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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國的進出口總值達17606.9億美元，同比增長23.8%。其中，出口9690.8億美元，增長27.2%；進口7916.1億美元，增長20%，順差1774.7億美元，增長74%。伴隨經濟全球化以及國內市場國際化,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正在逐漸喪失,以低成本、低價格取勝的競爭優勢不僅不能幫助企業贏得競爭優勢,還有可能成為提高競爭力的障礙。所以我們要在新的形勢下重新審視貿易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對癥下藥”以期達到貿易增長方式轉變的目標。

1.目前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現狀

(1)相對于貨物貿易，我國的服務貿易比較落后。據WTO統計，2007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總額為7620億美元，占世界貨物貿易出口額的7.3%；而服務貿易出口額為810.2億美元，僅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的3.4%。同年，我國貨物貿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務貿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國服務貿易總是逆差，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逆差達97億美元，盡管2007年逆差額減少，仍為40.1億美元。

(2)出口產品結構仍不合理。目前，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現在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出現了快速增長。但我們也要看到，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還處于起步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顯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還遠未成為出口的主導產品，在技術含量較高的商品領域，我們仍然屬于凈進口國，我國對外貿易總體上仍然呈現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費品換取資本品的格局。

(3)從貿易主體結構來看，外貿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國出口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只體現在最終產品上，主要是生產環節上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而技術水平、研發能力、核心技術、產品品牌、營銷網絡還受制于外來的跨國公司。外商投資企業主導機電產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資企業的機電產品出口占我國全部機電產品出口總額的73.7%。2007年機電產品出口中一般貿易額723.1億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貿易出口2398.9億美元，外資企業占86.6%，主導了加工貿易中的機電產品出口。

2.對外貿易結構現狀的原因分析

(1)出口導向型外貿政策沒有適時調整，在亞洲“四小龍”成功運用“出口導向”政策實現經濟的巨大飛躍后，我國也采用這種外貿政策。不可否認，當時出口導向型政策對經濟增長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出口額的大幅增長，這個政策的弊端也逐漸顯現，“以量取勝，相互降價”是擴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亂等種種弊病暴露出來就不足為奇了。

(2)“比較優勢說”沒有動態運用由于勞動力成本低廉，勞動密集型產品是我國出口的主要產品。盡管目前機電產品和高科技產品在出口中已占相當大的比重，然而我國只是承擔了組裝、裝配的角色，這部分附加值低，其實質仍然是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動出口的增長。

(3)沒有及時調整引進外資政策，目前，外資已逐漸從合作、合資轉化為獨資、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獨資在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中所占比例為67.33%，大大超過中外合資的22.90%，況且相當一部分外資企業只是將生產環節放在中國。在這種形勢下，技術的溢出效應就要減弱，企業的管理水平得不到顯著提高，“以市場換技術”的目標不能實現。3.從對外貿易結構與增長方式角度提出貿易發展的對策

(1)轉變發展觀念，加快結構調整轉型步伐。以“共贏”的理念營造良好的外貿經營環境。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需從單一考慮本國利益轉變為樹立一種“共贏”的觀念。要充分認識到，通過技術引進可縮短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通過進口可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推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出口結構調整；通過進口可為出口打開更廣闊的通道，創造更好的出口環境。在重視出口發展的同時，也要關注進口，優化進口結構，以實現出口的協調、可持續發展。貿易額不能再成為發展的唯一目標取向，提高產品競爭力，降低對資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應成為發展中更關注的方面。

(2)向知識密集與研發領域進行政策傾斜，集聚并提升知識產權優勢，發展知識產權戰略。比較優勢的局限就是“比較優勢陷阱”和二元經濟結構下的“貧困化增長”；競爭優勢涵蓋著國家、產業從高到低的多層次內容，要求極高，我們一時很難滿足邁克爾.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種新要素和兩種輔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產權優勢則可以以相對較小的局部性投入，獲得局部的、趕超型的、戰略性的優勢。

(3)優化貿易結構，完善貿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增加服務貿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就是要鼓勵那些附加值比較大，科技含量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費能源、資源的商品。逐漸轉變競爭手段，從“以價格取勝”轉變到“以質量取勝”；要提高銀行、金融、保險、電信、運輸等行業的服務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勵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貿易產品結構。2007年加工貿易在出口中的比重達53%，其在推動我國企業的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和增加就業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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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自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高速發展，優勢互補明顯，貿易結構日趨多元化。貿易的飛速增長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惠，給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但貿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以來，中美貿易出現了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問題、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人民幣匯率、紡織品配額問題以及貿易發展不平衡問題等。例如，2002年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實施鋼鐵保障行動；2003年美國對華紡織品實施特別保障；2004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中國彩電和寢室木家具征收反傾銷稅，美國商務部還明令禁止美國進口中國購物袋，美國主要紡織品服裝協會和工會要求推遲取消紡織品配額。

二、中美貿易現狀原因分析

（一）美國的對華貿易限制制約了其比較優勢的發揮

在美國可以自由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美國卻對其國內企業向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這種貿易的不對稱無疑是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差異。在人們的收入水平很低時，人們的絕大多數支出都將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時的恩格爾系數非常高。而當收入水平比較高時，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還可以購買高端產品來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國一般是高技術高檔產品。顯然，不管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須購買的，這就導致美國會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由于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對美國生產的高端產品的需求卻非常低。這種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而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二）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

美國總統大選每四年舉行一次，自冷戰結束以來的歷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對華政策都是兩黨總統候選人相互攻擊的重要議題，這也是贏得選舉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紀90年代至今已經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共有三次，從這一時期的情況看，每逢大選臨近，兩黨總統候選人就會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各種問題顯示強硬立場，發表頗具貿易保護色彩的言論，這幾乎成為一種規律性的現象。

（三）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美國出口的下滑

美國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貿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出口貿易額的下滑，而不是進口貿易的激增。據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透露，在過去兩年中，美國制造業的出口貿易額減少了850億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軟。相反，中國對美國的進口卻在增加。

（四）中美兩國彼此對外直接投資（FDI）比例極不對稱

中美兩國間的巨額貿易順差，在很大程度上與兩國之間的接投資結構相關。美國近年來對華直接投資額均在40億～50億美元以上。美國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代替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中國吸引的美國直接投資又促進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國具有同美國同樣發達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直接在美國設廠，生產美國原本要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那么雙方的貿易差額將會大幅度下降，貿易摩擦的幾率也會隨之降低。因此，中國資本國際化程度應大大提升。

（五）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市場范圍狹小

現階段我國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條上的低端，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主要為勞動密集型和附加值較低的一些加工工業。由于缺乏技術含量和自主品牌，許多產品在消耗了大量資源出口后換回的只是少量的經濟利益，甚至還不斷地被指責為低價傾銷。我國向美國出口的商品主要為紡織品、服裝、鞋類等。這些價格競爭力較強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極易引起美國的警惕，導致我國出口產品遭遇種種限制。

（六）中國企業自身和政府部門一些做法也有不當之處

中國企業有“薄利多銷”的傳統，再加上中國長期對外貿企業進行出口補貼，導致不少外貿企業為完成出口指標對出口產品定價過低，因而經常被控傾銷。甚至還有企業為了換取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無利也要銷售，造成不規范的定價行為，結果為美國指責中國破壞公平競爭和公平貿易的準則提供了口實。另外，中國國內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阻礙了中國政府全面履行世貿組織協議的進程。

三、促進中美貿易的相關對策

（一）早日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

對中美雙方來說，“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它代表著美國對中國經濟性質的理解以及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成績的認可度。因此，中國應在政治層面上對美國等采取歧視性措施的主要成員施加壓力，使其早日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二）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完善市場經濟運作方式，使中國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從而縮小中國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差異。這種差異的縮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縮小美國對中國出口技術產品的控制范圍，使中美貿易實現平衡，從而使中美貿易在進出口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健康發展。

（三）改變中美兩國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由外貿拉動向內需拉動過渡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中美兩國經濟相互聯系、彼此依賴的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狀況，但這種依存是不對稱的。因此，從長遠發展戰略來看，我國應將宏觀調控的著眼點更多地放在擴大內需上。我國擁有13億人口，國內市場十分龐大，而且經濟發展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潛在的市場需求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在現階段，擴大內需應將滿足內需作為前提，滿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包括貧困群體的要求。

（四）建立完善的預警機制解決貿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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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工貿易是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的重要鏈條

從一般意義上講，對外加工貿易是指一國從國外進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在國內加工、裝配后再出口的一種貿易方式。在發展中國家，加工貿易通常是外國企業以合資、合作方式，把某些生產能力轉移到東道國，或者利用東道國的已有生產能力為自己加工、裝配產品，然后行銷到全世界各有關地區的一種貿易做法。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是參與亞太區域乃至世界產業分工的重要鏈條，符合當今世界貿易發展的潮流。例如發展“兩頭在外”的輕紡、機電產業，通過對外加工貿易擴大了出口，適應了國際市場，有力地增強了國際競爭能力；同時也加快了國內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進程。

