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保險制度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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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險制度含義與功能

存款保險制度是指在金融體系中設立保險機構，強制地或自愿地吸收銀行或其它金融機構繳存的保險費，建立存款保險準備金，一旦投保人遭受風險事故，由保險機構向投保人提供財務救援或由保險機構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的制度。存款保險制度的設立，首先是為了消除因銀行擠提而導致的系統性風險。其次才是對存款人的存款提供全額或部分的保險，保護一般存款人的利益；第三是建立處理有問題銀行的合理程序，便利經營不善的金融機構退出市場，減少“銀行太大而不能倒閉”的道德風險。此外，一些存款保險機構還履行最后貸款人和監管參保機構的職能。

存款保險制度起源于美國。美國于1933年率先通過立法建立存款強制保險制度，成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20世紀70年代起，存款保險制度加速向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擴展，在IMF的183個成員國中，有67個國家采取顯性的存款保險制度，其他國家則采取不同程度的隱性保險制度。

我國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確立風險防范機制穩定金融活動秩序

一般來說，銀行90%以上的資金來源于負債，銀行必須進行負債經營，其經營風險比一般企業大，因此維持客戶信心猶為重要。而且由于銀行與存款人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一旦個別銀行倒閉，存款人缺乏充足的信息與專業能力去辨別持有他們存款的銀行是否健全可靠，由此產生的恐慌極富傳染性，如果沒有相應的保障措施穩定民心，將會發生巨大的金融災難。

完善金融市場主體，防止道德風險

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的缺陷之一就是市場主體不完善：政府籌資具有超經濟強制性質；央行獨立性不強，調控乏力；國有商業銀行尚未真正商業化；而市場主體不完善的重要誘因之一就是我國沒有建立顯性的存款保險制度，政府一直實行的都是隱性的存款保險制度。隱性的存款保險制度的覆蓋面非常廣，大小金融機構都無存款損失之虞。銀行就不必注重逆向選擇的甄別與道德風險的控制，國有企業也不用擔心貸款的最終償還，居民也不用監督他們銀行存款的安全，所以在這種制度下，銀行、企業與居民的“道德風險”問題將比顯性存款保險制度更為嚴重。

健全金融監管體系，減輕央行負擔

與國外的中央銀行一般是通過票據貼現的方式發放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不同，我國央行對金融機構的再貸款一般是通過信用貸款的方式。這些再貸款收不回來就成為中央銀行的不良資產。在再貸款方面，人民銀行已經累積了巨額的不良資產，其中清理農村基金會、整頓信托投資公司、關閉證券公司形成的再貸款是目前再貸款回收的三大難點。占用了人民銀行總量高達數千億元的再貸款實質上是一種“隱性”的保險基金，只不過保險費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支付而已。人民銀行尚無專門機構以債權人身份來主張和維護其再貸款的權益。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金融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金融市場競爭加劇，央行的再貸款存量還將會增加，央行以后還將出現更多新的不良再貸款，這些將大大限制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功能。這反映目前的金融監管體系還缺少一個角色——存款保險機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通過存款保險業務的辦理，規范金融機構的業務行為，檢查其業務活動，審查其業務報表，對經營不善的機構提出警告和制裁，并有權勒令其停業整頓，遇到極端情況，可以撤保，從而實現對金融體系的有效監管，使金融機構按照中央銀行及存款保險機構的要求安全合法地從事經營活動。不僅能遏制央行以后還將出現更多新的不良再貸款，完善目前的金融監管體系，還可以建立問題銀行退出機制，對銀行等金融機構形成正常市場紀律約束有重要意義。

完善市場規則，創造公平有效的競爭環境

在隱性存款保險制度下，政府不可能完全打開銀行業對內和對外開放的大門，因為考慮到銀行業發生危機的擴散效應以及銀行體系在我國的重要地位，政府也必須把新進入的私人性質的銀行納入到這個隱性存款保險網之內。這樣，不可能向銀行業引入優勝劣汰機制，也就不可能發揮整體金融改革戰略——用體制外的增量來化解體制內的存量，從而無法真正實現金融領域的市場化和高效率。如果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就可引入銀行業優勝劣汰機制，建立問題銀行退出機制，對形成正常市場紀律約束有重要意義。

改進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效果

如果銀行的損失最終還是由財政撥款或由人民銀行再貸款（或用外匯儲備注資）解決，就會使政府在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時喪失一部分自。隨著銀行業對外和對內開放步伐的加快，銀行間的競爭將會逐漸加強，如果國有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依然保持目前的資產狀況，那么政府對它們實施救助的頻率和范圍肯定會逐漸增加。如果我國建立顯性存款保險制度，不僅可以減輕國家對隱性擔保的負擔，還將改進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效果。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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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保險制度，其具體含義是指投保人通過購買確定險種(訴訟險)，在自己與他人發生民事訴訟時，由保險公司通過理賠方式向投保人支付訴訟費用的保險制度。具體而言，即公民預料到自己將來有介入到訴訟糾紛中的可能，在尚未發生訴訟糾紛之前，每月或者每年預先支付一定數額的訴訟保險費用，一旦將來發生訴訟事項，便可通知保險公司，由保險公司代為支付包括聘請律師費用在內的一切訴訟費用。在訴訟保險的法律關系中，保險公司實際上承擔了解決法律援助律師費用及其他訴訟費用的責任(即保險公司成為法律援助資金的相對承擔者)，從而減輕國家負擔。

一、訴訟保險制度的功能與缺陷

1.訴訟保險制度能夠充分保障當事人的訴權，實現接近正義的客觀需要

現代國家強調法治主義，民事糾紛的最終解決是靠采用排除自力救濟的民事訴訟制度。但是，公民利用民事訴訟制度實現權益的前提是必須支付民事司法運作的經濟成本。目前，各國普遍規定對公民的民事訴訟采用收費制，從到上訴，從案件受理費到律師費，還有如鑒定費、證人費、差旅費等眾多的其他訴訟費用，這對當事人而言已經是一種沉重的經濟負擔。然而，通過設立訴訟保險制度，可以使民眾通過購買保險的方式將自身的訴訟費用風險融人商業保險的運作中，從而降低和減少訴訟所帶來的費用風險，在此基礎上獲得接近正義的保障。

2.訴訟保險制度能夠緩解法律援助的壓力

由于我國國情，加上政府財政經費有限，導致現實中法律援助制度的涵蓋范圍極為有限，法律援助的作用也始終無法達到保障所有需要援助的公民都能充分利用訴訟救濟自己權益的程度。如果設立了訴訟保險制度，使一部分有一定經濟基礎的民眾從對法律援助的期望轉向投入與回報相均衡的訴訟保險中來，這樣既不會影響法律援助對貧困者維權的救濟，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中等收入民眾維權的可行性，從而實現法律救濟的合理化和最大化。

3.訴訟保險制度能夠穩定律師收入，提高律師業服務水平

引進訴訟保險制度，當事人會因經濟壓力的緩解而積極地利用訴訟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且，訴訟保險保障了當事人能夠自由選擇由保險公司付費的律師，這樣當事人會更積極地聘請具備法律專業知識的律師幫助自己進行訴訟。從律師的角度來看，提供訴訟保險的保險公司為當事人提供侯選律師的做法不僅使律師訴訟案件的機會增多，而且律師為了能夠訴訟保險公司投保人的訴訟，必然會通過提高其自身的服務質量和服務水平的方法來同其他律師競爭，從而最終促進律師業的健康發展。

4.訴訟保險制度可以使訴訟風險在社會上得到最大程度地分散，并促使當事人通過司法救濟的手段來積極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最終提高公民的維權意識與法治觀念

投保人通過購買確定的險種(訴訟險)，在自己與他人發生民事訴訟時，由保險公司按照訴訟保險合同的規定向投保人支付屬于保險責任范圍內的訴訟費用。保險公司根據大數法則和數理統計的理論集合大量訴訟保險標的，讓所有參加訴訟保險的投保人來分化某一具體的投保人的訴訟風險，并且通過再保險和保險資金多渠道投資，從而最終使訴訟風險在社會上得到最大程度地分散。同時，訴訟保險制度還能解決民眾對訴訟的顧慮。當事人只需交納一定的保險費來購買訴訟保險，則由保險公司來替當事人承擔訴訟時間和訴訟費用上的風險，從而使當事人通過司法救濟的手段來積極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增強公民的法治觀念。

不可否認，訴訟保險制度也具有以下先天不足之處。一是它的覆蓋面比較窄。該制度基本上只適用于那些感到自己很有可能介入法律糾紛的中等收人階層，事實上無法滿足真正貧民的法律要求。因此，從籌集法律援助資金的意義上看，訴訟保險并不是一條最佳途徑。二是訴訟保險制度使得律師依賴于保險公司來獲得報酬，容易造成保險公司操縱訴訟的不良后果。三是設立訴訟保險制度會大大降低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從而導致當事人濫訴現象的出現。四是訴訟保險的實行通常具有一定條件的限制。如果被保險人有資格獲得法律援助，他就應當去申請援助，保險公司將不補償應由法律援助支付的那部分費用。只有當因經濟理由申請免費訴訟被拒絕時，訴訟保險才可以使用。

二、我國建立訴訟保險制度的障礙

1.觀念的落后

由于我國國民的訴訟意識和保險意識都欠發達，所以國民對接受訴訟保險制度缺乏足夠的觀念上與思想上的準備，這會嚴重影響訴訟保險需求的形成和規模。可是，如果訴訟保險需求達不到一定的量，相應的訴訟保險供給也不會產生，這是我國當前建立訴訟保險制度的最大障礙。

2.移植訴訟保險制度缺乏相配套的必要的法律規范與保險技術

首先，在我國，還沒有任何有關由第三人來支付訴訟費用的法律規范，訴訟保險制度還缺乏相應的法規支持。再：者，由于我國保險業目前對訴訟保險制度尚未予以關注，因而缺乏技術層面的經驗與知識，更不用說相應的保險法律規范了。

3.目前我國律師收費在計算土存在著一些不確定因素、這對于引進訴訟保險制度也存在極大的困難

訴訟保險制度的良性運作是以當事人、保險公司以及律師之間的良性互動為保障的。如果律師收費不確定，那么就會導致當事人認為保險公司為了節約費用而向當事人提供素質差的律師，保險公司也會因律師收費不明確而擔心自己的盈利狀況，從而潛意識地從降低成本方面考慮聘請收費低廉的律師，而律師為了招攬業務，不惜降低費用，引發律師業內部的不正當競爭。

4.制裁當事人濫訴制度的缺失，也是訴訟保險制度移植的障礙之一

由于部分公民因一些小事而大肆興訟，不僅導致了司法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使司法機關不堪重負，無法集中精力處理重大案件。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我國法律缺乏制裁當事人濫用訴訟制度的規范。如果移植訴訟保險制度，濫訴問題勢必將同樣困擾保險公司。

三、我國建立訴訟保險制度的前提

1.公民的法治觀念與保險意識的培養

引進訴訟保險制度，離不開國民的法治觀念與保險意識，而這些是可以通過普法宣傳、具體訴訟保險產品的介紹，逐步培養出來的。因此，可以借鑒德國的成功經驗，開展大規模的訴訟保險宣傳活動，為訴訟保險制度的創立與發展奠定良好的社會基礎。

2.律師收費標準的明確

目前在我國律師收費標準暫不統一和明確的情況下，保險公司無法比較可靠地預測投保人的訴訟風險以及確定保險責任和保險費，因而投保人也無法根據自己可能承擔的訴訟風險的大小決定購買相應的險種。因此，必須加快建立區域性乃至全國性的操作性較強的律師收費標準

