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警察工作打算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在一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城市的一個偏僻的地方有一個破瓦頹垣,又很舊的小房子里,住著一個窮人名叫特爾。他每天都是去討飯而生。他有唯一的一些朋友,那只有它的家具,碗,椅子,與小筷條。因為這都是他唯一的朋友所以就為它們起了一個好名字;碗——小卡,椅子——卡爾床被,非飛快條,有特,它們全都有神奇的功能。
就在這么一天里,這天烈日當空。特爾拿著那個寶貝碗來到了十家街的中映地點里討飯。他看到了另一位窮人的一個孩子餓得連呼吸的力氣也沒有了,就把剛剛討來的一個臟面包遞給了那窮人。特爾從小就很善良,他把這個面包給了那孩子覺得那孩子還沒有好就忍住把面包店里的幾個最大的面包給了那窮人,立即叫窮人快拿著面包迅速逃跑,窮人她是順利的逃走了,但他還是被警察給捉住了,但他把希望的“種子”種了下去,那就是碗小卡,小卡知道特爾被捉拿走了之后和另一些家具們說了要救特爾的大計劃。特爾被關在了牢記,被以偷罰而關在那十年。但它們想通了辦法之后,打算明天就去營救特爾。
一天早晨,非飛帶著它的那些朋友——別的家具飛到了地牢的一個大窗口里看到了那愁眉苦臉的特爾對他說:“喂,主人,我們來了救你了!”特爾看到了它們在窗戶邊像是看到了金銀財寶似的高興地對它們說:“好的。”一開始是非飛帶著朋友——別的家具來到了牢記里看到主人,但掃興的是沒東西開門鎖,于是那筷條奇特把自己五馬分尸變成了一條條小木條兒拼成了一把木鑰匙把門上的鎖打開了之后便悄悄的死去,因為它把自己分成一條條的,所以就悄悄死去,但它在臨死前對大家:“要保護好主人。”這一句話,它們看到了筷條奇卡死后也全都眼淚直流三千尺。后來它們在警察的地方里跑著時,因為上方的一根有火的蠟燭掉了下來快要燒到特爾,之后非飛一飛抱住了特爾,非飛起火了,它被火燒死了,但還有一條小線兒沒被燒,特爾失聲痛苦的把那條小線拾起來裝到了口袋里。繼續回家,一個警察跑了過來,一槍打去特爾那,但碗說:“我不會讓你把主人殺死的。”跳上去,子彈正好打倒了碗兒,它裂開了,碎片掉到了特爾的口袋里,于是椅子卡爾帶著主人急速跑到的大門口里,正在他們走到絕路束手無策之時,卡爾把它的一個小塊像筷條一樣五馬分尸變成了鑰匙開了鎖。本來打算一起跑走,但是因為有一“堆”警察來到想去打住特爾,于是卡爾就沖了上去叫住主人快逃走,逃得越遠越好,于是特爾聽了卡爾的話,逃到了美國,它很想知道卡爾是生還是死,但也很確認卡爾死了。于是他到了美國意外的抽了獎卻得了100億美元,他買了房子等很多很多以前的家具成了一位富人又得了好的工作,現在正在美國五角大廈里工作著,他成了富人,但還沒忘記以前發生的事。
于是,不知在什么時候他以前的家具又重生了,他又過著那幸福的生活。
1月2日,很多上海市民自發到外灘送上祭奠的鮮花;網上也彌漫著悲痛的情緒。此時此刻,“逝者安息”的默哀,也是最無力的追逝:如果時間可逆,或許慘劇可避免,可說再多“如果”都只能徒增內心蒼白。但告慰逝者,不能止于喟嘆。對人禍探本溯源,對事故全面調查,才是告慰應有的落點。
對這次踩踏事故,很多人的直觀疑問就是:在這起踩踏事件釀成的過程中,政府方面的預警與安防在哪兒?要知道,面對這類大型活動,政府本該在可預期的人流密集地點制定擁擠預案,如新年夜外灘人流可能有多少人,一旦現場人流超過預估容量如何分流等。而前期工作外,現場秩序維護和應急預警,也不該缺位。
而據介紹,有關方面當晚確實也增加了街面觀察力量和值班備勤,饒是如此,對此次大型活動系統化的安防應對仍顯薄弱:從活動前的風險評估、警力布置、現場維持,到救援力量調度等,都跟不上“防禍患于忽微”之需。@上海就披露,截至當天22點40分,上海全路網客流已超過1003萬人次,創歷史新高,可相應準備并不到位,這也為出事埋下伏筆。
從親歷者的講述看,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察,就顯得缺乏必要的手段,有的用喇叭喊話“警察叔叔求求你們了,別再擠了”;有的警察連喇叭也沒有,“怎么攔都沒有用”。現場與后方間的溝通,某種程度上處于失靈的狀態。還有,在人流疏散上,也無周密計劃與部署。很多人都將事故歸因于,觀景平臺樓梯處有人上有人下擠在一起,形成對沖。而“對沖”明顯與人流通道設計不科學有關:合理方式應是上下分道、進出殊途,也就是“單行道”原理;或者采用分割空間的辦法,限制人群扎堆。
在人群高度聚集地帶的監控預警、現場處置上,沒考慮到各種情況、消除某些盲區;事發后缺乏應急預案,只能靠警察人力“強制切入”,以至于局面失控。這凸顯的,就是“最壞打算”的缺失。
而這起慘劇,也給公眾以提醒:對危險該有起碼的預防與感知。像事故現場,明明已擁擠不堪,卻還要“快點擠”,這是將自身推向危境。對應的,有關部門也應做好人流密集點提示和發出危險警告。
(一)宗旨意識淡薄,有特權思想存在。隨著各項工作逐步進行正軌,自己思想上也逐漸滋生了驕傲自滿的情緒。在執行職務時淡化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人民警察的根本宗旨,日常生活中過多地強化了警察的管理者和執法者的角色,淡化了服務者的角色,存在擺威風、耍特權的現象。
(二)與嚴格、公正、文明執法的要求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執法履行職責上,存在重實體、輕程序、重打擊、輕保護等現象。為了偵查破案,有時沒有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對法律賦予當事人、行政處罰相對人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重視不夠,保障不力。
(三)在嚴格遵守公安機關的各項規章制度方面,仍存在著未能真正做到以身作則,充分發揮領導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問題。
二、今后的打算和努力方向:
(一) 要加強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質,樹立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自覺地加強黨性煅煉,遵紀守法,廉潔奉公,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
我剛超速10公里/時,就被警察攔住。出示證件,下車,酒精測試,在完成例行的一套程序后,他面無表情地說我必須跟他走一趟。我立即小聲地說:“1000歐元。就現在,然后我們各奔東西。”他臉色變了,吃驚地問:“1000歐元?”“對,沒人知道,這相當于您一半的工資,不是嗎?”