我國航天系統對外加工貿易的發展顯得不太平衡，地處內陸的企業發展比較緩慢，而地處沿海的企業，有的已通過對外加工貿易形成產值數億元的規模。例如八院的上海儀表廠，就是抓住了日元升值、日本企業急于尋找海外生產廠家謀求發展的機遇，同美能達公司簽訂了多批合作生產復印機組件的合同，第一年產值就達1億多元，第二年接近3億元，出口創匯達2500萬美元，產品直接銷往歐美等國家。這在當今不少國有大中型企業舉步維艱的情況下，無疑是一個奇跡。上儀廠通過對外加工貿易，不僅使企業生產經營快速增長，而且還通過組織結構和產品結構調整，建立了一家新的專門發展對外加工貿易的企業--航儀控制工程有限公司。這就是抓住了國際產業分工的機遇，通過對外加工貿易有力地激活了企業，同時增強了軍工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

二、加工貿易的結構已發生很大變化

從加工貿易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加工貿易是我國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的重要一環，符合當今世界貿易發展的潮流。加工貿易的發展實際是我國通過對外開放承接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轉移出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某些中等技術產業，充分發揮了我國的優勢，包括廉價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成本低廉、以及有一定工業和技術基礎等，加快了國內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進程，增強了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90年代以來，我國加工貿易的結構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是外商投資的合資企業逐步取代了小型企業和鄉鎮企業，成為加工貿易的主體；二是加工貿易產業結構也在發生變化，由過去的勞動密集型為主導，逐步向技術、資金密集型產業發展；三是加工貿易的技術檔次在逐步提高，出現了一批批技術先進、規模領先的大型項目；四是加工貿易企業相互之間的配套程度在提高，不少企業使用國產原材料和國產零部件的比例在不斷提高，加工貿易與國內產業的協作聯系正在加強。從這些情況看，加工貿易升級的步伐在明顯加快，今天的加工貿易同改革開放初期的加工貿易已產生了質的差別。事實上對外加工貿易已成為我國現代工業生產和流通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加工貿易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加工貿易迅速發展后，其經營格局對海關監管和整個經濟管理形成了日益嚴峻的挑戰；二是加工貿易的外向循環與國內產業的循環，未能形成有機的聯系，因此制約了加工貿易對國內產業帶動作用的發揮；三是走私漏洞現象增多，這對國內的生產經營和市場競爭，都形成了不小的沖擊。因此，置于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大背景下來認識加工貿易，并在此基礎上理順加工貿易的政策，加強和改進加工貿易的管理，仍是當前一項緊迫的任務。

三、加工貿易將發展到一個高級階段

從當前世界貿易的發展趨勢看，經濟全球化的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加快，必將推動全球加工貿易以更大規模、更高水平，并在更大范圍得到發展，并有可能成為未來國際貿易的一種主要方式。當前，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發展迅猛，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的增長速度已大大超過其他非高技術制品。高新技術產品的部分加工組裝業務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速度也在不斷加快。

發達國家在高新技術研究與發展領域的突出優勢，不僅將加劇其產業向國外轉移的過程，并且也將以具有較大接納能力的市場，作為其轉移的目標。在這個發展趨勢中，中國將成為未來高技術產業結構轉移的主要目標。其次，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具有成熟技術的產業，也將逐步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在我國加入WTO以后，對外加工貿易將會獲得進一步發展，機械、電子、石油化工、汽車、建筑等支柱產業，以及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高新技術產業的加工貿易，均會有一個長足的發展。

像日本與韓國等國家一樣，我國的加工貿易今后必將經歷一個從初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發展的過程，在加工貿易內涵、市場營銷和科研開發等環節，不斷優化和升級。實現這個轉變，需要一系列政策保障，特別是外貿制度與政策環境面臨重大抉擇。其中國有企業(尤其是軍工企業)經營機制難以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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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重要產品的進口依存度較高

入世后，我國進口商品結構的一個明顯變化是原材料、中間產品、能源及高新技術產品進口增長較快，尤其是對戰略性資源的進口依存度不斷上升。我國進口依存度高的產品主要集中于兩大類：

一是重要原材料和能源。根據趙瑾2005年對我國各種戰略性資源進口依存度的測算，2003年，原油、鐵礦石、氧化鋁的進口依存度分別是35%、36%、47%；鎳、天然橡膠的依存度則高達55%以上。2007年我國鐵礦砂及其精礦的進口額達到337.88億美元，與2003年相比增長596%；原油進口額達到797.73億美元，增長303%；其他用于原材料的初級產品，如食用原料和礦物燃料、油等進口額增長均超過1倍以上。二是高新技術產品。如我國一般儀器儀表的進口依存度為52.87%，中檔產品和關鍵零部件的進口依存度超過60%，大型和高精度儀器儀表的進口依存度幾乎是100%。再如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部件的進口額，從2003年的114.11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24億美元，增幅達96%。

能源、礦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等戰略物資進口依存度過高，易使一國的經濟命脈受制于人。一旦居于行業壟斷地位的出口商對資源進行控制或出口國政府出于戰略考慮對產品出口設置障礙，則會給我國帶來潛在的風險。同時，由于這些產品需求價格彈性小，一旦大量進口，就會引起國際市場價格的上漲，這將惡化我國的貿易條件，降低我國的經濟福利。

（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依存度較高

盡管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有了改善，但從總體上說，勞動密集型產品仍是主要出口產品。定義某類產品出口依存度為該類產品的出口額與GDP的比重。按傳統SITC分類，將0、6、8類產品歸為勞動密集型產品，1、2、3、4類產品歸為資源密集型產品，5、7類產品歸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得到這三類產品的出口依存度分別是17%、1%、20%。需要說明的是，從表面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依存度要稍高于勞動密集型產品，但實際上這些產品不都是真正意義上的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產品。美國普查局將高技術產品分為生物技術、生命科學、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電子電機、柔性制造、高新材料、航空技術、武器、核技術10類。顯然，據此標準，第5類化學成品及有關產品、第7類機械及運輸設備在目前技術水平條件下，更多地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根據我國商務部最新標準，即將高新技術分為計算機、通訊技術、電子技術、光電技術、計算機集成制造技術、生物技術、生命科學技術、航空航天技術、材料技術、其他技術10類，2005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2183.7億美元，出口依存度應為10%，比傳統方法計算的18%明顯要低。這就是說，我國事實上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依存度比上述計算的數據要低得多，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依存度比上述計算的數據要高得多。

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依存度高，說明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主要來自廉價的勞動力而不是資本和技術要素。這種競爭力格局影響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惡化了貿易條件，使我國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同時也使我國貿易發展面臨著其他更多發展中國家的低層次競爭局面。（三）服務貿易依存度低于貨物貿易依存度且出口依存度高度集中

近年來，我國服務貿易快速發展，出口額和進口額已分別由1982年的18.7億美元和24.8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744億美元和838億美元。但與貨物貿易比，我國服務貿易依存度很低。定義服務貿易依存度為一國服務貿易額與該國服務業產出的比重。2006年，我國服務貿易依存度僅為20%。同時，由于服務貿易包含的范圍極廣，需要進一步細分。2005年服務出口占我國總出口的比重及服務貿易出口依存度，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見，我國服務貿易出口依存度較高的集中在運輸、旅游、其他商業服務三類，其他九類出口依存度都很低。這說明我國服務業出口以傳統的資源和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為主，知識與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如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咨詢、廣告宣傳、金融服務、專利使用和特許費等出口比重極低。同時，我國服務貿易的進口及逆差主要集中在運輸、保險服務、專利使用和特許費等項目上，2006年此三項逆差占服務貿易總逆差的323%。

一國服務貿易的競爭力決定于該國服務業的發展水平。目前，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迅猛，已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對象，服務貿易的競爭力日益成為決定一國貿易競爭力的主要指標。服務貿易競爭力的低下使我國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分工地位。

（四）加工貿易依存度較高

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加工貿易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別定義加工貿易依存度和一般貿易依存度為加工貿易進出口額及一般貿易進出口額占GDP的比重，得到2001-2007年我國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的貿易依存度，詳見表2。

由表2可見，目前我國較高的貿易依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加工貿易形成的。加工貿易成為我國的主要貿易方式，這符合跨國公司的全球經營戰略目標。但對我國來說，即便出口產品已從傳統的紡織品轉為機械、電子等制成品，企業并沒有因此而獲得核心技術，大多數企業承接的加工貿易仍屬勞動密集型產品，從加工貿易中獲利的主要也還是勞動力報酬。

從現實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格局已發生了所謂的“貿易順差國際轉移”現象，即貿易順差大、依存度高，在貿易過程中卻沒有獲得相應的貿易利益，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下。據計算，我國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15%-20%之間，拉動GDP增長在1.5%-2%之間。不僅如此，高貿易依存度還為他國利用，成為西方國家向我國施加貿易壓力的籌碼。

