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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蘊涵著豐富的體育倫理思想，能較好地協調古人從事體育活動的價值和利益關系，反映時代精神。 然而，進入高度發達的今天，以倫理道德為重心的古代體育倫理思想在現代社會的各種影響下出現了一定的弱化和衰退，嚴重地制約著現代體育的健康持續發展。為了建立更為合理、有效的體育道德規范，我們有必要對我國古代體育倫理思想的文化精神和歷史淵源進行探析，并采取揚棄和內省的方式，實現體育倫理思想在新時期的繼承與創新。[1]

1　倫理政治型文化與中國古代體育倫理思想

“一定思想文化、價值觀念，是一定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產物。”[2]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專制社會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的反映。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里，始終是以封閉、分散的自然經濟為主要生產方式。這種自然經濟形態下，老百姓思想封閉，因循守舊，其活動基本限制在家庭范圍內，從而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別強調宗親血緣和家庭倫理思想。并散射開來，要求在整個社會建立一種有禮有序，和睦相處的人身依附關系，以維護封建社會的穩定。

在政治結構上，至周朝起，中國封建社會就建立了一套體系完整、等級森嚴的宗法制度。所謂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緣家族為出發點，通過“家國同構”的組織建構和“由家及國”、“移孝作忠”的價值導向，達到族權鞏固王權，宗統保護政統的目的。[3]表現為對內以血緣親疏維系政治等級序列，對外用分封制(姓氏和親戚)和宗廟祭祀制度來維護和鞏固統治。實質上，封建統治階級大肆宣揚“家天下”“宗主即君主”思想的背后，只是借助根植于人們內心深處的家庭倫理和血親道德對其思想的制約作用，使人們自覺遵守儒家的“綱理倫常”和“禮制”思想，達到維護專制統治的目的。由此可見，倫理道德在社會秩序的建構和調節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等級森嚴的宗法制度，最終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以世間倫理綱常、現實專制統治為指導思想和行動的主要價值取向，具有明顯的倫理性和政治性特征。中國古代體育正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產生，與其說是被倫理政治型文化深刻影響，不如說古代體育已經成為一種道德教化、禮儀培養的政治工具:古代禮射有嚴格的禮儀程序和等級規定，旨在“明人倫，知禮法”;儒家主張“文武兼備”，其目的在于提升道德修養，成為君子、圣人;武林各派首倡“武德”，以匡扶正義、捍衛祖國為己任;岳飛背負“精忠報國”之志，拼死沙場，不吝其生……[4]由此可見，傳統文化的倫理政治思想已深深滲透到我國古代體育中，使古代體育倫理思想處處體現“求善”“求治”的意蘊，表現了儒家“仁愛”“禮治”精神。而古代體育過于強調其倫理內涵和政治功用，弱化了競技體育應有的激烈、競爭的本質特征，與宗教、軍事、醫學等的緊密結合又加劇了這種傾向，后逐漸發展成為與西方體育風格迥異的“哲學體育”。

2　古代體育倫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

2.1　天人合一—自然、人文的和諧統一　博大精深、意蘊深遠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畢業論文 古代體育作為倫理、政治的附屬物，始終以“天人合一”為思想主線，注重人與自然、社會的和諧統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思維模式，也是古代體育活動的主體價值所在。所謂“損膚不孝”、“生以養存”，古人從事體育活動之目的在于修身養性、立身治世，與自然、社會保持一種和諧或穩態，體現了對人自身終極的人文關懷。這種人文關懷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體育的競爭和博弈意識，有利于培養運動員尊重對手、關愛生命的可貴品質，對中國體育形成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集體主義精神具有積極意義。然而，我們應看到，“天人合一”所倡導的人與自然的內外和諧與平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對力量、速度和高度等體育因素的追求，背離了競技體育固有的競爭、拼搏的本質特征，促使古代體育活動朝著重道德教化，輕競技對抗的方向發展。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儒家“尚德不尚力”過于看中體育的政治功能，道家“尚柔守雌”而完全脫離社會，人們在儒道兩家思想的交織影響下，往往安于現狀、守柔不爭，表現出與西方的武士精神、決斗風范大相徑庭的大陸民族依附性特征，古代體育作為封建道德法則的形式而存在，則表現出了競技性的缺失，表演性和技巧性的冗余，中國古代體育在封建思想的束縛和壓抑下畸形發展，不可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2.2　和合中庸—以和為貴的處事準則　“天人合一”思想強調人與自然、社會的融會貫通，由此便形成了中華文化和合的思想觀念。“和”是指異質因素的共處;“合”指異質因素的融會貫通。中華文化和合思想極具辨證思維，它積極地看待自然與人文、社會的差異和矛盾，提倡發揮不同個體的積極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整體的和諧發展。反映在體育倫理思想上，主張科學地吸納不同流派的倫理精髓，通過異質文化內部的磨合、交融，達到外部的整體和諧。縱觀我國古代體育倫理思想，是以哲學文化為背景，儒道倫理共存互補為主線，援引陰陽五行說，兼揉法、墨、釋、醫諸家的倫理綜合。體育倫理領域這種“兼容并蓄”的博懷，正是源于中華文化的和合思想觀念。故今天我們仍能感受到古代體育倫理思想中，既重事功，主張“不仕無義”，又崇尚淡泊名利，行走江湖的俠義情懷;既倡導儒家“仁”“禮”倫理道德學說，又傾心于道家清心寡欲養生理論。

和合思想在儒家和諧理論中表現為“中庸”思想。碩士論文 中庸之道強調人和，反對紛爭，重群體，重友誼，適用于人際交往的各層面，在古代體育活動也得到貫徹。傳統養生要求“順應四時”;蹴鞠力求營造“三朋和氣滿，入隊笑聲喧，四海人皆喜”的和諧氛圍;太極拳要求身形“虛靈頂勁，尾間中正”，推手時做到“無過不及，隨屈就伸”、“不丟不頂”等，[7]正是這種中庸之道的直接反映。

因“天人合一”思想而生的和合中庸觀念，對我國古代體育倫理思想的建構具有雙重意義:和合中庸思想注重社會的整體和諧，這對于中國體育形成團結合作、友誼第一的集體主義精神具有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中庸之不偏不依，允之適度觀念，限制了人格獨立，約束了個性解放。古代體育參與者嚴守倫常之理、中庸之道，難以突破倫理道德的束縛，在個性上嚴重缺乏冒險、競爭、超越的精神，從而決定了古代體育始終缺乏“力”之美，最終發展成為與個性張揚的西方體育完全不同的體育形式。

尊德重禮—德禮并舉的倫理規范　根植于倫理政治型

文化背景下的古代體育，始終把道德禮儀的培養作為首要任務，通過實踐寓之德禮的“準體育”，影射和強化了深刻的倫理內涵，培養具有理想人格、文武兼備、身心俱德的君子、圣人。

禮射是我國古代的習武禮儀活動。后經儒家“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思想指導得以重新整理和詮釋，進一步強化了道德禮儀的教化功能。一方面，禮射繼續保持了繁瑣復雜的禮儀程序，體現了森嚴的等級觀念。《禮記·射義》開篇有云:“古有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行鄉飲禮，故燕禮者，所以明臣之義也，鄉飲酒者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不僅如此，禮射還按照參與者的不同等級身份對配樂、侯(箭靶)、標準(父鵠、子鵠)等加以區分，旨在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即按既定的方針政策行事，達到明“君臣之義”和“長幼之序”的目的。[8]另一方面，寓教于射，重視禮射的道德教化功能。祖師孔子主張“射不主皮”，淡化射技的同時，重視射手的道德禮儀培養。提倡“揖讓而升，下而飲”的愛人精神。孟子也指出“射者，正己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從而確立了“正己從事，不怨他人”的體育道德。

武術是我國古代體育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國傳統體育道德體系的一個全息影像。醫學論文 綜觀古今所有門派都不約而同地默許和尊崇“未曾學藝先學禮，未曾習武先習德”的思想，把培養德、禮作為習武的前提條件，放在首位。而各門派的門規戒約和諺語格言中，都蘊涵了豐富的倫理內容。

武林門派要發揚光大，首先要精心擇徒，而在眾多入門標準中，猶以德性考察為重。少林強調“道勿濫傳”，應傳“賢良之人”;峨眉主張“不仁者不傳”。練武以“德薄藝難高”為指導思想，把武德培養視作通向上乘境界的精神航標。這樣督促練武者在修煉武功的同時，既遵守基本的倫理規范，篤行儒家倫常之理，中庸之道，提倡忠孝仁義，賢良方正的道德規范。又培養謙和忍讓，立身正直，取義輕利，守信重諾的俠義精神[9]。而德中必有禮，禮作為德的外在體現在武術活動中也留有諸多痕跡。習武者相見必抱拳以禮，若要切磋武藝，在交手之前必有“有禮”、“承讓”之類謙恭語，且武術交手中通常不傷及性命，主張點到為止。

統治階級倡導寓德于體，把禮的觀念植入體育倫理之中，其目的是引導民眾在學藝中培養和升華道德禮儀，在習武中尊崇和默許人倫規范，以鞏固其封建專制統治。在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古代體育是中國封建道德體系的一個完整縮影，通過體育可以反映中國古代的道德觀、倫理觀與審美觀。

德禮并舉的古代體育倫理思想，在鞏固宗法等級制度的同時，遏殺了中華民族的人格獨立和拼搏精神，使古代體育活動從一開始就在人們的主體意識中喪失了公平競爭的可能。而沒有公平競爭的體育就不是真正的體育，古代體育在德、禮之雙重約束下始終保持“準體育”狀態，無法得到進一步發展。

2.4　立德事功—經世致用的主體精神　儒家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即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圣人。但要成為圣人并非易事，必須把修身作為安身立命，齊家治國之根本，努力實踐“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平天下。”的經世途徑，力求達到儒家所倡導的“內賢”“外王”出入坦然的人生境界。

這種愛家及國的民族氣節，在重視宗親血緣，家國同構的古代社會，既能夠維護社會的穩定，也能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敬仰和尊崇，故歷朝歷代都大力推行以修身為本，“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理想治國模式，鼓勵老百姓積極入世，建功立業，影射了中國傳統文化長久積淀的立德事功—經世致用的主體精神。

中國古代體育在這種文化背景下表現出了極大的功利性。儒家主張通過個體的“身心兼修”以達到“文武兼備”的目的，進而提升到或仁或圣的狀態;明代少林武僧為抗擊倭寇，而拋開佛門戒律，大開殺戒，血染沙場;清末“少林戒約”后十條之首條要求習武者“必須以恢復中國為志”;岳飛背負“精忠報國”四刺字，去抗擊金兵，雖冤死沙場，但鑄就了“忠君愛國”的千古美名，永為世人敬仰。

如果完全拋開階級局限性，從這一角度來認識中國古代體育的價值是值得肯定的:古代體育倫理中蘊涵著立德事功的價值導向和經世致用的實用理性，職稱論文 集中體現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責任意識。古人通過武術抵御外侵，改朝換代，推動中華歷史不斷前行的同時，促成了民族主義體育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我們應認識到:古代體育所倡導的“忠君愛國”、“立德事功”等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歷史局限性。在封建社會里，“忠孝”思想是君權專制主義的倫理基礎，“忠君愛國”無疑是“忠孝”思想的標榜和典范，古代仁人義士為了維護君主、國家的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權利和個性發展，重復演繹“忠君愛國”的高尚節義，實質上影射了古人對封建統治階級絕對的人身依附和盲從，而這種變相的精神奴役與現代社會倡導的獨立意志和科學精神大相徑庭。

古代體育所倡導的“忠君愛國”、“立德事功”思想對現代競技體育仍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運動員獲獎時復雜的情感體驗和崇高的精神榮譽。也可以反思中國競技體育大環境為何如此“沉悶”，中國競技選手在世界頂級賽事上為何屢屢發揮失常等等，只因其背負太多的義務與責任。

以上從四方面揭示了中國古代體育倫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其不可避免地有積極的一面和消極的一面，但談古旨在論今，在加強體育道德建設的今天，我們應揚其精華去其糟柏，使我國古代體育倫理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光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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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十五世紀的歐洲殖民擴張改變了這種狀況。無論對于殖民者還是對于殖民地人們來說，歐洲與世界上許多其它地區的貿易聯系都同樣重要。當然，這種關系是具有高度剝削性的。殖民地所遭受的重創在世界上多數地區留下了深深的傷疤。

盡管如此，從當代的視角來看，這仍不是真正的全球性經濟。這里所講的非全球性并不僅僅是指世界上某些地區尚未涉及。而是說，盡管大半個地球已牽涉其中，但不同的殖民體制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如法蘭西帝國和大英帝國。例如，大英帝國鼓勵英聯邦與其自治領地之間進行自由貿易，但限制了大英帝國與外界的貿易。

隨著這種殖民體制在二戰期間及戰后的崩潰。一種新的體系自布雷頓森林會議時開始創建起來，集中的體現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稅貿易總協定（現已發展為世貿組織）的產生。歐洲殖民勢力到二戰結束時已變得十分虛弱，以致于無法阻止美利堅合眾國的獨立，也不得不撤銷其殖民地和前殖民地跨帝國貿易的限制。

然而，這種新體制仍不是全球性經濟。這并不是指世界被劃分為兩大完全分離的體系，即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而是指這種新體制在本質上仍是國家間的。盡管國家間貿易受到極大鼓勵，但所有那些包括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內的國家仍幻想這種貿易存在于國家與國家之間，每個國家仍擁有其自身的國民經濟。

由于許多人認為國際貿易的動蕩導致了或至少加劇了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于是他們創建了一些組織以減少經濟蕭條再度發生的可能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國家解決他們無力支付所需進口的暫時財政問題；關貿總協定則是為了不必要的貿易障礙能被逐漸取消提供一定空間；世界銀行則致力于歐洲重建及新近獨立的前殖民地的經濟發展。

遺憾的是，戰后十余年間這些組織中沒有一個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歐洲重建更多地依賴于美國馬歇爾計劃而不是世界銀行。發展中國家多依靠從前殖民勢力那里得來的投資、貸款和撥款來發展，而不是國際金融機構。至于關稅和貿易事務則是由各個國家根據自身利益而不是國際協議來決定的。

另一方面，世界銀行開始采取了一些經證實從長遠看確有重要意義的行動，根據其章程，世界銀行不得干涉其所提供貸款的國家的內部事務。然而，它卻開始和受其援助的國家政府一起制訂經濟計劃，并在這些國家內建立一些可能由其直接撥款和資助的基本設施。世界銀行的目標是通過針對高收益而還款有保障的工程，向政府或政府資助的機構貸款，以促進國民經濟獲得改善。

在這段時間中國家的發展多有賴于政府掌管的工程和政府控制的行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一種混合型經濟。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進口行業中獲益，同時尋求經濟上的自給自足。當然，大多數國家確實提高了他們的人均收入，國際貿易有所發展，但進程緩慢。在大多數國家，貧窮狀況并未得到顯著改觀。此外，很多貸款顯然無法從貸款投資可能帶來的收益中獲得償還。一方面是由于計劃不夠完善，更重要的是由于腐敗和將貸款全挪用于軍事目的。據世界銀行統計，截至1970年，如果以同一利率持續貸款，以前貸款的償還額會超出后續的新貸款額，因此會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外流。影響經濟發展的進程。針對這種情況，由羅伯特•M領導下的世界銀行采取了措施加強其借貸業務。

然而實際危機的嚴重性超乎預料。這是由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石油輸入國，而石油輸出國際組織(OPEC)大幅度提高石油價格。因此，他們的進口成本也明顯增加，加劇了這些國家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石油富產國的新財富又流入熱衷于發放貸款的歐美銀行。猛然間由商業銀行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貸款超過了政府貸款和國際銀行的貸款。這樣，由于商業銀行關注的僅僅是如何獲取更多的利潤，而不是這些貸款國家的發展，于是對各國經濟的密切監控便大大減少。

