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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新《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這樣就使得原本活躍于各地少年司法實踐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以下簡稱“社會調查”）正式被立法機關采納，也正式以法律規范的形式融入到少年司法制度之中。從原本散落于各處的法律法規到如今法律層面上的正式規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在我國的少年司法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的適用經驗，這對推動我國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有著重要意義。雖然新刑訴法對社會調查作出了明確規定，但筆者認為，這一規定僅僅具有原則性的指導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明確了社會調查的主體和社會調查的內容，但對于社會調查報告所應具有的法律屬性卻沒有明確規定。如果不能明確調查報告的法律屬性，就會使各地司法機關產生不同的理解，進而制定出不同的實施細則。這樣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即破壞法律適用的統一性，削弱此項制度所應該具有的實用性。例如，有的司法機關將其視為證據，可以在審理階段進行質證；而有的司法機關只將其視為量刑參考意見，由法官自由裁量。不同的屬性自然會產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因此如何在現有法律規制的條件下界定社會調查報告屬性，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需要首先突破的難題。

二、社會調查報告屬性之不同界定及評析

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源于實踐，其在施行初期并無普遍性法律的規制，所以各地司法機關對其法律屬性的認定并不相同。例如河南省蘭考縣法院將調查報告作為證據使用，允許訴訟參與人提出質疑，然后由社會調查員進行解答。而江蘇省的部分法院將社會調查員作為一種較為特殊的訴訟參與人對待，賦予其類似鑒定人的訴訟地位。隨著社會調查司法實踐的不斷發展，其在少年司法中所扮演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理論界對其研究也越發深入，總結各地的司法實踐經驗，學界大體上將社會調查報告界定為三種不同屬性：即品格證據說、鑒定意見說、量刑參考說。

（一）品格證據說

持該種觀點的學者較為普遍，其認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也就是指未成年人的人格調查或是品格調查，而調查的主要內容便是未成年人的“人格”或是其“品格”，所以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屬性為品格證據。之所以認為社會調查就是品格調查，主要是從人身危險性的角度來進行考量的。因為品格是人身危險性的重要表征，“通過考察行為人的人格特點并加以科學分析，才能使人身危險性的評估更加準確、可靠”。那么為何要考慮人身危險性這一要素呢？這主要是和社會調查的目的有關。因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的理論基點在于刑罰的教育感化功能。未成年人在成長過程中，他們的心理狀態往往不夠穩定，而且自制能力差，加之受外界的不良影響，所以其大多是出于偶然原因走上犯罪道路，比如因心血來潮、一時沖動等，他們所實施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有預謀和有計劃的，因此大多數未成年人罪犯并非“罪大惡極”者。少年司法方針主要是考慮如何教育并改造未成年罪犯，這里就要放棄刑罰傳統上的報應和威懾功能，轉而找到案件處理方式和教育改造的最佳“結合點”。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找出犯罪原因，了解其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將對其未來的教育改造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人格調查制度對于量刑具有重大影響，其充分考慮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通過審判前調查所獲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險性的表癥。”因此，社會調查報告所反映的內容便具有品格證據的性質。

筆者認為，產生于我國司法實踐中的社會調查，其報告的法律屬性并不能簡單地納入“品格證據”的范疇。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也不能單純地等同于人格調查或品格調查制度。一是因為“品格證據”屬于“舶來”的法律詞語，其并沒有反映在我國的相關法律規范中。從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現有規范來看，其法定證據種類中并不包含“品格證據”。如果將其納入現有的證據種類中，就會破壞證據適用的法定性。二是從《刑事訴訟法》第268條的規定來看，社會調查的主要內容為“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雖然“等”字屬于列舉未完，但從上述三個要素來看，社會調查的主要方向不僅包括犯罪主體情況的調查，也包括犯罪原因的調查。所以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即人身危險性只是社會調查的一個調查選項，將其統稱為“人格調查”不免會以偏概全。雖然社會調查以行為人為核心而展開，目的在于全方位掌握行為人的個體情況，但是其最終目的是并不只是對行為人主觀惡性的分析和預測，它還包括行為人社會危險性方面的分析，而這其中顯然又會考慮眾多的社會因素。再者，因為個人生活經歷的多樣性也就決定了人格或品格的內涵具有復雜性，決定人格的因素有很多，社會因素和生理因素等都會對人格的形成產生影響，人格調查實際上就是追蹤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軌跡，其并不能脫離社會屬性。三是要對“品格證據”作出正確的理解。雖然對其概念的表面含義不難理解，但作為英美證據法中的一個重要規則，它的適用卻十分復雜。“英美法上使用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證據的目的有二：一是證明案件的某些爭議事實或附隨事實，二是攻擊未成年被告人的可信性。”另外，它還會對被告人的定罪過程產生影響。因為未成年人品格證據的提出會給未成年人本身和案件的審理帶來風險，所以它的提出有一定的限制條件。而我國司法實踐中的社會調查，它的調查內容并不是查明案件事實或爭議事實，而是犯罪原因的歸納，所以并不對定罪產生任何影響，主要作用是在刑罰個別化原則下對量刑和未來幫教上的考量。再者刑訴法268條對社會調查的啟動并沒有附加任何限制性條件。綜上所述，英美法下的“品格證據”與我國少年司法實踐中的社會調查不可相提并論。

（二）鑒定意見說

將社會調查報告視為一種特殊的鑒定意見，是近來不少學者的主張。“無論從形式、內容還是形成的過程來看，社會調查報告的類型視為鑒定意見都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證據規定。國外立法也有類似的規定。例如，《日本少年法》第9條規定：進行前款規定的調查，務必調查少年、監護人或者相關人員的人格、經歷、素質、環境，特別要有效運用少年鑒別所提供的關于醫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以及其他專門知識的鑒定結論。美國也是采用類似的做法，由鑒別中心或鑒別所負責社會調查工作。”在部分地區的司法實踐中，也將社會調查員的地位等同于鑒定人，獨立于控辯雙方之外。

筆者不贊同上述說法，社會調查報告不能等同為一種特殊的鑒定意見。雖然在司法實踐中，部分地區社會調查工作由專業的社會工作者來承擔，其運用自身所具有的專業知識和理論素養，對調查中所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通過分析和判斷形成一份高質量的社會調查報告，從某些方面看和傳統的司法鑒定者的工作相同。但筆者認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下規定的鑒定意見并不具有包含社會調查報告的可能性。第一，因為根據《司法鑒定管理決定》的要求，我國對于鑒定機構的資格和條件有著原則性的要求。鑒定機構的設立和鑒定業務的開展必須要經過相關機構的登記和公告，鑒定人的資格和要求也有法律規定。而且從現有規定看，我國鑒定工作根據鑒定對象可分為“法醫類鑒定”、“物證類鑒定”和“聲像資料類鑒定”。將社會調查強行納入鑒定意見，與現有法律法規相抵觸，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外國的規定在我國使用。第二，鑒定意見為“鑒定人對與案件事實有關的某些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分析后所作出的判斷”。可以看出，案件事實也包含了定罪事實，即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鑒定等同于事實調查，也就是對與定罪事實有關的專門性問題進行分析。但是社會調查不涉及對被告人定罪情況的考慮，并不調查與犯罪構成有關的行為和結果事實。第三，從法律責任的角度考慮，如果鑒定人故意作出虛假鑒定或不實鑒定，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是在第268條也沒有規定虛假調查報告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貿然認為其屬于鑒定意見，也不能將國外的制度不加辨別地適用于我國的司法實踐。將社會調查報告等同于鑒定意見，其在形式上是想將社會調查報告納入法定的證據種類，但實質上是將由專業性工作人員作出的調查報告等同于“專家意見書”，這樣也是不妥的，同證據能力法定化和證據形式法定化原則相悖。雖然其中會包含專家事實意見，但對案件事實卻不是親身感受的，也并不是對案件事實的陳述。

（三）量刑參考說

持該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我國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不涉及案件事實本身的調查，因為“調查報告的內容與犯罪事實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責輕重等均無關聯，不能稱之為刑事證據，只能作為法庭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時的一種參考。”該種觀點立論的主要依據便是證據的基本特征。根據通說，證據具有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社會調查報告之所以不是證據，就是在于其并不具有關聯性。因為證據的關聯性是同案件事實存在的某種聯系，因為證據是在案件發生過程中產生的，它同案件事實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和客觀的聯系，對證明案情十分重要。而這里的案件事實正如上所述，主要是關于行為和結果的事實，是定罪事實。而社會調查所反映的內容卻同案件事實沒有必然和客觀的聯系，例如社會調查中關于犯罪原因的探查，其同案件事實的發生雖然有某種聯系，但卻不是必然聯系，只是偶然或間接聯系。而且社會調查中必然會涉及到第三人對未成年人的評價，這些都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和案件事實并沒有客觀的聯系。

將社會調查報告視同量刑參考的觀點避免了前兩種觀點的“違法”嫌疑，從現有的法律規范上來說，確實沒有突破證據的法定種類的限制。但這并不表明將調查報告視為量刑參考是沒有問題的。筆者認為，從社會調查報告本應具有的“應然法律效果”和“應然社會效果”來看，還是有很大問題存在的。如果將其視為一般的量刑參考意見，則難以發揮社會調查報告應有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最終使社會調查的適用效果“大幅縮水”。因為量刑參考意見只是在量刑階段作為一種特殊的訴訟材料提交法官，其所反映的內容只能依據法官的自由心證予以采納。但是依據刑事訴訟的證明原則，一項訴訟材料在取得證據能力之后才可以對它的證明力運用自由心證進行綜合評判。而證據能力的獲得要經過法定的調查程序。那么量刑參考能否獲得證據能力？另外，控辯雙方如果對其真實性產生異議，能否適用質證程序？這都是深入研究后留存的疑問。因此筆者認為，將社會調查報告視為量刑參考意見仍然不妥，因為不能對其內容的真實性經過法定程序的檢驗。如果只是提交法官單純的量刑建議，勢必會使社會調查的內容形式化和單一化，使其無法真實反映未成年人的各項情況，以至于法官無法把握刑罰的裁量和后期的幫教矯治，削弱社會調查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三、社會調查報告屬性之重新認識

上述幾種觀點都不能準確地界定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屬性，這就需要以另一種視角來解析其法律屬性。可以說上述對社會調查報告屬性的認識都是在我國刑事訴訟傳統的定罪量刑相混合模式下進行的。能否以另一種視角重新審視社會調查報告的屬性？筆者認為這是可行的。在這里首先要重新認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之重新認識――定罪與量刑的分離

之所以要重新認識社會調查制度，是從定罪和量刑程序的角度出發的。一般來說我國刑事訴訟是定罪和量刑程序相混合，量刑事實的認定并不需要經過獨立的訴訟程序。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經過多年的司法實踐，量刑前社會調查的發展和成熟已經使少年刑事訴訟體現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離。之所以得出上述結論，一是因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作用便在于使量刑更加規范化和科學化，進而推進量刑程序相對獨立化。從社會調查的內容可以看出，其并不反映案件事實，而是圍繞未成年人的個人家庭情況、社會環境和犯罪原因等因素來展開，這些因素都是量刑過程中法官所應考慮的酌定情節。考慮到這些因素在未成年人實施犯罪過程中或大或小的影響，加之對其未來人生發展的考量，法官必須在量刑時慎之又慎。繼續延續傳統的定罪量刑相混合的模式，法官可能無法掌握大量的酌定情節等材料，所以有必要將量刑從定罪程序中分離。二是因為定罪與量刑相分離的訴訟模式有法可依。根據《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法院在審理活動中應當保證量刑活動的相對獨立性，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偵查機關或者辯護人委托有關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報告的，調查報告應當在法庭上宣讀，并接受質證。從上述相關規定可以看出，對影響量刑的社會調查報告可以經過質證程序，說明社會調查報告的適用便是在定罪與量刑相分離的模式下生成的。

