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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非正式報告《只有一個地球》中指出:“當前大多數環境問題都是來自于人類人類對生態系統的錯誤行動。我們把征服自然看做是人類的進步,這就意味著常常因為我們的錯誤行動而破壞了自然界。”可見,環境問題已經成為與人類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而早在兩千多年前所著的《呂氏春秋》中就反映出了諸多環境保護思想和意識,留下了珍貴的有關環境保護的歷史文獻資料。
《呂氏春秋》成書于秦王政八年,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有組織有計劃集體編撰的大型學術著作,“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記,二十余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呂氏春秋•序意》寫道,有人問這部書中《十二紀》的思想要點,呂不韋有明確的回答。他說:“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兇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天日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也就是說,要調整天、地、人的關系使之和諧,要點在于無為而行。呂不韋的這段話,很可能是當時說明《呂氏春秋》中《十二紀》寫作宗旨的序言,全書的著述意圖,自然也可以因此得到體現。書中還記載了豐富的有關農業災害方面的內容。這些記述多能和《春秋左傳》的記載相對應。書中提出自然界的萬千生物各有其運行的規律,人們應當認識這些規律,遵循這些規律,才能避免災禍的發生。在揭示違背時令將招致災害時,蘊涵有一定的災害預防思想。
《呂氏春秋》對自然資源的保護規定的極為詳細,稱為“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不敢灰,繯網苴罘不敢出乎門,罛罟不敢入乎淵,澤非舟虞不敢緣,為害其時也。”即在規定的季節中,禁止隨便進山砍樹,禁止割水草燒灰,禁止打鳥狩獵,禁止捕撈魚鱉。這種思想認為要減少或避免自然災害,就要有一個立足于長遠、防患于未然的長效措施,要對生態資源進行保護和有節制的開發。《呂氏春秋》還包含有應正視自然災害、從容應對災害的思想。由于《呂氏春秋》是先秦典籍中惟一可知確切成書年代的著作,他在中國災害史和環境史中應居有重要的地位,書中的災害防御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這種思想正是尊重自然界中生物的生存權的表現,這些認識不斷明確并逐步深化完善。
在《呂氏春秋》十二紀中,把春夏秋冬四時各分為孟、仲、季月,共十二個月,論述了各月的天象、地上萬物生長的規律以及各月應作的農事、氣候和環境保護事宜。其中寫到:“孟春之月: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無卵。仲春之月: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獵罼弋,罝罘羅網,喂獸之藥,無出九門。孟夏之月:無伐大樹,……驅獸無害五谷,無大田獵。仲夏之月:令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季夏之月:令漁師伐蛟取鱉,升龜取黿。……樹木方盛,……無或斬伐。孟秋之月: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仲冬之月: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日至短,則伐林木,取竹箭。”這種生態整體思想,主張對自然資源利用有度,是保護生態環境的具體規定。現代科學已經證明,自然界是按照自身的本性運轉的。為了取得自然平衡,總是通過相輔相成進行調節,形成一個有秩序有規律的統一整體。既然自然是一個統一整體,如果把人為的因素強加到自然中,就必然使自然失去平衡,引起各種不良現象出現。
《呂氏春秋•孟春紀》:“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季春紀》:“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仲夏紀》:“(仲夏)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于疫。”《仲秋紀》:“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淮南子•時則》:“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一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違背了“時序”、“時政”,則可以導致山林“草木”的生命秩序的破壞,由此甚至可能危及國家的安定。
戰國時代正處于農業文明初期,各諸侯國為富國強兵,爭城奪地,致力于修路、打仗、開荒,毀掉了不少森林和草地,生態平衡破壞,自然資源日益減少。基于這種背景下,《呂氏春秋》以關心百姓、治國安邦為出發點,對捕魚狩獵、耕地伐木、去火燒炭等都有明確季節、月份限制,充分講述科學道理,將保護環境列為國家政事的重要內容:“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表明了生物生存繁衍必須要有基本的生存環境條件作保障,同時也說明了自然界各生物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這從效果反證措施的正確和理論的科學,是樸素的生態倫理觀。其中關于保護山林、水道、鳥獸、魚類的法令是古代較早的保護水源、動植物等的法律規定。此外,漢武帝時期淮南王劉安組織編寫的《淮南子》,就是以《呂氏春秋》為基礎的。《淮南子》的《時則訓》中,也把四時分為十二月來論述每月星象、氣候、動植物生長與消亡,及人類的農業生產以及禁令等。
長期以來人們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并沒有給予高度重視,對自然資源大肆攫取和揮霍,造成了生物資源、水、土地和礦產資源的急劇減少。據世界觀察研究所調查報告顯示:地球上的淡水資源已經減少了四分之一,生物資源減少了兩萬余種,人類目前的主要能源石油、煤、天然氣的已探明儲量只能再維持開采五十年。資源的急劇減少驗證了《呂氏春秋》所闡述的資源節約思想的正確性。事實上,《呂氏春秋》中的環境保護思想實質是具有可持續發展性質的一種生態觀,《呂氏春秋》對待自然界的態度與上世紀中葉興起的生態倫理學的觀點很有類似之處。英國科學家萊奧波爾德在《大地倫理學》一書中提出了生態倫理學的幾個重要觀點:(1)人類并非自然界的主人、統治者,而是自然界中極普通的一員;(2)必須樹立生態整體思想,只追求經濟功利而不關心生態平衡的做法是極端錯誤的;(3)要把權利這一概念從人類延伸到自然界的一切實體和過程。花草樹木、飛禽走獸都有生存繁殖的權利,人類沒有權利去踐踏它們的這些權利。通過比較發現,《呂氏春秋》的主張與生態倫理學在基本精神方面是一致的。
人與自然關系的倫理價值觀念主要有人類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和可持續發展三種,呈現一種嬗變的過程。倫理觀為環境立法提供倫理基礎;環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也應當體現某種倫理觀。
一、以人類中心主義倫理觀為基礎的環境立法
人類中心主義強調人對自然的統治地位,是生物圈的中心,主張以人類的價值尺度來解釋和處理整個世界。這種倫理觀認為只有人作為理性的存在物而具有內在的價值,其他存在物僅具有工具價值,它們存在于人類倫理關懷和道德共同體的范圍外。在這種倫理價值的支配下,環境法的立法目的也僅側重于人的權利。對于環境法的目的通常存在“一元”論和“二元”論。目的“一元”論即環境法的目的以保護人體健康為其唯一宗旨;目的“二元”論即認為環境法的目的應該是雙重的,其一是保障人體健康;其二是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目的一元論’的環境法立法是一種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產物。”其實質是一切以人為中心,一切從人的利益出發、為人的利益服務。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不完善的,生命和自然界既有價值,也有利益,它們按照自然生態規律生存和發展,非人生命體和自然界都是可以獲得道德待遇和道德權利的,應該把人道主義的關懷對象擴大到對非人生命體和自然界。“目的二元論”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共同作為環境法的立法目的,那么是否存在誰優先的問題,如果以經濟發展優先,那么環境將得不到保護,如果以保護環境優先,又何必多此一舉,在環境保護之后加上經濟發展的目的。從本質上看,“目的二元論”的環境立法體現的也仍然是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的共同錯誤在于割裂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在環境立法上表現為對環境權與健康權保障不充分。在現代社會,人們越來越追求生活質量和美好環境,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基礎的環境立法目的已經不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
二、以生態中心主義倫理觀為基礎的環境立法