二、經濟全球化的起源

本世紀后期，石油價格再度抬高，美國大幅提升利率，使得這一時期的借貸突然變得困難。商業銀行意識到他們的貸款并不如他們所想的那么安全，于是停止借貸業務。由于貸款償還曾依賴于新貸款，這導致了一場危機。危機的焦點是墨西哥威脅拒絕償還貸款。在這一時刻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以在其創建中未展現的方式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給貸款者施壓以使其對貸款的支付做出承諾，另一方面，在強迫墨西哥政府改變政策以確保貸款償還能力情況下增加對其借貸。這些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的作為援助條件的變革被稱作結構調整政策(SAPs)。

這些對墨西哥的要求使得全球性經濟代替了國際經濟。規范這些變革的政策體現了由美國財政部發起，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P)和世界銀行一致通過的“華盛頓意見”。這個意見的內容是從此應當由跨國集團(TNCS)的投資替代政府的和政府間組織的撥款來引導發展。這種變化的出現是以發展中國家自身能吸引潛在投資者為前提，這需要大范圍地改變一度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經濟，需要廢除那些要求商業機構集體所有的法律以及任何推崇地區貿易的法律，這就必然要求實現商業機構的私有化，以使這些機構在平等的基礎上與其他競爭者競爭。所以，關稅和其它貿易障礙必須被廢除或者至少被大大削減。

顯然，進口行業無法在這種新體制下生存。新的口號是出口引導型的發展。每個國家出口本國高效生產的產品。在許多非工業化國家里，這種作法使自然資源，特別是林業資源得到了迅速開發。

低工資報酬和不怎么受政府規定的限制通常是對跨國集團投資的主要刺激。競相吸引所需投資的各國政府面臨降低本已很低的工資報酬同時又要盡可能保護工人免遭剝削和環境不受污染的壓力。盡管低報酬和很少受政府限制是吸引投資者的主要方面，但僅靠著兩點不能保證投資的安全。還必須要有穩定的政府、公共秩序和一定教育水平。此外，交通和通訊的基本設施也是必需的。總之，投資傾向集中于世界的幾個地區而不是均勻分布。種種這些因素已使得中國的一些地區特別是南部沿海地區，在爭取投資努力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功。

由墨西哥開始的結構調整現在已在世界上大多數工業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中實行，它的影響是要打破商品與服務在國家間自由流動的障礙。或許，最重要的是世界金融結合。金錢在瞬間由一個國家流入另一個國家。有時是買賣貨幣的行為，有時是股票和債券。更多的錢是用于這些金錢的轉移而不是用于對生產設備的投資或是對物品和服務的實際消費。

結構調整的一個目的是使國家有能力償還債務，而在這方面，僅取得了部分的成效。雖然主要的拒付債務行為，如來自墨西哥的威脅，已被避免了。但是，負債的總體水平仍在繼續上升。在許多國家，償還負擔嚴重限制丁發展，在一些最貧窮的國家中，這一問題十分嚴重，以致于現在普遍一致的認為必須作出一些讓步措施。

但是，結構調整政策已證實是實現華盛頓意見基本目標——實現單一世界市場的趨勢的極為有效的方法。關貿總協定作出了一系列協議強烈支持實現單一世界市場這一趨勢，尤其在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最終努力中。現在這項工作已被WTO取代。在世界某些地區，地區性協議的影響更為深遠。對此歐共體最為典型。但是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也在消除國界的趨勢中表現得比關貿總協定更為明顯。經協議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在這方面走得更遠。現在，國家界限是資本、商品及服務流通的次要障礙。它僅在勞務流通方面表現出明顯的限制作用。

如前所述，全球化進程與私有化進程相伴而生。理想境界是跨國集團自由的在任何國家購買和經商。還適用于，例如在過去是典型公共所有或至少是公共管理的公用事業和交通系統。現在的目標是私有公司間的競爭代替政府干預。

因此，全球化應削弱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的角色。確實，政府的作用已被削弱到要由世界銀行在幾年前舉行會議來決定政府到底應保留哪些責任。但從根本上講市場仍需要政府來支持。市場需要受過教育的工人，因此，政府有責任保證教育的實施；市場需要安全的公共秩序，因此，政府需要司法機構和軍事力量；市場需要運輸的基本設施，因此，政府應當提供公路鐵路和港口。當然，政府還要負責照顧那些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群體。

全球化的影響在一些國家引起極大熱情而在另一些國家引起極大怨憤。對于跨國集團來說，全球化已帶來了巨大的利潤。世界生產總值迅速提高，然而部分地區卻一直在越變越窮，如非洲環撒哈拉沙漠地區。在大多數國家中，那些較富有的和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則已從中獲益。在另一方面，工人、農民和失業者則失去了社會地位和收入。幾乎所有國家中的貧富差距正在拉大，國家間的貧富差距也在拉大。

近20年的發展所出現的另一焦點問題是跨國集團的規模和實力。如果分別根據國民生產總值和銷售狀況將國家和跨國公司列在一張表中，常常表現出在最大的經濟實體中有一半多是跨國公司。既然金錢就是權力，特別是在這么多國家已被取消授權的世界中，則意味著權力集中在那些的追求持股人利潤為職業目標的人的手中，那些資本家階層之外的人們的結局則值得擔憂了。

三、支撐全球化的經濟政策

經濟理論是在民族主義被當然地視為經濟活動背景的大環境下發展的。亞當•斯密在論及國家時闡述了什么樣的國家改革會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他堅持認為投資者會熱衷于在其國內經營。當然，這并不排除國際貿易，但他所揭示的貿易是在雙方都清楚自己會從貿易中獲益的國家間進行的。

然而，由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理論也支持全球化，包括現在出現的私有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種理論反映出大市場優于小市場并且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會做得更好。

首先，經濟學家就市場規模方面提出兩點。一個是規模經濟的存在。在最初階段，亞當•斯密指明一個農夫需要一顆鐵釘而自己做可能需要一整天的時間。如果十二個工人每人重復做某項特定的工作，他們在一天內能生產許多顆鐵釘。當然，單個農場家庭不需要這么多顆鐵釘，甚至一個村莊也不用了。必須有足夠大的市場來消化這些產品。

但經濟學家還發現一個大到可以支持一個制造商的市場，仍不足以獲得工業化的社會效益。如果市場中僅有一家鐵釘制造商，那么這個制造商的唯一競爭者將是其銷售對象，僅為其制造幾個鐵釘也要花費很多時間。制造者可以隨意定高價，而且缺乏提高效率和質量的動力。競爭是市場的關鍵所在。因此，市場必須具有足夠的規模來消耗幾個制造者的產量，甚至這不夠。盡管這里所說的小型的勞動密集型的工廠遠比個體生產者的效率高，而當他們運用礦物燃料能源并擴大生產規模時會變得更加高效，規模經濟隨著技術進步而逐步出現。我們需要一個足夠大的市場去吸收幾個更大廠家的產量。盡管古典經濟學家是為了支持國家性市場取代地區性市場而指出這一點的。這條論據在支持全世界性市場取代國家性市場方面同樣有效。

經濟學家們也發現政府努力控制市場對有限時間和資源的有效利用。在中世紀及直至現代，人們都知道商品有一個公平價格，該價格不僅應當滿足生產者過上好生活的合理需求，還要滿足購買者的需求。公共政權注意到這一點時，價格便建立了。

經濟學家又發現由市場決定價格更為適宜。即賣家應當把他們的產品盡可能高價的售出，而買家則應以盡可能便宜的價格購入。只要同樣的產品有幾個賣家，購買者就能使他們之間互相競爭直至價格達到人人都愿意購買的最低價，這就迫使生產者去尋找更有效的生產方式以致能夠將產品以低于競爭者的價格出售，并增加市場份額。生產者又發現生產一種新型的或改進的產品可以帶給他們至少是暫時性的優勢，他們可以在競爭者壓回原價之前就該種市場需求的商品以更高的價格出售。

同時，市場價格使得生產者對不斷變化的消費者需求十分敏感。他不想生產消費者不感興趣的產品，這種刺激就是為滿足實際消費需求，結果更多資源流入所需物品的生產過程中，但當生產受到官僚控制時，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和對改善服務的刺激，導致了對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的質疑。然而，歷經很長一段時間，大多數經濟學家認識到，現存的自然壟斷必須受到公眾控制。也就是說，如果生產者之間的競爭難以實現，那么最好由公眾掌握這種壟斷權而不是將其操縱在私人勢力手中。比如，可以假設一個國家僅需要一個郵件遞送系統。對于大多數基礎設施來說也一樣，對于是否需要多套運輸系統看法各異，但至少，高速公路是在公眾付費的基礎上廣泛建立并運作的。

今天競爭已被引入曾一度被認為是自然壟斷的領域中。例如，私人企業現在在一些以前由郵局獨占的功能領域與之競爭，并十分成功。原則上競爭可以發生在其所有的功能領域中，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這有助于提高效率。

在加利福尼亞，立法團體幾乎一致同意一項法案即將競爭引入電力供給領域。如果那樣州政府的管制將被大大削弱。結果雖然失敗了，但這種想法并未消失，一旦正確地實施自由競爭將會提高效率降低價格。只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存在，市場定價必定優于官僚政府定價的信念就依然堅定。

對私有化的認可不僅使多個國家采取行動使經濟活動更多受制于市場規律，同時也通過結構詞整政策和國際協議強化了這—要求。

四、潛在的設想

筆者已闡述了更廣闊的市場和私有化會產生更高的效率，同時，高效率又會促進經濟發展。要闡述這一點，就要提到“生產率”。理論上講，生產力指系列生產過程中任何因素，即資本、勞動力或者自然資源。但實際上生產率主要同勞動力有關即勞動生產力會使資本增值。當在特定勞動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和提供更多服務時勞動就變得更具多產性。在引自亞當•斯密的例子中，小型制釘廠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因為每周每天釘的生產量大大提高的緣故。

顯然如果相同數量的人持續工作相同的時間，那么在他們提高了每小時的產量時，國家總產量就會增加，經濟學家們認為市場會確保這種情況的準確發生。不幸的是，工業社會存在一種在勞動力需求十分明顯的前工業社會很少見的失業現象。但經濟學家認為將由需要較少勞動者的生產方式增加的資本投資到別處，就會產生新的就業機會。只要失業勞動力的百分比不大，經濟學家則通常認為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這阻止了工人們提出有礙于資本積累和再投資的過分要求。經濟學家們指出歐洲、北美和亞洲四虎的工業化結果已說明遵循市場規律運行的工業化大幅度提高生活標準。他們希望在各地都產生同樣的效果，并相信市場是實現這種效果的最佳手段。

這里特別強調兩個可行性設想。首先，發展的首要目標是經濟的整體發展，其次，要獲得發展，首要的生產效率是勞動生產率，你或許同意這些假設，但應當說明他們也會受到質疑，這種質疑暗示著許多現存的反全球化運動。

關于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的最好方面除整個經濟增長外還存在其它的觀點。歷史上，公平被認為是首要的政治美德。經濟理論以及提高財富的目標，對公平整體的或甚至是在產品和服務的公平分配上都不關注。實際上，經濟發展帶來的增值財富僅集中于相對較少的人手中。經濟學家有時認為當把社會發展得足夠富有時就會輪到那些現在貧窮的群體享受增值財富帶來的益處。但是在被他們引為成功例子的國家中，窮人的生活提高主要受益于政府行為和工會，從該理論角度看二種情況都不受支持。這種理論或許是正確的，但這一點遠未被歷史證實。

勞動力的生產效率應當提高的假設同樣受到質疑。當勞動力較少原材料多且污染不受限制時，則有助于集中提高勞動生產率。這項工作是通過利用礦物燃料能量來實現的。上一世紀，對燃料選擇已改為石油。可現在，許多人認為就全球而言，勞動力是豐富的。失業和待業仍是世界很多地方的重要問題。另一方面，原材料越來越少，污染也受到了限制，一些經濟全球化評論家認為我們現在應當考慮的正是對這些資源的合理運用，例如，在農業方面，集中增加對機器的利用從而取代人力勞動，從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角度看，人力勞動不再是明智的選擇。

正如對窮人的憂慮的回答是財富總會輪到他們，因此，經濟學家又對資源問題的回答標準是市場會刺激技術發展以彌補缺陷，這在過去是有據可查的。例如當某些金屬變得缺乏時，人們發明了塑料來發揮金屬的功能。當土地喪失了肥力，化學肥料為食物生產提供了所需的養料。

一些經濟學家認識到污染嚴重問題更難解決。還有一些認為當人們變得更愿意為清新的空氣支付費用時，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稅收，就會產生市場動力去減輕污染。對于特別棘手的全球變暖問題，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及早制止更為有效。因為我們在全球變暖問題相當嚴重時才采取的措施的話，會減緩經濟的發展。

如果問為什么沒有幾個經濟學家愿意更認真地考慮公平或者考慮自然保護問題，答案可以在以下兩個更深層次的假設中找到，這些是對人類和自然的理解。目前已被納入首要經濟思想的整體結構中，如果反對這些設想，一方面就有很好的理由質疑一心一意致力于經濟發展的作法，另一方面質疑對環境的漠不關心。那就意味著，會對以其現存形式繼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愿望有所疑慮。

五、人類經濟學

經濟理論是基于對人類的一種特殊觀點。經濟學家們都知道人文經濟學是從人類社會的整個過程中抽象出來的產物。這正如人類政治學、人類宗教學等。研究市場交易中的人類行為與政治活動或宗教活動中的人類行為相區別的原則是正確的。

經濟學家發現人們在購買時，始終如一地尋求盡可能獲得更大便宜，在銷售時以盡可能高的價格出售。需要工作時，總想要得到最好的工作，把薪水作為主要考慮的內容。需要雇傭幫手時，總想以盡可能低的傭金聘用他們，經濟學家從所有其他人類的秉性中抽象出這一點，并將其歸因于人類經濟學，他們將人類經濟學描述為致力于個人的經濟目的。

;當然，如果說所有的經濟活動都遵循這一規范是不準確的。首先，在家庭內部幾乎不發生經濟交易。經濟學家們清楚這一點，通常把家庭而不是個人作為經濟單位。但家庭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從某種角度來說，家庭并不是始終扮演純粹自給自足的角色。人們提供大量貨幣，其中許多是出于提高總產品的關心或滿足于其他人的特殊需求。經濟學家們沒有很好地對這些活動加以說明。但是當所有條件具備了，當有關人群確如經濟學家們所視那般被評價時，市場中許多人類行為就能夠被描述和預言了。

人類經濟學也被理解為有無厭的需求。一些早期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的目的是生產充足的物品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同時，經濟發展也會穩步增長。然而，整個經濟界否定了這一觀點。他們斷定人類的欲望是無止境的，這并不意味著對特定物品的渴望不會被滿足。而是指，舊的愿望獲得滿足時新的愿望會不斷出現。在對人類經濟行為的理解中顯然存在一個對事實的衡量。五十年前能使我滿足的東西不再能滿足我。例如，人們現在想要的是更快的通訊，更便利的交通和家里更大的空間和更多的家具。

人類經濟學首先給金錢和金錢所能購買的東西估價。人們為金錢而工作，尋求他們所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工作，經濟學家并不注意工作質量。現實生活中有很多事實來說明這一點。當一個人更換了工作，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新工作可能有更高的薪金。如果某人自愿地接受低收入，人們會對此感到驚訝。即使—個人并不需要增加薪水時，他也會把這份薪水視為成功的標志和完成了他沒有這筆薪水就不能完成的工作的機會。金錢實際上是一個主要決定因素。基于這種目的人類經濟學顯然是一種有用的抽象理論，特別是對經濟運作方式的分析。然而這并不完全是真的，當該理論轉化時，也就是說，將它視為完全真實而作為政策提出時，這種曲解就會產生嚴重的危險。