（二）社會調查報告屬性在定罪一量刑分離模式下之重新認識

上述已經闡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報告是在定罪一量刑分離模式下生成的。社會調查報告適用于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所以其法律屬性便是量刑證據材料，即用來證明量刑事實的載體。

有的學者認為，“社會調查不是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事實的調查，與案件本身沒有必然聯系。因而，顯而易見，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不是證據的屬性”。許多學者也認為社會調查并不反映案件事實，所以其缺少證據所應該具有的關聯性。但筆者認為，上述結論都是在定罪量刑一體化的角度下得出的，即在不區分定罪證據和量刑證據的基礎上作出的論斷。誠然，證據的關聯性必須要求證據同案件事實存在某種聯系。但是，在定罪―量刑程序分離模式下，在量刑過程中也存在相應的影響量刑的客觀事實，即量刑事實。“案件事實”完全可以進行擴大解釋，可以分為定罪事實和量刑事實，這兩個因素合起來就影響了一個案件的定罪量刑。這里所作出的擴大解釋是有法可依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64條的規定，運用證據證明的案件事實即包括了“被告人有無從重、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情節”，又包括“與定罪量刑有關的其他事實”。這也就是說，影響量刑的事實完全屬于案件事實，而社會調查所記載的事實同定罪無關，但卻影響量刑事實的認定。

既然社會調查報告同量刑息息相關，那么接下來又會產生另一個問題，即社會調查報告是否就是量刑證據？筆者將其認定為量刑階段的證據材料，而不是量刑證據。此處關于證據和證據材料的區分，一方面會涉及到二者屬性的認定，另一方面也同社會調查報告所記載的事項有關。

對證據和證據材料的區分關鍵是要明晰證據的定義。我國刑事訴訟法將證據定義為“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這里的“材料”不是指證據材料，而是指同案件事實有關聯性的材料，并且經過各種證據規則查證屬實。那些同案件事實無關聯，或者未經證據規則查證的材料，則是證據材料，它只是案件證據的“來源”，并不是證據本身。證據材料只有經過各種證明規則查證屬實才能取得證據資格，才能具有證明能力。因此，證據資料和證據之間應該有證明規則的鏈接。在《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中規定社會調查報告可以接受質證，表明報告所記載的事項需要經過法定的證明規則來查證屬實，進而也表明了其只是證據材料，并不是證據本身。因為證據材料只有經過法定的證據調查程序之后才能取得證明能力，接下來才能對有關事實進行認定，才能納入法官自由心證的范圍并成為裁決的依據，而那些未查證屬實的事項則被排除在證據之外。所以說，社會調查報告所記載的事項只有經過法庭的質證程序后，才能取得證據資格，法官才會根據自己的自由心證對調查內容進行采納，那些被采納的內容才會對量刑事實的認定產生影響。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離，定罪程序在堅持“無罪推定”的原則下必須要對定罪事實堅持嚴格證明原則，對證據種類和取證方法必須堅持合法性原則，即證據資料必須為法定證據種類，獲取這些證據資料的手段符合法律規定。而量刑程序是一個獨立的階段，是在認定行為人有罪的前提下而啟動的，所以其證據材料的認定不必堅持“無罪推定”原則，以自由證明即可，證據種類和取證方式不受法定證據方法的限制，但其若要認定為量刑證據也要遵循一定的證明規則。

篇（2）

一、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概述

1、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之發展

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發展過程漫長曲折，社會調查的設立目的不是殘忍地懲罰或報復，而是改造罪犯并預防犯罪。[1]人權保障運動的逐步升溫，社會調查漸漸演變成了“量刑前調查報告”，關于社會調查的適用域、社會調查的主體、程序以及社會調查報告的運用也在不斷細化。隨著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熾熱化，少年司法制度成為衡量國家法治文明與進步的重要標尺。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是少年司法制度中重要一環，如何完善各國仍在激烈探討中。

2、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之價值

未成年刑事社會調查不僅為制定更為合理的刑事政策提供一個視角，同時也為司法上更為有效率的應對犯罪提供一個思路、一個改進路徑。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不僅為法官正確定罪、合理量刑提供依據，還對后期相關機構的矯治工作提供參考資料：在定罪上，法官可以根據社會調查報告包含的成長、教育、生活背景等衡量未成年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在量刑上，社會調查報告可以適當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并為公正合理量刑提供科學化的參考依據；在矯治上，可以考慮社會調查報告內容，確定未成年被告人的品格特征以及重返社會等因素，為制定有效的矯治方案提供參考資料。

二、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國外考察

1、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主體

國情的差異，有關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主體規定也有所不同，社會調查程序主體職權主義化是國際上的一個普遍趨勢。美國設有專門的觀護官，他們根據職權走訪涉事兒童的家庭，并將家長、鄰居、老師等的觀點綜合起來，形成社會調查報告，然后依據實地調研的結果對承辦法官們提出處置建議；日本對少年問題尤為重視，不但頒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保護未成年人，還專門設有家庭裁判所對少年問題予以規制。就社會調查而言，日本專門設置有調查官，專門負責社會調查工作。[2]擔任社會調查員需要有豐富的知識儲備，單一的法律知識或社會經驗難以滿足專業化需求。社會調查員的選用也有嚴格的規定：在美國，觀護官需要進行職業資格考試，只有通過考試方具有從業資格，然考試內容涉獵十分廣泛，不僅包括法律、語文、數學等基礎知識，還包括相關的實務工作技能；而日本家裁所的調查官還需要了解心理學、社會學、社會福祉學、教育學等學科，最重要的是，在社會調查員任職后，還需要在實務部門實習鍛煉兩年方可擔任。[3]

2、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啟動

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程序的啟動多設置在法院階段，原因在于法院享有少年刑事司法案件排他性的先議權，然調查員是主動進行調查還是被動進行存在不同。美國獨立的少年法院，在接到警察機關或社會民眾對于少年犯罪嫌疑人的控告后，直接由觀護官主動啟動調查程序，對涉案少年進行深入的了解，開展社會調查；日本的社會調查，采取的是典型的職權主義模式，[4]對于移送到家庭法院的案子直接步入調查和審判階段，法官下達調查命令后，調查官才能開始進行調查。

3、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報告的運用

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定位直接影響了社會調查報告的功能實現。在日本，社會調查員全程參與訴訟，社會調查報告作為證據由調查員在審判時宣布，并允許雙方進行認證與質證；在美國，定罪與量刑相分離，社會調查報告不得在事實調查聽證完成之前提交法庭，因此，社會調查員并不可以全程出庭參與庭審，社會調查報告盡在量刑方面起到作用。

三、我國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發展

1、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主體方面

對于社會調查員，法律規定模棱兩可，司法運用也各自為政，導致究竟由哪個主體擔任社會調查主體觀點不一。有人認為，由公安司法機關享有全面調查實施的決定權，自主決定何時、何人開展調查；有人認為，應整合資源，設立“多層次共存、專兼職結合”的社會調查主體設置模式，可以以未成年保護委員會為主體，結合社區矯正機構的工作人員協同完成；也有人認為，應該由獨立的第三方作為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主體，這樣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中立性和客觀性，充分發揮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優勢。筆者認為，矯正部門應擔任社會調查主體，因為該部門處于中立地位，且組織權威、行為規范性、人員相對專業，另外，他們本身擔負著少年的矯治教育工作，節約資源。

2、社會調查的啟動方面

對于何時啟動未成年社會調查學界觀點趨于一致，即偵查階段啟動能夠更好地保護未成年的合法權益（盛長富、郝銀鐘認為應當在公安機關立案后，通知未保會，由未保會立即啟動）。這樣不僅能夠起到分流案件，節約司法成本作用，還給社會調查留出充足的時間，因為社會調查事項繁多，而與其他司法程序時間比較，偵查階段時間最充裕，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對其進行審查監督。

3、社會調查報告的運用方面

學界度對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屬性可謂眾說紛紜，歸納觀點，即證據、參考資料與雙重屬性三種。有學者認為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具有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與合法性等特征，可以作為證據的“第八種”分類。[5]有學者認為，我們應該在尊重法律的現行規定下探討法律的精神和規定，社會調查報告雖然具有證據的相關特征，但是因不屬于證據七種分類的具體某類，故社會調查報告不具有證據的屬性。社會調查報告包含涉案未成年人的年齡、家庭情況、個人成長經歷以及犯罪前后的表現等，對量刑具有一定的參考作用，可以在法庭質證后作為酌定量刑情節進行采納。筆者認為，社會調查報告雖然不是法律明確規定的證據類型，但具有證據屬性。社會調查報告就是少年司法中的特殊制度，符合證據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特征，類似于診斷報告、治療方案。

四、結語

青少年犯罪是成年人犯罪的前奏，[6]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無論是為家庭的幸福、社會的穩定還是人類社會的發展需要，對青少年犯罪都應極為重視。社會調查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中，由專門機構的人員對涉罪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生活環境、實施犯罪的情況及悔改表現等具體情況展開的調查，是為涉罪未成年人定罪、量刑、教育矯正提供參考或依據的極為重要一環，理應得到理論與實務界的加倍重視。

【注 釋】

[1] 汪貽飛.論社會調查報告對我國量刑程序改革的借鑒[J].當代法學，2010.1.

[2][4] 尹琳.日本少年犯研究[M].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100-101.127.

[3] [日]田m裕，V|健二.注少年法改版.有斐w，2001.96.

[5] 康相鵬.“涉罪未成年人異地社會調查相關問題”研討會綜述青少年犯罪問題，2014.5.

篇（3）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是刑事法治文明程度提升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近代刑法理論中的刑罰個別化原則、教育刑理論以及刑罰目的的再社會化理念在未成年人刑事訴訟制度中的典型反應。大慶地區為順應未成年人刑事審判改革工作的需要，自2008年起創建少年法庭，2010年開始大慶地區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歸大慶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法院少年法庭審理，自成立以來“共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01件，幫助、挽救失足少年242人。其中2008年5件8人，2009年4件5人，2010年54件65人，2011年138件164人。2008年以來，被判處緩刑的未成年罪犯人數為108人，約占總人數的45”。在審理過程中，少年法庭一直重視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運用，尤其是在適用緩刑案件以及對未成年被告人開展教育挽救過程中社會調查報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與上海長寧區法院、北京石景山區、云南盤龍地區等最先開展未成年人訴訟改革的試點地區相比，高新區法院在社會調查制度的實施上尚存在諸多問題，這些問題也是眾多基層法院適用社會調查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共性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和完善，對于我國少年法庭適用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意義十分重大。

一、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概述

社會調查制度是隨著犯罪原因、目的以及刑罰理念的發展而誕生和不斷完善的。在新的刑法理念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在刑事訴訟中推行社會調查制度，如根據美國各州法律規定，少年法院或者少年法庭除設立少年法官外，另設緩刑官員。少年法院在接到相關人員或機構提出的控告后，由緩刑官員啟動案件的社會調查程序，對涉案青少年的背景性材料進行調查，其社會調查制度包括庭前調查和判刑前調查。此外，英國、德國、日本等國也在其相關少年法中規定了社會調查制度。我國1991年簽署的《北京規則》16.1規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輕微違法行為的案件外，在主管當局做出判決前的最后處理之前，應對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環境或犯罪的條件進行適當的調查，以便主管當局對案件做出明智的判決。可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已成為世界范圍內對涉罪未成年人進行處遇的普適性制度。