3.為了防止當事人的濫訴，必須強化訴訟風險告知制度

近年來，我國不少地方法院都開始推行訴訟風險提示制度，使當事人在立案階段就能預知案件審理和執行中潛在的風險，此舉無疑彰顯了法院打造“服務型法院”的服務理念。實際上，律師事務所在接受案件前進行民事訴訟風險告知制度，則更容易為當事人所接受；在設立訴訟保險之后，由保險公司向當事大提供有一定權威的法律專家來對當事人進行事前訴訟風險預測以及風險告知，這樣既能便當事人不會盲目地訴訟而加重法院的負擔，又可幫助當事人購買合適的訴訟保險，從而推動我國訴訟保險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4.保險公司的充分關注與積極推動

訴訟保險并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其所涉及到的技術問題，只能由保險公司組織力量進行開發研究。可見，如果沒有保險公司的積極推動與參與，訴訟保險無疑只是紙上談兵。

四、我國開辦訴訟保險的可行性設計

1.訴訟保險的適用范圍與條件

如前所述，西方的訴訟保險一般只應用于民事訴訟領域。那么，在行政訴訟乃至刑事訴訟中，當事人依然不可避免地會發生鑒定費、差旅費等費用。那么，訴訟保險能否及于三大訴訟的范圍，值得思考。

解決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需要結合三大訴訟面臨的不同風險進行具體分析。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訴訟保險原則上是可以適用于三大訴訟的。德國最初由機動車保險領域把業務拓展到整個民事訴訟領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也有國家在這方面進行了嘗試，比如，瑞典在刑事案件中規定訴訟保險原則上適用于為被控告過失犯罪的人提供辯護，但是其過失不得為嚴重過失。那么；無論是在民事訴訟還是在行政訴訟中，具有明顯勝訴可能的原告一方完全可以通過訴訟保險支付律師費用等。

盡管訴訟保險原則可以適用于三大訴訟，但在案件范圍上也都會有一定限制。在具體種類的案件中，保險的范圍往往受到不同的限制。如在意大利，保險案件大多用在與機動車事故有關聯的或影響不大的方面；在瑞典，與住宅保險緊密相連的訴訟保險對于被保險人有關住宅方面的訴訟是有效的(但離婚除外)。對有關被保險人的職業、房地產或者汽車的訴訟無效，而且保險標的不得低于200瑞典克郎。在丹麥，某些訴訟種類被排除在外，例如以被保險人為清償債務人的純托收訴訟，不適用于訴訟保險。

2.訴訟保險的適用形式

國外訴訟保險的形式通常包括單獨式、附加式以及合作式訴訟保險等。其中，單獨式訴訟保險是指不與其他保險相聯系的、獨立的訴訟保險。附加式訴訟保險是指在其他險種上附加訴訟保險的訴訟保險，其投保對象主要是房地產訴訟和機動車訴訟。這種訴訟保險并非單獨的保險險種，按規定不能單獨購買，而是和其他保險一起銷售。如在瑞典，訴訟保險常和火災保險、家庭保險一起銷售；在丹麥，訴訟保險被作為其他種類保險如家庭或汽車險的一部分。最常見的種類是與家庭保險相結合，為被保險人個人的訴訟提供保險。合作式訴訟保險是指從事傳統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與專營訴訟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以合作方式辦理的訴訟保險。相比較而言，在我國公民保險意識與法治意識并不太高的情形下，單獨的訴訟保險形式似不可取。附加式訴訟保險也許對普通國民更有吸引力。考慮到剛開始訴訟保險并不普及、聘用律師進行訴訟成本需要預測的情況，由全國各地的大大小小的保險公司分別設立訴訟保險成本過高。因此，筆者認為，我國如果引進這一制度，首選的形式應當是采用合作式訴訟保險。這樣的好處在于業務集中，專業化比較強，更容易被國民信任。目前我國保險市場上已經出現了專業的保險公司，這也是一個發展趨勢，所以，把訴訟保險交由專業的訴訟保險公司與傳統保險公司以合作方式辦理，訴訟保險更為可取。

3.訴訟保險的承保風險

通常情況下，國外的保險公司承擔的訴訟風險包括合作風險與異議風險兩種。前者僅涉及利用訴訟的潛在費用，它主要是承保由訴訟進程時間不確定但必須對此進行事先預測而產生的風險。合作風險體現著保險人和投保人雙方在設置和選擇險種以及收費上的一定的可預測性。因為在合作風險的承保范圍內，對將來可能發生的訴訟費用的理賠數額是可以進行預測的，這是根據一國法律對現有的法院體系及案件的適用程序有明確規定而得出的預測。比如保險公司在遺囑確認案件所適用的法定訴訟程序計算出可能理賠的訴訟費用額，而投保人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決定投保對象和投保額度。總之，合作風險的案件保費相對容易確定。而在異議風險中，訴訟時間和訴訟費用是難以預測的。因為異議風險的案件發生在時間上具有不確定性。比如交通事故、合同違約或者侵權行為，其發生的時間和所需要的訴訟費用是難以預測的。由于異議風險案件具有復雜性和多樣性，從而有可能導致律師費用、調查取證費用等數額巨大。不過，一般來說，正是因為異議風險的存在，才促使當事人希望通過訴訟保險方式來分化個體的訴訟風險負擔。這也是訴訟保險制度得以產生和持續發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可以相信，我國在引進訴訟保險制度之后，異議風險的案件應當是吸引投保人的主要類型。在這方面，保險公司可以通過協商保費或者分階段收取保費等技術性方法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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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nvergenceofloans,financialinstitutions,isthemarketingofcreditandloansintotheshowthesametrends.Atpresent,thebankingfinancialinstitutionsintheloaninputmarketingcompetinginthenationalindustrialpolicytosupportthedevelopmentoftheindustry,policybanks,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aswellasjoint-stockbanksareactiveinthefollow-uptomajorclients,andengageinthesamecompetition,thereisnodifferenceintheachievementofdevelopment,Bankloansconvergenceismoreprominent,shouldattachgreatimportancetoandtakecorrespondingmeasurestoguardagainstpossiblerisks.

Keywords:depositinsurance;insurancesystem;bankcreditbusiness

一、貸款趨同現象成為銀行授信業務的一個顯著特點

從的情況看，金融機構授信大客戶主要集中在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及交通銀行。貸款趨同的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大客戶主要集中在4家國有商業銀行。截至2004年9月末，上述6家銀行授信大客戶共有181戶，評估授信額度1115.87億元，實際貸款865.44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額的52.47％，其中：4家國有商業銀行支持的大客戶166家，占大客戶總數的91.71％；授信額度1109.27億元，占大客戶總授信額度的99.41％；貸款余額613.3億元，占大客戶貸款總余額的70.87％。二是貸款在客戶、行業和地區間的集中度較高。9月末，6家行前10位客戶貸款余額394.46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余額的23.92％，占大客戶貸款總余額的45.58％。國家開發銀行大客戶貸款占該行貸款余額之比達97.39％。從行業分布看，主要集中在電力、交通、煤炭、通訊等行業，9月末貸款余額為582.01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余額的35.29％，占大客戶總貸款余額的67.25％。從地區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呼和浩特、包頭、鄂爾多斯3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9月末3個地區大客戶貸款余額578.56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余額的35.08％，占大客戶總貸款余額的66.85％，其中：呼和浩特市的大客戶最多，達40戶，貸款余額370.46億元，占大客戶總貸款余額的42.81％。三是大客戶多頭授信現象較為普遍。在181家大客戶中，有44戶在2家以上銀行有授信，有的甚至在5家銀行有授信，多頭授信的現象較為普遍。

二、解決銀行貸款趨同問題的對策

（一）轉變觀念，改革經營方式，走差異化發展的路子。商業銀行要適應改革和發展的要求，借鑒國際通行的規則和做法，把落實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與加強結構調整和提高業務創新能力結合起來，改變多年來重同質競爭、輕差異化發展的經營方式；大力發展中間業務，改進對客戶的服務，推進銀團貸款和俱樂部貸款，完善項目融資，學會風險定價；大力調整資產結構、產品結構、客戶結構和收入結構，提高規避風險和培育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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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托—模型

1.1委托—理論框架

委托—理論主要是對下面問題的模型化：委托人想使人按照自己的利益選擇行動，但是委托人不能直接觀測到人選擇了什么行動，能觀測到的只是一些變量，這些變量由人的行動和其他外生的隨機因素共同決定，因而充足量只是人行動的不完全信息。委托人的問題是如何根據這些觀測到的信息來獎懲人，以激勵其選擇對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動。

1.2一般化的模型及應用

一般化的模型是從莫里斯（Mirrlees，1974，1976）和霍姆斯特姆（Holmstrom，1979）的分布函數的參數化方法（param?鄄eterizeddistributionformulation）演變而來得。我們假設存款者（委托人）與銀行（人）面臨一個長期的合同，兩者的收益函數分別為v和u。銀行是風險中性的，存款者是風險規避的。銀行的可觀測收益?仔和可能發生的金融風險Z，其中Z為外生變量；存款者的收益S是?仔的函數。同時，假設當發生金融風險時，銀行可能選擇有效措施規避風險，也可能消極對待，其聯合分布的密度函數分別為hH（?仔，Z）和hL（?仔，Z），相應付出的成本分別為c（H）和c（L）。那么，傳統的委托—模型的優化問題如下：

v（?仔－S（?仔））hH（?仔，Z）dZd?仔

（IR）u（s（?仔））hH（?仔，Z）dZd?仔－c（H）≥

（IC）u（s（?仔））hH（?仔，Z）dZd?仔－c（H）≥u（s（?仔））hL（?仔，Z）dZd?仔－c（L）

參與約束條件（IR）：表明當發生金融風險時，銀行如果積極采取有效措施規避風險，那么他獲得的總收益應該大于總的機會成本。

激勵兼容條件（IC）：表明當發生金融風險時，銀行積極采取有效措施規避風險比消極對待所取得的收益高。

模型的金融學意義：如果金融風險出現的概率不影響銀行在金融風險發生時的選擇，那么存款者就可以僅從收益狀況觀測銀行的工作情況，而銀行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該風險來源于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激勵與保險的折衷（Trade-off）。如果金融風險出現的概率影響銀行在金融風險發生時的選擇，那么銀行在金融風險發生時的決策能力就必須寫入合同。存款者可以根據收益狀況和金融風險發生的可能性觀測銀行的工作情況，使銀行承擔較小的風險。如果存款者無法觀測銀行在金融風險發生時的決策能力，那么可能出現的消極態度就會給銀行帶來風險，此時必須設計一定的成本激勵銀行積極采取有效措施規避金融風險。

2銀行擠兌與委托—

2.1銀行擠兌的產生

銀行擠兌的發生是存款者在缺乏信息或者信息很少的環境中監督銀行價值的方式。當存款者有理由相信銀行成為風險者時，對其儲蓄的擔心促使他們要求兌現存款。從雙向信息不對稱的角度研究發現，銀行無法觀測到存款者資金的真實流動性需要，而存款者也不知道銀行資產的真實狀況。當一部分存款者獲得關于銀行風險資產回報的不利信息時，銀行擠兌就會發生。因此，銀行擠兌有一個基本的根源，就是銀行的不良業績（Gorton，1985；Jacklin&Bhattacharya，1988）。另一種觀點認為，擠兌是銀行內生問題的暴露，如果銀行是基于先來先服務的原則對存款者的債權進行兌現，即順序償還限制（sequentservicecon?鄄straint），那么以銀行現有的資產存量根本無法兌現每個存款者的債權，因此后到的存款者就會受損失。任何隨機事件的發生，都有可能引發銀行擠兌（Dia?鄄mond&Dybvig，1983；JamesPeck&KarlShell，2003）。

2.2委托—模型的分析

如上所述，擠兌是在是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發生的，委托人（存款者）無法觀測到人（銀行）的產出，因此，對自己的存款利益產生擔憂，因為存款者的收益是函數。所以，要確保擠兌不會發生，必須在滿足參與約束（IR）：當發生金融風險時，銀行如果積極采取有效措施規避風險，那么他獲得的總收益應該大于總的機會成本的同時，還要滿足激勵兼容條件（IC）：當發生金融風險時，銀行積極采取有效措施規避風險比消極對待所取得的收益高。而不會導致存款者無法觀測道銀行在金融風險發生時的決策能力，而出現的消極態度（擠兌）給銀行帶來風險。