（五）對主要貿易伙伴國的市場依存度較高

目前，與我國有經濟貿易往來的國家有220多個，但我國進出口市場集中于少數國家。定義某市場依存度為一國對其某一貿易伙伴國的貿易額與該國GDP的比重。從出口來說，2007年我國對歐洲、美國、日本、東盟、韓國的出口占我國總出口的60%，對以上國家（地區）的市場依存度分別為7.6%、7.2%、3.2%、2.9%、1.7%。再從進口來說，2007年我國從日本、歐盟、東盟、韓國、美國的進口占總進口的73.6%，對以上國家（地區）的進口市場依存度分別為5.3%、3.9%、3.1%、2.9%、2.7%。可見，我國進出口商品的流向有高度的集中性。對主要貿易伙伴國的高度依賴直接導致出口企業間惡性競爭，相互殺價，不僅限制了我國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而且極易在主要貿易伙伴國內部形成針對我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環境。

結論與政策建議

從商品結構依存度、貿易方式依存度、進出口市場依存度等多角度看，我國的貿易依存度結構不平衡，這種不平衡不僅容易引起貿易摩擦，使我國面臨巨大的出口壓力，而且對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因此，必須調整貿易依存度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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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經濟學上分析

從經濟學上講，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國家經濟的增長。人民幣匯率從1994年至2005年7月21日，已近十多年沒有進行較大的調整，而這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2)國外經濟機構的評價。國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權威的國際機構和貿易伙伴一直就認為人民幣存在不同程度的價值低估。

(3)按照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外匯節余過多本身就表明外幣定價過高，本幣定價過低，本幣有升值壓力。

(4)與各國貨幣升值的比較。近十幾年來，世界各主要貨幣包括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沒有調整，即人民幣實際上也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大幅度貶值。

2.從國際政治上分析

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國際政治問題。有學者特別指出，一些西方國家頻頻呼吁人民幣升值，背后還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為了轉移國內對當局的指責，有的則是為了爭取國內制造業的選票。如西方國家簡單地將人民幣幣值水平與其本國制造業的衰退聯系在一起，試圖強迫人民幣升值。造成美國就業機會減少的因素不是中國，而是全球化競爭的無形之手。

金融霸權作為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的延伸，美國憑借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強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斷獲取霸權利潤，維護其“金融霸權國”地位。美國通過美元貶值，既能減輕其外債負擔，每次美元大幅貶值都能使美國債務減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產品的出口，還能轉嫁其各種經濟危機，成為其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反傾銷政策一起，構成了布什政府對華經貿政策調整的新內容。

二、剖析人民幣升值對貿易結構的總體影響

人民幣長期的升值過程必將改變國內資源配置的方向。過去在出口拉動型戰略下，國內非貿易部門的發展受到了壓制。在本幣低估的情況下，非貿易品部分間接的為貿易品部門提供補貼，貿易部門雖然得到了大力的發展，特別是加工貿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但總體來看，整體的貿易順差處于低水平擴張的狀況，大量產業資源流向了低附加值制造業，非貿易品部門的各類資源要素（包括勞動力）面臨著向底部競爭的惡性循環，國內消費需求無法有效啟動。

人民幣升值將降低進口產品價格使得原材料進口依賴性強的企業受益（前提是匯率升值能強過價格上升）。同時，人民幣升值也將提升出口產品價格，降低產品國際競爭力。從長期來看，由于企業的成本收益受到影響，其必然將隨之進行相應的發展戰略調整，進而將對中國對外貿易結構和國內產業結構產生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的產出定位將會逐漸轉向國內市場。對于資源和商業終端體系的占有將成為未來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領域。技術引進和設備升級將成為進口的重點目標。

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將逐漸成為出口的主導產業。產業上下游整合的力度將加強，增強行業進入壁壘、占領長期優勢資源（特別是稀缺資源）、強化戰略部署和提高議價能力將成為立足于長期發展企業的優先選擇。以下具體列舉匯率的變化對石油石化等行業的影響情況：

1.對石油石化的影響

匯率是一個影響石化行業盈利的主要外部因素。石化行業對進出口的依賴性比較強，特別是大宗原材料部分。匯率的變動直接構成對企業利潤的影響。由于不同子行業對進出口的依賴程度不同，因此，人民幣升值對不同子行業的影響也是有差異的。

從進出口的角度分析，匯率的升高必然會降低進口的門檻和增加出口的難度。對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我國主要是進口，例如合成橡膠和合成樹脂，而出口則主要集中在基礎化工原料，在這方面的優勢是資源，而不是技術。因此，匯率的升值必然更加強化附加值高產品的進口，導致國際產品對國內市場占有的加劇。同時，會更加壓榨資源類化工產品的利潤空間。

對原油開采業的影響。對于原油開采行業，目前我國進口依賴度比較大，從理論上講，如果人民幣升值1%，進口的原油價格用人民幣衡量就會相應降低1%。對國內原油開采業來說，售價也將下降1%，對開采業的影響是不利的。

對煉油行業的影響。對于煉油業，由于人民幣升值1%，則原油成本相當于下降1%。而成品油價格的定價機制是區間機制，售價不僅僅與國際定價有關，還與定價機制有關。因此，國內的成品油價格與成本并不聯動。

對大宗化工品的影響。對合成樹脂、合成橡膠和合成纖維為代表的中游產品來說，目前處于進口大于出口的格局。

對綜合類石化公司的影響。對于綜合類的石化公司來講，主要的原料供應來自國外，如原油，而自己的產品主要是滿足國內市場，所以匯率上升將獲得成本降低的好處，但自己的消費市場可能面臨國外低廉產品的沖擊。

總之，匯率將通過價格和市場競爭，對石化子行業產生不同的影響，需求將部分抵消價格波動和市場競爭加劇的影響。同時，匯率因素雖是影響因素，但并不是主導影響因素，如果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幅度在5%～10%之間，這樣的一個幅度不構成對石化行業的根本性影響。

2.對電力行業的影響

我國電力企業利用外資比例總體很小，部分電力企業利用的外債主要是美元和日元，且多屬于長期借款。根據我國現行財務會計制度，匯率變動產生的外幣折算差額直接計入當期損益，在償還期之前只影響其財務報表，并不影響其實際現金流。若人民幣步入升值通道，遭受巨額匯兌損失的電力行業業績將有較大改觀。

3.對信息家電業的影響

對于信息產業而言，大量進口配件的企業從人民幣升值受惠。比如筆記本制造業，國產筆記本雖然不是整機從國外進口，但是很多配件都是需要進口的，而這些配件的成本是占整體成本很大部分，所以必然帶動筆記本價格的下降。

4.對紡織行業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對紡織行業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視。據研究，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行業銷售利潤率下降2%～6%。如果人民幣升值5%～10%，行業利潤率下降10%～60%。特別是出口依存度較高的服裝行業受損較大。上市公司中的先進企業，因利潤率較高，導致成本中可貿易品占比下降，每百元受損的絕對額較大，但利潤率下降的幅度較小；加之議價能力較強，因此龍頭企業所受升值的負面影響小于全行業。但如果人民幣持續升值，企業議價能力下降，如果企業為非龍頭企業，議價將受人民幣升值較大影響，人民幣升值的邊際負效應會擴大。

三、人民幣升值趨勢條件下貿易結構調整的幾點設想

1.以競爭優勢為導向

中國所具有的靜態比較優勢主要在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這一優勢造就了中國作為低端產品的世界工廠地位。但是人民幣的升值趨勢愈來愈明顯，貿易條件持續惡化、貿易摩擦相繼增加等一系列問題越來越突出，加快產業結構升級與出口產品結構升級的要求日益迫切，為此，中國需要通過國內改革與發展，超越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約束，創造國際競爭優勢。創造國際競爭優勢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貿易結構導向的轉變，即以資源稟賦為導向轉向以國際市場需求為導向；另一方面是通過各種創新和交易效率的提高等途徑有效的進行由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轉化。比較優勢是競爭優勢的基礎，而競爭優勢是國際競爭中更具能動性的因素，比較優勢只有最終轉化為競爭優勢，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競爭力。目前中國國內企業和產業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的能力較差，中國不少企業和產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缺乏足夠的競爭優勢。為扭轉這種局面，適應人民幣升值和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需要，中國外貿發展戰略認比較優勢為導向轉向以競爭優勢為導向的軌道，實為必然的選擇。2.推進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提升對外貿易的競爭優勢

由于制度的形式和效率是有差異的，由此產生各國基于制度差異的競爭優勢，這實際上是另一種尚未被人們高度重視的特殊競爭優勢。在有利于競爭優勢持續提升的各種制度安排中，產權得到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確保障以及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正確實施是最有效的。因此應通過制度創新努力構建這樣一種環境：有關經濟主體對其貢獻性努力能盈利且可持續，經濟主體所從事的技術含量高、外部效應大、動態規模效應突出的產業能得到政府的適當保護與政策扶持。只有這樣，經濟主體才會有創新的激勵提升自己的競爭優勢，這不僅可以使經濟主體獲得創新利潤，而且可以使經濟主體從政府的戰略性貿易政策中獲得更多的超額利潤，同時也提升了我國的產業競爭優勢，從而推動中國貿易結構的升級。

科技創新在提升對外貿易競爭優勢中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技術創新不僅使創新國在國際貿易中不斷保持競爭優勢，而且還會使它們得到額外的利潤和更多的好處。