環境危機促使人類對自己的行為模式以及生產、生活和消費的方式產生了懷疑。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的環境學家們對人類中心主義予以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并在此基礎上開始探討“生態中心主義”的理念。生態中心主義是指主張自然客體具有自身價值,應和人類具有同等的存在和發展權利,把“價值的焦點定向于自然客體和過程”的一種環境倫理學。生態中心主義把人類道德關懷和權利主體的范圍擴展至整個生態系統,是基于對人類所面臨的現實環境危機的憂思,是對人類中心主義以及近代以來征服自然理性意識的合理性的一種質疑。“生態中心主義強調每一系統都對整體的健康存在起著重要作用,并要求在此意義上評價物種的價值。”彌補了“人類中心主義”只關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缺陷,把人類關心的領域擴展至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在處理現實世界中兩大重要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時),強調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問題,而忽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生態中心主義反映到立法上則表現為環境立法的終極目標。環境學家汪勁認為,環境立法的終極目標,是人類對自然事物關系認識的一種抽象的價值觀念與價值判斷,是人類通過立法所擬達到的一種崇高的思想境界或理想的目標。終極目標主要考慮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突出的是生態利益。這種理想目標與社會現實相去甚遠,因而在環境立法目的上表現出一種超前性。生態中心主義看似理想,但卻很難在實踐中真正落實。以生態中心主義為基礎的環境立法對人與人之間的現實關系重視不夠,這種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對實踐的指導意義不強。
三、以可持續發展倫理觀為基礎的環境立法
可持續發展觀源于人類對長期以來不可持續發展思想的詰問和反思。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動態的發展。《我們共同的未來》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威脅的發展。”而且,我們現在對“可持續發展”作出了的正確詮釋:“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可持續發展作為科學發展觀的內涵之一,將在我國得到全面貫徹和落實。超級秘書網
可持續發展要求我們在處理發展問題時應遵循以下三項原則:第一,可持續性,使人類社會發展具有一種長久維持的過程及狀態,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原則。這一原則一般被描述為生態持續性、經濟持續性和社會持續性三個方面。第二,公平性,即強調人類需求和欲望的滿足是發展的主要目標,應給所有人平等的機會,實現他們過較好生活的愿望。這里的公平具有兩層含義:即同代人之間的橫向公平及代際之間的縱向公平。第三,系統性,即把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地球看成一個以人為中心,以自然環境為基礎的系統,系統內自然、經濟、社會和政治因素是相互聯系的。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有賴于人口的控制能力,資源的承載能力,環境的自凈能力,經濟的增長能力,社會的需求能力,管理的調控能力的提高,以及各種能力建設的相互協調。可持續發展這一發展觀所追求的是人類之間的融洽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可持續發展包括生態可持續性、經濟可持續性、社會可持續性,它具有多元的指標體系。它不僅包括經濟的、社會的,也包括生態環境的;不僅包括物質的、技術層面的,也包括制度和文化價值層面的。可持續發展倫理觀與人類中心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因為可持續發展倫理觀承認其他生物、物種、自然和生態系統具有內在價值。與生態中心主義相比的進步意義在于強調了人的主體地位,在對待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問題上,可持續發展倫理觀指出了隱藏在人與自然之間對立的背后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是導致當今生態危機的深層次原因,這更是對生態中心主義倫理觀的揚棄。
可持續發展倫理觀對環境法學有著廣泛、深遠的影響。可持續發展觀把環境法的理念提高到了新的境界,是人類在同大自然融合過程中得出的珍貴經驗,是維護整體生態利益、實現環境正義、構建和諧生態系統的理論升華。
參考文獻:
[1]汪勁.中國環境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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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11-0290-01
美國生態文學自上世紀產生,并伴隨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其中產生了很多重要的思想,比如動物權利論、生態中心論等,其發展過程也經歷了多個階段。一方面從最初的動物解放運動到生命中心論,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辛格、雷根和泰勒等。另一方面也實現了從大地倫理學到深層生態學的發展,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利奧波德、羅爾斯頓以及奈斯等。總體來說,美國文學的生態倫理觀經過多個階段的發展已經非常成熟,像辛格的動物解放論與黎根的動物權利論都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理論,最根本的要點都是呼吁去除人類自以為是的中心地位,回歸生態的地位。[1]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得解決人們對于生態的精神問題,也就是生態倫理觀,文學作品在這個階段能夠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美國猶太裔作家作品的生態倫理觀研究中,辛西婭?奧茲克因其受到較為深厚的猶太文化的影響,頗具代表性,對其生態倫理觀進行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能夠代表美國的其他猶太裔作家的生態倫理觀。
一、奧茲克及其代表性的生態倫理作品
奧茲克是美國猶太文學中著名的小說家和批判家,同時也是詩人、政論家。因其是猶太背景,所以在很多作品中她都在為猶太人發聲,其作品也能體現出深厚的猶太文化底蘊。在世界文壇,奧茲克的地位非常高,其文學成就也是很多人望塵莫及的。在生態文學層面,奧茲克的代表作品《流血》的生態意識非常濃厚,最能反映其生態倫理觀。小說主要描述了一個被美國文化同化的猶太人布萊利普,作為一個叛教者的精神回歸的歷程。《流血》的主題指向兩個方面,一是被用來祭祀的動物;二是大屠殺的幸存者。奧茲克從生態批判的角度出發,將兩個主題作為小說的線索展開分析,從而體現出奧茲克的生態意識。
二、基于祭祀動物的視角論其生態倫理觀
人類社會的發展已經習慣了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這種習慣,對于構建良好的生態環境非常不利。現代人們也認識到解決生態問題更重要的是理念而非物質和強制性的手段,生態倫理觀在此基礎上產生。改善人們的意識,需要文學功能的發揮。在《流血》中可以發現猶太文化固有的悖論,也能反映作者的生態倫理觀。總的來說,猶太文化帶給了奧茲克強烈的寫作欲望,但是猶太文學矛盾的生態倫理觀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奧茲克的生態意識。在小說里的贖罪日當天,需要動物祭祀,通過抓鬮的方式來決定羊的命運。從生態倫理的角度來看,動物祭祀很不人道,給生態平衡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小說的主人公對這種現象表示質疑,表達的正是作者的思考。[2]奧茲克雖然在信仰層面屬于猶太教,但是在生態倫理觀方面,卻更加注重生態的保護。在作者心中,動物與人類具有同等的地位,都享有生命的權利,不應該被無情的剝奪生命。這充分表達了作者雖受的影響,但并沒有受信仰的束縛,能夠從生態倫理的角度審視猶太文化,表現了其非常進步的生態倫理觀。
三、基于幸存者的視角論生態倫理觀
猶太民族的宗教化程度非常高,但是卻飽受苦難,以致于猶太人民對自己的信仰產生質疑,,導致精神生態的失衡,但是奧茲克對于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毫不顧忌,竭力為自己的民族發聲,呼吁人們應當保持精神上的自由。在小說中對精神生態的表現主要是文化同化和精神的救贖,直接描述大屠殺后人們的意識。小說中的主人公對于自己的猶太身份所表達的態度實際上是極為復雜的。這種復雜的態度使得其經常質疑自己的信仰,精神生態逐漸失衡,這種現象具有非常普遍的代表性。
四、結語
文學作品對于人類活動能夠起到很好的引導作用,在文學作品中融入生態的元素,對于培養人們的生態倫理觀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猶太文學從本質上說實現了精神和藝術的有效融合,影響著美國生態文學的發展,促使著猶太裔作家能夠基于生態平衡的視角去傳承猶太民族的文化,表現出進步的生態倫理觀念。
參考文獻:
[1]李春華.猶太教生態倫理思想啟示[J].河北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0(5):8-11.
