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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 引言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基本原理，揭示了物種總是向著更適應自然界的方向進化的規律。可見，生物進化過程本質上是一種優化過程，在計算科學上具有直接的借鑒意義。在計算機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生物進化過程不僅可以在計算機上模擬實現，而且還可以模擬進化過程，創立新的優化計算方法，并應用到復雜工程領域之中，這就是遺傳算法等一類進化計算方法的思想源泉。

2 遺傳算法概述

遺傳算法是將生物學中的遺傳進化原理和隨[1]優化理論相結合的產物，是一種隨機性的全局優算法。遺傳算法不但具有較強的全局搜索功能和求解問題的能力，還具有簡單通用、魯棒性強、適于并行處理等特點數學建模論文，是一種較好的全局優化搜索算法。在遺傳算法的應用中，由于編碼方式和遺傳算子的不同，構成了各種不同的遺傳算法。但這些遺傳算法都有共同的特點，即通過對生物遺傳和進化過程中選擇、交叉、變異機理的模仿，來完成對問題最優解的自適應搜索過程。基于這個共同點，Holland的遺傳算法常被稱為簡單遺傳算法（簡記SGA），簡單遺傳算法只使用選擇算子、交叉算子和變異算子這三種基本遺傳算子，其遺傳進化操作過程簡單，容易理解，是其他一些遺傳算法的雛形和基礎，這種改進的或變形的遺傳算法，都是以其為基礎[1]。

2.1遺傳算法幾個基本概念

個體(IndividualString)：個體是遺傳算法中用來模擬生物染色體的一定數目的二進制串，該二進制串用來表示優化問題的滿意解。

種群(population)：包含一組個體的群體，是問題解的集合。

基因模式(Sehemata)：基因模式是指二進制位串表示的個體中，某一個或某些位置上具有相似性的個體組成的集合，也稱模式。

適應度(Fitness)：適應度是以數值方式來描述個體優劣程度的指標，由評價函數F計算得到。F作為求解問題的目標函數，求解的目標就是該函數的最大值或最小值。

遺傳算子(genetic operator)：產生新個體的操作，常用的遺傳算子有選擇、交叉和變異。

選擇(Reproduetion)：選擇算子是指在上一代群體中按照某些指標挑選出的，參與繁殖下一代群體的一定數量的個體的一種機制龍源期刊。個體在下一代種群中出現的可能性由個體的適應度決定，適應度越高的個體，產生后代的概率就越高。

交叉(erossover)：交叉是指對選擇后的父代個體進行基因模式的重組而產生后代個體的繁殖機制。在個體繁殖過程中，交叉能引起基因模式的重組，從而有可能產生含優良性能的基因模式的個體。交叉可以發生在染色體的一段基因串或者多段基因串。交叉概率（Pc）決定兩個個體進行交叉操作的可能性數學建模論文，交叉概率太小時難以向前搜索，太大則容易破壞高適應度的個體結構，一般Pc取0.25~0.75

變異(Mutation)：變異是指模擬生物在自然的遺傳環境中由于某種偶然因素引起的基因模式突變的個體繁殖方式。在變異算子中，常以一定的變異概率（Pm）在群體中選取個體，隨機選擇個體的二進制串中的某些位進行由概率控制的變換（0與1互換）從而產生新的個體[2]。如果變異概率太小，就難以產生新的基因結構，太大又會使遺傳算法成了單純的隨機搜索，一般取Pm=0.1~0.2。在遺傳算法中，變異算子增加了群體中基因模式的多樣性，從而增加了群體進化過程中自然選擇的作用，避免早熟現象的出現。

2.2基本遺傳算法的算法描述

用P(t)代表第t代種群，下面給出基本遺傳算法的程序偽代碼描述：

基本操作：

InitPop（）

操作結果：產生初始種群，初始化種群中的個體，包括生成個體的染色體值、計算適應度、計算對象值。

Selection（）

初始條件：種群已存在。

操作結果：對當前種群進行交叉操作。

Crossover（）

初始條件：種群已存在。

操作結果：對當前種群進行交叉操作。

Mutation（）

初始條件：種群已存在。

對當前種群進行變異操作。

PerformEvolution（）

初始條件：種群已存在且當前種群不是第一代種群。

操作結果：如果當前種群的最優個體優于上一代的最優本，則將其賦值給bestindi，否則不進行任何操作。

Output（）

初始條件：當前種群是最后一代種群。

操作結果：輸出bestindi的表現型以及對象值。

3 遺傳算法的缺點及改進

遺傳算法有兩個明顯的缺點：一個原因是出現早熟往往是由于種群中出現了某些超級個體，隨著模擬生物演化過程的進行，這些個體的基因物質很快占據種群的統治地位，導致種群中由于缺乏新鮮的基因物質而不能找到全局最優值；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由于遺傳算法中選擇及雜交變異等算子的作用，使得一些優秀的基因片段過早丟失，從而限制了搜索范圍，使得搜索只能在局部范圍內找到最優值，而不能得到滿意的全局最優值[3]。為提高遺傳算法的搜索效率并保證得到問題的最優解，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簡單遺傳算法進行改進。

3.1編碼方案

因實數編碼方案比二進制編碼策略具有精度高、搜索范圍大、表達自然直觀等優點數學建模論文，并能夠克服二進制編碼自身特點所帶來的不易求解高精度問題、不便于反應所求問題的特定知識等缺陷，所以確定實數編碼方案替代SGA中采用二進制編碼方案[4]。

3.2 適應度函數

采用基于順序的適應度函數，基于順序的適應度函數最大的優點是個體被選擇的概率與目標函數的具體值無關，僅與順序有關[5]。構造方法是先將種群中所有個體按目標函數值的好壞進行排序，設參數β∈(0,1)，基于順序的適應度函數為：

（1）

3.3 選擇交叉和變異

在遺傳算法中，交叉概率和變異概率的選取是影響算法行為和性能的關鍵所在，直接影響算法的收斂性。在SGA中，交叉概率和變異概率能夠隨適應度自動調整，在保持群體多樣性的同時保證了遺傳算法的收斂性。在自適應基本遺傳算法中，pc和pm按如下公式進行自動調整：

（2）

（3）

式中：fmax為群體中最大的適應度值；fave為每代群體的平均適應度值；f′為待交叉的兩個個體中較大的適應度值；f為待變異個體的適應度值；此處，只要設定k1、k2、k3、k4為（0，1）之間的調整系數，Pc及Pm即可進行自適應調整。本文對標準的遺傳算法進行了改進，改進后的遺傳算法對交叉概率采用與個體無關，變異概率與個體有關。交叉算子主要作用是產生新個體，實現了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從種群整體進化過程來看，交叉概率應該是一個穩定而逐漸變小，到最后趨于某一穩定值的過程；而從產生新個體的角度來看，所有個體在交叉操作上應該具有同等地位，即相同的概率，從而使GA在搜索空間具有各個方向的均勻性。對公式（2)和（3）進行分析表明，適應度與交叉率和變異率呈簡單的線性映射關系。當適應度低于平均適應度時，說明該個體是性能不好的個體數學建模論文，對它就采用較大的交叉率和變異率；如果適應度高于平均適應度，說明該個體性能優良，對它就根據其適應度值取相應的交叉率和變異率龍源期刊。

當個體適應度值越接近最大適應度值時，交叉概率和變異概率就越小；當等于最大適應度值時，交叉概率和變異概率為零。這種調整方法對于群體處于進化的后期比較合適，這是因為在進化后期，群體中每個個體基本上表現出較優的性能，這時不宜對個體進行較大的變化以免破壞了個體的優良性能結構；但是這種基本遺傳算法對于演化的初期卻不利，使得進化過程略顯緩慢[6]。因為在演化初期，群體中較優的個體幾乎是處于一種不發生變化的狀態，而此時的優良個體卻不一定是全局最優的，這很容易導致演化趨向局部最優解。這容易使進化走向局部最優解的可能性增加。同時，由于對每個個體都要分別計算Pc和Pm，會影響程序的執行效率，不利于實現。

對自適應遺傳算法進行改進，使群體中具有最大適應度值的個體的交叉概率和變異概率不為零，改進后的交叉概率和變異概率的計算公式如式（4）和（5）所示。這樣，經過改進后就相應地提高了群體中性能優良個體的交叉概率和變異概率，使它們不會處于一種停滯不前的狀態，從而使得算法能夠從局部最優解中跳出來獲得全局最優解[7]。

(4)

(5)

其中：fmax為群體中最大的適應度值；fave為每代群體的平均適應度值；f′為待交叉的兩個個體中較大的適應度值；f為待變異個體的適應度值；pc1為最大交叉概率；pm1為最大變異概率。

3.4 種群的進化與進化終止條件

將初始種群和產生的子代種群放在一起，形成新的種群，然后計算新的種群各個體的適應度，將適應度排在前面的m個個體保留，將適應度排在后面m個個體淘汰數學建模論文，這樣種群便得到了進化[8]。每進化一次計算一下各個個體的目標函數值，當相鄰兩次進化平均目標函數之差小于等于某一給定精度ε時，即滿足如下條件：

(6)

式中，為第t+1次進化后種群的平均目標函數值，為第t次進化后種群的平均目標函數值，此時，可終止進化。

3.5 重要參數的選擇

GA的參數主要有群里規模n，交叉、變異概率等。由于這些參數對GA性能影響很大，因此參數設置的研究受到重視。對于交叉、變異概率的選擇，傳統選擇方法是靜態人工設置。現在有人提出動態參數設置方法，以減少人工選擇參數的困難和盲目性。

4 結束語

遺傳算法作為當前研究的熱點，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由于遺傳算法的并行性和全局搜索等特點，已在實際中廣泛應用。本文針對傳統遺傳算法的早熟收斂、得到的結果可能為非全局最優收斂解以及在進化后期搜索效率較低等缺點進行了改進，改進后的遺傳算法在全局收斂性和收斂速度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得到了較好的優化結果。

參考文獻

[1]邢文訓,謝金星.現代優化計算方法[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66-68.

