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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 [1 ] 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

20 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 世紀末的20 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 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 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 [ 2 ] 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 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 ] 。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

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 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 :20 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 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 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 億美元[4 ] 。

在1994 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 %～80 % ，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 多天內，外資撤走100 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 ] 。1997 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 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 世紀80 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 萬億美元，到1997 年底增加到7. 2 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 %。2006 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 43 萬億美元，比1996 年末增長約6 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 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 ，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 、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并購型等) 、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征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 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 。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

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 FDI) 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ZHLzwCom]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

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 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 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 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 年2 月利差曾達到3 % ，境外資本流入后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 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 47 % ，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 %的話，那么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 %。如果國際游資不是采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 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于30 % ，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 7 %。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

篇（2）

1、調整的背景。

1994年，我國銀行業接受了一個國際準則，即巴賽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所制定的資本充足率標準。這說明我國的銀行業開始走向市場、走向開放。巴賽爾條約要求銀行的核心資本與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4%，其總資產或凈值占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8%。這是一個保證國家金融系統安全的有效準則，不僅為35個契約國所接受，而且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承認，我國還將該標準正式載入商業銀行法第39條中。按巴賽爾標準，商業銀行必須要按照有風險的企業來進行經營，而不能以空殼銀行通過轉手經營儲蓄者資金來生存。這與空手套白狼的傳統銀行理論不同。按照傳統的銀行理論，銀行是將資金所有者“典當”的資金視為自己的資金貸給需求者，銀行本身并不在經營中投入資金。由此造成了銀行的道德風險(高風險經營)、破產威脅及信用下降，給銀行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所以，為控制風險，提出資本金標準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這就是巴賽爾條約的含義。

80年代，我國的銀行與財政分離，開始承擔獨立的職能，但是，由于傳統計劃經濟的遺產，再加上國家財力因放權讓利而削弱，政府為控制經濟，我國銀行業采用了近乎壟斷的國有銀行體制，國家通過該體系將收集的資金投于國有企業。為了使該流程不至于被中間截流，國家通過各種手段限制居民的資本選擇，如取締民間非正規金融，限制證券市場發展，控制直接投資等，但是，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單一的資金獲取渠道無法滿足不斷增加的社會資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國銀行業經過了一輪自由化的改革，出現了一些非國有股份制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由于國有銀行壟斷了社會資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興起的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于是在一些地方開始自發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現的金融組織，擔負著地方性的資金融通工作，成為鄉鎮企業和城市非國有經濟資金供應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國的城市信用社達5000家以上，其貸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體企業，8%左右流向私營企業。據估計，提供給私營企業的貸款相當于國有銀行的5倍。但是，這些金融機構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資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來吸收社會資金或從國有銀行借款，然后以較高利率借出，這就增大了經營風險。在經濟高漲時期，風險通常被掩蓋起來，而一旦經濟緊縮，普遍出現經營困難，不僅資金來源成了問題，而且貸出去的款也難回收。國家借此進行了金融整頓，合并了機構，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這些合并后的機構又成了另一類壟斷型的機構，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來源由此也被切斷。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搞起了第二銀行，即信托投資公司。在銀行的帶動下，其他機構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名義上從事委托存貸業務，實質上是利用關系以低利息從國有銀行弄來資金，然后以市場利率貸放出去，或干脆自己從事房地產等高風險高盈利投資，這實際上是國有銀行逃避國家信貸管理進行風險投資的手段。據估計，到1995年底，國有銀行對信托機構的放款數額達5500億元，這也是國有銀行呆壞賬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整頓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壓縮信托投資公司規模使其與商業銀行脫鉤的辦法，其數量從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資金損失大多已無法挽回。

還有一個因素也要看到，國有商業銀行迅速在全國布網經營，但由于實行地方的分權式管理，這些機構成了地方政府的錢口袋，再加上銀行經營管理不善，許多基層機構成為國有銀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隨著銀行商業化的推進，巴賽爾標準的實施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有銀行不僅追求效益的沖動開始占了上風，而且金融風險意識逐漸增強。于是，在國家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形勢下，各個商業銀行開始收縮戰線，壓縮基層銀行機構，上收貸款權力，貨幣市場出現了逆細分化傾向，一方面存貸款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集中，其壟斷趨勢進一步加強，另一方面，其他商業銀行也從基層行集中資金，進行大額度放款，使得中小企業獲得銀行資金的渠道進一步萎縮。這一格局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變得更嚴重，銀行收得越來越緊。由此可見，在壟斷和集中化的主導趨勢下，我國的銀行體系還面臨著以下問題，一是國有銀行包袱重、經營管理水平低，且資源壟斷嚴重；二是非國有銀行實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規模過小，抗風險能力差；三是沒有形成合理的利率決定機制，致使銀行經營風險大。在這種格局下，因為國有銀行的資金主要投向國有企業，資金的流向不盡合理，所以給整體經濟發展造成了困難，這是銀行業調整面臨的基本矛盾。

2、調整什么，怎樣調整

從一國的整個資金流動過程看，個人獲得的各種資金有三個流向，即消費、儲蓄和其它投資，社會資金流入銀行業暫時或長期地存放，銀行所能動用(貸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銀行能夠完全履行其作為資金集散中心的職能，則經濟運行中的資金供應是基本平衡的，因為資金供求者與商品市場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慮外部因素)。但是，在經濟劇烈波動或資金流動存在結構性失衡時，上述的對稱性被打破，就會形成資金供求失衡。在我國的資金流動過程中，這種失衡主要由結構性因素引起，銀行吸收分散資金集中供給國有企業的結果是，資金過多地流向并沒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國有企業(甚至有些充當了資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資金無法滿足，于是形成資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為地造成資本高價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條長長的資金食利鏈，滋生腐敗。不僅如此，國家控制儲蓄利率也是對供給者的利益剝奪，因為儲蓄者被取消了資金使用的選擇權，只能以低價獲得利率。對于從事資金集散的銀行來說，更是獲得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資金支配權成了獲利的最佳工具。通過低價收集資金剝奪儲蓄者的利益，并沒有通過商品的低成本和低價格返還消費者，而是成了各類中間取利者的收益和無效益的投資，結果是銀行反而背上了重債。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沒有正常的融資渠道，為高利貸的盛行大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決定了我們調整銀行結構的基本出發點，即疏通資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場化的資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問題相當復雜，主要有：

一是要堅決消除資金無效分配機制，使資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國有銀行給國有企業服務的情況并未改變，國有企業提供了二、三產業整個產出的不足40%，但卻占用著60%以上的資金投入，這是造成銀行業困境和社會資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資金能真正按市場規則進入資金的真正需求部門，是體制和政策調整的主要目標。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銀行結構體系，打破銀行業的國家壟斷。在我國，國有銀行的資金流入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國有銀行的服務對象。由此而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我國銀行體制還基本上是國有銀行的一統天下，資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銀行業的正常競爭也不會形成。所以，要求國有銀行擴大服務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廂情愿，最根本的辦法還是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鼓勵和發展緊貼市場的非國有金融機構。一般來說，一個穩定而有效率的金融體制是從民間部門的利益沖突及其協調過程中生長起來的，而在計劃體制背景下進行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其實質更應是政府部門的退出與民間部門的進入和成長，變政府配置金融資源為由民間部門配置金融資源，進而在民間部門之間確立正常的金融交易關系。不僅如此，資金服務是一個多層次、多樣性的體系，因為資金需求是復雜的，單靠正規的銀行業并不能全部解決需求者的問題，如農民貸款，城市小型工商企業、個體勞動者、風險型企業、貧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資金需求等，只有通過各種特殊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才能提供服務；銀行體系完備了，資金的結構性流動失衡才能最終解決。所以，開放銀行業的投資，形成多元化的銀行格局，是提高銀行業經營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風險、提高資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環。此外，現有100多家中小商業銀行也有一個調整問題，包括存款保險、重組合并、剝離不良資產等。三是對國有銀行進行調整。在這方面，政府開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銀行業的資本金，降低不合理債權；將逐步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改制，引進其他投資者；從建立現代銀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簡機構人員、提高銀行競爭力等，使國有銀行逐步走向市場。同時，為了緩解宏觀資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劃分了銀行貸款權限，將服務對象擴大到各類非國有經濟。這些政策調整有利于國有商業銀行擺脫困境，提高競爭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產權、人員、資本金、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根本改革。如果說國有企業的改革困難，那么，國有銀行的改革就更難。而能否在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前途。四是實行利率市場化，使資金價格有一個合理的定價基礎。現在，國內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國銀行辦理外匯業務，其利率已經市場化了，且目前價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變形成機制，使利率市場化的最好時機。這時放開貸款利率以形成資金的市場定價，能夠促使銀行改善經營，使資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場化的障礙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顧慮，擔心放開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實，放開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場的正常反應。在價格普遍走低的情況下，利率也不會升得太高，況且央行控制著再貸款和再貼現手段，可以進行調節。二是技術上和操作上的困難。一般來說，國債收益率構成長期收益曲線，是市場利率的基準線，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由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事情正好反了過來，不是國債收益率影響和決定銀行利率，而是四大銀行的成本決定國債的招投標價格，國債利率的漲跌取決于四大國有銀行的行為，因而目前的國債收益率還難以成為市場利率的基準。在削減四大國有銀行壟斷地位的同時，能否作出適當安排，限制四大銀行的行為，使國債收益率逐漸成為市場利率變動的參照。以提高銀行競爭力和市場化為核心的銀行業結構調整，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改變過去集聚社會資金支持經濟發展的趕超型發展戰略，也是對改革以來出現的銀行業集中化和壟斷化趨勢的修正。做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我國過去和未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促進經濟發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單純通過資金的輸入來達到高增長的效果越來越差，而且后患無窮。這就迫使我們的金融結構要進行分散化、市場化的調整，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銀行調整為重點的金融結構調整，將對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證券市場發展

在銀行業開始結構調整的同時，做為金融體系的另一個重要成員，證券市場正在穩步發展，以《證券法》的實施為標志，我國證券市場經過10多年試點后正式納入金融體系，并在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1、我國證券市場概況

為了使本文的敘述更有針對性，這里的證券市場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場，而其它類型的證券，如政府和企業債券暫不做分析。

企業的股票是該企業資產所有權的代表物，是一種明晰的產權，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種所有權的擁有和讓渡，前提是該代表物(股票)必須是真實的。所以，股票本質上是與國有企業的含義相沖突的，因為國有企業理論上歸人民所有(當然實際上是政府所有)，其產權無法分割，如果分割則利益應歸于全民，這在理論上是無法實現的(實際分割與此無關)。好在我國90年代搞的企業發行股票的試點及自發交易市場的形成，并沒有考慮理論問題，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論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興起的證券交易場所，還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證券交易所，開始時都是地方行為，國家沒有設立專門的證券管理機構。這里的證券市場可以說是一個自由放任和不規范的市場。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規則是由證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證券交易所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單位(上市掛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繳納掛牌費，而證券經紀商上交手續費給交易所)，所以，從監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權力保證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資產實際存在)，但沒有權力去保證上市公司不搞弄虛作假欺騙投資者。所以，上市規則事實上對上市公司并無約束力。這就需要政府來提供保證上市公司質量的監管體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樣的情況，投資者是不清楚的。當一個企業的股票在證券交易所化為一種代號以后，事實上，投資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該符號的實際內涵，因為符號的收益能脫離企業的資本變化，這就為大批投資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間，符號本身也就具有了價值。但是，對符號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終股票價格就會波動。對投資者和股票價格進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資者可以為所欲為，操縱市場，就是監管的問題。監管是一種公共產品，就象警察維持公共秩序一樣。所以，規范市場行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證券市場的運行缺乏制度保障，資金大戶肆意做市，投資者盲目炒作，股價連續翻倍，造成市場無序，于是，國家正式建立證券管理機構，開始介入監管，在上市公司的選擇和控制投機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證券市場監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過度，其效果相當于引進老虎來驅趕狼，使市場陷入另一種無序狀態。無奈，我國的證券市場就走入了這一極端。隨著管理權限上收，政府的證券管理機構事無巨細地插手證券市場的運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審批制和額度制；其二是直接監管制。在證券交易所掛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長由政府掌握，指標由政府分配，審批辦法由政府制訂，審批過程由政府執行，一句話，實行的是指令性計劃。這樣做的結果雖然解決了上市公司無序增長的問題，但卻造成供求不協調，市場劇烈波動，地方政府與上市公司合伙欺騙投資者等問題。不僅如此，政府監管不是從規則上著手，而是采用無規則的(救火式)一事一議的處理辦法，引導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去尋找監管的漏洞，市場的無序性有增無減。其間以瓊民源事件最為典型。這段時期的證券市場是被管制的無序，表面上國家監管，但該管的沒管，反而使用了計劃經濟的辦法來管市場，結果是加劇和放大了市場波動。深滬兩地的股票指數從1993年上半年達峰值后一瀉千里，至1994年6月份兩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價格只相當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見，兩市資產損失達數百億之多，許多投資者血本無歸。在1996-1997年，政府曾經發動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歸于沉寂。這一時期，兩市的市場覆蓋面在不斷擴大，上市公司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市場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市場的不規范則是顯見的事實。

對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規律，理論上有五階段之說，即停滯階段、操縱階段、投機階段、鞏固或崩潰階段、成熟階段，具體來說，這五階段情況如下。

①停滯階段。股票市場處于初創期，僅有少數人知道股票市場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續煩雜，交易成本高，掛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價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價水平，有可能隨時間推移使股票價格低估。在變動的經濟環境中更是如此。不過，當投資者開始發現股息收益超過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時，就開始購買股票，起初很謹慎，然后逐漸踴躍。

②操縱階段。當一些市場參與者發現，股票供應量很少，流動性有限，購買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種或多種股票價格上升時，操縱階段就開始了。只要價格扶搖直上，其他人就會開始購買，操縱者賺錢后就可以迅速離開市場。使股票投資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變更，可以引起更活躍的交易。

③投機階段。當一些人開始獲得大量資本收益和利潤時，更多的投機者就會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場，當價格被哄抬到高過股票基本價值，交易額迅速上升后，投機階段也就開始了。新發行股票過多地被認購，以致使許多公司公開出售股票，股票供應量迅速擴大，這時，再加上政府開始介入市場采取行動控制投機，如保證金要求的提高，較高的經紀人傭金，機構投資者的銷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稅，過多出售政府所擁有的股票或刺激對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銷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機效果并不明顯。

④鞏固或崩潰階段。隨著政府的介入和市場的迅速擴大，到一定時候，股市可用于投資的資金枯竭，新發行的股票已無法認購，投資者開始意識到，股票價格已升得太高，股價與其基本價值已無任何聯系，股票價格開始下跌。相對于繁榮程度的大小，股價下跌的速度有緩有快，這里就開始了調整或崩潰階段。在發生這樣的價格下跌后，投資者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才能重新獲得信心。這主要取決于價格下跌的程度，也取決于一國當時的利率、經濟增長、公司利潤率、通貨膨脹、其他投資方式的收益、政府對鼓勵股市發展的刺激措施及機構投資者的行為等。在這一調整階段，許多投機者會成為投資者，他們不愿虧本賣出，把股票作為長期投資形式持有，希望將來價格回升。

⑤成熟階段。當最初的投資者重新獲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價格跌落時未受到損失的新投資者也參加市場活動后，一個新的成熟階段也就開始了。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加入市場活動，會促進市場逐漸走向成熟，交易量會趨向穩定，投資者也會更有理性，股票供給范圍更大，流動性也得以增強。股份雖然會繼續波動，但已變得不那么劇烈。如果出現大幅度的價格波動，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經濟問題，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大幅變動，其它重大經濟政策調整和政府過度干預等因素所致。

我國的證券市場經過了前四個階段，現正在進入第五階段。目前，我國深滬兩地上市掛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總市值近4萬億元，流通總市值1萬億余元，是一個影響力日大的和發展中的市場。