[2]鄒夢云,劉延超.對信仰的追問――從《流血》解讀辛西婭?奧茲克的生態意識[J].欽州學院學報,2012,27(4):26-29.
中圖分類號:I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0)21-0066-01
一
《寂靜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是美國著名生物學家、科普作家蕾切爾?卡遜最著名的小說。它的出版,直接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她也被后來的生態小說家稱為環境運動的先驅和開創者。
卡遜把自己喜愛的生物學和文學有機地結合起來,創作了一部部優美的散文或生態小說。這些小說大致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科技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帶給人們日新月異的變革,也可以給人們帶來毀滅性的災難。這位反對使用殺蟲劑的環保斗士并沒有為殺蟲劑的發明歡呼雀躍,而是通過跨學科的綜合論述,向我們展示了其危害性。她的小說通俗易懂,不是枯燥的進行理論描述,而是以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個案分析展現出來,這種表達手法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和評論家的贊賞。
卡遜的《寂靜的春天》以一個虛設的故事作為開始的:在美國中部的一個小鎮上,一切生物都與周圍的環境很和諧。但是當第一批居民到那里定居后開始發生變化,神秘莫測的疾病、不可預測的死亡隨處可見。故事由此展開……
小說的故事情節安排簡單明了。第二章介紹了在美國滅蟲鬧劇中,化學農藥開始粉墨登場;在第三章,卡遜系統介紹了殺蟲劑的分類及藥理作用;從第四章到第九章,卡遜介紹了破壞大自然的連鎖反應:從水污染、土壤污染、植被破壞、到野生動物的遭遇、鳥兒的死亡和魚兒的失明;第十章到第十六章介紹了大規模噴藥以及人類吞食自己種下的苦果,大自然已經開始反抗;第十七章寫的是我們的出路:用生物控制法解救地球。
《寂靜的春天》的故事情節大都與具體案例相結合,讓我們從感性認識出發,簡化了理論的直接輸出模式,發人深思;同時這篇小說也包含著豐富的生態學知識,卡遜通過文學作品的形式,表達出了強烈的生態危機意識,警示人們注意地球的承載能力。我們要與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共存”,而不是“控制與征服”。正如卡遜在全書結尾處曾提到:我們必須與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們的地球一樣,我們不能剝奪其他生物生存的權利,否則,人類必將與自然同歸于盡。
二
在這篇小說中,涉及最多的就是生態整體論了。生態整體主義可以稱得上是生態批評的基本思想規約。生態整體主義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而不是把人類的意義作為最高價值,把是否有利于維持和保護生態系統的完整、和諧、穩定、平衡和持續存在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為評判人類生活方式、科技進步、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終極標準。“在生態整體論中,萬物都是相互聯系的一個整體,整體包含了很多個體,又與每個個體緊密相連;但是整體的利益高于個人利益,人類不能為了個人的利益損害整體的利益。
生態整體論思想有其深刻的理論基礎。其中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可以稱得上是生態整體主義理論的代表。在他的著作《沙鄉年簽》里,他首次指出“土地共同體”這一概念。他認為土地不僅僅是土壤這一實物,它還包括氣候、水以及動植物。人類只是這個共同體中的一分子,必須改變其在共同體中征服者的姿態,因為共同體里的每一個成員都有其生存發展的權利。利奧波德的土地倫理學呼吁人們以謙恭和善良的姿態對待土地,以此激發人們對土地的熱愛和尊敬,然后擴展到對整個生態系統的保護,強化了人們的道德責任感和生態危機意識。其實,在《寂靜的春天》里,卡遜也論述了土壤內部綜合體這一概念:“土壤綜合體是由一個交織的生命之網所組成,在這里一個事物與另一事物通過某些方式相聯系--生物依賴于土壤,而反過來只有當這個生命綜合體繁榮興旺時,土壤才能成為地球上一個生氣勃勃的部分。”
小說的每一章都貫穿了這一理論,比如在地表水和地下海這一章卡遜提到:“地球的淡水就是一個大的系統,所有在地表流動的水,都含有曾經是地下水的部分。污染了一個地方的地下水,實際上就是污染了所有的水。”因此,我們必須學會從整個自然系統看問題,從生態系統的整體觀念來約束自己的行為。人類在為自己的科技發明歡呼雀躍的同時,最終也會嘗到自釀的苦果。如果我們不與這些動植物和諧共處,而只是企圖“控制自然”,那么在將來的某一天,這些動植物的命運就是我們的命運。卡遜在《寂靜的春天》最后指出:“‘控制自然’這個詞是一個妄自尊大的想象產物,是當生物學和哲學還處于低級幼稚階段時的產物,當時人們設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為人們的方便有利而存在。應用昆蟲學上的這些概念和作法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咎于科學上的蒙昧。這樣一門如此原始的科學卻己經被用最現代化、最可怕的化學武器武裝起來了;這些武器在被用來對付昆蟲之余,已轉過來威脅著我們整個的大地了,這真是我們的巨大不幸。”
遺憾的是,人類往往為了追求利益,不顧大自然其他物種的生存。在《寂靜的春天》里,這種“浮士德式的交易”可稱得上猖獗。在講到大規模噴藥這一章節時,卡遜描述征服“撲滅”火蟻運動恰似。但是不久就帶來了大量的人員中毒死亡,農業部堅持否認中毒事件與噴藥有關。當人類的需要威脅到生態的整體利益時,我們要堅持整體利益高于局部利益這一原則。如今人類的利益至上主義已經威脅到人自身的生命安全時,我們又是否堅持了這一原則呢?利奧波德曾經在《大地倫理》中表述過:“一件事情,當有助于保護生命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時,它就是正確的;反之,就是錯誤的。”這種剝奪火蟻的生存權利,甚至也剝奪了部分人類生存權利的行為,這是不利于“生命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因此成為卡遜譴責的對象。
小說的結尾取名為“另外的道路”,這也是作者給大家指明的出路。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思想上變個人的意識觀念。只有越來越多的人的生態整體意識都提高了,人類以及整個大自然才能擺脫徹底毀滅的命運--這也是深層生態學所倡導的核心理念。
三
卡遜小說里表現出了強烈的生態審美觀,并通過自己扎實的文學功底闡述了自然生態的美。她對大自然懷著極大地熱愛,陶醉于自然之美并感受著自然之美。在描述第一章明天的寓言這一部分時,她曾經勾勒出了一幅大自然的美好畫卷:“春天,繁花像白色的云朵點綴在綠色的原野上;秋天,透過松林的屏風,橡樹、楓樹和白樺閃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輝,狐貍在小山上叫著,小鹿靜悄悄地穿過了籠罩著秋天晨霧的原野。”這種場景真的令人神往。在她眼里,原生態的自然美最能代表自然的本真。所以她在開篇就伏筆寫下了一種憧憬,也寫下了一種對自然回歸的真切。
