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文學文化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二、本體建構：語言轉向條件下文學本體的倡揚

如果說“五四”以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借鑒“新批評”的語言觀，從而引發了對于傳統載體論語言觀的反思，那么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本體論”大討論則實現了本體論語言觀的建構。20世紀80年代，“新批評”思想卷土重來，文學語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學批評的焦點。“新批評”倡導對文本進行語義分析，主張文本細讀，從而使文學批評回到文學語言形式本身。這一理論的重申大大拓寬了中國文學批評家的理論視野，新時期的批評家反思傳統的載體論語言觀，開始從本體論的高度定位文學語言，不僅表現在批評實踐上，還表現在具體的文學創作實踐中，從而掀起了“語言本體論”的熱潮。從“新批評”與中國文學批評本體論語言觀建構的關系來看，“文學本體論”的理論來源于“新批評”。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陸續地翻譯、介紹“新批評”的相關理論和批評家。到了20世紀80年代，對于“新批評”的翻譯、介紹與研究呈現出系統化、規模化態勢，其中楊周翰、趙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們撰書立著和發表重要論文，介紹和傳播“新批評”理論。趙毅衡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了當時國內研究“新批評”的扛鼎之作《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對“新批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還陸續出現一批“新批評”的譯介，如劉象愚翻譯的《文學理論》、趙毅衡編譯的《“新批評”文集》等，構建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新批評”的知識譜系。后來有評論家稱：“英美‘新批評’派的文學本體論是我國文學理論最近幾年來出現的文學本體論的來源之一，國內的文學本體論的呼喚者也自覺地向‘新批評’派尋覓理論武器。”［4］從此處可以得知，中國文學批評呼喚語言本體論，與“新批評”的文學本體論有極大的關聯。“新批評”的價值，在于為中國文學批評回歸本體提供了理論資源，但是，它不是通過自身的理論體系來證明的，而是通過對統治中國已久的反映論的批判來實現的。其次，“新批評”本體論語言觀是對“反映論”的糾偏，是對載體論語言觀的顛覆。自“五四”以來，一直統治中國文學批評界的是反映論的文藝觀。“反映論”與“新批評”的文學本體論最為抵牾，“文藝觀是反映論的，這被認為與新批評的本體論主張截然對立”［5］69。在此基礎上，“新批評”作為一種“清道夫”式的文論，主要的使命是擾亂學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們對傳統反映論文藝觀的懷疑，對載體論語言觀的批判。因此，“新批評”的存在意義是通過對“反映論”一統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學批評界的既定秩序，使人們對權威和傳統產生懷疑，為中西文論的融合開拓空間。故而，“新批評”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的重要價值：一方面，憑借“文學本體論”闡釋文學語言在文學中的本體地位；另一方面，通過批判“反映論”，建立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新秩序。基于以上兩個原因，在“新批評”的影響下，20世紀80年代后的中國文學批評批判了載體論的語言觀，轉而關注文學語言自身的價值和意義，建構本體論的語言觀。在進行“文學本體論”大討論時，對于文學的本體究竟是什么這個核心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大體經過了由“作品本體論”到“語言本體論”的轉變。“作品本體論”以作品為核心，其主要理論內涵是文學活動以作品為重，文學批評應面對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內部進行研究，才可窺見文學的本質，文學研究與作者、世界、讀者等無關。持“作品本體論”的批評家主要有陳曉明、胡經之等。“作品本體論”的觀念主要來自“新批評”的韋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現代語言學派的影響，不難看出“作品本體論”中包含著“語言本體論”的影子。“語言本體論”的一派則以語言為旨歸，高揚文學語言的本體價值。1985年底，黃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須重視文學語言本身的價值，“文學作品以其獨特的語言結構提醒我們：它自身的價值。不要到語言的‘后面’去尋找本來就存在于語言之中的線索。”［6］這既是對文學語言的本體意義的強調，也是對傳統的語言載體論、工具論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試論文學形式的本體意味》一文中表達了相同的思想：“所謂文學，在其本體意義上，首先是文學語言的創作，然后才可能帶來其他別的什么。由于文學語言之于文學的這種本質性，形式結構的構成也就具有了本體性的意義。”［7］“語言本體論”將把語言與形式合二為一，形式是內容化了的形式，內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語言建構了文學的本質，建構了人類世界，批判了語言意識薄弱的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在文學創作界，20世紀80年代的作家們也開始秉持本體論的語言觀。語言在文學創作中不再是反映現實的工具、承載內容的載體。語言就是文學本身，是文學的本體，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語言與內容相互依存、融為一體，文學創作的生命就是語言革新。在“文學本體論”大討論背景下涌現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現出了對于語言形式創新的關注。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余華的先鋒系列小說、于堅的詩歌，都醉心于語言的革新。他們以語言形式的創新為文學創作開拓了一個嶄新的空間。作家們不僅在創作實踐中關注語言，而且在批評實踐上也闡發了他們對語言意識的重視。汪曾祺提出：“中國作家現在很重視語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語言不只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應該提到內容的高度來認識語言不是外部的東西。它是和內容（思想）同時存在，不可剝離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附加的，可有可無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寫小說就是寫語言。”［8］1從汪曾祺的這段話看來，語言于文學處于顯要的地位，而當時創作界對語言開始充分地重視，其語言觀念也開始發生轉變。20世紀80年代中期，文學批評界和文學創作界共同致力于語言意識的轉變，文學語言觀由語言載體論轉向語言本體論，為文學語言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礎。“新批評”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與其說二十世紀是一個批評的時代，不如說二十世紀是一個以本體論批評為主調的時代”［9］。而西方各種文論在中國的“理論旅行”或多或少暗藏著“新批評”的潛流，“盡管在它之后，西方還涌現了諸如結構主義批評、原型批評、后結構主義批評等等批評流派，但這些批評流派在形式本體的意義上基本都是沿著‘新批評’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發展”［9］。因而，“文學本體論”大討論的意義在于，它確立了文學語言的本體地位，實現了從語言載體論到語言本體論的轉向，改變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既有型態，促進了文學語言觀念的全面變化，推動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新的語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本體論”大討論只是一種理論倡導，給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提供了一種文學研究的新途徑，即從文學內部、文學形式來探討文學，卻未建構一個完整的理論系統。無論是“作品本體論”還是“語言本體論”，都是文學研究的一種中介，旨在將已被割裂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連接起來。被“新批評”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在理論重構過程中，遮蔽了“新批評”自身的理論豐富性，“新批評”被后世所詬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細讀”法等也漸漸地與“文學本體論”大討論之后中國的理論氛圍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評”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只是暫時的“親密”。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文學本體論”大討論沒有使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走向“本體論”，而是最終走向了“主體論”。

篇（2）

一、國外相關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文化政治”為關鍵詞的研究幾乎遍及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領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學、歷史、音樂、繪畫、舞蹈、影視、傳媒、出版、教育、翻譯、身份、種族、宗教、倫理、階級、經濟、法律、國家、建筑、醫療、科學等各種觀念、現象和學科，為之提供全新的闡釋和研究視角。但是，從總體上宏觀地探討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之關聯的研究并不多，尚處于起步階段。據筆者查閱，最早以“文化政治”為題名關鍵詞的單篇論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寫于1973年的((審美主義與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質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為理念的審美主義的純粹性，即審美主義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圓其說。米雪兒•巴瑞特的論文《女性主義和文化政治的定義》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該文強調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類學意義上對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確意識到文化政治會涉及到意義之爭。論文通過考察“女性主義藝術”與“藝術”、“婦女的藝術”的區別，認為藝術作品不能與媒體意識形態的再現藝術相混同，從而得出結論:任意擴大藝術的政治意義是危險的，我們不應該忽視藝術作品的虛構、想象和審美之維，藝術的許多方面不能縮減為意識形態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滲透藝術領域的時尚之中能夠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著實難能可貴。這兩篇論文對文化政治文論的研究有首創之功，但都沒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規模的有關文化政治對文學藝術滲透的研究出現于1990年前后。喬納森•多利莫爾和阿蘭•辛費爾德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主編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叢書②，兩位總主編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確認識到，在、女性主義、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和后結構主義話語的沖擊下，197()年以來英國文學研究與傳統的文學研究模式發生了“斷裂”，新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方式重點關注歷史和文化語境、(文化)理論的方法、政治義務以及文本分析，因為“文化意義最終總是政治意義”，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們強調指出，作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方法不再偽裝政治中立，“相反，它將其任務定位于改造社會秩序，這一秩序正在以種族、性別、性態和階級的名義壓榨著人民。

