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世界文學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二、教學目的與教學內容的改變

我教研室在進行廣泛問卷調查的基礎上利用每周一次的業務學習時間，針對當前教學的實際情況確定了新的教學目標。21世紀是一個新的文化轉型時期，跨文化與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已處于人文精神的最前沿。在講授主干課時，如果繼續拘泥于單個學科和單種文化的界限，不僅會造成學術方法的枯燥單一，也無法充分滿足當今學生日益復雜、深化的學術需求。為此，在教學研究與實踐中要大膽革新，打破課程壁壘，以“總體文學”的新觀念將3門主課融為“一體三段”，在保證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基礎上，創造一種以東西文學史為底、以比較原理為綱的教學方法，訓練學生的橫向思維，開拓他們的學術視野，在自由的學術氛圍中完成異質文化間文學的互識、互證和互補。明確的目標確定下來后，我們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就是教學內容的重新確定與調整。因為目前使用的基本都是20世紀90年代左右出版的教材，受時間和觀念所限，其不能充分反映近十幾年來的學術變化與熱點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在立足教材的基礎上，秉持一種合理、純粹的學術立場，有意識、有目的、有選擇地引進一些新的學術理論與內容，以開闊學生的視野，補充教材的不足之處。例如，在講授古典歐洲文學史時，從對英國“湖畔派”的階級性否定轉變為對其藝術性、唯美性的公允肯定;在對《簡·愛》等世界名著的講解過程中，引進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等西方先進的理論方法;在近現代歐美文學史部分，增加過去被忽略的黑人文學、猶太文學等亞文學流派。

三、教學手段與教學方法的現代化

第一，利用并制作多媒體課件進行教學。我教研室的青年教師在講授“歐美文學史”時利用集文字、圖片、聲音、動畫于一體的多媒體課件，使學生的學習效率得到了極大的提高。第二，系統使用PowerPoint文稿展示功能。“歐美文學史”為多專業共修課，授課人數經常在百人以上，必須在階梯大教室進行授課，許多學生反映上課時聽不清老師的聲音，看不清老師的板書。針對這種情況，我們鼓勵教師充分利用先進設備，全程使用PowerPoint展示教案板書，這樣既避免了上述的尷尬局面，滿足了學生的需求，也保證了教師上課流程的連貫性。第三，利用互聯網進行師生之間的溝通與互動。互聯網在大學的迅速普及為教學改革提供了條件，我們抓住這一新的時代產物，將專業講授與學習從傳統的班級授課轉變為講課與網上答疑、輔導相結合，促進了師生間深層次的溝通與互動。第四，利用錄像、展覽等手段記錄、展示教學成果。我們用錄像機將教改過程記錄下來，以便對教改方法的優缺點進行有的放矢的具體分析。此外，我們還發動學生將師生互動的教改課程布置成可觀、可感的平面展覽，在教學樓內巡回展出，極大地激發了學生的參與熱情和學習興趣。

篇（2）

提要：“利他主義”可以分為“親緣利他”、“互惠利他”與“純粹利他”三種形式，對前兩種利他行為，生物學和經濟學已經給出了較為圓滿的解釋。但本文認為，要對“利他主義”作出全面說明僅僅滿足于這點是不夠的。本文提出了利他基因的“隱性遺傳”和行為偏好的“廣義效用”假說，并在此基礎上對“純粹利他”行為作出了生物學和經濟學的解釋。

關鍵詞：親緣利他互惠利他純粹利他隱性遺傳廣義效用

一、利他主義的表現形式

利他主義有三種典型的表現形式：

第一，“親緣利他”，即有血緣關系的生物個體為自己的親屬提供幫助或作出犧牲，例如父母與子女、兄弟與姐妹之間的相互幫助。一般情況下，這種以血緣和親情為紐帶的利他行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稱為“硬核的利他”（hard-corealtruism）。但生物學的研究業已證明，“親緣利他”對生物個體來說并非沒有回報。根據“親緣選擇”理論，生物的進化取決于“基因遺傳頻率的最大化”，能夠提供“親緣利他”的物種在生存競爭中具有明顯的進化優勢。（Hamilton，1963）因此，“親緣利他”不僅在人類社會，而且在整個生物世界都是一種非常穩定、非常普遍的行為模式。例如，當幼鳥遭受攻擊時，許多鳥類父母都會挺身而出，用偽裝受傷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脫。在這一行為過程中，父親或母親雖然可能因此喪生，但由于父母與子女之間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從“基因遺傳頻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則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雛得以逃生，父親或母親作出的犧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慮到年幼子女喪生的幾率遠遠超過經驗豐富的父母，這類行為對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所以，無論在人類社會或生物世界，“親緣利他”在父母與子女關系上表現得尤為動人和充分。而隨著親緣關系的疏遠，“親緣利他”的強度也會逐步衰減。生物學家甚至設計出所謂的“親緣指數”，并根據它來計算“親緣利他”行為的得失和強弱。（Hamilton，1964）在這方面,生物學與經濟學所包含的內在邏輯相當一致：所有生命體的行為看上去總好象設法使某一“目標函數”最大化。有人曾經對《美國經濟評論》和《美國博物學家》刊載的文章進行過比較，結果發現這兩門學科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論文都是運用優化的方法來預測某種現象，然后再作出統計檢驗。(Tullock，1983）

第二，“互惠利他”，即沒有血緣關系的生物個體為了回報而相互提供幫助。生物個體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競爭力幫助另一個與已毫無血緣關系的個體，因為它們期待日后得到回報，以獲取更大的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互惠利他”類似某種期權式的投資，所以有人把它稱為“軟核的利他”（soft-corealtruism）。例如，一種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動物的血液為生，如果連續兩晝夜吃不到血就會餓死；一只剛剛飽餐一頓的蝙蝠往往會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來反哺那些頻臨死亡的同伴，盡管它們之間沒有任何親屬關系。生物學家發現，這種行為遵循著一個嚴格的游戲規則，即蝙蝠們不會繼續向那些知恩不報的個體饋贈血液。(Wilkinson，1984)顯然，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根據“邊際效用遞減律”，當施惠者與受惠者互相換位時，同樣數量的血液將產生更大的邊際效用，從而使這類行為具有明顯的經濟學含義。不過，由于施惠與回報存在著時間差，從而使這種期權式的投資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種較為長期的重復博弈關系中，而且還要求形成某種識別機制，以便抑制道德風險和個體的機會主義傾向。雖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紀晚期才由博弈論專家阿克塞羅德建立起來，(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卻在200多年前亞當·斯密論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見的手”時，就被一針見血地指出過了。

第三，“純粹利他”，即利他主義者不追求任何針對其個體的客觀回報。例如，湯姆遜瞪羚（Thomson’sgazelles）的利他主義行為：當獅子或獵豹接近時，往往會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躍向同伴們發出警告。生物學家觀察到，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行為方式，它只發生在最早發現危險的湯姆遜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為原則，最早發現危險應該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湯姆遜瞪羚的“英雄主義”卻放棄了第一時間逃生的機會，并以此代價向同伴報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這一行為看上去頗似我們前面提到的母鳥保護幼鳥的行為，但它們的內涵卻有明顯的差別。因為湯姆遜瞪羚所保護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親屬，對個體來說這是一項沒有任何收益的投資。這一行為與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著更明顯的區別，對個體來說這一行為的投資風險與預期回報存在著極大的不對稱，而且也不可能通過識別機制來剔除那些具有機會主義傾向的“搭便車”者。因此，有些生物學家，比如《自私的基因》一書作者里查德·道金斯甚至對湯姆遜瞪羚的行為作出了如此自私的解釋：高高跳躍的瞪羚是在向突襲者昭示——你瞧，我的體力有多棒！別來打我的主意，否則你會一無所獲的！還是去追殺我的那些孱弱的同伴們吧！(道金斯，1998a）我認為這個解釋非常勉強并令人懷疑。且不說把這種只有人類“超級智慧”才想得出來的“炫耀式欺騙”強加給湯姆遜瞪羚是否公平，就是從進化論角度看，其破綻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這種行為真有效，當遭受猛獸襲擊時為什么不會有更多的湯姆遜瞪羚跟著一起“跳舞”呢？

顯然，要對利他行為作出全面說明，僅僅滿足于“親緣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從生物學和經濟學的角度對“純粹利他”作出解釋，而這正是本文試圖達到的目的。

二、純粹利他行為的生物學基礎

事實上，許多生物學家，比如勞倫茲（K·Lorenz）、威爾遜（E·Wilson）、愛得華茲（W·Edewards）等，早就在一定意義上給出了“純粹利他”行為的生物學解釋，他們的理論在生物學中被稱為“群體選擇理論”。該理論認為，遺傳進化是在生物種群層次上實現的，當生物個體的利他行為有利于種群利益時，這種行為特征就可能隨種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進化。（Wilson，1975）但“群體選擇理”論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缺陷，它無法解釋導致個體生存適應性降低的“純粹利他”行為怎樣才能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保存下來。因此，在主流生物學理論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恰恰是與之對立的“個體選擇理論”。“個體選擇理論”認為，“純粹利他”行為與生物個體的生存適應性成反比（只要想一想那只以生命為代價向同伴報警的湯姆遜瞪羚就可以了），而利己行為卻與生物個體的生存適應性成正比；一個利己的個體有更多的機會生存下來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這些后代都有繼承其自私特征的傾向；只要前者的生存適應性低于后者，不管這種差別在初始狀態多么微小，經過千百萬年的自然選擇，生存適應性較低的生物性狀也會被無情淘汰掉。以至于里查德·道金斯斬釘截鐵地說，“如果你認真地研究了自然選擇的方式，你就會得出結論，凡是經過自然選擇進化而產生的任何東西，都應該是自私的”，“對整個物種來說，‘普遍的愛’和‘共同的利益’等在進化論上簡直是毫無意義的概念”。(道金斯，1998b）