我國自簽署《北京規則》以來，一直積極探索和完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在立法上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首次確立了社會調查制度，2013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八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這意味著社會調查制度在基本法中得以確立。2012年12月陸續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等也分別對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作出規定。在司法實踐方面，全國多地司法機關進行了社會調查工作的探索和嘗試，并形成了幾個典型模式，如上海長寧區為代表的“政府主導推動，社團自主運作，社會多方參與”的上海模式；以海淀區為代表，自下而上由基層司法機關推動并聯合社會專業力量進行社會調查的北京模式；合適成年人自偵查階段介入并負責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的云南盤龍模式；以及河南蘭考縣在少年法庭內合議庭之外設立相對固定的社會調查員的蘭考模式。

二、大慶地區少年法庭適用社會調查制度的現狀及問題

（一）社會調查制度的實施現狀

1.社會調查報告的主體。高新區法院少年法庭對于社會調查工作比較重視，特別聘請了專職社會調查員一名，該調查員曾經是一名教師，對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有一定的了解，并與大慶市婦聯、大慶市法律援助中心及被告人所在社區協調，認真開展調查工作，深入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深層原因。在案件比較多的情況下，會聘請兼職的社會調查員，大多為社區工作人員或者在職教師，工作都認真負責。

2.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和對象。對于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主要圍繞未成年被告人的個人性格特點、文化程度、成長經歷、社會交往以及被指控前后的具體表現和實施犯罪的原因等情況展開，調查范圍主要在未成年被告人所在的派出所、居委會、生活的小區、學校、網吧等地；調查的主要對象是父母、鄰居、老師和同學等。

3.社會調查報告的運用程序。高新區法院目前對于社會調查采取選擇性適用的原則，數量大概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30%左右；調查開始的時間一般為案件移送法院經審查適宜適用社會調查報告的則通知聘任的社會調查員或者合作的專門機關進行；在庭審過程中社會調查報告不作為證據在法庭出示及質證，也不需要社會調查員出庭接受詢問。但是在量刑階段，除證據外，社會調查報告有時會成為是否對未成年人判處緩刑等的參考依據，在庭審后報告也會被作為對未成年人進行教育的主要依據。

（二）社會調查制度存在的問題

1.調查主體單一、有限，調查制度無法覆蓋全部案件。我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社會調查的主體可以由哪些組織和個人擔任，故全國各地法院在社會調查主體的選擇上都不一致，存在很多不確定性。高新區法院的社會調查員過于單一，沒有經過專業的培訓，做好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工作存在一定難度，由于人員有限，兼職的社會調查員本職工作繁忙，不同程度上存在精力有限、時間不充裕的現象無法保證完成所有案件的社會調查，因此通常只能選擇部分案件進行，這在實質上造成了對涉罪未成年人的不公平對待。

2.報告的法律性質及適用規則不明確。關于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性質，學界和司法實務界一直爭議不斷。報告是否屬于證據，在報告的運用上“是否需要進行質證”，“是否需要進行法庭宣讀”“由誰宣讀社會調查報告”等問題存在爭議。高新區法院同大多數地方法院一樣認為報告不屬于證據，因此在法庭階段不出示也不宣讀社會調查報告，但報告確實會對一些案件的量刑產生影響，這無形中剝奪了控辯雙方對報告詢問和質疑的權利，會導致當事方產生司法不公的印象。

3.社會調查啟動時間過晚、報告內容過于簡單、調查經費不足。對未成年被告人的社會調查涵蓋了未成年人成長經歷、社會環境、人格特點以及犯罪前后表現等豐富的內容，需要社會調查員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進行全面細致的工作。目前社會調查的啟動時間一般都為法院受理案件后，受審理期限的限制，進行社會調查的時間一般只有幾天，遠遠不能滿足社會調查的時間需要；社會調查員一般都未經過專業的培訓，對于調查報告的性質和功能缺乏深入的認識；加之社會調查的經費嚴重不足，法院委托社會團體組織或者個人進行調查，一般都為無償勞動或是僅報銷必要的車旅費，調查員從事調查工作的積極性不高，這些都導致調查報告內容過于簡單和公式化，進而無法起到預期的效果。

三、社會調查制度的完善

（一）豐富調查員種類、提升專業素質，實現調查工作的普遍適用

從長遠來看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由專門的社工擔任社會調查員是社會調查主體最佳的選擇，但現階段我國社工發展落后，因此在社會調查主體的設置上“應堅持多元化的發展方向，同時要注意吸收更多有益力量，建立起“多層次互補，專兼職相輔”的社會調查主體模式，即既包括實踐經驗豐富的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也包括專業功底扎實的教師、學者、社會工作者，既可以設立專職的社會調查員，也可以吸納兼職社會調查員⑤”。基于社會調查工作的專業性，應當注重提高社會調查主體的專業素質，定期開展必要的業務培訓和業績考核工作，以更好的適應社會調查工作的專業性要求。

（二）明確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性質及適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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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結合我國實際建立統一、規范的社會調查制度已成為必然趨勢，筆者認為其核心問題主要有：

一、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證據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具有關聯性，而社會調查報告反映的是犯罪人的背景材料和接受幫教的條件，并沒有證明犯罪事實本身。因此我們認為社會調查報告不是證據，控辯雙方也不能在法庭上對其加以質證。但如果公檢法機關發現律師和委托的社會調查員提交的社會調查報告有比較大的分歧，則可以另行委托其他社會調查員進行社會調查并提交報告。社會調查報告是經過調查后作出的書面報告，是司法機關作出決定或者裁判的重要參考因素，其應該具有準法律文書的性質。隨著社會調查制度在我國的不斷發展與成熟，應該制定出規范社會調查報告的統一格式和必備內容。

二、進行社會調查的主體

1．社會調查主體應具備的條件。社會調查主體是通過走訪相關人員、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生活、學習、社區以及其他關系所在地等進行實地調查，從而掌握該未成年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并作出書面社會調查報告的人。因此其必須滿足三個方面的要求：應當對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情況有比較全面、深入的了解；應當有充足的時間進行社會調查工作；應當具有一定的法律專業知識。

2．社會調查主體的范圍。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律師無論是從自身條件還是從為未成年人辯護需要的角度看都應當進行社會調查，并向司法機關提交社會調查報告。但為避免律師只是從對未成年人有利的角度提交報告而出現報告不準確和不全面的情況，公檢法部門作為未成年人司法程序中的控訴方和裁判者，也應當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背景情況。依照我國目前司法解釋的規定，控辯雙方都可以提交社會調查報告。但是目前我國并沒有在公檢法部門形成專門針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的系統性制度。以我國實踐看來，各級共青團的權益部門、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以及未成年人保護辦公室中具有一定條件的工作人員可以擔任社會調查的工作，他們有相關專業知識，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有與青少年工作密切相關的工作經驗，同時又能保證中立性，公檢法部門可以委托其進行調查。還要特別指出的是，2004年社會工作者被載入中國職業標準目錄并逐步專業化。社區的一項主要工作職責就是對社區服刑人員進行管理和監督。隨著這個職業走向正軌，社工也就比較適合進行社會調查工作，而且社區在法庭作出判決后可以根據社會調查情況有針對性地對未成年犯罪人進行社區矯正。

3．社會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關系到其在刑事訴訟中的身份，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涉及其履行職務的職權保障，決定其制作的調查報告的屬性，影響其調查職能的充分發揮。應盡快從立法層面明確界定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賦予調查人員等同于鑒定人的訴訟參與人身份，以使調查人員能以正當的名分參加訴訟，獨立自主地提出調查報告并接受各方質證。

三、社會調查開始的時間

雖然目前在理論和實務界比較熱衷于討論審前社會調查，但是筆者認為，律師和公安機關委托的調查員應當自偵查階段就要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社會調查并提交社會調查報告。因為社會調查報告反映的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況，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該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險性，可以作為偵查機關決定是否取保候審以及檢察機關作出是否批準逮捕以及是否決定的重要參考因素。

四、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

未成人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的個人背景材料，另一部分是據此提出的建議。個人背景資料包括基本情況和背景情況。個人基本情況指的是未成年人的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生理和心理情況、性格特點、是否在校讀書等情況，背景情況包括走訪未成年人的家庭學校、社區以及關系密切的朋友等了解到其的家庭情況、在校表現情況、社區對其的評價以及社會交往等情況，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情況；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以及實施犯罪行為前后的表現等情況，受害人遭受犯罪影響的程度、對犯罪人的態度以及是否與犯罪人達成了刑事和解等。社會調查報告中應當盡量附有證明這些客觀事實情況的相關文件。社會調查報告中的建議部分是指進行社會調查的律師和社會團體中的調查員依據調查的情況向司法機關提出處理該未成年人的建議，主要包括是否應當取保候審，是否應當被不予批準逮捕，是否可以酌定不，是否可以對未成年人從輕、減輕、免除刑罰或者適用緩刑等。

五、社會調查報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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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涉罪未成年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為檢察機關確定是否采取強制措施，是否繼續適用羈押措施，是否適用附條件不，以及采取何種矯治和教育措施提供了重要參考，在司法實踐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要掌握這些必須通過社會調查。本文試圖對檢察機關適用社會調查制度作一粗淺的分析。

一、檢察機關適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法律依據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以下簡稱社會調查制度）是指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在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時，由有關部門、社會團體組織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專門調查分析，并在對其人身危險性進行系統評估后制作出書面社會調查報告，該報告將會成為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作出決定或者裁決的重要參考因素。

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八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從法律層面肯定并倡導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

2013年1月1日實施的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四百八十六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社會調查報告，作為辦案和教育的參考。”“人民檢察院開展社會調查，可以委托有關組織和機構進行。”“人民檢察院應當對公安機關移送的社會調查報告進行審查，必要時可以進行補充調查。”“人民檢察院制作的社會調查報告應當隨案移送人民法院。”

綜上，我國有關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都充分強調了社會調查制度在保護和關愛未成年方面的重要作用，這些規定體現了社會調查制度在檢察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適用。

二、檢察機關適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階段

（一）社會調查制度在審查逮捕中的適用

審查逮捕是指人民檢察院對于公安機關提請批捕逮捕的案件進行審查后，決定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逮捕的制度。《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根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實、主觀惡性、有無監護與社會幫教條件等，綜合衡量其社會危險性，確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

因此，在涉嫌犯罪的前提下，是否采取羈押的措施，取決于該未成年人是否有現實的社會危害性。而所謂的社會危害性是指犯罪人的存在對社會所構成的威脅，也就是再犯的可能性。影響社會危險性因素包括本人的素質特征和犯罪前后的態度，其關鍵是個人的素質特征，即年齡、性格、愛好、以往的一貫表現、為人處事的方式、道德等一系列的品格特質。個人的素質特征必須依靠社會調查來體現，通過對未成年未成年人在家庭、學校、村委會、社區的表現情況、個性特點和社會的認可度，確認其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為其作出是否需要羈押提供依據。

（二）社會調查制度在審查中的運用

審查是指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案件進行全面審查，依法決定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提起公訴的活動。《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規定》第十六條規定：“審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聽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辯護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見。可以結合社會調查，通過學校、社區、家庭等有關組織和人員，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經歷、家庭環境、個性特點、社會活動等情況，為辦案提供參考。”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可以免除刑罰處罰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決定。”

未成年人主觀惡性的大小直接反映了犯罪情節的輕重程度，而犯罪原因和動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主觀惡性的大小，這些可以通過未成年人的道德品質、個性特點、身心狀況和家庭關系等進行綜合判斷。社會調查報告恰恰為檢察機關考察未成年人是否需要判處刑罰、犯罪情節是否輕微或者免除刑罰提供了參考資料。一般而言，作出不決定中的“犯罪情節輕微”應從主客觀兩方面來評判，客觀方面體現在對被害人，對社會實際造成了的傷害，主觀方面主要體現在未成年人的主觀惡性程度，可以從犯罪原因、犯罪動機及其成長背景、一貫表現、家庭和社會關系、人格特性等方面來綜合分析。因此，在審查階段，社會調查報告是作出是否需要提起公訴決定的重要依據，也是尋找未成年人最佳處罰方式的重要依據。