3.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推動貿易結構升級

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只會為技術密集型產業提供更好的盈利空間，而目前在中國9個高技術領域中，貿易競爭力較強的只有計算機與通信技術、生物技術兩個領域，其他7個領域的貿易競爭力指數為負數。因此，不斷提高高技術產業的比重，促進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推動貿易結構升級，無疑成為今后貿易的發展方向。

為了推進貿易結構升級，在進動中，應通過關稅的結構分布所形成的有效保護以增加高技術產品的競爭力，在出動中，應采用鼓勵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戰略性貿易政策，以提高高技術產品出口面臨的名義有效匯率和出口效益。

此外，在對外商逐步實施國民待遇的同時，仍使用一部分優惠政策，引導外資投向高技術領域，同時，增加對低技術產業投資的約束力度，以提高與貿易有關的外國直接投資活動的技術含量，推動貿易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

4.尋求外貿的可持續發展

在被低估的人民幣的貿易條件下，中國賤價賣給外國的商品不但耗用了中國的資源和人民的勞力，也嚴重損害了中國的環境。人民幣升值后，貿易發展的著眼點應置于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技術密集型綠色產業上。應把開發綠色食品、綠色紡織品和服裝、綠色中藥、綠色機電產品、綠色包裝等綠色產業和產品作為優化出口產業結構，提高出口檔次和競爭力、爭奪21世紀國際市場戰略制高點的重要舉措。進口貿易應積極鼓勵引進有利于環境的技術與設備。堅決禁止嚴重污染環境的產品包括危險廢物和國外淘汰的嚴重污染環境的技術和設備的進口，加強進口商品檢驗和檢疫力度，防止危害人民及動植物安全的產品進入中國市場，為此應建立中國的綠色壁壘體系，以維護國家基本安全，保護人民和動植物健康安全，保護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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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我國今年的外匯儲備達到7000億美元，如此巨額的外匯儲備自然來自于中國對外貿易的大量順差貿易。由此，我國的對外貿易結構不平衡已初露端倪。大量順差貿易自然引發高發性貿易磨擦。進口影響供給，出口影響需求。需求擴張引發貿易磨擦。

這里引入外貿依存度這個概念。外貿依存度，是指一定時期一個國家或地區對外貿易總額相當于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它是衡量一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一個基本指標，也是反映一國與國際市場聯系程度的標尺。世界各國的平均外貿依存度由1970年的27.9%到1990年升到36.7%，2000年又升到41.7%，直到2003年也才接近45%。而對比我們國家的情況：1970年5.0%，到1990年一躍升為29.8%，2000年又創歷史新高43.8%，2004年已達70%。我國的外貿依存度較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增長過快，而且已明顯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對比日本的外貿依存度，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21%-26%下降到80年代末至20%以下，基本上維持在3個百分點變化范圍內。而且世界范圍內存在一個趨勢，越是經濟發達的大國，外貿依存度變動范圍越小。

進口依存度的提高不僅會對我們國家的相關產業發展造成沖擊，而且在目前經濟過熱的條件下，將進一步增加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難度。

出口依存度結構來看，我國輕工業和家電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依賴國際市場，不僅容易引發貿易磨擦，增加就業壓力，而且嚴重影響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轉移。我國的出口市場主要依賴加工貿易的方式，不僅減弱了出口結構升級對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的作用，而且使我國貿易福利水平降低。

2.造成我國外貿依存度增速如此之快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我國的加工貿易所占比重較大，且以制造業為主。第二，我國的對外服務貿易發展程度較低，而且一直處于逆差狀態。單從國內GDP角度來講，美國的第三業占GDP的比重超過75%，而我國的僅為33%左右。第三，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當GDP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增速，而對外貿易增速越快則外貿依存度越高。

3.要減小外貿依存度，必須要在對外投資以及擴大內需，擴展國內市場上下功夫。

如果從另一方面來講，我國的對外貿易年均增速在10%左右，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速在7%左右來看，外貿依存度過高也不一定就代表著我國國家經濟安全系數會下降;同樣，也不能說明國家的安全系數會上升。關鍵在于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制定正確的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政策，建立規避外部風險的機制。

二、進出口貿易行業間增長的不平衡

進出口貿易行業間包括貨物貿易發展的不平衡，服務貿易發展的不平衡，以及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之間結構的不平衡。當然這其中有地區性的不平衡，也有貿易額方面的不平衡。

廣義的進出口結構是指一國對外貿易額中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所占的比例大小。它是一國進出口貿易處于何種程度的外在表現，即一國國內生產能力的大小。我國在這一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平衡，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存在嚴重的不均。

1.貨物貿易

2004年，出口貿易中機電產品實現出口貿易額3234億美元，較上年增長4.。3%，占出口總額比重54.5%;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貿易額為1665億美元，同比增長50.2%高于出口增幅14.8個百分點，占出口總額比重上升到27.9%。

進口貿易中原油增長34.8%，成品油進口增長34.1%，煤同比增長73%，鐵礦石增長40.5%，棉花增長1.2倍于上年同期，機械設備增長28%，主要作為中間產品的電器及電子產品進口增長36.7%，當然這些數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貨物貿易中的一些結構優化的趨勢，但是仍然存在出口初級產品所占比例過高的問題。

中國是一個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國家，屬于內需拉動型國家。所以能在進口貿易中滿足不斷增長的國內消費市場需求，這也有利于我國在出口貿易中出口占重要地位的勞動密集型相關產品，以達到平衡貿易、緩解貿易壓力、避免及減少貿易擦的目的。然而在進口貿易中卻要不斷考慮到國內市場的消化能力，要注意到對國內相關產業的保護，以及對國內一些重要行業的扶持，引進必要技術，重要的是對技術的吸收及利用。中國出口貿易中也要不斷得到出口結構的升級，商品結構的優化。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以圖實現科技興貿的目的。國內也要不斷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在較高領域中尋找利潤。爭創有優勢的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爭得一席之地。

2.服務貿易

國際服務貿易是指服務提供者從一國境內通過商業現場或自然人現場向消費者供服務并獲得外匯收入的交易過程。

由下表可見我國服務貿易的現狀，總體處于逆差狀態。這之中僅有少數的行業如旅游、建筑服務、計算機與信息服務處于順差地位，絕大多數行皆處于逆差地位。

2004年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狀況金額單位：億美元

項目進出口出口進口差額

金額增速%金額增速%金額增速%

服務貿易總額1345.6731.88624.3433.60721.3330.42-96.99

1.運輸366.1140.06120.6752.63245.4434.61-124.76

2.旅游448.8837.72257.3947.87191.4926.0965.90

3.通訊服務9.13-14.374.40-31.014.7210.49-0.32

4.建筑服務65.0433.373.8121.7461.2434.16-57.43

5.保險服務28.9035.173.8121.7461.2434.16-57.43

6.金融服務2.32-39.650.94-38.181.38-40.61-0.44

7.計算機和

信息服務28.9035.1716.3748.5412.5320.943.84

8.專有權利使用

費和特許費47.3329.492.36120.9444.9726.73-42.60

9.咨詢78.8747.8531.5367.2547.3437.24-15.82

10.廣告、宣傳15.4763.858.4974.626.9852.511.50

11.電影、音像2.17110.550.4122.571.76152.87-1.35

12.其它商業服務244.2913.52159.515.9484.7831.1674.73

13.別處未提及的

政府服務9.0911.893.785.505.3116.94-1.52

首先，我國的對外開放程度較低。2004年上半年，中國服務貿易額占整個對外貿易總額(含貨物和服務)的10%，較2003年底下降2個百分點。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外資流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等第二產業。據不完全統計，服務產業利用外資約占全國外資流入總額的1/5左右，由于服務領域總體對外開放程度較低，影響了國外先進管理經驗和制度的引進。另外，中國大部分服務領域(如電信、運輸、金融和保險等)主要以國有成份為主，缺少必要的市場競爭，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緩了中國服務產業的發展速度，造成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的非均衡發展。

其次，服務貿易發展不平衡，項目和市場過于集中。中國服務貿易收支主要集中在旅游、運輸和其它商業服務，分別占服務貿易總收支的32%、29%和17%，合計占服務貿易總收支的78%。目前，中國服務貿易收支伙伴也主要集中在美國、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從國內地區發展情況看，上海、北京和廣東等地區服務貿易規模較大，而中西部地區服務貿易所占份額極小。服務貿易交易項目和地區分布的不均衡，形成了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總體水平偏低、短期內難以有所突破的格局。同時，由于服務貿易發展的多元化程度不夠，導致中國服務貿易抗沖擊能力較差，易受國內外形勢變化的影響。

再次，高附加值服務產業落后，制度和技術的創新能力不足。中國服務貿易發展較快的項目集中在旅游、運輸、轉口貿易、經營租賃等勞動密集型或資金密集型的低附加值項目上，而金融、保險、計算機信息服務、技術咨詢、專有權利和特許、廣告宣傳和電影音像等技術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務項目，受制度、技術、知識和文化等基礎因素的制約，發展速度相對緩慢。

