至停滯。而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在一定轄區的者，二者之間的委托——關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既面臨政績考核壓力又面臨一定的財政壓力；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獨立利益的主體者，還面臨著同層級的地方政府之間激烈的競爭博弈關系。積累足夠政治資本的愿望，競爭的壓力、政治晉升的動力以及實現增長的執行力，這些都強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時期內實現轄區發展的各種政策與行為的期限性、時效性和功利性論文怎么寫。而這些政策和行為與培育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政策和行為并非總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況下，還會呈現相逆性，從而不利于城市戰略性增長極的培育與可持續發展。例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需要不斷完善創新體系建設，加快科技與研發進程，推動城市發展向創新驅動型、科技驅動型轉變。而這是件耗時、耗財、耗力、風險大、見效慢的長期工程。一屆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員作為“理性人”，不會去從事“自己耕耘，他人收獲”的行為。這是直接導致目前我國諸多城市創新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就需要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與優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產業關聯度強、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資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導產業。這種情形下，一方面，這些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個長期過程，見效緩慢；另一方面，需要對現有產業發展格局進行有進有退、有保有控的調整。在“退與控”的過程中就會有財政的損失、就業的下降。在“指標決定政績”、“提拔干部看數字”的習慣思維影響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動“退”、甘心“控”的積極性，也缺乏積極“進”、盡心“保”的主動性。因此，在過多突出城市經濟運行的規模，而忽略城市運行的內涵與質量的地方政府政績評估指標體系和考核制度帶來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況下，構建全面的、科學的、系統的區域發展評價指標系統，迫在眉睫。

鑒于此，就需要改革當前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過程中對地方年度國內增加值和增長幅度、財政收入和增長幅度、吸引內外資額和增長幅度、外貿出口完成額和增長幅度等一系列剛性指標的過度重視，建立并完善科學、客觀、合理的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機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經濟指標，也要看城鎮失業率、人均收入水平、產業附加值、投入產出回報率、資源利用效率、科技創新成果、品牌數量、集群效益、市場秩序、環境保護力度、企業污染度、社會保障事業的支出等反映國計民生、社會進步、生態建設的指標。并且還要“善于用全面、歷史、客觀的眼光評價政府的工作成果。不僅要肯定政府的“顯績”，也要考察政府的“潛績”。評估政府工作得失，不僅要觀察當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長遠的影響……淡化預期性指標，強化約束性指標，為地方政府推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樹立正確航標。”[②]從而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營造寬松、寬容、寬廣的發展環境。

2，調整產業結構項目管理論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夯實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產業基礎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一系列特點決定了其要以內生型集約化的經濟發展方式，日漸完善的現代產業體系為重要內容。過去那種粗放的、高污染、高資源消耗、低投入—產出比率、低產業附加值的外延型經濟發展方式，以及三次產業比例失調的產業結構，對當前城市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日益凸顯。例如：過高的第二產業比重，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能源與原材料，排放的廢水、廢氣、廢渣等污染物造成嚴重的生態壓力，使得城市環境不堪重負；而第三產業比重偏低，既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水平與就業量的增加，也制約著生產與消費的協調發展，產能的過剩與消費的不足，將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國際金融危機表面上是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舊有經濟發展方式和落后產業結構的沖擊。因此，舊有的經濟模式與產業結構已經不適合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需要論文怎么寫。這就使得加快經濟發展方式向資源集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內涵式轉變，推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合理化調整，積極培育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資源投入的創新驅動型新興產業的發展，成為必然。

鑒于此，就需要充分發揮地方的各種優勢，變資源優勢為發展優勢，變比較優勢為后發優勢，變專項優勢為綜合優勢，變潛在優勢為現實優勢，以創新引領產業鏈升級，強化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等高端附加值環節，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以此來推動園區經濟、集群經濟的規模化、集約化運行以及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進程。同時，還要大力發展社會公共事業，調整收入分配格局，還要擴大居民消費，突出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縮小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差距、地區發展之間的差距以及城鄉發展之間的差距。總之，要以科學化、信息化、高端化、服務化、品牌化、集約化、內生化、社會化為指導，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此來夯實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基礎。