談到不知滿足，我們并非簡單的視其為每時每刻都存在的事實。實際上，在一些傳統社會中，這一點并不明顯，至少作為人類事務中一個主要因素并不明顯。其實在今天，經濟學家們有時擔心消費者并不會充分地購買。為了確保讓個人無止境地維持高水平地支付帳單，我們創建了一種體系，即當舊的愿望得到滿足時使其產生新的愿望。新設計使得具有優良功能的商品變得過時。人們可能再也無法購買到所需的部件去修理它們。款式一年年、一批批地變換，以致于未買到新式服裝的人很快被時尚所淘汰。廣告業務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說服人們去渴望新事物。

從描述性用途到規范性用途的轉變也是在將人類經濟學觀點考慮為貪求無厭的條件下出現的。經濟學家們把這種自私的行為描述為“合理的”。他們認為合理行為創造更多財富，不僅是針對采取這種行為的人群也是就全社會而言的。由于集體在經濟思想中沒有地位，這種“合理”行為對集體侵蝕的事實就被忽視了。對于經濟學家來說，在合同關系中只存在個體。為了維護集體而放棄個人所得是不合理的。他們在假設個體是純粹地自私的前提下所主張的政策逐步地破壞著依賴于非合同性人際關系的集體。

該理論的規范性應用也體現在對人類能力更有價值的工作種類的破壞。在傳統社會，有制造各種所需物品的專家。制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鞋匠致力于制造一雙鞋的整個過程，通常是遵循特定顧客的要求。工作中存在一種自豪和滿足，即使他在工廠會攢更多的錢，但他會發現工作滿足感的喪失遠遠超過收入的增加。

然而，一旦建立了制鞋廠，大多數鞋匠則別無選擇。鞋廠生產的鞋的價格大大低于鞋匠為維持生計必須出售的價格。一些鞋匠可以依靠修補鞋廠制造的鞋維持生計，但大多數則不得不成為一部分雇傭勞動力。

此外，我們的目的是指出經濟學家們對于我們大多數人通常在經濟交易中表現所進行的描述已成為一種規范，并不想這樣行為的人被迫這樣做。當人們依照人類經濟學的方式行為時，為了創造更大的財富，集體生活的價值和創造性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被破壞了。

現在，正在被侵蝕的集體已經包括各個獨立的國家。據亞當•斯密1776年所著，他的目標是增加國家財富，理所當然地把國內化的集體視為經濟活動的背景。但像這樣的經濟理論并沒有為集體留下空間。這表明大規模的市場會很好運作。的確，越大越好。這就把規模經濟連同對整個過程至關重要的大公司間的競爭一并囊括其中，這對于經濟學家們來說十分重要。國家界限于是就成為提高經濟效益的障礙。于是，目前被廣泛認可的目標便是全球性經濟。

六、二元主義

構成經濟理論的第二條規則是人與自然的二元主義。二元主義傾向是整個西方傳統的特征。這種傾向由于受到新教的影響而更加強烈并在啟蒙運動思潮中系統化。對于系統經濟學家，特別是對于今天占支配地位的新德育學校教育而言，唯一認可的價值是人類獲得滿足的價值。經認真考慮的自我滿足唯一形式是那種源于對所渴望之物的占有或消費的形式。經濟學家鼓勵經濟的有序化直至人類滿意為止。

這個唯一可歸屬于非人類世界的價值觀是起促進作用的。它可用于滿足人類需求。它的價值是某人打算支付的價格，并被看作是一件商品。

考慮到世界標準啟蒙運動觀點由人類主體和非人類客體組成，這種人與商品的二元主義看上去是適當的。這是基于非人類世界對于市場來說是可利用的，因此市場力量能為之定價的觀點。可經濟學家們認為這并不完全正確。例如，人們對未被破壞的土地進行評估，可該土地并沒有拿到市場上去賣。然而，經濟學家認為土地是否進入市場并不重要。他們能夠通過詢問人們要保護這塊地愿意支付的價格，再乘以愿意付款的人數來估計市場價格。

考慮到非人類的動物時，人們便不加什么疑慮地適用二元主義。一只牛在市場上賣什么價就值什么價，貓也是一樣。貓的價值可能因人類的憐憫之情而增加，但仍可能以其主人愿意將其賣出的價格出售。被完全忽略的是牛或貓本身的價值，即其滿足生存所需的東西。

自然界的商品化以其它方式表現出來。在傳統社會，許多東西是共有的。的確，自然環境被看作是人類居住環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種財產。在那種情況下，經濟學家的二元主義是不存在的。因為所有社會成員都可利用它們——森林、河流，有時還包括牧場。

但是，對于許多新自由經濟學家來說，這種情況并不合理。既然這些物品有價值，他們應當被私有化和定價，這樣那些利用它們的人就要對這種使用支付費用。他們認為私有化確保了對資源的最高效或最經濟的利用。

當然，私有化使那些處于購買地位的人獲得好處，而同時使窮人受損。今天，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磋商的一個主題是水的私有化。二元主義的發展方向是一切物品商品化（私有化政策也體現了確保基于滿足窮人的目標而增加財富的首要性）。

自然資源價值，貶至個體現在愿意在市場中支付的價格，這已成為十分嚴重的問題。現在人們已意識到了迫在眉睫的資源匱乏，認識到市場價格甚至對于人類商品的有用價值也難以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例如，只要地下有巨大的油井，油價就會由石油輸出國根據開采量政策來決定。市場上石袖有可能保持充足到臨近石油實際耗竭的時刻。確實，如果石油輸出國組織不基于某種長期的考慮而控制生產，市場力量就很可能導致那種結果。對于人類社會石油實際價值遠比市場價格要高。這部分差額會在人們被迫要將石油瞬間轉變為其它形式的能量時得到支付，如果石油是按該種情況被定價，情況就要好得多，但市場無法完成這種定價。只有在能反映長期憂患的政治秩序優先于經濟秩序時才會實現這種定價。

這里要指出的是經濟學家建立價值所依賴的市場是缺乏想象力的。人類有能力基于對事物的長遠考慮做出理性的判斷。如果通過政治途徑運用集體智慧，就會在市場價格反映需求之前發現它們。這并非直接向經濟學家的二元主義提出挑戰。但確實表現出經濟學家對自然界的漠視使得他們僅在他們從工業經濟研究中得出的分類中來探討自然界。這種不能保持對自然界顯著特征的關注是經濟理論的極大失敗。

更明顯地，經濟學家的二元主義使他們成為一群對地球退化極為漠不關心的人。當然，有人可以找到避免這種退化的經濟因素。但是拯救自然環境的斗爭從不是那些將自然視為商品的人們倡導的，而是那些將自然視為有其自身價值并且與人類緊密相聯系的人們。經濟學家會提出目前出現的技術發展在以石油為基礎的經濟向節約經濟類型的轉換中起輔助作用。但這些發展的原因已不再是市場信號。石油價格仍然低廉。這些原因是人們實際上知道市場價格不會對存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和我們現在需要準備的問題進行預告。結果是人們越多地將決定權交給市場，將來我們要遭遇的危機就會越嚴重。

結論

從前面的論述中可以明顯看出，筆者是反對在經濟全球化現存形式下所進行的種種假設。當然，這種批判主要不是針對經濟學家的，大多數經濟學家意識到經濟學作為一門學術性科目是從人類社會和自然世界組成的完整混合體中抽象出來的。他們自信他們所抽象出的理論及通過對其研究得出的結論對于許多人類行為是有益的，特別是在工業社會中。

篇（3）

環境績效一般是指進行資源開發與利用、環境保護與治理所取得的有形收益與無形收益。關于環境績效審計的含義目前還沒有一個比較統一的看法，張文華和錢鳳認為環境績效審計是指對政府部門的環境管理責任和企業應承擔的環境保護、環境治理責任及他們的工作績效進行的審計[1]；陳正興認為環境績效審計是通過檢查被審計單位和項目的環境經濟活動，依照一定標準，評價資源開發利用、環境保護、生態循環狀況和發展潛力的合理性、有效性，并對其效果與效率表示意見的行為[2].

1999年11月世界審計組織環境審計工作小組制定了“有關環境效益審計指南”，環境績效審計開始走向規范化道路。借鑒各種學者的看法，我們對環境績效審計做出如下的定義：環境績效審計是由獨立的審計機構或審計人員，對被審計單位或項目的環境管理活動進行綜合的、系統的審查、分析，并按照一定的標準評定環境管理活動的現狀和潛力，對提高環境管理績效提出建議，促進其改善環境管理、提高環境管理績效的一種審計活動。

審計客觀基礎是審計賴以產生和存續的某種存在于社會經濟環境中的需求，尤其是對審計活動所提供信息的需求。審計的客觀基礎決定著該類審計的目的、職能、主體和客體，不同類別的環境審計，有著不同的客觀基礎。具體到環境績效審計而言，其產生的客觀基礎應是檢查環境資源的管理和使用責任。環境資源包括兩部分：一是環境的天然存量資源，如物種、生態、大氣和水資源等；二是用于治理環境的各種資源，如資金、技術和設備等。所有權屬于國家和全民的環境資源通過法律委托授權于一定的政府機關或社會經濟組織管理、經營或使用，這些組織就承擔起經濟、有效地使用和管理環境資源的責任，因而需要通過國家審計來檢查其受托管理、使用責任的履行情況。所有權屬于投資者個人的環境資源，則需要通過內部審計來檢查其是否經濟、有效地管理、經營和使用了這些環境資源。這種對環境資源管理、使用的經濟性、有效性的評價，屬于對環境管理系統各環節的“連續監控”，主要是指環境績效審計。

二、環境審計、績效審計與環境績效審計

（一）環境審計與環境績效審計

環境績效審計是環境審計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環境審計的基本特征，與環境財務審計、環境合規性審計共同構成完整的環境審計體系。

環境審計，也稱為環境、健康和安全審計，是審計學科在可持續發展目標下開拓的一個審計新領域，是國家環境管理系統（EMS）中的一部分。在我國，環境審計被定義為審計機關、內部審計機構和民間審計組織，依法對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環境管理系統以及在經濟活動中產生的環境問題和環境責任進行監督、評價和鑒證，并且揭示環境和資源保護中存在的違法行為，促進各級政府和企事業單位加強環境管理。

環境審計包括環境財務審計、環境合規性審計和環境績效審計三部分。環境財務審計注重財務報表披露的環境資產和環境負債等信息的公允性；環境合規性審計側重于檢查各種環境法律法規的遵守情況；而環境績效審計更多的是考察、分析和評價組織所采取的各項環境措施和環境管理活動的績效狀況。在增加環保投入的同時應提高投入的使用效率，增加環境政策的適當性，環境績效審計正逐步成為各國環境審計的發展重點。

（二）效益審計與環境績效審計

效益審計起初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稱呼，直到1977年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才在利馬會議上將其定義為“績效審計”（PerformanceAuditing）。最高審計機關國際和亞洲組織將績效審計定義為：績效審計是一種對被審計單位履行其職責過程中使用資源的經濟、效率和效果方面的審計，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三E”審計，近年來，又提出“五E”審計，即在“三E”審計的基礎上又加上了公平性（Equity）和環境性（Environment）審計。效益審計的目的是為了對被審計單位或項目的經濟活動的有效性進行監督和評價，以考核有關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并促使被審計單位提高效益。效益審計的開展是一個系統工程，從立法、內部制度、審計規范、人才、資源、技術等各方面都要進行建設，要把效益審計作為一項獨立的審計類型進行全面實踐和探索。

國際上審計已經向績效審計發展，環境問題也成為績效審計關注的內容之一。環境績效審計雖然隸屬于環境審計的體系范疇之內，但是又同時兼有績效審計的特點，對績效審計的探索有助于完善環境審計的方法，拓寬環境審計的范圍，豐富環境審計的內容，突出環境審計的建設性意義。我國的環境審計要跟上國際發展，必須在審計類型上從財務收支審計向績效審計拓展，從以環境經濟活動的合規性、合理性為主要審計對象逐步過渡到績效審計上。

三、環境績效審計的特點

（一）審計結果的建設性

環境審計的基本職能是環境監督，但在環境績效審計中，更應強調其評價職能。通過對被審計單位環境管理的各個方面進行細致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找出影響績效的各種因素，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進措施，以幫助被審計單位提高環境管理的效益。因此，監督并不是環境績效審計的根本目的，環境績效審計是一種以促進為主的建設性審計。

（二）審計標準的不確定性

一方面，環境績效審計屬于環境審計的一個組成部分，國家環保方面的法律、法規以及已經頒布的包括ISO14000環境系列標準在內的各種環境標準，都是環境審計在審計依據方面不同于傳統審計的獨特之處。另一方面，績效審計的評價標準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績效審計的對象千差萬別，衡量審計對象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標準不可能相同，甚至是同一項目，有多種不同的衡量標準，得出的結論會截然不同。這使得每開展一項績效審計，審計人員都需要在現場審計開始前，就衡量績效的標準問題與被審計單位進行協商，或者尋求一種公認的、不存在異議的評價標準。評價標準的不確定性或需要協商確定是環境績效審計的一大特點。

（三）審計活動的綜合性

環境績效審計是一種以考核被審計單位環境管理活動為對象的綜合性審計，被審計單位的環境管理活動都與績效有關。因此，環境績效審計的對象和范圍應包括被審計單位的全部環境管理活動。不僅包括環境資金流轉的管理活動，保證環境資金的使用效率得以提高，而且包括非環境資金的環境管理活動，如環境規劃、環境政策的制定執行情況等，影響環境績效審計的因素多種多樣，因而環境績效審計是一種內容多、范圍廣、系統性強的綜合性審計。

四、環境績效審計的目標

環境績效審計的目標包括根本目標、具體目標和分項目標三個層次。其根本目標與環境財務審計、環境合規性審計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即：改善環境管理，實現可持續發展，只不過環境績效審計是從績效審計這個角度來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目標可以概括為：對環境管理各步驟的績效情況進行審計評價，找出影響環境管理績效的消極因素，提出建設性的審計意見，從而促使環境管理工作的高效進

行。根據具體內容的不同，進一步地可以將具體目標分解為四類分項目標：（一）評價環境法規政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幫助法規政策制定部門制訂更加科學合理的環境法規與制度；（二）評價環境管理機構的設置和工作效率，揭示其影響工作效率的消極因素，提出改進建議；（三）評價環境規劃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有助于制訂更加科學合理的環境規劃；（四）評價環境投資項目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為改善環境投資提出建設性意見。

五、環境績效審計的層次

環境績效審計可以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對政府的環境績效審計屬于宏觀層次，由國家審計機關來進行，主要對政府制訂的環境政策執行效果進行評價，看環境政策是否促進了環境和生態的改善，審查環境項目的實施是否真正有助于防治環境污染，調查環保專項資金的投入使用情況，是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和目標；對企業的環境績效審計屬于微觀層次，由內部審計或社會審計來承擔，重點審查監督企業對環保方針、政策的執行情況，并評價企業的環境內部控制系統以及企業在治理環境時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一）宏觀環境績效審計

1.政府環境政策的績效審計

該審計主要是對政府制訂的環境政策，包括對環境經濟政策和行政控制的效果進行評價，評價時只需考慮政策的執行情況及效果，而不對政策本身進行過多地評價。評價時需遵循兩條原則：首先，環境政策的實施能否達到預期的目標；其次，在達到目標的前提下，看政策的實施費用能否達到最小。