2、證券市場的發展與政策調整

在正式確立了證券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國的證券市場開始向規范化的方向發展。主要表現在：一是對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重新評價，確立了其作為直接融資市場的身份，而且通過各種具體措施來提高證券市場的地位(如證券法的出臺等)；二是在市場的規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氣，特別是在規范政府的監管行為上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使過去的投機市、政策市的狀況大有改觀；三是市場的投資行為發生了很大變化，投資者的結構有了改進，使得市場呈現穩步上揚的格局，與經濟大環境的走勢基本相符。這些變化，得益于證券市場的政策改進。在證券法出臺后，國家出臺了大量的政策法規，在規范投資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為上有了很大進步，使證券市場的規范化發展成為主流。這些政策變化有以下幾方面：第一，針對整個股票市場投資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劇烈波動和投資者行為難以規范的缺陷，著力培育和發展長期機構投資者，如組織大型證券投資基金，改組證券公司以擴大其股本，允許和鼓勵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入市買其股票，允許保險公司資金入市買賣掛牌交易的證券投資基金等，允許基金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進入銀行業同業拆借市場從事拆借、買賣債券業務，允許證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貸款等，鼓勵一批有資金實力的投資機構長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穩定市場、規范市場的目的。這些政策的出臺，為證券市場創造了一個逐漸改進的市場環境。不過，也要看到，目前我國機構投資者的行為還沒有一個規范化的約束機制，上市公司的質量沒有相應提高，再加上市場上機構投資者的資金與散戶投資者的資金之比為1∶10，存在嚴重的結構偏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無法得到有效發揮，其行為也不規范，短期化傾向嚴重。須知，營造機構投資者、長期投資者生存發展的市場環境，是證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環節，發展中國證券市場之所以會經歷五個階段，而且還會出現反復，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場投機嚴重，投資者的行為長期無法規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質量、規范化運作的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國準備在現有機構投資者的基礎上，再發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證券投資基金，以增強機構投資者的實力。如果能夠在2-3年內使機構投資者與散戶投資者的市場資金實力之比，由目前的1∶10變為3∶7或4∶6，我國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礎。

第二，政府行為不斷規范，按市場規則監管證券市場的政策環境正在形成。這是我們看到的最可喜的變化，前十年我國證券市場的不規范，除了市場本身的運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謂政策造成的劇烈波動給投資者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上市公司資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場風險。政府的不合理干預造成了投資者和上市公司行為的扭曲等。可以說，當時是以行政管理和計劃經濟的思維在經營和控制這一高風險的市場，結果該管的沒去管，不該管的管得太多，給市場的發展造成了障礙。目前，這些障礙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現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發行審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標分配。今后企業股票發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發行指標以及地方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推薦，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經省級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同意，股票主承銷商就可向中國證監會推薦并報送申請文件，證監會對擬發行的股份公司核準后，由外部專家組成的發行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批。這是按市場規則分配資源的重大改進，也是規范證券市場的重要步驟。過去實行的所謂發行額度分配辦法，是典型的政府經營市場的體現，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資者行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場崩潰，深滬兩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時間內暴跌80%，大多數股票價格被壓縮在1-5元之間，投資者對市場失去信心，起因于國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發行55億股票。上市指標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資源利用效率低。如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數采取數量控制，地方新發行的股票是大盤而家數少，形成人為資產膨脹；而為了控制股票數量不控制家數，則大量上市一些流動股極小的公司，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監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為嚴重的，為使國有企業脫困，大量經過包裝的國有企業上市圈錢(如ST紅光事件)，造成大量虧損或毫無發展前景的企業市場，給投資者信心造成打擊。直到目前，許多大盤股國有企業的股價還在發行價附近波動，受到了市場的長期冷落，企業本身也沒有變化。所以，改變股票供給方式，形成一個市場化的股票供求機制和價格形成機制，是我國證券市場規范化發展的重要標志。

二是通過股票發行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級市場上的價格套利機會。過去，股票的一、二級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差價(1-5倍)，使得一級市場的申購資金多達數千億元，無風險套利盛行，而且那種發行方式給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提供了一個暴富的機會，由此產生了各種腐敗行為(如已暴露的大慶聯誼等)。通過股票上市的上網發行和向二級市場投資者配售相結合，發行價格采取不事先確定而由市場申購者的需求確定等措施，為股票的合理定價奠定了科學的基礎。這樣，一、二級市場價格的人為差別消失，使投資者處于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礎。

三是市場的扶優汰劣機制正在形成。這主要表現在，通過創設二板市場鼓勵國內高新技術企業上市，鼓勵重組的政策和退出證券市場的機制。目前，在我國證券市場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終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產，即使早已資不抵債或已形成巨額負資產(如PT農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樣交易，而且市場價格不低。投資者之所以敢于冒險買賣這種股票，就因為他們認定，這類企業不會真正破產清算，而是會有各種政策使其復生或以殼資源轉讓。對于這類已經結束其經營期的企業，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機制，才會激發證券市場的活力，使投資者真正投資于有價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連續三年以上虧損的上市公司逐出證券市場的試點，將是改變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體實施辦法。不僅如此，在實施汰劣的同時，也出臺了一些扶優的辦法，如對于國家需要鼓勵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通過創設二板市場來促其發展，對這些企業采取更寬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記錄、最低資本額為3000萬元，并對這些股票不設單日買賣漲跌停板限制。該市場有可能在年內推出。這樣，發展證券市場就與實施產業政策、提高企業競爭力緊密聯系起來。

歷過十年的試點運作，我國的證券市場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規范。不過，要使證券市場走向成熟，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大戶提前知道重大信息進行炒作的現象嚴重；大資金者的行為沒有得到規范和監管，造成莊股盛行，短期炒作，給市場的穩定形成威脅；對上市公司的財務監督薄弱，目前通過中介機構對上市公司業績進行審核的機制不完善，虛假報表時有發生；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機制不完善，投資者沒有更多的風險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漲才能獲利，因而，投資者風險大，機構投資者尤甚等。這些問題的正確解決對于證券市場的長期發展至關重要。三、證券市場與銀行業協調發展

在證券市場規模擴大和市值增加的同時，作為銀行資金的重要來源，居民的儲蓄增量呈現不斷下滑之勢。從去年6月以來，居民儲蓄增長率不斷下降，有的地方已經出現負增長。這就引起了人們的憂慮，提出了銀行和證券市場發展的相容性問題。從宏觀資金總量看，從銀行流走的一塊資金進入了證券市場是必然的，問題在于流動的合理性和規模分配格局應該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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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變更金融結構的政策無疑是著眼于改善金融體系的效率。而對效率的理解，此前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決策層幾乎都是從單一金融資產的功能出發，去考慮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進而希望實現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雖然近年來風險的分布防范也開始被納入金融結構政策的關注視野，但是，究竟怎樣才算實現了金融體系的配置效率？社會總體的金融資產結構又怎樣才算稱得上協調、適應、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來，中國金融資產結構的突出變化無疑當首推股票市場的發展，目前股市卻集中暴露出不少問題。應該講，這些問題的形成原因，大都可歸咎于中國轉軌時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場自身制度構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規制定和實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為什么每一個問題的凸現和解決，無一不觸及到股票擴容和資金擴容的矛盾？這一矛盾困擾股市已多年，管理層在平衡發展和穩定的關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導致具體政策搖擺不定。然而對此矛盾，在大力發展股票市場的總的政策取向下，人們的習慣思維往往是把它視為中國特有的背景關系，卻不是直接看作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如果是一個問題，那么就有必要質疑，中國的股票資產歷經數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經超越了居民現階段的實際需求？而我們對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過重？對其發展進程設想得是不是也過份樂觀？

二、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與金融資產結構變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資產結構與金融體系效率的關系為研究對象，通常的思維范式是去探尋一個理想的金融體系應該包括哪些品種，以及各種品種之間應該保持什么樣的相對規模，才更能實現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細一掂量，這一思維范式實際上存在著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對于不同金融資產結構的各種金融體系，是否能夠直接、孤立地加以對比，區分出孰優孰劣、何種先進而何種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們可以從經濟發達國家中選擇出視為成功的金融體系作為構建的參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資產品種。需知，從技術角度講這是極為簡單易辦的事。再者，怎樣才算實現了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也是無法量化、難以評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難以說清、確知它同金融資產結構的因果關聯性。

其實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這只是理解金融體系效率內涵的一個方面。而更重要、擺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

金融體系及其所屬的金融資產結構作為社會經濟制度構架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上是一個歷史范疇，歷經了漫長的漸進演變。翻開各國的金融史，在不同的歷史時序階段，金融結構的變化表現出大多是受到外來力量的沖擊或是權力人物的強制政策而振動反復，偶發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經濟運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擾亂的影響。但就大的事件框架來講，它總是呈現出與實質經濟的發展并行推進的。一個成功的金融結構體系只有適應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實質經濟狀況，以及各國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會促進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斷的振動和變化中完善和存留下來。

提出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或許在金融理論上可稱是一種新的見解，其實這是源出于諾思的思想。諾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個深邃且不同凡響的結論性見解，他指出，“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是適應效率而非配置效率”。這里，雖然諾思是針對經濟制度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而講，并沒有細到具體涉及金融體系以及金融資產結構，但其分析思維卻是獨辟蹊徑、頗富啟迪的。按傳統的各種分析經濟增長模式，都是主要透過經濟變量，從各種物質生產要素的變化去說明生產率的改變和經濟增長與否，其中又往往把技術創新置于決定性的位置。諾思卻是從制度變遷的視角來解釋經濟增長，認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術性因素，認為富有適應性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在分析金融資產結構與金融體系效率的關系中，領會、借鑒、引入諾思的“適應效率”的見解具有兩重理論含義：

其一，置于金融資產結構基礎上的金融體系對于實質經濟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動，也可能阻礙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而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存在著適應或不適應的金融資產結構體系。就這層含義講，金融適應效率的見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層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脈相承之處，也存在著區別。作為研究金融結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論的分析視角，是要說明決定金融結構的是國民財富、國民產值、資本形式、技術條件、儲蓄水平等實質經濟，對于不同的國家、各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金融結構及其變化的方式都存在著差異，從金融結構的狀況能夠判斷出一個國家金融的發展程度。這里，戈氏思想雖然很注重不同國家的金融結構差異，卻強調的是金融結構與實質經濟之間、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聯與一致。而我們從諾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適應效率則一是欲突出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二是欲突出金融結構可能是適應的，也可能是不適應的，不適應的金融結構將會對經濟造成破壞性作用。

其二，每一種金融資產——貨幣、債券、股票等，都具有獨自特有的融通資金、配置資源的功能，但卻無法按自然科學的思維從技術性的角度直接推導出它對社會經濟的作用。縱觀金融發展史，可以作為印證的案例比比皆是。銀行券的產生能夠克服黃金作為貨幣在數量上的短缺，卻屢屢出現人為的發行失控；十九世紀英國工業資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國，當時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則是歸之于一種特殊銀行——動產抵押貨款銀行的建立。人們談論股票的作用往往會將其與英國鐵路的早期興建聯系在一起，可當在采礦業中興起股票熱時，卻被杰弗里斯稱之為“最要不得的現代金融手段之一”，因為在當時的勘探技術條件下盲目采礦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當約翰·勞將這種現代金融手段帶到法國，作為財政部長的他雖嘗到了擴大港口的好處，卻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滅而身敗名裂。

從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出發分析，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化主要適應于實質經濟的發展程度和發展需要。構成實質經濟的因素很多，生產力的推進、生產方式的變化、新的發明和技術變革、人口變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說作為基本前提的，是一國經濟增長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財富積蓄程度。這么講，似乎是易于理解的無異議見解，然而我們發現，一旦落實到具體的問題或者政府有關的政策上，卻不時表現出含混甚至錯誤的思維。

一個典型的問題是，金融資產的品種到底是由企業決定還是由居民決定？對此問題，政府的金融資產結構政策著眼的基點往往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考慮企業的需求。且人們在研究金融問題時通常的思維也是把“金融資產”與“金融工具”兩個概念完全等同起來，關注的是社會物質要素的轉移和配置，其傾向性同樣不言而喻。然而頗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頓在其影響力極大的《金融學》教科書中，卻在開篇定義中將管理個人資源列為研究金融的五條理由之首，并將家庭的金融決策置于企業的金融決策之前。其實，這一問題就表象看，雖然是企業以及中介機構在設計、推出不同的金融資產，企業從自身的經營也的確需要考慮權益資本和負債資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籌融資金。如果單從這一需求講，企業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資產形式簡單與均一，以此能降低費用和簡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現出熱衷于金融品種創新，更多的動機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資產選擇需要。應該講，反而是擁有財富的居民才更關注、更需要收益與風險各異的多樣化金融資產，這種多樣化能夠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據各自的效用曲線達到資產配置的目的。

中國在近二十多年的經濟轉軌時期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化過程最能印證，也最能用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予以說明。20世紀80年代前的大財政、小銀行的資金分配格局，一個重要直接原因是人們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儲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證一定的社會儲蓄率和投資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儲蓄的基礎上，只有采取國家財政方式強制進行國民收入的分配，當然從根本上這又要歸咎于計劃經濟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銀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現出急速膨脹，是由于人們從改革中得到實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儲蓄存款成倍增長；此后銀行信用逐步擴展到獨木撐天的局面，而人們并不理睬發展金融市場的改革措施，沒有燃起對股票、債券的熱情，仍然唯一選擇銀行儲蓄。原因在于雖然當時多數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錢，其數量也只能夠應了這么一句話：“銀行存款是窮人的儲蓄”（莫迪利亞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場得以迅猛崛起，神速發展，這當然與股票這一資產的獨特誘惑性有關，但作為背景基礎的原因根本還在于此時中國已經出現了一批富人階層、產生了中產階級。

經濟理論的探討總是帶有現實的針對性。分析至此，本文轉入重點想突出的觀點，那就是，從金融資產結構適應與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國股票市場規模的發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經冒進；股票資產的數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現階段居民的財富程度。對于這種不適應，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沒有大崩潰，只是腳下地面的輕微顫動是一種預兆”（奧弗斯通）。

三、中國特征的股市欣快癥與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認為中國股市存在泡沫，此種觀點時有見諸于報刊，不過其含義是講股價高了。而要認為目前中國股票市場規模的發展已處于冒進狀態，不僅與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許也難以得到多數理論研究人士的認同。因為下面幾組數據太直觀不過了。

中國股市產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國外成熟股市已有一兩百年的歷史；

中國股市的總市值不過四萬多億，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夠流通，而發達國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國的銀行儲蓄存款超過7萬億，貸款額近12萬億，而企業每年通過股市籌集資金卻只有一兩千億。

然而認真一推敲，上述數據只能夠說明中國股市需要發展和發展的前景，卻難以否定發展冒進，不能作為說明現階段中國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資產的充分理由。

認為股市發展冒進，可以從兩個層面予以分析。

第一個層面是基于中國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對中國股市建設進行回顧和評價的時候，沒有人會低估這么一個成就：僅僅十余年的時間，幾乎走完了發達國家兩百年的路程。然而這同一事實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國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會工業化大生產初期的產物，而是跨越社會生產發展階段的泊來品。

從理論和歷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場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問世和發展起來的，而這個制度的基礎、股票市場存在的前提是作為企業組織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社會化大工業的發展是一個漫長而漸進的過程，它與企業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增長同步，同時與居民的收入財富增長和儲蓄投資方式的變化同步。正因為如此，西方國家的股市歷史上，雖然也屢屢發生大幅暴跌和長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現發行上市壓力和股市不堪重負的矛盾。