但“個體選擇理論”并沒有解決由湯姆遜瞪羚所引起的深層矛盾，我們不仿把它稱為“湯姆遜瞪羚悖論”：一方面，現代生物學認為，只有交互繁殖的種群才能保持相對恒定的基因庫，所謂進化是生物種群的進化而不是生物個體的進化；（陳閱增，1997a）因此，“純粹利他”行為作為一種符合種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狀，在生物長期演進過程中保存下來是符合進化論自身邏輯的；另一方面，迄今為止所有生物學的實證研究似乎都證明了，生物進化必須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介質才能實現；有利于個體生存適應性的生物性狀，才會在遺傳進化中得以保存并不斷強化；而與個體生存適應性無益甚至有害的生物性狀，其有效信息最終都會在遺傳進化中丟失和湮沒；因此，“純粹利他”行為是不能從生物學意義上得到解釋的。(道金斯，1998c）“湯姆遜瞪羚悖論”給解釋“純粹利他”行為提出了兩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1、有利于種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狀怎樣才能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介質保存下來？2、有利于種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狀通過什么途徑才能得到必要補償和激勵？在我看來，這兩個問題不但可以回答，而且答案已經包含在現存的生物學知識框架之中。

“個體選擇理論”顯然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上，即生物的遺傳性狀與遺傳介質之間是一種直接的、一一對應的關系。但我們不能不設問：除此之外，是否還存在一種間接的、非對稱的遺傳關系？事實上，現代生物學已經觀察到許多非對稱的遺傳現象：兩種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生物性狀，通過同一基因介質實現遺傳；隨著其中一種被自然選擇，另一種也同時保留下來。最著名的例子是引發鐮狀紅細胞貧血病的隱性基因：鐮狀紅細胞貧血病對人類來說是一種非適應性的生物性狀，但生物學家發現，帶有這一基因雜合子的人卻具有較強的抗瘧疾能力，因此在非洲某些惡性瘧疾流行地區，這一隱性基因的出現頻率就很高。（陳閱增，1997b）以此推論，“純粹利他”行為雖然對生物個體是非適應性的，但它對生物種群卻具有很高的生存價值；因此，在生物長期演進的過程中，它可以與某些利己行為一起借助于同一個基因介質以“隱性遺傳”的方式保留下來，這恰恰體現了生物性狀對生存環境高度的適應性。為此，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簡單的遺傳模型來說明這一假說：假設AA與Aa為利己型基因，aa為利他型基因；在Aa中A為顯性的等位基因，a為隱性的等位基因；如果利他行為的生存適應力低于利己行為，那么根據自然選擇原理，aa型的利他基因最終將被淘汰出局；但由于在Aa型利己基因中含有隱性的a，它并沒有隨aa的消失而消失；因此當Aa型基因與Aa型基因通過減數分裂進行繁殖時，根據“哈迪-溫伯格定律”，仍然有可能復制出AA（占25%）、Aa（占50%）和aa（占25%）三種類型的基因，從而實現利他行為的隱性遺傳。

“純粹利他”行為在“非零和博弈”條件下對生物個體生存適應性的損益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一般推斷，兩個具有“純粹利他”傾向的生物個體更容易營造一種協作氛圍；與兩個只有利己傾向的生物個體相比，它們可能具有更高的生存適應性。如果這一猜測是正確的，則我們可以構建一個博弈方陣來解決“純粹利他”行為的補償和激勵問題（葉航，2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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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義者|利他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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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義者|-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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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主義者|-2，12|5，5

如果我們以X代表利己主義者，以Y代表利他主義者；根據以上假定則利己主義者的期望適應性為-5X+12Y，利他主義者的期望適應性為-2X+5Y；當利己主義者與利他主義者的比率為7：3時，每個個體的適應性都是一樣的（-5X+12Y=-2X+5YX：Y=7：3）；如果利己主義者與利他主義者的比率大于7：3，則利己主義者的適應性會減少而利他主義者的適應性則會增加；反之，則利己主義者的適應性會增加而利他主義者的適應性則會減少。因此，在生物種群及其個體行為模式中“利己行為”與“利他行為”將以某種大致固定的比例同時存在。它說明，“純粹利他”行為是能夠通過補償激勵機制得到進化的。事實上，這一結論的依據正是現代生物學中的ESS理論。ESS理論是英國著名生物生態學家梅納德·史密斯1982年創立的，它在現代生物學中被稱為“自達爾文生物進化理論建立以來最重要的發展之一”。（道金斯，1998d）ESS是生物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的縮寫，如果生物種群在進化過程中能夠形成某種穩定的策略（行為）均衡，這種策略（行為）就是ESS。顯然，“利己”和“利他”都是在生命世界長期演進過程中所產生的、穩定的生物行為。必須指出，用基因的隱性遺傳和ESS理論解釋“純粹利他”行為不是向“群體選擇理論”的回歸。這一分析仍然是以“個體選擇理論”為基點的，但是它又與傳統的“個體選擇理論”不同，它把解釋的重點放在有利于群體利益（當然，歸根結底它也有利于群體中每一個個體）的生物性狀怎樣才能通過個體的基因介質實現遺傳進化，從而在現有的生物學知識框架下對“純粹利他”行為作出符合實證要求的解釋。

三、純粹利他行為的經濟學分析

現代生物學的進化和遺傳理論認為，物種演進的目標是“基因遺傳頻率的最大化”。這一結論所包含的邏輯與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完全一致。但我們并不能就此推論，所有生物都會按照“基因遺傳頻率最大化”的要求來“理性”地計算和規劃自己的行為。事實上，進化的“理性”最初是通過“情感”、“偏好”等感性形式“殖入”生物的遺傳基因并成為生物個體的“自覺”行為，我們不妨把它稱為理性的“本能”。（Wright，1994；葉航，2002）對生物個體來說，“本能”所表達的正是生物進化內在的邏輯要求：所謂“理性”的行為，只不過是經過自然嚴格篩選后留存下來的、能夠被我們觀察到的、相對穩定的生物行為罷了。（貝克爾，1995）

“情感”與“偏好”是觸發生物行為的按紐。當“情感”與“偏好”得不到滿足時，建立在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和神經動力學基礎上的生物內部平衡系統便會受到破壞，由此造成一系列生理或心理上的壓力。這種壓力超過一個閾值，生物個體就會產生行為的動機，進而通過一定的行為來實現自己的需要，以便消除和緩解身心的緊張狀態。因此，生物行為的遺傳首先表現為一個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和神經動力學系統及其觸發機制的重構與再現，本能或者由本能沖動所引導的生物“理性”行為可以看作是該系統由不平衡向平衡的運動過程。“理性人”是現代主流經濟學最基本的預設。按照該預設，一個人的行為總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所謂“效用”只不過是“偏好”的一個函數。（瓦里安，1997）經濟學不研究“偏好”是如何產生的，那是生物學、進化論、也許還有心理學的任務。經濟學的任務是在給定的“偏好”狀態、“偏好”結構與“偏好”序列下研究行為主體如何“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如果生物學業已證明，“純粹利他”行為與“利己”行為一樣具有進化優勢，生物個體能夠通過基因介質把觸發這種行為的“偏好”保存起來并遺傳下去；那么，只要給定這一“偏好”，我們就可以對“純粹利他”行為做出標準的經濟學分析。

在微觀經濟學中，消費集（consumptionset）X也可稱為選擇集（choiceset）X，通常假定集合X是k維實數空間Rk中的一個非負子集。如果行為主體對集合X中的選擇束具有偏好關系，而這些偏好關系又能滿足完備性、自返性、傳遞性和連續性的假定（事實上，這些假定已經包含在“理性人”的預設中），則偏好關系就可以用一個連續的效用函數來表示：即存在一個函數u：XR，使得x1﹥x2，當且僅當u（x1）＞u（x2）。如此，我們就可以把行為主體內含的偏好關系轉化為一個函數關系：

U=u（x1，x2，…，xn）（1）

我把上述函數稱為“廣義效用”函數，因為其選擇集X中的偏好項xi可以用來表示包括經濟偏好、道德偏好（我們可以把“純粹利他偏好”包括在“道德偏好”中，因為“純粹利他”是道德行為最顯著的特征）、情感偏好、審美偏好、甚至宗教偏好和信仰偏好在內的所有偏好，只要這一偏好是相對穩定的、可觀察的。（葉航，2001b）如果行為主體的資源總量為I，實現廣義效用所需的單位成本或影子價格分別記作p1,p2,…,pn，則其資源約束可以表示為：

p1x1+p2x2+…+pnxn=I（2）

可以證明，只要目標函數是連續的，約束集是閉的并且是有界的，則以式（2）為約束條件的廣義效用最優（最大化）解就是：

MU1/p1=MU2/p2=…=MUn/pn=λ（3）

式中MUi=du/dxi，即xi的邊際效用；pi為i種偏好（x）的單位成本或影子價格；λ為約束資源的邊際效用；i=1，2，…，n。

根據式（3），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有意義的推論:

第一，在廣義效用最大化過程中，行為主體將依據一定的偏好狀態、偏好結構和偏好序列使自己的行為呈現出形態各異的“價值”取向。

舉例來說，如果x1代表具有利己傾向的經濟偏好，x2代表具有利他傾向的道德偏好，則當MU1/p1＞λ時，行為主體的行為才會偏重經濟選擇，表現出利己傾向；而當MU2/p2＞λ時，行為主體的行為將偏重道德選擇，表現出利他傾向。特別地，當MU2/p2＞λ且MU2/p2＞MU1/p1時，行為主體將為了利他目的放棄或部分放棄自身的物質利益或經濟利益。（葉航，2000）因此，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為主體不一定就是一個“自私自利”或“錢迷心竅”的人。人們的行為將取決于他們的偏好。事實上，在古典或新古典經濟學中，經濟學家就已經關注過“優越感”、“榮譽感”、“自豪感”、“成就感”、“責任感”、“道德感”等等純精神領域的偏好對人類行為的影響。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對“閑暇”和“炫耀”的研究，則更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

第二、就某一特定行為來說，行為主體的行為傾向取決于某一偏好的“成本—效用”比，即MUi/pi。

舉例來說，如果x2代表具有“純粹利他”傾向的道德偏好，當pi和λ給給定時，MU2越大，人們的行為越偏重道德選擇。事實上，倫理學所謂的“良心”，從廣義效用的角度看，就是道德行為在一個人心目中的效用水平。它表現為一個人未采取某種道德行為時所感受到的內心矛盾與痛苦，以及采取某種道德行為后所體驗到的內心解脫與愉悅。如果MU2和λ給定，則p2越小，人們的行為越偏重道德選擇，我們可以把p2稱作“道德成本”。值得指出，“道德成本”是一個長期被人們忽視、甚至被倫理學和道德哲學所忽視的范疇，其意義在于它提醒我們，任何一個行為主體在進行道德決策時都有權力考慮自己的“道德成本”，而社會則應該努力營造一種降低“道德成本”的機制，以促進個人道德偏好的形成和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

第三、當其他條件不變時，λ的值越小，行為主體的非經濟偏好越強。

由于λ為約束資源的邊際效用，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λ越小，體現廣義偏好的行為傾向就越強。但其中的例外是，由于經濟行為具有資源再創造的特殊功能，其效用水平與λ成正比。因此，λ越小經濟行為的效用水平就越低，從而一個人的非經濟偏好就相對越強。事實上，當物質資源相當匱乏時，一個人很難產生出非經濟偏好；反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物質資源越豐裕，一個人的非經濟偏好，比如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審美偏好等等，就越豐富、越強烈。顯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學說支持這一結論。(馬斯洛，1987)

第四、上述分析沒有改變傳統經濟學的根本結論，傳統經濟學的全部分析范例將作為一個特例包容在廣義效用的分析框架中。

如果以x1代表經濟偏好，xi代表除經濟偏好以外的其他所有偏好，則當行為主體的偏好結構符合條件：MU1/p1＞MUi/pi=λ（i=2,3,…,n）時，傳統經濟學的狹義效用范式將成為廣義效用范式的一個特例。

參考文獻

[1]貝克爾,G.《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PP349-50.

[2]陳閱增主編,《普通生物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a)pp.470;1997(b)pp.466.

[3]道金斯,R.《自私的基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a)pp.216;1998(b)pp.3-5;1998(c)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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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amilton,W."TheGeneticlEvolutionofSocialBehaviour"JournalofTheoreticalBiologe,Vol.7(1964)No.1,p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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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ullock,G."Territorialboundaries:anEconomicView"AmericanNaturalist,(198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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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Wilkinson,G."ReciprocalFoodSharingintheVampireBat"Nature,Vo1.308(1984),No.59,pp.181-84.

[10]Wilson,E.Sociobiologe,theNewSynthesis,Harvard,BelknapPress,1975.

[11]Wright,R."TheMoralAnimal"NewYorkPantheon,1994,pp.190.

[12]Xelrod,R.TheEvolutionofCooperation,NewYork:BasicBooks,Inc.1984.

[13]葉航,“經濟學視野中的人類道德”，《學術月刊》，2001(a)年第2期。

篇（3）

二教師在講授《詩經•東山》時

怎樣翻譯和理解其中的詩句“熠燿宵行”呢？權威教材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這樣翻譯：鬼火在夜間流動，其光甚盛。如果教師還原詩中的人物情感，就會發現，這樣翻譯欠妥。《東山》講周公東征多年，戍守邊疆的士兵還鄉途中思念家鄉。戍卒久征沙場，突然回家，路上想象家鄉是不是荒蕪了?親人是否流散他鄉了?他甚是擔心。他回憶家鄉過去的種種美好事情，包括新婚的幸福，漂亮的新婚妻子。這種回憶是溫馨的，也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翻譯為鬼火夜間流動，這就給讀者一種非常恐怖的感覺，不符合詩的溫馨的情感氛圍。如果翻譯為螢火蟲在夜間荒蕪的鄉村閃爍，那么這樣，可以襯托家鄉荒涼的境況，也可以帶來一種美好的詩意氛圍，這種美好的氛圍也符合詩歌的體裁特點。鬼火流動，這是民間迷信的說法，《詩經》是儒家經典，儒家經典《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上面的解釋不符合儒家的溫柔敦厚的詩教理論，因此不宜這樣翻譯。對于詩中人物的感情，必須還原其本來情景；對于文賦，也應該還原其本真感情特點，如學習蘇軾的文賦《前赤壁賦》時，怎么樣理解賦中“客人”的感情呢？本來泛舟于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美好的月夜，激發的應該是愉快的情感，為什么在飲酒樂甚之中突然有了“客人”的悲觀情懷。原來賦中的“客人”也就是蘇軾自己，其抒發的是自己的悲觀情懷。蘇軾這篇賦是寫于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蘇軾因為“烏臺詩案”于1079年貶至黃州，任團練副使。他渴望建功立業，卻遭此貶謫，內心苦悶可知。在賦中抒發其悲觀情懷，這符合蘇軾本來感情狀態。但是蘇軾能夠用老莊哲學和禪宗思想排遣其悲觀情緒，最終達到一種清曠情懷。蘇軾在賦中借“客人”之口表達憂傷情懷，借主人蘇軾自己來排遣“客人”的憂傷。蘇軾巧妙的構思，抒發了兩種情懷。讀者也全面地完整地體會了賦中的情感。總之，如果在教學時，將文學現象還原到歷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將人物事件還原到歷史本身，將人物感情還原為本來狀態，學生就會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文學修養水平就會顯著地提高。

篇（4）

作者：王振 武立松 單位：江西科技師范大學

在施萊爾馬赫認為,理解是解釋技術的根基,解釋學問題的關鍵就不是對各種解釋技術的膚淺討論,而在于理解本身。這樣說來,如何有效破解“文本會造成誤會”這個問題就成了解釋文本理論的核心所在。他主張解釋者應該參照作者以及作者最初的所處的語言領域來確定給定文本的含義,應該參照文本中一個詞與周圍詞的共存關系來確定該詞的含義。尤其重要的是,解釋者應該努力穿越時空,深入到文本作者的心靈世界,以作者的思維立場與價值訴求去進行文本闡釋。解釋者若僅僅是表明自己對文本的看法,這是一種任意,是不足取的。施氏將理解看做文本解釋的基礎的觀點,在狄爾泰看來還遠遠不夠。狄爾泰說:“我們說明自然,我們理解心靈”。因為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同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真正的科學,兩者的差異性僅在于認知理性的路徑有別。自然科學是以外在的視角來揭示世界的可證實性與可認識性,而人文科學則是內省的視角來理解世界的精神生命。如是之故,狄氏確信,理解就是重新體驗過去的精神和生命,理解就是精神科學的基石和人文科學的普遍方法。這樣,詮釋學就完成了從文本解釋之技術到精神科學的方法論階段的轉變。由于二人同是站在方法論和笛卡爾、康德式的主客兩分認識論立場上來構建其詮釋學理論,因而這一時期的詮釋學被稱為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詮釋學,也即“作者中心論”意義上的詮釋學。將解釋學界定為主客兩分關系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層面的高度,這樣認識的目的歸結就是探索文本作者的真實含義,求得對作者意義的唯一正解。這樣的看法遭到了尼采的反對。為了追求一種徹底的反實證主義的路徑(反對所有簡單的既定事實的模式),尼采最終完成了一種痛苦的視角主義(anagonalperspectivism),一種作為折射為多種解讀和解釋的實在的觀點。他說:“基本的預設是,存在著一種完全正確的解釋——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個單一的正確解釋——對我來說,這在經驗上是謬誤的……,并不存在單一的美妙的解釋”。[7]于是,詮釋學迎來了其從認識論、方法論到本體論轉向的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8](52)這次轉向的思想巨匠是海德格爾與伽達默爾。海德格爾不再把理解束縛于一種理念性的人的與物質相對的精神樣態,他把理解從科學方法論中徹底地解套出來,認為理解屬于“此在(Dasein)”的存在方式,是此在的現在進行時的自我解釋,亦即是人生存在世的方式。[9](15)在海德格爾這里,“在(Sein)”是確定在者作為在者的那種東西,是一切在者得以可能的基礎和先決條件,是使在者宣示其為在者的活動與過程。[10](592)而“此在(Dasein)”指的是人。海氏認為,任何一個在者均有其在,但一般在者對自己何以在、怎樣在并無所感知與思考,他們無力生發關于在的問題也不可能企望由他們來追問在。而只有人這種特殊的在者才能對為何“在”、如何“在”提出問題并探索之。所以“此在”指的是“人”而非“人在存在”。這樣一來,每一種解釋行為都是建立在人的理解的基礎之上的。理解是本體論的,它構成人存在的必要因子。申言之,海德格爾實現了從方法論、認識論的解釋學到本體論的解釋學的本質性轉變,從此解釋學就不再是主體對客體解讀的二元構造而成為對人存在本身的現象學詮釋,成為一種哲學解釋學。