3道德風險與委托人缺失的委托—

3.1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必要性

D－D模型（1983）分析了銀行擠兌發生的必然性。因此，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主要是為了在銀行倒閉時，維護廣大中小存款者的利益和維護金融系統的穩定。這一點，國內外眾多學者已經做了詳盡論述，這里不在贅述。

3.2道德風險的發生

信息不對稱是道德風險發生的主要原因。金融商品的提供者（一般為銀行）與消費者（本文指存款者）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委托關系，為保證作為人的金融機構更好地為委托人服務，金融商品的消費者需要對金融機構的經營者進行監督。但由于銀行與存款人及各金融交易者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監督成本很高，數量眾多而分散的中小存款者存在著比較普遍的“搭便車”傾向，中小存款人既沒有積極性也沒有能力去搜尋信息或干預銀行管理，從而弱化銀行的市場約束。特別是，作為中小存款者的保障的存款保險制度建立之后，更加弱化了中小存款者對銀行行為的監督與激勵，從而，產生了委托人缺失。3.3委托人缺失條件下的委托—

委托人缺失的條件下，委托－的優化變成下面的表述：

v（?仔－S（?仔）－G）hH（?仔，Z）dZd?仔

（IR1）v（?仔－s（?仔）－G）hH（?仔，Z）dZd?仔≥

（IR2）u（s（?仔））hH（?仔，Z）dZd?仔－c（H）≥

（IC）u（s（?仔））hH（?仔，Z）dZd?仔－c（H）≥u（s（?仔））hL（?仔，Z）dZd?仔－c（L）

該模型與一般的委托—模型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委托人的收益中增加了國家成本G這一項，G為外生變量。同時，增加了委托人的參與約束條件（IR1），表明委托人在銀行積極采取有效措施規避風險的情況下，所獲得的總收益應該大于總的機會成本。

從模型的結論來看，如果委托人的參與約束條件成立，模型分析的結果應該與傳統的委托—模型一致。如果委托人的參與約束條件不成立，那么存款者就不可能根據收益狀況和金融風險發生的可能性觀測銀行的工作情況，致使銀行的激勵兼容條件（IC）不成立。在這種情況下，委托人會為自己的利益，而對金融風險置之不理；銀行在金融風險來臨時，也會采取消極的態度，使整個金融機構的抗風險能力降低。

這種委托—模式體現了在存款保險機構存在的情況下的國家成本，特別是在隱性存款保險制度的框架下，國家成本會更大。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在2006年外國銀行業全面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很容易造成的就是國有銀行的儲蓄業務被分流，而進一步的發展就是國有銀行業會更加具有風險的趨向，整個系統金融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就更大。

4應對措施

4.1信息的完全化原則

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是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確保存款者和銀行之間的信息公開化、公平化、透明化。要做到這一點，就是對國有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積極推進國有銀行的上市改造。使銀行的行動和收益可以在股票市場股價的變動上來反映出來，銀行也可以通過存款者的行動來決定自己的行動。

4.2強制投保原則

投保風險的產生根源是自愿投保方式。自愿投保方式增加了投保人的選擇性，有可能導致順利時存款人從被保險人的銀行轉到未保險的銀行以獲取更高的收益；在銀行困難時又會向相反的方向轉移，逆向選擇產生。而且，由于存款保險制度需要有相當多的銀行參與，以便風險能在眾多的參與者之間充分分擔，自愿參與時，參與的情況很可能不穩定，與大數法則和概率論相悖。因此，我國目前應主要采取強制存款保險制度，這也是由于我國目前尚處于市場經濟體制初期，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風險意識普遍不強，金融業的監管機構還不健全的因素所決定的。

4.3實行與風險相關的差別保費率

保險費率應當體現銀行經營的風險，實行差別保險費率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銀行加強對自身業務風險的控制，但是，操作中對各種金融機構的風險程度很難客觀評價，如公開風險程度，有可能會動搖市場信心，導致金融秩序的不穩定。以相對統一保險費率來說，差別保險費率相對較為公平，對于風險管理較好的銀行實行低保險費率，既可以減少其成本開支，又可以促進其加強自身的風險管理，減少風險損失的發生；對風險程度較大的銀行實行較高的保險費率，增加其經營成本，強化銀行的風險意識，促使銀行穩健運營。為強化銀行內部的風險約束機制，實現銀行和存款保險機構之間的良性互動，根據各銀行風險級別、風險管理水平、經濟狀況等因素設定不同保險費率較為合適。

4.險共擔原則

存款保險制度不應實行全額保付，損失應該由銀行、存款人和存款保險機構三方共同承擔。IMF規定，銀行存款保險額上限是GDP的1～2倍，目前，世界的平均水平是2.4倍。另外，由于我國大量的存款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實行全額賠付更會弱化大存款者對銀行的監督與激勵，造成廣大中小存款者“搭便車”。

4.5存款保險機構實施監督、管理權利

有效的存款保險離不開嚴格的監管體系，銀行監管主要包括對市場準入、業務范圍、資本金、信息披露、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以及市場退出等進行持續性監管。因此，存款保險機構不要僅僅對發生危機后的承保負責，更要對加入存款保險制度的銀行實施事前監督、監管，做到穩健經營。

參考文獻

篇（5）

自1993年《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險基金到1997年底央行存款保險課題組成立；自2004年4月金融穩定局存款保險處掛牌到2004年12月《存款保險條例》起草工作展開；時至2006年底，中國人民銀行在的金融穩定報告中，指出了要加快存款保險制度建設，健全金融風險處置長效機制的必要性，并詳細闡述了所要重點研究的存款保險機構的職能、存款保險的成員資格、存款保險的基金來源、最高賠付限額、費率制度安排等細節問題。200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有關精神也促使了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被納上議事日程。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勢頭良好，降低了建立這一制度的成本和風險；銀監會成立以來我國銀行業監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為存款保險制度的出臺創造了前提條件；國有商業銀行改制上市取得顯著成效，銀行不良資產的大規模政策性集中處置工作已經告一段落，此外，經營不善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機制也在建立之中，所有這些都表明，在我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所需要的主要條件都已具備。因此，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在參加2008年11月26日舉行的“第十四屆兩岸金融學術研討會”時表示，存款保險制度已經上報國務院……估計將于2009年推出。

二、我國存款保險制度的現實選擇

理論研究和國際經驗共同表明，存款保險這柄雙刃劍實際上是建立在提高存款人安全收益與降低市場約束之間權衡的結果，既有明顯優勢、又存在負面效果。如果盲目推行，效果適得其反。顯然，在目前復雜的國際宏觀經濟形勢下，我國顯性存款保險制度的推出一直在等待最佳時機。因此，在推出顯性存款保險制度之際，還必須仔細斟酌，周密論證，以有效防范存款保險可能帶來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從參保前，參保時和參保后三方面而言，我國的存款保險制度面臨如下現實選擇：

1、參保前的現實選擇——強制保險與自愿保險。強制保險是指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存款類金融機構均應參加存款保險，繳納存款保險費；自愿保險是指存款類金融機構可自愿選擇是否參加存款保險。

為避免參加存款保險前風險越大的銀行參與的積極性越高的逆向選擇問題，中國存款保險制度應該是強制性存款保險。這樣既有利于存款保險機構預期負擔的減小，也有利于強化參加存款保險的中小商業銀行在競爭中處于相對平等的地位，更可以提升公眾信心，并直接強化銀行業競爭，促進銀行業健康發展。

2、參保時的現實選擇——保險額度與費率斟酌。現今，金融風暴席卷全球，顯性存款保險制度健全的國家也未能幸免。而我國實行的隱性存款保險制度在這時因為其國家的全額擔保形式而有利于維持公眾信心，促進金融穩定。與美國存款保險公司的建立過程相反，我國存款保險的施行，并非為原本暴露的儲戶風險引入新的擔保機制，而是將事實上已經存在的隱性存款保險顯性化，并逐漸把無限的國家責任變成一種內容與邊界明確的、由獨立機構承擔的有限民事責任。因此，今天儲戶對于銀行的信任，很大程度上仍基于對國家擔保的信任，這一責任不可輕易放棄，所以我國顯性存款保險制度的推出初期，還應延續以往的政策，進行全額兜底。在經濟形勢明朗后，資金開始從銀行流出尋找投資渠道時，再逐漸過渡到分級兜底。這樣才不至于引起恐慌。

此外，由于單一費率可能引起的銀行追逐高風險項目行為，應對不同風險的銀行征收差別保費。這種差別保費是基于風險的存款保險安排的核心內容，它要根據每家投保機構的信用評級和資本充足率等因素定期調整，從而使得銀行的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約束銀行的風險行為，并按照成本效益原則對問題銀行進行及時處置。

3、參保后的現實選擇——風險識別與有效監管。為避免參加存款保險后的銀行可能從事風險較大，利潤較高的項目而引發的道德風險問題，還需加強對銀行的審慎性監管并督促銀行進一步完善內部控制，促進銀行業內外兼修，降低由此引發的風險。因此，穩健的會計制度、嚴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存款人與保險機構共保都是必須的，他們可以通過強化銀行股東、存款人和其他債權人以及社會公眾對銀行的監督，有效提高市場約束，減弱道德風險。

一般而言，存款保險制度的有效與否與存款保險機構能否有效識別參保者的風險狀況緊密相關。因此有效的風險識別系統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于識別及預測未來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并且金融機構所面臨的風險多種多樣，也使得風險識別更為艱難。即使風險被識別出來，如何讓金融機構相信其存在的問題也會讓政策當局大傷腦筋：控制經營已明顯惡化的銀行風險是顯而易見的，但要那些表面上經營良好、能承擔其從事的風險行為且仍有盈利的銀行糾正其風險行為、調整其經營策略卻相當困難。因此有效的風險識別系統和理性而強勢的監管干預將是存款保險制度健康推行的前提。

三、小結

目前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機制尚未完全轉變，資產負債結構不合理，風險抵御能力較差，在金融市場發育不完善、金融監管手段和方法落伍的背景下，建立顯性的存款保險機制并輔以適合中國現階段國情的條款，不但有利于維護公眾對金融體系的信心，而且順應了中國金融機構所有權結構變化趨勢，是符合中國實際、維護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舉措。因此，適時地出臺符合國情的存款保險制度，在全球經濟四面楚歌之時提升公眾的信心，有利于保障金融體系的穩定，促進經濟的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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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顏海波.中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所面臨的困境與選擇[J].金融研究，2004;(11):29-36

篇（6）

1986年為了配合國有企業改革,實行勞動合同制,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國務院頒發了《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這標志著我國失業保險制度的建立。《暫行規定》雖然對失業保險制度的主要構成要素如實施范圍、對象、資金來源、支付標準、管理機構都作了說明,但正如它的名稱一樣還帶有計劃經濟的色彩,其實施范圍狹窄,資金來源渠道單一,保障能力有限,失業救濟性質明顯。

2.發展階段

20世紀90年代以后,由于經濟改革的力度加大,國有企業富余人員問題浮出水面。為了進一步發揮失業保險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作用,1993年國務院又頒發了《國有企業職工待業保險規定》以代替1986年的《暫行規定》,但是《國有企業職工待業保險規定》并沒有對《暫行規定》有大的突破和超越,失業保險原有的問題依然存在,在新的形勢下有些問題甚至更加尖銳和突出,從而導致了失業保險在經濟改革中沒有擔當起應有的責任,滯后于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改革的進程。

3.鞏固階段

1999年國務院的《失業保險條例》,在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強化失業保險的保障功能、強調失業保險權利與義務的對應、體現失業保險的性質、保障職工合法權益方面無疑有很大的進步。確立了保障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和促進再就業的基本宗旨。將失業保險的實施范圍擴大到城鎮各類企事業單位及其職工。建立了國家、單位、職工三方負擔的籌資機制。在支出項目安排上,強調了失業保險金及其相關支出,增加了職業介紹補貼的開支項目,取消了生產自救費和管理費。失業保險金的標準按照高于當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原則制定。提高了統籌層次,實行了市級統籌。加強了基金管理,規定失業保險基金必須存人銀行的財政專戶,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