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的中國，社會化規模經營的大工業企業是通過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資、國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經過幾十年的時間，業已形成覆蓋各個領域的龐大國有體系，并在這種以國家獨資為資本組成形式的企業制度基礎上，形成了與之對應契合的社會分配機制、福利機制、儲蓄和投資運行機制。在這樣一個以公有制經濟為絕對主體的社會經濟關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轉型、變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現為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在建立股票市場的問題上不可避免的面臨著企業制度的變革同金融資產結構變化之間的沖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業的轉制從技術程序講只需要較短的時間即可完成，并且國有獨資企業轉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勢必存在著股票發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儲蓄投資方式基礎上的金融資產結構變化卻具有很大程度的漸進性質。因此，中國股票市場從其產生一開始就潛在性的面臨著股票供給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個層面是基于中國特色的股市欣快癥。

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股票市場在其產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現出投機過度的欣快癥。股市欣快癥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從事股票投機的強烈欲望，緊緊地吸引了從自耕農到擁有貴族頭銜第一王子的各個階層”（馬克思）；二是股價攀升企高，漲升無理性，市場存在嚴重泡沫；三是很快拋開貨幣，包括存款和信貸；四是持續期限很短，例如英國的運河熱潮3年，鐵路狂潮5年。

中國股票市場的初期階段也同樣未能避免投機過度的欣快癥，表現出自身的特色和極大的復雜性。

作為欣快癥共有的特征，中國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現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資熱情，也曾出現股價被推至離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資熱潮并沒有出現失控。這當然與政府強有力的行政調控有關，但更主要的是，在轉型時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資者的熱情起到了緩解企業轉制造成的發行上市壓力，同時也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帶來了各自的欣快。推進企業體制改革和扭轉國有企業困境的期望、轉變單一銀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風險的金融改革要求、謀求資金的利益驅動，這些都令政府和企業傾注出與投資者不相上下的熱情。在供需雙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場呈現出快速的發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護投資者的熱情，控制企業上市的節奏，強調穩定；另一方面要適應政府和企業的需要，堅持大力發展。

中國股市欣快癥的結果，不是泡沫的破滅，而是發展的冒進。原因是在持續不斷的發行、上市壓力之下，泡沫難以產生，反而，在大力發展股票市場的政策導向下，歷經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撐股市發展的資金已經出現了透支。

判言中國股市發展的冒進，有幾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認識：

其一，股票是風險性極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階層的人都可以投資的金融資產品種。凱恩斯的《通論》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樂部，應該提高華爾街的門檻。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識告訴我們，售書的不應從事蛇麻投機，銀行家不應倒賣松脂，鐵路不應由侍女來籌建，運河不應由享俸的教士來興修”。中國股市的發展政策應該是不違背常識的負責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資渠道暢通的現今背景下，銀行儲蓄存款呈現出居高增長，這更多的只能說明在現階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風險的金融品種。

其二，股市發展冒進與股市存在泡沫，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問題，針對的政策和解決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如果是認為股市出現了泡沫，可供選擇的措施是加大發行上市力度，壓低股票價格。而判言股市發展冒進，采取的對策應該是減緩發行上市數量，讓股市有一段休生養息的時期。近兩年股市政策幾經反復，終于宣布停止國有股減持，嚴格了增發的條件，而很快我們可能聽見另一種質詢：有哪一個國家的股市，曾經出現過每月、每周持續不斷發行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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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板單位根及協整檢驗在進行面板協整檢驗和PVAR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先對各數據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這里的序列為面板型數據，運用傳統的單位根檢驗方法可能會產生效力偏低的偏誤。為此，這里分別采用了LLC、ADF和Fisher－PP三種適用于面板數據序列的方法進行檢驗，以保證檢驗結果的可靠性，結果見表2。由表2的檢驗結果可知，1993－2011年間西部地區金融資產結構與產業結構數據序列的水平值都無法完全拒絕“存在單位根”這一原假設，各序列的一階差分檢驗值全部可以顯著拒絕原假設。因此，西部地區金融資產結構和產業結構指標序列均滿足一階單整，可運用面板協整檢驗方法來檢驗該期間金融資產結構調整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為了保證檢驗結果的穩健性，這里采用了Pedroni［15］和Johan-sen面板協整兩種方法進行檢驗，結果見表3。從表3中的Pedroni檢驗結果可見，除PanelPP和GroupPP－Statistic兩個指標不顯著外，其他指標均顯著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這表明變量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同時，Fisher檢驗值也在1%的顯著度水平下顯著拒絕原假設，所以存在協整關系。

(三)PVAR模型估計Chamberlain開創了基于面板數據的PVAR模型。以此為基礎，DouglasHoltz－Eakin、WhitneyNewey和Harvey［16］建立了如下基于個體固定效應時變系數的PVAR模型和廣義距估計(GMM)法。PVAR模型擁有一個前提假設，即每個省市的金融資產結構變量HB、ST、IN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具有相同的基本結構，這顯然與現實存在較大差距。為此，這里把固定效應ηt和時間效應Φt引入模型，分別代表不同省市變量間存在的區域異質性和解釋系統變量里的趨勢特征，εi，t為白噪聲。在有效去除模型中固定效應和時間效應的干擾之后，即可采用GMM估計法來估計PVAR模型參數，具體結果見表4。根據AIC信息準則可得知模型的最佳滯后期為1期。由表4的估計結果可知，西部地區FN對自身在1%水平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影響度為0．923%;對HB在5%水平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影響度為1．448%;對ST在10%水平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影響度為0．581%;對IN有微弱的正向影響，影響度為0．025%，但并不顯著。HB對FN在5%水平上具有顯著的反向影響，影響度為－0．823%;ST對FN在10%水平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影響度為1．051%;IN對FN具有微弱的反向影響，影響度為－0．051%，并不顯著。

二、面板脈沖響應及方差分解

為了讓誤差項實現正交，以便克服因誤差項相關而對估計效果產生影響，這里采用的方法是Cholesky殘差的方差—協方差矩陣分解。由于方程順序或內生變量順序在大多數情況下會影響Cholesky殘差的方差—協方差矩陣分解結果，需要建立相應的置信區間來避免這一問題。為此，本文以GMM方法估計出的系數以及方差—協方差矩陣為基礎，采用MonteCarlo模擬實驗隨機生成大量系數，重復計算變量間的沖擊響應，這一過程共進行了500次，用模擬結果所獲得的兩個標準誤差置信區間來評價變量間的沖擊響應是否顯著。圖1給出了西部地區金融資產結構調整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PVAR正交化脈沖響應圖，其中橫軸為追溯期，這里共考察了6個追溯期;縱軸為其他變量產生一個標準差沖擊時因變量的響應程度;中間一條曲線為因變量的響應函數線，外側兩條曲線為2倍標準差的置信區間。圖1中第一行分別是FN對來自HB、ST、IN一個標準差沖擊的響應情況。由圖可見，當HB產生一個標準差沖擊時，FN在即期的響應值為0，隨后表現為一種反向效應，這說明1993－2011年間西部地區的貨幣資產增長并沒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究其原因，這或許是因為貨幣資產的增加意味著社會融資環境變得更加寬松，在融資成本較低的條件下企業缺乏動力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的緣故。當ST產生一個標準差沖擊時，FN在即期的響應值為0，之后則呈現為一種正向響應，說明證券資產結構的調整促進了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這與證券市場的資源優化配置功能相符。當IN產生一個標準差沖擊時，FN的即期響應值為0，之后逐漸呈現為一種反向響應，這或許與西部地區企業效益不高有關。當企業效益較差時，保險資產結構的提升意味著企業將為更多員工投保，或為原有員工增加投保金額，這可能會加重企業負擔，在一定時期內不利于企業發展，因此表現出一種微弱的反向響應。圖1中第二行分別是HB、ST、IN對FN一個標準差沖擊的響應。從圖中可見，當FN產生一個標準信息差沖擊時，HB的響應為正向，這說明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貨幣資產結構的提升。這是因為產業結構升級后，其產出效率更高，企業和居民個人將擁有更多存款和財富，其顯現出來的效應就是整個社會的貨幣資金增加。當FN產生一個標準差信息沖擊時，證券資產結構在即期雖然表現為一種微弱的反向響應，但很快轉變為一種穩定的正向響應。說明從整體上看，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證券資產的發展。當FN產生一個標準差沖擊時，IN在即期表現為一種正向響應，之后逐漸向0收斂。說明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能促進保險資產的發展，但從總體上看這種促進效應還相對較小。為了進一步揭示各變量波動的來源，下面分別從10、20、30個預測期對HB、ST、IN和FN的預測均方誤差進行分解，進一步分析HB、ST、IN和FN間沖擊作用的具體構成，結果見表5。由方差分解結果可知，在10、20、30個預測期，FN的變動中分別有37．288%、34．513%和34．493%的比例來源于自身，來源于HB的影響分別為17．336%、17．192%和17．178%，來源于ST的影響分別為41．343%、44．947%和44．991%，來源于IN的影響分別為4．033%、3．349%和3．339%。對FN變動影響的大小順序分別為證券資產結構調整、貨幣資產結構調整、保險資產結構調整。與此相應，FN對HB的影響分別占到32．369%、34．488%、34．492%，對ST的影響分別為29．191%、34．450%、34．492%，對IN的影響的分別為34．945%、34．498%、34．492%。由此可見，產業結構升級對證券資產結構調整、貨幣資產結構調整、保險資產結構調整的影響大小較為接近。

三、面板Granger因果檢驗

根據Granger的研究結論，如果兩個非平穩時間序列變量存在協整關系，那么這兩個變量間至少存在一個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19］。在假設變量已包含全部預測信息的前提下，Granger構建了以下檢驗模型。該模型主要適用于時間序列數據。Hurlin和Venet認為，當檢驗對象為既有時間維度特征，又有截面維度特征的面板數據序列(PanelData)時，由于樣本量明顯增大，自由度提高，解釋變量間的共線性程度會降低，基于面板數據序列為基礎的模型檢驗具有更強的穩定性和可靠性［20］。模型(8)假設變量Y與其自身的過去值以及變量X的過去值相關，如檢驗結果顯示變量X的系數和顯著不等于0，則說明系統中僅存在X到Y的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模型(9)假設變量X與其自身的過去值以及變量Y的過去值相關，如估計結果顯示變量Y的系數和顯著不等于0，則說明系統中僅存在Y到X的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如果檢驗結果顯示變量X和變量Y都顯著不等于0，則說明變量X和變量Y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即X是Y的格蘭杰原因，Y也是X的格蘭杰原因。以上模型中，Δ代表變量的一階差分，p為變量的滯后期數。如檢驗結果顯示模型中的差分項顯著，則說明在短期內變量間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如檢驗結果顯示模型中的誤差修正項ecmt－1顯著，則說明在在長期內變量間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運用面板數據對西部地區12省市金融資產結構調整與產業結構升級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6。由表6的檢驗結果可得出以下結論:第一，無論是FN與HB、FN與IN，還是FN與ST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ecm均至少在5%水平顯著。說明在長期內，西部地區金融資產結構調整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即產業結構升級是金融資產結構調整的格蘭杰原因。同時，金融資產結構調整也是產業結構升級的格蘭杰原因。第二，在短期內，FN和HB、FN和ST、HB與ST之間只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即HB是FN的格蘭杰原因，但FN不是HB的格蘭杰原因;ST是FN的格蘭杰原因，FN不是ST的格蘭杰原因。第三，短期內，IN與FN之間不存在格蘭杰關系，即FN不是IN的格蘭杰原因，IN也不是FN的格蘭杰原因。

篇（5）

(一)失業加劇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風暴,給我國實體經濟帶來的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大量的企業破產倒閉,大量的工人失業。另一方面,城鄉調查失業率遠高于登記失業率。中國社科院的2009年《社會藍皮書》稱我國城鎮失業率已經攀升到9.4%,中西部地區的失業率超過10%,其中大中城市失業率約10.1%。而在這龐大的失業大軍中,又以農民工和大學生最為嚴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表示,全國約有2000萬農民工由于此次金融危機失去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而返鄉,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隊伍的農民,今年共有2500萬農民工就業面臨很大壓力。除了農民工就業面臨困難之外,大學畢業生等新進入勞動者群體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據教育部的統計,從需求方來看,受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周期的影響,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有明顯下降,就業崗位嚴重不足。

(二)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收入差距問題是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所必然出現的問題,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出現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在打破平均主義的大鍋飯體制之后,由于社會勞動力流動性提高,經濟社會越來越融入全球體系,新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的興起,高端勞動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低端勞動收入的增長速度,導致勞動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而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中最主要的問題是城鄉差距。中國社科院最近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8)》指出,過去的17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絕對額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數據顯示,1978-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了7.3倍。2007年,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已降為36.3%,而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43.1%,后者比前者高近7個百分點;同期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相差高達近萬元。加上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大量的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失業,必然導致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

(三)社會矛盾增多,社會沖突加劇

2009年3月9日,吳邦國委員長在十一屆中國人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指出,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繼續蔓延和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不斷加深,我國發展的外部經濟環境日趨嚴峻。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也會更加凸顯。可見,金融危機導致我國經濟下行,而經濟下行則會使中國長期積累的矛盾浮出水面,隱性矛盾顯性化,顯性矛盾更加尖銳。在前面已經提到,金融危機導致的一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業破產倒閉,從而導致失業人數大量增加。而當失業潮和土地糾紛、勞動糾紛等各種糾紛集結在一起的時候,一旦哪個環節沒有處置得當,社會沖突就存在加劇的可能。可見,金融危機時期同時也是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多發時期。

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解決社會問題的對策和建議

一方面,確定“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

就業問題是當前我國一個帶有普遍性、全局性影響的重大經濟和社會問題,就業乃民生之本,是關系國民切身利益的重大社會問題,是解決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關鍵所在。但是,當前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卻造就了大量的失業群體的產生。這些規模龐大的失業群體喪失了基本的生活來源,發生矛盾沖突的風險急速升高,并有可能由經濟危機影響社會穩定。為此,必須把解決就業問題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確定“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就一國的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一般是正相關的。經濟的較快增長會推動就業的相應增加,因此在經濟增長目標中本身就包含就業目標。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基本上實行的是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經濟發展戰略。事實證明,經濟增長并不必然或自動地促進就業增長。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9.3%,而年均就業增長率為3.0%,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為0.323;90年代,年均經濟增長率為10.4%,就業增長率為1.1%,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為0.106,即經濟增長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僅能帶動0.106個百分點的就業增長,比80年代吸納就業能力下降了2/3。[1]這表明,經濟高增長并不一定必然帶來相應的就業高增長。為此,我們必須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戰略,要確定“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實施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關鍵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扭轉經濟增長和投資對就業拉動作用日益減弱的現狀和趨勢。為此,必須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就業優先為原則,對產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以此來實現就業結構的改善和就業崗位的增加。

另一方面,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

社會保障是國家和社會對社會成員在生、老、病、死、傷、殘、喪失勞動力或因自然災害面臨生活困難時給予的物質幫助,以此來保障每個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維持勞動力再生產而建立的一種制度。它的作用就在于通過救助、扶貧和扶持經濟開發等措施,調節收入的過大差距,以緩和社會成員之間可能出現的矛盾。因此說,社會保障是促進社會安定團結、使社會發展進入良好循環的社會穩定機制的調節機制。享有統一的社會保障,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平等權利。但是,從目前我國社會保障的現狀來看,我國的社會保障很大程度上是在城市實行,而農民卻始終處在社會保障體系的邊緣,甚至可以說,廣大的農民是游離于現代社會保障體系之外的。據有關調查顯示,占總人口20%的城鎮居民享受著89%的國家社會保障資源;而占人口80%的農村居民,僅享受11%的社會保障投入。[2]這一現狀如果不打破,不僅實現不了真正意義上的城鄉一體化,而且還會進一步加深城鄉矛盾,進而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為此,其一,要切實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面,重點擴大農民工、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人員、城鎮靈活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其二,要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家基于公民人權的需要,對特困居民實施的一種無償救助,它體現的是公民基本的生存權利、國家的當然責任和社會的文明進步。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大量的工廠破產倒閉,造成了大量的失業人群的存在,當他們基本生活難以為繼時,國家有義務對其進行救助。為此,必須切實加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有了這種保底措施,這些社會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護。