三、不同性質企業進出口貿易額的不平衡

我國進出口貿易中，外資企業的進出口貿易額占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一半以上;國有企業所占比重在不斷下降;其它性質企業的規模在擴大。

1.外資持續穩定流入對貿易增長發揮了巨大推動作用。2004年中國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606億美元，制造業領域吸收外資的比重仍保持在70%的較高水平。2004年全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3386億美元，增長40.9%，占出口總額的比重達57.1%，較上年提高了2.3個百分點;進口3246億美元，增長40%，占進口總額的比重達57.8%，較上年提高1.6個百分點。

2.國有企業出口擺脫了近年來相對低迷的局面，實現了22%的較快增長，增幅同比提高了19.3個百分點;國有企業對出口增長的貢獻率達到16.6%，同比提高了13.9個百分點。集體私營企業出口增長59.8%，仍然大大高于總體出口增幅。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增長34%，略低于出口總體增幅，對出口增長的貢獻率仍然達到56.7%，但同比回落了14.5個百分點。

3.其它性質的企業中民營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熱情進一步高漲。除了全面放開對外貿易經營權的因素外，今年中國政府出臺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支持非公有制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民營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體制政策環境進一步改善。

四、針對我國對外貿易結構不平衡的建議、措施

篇（7）

近年來福建省出口產品主要是工業制成品。2013年福建省出口產品總額為1064.74億美元，從產品結構上看：初級產品出口量為85.8億美元，工業制品出口量為978.94億美元，工業制成品的比例占出口產品總額的91.94%。從2007~2013年以來，工業制成品占比均高于90%。

（二）一般貿易仍然是主要的貿易方式，加工貿易進出口增速減緩

近年來，福建省的貿易方式以一般貿易為主。從表1來看，一般貿易在我省對外經濟活動中比列明顯提升。一般貿易進出口總額由2005年的242.98億美元增長到2013年的1164.35億美元，一般貿易進出口總額由2005年占進出口總額的44.66%增長到2013年的68.77%。我省一般貿易額增長較快，占貿易總額的半壁河山，且存在持續增長的趨向。雖然加工貿易總額由2005年的246.75億美元增長至2013年的432.65億美元，但與一般貿易相比，加工貿易的增長速度較慢。2005年以來福建省加工貿易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逐漸下降，2013年其比重與2005年比較下降了約20%，也就是說，我省加工貿易的發展速度正在減緩。

（三）高新技術產業所占比重低

高新技術產業是低碳產業的典范代表，以其低碳排放和高附加值產出的優勢，成為世界各國競相發展的核心產業。在發達經濟體中，憑借其雄厚的資本和領先的科技，高新技術產業在整體產業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自2005年以來，福建省高新技術產業得到了一定的發展，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總額由2005年的78.22億美元增長到了2013年的155.22億美元。但是，從表2可以看出福建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在出口商品總額中占較小比重。2005~2013年之間我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出現降幅，由22.45%下降到14%左右。作為低碳產業典范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在福建省出口商品總額中占不到五分之一的比重，由此可見，福建省的產業結構還不完善。

（四）國際服務貿易行業發展失衡

2008年金融危機后我省的服務貿易增長部分緩解了傳統型制造業出口受阻的壓力。近年來，福建省抓住國際服務業轉移的機遇，以低碳增長為目標，在政府政策扶持下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端服務貿易企業脫穎而出。2005~2012年期間福建省對外服務收益從49.36億美元漲到126.67億美元。政府規劃到2015年對外服務交易額越過250億美元大關，使對外服務收益能達到出口總額比例中的15%［1］。但是福建省對外服務的質量和競爭力與上海、北京等地相比處于弱勢。我省2012年旅游貿易額和運輸服務貿易額依次為63.54億美元與29.2億美元，二者依次占服務貿易總額的50.16%和23.05%。［1］兩大傳統對外服務交易量在對外服務交易量總額中占絕對優勢，其他對外服務交易量所占比重較低，對外服務貿易行業發展失衡。從世界范圍來看，發展高附加值、綠色型高端服務貿易，包括信息咨詢、專利使用和商業服務等領域，已經成為當前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的新趨勢。因此，我省的貿易結構向低碳轉型就不得不重視新興高端服務貿易的發展。

二、低碳經濟背景下福建省貿易結構轉型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在低碳經濟興起的背景下，發展低碳產業對福建省對外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福建省應針對當前綠色貿易的特征，盡可能促成貿易結構向低碳轉型。當前，福建省貿易結構轉型過程中存在以下問題：

（一）福建省低效益的加工貿易，阻礙了貿易結構的優化

在福建省的出口產品中，工業制成品占了相當大的比例，且總量還在不斷的增加。然而，工業制成品出口量不斷增加，是因為我省低效益加工貿易的成長。加工貿易在我省對外經濟活動交易量中的比率雖不大，但出口加工貿易卻促進了我省產業和經濟的快速成長。出口加工貿易頻繁的活動也給我省帶來了資源消耗和碳排放量飆升等問題。加工貿易集聚在能源消耗大戶第二產業中，其外延擴展為主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與低碳經濟的發展理念相沖突。福建省內數量較多的高能源消耗和重污染的加工企業，更加重了對外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沖突。此外，福建省出口加工企業大多數采取低成本的競爭策略，相對于價格高昂的清潔能源而言，加工企業首選價格低廉的傳統能源如煤炭等作為主要的消耗品。同時，為了節約成本，出口加工企業很少投入資金處理傳統能源使用后所產生的排放物和廢棄物，這對于福建省低碳經濟的發展相當不利。其次，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出口結構也推動了福建省的能源、資金和人力資源向第二產業流動。資源大量流入第二產業，投入其他產業的資源必定減少，這必然會影響到其他產業的發展，尤其是第三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和人力的投入，才能有低碳和高效益的產品和服務產出。因此，福建省低效益的加工貿易的發展，不利于福建省貿易結構的優化，勢必會影響到福建省低碳排放綠色貿易的成長。

（二）福建省的企業創新能力不足，限制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借助微笑曲線分析我省出口企業的創新能力。圖2的微笑曲線是一條兩端朝上的曲線。商品收益來源最高的部分位于微笑曲線的頂端：技術、專利和品牌、服務；收益來源最低的部分位于微笑曲線的中間部分：組裝和制造。發達國家的企業每年投入大量的資源去研發新技術和新產品，他們非常注重企業的創造能力。所以發達國家的企業大部分都位于微笑曲線的頂端，占據著高技術含量和高利潤的市場。而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因為創造水平不高，只能承接一些低技術含量的制造和組裝工作，因此只能屈居微笑曲線的中間部分。他們投入大量的能源和勞動力，取得的只是廉價的加工費。就現階段而言，我省的出口企業創新能力較弱，傳統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所占比例仍相對較高，而一些高附加值及高技術含量等高新技術產業所占比重很低。我省的多數企業成為了出口加工企業，其主要原因是較低的企業創造能力。加工制造企業位于微笑曲線的底端，他們獲得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費，所以我省大多數企業不愿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回報周期長的產品研發和技術創新，最終導致我省加工制造企業很難生產出高技術含量的自主品牌。疲軟的出口企業創新能力，導致我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基礎薄弱，高新技術產品占較小的對外貿易份額。為了優化我省貿易結構，提高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福建省出口企業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提高創新能力，出口低碳的高附加值產品。

（三）福建省服務貿易各行業發展不平衡和管理水平落后，束縛了服務貿易的發展

服務貿易產業是一個能源使用較少，收益較高的低碳產業，從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服務貿易產業發展水平中，就能看出其低碳經濟發展的水平。近年來，我省服務貿易的產業得到了快速和穩定的成長，但仍然存在著明顯的不足。首先福建省的對外服務交易量集聚在勞務輸出、海洋運輸及旅游服務等傳統行業。而在世界交易量最大的金融、信息等知識和資金密集型產業方面，福建省的發展水平較低，這不利于我省對外服務產業的長遠性成長。其次，福建省服務行業內的許多部門經營機制僵化，管理水平較低，導致了福建省服務貿易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較弱。最后，我省服務貿易相關的政策透明度不高，缺乏完善的法律規則以規范各行各業從事服務貿易的行為標準。

（四）福建省對外貿易市場分布不平衡，不利于貿易結構的持續性轉型

福建省對外經濟活動銷售的市場目前主要分布在歐盟、美國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我省2013年出口總額為1064.74億美元。其中對上述三大經濟體的出口額共占了我省出口總額的43.89%。歐美等發達經濟體推崇低碳理念，對生活環境的質量要求較高，因而對進口商品的環保質量標準較嚴格。福建省出口的消費市場主要分布在這些地區，必定會受到比發展中國家市場更嚴厲的低碳標準，甚至會受到低碳標準和規則的制約與處罰。同時，對外貿易市場分布不平衡也削弱了福建省出口企業應對世界經濟危機的能力，如2008年的次貸危機就直接導致了福建省多家出口企業倒閉。當前，福建省應大力開辟亞非拉等新興市場，出口相對優勢的產品積累資金，并進一步投入研發與科技創新，以推動我省貿易結構的持續性轉型。