[2]王小平,曹立明.遺傳算法理論[M].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2:1-50,76-79.

[3]李敏強,寇紀淞,林丹,李書全.遺傳算法的基本理論與應用[M].科學出版社, 2002:1-16.

[4]涂承媛,涂承宇.一種新的收斂于全局最優解的遺傳算法[J].信息與控制,2001,30(2):116-138

[5]陳瑋,周激,流程進,陳莉.一種改進的兩代競爭遺傳算法[J].四川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040(002):273-277.

[6]王慧妮,彭其淵,張曉梅.基于種群相異度的改進遺傳算法及應用[J].計算機應用,2006,26(3):668-669.

[7]金晶,蘇勇.一種改進的自適應遺傳算法[J].計算機工程與應用,2005,41(18):64-69.

篇（2）

在很多技術領域，中國的發展都是在跟隨國外的腳步，但發展到今天，我們需要在一些領域做出創新，數據分析就是其中的一個突破口。現在國內很多領域、尤其銀行領域用的數據分析軟件都是國外產品。

對于此次合作，中新賽克CEO凌東勝說道，作為軟件開發供應商，中新賽克希望通過這次合作能夠把學術界的研究成果轉化到產品的實際解決方案中去，提升產品的核心競爭力，開發出領先的數據分析軟件，讓國內企業在大數據領域真正做強、做大。在2015年，中新賽克將把信息安全領域和銀行領域作為大數據產品的主要研發方向，努力推出優秀的產品解決方案。

篇（3）

畢業設計應重視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并完成以下基本能力的培養:

l、資料、信息的獲取及分析、綜合的能力；

2、方案論證、分析比較的能力；

3、實驗、建模和動手的能力；

4、使用網絡和計算機（包括索取信息、計算機繪圖、數據處理、基本軟件應用等）的能力；

5、撰寫報告（論文）的能力。

全文初擬主要目錄

第一章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回顧和實證述評

   1.1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問題的提出

   1.2 國外研究綜述

   1.3 國內學者對中國問題研究現狀分析

   1.4 實證檢驗方法述評

   1.5 本文的結構安排

第二章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機制

   2.1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五種可能

   2.2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機制

   2.3 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的需求拉動

   2.4 小結

第三章 中國經濟改革與金融發展演進和現狀

   3.1我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的聯系紐帶

   3.2中國經濟改革與金融發展三階段

   3.3 我國的金融化進程

   3.4中國金融監管的國際比較

第四章 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檢驗

篇（4）

中圖分類號： G250.2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獻計量學和引文分析法告訴我們：科學發展具有連續性和繼承性。科學研究人員總是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對研究現狀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現其創新性和創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現狀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現有文獻和信息，對現有文獻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學科發展的前沿上進行創新。所以牛頓說：“我之所以比別人看得遠一點，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對文獻和信息的查尋與獲取能力也自然成為衡量和評價研究人員研究能力和創新能力的重要依據和指標。創新是相對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為了體現其研究成果的創新性，研究人員在從事研究過程中會盡量查尋現有文獻和信息，在學術論文寫作過程中會盡量列出相關文獻。據此，我們可以認為：一般來說，信息獲取能力越強，參考文獻列舉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認為無須列舉或有意省略，而這往往會帶來學術風險，如違反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

按照文獻引用規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獻應當是全部相關文獻中質量最好和相關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須列舉。這就意味著，文獻引用必須建立在對相關文獻實現充分獲取的基礎上。在信息查尋中存在一個“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獻引用與相關文獻和信息的可獲得性密切相關。用戶在利用信息時總是傾向于選擇距離較近、容易獲取的信息源。這一方面說明，用戶在信息獲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準則，另一方面也說明，用戶信息獲取量與其能力大小有關。這種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戶平常注意信息源獲取和積累的基礎上的，這也是一種信息獲取意識和能力。由此可以認為，利用引文數量特征及分布規律來初步判斷研究者的信息獲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論依據

從根本上講，科學文獻之間的相互引證由科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和科學研究活動的規律所決定。文獻計量學、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認為：［3］［4］研究人員的引證行為和引證動機受一定規律的支配。科學文獻的引證與被引證，是科學發展規律的表現，體現了科學知識和情報內容的積累性、連續性和繼承性，也體現了科學發展的統一性原則以及學科之間廣泛的交叉、滲透和綜合現象。科學文獻作者在創作科學論文時，不可避免地要引證他人的文獻，汲取別人的經驗和成果。因此，科學工作者的引證行為是科學活動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科學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學文獻的作者一般不會在論文中無緣無故地引證與其論述主題完全無關的文章。文獻的相互引證有多方面的原因。溫斯托克（M?Weinstock）在進行系統歸納后指出，文獻被引證大概有15種原因。引證行為和引證動機為我們從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

1.2 標注引文的重要意義

標注引文（參考文獻）在學術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是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動科學技術進步和科研活動健康發展等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來說，在學術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標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體現科學文化的繼承性和發展歷史；

（2）尊重和保護他人的著作權；

（3）精練文字，縮短篇幅，避免重復；

（4）便于編輯和審稿人準確評價論著的學術價值和技術水平；

（5）提供情報信息線索，與讀者共享信息資源；

（6）通過引文分析對論文、作者、期刊、機構等的學術影響力（應用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他引率等指標）做出客觀的評價；

（7）有助于建立科學公正的國家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評價平臺；

（8）促進科技信息、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研究，推動學科發展。

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實事求是地標注參考文獻，而科研工作者在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也會根據所獲取的信息和實際需要來列舉參考文獻。

1.3 引文量大小的決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訴我們：“引證行為為何會發生”、“引證行為的測度指標、工具與方法”、“引證原理的主要應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決定因素”以及“引文量與信息獲取能力的關系”。

一般來說，科學文獻中引文量的大小取決于如下因素：

（1）與信息獲取能力有關，信息獲取能力強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

（2）與學術規范和引用規范有關，學術研究越規范和引用要求越規范的領域和地區，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

（3）與科學論文的類型有關，綜述性和述評性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一般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小；

（4）與學科領域有關，不同學科領域的論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與研究主題有關，原創性和前沿性主題研究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小，熱點和焦點研究主題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普通主題研究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更大。

據美國科學基金會統計，一個科研人員花費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資料上的時間自占全部科研時間的51％，計劃思考占8％，實驗研究占32％，書面總結占9％。［8］［9］由此可見，科研機構、企業或者科研人員花費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時間為全部科研時間的60％左右。如果能夠提高信息獲取能力，就能縮短文獻查閱時間，提高科研效率，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用于創造性的研究中。可見，一個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獲取和吸收能力不強，要想提高科研效率，開展創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假設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們可以建立以下假設：

假設一：所有的學術論文都是在遵守學術規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盡可能多的列出相關參考文獻，以體現其論文的創新性。

假設二：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一般都會盡量把其能夠搜集到的相關文獻列在參考文獻中，以表明當前研究現狀、論證其學術觀點。

假設三：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在列舉參考文獻時，一般都會優先列舉容易獲得的文獻、權威人士的文獻、高質量的文獻、高級別的文獻來論證其觀點。

假設四：學術論文中沒有列舉參考文獻，一般可以認為，要么研究者信息獲取能力有限，無法獲取所需信息；要么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觀點為完全創新，不需要列舉參考文獻；要么學術論文中所述觀點為常識性知識，無須列舉參考文獻。

假設五：基于以上假設，可以認為，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數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獲取相關文獻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說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與研究者信息獲取能力相關。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推論

如果以上假設成立的話，那么我們可以得出如下推論：

推論一：不同學科的學術論文中參考文獻的平均數能反映各自學科領域研究人員信息獲取能力。一般來說，不同學科對研究者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需要列舉的參考文獻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學術研究越規范，列舉的參考文獻就越多，對研究人員的信息獲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論二：不同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數量不同（如按影響因子區分的期刊類別），一般來看，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創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論文，為了體現其創新性，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應包含更多的參考文獻。