篇（6）

目前國內金融市場上國有資本占據絕對壟斷地位的格局已經被打破，各種類型的產業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深度和廣度都呈現出向縱深發展的態勢，并且發展的步伐正在不斷加快。

一、產業資本金融投資行為的動機分析

產業資本頻頻涉足金融領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復雜的動機，需要我們認真、客觀、全面地加以分析和認識，并制定相應的監管對策。筆者認為，目前國內產業資本積極尋求產融結合的動機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通過參股或者控股金融機構，為自身提供更多的融資便利。雖然我們十分不愿意將這一條列為產業資本投身金融業的主要動機，但是不可否認，在內地市場上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結合尚處于表面的原始階段，緩解資金流壓力，爭取從金融機構獲得更多的信貸支持依然是目前不少產業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最主要因素。具有金融背景的企業更容易得到信貸支持，這在國內金融市場上毋庸置疑，而且對積極實現大規模擴張、投資多元化和資金流量大的集團企業來說顯得十分重要，其中也不乏成功的典型。如以飼料為主業的新希望集團，在圍繞主業開展的并購和進軍房地產業的過程中，也成功地利用其參與金融業的背景獲得了巨額融資，實現了多元化投資。但是，更多的產業資本投資金融業卻僅僅把目光放在了緩解“融資饑渴”上，以商業銀行大股東的地位輕易獲取銀行巨額貸款和授信；以上市公司股權抵押貸款，拿金融機構的資金來充實自己的現金流；以投資證券公司為名義拿錢給證券公司炒股……，類似于這樣的手法并不少見，圖的是眼前的利益，冒的是極大的風險。在不久前發生的“上海周正毅事件”里，多家金融機構深陷其中并且損失慘重。以周正毅農凱集團為核心的“農凱系”在國內金融市場上向來以熱衷于投資證券公司而聞名，曾成功控股了“大通證券”和“泰達富友證券”。同時，農凱集團以2.33％的持股比例位居興業銀行第六大股東，并利用這一優勢輕松從興業銀行獲得20億元的綜合貸款。目前，伴隨“周正毅事件”調查的逐步深入，貸款風險已經開始凸現。

（二）投資金融業良好的利潤回報是產業資本涉足金融市場最重要的因素。金融業在我國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壟斷保護行業，行業利潤一直高于社會平均利潤。雖然我國現在已經加入WTO，但完全有理由相信，至少在短期內金融業還不會失去即有的“壟斷利潤”。因此，對產業資本來說，目前只要擠進這個行業就能享受到超出其他行業平均利潤的回報，金融業作為一種長線投資，可以為企業帶來穩定的收益。并且，從其他國家或其他行業的市場開放進程來看，許多壟斷行業逐漸放開時，往往會產生類似爆米花爆炸的效應，市場放開會帶來市場的巨大膨脹和活躍，而且會帶來超額的利潤，誰進入得早、誰滲透得深，誰就可以在市場利潤的分配上占得先機。尤其是一些實行投資多元化戰略的企業，投資制造業可能面臨較大的風險，其他可選擇行業也不多，而金融業的壟斷利潤和市場空間自然就顯示出特別的吸引力。以民生銀行的大股東新希望集團為例，該集團早就從“資本與金融的結合”中得到了真金白銀。據統計，2000年，新希望從參股民生銀行得到的收益就達到3020萬元，占同期公司利潤的54.7％。

（三）中國金融業廣闊的發展前景是吸引產業資本的另一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的改革與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據統計，截至2003年6月末，我國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達20.7萬億元，本外幣貸款余額達15.9萬億元，保險市場保費收入達2154億元，保險市場資產總額7782億元，上市公司1250家，市值總額41629.53億元。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在市場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金融業不論是市場規模和結構，還是運行質量和效率都遠遠落后。加入WTO，中國金融業面臨著真正意義的對外開放和國際接軌，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將席卷而來。從世界上許多已經實行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的實踐來看，伴隨著政府對金融管制的放松和國際金融資本的大規模進入，金融自由化將對本國金融業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金融資產快速擴展，市場主體迅速增加，金融工具日益多樣化，金融創新步伐加快，而金融業國有資本占據絕對壟斷地位的市場結構也會出現重大調整和變化。著名經濟學家吳曉求將上述影響稱為“金融大爆炸”，并預言中國金融結構正在進入大爆炸階段的前期，不用很長時期，金融大爆炸將在中國出現。無疑，中國金融業擁有十分廣闊的發展前景，外資金融機構的蜂擁而入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也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許多產業資本才積極介入金融領域，從而為今后在激烈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打下基礎。

（四）投資金融業也是產業資本實現長期戰略經營目標的重要途徑之一。從發達國家經濟金融發展的歷程來看，產業資本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產生參與金融資本融合的內在需要。產業資本通過向金融業的滲透，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可以降低融資成本，強化集團企業內部資金的集約化管理，如目前國內不少大型企業集團都成立了財務公司，就是為了將企業內部龐大的資金流進行合理調度，并通過專業理財進行適度投資，從而發揮資金最大的使用效益。其次，產融結合可以為企業發展尋求更深層次、更大范圍的跨行業協同效應。以發達國家的汽車金融服務公司為例，許多大型汽車制造商都擁有自己的汽車金融服務公司，而完善的汽車融資服務不僅直接帶動了汽車生產和銷售主業，而且大大增加了公司盈利。2000年，美國通用汽車信貸公司為全球800萬客戶提供了汽車信貸支持，其當年凈利潤占通用公司總利潤的36％。而福特公司2000年汽車信貸業務的稅前盈余則高達30億美元，已經接近其汽車制造主業的水平。還有，產融結合也是企業走出國門，實現全球化運作的一條重要途徑。當今世界，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其中，實體經濟全球化是催發金融全球化的基礎和動力，而金融全球化又進一步推動了實體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無論是跨國公司的資金結算，還是跨國資本的兼并重組，都離不開國際金融市場這個舞臺。用海爾集團總裁張瑞敏的話來說：“產融結合不一定能保證跨國集團的成功，但跨國公司則一定要成功地進行產融結合”。

二、產融結合對中國金融業的積極意義

從世界上不少知名大公司的發展歷程看，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滲透是一種必然趨勢，目前世界500強中有80％以上都是成功地進行產融結合的運作。以通用電氣公司（GE）為例，通用電氣以電氣照明行業起家，歷史悠久，是道瓊斯工業指數1896年設立以來惟一仍在工業指數榜上的公司。但是，目前的通用電氣早已不再是一家純粹的工業公司，2000年，通用電氣銷售收入1299億美元，凈收益127億美元，這其中，GE金融服務集團的銷售收入為662億美元，凈收益為52億美元，分別占到總額的5l％和41％。GE金融服務集團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內容包括信用卡業務、保險業務、商業貸款、租賃等諸多金融領域。在發達國家，產融結合作為一種現代企業的發展模式已經比較成熟，它不僅有效解決了企業自身發展所遇到的一系列瓶頸，有力地推動了跨國公司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而且在推動金融創新，完善社會金融服務體系等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就我國目前而言，金融業整體資本實力和抗風險能力還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經營規模偏小，金融體制不健全，市場結構不完善，金融資產質量較差，金融產品營銷方式落后，這些問題極大削弱了國內金融企業的綜合競爭力。我國已經加入WTO，金融業面臨的沖擊和挑戰首當其沖，據業內專家預計，入世5-10年后，外資銀行在國內金融市場上的外幣存款份額將占到15％，人民幣存款將占10％，外幣貸款份額將在20％-30％，人民幣貸款將達到15％。另外，在外資銀行最具有競爭力的中間業務市場上，其市場份額將呈現快速上升的勢頭，其中包括貿易融資、信用卡交易和現金管理。與此相同，證券、保險業放開后也同樣面臨激烈競爭。面對挑戰，中國金融業急需壯大規模，提升實力。金融企業通過上市到資本市場融資無疑是一條捷徑，但是對大多數中小金融機構來說，上市至少在短期內還不太現實，而引進包括產業資本在內的社會資本則可以說是目前最為可行的一條有效途徑。

通過引進產業資本，國內金融企業一方面可以增資擴股，充實資本金，增強抗風險能力和競爭力，并且，通過增資擴股實現股權多元化，可以以此為契機改善目前國內大多數金融企業不合理的產權結構和法人治理結構，推動其加快建設現代企業制度的步伐。另一方面，通過產業資本的積極介入，目前金融市場上還存在的不少空白領域能夠得到迅速填補，比如專為消費者提供汽車融資服務的汽車金融服務公司、專為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民營銀行以及遠遠跟不上市場發展步伐的人壽保險公司等等，這不僅有助于我國金融市場結構的完善，而且可以促進市場競爭，提高服務水平，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對金融服務的需求。

三、加強產業資本金融投資行為監管的幾點建議

在我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結合雖然還僅僅處于起步的階段，但是，金融業是一個高風險行業，產業資本大量進入金融業已經給金融監管當局提出了新的課題。就目前情況來看，我國在產融結合方面的監管法規和政策還很不完善，加之產業資本的金融投資行為動機十分復雜、方式也多種多樣，因此在現有的條件下要實現有效監管困難很大。筆者認為，當前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迫切需要監管當局引起重視。

（一）強化對金融企業的股權監管。在傳統金融市場條件下，國有股在金融企業的股權結構中占據了絕對優勢，因此股權監管意義不大，這也導致監管當局一直忽視了對金融企業的股權監管。事實上，這方面我們有過深刻的教訓。以建國以來國內最大的一宗非法吸儲案為例，由于完全受控于大股東，廣州市商業銀行穗豐、匯商兩家支行淪為大股東予取予求的“提款機”，四年內賬外經營非法高息吸收了超過150億元的資金，使廣州市商業銀行出現了全行性的支付風險。在金融改革不斷深入的今天，隨著越來越多的地方性金融機構開始實行增資擴股和國有股權退出，一些產業資本迅速填補空缺躋身大股東行列，其中不少企業把目光盯在了金融機構的控股權上。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向金融機構投資入股的暫行規定》（1999年6月20日）第十五條：“單個股東投資金額超過金融機構資本金10％以上的，必須報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雖然對不少銀行來說，僅有10％是肯定控不了股的，但是規定中并沒有對關聯企業、關聯股東的參股做出更明確限定，因此，這并不妨礙有關聯關系的企業同時參股一家金融企業，通過擁有較多的表決權從而實現事實上的控股，這對一些股本規模較小、股權又相對集中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而言無疑是十分危險的。因此，監管部門必須加強對金融企業的股權監管，一方面要嚴格把好審核關，在積極引進優質資本的同時，杜絕不符合條件的企業參股金融機構。另一方面，監管部門要督促金融機構完善內部控制，適當分散股權，努力實現股權平衡。

（二）強化對商業銀行關系人貸款的監管。所謂關系人，是指商業銀行的董事、監事、管理人員、信貸業務人員及其近親屬，以及上屬人員投資或者擔任高級管理職務的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現有的監管法規中雖然明確規定商業銀行應嚴格控制關系人貸款，但卻沒有實質性的控制要求和相應的監管措施，并且，許多商業銀行自身內部也對關系人貸款缺乏相應的管理制度。因此有不少企業通過參股商業銀行，掌握投票權，很容易就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的信貸支持，而目前一些地方性城市商業銀行發放給股東企業的貸款也遠遠超過了人民銀行規定的單戶貸款管理的比例，并已經陷入股東貸款過度集中所帶來的困境之中。因此，監管部門必須盡快制訂相應的監管措施，具體做法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一是在對金融機構增資擴股進行審批時，制訂一些限制股東向所投資金融企業進行融資的政策規定，如若干年內不得向參股銀行貸款，或提高貸款條件等等，從而將一些“劣質投資人”擋在門外；二是監管當局要切實加強對商業銀行關系人貸款的監管和檢查，對單戶超比例的關系人貸款要堅決督促其壓縮貸款規模，降低單戶貸款比例，否則要給予必要的處罰。三是要督促商業銀行嚴格控制對關系人的授信管理，嚴禁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同時進一步建立和完善信貸管理的問責制和貸后評價制度，不給違規發放關系人貸款有可乘之機。

（三）積極推行金融機構信息披露。隨著金融全球化和混業化發展步伐的加快，以及越來越多的產業資本向金融機構參股，使得金融機構本身的法律結構和管理結構也日趨復雜化。在這種情況下，僅僅依靠監管當局單方面的力量，顯然難以對金融機構施以全面、及時、有效的監管，必須積極借助外部中介機構力量來完善和補充金融監管。當前尤其要重視推行金融機構信息披露制度，實現監管當局、金融機構和社會公眾三者之間的信息對稱。有效的信息披露能夠將金融機構置于市場的監督之下，使市場參與者能夠在充分了解銀行經營狀況的基礎上做出理性的判斷，從而避免交易前的逆向選擇和交易后的道德風險。通過信息披露，金融機構的股權變動、關聯交易（貸款）等重要信息可以及時、充分、準確地被市場和監管當局所掌握，從而對金融機構經營管理行為進行有效約束。但在目前國內，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非上市金融企業目前還沒有信息公開披露的義務。對此，監管當局應積極按照循序漸進、穩步實施的思路進行探索，推動有條件的金融機構盡快實施信息披露；同時，加大對社會公眾金融知識和風險意識的宣傳教育力度，幫助社會公眾正確、理性地看待金融機構披露的信息。

（四）強化對大股東企業的風險監測。一般而言，在現有的制度設計下，能夠參股金融機構的企業都是一些自身實力雄厚，經營業績良好的優質企業。但是，以產業資本自身的資金實力來看，對資金鏈的管理也同樣面臨很大的市場風險。以民生銀行的大股東——東方集團為例，2001年7月26日該公司公告，以公司所持有民生銀行1.69億法人股為質押物，為公司控股的錦州港向中信實業銀行申請4億元貸款提供質押擔保，一則公告涉及了三家上市公司，兩家商業銀行和多個監管主體。這一方面顯示大企業集團可以有效調集內部資源向某方面傾斜，快速抓住市場機會，另一方面也說明一旦資金鏈或某些運營環節出問題，將動搖整個集團的實力，甚至有可能給商業銀行的穩健經營帶來風險。因此，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等金融監管的各方當局應加強信息交流和工作協調，有針對性地對目前國內金融市場上涉足較深、影響較大的產業資本實行風險監測，共同建立和完善重點行業、大型企業的風險監測數據庫，加強風險分析和預警，為更好地掌握金融監管的主動權，維護金融市場穩定打下基礎。

篇（7）

1、調整的背景。

1994年，我國銀行業接受了一個國際準則，即巴賽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所制定的資本充足率標準。這說明我國的銀行業開始走向市場、走向開放。巴賽爾條約要求銀行的核心資本與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4%，其總資產或凈值占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8%。這是一個保證國家金融系統安全的有效準則，不僅為35個契約國所接受，而且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承認，我國還將該標準正式載入商業銀行法第39條中。按巴賽爾標準，商業銀行必須要按照有風險的企業來進行經營，而不能以空殼銀行通過轉手經營儲蓄者資金來生存。這與空手套白狼的傳統銀行理論不同。按照傳統的銀行理論，銀行是將資金所有者“典當”的資金視為自己的資金貸給需求者，銀行本身并不在經營中投入資金。由此造成了銀行的道德風險(高風險經營)、破產威脅及信用下降，給銀行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所以，為控制風險，提出資本金標準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這就是巴賽爾條約的含義。