作為海德格爾學術思想的繼任者與超越者,伽達默爾在完全贊同海氏關于理解和解釋是人的存在方式的立論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指出:凡是理解均存在一個前理解的問題,在理解文本時,理解者都是在自己前理解的基礎上進行的,理解者不可能是一張白紙,總會受到自身前理解的約束與推動而無法從根上消除之。也可以說,前理解是理解的前提條件,正是因為前理解,理解者的理解才得以可能。這個前理解在結構上是由前有(fore-having)、前見(fore-sight)和前概念(fore-conception)三部分[11](35)組成的。前理解的存在表明,要做到像傳統解釋學那樣,穿越時空的距離,將解釋者置于作者那樣的地位去理解作者本意是不可能的。人的歷史性存在決定了解釋者不可能完全復原文本的視域,而是會進行一個“視域融合”的運動過程,也即自己的視域與文本視域進行融合,并由此形成一種全新的視域。在解釋的過程中,解釋著與文本作者的關系是一個語言對話的相互理解的過程,雙方不是簡單的自說自話而是相互受到對方的影響并逐步向一種新的觀點過渡的過程,因而解釋始終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因語言形式表達的文本具有多義性,而解釋者與作者對語詞的理解會有不同,這就決定的解釋結論的多樣性。也就是說,解釋具有循環往復、螺旋式上升的本性而非一次性完成的工作,解釋具有穩定性,但此穩定性是一種相對而非絕對。也因此,可以說解釋無所謂終局性謝幕演出,也無所謂“唯一正解”。本體論解釋學極大地消融甚至全面否定了解釋對象的客觀性,而力挺解釋主觀性的核心角色地位,因而是一種讀者中心論的解釋學。這引起了許多學者的質疑與反對。出于對解釋主觀性過于招搖的不滿,意大利學者貝蒂指出,無論主觀性在解釋中的作用如何重要,影響如何深刻,但客體總歸是客體,是一個真實的存在,在對客體的解釋中始終應該蘊含有一種客觀上可得證實的意義存在。解釋學要遵循現實性原則與相符性原則,前者強調理解者在重構原創造精神時需把文本解釋為他自己的生活存在,而后者意在保證解釋者的精神或思想必須與原作者的精神或思想相一致。[4](809)保爾•利科也認為,詮釋學關注的主題應該是文本本身:“詮釋學的核心關切并非是透視深藏于文本背后的意圖,而是顯影文本面前的世界”,“真正的自我理解如海氏與伽氏所欲言的,乃是某種可以由文本的內容所框定的事物”。[12](469)但是,利科的解釋學觀點并非是簡單肯定解釋客觀性的歷史回歸,而是一種主客觀性辯證統一基礎上的時代超越,是一種“本體論與方法論的統一”意義上的綜合詮釋學。科里主張,在作者、文本與理解者三者之間,存在著以文本為活動中樞的兩個環節上的主客觀性的統一:其一是“文本形成環節”,在此環節作者的主觀性意圖與文本客觀性內涵之辯證統一;其二是“文本解讀環節”,在此環節文本客觀性內涵與理解者主觀性視域之辯證統一。這種詮釋學理論首先體現了黑格爾式的主客觀調和的善的理念。黑格爾在《法哲學》(thePhilosophyofRight)中指出,公共的倫理世界證明了客觀的既定法和解釋人或市民的主觀自治之間的調和。主觀性與客觀的和絕對的善的統一是倫理世紀或道德生活;在其中,我們發現了和解,因為它符合(善的)概念。[7]而且,立刻還主張,作者和讀者這兩種主體性的存在物以文本為橋梁得以實現相互之間的勾連與融通。利科的解釋學就不僅僅是解釋主觀性與客觀性的辯證統一,更是一種主體間性的哲學詮釋學理論,代表著詮釋學理論新的時代高峰,必將對包括刑法學解釋在內的法律解釋學產生深遠的影響。

“哲學變,一切變”[13](514)詮釋學的演變軌跡也對張明楷先生的刑法解釋學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其刑法解釋學的“讀者中心論”之本體詮釋學根據和刑法解釋學與刑法哲學之關系論兩個方面。首先,我認為張明楷先生的刑法解釋學的詮釋學基礎是“讀者中心論”之本體詮釋學。在張教授看來,發現刑法的漏洞不是本事,而把有漏洞的刑法解釋得沒有漏洞才是真正的學術貢獻。以下是學界十分熟悉的張先生的刑法解釋學箴言:“刑法解釋是一種創造性活動,而不是消極地、被動地去發現立法者的原意。”[3](33)在此,張教授首先突出了解釋者的主觀性。“一個用語的通常含義,是在生活時事的不斷出現中形成和發展的;刑法條文沒有固定不變的含義,對成文刑法的解釋不可能有終局性的結論,任何解釋均只具有相對的合理性。解釋者理應充分關注刑法文本的開放性,需深深懂得無限豐富的生活現實會不斷充盈刑法的含義,不僅在法條文字中、而且在具體的生活事實中發現刑法的真實含義,從而使刑法具有生命力……為了從生活中發現法律的真實含義,解釋者必須正確對待自己的先前理解。……解釋者不可固步自封于己身的先前理解,而應將自己的先前理解置于刑法正義理念之下、法典相關條文之間、多變生活事實之中進行檢驗。”[14](2)這里,張教授勾勒出他對解釋前理解的非常之重視。那么,如何具體實現解釋者與刑法文本之間的視域融合呢?張教授認為:“刑事立法是將正義理念與將來可能發生的事實相對應,從而形成刑法規范;刑事司法是將現實發生的事實與刑法規范相對應,從而形成刑事判決。作為解釋者,心中當永遠充滿正義,目光得不斷往返于規范與事實之間……解釋者心中必須始終懷有一部自然法,以追求正義、追求法律真理的良心解釋法律文本。”[15](序說)“而不能大腦一片空白,目光僅往返于法條文字與漢語詞典之間。”[16](145)最后,張先生堅定地指出:“在東海揚塵、白衣蒼狗的時代,一個解釋者不能兩次對同一法條作同一解釋。”[2](前言)這樣,本體詮釋學“解釋結論的多樣性”與“無所謂終局性解釋,也無所謂絕對正確、完美而唯一的解釋結論”的主張完全得以呼應。然而,正如前述,本體論詮釋學刻意消融文本客觀性的哲學主張并非完美科學,招致了多方的質疑與批判。而且事實上,本體詮釋學因其所倡導的“詮釋學循環”從其產生的那一刻起就大面積侵入法學領域,從而引發激進的視角主義的深深恐懼。在激進的視角主義看來,解釋有時被描述為一種建設性或構成性實踐,偶爾解釋者會認為一種接近的權力高于文本。因為政治的侵入,法治處于一種墮落為“人治”的危險之中。這一危險引出了一連串的相關擔憂:在此法律不是變成了武斷任性,特定解釋者的隨心所欲的俘虜或工具嗎?在此我們不是證明了權力對于法律,意志對于理性(這是詮釋學循環希望消除的)的勝利嗎?對于羅森而言,詮釋學的政治意義源自于它與權力政治的共謀,它的對于尼采式權力意志的或多或少公然地支持。用政治術語說,有教化意味的詮釋學(也許甚至無啟示意義的詮釋學)是一種中產階級對于真理之暴力與鎮壓的性質的恐懼的表達。[7]所以,張教授的刑法解釋學因為其哲學根基的不牢靠而使得其解釋結論的合法性大打折扣,不能不引起筆者的審慎質疑。其次,我認為張明楷先生關于“刑法學是刑法解釋學與刑法哲學的統一”的觀點也涉嫌“認知上的片面性”。張教授認為:“解釋學不是低層次的學問,刑法解釋學也不是低層次的學問,而是含有深層的哲學原理;刑法解釋學與刑法哲學并非性質不同的兩種學問,這也是本書將刑法學理解為刑法解釋學與刑法哲學的統一體的理由。”這里首先存在的問題是張教授誤讀了伽達默爾的本體論詮釋學,沒有意識到真理與方法在伽氏詮釋學中的對峙關系。歐洲社會的近代史,就是一部科學發展史。隨著人類在自然科學領域的許多重大發現,使得人類第一次以自身的理性實現了對自然界的主體性認知,第一次以自身的力量實現了理性的除魅。自然科學方法在現世世界全面開花結果,昭示了人類前所未有的掌控自然界的巨大能量,隨后演化出實證主義哲學的哲學新領域——方法論哲學時代就此登上人類社會發展的舞臺,并領銜主演了一幕幕美奐絕倫的精彩劇目。然而,與人類普遍對自然科學方法論的沾沾自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伽達默爾卻顯得憂心忡忡,他深邃地指出了方法論時代的可悲后果,那就是人類的“被物化“或者說”異化”。在此,人與方法的邏輯關系由前者主宰后者異化為前者被后者所主宰,并成為使人物化的原因,方法從人的仆從的位置僭越到控制人的主體地位。