2.政府環境保護資金的績效審計

國家撥付給各級政府及部門的環保資金是用于治理環境的主要來源。環保資金在真實性、合規性審計的基礎上，還應對資金的撥付、使用是否達到預期的效果進行審計，因為真實合法并不等于使用的合理有效。所以環保資金的績效審計主要是對其撥付使用情況和使用效果進行監督。具體審查各級財政部門及各級主管部門是否及時將資金撥付給使用單位，有無少撥、不撥，或延遲撥付的現象，撥付給使用單位后，使用單位是否按照規定用途使用資金，最后對資金使用后的環境效益進行評價，分析環保資金的使用效率，看是否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3.政府環境項目效益審計

政府環境項目效益審計屬于績效審計，進行項目效益審計首先要了解項目本身，如果項目被分解在不同地區、不同階段實施，還要了解項目分解情況。在了解了項目之后，還應清楚該項目的目標，在審計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應以是否實現項目目標為重點。如果不能實現目標，則審查不能實現的原因；如果達到了目標，則審查成本是否超過了預算，以達到使用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項目效益。

（二）微觀環境績效審計

企業的環境績效審計內容一般包括在環境績效報告中，它進行環境績效審計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環境政策法規執行的審計

首先要審查政策法規的具體規定。諸如排放標準、排污收費是否合理，可以根據邊際分析的原理，當制訂的排放標準或排放費只有使得企業治理污染的邊際成本等于污染的社會成本時，該排放標準或排放費才是有效的；其次，審查執行政策法規的情況有無偏差，對企業來說，每一項政策都有明確的目標，審計人員應考慮政策規定是否達到目標，總體效果如何，從而可以把發現的問題及時反饋給有關部門，以提高政策法規的實施效果。

2.企業環境管理的內控系統的審計

首先，了解企業現行環境管理的內部控制制度，測試和評價這些內部控制的設計和有效性，是否有利于預防和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其次，了解企業在內控系統下的環境目標以及一些污染指標的定量數據，如排放到空氣中、土壤中的廢棄物的數量是否超過了指標的上限；最后審查一些能對環境造成污染的能源消耗是否超過了一定標準等等。

3.企業環境管理效益的審計

對企業而言，環境保護的效益表現為兩種形式：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該項審計是指企業進行資源開發與利用、環境保護與治理所取得的有形收益和無形收益。因此，該項目的審計是企業環境管理的綜合審計，其指標既有財務的、又有非財務的；既有綜合的、又有具體的指標。主要包括：（1）環保投資審計：主要是對企業自己投入環保設施及重要資產上資金的真實性、投資行為的持續性的審查核實，以促使有關單位與部門保證環保資金的落實與到位；（2）環境成本費用審計：審查企業在日常的生產經營活動中投入到環境管理中的成本與費用指標；（3）環境損害費用審計：評價和審查企業由于對環境產生了破壞而受到的懲罰支出，該項目的金額越大，表現為企業環境管理的水平越低；（4）環境管理經濟收益審計：評價與審查企業由于產品的綠色化、環保產品、“三廢”再生品、資源替代品等帶來的經濟效益或者企業由于加強了環境保護導致環境損失的減少等內容；（5）環境管理綜合效益審計：企業加強環境管理不僅可以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而且可以實現企業所在的社區環境的改善，提高企業的社會形象和美譽度，環境管理綜合效益的審計包括對治理污染使空氣清新、水質變好、減少環境的再污染程度等非財務指標和軟指標的評價，也就是對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評價。

六、環境績效審計的內容

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從環境視角進行審計活動的指南》中列示的環境績效審計內容包括：對政府監督環境法規執行情況的審計、對政府環境項目的效益進行審計、對其他政府項目的環境影響進行審計、對環境管理系統的審計、對計劃的環境政策和環境項目進行評估等。

（一）對政府監督環境法規執行情況的審計。這是目前世界各國開展政府和公營機構績效審計最普遍的形式。具體地說，就是檢查政府環保部門或其他有關部門使用其法律授權和公共資源，督促社會公眾和組織遵守環境法規的效率和效果。

（二）對政府環境項目的效益審計。其主要對象是政府負責的保護或改善環境的項目以及政府簽署的國際協議。目前我國的法律規定，已授權審計機關對這些項目的“財政、財務收支的效益性”進行審計。實施該類審計時，審計機關應該注意對環境項目的選擇，考慮經營風險、重要性和可審計性等方面問題。

（三）對其他政府項目的環境影響進行審計。審計機關或者內部審計機構可以通過專項資金審計、經濟責任審計或項目審計等方面工作的實施，檢查或確認政府、組織在緩解、削減環境影響方面的措施是否已經實施，并已經達到目標，有無造成過多成本等。

（四）對環境管理系統的審計。環境審計被看作對一個組織的環境管理系統的連續監控過程，環境審計中對環境管理機構的設置合理性和工作的有效性、環境管理制度（包括國家政策立法）的有效性和執行程度以及環境規劃決策的科學性的評價都屬于環境績效審計的范疇。

（五）對計劃的環境政策和環境項目進行評估。雖然我國的審計機關并無對政策制定進行審計的權限，但是可以反饋一些與政府規定本身的合理性有關的信息，例如排污費的計費范圍和收費標準的合理性等。事實上，經過反饋的審計信息也是國家有關部門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據。

七、當前我國開展環境績效審計的障礙與對策

開展環境績效審計是國際上環境審計的發展趨勢，但是我國基本上還處于起步階段，現階段在我國開展環境審計存在一些體制上、觀念上和理論上的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開展環境績效審計的必要性認識不足。目前對于加強環境管理的重要性人們已經達成了共識，但對于如何加強環境管理以及環境績效審計在環境管理中的作用等問題認識不夠深入，主要著眼點還是僅僅限于環境投入和環境法規政策的執行上，對于環境投入的效果以及投

入產出的對比狀況卻沒有更多的考慮，以達到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最大。因此開展環境績效審計首要的是提高對環境績效審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

（二）環境財務審計和合規性審計發展不充分。環境績效審計以環境財務審計和環境合規性審計為基礎，是一種綜合性的審計，在我國環境財務信息不真實和環境管理違規時有發生的情況下，開展環境績效審計缺乏相應的基礎。大力發展環境財務審計和合規性審計，保證環境信息的真實可靠和環境工作的規范性才能為環境績效工作的展開提供基礎。

篇（4）

這里只簡要列舉部分理論的情況，并針對四個存在缺陷的地方加以論述。

1964年，奧斯本(Osberne)發表隨機漫步模型和有效市場假說(EMH)，提出資本市場價格遵循隨機游走的主張，指出市場價格是市場對隨機到來的事件信息做出的反應，投資者的意志并不能主導事態的發展，從而建立了投資者“整體理性”這一經典假設，并進一步假設期貨合約的持有期收益率服從正態分布，從而可以用數理統計學的工具來分析資本市場。

1965年，經濟學家法瑪(Fama)等人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有效市場假說”。這個理論是假設參與市場的投資者有足夠的理性，能夠迅速對所有市場信息作出合理反應。這是否定基本面分析和圖表分析的理論基礎。實際上，對于目前的投資者來說，這就是存在著很多看淡基本面分析和圖表分析的人士的理論原因。

法瑪于1970年進一步強化了其有效市場理論：由于理性投資者以理性和無偏的方式與非理性投資者博奕，前者將逐步主導市場，使得市場至少能夠達到弱式有效(WeakFormEfficient)。在這一過程中，“市場選擇”這個自然法則使理性投資者成為主導市場的有效力量。“有效市場假說”的支持者認為，市場中的非理性投資者將會遭遇理性投資者的套利活動，“市場選擇”使得發生錯誤的非理性投資者處于被動地位(虧損)，從而被逐步淘汰出市場，直到套期機會消失。股票黑馬通過這一“試錯”過程，市場趨近于“無套利均衡”狀態，這一過程中市場價格逐步接近其真實價值。

這樣，“有效市場假設”就隱含著兩個判斷：一是非理易者在價格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是無足輕重的，因為他們不能長時間影響價格；二是投資者只有根據證券的內在價值進行交易才能獲得效益最大化。

在“有效市場假說”產生的同時，馬克維茨首先用“均值——方差”方法提出資產組合理論，經托賓(Tobin)、夏普(Sharpe)、林特納(Lintner)、莫辛(Mossin)將“有效市場假設”與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相結合，建立了一個以一般均衡框架中理性預期為基礎的投資者行為模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資產組合理論和資本資產定價理論及相關的“有效市場假設”構成了傳統金融理論的標準范式，占據了金融理論研究領域的主導地位股票網址大全

這些理論的特點就是在持有期收益率服從正態分布的基礎上，運用數理統計的方法來分析期貨市場，指導期貨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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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的區域均衡發展理論簡介與評述

1．賴賓斯坦的臨界最小努力命題論。主張發展中國家應努力使經濟達到一定水平，沖破低水平均衡狀態，以取得長期的持續增長。不發達經濟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經濟發展的努力達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臨界規模，那就不能克服發展障礙，沖破低水平均衡狀態。為使一國經濟取得長期持續增長，就必須在一定時期受到大于臨界最小規模的增長刺激。

2．納爾森的低水平陷阱論：以馬爾薩斯理論為基礎，說明發展中國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復輪回的現象。不發達經濟的痼疾表現為人均實際收入處于僅夠糊口或接近于維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狀態；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儲蓄和投資受到極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國民收入來提高儲蓄和投資，又通常導致人口增長，從而又將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狀態中，這是不發達經濟難以逾越的一個陷阱。在外界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須使人均收入增長率超過人口增長率。

3．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論。主張發展中國家在投資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規模持續作用于各產業，從而沖破其發展的瓶頸。此論在發展中國家較有市場，原因在于它的三個“不可分性”的理論基礎即社會分攤資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儲蓄供給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經濟效果具有更能說服人的證據。

4．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論和平衡增長理論。資本缺乏是阻礙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因素，是由投資誘力不足和儲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這兩個問題的產生又是由于資本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都存在惡性循環：但貧困惡性循環并非一成不變，平衡增長可以擺脫惡性循環，是擴大市場容量和造成投資誘力的一種必須的方法。

上述理論應用在區域經濟中就形成了區域均衡發展理論，它不僅強調部門或產業間的平衡發展、同步發展，而且強調區域間或區域內部的平衡（同步）發展，即空間的均衡化。認為隨著生產要素的區際流動，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將趨于收斂（平衡），因此主張在區域內均衡布局生產力，空間上均衡投資，各產業均衡發展，齊頭并進，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

均衡發展理論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對于一般區域特別是不發達區域來說，不可能具備推動所有產業和區域均衡發展的資本和其他資源，在經濟發展初期很難做到均衡發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規模效應和技術進步因素，似乎完全競爭市場中的供求關系就能決定勞動和資本的流動，就能決定工資報酬率和資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實上，市場力量的作用通常趨向增加而不是減少區域差異。發達區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礎設施、服務和更大的市場，必然對資本和勞動具有更強的吸引力，從而產生極化效應，形成規模經濟，雖然也有發達區域向周圍區域的擴展效應，但在完全市場中，極化效應往往超過擴展效應，使區際差異加大。另外，技術條件不同也會使資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時的資本要素流動會造成不發達區域資本要素更加稀缺，經濟發展更加困難。

區域均衡發展理論顯然是從理性觀念出發，采用靜態分析方法，把問題過分簡單化了，與發展中國家的客觀現實距離太大，無法解釋現實的經濟增長過程，無法為區域發展問題找到出路。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非均衡發展理論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合理性和現實指導意義。

二、主要的區域非均衡發展理論簡介與評述

按發展階段的適用性，非均衡發展理論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無時間變量的，主要包括循環累積因果論、不平衡增長論與產業關聯論、增長極理論，中心—論、梯度推移理論等；另一類是有時間變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論為代表。

1．岡納·纓爾達爾的循環累積因果論。該理論認為，經濟發展過程在空間上并不是同時產生和均勻擴散的，而是從一些條件較好的地區開始，一旦這些區域由于初始優勢而比其他區域超前發展，則由于既得優勢，這些區域就通過累積因果過程，不斷積累有利因素繼續超前發展，從而進一步強化和加劇區域間的不平衡，導致增長區域和滯后區域之間發生空間相互作用，由此產生兩種相反的效應：一是回流效應，表現為各生產要素從不發達區域向發達區域流動，使區域經濟差異不斷擴大；二是擴散效應，表現為各生產要素從發達區域向不發達區域流動，使區域發展差異得到縮小。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回流效應遠大于擴散效應，即發達區域更發達，落后區域更落后。基于此，繆爾達爾提出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政策主張。在經濟發展初期，政府應當優先發展條件較好的地區，以尋求較好的投資效率和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通過擴散效應帶動其他地區的發展，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也要防止累積循環因果造成貧富差距的無限擴大，政府必須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來刺激落后地區的發展，以縮小經濟差異。

2．艾爾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論。該理論認為經濟進步并不同時出現在每一處，經濟進步的巨大推動力將使經濟增長圍繞最初的出發點集中，增長極的出現必然意味著增長在區域間的不平等是經濟增長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他提出了與回流效應和擴散效應相對應的“極化效應”和“涓滴效應”。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極化效應占主導地位，因此區域差異會逐漸擴大；但從長期看，涓滴效應將縮小區域差異。

3．佩魯的增長極理論。法國經濟學家佩魯首次提出的增長極概念的出發點是抽象的經濟空間，是以部門分工所決定的產業聯系為主要內容，所關心的是各種經濟單元之間的聯系。他認為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各部門，而是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部門，然后通過不同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終極影響。顯然，他主要強調規模大、創新能力高、增長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進其他部門發展的推進型單元即主導產業部門，著重強調產業間的關聯推動效應。布代維爾從理論上將增長極概念的經濟空間推廣到地理空間，認為經濟空間不僅包含了經濟變量之間的結構關系，也包括了經濟現象的區位關系或地域結構關系。因此，增長極概念有兩種含義：一是在經濟意義上特指推進型主導產業部門；二是地理意義上特指區位條件優越的地區。應指出的是，點—軸開發理論可看作是增長極和生長軸理論的延伸，它不僅強調“點”（城市或優區位地區）的開發，而且強調“軸”（點與點之間的交通干線）的開發，以點帶軸，點軸貫通，形成點軸系統。

4．弗里德曼的中心—論。在考慮區際不平衡較長期的演變趨勢基礎上，將經濟系統空間結構劃分為中心和兩部分，二者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二元空間結構。中心區發展條件較優越，經濟效益較高，處于支配地位，而區發展條件較差，經濟效益較低，處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各生產要素從區向中心區的凈轉移。在經濟發展初始階段，二元結構十分明顯，最初表現為一種單核結構，隨著經濟進入起飛階段，單核結構逐漸為多核結構替代，當經濟進入持續增長階段，隨著政府政策干預，中心和界限會逐漸消失，經濟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一體化，各區域優勢充分發揮，經濟獲得全面發展。該理論對制定區域發展政策具有指導意義，但其關于二元區域結構隨經濟進入持續增長階段而消失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5．區域經濟梯度推移理論。基礎是美國的跨國企業問題專家弗農等的工業生產生命循環階段論。認為工業各部門甚至各種工業產品都處在不同的生命循環階段上，在發展中必須經歷創新、發展、成熟、衰老四個階段，并且在不同階段，將由興旺部門轉為停滯部門，最后成為衰退部門。區域經濟學者把生命循環論引用到區域經濟學中，創造了區域經濟梯度轉移理論。根據該理論，每個國家或地區都處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現一種新行業、新產品、新技術都會隨時間推稅由高梯度區向低梯度區傳遞，威爾伯等人形象地稱之為“工業區位向下滲透”現象。