80年代，我國的銀行與財政分離，開始承擔獨立的職能，但是，由于傳統計劃經濟的遺產，再加上國家財力因放權讓利而削弱，政府為控制經濟，我國銀行業采用了近乎壟斷的國有銀行體制，國家通過該體系將收集的資金投于國有企業。為了使該流程不至于被中間截流，國家通過各種手段限制居民的資本選擇，如取締民間非正規金融，限制證券市場發展，控制直接投資等，但是，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單一的資金獲取渠道無法滿足不斷增加的社會資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國銀行業經過了一輪自由化的改革，出現了一些非國有股份制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由于國有銀行壟斷了社會資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興起的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于是在一些地方開始自發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現的金融組織，擔負著地方性的資金融通工作，成為鄉鎮企業和城市非國有經濟資金供應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國的城市信用社達5000家以上，其貸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體企業，8%左右流向私營企業。據估計，提供給私營企業的貸款相當于國有銀行的5倍。但是，這些金融機構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資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來吸收社會資金或從國有銀行借款，然后以較高利率借出，這就增大了經營風險。在經濟高漲時期，風險通常被掩蓋起來，而一旦經濟緊縮，普遍出現經營困難，不僅資金來源成了問題，而且貸出去的款也難回收。國家借此進行了金融整頓，合并了機構，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這些合并后的機構又成了另一類壟斷型的機構，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來源由此也被切斷。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搞起了第二銀行，即信托投資公司。在銀行的帶動下，其他機構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名義上從事委托存貸業務，實質上是利用關系以低利息從國有銀行弄來資金，然后以市場利率貸放出去，或干脆自己從事房地產等高風險高盈利投資，這實際上是國有銀行逃避國家信貸管理進行風險投資的手段。據估計，到1995年底，國有銀行對信托機構的放款數額達5500億元，這也是國有銀行呆壞賬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整頓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壓縮信托投資公司規模使其與商業銀行脫鉤的辦法，其數量從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資金損失大多已無法挽回。

還有一個因素也要看到，國有商業銀行迅速在全國布網經營，但由于實行地方的分權式管理，這些機構成了地方政府的錢口袋，再加上銀行經營管理不善，許多基層機構成為國有銀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隨著銀行商業化的推進，巴賽爾標準的實施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有銀行不僅追求效益的沖動開始占了上風，而且金融風險意識逐漸增強。于是，在國家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形勢下，各個商業銀行開始收縮戰線，壓縮基層銀行機構，上收貸款權力，貨幣市場出現了逆細分化傾向，一方面存貸款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集中，其壟斷趨勢進一步加強，另一方面，其他商業銀行也從基層行集中資金，進行大額度放款，使得中小企業獲得銀行資金的渠道進一步萎縮。這一格局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變得更嚴重，銀行收得越來越緊。由此可見，在壟斷和集中化的主導趨勢下，我國的銀行體系還面臨著以下問題，一是國有銀行包袱重、經營管理水平低，且資源壟斷嚴重；二是非國有銀行實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規模過小，抗風險能力差；三是沒有形成合理的利率決定機制，致使銀行經營風險大。在這種格局下，因為國有銀行的資金主要投向國有企業，資金的流向不盡合理，所以給整體經濟發展造成了困難，這是銀行業調整面臨的基本矛盾。

2、調整什么，怎樣調整

從一國的整個資金流動過程看，個人獲得的各種資金有三個流向，即消費、儲蓄和其它投資，社會資金流入銀行業暫時或長期地存放，銀行所能動用(貸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銀行能夠完全履行其作為資金集散中心的職能，則經濟運行中的資金供應是基本平衡的，因為資金供求者與商品市場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慮外部因素)。但是，在經濟劇烈波動或資金流動存在結構性失衡時，上述的對稱性被打破，就會形成資金供求失衡。在我國的資金流動過程中，這種失衡主要由結構性因素引起，銀行吸收分散資金集中供給國有企業的結果是，資金過多地流向并沒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國有企業(甚至有些充當了資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資金無法滿足，于是形成資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為地造成資本高價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條長長的資金食利鏈，滋生腐敗。不僅如此，國家控制儲蓄利率也是對供給者的利益剝奪，因為儲蓄者被取消了資金使用的選擇權，只能以低價獲得利率。對于從事資金集散的銀行來說，更是獲得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資金支配權成了獲利的最佳工具。通過低價收集資金剝奪儲蓄者的利益，并沒有通過商品的低成本和低價格返還消費者，而是成了各類中間取利者的收益和無效益的投資，結果是銀行反而背上了重債。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沒有正常的融資渠道，為高利貸的盛行大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決定了我們調整銀行結構的基本出發點，即疏通資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場化的資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問題相當復雜，主要有：

一是要堅決消除資金無效分配機制，使資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國有銀行給國有企業服務的情況并未改變，國有企業提供了二、三產業整個產出的不足40%，但卻占用著60%以上的資金投入，這是造成銀行業困境和社會資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資金能真正按市場規則進入資金的真正需求部門，是體制和政策調整的主要目標。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銀行結構體系，打破銀行業的國家壟斷。在我國，國有銀行的資金流入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國有銀行的服務對象。由此而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我國銀行體制還基本上是國有銀行的一統天下，資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銀行業的正常競爭也不會形成。所以，要求國有銀行擴大服務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廂情愿，最根本的辦法還是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鼓勵和發展緊貼市場的非國有金融機構。一般來說，一個穩定而有效率的金融體制是從民間部門的利益沖突及其協調過程中生長起來的，而在計劃體制背景下進行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其實質更應是政府部門的退出與民間部門的進入和成長，變政府配置金融資源為由民間部門配置金融資源，進而在民間部門之間確立正常的金融交易關系。不僅如此，資金服務是一個多層次、多樣性的體系，因為資金需求是復雜的，單靠正規的銀行業并不能全部解決需求者的問題，如農民貸款，城市小型工商企業、個體勞動者、風險型企業、貧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資金需求等，只有通過各種特殊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才能提供服務；銀行體系完備了，資金的結構性流動失衡才能最終解決。所以，開放銀行業的投資，形成多元化的銀行格局，是提高銀行業經營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風險、提高資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環。此外，現有100多家中小商業銀行也有一個調整問題，包括存款保險、重組合并、剝離不良資產等。三是對國有銀行進行調整。在這方面，政府開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銀行業的資本金，降低不合理債權；將逐步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改制，引進其他投資者；從建立現代銀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簡機構人員、提高銀行競爭力等，使國有銀行逐步走向市場。同時，為了緩解宏觀資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劃分了銀行貸款權限，將服務對象擴大到各類非國有經濟。這些政策調整有利于國有商業銀行擺脫困境，提高競爭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產權、人員、資本金、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根本改革。如果說國有企業的改革困難，那么，國有銀行的改革就更難。而能否在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前途。四是實行利率市場化，使資金價格有一個合理的定價基礎。現在，國內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國銀行辦理外匯業務，其利率已經市場化了，且目前價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變形成機制，使利率市場化的最好時機。這時放開貸款利率以形成資金的市場定價，能夠促使銀行改善經營，使資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場化的障礙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顧慮，擔心放開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實，放開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場的正常反應。在價格普遍走低的情況下，利率也不會升得太高，況且央行控制著再貸款和再貼現手段，可以進行調節。二是技術上和操作上的困難。一般來說，國債收益率構成長期收益曲線，是市場利率的基準線，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由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事情正好反了過來，不是國債收益率影響和決定銀行利率，而是四大銀行的成本決定國債的招投標價格，國債利率的漲跌取決于四大國有銀行的行為，因而目前的國債收益率還難以成為市場利率的基準。在削減四大國有銀行壟斷地位的同時，能否作出適當安排，限制四大銀行的行為，使國債收益率逐漸成為市場利率變動的參照。以提高銀行競爭力和市場化為核心的銀行業結構調整，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改變過去集聚社會資金支持經濟發展的趕超型發展戰略，也是對改革以來出現的銀行業集中化和壟斷化趨勢的修正。做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我國過去和未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促進經濟發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單純通過資金的輸入來達到高增長的效果越來越差，而且后患無窮。這就迫使我們的金融結構要進行分散化、市場化的調整，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銀行調整為重點的金融結構調整，將對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證券市場發展

在銀行業開始結構調整的同時，做為金融體系的另一個重要成員，證券市場正在穩步發展，以《證券法》的實施為標志，我國證券市場經過10多年試點后正式納入金融體系，并在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1、我國證券市場概況

為了使本文的敘述更有針對性，這里的證券市場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場，而其它類型的證券，如政府和企業債券暫不做分析。

企業的股票是該企業資產所有權的代表物，是一種明晰的產權，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種所有權的擁有和讓渡，前提是該代表物(股票)必須是真實的。所以，股票本質上是與國有企業的含義相沖突的，因為國有企業理論上歸人民所有(當然實際上是政府所有)，其產權無法分割，如果分割則利益應歸于全民，這在理論上是無法實現的(實際分割與此無關)。好在我國90年代搞的企業發行股票的試點及自發交易市場的形成，并沒有考慮理論問題，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論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興起的證券交易場所，還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證券交易所，開始時都是地方行為，國家沒有設立專門的證券管理機構。這里的證券市場可以說是一個自由放任和不規范的市場。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規則是由證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證券交易所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單位(上市掛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繳納掛牌費，而證券經紀商上交手續費給交易所)，所以，從監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權力保證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資產實際存在)，但沒有權力去保證上市公司不搞弄虛作假欺騙投資者。所以，上市規則事實上對上市公司并無約束力。這就需要政府來提供保證上市公司質量的監管體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樣的情況，投資者是不清楚的。當一個企業的股票在證券交易所化為一種代號以后，事實上，投資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該符號的實際內涵，因為符號的收益能脫離企業的資本變化，這就為大批投資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間，符號本身也就具有了價值。但是，對符號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終股票價格就會波動。對投資者和股票價格進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資者可以為所欲為，操縱市場，就是監管的問題。監管是一種公共產品，就象警察維持公共秩序一樣。所以，規范市場行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證券市場的運行缺乏制度保障，資金大戶肆意做市，投資者盲目炒作，股價連續翻倍，造成市場無序，于是，國家正式建立證券管理機構，開始介入監管，在上市公司的選擇和控制投機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證券市場監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過度，其效果相當于引進老虎來驅趕狼，使市場陷入另一種無序狀態。無奈，我國的證券市場就走入了這一極端。隨著管理權限上收，政府的證券管理機構事無巨細地插手證券市場的運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審批制和額度制；其二是直接監管制。在證券交易所掛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長由政府掌握，指標由政府分配，審批辦法由政府制訂，審批過程由政府執行，一句話，實行的是指令性計劃。這樣做的結果雖然解決了上市公司無序增長的問題，但卻造成供求不協調，市場劇烈波動，地方政府與上市公司合伙欺騙投資者等問題。不僅如此，政府監管不是從規則上著手，而是采用無規則的(救火式)一事一議的處理辦法，引導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去尋找監管的漏洞，市場的無序性有增無減。其間以瓊民源事件最為典型。這段時期的證券市場是被管制的無序，表面上國家監管，但該管的沒管，反而使用了計劃經濟的辦法來管市場，結果是加劇和放大了市場波動。深滬兩地的股票指數從1993年上半年達峰值后一瀉千里，至1994年6月份兩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價格只相當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見，兩市資產損失達數百億之多，許多投資者血本無歸。在1996-1997年，政府曾經發動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歸于沉寂。這一時期，兩市的市場覆蓋面在不斷擴大，上市公司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市場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市場的不規范則是顯見的事實。

對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規律，理論上有五階段之說，即停滯階段、操縱階段、投機階段、鞏固或崩潰階段、成熟階段，具體來說，這五階段情況如下。

①停滯階段。股票市場處于初創期，僅有少數人知道股票市場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續煩雜，交易成本高，掛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價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價水平，有可能隨時間推移使股票價格低估。在變動的經濟環境中更是如此。不過，當投資者開始發現股息收益超過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時，就開始購買股票，起初很謹慎，然后逐漸踴躍。

②操縱階段。當一些市場參與者發現，股票供應量很少，流動性有限，購買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種或多種股票價格上升時，操縱階段就開始了。只要價格扶搖直上，其他人就會開始購買，操縱者賺錢后就可以迅速離開市場。使股票投資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變更，可以引起更活躍的交易。

③投機階段。當一些人開始獲得大量資本收益和利潤時，更多的投機者就會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場，當價格被哄抬到高過股票基本價值，交易額迅速上升后，投機階段也就開始了。新發行股票過多地被認購，以致使許多公司公開出售股票，股票供應量迅速擴大，這時，再加上政府開始介入市場采取行動控制投機，如保證金要求的提高，較高的經紀人傭金，機構投資者的銷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稅，過多出售政府所擁有的股票或刺激對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銷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機效果并不明顯。

④鞏固或崩潰階段。隨著政府的介入和市場的迅速擴大，到一定時候，股市可用于投資的資金枯竭，新發行的股票已無法認購，投資者開始意識到，股票價格已升得太高，股價與其基本價值已無任何聯系，股票價格開始下跌。相對于繁榮程度的大小，股價下跌的速度有緩有快，這里就開始了調整或崩潰階段。在發生這樣的價格下跌后，投資者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才能重新獲得信心。這主要取決于價格下跌的程度，也取決于一國當時的利率、經濟增長、公司利潤率、通貨膨脹、其他投資方式的收益、政府對鼓勵股市發展的刺激措施及機構投資者的行為等。在這一調整階段，許多投機者會成為投資者，他們不愿虧本賣出，把股票作為長期投資形式持有，希望將來價格回升。

⑤成熟階段。當最初的投資者重新獲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價格跌落時未受到損失的新投資者也參加市場活動后，一個新的成熟階段也就開始了。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加入市場活動，會促進市場逐漸走向成熟，交易量會趨向穩定，投資者也會更有理性，股票供給范圍更大，流動性也得以增強。股份雖然會繼續波動，但已變得不那么劇烈。如果出現大幅度的價格波動，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經濟問題，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大幅變動，其它重大經濟政策調整和政府過度干預等因素所致。

我國的證券市場經過了前四個階段，現正在進入第五階段。目前，我國深滬兩地上市掛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總市值近4萬億元，流通總市值1萬億余元，是一個影響力日大的和發展中的市場。

2、證券市場的發展與政策調整

在正式確立了證券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國的證券市場開始向規范化的方向發展。主要表現在：一是對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重新評價，確立了其作為直接融資市場的身份，而且通過各種具體措施來提高證券市場的地位(如證券法的出臺等)；二是在市場的規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氣，特別是在規范政府的監管行為上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使過去的投機市、政策市的狀況大有改觀；三是市場的投資行為發生了很大變化，投資者的結構有了改進，使得市場呈現穩步上揚的格局，與經濟大環境的走勢基本相符。這些變化，得益于證券市場的政策改進。在證券法出臺后，國家出臺了大量的政策法規，在規范投資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為上有了很大進步，使證券市場的規范化發展成為主流。這些政策變化有以下幾方面：第一，針對整個股票市場投資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劇烈波動和投資者行為難以規范的缺陷，著力培育和發展長期機構投資者，如組織大型證券投資基金，改組證券公司以擴大其股本，允許和鼓勵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入市買其股票，允許保險公司資金入市買賣掛牌交易的證券投資基金等，允許基金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進入銀行業同業拆借市場從事拆借、買賣債券業務，允許證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貸款等，鼓勵一批有資金實力的投資機構長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穩定市場、規范市場的目的。這些政策的出臺，為證券市場創造了一個逐漸改進的市場環境。不過，也要看到，目前我國機構投資者的行為還沒有一個規范化的約束機制，上市公司的質量沒有相應提高，再加上市場上機構投資者的資金與散戶投資者的資金之比為1∶10，存在嚴重的結構偏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無法得到有效發揮，其行為也不規范，短期化傾向嚴重。須知，營造機構投資者、長期投資者生存發展的市場環境，是證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環節，發展中國證券市場之所以會經歷五個階段，而且還會出現反復，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場投機嚴重，投資者的行為長期無法規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質量、規范化運作的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國準備在現有機構投資者的基礎上，再發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證券投資基金，以增強機構投資者的實力。如果能夠在2-3年內使機構投資者與散戶投資者的市場資金實力之比，由目前的1∶10變為3∶7或4∶6，我國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礎。