在這種主客異位的異化面前,真理不再是扮演對人生存在與意義揭示的角色,而成了與人相異的東西,并以一種咄咄逼人的姿態釋放這樣的信息——人類只有通過方法才能獲得真理。“因此,他首次提出要讓真理與方法區隔開來,即方法并不能保障人獲得真理,方法并無能力給人們提供一條通往真理的必由之路。恰恰相反,真理魅惑著具有方法的人,方法不僅使真理異化,而且將其徹底放逐在外。”[17](47)其次,說刑法解釋學蘊含著深層的哲學原理,這當然無可厚非,因為哲學的品性就是對其他科學的高屋建瓴的指導,但由此裁定刑法解釋學與刑法哲學就沒有性質上的不同,則為筆者不敢茍同。哲學雖然在一段時期曾被稱為科學的科學,是一切學問的指導,但是事實上哲學不能代替具體學科的發展,哲學原理無法替代各門學科自己的原理與定則。“就刑法適用而言,刑法解釋當然比刑法哲學重要,但因為前者重要并不能就此證成兩者之間的區隔界限的不存在。事實上,刑法解釋學與刑法哲學雖是以刑法本身為其共同的觀察研究對象,但二者的研究視角、思維路徑和行為范式卻是有著明顯的不同。再者,二者把握問題的層次有著階梯形的差異,其研究的方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18](173)正所謂刑法之中研究刑法為注釋刑法學,也即刑法解釋學,而刑法之上研究刑法才是刑法哲學。因此兩者盡管可以相通但絕非可等量視之。第三,刑法解釋學的特殊價值取向決定了本體詮釋學的理念不能完全應用其中。本體論詮釋學的解釋文本之“非唯一正解”與“創造性活動”理念,如果是針對美學、文學等學科領域來說是恰到好處,因為“一千個讀者心中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作品進行創造性的體認與解讀,或者說讀者對作品的理解比作者可能會更勝一籌,都實屬情理之中,并且是應當積極追求的價值取向。這也是文學、美學之所以引人入勝的原因之所在。但是,刑法解釋是一個審慎考量對于一個公民的生殺予奪的過程與活動,在這其中對穩定性與可預期性的唯一結論之重要性如何重視都不為過。所以說,刑法解釋學與刑法哲學是相通的,但絕不是相同的。由此,筆者再一次質疑張教授的刑法解釋學之哲學根基,而對其在相關刑法問題解釋的結論之妥當性需在以后的研究中作進一步體察。

篇（5）

二、刑事和解的“第三類法律價值”

刑事和解制度作為刑事訴訟中的特殊程序，除具有以上兩個法律的基本價值外，還表現出其獨特的“第三類法律價值”，即關愛、教育和社會和諧為內容的法律價值觀念。這種法律價值促使刑事訴訟程序追究犯罪的同時，尋求一種方式減少雙方的敵對和仇視心理，實現司法的和諧和沖突的化解。陳瑞華老師將我國的刑事和解程序界定為“私力合作模式”，認為加害人、被害人坐下來進行交流和談判的方式體現了一種“家庭模式”，在法律母親的保護下，雙方積極恢復被損害社會關系，消除心理仇恨，減少訴訟結束后繼續報復的可能性。縱觀我國法律，經歷了從嚴打犯罪到保障人權的演變過程。建國以后，雖然不比封建制時期動用酷刑以求社會安定有序，更不需要僵硬適用大清刑律以示法律的威嚴，但是，中國傳統的重刑主義觀念并不容易滌除。自1979年通過了第一部社會主義性質的刑事訴訟法典以后，我國刑事訴訟經歷了兩次修改，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對犯罪的懲罰理念的演變。1979年刑訴法的主導思想是“打擊犯罪”，突出國家追訴權和刑罰權的威懾力。隨著社會發展和人們意識的覺醒，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被告人權益保護問題的重要性，“無罪推定”和“證據規則”被廣泛認可，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也將其核心價值改為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平衡。但是，在這種對抗制的訴訟模式下，被害人、被告人永遠是局外人，公訴方為被告人的無罪辯護，極力搜集證據并以冷言相譏的方式打擊被告人的囂張氣勢，似乎整個庭審變成了國家與被告人的抗爭。但是，從司法實踐看來，大部分的被告人在庭審中做認罪態度，對那種輕微犯罪、法律規定的主要侵害個人法益以及過失犯罪案件，被告人承認罪行的情況下對抗制的模式顯得過于激進，關懷、教育的“家庭模式”則被推上了舞臺。被告承認犯罪行為并主動交代犯罪過程，表現出真誠的悔罪態度，被害人在獲得加害人的賠禮道歉和賠償后，愿意達成和解，是一種寬容、釋放善意的表示，減少了雙方的仇視心理和報復想法，這不正是符合我們現在和諧司法的價值導向嗎。這種第三了法律價值觀念，用國家在刑罰權方面的讓步換取了被告人、被害人關系的緩解，引導被告人感恩他人、感恩社會，同時給被害人恢復物質、精神損害提供了良好的渠道，符合后現代主義利益兼得的理念，是女性關懷氣質的最好體現。

篇（6）

（1）介詞“以”意義眾多。

虛詞的意義更要根據語境來判斷，需要成熟的語感。“以”可以解釋為“用”、“把”“、憑借”“、按照”等，需要補充提供典型的文言語境。

（2）“以”兼屬連、介兩類詞。

無論連詞、介詞，“以”皆可譯為“因為”。辨別“以”作為“因為”解釋時的詞性一個難點，需要極典型的例句來解釋。

（3）“以”還有動詞用法。

詞典解釋為：“（動詞）用”；“介詞，用”。根據教材選篇情況，只需強化“以”的介詞用法。等到虛詞使用積累至一定的程度后，解說虛詞的來源，說明其從動詞虛化而來，再介紹其動詞用法。

二、縱向比較：對初中段的虛詞用法加以辨析

主要的做法是，找出7~9年級教材中的所有“以”的例句，歸納整理，時時注重“溫故而知新”。

（1）七年級內容：“以”的介詞、動詞、連詞詞性。

第一“，以”作介詞，表示“用、把”，如七年級下冊《狼》。第二，“以”作連詞，表示“以便，用來”，如七年級下冊《狼》中反復用到。第三“，以”作動詞，表示“認為、以為”，如七年級上冊《孫權勸學》、《口技》。因此，七年級的文言文教學要緊緊圍繞《狼》、《孫權勸學》、《口技》三篇課文，講授和及時復習“以”的常用意義。

（2）八年級內容：介詞“以”的典型用法。

分別是“憑借”、“按照”、“因為”，如《小石潭記》、《岳陽樓記》、《滿井游記》。《送東陽馬生序》是特殊的選篇，共出現七次“以”，并包含了“是以”的用法，可以作為虛詞用法的總結課程。

（3）九年級內容：“以”與“所以”的聯系。

本階段總結復習，選篇中的虛詞用法比較綜合。如《出師表》中出現“以”12次，“所以”也有用及。文言文中的“所以”與現代漢語不同，也需要做充分的講述。

三、疑難解析

（1）“以”譯為“用”，它是動詞還是介詞？

“以”作介詞，一般在名詞之前，形成介賓短語，充當狀語、補語。句子中有突出的謂語動詞的情況下“，以”作介詞為常見。例如“：辭以軍中多務”中“辭”作為謂語動詞，可譯為“推辭”，用“以”引出介賓結構“以軍中多務”來推辭，“以”是介詞。

（2）“以”譯為“因為”，它是介詞還是連詞？

“以”作介詞，與其后的詞語或短語組成介賓短語，一般充當句子的狀語。例如“：夫不能以游墮事”（《滿井游記》）。“以”后緊跟名詞“游”，組成介賓結構，充當狀語，所以“以”是介詞。“以”作連詞，可連接詞與詞、短語和短語、句子和句子，譯為“因此”、“以致”，前后多為因果關系。例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連接兩個因果關系的短語，“以”為連詞。