推論三：不同學科、不同級別學術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中文和外文參考文獻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學科和不同學術期刊對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獲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論四：不同學科和不同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不同類型載體的參考文獻數量不同（如圖書、期刊、報紙、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專利等），反映了研究者獲取不同類型載體文獻信息的能力。

推論五：不同學科和不同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被引期刊的影響因子之和和平均影響因子，反映了該領域研究者獲取高質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學科期刊引文的數據調查

2.1 樣本選擇

為了證明以上假設和推論的合理性，本文選擇了圖書情報、經濟管理、法學、數學、物理、化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領域中11種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權威學術期刊來進行數據調查，基本覆蓋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重要學科領域。由于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載文量及論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體相當，變化不大，相對穩定，因此本文僅以每種中文學術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為調查統計樣本。實際調查表明，這種隨機樣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樣本盡管數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夠有效反映樣本整體情況，具有穩定性和可檢驗性。進行嘗試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夠推廣。這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及所屬學科如表1所示。

2.2 指標選擇

根據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點選取了5個關鍵指標來重點統計分析中文學術期刊中引文數量及分布特征，據此來考察引文量及分布與信息獲取能力的關系。5個關鍵指標如下：

（1）載文量：即每種中文學術期刊每期發表的論文數。

（2）引文量：即參考文獻總量，包括每篇論文的引文量和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種學術期刊中每篇論文的平均參考文獻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載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種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個學科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的信息吸納能力。

（4）中英文參考文獻的比例：即每篇論文所含參考文獻中中英文參考文獻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廣至期刊和學科中英文參考文獻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吸納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類型參考文獻比例：即每篇論文所含參考文獻中圖書、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專利文獻、研究報告、學位論文、網絡引文等文獻類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吸納不同類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數據調查

通過調查統計，2011年第1期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況如表2所示。

3 數據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統一，有待規范

在文獻計量學中，引用一般分為兩類：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觀點、數據、結論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號標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標注，如括注、腳注和尾注，通常也稱為注釋）；一是“用”，即間接引用（觀點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識成果，作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號標出，以尾注的方式標注，通常稱為參考文獻或引文）。

在我國，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的標注要求和格式不統一，即使是在同一學科內的不同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標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統一，學科和期刊差異較大，不利于有效開展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規范。借鑒國際標準或建立我國統一的參考文獻標注格式和標準都是有效的舉措，需要學術界呼吁和有關部門重視。如國際通用1979年創建溫哥華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國文后參考文獻標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學術期刊并未規范使用這些標準。

從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引文（覆蓋經濟學、法學、管理科學、哲學、歷史、文學、社會學、數學、化學、物理學和計算機科學等11個學科）的調查數據整體上來看，我國學術期刊引文標注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引”（注釋）、“用”（參考文獻）不分或不完全區分。大多數學科領域的期刊都沒有區分“引”（注釋）和“用”（參考文獻），或者是將兩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學學報》、《中國管理科學》、《數學學報》、《化學學報》、《物理學報》和《計算機學報》就沒有區分“引”（注釋）和“用”（參考文獻），而《法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則將兩者混在一起腳注。二是格式不統一。自然科學各學科領域的期刊在標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基本上是一個學科、一種期刊一種標注格式。三是標注不完整。在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中，除《管理學學報》、《中國管理科學》和《計算機學報》有文獻類型標識外，其它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都沒有。《經濟研究》期刊論文中還沒有標注引文序號。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獲取能力有待加強

論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論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學術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常可以反映論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學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等的情報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與情報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獲取能力密切相關的，雖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說明作者信息獲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則能表明作者信息獲取能力強。在從事科學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應盡量對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或主題進行全面的了解，這必須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領域或主題相關信息的基礎上，沒有一定信息獲取能力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

從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篇均引文量來看，盡管每種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國各種學術期刊的平均水平，但與國外學術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據2008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國內1 765種科技期刊發表的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為10.01條/篇；另據2008年版《中國期刊引證報告（擴刊版）》，國內6082種期刊發表的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為7.92條/篇。而國外期刊的科技論文的平均引文量超過30條/篇。［10］這一方面說明國外研究者注重相關研究領域信息的獲取，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外研究者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注重信息獲取能力的培養。從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的篇均引文量來看，高于30條/篇的只有《法學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兩種，分別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釋的話，則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雖然仍高于國外科技論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與國外高質量、高水平的學術期刊相比，則又存在較大的差距。［11］據統計，每篇外文論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論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國內外研究者在文獻利用上的差距。［12］綜述性論文的引文量則尤其如此，我國綜述性學術論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間，個別論文引文量較小。而國外綜述性論文一般較長，參考文獻量也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則達幾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隨著科學技術發展的國際化，世界各國的研究人員之間的相互借鑒和交流十分頻繁。研究者在從事創造性科學研究活動過程中，會盡力了解國內外某研究領域的發展狀況，站在學科研究和發展的前沿上，才能生產出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學論文中引文語種的分布，正是測度作者獲取和利用國外文獻和信息能力及情報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因此，查尋和獲取外文資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學研究活動過程中意義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語種的文獻構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獲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種語種的引文量越大，說明該語種比較重要和常用。對我國《大氣科學》、《金屬熱處理》等10種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期刊1979年的引文統計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總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這說明在當時的情況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閱所需文獻和信息的85%。而對《數學學報》的引文統計分析表明：［15］［16］引文語種只有四種，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約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數量極少，只占2.14%。在數學領域，我國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獲得97.86%的信息量。兩種調查的結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別高，這一方面說明國際上以英文發表可供查閱的相關學科文獻和信息數量多，另一方面說明我國研究人員多數是以英語為工具檢索國外資料的。

從本次調查的結果來看，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別為：《中國圖書館學報》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報學報》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經濟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學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國管理科學》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國社會科學》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數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學報》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計算機學報》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語種的引文極少，幾乎沒有。調查結果表明，除《中國圖書館學報》和《中國社會科學》兩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種學術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學中文學術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在社會科學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如哲學、歷史、法學、文學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經濟學、管理科學和情報學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數學學報》和《計算機學報》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別是《數學學報》，較之前的引文統計調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從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個百分點。調查中還發現，一些學術期刊在投稿須知中還明確規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經濟學和管理學學術期刊。如此看來，我國部分學術期刊在引文語種的分布上具有傾向性和導向性。總體來看，英語已成為我國科研工作者獲取國外資料和信息的主要語種。

3.4 引文類型來源狹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獻類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學科論著的文獻信息來源及其構成比例，從而確定各類文獻載體的情報價值以及研究者獲取不同類型文獻信息的能力。引文統計調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獻中，期刊論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圖書，特種文獻中的專利說明書、科技報告、會議文獻、技術標準、產品樣本、學位論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趨勢。

從這次調查的結果來看，9種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國社會科學》圖書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學術期刊引文中期刊論文所占比例都遠遠高于其它文獻類型。可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傾向于引用圖書，尤其是經典著作，如哲學、歷史、文學。本次調查還有一些新的發現：一是期刊論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漸上升；二是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們更多的引用會議論文；三是網絡引文開始作為一種重要的信息來源逐漸增加，圖書情報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關注最多，而經濟、管理和哲學、歷史、文學等領域則極少使用網絡引文，法學領域使用網絡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報紙和各類報告受到經濟、管理和法學領域研究者們的青睞；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報價值的信息源被我國科研工作忽略，如學會論文、專利等。這一方面可以說明我國研究者獲取信息的渠道狹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證明我國科研工作者在獲取和利用不同類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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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2］［14］［16］［17］邱均平.信息計量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317-318，370-371，424.