3，破除行政壁壘，創新城市之間的合作體制與機制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其發展歷程離不開其他城市的協調與合作。然而，在我國項目管理論文，無論是長三角、珠三角，還是京津冀都市圈，亦或其他區域板塊內，省與省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行政分割導致的各自為政，甚至“以鄰為壑”的現象都非常突出。各個行政體都保持著自身經濟活動的相對獨立性和完整性，從而既導致了區域合作機制的缺乏和產業分工的不明晰，也造成了信息、資源的流通不暢和能源的浪費，從而影響了資源的優化組合和區域整體效益的發揮。有些省區之間原本具有優越的分工互補基礎，但是由于行政界線的分割，使產業聚集與擴散受阻。過度的競爭，低度的合作，不僅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也造成了區域發展的“兩敗俱傷”。

鑒于此，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就要破除省與省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行政壁壘，細化城市之間的一體化發展規劃，推進各城市科技創新服務平臺的協調與整合，逐步建立并完善一體化的商品要素市場。而這其中的關鍵則在于，創新地方政府的資源分配機制、利益共享機制、政績考核機制和利益協調機制等相關的利益統籌分配體系，解決好合作中增長的GDP分享、財政分配、投資分擔等重大問題。以開放的區域運行環境，一體化的產業運行體系，日益密切的城市間的經濟社會聯系，來搭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有效平臺。

參考文獻

篇（9）

前言：

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消費者的品位逐漸提高，加快了產品的更新，同時也產生一些問題即大量產品的包裝被生產、使用并拋棄。過度包裝不僅造成環境問題，并浪費了資源和能源，因此綠色理念的包裝設計被提上日程，得到人們關注。

一、傳統包裝的污染

如今產品通過包裝才能光鮮示人，人們習慣用完即棄，造成了很多浪費和污染。在包裝業規模發展的今天，經過科技與技術的革命，很多材料被開發并運用到包裝領域，如塑料袋、泡沫飯盒、塑料食品包裝等等。這些產品包裝被人們隨手棄之，造成大量垃圾，在馬路和街頭巷尾到處可見。目前我國包裝廢棄物的排放量約占固態廢棄物的三分之一，體積的二分之一，可見包裝廢棄物的污染范圍之大。同時包裝固態廢棄物排放的各種病菌帶入千家萬戶，致使人們容易患呼吸道疾病，嚴重危害人們的身體健康。

針對這種傳統包裝的污染，國家質檢總局出臺了《限制商品過度包裝條例（草案）》。社會各界關注到傳統包裝污染不僅加劇生態環境失衡及資源浪費，同時也給消費者帶來經濟和健康上的損失。因此，很多生產者認識到綠色包裝理念的重要性并推行綠色包裝設計，以便在世界包裝整體發展中處于主動地位，最終在未來包裝市場的競爭中處于勝利地位。

二、綠色設計包裝

《為真理世界而設計》一書中認為設計師應該考慮資源的使用問題，并為地球的環境服務。隨著能源危機及環境污染如此嚴重的背景下，綠色設計思潮成為了潮流。綠色設計著眼于人與環境的生態平衡關系，其綠色設計目標是產品包裝的可回收性、可拆卸性、可維護性、可重復利用性。人工智能論文秉承著減少、降低、再生循環、重新利用和可降解等原則，綠色設計理念的推行可以達到減少環境污染、降低能源消耗及回收再利用產品和零部件等目的。

綠色設計的載體是綠色產品，把綠色設計思潮運用在產品的包裝設計上即為綠色包裝：從原材料選擇、制造、使用和廢棄的周期中均選擇對環境和人類健康無害，能循環利用、易于降解并再生，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包裝材料，并將其使用在產品包裝上。