篇（7）

2白板化手工繪圖

高職學生思想較活躍，多數學生自我學習能力較弱，傳統教學模式下，課堂的學習注意力較難集中，教學難度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挖掘學生的潛能，把學生作為課堂教學的主體，提高課堂教學效率，成為課堂教學亟需解決的問題。多年的教學經驗告訴我們，如果將一項任務落實到學生個體，能增強學生的責任意識，明確學習目標。通過明確任務布置、中間環節的過程檢查，結果分析點評反饋，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課堂教學成效。結構施工圖識圖教學中，每個學生準備一塊桌面大小的可擦洗白板（約600mm×450mm），一支專用的繪圖筆，一只板刷等繪圖工具，教師通過多媒體展示各種構件構造詳圖，講解演示繪制過程，學生在白板上動手繪制配筋圖、截面圖、鋼筋分離圖等，小組成員相互探討，相互檢查，教師巡視指導，教學互動，以學生為主體，較好地完成課堂教學任務，又能重復利用繪圖工具，節省成本。

3個性化建模實訓

通過白板手工繪圖，學生對結構制圖規則和構造詳圖有了一定理解，初步掌握了識圖方法。但學生缺乏實際項目的訓練，缺乏實際動手能力，還是不能很好掌握鋼筋綁扎工藝要求，針對這一情況，采用不同規格帶皮鐵絲替代鋼筋制作各種構件模型，體驗綁扎等工藝。

3.1材料準備

每個班分成8組，每組6人，選定一名組長，每組領取三種粗細不同的紅色、綠色、白色帶皮鐵絲（較柔軟，可操作）、用較粗鐵絲自制扎勾、扎絲等。

3.2操作實施

指導教師到實際樣板工地拍攝各種構件的鋼筋綁扎實物圖片，如獨立基礎、柱、梁、樓板等等，配合文字說明，每種構件授課之前，小組長在指導教師帶領下，根據圖集中的構造要求，結合工地收集的實際圖片尺寸按1:10縮小比例，用鐵絲制作各種構件的模型，既可在課堂教學中展示，增強學生學習直觀性，又可提高各小組長操作能力，帶領小組成員完成實訓操作。

3.3集中實訓

（1）鋼筋下料。鋼筋算量及建模集中實訓周期間，提供多套構件尺寸不同的個性化二層框架結構別墅結構施工圖，小組長負責，根據任務書的要求，小組成員分工、協作配合，共同完成材料下料計算，編制材料用量下料表，計算完成并確認后，小組成員詳細介紹鋼筋計算過程，口頭回答教師及其他同學的提問，師生共同評價學生的知識掌握程度，計入個人成績，責任到人，教師嚴格把關，促進學生踏踏實實完成學習目標。（2）制作模型。根據計算規則完成下料后，各小組長負責領取與任務書相應的材料用量和工具（老虎鉗，尖嘴鉗，鋼絲鉗各一把），分組制作模型，指導教師加強巡視指導，發現問題及時糾正指導，學生發揚團隊合作精神，查閱相關設計圖集和施工規范，各負其責，共同完成個性化結構模型，通過學生動手操作，提高實訓成果質量。

4考核過程化

統籌兼顧知識、能力、技能、素質綜合考核的評價體系。理論考核與技能考核并舉，重視技能考核。實訓環節作為技能考核的組成部分，采用小組長打分、任課老師評分相結合的評價體系。過程考核與成果考核結合，重視過程考核，關注學生知識、素質、能力的平時積累，以課堂表現、成果完成的質量、進度、學習態度等進行評價，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高職學生沒有升學壓力，學習主動性較差，大部分學生忽視平時，突擊期末，不能真實反映學生實際掌握理論知識和基本技能情況。推進過程化考核，將課程知識和技能分解為若干個階段目標，制定相應的項目，學生每完成一個項目及時評價完成的成果作為階段成績，從而促進學生平時的學習，體現考核的科學性。鼓勵上課積極主動的同學，以加分的方式給予獎勵，激發學生平時對學習的重視程度。課外技能訓練以小組為單位，由小組長負責帶領成員在課外共同完成各種個性化構件的模型制作，考核每個小組得分，要求組員之間互相探討、共同提高，加強小組之間的競爭，提高學生的操作技能。

篇（8）

1．環境與心理的變化。

對高一新生來講，環境可以說是全新的，新教材、新同學、新教師、新集體……學生有一個由陌生到熟悉的適應過程。另外，經過緊張的中考復習，考取了自己理想的高中，必有些學生產生“松口氣”想法，入學后無緊迫感。也有些學生有畏懼心理，他們在入學前，就耳聞高中數學很難學，高中數學課一開始也確是些難理解的抽象概念，如映射、集合、異面直線等，使他們從開始就處于怵頭無趣的被動局面。以上這些因素都嚴重影響高一新生的學習質量。

2．教材的變化。

首先，初中數學教材內容通俗具體，多為常量，題型少而簡單；而高中數學內容抽象，多研究變量、字母，不僅注重計算，而且還注重理論分析，這與初中相比增加了難度。

其次，由于近幾年教材內容的調整，雖然初高中教材都降低了難度，但相比之下，初中降低的幅度大，而高中由于受高考的限制，教師都不敢降低難度，造成了高中數學實際難度沒有降低。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調整后的教材不僅沒有縮小初高中教材內容的難度差距，反而加大了。

3．課時的變化。

在初中，由于內容少，題型簡單，課時較充足。因此，課容量小，進度慢，對重難點內容均有充足時間反復強調，對各類習題的解法，教師有時間進行舉例示范，學生也有足夠時間進行鞏固。而到高中，由于知識點增多，靈活性加大和新工時制實行，使課時減少，課容量增大，進度加快，對重難點內容沒有更多的時間強調，對各類型題也不可能講全講細和鞏固強化。這也使高一新生開始不適應高中學習而影響成績的提高。

4．學法的變化。

在初中，教師講得細，類型歸納得全，練得熟，考試時，學生只要記準概念、公式及教師所講例題類型，一般均可對號入座取得好成績。因此，學生習慣于圍著教師轉，不注重獨立思考和對規律的歸納總結。到高中，由于內容多時間少，教師不可能把知識應用形式和題型講全講細，只能選講一些具有典型性的題目，以落實“三基”培養能力。因此，高中數學學習要求學生要勤于思考，善于歸納總結規律，掌握數學思想方法，做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然而，剛入學的高一新生，往往繼續沿用初中學法，致使學習困難較多，完成當天作業都很困難，更沒有預習、復習及總結等自我消化自我調整的時間。這顯然不利于良好學法的形成和學習質量的提高。

二、搞好初高中銜接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1．做好準備工作，為搞好銜接打好基礎。

①搞好入學教育。這是搞好銜接的基礎工作，也是首要工作。通過入學教育提高學生對初高中銜接重要性的認識，增強緊迫感，消除松懈情緒，初步了解高中數學學習的特點，為其它措施的落實奠定基矗這里主要做好四項工作：一是給學生講清高一數學在整個中學數學中所占的位置和作用；二是結合實例，采取與初中對比的方法，給學生講清高中數學內容體系特點和課堂教學特點；三是結合實例給學生講明初高中數學在學法上存在的本質區別，并向學生介紹一些優秀學法，指出注意事項；四是請高年級學生談體會講感受，引導學生少走彎路，盡快適應高中學習。

②摸清底數，規劃教學。

為了搞好初高中銜接，教師首先要摸清學生的學習基礎，然后以此來規劃自己的教學和落實教學要求，以提高教學的針對性。在教學實際中，我們一方面通過進行摸底測試和對入學成績的分析，了解學生的基礎；另一方面，認真學習和比較初高中教學大綱和教材，以全面了解初高中數學知識體系，找出初高中知識的銜接點、區別點和需要鋪路搭橋的知識點，以使備課和講課更符合學生實際，更具有針對性。

2．優化課堂教學環節，搞好初高中銜接。

①立足于大綱和教材，尊重學生實際，實行層次教學。高一數學中有許多難理解和掌握的知識點，如集合、映射等，對高一新生來講確實困難較大。因此，在教學中，應從高一學生實際出發，采勸低起點、小梯度、多訓練、分層次”的方法，將教學目標分解成若干遞進層次逐層落實。在速度上，放慢起始進度，逐步加快教學節奏。在知識導入上，多由實例和已知引入。在知識落實上，先落實“死”課本，后變通延伸用活課本。在難點知識講解上，從學生理解和掌握的實際出發，對教材作必要層次處理和知識鋪墊，并對知識的理解要點和應用注意點作必要總結及舉例說明。

②重視新舊知識的聯系與區別，建立知識網絡。初高中數學有很多銜接知識點，如函數概念、平面幾何與立體幾何相關知識等，到高中，它們有的加深了，有的研究范圍擴大了，有些在初中成立的結論到高中可能不成立。因此，在講授新知識時，我們有意引導學生聯系舊知識，復習和區別舊知識，特別注重對那些易錯易混的知識加以分析、比較和區別。這樣可達到溫故知新、溫故而探新的效果。

③重視展示知識的形成過程和方法探索過程，培養學生創造能力。高中數學較初中抽象性強，應用靈活，這就要求學生對知識理解要透，應用要活，不能只停留在對知識結論的死記硬套上，這就要求教師應向學生展示新知識和新解法的產生背景、形成和探索過程，不僅使學生掌握知識和方法的本質，提高應用的靈活性，而且還使學生學會如何質疑和解疑的思想方法，促進創造性思維能力的提高。