恩格斯在總結哲學史的基礎上明確指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思維是人類在生物界的特權,脫離人類就不存在哲學的基本問題,也不會去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是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物質存在,當然這個定義不是哲學概念里的物質。對人與自然的關系認識的不同,造成了中西生態倫理觀念的差異,本質上還是哲學基本問題。
1人類中心論與非人類中心論
當下,中西方學術界普遍認同將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視為生態倫理研究的基本問題。這一問題在學界表現為人類中心論與非人類中心論的爭執,爭論的實質是以什么為標準和參照系來處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1.1狗在中西倫理觀念中的不同
狗是人類從自然生物里馴化后,與人類關系最密切的動物,中西對狗的觀念不同,可以讓我們揣測中西生態倫理觀的實態。中國文化傳統中將狗視為幫兇、可憐、寄生的代名詞,罵人的話里出現狗的頻率很高。魯迅作品里的狗,對富人搖尾乞憐,對窮人狂吠不止,直到今天,狗肉仍是傳統美食。如果說中國生態倫理觀念是非人類中心論,在對狗的問題上,絕對是人類的需求為中心了。這種中西生態倫理觀念在當下中國以玉林狗肉節的沖突的模式展現,說明當下生態倫理在中國發展的現狀。一方面,我們延續傳統文化中的道德觀念,又受到西方倫理觀念的沖擊。實際上,這種道德沖突不僅僅出現在生活領域,在其他各個領域都在激蕩。
1.2非人類中心論是個偽命題
非人類中心主義主張人類以外的其他生物與人類具有同等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提倡確立人與自然之間的平等關系。這一主張本身就是個不存在的命題,原因有三:一是平等的觀念只有在意識領域才具有價值。平等的雙方應具備雙向的交互性。然而,人類與動物之間的交流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人類一廂情愿的將平等賦予狗,只是人權的物化而已。二是人是自然的產物,沒有超自然的人存在,自然只是人類意識對立面的存在,哲學上把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存在定義為物質,倫理上把人類以外所有非人屬性的存在定義為自然,跳出人類中心,則不但生態倫理學本身將失去依據,而且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也將成為問題。三是非人類中心論只是語言學上的名詞,是人類思維的主觀建構,是人類中心論在鏡像里的對立,其本質仍是人類中心論。人類思維里并非所有的指向都是正確,很多因素可能只屬于精神世界的泡沫,并非所有思維都具有價值。這個構建產物確實也不以人類意志轉移,可其僅僅存在于哲學的物質定義里。現實的欲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虛假的需要,最終導致人的自我否定。本質的需求才是真實的需要。人類中心論與非人類中心論本質上就是虛假與真實需求的爭斗。
2哲學中的倫理學思考
目前生態哲學是在人類承受自然懲罰的階段,這一時期用自然規律找尋人類價值,是當下生態哲學的主要內容。
2.1中國傳統哲學的精神追求
中國古代時期,人們把自然界看作普遍聯系的整體,形成樸素的認識觀念,關于世界構成有“陰陽五行說”、“元氣說”等,并產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這一思想逐步成為中國傳統哲學體系的精髓,儒釋道等各家都從不同的角度詮釋“天人合一”為核心的古代生態自然觀念。中國傳統哲學追求自其開始就把目光聚焦在價值世界本身,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重視個體與群體的區別。其追求的起點是人,重點還是人。梁啟超說:“中國學問不然,與其說是知識的學問,毋寧說是行為的學問。中國傳統哲學追求群體性的原則,形成了重倫理價值,輕工具理性的精神追求。
2.2西方哲學的精神追求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第一批哲學家開始,就在不停的假設有個獨一無二的存在。亞里士多德總結了這種自然觀:“自然首要和根本的意義是,在作為自身的自身之內具有運動本原的事物的實體,質料由于能夠接受這種東西而被稱為自然,生成和生長由于其運動源于它而被稱為自然。”亞里士多德的理念學說,其前提仍是有個唯一的主宰。馬克思雖然沒有對生態問題進行過專門的研究和直接的闡述,但他的自然觀中卻包含著豐富而深刻的生態思想。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是馬克思的一貫主張。由此西方生態哲學形成了完整的邏輯循環。西方文明物化了自然的同時,也物化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也是世界大戰、恐怖襲擊等暴力事件的根源,人類最初的戰爭只是爭奪資源的暴力,現代的戰爭是為了暴力的暴力,因為暴力本身就是極端組織的追求。
3中西生態倫理的融合
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產生,從根源上說,與西方理性主義和工業文明的不當發展直接相關。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理念,它們形成了我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的哲學基礎,對于構建現代生態倫理有著啟示意義。生態哲學或者環境哲學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人類經濟技術盲目地發展造成人類生態環境危機的情況下產生的新興哲學應用學科之一。人類作為有機的生命力量,在自然生態中形成了影響、破壞和改變等無法回避的力量。人們急需一種有效的思想和理論來說明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產生了生態哲學。它是一種全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要用這種新的哲學,指導中西生態倫理的實踐。
作者:杜曉婉 單位:合肥工業大學學院
生態批評作為一種文學理論范式,其思想發軔于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美國初步形成。生態批評集中“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系”,[1]主張重新建立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土地的關系。隨著生態批評的勃興,生態學的理念也被廣泛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回歸自然成為眾多文學作品中一種普遍的倫理要求。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對于自然之絕對存在的本能性的信仰,屬于感性和未開化的知性的范圍。從這種觀點來看,人與自然血肉相連”。[2]而生態批評旨在探尋研究文學文本中的生態哲思,關注人類之間的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最終達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和諧格局”。[3]凱瑟作于晚年的《華年》透出一種對西部強烈的懷舊情結。凱瑟所經歷的時代見證了美國歷史從落后的農業國到先進的工業國的巨大變化。伴隨著經濟飛速發展而來的是道德標準的敗壞和精神面貌的崩潰。在物欲橫流靈魂空虛的現代社會,一切美好都不復存在。這一變化在凱瑟的作品中都得到了體現。在過去與現在、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的時代大背景下,現代文明與農業文明的巨大反差使她的靈魂在混沌現實之間表現出多重的張力。對現實的失望和無所適從的失落感使她深切懷念荒涼落后但世風純樸的故鄉。故鄉此時成為一種補償價值而成為她的精神支柱。但是無論是都市還是鄉村,都已經沒有真正的家園可回歸。于是懷舊成為她訴求的出口,她只有在創作中精神還鄉,重溫她的內布拉斯加州西部之夢。