（三）社會調查制度在緩刑建議中的運用

緩刑建議是指人民檢察院根據未成年被告人的特定情況，依法對人民法院提出適用緩刑的建議。人民檢察院提出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緩刑建議的，應當將未成年被告人能夠獲得有效監護、幫教的書面材料一并于判決前移送人民法院。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所反映未成年被告人人身危險性的大小有利于人民檢察院決定是否提出適用緩刑的建議；同時，調查報告所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庭和社區的情況也是未成年罪犯具有有效監護、幫教條件的證明材料，能保證緩刑的正確實施，從而在社區內實現矯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在檢察機關的運用

（一）檢察機關社會調查的啟動時間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四百八十六條規定： “人民檢察院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社會調查報告，作為辦案和教育的參考。”檢察機關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承擔著審查批捕、審查職責，因此在受理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查批捕、審查案件后，檢察機關可以啟動社會調查，檢察機關可以自行開展社會調查，也可以委托有關部門或組織開展社會調查，將社會調查的結果作為辦事案件的參考。

（二）完善檢察機關社會調查流程

檢察機關不管是自行開展社會調查，還是委托有關部門或組織開展社會調查，社會調查工作要規范，應制定一套完整的調查程序，指導規范調查行為，從程序上保證調查工作的公正、客觀、真實。在肯定社會調查制度積極意義的同時，我們也應當對其公正性給予充分關注，完善一系列的監督制約措施。一是必須有2人參與調查行為。必須指派二名以上工作人員進行調查，以確保調查過程的公正。二是回避制度。調查人員與未成年被告人之間存在親屬或其他利害關系時，應自行回避。三是嚴格按照我國有關證據的規定進行收集，在收集社會調查報告內容過程中，嚴格按照我國法律中有關證據的規定進行。調查的內容采用書面形式，必要時要有音像、視頻等資料，盡量減少對口供內容的依賴。四是保密制度。調查人員不得泄露在開展調查、參與訴訟中獲取的案情及未成年人隱私等信息。五是明確調查時限。在審查逮捕階段，調查人員要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五日內完成社會調查工作，并制作完成《社會調查報告》。在審查階段，調查人員要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十日內出具《社會調查報告》。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的方式和內容

社會調查一般由社會調查人員直接到未成年人生活、學習、工作的地方進行調查，調查方式如調查問卷、談話、觀察、電話、書信、委托；不定期地對未成年人進行訪談；見未成年人的父母或所在單位的領導；深入學校、社區、村委會了解未成年人的平時表現等等。然而，這些方式很難準確把握調查對象的人格特征，分析和預測其以后的行為。因此，應當完善調查方法，既要發揚傳統調查方法的優勢，又要積極采用人格理論、人格心理學等領域的優秀研究成果，通過人格測量等方式來更好地進行人格調查。同時注重各種方法應相互配合使用，通過綜合分析，使調查內容客觀、真實、完整、準確、實用。新刑訴法明確了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而我國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更細化了這一規定，社會調查的內容包括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

（四）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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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調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訴訟中，判決宣告前由有關部門對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為的社會背景、成長經歷、生活環境、實施犯罪前后的表現等進行調查，并形成書面社會調查報告提交到法庭，為司法機關正確處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據。從上述定義不難看出，社會調查制度的實質是一種人格調查制度。因為人格調查制度是在刑事訴訟中，特別是在法院的判決前，對行為人的性格愛好、身心狀況、家庭狀況、生活環境、成長經歷、社會交往等情況進行調查，綜合判別被告人的人格狀況、測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作為對行為人作出恰當處置時參考因素的活動，其本質是強調對犯罪人個體的尊重與關注，強調刑法的實質公正，這與社會調查制度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關人格調查制度的法律規定，可以看出，人格調查制度具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調查緊緊以行為人為核心展開。人格調查需要調查的項目有很多，包括行為人的性格特點、身體狀況、成長經歷、家庭情況、社會交往、平日及實施指控行為前后的表現等，這些項目繁多的調查，看起來非常分散與雜亂，實際上，這些調查都是緊緊以行為人為核心展開的，對行為人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等背景情況的調查以及對被告身體、性格等自身狀況的調查，并不是最終的目的，目的在于從各個方面收集和行為人相關的信息和資料，全面掌握行為人的個體情況，在此基礎上分析、判定行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調查通常由專業人員或專業機構來完成。對行為人的人格狀況的測定與評估，不是把各個項目簡單羅列，而是通過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實質的調查分析，來綜合判斷行為人的個性特征、心理活動、發展趨勢，其調查程序的嚴謹性和調查結論的法律屬性，決定了調查主體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調查是對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參考因素。犯罪是一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對社會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響到對被告人進行刑事處罰的輕重；而近年來輕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強調對被告人刑罰個別化的前提下，還要綜合判斷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在這個意義上，人格調查制度就成為量刑、尤其是判處非監禁刑的重要參考因素。首先，該報告是影響合議庭對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擬判處管制、緩刑和免處的被告人。其次，該報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進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據。只有詳細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后，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才能發現教育、感化、挽救該未成年被告人的“閃光點”、“感化點”，以便有針對性地對該未成年被告人進行教育。第三，該報告也為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在宣判后對未成年人回訪跟蹤幫教提供了有效的參考材料。

二、社會調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實踐

自河南省蘭考縣法院首創社會調查員制度以來，各地法院均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并已制度化、規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鑒長寧、海淀等法院先進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身工作特點，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我們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會調查員制度實施辦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實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實行庭前調查、參與訴訟、跟蹤幫教的“三段式”服務。該《辦法》對調查員的職責、義務、工作規程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最明顯有別和優于全國其他法院的有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調查員的準入設置了目前全國最高的門檻，只有具備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滿二十三周歲，從事教育、共青團工作，關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長，致力于矯治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具備一定法律知識，誠信記錄優良的同志才能夠初步進入遴選范圍；二是調查員由法院和共青團聯合選任和考核，經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開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辯、審任何一方，不得從事兼職的法律工作；三是對當庭宣判緩刑的案件，調查員直接參與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時間內實現與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會（村委會）主任、學校老師的對接，共同制定跟蹤幫教措施；四是實行社會調查員有償服務，除報銷實際支出外，根據工作量發給相當于其日工資標準的合理報酬，對表現突出的調查員，每年由共青團組織給予表彰。

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社會調查制度的核心貴在客觀、公正。因此，我們在設計這一制度和選擇調查員的時候不僅規定了較高的標準，而且把從事律師、陪審、法律援助、法官、檢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與案件或案件的偵察、、辯護、、審理有關的人員排除在外，而且規定了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確保調查報告客觀、公正。

（一）選拔聘任的基本情況

我們委托的社會團體組織為共青團，由市中級人民法院與團市委聯合在全市范圍內開展選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員，自2005年6月以來共選聘兩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員，選任條件為年滿二十三周歲以上，具備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風嚴謹、認真，具有一定法律專業基礎知識，熟悉未成年人特點，熱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從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團組織中負責青少年維權工作的人士。首批選任的48名社會調查員有11名來源于各縣（市）區團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學校教師，有7名來自其他機關。其中有30名為我市心理陽光協會成員。社會調查員平均年齡為31歲，其中市區24名，各縣（市）區24名，每個縣市至少3名。已經擔任人民陪審員的不再聘任為社會調查員，以上人員均具有較高的政治素質和從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經驗。完成選聘工作后，由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市中院與團市委共同下發了文件，對各有關部門支持和配合開展社會調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組織對社會調查員開展了培訓，頒發了工作證件。

（二）開展社會調查的情況

我們要求審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則上對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開展社會調查，全部由聘任制社會調查員負責。開展社會調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開展社會調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據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開展調查。對被告人委托的辯護人開展的調查，不作為社會調查報告使用，僅作為其提供的證據進行質證。對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開展社會調查的，由法庭決定是否繼續委托開展調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兩級法院共判處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對365名被告人開展了社會調查，沒有開展社會調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異地犯罪的46名，適用簡易程序的14名。社會調查員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學校、家庭、社區、村委會、工作單位等地，走訪家長、教師、親友、鄰居

、同事。經與公安機關的協調，社會調查員可以持證到羈押場所會見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員調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實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現等非涉案情況，多方面、深層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變過程。對調查的內容均形成了調查筆錄。在此基礎上形成書面調查報告，全面、客觀、真實地反映被調查人的性格、成長經歷、成長環境等，對其犯罪原因進行分析，對落實監管和矯治措施提出建議。調查報告不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發表意見。

（三）社會調查員參加庭審情況

法律對于社會調查員在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訴訟地位未做規定，我們的做法是要求社會調查員參加庭審，在證人席處設置社會調查員標牌，由社會調查員在法庭調查后，法庭辯論之前作為獨立于控辯雙方之外的訴訟參與人，出庭宣讀調查報告，接受公訴人、辯護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對調查報告形成過程的詢問。此舉主要是將社會調查報告作為“人格證據”使用，避免將社會調查員歸于公訴人或辯護人一方，體現其開展社會調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審結的案件中，有的訴訟參與人對社會調查形成過程提出問題，但未就報告提出不同意見。在宣讀社會調查報告后，由審判長對報告給予評價，對可以確認的內容予以確認。在庭審辯論階段，控辯雙方可以引用經確認的社會調查報告內容支持自己的控辯意見。在最后陳述后，社會調查員參與庭審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參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開展社會調查程序及其在文書、卷宗中的體現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訴機關書后，根據案情確定社會調查員人選，一般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不聘任社會調查員。轄區各縣（市）法院原則上委托本地社會調查員開展調查，市區各基層法院及中級法院在市區范圍內委托社會調查員，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兩名社會調查員共同開展調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會調查員共同對多名被告開展調查。在送達書副本時，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簽訂委托書，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學校、工作單位地址、主要社會關系及聯系方式。社會調查員根據案件情況確定調查提綱并經合議庭審核后開展調查，調查一般在十日內完成并形成社會調查報告。法律文書不在訴訟參與人中開列社會調查員，但在案件審理過程表述時，簡明敘述社會調查員開展社會調查情況。在事實部分的最后一段，敘述被告人的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性格特點、平常表現等同被告人實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關的情況，以及實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現，論述導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為發生的主觀、客觀原因及應當汲取教訓的內容，一般主要采納社會調查結論。在對有罪被告人量刑時，可以引用社會調查結論作為參考和依據。開展社會調查的委托書、調查筆錄、社會調查報告、幫教意見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會調查制度在立法和實踐操作中存在的問題

社會調查員制度作為人民法院審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項卓有成效的舉措，確實發揮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會各方的積極評價，但由于我國沒有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的專門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意見又十分原則，社會調查員制度還存在著諸多法律和實踐操作方面的問題和障礙。

（一）社會調查報告是否是刑事證據的問題

多數人認為，社會調查報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產生，而且作為人民法院在審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準備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訴訟法有關證據規定，應該是具備證據效力的，且與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的“鑒定結論”相似，同時該報告作為一種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認為是一種“特殊的”證人證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辯雙方的詢問和質證，并經過查實以后，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但筆者認為，調查報告嚴格意義上講不能稱之為刑事證據。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刑事證據的證明力大小是指證據與案情存在的客觀聯系的程度，而調查報告的內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發前的日常生活學習表現等非涉案情況，對案情本身沒有證明意義，只能作為法庭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時的一種參考。因此，不能屬于法定的刑事證據。

雖然社會調查是個新生事物，是我國法制建設進步的表現，但是仍不應有悖于現有的刑法原則和法律規定，調查報告既然不是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也不是司法人員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證據，僅是案外的一些情況的調查和研究，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宜將調查報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為刑事證據使用。