顯然，這套叢書就是運用文化唯物主義方法研究各種文化現象，并以發掘其政治含義為旨歸。蓮達•赫哲仁的((后現代主義的政治學》雖然沒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現代的攝影、繪畫、小說、歷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關注它們表意實踐背后的意識形態編碼策略和意義版圖的爭斗，所以，此書所要探討的正是文化政治與后現代藝術之間的密切關聯。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論的實踐:后結構主義，文化政治和藝術史》‘，’一書以“表征”、“意識形態”、“作者”為三個關鍵詞，對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符號學理論加以剖析，凸現出這些理論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傳統的認識論藝術史觀，而代之以符號學的建構主義的文化觀、歷史觀:一者，處于歷史語境中的理論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義深刻地影響著歷史敘述和知識建構;再者，新的政治觀和表意實踐會使得文化價值、文化意義觀變動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叢書的共同缺陷是:有關文化政治對文學理論的影響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戰批評與懷疑論之政治》第一次從“懷疑論政治”的角度全面評述和反思了戰后興起的各種批評理論。作者認為，新近出現的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精神分析、新等政治化文論以“種族、性別、階級”為三大主題，克服了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乃至新歷史主義批評局限于“學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貼近現實政治，但還是處于政治隱喻的言說狀態，難以落實于實際行動。

希伯斯希望強化文化政治文論的實踐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戰批評”應當加強現實政治關懷，發揮實踐功能。從全書來看，他局限于美國一隅，對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西方當代文化政治文論把握得不夠全面，且評價過低。格林•喬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階級、性別、種族和后現代世界》‘川對“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較為清晰的界定，他們認為文化政治是文化產品在意義、價值、主體性形式和身份建構方面所體現出的權力關系，關涉文化在階級、種族、性別、身份等社會區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過，他們放棄了文化的人類學含義，只是指藝術產品，包括音樂、文學、繪畫、雕塑、戲劇和電影。作者從20世紀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義的文化和教育理論開始，重點分析了文化藝術對近現代西方社會的階級、性別、種族的分化和抗爭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書的缺點是對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過于寬泛，按照他們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時期即已經存在文化政治文論，這就模糊了它的時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后現代解構普遍性、元敘事、主體本質和意義的穩固性的做法表示擔優，因為后現代歡呼差異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會差異，在書的結尾，他們意味深長地反問道:我們是將文化政治當作一項嚴肅的事業，還是游戲?這種對后期文化政治逐漸脫離經濟、制度、權力的憂慮，同晚期者，如詹姆遜、伊格爾頓、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等人的觀點倒頗為接近。這也正預示著文化政治隨同文化理論一起，在新世紀的“后理論時代”步人反思階段。2000年前后，隨著馬丁•麥克奎蘭等人編寫的《后理論:批評的新方向》、瓦倫丁•卡寧漢的《理論之后的閱讀》、讓一米歇爾•拉巴特的《理論的未來》、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現，西方文論進人了“后理論時代”。對于文學理論而言，恢復文學的審美、詩性、形式、倫理、價值等被“理論”所遮蔽的層面似乎又成為新的時尚。在“后理論時代”背景下，學界面臨的任務是要正確估價和承接“理論時期”所饋贈的政治化文論的遺產，對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的深層關聯作出新的思考。#p#分頁標題#e#

二、國內相關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國內文藝學界為人所知離不開兩位海外華人學者的引介和推廣。一是謝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學》中涉及到詹姆遜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遜在這里提出的政治是用文化斗爭來抵消舊的階級戰爭，這不僅因為文化始終是階級斗爭的場所，而更重要的是，在當代的消費社會里，文化是階級斗爭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場所。謝少波認為，這是一種“新葛蘭西式的反霸權政治”，也是對后現代微觀政治的修正。二是張旭東，他是從意義建構的角度來理解文化政治的，認為文化是一個“意義生成結構，人依賴于這個意義結構來組織個人和集體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問文化的社會政治內涵和價值取向也就是追間文化和生活世界的關系。但此書并不以文學理論為論述對象，而著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劉象愚等人譯介的弗蘭西斯•馬爾赫恩的文化政治觀，倒是對國內的西方文論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馬爾赫恩認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義將文化超越于政治的傳統看法，發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遠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驗，它本身已經是政治的了。‘川孫盛濤的《政治與美學的變奏:西方文藝基本問題研究》將西方從“階級意識”向“文化政治”的轉向追溯到盧卡奇和葛蘭西，依據就是馬爾赫恩的文化政治觀，這種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開通向美學的道路，使政治與美學的關聯納人文化研究領域的思想大平臺，政治與美學的關聯更加細密而自然。馮憲光的《在革命與藝術之間:二十世紀國外政治學文藝理論研究》也引用馬爾赫恩的文化政治觀，但他認為，正是在1968年“五月風暴”失敗后的后現代時期，西方的文學批評才提出了“文化政治”問題。從“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文論的著作還包括:陳永國的《文化的政治闡釋學:后現代語境中的詹姆遜》、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學:伊格爾頓批評理論研究》、吳瓊的《走向一種辯證批評:詹姆遜文化政治詩學研究》、趙國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論》，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并未關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論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沒有達成一致。

當然，國內已有部分學者從總體上注意到當代西方文論的政治化特征。童慶炳等人對文化研究影響下的西方文論政治化問題，有兩點概括和擔憂:一是它們的“反詩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讓文學理論面臨‘為政治服務’的痛苦記憶”。文化研究學者陶東風認為，文化批評與文化研究有著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價值立場，“這就是突出的政治學旨趣、跨學科方法、實踐性品格、邊緣化立場與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評是一種‘文本的政治學’，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識形態，以及文本所隱藏的文化一權力關系，它基本上是伊格爾頓所說的‘政治批評’。他還注意到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少數族裔理論、生態理論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論的繁榮，正是文化政治賜予文學理論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結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關鍵詞》一書為“文化政治”概念編寫了一個簡短的釋義，認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權力關系，具體包括性別政治、陽性政治、視覺政治、同性戀政治、身份政治、身體政治等類別，所以，批評、文化唯物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化研究、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身份研究、性別研究等批評理論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點。周憲也撰文指出，當代西方文論從文學理論轉向“理論”，也就是從純學術向“學術政治”的轉變，其結果是將傳統的人文主義、審美主義文論還原為意識形態的建構物，把任何文學研究都看作是“理論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將文化政治文論形態作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共和國60年文學理論”第三次轉型”這一說法是否符合國情還值得商榷③，但他認為文化政治一維的加人對于面臨全新語境的文學理論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實際。本文認為，以上對文化政治文論的概括性論述大部分是正確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現狀的不足

總的看來，到目前為止，文化政治對文藝理論和文學藝術領域的影響研究在國外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與西方文論關系的研究在國內有所展開，但是，尚存在以下幾點缺陷:

篇（3）

［中圖分類號］I3/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1）10－0093－02

引言

跨文化交際學的創始人霍爾在《無聲的語言》一書中指出，文化存在于公開的文化和隱蔽的文化。公開的文化層主要指已暴露的物質文化，包括服裝、道路、建筑物、街道、村莊等。而文化所隱蔽之物大大甚于其揭示之物。美國符號學家迪利在20世紀80年代把文化看作是“后語言結構”，包括繪畫、建筑、民俗、文學、儀式、音樂、電影、其他等等（Deely,1986:xii）。對表層文化的研究是必要的，它也是深層研究文化必不可少的一步，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體現在民族思想觀念等十分隱蔽的領域，在眾多研究目標中，文學寶庫是最重要的目標之一。顧嘉祖（2002）在《語言與文化》一書中指出，文學文本是跨文化交際研究的重要對象。瀏覽英美文學作品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條重要途徑。