2.詩意地棲居:人與自然的契合
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非正式報告《只有一個地球》中指出:“當前大多數環境問題都是來自于人類人類對生態系統的錯誤行動。我們把征服自然看做是人類的進步,這就意味著常常因為我們的錯誤行動而破壞了自然界。”可見,環境問題已經成為與人類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而早在兩千多年前所著的《呂氏春秋》中就反映出了諸多環境保護思想和意識,留下了珍貴的有關環境保護的歷史文獻資料。
《呂氏春秋》成書于秦王政八年,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有組織有計劃集體編撰的大型學術著作,“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記,二十余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呂氏春秋?序意》寫道,有人問這部書中《十二紀》的思想要點,呂不韋有明確的回答。他說:“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兇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天日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也就是說,要調整天、地、人的關系使之和諧,要點在于無為而行。呂不韋的這段話,很可能是當時說明《呂氏春秋》中《十二紀》寫作宗旨的序言,全書的著述意圖,自然也可以因此得到體現。書中還記載了豐富的有關農業災害方面的內容。這些記述多能和《春秋左傳》的記載相對應。書中提出自然界的萬千生物各有其運行的規律,人們應當認識這些規律,遵循這些規律,才能避免災禍的發生。在揭示違背時令將招致災害時,蘊涵有一定的災害預防思想。
《呂氏春秋》對自然資源的保護規定的極為詳細,稱為“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不敢灰,繯網苴罘不敢出乎門,罛罟不敢入乎淵,澤非舟虞不敢緣,為害其時也。”即在規定的季節中,禁止隨便進山砍樹,禁止割水草燒灰,禁止打鳥狩獵,禁止捕撈魚鱉。這種思想認為要減少或避免自然災害,就要有一個立足于長遠、防患于未然的長效措施,要對生態資源進行保護和有節制的開發。《呂氏春秋》還包含有應正視自然災害、從容應對災害的思想。由于《呂氏春秋》是先秦典籍中惟一可知確切成書年代的著作,他在中國災害史和環境史中應居有重要的地位,書中的災害防御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這種思想正是尊重自然界中生物的生存權的表現,這些認識不斷明確并逐步深化完善。
在《呂氏春秋》十二紀中,把春夏秋冬四時各分為孟、仲、季月,共十二個月,論述了各月的天象、地上萬物生長的規律以及各月應作的農事、氣候和環境保護事宜。其中寫到:“孟春之月: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無卵。仲春之月: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獵罼弋,罝罘羅網,喂獸之藥,無出九門。孟夏之月:無伐大樹,…… 驅獸無害五谷,無大田獵。仲夏之月:令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季夏之月:令漁師伐蛟取鱉,升龜取黿。…… 樹木方盛,…… 無或斬伐。孟秋之月: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仲冬之月: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 日至短,則伐林木,取竹箭。”這種生態整體思想,主張對自然資源利用有度,是保護生態環境的具體規定。現代科學已經證明,自然界是按照自身的本性運轉的。為了取得自然平衡,總是通過相輔相成進行調節,形成一個有秩序有規律的統一整體。既然自然是一個統一整體,如果把人為的因素強加到自然中,就必然使自然失去平衡,引起各種不良現象出現。
《呂氏春秋?孟春紀》:“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季春紀》:“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仲夏紀》:“(仲夏)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于疫。”《仲秋紀》:“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淮南子?時則》:“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一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違背了“時序”、“時政”,則可以導致山林“草木”的生命秩序的破壞,由此甚至可能危及國家的安定。
戰國時代正處于農業文明初期,各諸侯國為富國強兵,爭城奪地,致力于修路、打仗、開荒,毀掉了不少森林和草地,生態平衡破壞,自然資源日益減少。基于這種背景下,《呂氏春秋》以關心百姓、治國安邦為出發點,對捕魚狩獵、耕地伐木、去火燒炭等都有明確季節、月份限制,充分講述科學道理,將保護環境列為國家政事的重要內容:“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表明了生物生存繁衍必須要有基本的生存環境條件作保障,同時也說明了自然界各生物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這從效果反證措施的正確和理論的科學,是樸素的生態倫理觀。其中關于保護山林、水道、鳥獸、魚類的法令是古代較早的保護水源、動植物等的法律規定。
此外,漢武帝時期淮南王劉安組織編寫的《淮南子》,就是以《呂氏春秋》為基礎的。《淮南子》的《時則訓》中,也把四時分為十二月來論述每月星象、氣候、動植物生長與消亡,及人類的農業生產以及禁令等。
長期以來人們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并沒有給予高度重視,對自然資源大肆攫取和揮霍,造成了生物資源、水、土地和礦產資源的急劇減少。據世界觀察研究所調查報告顯示:地球上的淡水資源已經減少了四分之一,生物資源減少了兩萬余種,人類目前的主要能源石油、煤、天然氣的已探明儲量只能再維持開采五十年。資源的急劇減少驗證了《呂氏春秋》所闡述的資源節約思想的正確性。事實上,《呂氏春秋》中的環境保護思想實質是具有可持續發展性質的一種生態觀,《呂氏春秋》對待自然界的態度與上世紀中葉興起的生態倫理學的觀點很有類似之處。英國科學家萊奧波爾德在《大地倫理學》一書中提出了生態倫理學的幾個重要觀點:(1)人類并非自然界的主人、統治者,而是自然界中極普通的一員;(2)必須樹立生態整
體思想,只追求經濟功利而不關心生態平衡的做法是極端錯誤的;(3)要把權利這一概念從人類延伸到自然界的一切實體和過程。花草樹木、飛禽走獸都有生存繁殖的權利,人類沒有權利去踐踏它們的這些權利。通過比較發現,《呂氏春秋》的主張與生態倫理學在基本精神方面是一致的。