④重視培養學生自我反思自我總結的良好習慣，提高學習的自覺性。高中數學概括性強，題目靈活多變，只靠課上聽懂是不夠的，需要課后進行認真消化，認真總結歸納。這就要求學生應具備善于自我反思和自我總結的能力。為此，我們在教學中，抓住時機積極培養。在單元結束時，幫助學生進行自我章節小結，在解題后，積極引導學生反思：思解題思路和步驟，思一題多解和一題多變，思解題方法和解題規律的總結。由此培養學生善于進行自我反思的習慣，擴大知識和方法的應用范圍，提高學習效率。

⑤重視專題教學。利用專題教學，集中精力攻克難點，強化重點和彌補弱點，系統歸納總結某一類問題的前后知識、應用形式、解決方法和解題規律。并借此機會對學生進行學法的指點，有意滲透數學思想方法。

3．加強學法指導。

高中數學教學要把對學生加強學法指導作為教學的重要任務之一。指導以培養學習能力為重點，狠抓學習基本環節，如“怎樣預習”、“怎樣聽課”等等。

具體措施有三：一是寓學法指導于知識講解、作業講評、試卷分析等教學活動之中，這種形式貼近學生學習實際，易被學生接受；二是舉辦系列講座，介紹學習方法；三是定期進行學法交流，同學間互相取長補短，共同提高。

4．優化教育管理環節，促進初高中良好銜接。

①重視運用情感和成功原理，喚起學生學好數學的熱情。搞好初高中銜接，除了優化教學環節外，還應充分發揮情感和心理的積極作用。我們在高一教學中，注意運用情感和成功原理，調動學生學習熱情，培養學習數學興趣。學生學不好數學，少責怪學生，要多找自己的原因。要深入學生當中，從各方面了解關心他們，特別是差生，幫助他們解決思想、學習及生活上存在的問題。給他們多講數學在各行各業廣泛應用，講祖國四化建設需要大批懂數學的專家學者；講愛因斯坦在初中一次數學竟沒有考及格，但他沒有氣餒，終于成了一名偉大科學家，華羅庚在學生時代奮發圖強，終于在數學研究中做出了卓越貢獻，等等。使學生提高認識，增強學好數學的信心。在提問和布置作業時，從學生實際出發，多給學生創設成功的機會，以體會成功的喜悅，激發學習熱情。

②重視培養學生正確對待困難和挫折的良好心理素質。由于高中數學的特點，決定了高一學生在學習中的困難大挫折多。為此，我們在教學中注意培養學生正確對待困難和挫折的良好心理素質，使他們善于在失敗面前，能冷靜地總結教訓，振作精神，主動調整自己的學習，并努力爭取今后的勝利。平時多注意觀察學生情緒變化，開展心理咨詢，做好個別學生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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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資優化

教師的職稱等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教學經驗、實踐能力和水平的高低。中級職稱的任課教師擔任的課時總量明顯高于其他職稱級別擔任的課時總量，是學校教學工作開展的主要力量；全職教師副高職稱級別及以上的教師課時量明顯低于兼職教師副高職稱及以上的教師課時量。開設數量充足的各類課程是完全學分制改革的前提條件，質優量足的師資隊伍是保障學分制改革的關鍵因素。這就需要學校不斷優化師資結構，在穩定現有兼職教師隊伍的同時，根據課程需要持續引進高級別職稱的優秀兼職教師，形成穩定強大的兼職教師人才庫，使優質兼職教師資源成為我校學分制改革強大的師資后備軍。另外，要不斷加強全職教師的團隊建設，加強高層次人才的引進力度和在職優秀年輕教師的培養力度，鼓勵教學經驗豐富、職稱級別高的教師多開課程，帶動職稱級別低的教師進步，形成老、中、青的教學梯隊，避免出現人才斷層，提升學校整體教育教學質量和辦學水平。

三、兼職教師管理

學校聘任了數量龐大的兼職教師隊伍，如何結合學校學分制改革的實際情況對這些兼職教師進行科學有效的聘任和管理，是我們面臨的問題之一。

目前，針對兼職教師的聘任和管理主要由各個開課學院協助學校人力資源部完成。開課學院負責在聘任前與兼職教師溝通聯系，請兼職教師填寫《上海視覺藝術學院兼職教師登記表》，收集兼職教師的身份證（或護照）、學歷證書、學位證書、職稱證書、從業經歷等個人資料。這些兼職教師資料由學院教學院長審核簽字后統一交學校人力資源部審核。有些兼職教師沒有相應的職稱證書，由開課學院依據兼職教師的受教育背景、從業經歷、取得的成就等因素對其進行相應職稱認定申請，由校人力資源部審核批準后聘用，發放聘書并給予相應的工資待遇。這種聘任方式從教師自身的綜合能力出發，跳出以職稱職務來劃定工資待遇的模式，完善了兼職教師聘任制度，有利于穩定兼職教師隊伍。因教學活動是具有一定規范性的教育行為，而校外兼職教師來自各行各業，具有一定的不穩定、流動性等特征；新聘的兼職教師需要對學校的學分制改革理念、教學要求、學生現有基礎等有一定的了解。因此，教學管理人員與兼職教師課前、課中、課后持續充分的溝通是課堂教學有序進行和教學質量得以保證的前提條件。因兼職教師隊伍龐大，管理任務繁雜，要實現對兼職教師隊伍科學有效的管理，需要在學校的層面建立統一、明確、清晰的教學管理職責。通過建章立制，將不同教學管理分工落實到具體的教學管理人員身上，明確教學院長、專業負責人、教學秘書等教學管理人員具體工作職責。以免出現職責不清晰、管理不到位的情況，影響教學秩序的正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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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解決”教學方式在初中數學實際教學中的應用

1.“問題解決”應加強數學問題情境的創設。在數學教學中運用“問題解決”的教學方式，重點在于精心創設問題情境。優秀的數學問題情境可以把單調、乏味的數學課堂變得生動、有趣起來，便于激發學生的主動性和學習興趣，引導學生能夠主動學習和解決問題，從而提高課堂教學效果和效率。其具體過程實際上是教師根據問題和現實對教材的深加工，這就要求教師不但要充分掌握教材中提及的各項知識點以及教學目標，同時對學生的知識結構、知識水平以及現實的生活環境都要有所了解。在這個基礎上教師要完成對教材的深加工，創造出一個能夠刺激學生產生解答問題沖動的環境，并且在實際的課堂中能夠將學生引入這一情境。教學中常用的幾種設置問題情境的方式有：從學生的生活實際出發，設計一些與學生密切相關、感興趣的情境；充分發揮多媒體技術等各種先進教學工具的作用，創設一些有趣的、引人入勝的問題情境；利用好課外實踐活動課的機會，創設有效的問題情境，讓學生在問題中學習，在問題中思考，啟發學生找到能夠識別的解題模式，幫助學生掌握相關的數學知識和數學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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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數學課堂教學，更多的強調定義的解釋，定理的證明和命題的推導，卻忽略了從生活經驗去理解數學的需要，因而學生對數學的作用產生疑惑也就不難理解。事實上，我們培養學生的數學能力和修養，恐怕不能單單地強調“數學是思維的體操”，而應該從更廣闊的范圍上去培養學生“用”數學的意識

時代的發展需要更多的高素質人才,他們除了要學好豐富的理論知識之外,還必須學以致用,這樣才能推動時代的發展.我們學數學的目的是為了應用它去解決實際問題。因此,增強數學應用意識,培養學生數學應用能力,是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也是數學教學的任務之一。《新課標》中就有如下論述：“應用意識主要表現在：認識到現實生活中蘊含著大量的數學信息、數學在現實世界中有著廣泛的應用；面對實際問題時，能主動嘗試著從數學的角度運用所學知識和方法尋求解決問題的策略；面對新的數學知識時，能主動地尋找其實際背景，并探索其應用價值”，“能從日常生活中發現并提出簡單的數學問題”，“了解同一問題可以有不同的解決辦法”，“有與同伴合作解決問題的體驗”。這就要求我們廣大教師在教學時，應著眼于學生的生活經驗和實踐經驗，開啟學生的視野，拓寬學生學習的空間，最大限度地挖掘學生的潛能，從而使學生體驗數學與日常生活的密切聯系，培養學生從周圍情境中發現數學問題，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發展學生的應用意識。

2.數學知識的實用性

20世紀中葉以來，現代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極大地推進了應用數學與數學應用的發展，使得數學幾乎滲透到了每一個科學領域及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計算機的發明和不斷更新換代,一方面有賴于數學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更體現了數學知識的廣泛應用.這一偉大的發明不僅推動了各個科學領域的發展,而且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自然科學的深入發展越來越依賴于數學，而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也越來越多地借助于數學知識及其思想方法。比如方程的在物理學中的混合運動問題，地理學中的降水量、溫度問題，化學中化學方程式的計算等的應用，一次函數知識與經濟學中的利息、外匯換算，化學中的定量計算，信息學中的圖表等的聯系，立體幾何在化學晶體結構、美術****，地理中地球的運動、太陽直射點的移動等的應用，排列組合在化學中討論由原子、離子等微粒組成的物質種類，在生物中遺傳基因自由組合可能性的討論等應用，三角函數在物理交流電、簡諧振動中的應用，向量在力學中力、運動的合成和分解、速度、加速度等的應用。數學知識不僅解決了這些學科中的一些問題,而且有力的推動了這些學科的發展.