（二）社會調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問題

我國刑法第61條規定：“對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犯罪是一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對社會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響到對被告人進行刑事處罰的輕重。由于社會調查員的調查報告中存有對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為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說明，且是人民法院據以認定犯罪社會危害性的依據之一和量刑的參考，同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為受到或重或輕的傷害，希望法院可以為其討回公道、重懲被告的因素會影響其對調查報告的認識偏頗，因此，保證社會調查報告內容的客觀真實才能保障社會調查制度實施的公正性。

筆者認為要從三個方面保證調查報告的真實性：第一，確定調查主體是保證調查報告真實性的前提。社會調查員一般由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有一定的解決未成年人問題經驗的品質高尚的人擔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護機構選定，在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為特殊的訴訟參與人出現，獨立于控辯雙方之外。第二，在調查方法上，一般由社會調查員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學習、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關系地進行調查。實踐中，可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及不同的調查對象分別采取多種方式進行調查，如談話、觀察、電話、書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時可以各種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調查筆錄，最終制成社會調查報告。第三，法院在開庭前，合議庭必須先對報告的內容進行審查，并在庭審時允許其他訴訟參與人對此發表意見，這樣就進一步保證了社會調查報告的真實性。

（三）社會調查員的法律地位問題

我國法律用司法解釋的形式規定了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進行社會調查，但是對于社會調查員的法律地位并沒有明確說明，到底社會調查員屬于何種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論界和實務界的爭論。筆者認為：首先，社會調查員不是證人，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證人是在訴訟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實情況的人，社會調查員是參加了訴訟以后才了解案件情況的，而且不是客觀的真實情況而是法律證據反映的情況，屬于法律事實，它和案件的客觀真實情況有本質的不同。有人認為社會調查員屬于品格證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證的證人，但筆者認為，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證人作證的范圍是案件事實，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內容不屬于證人作證的范圍。雖然國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證人的出現，但是基于法律的規定不同，比如法國的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實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證”，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內容作證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證人，屬于證人的范疇。但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沒有相應得規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據調查的內容將社會調查員認為是品格證人。其次，社會調查員也不是鑒定人。鑒定人是接受司法機關的依法委托或訴訟參加人的委托聘請的專門人員，是針對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定，而社會調查員調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點、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說是案件背景情況，兩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國的刑事訴訟是一種等腰三角形關系，控方與辯方居于等腰對角，法院居于頂角居中獨立裁判，社會調查員在刑事案件中當然沒有獨立的訴訟地位。因此，筆者認為由于社會調查員是接受司法機關的委托進行的調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給其獨立的訴訟地位，他可以是屬于輔助或者說是服務審判的人員。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建議

建立社會調查員制度，是為了更好地保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權益，更好地實現司法公正。如何實現司法公正的原則，筆者認為要從以下幾方面完善社會調查制度。

（一）通過立法明確社會調查員地位和身份

從嚴格意義上講，我國的程序法并沒有對社會調查員的出庭問題做出具體規定。當前我國部分地區的做法主要依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有關法律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規定。筆者認為，我國是成文法的國家，司法實踐應嚴格依法辦事。第一，應從立法上明確調查員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選任、職權、責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體應當細化，委托關系如何確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關的責任要確定下來。第三，保證內容的真實性。第四，設立出一套比較完整的程序，脫離科

學方法和程序，內容的真實性無法保證。第五，要經過質證。總之，明確社會調查員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在將社會調查制度推廣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盡快制定和修改相應的立法。

（二）規范社會調查工作的程序

社會調查雖然有其獨立性，但仍應制定一套完整的調查程序，指導規范社會調查員的調查行為，從程序上保證調查工作的公正、客觀、真實。筆者建議可以考慮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調查函前應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會調查員前往羈押場所會見未成年罪犯時應由法院人員陪同；3、對調查內容應當制作成筆錄，或者用音像資料保存，作為調查報告的依據；4、一個案件應設立至少兩名社會調查員，在調查時應由二人同往。

（三）強化對社會調查員的監督

1、由于目前社會調查員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監督應當是人民法院，包括對社會調查報告在開庭前的審查，聽取被告人、監護人、辯護人的意見并要求調查員作出解釋或補充、核實；在開庭時聽取訴訟參加人的質詢，雖然調查報告不具備刑事證據的性質，但由于其直接關系著量刑，應比照刑事證據在庭審中接受訴訟參加人的質詢，但該意見應向法庭發表，社會調查員沒有義務回答；如果在庭審中訴訟參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對調查報告發生較大爭議或提出實質異議，法庭不宜將調查報告作為量刑參考。

2、聘任單位對社會調查員的監督措施要加強。如規定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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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這是我國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下文簡稱社會調查）制度，明確了社會調查工作開展的主體、對象及內容。這項制度的確立，進一步完善了我國未成年人保護制度，規范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程序，促進對未成年人的量刑更加合理。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定義和內涵

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中尚未對社會調查制度有統一的定義。本文將從我國現行法律、部門規章、司法解釋入手，詮釋社會調查制度的定義和內容。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的定義

1.新《刑事訴訟法》所闡釋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內容。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268條關于社會調查制度的規定，可以明確社會調查的主體為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調查的對象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調查的內容是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但由于新《刑事訴訟法》沒有關于社會調查所取得資料性質的規定，因此對社會調查所取得資料的性質主要還是根據公檢法三機關的司法解釋和部門規定來認定。

2.司法解釋和部門規章對社會調查所取得資料的認定。檢察機關對于社會調查所取得資料的性質在《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14條、第16條第4款，以及新修訂《刑事訴訟規則》第486條第1款都明確規定是作為檢察機關辦理未成年刑事案件辦案和教育的參考資料。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條第2款和《關于進一步加強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見》第13條規定是作為量刑時綜合考量因素。公安機關在新修訂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311條規定是作為在提請批準逮捕、移送審查起訴時，綜合予以考慮的因素。由此可知，我國現行的法律、司法解釋和部門規章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所取得材料是認定為參考資料，而不是作為定罪的依據，只是便于公檢法機關進行正確判斷的輔助材料。

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目的性認識。社會調查制度的設立，是為了更好地貫徹我國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調查的目的在于更全面的了解犯罪未成年人的情況，以便在刑事訴訟過程中，采取最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年人的措施，促使犯罪未成年人盡快回歸社會。

綜上所述，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的規定，不難得出司法實踐中的社會調查制度是指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并把相關材料作為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刑事訴訟階段做出適當處置時予以參考的一項制度。

（二）社會調查報告的主要內容

社會調查報告作為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綜合情況最直接的材料，報告內容應包括犯罪未成年人基本情況，比如性格特征、成長背景、教育背景、生活背景等內容，同時應摘錄社會調查內容，并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綜合評價、解釋犯罪的原因、評價其人身危險性和人格缺陷，并就如何進行教育、感化、挽救提出意見或建議。社會調查報告為公檢法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提供參考依據，并為社區矯正提供可行性的建議。

二、檢察機關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進行監督的必要性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人數逐年遞升，犯罪預防工作形勢嚴峻。社會調查制度的實行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和挽救犯罪未成年人方面將起到積極作用。但是由于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尚不完善，還存一些問題亟待解決，因此有效的監督是確保社會調查制度健康發展完善的重要保障。

（一）社會調查制度宏觀層面上存在的問題

從立法層面來說，我國關于社會調查制度的規定是綱領性的，原則性的，不成體系，缺乏可操作性。從配套機構和調查人員層面來說，雖然新刑事訴訟法規定有權開展社會調查的主體為公檢法三機關，但是由于公檢法三機關自身人員數量及工作強度的限制，導致在實踐中，委托其它組織機構進行調查的現象很普遍。目前主要是委托司法局、共青團、婦聯、學校、社區村委、關工委等機構，而這些組織和相關調查人員雖然對未成年人工作有一定了解，但是由于本身機構性質以及調查人員的自身素質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對調查過程的公正性和調查報告的真實性進行監督是確保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良性發展的關鍵。

（二）社會調查在具體實施層面上存在的問題

1.社會調查的啟動問題。新《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都有進行社會調查的權力。但是由于新《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和法院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啟動社會調查采用的是“可以”而非“應當”，這就存在一個啟動社會調查自由裁量權問題，必然衍生出一系列需要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如何明確社會調查啟動的標準；如何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啟動社會調查的公平性；如何解決進行社會調查和沒有進行社會調查案件當事人之間的區別對待問題，特別是對于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防止借社會調查之行為來實行減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處罰之實，以達到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之道，在于制度設計的完善，但是由于目前司法實踐的局限性，尚無法一蹴而就解決以上問題，這就需要有相應機關對社會調查的行使進行監督，以便確保社會調查之行為的公正與公平。

2.異地委托社會調查問題。據統計2011年我國每年流動人口總量接近2.3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7%。特別是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流動人口中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相對突出，對于這類跨地域社會調查，由于啟動成本高、難度大，容易造成此類案件社會調查率不高的問題。針對這一問題，并結合我國現行司法實踐，建立公檢法三機關對應同級異地委托社會調查機制是十分必要也是相對可行的。所謂對應同級異地委托社會調查機制是指公檢法機關對需要進行異地委托調查案件，可以委托當地對應同級的公檢法機關進行社會調查，對應同級公檢法機關把調查所取得的材料移送給委托機關的一項制度。建立這項制度，可以極大節約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更利于保障流動人口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更好的進行幫扶和挽救，保障未成年人保護的公平性。

3.社會調查報告的形成存在的問題。一般情況下，進行社會調查的機構會根據調查情況制作社會調查報告。因此，社會調查的調查程序、調查內容、調查方式、詢問人群、以及調查報告格式等就成為確保社會調查報告質量的關鍵。目前，對于這些具體內容尚無相關細則出臺，實踐操作過程缺乏客觀標準，主觀色彩較濃，這就需要相應機關進行監督，確保社會調查行為能夠在正確的軌道上行進。

（三）社會調查報告性質認定上存在的分歧

對于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新《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現行司法解釋、部門規章對社會調查所取得的資料是認定為參考資料。從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社會調查的主要內容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可以推測出，社會調查報告主要是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背景調查，其沒有承擔證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構罪的證據職能。社會調查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認定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大小，從而便于公檢法機關在偵查、起訴、審判等刑事訴訟階段，按照寬嚴相濟的原則和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人目的，做出是否提請批捕、移送起訴、是否附條件不起訴、是否量刑時給予減刑處罰的決定，促使未成年犯罪人更好地回歸社會。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社會調查報告給予公檢法機關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提供了證據強化的作用，應該屬于廣義上的證據。

三、檢察機關監督社會調查的建議

（一）檢察機關對社會調查行為進行監督的法律依據

我國《憲法》第129條規定，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的監督機關。新《刑事訴訟法》第8條規定檢察機關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新《刑事訴訟規則》第486條第3項規定：“人民檢察院應當對公安機關移送的社會調查報告進行審查，必要時可以進行補充調查”。這些法律、司法解釋賦予檢察機關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行為進行監督的權力。檢察機關在社會調查制度尚不完善的階段進行監督是非常重要的，是保證社會調查制度能夠良性運轉，發揮社會調查的公信力和權威性的前提。

（二）建立以檢察監督為中心的社會調查監督機制

檢察機關既有社會調查的啟動權，也有對社會調查活動進行監督的法律職責。為避免出現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這一尷尬現象，檢察機關在社會調查制度實行中應該以行使法律監督職責為主要任務，對公安機關、法院的社會調查活動進行監督。檢察機關只有在公安機關和法院應該進行社會調查而沒進行社會調查，或者是存在確有必要對公安機關或法院的社會調查工作進行補充調查的情況下，開展社會調查工作。