三、綠色設計理念的優勢

為提高產品的綠色程度，要進行無公害包裝及維護環境包裝。首先綠色設計思潮運用在產品包裝中可以避免傳統包裝對人體的危害及對環境的破壞，不僅有利于環境，還維護了人類的身體健康。其次會對消費者產生影響，讓人們都重視使用可降解的產品包裝，改變人們粗放式消費方式，而采用綠色消費方式以適應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最后可以延伸包裝的后續功能及推廣零廢棄的綠色理念。包裝和產品分離后有后續利用價值，可以延長包裝使用到廢棄的時間，體現綠色循環的理念。而零廢棄是指很多綠色包裝有額外功能，可以引導消費者使用，使得綠色包裝用于生活中。通過綠色設計思潮對產品包裝的優勢我們可以看出綠色設計思潮對產品的銷售及使用都產生積極影響，并對消費者的心理轉變也有良好促進作用。

結論：

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人們更加關注資源和環境問題，而影響比較大的就是包裝廢棄物的污染。為改變這一不良局面，需要產品包裝設計者運用綠色設計思潮給產品包裝帶來的積極影響。產品包裝設計者要抓住綠色消費觀念的機遇，增加產品的競爭力，減少包裝污染，為可持續發展社會做貢獻。

參考文獻：

篇（10）

中圖分類號：F84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3年9月3日

一、引言

醫療服務過程是一種高度專業化的活動，醫療保險一經出現，傳統醫療服務的參與者由原先簡單的醫患關系轉變為醫療機構、被保險人和醫療保險機構的三方關系，醫療保險機構在被保險患者接受醫療服務的過程中充當了“買單”的角色，即被保險人接受的（或者說是醫療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是由醫患雙方之外的第三方——醫療保險機構支付的。由于醫療保險市場信息的不對稱和保險機構風險管理機制的不完善，被保險人和醫療機構極易在接受（提供）醫療服務過程中，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聯合起來對付保險機構，從而產生道德風險。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是醫療保險機構所面臨的最重要風險之一，也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道德風險的存在扭曲了正常的醫患醫療行為，不僅會引起了醫療費用的增長和浪費，也會直接導致醫療保險的賠付率處于較高水平，嚴重影響了保險機構的穩健經營。

在我國，醫療保險起步較晚，醫療保險體制也存在諸多的缺陷，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就表現得更為嚴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對我國醫療保險中存在的道德風險加以識別、管理和控制，提高對有限資源的利用率，降低醫療費用的過度膨脹和浪費，促進我國醫療保險水平的提高，是一個值得我們認真去探討與研究的問題。

二、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的產生途徑

（一）患方。在參加醫療保險的情況下，人們將面臨較低的醫療價格，當消費者只需支付其醫療費用的一小部分且他們的消費行為又難以觀察時，過度消費醫療服務的需求就不可避免。患者對醫療服務需求的膨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被保險人的過度消費。由于醫療保險減免了個人所需支付的全部或部分醫療費用，所以患者的醫療服務需求量就會比個人自負全部醫療費用時的消費量大。一般說來，疾病發生后可以有許多治療方案，人們往往認為越昂貴的方案效果越好，因此有醫療保險的患者，通常選擇更昂貴的治療方案，從而影響了醫療保險機構的成本控制函數，當患者接受成本超過其期望收益的護理時，過度消費就產生了。

第二，被保險人的欺詐行為。在醫療保險領域，保險欺詐率一直居高不下。社會上，有許多人購買了醫療保險，他們為了騙取保險賠付，通常會使用冒名頂替，即未投保的冒用投保人姓名住院，或是隱瞞既往健康狀況，對病史做虛假陳述等手段。被保險人利用這些虛假手段，騙取個人醫療保險賠付，從而給醫療保險機構造成巨大損失，極大地損害了保險機構的利益。并且此類欺詐行為常見于親屬之間，如兄弟、姐妹、父子、母女或朋友之間。在保險理賠過程中，保險機構很難得到醫療機構的配合，取證調查困難，難以參與到醫療過程中，不能通過直接管理醫療服務來杜絕被保險人的欺詐行為。