二、我國失業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

1.覆蓋范圍窄,多數失業者享受不到失業保險金待遇

自《失業保險條例》實施后,失業保險的覆蓋范圍比過去大,但與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和就業崗位有限的實際情況比較而言,還是顯得比較窄。我國廣大農村還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雖然現行的失業保險條例已把農民合同工納入社會保險體系中,規定對工齡滿1年以上、雇用單位已為其繳納失業保險費的農民合同工,可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對其支付一次性生活補助。但是,這不能覆蓋大量進城從事短時間打工的農民和每年從大中專院校畢業走向社會,短期內難以就業的畢業生,他們的失業保險問題也是一個亟待深入研究的新課題。

2.失業保險金來源渠道狹窄

失業保險金主要來源于征收的失業保險費，而各地的失業保險金以縣(市)統籌，在當地使用。可見，失業保險金來源渠道單一，統籌層次低，防范和分散失業風險的能力不高、調劑能力差。

3.失業保險僅限于生活救助

《失業保險條例》建立失業保險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失業人員失業期間的基本生活,促進其再就業。但是實際上,我國失業保險僅圍繞失業人員最低生活保障展開,在如何促進失業人員再就業方面沒有過多的涉及。面對越來越多的失業人員,沒有相應的就業激勵機制和再就業培訓措施,單靠給予生活救助是不夠的,最終會導致保險基金不足,無法保障眾多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

三、完善失業保險制度的對策

1.調整失業保險制度理念,充分認識就業保障的重要性

社會保障應該具有就業保障的功能,其基金的支出,構成社會消費需求,與經濟擴張和收縮之間存在著一種反向運動的內在聯系。在經濟繁榮、就業增加、收入提高、社會消費需求具有擴張傾向性時,社會保障金支出就會減少;反之,社會保障金支出就會增加。因此,只有達到充分的就業,才會從根本上減輕社會保障的負擔。因此,應把失業保險制度與積極勞動政策緊密結合起來,建立就業導向型的失業保障制度,以實現擴大就業的總目標。

2.進一步擴大失業保險覆蓋面，拓寬失業保險基金的來源渠道

由于失業本身是一種廣泛的社會現象，因此要進一步擴大失業保險的覆蓋面，讓所有非自愿而處于失業狀態的人都能夠享受一定的失業保障并獲得就業的機會，使失業保障進一步社會化，做到應保盡保。當前，要盡快將剛畢業暫未找到工作的學生，政府機構和事業單位改革被精減下來尚未找到工作的人，農民合同工，農村潛在的失業者等納入失業保險的范圍。同時，要拓寬失業保險基金的來源渠道，建立基金來源多元化的失業保障體系，以滿足基金不斷增長的要求。

3.將失業保險與促進再就業工作聯系起來，營造失業人員再就業的寬松環境

推動失業人員重新就業本身就是失業保險工作的一個有機部分，失業保險除了對失業人員進行救濟外，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促進失業人員的再就業。提高失業人員的再就業能力是解決失業問題的根本。因此，要將失業保險與促進再就業工作密切聯系起來，加強對失業人員的職業培訓，做到失業培訓工作經常化、有針對性，著力于全面提高失業人員的素質。另外，要營造失業人員再就業的寬松環境，做到一要適當降低創業的門檻，減少失業人員創辦企業的資金限額和各種限制條件；二要為創業者提供適當的資金支持，包括實施放寬貸款條件、降低貸款利息等舉措；三要對失業人員創辦企業提供一定的稅費減免，降低創業的負擔；四要鼓勵創辦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以緩解就業的壓力。

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國政府非常重視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而失業保險制度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應予以高度的重視。我國應根據實際情況,借鑒其他國家經驗,不斷完善我國失業保險制度,充分發揮失業保險制度在促進就業中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曲寧,陳莉霞.我國失業保險的現狀分析及發展建議[J].科技創業月刊,2008(1)

篇（7）

【關鍵詞】工傷保險;制度;對策

我國的工傷保險制度發展到今天,實踐過程中得到了一定的貫徹,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從總體來看,我國工傷保險制度的建立、發展的時間較短,制度本身的建設不夠完善。我們應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就我國的工傷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和不完善的地方,采取各種措施加以解決和完善。

1提高立法層次,建立更具強制性的工傷保險制度

已建立工傷保險制度的世界各國,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工傷保險的特征都是由國家立法,實行強制和互濟,工傷保險的內容也是按照制定法律由政府直接組織或指導實施。德國是工傷保險立法最早的國家,早在1884年就頒布實施了《工傷事故保險法》,挪威于1895年頒布了《工傷保險法》,美國在1908年聯邦政府頒布《美國聯邦雇員傷害賠償法》。以上國家由于采用基本法的形式規定工傷保險制度,效力高,在實施過程中具有較強的強制力,執行起來自然也較為順暢。我們國家的工傷保險歷經了十多年的改革,1996年勞動部頒布了《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2004年開始施行《工傷保險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前者是部門規章,后者是行政法規,在實踐過程中,由于效力較低,難于發揮工傷保險制度作用。例如,有些企業不參加工傷保險,嚴重影響工傷保險統籌基金的基數,以致造成工傷保險難于達到真正分散風險的目的。另外,各省、市制定了地方性法規或辦法,使得工傷保險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沒有體現工傷保險法律制度的嚴肅性。因此,必須盡快制定出自成體系的較為完整的全國統一的工傷保險法或者包括工傷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險法,使我國的工傷保險立法進入正規的國家權力機關立法層次,以便提高我國工傷保險制度實施與執行的力度;制定和頒布全國統一的工傷保險法或者包括工傷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險法有助于用人單位及勞動者本身法律意識的提高,更有助于弱化行政權力直接干預工傷的處理,這樣有利于社會補償機制的建立,從而促進工傷保險法法律制度的全面建設。

2建立健全我國的勞動行政執法隊伍,提高經辦水平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勞動保障糾紛將會越來越多,其社會影響亦越來越大。尤其是工傷糾紛,由于直接涉及到職工的人身權利和經濟權利,因此十分敏感,社會關注程度較高。我國勞動保障業務整體來說具有較為濃重的計劃經濟色彩,本著“與時俱進”的精神,勞動保障的執法隊伍應該得到加強,逐步淡化其“行政色彩”,強化其“法律特點”,時機成熟時在法院系統建立“勞動保障法庭”,形成一支專業化、高水平的勞動保障法律事務經辦隊伍。在工傷保險開展較好的國家(比較有代表性的如德國),工傷保險經辦及糾紛處理基本是通過法院的勞動法庭處理,這對我國有很好的借鑒和啟發意義。建立勞動保障法庭,是勞動保障事業貫徹“依法治國”方針的一個重要方面,對我國的勞動保障事業發展將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3進一步擴大工傷保險的覆蓋面

從國外的工傷保險狀況來看,工傷保險的覆蓋面是相當廣泛的。1964年,國際勞工大會通過了《工傷事故補助公約》,其中規定,工傷補助是對因工負傷者提供的保障。工傷補助的對象應當包括:因工受傷者;按照國家法律規定因工傷不能工作并中斷收入者;因工而永久地全部喪失勞動能力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者;因工死亡者需贍養的人口。由此看來,工傷保險對象應包括:公務員、各類企業職工、臨時工、季節工等。實行強制性工傷保險的德國,其工傷保險的對象甚至超出了國際標準。在1885年工傷保險創立之初,首先在部分工業行業建立,以后逐步發展到所有雇員。1942年,德國全部企業為工傷保險制度所覆蓋。1971年,各類人員為這一制度所覆蓋(從工人到國家工作人員及中小學生甚至幼兒園兒童)。德國統一以后,1990年,該法對前東德地區生效。目前,德國8,500萬人口中有5300多萬人處于工傷保險的保護范圍。我國2004年的《條例》對工傷保險覆蓋范圍進行了進一步的擴大,規定在我國境內的各類企業、有雇工的個體工傷戶都應當依照規定參加工傷保險。但是,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覆蓋范圍仍然比較窄。我國大量的人口在農村,在農閑季節他們涌進城市、城鎮做臨時工、季節工,這部分人數量比較多,可是未能納入工傷保險的范圍。因此,我國應擴大工傷保險的覆蓋面,工傷保險的對象應包括各種從業人員。同時加大執法力度,使現行《條例》規定應當參加工傷保險的人員能夠真正參加工傷保險。

4統一工傷認定標準和完善工傷認定工作

在工傷保險中,確定工傷是決定是否享受工傷待遇的前提。我國工傷認定的依據是2004年施行的《條例》第14條及第15條規定。《條例》第20條規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應當自受理工傷申請之日起60日作出工傷認的決定。也就是說,我國工傷認定機構由勞動行政部門組織保險經辦機構來組成,至于如何組成,該機構的性質如何,權威性如何,該《條例》未作明確的規定。工傷認定機構是一個重要的機構,立法應對此作出明確的規定。工傷認定程序作為一種秩序,權威在秩序中至關重要,工傷認定更多體現的是醫療專家的專業水平和職業道德的結合,威信因素大于權利因素,在這一意義上與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權力有很大的區別。人們之所以相信工傷認定結論更多出于對專家專業水平的認可及專家在該領域從業的經驗所形成的威信。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成立一個由法律授權的完全獨立的、由副高級以上職稱的專業人員組成的機構來專門認定是否屬于工傷。特別是這個機構不能隸屬任何行政機關,屬于國家法律特許的社會服務組織,這樣將有效地限制行政權力在工傷認定過程中擴張,其結果必然是工傷認定的結論科學含量上升,行政權力含量下降,這樣會使當事人各方更加滿意,從而避免了不必要的爭端。如果當事人對認定結論不服,可直接向人民法院。

5完善工傷保險基金運營機制和解決長期待遇費用平衡問題

5.1完善工傷保險基金運營機制:

各國政府在工傷保險領域注重選擇基金制的原因,在于工傷事故與職業病的補償具有長期性的特點,并且工傷事故與職業病的發生是不可預見的,使得工傷保險待遇的支付無法精確預算,為實現工傷保險待遇支付的可能,實行基金制是可行的選擇。但是若儲存的基金因通貨膨脹的影響而導致貶值,則實行基金制的好處就會大打折扣。因此,基金的儲存應當與基金的運營統一起來,即將可能遭遇的貶值風險與可能獲得的投資收益統一起來。我國目前的工傷保險尚未規定工傷保險基金運營制度,所以建立這種制度來實現工傷保險基金的增值勢在必行。

5.2切實解決長期待遇費用的平衡問題:

篇（8）

社會養老保險不僅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個具有豐富經濟內涵和廣泛社會影響的政策問題。一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選擇,應該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收入分配結構、要素市場發育程度、稅費征管體制、人口結構等現實條件相適應。因此,根據本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來制定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方案,是一項重要的政策內容。

近年來,在多方論證的基礎上,我國初步建立起了一個部分積累制的城鎮養老保險體系。然而,現行養老保險體系的實際運行卻不盡如人意,其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值得引起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反思。本文在對當前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存在問題及其根源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認為我國應當更加務實地對現行的城鎮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

一、改革歷史的簡單回顧

我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國家頒布的《勞動保險條例》和《國家工作人員退休條例》,其保障對象是城鎮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主要特征是由國家規定基本統一的養老待遇,由各類單位和企業支付養老費用。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由國家統負盈虧,因此這實際上是一種享受對象經限定的由國家統一管理并保證養老金發放的養老體系。

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要求國有企業成為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這樣,養老包袱的輕重就嚴重地影響到國有企業的盈利水平和競爭能力,養老基金由企業統籌向社會統籌方向發展勢在必然。1991年《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標志著我國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的開始。這實際上是一種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體系。