一、文化意識與英美文學研究

文學作品是了解一個民族的性格、心理狀態、文化特點、風俗習慣、社會關系等方面的最生動最豐富的材料，而在語言學習者所學的眾多科目中，英美文學屬于有著一定難度和深度的課程。如果對西方文化一竅不通，那么英美文學的學習勢必枯燥、晦澀難懂，這樣作品的美感和作家的獨到就無從領會。因此英美文學的學習與文化學習相得益彰。英美文學和英語文化的學習可以從以下方面展開：

（一）英美文學的發展與英語文化的體現

英國文學的發展經歷了文藝復興、浪漫主義時期、現代主義時期等，戰后英國文學浮現出從寫實到試驗和多元的走勢。在這樣的發展進程中，文學文本以外的各種現實、歷史、政治、文化的力量對文學呈現著反映。美國文學在19世紀末就不再是英國文學的分支，美國作家在創作風格和體裁上找到自我，進入20世紀更是日趨成熟，戰后歷經50年代新老交替，60年代的實驗學說，70年代到該世紀末的多元發展階段，形成不同于以往歷史時期的鮮明特點和特征。文學的發展趨勢鮮明地反映出社會的變遷、文化的沉淀。

（二）英美文學的認知功效、藝術價值與英語語言文化的關系緊密

文學作品隱含對生命的思考、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英美文學是對時代生活的審美表現，是西方人對其人生體驗的文化表征。文學名著以其獨特的藝術形式、生動的人物形象、豐富的藝術技巧，孕育著學生的審美意識，還培養學生的道德素質。在對文學作品的學習過程中，學生的思辨能力也能有所提高，有助于養成高尚的人格。同時英美文學是英語使用者創造性使用英語語言的產物。英語表意功能較強，文體風格變化多樣，有的高雅、通俗，有的含蓄、明快，有的婉約、粗獷。這些語言豐富的表現力和獨特的魅力在英美文學作品里得到了詳盡的發揮。研讀英美文學作品，可以領略和感受英語富有音樂性的語調和簡單而又意義深遠的詞匯。

（三）英美文學作品的剖析有助于了解文化的差異，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

學習英美文學就要開展對文學作品的解讀和剖析，這有助于我們開闊眼界、懂得外國文化，增加我們的知識，啟發我們的智慧，繁榮我們國家的文學作品和創作方法。與此同時，更能品味異域文化，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理解了文化差異才能消除交際障礙，這樣才能更好地與人交流，融入世紀多元化發展，文化一體化發展的潮流中，從而促進了處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人們之間的交流，提高了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從語言學習者蛻變為語言使用者，實現了語言學習的最終目的。

二、英美文學教學的現狀及改進建議

我國現階段高校英美文學的學多還依循傳統的教學模式，即“文學史＋選讀”的模式。文學教學以外部研究為主，教師往往羅列文學史實，學生也是被動地接受老師的講授。這使學生對作家作品的獨特性認識不夠，處于同一時期的不同作家作品往往處于“千文一面”的尷尬境遇。這種傳統的英美文學教學過程使文學課成為各種史料和純理論的簡單堆砌，使文學鑒賞和文學批評失去生機。學生的文學素養不會有多大提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得不到有力的鍛煉。

另外，傳統的英美文學課大多是講授式，也就是以“教”為中心，教師是主體，承擔所有的解釋責任，從作家生平、創作背景、作品內涵、人物分析、意象等。這種教學使學生不能主動地與作品交流，而作品的生命力是讀者和作者共同賦予的，如果讀者不去更多地接觸作品，只是聆聽和記憶作品及其相關內容，那么再好的作品也失去了它鮮活的生命力，難以培養學生的文學鑒賞力和批評能力。

再者，傳統的英美文學教學模式過多注重文學知識的學習，而忽視文學所折射出的文化知識的學習。教師不是很在意學生是否在一定的文化意識基礎上研習英美文學作品。這樣原本豐富多彩的文學作品就有些單薄且略顯晦澀。

針對上述英美文學課上存在的問題，筆者對新時期的文學教學提出以下幾點建議和改進方法：

首先，利用隨機通達教學模式（Random Access Instruction）進行“多角度切入”學習。隨機通達教學是讓學者通過不同途徑、不同方式進入相同教學內容的學習，從而獲得對同一事物或同一問題多方面的認識和理解。使用這一模式的英美文學教學可避免抽象地談文藝理論，對同一文學作品的多角度意義探討可以使學習者獲得對事物全貌的理解。

其次，將以教師為主體的課堂變為以學生為主體的課堂，這樣既強調了學習者的認知主體地位，又不忽視師者的指導作用。在教學活動中，教師是組織者、幫助者、指導者和促進者，教師要為學生提供建構理解所需的基礎，同時要給學生留下廣闊的建構空間。然而教師完全放手讓學生自主學習又不客觀，因此課堂上教師應側重欣賞作品的方法講解。課堂上教師重視作品閱讀與分析，更多、更具體地向學生示范各種理解策略的使用方法，指導學生如何欣賞和分析作品，適當介入到以學為主的教學活動中，適時刺激學生的好奇感，使其主動去探索，進而培養學生理智上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另外在教學手段上，要充分利用好多媒體課堂，恰當地使用英文原版電影，讓學生可以直觀地領略西方文化，形象地欣賞文學作品。

最后在檢驗學習效果的方法上，應盡量減少甚至放棄傳統的閉卷考試，用不同的題型考核學生對不同文學知識點的掌握情況，應多鼓勵學生撰寫論文或讀后感。文學作品可以為寫作提供題材和內容，寫作又深化了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學生若能主動參與到文本意義的尋找、創造過程中，勢必養成敏銳的感受力，掌握分析方法。學生的英語水平自然會得到很大的提高。

三、結語

英美文學的研究應包含語言習得和文化習得兩個目的，從文學的性質上看，利用英美文學進行文化素質教育的價值要遠遠超過語言教育的價值。英美文學是一面鏡子，它反映著英語民族的歷史與文化，英美文學研究的意義和作用在于通過閱讀和分析英美文學作品，深化學習者在基礎階段所學的知識，增強對西方文學及文化的了解，提高學生的語用能力。這就要求英美文學的學習者要不斷地強化文化意識，才能成功地進行語言的學習和使用，而且在文化多元發展的今天，能更有助于提高學習者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免受交際障礙的干擾，因此，英美文學的研究要有文化意識并逐步展開、深入。

【參考文獻】

[1]Deely,J&B.Williams,F.Kruse(ed).Frontiers in Semiotics[C].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

[2]Hall,Edward,T.The silent Language[M].Doubleday:Anchor Press,1973.

篇（4）

摘要：化學分析是一個通過化學實驗來測定某一個物質化學成分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實驗人員會利用化學儀器設備、化學試劑等進行操作，并得出最終的化學分析數據結果。化學分析中誤差是常見的，本文就導致誤差的影響因素，以及如何控制誤差進行有效處理展開了研究。以期通過本文的研究可以給同行業者提供參考。

關鍵詞：化學分析；誤差；影響因素

0引言

化學分析是十分繁瑣的，經過多個步驟的分析與計算才能得出最終的數據結果。在這一分析過程中，分析方法、試驗器具、實驗壞境與條件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對測量結果造成影響，導致分析誤差的出現。

1化學分析中的誤差主要包括哪些種類

1.1過失誤差

過失誤差也被稱為粗差，這種化學分析誤差的存在是由于工作人員在化學實驗與分析的過程出現失誤導致的。常見的過失誤差包括加錯化學試劑、讀錯刻度或者用錯實驗儀器，這些都屬于不規范操作，因此所產生的實驗數據是無效的。過失誤差通常都是由人為因素導致的，受到的人為主觀因素的影響，在化學分析中這種誤差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化學實驗操作與分析人員只要在操作時嚴格按照實驗規定流程與操作標準來實施，通過科學嚴謹的操作就可以避免這一誤差的出現。

1.2系統誤差

化學實驗分析中的系統誤差具有單向性與重復性的特點，就是在同等條件下連續多次進行反復實驗測定依然會出現誤差。并且這種誤差不是偏高就是偏低，所出現的正負差值還具有一定的規律性，這是由于某一個固定的因素導致了實驗系統出現了誤差。