1.公安機關啟動社會調查的監督模式。對于社會調查行為由公安機關啟動的，可以分為提前介入監督和社會調查資料審核兩種模式。對于重大、社會影響大的案件，檢察機關在提前介入偵查監督的同時，應該一并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會調查行為進行監督。對于普通刑事案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會調查進行監督是在審查批準逮捕和審查起訴階段。主要是通過審查社會調查報告以及社會調查過程中制作的筆錄、問卷調查等相關調查材料進行審核。判斷社會調查人員資格、調查程序、調查方式等是否合法、所反應被調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情況是否真實。對于公安機關立案后，沒有提請檢察機關批準逮捕、也沒有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而是作撤案或行政處罰處理的案件，應當將社會調查情況向檢察機關進行備案，以便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的社會調查行為進行監督。

2.法院啟動社會調查的監督模式。法院進行社會調查的情況主要是：一是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訴案件，對這類自訴案件進行社會調查。二是補充社會調查。對于公訴類案件法院認為所移送的社會調查材料需要進行補充調查。由于自訴類案件檢察機關沒有參與，因此應該建立法院和檢察院社會調查通報制度。法院進行社會調查主要是作為其量刑的參考，主要是考慮是否存在減輕、免除處罰的情形。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在審查法院社會調查程序是否合法的前提下，主要是審查社會調查所反應的內容是否與其量刑輕重相佐證，是否有對犯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險性、再犯可能性、以幫扶幫教條件、教育、感化、挽救可行性等問題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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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未成年人；社會調查；調查主體；問題建議

一、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主體的認識

（一）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主體的法律規定

2013年新《刑事訴訟法》第168條規定中首次將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合法地位正式確立并明確規定了社會調查的主體范圍。明確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相關司法解釋中又進一步具體規定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關于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方面的權利。因此可知，我國當前關于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主體主要包括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但是過多的社會調查主體，使得調查操作中出現了各種問題，因此，有必要分析和完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主體問題。

二、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主體規定中存在的問題

（一）啟動調查主體未具體規定

刑事訴訟法中雖然明確規定了公檢法三機關可以作為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主體，但是，社會調查工作既包括調查權的啟動與調查權的具體實施，二者之間都需要有主體來開展此項工作，那么公檢法三機關是作為調查權的統一的主體，還是啟動主體與調查主體相分離，法律并未作出明確的界定，如果公檢法既可以是調查權的啟動主體也可以是具體調查主體，也就是啟動主體與調查主體為同一主體時，調查權與啟動權完全有公檢法來進行，不利于社會調查工作的有效開展。

（二）調查主體權限范圍規定不明確

1、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公安機關可以對可能影響未成年人犯罪的相關原因進行調查。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對導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能實施犯罪行為的各方面因素進行的一個較全面的調查，在一定情況下能夠很大程度的影響公安機關的相關決定。比如，調查材料的影響程度高時，公安機關在做出立案以及批捕申請等方面的決定時，會充分考慮調查材料的內容。但是由于擁有偵查權的公安機關是最先接觸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在偵查過程中往往受到有罪思維的影響，在偵查之前就已經先入為主的認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有罪的，在這種思維模式的影響下，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往往忽視對犯罪嫌疑人無罪證據的調查和收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無罪或最輕的定罪量刑。由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對其進行社會調查，不僅加重了公安機關的工作量，也不能夠完全保證公安機關調查工作的質量。公安機關應注重案件本身的偵查，對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可由其他機構專門負責。

2、檢察機關。檢察機關的具體權限范圍在法律上的規定不全面，社會調查是適用于檢察機關的全部工作范圍內還是就某一程序范圍內。比如，在批準逮捕階段中對未成年犯罪人開展的社會調查，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必須在7天內做出批捕決定，這就意味著，檢察機關需要在這短短7天內，除了研究案情來決定是否批捕外，還得抽出時間來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來進行社會調查，如此倉促的調查過程，可想而知，調查結果往往不夠全面和正確，對未成年犯罪案件的與否，大大降低了其應有的參考價值。

3、法院。人民法院在審理未成年刑事案件過程中，對社會調查的重視以及社會調查報告材料的引用，對未成年犯罪人的判決結果有著一定的影響作用，但是法院是一個中立的審判機關，在法庭上聽取控辯雙方的辯論后，依法作出相關判決的。法院成為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主體，會不可避免的依據自身所進行的調查報告內容來進行定罪量刑，使得法官脫離了中立思想的存在，不利于審判中立原則的貫徹和實施，也不利于未成年犯罪案件的公正審判。同樣法院審理案件工作量大，所以對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工作這方面就不能做到全面正確的調查，有損未成年人的正當利益。所以為了防止法院的權力濫用問題出現，法律上應明確規定法院的主體調查范圍，過于原則性的法律規定，并不能解決操作性強的社會調查工作，制作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必須具有明確的調查主體才能夠保證調查報告的正確性與公正性。不然可能影響社會調查報告的中立性，侵犯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比如法律規定人民法院有社會調查權，但是法院同時還是審判機關，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受先入為主觀念的影響，認為未成年人已實施犯罪或構成犯罪，因此法院在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報告時，可能導致調查資料的不全面，需要規定由辦案機關或者辦案人員之外的主體來實施社會調查。當前立法對這方面規定較為模糊，不利于辦案機關進行規范有序的調查工作開展。

三、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主體的完善與建議

（一）具體規定啟動程序的調查主體問題

盡管刑訴法中確立了公檢法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權，但是法律規定內容還不完善，尤其是對調查主體的規定方面缺乏具體的規定內容。對于該權利何時啟動也就是何時行使，以及啟動權與調查權的主體是否都有同一主體來進行都未作出明確規定。法律法規應明確規定啟動未成年社會調查權的程序問題，比如啟動調查的時間規定應具體確定下來，以便于調查主體之間避免不必要的調查沖突，影響辦案效率。所以需要明確公檢法各自的調查啟動時間，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保證調查報告的正確性與嚴謹性。

（二）確定調查主體的調查權限

調查主體的調查權限方面主要是針對調查工作的調查內容來講的，法律應具體規定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調查內容，排除不必要的調查內容，確定調查主體的調查權限內容，促進調查效率的提高，節省司法資源。區分調查內容與辦案機關對有關事實依法查明的不同之處。其次，調查內容中也應避免與定罪有關的一些事實問題，只涉及到影響其犯罪的重要原因。調查報告作為量刑情節在調查工作中應與法律早已規定的法定量刑情節和酌定量刑情節區分開來，防止調查資料的反復收集，節約司法資源，也不利于調查與搜集真正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資料。因而，對于未成年社會調查報告方面，應主要針對導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危險性的發生，引發其犯罪產生的原因，并且在現有的訴訟程序中又不會關注的這些因素中來進行有關調查。

1、公安機關。進一步的確定公安機關在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時的調查權限與調查范圍，具體規定出公安機關應該在哪一階段或者可以在哪一階段針對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進行社會調查。比如，在立案階段作出相應規定，公安機關在立案之前是否就應對未成年進行立案調查，或是在立案之后的哪一階段或是任何階段都應考慮對其進行社會調查。

2、檢察院。檢察機關的調查權限同樣需要引起重視，尤其是檢察機關在批捕、審查階段，開展社會調查工作的必要與否，社會調查報告內容的合法與否，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因此，對這兩個階段，法律應作出一個更為完善的補充，明確檢察機關的調查權限范圍和具體的調查內容，進一步的保證監察機關的調查主體地位，確保檢察機關調查工作的順利開展。

3、法院。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對于是否采納社會調查報告的情形，應明確體現在判決書上，并且應使其法定化，并且是法官必須履行的而非是可以履行的義務。使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切實成為對未成年犯罪人定罪量刑的一個重要依據。（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1]李蘭英、程瑩：“新刑訴法關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規定之評析”，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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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會調查制度運行現狀

(一)調查主體多元化

社會調查制度的調查主體無非是法院法官、公安偵辦人員、辦案檢察官、社會社工等人員。但是從司法審判實踐情況來看，社會社工成為了承擔社會調查的主要人員，而其他角色人員參與社會調查工作的積極不高，可行性也不大。然而，許多經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判的法院、檢察院、公安經辦人員都一致認為，社會調查由未成年人案件的經辦人員來啟動不是很合適，特別是法官們即要做裁判員依照社會調查報告情況來審理案件，又要作運動員積極參與到社會調查工作中去，這是有違于司法公正原則，而公安、檢察院經辦人員則會因為參與到社會調查工作中，而不由自主地對于少年犯的情況先入為主有了主觀判斷，很難始終保持著客觀中立的狀態，這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審判是不利的，也難以保證社會調查制度設置之初的目的有效貫徹執行。

(二)調查專業化水平不高

在我國現行刑事司法社會調查制度中，除了調查主體為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有以上不公允的情況，即便是社區工作者，多數也不是專業從事社會調查工作的，都屬于跨領域作業，這樣社會調查的專業化程度肯定不高。同時現行社會調查方法主要為訪談法、問卷法等，缺乏統一規范的調查分析體系，由于人力資源、精力有限，短時間、小樣本的調研走訪，深入調查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收集的材料信息與能否為法官對于少年犯的量刑之間不能有效銜接，這就直接導致了社會調查制度形同虛設、社會調查報告不能起到對于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挽救矯正的作用。

(三)調查制度設計不嚴密

按照未成年人挽救矯正的立法初衷，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觀動機、客觀因素及其發展演變，未成年人的性格特點、家庭環境以及社交風險因素都應該成為社會調查的必須內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會調查制度，現有了法律規定、有具體文件規定要求，但是沒有具體實施細則，制度設計的嚴密性不高，直接導致了社會調查制度執行不統一、調查內容不規范，大大阻礙了社會調查制度設計初衷的有效實施。

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會調查制度建議

(一)完善社會調查配套規定

對于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審理設立社會調查制度，是刑罰個別化理念的體現。我國現有刑罰法律制度實行定罪量刑一體化程序模式，社會調查報告在法官定罪量刑中并非起到了直接相關作用，只是從挽救未成年人和矯正犯罪的角度，讓社會調查報告起到一定參考作用。在這個問題上，不妨可以借鑒一下國外經驗，適當引入對于社會調查報告當庭質證的程序，未成年人被告、檢察官、辯護律師都可以對調查報告內容的真實性進行質疑，而承擔調查報告工作的人員也可以適當接受詢問，這樣既可以保證社會調查制度的公開公正，又可以讓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充分全面考慮到社會報告中提及的內容。

(二)設立社會調查專業機構

我國可以借鑒日本模式，設立專業社會調查機構，可以設置在社區矯正機構、或者建立未成人法庭這樣專門部門，并對專業從事社會調查人員進行培訓，提供社會調查中所需要的心理學、醫學、社會學以及法律知識，最終形成專業性高、嚴密完整有效的調查報告提供給法院。同時，有些地區的檢察機關通過購買服務的形式，將社會調查等工作交予一些有資質的社會服務機構，這種做法也是不失為有益的探索。許多社會工作者從事社工工作，本來就對社會學、心理學有一定的了解，同時通過參與社會調查實習，了解熟悉現行的刑事審判體系程序，學習必要法律知識，可以將社會調查工作與未成年人失足挽救、犯罪矯正等聯系在一起進行，更有利于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再發生概率。

(三)構建社會調查標準化體系

未成年人處于人的成長特殊時期，無論是生理情況還是心理狀態都屬于多變期，社會調查標準化體系就是要針對未成年人心理學幾種不同類型，分類開展社會調查，形成不同結論、不同類型的調查結果，從而能夠指導刑事審判。罪錯行為時未成年人成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社會調查給了未成年人在成長中不斷改進蛻變的機會。社會調查標準化體系可以從心理學上的五種人格因素上去考量，就是五大人格維度:神經質、外傾性、開放性、適宜性、謹慎性，以此綜合評判未成人的心理成熟度，為進一步的司法量刑和社會矯正提供依據。