無時間變量的區域非均衡學派雖然正確指出了不同區域間經濟增長率的差異，但不能因此而斷定區際差異必然會不可逆轉地不斷擴大。因為各種非均衡增長模型片面地強調了累積性優勢的作用，忽視了空間距離、社會行為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意義。繆爾達爾和赫希曼的理論動搖了市場機制能自動縮小區域經濟差異的傳統觀念，并引起一場關于經濟發展趨同或趨異的大論戰。但是在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遜的倒“U”型理論提出之前，論戰缺乏實證基礎。他的研究使討論向實證化方向邁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論也成為有時間變量的非均衡發展理論的代表。

6．威廉姆遜的倒“U”型理論。威廉姆遜把庫茲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說應用到分析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提出了區域經濟差異的倒“U”型理論。他通過實證分析指出，無論是截面分析還是時間序列分析，結果都表明，發展階段與區域差異之間存在著倒“U”型關系（如圖1所示）。這一理論將時序問題引入了區域空間結構變動分析。由此可見，倒“U”型理論的特征在于均衡與增長之間的替代關系依時間的推移而呈非線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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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與倫理學的疏遠使這兩門學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對“人”的界定也出現了分裂，由此，“經濟人”和“道德人”成為了毫不相容甚至對立的兩種人性。在經濟學的假設前提中，人被定義為永遠只做理性選擇的“經濟人”，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利，經濟學理論在這個“經濟人”的假設前提下進行各種經濟模型的構建和研究。在森看來，對“經濟人”的理性假設有它的合理之處，因為“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類型的假設可能會導致更多的錯誤”但問題在于，這種遵循“選擇的內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不是經濟學本來意義上所要表達的經濟人，森說，經濟學上對人的理性的狹隘規定其實是對斯密理論的曲解所造成的。許多經濟學家都喜歡引用斯密關于肉商、釀酒商和面包商的論述來說明人類行為的“自利”本質。其實，當我們重新審視斯密關于理性人的思想時就會發現，斯密要說的恰恰是不能滿足于把經濟拯救建立在某一種單一的動機上。滲透在他文字里更多的是作為一個人，他的同情心和慷慨心的融合，主體情感與旁觀者情感的統一。“斯密的理性人概念把一個人牢固地放在周邊人群之中——放在他所屬的社會之中。一個人的價值判斷和行動都顧及別人的存在，個人并不是與‘公眾’隔離的”。一個真正的理性人是既能考慮自身利益，又能站在“上帝”位置考慮整個社會正義的道德人。在這樣的意義上，“經濟人”與“道德人”本質上應該是統一的，然而，現代經濟學則完全撇開了“道德人”這一方面，對“經濟人”給予了狹隘的理性定義，這使得人類從此患上了滑稽可笑的“精神分裂癥”并過著在經濟領域和道德領域分裂式的生活。現代經濟學對單純的工具性價值的追求，而忘記了追求財富與利益的最終目的，使得經濟學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嚴重分離。經濟學只做著研究怎樣獲取理論上的最大利益的工作，只做著指數計算精確的技術性工作，只做著讓模型的變量越來越多而其本身越來越完滿的工作。數字和模型擺在人們面前，但卻很難改善人們現實的生活。其實，人的生活不僅僅是追求物質財富和自身利益，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似乎更關心“一個人應該怎樣生活”這個廣泛的價值問題。森把它稱為“倫理相關的動機觀”。森認為，現代經濟學直接假設了人類的目標，“人類的行為動機總是被看作是簡單的和易于描述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分離讓經濟學的研究變成了單向的坐標，也使許多經濟理論失去了應有的效力。其實，經濟學“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的更有說服力”

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不僅對經濟學，也對倫理學來說，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現代經濟學會出現倫理不涉，遠離原點的“貧困”現象？為什么社會生活中形形的經濟現象只引起了經濟學家們從收入、財富和單純的數字方面去研究它們？為什么哲學家、倫理學家進入不了主流經濟學領域，獲得一席之地，擁有發言權？種種疑問揭示出一個重要的問題——視角。正是由于經濟學分析視角的單一，才使得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得出結論的偏狹。面對這個問題，阿馬蒂亞·森提出了一個寬泛的評價標準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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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理論的形成與發展綜述

在人類歷史上，自從有了有組織的活動，就有了管理活動。管理活動的出現促使一些人對這種活動加以研究和探索。經過長期的積累和總結，對管理活動有了初步的認識和見解，從而開始形成一些樸素、零散的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管理理論。管理理論最早出現于西方，先后出現了古典管理理論、行為管理理論、數量管理理論、系統管理理論、權變管理理論和質量管理理論等許多對人類發展有重大價值的成果。

古典管理理論形成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美歐，以泰羅為代表的科學管理理論和以法約爾、韋伯為代表的組織管理理論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古典管理理論對人類生產率的提高指明了方向。行為管理理論始于20世紀20年代，梅奧的霍桑實驗揭示了人是社會人，除了物質方面的條件外，還有社會、心理方面的需求，因此不能忽視社會和心理因素對人積極性的影響。數量管理理論產生于第二次世界期間，它是以現代自然科學和技術的最新成果為手段，運用數學模型，對管理領域中的人、財、物和信息資源進行系統的定量分析，并作出最優規劃和決策的理論。系統管理理論是指應用系統理論的范疇、原理，全面分析和研究企業和其他組織的管理活動和管理過程，重視對組織結構和模式的分析，并建立起系統模型以便于分析。權變管理理論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它把環境對管理的作用具體化，并使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緊密地聯系起來。質量管理理論則出現在日本，它強調產品質量的不斷完善和再造，從而實現企業的節約型生產。

二、知識經濟時代更需要管理科學

知識經濟時代，管理依然需要，甚至更加重要，只是管理模式必須改變；管理科學理論依然需要，但必須有新理論取代。因為管理科學無論是在我國還是在海外，都是現代國家的興國之道。在科技興盛之世，大至一個國家，小至一個企業乃至社會各系統都必須全方位管理，必須科學化，同時還將人性化。因為分散式的生產方式和資源配置本身就是一種管理的式樣，有序則生氣盎然、萬事俱興，無序則無以繁榮、發達。各國企業經營多角化的過度展開或收縮使企業界面臨著不同的命運，IBM與聯想的購并、波音與麥道、埃克森與美孚、上海大眾汽車公司與美國及德國公司合作等新趨勢，不僅強化了人們對經濟全球化的認識，也使人們到對各種錯綜復雜的管理問題的判斷、決策、實施、反饋等需要有一個正確的哲學思想來指導；越來越感到管理活動中不僅有著數理方面的科學方法問題，而且也還大量地存在著屬于管理文化范疇的問題。我國日前要解決的不僅是具體方法和理論的問題，而且首先是管理的社會屬性的各類問題。管理科學的哲學研究，為上述問題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如果說哲學本身面臨著一場革命，那么，管理科學取得哲學的靈魂后也會發生一場革命。這種“雙重革命”，將使管理科學變成具有“靈魂趨使”的巨大力量，變成有血有肉的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嚴密體系。知識經濟時代呼喚管理科學的發展。

三、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科學的內涵

知識經濟時代的管理科學是以自然工程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科學體系為母體和父體孕生出的子體科學。管理科學是充分運用兩大科學體系的現有成果全面地轉化為生產競爭力，通過管理科學的理論、方法、措施的優化，激勵人們的行為優化，從而導致總體生產力的最大化與成本、質量、效益的最佳化。管理科學的現實價值更在于為解決各種社會提供有創新意義的、切實可行的科學管理辦法。知識經濟時代決定性的要素是人群的整體知識水平。“五商”素質和創新能力（“五商”指人的智商、情商、德商、性商、體商）。知識是寄生在人頭腦里的最寶貴資源，而且是一種“綠色資源”（可持續發展的，無污染的、可再生資源），中國擁有大量的這種深埋在人力礦山里面的初級原料資源，管理科學就是從開掘人力礦到冶煉、加工、應用、輸出高級人才并促其發揮巨大作用的現代科學手段。管理科學研究的范圍很廣，凡是有人群行為的地方，便應有管理科學的介入，以求得組織的科學化、行為適應化、內耗的最小化、產出與投入的比值最大化、錯誤與風險的最低化。管理科學是多層面的。

1.管理科學方面的能力是一種重要的管理技能。管理科學的知識有助于大至政府小至企業的決策者們分析決策形勢，防止出現難以應付的局面，識別新的機遇，經常能使政府和企業取得政治或經濟價值的最大化。

2.管理科學在適當條件下是持續性競爭優勢的源泉之一，擅于運用管理科學的組織較其競爭者更能形成成本優勢。

3.管理科學還是由成百個公司及眾多個人組成的行業，他們給工商業、政府和個人提供管理科學服務。大至國家的科學管理，如政體、法治的演變與設計；研究各級政府、議會、司法、監督機構的設置、制衡、運行、反饋、糾偏、防腐；同時采用計算機網絡系統與“專家程序決策系統”，“風險評估否決系統”建立起“電子政府”設立政府各級官員、議員、司法執法人員的資格標準與核查辦法，候選人先通過公開資格選拔，然后競選或任命上任，使權力處于相對透明被監督之中。管理的科學性就在于設立一套高效而完整的構架運行機制，不致衍生“制度性腐敗”。

四、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科學的發展趨勢

走向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科學和實踐將在管理理念、管理對象、管理方式、目標模式、組織模式、效益模式等六個方面發生變革。

1.管理理念：從基礎型、理性型轉向發展型。管理理念是領導者在管理科學活動中所持有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判斷。作為觀念形態的管理理念，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知識經濟的崛起導致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大變革，必然引起管理理念的變革。20世紀90年代英國城市大學羅尼·萊森首先提出了一種與傳統的基礎型和理性型管理理念不同的發展型管理理念。萊森把管理理念作為生長在不同土壤里的一棵大樹來描述三者的區別：從生長的土壤來看，認為基礎型管理生長的土壤是古典經濟學，理性型管理的土壤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型管理的土壤是濃郁的人文思想。從三者的根來看，基礎型管理的根是政治經濟學，理性型管理的根是行政學、行為科學，發展型管理的根是發展生物學和社會生態學。從三者的枝干看，基礎型管理的枝干是追求卓越，理性型管理的枝干是成效管理，發展型管理的枝干是發展中的組織，這個組織是學習型組織。從三者的結果來看，基礎型管理的結果是最終導致經濟的個人化；理性型管理的結果是企業組織化(發展型管理的結果是個人、企業和社會都獲得了自我實現和發展。因此，發展型管理理念不再是表現為個人對財富、成就的追求，也不完全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強調科學和理性、硬性和數量化，而是在管理中加入非理性因素，強調人與人、人與組織、人與社會和自然的共同發展；決策的目的是引導企業與社會之間的交易行為，促進企業與全球社會的相互依存；決策過程的基本要素不再是傳統意義的個人、信息、資本、設備，而是行動、思想和感情。這三個基本要素不斷成長和組合的過程使決策不斷優化，而承擔這種成長和組合的載體是“學習型組織”。

2.管理對象：從有形生產要素為主轉向無形生產要素為主。傳統的決策主要是對勞動力和物化勞動（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等有形生產要素的管理。隨著社會財富生產過程和結果的科技含量的增大，科技知識等無形生產要素對一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越來越舉足輕重，從而知識資源的開發與有效利用，逐漸成為重要的管理科學方面的課題。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的價值和作用超過資本的價值與作用，知識生產力已成為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任何國家和企業都必須重視知識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迅速將知識轉化為直接生產力，才能適應知識經濟的運行節拍，求得自身的發展。

3.管理方式：從傳統管理轉向綜合集成管理。信息網絡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使企業面對一個全球的競爭環境和經營形式。傳統的依靠企業自身可利用的資源來建立競爭優勢的決策方式，將束縛企業的視野，限制創新思維，從而影響企業的市場應用能力和經營活力。集成概念的提出可以認為是為知識經濟時代的管理奠定了基礎。集成管理實際上就是將集成的思想和觀念創造性地運用于管理科學的實踐過程。也就是說集成管理是以企業內外軟硬資源要素為基礎，以創新機制為動力，以實現社會責任為條件，以整體優化、優勢互補、聚變換大為手段，兼容各種決策手段和文化，在集成對象連鎖互動、共同得益、協同推進中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決策方式。

4.目標模式：從注重經濟目標轉向更注重社會目標，實現雙重目標統一。在工業經濟社會初期，企業管理的目標是裸地追求利潤最大化。企業主可以犧牲工人的利益、顧客的利益、社會公眾的利益實現自身的利潤目標。企業利潤幾乎成為企業管理的唯一追求。隨著社會生產力進步，如果一個企業不能對資源利用、生態平衡、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承擔責任；如果不能對消費者的直接利益和間接利益承擔責任；如果不能對部屬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承擔責任；如果不能為投資者帶來應有的收益，那么，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市場競爭中，就會被淘汰出局。追求企業利潤和社會責任雙重目標的統一，是22世紀企業管理科學領域的基本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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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經濟增長理論中關于制度的論述

馬克思認為，沒有抽象的生產，也沒有離開制度（馬克思的提法是生產關系，實質上就是制度）的生產力及其發展。生產力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中組織和運行的。先進的生產關系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落后的生產關系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一個持續一定時間跨度的相對穩定的生產關系（制度框架）為生產力提供了一個相應發展的制度“空間”，這對許多經濟學家研究制度與經濟增長和發展關系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啟示。

2.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流派的論述

（1）模型派

他們認為：社會經濟的增長或發展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配置、疊加和質變的結果。他們將各種增長要素作為自變量，把經濟增長（通常用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為因變量，確定函數關系，建立各種經濟增長模型，解釋經濟現象。最著名的有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爾多、羅賓遜、帕西內蒂等人倡導的劍橋經濟增長模型。這些經濟增長模型實質上只是說明了長期經濟增長與短期、中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力求使得產出決定的總需求的增長要與生產產品的總生產能力匹配，逐漸強調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忽視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結構派

他們認為，經濟增長和發展既是一國經濟量（總量與均量）和能力的增長與擴張過程，也是一國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主要有劉易斯等的“二元結構論”；納克斯的“貧困循環論”；由“投資不可分性”而產生的羅丹的“大推進論”；錢納里等人主張的“發展型式”理論；以及“兩缺口理論”，以及“平衡與不平衡增長”的理論等等。在這一流派中，已經隱含著制度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尤為明顯。因此，有人甚至將劉易斯劃為新制。

（3）階段派

代表人物是羅斯托，他將經濟發展劃分為六個階段，即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準備條件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不難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來越明顯。

（4）因素派或起源派

這一流派中，丹尼森將經濟增長的因素劃分成為兩大類：生產要素投入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細分為八個方面，（有人歸納為7個）即：使用的勞動者的數量及結構；工作小時；使用勞動者的教育程度；資本存量的規模；知識的狀態；分配到無效使用中的勞動的比重；市場規模；短期需求壓力的格局和強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為什么增長率不同：戰后幾個西方的經驗》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習慣稱為丹尼森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引發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各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以通過模型進行計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將這些因素的潛在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第二個問題：將應該計算的因素計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謂“剩余溢出”，那么，這些“余值”應該歸入到哪個因素？

而庫茲涅茨強調需求結構的高改變率對現代經濟增長中生產結構的高轉換率影響巨大。它會引起創造新產品的技術高新與發明，促進新產業的形成與發展，最終促進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速度。

（5）新增長理論派

主要有羅默的“收益遞增經濟增長模式”；盧卡斯的“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增長模式”；鮑依德的“動態聯合體資本增長模式”；阿溫楊的“創新與有限度的邊干邊學模式”等等。這些理論不僅將知識和人力資本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長理論確認了制度與政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并總結出了一套政策來促進經濟發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質資本的投資；保護知識產權；支持研究與開發工作；實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圍內傳遞的國際貿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場上的大的扭曲等。