1995年《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確定了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簡稱“統賬結合”)的模式,強調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性。1997年《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規定》,進一步明確了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統一模式。該模式要求我國的養老保險體系從傳統的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過渡。事實上,我國采納了世界銀行倡導的“三支柱”模式,即強制性的現收現付制作為第一支柱,強制性的個人賬戶作為第二支柱,自愿的補充養老保險作為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按照繳費工資的13%由企業在稅前支付,它將保證繳費15年以上的職工在退休時獲得20%的替代率;第二支柱由個人和企業共同負擔,按繳費工資的11%繳納,當職工退休時每月可得到個人賬戶基金積累額的1/120。作為第一支柱的統籌賬戶和第二支柱的個人賬戶,可合計提供58.5%的目標替代率。①

概括起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改革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從企業統籌走向社會統籌;二是從單一的現收現付制走向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相結合的統賬結合模式;三是擴大了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將非國有企業納入養老保險體系;四是適當調整了繳費率和養老金的替代率,糾正了養老保險體系在精算上的失衡。而改革的目的在于順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解決養老保險的可攜帶性問題,疏通勞動力流動障礙;應對人口結構不利變動對現收現付制的挑戰,削減養老保險制度的代際再分配功能;等等。

二、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

盡管已有的研究從理論上論證了多支柱模式的優越性,以及通過模擬研究②論證了我國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制轉型的現實可行性(WorldBank,1997;YanWang,etal.,2000),[1-2]但現行養老保險體系在運作過程中還是出現了許多預期之外的問題。

1.個人賬戶“空賬”規模巨大,部分積累制名存實亡

由于現行的部分積累制是在現收現付以及沒有任何基金積累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就要求當前工作的一代不僅要承擔上一代的養老責任,還要為自己積累養老金,由此帶來了巨大的轉型成本。

對于改革之時已經離退休的“老人”、工作期間經歷制度轉換的“中人”以及改革之后才參加工作的“新人”來說,目前的養老保險制度采取“老人老辦法,中人中辦法,新人新辦法”③進行區別對待。即已經離退休的“老人”的養老金待遇保持不變,他們的養老金用每年收繳的社會統籌基金支付;對于“中人”,新制度規定將其在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他們所享受的養老金待遇與他們在改革之后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的差額也由社會統籌基金支付。這樣,“老人”和“中人”的養老金來源就成為一筆“歷史債務”(即轉型成本),如國務院體改辦2000年測算的結果為67145億元(何平,2001)。[3]

現行部分積累制的養老保險制度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養老保險費的實繳數額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統籌賬戶的基金不足以支付現有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因此個人賬戶的基金幾乎全部被挪用來支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從而形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即個人賬戶只是一個名義賬戶。在名義賬戶下,資金的回報率是由政府規定的,而不是實際的投資回報率。這樣,從根本上看,現行養老保險體系仍然是現收現付制。

2.繳費率相當高,企業和工薪階層負擔沉重

我國養老保險繳費率(平均養老保險費與平均工資的比率)目前已經達到比較高的水平,從1991年的16%增加到目前的24%,遠遠高于世界平均繳費水平(為10%),甚至高于國際警界線(20%)。根據對OECD24個國家社會保障繳費率的統計,只有丹麥(24.55%)、意大利(29.64%)、荷蘭(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個國家的社會保障稅高于中國(孫祁祥,2001)。[4]

盡管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工資基數的方式向職工轉嫁部分社會保險費(轉嫁能否順利實現取決于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彈性),但過高的繳費率無疑將提高企業的經營成本,并形成繳費企業與未繳費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而在現行制度下,企業職工除了須繳納“四金”(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失業保險金)以外,還須繳納不菲的個人所得稅。在這種情況下,實現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再分配功能的資金來源和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實際上大部分來源于工薪階層。這種狀況對于培育中產階級,改善我國居民的收入分配結構是不利的。

如果說西方國家的高繳費率主要緣于提供了過高的社會福利,即所謂的“福利病”(同工資一樣,社會福利水平具有很強的剛性),我國的高繳費率則主要在于龐大的轉型成本——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覆蓋面、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過高的替代率等原因造成的養老保險資金缺口。理論界熱衷于探討的老齡化問題,事實上并非造成高繳費率的重要因素,而這恰恰更增加了人們對于老齡化將帶來的高贍養率的擔憂。

3.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擴大覆蓋面舉步維艱

當前企業拖欠、逃避繳納養老保險費的情況非常嚴重,近幾年來養老保險基金的收繳率呈逐年下降趨勢。1992年至1998年,收繳率分別為96%、92%、91%、86%、90.7%及82.7%,此后一直徘徊在90%以下(龔秀全、黃勝開,2002)。[5]截至1998年底,企業共欠繳養老保險費302億元,到2000年底上升到414億元,相當于當年養老金發放金額的20%。而且,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進展也乏善可陳。1999年,國務院了《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加速把非公有企業職工和外來勞動力包括到養老保險社會統籌中來。但直到2005年底,養老保險參與率一直徘徊在50%~60%之間(見表1)。覆蓋面未能順利擴大,直接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到1997年底,93.9%的國有企業職工參加了養老保險,而城鎮集體企業職工的參與率為53.8%,其他所有制企業只有32.0%,事實上造成了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二是養老保險體系的負擔率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從1993年到2005年,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參保職工人數上升了78.8%,而參保離退休人員則上升了168.2%,負擔率提高了50個百分點。

在現實中,企業逃避繳費的行為是不可避免的;但過高的繳費率、有效征管體制的缺失,則大大增強了企業逃避繳費的動機。從我國的國情來看,逃稅漏稅現象本來就非常普遍,更何況是以“費”的形式進行征集的養老保險基金。

從職工個人方面來看,由于當前的工薪階層不僅成為轉型成本的主要承擔者,而且現收現付制本身所具有的再分配功能、④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和過低的投資回報率等因素,也都抑制了其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積極性,難以有效形成職工對企業繳費的監督機制。

地方政府(縣或地、市級政府)在統一養老保險制度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注意。地方政府曾是養老保險體系的管理者,且在大部分地區至今仍然是實際的管理者,養老保險的省級統籌將使它們失去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顯然,在它們擁有對養老基金控制權的時候,它們有積極性向企業收取養老保險費;而在它們喪失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之后,它們的積極性將相應降低。此外,在省級統籌的運作中,省內地區之間的交叉補貼也會對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產生嚴重的影響。例如,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盈余被拿去與其他縣(或市)分享,這個縣(或市)將不會有實現盈余的積極性;反之,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赤字可以得到來自統籌基金的補貼,這個縣(或市)也不會設法去消減赤字。

4.其他存在的問題

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在運行中出現的其他問題還有很多,如社保基金未能獲得令人滿意的收益率、省級統籌進展緩慢等。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的年報為例,其歷年的投資收益率(如表3),在所有年份均低于五年期定期儲蓄利率。而自1997年國務院要求養老保險實現省級統籌以來至2000年底,真正實現省級統籌的只有5個省,17個省通過省級調劑金進行上繳下撥,8個省還沒有建立省級調劑金或者雖然名義上建立了但沒有運作(趙耀輝、徐建國,2003)。[6]過低的投資回報率大大打擊了職工對于養老保險體系的信心,甚至使個人賬戶的繳費異化為某種稅負(由于資金回報率低于其機會成本);省級統籌難以實施,則不利于調節省內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以及控制養老基金管理中的道德風險和腐敗行為。

綜上所述,個人賬戶空賬、繳費率過高、拖欠及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是當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從這些問題之間的關系中可以看出,它們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養老保險基金的拮據表現為個人賬戶空賬,并產生了提高繳費率的要求;過高的繳費率又大大增強了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動機;而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行為,反過來又影響了養老保險費的順利征收,并使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難以實施;最終導致個人賬戶空賬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從而使整個養老保險體系的運作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當前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在實踐中遭遇的嚴峻形勢所折射出的現行制度設計的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過于執著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財務平衡。面對巨大轉型成本的現實,政府沒有必要拘泥于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收支平衡,以致于造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而失信于民。事實上,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社會保障稅并不是社會保障資金的惟一來源。除少數國家(如德國)的社會保障稅能夠完全滿足社會保障支出的需要以外,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只占社會保障支出的較大比重,個別國家(如加拿大)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占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尚不足50%。而從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因此,增加其他資金來源(如國有資產的變現所得、稅收收入、國債籌資等)用以支付轉型成本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養老金的替代率偏高。現行制度設計中養老金的目標替代率為58.5%,而“老人”和“中人”的替代率更高。從實施情況來看,目前我國各地基本養老金替代率的平均水平已超過80%,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見表4);部分地區如河北、山西、內蒙古、吉林、安徽、江西、山東、河南等省(自治區)的養老金替代率均超過了100%,甚至出現了一些在崗還不如退休的情況。從人均產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仍十分巨大,現行制度如此之高的替代率未免有些自不量力。

第三,養老金領取條件過于寬松。主要表現在對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政策把握和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提前退休政策以達到減員增效目的。此外,80年代初期,我國27個產業部門相繼制定了1800多個特殊工種名錄,規定特殊工種職工可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但是,隨著現代化科技的應用,繼續沿用這個20年前制定的標準并不完全合適。不僅如此,為了順利實現減員的目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還有意放松了對提前退休審批的管理,從而導致一大批產業職工提前退休,過早地加入領取養老金的隊伍。從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來看,新制度中繳費滿15年、舊制度中工齡滿10年即可領取養老金這一政策標準,在世界上已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中也是相當低的。

第四,對制度實施方案的操作難度缺乏充分的估計。現行制度設計不僅建立起了一個擁有較高目標替代率的部分積累制養老體系框架,而且還指望由當前工作的一代承擔起巨大的轉型成本,但對于企業和職工能否承受由此帶來的高繳費率以及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卻似乎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部分積累制的強制性個人賬戶客觀上也加重了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事實上并不是一種比原有的現收現付制更優的選擇。

由此可見,過于簡單、理想化而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設計,是我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面臨困境的根本原因。現行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暴露出政策設計者過于迷信理論模型的論證而缺少對現實國情的深入了解;忽視對我國政府和企業之間,以及政府上、下級之間博弈行為的考察。

三、反思與相關政策建議

如上所述,即使經過貌似嚴格的理論論證和數據模擬,一個制度的設計如果缺少了現實的可操作性,它也難免會在實施中遭到失敗。這是值得我國理論界深刻反思的。總的來看,過去的理論研究更多的是從純粹理論的層面對現收現付和基金制進行比較,或探討人口老齡化來臨的福利效應及應對措施;而在運用數學模型和數據模擬方法進行論證的過程中則多少顯得有些一廂情愿,對于從假設條件引出的結論與現實的差距缺乏客觀的分析,表現出熱衷于理論探討而疏于關注現實國情的傾向。

在對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的比較中,學者們較傾向于認為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具有擠出效應,減少了資本的形成,從而不利于長期經濟增長(Feldstein,1974);[8]難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并認為從現收現付制逐步向基金制過渡乃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的擠出效應以及這種擠出效應有多大,在國內外學術界尚未得到嚴格的論證。而且,國民儲蓄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在過剩經濟的條件下,降低儲蓄率、擴大有效需求反而有利于解決當前我國經濟的動態無效率問題(袁志剛、宋錚,2000)。[9]對于現收現付制另一個常見的質疑是,它難以在一個不利的人口結構變化趨勢中得以維系。但從根本上看,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兩種養老保險體系只不過是退休一代采用不同的方式索取當前的產出。在現收現付制下,退休一代憑借過去繳納養老保險費獲得分享來自當前工作一代的轉移支付的權利;在基金制下,退休一代憑借資本所有權證獲得分享當前工作一代提供的產出的權利。兩者的物質基礎是完全一致的。可見,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根本,基金制并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靈丹妙藥(NicholasBarr,2000)。[10]在老齡化問題上,基金制與現收現付制的區別只不過是基金制將問題拋給社會,而現收現付制則由政府承擔起責任而已。