三、結語

未成年人是社會的明天，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是社會焦點問題，社會、家庭、學校、司法機關都應當積極參與其中，在各自角色里積極發揮作用，凝聚全社會的力量，將社會調查制度做好、做實、做得更有效。

作者:李大宇 單位:江蘇省漣水縣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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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調查的概念簡述

筆者通過查閱有關的文獻著作，發現雖然就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概念定義紛繁多樣，但其中包含的關鍵要件還是趨于一致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又被稱為全面調查制度，是指司法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不僅要全面收集案件的相關證據，還要調查分析與未成年犯罪人的個人基本信息、家庭基本情況、社區綜合環境、交往范圍對象、心智發展情況等與案件處理有關的信息，還可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醫學、心理學、精神病學等方面鑒定，最后形成社會調查報告，作為辦理案件的輔助證據的一種制度。從犯罪學的角度看來，在絕大多數犯罪中，行為人之人身危險性與其人格結構及要素之間存在著基本的一致性。所以，社會調查制度的主要價值目標就是調查未成年犯罪人的社會危險性。

一項制度基于其合理性與必要性而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亦是如此。一方面，未成年人處于特殊的年齡段，其知識結構、思想感情、身心發展尚未成熟，自我控制能力和對行為后果辨識力不足，犯罪呈現沖動性和盲從性的特點。且他們社會閱歷尚淺，社會調查制度能更直接反映其人格特點和社會危險性。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人生觀、價值觀處在發展和定型階段，具有很強的可塑性和發展空間，實行社會調查制度更可有效地為教育挽救犯罪未成年人提供參考材料，有利于全面考量懲罰犯罪與感化教育的期待性。

綜上所述，司法機關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不能機械地追求罪刑均衡，而更應當注意處理結果與對未成年人的教育矯正。在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我國的刑事法典中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差別化處理主要體現在刑法中。刑法意義上的未成年人是指被告人犯罪時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規定了對未成年犯罪人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不適用累犯、不得判處死刑等內容。而刑事訴訟法中關未成年人犯罪主要有指定辯護、法定代表人到場以及犯罪記錄封存、附條件不起訴、社會調查特別訴訟程序等規定，尤其是這次新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殊程序規定，彌補了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不足，從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出發進行程序設置，更好的發揮刑法實體法與刑訴程序法的制度價值。

二、社會調查的國際法經驗

1985年《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北京規則）第16條首次明確規定了社會調查制度，即“所有案件除涉及輕微違法行為的案件外，在主管當局作出判決前的最后處理之前，應對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環境或者犯罪的條件進行適當的調查，以便主管當局對案件作出明智的判決。”我國是該公約的締約國，積極推動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進程，通過此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將國際法轉化為國內法，成為少年司法制度的一個重要法律淵源。比較研究國外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對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建構具有啟示意義。

（一）英美法系代表國家社會調查制度概況

美國作為英美法系的典型國家，1899年在伊利諾伊州誕生了世界第一部《少年法院法》和少年法院法庭。根據《少年法院法》的規定，在法律術語上，少年觸犯法律的行為不被稱為“犯罪”（crime），而被稱為“罪錯”（delinquency）。其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貫穿于刑事訴訟的全過程，分為庭前調查和判刑前調查兩個階段。美國各州法律規定，少年法院或少年法庭除設立少年法官外，另設緩刑官員。就少年刑事司法而言，庭前調查的目的具有非刑事性，但對刑事訴訟程序是否需要啟動具有影響，判刑前調查則直接對法官量刑具有作用。

庭前調查由緩刑官負責，這一階段的社會調查并不全面的收集分析信息，其主要目的是對大部分未成年人案件的非刑事化處理提供依據。當未成年人的重大罪錯需要被追究司法責任時，緩刑官就會在案件起訴后判刑前對未成年人進行一系列的社會調查。緩刑官需要查訪犯罪少年的生活環境、學習經歷等情況，必要時委托有關專家進行生理、心理測試評估。緩刑官要對上述信息進行分析和評價，客觀有序地寫在量刑前報告中。該社會調查報告是少年法庭作出及震懾罪錯又滿足矯正要求判決的重要參考。

（二）大陸法系代表國家社會調查制度概況

德國作為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創立了少年刑事訴訟協理制度，由少年福利局在少年教養聯合會的協作下執行。即在德國少年法院庭審前，少年福利局的工作人員要充分關注犯罪人本身以外的性格、家庭環境、成長背景等因素，提出對涉嫌犯罪的少年采取措施的見解。現行《少年法院法》（1998年修訂）第43條規定，“訴訟程序開始后，為有助于判決被告人心理上、精神上和性格上的特點，應盡快調查其生活和家庭狀況、成長過程、現在的行為及其他有關事項。”少年犯罪進入訴訟程序后，少年法院應當通知少年福利局啟動社會調查程序，遵循有利于少年犯的原則進行的，在社會調查基礎上將相關的信息資料制作書面報告，提出應采取的措施，提供給少年法官、檢察官和其他訴訟參與人。

三、我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構建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規定了社會調查制度。通過對條文的分析，筆者認為，我國目前的社會調查制度有以下特點。第一，社會調查的法定主體是公安機關、檢察院和法院。可見我國對于社會調查主體采取的職能主義模式，并未采取獨立的調查員制度，或者吸收社會工作者、專業人員參與社會調查。第二，根據刑訴法“可以根據情況”的表述，我國未成年社會調查并不是必經程序，公檢法三機關對情節的把握擁有較大的自主決定權，但是縱向的訴訟結構又可以保證在前一訴訟階段責任主體未開展社會調查的情況下，后一訴訟階段的責任主體可以隨時開展社會調查，從側面起到了補充的作用。第三，刑訴法對社會調查的結果形式以及其證據屬性并未進行明確規定，只是表述為“辦案參考”。在實踐中，負責調查的主體既可以單獨形成社會調查報告，亦可在起訴書等法律文書中附帶提及。實踐中社會調查的調查手段主要是詢問未成年人的父母家長、學校老師同學等證人，或是調取學習成績、榮譽證書等書證，從證據屬性來講這些材料皆可為案件證據加以運用。在出具單獨社會調查報告的情況下，社會調查報告的依據是調查時收集的證言和書證，所以報告的屬性可以定性為書面化的證人證言，可以作為案件的證據。在不出具單獨社會調查報告的情況下，調查階段收集到的材料應當附卷，其中有關未成年犯罪的內容亦可以作為證據，但要接受法庭質證。

四、完善我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啟示

篇（11）

[中圖分類號] D917.3[文獻標識碼] A

一、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制度的法理考察

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制度（以下簡稱社會調查制度），又稱為判決前調查制度或人格調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決前，由專門機構對被告人的個人情況、家庭環境、犯罪背景等進行專門調查分析，并對其人身危險性進行系統評估后，將調查評估報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時參考的制度。社會調查制度因其有利于達成量刑的科學化、合理化和準確化，促進刑罰效益的最優實現，而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理中被賦予特殊的關注，目前已成為各國少年刑事法中的通行制度。

社會調查制度以刑罰個別化原則為理論基礎，該理論由龍勃羅梭、菲利、李斯特等為代表的刑事實證學派提出。現代刑罰個別化原則的要義在于：刑罰輕重不僅取決于犯罪人所犯罪行的大小，而且應充分考慮其人身危險性。但一個人的人身危險性不像犯罪罪行那樣易于把握，為避免量刑的偏頗，必須以一定的方式、手段準確地加以測定，而通過審判前社會調查所獲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險性的表征。因此，社會調查制度是獲知犯罪人人身危險性，進而實現刑罰個別化的重要途徑。

隨著刑罰個別化觀念的深入人心，社會調查制度日益受到各國重視。美國、德國、日本、比利時等國均已實行這一制度，尤其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往往以對犯罪人進行社會調查作為審判的基礎。未成年人身體處于迅速發展階段，與此對應的是心理發展往往相對滯后，不能與生理發展完全同步。這種身心發展的不平衡，使得未成年人抵抗外部世界的干擾能力相當脆弱，一旦在家庭破裂，教育不當，受到不良朋友或黃賭毒等外界因素影響下，容易做出游離于社會規范的出格行為，甚至違法犯罪。如果不考慮未成年人的人格因素，而機械地依據犯罪事實施以刑罰，將可能使某些因偶發因素而犯罪的青少年被司法的草率斷送一生。因此，司法機關對待未成年犯罪人應盡可能通過社會調查方式，以廣泛的視角審視區別不同的犯罪人格，在刑罰個別化原則的指引下，準確定罪量刑，從而實現刑罰的個別預防功能。

我國現行法律中并無關于社會調查制度的規定，但這一做法卻與現行刑事法所蘊含的某些法律精神相契合。我國刑法第五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有法學家認為，該條文雖被稱為罪行相適應原則，但已與刑事古典學派所主張的罪刑相適應原則有著重大區別，其中已涵蓋了刑罰個別化的內容。根據這一規定，刑罰的輕重不僅應當與所犯罪行，即已然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相適應；而且應當與承擔的刑事責任，即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人身危險性）相適應。[1]因此，作為人身危險性表征的犯罪人個人情況及其人格特征，當然的包含于“犯罪分子所承擔的刑事責任”之中。只是由于我國法律并未將相關調查程序作為刑罰適用的前置程序，造成法院量刑時往往囿于考察犯罪人罪行的輕重，而忽視對其個人情況及人格特征的了解與考量。1985年通過（我國于1991年加入）的《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簡稱《北京規則》）則為我國構建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制度提供了國際法層面的依據。《北京規則》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輕微違法行為的案件外，在主管當局作出判決前的最后處理之前，應對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環境，或犯罪的案件進行適當的調查，以使主管當局對案件作出明智的判決。”而2001年4月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第二十一條規定：“開庭審理前，控辯雙方可以分別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書面材料提交合議庭。必要時，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關社會團體組織就上述情況進行調查或者自行進行調查。”該規定為我國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中設立社會調查制度提供了直接的司法依據。

二、設立社會調查制度的意義

近年來，人民法院在《未成年人保護法》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關法律規范的指引下，針對未成年犯罪人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小，具有極強的可塑性特征，積極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的有效模式，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此背景下，社會調查制度的設立至少在以下方面顯現出其積極意義：

（一）宣示司法對未成年人犯罪主體性特征的關注以及教育、保護的刑事政策導向

對未成年被告人實行廣泛的社會調查，既表明司法部門在處置未成年人犯罪時，從以犯罪行為為本位轉化為以犯罪行為與主體特征并重，進而根據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成長環境與條件、犯罪誘因等因素著手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矯正和治療的積極態度，同時也進一步向社會闡明司法機關以實事求是的原則處置、以誠懇的態度教育、以務實的措施挽救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力求維護和體現司法公正的決心。

（二）有利于實現刑事司法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的目的

社會調查由熟悉社會工作和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社會組織成員擔當，相對獨立于各方當事人，其本身具有的工作經歷和在刑事訴訟中獨特的地位，造就其與眾不同的親合力，容易與未成年被告人溝通，獲得他們的信任，進而在接觸中潛移默化地對未成年人予以引導、教育、感化，達到挽救未成年被告人的目的。

（三）體現了刑罰個別化理念，是法治文明進步的標志

不同的犯罪人，由于其主觀惡性不同，成長經歷不同，其人身危險性也不相同，這直接影響到對其適用何種量度的刑罰才足以實現個別預防的效能。法治發達國家的司法經驗表明，將對犯罪人個體情況的調查作為法官裁量刑罰的參考，為有區別地采取靈活的刑罰措施，實現刑罰目的奠定了基礎。因此，這一制度不僅符合法治發展的非犯罪化、輕型化和非監禁化的趨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從更大范圍、更長遠角度解決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態勢。