化學實驗系統誤差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方法誤差、人為誤差以及輔助品誤差三種。其中方法誤差指的是化學實驗的方法科學性不足，在化學反應的過程中，由于實驗是間斷性來實施的，或者實驗所進行的空間不同以及指示劑選擇等造成了誤差的出現。人為誤差指的是化學實驗的過程中，由于實驗人員的操作不規范或未按照標準流程來操作，導致了實驗結果的數據與正確數據之間出現的偏差。輔助品的誤差往往集中在容器誤差、水和試劑誤差兩大方面，在化學實驗的過程中天平、各種容器等都是十分常見的，也往往是必須品，如果實驗容器的刻度不準確或者天平的砝碼不準確等都有可能影響實驗結果。此外，在實驗中試劑和水之間的比例誤差，或者受其他原因的影響而出現誤差。在實際工作中，化學實驗分析中的誤差由于系統因素所造成的相對較少，并且這些因素是可以進行檢定與校正的。

1.3隨機誤差

隨機誤差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因素所造成的，其所測定的結果會在某一個范圍內進行波動，但是這種波動是無規律可循的。誤差的正負、大小等都不能準確測量，每次測量出現的結果都是不同的，這一誤差也往往是化學實驗中不可避免的誤差。

在化學實驗與分析的過程中由于所處外部環境的溫度、濕度差異，導致了實驗結果的偏差，另外空氣中的壓強不同也會出現實驗結果誤差。這些因素具有偶然性、隨機性，很難對導致誤差的具體原因進行準確判斷。如果需要找到其中的原因，就需要展開多次測定，從實驗的數據中分析其規律，進行一些平均數測定之后，隨機誤差才有可能降低。但是隨機誤差是不可能避免的。

2面對化學分析中的誤差應當如何有效處理

2.1分析實驗室質量控制的措施

要減少甚至避免在化學實驗中出現誤差分析實驗室進行質量控制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實驗室工作人員應當具備專業的知識與技術，對實驗所用儀器設備進行定期的檢查與維護，給化學實驗提供基本的物質保障。其次通過選擇正確的分析方法來進行化學實驗質量控制，要建立實驗分析控制程序、常規質量控制技術并進行各類質量控制技術的對比。不同的應用目的應當采用不同的質量控制技術，要保證整個化學實驗與分析過程都在有效的質量控制范圍之內。一個給定系統對化學實驗測試數據質量是有一定要的，要求其在某一個限度范圍之內，這一限度簡單而言就是所得數據其要達到的準確度與精密度。為了有效的達到這一要求，確保實驗測試的結果達到經精準度標準，就應當進行有效的質量控制。

2.2分析實驗室應有良好的質量保證

質量保證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得在實驗測試過程中出現的系統誤差、過失誤差以及隨機誤差等盡可能的減少，在預期估計的范圍內。化學分析質量保證的主要內容包括兩大方面。其一，在取樣、實驗結果的計算、最總結果的分析等各個環節中都采用相關措施來減少誤差，以對質量進行控制。其二，采用有效的方法對化學分析結果的質量進行檢驗或評價，要及時發現化學分析中存在的問題，保證化學分析結果的準確性與可靠性。化學分析的數據要具有準確度、精密度、完整性以及可比性，才能稱之為可靠的結果，這樣的結果也能具有一定的權威性與法律效力。

2.3加強實驗室間的質量控制

實驗室間的誤差控制通常是第三方來完成的，這第三方是有豐富工作經驗與專業技術的組織，其可以對各個實驗室以及化學分析工作人員進行質量考查。這一考查可以定期組織開展，也可以采用隨機抽查的形式進行，一般這項工作是由上級領導部門發放標準試樣，然后再在各個實驗室之間進行數據對比分析。質控樣書隨機考核的方式也是十分常見的，通過這一方式將實際試樣考核，檢查各個實驗室數據之間的可比性，以及是否存在和系統誤差、檢查分析誤差等，判定分析結果是否有效。

3結論

綜上所述，在化學分析中誤差是客觀存在的，不能消滅的，但是應當將這一誤差控制在能夠允許的范圍內，保證這一誤差不會影響到結果的準確性。影響化學分析誤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以從實驗室質量控制、實驗室質量保證以及實驗間質量控制三個方面來控制化學分析誤差。

化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高校實驗室化學廢棄物的處理方法探析論文

摘要：在高校實驗室中，會產生很多化學廢棄物，若不對其進行有效處理，容易造成污染環境等問題。本文簡單的對高校化學實驗室危險化學廢棄物特點開展分析，明確其具有易爆性、易燃性等特征。并重點對高校實驗室化學廢棄物的處理方法進行了探究，如有機廢棄液的處理方式、無機廢棄液處理方式等，以期能夠對高校實驗室化學廢物進行正確的處理，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實現對環境的良好保護，為關注此類話題的人們提供參考。

關鍵詞：化學廢棄物；有機廢液；無機廢液；高校實驗室；處理方式

0引言

隨著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綠色、低碳、環保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為了加強對環境的保護，我國已經將實驗室污染納入到環境監管范圍內，力圖實現對實驗室廢棄物排放的有效控制。因此，在新時期，積極探索行之有效的高校實驗室化學廢棄物處理方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高校化學實驗室危險化學廢棄物特點

腐蝕性、易燃性、感染性、易爆性、反應性是高校實驗室化學廢棄物的主要特點。可見，其危險特性顯著，若不對其進行科學處理，不僅會對生態環境造成不利影響，而且還會降低人的身體健康水平，對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嚴重的威脅。因此，在開展化學實驗時，應該明確危險化學廢物的特點，采取有效措施進行處理。

2高校實驗室化學廢棄物的處理方法

2.1有機廢液的處理方式

在此廢液中，存在大量的有機溶劑，其具有較大的毒性，若是采用直接排放的方式，將會對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針對于有機廢液，其大部分是能夠回收利用的。

2.1.1含苯廢液的處理

此廢液可回收和再利用。在對含苯廢液進行處理過程中，也可借助焚燒方式進行處理。例如，可將其放置在鐵器內，然后進行點燃。在此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是，為了避免火災事故發生，應該在室外較為空曠的地方進行焚燒，并且相關處理人員應該處于上風向，對整個燃燒過程需要進行全過程監督，避免引發重大事故。

2.1.2含酚廢液的處理

含酚廢液主要分為高濃度廢液和低濃度廢液兩種，濃度不同所采用的處理方法也具有差異性。針對前者而言，首先可借助乙酸丁酯萃取；其次通過氫氧化鈉溶液反萃取；最后，在對其PH值進行科學合理調節的基礎上，可開展重蒸餾回收與利用工作。針對于后者而言，可借助漂白粉，或者次氯酸鈉，促使酚進行氧化，進而以一般有機液的方式對其進行處理。例如，將漂白粉加入含酚的廢液中，可將其氧化為鄰苯二醌，進而采用一般有機液處理形式。

2.2無機廢液的處理方式

2.2.1含砷廢液的處理

在將消石灰加入其中的基礎上，開展PH值的調節，促使其在9左右，進而生成亞砷酸鈣，或者生成砷酸鈣，在此工序完成后需要將FeCl3加入其中，這樣可生成Fe（OH）3，可實現一定的沉淀效果，從而達到消除廢液中砷的目的。另外，在PH值調節環節中，若是將其調節到10以上時，其雖然不會生成Ca3（AsO3）2，但是可以將Na2S加入其中，通過反應可生成硫化物沉淀，此方式也可實現較好的處理效果。

2.2.2含汞廢液的處理

在高校實驗室化學廢棄物中，因為汞通常是以Hg2+或Hg22+離子存，所以相對而言其毒性是比較大的。若是在某些微生物的作用下，其毒性也會隨之加大。要想對含汞廢液進行有效的處理，需要借助硫化物汞沉淀方式加以處理。具體而言，對其廢液的PH值進行相應的調節，此過程需要使用Na2CO3，一般情況下應該調到8到9之間，確保其PH值在規定范圍內后，應該將Na2S加入進去，此環節確保其用量足夠，以便促使其生成HgS。與此同時，還應該加入相應的汞沉淀劑。例如，FeSO4·7H2O，進行清液排放，然后借助混凝劑對其殘渣進行固化處理，為汞回收做準備，實現統一處置。