（五）福建省對外貿易中外資企業仍占較大比重，不利于貿易結構的健康轉型

自從中國經濟特區設立以來，實力雄厚的外資企業通過各種途徑進軍中國市場。當前，外資企業在我省對外經濟格局中的作用像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外資企業在當地經營的同時，也給當地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及先進的管理經驗，但是另一方面卻又占據了相當一部分本屬于本土企業的市場份額，對本土企業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尤其是在勞動力價格日益上漲的今天，外資企業會因成本上升而進行產業轉移，這嚴重威脅到了福建省對外貿易的健康轉型。

三、低碳經濟視域下福建省貿易結構轉型的措施

（一）轉變進出口商品結構，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

福建省當前應積極推動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針對不同的行業實行出口退稅政策，推動低碳產品出口，降低高碳排放行業產品的出口比重。當前我省可持續發展的首要任務是減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初步完成產業的更新換代。福建省應抓住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制定低碳經濟發展的中長遠規劃，注重對外貿易增長的質量和效率，延伸其產業鏈，推進加工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與此同時，我省還要著眼于當前國際發展的新形勢，處理好產業之間內部聯系，分清主次與重點照顧對象，還要增強我省吸引外資的能力。當前我省的重要任務是“擴張”加工貿易的產業鏈，擴大現有企業的生產范圍，加深企業間的合作和資源共享，使加工制造的經濟效益得到進一步提升。我省要充分利用沿海地區的出口加工制造優勢，利用更加優惠的經濟政策，讓更多制造業企業入駐我省，以高效益的出口加工制造企業群，帶動我省對外貿易又好又快發展。

（二）加強國際間的合作與交流，積極引進低碳技術，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在貿易與環境的問題上，我省應積極與發達國家進行溝通，積極參與相關的低碳經濟國際談判；同時，應增加對國際環境標準和國家環境法律法規，技術標準和其他信息的收集，并組織相關學者進行學習和研究，以期建立相關的信息中心、數據庫和咨詢機構以供本省企業的咨詢與參考。一方面，我省應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營理念，促進本省產業的升級。吸取發達國家企業低碳生產的有關經驗，提高本省企業的資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最大程度的節約資源，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還要鼓勵本省出口企業與發達國家企業的技術交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我省應建立低碳技術發明獎勵機制，并為企業研發低碳技術提供相應的技術和政策支持，提高省內低碳技術的發展水平和經濟效益。

（三）大力發展服務貿易

我省應在現有優勢服務貿易項目的基礎之上，推進金融和信息等知識和資金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首先，政府要增加對服務行業的財政支出，完善服務行業的各項設施；其次，擴大傳統服務行業優勢的同時，大力發展知識和資金密集型產業，增強整個服務行業的國際競爭力；第三，要增強政府對服務貿易的立法工作，維護國內服務貿易企業的合法權益，提高政府的政策透明度，規范各個行業從事服務貿易的行為；最后，要加強對從事相關服務貿易工作人員的教育培訓工作，提高服務部門工作人員的從業素質，為福建省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持。

篇（8）

關鍵詞：產品內貿易價值鏈國際分工模式

隨著國際經濟的發展，跨國公司經營活動不斷擴張，國際競爭已經由最初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歷經產業內競爭、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發展為產品內的競爭，這就導致國際分工模式由最初的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發展到現在的產品內分工，與此相應的是在國際貿易中，貿易模式也由產品貿易逐漸演化為產品內貿易模式。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直接投資的重要引進國，已經逐漸融入國際產品內貿易體系之中，并且這種貿易模式對我國的貿易余額和貿易結構優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利用國際分工模式和國際貿易模式的演變提升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進而實現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將有效的增強我國產品出口競爭力。

一、產品內貿易的內涵

產品內貿易是新的國際分工模式的產物，與過去主要以產品為基本對象的國際分工模式相比，當代國際分工最顯著的特點是，某個產品生產過程包含的不同工序和環節，被拆散后分配到不同國家去進行，形成以工序、環節為對象的分工體系。產品內貿易分工所研究的生產形式必須滿足以下三個特點：一是產品的生產必須經過一個或者多個工序；二是產品生產跨越國界，兩個或者多個國家為產品價值形成提供生產服務；三是至少一個國家在工序生產中運用了國外進口投入品，并且一部分生產出的最終產品或者中間產品需出口到別國。因此，產品內貿易模式研究的經濟現象實質是生產工序跨國式的空間分離以及由此產生的經濟效應，即生產鏈的全球鋪展對要素流動及其價格、生產和貿易模式以及各國及世界整體福利的影響。

二、進制、我國產品內貿易發展現狀

我國參與國際產品內貿易的主要形式為加工貿易，加工貿易企業通過進口中間產品，進行組裝、加工，將生產出來的產品用于出口，這些產品既可以是最終產品（消費品和資本品），也可以是用于下一環節的中間投入品。但由于我國目前處于生產價值鏈條的末端，主要通過進口中間投入品并加工裝配成最終產品（主要是消費品），然后出口最終產品，因此生產產品中最終產品占絕對比重。我國加工貿易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巨大的發展，30多年來，加工貿易進出口額從1981年的220億美元發展到2007年的12180億美元，從占出口總額的不足15%躍升到50%以上（見圖1）。這是得益于以下幾個因素：跨國公司通過直接投資在我國進行生產和經營布局；我國積極加快改革開放，致力于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在逐步降低；加工貿易的投入品進口多采取保稅措施，或出口時退還所征進口稅。

從總體上來看，我國產品內貿易增值率呈波動中上升的趨勢，這主要由兩方面的因素造成，其一是我國工資增長的幅度超過了進口投入品的價格上升幅度，導致原來一些需要進口的中間品大都開始在我國國內生產，減少了對進口投入品的進口；其二是在中國的價值鏈延長了，一些本來在國外的生產環節逐漸轉移到中國進行，尤其是一些技術、資金密集型的生產環節。

從參與國際產品內貿易的主體來看，在華的外資企業已然是我國參與國際產品內貿易的主體，而且參與程度正在逐年加深（見圖2a、圖2b）。由于外資企業擁有全球化的生產和貿易網絡，與內資企業相比，它們更容易充分利用中國對加工貿易的優惠措施，把中國作為其全球分工中的一個生產基地。雖然外資企業日益被搶占市場戰略所驅使，但把中國作為生產基地仍然是其重要目的。

從我國加工貿易的商品結構來看，隨著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加工貿易的商品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具體來說有以下趨勢：

傳統商品（紡織、服裝、皮革和制鞋）的比重逐年下降，機電產品的比重則逐年上升，到1999年，機電產品已經成為我國加工貿易中最重要的產品，進入21世紀后，我國加工貿易的商品結構繼續優化。到2007年，我國加工貿易出口機電產品7012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27.6％，高新技術產品出口3478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23.6%；進口機電產品4990億美元，高新技術產品2870億美元，分別比2006年增長16.7％和16%。而傳統勞動密集型商品中，服裝類加工貿易出口增長明顯減緩。

加工貿易的商品結構變化推動著整個貿易商品結構的優化（見圖3）。如圖3所示，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新技術產品占90％以上，而一般貿易只占8%以下。雖然我國在資本、技術密集產業中只參與了其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但從商品構成上看，加工貿易改善了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

根據本文的分析，我國參與國際產品內貿易分工的程度不斷提升，其表現是產品內貿易指數顯著提高，以及中間產品貿易快速發展。與此同時，產品內貿易也產生了諸多積極的經濟效應，具體表現為：貿易余額的增加；加工貿易增值率的提升以及貿易結構的優化。但是也要清楚的看到，組裝加工仍是我國參與國際產品內分工的主要方式，我國仍然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下游環節，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處于低端地位。根據全球價值鏈形成的一般規律，這種狀況是在國際直接投資中處于從屬地位的必然結果。

三、我國產品內貿易發展對策

首先，大力吸引外資，大力開展基礎設施特別是交通運輸設施的建設，以加工貿易為切入點，積極參與國際產品內分工，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優化。

在傳統分工格局下，產業結構的升級是最終產品意義上的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躍升；而在產品內分工的模式下，則深化為產品內部生產鏈條上的升級，同時也是價值鏈條上的攀升，而這種躍升在跨國公司的主導下比傳統的產業升級更為迅速。從我國當前產業內貿易的發展來看，雖然已經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我國仍然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下游環節。要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快速升級，必須把握當前我國加工貿易蓬勃發展的趨勢，并加以深化，在與跨國公司的合作中逐步融入其國際產業鏈條，從最初從事勞動密集型的組裝、加工環節，進而從事資本密集型的零部件、中間產品生產環節，最終從事資本技術密集型的貼牌生產、自由品牌生產環節，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快速升級。而從跨國公司的角度來講，出于逐利及對國際競爭的考量，跨國公司會逐步提高加工貿易的技術含量，并重視在東道國的技術研發和創新，這就為我國通過加工貿易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和機遇。

其次，實施“走出去”戰略，積極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促進我國在全球產品內分工價值鏈上的躍遷。