（6）勞動分工演進派

楊小凱為代表的這一學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先天不足，即，將社會的產業結構或分工狀態當作固定不變的因素，然后研究資源在其中的最優配置，然后構建了分工演進模式解釋經濟增長。他們認為，當人們經驗不多時，生產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費用，人們只有選擇自給自足。通過實踐學習，生產率提高，能夠付得起交易費用，因而，人們開始選擇高一級的分工與專業化水平。而這種通過專業化學習會加速學習速度，從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費用。這個正反饋（良性循環）將使勞動分工自發地演進。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產力正是因為專業化造成了某種信息不對稱，賣者對于自己生產的產品知之甚多，而作為買者卻知之甚少。

楊小凱等人的分工演進理論模式給我們有兩點啟示：

啟示一：促進分工與交易以及知識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極為重要。

啟示二：一國的制度創新，應當朝促進分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發展。

（7）“反增長”或“零增長”派

以米多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人類經濟增長和發展付出的代價太大，因此主張反增長或增長價值懷疑論；米多斯將人口增長、糧食供給、資本投資、環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連接成為一個“反饋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為了避免世界末日來臨，就必須使主要的經濟增長因素實現“零增長”，因此，該理論被稱為“增長極限論”或“零增長論”。

二、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主要論點

1.諾斯的觀點

（1）制度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關系

新制度經濟學派對制度與經濟發展有創造性貢獻的是諾斯。他關于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的核心論點簡明扼要，即，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是制度因素，一種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財產關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據是，在傳統經濟學中，市場的運作被假定為完備的信息、明確界定的產權條件和零成本的運行過程。人們在市場交易的過程被過濾為單純的價格機制的操作，就連為達成交易而搜尋信息的費用也不存在了。在這一模式分析邏輯下，其它一些協調組織與組織經濟活動的“制度”和“組織”被看成無足輕重。如果用傳統經濟學分析方法無法解釋1600年到1850年海洋運輸業在技術上并無多大進步的情況下，生產率卻有較大幅度提高的現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視。制度的功效在于通過一系列的規則來界定交易主體間的相互關系，減少環境中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進而保護產權，增進生產性活動，使交易活動中的潛在收益成為現實。

諾斯指出：制度環境是一系列用來確定生產、交換與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會、法律規則，制度安排是支配經濟單位之間可能合作與競爭方式的規則，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規則，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倫理道德的行為規范，用以約束個人的行為。”也就是說，制度不同于體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訂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制度框架約束著人們的選擇集。既然這些規則不僅造就了引導和確定經濟活動的激勵系統，而且決定了社會福利與收入分配的基礎，那么，制度結構在靜態上就決定了一個經濟實體及其知識技術出路的增長率。諾斯認為：許多經濟學家將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和知識進展等等歸入經濟增長的原因，其實就是經濟增長本身。而引起經濟增長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變遷。制度變遷是從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過程。在各種因素使潛在的外部利潤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下無法實現時，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認為，除非現行的經濟組織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不會簡單發生。進而，諾斯對制度的供給與需求進行了分析，當制度的供給與需求相一致時，達到制度均衡。這種制度均衡的實現條件是制度供給者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即MR＝MC。據此，諾斯提出了構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標準或原則是使得新機制（制度）下個人收益率與社會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國家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

國家并非“中立”的，國家決定產權結構，而經濟增長有賴于明確的產權，但在技術和現有的組織制約下，產權的創新、裁定和行使代價都極為昂貴，因此國家作為一種低成本的提權保護與強制力的制度安排應運而生，以維護經濟增長和發展，并最終對造成經濟的增長、發展、衰退或停滯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

（3）意識形態理論

意識形態的特征有三個：

第一，意識形態是節約機制，通過它，人們認識了他們所處環境，減少了“試錯”成本。

第二，意識形態會通常與個人觀察世界時對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倫理評價交織在一起，也就是說有時會在相互對立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中作出選擇。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評價等。

第三，當人們原有的觀念或經驗與意識形態不符時，他們就會改變試圖其意識形態，來發展一套更加適合其觀念或經驗的新的理性選擇。

因此，意識形態是影響制度安排和經濟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2.國際經濟增長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維持經濟增長和提高經濟效率兩大難題，而問題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尋租。

（2）制度安排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首先，制度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劃而擴展了人類的選擇，即經濟發展的目標。其次，制度“矯正價格”的努力成效，即對經濟發展的基本的和長期貢獻。再次，盡管技術創新會推動經濟發展，但在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依賴于促進創新、界定產權和契約關系或分擔外在風險的各種制度安排。

（3）從制度的供給與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創新需求產生于經濟中無效率的增多、技術變化、市場特征以及確立個人與集團維護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給依賴于立法秩序、制度設計成本及尋找可選擇目標的知識基礎。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確立以立法秩序為核心的制度環境，塑造市場力量以驅動創新。

（4）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根本問題是缺乏發展市場經濟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穩定的道德、產權的界定、人力資本的供給、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擔風險的法規等。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如何使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制訂一套公開、透明的規則體系，防止尋租、和欺詐行為，為市場經濟運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環境，才是實現市場經濟順利轉型并高效運作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三、簡單的評述及問題

1.諾斯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的框架，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應用現代產權理論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指出制度變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對經濟學發展作出了貢獻。

2.新制度經濟學派方法的應用的影響越來越廣泛，許多原來對制度不以為然的經濟學家廣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分析方法，普遍認為，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只關注資本積累、技術引進、資金籌集、產業結構優化、就業的改善等等純經濟方面的因素，而更加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或阻礙作用上。

3.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研究的范圍內，大大擴大了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視野，而研究對象也由以前的以資本主義發展中小國家或地區為主轉向發展中的大國。

4.幾個應當深入研討的問題

（1）在許多人看來，制度仍然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將制度因素進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變遷在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怎樣才能加快制度變遷的步伐，促進經濟的發展。

（3）在信息化時代，信息的獲取已經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基石之一的交易費用的地位是否會動搖。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許多觀點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接受，其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但上述這些問題仍然困擾著新制度經濟學派及其追隨者，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1][美]道格拉斯C諾斯，陳郁、羅華平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1

[2][美]科斯、諾斯等：《財產、產權與制度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1

[3]國際經濟增長中心V奧斯特羅姆和D菲尼，H皮希特編，王誠等譯：《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問題與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

[4]張宇燕：《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對制度的經濟分析》[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5]林毅夫：《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林業發展》[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6]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

篇（9）

那么，關系市場營銷與傳統的交易市場營銷相比有哪些區別呢？它為何能使企業更具盈利性，從而使企業獲得持久的競爭優勢呢？下面就二者的區別進行比較：

1、主要營銷職能

交易營銷：傳統營銷職能（如廣告、推銷、訂價、產品構思等）為主，企業經常通過大規模傳統營銷活動吸引顧客購買，并經常降價促銷。

關系營銷：交往營銷職能為主，交往營銷的效果是由兼職營銷人員的工作實績、服務體系適應顧客需要程度、顧客與服務人員合作的愿望和能力等因素決定的。

2、顧客對價格的敏感程度

交易營銷：顧客對價格相當敏感，除了提高產品和企業形象之外企業很難采取其它有效措施來維持彼此持久的關系。

關系營銷：通過與顧客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作為主要競爭手段，因而競爭對手很難破壞這種關系，顧客對價格不太敏感。

3、客源構成

交易營銷：強調市場營銷，以吸引現實和潛在客戶為主，同時一定程度上重視與老顧客的關系。

關系營銷：重視保持老顧客，必要時開拓新客戶。

4、營銷職能與其它職能的關系

交易營銷：專職營銷人員負責營銷工作，營銷與其它職能無重要聯系。

關系營銷：專職營銷人員只完成營銷計劃與執行工作，兼職營銷人員和其它與顧客打交道人員也同樣重要。因此，營銷職能與生產、人事職能緊密結合。

從以上對交易營銷與關系營銷區別的分析，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到交易營銷只是把顧客作為交易的對立面，把雙方關系當成單純的商業往來，至多強調了交易過程中應當幫助、滿足顧客。而關系營銷則認為，企業應同顧客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互利互惠的“伙伴關系”，在更大范圍內以伙伴關系的發展推動交換的實現，所以賣方必須隨時與顧客聯系，對他們提出各種有用的建議，提供各種方式的服務，所以“公司不是創造購買，它們要建立各種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關系營銷較交易營銷更好地抓住了營銷的實質，是真正的營銷導向思維方法：深入分析當前的營銷環境，明確本企業應使用哪些資源，進行哪些營銷活動才能與具體的顧客建立市場，保持并發展相互之間的長期互惠關系，從而使企業與顧客之間贏得長久的競爭優勢。

承前所述，關系營銷為何能提高顧客對企業產品的忠誠度呢？筆者認為，關鍵在于關系營銷能堅持以下兩條原則：

1、堅持對顧客有選擇性、個別式的溝通。

2、通過增強買賣雙方之間相互依賴性和不可更換性發展和加強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長期關系。因而，其營銷策略有長遠規劃。

具體闡述如下：誠如杰克遜所述：“交易營銷更適合于短淺眼光和低轉換成本的顧客，如商品購買者，而關系營銷則用于具有長遠眼光的和高轉換成本的顧客，如辦公用品的購買者。”可見關系營銷并不適合所有客戶，但對于那種專門使用某一特定產品系統和期望得到一貫和及時服務的顧客卻有效。因而，企業應該通過市場環境分析，提出對企業銷售有重大影響值得并必須建立關系管理的主要客戶，建立起主要客戶個人及家庭成員的年齡、性別、收入、職業、教育程度、居住地以及愛好、興趣等各種資料，分類管理，以便與顧客進行聯絡和溝通。

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下，企業要保持長期盈利能力，買賣雙方之間的關系應該是長期合作的關系，而長期合作關系的建立有賴于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連續往，即創造“更親密的工作關系和相互依賴關系”。既然關系營銷在于長期發展同顧客的連續性關系，那么，它通過人員、商品等載體向客戶表達對其利益的關切之心，隨時提供各種建議，有針對性地提供各種服務，因而能夠充分滿足客戶個性化、多元化的需求，由于買賣雙方都為這一交往的建立和發展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同時由于企業對于一般性的廣告、人員推銷、公共關系等關系交易手段的組合運用，也能相輔相成地創造更有效、更經濟的方法來爭取顧客，因而即使處在買方市場，買賣雙方的相互依賴性也會增強，使顧客認識到保持與企業聯系，雙方受益；中斷聯系，雙方受損。

企業與顧客之間的相互依賴性，決定了企業營銷必須有長期戰略規劃并按照規劃與顧客進行溝通和聯系，而其策略、方案和所需資源，必須遵循不同對象傳播不同信息的原則，根據資料庫所顯示的顧客特征及其偏好，依其不同習性，通過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分別傳遞專門信息。

那么，如何建立健全關系營銷機制呢？

首先，轉變管理人員和服務人員觀念，使其認識到保持老顧客、形成顧客對本企業的忠誠度，比吸引新顧客更加重要，管理人員特別是服務人員是企業與關系顧客聯系的橋梁，他們的觀念如何決定了企業與關系顧客之間關系的穩定與否。

要建立、保持并加強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系，企業的營銷過程應包括以下幾個階段：與顧客初次接觸，建立關系；保持現有關系使顧客愿意繼續購買本企業的產品或服務；發展持久關系，使顧客愿意擴展雙方之間的關系，大量購買本企業的產品和服務，或購買本企業新推出的產品或服務，企業必須搞好買賣雙方相互關系各個階段的營銷計劃和執行工作。否則，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系就會破裂，失去老顧客，不僅會引起口頭的不利宣傳，而且會迫使企業花大量的人、財、物去吸引新顧客。企業應該使這一觀念在管理人員、服務人員心中生根，企業管理人員不僅要重視傳統營銷因素組合中的競爭手段如廣告、推銷、訂價、產品構思，而且要有真正營銷導向的思維方法，開展關系營銷的實踐活動。

第二，培育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使員工僅僅在觀念上認識到關系顧客的重要性是遠遠不夠的，企業必須使員工愿意做好關系顧客的工作。企業應該創造良好的內部環境，建立公平合理的獎懲、晉升制度，針對員工多方面的精神需求，為其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和人際關系以及文化環境，同時為適應員工自我成就的需要，企業應經常聽取員工的意見，吸引有能力的員工參與企業管理，并為員工提高能力、施展才華提供各種機會，企業員工能在企業獲得充分滿足，自然而然就會增強對企業的歸屬感，忠誠度必然會隨之提高。

第三，強化服務意識，加強對服務人員的培訓，建立健全的服務體系，服務人員包括專門營銷人員和兼職營銷人員，他們直接與顧客接觸，如果能給顧客留下好的印象，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系就會增強；相反，就會失去顧客。因此，應該加強對服務人員的培訓，激勵服務人員做好服務工作和其它營銷工作。建立健全的服務體系，應該以顧客需求為核心，根據顧客需求制定整體規劃，及時調整企業營銷、生產、人事管理等職能。同時，對關系營銷對象即每一主要客戶，指派專人負責，明確每個專業服務人員負責的關系對象、目標、責任和評價效果的標準，并通過反饋與追蹤系統，掌握產品與顧客、銷售與成本之間的關系，并規劃預測下期的策略和效果。

篇（10）

早在18世紀，古典經濟學家就對經濟增長進行了研究。20世紀40年代后期，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和美國經濟學家多馬分別提出了含義完全相同的經濟增長模型，故稱哈羅德-多馬模型。哈羅德-多馬模型是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典型代表，其標準表達式為：

G=Sσ

G表示經濟增長率，S表示儲蓄率即資本積累率，σ是資本產出系數即資本的生產率。

由于σ被假定為不變，S就成為決定經濟增長的唯一因素。這種對資本積累作用的強調，形成了經濟增長理論中的“資本決定論”。

2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與模型

1956年，在仔細研究了哈羅德的理論后，索洛指出哈羅德模型的問題在于隱含了資本與勞動不可替代的假定，并創立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這一模型同哈羅德-多馬模型的主要區別在于：(1)在哈羅德-多馬模型中，資本-勞動比率和資本-產出比例都是固定不變的；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這兩個比率可以按需要進行調整和變化。(2)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資本和勞動可以相互替代，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工資和利潤的水平由勞動和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決定，充分就業均衡可以通過市場機制調整生產中勞動與資本的組合來實現，因而資本和勞動都可以充分利用；而哈羅德-多馬模型則不包含這樣的假定。(3)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存在著技術進步，但它是一個具有固定趨勢的常數。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表達式為：

λ表示技術進步的增長貢獻率

α是資本的產出彈性系數

β是勞動力的產出彈性系數

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經濟增長率不但取決于資本和勞動力的增長率，而且還取決于資本和勞動對產量增長相對作用的權數，取決于技術進步。把資本、勞動、技術甚至土地等生產要素都引入經濟增長模型，因而使分析較為全面，這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優點。

當然，新古典理論也存在著明顯缺陷。主要表現在：第一，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是人均投資收益率和人均產出增長率是人均資本存量的遞減函數，第二，索洛在其后來的篇幅中雖也論及技術的作用，但它僅將其作為一種外在變量，在技術如何對資本、勞動發生作用方面并未談及。

3新經濟增長理論與模型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羅默和盧卡斯為首的一批經濟學家，摒棄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核心假設，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思想，被稱為新增長理論。比較典型的是：

3.1羅默的內生技術進步的增長模型

羅默是新增長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的增長模型有三個基本前提或假定：第一，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核心，所謂技術就是將投入轉換成產出的方式；第二，大部分技術進步乃出于市場激勵而致的有意識行為的結果，亦即，技術進步是內生的，創意或知識品改進了生產技術，因為一種創意將會使給定投入產生更多或更好的產品；第三，創新能使知識成為商品。