實際上,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在實踐中各有利弊。現收現付制的最大弊端是由于其再分配功能而導致企業和職工逃避繳費,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基金制則缺乏再分配功能,難以抵御通貨膨脹等缺陷,使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水平無法得到保證。從這一點來看,基金制已基本喪失了“社會保障”的功能。

老齡化趨勢對養老保險體系的考驗也是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但是,如上所述,從實際運行的情況來看,造成我國養老保險體系負擔率較高的主要原因并非老齡化問題,而是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職工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下崗和提前退休高峰的來臨等問題。這些問題對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構成的壓力,顯然遠大于老齡化問題;而老齡化問題只不過是使入不敷出的養老保險體系)上加霜罷了。

在有關養老保險的理論探討中,學者們大多借助于代際交疊模型(Samuelson,1958;Diamond,1965)來進行分析,如對現收現付制與國民儲蓄關系的論證、人口結構變動的福利效應分析、繳費率和統籌比例的參數設定,等等。[11-12]但是,代際交疊模型的論證依賴于退休一代不留遺產的強假設,而這與現實情況是明顯不符的。在現實中,人們有種種理由在死亡時留下遺產,例如:(1)遺產動機是普遍存在的;(2)人們無法準確知道自己何時會死亡;(3)住房和耐用品的殘值一般會成為遺產等。在養老保險體系設計的數據模擬研究過程中,學者們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往往在模型中設定有利于自己結論的假設條件和參數值。例如,支持基金制的學者往往過分強調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Feldstein,1999),[13]似乎認為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理所當然地將高于真實工資的增長率。事實上,在古典經濟模型的理想狀態下,兩者應該是一致的;而從我國的統計數據來看,在1986-2002年的大部分時間內,真實工資的增長率高于五年期國債的實際利率(袁志剛、封進,2004)[14],從而基金制是比現收現付制更好的制度選擇;而支持現收現付制的學者則忽視了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隱含了養老保險費能夠順利收取的假設。

綜上所述,在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中,政策設計者不應無主見地人云亦云或照搬國外的經驗,而應更多地對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存在意義是什么、中國的現實國情適合什么樣的制度安排,以及設計方案能否得到順利實施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

一般認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糾正由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所導致的市場失靈;二是社會養老保險具有再分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財富在不同的收入階層和代際之間再分配;三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幫助人們克服短視行為,即所謂的“家長主義”。但從市場失靈和家長主義的觀點來看,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顯然不如醫療保險充分;特別是對于基金制來說,除了具有家長主義的含義之外,政府幾乎再沒有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而事實上這種家長主義的強制儲蓄是否必要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沒有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情況下,人們也可能會為自己的養老積極儲蓄)。相比較而言,現收現付制由于具有保障退休人員基本生活之需的再分配功能,而更加適合作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方式。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經濟發展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且貧富兩極分化相當嚴重,缺乏一個人口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在這種經濟條件下,面對顯而易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一個較低水平、廣泛覆蓋的養老保險體系,對于我國來說可能是更加合適的選擇。較低水平的養老金可以降低當前工作一代的負擔,有利于養老保險費的收取;而養老金水平也反映了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程度。從我國當前的現實情況來看,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首要目標理應是保障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之需;如果人們希望在退休以后過得更寬裕一些,他們有責任在工作時期為自己進行更多的儲蓄。

根據以上的分析,政策設計者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現有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更為務實的改革。

第一,降低企業和職工的負擔。政府應更多地考慮通過減持國有股、發行國債或稅收來支付轉型成本。為此,政府有必要重新審視當前的財政支出結構,應向社會保障、教育、國防等有關國計民生的項目傾斜,逐步縮減以至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財政支出(如大量的形象工程項目、對競爭性國有企業的財政扶持、民間力量完全可以實現的投資項目,等等)。對于工薪階層的負擔,可以考慮以個人所得稅作為社會保險費的來源而取消社會保險費,或者取消個人所得稅而保留社會保險費。另外,可以考慮取消養老保險強制性的個人賬戶(即取消部分積累制)和“四金”中的住房公積金,⑤以進一步降低職工的負擔。

第二,建立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養老金的給付可以考慮采取DB模式而不必按目標替代率進行設計。養老金發放水平可參考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設定(如以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乘以一定的系數)。對于部分養老金待遇過高的“老人”和“中人”,考慮到養老金待遇的剛性,可以保持其原來的養老金發放水平不變;但如將來出現通貨膨脹,則不對養老金待遇進行調整,直到與其設定的養老金發放水平相當為止。

第三,取消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權利,重新制定特殊工種提前退休的標準并嚴格其審批管理;適當提高領取養老金所需的繳費年限標準。對于因下崗而提前退休者,可以考慮將這部分人納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失業保險制度之中。

第四,在保留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基礎上,鼓勵企業年金的發展以及個人為養老儲蓄。為此,必須為企業年金和個人年金提供稅收優惠政策。例如,企業購買企業年金可在稅前列支,個人購買養老金的支出部分可免繳個人所得稅(這些政策已為世界上相當多的國家所采用)。這樣不僅有利于降低政府的行政負擔,杜絕地方政府挪用養老金和腐敗行為的發生,而且有利于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成熟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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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這個目標替代率的計算方法是:假設預期壽命為70歲,實際工資增長率等于名義利率,職工按繳費工資的11%向養老保險體系交費35年,這樣退休時個人賬戶可以提供38.5%的替代率,統籌賬戶提供20%的替代率。二者合計共提供58.5%的替代率。

②Wang,etal.的模擬顯示,在2000年到2010年間,每年的轉型成本占GDP的0.6%左右,到2050年將下降到0.3%。轉型成本的補償可以通過稅收進行融資,這樣,支付第一支柱相當于工資20%的養老金所需交納的費用率只需10%~12%。

③“老人老辦法”是指對已退休者繼續實行以前的退休金發放標準,退休金替代率為60%~90%,退休金計算基數為退休時的工資額;離休者離休費為離休時工資的100%。“新人新辦法”是指1997年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實施以后參加工作的職工,他們的退休金相當于當年職工平均工資的20%,有35年工齡的職工,目標替代率為58.5%左右。“中人中辦法”是指中人的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個人賬戶上積累的個人賬戶養老金,以及將統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計算的“過渡養老金”三部分組成[月養老金=基礎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120過渡養老金,過渡養老金=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1.0%-1.4%)×視為繳費的年限]。

④現收現付制的再分配功能包括從工作一代對退休一代的轉移支付、從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從短壽者向長壽者的轉移支付,以及從男性向女性的轉移支付。

⑤我國現行的住房公積金制度缺乏再分配功能,而且人們顯然會為了購買住房而自覺地儲蓄。所以,這種強制性儲蓄幾乎是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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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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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amuelson,P.A..AnExactConsumption-LoanModelofInterestwithorwithouttheSocialContrivanceofMone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LXVI,1958:467-482.

篇（9）

我國自古以來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把“三農”問題當作國家經濟生活中的頭等大事來抓。而農業問題又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農業是一個外部性很強的產業，它的穩步發展不僅可以促進本部門的發展，而且還可以促進其他產業的發展。《中國統計年鑒》資料顯示，我國農作物每年受災面積為4600萬公頃，占總播種面積的30%左右。大力發展農業保險以規避農業風險，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護我國農民利益和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但同時，農業也是一個弱質產業，常常遭受各種自然災害的風險，如何轉移農業生產中的巨大風險就顯得尤為重要。然而，農業保險在我國的發展卻不盡如人意。從目前情況看，我國農業保險的經營模式，缺少政府行為和財政補貼，商業保險公司無力也不愿承擔風險較大的農業保險責任。基于此，本文將從我國農業保險的現狀入手，分析阻礙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并借鑒國外農業保險的發展模式來探討如何完善我國的農業保險機制，使其成為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利器，推動國民經濟持續發展。

一、我國農業保險的現狀

我國于建國初期即開設了農業保險，20世紀70年代停止了該項業務。1982年，恢復辦理農業保險業務以來，這一險種長期就處于不景氣狀態。有關資料顯示，2002年中國各類保險公司保費收入達3000多億元，農業保險總收入只有4.8億元左右，僅占到全年保費收入的0.16%，比上一年下降20%，是20年來下滑幅度最大的一年。按全國2.3億農戶計算，戶均投保費用不足2元。另外，在保費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時，農業保險的險種數目也在不斷減少，由最多時的60多個險種，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個，農業保險制度嚴重落后于農業生產發展的實際需要。

（一）農業保險立法的現狀

從1995年10月1日起執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主要是規范商業性保險公司的經營行為，對農業保險的規定是很籠統的，其中的149條規定，“國家支持為農業生產服務的保險事業，農業保險有法律、行政法規另行規定”。而農業保險作為一種農業發展和保護制度，它對相關法律的依賴程度是相當強的。從國外農業保險立法的背景和農業保險制度變遷乃至農業經濟發展的歷史視角考察，農業保險的產生和發展作為一種誘致性的制度變遷，其立法的意義遠超出一般的商業規范性法律制度。以美國為例，其農業保險能得以穩步發展，首先是美國政府制定了專門法律。早在1938年，美國就頒布了《聯邦農作物保險法》，對開展農作物保險的目的、農作物保險的性質、開展辦法、經辦機構等都做了規定，為農作物保險業務的開展提供了法律依據。

（二）農業保險經營主體的現狀

1996年，各保險公司開始商業化轉型，對屬于政策性險種的農業保險，國家不再有補貼。農業保險的商業化運營，使經營農業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業務風險集中，再加上農業保險的綜合賠付率較高，形成了保險公司“小保小賠，大保大賠，不保不賠”的現象。由此，農業保險經營主體不斷減少，農業保險的有效供給出現不足。目前，國內開辦農業保險并有一定規模的，只有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和中華聯合財產保險公司(原新疆兵團財產保險公司)兩家國有保險公司，其他股份制保險公司基本未予涉及。目前還在開辦農業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也是將農業保險與其他商業保險公司等同對待的，在逐利心理的作用下，這些保險公司也在壓縮承保的范圍、數量和險種，這樣就造成在自然災害發生較少的地區和年份，保險公司熱衷于開辦農業保險這一業務，而在災害多發的地區和年份則相應地進行戰略性的收縮。

（三）農業保險范圍的現狀

農業保險責任范圍的大小及險種的設置是判斷一國農業保險事業發展水平的重要標準，一般而言，農業保險的范圍越大，一國的農業保險水平就越高。目前，中國的農業保險主要集中在農作物保險和養殖業保險。農作物保險主要是承保自然災害險，而自然災害外的社會政治經濟風險則屬于保險責任以外的，如農藥污染、有毒化學物質泄漏等所造成的損失未列入保險責任之內。養殖業保險的責任確定也有類似的情況。從理論角度講，凡是農業生產中所遭受的各種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均應被保險，可見，現行的農業保險制度所設定的保險險種與中國農業生產不相適應。因此，從嚴格經濟意義上講，我國尚未真正建立起農業保險機制。農業保險經營者已無法顧及農業保險對農業發展和農村經濟的社會保障作用。

二、農業保險存在的突出問題

（一）自然需求不斷增加，而有效需求嚴重不足

在我國現階段，人壽保險和財產保險業務競爭相當激烈，而各保險公司對農業保險業務的開發很少有人問津，至于去經營更是缺乏積極性。這也使得農業保險在我國大部分地區仍是一片空白。但這些卻不能表明農業生產不需要風險保障。事實上，從改革初期到現今，各種自然災害給農業生產帶來的損失逐年增加并且漸成幾何倍數增長。農民承擔的風險越來越大，急需相應的農業保險來轉移風險，為農民提供經濟補償。但恰恰是在農業風險日益增大的背景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的農業保險業務不斷萎縮，保費收入也從1992年最高峰的8.6億元下降到2004年的3.37億元，2004年的保費收入與2003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5%，與1992年的最高峰相比竟然下降了56%。如果按照2.3億農戶計算，戶均投保額尚不足2元。與此同時在保費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時，農業保險的險種也在不斷的減少，由最初的60多個下降到了目前的不足30個。農業保險的急劇下降與農業成災損失的急劇上升以及農業生產發展對其的需要形成鮮明的反差。農民對商業化的農業保險缺乏有效的需求，首先是因為作為投保主體的農民收入水平較低，而農業生產成本居高不下，農民真正的可支配收入較少。全國農民的人均收入與同期城鎮的居民相比少得可憐。因此相對于農民而言，按照商業化原則確定的保險費率較高，抑制了農民的有效需求。此外，農民多半以家庭為單位的超小規模，農業生產的預期收益較低，也使農民不愿意付出高額的保險成本。農業保險的有效需求嚴重不足，必然導致農業保險的保險范圍更加窄，規模更加小，很難滿足保險經營所依賴的大數法則。經營農業保險的公司風險過于集中，賠付率過高，一般的商業保險公司無法獲得直接的經濟效益。這勢必導致農業保險萎縮。大部分的農業風險無法轉嫁，從而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穩定與發展。