第二，政府行為不斷規范，按市場規則監管證券市場的政策環境正在形成。這是我們看到的最可喜的變化，前十年我國證券市場的不規范，除了市場本身的運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謂政策造成的劇烈波動給投資者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上市公司資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場風險。政府的不合理干預造成了投資者和上市公司行為的扭曲等。可以說，當時是以行政管理和計劃經濟的思維在經營和控制這一高風險的市場，結果該管的沒去管，不該管的管得太多，給市場的發展造成了障礙。目前，這些障礙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現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發行審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標分配。今后企業股票發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發行指標以及地方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推薦，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經省級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同意，股票主承銷商就可向中國證監會推薦并報送申請文件，證監會對擬發行的股份公司核準后，由外部專家組成的發行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批。這是按市場規則分配資源的重大改進，也是規范證券市場的重要步驟。過去實行的所謂發行額度分配辦法，是典型的政府經營市場的體現，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資者行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場崩潰，深滬兩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時間內暴跌80%，大多數股票價格被壓縮在1-5元之間，投資者對市場失去信心，起因于國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發行55億股票。上市指標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資源利用效率低。如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數采取數量控制，地方新發行的股票是大盤而家數少，形成人為資產膨脹；而為了控制股票數量不控制家數，則大量上市一些流動股極小的公司，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監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為嚴重的，為使國有企業脫困，大量經過包裝的國有企業上市圈錢(如ST紅光事件)，造成大量虧損或毫無發展前景的企業市場，給投資者信心造成打擊。直到目前，許多大盤股國有企業的股價還在發行價附近波動，受到了市場的長期冷落，企業本身也沒有變化。所以，改變股票供給方式，形成一個市場化的股票供求機制和價格形成機制，是我國證券市場規范化發展的重要標志。

二是通過股票發行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級市場上的價格套利機會。過去，股票的一、二級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差價(1-5倍)，使得一級市場的申購資金多達數千億元，無風險套利盛行，而且那種發行方式給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提供了一個暴富的機會，由此產生了各種腐敗行為(如已暴露的大慶聯誼等)。通過股票上市的上網發行和向二級市場投資者配售相結合，發行價格采取不事先確定而由市場申購者的需求確定等措施，為股票的合理定價奠定了科學的基礎。這樣，一、二級市場價格的人為差別消失，使投資者處于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礎。

三是市場的扶優汰劣機制正在形成。這主要表現在，通過創設二板市場鼓勵國內高新技術企業上市，鼓勵重組的政策和退出證券市場的機制。目前，在我國證券市場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終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產，即使早已資不抵債或已形成巨額負資產(如PT農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樣交易，而且市場價格不低。投資者之所以敢于冒險買賣這種股票，就因為他們認定，這類企業不會真正破產清算，而是會有各種政策使其復生或以殼資源轉讓。對于這類已經結束其經營期的企業，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機制，才會激發證券市場的活力，使投資者真正投資于有價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連續三年以上虧損的上市公司逐出證券市場的試點，將是改變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體實施辦法。不僅如此，在實施汰劣的同時，也出臺了一些扶優的辦法，如對于國家需要鼓勵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通過創設二板市場來促其發展，對這些企業采取更寬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記錄、最低資本額為3000萬元，并對這些股票不設單日買賣漲跌停板限制。該市場有可能在年內推出。這樣，發展證券市場就與實施產業政策、提高企業競爭力緊密聯系起來。

歷過十年的試點運作，我國的證券市場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規范。不過，要使證券市場走向成熟，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大戶提前知道重大信息進行炒作的現象嚴重；大資金者的行為沒有得到規范和監管，造成莊股盛行，短期炒作，給市場的穩定形成威脅；對上市公司的財務監督薄弱，目前通過中介機構對上市公司業績進行審核的機制不完善，虛假報表時有發生；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機制不完善，投資者沒有更多的風險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漲才能獲利，因而，投資者風險大，機構投資者尤甚等。這些問題的正確解決對于證券市場的長期發展至關重要。

三、證券市場與銀行業協調發展

在證券市場規模擴大和市值增加的同時，作為銀行資金的重要來源，居民的儲蓄增量呈現不斷下滑之勢。從去年6月以來，居民儲蓄增長率不斷下降，有的地方已經出現負增長。這就引起了人們的憂慮，提出了銀行和證券市場發展的相容性問題。從宏觀資金總量看，從銀行流走的一塊資金進入了證券市場是必然的，問題在于流動的合理性和規模分配格局應該如何理解。

篇（8）

1、調整的背景。

1994年，我國銀行業接受了一個國際準則，即巴賽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所制定的資本充足率標準。這說明我國的銀行業開始走向市場、走向開放。巴賽爾條約要求銀行的核心資本與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4%，其總資產或凈值占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8%。這是一個保證國家金融系統安全的有效準則，不僅為35個契約國所接受，而且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承認，我國還將該標準正式載入商業銀行法第39條中。按巴賽爾標準，商業銀行必須要按照有風險的企業來進行經營，而不能以空殼銀行通過轉手經營儲蓄者資金來生存。這與空手套白狼的傳統銀行理論不同。按照傳統的銀行理論，銀行是將資金所有者“典當”的資金視為自己的資金貸給需求者，銀行本身并不在經營中投入資金。由此造成了銀行的道德風險(高風險經營)、破產威脅及信用下降，給銀行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所以，為控制風險，提出資本金標準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這就是巴賽爾條約的含義。

80年代，我國的銀行與財政分離，開始承擔獨立的職能，但是，由于傳統計劃經濟的遺產，再加上國家財力因放權讓利而削弱，政府為控制經濟，我國銀行業采用了近乎壟斷的國有銀行體制，國家通過該體系將收集的資金投于國有企業。為了使該流程不至于被中間截流，國家通過各種手段限制居民的資本選擇，如取締民間非正規金融，限制證券市場發展，控制直接投資等，但是，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單一的資金獲取渠道無法滿足不斷增加的社會資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國銀行業經過了一輪自由化的改革，出現了一些非國有股份制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由于國有銀行壟斷了社會資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興起的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于是在一些地方開始自發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現的金融組織，擔負著地方性的資金融通工作，成為鄉鎮企業和城市非國有經濟資金供應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國的城市信用社達5000家以上，其貸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體企業，8%左右流向私營企業。據估計，提供給私營企業的貸款相當于國有銀行的5倍。但是，這些金融機構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資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來吸收社會資金或從國有銀行借款，然后以較高利率借出，這就增大了經營風險。在經濟高漲時期，風險通常被掩蓋起來，而一旦經濟緊縮，普遍出現經營困難，不僅資金來源成了問題，而且貸出去的款也難回收。國家借此進行了金融整頓，合并了機構，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這些合并后的機構又成了另一類壟斷型的機構，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來源由此也被切斷。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搞起了第二銀行，即信托投資公司。在銀行的帶動下，其他機構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名義上從事委托存貸業務，實質上是利用關系以低利息從國有銀行弄來資金，然后以市場利率貸放出去，或干脆自己從事房地產等高風險高盈利投資，這實際上是國有銀行逃避國家信貸管理進行風險投資的手段。據估計，到1995年底，國有銀行對信托機構的放款數額達5500億元，這也是國有銀行呆壞賬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整頓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壓縮信托投資公司規模使其與商業銀行脫鉤的辦法，其數量從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資金損失大多已無法挽回。

還有一個因素也要看到，國有商業銀行迅速在全國布網經營，但由于實行地方的分權式管理，這些機構成了地方政府的錢口袋，再加上銀行經營管理不善，許多基層機構成為國有銀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隨著銀行商業化的推進，巴賽爾標準的實施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有銀行不僅追求效益的沖動開始占了上風，而且金融風險意識逐漸增強。于是，在國家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形勢下，各個商業銀行開始收縮戰線，壓縮基層銀行機構，上收貸款權力，貨幣市場出現了逆細分化傾向，一方面存貸款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集中，其壟斷趨勢進一步加強，另一方面，其他商業銀行也從基層行集中資金，進行大額度放款，使得中小企業獲得銀行資金的渠道進一步萎縮。這一格局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變得更嚴重，銀行收得越來越緊。由此可見，在壟斷和集中化的主導趨勢下，我國的銀行體系還面臨著以下問題，一是國有銀行包袱重、經營管理水平低，且資源壟斷嚴重；二是非國有銀行實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規模過小，抗風險能力差；三是沒有形成合理的利率決定機制，致使銀行經營風險大。在這種格局下，因為國有銀行的資金主要投向國有企業，資金的流向不盡合理，所以給整體經濟發展造成了困難，這是銀行業調整面臨的基本矛盾。

2、調整什么，怎樣調整

從一國的整個資金流動過程看，個人獲得的各種資金有三個流向，即消費、儲蓄和其它投資，社會資金流入銀行業暫時或長期地存放，銀行所能動用(貸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銀行能夠完全履行其作為資金集散中心的職能，則經濟運行中的資金供應是基本平衡的，因為資金供求者與商品市場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慮外部因素)。但是，在經濟劇烈波動或資金流動存在結構性失衡時，上述的對稱性被打破，就會形成資金供求失衡。在我國的資金流動過程中，這種失衡主要由結構性因素引起，銀行吸收分散資金集中供給國有企業的結果是，資金過多地流向并沒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國有企業(甚至有些充當了資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資金無法滿足，于是形成資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為地造成資本高價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條長長的資金食利鏈，滋生腐敗。不僅如此，國家控制儲蓄利率也是對供給者的利益剝奪，因為儲蓄者被取消了資金使用的選擇權，只能以低價獲得利率。對于從事資金集散的銀行來說，更是獲得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資金支配權成了獲利的最佳工具。通過低價收集資金剝奪儲蓄者的利益，并沒有通過商品的低成本和低價格返還消費者，而是成了各類中間取利者的收益和無效益的投資，結果是銀行反而背上了重債。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沒有正常的融資渠道，為高利貸的盛行大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決定了我們調整銀行結構的基本出發點，即疏通資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場化的資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問題相當復雜，主要有：

一是要堅決消除資金無效分配機制，使資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國有銀行給國有企業服務的情況并未改變，國有企業提供了二、三產業整個產出的不足40%，但卻占用著60%以上的資金投入，這是造成銀行業困境和社會資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資金能真正按市場規則進入資金的真正需求部門，是體制和政策調整的主要目標。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銀行結構體系，打破銀行業的國家壟斷。在我國，國有銀行的資金流入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國有銀行的服務對象。由此而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我國銀行體制還基本上是國有銀行的一統天下，資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銀行業的正常競爭也不會形成。所以，要求國有銀行擴大服務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廂情愿，最根本的辦法還是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鼓勵和發展緊貼市場的非國有金融機構。一般來說，一個穩定而有效率的金融體制是從民間部門的利益沖突及其協調過程中生長起來的，而在計劃體制背景下進行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其實質更應是政府部門的退出與民間部門的進入和成長，變政府配置金融資源為由民間部門配置金融資源，進而在民間部門之間確立正常的金融交易關系。不僅如此，資金服務是一個多層次、多樣性的體系，因為資金需求是復雜的，單靠正規的銀行業并不能全部解決需求者的問題，如農民貸款，城市小型工商企業、個體勞動者、風險型企業、貧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資金需求等，只有通過各種特殊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才能提供服務；銀行體系完備了，資金的結構性流動失衡才能最終解決。所以，開放銀行業的投資，形成多元化的銀行格局，是提高銀行業經營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風險、提高資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環。此外，現有100多家中小商業銀行也有一個調整問題，包括存款保險、重組合并、剝離不良資產等。三是對國有銀行進行調整。在這方面，政府開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銀行業的資本金，降低不合理債權；將逐步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改制，引進其他投資者；從建立現代銀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簡機構人員、提高銀行競爭力等，使國有銀行逐步走向市場。同時，為了緩解宏觀資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劃分了銀行貸款權限，將服務對象擴大到各類非國有經濟。這些政策調整有利于國有商業銀行擺脫困境，提高競爭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產權、人員、資本金、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根本改革。如果說國有企業的改革困難，那么，國有銀行的改革就更難。而能否在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前途。四是實行利率市場化，使資金價格有一個合理的定價基礎。現在，國內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國銀行辦理外匯業務，其利率已經市場化了，且目前價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變形成機制，使利率市場化的最好時機。這時放開貸款利率以形成資金的市場定價，能夠促使銀行改善經營，使資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場化的障礙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顧慮，擔心放開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實，放開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場的正常反應。在價格普遍走低的情況下，利率也不會升得太高，況且央行控制著再貸款和再貼現手段，可以進行調節。二是技術上和操作上的困難。一般來說，國債收益率構成長期收益曲線，是市場利率的基準線，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由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事情正好反了過來，不是國債收益率影響和決定銀行利率，而是四大銀行的成本決定國債的招投標價格，國債利率的漲跌取決于四大國有銀行的行為，因而目前的國債收益率還難以成為市場利率的基準。在削減四大國有銀行壟斷地位的同時，能否作出適當安排，限制四大銀行的行為，使國債收益率逐漸成為市場利率變動的參照。以提高銀行競爭力和市場化為核心的銀行業結構調整，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改變過去集聚社會資金支持經濟發展的趕超型發展戰略，也是對改革以來出現的銀行業集中化和壟斷化趨勢的修正。做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我國過去和未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促進經濟發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單純通過資金的輸入來達到高增長的效果越來越差，而且后患無窮。這就迫使我們的金融結構要進行分散化、市場化的調整，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銀行調整為重點的金融結構調整，將對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證券市場發展

在銀行業開始結構調整的同時，做為金融體系的另一個重要成員，證券市場正在穩步發展，以《證券法》的實施為標志，我國證券市場經過10多年試點后正式納入金融體系，并在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1、我國證券市場概況

為了使本文的敘述更有針對性，這里的證券市場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場，而其它類型的證券，如政府和企業債券暫不做分析。

企業的股票是該企業資產所有權的代表物，是一種明晰的產權，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種所有權的擁有和讓渡，前提是該代表物(股票)必須是真實的。所以，股票本質上是與國有企業的含義相沖突的，因為國有企業理論上歸人民所有(當然實際上是政府所有)，其產權無法分割，如果分割則利益應歸于全民，這在理論上是無法實現的(實際分割與此無關)。好在我國90年代搞的企業發行股票的試點及自發交易市場的形成，并沒有考慮理論問題，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論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興起的證券交易場所，還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證券交易所，開始時都是地方行為，國家沒有設立專門的證券管理機構。這里的證券市場可以說是一個自由放任和不規范的市場。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規則是由證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證券交易所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單位(上市掛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繳納掛牌費，而證券經紀商上交手續費給交易所)，所以，從監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權力保證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資產實際存在)，但沒有權力去保證上市公司不搞弄虛作假欺騙投資者。所以，上市規則事實上對上市公司并無約束力。這就需要政府來提供保證上市公司質量的監管體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樣的情況，投資者是不清楚的。當一個企業的股票在證券交易所化為一種代號以后，事實上，投資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該符號的實際內涵，因為符號的收益能脫離企業的資本變化，這就為大批投資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間，符號本身也就具有了價值。但是，對符號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終股票價格就會波動。對投資者和股票價格進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資者可以為所欲為，操縱市場，就是監管的問題。監管是一種公共產品，就象警察維持公共秩序一樣。所以，規范市場行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證券市場的運行缺乏制度保障，資金大戶肆意做市，投資者盲目炒作，股價連續翻倍，造成市場無序，于是，國家正式建立證券管理機構，開始介入監管，在上市公司的選擇和控制投機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證券市場監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過度，其效果相當于引進老虎來驅趕狼，使市場陷入另一種無序狀態。無奈，我國的證券市場就走入了這一極端。隨著管理權限上收，政府的證券管理機構事無巨細地插手證券市場的運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審批制和額度制；其二是直接監管制。在證券交易所掛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長由政府掌握，指標由政府分配，審批辦法由政府制訂，審批過程由政府執行，一句話，實行的是指令性計劃。這樣做的結果雖然解決了上市公司無序增長的問題，但卻造成供求不協調，市場劇烈波動，地方政府與上市公司合伙欺騙投資者等問題。不僅如此，政府監管不是從規則上著手，而是采用無規則的(救火式)一事一議的處理辦法，引導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去尋找監管的漏洞，市場的無序性有增無減。其間以瓊民源事件最為典型。這段時期的證券市場是被管制的無序，表面上國家監管，但該管的沒管，反而使用了計劃經濟的辦法來管市場，結果是加劇和放大了市場波動。深滬兩地的股票指數從1993年上半年達峰值后一瀉千里，至1994年6月份兩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價格只相當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見，兩市資產損失達數百億之多，許多投資者血本無歸。在1996-1997年，政府曾經發動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歸于沉寂。這一時期，兩市的市場覆蓋面在不斷擴大，上市公司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市場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市場的不規范則是顯見的事實。