理論和實踐都已證明，在跨國公司主導的產品內分工的模式下，只有作為投資母國占據產品價值鏈的上游，才能獲得貿易的主導地位。雖然我國依據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體系，由于跨國公司的技術外溢和其他效應，的確會提升我國的產業結構，并逐漸獲得技術的升級和資本的積累。但是，投資母國同時也在進行更快的技術更新，在動態發展的價值鏈上，我國盡管獲得了一定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不斷在向上攀升，但仍然落后于投資母國，難以擺脫低端分工的地位，在全球價值鏈上處于下游，從事專業化的附加值較低的生產環節。要想擺脫這種局面，必須秉著“走出去”戰略。雖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資金、技術上處于劣勢，但是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我國已經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和生產技術，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條件，通過引進先進技術、加大科研、教育投入、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將產品的非核心環節轉移出去，專著于研發環節和核心生產環節，培養我國企業的技術優勢，形成技術積聚效應；通過將產品的不同生產環節分配到適合的國家，從而將不同國家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產品的競爭優勢，凝聚多國比較優勢為產品優勢，提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通過上述技術積聚效應和產品競爭效應，整合全球資源，從而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增加我國企業參與國際產品內分工的深度和廣度。

企業利用自身優勢積極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則是從根本上對價值鏈進行重構。這兩種方式對于提升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互補作用。上述兩點對策并不沖突，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并非排斥引進外資，與此相反，繼續引進外資以求更廣泛深入的參與到國際產品內分工體系中，是實現價值鏈攀升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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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東盟具有豐富的竹種資源和巨大的竹林面積。無論竹種還是竹林面積都占了全世界的絕大部分。中國和東盟可以稱為“竹子之鄉”或“竹類文明之地”。竹種約有4／5為叢生竹，而散生竹種僅占1／5。其中稈形高大通直，材質優良或筍味鮮美可食的竹種數量上100種，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相比東盟，中國的竹材出口更占絕對優勢(圖1)。中國在1991年之前的竹材凈出口額還不到30萬美元，1992年凈出口跳躍式增長到2084萬美元，1995年達到峰值3321萬美元之后逐漸回落，但也維持在1900萬美元左右。與此相比，東盟的竹材凈出口一直不超過400萬美元，最高年份為2002年，為379萬美元。在個別年份，如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后的1998年，其凈出口額甚至為負數(凈進口12.7萬美元)。主要原因是，東盟的馬來西亞、泰國和新加坡等均為竹材凈進口國家，印度尼西亞、越南和緬甸雖為凈出口國家，但出口數量不多。

原藤是僅次于木材和竹材的林產品，原藤中分布最為廣泛、應用最廣泛的屬棕櫚藤。棕櫚藤是主要分布于東半球熱帶地區的主要藤資源，東盟國家是其密集分布區域。據估計，全球棕櫚藤的分布大約為3500萬hm2，而東盟國家的分布為2570萬hm2，占全球分布的約80％。毫無疑問，東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藤材出口地區(圖2)。其中，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是兩個藤資源最為豐富的國家，其天然藤林面積、人工藤林面積、資源總量以及產量位居世界前兩位。其次是菲律賓、老撾。然而，為了保護自身的商業利益，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盟各國相繼限制本國的原藤及半成品出口，其藤原材料出口額也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1996年東盟藤材出口達到最高值(約9087萬美元)，從那之后，東盟的藤材出口一路下調，2000年為4909萬美元，2005年4437萬美元。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國內沒有藤資源，但是，該國在2002年之前的原藤出口額一直居東盟國家首位，主要原因是該國貿易、運輸發達，通過轉口貿易的形式進行原藤出口。新加坡在1990年原藤出口額占東盟國家的71.99％，1995年為46.36％，2002年為37.12％。之后，印度尼西亞的原藤出口額超過新加坡，達到1360萬美元。

相反，中國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對藤原材料的需求越來越大。到1995年，中國進口額超過新加坡，成為最大的藤進口國。2005年中國進口額達到3637萬美元，占整個東南亞地區的80％以上。同時，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國的進口額則明顯下降。由此可見，中國在原藤供應方面存在著安全隱患。

二、東盟－中國竹藤產品貿易結構比較

竹藤產品可以劃分為三類：食用竹筍、竹藤原材料和竹藤制品。食用竹筍主要包括鮮或冷藏的竹筍、鹽水竹筍、筍干絲；竹藤原材料主要包括竹材、藤材和其他編織用植物；竹藤制品主要包括藤制的席子、席料及簾子，藤編成的緶條及類似產品，藤制籃筐及其他編織品，竹制的籃筐及其他編織品，藤、柳條、竹及類似材料制的坐具，藤、柳條、竹及類似材料制的家具。在這三類竹藤產品中，竹藤原材料的價格最低，竹藤制品的附加值最高，食用竹筍次之。

比較起來(表1和表2)，首先，中國竹藤產品的加工深度明顯低于東盟，主要原因是竹藤制品凈出口占中國竹藤凈出口總額的比例相對東盟太低。這一比例在中國平均為50％左右，最高為(2004年)59.69％，不曾超過60％，在東盟，該比例平均為80％，最低為(1998年)68.89％，也大大超過中國的最高值。其次，食用竹筍的凈出口比例在中國則遠遠高于東盟。該比例在中國平均約為44.5％，最高為(1998年)52.10％，最低(2004年)40.75％，在東盟，該比例平均只有11％左右，最高為19.78％，不到中國平均值的一半，最低為5.15％。最后，中國和東盟竹藤原材料凈出口的比重都很低，中國比東盟更低。中國的竹藤原材料出口比重平均不超過1％，最高為(1995年)1.34％，最低為(1991年)0.07％，在東盟，竹藤原材料凈出口比重平均超過了5％，最低為(2005年)2.60％，大于中國的最高值，最高為(1998年)11.33％。不過，東盟的這一比重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從1990年的6.53％到2005年的2.60％，下降了一半多。

三、東盟－中國在世界竹藤產業出口貿易中的地位比較

從整個產業總出口額來看，近年來，世界竹藤產品的出口呈現穩步上升趨勢(表3)。1990年世界竹藤產品出口總額29.56億美元，2005年達到90.67億美元，增長了3倍，年均增長率約8.21％。中國+東盟竹藤出口之和占世界竹藤出口總額的比例在36％～44％之間，1990年為12.24億美元，2005年達到37.07億美元。其中，中國竹藤產品出口額的增長速度相對更快，1990年，中國竹藤產品出口總額5.80億美元，2005年為26.34億美元，增長了4倍多，年均增長率約1O.22％，高于世界出口增長速度。中國竹藤出口的快速增長集中表現在兩個時間階段，一是1990～1995年，二是2003～2005年，其間的增長速度均在15％以上。中國竹藤出口總額占世界竹藤出口總額的比重，更是從1990年的19.62％上升到2005年的29.05％，穩居世界第一。相對來說，東盟竹藤出口的增長步伐緩慢，1990年東盟竹藤出口總額6.44億美元，2005年10.73億美元，增長不到2倍，年均增長率約5.13％，其增長速度不僅大大低于中國，而且低于世界平均值。與中國相反，東盟竹藤出口總額占世界竹藤出口總額的比重不升反降，從1990年的21.78％下降到了2005年的11.83％。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東盟的竹藤出口額還超過中國，處于世界首位，但是從次年開始，東盟就被中國超越并甩到后面了。

四、結論

通過比較分析東盟和中國竹藤產品的進出口結構，可以看到：第一，在竹藤資源稟賦方面，東盟在總體上稍占優勢，主要原因是東盟集中了世界上絕大部分棕櫚藤資源，而中國在竹資源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東盟在限制原材料出口和促進竹藤制品深加工方面成效顯著，中國則略顯不足，且藤材供應的外部依賴性較大。第二，由于中國相比東盟竹林面積占比大，竹種多，食用竹筍出口比重較高。第三，盡管中國在竹藤產品出口總量和金額上遠遠超過東盟，但在出口附加值方面，中國明顯不如東盟。東盟80％以上的竹藤出口集中在加工制成品，而中國的竹藤制成品出口比重不到60％。可見，中國迫切需要提升竹藤產業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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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單的文獻綜述

FDI和國際貿易是要素在不同國家之間流動的兩種不同形式，FDI是資本要素和知識要素等在不同國家之間的直接流動;國際貿易是多種生產要素隱含在物化的產品中，通過商品的流動實現要素的間接流動。 關于FDI和國際貿易的關系，許多學者在這個領域貢獻了大量的筆墨，也奉獻出大量經典文獻。目前部分學者都專注于爭論FDI流出的貿易效應，FDI與貿易出口是替代關系還是促進關系，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Mundell R. A.(1957)發表在AER上的文章修正了H-O理論，放松了H-O理論中要素不可流動的假設，認為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相互替代。

小島清(1987)認為，FDI的母國通過在東道國投資建立生產基地的垂直型投資于貿易有互補關系。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認為商品貿易和要素流動之間的相互關系是替代還是互補，取決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如果是合作，兩者會相互促進是互補關系，反之，則表現為一種替代關系。