接下來的對話是在警察局進行的。由于我是外國人,沒好意思給我戴手銬,但筆錄少不了。幸虧上級及時打來電話,解釋這是《論據與事實》周報與芬蘭警方聯合進行的一個試驗。那位警察向我道歉,送我到門口時他問:“您真的以為我會收錢嗎?我可不是,拿自己的工作冒險。拿錢后我可能就要去大街上掃雪了,也許連掃雪都不要我……”
連著一個星期,我在芬蘭數個城市做著俄羅斯每天司空見慣的事:向交警行賄。試驗都以我的失敗告終:所有警察都拒絕受賄。2007年,權威的非政府國際反腐敗組織“透明國際”公布的世界上腐敗最少的國家調查顯示:芬蘭名列第一,該國幾乎沒有賄賂,而俄羅斯排第143位。
“投訴和舉報輕而易舉”
然而,芬蘭上世紀70年代時情況還遠非這樣喜人:地鐵建設過程中曾有官員“吃回扣”,警察局“要人”接受了商人賄賂……
芬蘭人何以能根除在其它國家多年不治的“痼疾”呢?
警官帕西?肯帕伊寧告訴我:“我進入警察局上班時,已沒有任何賄賂發生。負責內部安全的部門會認真審查報考警校的學生,我們只要誠實的人。如果曾因超速、耍流氓或醉酒而被拘留,警校就會拒收。您想想,如果這個人曾違法過,又如何保證他不會受賄呢?這一政策已收到成效:現在94%的人信任警察,20年前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信任我們的工作……”
他認為,另一種辦法也確保賄賂無處藏身,即投訴和舉報輕而易舉。不用出家門,更用不著為見大領導而排幾小時的隊。只需發個電子郵件,描述一下事情經過,就可輕松完成投訴。俄羅斯有許多人認為,只有用酷刑才能阻止受賄,但芬蘭對腐敗的懲處相當溫和。平均會判兩年監禁,外加一大筆罰款。但后果會非常嚴重,比如,受賄者會被開除公職,從此不能在國家機關中工作,繼續就業將非常困難。在芬蘭,因腐敗被開除的官員往往很難找到好工作。
受賄的人因此越來越少。就算只收取一次賄賂,但如果被抓住,不良記錄將終身跟隨。你會不由地尋思:以身試法是否值得?
“稅務部門跟蹤記錄官員收入”
芬蘭公民養老金所的顧問彼得里?揚季對我說:“芬蘭官員被禁止接受貴重禮品。因為這可能是一種變相賄賂。法律禁止收取任何禮物,其中包括高級餐廳的宴請。咖啡和三明治可以,再多就不允許了。比如,商人請官員打高爾夫,官員必須自己付費,否則可能被視為賄賂。”
“有沒有這種情況,比如,官員蓋了棟豪宅,然后說這用的不是我的錢,是母親的積蓄或妻子賺的錢?”揚季的回答是:“不可能。芬蘭稅務部門跟蹤記錄官員家庭的收入和財產狀況,所有人的大宗開支都是明擺著的。部長妻子建豪宅?值得懷疑,那就得原原本本地向政府交代,這么多錢從何而來,并要出示相關證明。如果官員日子
過得明顯與收入不符,這是受賄的首個跡象。”
相信“高薪未必養廉”
芬蘭官員和警察算不上高薪一族,平均每月2500歐元收入。在赫爾辛基消費水平很高,有軌電車票2歐元一張,餐館隨便吃頓飯大約50歐元,租房子要800歐元。但芬蘭人不打算提高“人民公仆”的工資,因為他們相信:高薪未必養廉。
“那我們還有什么好姑息的!剝奪這個失職母親的撫養權不就完了嗎?”州杜馬議員娜塔莉婭·安德烈耶芙娜·斯維諾赫沃托娃已經忍無可忍,說道,“那個女孩子,你們看,很快就會被美國沒有孩子的家庭領養的。”
“現在我們討論的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根據我們的調查,這個失職的母親現在還欠五萬盧布的房租,因為沒有按時交費,她家的煤氣和電已經停供。”警察局中校加莉娜·謝爾蓋耶芙娜·扎科帕耶娃這時也插話了。然后她又把頭轉向那位被控失職的母親,問:“奧爾加·尼古拉耶芙娜,請您告訴我們,您打算出去工作嗎?”
“我一直在工作……”那位母親低聲說。
“對不起,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護士。”
“那這到底是為什么?還清五萬盧布的房租就那么難嗎?”馬緬托娃主席冷笑了一下,又說:“斯維諾赫沃托娃議員,您拖欠房租了嗎?”