數學作為科學的語言，作為推動科學向前發展的重要工具，在人類發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將在未來的社會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學習數學，不能僅僅停留在掌握知識的層面上，而必須學會應用。只有如此，才能使所學的數學富有生命力，才能真正實現數學的價值。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重視從小培養學生的應用意識。

二.培養學生數學應用能力的基本途徑

1.在生活中培養學生的數學應用意識

數學知識的應用是廣泛的，大至宏觀的天體運動，小至微觀的質子、中子的研究，都離不開數學知識，甚至某些學科的生命力也取決于對數學知識的應用程度。馬克思曾指出：“一門科學只有成功地應用了數學時，才算真正達到了完善的地步。”生活中充滿著數學，人們的吃、穿、住、行都與數學有關.例如通過人們吃的糕點可認識到豐富的幾何圖形;在商場買衣買鞋時經常會遇到打折的問題;住房轉讓和新房購買時的收入和支出;行程中的路程、速度和時間的關系等等.數學教師要善于從學生的生活中抽象出數學問題，使學生感到數學就在自己身邊，讓學生感受到生活中處處有數學，培養學生數學應用意識。

2.用實際問題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

心理學研究表明：學習內容和學生熟悉的生活背景越貼近，學生自覺接納知識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在課堂教學中，要盡可能地將教學內容與學生的生活背景結合起來，從貼近學生生活的實際問題引入新課，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

(1)．概念從實際引入例如在學習“垂線”的概念時，可結合實際提出這樣的問題：“馬路的十字路口的兩條道路位置上有何關系？再比如電線桿與它上面架的電線位置上有什么關系？這些都是數學在實際生活中具體涉及到的例子，能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使學生產生“生活中處處有數學”的意識，而且能直觀地理解垂線的意義，并意識到學習這個內容的重要性。

(2)．公式、法則結合實例抽象提出結合實例抽象提出，既容易對其作出通俗易懂的解釋，又容易對其自身作出本質的揭示。例如：在學習有理數減法法則時，可以這樣引入新課：某一天白天的最高氣溫是10°C，夜晚的最低氣溫是－5°C，這天的最高氣溫比最低氣溫高多少？用投影儀展示分別標注著10°C和－5°C的溫度計，讓學生直觀地看出高多少，在讓學生考慮如何列算式及怎樣計算，并換例讓學生驗證探究出來的結論，歸納出有理數的減法法則。這樣不僅能激發學生學數學的興趣，而且能激發學生愛數學、學數學、用數學的情感。

(3)．公理、定理從實際需要提出例如：在學習“線段公理”時，可以從走路時往往喜歡抄斜路直奔目的地，這樣做究竟是為了什么為出發點讓學生思考，通過這樣的實例，能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讓學生易于接受，同時還能領悟到數學在現實生活中無所不用。

教師在教學中還要注意充分利用現代化教育技術輔助教學，采用模型、幻燈、錄象、計算機等現代教學手段，增加師生互動、形象化表示數學的內容，同時將抽象的知識直觀化。這樣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調動學生積極學習知識的興趣，又能加深對知識的理解，提高學習效率.

3.教學聯系實際,從生活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

從知識的掌握到知識的應用不是一件簡單、自然而然就能實現的事情，沒有充分的、有意識的培養，學生的應用意識是不會形成的。教學中應該注重從具體的事物提煉數學問題，引導學生聯系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問題用數學知識來解決，這有助于學生數學應用意識的形成。

比如在講“行程應用題”時，利用這樣一個生活中常遇到的問題：甲乙兩地有三條公路相通，通常情況下，由甲地去乙地我們選擇最短的一條路（省時，省路）；特殊情況下，如果最短的那條路太擁擠，在一定時間內由甲地趕到乙地我們就選擇另外的一條路，寧肯多走路，加快步伐（速度），來保證時間（時間一定，路程與速度成正比）。從數學角度給學生分析這個問題用于“行程應用題”，是路程、時間、速度三者關系的實際應用。

又比如，在講“解直角三角形”時，可利用這樣一個實際問題。修建某揚水站時，要沿斜坡輔設水管，從剖面圖看到，斜坡與水平面所成的∠A可用測角器測出，水管AB的長度也可直接量得，當水管輔到B處時，設B離水平面的距離為BC，如果你是施工人員，如何測得B處離水平面的高度？有的同學提出從B處向C處鉆個洞，測洞深；

有的同學反對，因為根據實際情況，這樣做費力；有的同學又反對，因為這不是費力問題，C點無法確定。應該運用解直角三角形知識去解決：BC＝ABsinA（AB、∠A均已知）。這實在是一個施工中經常遇到的問題，這一問題的提出可以使學生感到具體的實際問題就在自己身邊等待解決，增強了主動意識，激發了興趣。

4.精心編制問題，培養學生的應用能力。

當前我國數學教材中的問題和考題多半是脫離了實際背景的純數學問題，或者是看不見背景的應用數學問題。這樣的訓練，久而久之，使學生解現成數學題的能力很強，而把實際問題抽象化為數學問題的能力卻很弱。而數學是以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和數量關系作為研究對象的，它的許多概念、定理和方法都從現實中來。但它有更多結論去為生產和社會各行各業服務。因此，教師可在遵循教學要求的前提下，精心編制一些與生活、科學有關的問題，可以使學生感到自己的周圍處處有數學，從而使其萌發學好數學去解決實際問題的愿望，把學和用結合起來，達到提高學生應用能力的效果。

如在學習不等式時，可注意編制實際生活中有關產品的生產、銷售與利潤問題，旅游選最合算的購票方案問題等。

例：某工廠現有甲種原料360千克，乙種原料290千克，計劃利用這兩種原料生產A、B兩種產品共50件，已知生產一件A種產品需用甲種原料9千克、乙種原料3千克，可獲利潤700元；生產一件B種產品需用甲種原料4千克、乙種原料10千克，可獲利潤1200元。（1）按要求安排A、B兩種產品的生產件數，有幾種方案？請你設計出來；（2）設生產A、B兩種產品獲總利潤為y（元），其中一種的生產件數為x，試用含有x的代數式表示y，并說明（1）中哪種生產方案獲總利潤最大？最大利潤是多少？

在此問題的教學中可先引導學生根據題意列出不等式組,然后由解集和實際要求設計方案；而在第二問中還涉及到函數知識的實際應用,對后面函數知識的學習作了準備。根據教學目的編制這類與生活相關的問題,在教學時學生不僅容易接受,而且能體會到數學知識在生活中的實用價值,讓學生知道了數學來源于生活,并服務于生活。

在教學中，可逐步引導學生根據所學知識并結合實際編制問題并解決問題，逐步增強學生學數學、用數學的能力。

5.加強課外實踐,帶著數學知識走進生活

著名的數學華羅庚先生曾說過：“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變，日用之繁，無處不用數學。”精辟地闡述了數學在現實生活中的廣泛應用。可以說數學為很多生活問題建模。

例如舉行一次野炊活動。一方面要引導學生收集大量信息，深化統計的學習，另一方面也讓學生參與活動的全過程：調查市場行情，讓學生親自去糧店買米，去菜場買菜，在整個活動過程中學生可能會遇到許多困難，如買菜中的估算，人民幣的支付，菜的搭配和選擇等策略活動，引導學生有序地思考，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滲透應用數學的意識。素質教育的發展要求，人類生活的實際需要，社會經濟文化的一體化發展進程，讓我們每天思考，每天探求，每天革新。“野炊”活動將學生學習數學與生活緊密相連，讓孩子們津津有味地評論著自己所買的菜，交流著買菜的體驗，充分展示了每個人的個人愛好，生活經驗、情趣，也學習和交流著學習數學所包融的價值觀，實用觀，享受著學習數學的快樂

又如有一年經常下雨，玉米的收成不太好，農民議論說今年的玉米可能要減產幾成了。于是設計了這樣的作業：分小組調查自己村中的幾戶人家，了解他們種同樣多的地，去年和今年的玉米收成情況，根據搜集的數據算出這幾戶人家今年比去年減少了幾成，這幾戶人家平均減產幾成。思考：是什么原因列出來，小組中的學生分工進行調查，完成調查后，合作寫出一份調查報告，并給農民提出建議。這是融數學、科學、社交知識于一體的綜合練習，前半部分是百分數（成數）的實際應用，沒有給出具體數據，需要學生自己調查完成；后半部分是學生調查造成減產的原因：（1）與經常下雨有關。（2）管理不當，病蟲害的緣故。（3）空氣污染。（4）玉米品種問題。這樣的作業設計取材農村特有的資源，從孩子們身邊的現實問題入手，給學生提供了一次運用各種知識進行實踐活動的鍛煉機會。在這一過程中學生學會獲取知識、掌握研究問題的方法，培養實際運用能力，使自己成為學習的主人。

總之，教師在平時的教學過程中，應有意識地收集、整理一些適應本地生活、生產需要的實際應用性問題，注意收集與教學內容相關的實際素材組織教學活動，增加實習作業和探究性活動，找到向實際問題過渡的滲透點，使學生領悟數學的應用價值，達到潛移默化地培養學生應用數學的能力，為培養出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創新型人才提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