對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規律，理論上有五階段之說，即停滯階段、操縱階段、投機階段、鞏固或崩潰階段、成熟階段，具體來說，這五階段情況如下。

①停滯階段。股票市場處于初創期，僅有少數人知道股票市場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續煩雜，交易成本高，掛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價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價水平，有可能隨時間推移使股票價格低估。在變動的經濟環境中更是如此。不過，當投資者開始發現股息收益超過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時，就開始購買股票，起初很謹慎，然后逐漸踴躍。

②操縱階段。當一些市場參與者發現，股票供應量很少，流動性有限，購買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種或多種股票價格上升時，操縱階段就開始了。只要價格扶搖直上，其他人就會開始購買，操縱者賺錢后就可以迅速離開市場。使股票投資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變更，可以引起更活躍的交易。

③投機階段。當一些人開始獲得大量資本收益和利潤時，更多的投機者就會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場，當價格被哄抬到高過股票基本價值，交易額迅速上升后，投機階段也就開始了。新發行股票過多地被認購，以致使許多公司公開出售股票，股票供應量迅速擴大，這時，再加上政府開始介入市場采取行動控制投機，如保證金要求的提高，較高的經紀人傭金，機構投資者的銷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稅，過多出售政府所擁有的股票或刺激對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銷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機效果并不明顯。

④鞏固或崩潰階段。隨著政府的介入和市場的迅速擴大，到一定時候，股市可用于投資的資金枯竭，新發行的股票已無法認購，投資者開始意識到，股票價格已升得太高，股價與其基本價值已無任何聯系，股票價格開始下跌。相對于繁榮程度的大小，股價下跌的速度有緩有快，這里就開始了調整或崩潰階段。在發生這樣的價格下跌后，投資者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才能重新獲得信心。這主要取決于價格下跌的程度，也取決于一國當時的利率、經濟增長、公司利潤率、通貨膨脹、其他投資方式的收益、政府對鼓勵股市發展的刺激措施及機構投資者的行為等。在這一調整階段，許多投機者會成為投資者，他們不愿虧本賣出，把股票作為長期投資形式持有，希望將來價格回升。

⑤成熟階段。當最初的投資者重新獲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價格跌落時未受到損失的新投資者也參加市場活動后，一個新的成熟階段也就開始了。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加入市場活動，會促進市場逐漸走向成熟，交易量會趨向穩定，投資者也會更有理性，股票供給范圍更大，流動性也得以增強。股份雖然會繼續波動，但已變得不那么劇烈。如果出現大幅度的價格波動，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經濟問題，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大幅變動，其它重大經濟政策調整和政府過度干預等因素所致。

我國的證券市場經過了前四個階段，現正在進入第五階段。目前，我國深滬兩地上市掛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總市值近4萬億元，流通總市值1萬億余元，是一個影響力日大的和發展中的市場。

2、證券市場的發展與政策調整

在正式確立了證券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國的證券市場開始向規范化的方向發展。主要表現在：一是對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重新評價，確立了其作為直接融資市場的身份，而且通過各種具體措施來提高證券市場的地位(如證券法的出臺等)；二是在市場的規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氣，特別是在規范政府的監管行為上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使過去的投機市、政策市的狀況大有改觀；三是市場的投資行為發生了很大變化，投資者的結構有了改進，使得市場呈現穩步上揚的格局，與經濟大環境的走勢基本相符。這些變化，得益于證券市場的政策改進。在證券法出臺后，國家出臺了大量的政策法規，在規范投資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為上有了很大進步，使證券市場的規范化發展成為主流。這些政策變化有以下幾方面：第一，針對整個股票市場投資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劇烈波動和投資者行為難以規范的缺陷，著力培育和發展長期機構投資者，如組織大型證券投資基金，改組證券公司以擴大其股本，允許和鼓勵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入市買其股票，允許保險公司資金入市買賣掛牌交易的證券投資基金等，允許基金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進入銀行業同業拆借市場從事拆借、買賣債券業務，允許證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貸款等，鼓勵一批有資金實力的投資機構長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穩定市場、規范市場的目的。這些政策的出臺，為證券市場創造了一個逐漸改進的市場環境。不過，也要看到，目前我國機構投資者的行為還沒有一個規范化的約束機制，上市公司的質量沒有相應提高，再加上市場上機構投資者的資金與散戶投資者的資金之比為1∶10，存在嚴重的結構偏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無法得到有效發揮，其行為也不規范，短期化傾向嚴重。須知，營造機構投資者、長期投資者生存發展的市場環境，是證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環節，發展中國證券市場之所以會經歷五個階段，而且還會出現反復，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場投機嚴重，投資者的行為長期無法規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質量、規范化運作的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國準備在現有機構投資者的基礎上，再發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證券投資基金，以增強機構投資者的實力。如果能夠在2-3年內使機構投資者與散戶投資者的市場資金實力之比，由目前的1∶10變為3∶7或4∶6，我國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礎。

第二，政府行為不斷規范，按市場規則監管證券市場的政策環境正在形成。這是我們看到的最可喜的變化，前十年我國證券市場的不規范，除了市場本身的運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謂政策造成的劇烈波動給投資者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上市公司資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場風險。政府的不合理干預造成了投資者和上市公司行為的扭曲等。可以說，當時是以行政管理和計劃經濟的思維在經營和控制這一高風險的市場，結果該管的沒去管，不該管的管得太多，給市場的發展造成了障礙。目前，這些障礙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現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發行審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標分配。今后企業股票發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發行指標以及地方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推薦，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經省級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同意，股票主承銷商就可向中國證監會推薦并報送申請文件，證監會對擬發行的股份公司核準后，由外部專家組成的發行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批。這是按市場規則分配資源的重大改進，也是規范證券市場的重要步驟。過去實行的所謂發行額度分配辦法，是典型的政府經營市場的體現，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資者行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場崩潰，深滬兩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時間內暴跌80%，大多數股票價格被壓縮在1-5元之間，投資者對市場失去信心，起因于國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發行55億股票。上市指標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資源利用效率低。如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數采取數量控制，地方新發行的股票是大盤而家數少，形成人為資產膨脹；而為了控制股票數量不控制家數，則大量上市一些流動股極小的公司，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監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為嚴重的，為使國有企業脫困，大量經過包裝的國有企業上市圈錢(如ST紅光事件)，造成大量虧損或毫無發展前景的企業市場，給投資者信心造成打擊。直到目前，許多大盤股國有企業的股價還在發行價附近波動，受到了市場的長期冷落，企業本身也沒有變化。所以，改變股票供給方式，形成一個市場化的股票供求機制和價格形成機制，是我國證券市場規范化發展的重要標志。

二是通過股票發行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級市場上的價格套利機會。過去，股票的一、二級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差價(1-5倍)，使得一級市場的申購資金多達數千億元，無風險套利盛行，而且那種發行方式給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提供了一個暴富的機會，由此產生了各種腐敗行為(如已暴露的大慶聯誼等)。通過股票上市的上網發行和向二級市場投資者配售相結合，發行價格采取不事先確定而由市場申購者的需求確定等措施，為股票的合理定價奠定了科學的基礎。這樣，一、二級市場價格的人為差別消失，使投資者處于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礎。

三是市場的扶優汰劣機制正在形成。這主要表現在，通過創設二板市場鼓勵國內高新技術企業上市，鼓勵重組的政策和退出證券市場的機制。目前，在我國證券市場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終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產，即使早已資不抵債或已形成巨額負資產(如PT農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樣交易，而且市場價格不低。投資者之所以敢于冒險買賣這種股票，就因為他們認定，這類企業不會真正破產清算，而是會有各種政策使其復生或以殼資源轉讓。對于這類已經結束其經營期的企業，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機制，才會激發證券市場的活力，使投資者真正投資于有價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連續三年以上虧損的上市公司逐出證券市場的試點，將是改變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體實施辦法。不僅如此，在實施汰劣的同時，也出臺了一些扶優的辦法，如對于國家需要鼓勵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通過創設二板市場來促其發展，對這些企業采取更寬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記錄、最低資本額為3000萬元，并對這些股票不設單日買賣漲跌停板限制。該市場有可能在年內推出。這樣，發展證券市場就與實施產業政策、提高企業競爭力緊密聯系起來。

歷過十年的試點運作，我國的證券市場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規范。不過，要使證券市場走向成熟，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大戶提前知道重大信息進行炒作的現象嚴重；大資金者的行為沒有得到規范和監管，造成莊股盛行，短期炒作，給市場的穩定形成威脅；對上市公司的財務監督薄弱，目前通過中介機構對上市公司業績進行審核的機制不完善，虛假報表時有發生；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機制不完善，投資者沒有更多的風險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漲才能獲利，因而，投資者風險大，機構投資者尤甚等。這些問題的正確解決對于證券市場的長期發展至關重要。三、證券市場與銀行業協調發展

在證券市場規模擴大和市值增加的同時，作為銀行資金的重要來源，居民的儲蓄增量呈現不斷下滑之勢。從去年6月以來，居民儲蓄增長率不斷下降，有的地方已經出現負增長。這就引起了人們的憂慮，提出了銀行和證券市場發展的相容性問題。從宏觀資金總量看，從銀行流走的一塊資金進入了證券市場是必然的，問題在于流動的合理性和規模分配格局應該如何理解。

篇（9）

（1）需求角度。CostasLapavitsas（2011）認為金融危機之后，政治經濟學將金融化與一蹶不振的經濟生產強制聯系在一起，但這并不代表金融化是致使經濟衰退的主導因素。金融化現象的產生標志著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正在進行系統的轉變，這是以企業、銀行、居民活動的轉變為特征的。楊琳、李建偉（2002）對中國金融結構升級與實體經濟結構升級的關聯機制進行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指出中國正處在金融結構轉型的攻堅階段，實體經濟結構升級需要良好的金融結構相配套。

（2）資源配置角度。Panitch和Gindin（2005）認為資本在金融領域的過度集中是資本主義本質屬性的體現。他們反對金融化擠出實業投資的觀點，認為雖然金融利潤的份額增長了，但總利潤的增加為企業再投資提供了更多資金。金融化實際上增加了風險資金的流動性，促進高新技術在不同部門間擴散，資金配置由低盈利部門流向高盈利部門。避免產業空心化的關鍵不在于去金融化，而是合理安排生產投資計劃，較好地利用金融利潤。王芳（2004），陳峰（1996），范方志、張立軍（2003），惠曉峰、沈靜（2006）通過實證分析證明了這一結論。

2.金融化阻礙產業結構升級

國外大多數學者認為經濟金融化雖然短期內實現了利潤快速積累，形成了經濟繁榮發展的表象，最終卻從負面影響了產業結構升級。

（1）投資角度。Lazonick（2010）對美國非金融企業的研究表明，金融化現象在美國的實體經濟部門已經比較普遍，造成了實體經濟的投資被擠出，這會壓縮實體經濟的創新空間，減緩產業結構升級。HeeYoungShin（2012）從亞洲金融危機的起因和后果出發，以韓國為例，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金融化確實降低了非金融企業和制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量。趙玉敏（2008）認為世界經濟金融化的趨勢增加了我國制造業對外部市場的依賴程度，同時增加了全球經濟的系統性風險。

（2）資本積累角度。OzgurOrhangazi（2006）深入研究了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及其對資本積累的影響，指出經濟金融化對資本積累產生負面影響，非金融企業金融投資和金融利潤的增加提高了這些企業潛在的脆弱性。管理層和員工的收入差異進一步拉大，這一現象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值得研究。大多數研究關注美國的金融化現象，而CaglaOzgur則將研究的對象轉向土耳其，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市場化行為導致了金融化現象，結果是導致了較高的財政赤字，高通貨膨脹和高利率，繼而改變了股東結構、市場結構和社會結構。

（3）價值鏈角度。從價值鏈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學者多從金融化的微觀定義出發，從兩個層面解釋了金融化的含義：一是非金融部門以金融而非產品作為利潤主要來源以及主要用途，表現為公司金融資產占總資產的份額不斷增長；二是公司采取分紅、股份回購甚至并購的方式將盈利用于增加股東回報，表現為股東財富中金融資產的份額增長。Milberg（2013）認為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股東價值導向”促成了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企業為了維持核心競爭力，將附加值低的生產工序外包給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全球價值鏈。產品的國際化生產與為實現股東短期價值的金融化相互促進，而通過離岸外包帶來的利潤更多地被用于金融投資領域，產品部門投資占比不斷下降。張慕瀕（2010）進一步研究了這種現象對產業結構的危害。他認為產業資本轉化為金融資本，擠占實體經濟的發展空間，加大產業調整的難度。

3.文獻評述

從現有研究觀點來看，關于金融化與產業結構關系的不同論述，歸根結底是所研究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國外文獻大多關注金融化對產業發展的危害，雖然研究視角多樣，但論述的核心都是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行為擠占了實體經濟領域投資，從而造成實業空心化，危害國家產業發展；國內只有少量學者持此觀點，部分學者雖然認為金融化惡化了國際市場環境，也承認金融化導致的金融危機使中國制造業損失慘重，但是他們更加強調金融化對我國產業升級的正面影響，即迫使產業結構升級，通過提高產品附加值，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根據現有研究成果，金融化這一全球性的趨勢，在我國表現出了不同的影響，這是由我國金融業、制造業發展的特殊階段決定的。從國內外文獻對比來看，國外的文獻關于金融化的理論探討更加深入和全面，歸納并探索出了金融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路徑，但是國外的研究幾乎都是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即使有少量研究發展中國家金融化現象的文章，也只關注金融自由化國家，如ElianeAraujo（2012）深入研究了巴西金融化現象。國內文獻關于金融化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機制剖析極為簡單，許多重要環節都是一筆掠過，研究深度不足。同時，已有文獻基本是從金融化與經濟發展的角度入手，折射出金融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經濟發展的論題固然重要，但是產業結構升級是經濟發展中最核心的要素，有必要進行針對性的研究。當前我國十分強調金融體制改革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具有極強的現實性和指導性。本文立足中國的現實情況，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深入分析了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二、經濟金融化影響產業結構優化的機制分析