“當然沒有,雖然作為州議員,我的工資并不高,只有八萬五千盧布,好像比州長還少。”斯維諾赫沃托娃議員微微一笑回答。
“你們以為我們在警察局工作工資就高了嗎?我的工資才六萬七千盧布,包括工齡和職位工資。”警察局中校扎科帕耶娃搶著說。
“我的工資也不多,七萬盧布。我不收受賄賂,而且還要自己供女兒上大學。您呢?奧爾加·尼古拉耶芙娜,您的工資是多少?”區檢察官別卡索娃還沒忘了問那位被控失職的母親。
“七八百盧布……”那位母親的聲音更小了。
“那我們還有什么好姑息的!剝奪這個失職母親的撫養權不就完了嗎?”州杜馬議員娜塔莉婭·安德烈耶芙娜·斯維諾赫沃托娃已經忍無可忍,說道,“那個女孩子,你們看,很快就會被美國沒有孩子的家庭領養的。”
“現在我們討論的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根據我們的調查,這個失職的母親現在還欠五萬盧布的房租,因為沒有按時交費,她家的煤氣和電已經停供。”警察局中校加莉娜·謝爾蓋耶芙娜·扎科帕耶娃這時也插話了。然后她又把頭轉向那位被控失職的母親,問:“奧爾加·尼古拉耶芙娜,請您告訴我們,您打算出去工作嗎?”
“我一直在工作……”那位母親低聲說。
“對不起,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護士。”
“那這到底是為什么?還清五萬盧布的房租就那么難嗎?”馬緬托娃主席冷笑了一下,又說:“斯維諾赫沃托娃議員,您拖欠房租了嗎?”
“當然沒有,雖然作為州議員,我的工資并不高,只有八萬五千盧布,好像比州長還少。”斯維諾赫沃托娃議員微微一笑回答。
“你們以為我們在警察局工作工資就高了嗎?我的工資才六萬七千盧布,包括工齡和職位工資。”警察局中校扎科帕耶娃搶著說。
“我的工資也不多,七萬盧布。我不收受賄賂,而且還要自己供女兒上大學。您呢?奧爾加·尼古拉耶芙娜,您的工資是多少?”區檢察官別卡索娃還沒忘了問那位被控失職的母親。
“七八百盧布……”那位母親的聲音更小了。
“那您再多打幾份工吧!您可以去給重癥病人倒便壺,到病人家里去注射,還可以去其他的樓里打掃衛生。”眾人一番商議后,終于替這位母親想出了一個好辦法。
內蒙古警察職業學院作為公安教育前沿陣地,多年來為民族地區培養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公安民警,為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近幾年來,隨著國家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公安工作不斷發展變革,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公安院校招錄培養體制改革的。學院舊的辦學思路和教學模式已經不適應新的需求,應從民族地區公安工作和學院的實際出發進行全方位的改革,其中教學改革是核心。
一、內蒙古警察職業學院的歷史與現狀
內蒙古警察職業學院是唯一的公安政法類專科層次的高等職業院校,列入公安系列,同時兼掛內蒙古政法干部培訓學院牌子。內蒙古警察職業學院前身是1948年3月成立的內蒙古公安部直屬訓練科,1980年改建為公安干部學校、人民警察學校,2001年4月,經自治區人民政府批準組建為內蒙古警察職業學院。2002年9月,法學校并入內蒙古警察職業學院,2008年開始招收改革試點班學員,2012年停止招錄,招收改革試點班的學員。
內蒙古警察職業學院的發展進程可根據其教學對象的變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1年之前的中專教育。2001年之前,學校的辦學層次為中專學歷教育,學校名稱為人民警察學校。學校的教學對象為初中畢業生,學生就業方式是統一分配。這段時間既是學校穩定發展期,也是比較封閉時期。第二階段是從2001年到2012年。這段時間是學校發展史上變化多端的時期。主要表現在:2001年學校辦學層次提升為為大專,期間也招錄了幾年的初中畢業生;2008年開始招收改革試點班學員;2012年停止招錄大專生,只辦試點班的教育培訓。2001年學校上升為大專院校以后,雖然辦學層次提高了,但是由于學生就業問題,加上受全國公安院校招錄培養體制改革的影響,學校發展進入了困境。第三階段是2012年停止招收大專生。今后學校繼續辦“學歷教育”,還是只走“培訓教育”的問題正在探討中。
二、學院教學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當前,我校正處在辦學轉型期,需要進行多方面的改革。教學工作中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思想認識上存在誤區
多年來,內蒙古警察職業學院作為內蒙古地區公安教育的前沿陣地,尤其在2001年以前“統招,統一分配”的招錄培養體制下有一種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就是學生就業上的優越感,不管學生素質如何畢業后都能被分配到公安機關工作。這種優越感使得學校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學質量,老師也養成了應付教學工作的習慣。從2001年學校辦學層次提升為大專至今,在教學方面有了一定的改觀,但教學工作的重要性還沒有被提升到真正的高度。