篇（5）

隨著科技發展和人們知識需求量增大，圖書館資源和服務逐漸趨向數字化和智能化。尤其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圖書館向純數字圖書館和智慧圖書館轉化[1]。未來圖書館的數據資源豐富、結構復雜，需要通過云計算、數據聚類、相關分析等技術手段實現一站式搜索 [2]。目前，CNKI數字圖書館作為國際上技術領先的數字化學習平臺，為讀者提供跨庫檢索、學術趨勢、學術研究熱點等功能，實現了資源的高度整合和智能交互，滿足了不同人群對知識的個性化、多樣化需求。目前，智能機器人是國家產業創新發展重點項目和科研熱點項目，本文利用CNKI數字圖書館的學術研究熱點、學術趨勢搜索、指數等檢索功能實現“智能機器人”學術熱點和學術趨勢研究，讓讀者對其有個整體認識。

一、智能機器人

機器人是一種可編程和多功能的，用來完成搬運、安裝、焊接、切割等不同任務的操作機，或是為了執行不同的任務而具有可改變和可編程動作的專門系統[3]。 智能機器人則是一個在感知、反應、思維方面全面模擬人的機器系統，融合了機械、電子、傳感器、計算機、仿生學、自動控制、人工智能等多學科知識的復雜智能機械，可以代替人從事危險復雜的工作，例如在工業、農業、軍事、航天、醫療等多個領域大顯身手。目前，各國正加快智能機器人技術的創新與發展，如美國再工業化和工業互聯網戰略、德國工業 4.0 戰略、日本機器人新戰略、韓國機器人強國戰略等，機器人技術引領當今科技和產業發展態勢。中國通過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中國制造 2025”發展目標、“十三五”規劃，，將機器人和智能制造納入了國家科技創新的優先重點領域[4][5]。

二、 “智能機器人”和“智能控制”主題熱點搜索

本文以“智能機器人”和“智能控制”為主題進行“學術研究熱點”檢索，檢索結果顯示了按照熱度值排序的熱點主題相關的主要知識點、主題學科名稱、熱度值、主要文獻數、相關國家課題數、主要研究人員數和主要研究機構數。“智能機器人”相關知識點主要有移動機器人、工業機器人、仿人機器人、服務機器人、機器人導航、遠程操作、人工智能、神經網絡、模糊控制等知識點。

智能化是機器人控制和產業創新發展的重點。關于“智能控制”的熱點知識主要包括模糊控制、神經網絡、遺傳算法、學習控制、自適應控制、變結構控制、預測控制、專家系統、非線性系統等知識點，這些知識點代表著“智能機器人”主要研究方向。

三、“智能機器人”和“智能控制”主題學術趨勢和研究發展

CNKI數字圖書館提供“學術趨勢”檢索功能，為科研工作者了解“智能機器人”發展趨勢提供了非常好的工具。本文通過“學術趨勢”功能檢索“智能機器人”和“智能控制”主題的學術趨勢，圖中不僅提供學術關注度，還提供熱門被引文章供讀者深度研究。圖2顯示智能機器人和智能控制方面的從1997年至2015年論文收錄量逐年增大，2015年收錄量達1343篇。讀者可以從圖2中及時掌握每年學術熱點論文，從中深入學習“智能機器人”的具體研究方法和科研理論，為理論創新尋找突破口。

另外，CNKI數字圖書館還具有“指數”功能，通過對“智能機器人”和“智能控制”主題進行檢索，得到以下各項信息：

“學術關注度”和“媒體關注度”是我們進行科學研究時比較關注的兩個方面。通過對關注度的分析發現最近三年科研工作者和媒體對智能機器人的關注度劇增，預示著國家加大了“智能機器人”領域的投入和研究力度。

“關注文獻”和“研究進展”搜索功能為讀者提供了當前“智能機器人”領域高被引論文、下載量比較大的論文以及最新相關論文，為科研工作者迅速把握“智能機器人”研究的內容和研究趨勢提供幫助。

“學科分布”為讀者提供“智能機器人”和“智能控制”在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情況和“相關詞”的統計情況。通過分析可知，移動機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路徑規劃、機器視覺、圖像處理、虛擬現實、語音識別、聲源定位等是分布在不同學科領域的“智能機器人”相關詞，也是“智能機器人”目前重要的學術研究方向；單片機、模糊控制、神經網絡、智能家居、智能電網、物聯網、RFID、ZigBee、無線傳感器網絡、智能交通等是分布在不同學科領域的“智能控制”的相關詞。因此，我們通過它們可以了解到跨學科智能機器人的研究動向。

“機構分布”顯示了哈爾濱工業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學院沈陽自動化研究所等多所研究機構是文獻的主要提供單位，這為讀者認識機器人研究機構提供參考。

結論

CNKI數字圖書館提供的“學術研究熱點”、“學術趨勢”和“指數”功能為我們展示了“智能機器人”和“智能控制”的研究熱點和學術研究方向，為讀者科研選題和科學研究提供學術參考。通過對“智能機器人”關鍵知識點的、經典科研論文和最新科研論文的深度分析，探索和挖掘智能機器人發展的技術空白點，發現最新研究方向。目前大學圖書館的資源整合和智能搜索功能還比較弱，需要進一步加強圖書館智能搜索引擎的構建和其他智能交互平臺建設才能提高圖書館資源利用率和服務效能。

參考文獻：

[1]陳臣. 基于大數據的圖書館個性化智慧服務體系構建[J]. 情報資料工作，2013，06：75-79.

[2]王長全，艾. 云計算環境下的數字圖書館信息資源整合與服務模式創新[J]. 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1，01：48-51.

篇（6）

主管單位：遼寧省教育廳

主辦單位：沈陽化工大學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遼寧省沈陽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4-4639

國內刊號：21-1287/TQ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6

期刊收錄：

CA 化學文摘(美)(2009)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Caj-cd規范獲獎期刊

篇（7）

1948年的巴黎，法國人皮埃爾?舍菲爾（Pierre Schaeffer1910 -1995）的一首《地鐵練習曲》，革命性的把“具體音樂”（法語為Musique Concrète）推到了現代音樂發展的最前沿。在舍菲爾的帶動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法國形成了一個“具體音樂”發展的高峰。科學技術的進步引發了電子音樂的早期探索，從法國到德國，從歐洲到全球，接踵而來的“磁帶音樂”（Tape Music）積極推動和擴展了電子音樂的傳播和普及，形成了電子音樂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第一次浪潮。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電子聲學音樂”（ElectroacousticMusic）和“計算機音樂”（Computer Music）的高速發展，不僅完成了技術層面從“模擬技術”到“數字技術”的過渡與整合，同時也在藝術層面成就了一大批有影響的作曲家，形成了眾多不同的風格流派，積累了數量可觀的代表性作品。從歷史的角度看，電子音樂已經創造了一個新音樂形式在較短時間內取得輝煌成果的奇跡，并最終迎來了音樂藝術全面數字化的歷史發展新階段。

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電子音樂在社會應用層面的發展呈現出雨后春筍，甚至鋪天蓋地之勢。這主要體現在電子音樂大量的應用于影視音樂的創作和制作，大量的流行化電子音樂的創作和制作，CD唱片的出版等，并衍生出多種以電聲樂器現場演奏為主體的、新音樂組合形式的音樂會等等，“象牙塔”類的電子音樂已經通過大眾文化的途徑全面地進入了人們的社會生活。同時，個人計算機的普及，網絡的面世又促進入了社會化的電子音樂進入到家庭，進入了以個體化的方式和多媒體化、網絡化等大眾傳媒為特征的娛樂領域。至此，電子音樂的發展已由最初純粹學術性、探索性的“尖端科學”、單一品種逐步擴展到社會應用、個人娛樂等諸多不同層面；同時它也由完全的“實驗室制作”類的專業創作領域逐漸擴展出眾多的其它邊緣形式或類別。

回眸電子音樂已經過去的60余年，不難看出，二十一世紀的電子音樂已經由初創時期純粹的專業探索領域擴展并延伸到廣闊的社會應用領域；由單一的前衛創作、學術研究演進為多元化的發展路徑和多樣化的應用范圍。在這樣的前提下，為了更準確的認識和區分電子音樂的不同特點和屬性，我在《關于電子音樂的概念界定》[1]一文別強調用分層、分類的原則來細化電子音樂的概念，明確其內含與外沿。這三種不同屬性的電子音樂具體為：

1、具有學術性特征的“專業層面”的電子音樂

2、具有應用性特征的“社會層面”的電子音樂

3、具有娛樂性特征的“個人層面”的電子音樂

以上這三個層面分別代表著電子音樂“大家族”中藝術探索和音樂科技發展的前沿領域，社會應用的廣闊空間和未來發展的多樣化趨勢。分類、分層的目的是為了理清概念，避免誤解和造成理論層面的混亂，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三個不同層面電子音樂各自的特點和功能，充分發揮三個不同層面電子音樂相對獨立、相互關聯，并在未來的發展格局中相互滲透和相互影響的重要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論述的中國電子音樂發展脈絡的梳理與評估主要是指具有學術性特征的“專業層面”的電子音樂。

一、中國電子音樂發展脈絡的梳理

中國電子音樂的蹣跚學步

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和社會發展等諸多方面的條件制約，電子音樂進入中國已經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相比西方發達國家“嚴重滯后”了約40年。追根溯源，電子音樂在中國的“斷代”缺失現象是造成中國電子音樂“嚴重滯后”的主要原因。簡單比較一下就一目了然：法國具體音樂誕生的年代，中國的正進入到“三大戰役”階段；當磁帶音樂在世界范圍如火如荼之時，中國的“”風暴還沒有結束；當電子聲學音樂和計算機音樂已經進入到時展的最前沿，我們剛迎來了改革開放和恢復高考，中國才逐漸回歸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道路。八十年代初，法國音樂家雅爾的流行化電子音樂會是我們這代人第一次聽到現場的電子音樂，真正讓我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與世界的差距，整整一個大時代的差距。