相對于無機汞而言，有機汞的廢水的毒性大一些，所以應該進一步強化對其的處理。在該過程中，不僅需要加入百分之六的KMnO4水溶液，而且還應該將適量的濃硝酸加入其中，當KMnO4水溶液顏色逐漸消失后，可采取降溫的措施，在其溫度達到六十攝氏度以下的情況下，可將一定量的KMnO4溶液加入進去，對汞產生一定的消化作用，當生成Hg2+離子時，需采取上述措施進行處理。

2.2.3含鉻廢液的處理

篇（5）

［中圖分類號］G6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437（2013）08-0015-03

一、引言

數學不以客觀世界的某一領域、過程或對象作為研究目的，故數學不能算自然科學；數學顯然也不屬于人文學科，這種矛盾性體現了數學邏輯性的思維和人文性的統一，數學教育應兼顧兩者。數學教育的重要任務是要有助于完善學生的自我全面發展。德國數學家格瑞斯曼說：“數學除了鍛煉敏銳的理解力，發現真理之外，還有另一個訓練全面考慮，科學系統的頭腦的開發功能。”數學文化的出現是順應數學素質教育的產物，是對數學教育模式的改革。

“數學是一種文化”的觀點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懷爾德提出的。“數學文化”一詞首次出現在中國是20世紀90年代。2001年南開大學率先開設了針對普通本科生的“數學文化”課，現已成為國家級精品課程。2003年，教育部頒布了新的“普通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其第三部分單獨安排了“數學文化”板塊。自此以后，各高校相繼開設數學文化課，探討“數學文化”在新教育改革和促進大學數學教育中的作用的論文大量出現。關于數學文化的課程建設研討會已經召開了兩屆，充分肯定了數學文化在提高大學生數學素質方面的作用和意義。

二、數學文化和數學素養

數學文化有兩種解釋，狹義的數學文化是指數學的思想、精神、方法、觀點、語言，以及它們的形成和發展；廣義的數學文化除具有狹義的內涵以外，還包含數學家、數學史、數學美、數學教育、數學與社會的聯系、數學與各種文化的關系等等。面對本科生所講的數學文化，一般是指狹義的表述。

如今，“數學是一種文化”的觀點已被中國的數學教育界認同，它體現著文理交融。從文化角度分析，“數學是一種文化”包括人類在數學活動中所創造的兩種結果。一是靜態的，例如數學的概念、知識、方法等，以及其中所蘊含的真、善、美的客觀因素；二是動態的，包括數學家的信念品質、價值判斷、審美追求、思維過程等深層次的思想創造過程。靜態和動態的結果以及它們所包含的各個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構成了完整而龐大的數學文化系統。

什么是數學素養？通俗地說就是：把所學的數學知識都排除或忘掉后，剩下的東西。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例如，從數學角度看問題的出發點、嚴密地求證、簡潔和準確地表達問題、邏輯推理、合理簡化所從事工作的能力等。

三、開設公選課的不足和解決辦法

受到大學擴招的影響，理工科院校具有學生多、數學課授課任務量大的特點，大多數理工科院校只能開設數學文化公選課。例如作者在學校開設了《數學文化》公選課，共32學時，每次選修人數約150人。教材選用顧沛教授的《數學文化》，再融入作者感興趣的一些內容和對數學文化的理解。學生對于《數學文化》課的反響是好的，但由于受到學時和人數的限制，很多精彩的內容沒有時間上，很多學生也選不到此課。受到大學基礎課總學時的限制，不可能對所有的學生都開設《數學文化》。本校在這方面的不足也是很多兄弟理工科院校的通病。理工科院校通過開設數學文化公選課來提高學生的數學素質和人文修養在目前還僅是理論上的可能，對全體學生并無多大的幫助。此外，因為是公選課，多數學生上課本著應付的態度，能認真聽講、思考、解決老師所留問題的是少數，多數學生只想拿到兩個學分了事。以上所列因素都使得理工科院校以開設數學文化公選課的形式來提高學生數學素養的效果打了折扣。

考慮到高等數學、線性代數和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是理工科院校的三門主干基礎課，這三門課一般需要學生三個學期的時間來學習，具有授課時間長、學時多的特點。就課程內容來說，三門課內容多，包含的數學思想、方法豐富。需要特別提到的是《高等數學》，它將現代微積分的內容都融入進去了，其本身包含了極限、逼近、集合論、無窮、歸納等數學思想。如果能在三門課的授課過程中，融入數學文化，讓學生了解數學的思想、發展、思維模式以及解決問題的方式等，那么必將對提高學生的數學和文化素質有很大的幫助。

綜合上面的分析可得，通過開設數學文化公選課來提高學生的數學素養在學時、授課內容以及受益人數上有很大的不足。將數學文化融入理工科大學的三門主干基礎課，對提高大學生的數學素養來說更具有可行性。

四、加強數學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加強素質教育，實行文理交融的教育模式的必然結果。中國實行的是文理分科教育，從高中時候起，學生就分成了文科和理科，大學的專業設置也按文理科進行設置。理科生在高中接受的文科教育就不多，在大學接受的文科知識也較少。分科教育的結果就是理科生文科知識欠缺。數學是文化，是人類文明的重要基礎，它包含著豐富的人文文化。學習數學文化，能促進學生的科學素質和人文素質，促進文理交融和學生的全面發展。

第二，提高學生人文素質的必然要求。人文素質，是指由知識、能力、情感、意志等多種因素綜合而成的一個人的內在品質，表現為一個人的氣質、人格、修養。人文素質教育主要通過吸取優秀的文化成果，讓學生學會善良、寬容、剛強、不屈不撓和獻身等美好的品質。人文素質教育和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是一致的，是教育對學生只重視考試能力，不注重人格培養的修正。數學文化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人文素質教育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眾所周知，數學家的獻身、執著以及專注的精神是無與倫比的。數學天才牛頓就因專注于數學，而錯過了兩次結婚的機會。第一次是牛頓在劍橋大學求學期間，到鄉下躲避鼠疫，與自己23歲的表妹心心相印。然而，牛頓生性靦腆，未能及時表達出自己的愛意；又因牛頓回到了劍橋后，鐘情于數學，不重視自己的個人生活，很快忘記了自己的表妹。牛頓的表妹在長久的等待中心灰意冷，終于嫁給他人。后一次戀情更有戲劇性，有一次，牛頓輕輕握著自己中意姑娘的手，含情脈脈注視著姑娘，就在將要有什么事情發生的千鈞一發之際，牛頓的心卻莫名其妙地想到了無窮小量的二項式定理。結果是姑娘離開了牛頓，牛頓也決定終身不娶。三十歲執掌英國數學界牛耳的大師哈代也是一輩子不結婚。他有一個習慣，無論到哪里住宿，都是先用毛巾把旅館的鏡子蓋住，他不想因為關注容貌而浪費時間。不同數學學派之間的寬容是有目共睹的，支持歐式幾何學的人并沒有與支持非歐幾何學的人相互爭論，反而在一起相互生存，相互發展。阿爾布斯納特?約翰（Arbuthnot John）說過：“數學能喚起熱情而抑制急躁，凈化靈魂而使之杜絕偏見與錯誤。惡習乃是錯誤、混亂和虛偽的根源，所有的真理都與此抗衡。而數學真理更有益于青年人摒棄惡習。”

第三，數學素質能提高學生的美學欣賞力 。波萊爾說：“數學是一門藝術，因為它主要是思維的創造，靠才智取得進展，很多進展出自腦海深處，只有美學標準才是最后的鑒定者。”科學求真，人文求善，真和善又都導致美。美，具有文化的屬性，而數學是美的，數學的美表現數學思想深刻之美。例如黃金分割的再生性、“等于”的思想和逼近的思想都體現著數學的美。數學是人們求真、求善、求美的殿堂，柏拉圖言：“幾何把我們的靈魂引導到真理面前。”數學是靜謐、深奧和典雅的音樂，其書寫語言和符號是理性的音符，數學追求美，創造美，數學與藝術的結合更加燦爛絢麗。理解數學的美，必將提高理工科大學生美學欣賞力。