(二)師資隊伍建設存在問題
教學工作質量主要取決于教師素質和能力。作為公安高等院校,除了開設一些基礎理論課程外,大多是公安業務方面的專業課程。這些專業課程的教學和科研水平是學校發展核心競爭力所在,其實質是師資力量問題。我校教職工285人,其中專任教師174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等副高級以上職稱71人,碩士學歷28人,在職攻讀碩士研究生18人,博士學歷的3人,在讀博士1人。師資隊伍在年齡結構、職稱比例等方面比較合理,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老師公安業務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較差。我校大多數中年以上老師是本校早期的中專畢業生,是學公安專業出身,懂公安業務,但是不夠專業,對前沿理論問題掌握較少。然而,學歷層次較高的年輕老師大多是從普通院校畢業的非公安專業出身,加上后期的公安業務理論學習和實踐鍛煉較少,對專業“不專不博”。學校要培養出適應時代要求的高素質的公安專業人才,必須要有高素質的師資隊伍。很顯然,我校老師專業水平和科研能力還不能滿足學院進一步發展的要求,需要進一步提高。
(三)教學方式、方法不當
公安教育與其他教育相比,更加注重應用性和實踐性。目前,學校日常的教學中多數老師仍然采用以灌輸為主的教學模式,即靠一本書、一支筆和一張嘴來工作。在教學內容上注重課本理論知識的教學,忽略了理論聯系實際。教學中使用的教材陳舊、教案內容多年不變。這些教學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嚴重影響了教學效果。此外,教學工作中還存在著教學硬件條件、教學文化環境較差等等問題。
三、學院今后深化教學改革的舉措
公安院校招錄培養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今天,內蒙古警察職業學院作為民族地區公安教育的前沿陣地,應給自身準確定位,要找準自己的發展空間和前進的方向,要提高教學質量加強核心競爭力。從我院實際出發,筆者提出了幾點教學改革舉措:
出國留學之前,石子堅在天津市某司法機關工作,妻子東華是一位普通的銀行職員。雖然收入不高,但小日子過得也有滋有味。
結婚第3年,女兒石姍出生了。“從那時起,我心里才真正開始有家的概念,一個自己的家,三位一體、不能分割的家。”石子堅回憶說,結婚6年,他們前后搬了5次家。每次搬家,夫妻倆都親自把大衣柜、沙發等大物件,從5樓6樓上搬下,然后,丈夫騎三輪,妻子推車,一趟趟運到新家……在娘家從沒干過重活的東華,也和丈夫一起流著大汗,沒抱怨過一聲。
1988年,已擁有兩個自學本科文憑,仍然不滿足于現狀的石子堅產生了出國深造的想法。原以為妻子不會贊成,沒想到她竟然百分之百地支持:“將來你留學回來,北京都會把你當人才!”通過幾番周折,石子堅拿到了美國華盛頓大學刑偵系的錄取通知書,并獲得簽證。當年8月,他揣著用全家僅有的現金兌換的200美元,登上了去美國的國際航班。與妻子相擁告別的那一刻,他淚流滿面,心想:“我們什么時候才能再見?”那一年,他34歲。
出國前,他和妻子的想法一樣:“拿個文憑回來繼續工作!”當有人表示不理解時,他理直氣壯地說:“怎么可能不回來?我是中國人,老婆孩子還在家等著我呢?”但后來發生的事讓石子堅漸漸改變了初衷。
第二年底東華向單位請了半年的探親假,帶著5歲的女兒到美國與丈夫陪讀。按東華的計劃,她假期一完就回國。一家三口在一套簡陋的房子住下后,石子堅開始籌劃下一步的生活:兩口子都得出去打工掙錢,女兒石姍必須上學。他交了300美元學費,為妻子報了一個半年期的英語速成班。盡管聽不太懂,但東華還是堅持了下來:白天上課,晚上打工,掙點錢應付家用。
半年的假期很快就要過去了。一天晚上,東華對石子堅說:“我們收拾收拾該回國了,要不然,單位該把我開除了。”石子堅愣了一會兒說:“那么多人削尖腦袋想到美國來,你卻要回去。”東華不以為然:“坐辦公室拿工資,穩定又輕松。我在這里能干什么?”
石子堅搬出了女兒:“石姍剛剛上了半年學,英語還沒學會幾句,就這么回去虧不虧啊,你也得為孩子的前途著想吧!”東華沖進廁所,關上門,哭了起來。
這是他們結婚后第一次吵架。僵持幾天之后,東華妥協了:“那好,等你畢業咱們就回去!”石子堅不敢再和妻子爭吵,默許了。
東華雖然極不情愿留在美國,可吃苦的勁頭并不比別人差。她先是找了一份給人看孩子的活兒,后來又在圖書館整理圖書、給餐館當雜工……雖然掙錢不多,可她并不嫌棄:“閑在家里也沒人送錢上門,能掙幾塊是幾塊。”有段時間,兩口子每天晚上都要守著餐桌包餃子。包好了,裝袋、冷藏,然后送到餐館。夜深入靜,兩個人很少說話,都專注在手上的機械勞動。“那一陣我們包的餃子,都夠我們這輩子吃的了。”