生態女性主義指出女性與自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作為受壓迫的對象,兩者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簡而言之,女性被自然化的同時自然也被女性化了。可以看出,大自然作為展現女主人公簡?愛心理潛意識活動的載體,大自然的景象也反映出主人公的個人情緒與所處的環境,具有女性主義特征,影射了她內心深處對男性權威壓迫的不滿與無奈。作者在塑造簡?愛這個人物時,將女性與自然相結合,透過現象看本質,向讀者再現了男權社會下受盡折磨與壓迫的自然與女性。小說主人公通過大自然汲取力量,向父權制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以上自然與女性的關聯都體現生態主義倫理觀的內涵。
生態主義倫理觀在小說中的另一體現就是對父權制的批判,在父權文化體系中,女性一直充當被奴役被壓迫地位,深受男性的控制與統治,而生態主義則反對這種壓迫性的男權主義,反對男性與女性的二元對立,簡?愛毫無疑問正是這樣一個對愛情生活社會以及宗教都采取了獨立自主的積極進取的態度和敢于斗爭、敢于爭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對父權制批判的女性形象。表兄約翰?里德欺侮她,虐待她,不是一周三兩次,也不是一天一兩回,而是經常如此,弄得她每根神經都怕他。因為面對他的恐嚇和欺侮她無處哭訴。向我們展現出女性在父權制壓迫下水深火熱的悲慘生活狀況與毫無地位可言的卑微處境。在羅沃德時,布羅克赫斯特讓女孩們喝燒焦的粥,爛土豆和臭肉,連饑餓本身也厭惡它來,當坦普爾小姐給她們提供面包奶酪時,還冠冕堂皇地告訴坦普爾小姐他這樣做是為了讓女孩們拒絕驕奢的習慣,養成刻苦耐勞善于忍耐嚴于克己的習慣。在他看來,“當你不是把燒焦的粥,而是把面包和奶酪放進孩子們嘴里的時候,你也許是在喂她們邪惡的肉體,而你卻沒有想到,你在使她們不朽的靈魂挨餓。”虛偽而道貌岸然的他打著為主效勞的幌子,披著慈善的外衣,他認為他的使命是節制這些姑娘的,教導她們衣著要謙卑克制,不梳辮子,不穿貴重衣服。到后來導致了簡?愛患了斑疹傷寒熱以及她的密友海倫的死亡。在痛苦之后,她渴求一個充滿著希望與憂煩、刺激與興奮的世界,她想要追求人生的真諦和冒各種的風險,她拒絕悲哀,聽天由命的樣子,這也是她女性主義思想的進一步體現。
而最具有代表性與說服力的當屬簡?愛與羅切斯特兩人之間糾葛纏綿的愛情故事中她所體現出來的。然而讓人感到詫異的是,兩人初次見面時他“僵硬勉強,不耐煩又一本正經是一種行為古怪又合乎禮儀”,總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俯視簡?愛,擺高架子,這也是父權制的思想下鮮明的表現,而后來他被簡?愛的個人魅力所征服并向她求婚則體現出生態女性主義的偏向指引性。盡管羅切斯特先生的社會地位遠遠高于簡?愛,但是簡?愛并沒有退縮而是主動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感情。幸福似乎已經超越了階級的差距,而單單是兩個普普通通的個體之間都能追求與獲得的。這就挑戰了父權制的權威也打破了男性統治的枷鎖。在米爾科特時,羅切斯特先生硬要拉著她在五顏六色的店鋪中巡行,挑選的總是那些“色澤亮麗,富麗堂皇的”絲綢緞子金袍子銀帽子,他想使簡?愛像花圃一樣耀眼。然而他卻不知道在簡?愛看來,她絕不能忍受羅切斯特先生把她打扮成像玩偶一樣,或者像第二個達那厄那樣坐著,每天讓金雨撒遍全身。她有她自己的底線,當肉體與靈魂抗拒誘惑時,法規與準則是不可破壞的。她選擇“依靠原有的想法和以往的決心巋然不動地站在那里”。她堅信只有兩個相互平等的靈魂才能構成一份愛情,而不是憑著血肉之軀或習俗常規。簡?愛她本人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自己是一個成功的女權主義者,擁有著獨立的思想意識,這是生態女權主義的一把重錘砸向了父權制的枷鎖,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獨立意識讓她要求只有羅切斯特先生的精神與他平等的時候,她才答應嫁給他。這為她后來的婚姻奠定了堅實的精神基礎,她將尊嚴視為人與東西的最重要差別,這也是生態主義倫理觀所推崇的,在這部作品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體現。簡?愛始終堅持自己的人生信仰,追求人身自由與人性尊嚴,不妄自菲薄,放低姿態諂媚阿諛奉承,獨立自主,這是她這個形象的具體閃光點,也是反抗父權制彰顯女性自身價值的利刃。
不得不說,夏洛蒂勃朗特在19世紀上半葉的英國想到并實踐為女性爭取平等是讓人驚艷的。相較于其他愛情題材的小說,簡?愛在思想上的厚度幾乎是其他同類作品難以望其項背的。作者對以男性主義為核心的男權社會和父權制度進行批判,推崇女性主義,崇尚人與自然,男性與女性,人類與人類之間和諧穩定相處,消除男女不平等與性別歧視的有色屏障,要求女性自我覺醒,構建平等社會的偉大理想。
(作者單位:江蘇第二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
中圖分類號:J5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4)05-0080-01
一、生態倫理觀在中國的提出
2007年9月,總書記在APEC會議上提出,面對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我們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采取更加強有力的政策措施與行動,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努力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同年12月1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在哥本哈根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并發表了題為《凝聚共識,加強合作,推進應對氣候變化歷史進程》的重要講話。
二、全球氣候變化與碳排放
頻繁的臺風、干旱、洪水,冰川加速融化,物種加速滅絕,這些都是全球變暖帶來的災難,而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耗產生的二氧化碳正是導致全球變暖的罪魁禍首。
近年來,世界能源專家、經濟專家包括戰略專家都在研究未來能源發展的方向。石油時代之后,能源走向何處?我認為,人類能源發展走了一條“從高碳到低碳,希望走向無碳”的道路。從低效走向高效,從不清潔走向清潔,從分散到集中。
三、面對環境問題,中國應把握住低碳化的發展方向
目前我國正處于快速工業化階段,以工業化為主要特征的現代社會依賴于廉價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在如今以“綠色”為主旋律的科技時代,以高效、潔凈,低碳排放為標志的“低碳經濟”已經逐步向我們走來。
四、設計應創造低碳化生活方式,而非商品化設計
中國目前已經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我們應呼喚建立綠色、環保、時尚的低碳生活方式,從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用自己的力量呵護我們美麗的地球家園!比如:
(1)節能燈。一只11W節能燈的照明效果,頂得上60W的普通燈泡,而且每分鐘都比普通燈泡節電80%。如果全國使用12億支節能燈,節約的電量相當于三峽水電站的年發電量。
(2)一次性木筷 。一次性木筷子的廣泛使用消耗了大量的林業資源。
(3)節能門窗。整個建筑的能量損失中,約50%是在門窗上的能量損失。
(4)多乘公交車出行。車越多,路越堵。多乘坐公交車、地鐵出行,不但能避開擁堵,而且節能效果相當明顯。
五、設計與生態倫理學――低碳化設計的倫理學意義