（二）農業保險的費率很高，而農業風險保障嚴重不足

農業保險的保險費率遠遠高于一般財險和人壽險的費率。如中華聯合財產保險公司的農業保險費率約為5%～12%，其中玉米、小麥為5%，棉花為6%，甜菜和蔬菜達到10%，而一般財產保險的保費率僅為0.2％～2%。農業保險保費之所以居高不下的原因是農作物損失率和養殖業死亡率很高。如我國西部一些地區糧食作物的災害至損率通常在7%～13%，棉花的災損率在9%～18%。農作物損失率和養殖業死亡率高必然導致農業保險的凈保費率也很高，只有這樣保險經營者才能彌補成本并盈利。而與一般大多數農民的年收入水平相比，這樣的收費標準是絕大多數農民無法承受的。于是，就出現了這種矛盾境地：一方面是農業保險的費率高居不下，另一方面是農業風險保障嚴重不足。他們之間的矛盾愈發尖銳起來。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全國糧食作物的承保比重只有0.01%，棉花僅為0.02%，大牲畜1.1%，家禽為1.3%，水產養殖1.3%.而在一些發達國家，如加拿大，它的農保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65%，日本這一比例更是高達90%左右。相比之下，我國農村絕大多數的種植業和養殖業并沒有投入相應的農業保險，因此由此所造成的損失也就無法得到有效的補償。即使出現了一些巨大的災害事故，農民通過投保農業保險獲得的補償也十分有限。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1998年，我國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災害，而農業為此付出了慘重的損失，然而災后農業保險的賠付金額卻不足幾億元，這根本就無法達到補償農業經濟，恢復農業發展的目的。

（三）農業損失的高賠付率與商業保險經營目標的違背

由于我國農業保險承保的風險不僅發生概率高，而且損失集中、覆蓋面大，因此其賠付率也遠遠高于一般的財險。1982－2004年，全國農業保險保費的收入為80.98億元，累計賠付支出為70.65億元，賠付率高達87.24%，大大高于一般財產保險賠付率53.15%的平均水平，也超出了保險界公認的70%的臨界點；如果再加上其他費用，農業保險的平均綜合賠付費率就已經超過了120%，農業保險經營長期處于虧損狀態，這也是許多商業保險公司所不愿看到的。農業風險在時間和空間上分散不夠充分，并且很容易形成巨災損失，導致保險公司的實際賠付率高于預期的賠付率。此外，農業保險中還存在著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同樣也是農業保險賠付率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保險商品的費率是根據風險單位集合的平均損失率來確定的，而高風險單位傾向于購買保險，或原來低風險的單位參保后從事高風險的農業項目，從而使保險公司的賠付率上升。由于農業風險的地域差異性和個體的差異性比較大，使得農業保險的逆向選擇更為嚴重。而且受農業生產的經營屬性及小農意識的影響，農業保險的道德風險難以有效的控制。就拿前幾年的禽流感疫情來說，某個村子只有幾個養雞戶投保了養殖險，可是一旦出現了疫情村里其他的養雞戶就都將死雞放到投保戶那里來尋求賠償，直接導致了賠付率的直線上升。

三、國外農業保險的成功模式

（一）美國統一完善的保險模式

美國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它的農業保險走的是國家和私營、民間和政府相互聯系的雙軌制模式。

它的農業保險模式具有如下的特點：

政府給予大力的財政支持。美國將農業保險計劃作為農業災害保障的主要形式，使其成為社會福利制度的一部分，政府對農業保險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和大力支持。政府每年為農業保險的財政補貼和農民因災損失獲得的經濟補償對保證農業的順利開展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實行國營公司與私營公司雙軌制經營。對于雹災險等單一險種，由私營保險公司承保。對于多重險，則由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承保或由私營保險公司承保，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提供再保險。與此同時，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等一些政策性機構為投保人支付一部分保費以減輕他們的負擔。

農業保險實行法制化。美國很早就頒布了《聯邦農作物保險法》，明確規定了農業保險的相關條款，使得農業保險主體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時也為農業保險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

（二）日本健全穩定的農業保險模式

日本作為當今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其農業特點也是經營分散、個體農戶規模較小，與我國的經營現狀極為相似。但日本政府為應付自然災害給農業帶來的不良后果，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推出了農業保險，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逐步形成了民間非盈利團體經營、政府補貼和再保險扶持模式。

它的農業保險模式具有如下的特點：

日本的農業保險組織形式采用“三級”制村民共濟制度，即市、町、村直接承辦各種農業保險業務的共濟組合、承擔農業共濟組合分險業務的都府縣共濟聯合會、承擔各共濟聯合會再保險的全國農業保險協會，三重風險保障機制，將農業風險在全國范圍內分散。

政府對農業保險給予大力支持，法律規定對農業保險實行分保，對投保人實行保險費率的補貼，規定了水稻、小麥等農作物補貼費率。縣以上農業聯合會的全部經費和農業共濟組合部分費用由政府負擔。政府作為農業保險的后盾，它接受農業共濟組合聯合會的再保險，這樣就保證了各共濟組合的經營穩定性。

實行強制保險與自愿保險相結合。對于一些關于國計民生的農、林、魚等實行強制性保險，而實行自愿保險的有農戶的建筑物、農機、農房及家財等。

四、結合我國國情完善農業保險制度的方案

美國、日本的農業保險模式為我國農業保險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經驗，現歸結如下：

（一）在國家給予相應的政策性扶持下，建立農業保險政策性業務、商業化運行模式

由于農業保險具有很強的外部性，一般商業保險公司不愿意承保。所以國家和政府應承擔起保障農業保險健康發展的責任，加大對農業保險的政策扶持。一方面對經營農業保險的保險公司進行費用補貼和稅收減免，鼓勵其經營農業保險，增加農業保險供給。另一方面對投保農業保險的農民給予保費補貼，使他們能買得起農業保險，以增加其對農業保險的需求。

（二）盡快建立多層次的農業保險體系

像日本等發達國家那樣通過建立組織嚴密而有序的多層次保險體系。基于我國農業以家庭生產為單位，種植規模較分散的現實狀況，我們應在國家的積極引導下成立民間的農業保險互助組織，以區域劃分為主，讓其自身參與管理。這樣農業保險互助組織的參與者既是保險人又是被保險人，他們之間的關系既是合作的關系又是相互監督的關系，從而可以較好的防范農業保險中的道德風險發生。對于關乎國計民生的主要農作物、牲畜等由國家成立專門的保險公司采取強制入保的方式承保。當發生較為嚴重的風險時由農業再保險公司給予補貼，政府通過特殊的救災政策給予扶持。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多層次的農業保險體系，既保證了農業保險的深度，又保證了農業保險的安全性。

（三）建立健全我國的農業保險相關法規，把我國的農業保險納入法制化軌道

我國農業保險落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至今還沒有一部健全的《農業保險法》，使得農業保險的主體無法可依，無章可循，在具體運營時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而美國早在1938年就頒布了《聯邦農作物保險法》，對開展農作物保險的目的、性質、經辦機構等都作了明確規定，為農作物保險業務的開展提供了法律依據。因此我國農業保險制度的建立急需健全的法規體系予以保障。為此我們應加快農業保險的立法，以法律的形式規范農業保險的經營主體、參與主體、收益主體的權利與義務關系，明確政府在開展農業保險中應發揮的作用和職能。從法律和法規制度上，保障農業保險制度的建立與健全。

綜上所述，健全我國農業保險制度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我們應該正視我國目前農業保險的現狀，正確認識其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通過政策性力量的引導，憑借立法、行政等手段來健全我國農業保險制度，掃除其發展道路上的羈絆，以解決我國農業生產的后顧之憂，提高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從而推動我國農業健康穩定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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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自從1905年失業保險制度在法國首創以來，全世界已有60多個國家建立了失業保險制度。我國的失業保險是從1986年正式開始的，雖然起步較晚，但在制度建設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就。機構普遍建立，規章制度逐步完善，既有中央一級的基本法規，又有地方一級的補充法規。失業保險制度建立以來，對保障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促進再就業，健全勞動力服務市場體系，促進企業的經營機制特別是用人機制轉變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盡管我國失業保險制度取得了上述成就，但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形勢的變化，其缺陷也日益顯露出來，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勞動制度乃至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失業保險的覆蓋面較窄，保險能力弱。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失業保險的實施范圍主要是在國有企業中，現在，雖然一些地方政府將實施范圍擴大到非國有企業，但實際情況是，大多數國有企業的職工參加了失業保險，而大多數非國有企業的員工卻還沒有納入失業保險的范疇之內。據統計，1995年末，全國有9500萬人沒有參加失業保險，約占全國城鎮各類企業職工和機關事業單位工人總數的78.7％。目前，不少地方的失業職工中，有相當多的人不能享受失業保險，社會上既存在“有險無保”的問題，同時又存在“有保無險”的現象。從失業保險對登記失業人員的救助方面看，我國的失業保險體系也沒有能夠充分發揮出應有的保障功能。1996年全國被救濟的330.79萬登記失業人員一年內人均領取的失業救濟金只有418.8元，而當年全國職工人均工資為6210元，被救濟人員平均領取的失業救濟金只相當于在職職工人均工資的6.74％，遠遠低于國際上失業救濟金的平均水平（一般為在職職工工資的50％），這在當年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為108.8％的情況下，連失業者本人的最低生活水準也難以維持，其保障功能是很脆弱的。

2.統籌層次低。社會保障基金的運行規律是：風險的承受能力與基金的統籌層次呈正比，統籌層次越高，社會保險的互濟性就越有保證。我國的失業保險基金絕大部分是由市縣統籌，而從實行失業保險的國家看，大部分是由國家一級統籌。失業保險范圍過窄，導致地區之間的調劑作用沒有發揮出來，如在一些經濟不發達地區，失業保險費征集困難，一旦出現問題又很難調劑使用，而地方政府的財政往往也都比較困難，沒有能力對匱乏的救濟金予以補足，致使一些地區不能按期支付失業人員的救濟金。

3.失業保險基金籌集不足，管理不善。社會保險的普遍性要求覆蓋面要大，還要求資金來源的多樣化。我國現行的保險制度是企業繳費，國家財政在特殊情況下提供補貼。實際上，僅僅只企業是按低于職工工資1％的比例交納失業保險費，國家財政補貼的情況幾乎沒有發生過。由于資金來源狹窄，救濟也就只能是低水平的。根據勞動部門統計，1986～1990年，全國享受失業救濟保險金的職工只有20萬人，年均不過5萬人；到1994年和1995年雖達到170萬人和250萬人，而實際上即使是把全部上繳的失業救濟金僅用于救濟城鎮登記失業人員，也只能救濟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通過企業用工制度改革，將現在由企業承擔的下崗人員和富余人員全部推向社會，納入失業救濟對象，失業保險基金的缺口就更大了。基金監督機制不健全，導致許多地方的失業保險基金管理不善。據有關部門調查，許多地區提取的管理費用都超過了國家規定的2％的標準。挪用失業保險基金的現象也比較嚴重。