兩年多的時間里,兩口子心里寫著不同的關鍵詞。石子堅是讀書、打工;東華是掙錢、回國。夫妻倆幾乎沒有休息日,沒有娛樂,甚至連談心交流的時間和興致都沒有了。兩個人內心世界發生了什么?誰也摸不到底。
我們的感情戶頭暫時還不能關閉
1991年秋天,石子堅終于完成學業,成為華盛頓大學刑偵系培養出來的第一個中國大陸碩士畢業生。按原來與妻子的約定,石子堅完成學業后就回國,可他早就另有打算:跨入美國主流社會。“不搏一把就回國,怎么甘心呢?”這一回,東華沒有強烈反對。她想給丈夫一個機會:有了碩土文憑,他總能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
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簡單。因為沒有美國國籍,許多好機會石子堅只能望洋興嘆。他只好找了一份獄警的工作。“沒辦法,既然要進入美國主流社會,就只能從最低點做起。”
石子堅提出了新的歸國時間表:“等我入了籍,5年后再說回國的事。”這是又一次漫長的等待,但東華還是暫時接受了。不久,她也找到了一份全職的工作:在一家電話公司向中國人推銷長途電話業務。因為能說會道,她的銷售業績總是名列前茅,自信心也水漲船高。
東華對石子堅的專業和職業選擇漸漸有了怨言:“當警察也沒幾個錢,而那些混成白領的中國人,不但買得起大房子,還能供養老婆。這樣我們還真不如回國。”可石子堅不以為然。他堅持要圓自己的美國夢。
兩口子爭吵越來越頻繁,爭吵之后就是冷戰,常常一個星期,甚至十幾天彼此不說話,直到有什么事情不得不開口,這一輪冷戰才算結束。女兒無處可躲,被迫成為父母爭吵和冷戰的旁觀者。她從不邀請同學到家里來做客,因為她為自己的這種家庭環境而自卑。
時光就在他們的爭吵和冷戰中過去了。1998年,石子堅如愿以償地加入了美國國籍。他不但沒有提起回國的事,相反還打算在美國再搏一把:有了美國戶口,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申請當高級警察了。很快,他就在華盛頓州的蒙郡當了一名警官。
盡管東華暫時放棄了勸丈夫回國的努力,但對他的美國警察夢還是不感興趣。她希望石子堅能找一份收入更高、更有前途的工作。而她自己辭去了電話公司推銷員的工作,注冊了一個旅游公司,專門接待國內來美國考察的團隊。生意紅火的時候,石子堅也被她動員過來幫忙:導游、翻譯、司機、保鏢,身兼數職。雖然錢賺得更多,可他打心眼里瞧不起這份差事,更不甘心受老婆的支使。旅游做起來了,夫妻倆的沖突也開始升溫。夫妻倆形容,從考察團賺來的鈔票,張張都是他們夫妻矛盾的見證。
東華漸漸心灰意冷,她不想終老在美國。在又一次激烈的吵架之后,她提出了離婚的要求。“咱們先立個協議,先別讓孩子知道。等石姍大學畢業再正式辦手續。”身心疲憊的石子堅在離婚協議上簽了字。隨后,東華立即動身回了一趟國,用自己的錢在國內買了幾處房子,全部裝修出租,準備將來以房租供養自己的老年生活。
離婚協議書被他們各自鎖進保險箱之后,雙方遵守約定,在女兒面前保守秘密,日常開銷各自負責,兩人之間的矛盾和爭吵一下子少了許多。女兒石姍到加州上大學去了,家里就留下了石子堅和東華,還有那條蘇格蘭西高地白更Baby。女兒不在家,Baby就成了兩個成年人的聯絡紐帶。有時候,兩個人誰都不愿打破僵局,就用Baby當中介,假裝對著它,其實卻是說給另外一個人聽,而遛狗、喂食這些必須要做的事情,也讓他們找到重新交流的臺階。于是,這樣的情景經常在家里出現:東華叫一聲:“Baby,該吃飯了!”石子堅就走過來坐在餐桌前,Baby也跑到它的食盆前享受自己的美食。吃完飯了,石子堅叫一聲:“Baby,該出門了!”東華就走出廚房,換上衣服,默默地跟石子堅一起遛狗……
其實,不管是石子堅還是東華,兩個人都想繼續維持這份婚姻。有一天,石子堅特意到一家商場買了一件價格昂貴的衣服。回到家,他裝作漫不經心的樣子將盒子遞給東華。她一邊打開一邊問:“給我買的?”因為石子堅很少給妻子買東西。“對啊,給你的。”東華穿戴整齊,在鏡子跟前左照右照,臉上露出笑容。石子堅感覺到,自己主動示好和東華的滿意都存進了那張看不見的感情存折。“我們的感情戶頭暫時還不能關閉呀。”
我們再不會失去什么,剩下的只有獲得
2005年,因為《我在美國當警察)一書的暢銷,石子堅在中國內地成為名人。人生又一扇大門向他敞開。他做出了一個決定:回國定居!女兒石姍已經長大成人,不用父母操心了,自己的美國夢和警察夢也都實現了,葉落歸根,他想在人生最后幾十年再為中國做些事情。
按照夫妻倆原來的約定,女兒大學畢業之日,就是他們正式離婚之時。幾年風雨過去了,東華心里怎么打算?回國之前,石子堅想對他們的婚姻做一個了結。
“真的?”聽了石子堅的這一決定后,東華眼光一亮,追問了一句:“那我們還離不離婚?”“離婚是你先提出的,你說呢?”東華緊緊抱著Baby,沉默了一會兒說:“我們不離了行不行。我千辛萬苦跟著你到美國,熬了這么多年,孩子也大了,錢也不發愁了,本來可以享受一下的時候,婚姻倒沒了,是我人生的失敗。”
東華拉著石子堅的手,默默地揉搓著:“咱們一起回國。將來你老了,我伺候你!”石子堅樂了:“那時候你不也老了嗎,說不定還是我照顧你呢!”
于是,兩口子開始計劃回國后的生活。在“談判”的最后,石子堅和東華再次分別給予了對方此生最鄭重的承諾:不離不棄,攜手此生!