中國電子音樂的最大特點是起步晚，有“斷代”、“斷層”，以及與世界潮流完全不同步。事實上我們完全錯過了具體音樂，特別是磁帶音樂主體階段的創作實踐和理論探索。大家知道，早期的電子音樂是以磁帶錄音技術為主要平臺的，在大約二十年的時間里積累和形成了電子音樂創作最重要的理念、技術和創作形態，我們中國作曲家群體中真正在電子音樂實驗室拼貼過磁帶、上手做過電子音樂的作曲家幾乎是鳳毛麟角，屈指可數，只能憑想象去認知。因此客觀的說，中國電子音樂的起步不僅在時間上“滯后”了約40年，在技術環境和人文環境也同樣“滯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僅落后西方發達國家，同樣落后于亞洲的日本、韓國，甚至落后于中國臺灣和香港。然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到至今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中國電子音樂從無到有，從落后無知到蓬勃發展、蒸蒸日上，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我們回眸過去的三十年，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以學術研究的嚴謹態度，實事求是地梳理中國電子音樂的發展脈絡，提煉和概括中國電子音樂在成長過程中積累和形成的經驗乃至失敗教訓，對于指導中國電子音樂未來的發展是非常必要和十分及時的。

應該說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以學術性“專業層面”的電子音樂為主線展開。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將“中國電子音樂”作為一個大的整體首先進行研究領域的細化分類，以電子音樂的“專業創作”，“學術研究”，“學科建設”和“專業活動”四個方面為研究主體，以標志性的事件為核心內容，提綱挈領，層層深入。由于電子音樂是一個跨專業、跨學科，甚至是跨領域的綜合體，因而必須深入到電子音樂的內部而拒絕不切實際的侃侃而談。以專業創作領域為例，進入本文研究范圍的作品應該是音樂會正式演出的、出版機構正式出版的、或參加國內外正規比賽獲獎的作品；學術研究領域引用或進入本文研究范圍的論著或論文，必須是發表在正式出版物，或在國內外正式的學術會議上發表，或是通過論文答辯的學術性論文等。沒有明確出處的作品、論文、活動、事件等均不能直接作為研究對象，以確保學術研究的嚴肅性和準確性。

中國電子音樂的三個發展階段

中國電子音樂短短近三十年的歷程，從蹣跚學步到全面快速發展，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進展和成果。總結和概括這個過程和發展脈絡，我認為大體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即：

1984－1993年，為中國電子音樂的探索與起步認知階段；

1994－2003年，為中國電子音樂的開拓與創業積累階段；

2004－2012年，為中國電子音樂的創新與全面發展階段。

（一）1984－1993中國電子音樂發展的第一個階段

由于我國電子音樂的“斷代”現象，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摸著石頭過河”。在專業創作、學術研究、學科建設和專業活動幾個主要方面實現了零的突破，即從無到有，從無知到初步認知，基本上是局部的、蹣跚學步式的探索。

1．在電子音樂專業創作方面，起步階段的探索幾乎是在“不見廬山真面目”的前提下走出“摸著石頭過河”的第一步。主要標志性事件是1984年9月24日，在中央音樂學院大禮堂舉辦的中國第一場探索性的電子音樂會，演出作曲系研究生譚盾的《游園驚夢》、《三月》，陳怡的《吹打》，陳遠林的《女媧補天》、《昊》，朱世瑞的《女神》以及當時就職于中國廣播藝術團周龍的《宇宙之光》等8首作品。由于對電子音樂的概念缺少明確的認識，本階段探索性的作品呈明顯的實驗性，盡管技術手段不規范，但每部作品的組合各異，形式不拘一格，具有創新意識。事實上，本階段電子音樂作品的數量并不多，還主要是個體的、局部的探索。相對比較成熟的作品有：陳遠林的音樂詩劇《牛郎織女》（1986）；張小夫為大曲笛與電子音樂而作的幻想音詩《吟》（1988）；陳遠林為小提琴和電子音樂而作的《京韻》（1992）；張小夫為男中音、組合打擊樂和電子音樂而作的《天問》（1992），電子音樂組曲《不同空間的對話 I, II》（1992－1993）；許舒亞為長笛與電子音樂而作《太一II》（1993）等。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電子音樂作品相比八十年代的作品有著較大的區別和提高。其中許舒亞為長笛與電子音樂而作《太一II》和張小夫的電子音樂組曲《不同空間的對話 I, II》（1992－1993）是中國作曲家最早在國際電子音樂作曲比賽獲獎的作品，是重要的標志性事件。

2．在電子音樂學術研究方面，由于沒有專門從事或側重電子音樂方向的研究學者，故在理論建設層面和在技術創新層面幾乎為零，尚未起步。在學術研究方面，由于可聽、可看的有效信息過于貧瘠，故學術性論文的數量不多，且質量有限。目前可以查詢到的論文主要有：王次的《電子音樂在中國的開端》（1984）和《電子音樂漫談》（1985），趙曉生的《電子音樂技術概論》（1985），念予的《戲曲唱腔與現代電子音樂結合的嘗試》（1985），吳遠雄的《電子音樂的歷史回顧與發展前瞻》（1988），楊衡展的《電子音樂與電子計算機音樂的發展歷程及其現狀評價與遠景展望》（1989），彭志敏的《紋飾：一個獨特的“馬爾可夫過程”》（1990）等幾篇，這期間還有一些技術設備說明書類的文章，但無法列入學術研究之列。

3．在電子音樂學科建設方面，第一個階段的起步與探索過程中有幾個標志性的事件值得我們關注，如1984年，上海交通大學建立計算機音樂實驗室；1986年，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創建“計算機音樂實驗室”并面向本科生開設了計算機音樂基礎課程；同年，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創建電子音樂研究室，主要為作曲系的學生開設MIDI技術課；這一年，北京大學物理系建立音樂聲學和計算機音樂研究室；1986年，上海交通大學徐樹中教授招收計算機音樂方向碩士研究生；1987年武漢音樂學院成立“計算機音樂音響實驗中心”；1989年，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設立“音樂與音響導演”專業，并面向全國招收三年制專科生等。遺憾的是，這些早期的探索實踐由于種種原因大部分沒有延續下來，但他們的探索精神以及為中國電子音樂的起步摸索階段所付出的努力仍然值得我們發揚光大。

4．在電子音樂專業活動方面，給我們留下深刻烙印的是兩場流行化的電子音樂會。標志性事件是：八十年代初，法國電子音樂作曲家雅爾在北京舉辦專場電子音樂會和日本電子音樂作曲家喜多郎在中國舉辦專場電子音樂會。這對于剛剛進入改革開放的中國和與世隔絕已久的青年作曲家群體是一次巨大的沖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能否認，八十年代以來陸續有幾位對電子音樂有興趣的青年作曲家如陳遠林、張小夫、許舒亞、徐儀、董夔等陸續出國留學，為后來中國電子音樂的發展積累了人才，發揮了作用。

（二）1994－2003中國電子音樂發展的第二個階段

作為中國電子音樂的開拓與創業積累階段，其主要特征是建立了較為清晰的音樂理念，逐步擺脫了早期探索階段的幼稚，實質性的、大面積的在專業創作、學術研究、學科建設和專業活動等方面進行開拓性工作，是中國電子音樂實實在在的創業積累階段。

1. 在電子音樂專業創作方面，第二階段形成了較好的創作態勢。在第一代作曲家的帶動和扶植下，第二代青年作曲家群體開始形成，兩代人之間形成了兩個層次的創作梯隊；同時，第一代作曲家的作品開始進入出版和傳播領域，或參加比賽，或接受國際委約創作和演出，實現了與國際水平的對接。

1） 出生于50-60年代的第一代電子音樂作曲家已經擺脫了早期探索階段的幼稚，作品逐漸成熟，并開始形成個人創作特點。這期間重要作品有：董夔的計算機音樂《飛翔的蘋果》（1994）；陳遠林為女高音、單簧管、小提琴及電子數字處理系統而作的《飛鵠行》（1995）；許舒亞為女高音和電子音樂而作的《récit sur la vieille route》（1995-96）；賈國平為豎琴和電子音樂而作的《梅》（1995）；張小夫為組合打擊樂和電子音樂而作的《諾日朗》（1996），為女高音和電子音樂而作的《山鬼》（1996），為兩把胡琴與電子音樂而作的《靈境》（1996）；唐建平的電子音樂《我回來了》（1996）；董夔的計算機音樂《交會》（1999－2000）；劉健為新笛、小堂鼓與四個音箱而作的六重奏《半坡的月圓之夜》（2000）；莊曜的《灑》（2000）；張小夫為預制電子音樂、五組打擊樂器和現場電子樂隊組合而作的《吶喊》（2000）；王寧為計算機、民族器樂及聲音而作的《無極》（2001）；安承弼為單簧管與電子音樂而作的《神韻》（2001），為中音長笛、弦樂四重奏與電子音樂而作的《色彩的空間》（2002）；張小夫為三個藏族人聲、電子音樂與大型交響樂隊而作的交響詩篇《雅魯藏布-II》（2001-2002）；吳粵北的《摩梭人家》（2002）等。