關于提高學生的數學文化教育的意義已在多篇論文中闡述，在此不再贅述。

五、數學文化教育的具體策略

第一，重新編寫三門基礎數學課（高等數學、線性代數和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教材，將數學文化融入新教材中。隨著教育大眾化時代的到來，現在的大學生在知識和能力水平、學習動機、精力投入等方面與精英教育時代相比，差距很大。中國傳統的數學教材來源于前蘇聯時代，有很強的研究色彩。少數學生通過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會獲得超強的計算能力、深厚的數學基礎。但是大多數學生會感覺聽不懂、學不會。新編的教材應以學生為本，在保留教育部規定的教學內容后，應加強數學內容的思想性、方法性；從文化的角度闡釋數學內容，引入數學的應用背景；降低數學抽象所帶來的難度，適當融入數學建模的方法，介紹最新的數學軟件和編程方法。新教材應體現數學的親和力，注重對學生個性化能力的培養。

第二，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重點闡述數學思想，少些復雜的運算過程。大多數數學老師授課方式都是采用先介紹定義，定理，然后給出證明，最后給出一兩個例子結束。至于為什么要有這個定義、定理及其包含的數學思想就基本不講了。這種教學方式使得學生是被動地接受知識，結果就是學生越學越糊涂，以至最后放棄數學。通過闡述數學思想，解釋定義、定理出現的原因，能夠使得學生明白“為什么”，體會到學習數學的樂趣。例如在講授微積分的中值定理時，可按照認知規律從特殊到一般來介紹羅爾定理、拉格朗日定理和柯西定理及其包含的數學思想。

第三，教學過程中，適當加入數學史，講發展和過程，講數學體現的文化內涵，包括存在的問題，展望前景，讓學生學會思考，學會提出問題。

數學是一個連續性很強的學科，任意一個知識點必有其源頭，必有若干數學家在此方面做出過重要貢獻。通過介紹數學史，能讓學生明白眾多數學家為此付出的努力，讓學生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講數學知識點的發展和過程，能讓學生體會數學的邏輯和思考問題的方式，理解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學會思考和提出問題。

第四，教師應揭示數學與生活、數學和其他學科的聯系，展示數學的應用價值，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生不重視數學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盡管數學在現代社會有著廣泛的應用，但這些應用卻鮮為人知。例如，搜索引擎如何在浩瀚的互聯網上找到所需要的網頁，如何計算炮彈的彈著點，在面臨選擇時，如何運用概率論的知識增加自己成功的機會等等，這些都需要大量的數學知識。如果在上課的過程中能展示數學的應用價值，必將大大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

最后，以上這些能夠實現，都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教師本身的數學文化素養達到一定的高度，熟悉數學史、了解數學有哪些思想、方法等等。因此，加強授課老師數學文化修養就很重要。這不僅需要教師努力提高自身的數學素養，還需要學校為他們提供學習交流的平臺。

［參考文獻］

［1］楊叔子.文理交融，打造“數學文化”特色課程［J］.數學教育學報，2011,（20）.

［2］顧沛.數學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王淑紅.漫談終身未婚的數學家［J］.數學文化，2012,（3）.

［4］方延明.數學文化導論［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

［5］顧沛.數學的美，在于數學思想深刻之美［J］.數學教育學報，2011,（20）.

篇（6）

2.教師應持續進行法語教學學習

教師應該不斷為自己充電，進行法語學習，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變化，日常積累時不能只上升法語基礎方面，應該重視法語文化方面，多閱讀這方面的小說、多看這方面的電源、多聽這方面的音樂、多關注這方面的網站等等，總之，讓自己愛上法國文化，只有這樣才能深刻理解法國文化，在課堂上能夠更好地向學生展示，提高學生的興趣，進而提高教學效果。

3.法語課堂上多進行法語語境訓練

為了鍛煉學生的能力，可以以課堂討論的方式，討論的范圍主要是法國文化方面，這些也是學生關注和感興趣的，刺激他們多說，還可以模擬法國的日常生活場景，用法語展現出日常生活，通過學生的廣泛參與，既掌握了法語，也熟悉了法國文化，此外，還能夠發現學生身上的文化問題，及時糾正，效果顯著。

4.要求學生課后多了解法國文化

課上，教師可以播發一些積極向上的法國電影和音樂，提高他們的法語文化素養，教會學生如何在有限時間內掌握法語學習方法，這些是書本上學不到的，需要學生慢慢領悟，但是由于課堂上的時間有限，只靠課堂上的有限時間是遠遠不夠的，此外，由于課后的時間比較多，教師多鼓勵學生閱讀法國書籍，書籍能夠反映出一個民族的生活習慣、文化特點等等，還要多看法國電影、多聽法語音樂、多瀏覽法語網站等等，此外，教師可以給學生布置作業，讓學生課下以組的形式查找資料，并進行整理，上課時按組進行匯報，這樣能夠增加學生對法國文化的了解，并且還提升了表達能力，總之，通過這種多途徑的學習，能夠讓學生感受法國文化，深層次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和風俗習慣，進而提高自身的法語能力，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語法上比較中法文化

由于兩個國家的文化不同，導致這兩種語言的語法句子結構不同，漢語中很多句子沒有主語和謂語,但是法語句子中必須有主語，這充分顯示了兩種語言的差異，尤其法語重形式的特點反映了法國民族文化，因此，教學中比較法語和漢語之間的差異非常重要。

篇（7）

一天晚飯后，我和媽媽去廣場遛彎，看見兩個女孩，穿著輪滑鞋像小鳥一樣飛快地滑著。她們不停地換著花樣劃，看得人眼花繚亂，我心里羨慕極了。一會兒，那兩個女孩停在我們面前發了一頁宣傳單，我和媽媽看后才知道，原來她們是教輪滑的老師，想收學生。媽媽在宣傳單上看到：學輪滑能培養孩子的協調性、平衡感，能促進小腦發育，有利于增強體質。哇，有那么多好處！回家后，媽媽就在網上給我買了一雙輪滑鞋。

等輪滑鞋郵寄到家以后，我急切地就穿上了。誰知，我剛穿好，一不留神，“砰”的一聲，我摔個“狗啃泥”，嚇了媽媽一大跳。媽媽說：“應該先穿好護具，再穿鞋，不然，摔倒的時候會很疼。弄不好還會手腳骨折”。我吐了吐舌頭，連忙按媽媽的要求穿上護具，然后小心翼翼地站起來，一點一點扶著墻向前挪了幾步。那時我真的好緊張，害怕一不留神就摔個“大馬趴”。我特別想到廣場上一試身手，可媽媽不讓我去。她在電腦里讓我看輪滑視頻，先教我站：讓我兩腳成八字形，兩腿稍稍蹲下，兩手前伸成直角，保持平衡。媽媽看我能站穩了，就教我“走”。她說：“走的時候，保持站的姿勢不變，然后，一只腳放到另一只腳前面，再把另一只腳放到這只腳前面……”為了能讓我學會，媽媽給我示范了一下。我也認認真真地學了起來，媽媽又讓我看電腦里怎樣摔倒。我說：“摔倒也用學呀”。媽媽說：“當然，學會摔倒就會更好地保護自己，一旦摔倒不至于受傷，最大程度減少傷害。”就這樣，我看著電腦中的視頻，在媽媽的指引下，學會了怎樣站立、怎樣摔倒、怎樣單腳劃、怎樣剎車。掌握住輪滑基本要領后，媽媽終于同意我去廣場溜溜了。

傍晚時分，我們興高采烈地來到廣場。我穿好護具和輪滑鞋后，就開始劃了起來，小心翼翼地在操場上走了幾個來回。20分鐘后，我就奇跡般地滑了起來，我真是個天才呀！“滑輪小子，這下你不能和我作對了吧！”我一邊開心地滑，一邊忙里偷閑，看看別的輪滑手，如何展示技藝的。只見，一個男孩笨手笨腳的，在媽媽的攙扶下勉強能走，媽媽剛一松手，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了。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一不小心，我也摔坐在地上，在旁邊的男孩看見了，現在輪到他捧腹大笑了。