2005年3月,石子堅和妻子,還有Baby――起回到了中國。他們的女兒石姍留在美國繼續大學最后一個學期的學業。
經國內有關部門批準,石子堅將以特聘警務教官的身份回國訓練特警。在隨后一年多的時間里,他一邊給警官訓課,傳授美國警察的先進管理理念、方法,以及警務技能,一邊寫作他的《我在美國當警察》續集。
7月的一天,從美國回到中國與父母團聚了一個多月的石姍又要遠行了。石子堅和東華把她送到首都國際機場。一家三口在17年前石子堅離開中國時合影的地方,再次留影。17年前,石子堅和東華正當青春年華,而石姍才4歲。如今,女兒已經成了“香蕉人”(意指從小在美國接受教育的皮黃肉白的亞洲人),與父母漸行漸遠了。做父母無法改變這一切,惟一能做到的是,在女兒離去之前,抓緊時間多多享受難得的團聚時光。
梅智慧好生興奮,他眼骨碌一,手一拍,打算先瞧瞧爺爺的大書房,平常爺爺總不讓進。
剛進爺爺的大書房。“哐當”一聲,梅智慧一不留神,摔跤了。
瞧這一摔,喲呵,不偏不歪,不斜不正,恰好腦袋瓜子摔進了一個痰盂里,一個爺爺剛好昨兒才買還沒用過的痰盂。
梅智慧兩眼瞪得如同玻璃球般大小,半句話都不敢喊,只是嚇了一大跳。
屋里面的空氣頓時凝固了起來。
不過一會兒工夫,倒在地上的梅智慧放聲大笑,臉頰向上一扯,又提了提鼻子:“呀媽呀,嚇死我了!”
梅智慧一個超級標準的鯉魚打挺兒,“嗖”的一聲,他站了起來。
可是,梅智慧頭上的痰盂卻怎么取都取不下來了,他用手用力掰,也沒有用。
“這——”梅智慧跺著右腳,右手打著響指,“這可怎么辦呀?老是往外掰有用嗎?”
梅智慧,沒轍兒了,這會子真成了“沒智慧”了。
陽光慢慢地射進了客廳,射進了整個家,有些刺眼。
“叮咚,叮咚”,就在這時,媽媽回家了。
梅智慧打開了門兒,對媽媽微微一笑。媽媽見梅智慧頭上有一個痰盂,哭笑不得,瞳孔瞬間放大,像極了小玻璃球兒。
“這該怎么辦呢?”媽媽用左手撓了撓后腦,著眼珠,翹著嘴巴,又跺著右腳。
媽媽雙手一拍,想到了一個好辦法,她立馬跑到電視機旁,找到了座機拔通了“110”。警察叔叔立馬出現在了門口。
警察叔叔摸了摸胡子,嘴巴一翹,想到了一個辦法。
“就用鋸子切開痰盂吧!”
“啊……”
“這,孩子……”
完了完了,這回死定了,這萬一……
梅智慧浮想聯翩。
窗外不知什么時候,逐漸變暗了。陽光突然溜進了云層。
梅智慧雙手一抬,肩一抖,搖了搖頭,無奈了。
“??mdash;—”施救工作這樣開始了,恐怖!電鋸切割著痰盂,一刀又一刀。
不過一會兒,梅智慧樂開了,因為再一次有驚無險。痰盂也被取了下來。
晨練的爺爺回來了。“啪”一聲關門聲,爺爺脫了外套進了客廳。
梅智慧面帶微笑,一個標準的鞠躬禮:“謝謝警察叔叔!謝謝您!”
爺爺見自己新買的痰盂分了家,拍著肚子,剛剛一笑,竟然僵在空氣中。
“小伙子!”警察叔叔摸了摸梅智慧的頭,“暑假生活,安全第一哦!”
強勢妻子美國訓夫趕走公婆
要是沒發生這起震驚了全美華人的槍擊案,刁麗的父母刁書業和張靜將于2016年4月15日中午乘飛機回到成都,然后去參加高中同學的聚會。
刁書業今年60歲,和張靜退休前均是成都一所私立學校教師,酷愛書法和繪畫。刁麗是他們的獨生女,2003年畢業于四川大學華西醫學院護士專業,并在華西婦女兒童醫院做了多年護士。
2007年,刁麗和回國探親的汪勛厲相識了。
汪勛厲35歲,在美國一家軍火公司做工程師,是一個會讓很多女孩心動的男人。不久,刁麗便和汪勛厲登記結婚,然后去了美國生活,并接連生下3個孩子。
汪勛厲也出生于成都。父親汪志強是一位航空航天專家,他剛上初中就被父親接到了北京。但在北京,汪勛厲很快發現他的一口四川話常被同學嘲笑,日久天長他上學時就很少說話了。不僅如此,在班上,同學們不管是誰只要叫他做事,汪勛厲都會老老實實去做,可即使這樣,有同學還是會時常欺負他。
汪勛厲上高中時,汪志強去了美國講學,然后便留在了大洋彼岸。1992年,汪勛厲20歲時被父母接到美國,一年后考入帕沙迪納社區學院,后來轉學到加州州立工藝大學電子工程專業,1998年畢業時獲得了學士學位。
汪勛厲雖然到了美國全新的環境,但性格依然內向和懦弱,他從不敢和同學討論問題,更不敢在公眾場合發表意見。
汪勛厲大學畢業后,他很快便去了新墨西哥州國家無線電天文臺工作,兩年后又跳槽到了波音公司。2003年,汪勛厲進入一家號稱是美國五大軍火企業之一的公司做工程師,收入頗豐,不少大學同學開始對他刮目相看。
然而,汪勛厲還是不善言談。他剛進入軍火公司時,由于工作性質需要時常上臺演講,但汪勛厲每次都會吞吞吐吐。公司主管了解到他的性格,就將他安排到了另一個不需要過多和人打交道的崗位上,汪勛厲竟漸漸成了團隊中能力最強的工程師,并因喜歡而收藏了20多把不同類型的槍支。
和刁麗結婚后,汪志強夫婦拿出多年積蓄,為兒子購買了一棟連體住宅,作為小兩口婚后的安身之地,汪勛厲對此很感動。他多次對妻子說,往后要好好孝敬父母,讓兩位老人安度晚年。
刁麗和很多成都女孩一樣,在婚姻生活中很霸道,她到美國后就要求丈夫把每月工資全都“上交”。汪勛厲本來就懦弱,又遇上了這樣一位強勢女人,他在家中很快成了名副其實的耙耳朵,身上常常只有10多元錢……
妻子的強勢,汪勛厲雖然能忍受,可汪志強夫婦看不下去。特別是汪勛厲的母親,有一次聽刁麗又大罵兒子,她終于忍不住上前說:“我們家的勛厲是沒本事,要不你怎么會嫁到美國來呢?”刁麗聽出了婆婆的話中帶刺,便又和老人吵起來。晚上,她便對汪勛厲說:“你要是不讓你的爸媽搬出去,我就離開這里!”