羅默模型中的經濟可分成三個部門：最終品部門、中間品部門和研究部門。

這一函數的特點是，所有資本品都對產出有可加性。對于中間部門，它買進創意或知識品且消耗一定量耐用資本設備，中間部門將產出——耐用資本設備x(j)——租給最終產品部門，收取租金P(j)X(j)(這里P(j)為租金率)；對于研究部門。假設對第j設備的設計，僅為一家研究單位，且該單位擁有該設備設計的專利權。發明者將出售專利給中間品部門進一步開發使用。

新增長理論首次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的假定，論證了壟斷競爭條件下帶有外部經濟效果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這一工作進展無論對于發達國家

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政策的制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3.2盧卡斯的人力資本積累的增長模型

最早的人力資本增長模型是由日本經濟學家宇澤弘文提出的。1988年，羅伯特•盧卡斯在美國《貨幣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論經濟發展的機制》一文，將宇澤的技術進步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個新的人力資本增長模型。

盧卡斯假定，每個生產者都將用一定比例u的時間從事生產，如果該生產者從事生產和學習的時間為一單位的話，則每個生產者將用(1-u)比例時間從事人力資本h的建設，因此，技術進步就可表示為：

H（t）=h（t）δ［1-u（t）］

其中H(t)為人力資本的變化率，δ為正常數，上式表明人力資本變化率取決于現有人力資本水平及從事人力資本建設的時間。在這一基礎上，盧卡斯推演出他的生產函數：

Y（t）=Ka（t）［u（t）h（t）N（t）］1-ahxE（t）

其中N(t)為t時刻的勞動數量，hE(t)為t時刻人力資本對生產過程的外部效用，r為正常數。在這一生產函數下，可得到均衡增長條件為：

g=H（t）/h（t）=（1-a）［δ-（ρ-n）］/σ（1-α+r）-r

這一模型強調的人力資本是脫離生產、通過學校教育的途徑而獲得的，即人力資本是需要專門化時間來建設的；同時，該模型還把人力資本分為社會生產中的一般性、基礎性的知識與勞動者個人所特有的技能，即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現有人力資本水平和人力資本建設時間長短決定了技術進步的速度以及經濟增長速度。這樣，盧卡斯揭示了人力資本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源。

新增長理論突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單純論述勞動與資本的局限性，突出智力投資，強調知識外溢、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有意識的勞動分工以及研究和開發，直至將政府作用內生化，從全新的角度論述了經濟增長的根源，無疑是增長理論的重大創新。

盡管新增長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新古典理論的疏漏，合理解釋了新古典理論所無法回答的問題，但難免也有不成熟之處，其中最典型的問題便是規模效應問題。根據外部性原理，人口規模越大，有效人力資本的比例就越大，經濟增長率也就越高，這一結論顯然有悖于事實。像印度這樣的人口高密集度國家，并未產生較高的增長率，而西歐一些人口處于零增長(或負增長)的國家也存在著穩步增長的情況。可見，現實中的經濟增長并未像新增長理論中的模型描述的那樣簡單，所以我們要根據各國的實際情況來研究各種經濟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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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一、引言

城市經濟學的歷史源遠流長，其發展過程可謂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臘甚至更早的時候，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就開始從勞動分工的角度關注城市經濟問題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經濟學的時代，城市經濟學出現了一個小的研究，當時不僅有城市“勞動分工”說(AdamSimth,1776)，而且還盛行另一種可用以解釋城市的經濟學說——古典區位理論(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經濟學時期以后，城市經濟學不僅沒有在馬歇爾天才的綜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卻經歷了長時期的沉寂、徘徊。其間，雖然也曾有過多次試圖推動城市經濟學的勇敢的努力，但它們最終均功虧一簣，以失敗告終；到了1990年代，城市經濟學在經歷了一番反思和調整之后，終于涌現了兩股試圖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參見圖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區位與土地利用》一書之后，城市經濟學卻在新古典經濟學對城市經濟現象無能為力的大背景下，作為一門具備統一理論基礎的學科而誕生。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城市經濟學的歷史如此悠久，但為什么卻在古典經濟學之后直到20世紀60年代的漫長歲月里相對沉寂，甚至長期被排除在主流經濟學之外？還有，新古典時期，城市經濟學曾經出現了幾次試圖將城市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為什么它們最終均以失敗告終？再者，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再次試圖復興城市經濟學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為了對這些問題做出較為系統的回答，本文將按如下順序組織：第二部分回顧并評價古典城市“勞動分工說”的主要內容；第三部分簡評以屠能為代表的古典農業區位理論及其與城市經濟學之間的關聯；第四部分對新古典時期試圖復興城市經濟學的種種努力進行評述；第五部分對近年來十分盛行的“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進行評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結論以及對城市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展望。

二、“古典勞動分工”說——最早的城市經濟學

早在古典經濟學產生以前，有關城市的研究就已經出現了。古希臘最早的經濟學家之一色諾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從分工的角度來研究人口集中和專業技能以及產品開發之間的關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無疑是城市出現的先導，而專業技能的提高和產品開發無異于專業化和產品的多樣化，很顯然，這已經是最早的有關城市的經濟學說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公元前380年)則遵循著色諾芬的這一思想路線，并將之向前推進了一步。柏拉圖寫道：“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是對人的需要的一種反應……由于這種對勞務的相互交換，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們稱之為城市和國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圖的這段話為城市產生于專業化和分工確立了經濟基礎，并奠定了交換理論的基礎。很顯然，在柏拉圖那里，是專業化創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確立了互惠的交換，在這當中，城市與分工和專業化經濟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對單個商品的相當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專業化有了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面，城市內的分工和專業化又提高了這里的工人們的技術和生產效率。

17世紀、18世紀，“古典勞動分工”說在解釋城市問題時仍然占據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認識到，大城市與勞動分工的內在關聯以及專業化的好處等這些問題。盡管如此，只有到了亞當•斯密那里，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對城市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這不僅體現在他對專業化、分工經濟的獨一無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體現在他將專業化和交換視作為城市乃至整個市場理論賴以建立的基礎方面，“文明社會的重要商業，就是都市居民和農村居民通商……這里，分工的結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樣……都市是農村剩余物的市場……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農村剩余物的市場愈廣闊……都市附近的農業家和耕作者，從谷物售價所得的，不僅是農業的普通利潤，而且包括自遠地運來出售地谷物的全部價值。此外，他們還節省了這些東西的遠途運費的全部價值”。

在這里，斯密不僅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分工好處進行了闡述，而且也對城市市場廣闊對居民收入的貢獻、交易費用的節約、對國民財富的貢獻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國家財富的差別進行了闡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頁)的一個簡單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則更為直觀，其中，k代表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比率，p代表勞動生產率，w代表實際工資率，g代表物質增長率。很顯然，在實際工資率w給定的條件下，一國或一個城市的經濟或財富增長便主要取決于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之間的比率k和因分工擴大而導致的生產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來，k的增長是有限度的，因此，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勞動分工。由此看來，斯密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統地從勞動分工角度來論述城市經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差別的經濟學家。

古典城市“勞動分工”說的優點在于：它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分工的好處、城市市場廣闊對居民收入的貢獻、交易費用的節約、對國民財富的貢獻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國家財富的差別等看法均頗富創見性，但由于這些闡述比較零碎、散亂、沒有模型化，因而其內部組織和架構頗為散亂，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因而在客觀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傳播。

三、古典區位理論——城市經濟學的搖籃

進入19世紀以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步在當時的后發展中國家——德國——萌發，工業革命的跡象已經凸現，但農業經濟仍占據德國經濟的主導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對城市周圍農業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當時的主流經濟學一定程度上的接納。雖然屠能(VonThunen)開創的理論(TheIsolatedRepublic,1826)闡述的是農業土地利用和地租問題，但從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經典的城市經濟學力作。

在屠能的理論中，一個孤立的城市（鎮）作為整個農業生產布局的中心事先給定，在它的周圍布滿了為它供應農產品的農戶；同時，每一種農作物的產量和運輸成本也各不相同，相應地，每一種農作物的種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著農戶與土地擁有者之間的競爭，并且每一個體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農戶之間相互競爭土地的結果，將使地租從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遞減，直至為零。由于每個農戶將面臨地租和運輸成本之間的兩難，并且不同作物的運輸成本和產量也各不相同，因此，農作物的生產將以同心圓的形式出現。給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觀的結果。該圖橫軸代表距離中心城鎮的距離，縱軸代表租金。圖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競租曲線”(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給定的距離時農戶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實線組成的包絡線定義了租金級差。該線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種農作物的種植者愿意比別人出更高的地租，結果便會得到圖下半幅同心圓式的種植圈層。越靠近最里層，土地的租金就越高，運輸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為零，但運輸成本最高。

從上看，屠能的理論似乎僅能對很多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問題給出一個簡化的解釋，比如，它能解釋不存在李嘉圖式肥沃程度差異條件下農業生產專業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釋農戶與市場的距離、農戶售賣農產品所得的價格和租金之間的關系。然而，該模型在多方面的擴展也使得它成為現代城市經濟學的一塊理論基石，比如，該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問題，這構成了后來的“新城市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時期，通過建立有關集聚經濟的模型，該理論又可以被擴展到探索中心城市與次中心城市的內生形成問題(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農業時代，當時盛行所謂“規模報酬不變”的農業經濟，這也許正是他的模型能夠與以競爭范式為特征的諸多新古典應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農業區位理論與古典和前古典時期用勞動分工解釋城市經濟問題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的實質則是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更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為一個外生給定的中心作為分析的開始，也就是說，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經濟活動遠離中心的所謂“離心力”。對于使經濟活動集中的所謂“向心力”，他的模型沒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釋，這樣，有關城市為什么形成以及怎樣形成的關鍵思想便被他人為地假設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區位理論形成了兩個基本分支：第一個分支是要考察：在給定所有其他“經濟人”區位的情況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經濟人”的成本問題，也即“最小成本區位問題”。該分支主要由韋伯(Weber,1909)、艾薩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薩卡世塔(Sakashita,1987)、貝克曼(Beckmann,1987)、師葉和麥(ShiehandMai,1997)等繼承和發展；另一分支則要考察：在給定廠商相互直接競爭的條件下，廠商們如何尋找最佳的區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條件下控制它們的市場區域問題，也即“中心地理論”和“相互依賴理論”，該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納(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繼承和發展。這兩個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城市經濟問題的某一方面，比如，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能夠解釋廠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趨勢，克里斯蒂納的“中心地理論”能夠解釋城市體系在具有不同區位的市場區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們在解釋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均面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們在解釋城市區位問題時大多借用了物理學、幾何學而不是經濟學的概念和原理，結果便在客觀上限制了它們在經濟學界的影響力。比如，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中運用了“物料指數”、“位置權重”和“勞動系數”三個工具來解釋工業區位中的最小成本問題，但該決策問題中的決策者到底是誰，是一家工廠還是企業主？如果是廠商，它是私人廠商還是其他？韋伯對此并未給予任何交代，換句話說，韋伯所說的最小成本問題既不是關于理性決策者如何做出合理決策的問題，也不是這些決策者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從而產生一個特定結果的問題，因此，嚴格地說，韋伯的理論與經濟學理論沒有多大關聯（Krugman,1995）。還有，克里斯蒂納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論”講述的是在權衡了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之后，生產者決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結構，為相互交錯的六角形市場區域提品，這的確是一個關于個體相互影響的決策問題，但是，它沒有給出明確的決策者是誰，也沒有言明決策者決策時的市場結構或者廠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問題，因此，正如克魯格曼所說，“中心地理論提供的是某種綱要，一種可以把你對城市系統的思想和數據結合起來的方法，而沒有提供一個更深層的原因來解釋觀察到的結構的經濟模型”。

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城市經濟中的很多變量均表現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連續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區在空間上是不連續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規模后可能會停止增長并在它的周圍產生出更多的中小衛星城，還有，由于外部性的影響，一定量的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城市經濟活動具有非線性和報酬遞增的性質，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難完全體現在商品的買賣價格上，這樣，傳統的邊際分析方法便無能為力，而應該用專業化和分工的方法來求解。而事實上，大部分的古典區位理論均在一個輕松的假定中將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總之，古典區位理論建構在完全競爭、利潤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時調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礎上，它所作的假定與農業經濟或者不發達的小城鎮經濟相匹配，但是，當工業經濟的發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識、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優勢日益彰顯的時候，它難以對城市經濟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釋的缺陷，便成為其致命傷。結果，古典區位理論便走進了其理論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時期的城市經濟學——無能而無奈的努力

新古典時期，城市經濟學基本處于沉寂階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區位理論一樣，均與完全競爭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預相容，這就決定了它難以對城市經濟活動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人人理性，對價格和彼此之間的活動具有完全知識。企業被假定為規模較小、不能行事其權力的價格接受者；生產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場上交易，因之生產者能為他們的生產活動支付全部費用，而消費者除非得到合理補償，否則不會被強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極小的數量進行生產和消費；最終所有的經濟活動在價格機制下均達致最優的均衡狀態；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城市經濟是個非常不完善的領域，也即它以廣為分布的外在性為特點，因此，客觀上看起來比較理智的資源分配事實上很難辦到，此外，城市的投資和生產傾向于“大批量、大規模”，這很難與“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相容(參見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經濟以空間上的集聚為主要特征，這樣的客觀現實均與新古典的完全競爭、報酬遞減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馬歇爾綜合”的時代，經濟學界流行的數學方法是所謂的“微積分法”。微積分法對于處理完全競爭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傳統新問題得心應手，可對解釋地理空間、城市等具有非線性特征的問題卻無能為力，而用于處理城市和空間問題的數學工具——非線性規劃、庫恩—塔克條件等直到20世紀50、60年代才先后出現，這樣，在經濟學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紀后半葉，新古典經濟學家只好滿足于現實，在現有的條件下構筑城市經濟學的大廈，結果便導致了城市經濟學在新古典時期沿著兩個完全不同的路徑演進：第一條路徑主要是繼承所謂的“馬歇爾傳統”，將城市經濟問題放在“外部經濟”這一黑箱中來處理，從而演繹出用外部經濟解釋城市經濟的諸多文獻；第二條路徑便是對屠能的理論進行簡單地擴展和修補，也就是20世紀60、70年代“新城市經濟學”的工作。

（一）用外部經濟來解釋城市

用外部經濟解釋城市經濟現象的始作俑者是馬歇爾，他不僅最早提出了“外部經濟”的概念，而且首開了運用“外部規模經濟”解釋空間集中和廠商相互接近的優勢，“當一種工業已這樣選擇了自己的區位時，他會是長久設在那里的：因此，從事同樣的需要技能的行業的人，相互從臨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們往往到他們會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有專門技能的優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時，尋找職業的人，自然到許多雇主需要像他們那樣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會得到良好的市場”。

更一般地，馬歇爾所說的同一產業的廠商相互毗鄰主要有這樣三個方面的好處：第一，地理上集中的產業可以支持專業化的投入品生產者；第二，雇傭同一類型工人的廠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勞動市場蓄水池的作用，也即當一個雇傭者的經營不好時，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類似的工作，反之，當他經營好時，又可以雇傭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廠商之間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馬歇爾對城市或工業集中問題的處理法，給那些試圖進行正規模型化的后來者帶來了一個很大的難題：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術方面的，還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則它會通過直接影響個人的效用或者廠商的生產函數而實現其作用，從而它與競爭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將影響以價格機制作為交易中介的廠商、工人和消費者，比如，廠商相互臨近可以相互借債、融通資金，但是，當他這樣做時，一定會與整個經濟的微觀機制，比如規模經濟的程度、廠商壟斷權利的強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動的壁壘的程度有關，也就是說，金融外部性與完全競爭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實也許正如克魯格曼(Krugman,1995)所說，正是由于技術外部性與競爭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家通過假定集聚來源于技術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臨的模型化難題，而這樣做的結果卻使此后的城市經濟學在勞動分工之外的另一條道上越走越遠。