這方面的研究也逐漸由定性分析轉向定量分析，不同學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采集不同的數據得出不同的結論，所以爭論仍在繼續。此外，還有大量的學者傾向于對FDI流入對東道國貿易的影響，Hein(1992)和Lucas(1993)分別對拉美各國以及東南亞各國數據進行分析研究認為，實施促進出口貿易政策的國家明顯更多地吸引了大量的FDI，出口貿易顯著有利于吸引FDI，但是兩者存在時滯。Zhang and Felmingham(2001)通過對中國利用外資與出口關系的研究得出與Hein同樣的結論。不過，Bayonmi， Lipworth(1995)，Muchielli， Chedor(1999)等人的研究結論得出相反的因果關系，他們認為是FDI的增長導致一國出口規模的增加，先有FDI增長后有出口貿易的繁榮。

二、實證分析

目前，在理論角度上普遍認為，流入東道國的FDI可以促進東道國的貿易出口，改善、提升貿易結構;東道國貿易結構的改善象征著其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加上貿易出口的增加，必然會推動經濟的增長;經濟增長反過來又進一步吸引FDI的流入。所以，FDI流入、貿易出口結構和GNP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復雜而且相互作用的，在實證分析過程中，我們不能簡單地進行回歸就草率地得出其相關的結論，而要注意到變量之間的雙向相關關系。 本文著重考察中國FDI流入和貿易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通過對歷史數據的實證分析，以明確流入的FDI是否有利于國內貿易結構的升級，或者是國內貿易結構的升級是否促進了FDI的流入。在考察這兩者關系的同時，我們必須考慮到另一個變量，即經濟增長，因為其跟要考察的兩個變量之間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忽略對經濟增長變量的考察，將會導致我們結論的牽強和不準確。

首先，我們采集中國1984—2011年期間的數據。數據包括： GNP、FDI流入額、初級產品出口額、制造品出口額。 構造變量，令Y代表出口貿易結構=制造品出口額/初級產品出口額;X代表FDI的流入金額;Z代表歷年國民生產總值。為了消除變量之間因為數量級的差異而產生的波動，我們以1984年為基期，構造了各變量的指數數據，表1所示。 然后，對變量分別進行單位根檢驗，以檢驗變量是否平穩。運用統計軟件測算結果： 三個變量本身都是非平穩的，不能直接進行回歸分析;對變量進行差分，消除變量的非平穩性，經過二階差分后，在10%的顯著水平下各變量都是平穩的，存在協整關系。

第三，在前面檢驗后的 基礎上，對X， Y， Z三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做Granger檢驗： Granger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水平下，變量Y是變量X的Granger成因;變量Y是變量Z的Granger成因;變量Z和變量X互為成因，兩者的作用是雙向的。 所以，雖然中國的貿易出口結構與FDI流入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但是僅從歷史數據實證分析結果來看，FDI流入對我國貿易出口結構的改善沒有明顯的作用;相反我國貿易出口結構的改善促進了FDI的流入。此外，貿易出口結構的提升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增長，而國內經濟增長和FDI的流入存在相互促進的雙向關系。 第四，對變量X和變量Y，以及變量Y和變量Z分別回歸：X=1.06*Y+1.31*X(-1)-0.56*X(-2) (2.56) (6.25)(-2.78) R2=0.97 D.W=1.86 Z=0.55*Y+1.56*Z(-1)-0.86*Z(-2)-55.2 (5.18) (10.69) (-6.30)(-3.64) R2=0.998D.W=1.85

三、結論

通過前面部分的對歷史數據的實證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第一，貿易出口結構的升級會促進FDI的流入，但是FDI對貿易出口結構的影響并不顯著;第二，貿易出口結構的升級同樣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經濟增長對貿易出口結構的影響也不顯著;第三，FDI的流入會促進經濟的增長，反之，經濟的增長也會吸引更多FDI的流入。 理論上普遍認為FDI流入可以改善貿易出口的結構，但是歷史數據顯示結果卻是恰恰相反。仔細分析一下，所謂貿易結構的改善并非簡單的貿易部門本身出口結構的變化，其背后是整個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的變化，正是由于產業結構的變化，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影響到貿易部門出口結構的變化。相對于外在因素的作用，國內產業結構對貿易結構的影響明顯更為基本和深刻，所以，一個國家貿易結構的改善和升級，在根本上是需要以本國的產業升級為基礎和前提;外部因素，像國外資本的流入對我國貿易結構升級的作用并不明顯。

貿易出口結構提升對FDI的影響是通過兩個方面進行的：直接作用，貿易出口結構的升級意味著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為國內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條件，為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和行業效應。國外資本看到國內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成熟的宏觀環境、廉價的勞動力以及廣闊的市場前景，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驅動下，自然有進入中國的動機;間接方面，貿易出口結構的升級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東道國經濟發展對外資的吸收效應已經被學者們深刻討論并證明。所以，貿易出口結構升級可以直接的和間接的通過多種途徑吸引國外FDI的流入。 中國貿易結構的升級與外資流入有顯著的正相關性。其實，本質上是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促進了貿易出口結構的變化，同時吸引了更多FDI的流入。在另一個方面，根據歷史數據測算，FDI流入對促進中國貿易結構升級的作用并不明顯。我國貿易結構的升級需要以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為基礎，單純的依賴外資的策略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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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不均衡地區的不均衡發展嚴重阻礙了重慶市經濟的整體發展，重慶市提出構建“一圈兩翼”區域新格局，“一圈”加速領跑，“兩翼”全力助推。目前，“一小時經濟圈”地區生產總值占了全市生產總值的77.68%，“兩翼”僅占22.32%；在第二、第三產業上，“一圈”第二產業產值分別是東北翼、東南翼的5.41倍和16.47倍，第三產業產值分別是東北翼、東南翼的5.2倍和16.4倍。

（三）產業發展矛盾重慶第一產業由于地理因素，很難實現機械化和現代化耕作，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效率低，成本高；第二產業歷來是重慶市的支柱產業，重慶市的經濟發展對其依賴度高，而產業設備技術更新慢，存在很大的市場風險；第三產業起步晚、底子薄，還沒有充分發展起來，已有的產品存在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等問題。

二、重慶市對外貿易的現狀

重慶近年來對外貿易成效顯著。2009年全市進出口總額38.6億美元，同比增長48.7％；其中出口20.9億美元，同比增長31.9%；進口17.7億美元，同比增長74.9％。2010年全市進出口總額124.26億美元，同比增長61.1%；其中出口74.89億美元，增長75.0%。進出口總額在我國西部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列第4位，全國第23位。重慶市對外貿易以國有企業、外資企業為主體，民營企業大幅增長。民營企業1998—2008年累計實現出口96.04億美元，占全市累計出口的38.8％，年均增長104.5％。外資企業累計實現出口16.84億美元，占全市累計出口的11.6％，年均增長24.1％。在2008年，民營企業出口比重提高到了55.4％，超過國有企業出口比重29個百分點，成為重慶市出口的主體。進口以外資企業為主體，據統計，直轄15年間，外資企業進口份額保持在7成左右，累計實現進口11191億美元，占全市累計進口的63.0％，年均增長13.3％；國有企業累計實現進口43.87億美元，占全市累計進口的39.8％，年均增長0.5％；民營企業在1998年后逐漸發展，累計實現進口3.49億美元，年均增長117.4％。目前，以力帆集團、隆鑫集團、銀翔摩托、宗申集團為代表的民營企業成為外貿出口的骨干企業，其出口總額居重慶市出口企業前五位，成為重慶最具活力的出口主體。

三、重慶市對外貿易中看出產業結構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一）發展思路不清晰，應明確產業發展方式重慶市在過去的重點支柱產業和將來的重點支柱產業這兩點的轉換方式上思路尚不清晰。這主要表現在進出口貿易中，傳統制造業在科技創新淺升級之后仍然占據進出口量的較高比重，但實際其發展水平仍然滯后，制約了經濟的快速增長。而新興的現代服務業如軟件業、航空航天、生物等行業的進出口總量較低，甚至接近零，發展速度相當緩慢。針對重慶現狀，一方面對于適合發展第一產業的地區，要積極發展“一鄉一產品、一縣一產業”，實現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和標準化；對于適合發展第二、第三產業的地區，積極革新，采用現代設施和先進技術的配套設施，大力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相關產業的協調發展。市政府建立健全法規，營造好的自由貿易氛圍。在市場上培育扶持一批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龍頭企業，開發一批在國內外市場具有較大潛力和較高市場占有率的名牌產品。金融機構也要配合政府給予相關的金融支持，及時滿足企業發展合理的資金需求等。

（二）產業發展失衡，積極調整重慶市作為老工業基地，產業結構演進呈非均衡狀態。其重工業即第二產業在全市工業產值中占絕對主導地位，主要是依靠汽車、摩托車行業出口打天下。2011年重慶一般貿易進出口總額達430.09億美元，但問題是進出口結構卻極不平衡。產業結構決定對外貿易結構，重慶市第一產業發展隨著農民工的轉移持續下降，出口額度一直不高，第三產業如通訊服務、保險服務、金融服務、專有權利使用和特許資格等行業項目非常弱小，幾乎是零出口，發展相當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