生態倫理學主張用道德來約束人對自然存在物的行為,把權利主體和道德共同體的范圍從人類擴展到動物、再從動物擴展到植物和所有生命共同體,進而擴展至整個生態系統。
低碳化設計是基于生態環境與人類和諧發展的設計方式,核心在于通過設計行為協調和干預人與環境的關系。低碳經濟,遵循循環經濟發展理念,就是要轉變傳統的工業設計思想,將局部設計方法統一為一個整體,全方位、全過程和全產業的變革,以達到整體最優。
(1)低碳化設計應遵循以下原則:
A.資源最優利用原則。選用資源時必須考慮其再生能力和跨時段配置問題,盡可能用可再生資源;最大限度的周期利用;最大限度的可拆卸性和可回收再利用性;
B.能源消耗最小原則。力求產品整個生命周期循環中能耗最少并盡量使用清潔能源;
C.零污染原則。設計時充分考慮如何消除污染源。從根本上防止污染。
D.技術先進原則。為使設計體現綠色的特定效果,就必須采用最先進的技術,并加以應用,以獲得最優的經濟生態效益。
(2)實現低碳化工業設計的基本途徑和方法:
可以從產品的開發、制造、流通、使用以及回收5個環節解決低碳化設計的問題。
A.產品開發階段。這是產品生命周期的源頭,從源頭控制資源環境要素無疑是最有效的方法。
B.制造階段。這是生態環境問題的頻發期。因此,應在制造階段即采取減少環境污染的措施。
C.流通階段。主要是減少所使用的包裝、捆綁材料,并減少運送過程中因能源的消費帶來的二氧化碳或是氮氧化物的產生等。
D.使用階段。產品工作時的高效率、對能源和資源的盡量低的消耗都是必要的,產品維護時對資源的消耗也是關系到碳排放的。
E.回收階段。為了減少產品廢棄階段的環境負荷,在原料和產品開發時就需要對廢棄時的環境負荷進行評估。
六、結語
人與自然關系的倫理價值觀念主要有人類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和可持續發展三種,呈現一種嬗變的過程。倫理觀為環境立法提供倫理基礎;環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也應當體現某種倫理觀。
一、以人類中心主義倫理觀為基礎的環境立法
人類中心主義強調人對自然的統治地位,是生物圈的中心,主張以人類的價值尺度來解釋和處理整個世界。這種倫理觀認為只有人作為理性的存在物而具有內在的價值,其他存在物僅具有工具價值,它們存在于人類倫理關懷和道德共同體的范圍外。在這種倫理價值的支配下,環境法的立法目的也僅側重于人的權利。對于環境法的目的通常存在“一元”論和“二元”論。目的“一元”論即環境法的目的以保護人體健康為其唯一宗旨;目的“二元”論即認為環境法的目的應該是雙重的,其一是保障人體健康;其二是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目的一元論’的環境法立法是一種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產物。”其實質是一切以人為中心,一切從人的利益出發、為人的利益服務。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不完善的,生命和自然界既有價值,也有利益,它們按照自然生態規律生存和發展,非人生命體和自然界都是可以獲得道德待遇和道德權利的,應該把人道主義的關懷對象擴大到對非人生命體和自然界。“目的二元論”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共同作為環境法的立法目的,那么是否存在誰優先的問題,如果以經濟發展優先,那么環境將得不到保護,如果以保護環境優先,又何必多此一舉,在環境保護之后加上經濟發展的目的。從本質上看,“目的二元論”的環境立法體現的也仍然是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的共同錯誤在于割裂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在環境立法上表現為對環境權與健康權保障不充分。在現代社會,人們越來越追求生活質量和美好環境,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基礎的環境立法目的已經不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
二、以生態中心主義倫理觀為基礎的環境立法
環境危機促使人類對自己的行為模式以及生產、生活和消費的方式產生了懷疑。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的環境學家們對人類中心主義予以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并在此基礎上開始探討“生態中心主義”的理念。生態中心主義是指主張自然客體具有自身價值,應和人類具有同等的存在和發展權利,把“價值的焦點定向于自然客體和過程”的一種環境倫理學。生態中心主義把人類道德關懷和權利主體的范圍擴展至整個生態系統,是基于對人類所面臨的現實環境危機的憂思,是對人類中心主義以及近代以來征服自然理性意識的合理性的一種質疑。“生態中心主義強調每一系統都對整體的健康存在起著重要作用,并要求在此意義上評價物種的價值。”彌補了“人類中心主義”只關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缺陷,把人類關心的領域擴展至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在處理現實世界中兩大重要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時),強調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問題,而忽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生態中心主義反映到立法上則表現為環境立法的終極目標。環境學家汪勁認為,環境立法的終極目標,是人類對自然事物關系認識的一種抽象的價值觀念與價值判斷,是人類通過立法所擬達到的一種崇高的思想境界或理想的目標。終極目標主要考慮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突出的是生態利益。這種理想目標與社會現實相去甚遠,因而在環境立法目的上表現出一種超前性。生態中心主義看似理想,但卻很難在實踐中真正落實。以生態中心主義為基礎的環境立法對人與人之間的現實關系重視不夠,這種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對實踐的指導意義不強。
三、以可持續發展倫理觀為基礎的環境立法
可持續發展觀源于人類對長期以來不可持續發展思想的詰問和反思。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動態的發展。《我們共同的未來》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威脅的發展。”而且,我們現在對“可持續發展”作出了的正確詮釋:“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可持續發展作為科學發展觀的內涵之一,將在我國得到全面貫徹和落實。