這一階段作品的質量和數量都有明顯的提升，不論是聲音質感，音響層次，還是作品結構，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更重要的是，第一代作曲家們已經注重音樂語言的生動與中國底蘊的繼承。

2）令人可喜的是第二代青年作曲家開始浮出水面，初露鋒芒。他們年富力強，基本是60-70年代出生，有較好的傳統作曲素質和能力，大多接受了較為正規的電子音樂教育和技術訓練，因而作品數量盡管不多，但有些作品已經初露鋒芒。如：冷岑松的電子音樂《五行》（1996）；薛花明的《鐘之靈》（1999）；安棟的《透天設計》（2000）；程伊兵的《規則游戲》（2000）；梁紅旗的《雅丹地貌》（2002）；李嘉為女聲與四聲道聲音裝置而作的電子音樂《Yu-i-Ya》（2002）；關鵬的《將軍令》（2002），《極》（2006）；張兢兢的《藏謠》（2003）；王鉉為美聲、戲曲人聲和電子人聲而作的《幻聽－imagination》（2003）；朱詩家為弦樂隊、打擊樂與現代電子音樂而作的《云I，II》（2003）等。

3）這一時期，第一代作曲家的重要作品已經開始受到社會的關注，如劉健的作品專輯CD《盤王之女》（1998）和《黑珍珠》（2000），張小夫的作品專輯CD《不同空間的對話》（1994），是國內最早的，正式出版、發行和傳播并產生社會影響的電子音樂作品，是重要的標志性事件。

4）這一時期，第一代電子音樂作曲家的重要作品開始走向世界，并逐漸產生國際影響。其中包括國際比賽獲獎作品，國際機構委約創作，國際音樂節演出的作品等。如：董夔的計算機音樂《飛翔的蘋果》（1994）；許舒亞為女高音和電子音樂而作的《récit sur la vieille route》（1995-1996）；張小夫為組合打擊樂和電子音樂而作的《諾日朗》（1996）；安承弼為單簧管與電子音樂而作的《神韻》（2001），為中音長笛、弦樂四重奏與電子音樂而作的《色彩的空間》（2002）等。

2．在電子音樂學術研究方面呈現出積極的發展態勢。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是從事傳統作曲技術理論的學者和從事電子音樂專業創作與教學的專業教師共同關切與介入，使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以及研究的范圍等方面都更加深入。如：龔鎮雄的《計算機音樂?音樂的本質?探索與前瞻》（1995），劉健的《關于電子音樂記譜法的思考》（1997），彭志敏的《高科技推動學科建設》（1997），童忠良的《音樂與科技聯姻》（1997），錢仁平的《紋飾》到《盤王之女》，劉健創作中的《“馬爾可夫過程”》（1998），彭志敏的《枯滴、使命、融合及其它――聽劉健的新作〈盤王之女〉》（1999），莊曜的《計算機音樂通用信息數據分析》（2000），張小夫的《初創階段的電子音樂――具體音樂I, II,》（2001），《電子音樂的第一次浪潮――磁帶音樂 I, II, III, IV》（2001）, 莊曜的《計算機音樂制作課程建設的幾點建議》（2002），張小夫的《電子音樂的概念界定》（2002），劉健的《算法作曲及分層結構控制》（2003）。

電子音樂學術研究方面呈現出積極的發展態勢，顯著特點之二就是電子音樂碩士研究生的學術論文和畢業論文進入視野。 其中黃枕宇作為中央音樂學院電子音樂技術理論專業首屆畢業生，劉思軍作為中央音樂學院電子音樂作曲專業首屆畢業生是標志性事件之一。碩士畢業論文有馮堅的《電子樂器的音響特征與電子音樂中音色的結構意義》（1997）；黃枕宇的《從〈為一個人的交響樂〉和〈孔塔克特〉兩部作品的比較看早期電子音樂的發展》（2000）；劉思軍的《從電子音樂制作技術的“計算機化”趨勢看電子音樂的技術演進》（2001）；關鵬的《理念的漸進－通過對不同時期兩個版本電子音樂部分的比較看作品〈吟〉所體現的創作理念》（2003）等都是由導師指導把關、具有一定深度的學術論文。

3. 在學科建設方面，這一時期重要的標志性事件是1994年中央音樂學院中國現代電子音樂中心的成立和2002年中國音樂家協會電子音樂學會的成立。前者標志著電子音樂在中央音樂學院全面發展的新起點：科研和開發，教學和培訓，創作和制作，出版和發行，文化藝術交流，五個方面的追求方向清晰，目的明確，是帶著理想與追求的勇敢實踐；后者標志著中國電子音樂的探索和實踐徹底告別了個體的、局部的，一盤散沙的局面，以高等音樂藝術院校為主體的電子音樂學會將發揮聯合的作用做大事，形成集體和團隊的力量。

中央音樂學院中國現代電子音樂中心在學科建設方面經過三年的準備后，確認了辦學的理念與策略，在艱苦的條件下扎扎實實的開展工作。這一時期重要的標志性事件是1997年正式招收電子音樂作曲和電子音樂技術理論兩個專業的碩士研究生；2001年正式招收電子音樂作曲本科學生，確立了以電子音樂為專業方向的新學科在中央音樂學院，乃至中國第二輪起步發展的階段性標志。

4. 在電子音樂專業活動方面，標志性的事件是1994年10月3日-10日在中央音樂學院成功舉辦了首屆“北京電子音樂周”。邀請了法國國家視聽研究院電子音樂研究中心的法國作曲家達尼埃爾?泰魯奇和讓?舍瓦爾茲，會同中國作曲家張小夫共同舉辦了電子音樂大師班，在北京音樂廳舉辦了中國首場“全方位多聲道電子音樂會”，演出了法國作曲家的作品《冬日偶得》和《水》，《風車》和《隨想曲》；演出了張小夫的作品《不同空間的對話》、《吟》和《天問》，正式拉開了國際化的電子音樂在中國全面發展的序幕。也為隨后的“1996北京當代音樂周”，“1999北京電子音樂周”，“2002北京電子音樂周”，乃至后來的“北京國際電子音樂節”的確立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三）2004－2012中國電子音樂發展的第三個階段

這一時期是中國電子音樂的創新與全面發展階段。歷經過第一階段的早期探索和第二階段的開拓進取，中國電子音樂的發展已經進入到以創新為主要追求的整體快速發展階段。之前20年的奮斗和耕耘已經進入開花、結果和收獲的季節。中國電子音樂學派的崛起已經作為幾代人奮斗的目標正在悄然升溫。

1．在電子音樂專業創作方面，已經明確形成了由三代人構建的、呈金字塔狀的創作梯隊。第一代中年作曲家日趨成熟；第二代中青年作曲家逐漸擔當教學和創作的中流砥柱；第三代青年作曲家也在比賽和演出的磨練中健康成長。

1）第一代作曲家的創作風頭正勁，創作風格日趨成熟，多樣化的發展路徑凸顯了中國電子音樂的整體面貌。其中安承弼為5.1聲道系統而作的電子音樂《細胞的組合》（2009）；劉健為大提琴和計算機而作的帕薩卡利亞《奉獻》（2010）；金平的計算機音樂《觸動》（2010）；莊曜為電子音樂和數字影像而作的《山的遐想》（2010）；吳粵北為雙簧管和交互式電子音效而作的《長言之，嗟嘆之》（2010），為中軟和計算機交互系統而作的《嗟嘆之III》（2011）；張小夫為五組打擊樂和電子音樂而作的《臉譜I》（2007），為電子音樂和視覺影像而作的《臉譜II》（2008）,為戲劇女高音、京劇青衣和電子音樂而作的《臉譜III》（2009），為京胡和電子音樂而作的《臉譜IV》（2010），為組合打擊樂、交互視覺影像和交互電子音樂而作的《發往火星的@》（2011）等不斷的展示作曲家突破自我，銳意創新的不懈追求。

2）第二代中青年作曲家的作品數量增長較快，作品的成熟度和創新意識有明顯提升。隨機調出幾部作品，就有劉思軍為馬頭琴、蒙古族女聲和電子音樂而作的《呼侖湖的背影》（2004），為小提琴和電子音樂而作的《隨想曲》（2010）；葉國輝為箏、大提琴和電子音樂而作的《聲音的六個瞬間》（2004）；馮堅為女高音、實時效果器、波形與四聲道電子音樂而作的《靈魂像風》（2005）；周佼佼為管子、琵琶和電子音樂而作的《日漠西沙》（2005），多媒體電子音樂《逝去的薩滿》（2010）；王鉉為人聲和電子音樂而作的《花鼓?安徽?中國》（2008），多媒體電子音樂《儺》（2009）；關鵬的《變奏》（2008），為鋼琴和電子音樂而作的《融》（2010）；李小兵的多媒體電子音樂《離騷》（2010）和多媒體電子音樂《時間》（2011）等等。