經濟金融化定義為金融市場、金融交易和金融結構在規模和地位上的提高。具體來說，金融化描述了非金融部門與金融市場之間關系的轉變。這種變化首先表現在非金融部門在金融領域投資的增多，其次表現在總收入中金融收入所占比重的提升。這種金融投資和收入的增加表現為金融總資產占經濟總產出比例的增加，也就是經濟金融化的量化衡量指標———金融相關率。產業結構指國民經濟中各產業的組成及其相互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主要指第一、第二、第三產業之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第一產業包括農業和畜牧業，第二產業主要指制造業，第三產業主要指服務業。產業結構的變化規律表現為第一產業產值在三次產業總產值中所占比例下降，而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例逐漸上升。產業結構優化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指通過產業調整，使各產業協調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高級化，并最終達到產業結構均衡化的過程。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機制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1.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作用機制

產業結構合理化主要是指產業類型結構與產業比例結構配置的科學化。即要求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上，根據消費需求和資源條件，對初始不理想的產業結構進行有關變量的調整，理順結構，使資源在產業間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金融對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調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至少兩次優化的過程。一方面，現存產業中存在部分劣質產業，需要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使劣質資源因無法獲得資金而被淘汰，或者將其轉化為優質資源；另一方面，某些優質資源發展過慢而導致產業配置比例的失衡，必須通過金融資源的二次優化配置，來扶持這些發展較慢的優質產業。經濟金融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產業類型結構和產業比例結構的合理化。

2.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作用機制

產業結構高級化是指產業結構由低水平產業狀態向高水平產值狀態的動態發展過程。通過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過程，實現產業結構的整體產值狀態由低水平逐步向高水平的動態演進，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根本動力是科技創新。金融發展支持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過程主要包括了以銀行信貸為主導的間接金融支持和以資本市場為主導的直接金融支持，其核心目的是為企業的創新活動提供充足資金。間接金融支持主要是由政策性與補貼性信貸機制和市場性間接金融中的商業性信貸機制組成。

3.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均衡化的作用機制

產業結構優化的最終目的是達到產業結構系統中各個產業之間，以及產業發展與地區資源稟賦達到相互協調的和諧狀態。產業結構均衡化的核心是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避免資源浪費，使產業發展達到穩定狀態。一方面，市場競爭機制有利于資金的有效配給，使資金向優質產業流動和集中。另一方面，政府對市場性金融活動的干預有利于調節資金在不同產業間的配置，使資金使用達到帕累托最優。

三、指標選取及分析方法

1.衡量指標

（1）經濟金融化的衡量指標。英國經濟學家戈爾史密斯在其專著《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1961）中提出了衡量一國金融發展水平的數量指標———金融相關率（FIR），并給出了金融相關率的計算公式：金融相關率=金融活動總量/經濟活動總量。戈爾史密斯歸納出了構成金融相關率的七個因素，即貨幣比率、非金融相關比率、資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資比率、金融機構、新發行比率、金融資產價格波動和乘數等。按照他所考慮的諸因素計算金融相關率非常復雜，因此大部分學者采用一國全社會金融資產總值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表示金融相關率（FIR）。許多學者贊同采用金融相關率定量測度經濟金融化。如張慕瀕（2013）、豐雷（2010）、王芳（2004）等，蔡則祥（2004）在構建經濟金融化的指標體系時，指出金融相關率能夠反映經濟金融化程度和金融發展水平，可以在不同金融發展階段使用。參照前人的研究經驗，本文將采用金融相關率（FIR）作為經濟金融化的量化指標。金融相關率越高，可以認為金融化的程度越深。

（2）產業結構優化的衡量指標。產業結構優化具體可以分為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均衡化，因此本文將從這三個方面構造產業結構優化的衡量指標。

2.實證分析方法

為了避免模型出現偽回歸的現象，在本研究中首先將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慮殘差項序列相關的ADF單位根檢驗法，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對于非平穩性的變量進行處理使之成為平穩時間序列。如果變量是單整的，那么我們將對相關變量進行協整檢驗（Cointe-grationTest）分別確定經濟金融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均衡化之間的長期關系。

四、結論及政策含義

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機制主要是通過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均衡化三個方面進行的。實證分析的主要結論有：

①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確實受到經濟金融化水平的影響；

②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高級化表現出正向關系。說明在我國，金融發展拉動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金融證券化和虛擬化為產業發展提供資金，市場機制下，資金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從而扶持了高盈利產業，淘汰落后產能，構成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形成機制；

③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均衡化表現出負向關系，產業結構均衡化表現出“去金融化”發展。產業結構均衡化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二是產業發展穩定化。金融化標志著大量金融衍生品出現，資金更容易進入高盈利部門，投機性增強，不可避免地造成產業波動，導致產業結構的均衡性降低；

④近年來，西方國家的金融化趨勢并沒有侵蝕我國的金融發展，而是帶動了我國的金融化。產業結構優化是一個重要的命題，它是政府制定產業結構政策的目標導向。本文從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優化的視角出發，分析了在當今全球經濟金融化的大背景下，我國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機制及效果。基于實證分析結果，本文針對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協調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協整檢驗的結果證明經濟金融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是正向關系，而我國1978～2012年經濟金融化上升的同時，產業結構合理化卻表現出相反的趨勢。這說明雖然金融因素支持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其它影響因素卻阻礙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國民經濟各部門協調發展是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重要基準。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將社會勞動總量按社會必要的比例分配在各個生產部門，保證全部產品價值的充分實現，達到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協調發展。

篇（10）

首先，我要衷心感謝一直以來給予我無私幫助和關愛的老師們，特別是我的導師杜玲老師，班主任杜德斌老師、仲艷維老師，專業課聶華老師、汪雯老師、曾蕾老師，學院黃國華老師，黨政辦汪海洋老師。謝謝你們這四年以來對我的關心和照顧，從你們身上，我學會了如何學習，如何工作，如何做人。

篇（11）

二、國內外文獻綜述

金融作為經濟發展的衍生物，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完善，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同時它對于產業結構的影響也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

（一）國外關于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影響的相關研究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一直是國外經濟研究的永恒主題，并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經濟體系，但產業結構升級中的金融支持還不是很完善。金融發展理論根據思想流派和研究視角的不同，可以分為：①金融結構論。Goldsmith（1969）開創性地用金融相關比率（FIR）衡量金融結構發展程度、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認為金融規模與結構的差異是解釋各國金融發展和經濟績效差異的關鍵因素，金融發展的基本功能在于合理安排儲蓄和投資、有效地配置資金，為經濟增長提供資金支持。并提出隨著經濟不斷發展，金融相關率不斷提高但有限度，經濟發展至一定程度，產業發展重心改變，速度更替。②金融抑制論。Mckinnon和Shaw（1973）認為經濟的發展是金融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而金融的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手段，通過研究發現在發展中國家，存在金融抑制，投資的利率彈性為正值。金融發展可以提高實際利率，促進儲蓄和投資的增加，以此促進經濟增長。③金融功能論。Merton（1995）和Levine（1997）從金融功能入手，依據80個國家1960-1989年的數據，選取4個金融中介指標和4個經濟增長指標，通過實證手段研究金融中介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結果表明，金融系統通過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強儲蓄的流動性、優化資源配置、施加公司控制、促進風險管理、促進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不僅能夠加速資本積累的速度，而且有利于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發展，有力地推動經濟的增長。同時，國外學者認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產業結構優化，而產業結構優化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所以金融與以產業結構變動為特征的經濟增長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金融發展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二）國內關于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影響的相關研究

國內學者對于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優化的關系研究開展較晚，但發展迅速，研究主要集中于尋找兩者間的影響機制，希望找到金融支持與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的有效措施。在宏觀層面上，范方志、張立軍（2003）從理論上探討了金融結構轉變與實體經濟部門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聯機制，然后具體實證分析了1978-2000年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的金融結構轉變與產業結構升級以及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認為各地區金融結構轉變與產業結構升級以及區域經濟增長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金融結構的拉動作用由東部向西部遞減，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及產業結構差距是經濟發展差距的主要原因［1］。王紀全、張曉燕、劉全勝（2007）分析了我國金融資源的特點，并通過實證檢驗發現，在東部、中部和全國范圍內人均金融資源的增長確實促進了經濟的增長，而在西部地區則不存在這種穩定的關系［2］。在微觀層面上，蔡紅艷、閻慶民（2004）考察了中國金融發展對產業的影響，計算出中國39個工業行業的成長性指標，研究了資本市場內的資本流動與產業結構調整存在的互動關系。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大多著重于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理與作用路徑研究，關于區域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只是在經濟增長的機制中被簡單提及，沒有進行詳細而深刻的論證，同時對于區域金融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的界定還不明晰，因此，本文將重點剖析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產業結構的作用途徑，并以上海市為例，引用明晰的金融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優化指標，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探尋金融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3］。

三、上海市區域金融發展水平分析

作為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一直處于領先地位。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上海進入了金融業快速發展時期，逐步形成了多層次的銀行體系、日益健全的金融機構和逐漸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隨著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金融中介機構吸納資金的能力不斷增強，并按照經濟原則使儲蓄在各產業部門之間高效流動，調整資源配置狀態，提高投資效益和要素生產率，促進各種生產要素從萎縮部門向新興產業轉移，從而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為上海市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Goldsmith認為金融的發展是金融結構的發展，并提出了一直被視作金融上層結構相對規模的最廣義的指標——金融相關比率，其定義為某一時點上金融資產總量與實物資產價值總額（即國民財富）之比，如果將存款資金存量及其變化看作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階段的結果，那么貸款資金的配置就是推動該地區經濟發展的一種動力，貸款存量也是各地區的一種重要的金融資產。而在區域層面，如果不計流通中現金的影響，全部金融機構存貸款相關指標對金融發展水平的代表性在95%以上［4］，這與我國的金融資產絕大部分以銀行存款和貸款形式存在的事實相符，所以本文借鑒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立、王子明以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表示金融資產總量的方法，選取金融相關比率（FIR=(L+S)/GDP，其中L表示金融機構存款余額，S表示金融機構貸款余額，GDP為區域生產總值）代表區域金融發展水平［5］。金融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存貸款余額的數值越大，在GDP一定的條件下，其金融相關比率越高，反之亦然。圖1是上海市2005-2013年的金融相關率的變動情況，數據來源于上海市統計年鑒和上海市金融年鑒。自2005年以來，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總體上呈現出波動上升的態勢，從2005年的4.3826上升至2013年的5.2594，且從2008年至今，這種上升的幅度更為明顯，說明上海市的金融活動較為活躍，區域金融蓬勃發展［6］。同時上海市每年的存貸款余額均保持穩步上升的趨勢，說明上海市的金融規模在不斷擴大，且存款余額大于貸款余額，表明上海市的金融機構吸納資金和使用資金的能力在逐步提升，金融結構合理，環境相對安全，整個金融體系正在穩步健康發展［7］。

四、上海市區域產業結構優化水平分析

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市的經濟發展迅速，備受矚目。上海市從實際出發，積極地進行了三次工業改組，使產業結構逐步從重化工業到輕工業再向服務業調整，率先實現以第二、三產業共同推動的產業結構向第三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的轉化，1990年以來的浦東開發又加快了這一進程的推進，在開發開放的重要契機下，制造業開始經歷從傳統結構向現代結構的迅速轉型，先進制造業產業鏈擴展，金融、貿易和國際航運服務能力強化，對上海市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1999年，上海市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0%大關，意味著上海市的產業結構開始以服務經濟為主，2012年，比重首次超過60%，基本形成了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從開始到基本形成，上海用了12年時間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8］。目前，我國產業結構的整體情況是三次產業的產值均在不斷增加，第一產業的產值占比在不斷下降，第二、三產業產值占比之和相應上升，但由于地區主導產業的差異、工業化所處的階段不同，各區域的第二、三產業產值占比并未呈現出相同的變化趨勢。因此，采用產業結構優化率（第二、三產業產值之和在GDP中的比重）來衡量整體產業結構的優化程度，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占比來衡量各個產業的優化程度［5］。圖2是上海市2005-2013年的產業結構發展水平的變動情況，數據來源于上海市統計年鑒。近年來，上海市的產業結構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主要表現為第一產業占比較低，且在逐步下降，由2005年的0.8776降至2013年的0.5985，降幅高達31.80%；第二產業比重除在2009-2010年有小幅上升外，其他年份均明顯下降；第三產業在近年內一直保持著健康發展的良好態勢，比重迅猛增加，2013年達到62.24%，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這與產業結構高級化的變化趨勢大致相符。同時在日益完善的金融體系的支撐下，上海市的產業結構不斷地調整和優化，在完成“工業化”后逐步向“后工業化”階段過渡，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日益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為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支持。

五、上海市金融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優化影響的實證研究

本文用Eviews對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優化進行回歸，探索金融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一）樣本數據及模型設定本文選取2005-2013年上海市的金融相關率（FIR）來表示其金融發展水平，第二、三產業產值之和占該區域GDP的比重（CY）來衡量其產業結構優化程度，分別用第一、二、三產業產值占比（CY1、CY2、CY3）來表示上海市第一、二、三產業的優化程度，數據主要來源于上海市統計年鑒和上海市金融年鑒（2005-2013年）。由于時間序列模型一般是不平穩的，為了更好地研究變量之間的關系，本文設定了以下相關模型：①利用單位根（ADF）檢驗單個時間序列的平穩性；②分析時間序列的協整關系，得出具有長期穩定關系的回歸方程；③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進一步分析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二）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為了避免由于存在變量的非平穩性而出現虛假回歸，需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由于時間序列一般是不平穩的，但可以通過差分形式將其變為平穩，僅當回歸的兩個時間序列都是同階單整序列，才可能存在協整關系。為防止偽回歸，先確定區域金融發展水平（FIR）、產業結構優化程度（CY）、第一產業結構優化程度（CY1）、第二產業結構優化程度（CY2）及第三產業結構優化程度（CY3）的平穩性。本文采用Eviews中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檢驗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見表1）。由表1可知，FIR、CY、CY1、CY2和CY3的水平值在三種形式下和10%的顯著水平下均接受原假設，即它們的水平值是不平穩序列，而它們一階差分形式則在10%的顯著水平下均拒絕原假設，即它們是一階單整的，可能存在協整關系。（三）協整檢驗由于FIR、CY、CY1、CY2和CY3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如果它們的線性組合是協整的，則存在著長期穩定關系。為了驗證區域產業結構優化程度、三次產業結構優化與區域金融發展水平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采用Engle-Granger二步法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1）首先對FIR和CY、CY1、CY2、CY3序列進行回歸，得到回歸方程。（2）然后運用ADF檢驗對以上回歸方程的殘差項進行單整性檢驗，結果顯示，殘差序列拒絕了是不平穩的原假設，殘差序列是平穩序列，即FIR和CY、CY1、CY2和CY3之間均存在協整關系。（四）格蘭杰因果檢驗由以上的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結果可知，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與其總體產業及三次產業結構優化程度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但是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還不明晰，需要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對此問題進行說明。由上可知，在10%的置信水平下，拒絕了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不是產業結構優化和三次產業優化的原因，接受了上海市總體產業和三次產業結構優化不是影響其金融發展水平的因素的原假設，表明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是其整體產業結構優化和三次產業結構優化的決定因素。隨著上海市金融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總體產業結構和三次產業結構會不斷調整和優化，即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促進了其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六、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結論

由以上回歸結果和因果檢驗可知，從總體上來說，上海市高度發展的金融水平，通過影響資金流向的變化，調整區域生產要素的分配，使得上海市的產業結構日趨合理化、高級化和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上海市整體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但基于產業劃分的三個層次，考慮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對三次產業的影響是有差異的，具體表現為金融發展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一、二產業的發展，促進了第三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9］。結合回歸方程可得，每當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提高一個單位，上海市的總體產業結構會有0.002491個單位的優化，對第一產業的結構優化會產生0.002491單位的負效應，同時，第二產業的產業結構也會遭受0.087332單位的負面影響，只有第三產業能從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中受益，能夠得到0.089818單位的產業結構優化。這是因為目前上海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是現代服務業，所以會加大對第三產業的資金支持，因而難免忽視其他方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