（四）體現了司法民主的精神，有利于維護司法的公正

調查員以訴訟參與者的身份介入未成年人刑事訴訟，是人民參與司法的具體體現，是司法民主的實現方式之一。這一制度不僅可以彌補人民法院因客觀條件的制約所導致的審判視野的局限、社會監督不足等缺陷，更可在法院與未成年被告人及社會之間建立某種渠道，實現監督和反饋司法公正的效果，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五）體現了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同時，兼顧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的精神

隨著未成年人犯罪數量逐漸增多，人民法院本已較為緊張的司法資源更顯捉襟見肘。法官有限的精力不僅要投入日漸繁重的案件審判，還要介入繁冗的社會調查當中，往往導致顧此失彼，難以實現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目的。社會調查制度引入專業人員調查，使法官得以從社會調查工作中解脫出來，專心于案件審判，實現了法官的中立公正，提高了司法效率。

三、社會調查制度的構想與江蘇的實踐

雖然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規定》為社會調查制度的設立提供了司法依據，但其僅是原則規定，在訴訟法層面并沒有配套以具體的程序制度來貫徹和保障。所以實踐中在社會調查開展與否，社會調查承擔的主體、調查的內容、運作程序等具體操作問題上均帶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需要建立配套制度加以規范。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充分調研論證的基礎上，積極借鑒吸收已有成熟經驗，結合部分基層法院的試點實踐，會同有關部門于2006年10月1日出臺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審前調查實施辦法（試行）》（以下簡稱《實施辦法》），對社會調查的主體、職責、調查的內容、方法、程序等作出詳細規定，經過一段時期的試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會效果。

（一）社會調查的主體

社會調查主體的確定是制度設計的核心問題。根據社會調查的性質，調查主體的確定應具備三項條件：一是必須中立。二是必須專業。三是必須敬業。

《若干規定》第二十一條暗含了四類調查主體，即公訴人、辯護人、法院委托的社會團體組織的人員或其他社會工作者（如團委、工會、婦聯、機關工委、基層司法助理員、離退休老干部、老教師等）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以往江蘇各地做法不一，四類主體均有嘗試，有的基層法院還成立專門的社會調查員辦公室，聘請固定的社會調查員專司對未成年被告人的社會背景調查。公允地評價，上述調查主體確為人民法院正確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客觀分析，各自又均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維習慣的不同，律師的調查可能更關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對其不利的因素；公訴人的調查則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對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調查的視角比較中立、全面，但法官精力有限，且自查自判又有違法官中立超脫的地位，給人以“先入為主”之嫌；委托社會團體組織調查，可能會因承擔調查任務的人員主業工作繁忙，經常換人等客觀因素而無法保證調查的質量和時效；聘請專職社會調查員效果雖好，但需一定經費和辦公場所作保障，使得大多數基層法院力有不逮。因此，我們在積極實施社會調查工作的同時，一直在探索尋找更為合適的調查主體。

（二）調查主體的地位及職責范圍

從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規定》來看，調查人員是接受法院委托，從事特定任務的主體。其由于受法院委托從事專項調查而介入訴訟，故有別于證人；而其從事事項與審判相關聯，關涉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罰處置，故需要其參與庭審，接受質詢。據此，我們將其作為一種較為特殊的訴訟參與人對待，賦予其類似于鑒定人的訴訟地位，并在法庭調查結束后設置獨立的聽審程序，由調查員出庭宣讀調查評價報告，并接受控辯審各方的詢問。此外從效果出發，還安排調查員參與合議庭組織的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庭審教育。

關于調查主體的職責范圍，即接受人民法院委托，通過開展獨立的調查，就其獲取的未成年被告人家庭背景、個性特點、以往表現等關涉量刑的事實提出書面意見，作為法院量刑時的參考，并協助人民法院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具體包括：社會調查、制作書面報告、出庭宣讀報告并接受質詢、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庭審教育、對判處非監禁刑的未成年人進行監督教育挽救等延伸工作。

（三）社會調查的內容、對象和方式

與審理成年人犯罪案件相比，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更注重于對被告人個體情況的調查。即以未成年被告人為中心，對其身心狀況及周圍人員、環境等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調查評估，力求深入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真實的內心世界，全面、具體、客觀反映其真實面貌。我們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規定》的精神，結合以往工作經驗，在《實施辦法》中將以下六項內容列為基本調查項目：“家庭背景”項目、“個性特點”項目、“案件情況”項目、“自我認識”項目、“幫教條件”項目、“綜合評價意見”項目。

基于社會調查的內容有別于查明犯罪事實是否存在的刑事偵查活動，其調查對象不能僅局限于與案件有直接關系的同伙、受害人及證人，而應將范圍擴展到與其生活、學習、工作相關的人員，包括家長、老師、同學、同事、領導、鄰居等。因此我們對調查對象盡可能廣泛地加以羅列，具體包括未成年被告人及其監護人、就讀學校（工作單位）、同學（同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屬，社區組織、社區居民、被告人戶籍地（經常居住地）派出所等。由于調查內容多，涉及人員廣，社會調查通常由調查人員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學習、工作的場所以及其他關系地，針對不同的調查對象，采取談話、觀察、電話、書信、委托等多種方式進行，必要時各種方法可以交叉配合使用。調查的內容應當形成書面筆錄，并加以整理分析，以使內容完整、準確、詳實。

（四）社會調查報告

調查報告是社會調查內容的綜合反映形式，是全部調查活動和調查結論的載體。它反映未成年被告人的基本情況，揭示犯罪的原因和條件，發現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的“感化點”，為人民法院準確適用刑罰提供依據。因此，對調查報告應有較為嚴格的要求。首先，調查報告應規范。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調查報告應固定為統一規范的格式，這不僅因為報告在性質上是一種法律文件，應以規范的形式彰顯其法律效力，而且規范的報告形式利于調查人準確制作，避免疏漏，同時便于法院正確參考適用。調查報告的規范化包括形式與內容兩方面，形式上可采用表格式或分段敘述式，內容上應將調查項目編列為數個較為統一的欄目，并保證其詳略得當，遣詞準確，分析合理，避免空泛或不恰當的描述。實踐中，我們設計了統一格式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審前調查表》，并針對六項基本調查內容設計了21個項目116個選項供調查人員選用，避免了制度施行初期因調查人員經驗不足或能力的差異而可能造成的報告內容混亂與疏漏。其次，調查報告應客觀、真實。調查報告將在法庭宣讀出示，其客觀真實性受到未成年被告人、監護人、公訴人、辯護人、法官等多方質詢，如果其中存在不實之處，不僅影響到法庭對未成年被告人刑罰裁量的公正性、準確性，而且會打擊未成年被告人對司法制度和社會的信任，產生許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要求調查人員以公允的態度，通過細致周到的工作，確保報告的客觀真實。第三，調查報告的制作應根據案件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側重。不同類型的案件，其犯罪誘因必然有所差異，與之相對應的法庭教育的切入點也就不同，所開展的社會調查及報告制作同樣應具有針對性。以盜竊案件與案件為例，前者應側重于未成年人消費、金錢觀念的變化、交友情況等進行調查，后者則應側重于未成年人行心理、家庭、學校性教育方面的調查。

（五）社會調查的工作程序及監督制約機制

1．啟動程序。人民法院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應向承擔社會調查的機構發出委托調查函，并提供書副本，調查機構應及時指定所屬調查人員進行調查。根據目前江蘇省社區矯正機構的人員配備情況，我們在《實施辦法》中對受調查的未成年被告人范圍作了限定：“未成年被告人戶籍所在地或經常居住地在本省各市轄區內，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緩刑條件的”。

2．調查程序。調查人員應于收到委托調查函后的一定期限內通過走訪未成年被告人的關系人，收集調查資料并制作完成調查報告提交法庭。《實施辦法》針對適用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案件，分別規定了五個和七個工作日的調查時限。為了強化社區矯正機構的內部把關機制，《實施辦法》規定調查人員完成報告后，應先提交所屬縣（市、區）級社區矯正機構，由其初步審核并簽署意見后再移交人民法院。此外，我們考慮到目前調查人員進入羈押場所對訴訟中的在押未成年被告人進行調查尚無法律依據，所以規定當調查人員不便到看守所調查時，調查報告中與案件有關的情況由法官及時提供。

3．審查程序。人民法院對調查報告進行質詢的，調查人員應在法庭調查結束后出庭宣讀調查報告，并接受控辯雙方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質詢，最終由人民法院在依據事實和法律的基礎上，參考調查報告決定對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實施辦法》中關于此節的具體流程、環節，前文中已作介紹，不再贅述。

我們注意到，學者們在充分肯定社會調查制度積極意義的同時，也屢屢表達出對確保調查公正性，防范虛假報告的關注。為了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防止社會調查不公正，我們在《實施辦法》中規定了一系列監督制約措施：（1）檢察機關全程監督制度，明確檢察機關應當對調查工作實施全程法律監督；（2）兩人調查制度，社區矯正工作機構必須指派二名以上專職工作人員進行調查，以確保調查過程的公正；（3）兩級把關制度，調查報告需經鄉鎮（街道）及縣（市、區）兩級社區矯正機構審核后方能提交人民法院；（4）回避制度，調查人員與未成年被告人之間存在親屬或其他利害關系時，應自行回避；當其在庭審中被申請回避時，由合議庭或獨任審判員決定是否采納其調查報告；（5）法庭審查和復核制度，調查報告一般需經庭審質證后才能作為量刑的參考；各方對調查報告發生較大爭議時，法庭有權作出復核的決定；（6）保密制度，調查人員不得泄露在開展調查、參與訴訟中獲取的案情及未成年人隱私等信息。

四、完善社會調查制度的思考

社會調查制度作為我國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領域中的一項有益探索，已為近年來的司法實踐證明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它拓寬了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視野，探索出一條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新途徑，體現了現代司法的人性化理念。但由于該項制度在我國還處于探索階段，現行法律體系尚未為其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據和準備，諸多問題還需通過立法加以明確。

（一）明確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

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關系到其在刑事訴訟中的身份、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涉及其履行職務時的職權保障，決定其制作的調查報告的屬性，影響其調查職能的充分發揮。因此，應盡快從立法層面明確界定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賦予調查人員等同于鑒定人的訴訟參與人身份，以使調查人員能以正當的名份參加庭審，獨立自主地提出調查報告并接受各方質證。結合調查人員參與法庭教育的職能，還應為其在法庭上設立專門席位，以顯現其特殊的地位，保障其更好地履行職責。

（二）確立調查報告的法律屬性

調查報告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審判中的積極價值得到了司法實踐的充分驗證，并獲得學術界普遍認同，我們沒有理由再讓其因性質歸屬的爭論而備受爭議。立法上應在明確調查主體法律地位的基礎上，盡快將調查報告納入證據范疇，以徹底化解認識上的分歧，同時保證所有調查報告都能經歷庭審質證過程的檢驗而確保客觀公正。

（三）提前啟動社會調查程序

我國刑事訴訟法給予刑事案件的審理期限普通程序為一個半月、簡易程序為二十日，因此各地規定社會調查的時限普遍不超過十天，而社會調查必須通過走訪眾多單位和人員，進行深入細致地調查分析，才能出具高質量的調查報告，如此短的時限難以保證調查質量。因此，有必要將社會調查的啟動時間提前到偵查階段，這樣不僅能為調查的質量提供時間上的保障，而且能為偵查機關是否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強制措施提供客觀、準確的依據。

（四）擴大社會調查的案件范圍

目前因客觀條件所限，社會調查尚未普及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往往僅限于犯罪事實較輕，具備管制、緩刑條件的案件。這不僅大大限制了社會調查制度優越性的充分發揮，對于那些不具備管制、緩刑條件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告人無疑也是不公正的。因此，在條件成熟后應將社會調查的案件范圍擴大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使這一制度的有益價值惠及所有未成年被告人，實現司法的公平。

（五）建立嚴格的制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