（二）醫方

首先，醫療機構對醫療服務具有壟斷性。醫生在其提供醫療服務的整個過程中，掌握著主動權，對醫療技術又擁有足夠多的信息，患者在接受治療時不能討價還價，難以控制醫療消費的種類與數量，加上疾病具有突發性和需求缺乏彈性的特點，患者的被動地位非常明顯。

其次，醫療服務的過度供給創造了需求。在傳統的按服務付費制度的情況下，醫療服務提供方因其提供服務越多，得到的收益就會越大，醫生的收入與其提供服務量的多少是成正比的，這種經濟利益上的好處往往鼓勵醫療服務提供者提供過多的或昂貴的醫療服務，從而誘發了需求。

再次，以藥養醫的體制。這種體制使得醫療機構的收入與醫療費用的高低成正相關關系，因此從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發，醫療機構有動力促使醫療費用的上升。

（三）醫療保險機構。盡管近年來我國保險機構在醫療保險方面已經開始了大膽的探索和積極創新，并進行了一些試點，但總體說來，仍然存在風險控制能力薄弱等問題，如在核保核賠方面，一些公司尚未建立專門的醫療險核保核賠制度，缺乏醫療保險的核保核賠資料認證體系，難以控制道德風險的發生。

現階段，由于醫、保、患三方權利義務的不對等，醫患雙方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聯合起來對付保險機構，而保險機構與醫院和患者之間缺乏有效的控制關系，難以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合作機制，保險機構難以介入到醫療服務選擇的過程中，無法針對醫療服務內容進行合理性認定，難以控制醫療費用的支出。

三、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的控制

（一）患方道德風險的控制。被保險人道德風險的表現主要是產生額外的醫療服務，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事實證明，被保險人與保險機構之間合理分擔醫療費用風險，可以降低投保人產生道德風險的程度。

第一，合理設計免賠條款。即被保險人對于發生的醫療費用，必須自己首先承擔一筆小額費用，超過一定數額的醫療費用才由醫療保險機構承擔。合理的免賠額不僅可以減少賠付審核時的管理費用，還可以抑制一部分被保險人的服務需求，從而降低醫療保險的支付。

第二，實行共保條款。實行該條款可使被保險人和醫療保險機構都承擔一定比例的醫療費用，這樣被保險人就有減少額外醫療服務的動機。因為在共保條款下，被保險人要承擔額外醫療服務的部分成本，提高了被保險人的自付水平。

第三，實施保單限額。由于一些疾病治療費用非常高，而且很難估測該疾病最終的花費，為了降低道德風險，醫療保險保單通常采取規定上限來限定保險的總額。該辦法是對被保險人的醫療花費規定費用或服務量設立封頂線，限額以內的由醫療保險機構支付，限額以外的部分由被保險人自己支付，按服務項目分項規定的一般稱為限額，總的支付限制一般稱為最高限額。這樣做雖然可以降低被保險人的道德風險，但不適合大病和重病患者。

（二）醫方道德風險的控制。醫療保險費用的支付方式從付費的時間上來看，可分為后付制和預付制兩種。目前，醫療保險機構與醫療機構之間的費用結算主要是后付制，這種付費方式使得醫療機構的收入與提供的服務量直接相關，極易誘導醫療機構向被保險人提供過度的醫療服務，導致保險機構的利益受損。要防范或降低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必須改變醫療費用的補償方式，實行醫療費用預付制下的費用償付方式。這種償付方式使得醫療機構提供醫療服務的數量與醫療機構的收入不直接掛鉤，醫療機構和保險機構目標效用函數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吻合，醫療機構才有動機控制醫療費用的盲目增長，有利于降低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雖然預付制可以降低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但也存在一些問題。為此，對于醫療費用的補償方式，應以總額預付制為基礎，進行預付制與后付制的有機組合，根據醫療服務的多樣性綜合運用多種支付方式。同時，應建立質量評估監測體系，結合質量校正系數調整給付費用。