懦弱男人家暴后失去工作
這么多年來父母在美國打拼,全都是為了自己,汪勛厲因此很難答應妻子的要求。可不答應,刁麗又不會善罷甘休,汪勛厲跪下再三懇求,但刁麗的態度沒任何改變。
終于,汪志強說:“老伴,不要再讓兒子為難了,我們搬走吧。”夫婦倆于第二天便從他們用一生積蓄買下的房子里搬了出去。
汪志強夫婦在美國又開始了租房居住,時常搬家。2011年年初,夫婦倆需要又一次搬家時,他們萌生了回成都定居的念頭。雖然汪勛厲并不贊成,但還是沒有拗過父母。
父母回成都了,汪勛厲一下子很失落,他感到自己在生活中是那么無能,中學時就常被同學欺負,如今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卻連年邁的父母也照顧不了!
汪勛厲更沉默了,每天工作后回家,他和妻子根本不說幾句話,有時候甚至連孩子也不愛理睬。丈夫情緒上的變化,并沒引起刁麗注意。相反,她認為只要公公和婆婆回了中國,她的家庭生活就會從此風平浪靜,根本沒想到一場更大的風暴很快就將襲來。
2013年4月,汪勛厲的母親因病住院,汪志強聽醫生說有可能要做手術,他便給兒子打了電話。汪勛厲立即要趕回成都照顧,不料刁麗卻阻止他說:“又不是要死人的病,寄點錢給他們不就行了嗎?”
兩個人因為這件事第一次發生了爭吵,汪勛厲說不過妻子,但多年積壓在心里的委屈和憤怒,這時候突然全都爆發了,他索性大打出手,抓住刁麗又打又踢。
刁麗雖然很強勢,但她在體力上還是沒辦法和男人對抗。這樣,遭受了丈夫的一陣拳腳后,刁麗撥打了報警電話。警察趕來后,發現刁麗有被毆打的痕跡,便詢問她有沒有被丈夫用槍威脅,刁麗的英文不太好,沒能完全聽懂警察的問話,便認為警察是在詢她家中有沒有槍支,于是將警察帶到了汪勛厲藏槍的房間,警察在這里共搜查出23把不同的槍支,其中包括一些全自動攻擊性武器。
新墨西哥州有關限制槍支的法律不如加州嚴格,而他所收藏的一部分槍支則是在新墨西哥州注冊的,汪勛厲因此被警方逮捕。盡管調查后,警方很快確認汪勛厲此前并沒有槍支犯罪的記錄,他被釋放了,但他的生活卻由此發生了很大改變,不僅丟掉了軍火公司的工作,還因為聘請律師花了很多錢。
汪勛厲沮喪不已。但更讓他灰心的是,刁麗這時候又逼迫他賣掉了父母辛苦一輩子購買的房子,然后便帶著3個孩子回了成都,并拿走了賣房款。
探親老人命喪女婿槍下
刁麗帶著孩子走后,汪勛厲的情緒十分低落。盡管他很想重新找一份工作,掙錢早一天再把妻子和孩子接回美國,然而,汪勛厲很快發現,因為在警方有了案底,很多大公司根本不可能再聘他,汪勛厲最終只得去了一家小公司。
剛開始時,汪勛厲并不打算把在美國發生的事告訴父母,可刁麗帶孩子們回到成都后,這件事很快就在親友間傳開,汪志強夫婦自然也聽到了風聲。再三追問下,汪勛厲無法再隱瞞,只好實話實說了。
聽兒子說連美國的房子也賣了,汪勛厲的母親格外生氣,立即就要去找刁麗理論。丈夫汪志強攔住她說:“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就算找刁麗理論又有什么意義呢?兒子的性格你也了解,就是太懦弱,他的婚姻才會被搞得這樣糟糕,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如何想辦法幫他把這個家庭維持下去。”
汪勛厲的母親雖然對刁麗不滿,但她也不愿意看見兒子家庭破碎。
刁書業夫婦對女兒和女婿在美國的生活過去了解很少,一直認為他們生活得不錯。直到這次女兒和幾個孩子回成都,夫婦倆才聽說了女兒和女婿在生活中不和諧的聲音,他們便多次批評刁麗:“夫妻應該相互忍讓和寬容,遇上了困難更應該彼此幫助,怎么能扔下丈夫就帶孩子一走了之呢?”