自此以后，晚飯后，我都出去學輪滑，現在我已經在學花樣了。一回想起第一次摔倒的情景，我忍不住笑出聲來。“功夫不負有心人啊！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媽媽趁機跟我說起學習上的道理：“學習和學輪滑一樣，也會遇到很多困難，只要始終相信自己，用心去學，就一定會成功！”

篇（8）

批評和藝術，是兩個很難讓人聯系到一起的詞。前者指對文學理論的探討和對作家作品及相關文學現象的闡釋評價，它容易引起讀者深奧，甚至艱澀的感覺，是偏于理性的詞語；而藝術則往往為欣賞者帶來形象感，相較于批評，是一個帶有感性色彩的詞。不過，在讀了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的《方衛平兒童文學理論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后，我不由得將這兩個詞聯系到了一起，原來，批評也可以很藝術。

其實，方衛平教授對批評方式的藝術化的傾心可以從他對“藝術”一詞的鐘愛中見出，在《文集》中，藝術一詞所用的頻率非常高，諸如藝術狀態…、藝術內容、藝術思維、藝術對象、藝術敏感、藝術召喚、藝術蹤跡、藝術秩序、藝術偏態、藝術回歸等詞語俯拾皆是。作者如此頻繁地使用了藝術一詞，不管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在我看來，《文集》所達到的兒童文學批評的藝術化效果卻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方衛平兒童文學理論文集》共四卷，是作者在兒童文學理論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匯集。《文集》的第一卷和第四卷收的分別是作者的專著《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以下簡稱《批評史》)和《法國兒童文學導論》(以下簡稱《導論》)，卷二是作者的單篇評論性文章和專著《兒童文學接受之維》的合集，卷三主要是作者對中外兒童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進行的闡述，也是單篇評論性文章的結集。概括而言，《文集》包括了史、論、評三部分，我以為，作者的批評的藝術化這一風格在這三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顯現。

批評的藝術化，通常是指批評主體批評思維的藝術化和批評呈現形式(批評文本)的藝術化。于《文集》，作者無論是對文學理論批評史和文學發展史的探究，對文學現象的思考，還是對作家作品的體味和闡發，總是能以自己的學術激情和智慧對當時的文化語境進行獨到的研讀和體悟，進而以自己個性化的學術語言，為我們提供了既具理論深度又不失批評活力的學術文本。

文學史的書寫，易流于史料的堆砌，因此，如何對史料進行藝術化處理顯得極為重要，這就需要書寫者對歷史的獨特悟性和對歷史尺度的準確把握，這種悟性和把握主要見諸書寫者以個人的史觀對史料進行篩選，并以此為基礎，完成文學史的文本敘事形態。

閱讀《文集》第一卷《批評史》和第四卷《導論》，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作者客觀而辨證的史觀。作為文學史的書寫者，作者往往能對具體的文學批評作出客觀的評價，不管是肯定還是指出不足，他都不會以現今的標準去苛責前人。如在談到前蘇聯兒童文學理論對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影響時，作者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如是說，“雖然前蘇聯的理論模式在今天看來帶有許多消極因素和歷史局限，但它曾經對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理論的建設起到過促進的作用，這一歷史事實是不能否定的”，從中，作者對歷史把握的態度可窺一斑。此外，“歷史從來就不是簡單的因果決定論所能決定得了的”、“理論的自信與理論的寬容同樣重要”、“當然，現代早期兒童文學研究中存在這些不足是難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等評述在書中也時而出現。不僅是文學史，《文集》的其它卷中也滲透著作者的這一史觀，如“歷史的發展充滿了辯證法”，“歷史提供了可能性是一回事情，把握這種潛在的可能性并將其轉化為一種客觀現實，這又是一回事情”(卷三)等。

文學史觀決定著文學史書寫者親近歷史的方式，方衛平先生以自己對文學史持有的激情體悟著文學史。“作者一反傳統的史論述著中多見的述著者冷靜的、局外人的‘中性’立場，以及隱蔽的‘幕后論理者’的角色慣例，頻頻在史論闡述的前臺‘亮相”，這既是作者對文學史懷有激情的一個注腳，也是作者親近文學史的具體方法——述評，它是作者的治史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激情是貫穿于治史方式中的，《批評史》和《導論》都是對歷史的描述和對史實的理論闡發的結合，歷史描述顯得客觀而冷靜，理論闡發則透出作者的激情。兩者的結合可以為文本帶來活力和跳動感，而不見了文學史敘事中易于出現的沉悶之感。

文學史觀還決定著書寫者對史料進行收集、篩選和布局的方式。翔實、準確是《批評史》和《導論》在史料方面的一大特色，這無疑得益于作者嚴謹的治史態度。作者在《批評史》的“后記”中提到，“由于種種主客觀方面的原因，更由于這一研究領域(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研究——引者注)的荒蕪，人們常常在有意無意之中忽視了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存在過的那些理論批評現實”，可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料的收集需要作者更多的努力，如作者在后記中提到，為確定中國現代第一部《兒童文學概論》的作者之一究竟是“周侯予”還是“周侯于”，而翻閱了大量資料。正是作者治學的嚴謹，為讀者帶來了閱讀上的放心。雖然，史料的收集需要諸般努力，但，作者并沒有為此將自己收集的史料進行全盤羅列，而是以自己敏銳的眼光對史料進行解讀、篩選，這是《批評史》和《導論》在史料方面的另一特色。《導論》的工作即是“宏觀描述與微觀分析、總體把握和個案研究”的相互體認。《導論》主要是依照法國兒童文學歷史發展的脈絡展開敘述的，這即是“宏觀描述”、“總體把握”的一側。具體而言，作者在引言部分對法國兒童文學進行了整體的把握，闡述了法國兒童文學歷史發展的主要特點，不僅如此，作者在其后十一章的主體論述部分述評了作為一個整體的法國兒童文學發展的歷史沿革。就“微觀分析”和“個案研究”而言，作者以時間為緯對法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歷史進行了分期，且他對每一歷史時期的主要特征作了恰切的把握，如17世紀被概括為“法國的自覺”，18世紀被概括為“盧梭的世紀”，19世紀被概括為“黃金時代”，作者將法國兒童文學發展中的這一時期特征闡明為世紀特征，對此，他在前言中做了這樣的闡述：“法國兒童文學的歷史發展節奏與世紀更迭的自然時序之間的這種內在聯系也許只是一種巧合，但它確實構成了一個獨特而有趣的歷史發展事實——對于本書來說，它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歷史敘述線索和邏輯框架”；不僅僅限于“世紀特征”，“微觀分析”和“個案研究”還體現在作者對各個歷史時期內部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準確把握上，如19世紀的塞居爾夫人、喬治·桑、儒勒·凡爾納、埃克托·馬洛等，20世紀的圣·埃克蘇佩利、保爾·阿扎爾、馬塞爾·埃梅等，都是可以代表當時一個時代的法國兒童文學發展水平的作家。史料與理論支撐的緊密融合，是《批評史》和《導論》在史料方面的第三層次特色。人類學、文化學、闡釋學等中外文藝理論在作者的論評說時有涌現，但作者并不是為了搬用理論而用理論，他通常在這些理論的挪移中，與文學史料貼切結合，從而為自己的理論建構而用。

如果說史觀和親近文學史的方式是作者主觀上的努力方向的話，那么對史料進行收藏、篩選和布局的方式則是讀者所見到的文本呈現方式，也是讀者借以對作者藝術化書寫文學史的風格進行感知最直接的中介。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主觀上的內蘊同時也決定著他親近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的方式，那么，他在論評中呈現出來的又是怎樣的藝術化方式呢?