（三）保險機構風險管理水平的加強

第一，建立醫療保險業務科學的風險評估體系。與一般的保險業務相比，醫療保險經營設計風險類型更復雜、種類更多，風險評估體系的建立要結合醫療保險業務的經營特點，分析不同環節可能存在的潛在風險，從而逐步積累醫療保險業務經驗數據，完善商業醫療風險控制的指標體系。

第二，規范醫療保險的條款設計。信息不對稱是普遍存在的，通過保險機構的核保程序不可能完全消除投保人（被保險人）與保險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保險機構也不能準確地了解被保險人的健康狀況，因此逆向選擇的風險依然存在。我國現行的醫療保險條款不是很嚴謹、完善，存在著許多漏洞，為逆選擇風險提供了可乘之機。要確保醫療保險的健康發展，就必須對現行的醫療保險條款加以規范，并使之符合國際慣例。

第三，引進復合型人才，提高業務水平。醫療保險的市場定位、風險評估、保險類型的設計和保障范圍的確定均是專業性很強的經營項目，建立一支有掌握保險、醫學、法律等知識的復合型人才組成的專業隊伍，才是提高醫療保險業務水平、控制道德風險的關鍵所在。

第四，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監督是防范產生道德風險的重要保障，它可以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一旦發現一點蛛絲馬跡，就可以采取斷然措施，糾正偏差，從而能夠規范醫方的行為，減少信息成本，降低不確定性，把阻礙醫、保、患三者合作得以進行的因素減少到最低程度。

主要參考文獻：

[1]丁愛華，楊芳.借鑒管理式醫療，降低商業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J].金融縱橫，2010.1.

篇（11）

[關鍵詞]房地產市場財富效應行為金融學

消費函數理論從經濟學角度解釋了房地產、股票等財富與消費的關系。然而，很多經濟現象無法僅僅從經濟學自身角度得到解釋，比如房價上漲往往得不到基本經濟面的支持，股價上漲嚴重脫離公司價值。行為金融學將心理學、決策科學與金融學、古典經濟學結合起來分析金融市場，克服了傳統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一些弊端。行為金融學能夠很好的從消費者主觀因素和心理因素，對房價變動影響消費的財富效應進行解釋。

一、預期理論

與理性人假說不同，西蒙（Simon，1955）認識到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判斷決策的主觀偏差。基于此，特沃斯基（Tversky）和卡尼曼（Kahneman，1979)對馮.諾依曼（VonNeuman）和摩根斯特恩（Morgenstern，1944）年提出的期望效用理論進行了修改，提出新的決策理論——預期理論。預期理論用值函數v(x)和決策權重函數π(p)代替了期望效用理論中的效用函數u(x)和概率P。

期望效用理論的最優決策函數為：

maxE(A)

S.T.E(A)=ΣPiU(xi)(1)

預期理論的最優決策函數為：

maxE(A)

S.TE(A)=Σπ(Pi)v(xi)(2)

式(1)，(2)中，E(A)為效用值；

u(x)為效用函數，P為概率；

v(x)是決策者對x的心理效用函數；

π(p)是決策者對客觀概率的權重函數；

值函數v(x)的特征在于，在獲利區值函數為凹函數，即當x＞0，v″(x)≤0；在損失區值函數為凸函數，即x＜0，v″(x)≥0。

值函數的特征解釋了房地產價格變動正負效應對消費、國民經濟的影響。消費的增加或減少不完全取決于當期財

富價值，還取決于對未來財富增加的預期。當房地產價格持續上升時，人們基于過去價格的上漲產生房價進一步上漲的預期，未來收益的增加將刺激現期消費支出的增加。而房價下跌會加重他們的悲觀情緒，從而減少當期消費。預期理論的值函數特征更能解釋房地產價格上漲和下跌對消費的不同影響，即房價上漲的正財富效應小于房價下跌的負財富效應。特沃斯基（Tversky）和卡尼曼（Kahneman）把房價正負財富效應的非對稱性歸因于，人們對于虧損的沮喪程度往往超過同等盈利帶來的快樂。