比如，20世紀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為沿著馬歇爾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釋城市經濟問題而受到城市經濟學界的重視。例如，亨德森認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產生生產或者消費方面的技術規模經濟。在城市中，存在貿易品和住房兩種商品，貿易品在城市商業中心（CBD）生產，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區生產，工人往來于郊區與中心商業區；這樣，隨著城市工業在一個城市內的集中所產生的外部經濟，將與大城市的交通難、往來成本等不經濟之間產生兩難沖突，其結果是最優的城市規模由此給定。如圖2所示，該外部經濟的凈效應產生的城市規模與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間呈倒U形關系。但現實中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規模的城市？亨德森爭辯說，不同產業的外部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經濟的程度則主要取決于城市規模，與具體的產業關系不大，比如，鋼鐵產業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經濟的回旋余地也大，輕紡城市則相反，最終，輕紡城市的最優規模在O點，金融城市在P點，但不同類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將達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問題在于，他通過假定將產生外部經濟的活動布局在中心商業區來論述城市集聚現象。也就是說，他不能真正從微觀主體相互逐利的結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長的根本原因，而僅僅訴諸于一個人們其實并沒有多少認識的黑匣子——外部性——來解決問題。比如，他在論述城市的數量和規模時，依賴一個假想的大型開發商或者城市發展商來解決問題。從現實和理論來看，發展商或城市開發商均有內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趨勢，這一點肯定是對的，因為內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讓開發商或者發展商獲得一定的利潤，但是，該大型發展商或者開發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產或消費的外部性又來自哪里？作者對此含糊其詞，并沒有給予多少解釋。因此，盡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幾者均多前進了幾步，但他在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經濟學模型一樣的錯誤。

（二）“新城市經濟學”

“新城市經濟學”(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內部的空間結構問題。其經典模型是一個單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該中心被假定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該城市擁有一個事先給定的中心商業區（CBD），它規模既定，從每一個方向遠離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區，居住區被假定為一維空間；該城市地區人口給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業；唯一的交通成本發生在居住區與中心商業區之間，中心商業區內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義為對中心商業區復合商品的消費和土地的消費；均衡時，消費和價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結果，城市的規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條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時間以及農業對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內生決定，土地價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區位等均由模型內生決定。

雖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經濟學前進的征程上大大邁進了一步，也產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見，比如，比如，它運用了經濟學中最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將廠商、消費者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看待，又如，它的結論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優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與中心商業區的距離的函數，而該密度問題很可能與交通體系的擁擠有關；還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場失靈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經典模型和屠能的農業區位理論一樣，研究的是一個單中心城市(mono-centric)內部的空間結構問題。另外，最為關鍵的是，它不能解釋：在工業經濟得到很大發展的背景下，每個城市為什么會存在一個中心商業區，在它的周圍會形成很多居住區和農業區。換句話說，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樣，均不能將城市的形成作為一個變量而內生決定，而中心內生這一點在工業經濟時代卻變得比農業時代越來越難以回避。盡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區位與土地利用》一書成了城市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而形成的一個明顯的標志。在此之前，城市經濟學零星、散亂、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釋力差、適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經濟學開始擁有較為完整的微觀理論基礎和學科體系、分析工具較為先進、模型內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釋力和適用面大大擴展。很顯然，城市經濟學在“新城市經濟學”之后作為一門具備較統一理論基礎的學科而真正誕生(Mills,1998,pp.1-11)。

總之，如前所述，傳統城市經濟學只提供了經濟活動如何在城市周圍擴散開來的有關理論，而沒有提供經濟活動為什么會在城市集聚起來，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滿意的解釋，這正構成了傳統城市經濟學的共同缺陷。毫無疑問，對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區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討無疑將是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五、城市經濟學發展的新方向：兩股試圖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各主要國家都先后進入了后工業化時代。在后工業化時代，全球經濟的聯系和互動大大加強，這樣，以研究單個廠商乃至一個行業的規模和資源配置問題為主體的新古典經濟學已越來越難以適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一個以空間上的集聚、交易成本節約、分工和報酬遞增為特征的城市化問題已越來越成為主載人類社會經濟乃至社會發展的一股強勁動力。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個能深刻、完整地解釋和分析城市內生演進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經濟學已成為時展的客觀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60、70年展起來的很多有力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在70、80年代開始應用于現實，另外，數學和自然科學中也涌現有很多新的發現——混沌理論、控制理論、耗散結構理論、新進化論等等，所有這些發展均在客觀上為城市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壟斷競爭模型為例，在該模型出現之前，城市經濟學在“空間不可能性定理”的視野內沒有多大進展，可是在該模型解決了壟斷競爭條件下廠商之間的戰略互動行為以后，有關廠商和消費者在空間上集聚與分散的經濟問題變得可以處理了。因此，該模型對城市經濟學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經濟地理學

“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魯格曼和維納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們的學生等為代表，其主要解釋的問題在于城市中心的內生性，還有，為什么在特定的地區或者地點出現廠商或者消費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況下卻出現完全相反的過程？福基塔和歐格華(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論證說，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區位同時決定的話，就必須在一個沒有外生給定中心的區位上進行研究。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決定城市區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須解決三個方面的關鍵問題：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報酬遞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棄完全競爭而采用不完全競爭。不可分性意味著某些生產活動必須具備一定的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作用會促使生產成本的下降。報酬遞增則意味著一定的投入會帶來網絡正外部性，這在某種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說的“分工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競爭則是保證報酬遞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實現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說，由于不完全競爭的存在，當某個地區的制造業發展起來之后，形成工業地區，而另一個地區則仍然處于農業地區，這樣，兩者之間的角色就會被固定下來，各自的優勢就會被鎖定，從而就會形成中心和的關系。

更具體地說，新經濟地理學所說的“城市中心的內生性”就是“集聚經濟”的另一側面。那么，集聚經濟的源泉又來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釋說：第一是非市場相互作用，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換、知識的共享，這會產生區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鄰效應”(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壟斷競爭性的市場結構，其中廠商生產差別化的產品，而消費者則偏愛多樣化的消費；第三，由于相互競爭的廠商在地理上的毗鄰，便會產生所謂的戰略外部性。正像一個銅板有兩個面一樣，集聚經濟既是中心城市興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網絡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網絡化不是人為的結果，而是由于集聚經濟在產生正外部性的同時會帶來兩個“沖突”，第一是集聚帶來的效率的提高與相應的內部運輸成本的提高之間的兩難；第二是一個中心城市的集聚與其他城市之間的集聚的兩難。總之，當一個中心城市的集聚經濟達到飽和時，它便會讓位于擁擠、污染等“集聚不經濟”，從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開始占主導，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網絡化的城市體系會形成。

“新經濟地理學”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這樣一些優點：首先，它處理了空間異質性、空間集聚與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興起等關鍵的城市經濟學核心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沒有很好地解決；其次，它運用了非常堅實的微觀經濟學假設，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之上，他們合理地解決了報酬遞增、壟斷競爭與空間外部性之間的古老難題；最后，該模型的主要結論——更高的交通成本和產品更低程度的差別化與城市分散對應，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產品更高程度的差別化與集聚對應，這些結論大多已得到實踐和現實的檢驗。然而，它也存在缺點，比如，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經濟學消費者和生產者截然兩分的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雖然恰當地降低了解決問題的難度，但是，因為城市經濟活動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事實，而使它的解釋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種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經濟很可能與多種因素的集聚相關；最后，它不能預見很多與城市化進程共生的現象（楊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該模型能將地理學的生產布局理論、主流經濟學的規模經濟和報酬遞增結合在一起解釋城市的出現和城市化進程，所以，它卻為以后新興古典城市經濟學提供了寶貴的研究線索和參考素材。

（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主要有這樣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這些模型雖然數目較少，但內容豐富，且隱含了很深的政策和應用意義。

(1)從分工演進和專業化經濟的獨特角度解釋城市經濟現象。在這些模型中，新興古典經濟學家們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慮了不完全競爭和分工經濟，從而內生化了城市的出現、城鄉二元結構、城市的交易效率優勢、城鄉低價差別以及與城市化進程相關的各種共生現象。在這些模型中，第一，專業化經濟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規模經濟，規模經濟在一定范圍內是遞增的，但是，超過了一定的界限則它的報酬便是遞減的。而專業化經濟的報酬是遞增的，它不僅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也能內生出產品的多樣性。第二，每一對“經濟人”之間的距離足夠小時，專業化經濟的增長將會引起均衡從自給自足狀態逐步自發演進到生產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狀態。當專業化經濟足夠大時，城市化將能通過縮小“經濟人”之間的距離而使市場均衡從自給自足狀態逐步演進到完全分工狀態。第三，在新興古典城市經濟框架中，市場的功能將更加復雜，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資源，而是尋找最優的市場網絡規模，這個最優的市場網絡規模不僅有利于城市化進程的發展，而且也有利于商業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城市的產生和發展與人類社會中不同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密切相關，而城市化本身不過是專業化和分工程度隨著交易效率的提升發生變化和改進的一個表現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產力就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正是這個正反饋機制不斷推動城市和城市化的進程。

(2)這些模型的內生程度更高，解釋力更強。第一，它合乎邏輯地解釋了城市的出現。在城市起源說中，既有“軍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說，也有“社會分工說”，還有“私有制說”和“集市說”乃至“階級說”和“宗教說”，但是，以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相結合來解釋城市的出現既能從整個社會分工網絡的角度解釋城市與社會分工之間的關系，又能從個人自利決策的角度解釋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經濟根源，因而，該說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說”更具說服力；第二，這些模型可以解釋與城市化進程中相關的各種共生現象，比如，每個人以及整個社會貿易品數目的增加、在城市生產的貿易品數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對農村居民相對比率的提高、每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市場數目的增加、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的提升、每個人交易次數的增加、貿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職業人們之間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場范圍和內生比較優勢程度的提高、市場一體化程度和生產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實收入和每種產品生產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魯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雖然也能解釋市場數目的增加、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的提升、每個人交易次數的增加、貿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釋個人的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因為這一點在他們的模型中外生給定。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的主要優勢在于，它恢復了古典經濟學中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經濟學思想零碎模糊、體系組織性、邏輯性差、難以模型化等內在缺陷，能在一個具有嚴格組織體系的框架內將過去城市經濟學的很多核心思想組織起來，此外，它的模型對城市化進程中很多現象能給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復雜程度較高，還有，很多人批評它的假設與現實世界相距甚遠（比如，程煉，2002），另外，它的相關經驗和政策分析還很少，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它在經濟學界的傳播。

六、結論與展望

一部城市經濟學的歷史似乎就是一連串失敗的累積史。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最偉大的洞見就是勞動分工對經濟發展、城市和國民財富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么重要的思想卻在馬歇爾對古典經濟學進行形式化的時候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遺棄。同樣的是，以屠能等人為代表的古典區位理論盡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模擬了現實，但是它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主流經濟學的“漠視”；在此之后，雖然也曾有些經濟學家拿著銳利的分析工具，試圖為將城市問題納入主流經濟學而不懈努力，但無情的現實卻將他們遠遠拋棄；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過痛定思痛的城市經濟學家們終于抓住了城市問題的癥結，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經濟學的銳利武器，于是，過去幾個時代的陳舊思想似乎一下子復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們去做的也許只是記取這些經驗和教訓，保持一個清醒、理智的頭腦。:

首先，簡潔的數學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學科的共同特點，要想使一門學科步入科學的殿堂并成為后人傳承的經典，模型化也許是不多的幾條出路之一。因為數學在經濟學的應用不僅能為給定的理論模型提供從假設到結論的最簡捷和有效率的邏輯鏈條，而且經濟學家還可以通過多次的反復假設和檢驗來剔除模型中非本質的因素，并更快更準確地把握問題的本質和規律所在，更為重要的是，這樣做的結果可以大大提升一個理論或者模型的嚴格和內洽程度，從而加速知識的積累和發展。很顯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關城市與勞動分工關系的學說盡管頗富原創性和說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進行嚴格的定義，且其理論沒有用數學邏輯很好地組織起來，所以，它們只能是一些缺乏內部組織和秩序的理論片斷的集合體，結果，在馬歇爾對經濟學進行形式化的時候，這一缺陷便在客觀上阻礙了古典城市經濟學說的發展；一個可作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經濟學”理論，雖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時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業區外生給定，但是，由于它擁有較為系統、嚴格的微觀經濟學和數學基礎，并且其模型均從“經濟人”自利行為以及相互作用的結果推導而出，所以它反而成為城市經濟學誕生的標志。

其次，一個理論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標多么宏偉，也不管它的假設是多么地不符合現實，但是，只要它能預測和解釋現實，它就是一個有生命力的理論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時代是典型的農業經濟時代，農業時代流行的是所謂的“報酬不變規律”，城市在經濟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論雖然在解釋城市形成時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現實，因此它是那個時代最具解釋力的模型；與屠能相比，“新城市經濟學”似乎顯得比較幸運，因為微觀經濟學和數學分析工具在那個時代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它沒有觀察到現實中最為普遍的現象——多中心城市的興起，也沒有把握住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結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釋現實而未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重視；而筆者之所以相信“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可能有較大的發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們把握了后工業化時代的到來城市經濟活動的本質特點——報酬遞增——以及相應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競爭、專業化和相應的數學工具。

再次，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質問題、根本問題，也是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城市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尋找并把握核心問題，把握其規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視次要問題。古典和前古典經濟學中有關勞動分工與城市關系的學說以及古典區位理論被時代遺棄是一個時代的必然，因為他們觀察到了一個當時時代里并不重要的經濟問題，并且當時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當時的人們關注的核心問題；而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經濟學的興起則是時展的必然，因為當代的社會已進入一個后工業化的社會，城市已在人們的生活、生產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從而理解城市的內生形成已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和重點。同樣的是，新古典時期用外部性來解釋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經濟學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區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將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放進一個人們并沒有多少認識的黑箱中而試圖掩飾自己對城市經濟學問題的無能和無奈。

最后，當前的城市經濟學的發展已進入了一個綜合、調整和融合的新時期，一方面，過去的傳統理論不斷在新的軀體上復活，比如，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就借用現代的分析工具——超邊際分析——將前古典和古典時期的城市與勞動分工的理論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再現在世人面前，新經濟學地理學則在屠能的地租理論、繆爾達爾“循環累積”(Myrdal,1956,1957)、馬歇爾“外部性”、赫希曼的“產業關聯”(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礎上構建新的城市經濟學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斷涌現，比如，新經濟地理學將計算機模擬、演化經濟學以及動態學來描述城市的演進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論則借助于非線性規劃和庫恩－塔克條件甚至計算機模擬等來建構起理論模型。還有，不同理論之間已經在某解關鍵的問題上達成共識，比如，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均看到勞動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理論將主要由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組成：第一，兩者均有一個比較接近現實的分析框架作為支撐，前者以不完全競爭、報酬遞增和集聚經濟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勞動分工、專業化和不完全競爭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兩者均擁有一個具有相當高級的數學工具作為支撐，前者以邊際分析和一般均衡為工具，后者以超邊際分析和一般均衡為工具；第三，兩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經濟學理論的缺陷，同時這兩個學派又均熟知主流經濟學的學術規范和演進路徑。因此，可以這樣說，這兩個城市經濟學派的復興不僅是對古典經濟學分工和專業化問題的某種回歸，而且是對過去的古典區位理論、新城市經濟學、以亨德森為代表的用外部性對城市的解釋、經濟地理學經驗和教訓在一定程度上的總結，同時也是對過去城市化理論的某種綜合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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