3）第三代青年作曲家基本上是80-90年代出生的在讀博士、碩士或本科學生，思想活躍，敢于想象和創新。他們的主要作品基本上是在指導老師的扶植下一天天成長起來的，經歷了音樂會的磨礪，經受了比賽評委的現場點評，使作品的成熟度和完整性得到了提高。2004-2011年間，在北京國際電子音樂作曲比賽四個組別獲獎的作品就有超過200部，作品的水平可圈可點。

2．在電子音樂學術研究方面，第三階段的整體特點是全面開花。研究的范圍已經遠遠不止是學術論文類別，承擔國家教育部、國家文化部和國家科技部三項重要的研究課題是本階段的標志性事件；創建中國電子音樂信息中心網站進行專項的中國電子音樂研究同樣是本階段的標志性事件。

1）在電子音樂理論建設方面最重要的事件，是完成了教育部高等學校文科計算機教學指導委員會編寫的2011年第六版《大學文科計算機教學基本要求》。這個歷時近五年，集全國大文科幾十名專家執筆編寫的重要文獻，包含著藝術類學科計算機課程體系和知識體系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音樂類計算機背景專業課程如《計算機音樂導論》等20門，音樂類計算機專業基礎課程如《計算機音頻編輯》等7門；音樂類計算機應用作為一個完整的知識領域，細分為如《電子音樂作曲》等5個知識單元，16個子單元，實現了系統化梳理新的交叉學科幾乎全部知識點和目前應有的全部課程。該課題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重大，獲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部長周濟簽發的國家級教育成果獎二等獎。

2）為實現學術研究的系統化和現代化，為全國的研究學者提供網絡化的信息平臺，近年來先后創建了中國電子音樂信息中心網站-暨中國電子音樂學術研究資源庫（CEMIC）[2]，和中國電子音樂資源調查網站（CHEARS）[3]，使研究工作進入了網絡時代，是本階段重要的標志性事件之一。

3）本階段，以中央音樂學院中國現代電子音樂中心為主體，于2010年承擔了國家教育部重大科研項目《中國電子音樂研究》項目；于2011年承擔了國家文化部的重點科技創新項目《交互式多媒體電子音樂光敏控制裝置》項目（與東北大學軟件學院合作）；于2011年承擔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組織申報的，科技部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基于版權的數字內容服務平臺及應用示范》項目中，課題六《基于專業網站的第三方版權服務》科研項目（與A8音樂集團合作），至此，中國現代電子音樂中心同時承擔國家科技部、教育部和文化部的三個重大科研課題，是在音樂科技的科研方面一個新的里程碑。

4）本階段學術研究方面顯著的特點之一也正是得益于研究生教育的穩步開展和研究生數量的激增，學術研究的范圍和方向已經從常規的作品分析為主的模式逐漸擴展到研究深度的變化以及論文數量的激增，僅以中央音樂學院中國現代電子音樂中心電子音樂專業碩士、博士研究生近幾年的畢業論文為例就可見一斑。如：王鉉的《從技術創新到理念創新－電子音樂作品〈諾日朗〉的創作特點分析》（2004），田震子的《電子音樂的空間藝術特征》（2006），于祥國的《電子音樂技術與文化自覺的共生――〈幾乎沒有〉與〈山鬼〉兩首電子音樂作品的對比分析》（2006），張睿博的《CHEARS中國電子音樂資源調查――中國電子音樂發展中的思辨》（2007），楊愷的《計算機音樂時代的“樂器”設計初探》（2008），賈如的《Acoustimage，電子音樂的“視聽一體”模式――初探與視頻影像結合的電子音樂》（2008），周佼佼的《現代音樂創作的“第三途徑”――作曲家伊夫?馬萊克與張小夫的創作理念探究》（2008），張婷的《電子音樂作曲專業課程體系建設研究――以中央音樂學院中國現代電子音樂中心為例》（2009），劉寰的《單一、雙重與多元并存――電子音樂演出形式探究》（2010），張晨的《音樂理念的確立與技術平臺的確立》（2010），吳旭的《用母語說話――從作品〈臉譜〉看張小夫“中國符號”特征的電子音樂創作風格》（2010），劉媛媛的《敘事性聲音與非敘事性聲音的模糊區域――論電子音樂技術與理念在電影聲音中的運用》（2010），史曉龍的《數據映射在電子音樂互動中的運用》（2011），王澤的《電子音樂創作的符號性特征研究》（2011）和張曉貞的《初論電子音樂的音響聽覺特性》（2010）。以及關鵬的《聲音對象與聲音符號――論“幻聽音樂”聲音的理性感知和感性感知》博士學位論文（2008），王鉉的《藝術與技術的互動――互動音樂創作中的藝術表現與技術實現》博士學位論文（2009），周佼佼的《電子音樂作品的分層解讀法》博士學位論文（2009）和劉思軍的《中國電子音樂作品中的東方語境》博士學位論文（2011）。

3．在電子音樂學科建設方面，經歷了20個春秋的日積月累，進入了收獲的季節。經歷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打拼的院校在學科建設方面已經開始良性循環；但新一輪的辦學浪潮有增無減，泥沙俱下。

1）在全國范圍內，由中央音樂學院等九所獨立的音樂學院，南京藝術學院等六所獨立的藝術學院，中國戲曲學院、北京電影學院等數十所獨立的藝術院校，中國傳媒大學音樂與錄音藝術學院、北京大學藝術學院等數十所綜合類大學屬下的音樂學院（系）、藝術學院（系），上海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東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等百余所師范類大學屬下的音樂學院（系），藝術學院（系），共有數百所與電子音樂或音樂科技相關的院、校、系或教研室，構成了相當龐大的電子音樂或音樂科技學科高等教育的陣容，形成了大干快上、轟轟烈烈的辦學氛圍。這一方面是體現了時展的潮流和趨勢，另一方面也出現了盲目跟風，匆匆上馬的現象。

2）電子音樂是復合型、交叉性的新學科，專業性強，因此不能簡單的照搬傳統學科的管理模式，“削足適履”。學科建設必須細化，必須認真對待專業方向的設置與建設，課程的設置與建設，教材的設置與建設，師資的培養與建設等。目前音樂學院和藝術學院類的院校學科建設已進入穩步發展的階段，歷史遺留的問題逐步得到解決；但還有相當數量的院校對新學科的認識不足，道聽途說，瞎子摸象，只知局部，不知整體。不僅是專業名稱隨心所欲，粗制濫造，課程安排更是不求甚解、張冠李戴；有些偏遠地區和中小城市的院校問題甚至更嚴重，專業教師還沒有到位就開始招生了。類似的問題亟待解決，否則就會誤人子弟，自毀前程。

4．在電子音樂專業活動方面，借助于國力的增強，對外交往的深入，專業活動的開展，國際交流活動的開展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各音樂藝術類的院、校、系或教研室都積極開展活動，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多樣化、多元化、多層次地組織不同形式、不同類別的活動，推動電子音樂的發展。

1）組織和參與國際化的專業活動是中國電子音樂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在開展專業活動的過程中逐步積累經驗和健康成長是中國電子音樂走向成熟不可或缺的歷史機遇。各院校在對外交流方面大多采用請進來，派出去的機制，擴大溝通渠道，擴展溝通形式。促進了對國際電子音樂發展態勢的了解，促進了自身的進步和發展。

2）北京國際電子音樂節搭建國際交流大平臺：自2004年起，北京電子音樂周正式定名為北京國際電子音樂節。音樂節以音樂會系列演出，大師班系列講學為基本內容。在此基礎上通過專項活動發揮作用，擴大影響。如北京國際電子音樂作曲比賽項目，緊緊抓住了音樂創作這個龍頭，鼓勵創新，給青年作曲家提供表現的舞臺和空間。再如北京國際新媒體藝術日項目，透過這個項目來加強新媒體藝術不同專業的跨界聯合，跨界研究。打破了音樂、美術、戲劇、戲曲、舞蹈、電影各不同學科之間的壁壘，通過展演活動，加強各學科之間的了解，協助形成跨界合作。

二、中國電子音樂發展脈絡的評估

中國電子音樂的專業創作蒸蒸日上

電子音樂的本質是音樂。音樂是電子音樂的靈魂，也是電子音樂的立命之本。沒有音樂作品就沒有電子音樂的一切，“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總結近30年中國電子音樂的發展之路，重視創作，積極推動創作是發展的根本；為第二代中青年作曲家、第三代青年作曲家的起步創造必要的條件來推動創作是根本之根本。因為中國電子音樂的起步和世界有40年的差距，中國電子音樂的真正崛起是今后10年，沒有這樣戰略眼光為后代鋪路是短視行為。電子音樂創作繁榮之動力是理念的先行。現階段，電子音樂的創作總體上進入良性循環，呈現出如下特點：