4.再就業難以落實。一些地方的失業救濟和促進再就業工作相互脫節，給再就業工作帶來許多困難。在不少失業人員中還存在著“三不就（非國有不就、非機關不就、待遇不高不就）”的擇業觀念，而其中很多人的文化素質、專業技能偏低，從而出現有業不就、有業不能就的情況，這給再就業工作帶來很大的障礙，使再就業問題越來越難以解決，從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加大了完善失業保險的難度。

以上所述僅是我國失業保險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隨著我國用工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更多的企業下崗人員和富余人員將被納入失業救濟的范圍，對我國建立不久且尚不十分健全的社會保障體制必將是一個十分嚴峻的考驗。完善我國的失業保險制度已迫在眉睫。

二

完善我國的失業保險制度，在總體上要遵循兩個基本原則，一是要立足國情，提高我國失業保險的社會化程度，二是要向國際通行做法靠攏，借鑒世界上多數國家的經驗。為此，我們認為，我國的失業保險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應包括以下方面的內容：

1.擴大失業保險的覆蓋面，加大保障力度。按照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國際勞工條約》的約定，失業救濟保險適用于所有工薪人員。社會保險制度比較成熟的國家，失業保險的覆蓋面很廣，幾乎覆蓋了全社會所有企業的職工。目前從我國企業改革的目標看，凡是有可能失業的勞動者，無論是國有企業的職工，還是集體企業的職工、外資企業的中方職工、私營企業的雇員、事業單位中訂立了勞動合同的職工，都應納入失業保險制度的保障范圍，符合條件的應享受失業救濟金。這既符合社會保障的發展方向，也有利于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必須盡快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失業保險制度。在此過程中我們還必須注意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1）必須打破覆蓋壁壘。從我國失業保險的覆蓋面來看，存在兩個壁壘：一是所有制界限，二是城鄉界限。目前我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選擇了鄉鎮企業為就業主渠道，在鄉鎮企業就業的人數已達到1.13億，要將這么大一塊勞動力排除在失業保險的范圍之外顯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失業保險必須跨越這些界限。

（2）享受失業保障的資格條件。失業者必須是勞動者，并且收入中止；必須達到規定的資格期限，包括就業期和受保期；必須有勞動能力，又有勞動愿望。

2.擴大個人承擔份額，建立失業保險社。失業保險基金采用何種負擔方式往往取決于多種因素，如一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歷史傳統和相關政策，政府、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對失業應負責任的認識以及承受能力，等等。當今世界各國對失業保險金的籌集采用多種不同方式，根據我國國情，借鑒世界上大多數大家的經驗，由政府、企業和勞動者個人三方面作為承受失業主體，按一定比例，共同出資籌集失業保險基金較為適宜。擴大失業保險中個人承擔的份額，是失業保險制度改革的方向，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做法，嘗試建立“失業保險社”。失業保險社的資金由員工和企業或雇主根據行業風險的大小繳納，國家給予適當補助，資金以基金制運作。

3.提高失業保險的統籌層次。失業保險具有集中資金，分散風險的功能。為了充分發揮出這個功能，同時結合我國在不同地區失業的不平衡，應當最大限度地提高統籌的層次，建立并盡快完善“省級統籌，中央調劑”的目標運行模式，這樣不僅可以保證資金的集中程度，又能減少管理環節。 

4.強化失業者的再就業。根據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要從根本上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必須和再就業工程密切結合起來。因為建立失業保險制度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確保失業者在失業期間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為了促進失業者更快的重新就業。失業保險的立足點就是再就業。在構建失業保險的同時，必須致力于創造再就業機會，包括就業咨詢、指導，為求職者和用人單位的信息溝通提供便利，舉辦各種專業、技能、上崗培訓，舉辦各種以工代賑工程和“受庇護工程”，以收容長期失業、技藝差、低能或殘疾人。為了使失業保險制度和再就業工程緊密結合，在失業保險金的支付上，應當實行遞減制。因為失業保險支付水平過高，不僅帶來資金的壓力，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助長失業者的依賴行為，遞減制可以激勵失業者更加努力地尋找新工作。

5.完善有關失業保險制度有效運行的配套條件。失業保險制度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因此，必須以系統工程的觀念和方法對失業保險制度進行統籌設計，努力為其創造一個有效的運行條件。

（1）體制上的銜接。在宏觀上必須建立和健全對失業的宏觀調控體系，轉變政府職能，強化社會服務；在微觀上要加大深化企業改革的力度，增強企業活力，提高企業效益，增加就業崗位，以控制失業隊伍的擴大，推動和促進再就業。

（2）完善統計指標體系。科學、正確地統計就業、失業的人數，計算失業率，是決定失業保險規模、水平、救濟標準以及加強失業保險金管理的重要依據。必須借鑒國外有益的經驗和國際標準與慣例，統一統計的口徑、方法，以建立失業預算指標和預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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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地區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改革的措施及成效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臺灣地區為解決原有醫療保險制度運行中的問題而進行了醫療保險制度改革，主要做法是：首先，將健康保險從原有的各項保險制度中分離出來，建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實現了制度的全民統一；其次，通過頒布實施《全民健康保險法》（1995年3月1日）進行強制推行，為建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最后，建立健全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運行和保障體系。通過上述改革與完善，臺灣地區不僅實現了醫療保險制度的全民覆蓋，而且通過改善醫療保險的財務狀況，極大地提高了醫療服務效率及服務水平。具體成效如下：

（一）擴大保險的覆蓋范圍，實現了健康保險的全民覆蓋

臺灣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后，全民健康保險將居民分為6類，并根據不同類型居民的經濟狀況確立不同的繳費和醫療服務標準，并允許每類人群家庭中的無職人員按規定參保，確保健康保險的全民覆蓋。根據統計表明，自2008年6月以來，臺灣地區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投保比率達到了99.5%以上[4]。目前，臺灣地區除受刑人員之外，其他民眾都已經納保。

（二）明確責任主體及繳費標準，改善了醫療保險的財務狀況

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后，臺灣地區進一步明確了醫療保險的責任主體及繳費標準（如表2）。首先，根據參保對象的收入狀況進行分層收取保費，使高收入人群承擔較高的保險費，低收入人群則承擔較低的保險費。其中，第1、2、3類的居民是根據每月的實際收入確立不同的等級，并按等級級別申報投保金額，如給第3類的農民、漁民統一確定了一個較低的投保金額，并按實際投保金額的4.55%的保險費率收取保費；第4、5、6類的居民則按所有參加健康保險居民保費的平均值收取保費。其次，針對不同類別的保險對象確定了不同的保費分擔比例。如第1類人員中的公職人員、一般雇員的保費由個人、單位和政府共同承擔，分擔比例為3∶6∶1；自營業主的保險費全部由個人承擔。第2類人員的保險費由個人和政府共同承擔，其分擔比例為6∶4。第3類人員中的農民、漁民的保費由個人和政府共同分攤，分擔比例為3∶7。第4、5、6類人員的保費全部由政府承擔。通過上述措施，不僅明確了健康保險繳費的責任主體，并進一步改善了醫療保險的財務狀況。如，2000年臺灣地區醫療保健實現收支平衡，并略有結余；2002年臺灣地區醫療財務的公平性指標高達0.989，高居世界衛生組織“會員國”之首[4]；2005年，臺灣地區居民醫療保健支出的平均費用（949美元）僅為美國（6347美元）的15%，居民醫療保健支出占GDP的比例（6.14%）僅為美國（15.2%）的40%（見表3）[5]。

（三）推行分級醫療及轉診制度，促進醫療服務事業穩步發展

實施全民健康保險以后，臺灣地區推進了分級醫療及轉診制度，醫療費用按“共付制”和“轉診制”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補償，并根據醫療機構的不同級別確立自付費用標準，就醫醫院級別越高，患者自付費用就越高；對需要轉院就診的并依法辦理轉診手續的患者自付費用低，而未依法辦理轉診手續的患者自付費用較高。這種分級醫療和轉診制度，不僅有效克服了參保患者的“小病大醫”及競相在高級醫院看病的弊端，同時促進了基層醫療服務事業的穩步發展。

（四）整合醫療機構及服務資源，民眾醫療保健更加自由便利

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后，臺灣地區的醫療服務機構和醫療資源得到了整合，服務效率和服務質量不斷提高，民眾獲得了更為自由、便利的健康保險服務。首先，為保障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順利運行，臺灣地區將全民健康保險交由“行政院衛生署”主管，下設全民健保監理委員會、全民健保爭議審議委員會、全民健保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健康保險局4個平行部門，通過對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垂直的統一管理，不僅有助于整合管理資源，更有助于提高服務效率和服務質量。據臺灣衛生署的數據顯示，全民健保實施5年后（2000年）全臺灣地區90%以上的醫療院（所）都與健康保險局建立了特約關系，不僅為參保民眾就近就醫提供了便利，而且解決了長期因保險種類不同而無法選擇醫療院所的難題。其次，為滿足全民健康保險的需要，臺灣地區通過整合醫療衛生資源，逐步建立了包括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及基層診所4個等級的醫療機構，不僅豐富了醫療保健資源，更為民眾就近醫療和預防保健提供了便利。據統計，全民健康保險實施5年后（2000年），臺灣地區每萬人的醫師數增加了兩人，每萬人的病床數增加了7.8個，醫療資源不斷增加，使民眾就醫更加自由和便利[5]。

（五）醫療給付項目得到普及，民眾滿意度和健康水平不斷提高

全民健康保險開辦以來，醫療給付的范圍在不斷擴大，目前只要民眾生病、受傷或女性生產所必要的醫療服務發生的醫療費用，除法律規定的不予報銷的項目外，其他相關費用均由全民健康保險負擔，基本實現了醫療給付項目的全面普及。由于這種健康保險制度的全民覆蓋和醫療給付項目的普及化，使臺灣地區民眾的健康水平和滿意度有了很大的提升。目前民眾對全民健康保險的滿意度普遍達七成以上，同時臺灣地區民眾的健康水平達到先進國家水平。如，2000年臺灣地區民眾的健康指標、醫療保健支出、醫療資源及醫療品質等方面在英國經濟學人（Th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EIU）公布的《世界健康排行榜》中位列世界第2名，僅次于瑞典；2006年臺灣地區的醫療保健基礎建設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Lausanne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ManagementDevelopment，IMD）所做的《世界競爭力評比》中）排名第21名（全球61個國家和地區受評比），其人均壽命與嬰兒死亡率達到先進國家水平（見表4）[6]。

三、臺灣地區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改革對我國大陸的啟示

大陸與臺灣同胞同根、同源，在政治、經濟及文化傳統等方面存在較多的相似之處。因此，臺灣地區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改革的部分經驗值得大陸借鑒。具體來講，大陸的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創新。

（一）完善醫療保險立法，健全醫療保險制度

健全的法律體系是臺灣地區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得以順利實施的前提和保障。臺灣地區在推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前，其醫療保險制度也是條塊分割、獨自運行，直到《全民健康保險法》實施后，其醫療保險制度的分割局面才得以控制。目前，我國大陸地區醫療保險發展的起步較晚，醫療保險的法律法規還相對滯后且不健全，難以保證醫療保險的順利進行，為此，應進一步健全醫療保險立法，為全面推行全民健康保險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

（二）發揮政府調控職能，整合醫療衛生資源

政府作為醫療保障的提供者、監管者，在醫療衛生保健體系運行過程中，應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整合醫療衛生資源，為全民提供健全的醫療保障。臺灣地區在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后，將全民健康保險交由“行政院衛生署”主管，并對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垂直的統一管理，不僅有助于整合醫療衛生管理資源，更有助于提高醫療衛生的服務效率和服務質量。目前，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在監管機制上具有相似之處，都實行的是單一保險人監管機制，分別由社會保險局和健康保險制度局行使監管職能，不僅有助于政府在整合醫療資源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同時也有助于將醫療保險制度的最終目的落實到提高全民醫療衛生福利的最高層次上來，從而使制度得以貫徹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