理論探求是對思想深度展開的一次有意味的漫步。《文集》第二的書名《思想的邊界》極富哲理性，但相信讀者讀后的強烈感覺是思想無邊界。“邊界”和“無邊界”看似矛盾，其實正是作者藝術化批評處理的結果。邊界是文本觸角延伸的限域，無邊界則是思想打破文本的格局，達到的空曠遨游狀態。在有邊界的文本格局里，飛翔著的思想卻沒有邊界。從有邊界的文本而言，卷二的理論格局為“理論探索”、“批評縱橫”和《兒童文學接受之維》三個版塊。雖然，三個版塊各有側重點，“理論探索”是對兒童文學中一個個具體理論點的探究，“批評縱橫”主要是對兒童文學現象的考察，包括對一些理論批評者和批評著作的考察，《兒童文學接受之維》是對兒童文學中的“接受”課題進行的闡發，但是，不同的豐富性正突現著作者的批評個性，他總是選取能觸動他的理論感動的批評點，這些批評點或者是在當時的兒童文學理論中尚且處于模糊狀態、有待探討的，或者是雖引起了諸多的理論關注，但仍有待進一步深入的話題，如“理論探索”中的“兒童文學理論邏輯起點”話題、“兒童本體觀”話題、“經典”話題、“兒童文學的民族性與現代性”話題、“兒童文學的深度”話題和“少年讀者”話題等。作者以自己深厚的理論儲備，站在一定的理論高度，對這些話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如將童年作為兒童文學理論的邏輯起點等觀點都給予了當時的探討以推動作用。“批評縱橫”中“對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理論體系建設”的考察、對“浙江兒童文學研究”的考察、對“近代兒童文學研究”的考察、對重要評論者的評論等。在諸般考察下，作者以自己敏銳的理論眼光，通過對當時復雜的現實的透視，發出了自己的批評聲音；《兒童文學接受之維》選取的是兒童文學理論中受到普遍關注、并被加以諸多探討的“接受”問題展開的思考。作者在對中外文藝理論，如接受美學、解釋學、新批評等理論的信手拈來中，在對相鄰學科，如心理學、教育學甚至生物遺傳等學科知識的熟稔運用中，在將“接受”與現實兒童文學發展的聯系拷問中，將“接受”這一問題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層次。在作者營造的思想空間中，讀者體驗到的是思想上沒有邊界的展開和漫游。

作為一位兒童文學理論工作者，方衛平教授既親身投入這一領域中出現的許多重大探索，也為其中某些固守的觀念而焦慮；既有對探索精神的積極肯定，也有對探索中尚且存在的某些問題進行的思考；既主動地融人新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見解，也樂意甚或期盼聽到其他批評者不同的理論聲音。

對文本的闡釋集中體現了闡釋者以自身的理論功底對文本進行感悟的能力。卷三《文本與闡釋》，一則日文本，一則日闡釋，此卷正是對文本進行的闡釋，包括了“創作尋蹤”、“年度論評”、“作品解讀”、“域外偶拾”和“夢尋小記”五個模塊。文本在這里獲得了廣義上的涵義，它既是指記載了兒童文學創作者創作足跡的具體作品，如《灰顏色白影子》、《彭懿童話文集》、《六年級大逃亡》和《狼蝙蝠》等，也指反映了兒童文學整體創作軌跡的文學記事，如1990年少年小說的發展，9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和1992、1993、1994年浙江兒童文學的發展等。進入作者理論批評視野的往往是當時兒童文學領域中的焦點文本，這顯示了他的學術敏感性，如“創作尋蹤”中對《中國少年文學書系》、對少年文學、對新的藝術常態及對《兒童文學選刊》等進行的思考，“作品解讀”中對常新港、梅子涵、張之路、班馬、秦文君等作家作品的關注，“域外偶拾”中對拉丁美洲的兒童小說、日本的“晴天下豬”等現象給予的注視。

篇（9）

中新網7月1日電 據印尼《國際日報》消息，中國華僑大學在印尼雅加達和泗水兩地開設了“學士”和“碩士”級的招生，至今已培養出一批批華教事業的人材。6月27日，在雅加達“智民學校”第4樓的多功能會議室里，舉行了華僑大學文學系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開題報告會。

當天出席者除有雅加達的13位男女學員和來自泗水的3位，還有由華大校方派遣的，由文學院副院長率領的一行4人及各界來賓。

首先由雅加達組的付若玫的論文題“漢語，印尼語構詞法對比研究”拉開核心的教授們的審閱與輔導。隨后，黃萬秋的“印尼華人馬來文學中的閩南語言研憲”，鄧金水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與印尼華文師資培訓研究”等相繼展開。教授們在此期間并沒有休息，而是抓緊時間審閱。

最后才輪到泗水的班長顧長福，他的論文題目是:“海子詩歌的文化解析”。同時他也寫了一首題為“那棵樹就是您，華僑大學”的短詩并當場朗讀於表達對“華大和眾多教授們”的感恩。 (顧長福)

篇（10）

二、英語文學學習的重要性

首先，賞析英語文學文化賞析有助于培養學生對英語的興趣。學生只有對所要學習的內容感興趣，才能在輕松的學習中獲得好成績。因此，在當前的教育形式下，教育者一定要打破傳統英語教學記單詞學語法的方法，盡最大可能的不要讓學生產生厭倦的情緒。文學是人類文化的高級體現，其語言工具能夠形象的反映生活，抒感與表達思想。讀者可以在閱讀文學作品的過程中體會到作者的思想元素與思維方式，這樣學生內心深處的美感才能被有效的引發，并產生強烈的共鳴。具體到大學英語課堂上也是一樣，學生會在文學作品的熏陶中體會到英語學習的樂趣。其次，賞析英語文學能夠有助于提高學生的語言綜合運用能力。賞析英語文學作品，不光能夠讓學生了解到作者創作的時代背景與文化常識，且文本中的詞義、意象、情感、意境、主題、思想與社會意義也都能夠在賞析的過程中實現重新建構。教師在引導學生賞析英語文學文化賞析的過程中，應該為學生創造一個能夠運用英語文學技巧的機會，這樣既能夠讓學生理解作品中的具體事實，也能夠進一步理解作品中抽象的概念。學生的理解，包含對字面意思的理解也包含對英語文學文化賞析作品更深層次的理解，教師引導學生賞析英國文學，能夠讓學生更加深刻的領會作者的態度，意圖與某段某句中的邏輯關系，最終根據所分析出的結論對所要學習的內容進行必要的判斷。這樣不光能夠擴大學生的詞匯量與鍛煉學生的語言綜合運用能力，最終也能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實踐到所學到的語言知識。此外，賞析英語文學文化賞析有利于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大學是培養一個人人文素質的搖籃，在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型的過程中，很多大學的英語教育還在過分強調學生的英語學習成績，很多教師引導學生考取這樣那樣的證書，結果讓學生疏于思考。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教師首先要從乏味的說教中走出來。將人文教育有效的引入大學英語課堂。學生一定要閱讀，賞析與評論一定量優秀的英語文學作品，才能掌握正確的語言使用方法，最終成章成為有情懷與全面發展的新型人才。與此同時，在學生不斷閱讀英語文學的過程中，還能感悟歷史與感悟人生，在潛移默化中完善整體人格，形成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進一步提升自身的人文素養。

篇（11）

二、英語文學翻譯過程中正確處理文化差異的策略

1.認識作品的體裁，正確處理彼此之間的文化差異英語文學的翻譯與其文學體裁有著密切的聯系，不同的文學體裁所具有的特點也是不相同的，針對不同體裁的獨有特點，根據源語言與翻譯目的語言特點之間的差異性特征，熟練的運用這些語言存在的特征，才能真正把英語文學作品翻譯的更加完美，體現出不同體裁作品的不同風格。但是，我們也要明確文學體裁的差異不等于其文化內涵與文化元素也存在著多大的差別，如針對科技內容英語文章的翻譯，其蘊含的文化元素就相對較少，因此，對這一類文章的翻譯，就很少考慮文化的差異，而針對小說、話劇的英語文學體裁文章的翻譯，則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必須要考慮其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如果不考慮其文化的元素而進行翻譯，其作品翻譯出來一定讓人感到枯燥和乏味，而失去了作品獨有的文化魅力。因此，在英語文學的翻譯過程中，一定要考慮其文體的差異，根據不同文體所具有的自身文化差異，運用與之相適應的正確翻譯方法來進行翻譯，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的翻譯出好的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