1. 電子音樂作品的分層：已經形成了三個年齡層結構的創作梯隊。第一代中年作曲家創作風頭正勁，創作風格日趨成熟，個性化的表達和中國文化精神的底蘊追求體現了多樣化的發展路徑；第二代中青年作曲家的創作呈增長態勢，作品的成熟度和創新意識有明顯提升，逐漸成為中國電子音樂的中堅力量；第三代青年作曲家朝氣蓬勃，思想活躍，敢于想象和創新。三代人的綜合實力凸顯了中國電子音樂的整體面貌。

2. 電子音樂作品的數量：逐年遞增，每年有100-120部成型的新作。三代人的共同積累使全部成型的作品總量達到約500-600部。

3. 電子音樂作品的技術：幾乎涵蓋了目前國際通用的主流技術，技術平臺基本統一，聲音質量基本過關；有個別作曲家局部的技術探索有新意；需加強對聲音美感和空間美感的認識和理解。

4. 電子音樂作品的形式，幾乎涵蓋了目前國際常用的各種類型，其中Acousmatic類作品還需要加強；MIX.類作品創作中大量使用中國傳統樂器，已經形成了一定的風格特點，但器樂寫作還不夠成熟；多媒體類作品需要提高的是視覺語言和聲音語言的統一協調。

5. 電子音樂作品的風格：絕大多數創作還處于初級階段，缺少個性化的語匯；很多作品使用中國傳統樂器，還比較表面化，部分作品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底蘊，但仍需磨練。

6. 電子音樂作品的深度：近年來有所提升，但整體還有距離，需加強創作深度。

7. 電子音樂作品的演出：北京、上海、武漢、天津、廈門已經組織過正式的電子音樂會；其他城市仍等待零的突破；演出條件和作品嚴重不平衡；中小城市根本沒有條件開音樂會；但中央音樂學院已經實現了國內演出常態化，國際交流演出經常化。

8.省略）

Center for Electroacoustic Music Information of China

篇（8）

主管單位：安徽省教育廳

主辦單位：黃山學院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安徽省黃山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672-447X

國內刊號：34-1257/Z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1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篇（9）

主管單位：安徽省教育廳

主辦單位：淮北煤炭師范學院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672-7177

國內刊號：34-1272/N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79

期刊收錄：

CA 化學文摘(美)(2009)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Caj-cd規范獲獎期刊

篇（10）

一、前言

如何做好新形勢下英語學術論文中的學術詞匯探討研究發展工作，為英語學術論文中的學術詞匯探討研究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安全保障，是現在英語學術論文中的學術詞匯探討研究面臨的迫在眉睫、函需解決的頭等課題。

二、學術詞匯

學術詞匯是一種獨特的詞匯，這種詞匯主要出現在各種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學術研究類文體中，在其他文體中出現的頻率較低，這類詞匯是學習研究必不可少的內容。對于英語學術論文，只有有效掌握與之相關的學術詞匯才能更好地閱讀英語學術論文，研究英語學習論文，我們要分析哪些是經常出現的學術詞匯，哪些是較少出現的學術詞匯，在學習研究中做到心中有數，才能有效進行學術詞匯學習與研究。

在一些學術文本中經常性出現的一些英語學術性詞匯，但是在一些非學術類的文本中出現的一些英語詞匯，比如：（attribute， capacity， differentiate， explicit）。有研究學者發現，早在70多年以前，這些詞匯就被我們的前人發現了，這些詞匯已經經常性的出現在當時的各個領域的學術性文本中，并且被廣泛使用。但學者們為了將一些經常使用的高頻性詞語與一些不常用詞匯進行區分，我們將后者稱之為半技術性詞匯（sub-technical vocabulary）、（frame words）框架性詞匯、（specialized non-technical vocabulary ）專業非技術性詞匯、或（academic vocabulary）學術性的詞匯。根據詞匯產生的頻率和分布情況，Ming-tzu 和Nation（2004）把詞匯分為了四類：

1.高頻類詞匯：一般這樣的詞匯大概有2000個，在各種文體中被廣泛而頻繁的進行使用的最基本的英語詞匯。在學術文章中高頻詞匯可以占到總體詞匯量的80%，而是我們在日常的英語文章與小說中，這些詞匯可以達到90%以上。

2.學術類詞匯：在學術論文中占到詞匯量的8%-10%左右，他具有一定的專業性。經常性出現在各學科的專業學術論文中。

3.技術性詞匯：這類詞匯與某一特定的學科具有一定的相關性，這類詞匯對于作為學習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生來講，沒有太多的困難，這些詞匯在英語的日常學習中都會被涉及到，并且在日常學習中也會被著重強調。

4.低頻詞匯：這些詞匯在學術文本中的出現的次數較少，并且沒有太高的使用率，出現頻率只能占總體詞匯量的5%左右。

三、有關學術詞匯表的研究

Coxhead（2000）基于語料庫的研究編制了學術詞匯表（Academic Word List，簡稱AWL），語料庫含有3 513 330個詞標，來自4個學科（人文、商業、法律、理科），28個專業，414個文本。詞匯表由詞族組成，按照字母順序排列，單詞后表明所在子表。每個詞族包括一個基礎詞與其曲折形式、派生詞，例如conception， concepts， conceptual， conceptualisation， conceptualise都收錄在concept族里。在RANGE軟件的幫助下，Coxhead的AWL收錄了570個詞族，按照詞族頻率的高低分成10個子表，子表1包含了在Coxhead語料庫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族，子表2次之，之后以此類推。子表1-9各有60個詞族，子表10有30個詞族。這些詞覆蓋學術語料庫10%詞標。Coxhead的AWL對于英語教學和AWL的發展非常有意義。

四、關于語料庫的研究問題

語言證明是大多數語言學研究的重要手段，只有通過語言證明才能保證語言學研究的科學與準確。在語言證明中語料庫則為之提供重要的保證。在語言學研究領域，語料庫起著重要作用，它是語言學研究的實例證明，為語言學研究提供研究素材和研究依據，同時也為語言學研究提供科學有效的量化標準。即使語料庫語言學只是一門新興學科，但是，它的地位和重要價值，在語言學研究方面已經凸顯出來。在語料庫的幫助下，關于語言的本質，語言的構成以及語言的功能等問題的研究就能較為科學，語料庫為這些研究提供真實的例子和量化的數據，這樣關于這些內容的描述和研究就有了依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單憑語言學家對于語言的直覺進行描述研究，最大限度地保證語言學研究的科學準確性。在這個過程中，現代信息技術的運用為語言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現代化工具，在計算機的幫助下語言學家可以借助各種語料庫構建軟件快速構建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需要的語料庫，也可以通過計算機中的語料庫軟件分析在研究過程中所需要的各種數據，并進行檢索信息，提取信息服務，為語言學研究鋪平道路。因此，建立語料庫對語言學研究作用重大。

五、關于語料庫的設計與學術詞匯研究

1.語料庫設計的豐富多樣對學術研究的價值

在語料庫設計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保證語料庫的豐富多樣性，只有豐富的語料庫才能在學術研究的各個領域充分發揮作用，語料庫的研究主要是為了分析不同學術領域學術詞匯的使用情況，分析學術詞匯的使用規律，以保證學術詞匯能夠更快更好地被人們掌握。同樣，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通過語料庫中豐富的學術詞語的掌握能夠對學術文章有效解讀，對學術問題有效分析。學術詞匯都有自己的使用規律，并不是無序混亂的，我們重點要掌握這些使用規律才能有效掌握學術詞匯。語料庫的設計要豐富多樣，在語料庫中要涉及不同的文本，多樣性對文本解讀是很重要的，語料庫的設計原則就應保證其多樣化，保證學術詞匯的豐富性。

2.學術詞匯的詞頻研究

在實際工作中，研究者無論是在選擇字典的詞條還是在建立單詞表時都要研究詞匯出現的頻率問題，也就是詞頻，學術詞匯研究也要講究詞頻。在學術詞匯研究中，詞頻是一種有價值的客觀存在，能夠有效說明學術詞語的使用情況，對學術詞匯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在學術詞匯中一些高頻詞會引起學習者對它們的有效關注，而一些低頻詞學習者則不會對它們過度關注，這些低頻詞匯的使用情況直接決定著文本聽、說、讀、寫的難易。因此，無論是研究者還是學習者，學習掌握學術詞匯進行有效的英語學術論文的閱讀，都需要對這些低頻詞匯有所掌握，在閱讀文本中，低頻詞的出現也會影響閱讀者的閱讀速度，從而影響信息的傳達速度。我們在研究中要注意這個問題，對低頻詞匯加以總結。

3.語料庫的研究工具

篇（11）

二、互聯網時代下龐大網絡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