二、財富幻覺和影子財富

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IrvingFisher，1928)提出貨幣幻覺，指出人們只是對貨幣的名義價值作出反映，而忽視其實際購買力變化的一種心理錯覺。人們往往根據名義貨幣額的增加而增加消費支出，從而產生財富效應。房地產具有居住和投資的雙重屬性，當房屋被用于投資時，房屋具有虛擬性質。房屋的預期價值就是“影子財富”，當預期房價進一步上升時，投資者的這種財富就增加。但只有將房屋變現后，才能得到實際上的財富。影子財富與實際財富的差額稱作“財富幻覺”。根據行為金融學理論，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不僅僅取決于勞動收入水平或一般物價水平，還取決于對資產增值的預期。而貨幣、股票和房地產是居民最重要的三種資產（托賓Tobin，2000）。因此，房地產資產增值的預期越高，則影子財富或財富幻覺就越多，當期消費支出就越多，消費的增加刺激需求的增長，房價上漲的預期進一步增強。反之，在經濟蕭條時，房價預期下跌，居民的影子財富縮水，由于財富幻覺的作用，居民消費支出減少，消費的減少導致經濟的進一步衰退，房價下跌的預期進一步增強。

假設供給曲線S固定，初始的需求曲線為D0，相應的價格水平為P0，消費為Q0。當國家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時，比如降低利率，或者直接增加銀行信貸，消費曲線外移至D1，此時消費為Q1。需求曲線的外移使得一般物價水平增加，同時增強房地產價格上漲的預期，已擁有住房者或者投資者的住房價值將增加，基于財富幻覺，需求曲線再次外移至D2，相應的消費為Q2。則(Q2-Q1)為財富幻覺引起的消費增加額。

同樣的方法可以用來分析房地產價格降低引起的財富縮水的幻覺導致的消費減少（如圖3）。房價的降低通過財富幻覺引起消費降低(Y1-Y2)。

三、過度反應、過度自信

“過度反應”描述的是投資者對信息理解和反映上出現非理性偏差，從而產生對信息權衡過重，行為過激的現象。德邦特（Debondt）和塞勒（Thaler，1985)系統地提出了“過度反應”假說，認為“過度反應”是和貝葉斯規則“恰當反應”相對而言的。針對貝葉斯規則中投資者完全理性，對信息理解的一致性、無偏性，“過度反應”認為投資者投資行為的非理性，對信息反應情緒化，易產生過度反應，導致估價的過高或過低。卡尼曼（Kahneman）和特維斯基（Tversky，1974）提出代表性啟發式思維對過度反應進行了解釋，當一客體具有的顯著性特征可以代表或類似所想象的某一范疇的特征時，則它易被判斷屬于該范疇，人們過分強調了這種顯著特征的重要性，而忽視了它屬于其他潛在范疇的可能性，從而導致反應過度。

“過度自信”是指人們對自己的能力和對未來的預期能力表現出過分的自信。丹尼爾（Daniel）、郝舒拉發（Hirshleifer）和薩博拉曼亞（Subrahmanyam，1998)將過度自信的投資者定義為高估他的私人信號而不是公開信號的精確性。根據本（Ben，1965）的歸因理論，人們傾向于把過去的成功歸功于自己的能力，而把失敗歸罪于外界因素。當市場走勢與投資者的私人信息一致時，投資者的信心將會膨脹，而當市場走勢與投資者的私人信息矛盾時，投資者的信心并不是等量地減少，因為他們傾向于將這種結果歸因于客觀原因。

當房地產價格的上漲與投資者的私人信息吻合時，往往導致投資者的信心膨脹，因為過去房價的走勢進一步提高了房價上漲的預期。投資者的過度自信以及過度反應往往把房地產名義財富增長當作實際增長，把房地產財富增長當作永久收入增長，從而擴大消費支出。

四、從眾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