可持續發展要求我們在處理發展問題時應遵循以下三項原則:第一,可持續性,使人類社會發展具有一種長久維持的過程及狀態,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原則。這一原則一般被描述為生態持續性、經濟持續性和社會持續性三個方面。第二,公平性,即強調人類需求和欲望的滿足是發展的主要目標,應給所有人平等的機會,實現他們過較好生活的愿望。這里的公平具有兩層含義:即同代人之間的橫向公平及代際之間的縱向公平。第三,系統性,即把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地球看成一個以人為中心,以自然環境為基礎的系統,系統內自然、經濟、社會和政治因素是相互聯系的。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有賴于人口的控制能力,資源的承載能力,環境的自凈能力,經濟的增長能力,社會的需求能力,管理的調控能力的提高,以及各種能力建設的相互協調。可持續發展這一發展觀所追求的是人類之間的融洽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可持續發展包括生態可持續性、經濟可持續性、社會可持續性,它具有多元的指標體系。它不僅包括經濟的、社會的,也包括生態環境的;不僅包括物質的、技術層面的,也包括制度和文化價值層面的。可持續發展倫理觀與人類中心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因為可持續發展倫理觀承認其他生物、物種、自然和生態系統具有內在價值。與生態中心主義相比的進步意義在于強調了人的主體地位,在對待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問題上,可持續發展倫理觀指出了隱藏在人與自然之間對立的背后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是導致當今生態危機的深層次原因,這更是對生態中心主義倫理觀的揚棄。
可持續發展倫理觀對環境法學有著廣泛、深遠的影響。可持續發展觀把環境法的理念提高到了新的境界,是人類在同大自然融合過程中得出的珍貴經驗,是維護整體生態利益、實現環境正義、構建和諧生態系統的理論升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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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靜的春天》于1962年出版,其作者蕾切爾?卡遜是一名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局的海洋生物學家。卡遜以嚴謹的科學態度以及對生命充滿敬畏的情懷告誡人類,DDT等殺蟲劑的濫用不僅造成了生態環境的惡化,而且嚴重影響了人類的身體健康。
一、“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觀
阿爾伯特?史懷澤是二十世紀著名的倫理學家,他所構建的以“敬畏生命”為核心的倫理觀是現當代生態批評理論重要的倫理學基礎。史懷澤認為,自然界中萬物皆平等并都具有生命意志。“自然撫育的生命意志陷于難以理解的自我分裂之中。”[1]19人在自然界的生命意志最強,這使人類狂妄自大,對其他生物包括人類自己毫無憐憫之心,為了滿足人類的欲望而殘忍地虐殺其他生物。史懷澤的敬畏生命倫理觀倡導人類要尊重自然界所有生物,人類必須承認生命的尊嚴和價值,促使人類敬畏生命道德觀的覺醒,使價值觀的考量由人類擴到大整個生命系統。
二、生態倫理觀之文化
史懷澤的敬畏生命倫理觀是建立在對生命的敬畏、尊重、崇拜和愛的基礎上,認為自然界中所有有生命之物都應被視作價值主體,并納入道德范圍。史懷澤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看成是一種文化關系,“善是保存和促進生命,惡是阻礙和毀滅生命。如果我們擺脫自己的偏見,拋棄我們對其他生命的疏遠性,與我們周圍的生命休戚與共,那么我們就是道德的。”[2]19人類只有崇尚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觀,才能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人與社會帶來福祉,使人類文化獲得生機、生生不息。卡遜在《寂靜的春天》第一章以寓言的形式為人類敲響警鐘,驚醒人類如果對自己卑劣的行為再不加以控制,寓言就會成為現實。“一種邪惡的魔法控制了整個社區:雞群感染了神秘的疾病;牛羊開始生病死亡……大人出現毫無由來的突發性死亡。孩子們也未能幸免,他們在玩耍的時候突然發病,幾個小時后就會死去。”[3]2死亡的陰霾籠罩著人類,人類的貪婪不僅破壞了生物圈,而且也使人類自食其果。“是什么東西讓美國無數的城鎮失去了春天的聲音?”[3]3卡遜告訴我們,“不是巫術,也不是敵人的行動侵襲了這個世界,讓新的生命無法復生。一切都是人們自己造成的。”[3]2自然界是一個穩定、完整的生態系統,生態系統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息息相關,有著自己的作用和價值,包括動物、植物甚至山川河流都是自然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類對于殺蟲劑的濫用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打亂了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忽視了自然界中所有存在物之間相互依存和發展的復雜網狀關系,破壞了生物鏈結構,最終危害了生物的生命。
三、生態倫理觀之代際平等原則
人類對待自然的行為與代際平等原則完全背道而馳,科學家們在討論DDT在人體內的危害量之時,DDT早已在人類身體、人類賴以生存的水資源、土壤之中根深蒂固,不僅影響著當代人,也嚴重影響著下代人的身體健康,因為“DDT以及同類化學品的一個最危險的特征是,他們可以通過食物鏈從一個有機體傳遞到另一個。”[3]17卡遜在第五章土壤的王國中,幫助我們重新審視了土壤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土壤王國是由各種相互交織的生命組成的,每一種生物都以某種方式與其他生物相互聯系――生物依賴著土壤,土壤反過來也是地球至關重要的一個元素,只要土壤保持繁榮的生命力量。”[3]44大量事實證明了這個結論:農田、森林以及花園里噴灑的農藥會長期存在于土壤之中,農藥殘留透過土壤會融入于地下水,地下水一方面用于灌溉莊稼,種植農作物,另一方面會成為溪流或者河水的供給,這樣的水質造成了魚類的大量死亡,還有一部分含有DDT的魚類會被做成美味佳肴。牲畜的食物也毫不例外地被噴灑上了DDT,奶牛吃了被污染的牧草,牛奶中就會攜帶少量的DDT,但是若將牛奶加工成黃油,DDT的含量就會劇增。這些受污染的食物都被端上了人類的餐桌,真可謂是自食其果。就連并未出生的嬰兒也難以幸免,毒素還會從母親傳到子女身上,這樣的災難從胚胎時期就已經降臨。嬰兒出生之后以母乳為主要食物,嬰兒成長的過程就是不斷地吸收、存積有毒的化學品的漫長過程,“將來,子孫一定不會原諒我們的。”[3]10 DDT等殺蟲劑的使用已經嚴重影響了人類的生存環境和身體健康,我們對子孫后代所帶來的傷害難辭其咎。產生抗藥性的蟲類大量繁殖,從而使人類陷入了與自然界無休止的化學戰爭中,并且人類也從未贏得過這場化學之戰。敬畏生命的倫理觀促使人類重新審視文化,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摒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對子孫后代的生存環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四、結語
卡遜極力推崇史懷澤“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觀,呼吁人類要敬畏自然、尊重生命,人類只是自然界這個大家庭的一個成員,人類無權控制自然,更無權剝奪其他生物的生命。人類作為生命意志最強的生物應該主動承擔起維護生物圈平衡性的生態責任,將人類的最終關懷擴大到整個生態系統,努力重塑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家園。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