而這時候,汪志強夫婦上門拜訪,還把小兩口不和的責任全都攬在了兒子身上,刁書業夫婦更加感動,和汪志強夫婦一起做起了勸說女兒的工作。
幾個月來,刁麗也有所反思,并就當初讓汪志強夫婦從家中搬走向老人表達了歉意。于是,汪志強夫婦打電話叫兒子回成都接她和孩子們。
2014年夏天,汪勛厲從成都接回妻子和幾個孩子后,他還是在那家小公司做工程師,掙著年薪4萬多美元的工資。汪勛厲的壓力更大了,可他還是不善于把壓力釋放出來。然而,家里的收入大幅度減少,就算丈夫不說,刁麗也能感到這樣的壓力有多大。2015年年初,刁麗向汪勛厲提出她打算去找點事做的想法。
汪勛厲很反對。在他看來,這幾年全是自己工作養家,刁麗要是也出去做事了,不就更證明自己是個沒本事的男人,連掙錢養家也不能了嗎?可這樣的理由,汪勛厲又沒辦法說出口,他便開始沒有任何理由地阻攔刁麗找工作。
刁麗的脾氣又爆發了,她索性不再征求汪勛厲的意見。很快,刁麗便找到了一份護理工作,而且薪水比汪勛厲的工資高很多,無形之中讓汪勛厲更加自卑。
2015年7月,汪勛厲被公司解聘了。之后,汪勛厲又四處求職,但他很快發現,因為幾年前留下了案底,不少公司還是婉拒了他的求職。碰壁的次數多了,汪勛厲原本已淡忘了的對妻子的怨恨又漸漸膨脹起來。他認為,要是那次家庭糾紛后,刁麗不打電話報警,警察就不會來到家中,更不會搜出他所收藏的槍支和讓他留下案底,造成他如今連工作也找不到。
此后幾個月,汪勛厲雖然嘴上不說,但他對妻子刁麗卻由怨變恨。
2015年10月,刁麗的父母刁書業和張靜由成都到美國探親。此后4個月雖然一家人相處得很融洽,卻沒有人發現汪勛厲心理的微妙變化。在這個膽小、懦弱卻又異常敏感的男人看來,刁麗和她的父母之所以能在美國團聚,完全是因為他的父母過去打拼多年的結果。可到頭來,刁麗的父母能到美國享受天倫之樂,而他的父母卻只能遠在成都忍受孤獨,這樣的思維和想法讓汪勛厲心理上的落差越來越大。這種強烈的落差,終于讓他在2016年4月12日爆發。
洛杉磯時間這天晚上8時許,由于已購買了第二天回成都的飛機票,女兒刁麗又去上夜班了,刁書業就在妻子收拾行李時打算再叮囑女婿幾句話。他便找到汪勛厲說:“男人應該是一個家庭的頂梁柱,刁麗畢竟是女孩,她能每天辛苦去賺錢,你有什么理由不去找一份工作呢?”可刁書業的這番話竟惹來了女婿獅子般怒吼:“我今天這樣無事可做,全都是刁麗一手造成的,她賺錢辛苦是她自作自受!”
半年前,劉光榮還是一名刑滿釋放人員,不能被周圍人接受。他認為自己的變化要歸功于“村官”吳健。與其他村干部不同,吳健并非豐碑村人,而是彭州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
在2007年11月開始的村級換屆選舉中,彭州市公安局選派102名警察,以“公推直選”的方式進入各村支兩委班子,在全國首推“警察村官”制度。
“警察村官”的背后是農村基層組織的渙散、社會治安形勢的嚴峻,以及過去警民關系的疏遠。“民警做村官,會經常去村里轉轉,了解群眾的真實想法,警力進一步下沉,這勢必將拉近警民關系”。彭州市公安局局長段道理說。
這項被認為是創新的舉措得到成都市公安局的認可。據悉,成都將在全市農村地區推行“警察村官”制度。
催發警察進村
彭州位于成都西北30多公里處。近年來,當地砂石、礦產資源的開發力度加大,建筑項目增加,伴隨而來的是黑惡違法犯罪的猖獗。根據彭州市公安局提供的資料,2005年該市每天平均發生的刑事案件為5.1起,2006年這一數字為4.7起。
麗春鎮是彭州經濟、文化重鎮之一,其特色在于種植名貴蘭草,蘭草經濟的興起也讓麗春成為盜竊、搶劫等刑事犯罪的高發區。“城里發生的各類新型案件,在麗春都找得到影子或苗頭,我們必須要以有限的力量,想方設法遏制不斷增長的治安、刑事案件。”麗春派出所所長曾軍說。
2006年8月20日,彭州警方在麗春鎮搗毀一個制造冰毒的“地下工廠”,現場收繳固體成品冰毒6960克、半成品及氯胺酮990,35克,這是該市近年來最大的一起制毒案。在兩個月的時間內,該鎮元義村又接連發生兩起命案。
彭州戶籍人口8l萬,農業人口在50萬以上。每年春耕灌溉時節,農村都會發生爭水糾紛。“村與村之間會爭水,一個村內部也會爭,每年都有因此導致的械斗事件,甚至發生過兄弟倆爭水打架而致命的惡性事件”彭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員告訴《新世紀周刊》。
三界鎮位于彭州與什邡、廣漢交界處,農民多以種植萵苣為生。然而,2006年以來的一段時間,接連發生的偷油案件讓收購商不敢派車去三界購買蔬菜。
一面是堪憂的社會治安局面,一面是渙散的農村基層組織。彭州市村支兩委一般由三四人組成,調動他們工作積極性的只是每月350元的補助,“村里的治保會形同癱瘓”。在劉光榮看來,本村的干部小事情不愿意處理,大事又一拖再拖,很難有威信。在彭州農村,為了召集村民開會,經常需要派發肥皂、洗衣粉等小禮物。
“社會治安的混亂已經影響到彭州經濟的發展,也影響到警察的形象。過去,瞽察是威嚴有余,親和力不足,群眾不愿意主動向民警提供案件的真實信息。加上基層組織建設相對滯后的現實,這都要求我們必須不斷改進警務模試。”段道理告訴《新世紀周刊》。
對警務模式觸動最大的是被當地人稱為“6?3事件”的一次。2006年6月3日,因為不滿鎮干部粗暴的工作方式,彭州市隆豐鎮數百名被拆遷群眾來到鎮政府,要求鎮政府“給個說法”,繼而發生村民與鎮干部之間的沖突。彭州市公安局先后調動三批民警,才將事態平息,其中一位24歲警員的口腔在沖突中被擊穿。
“經過17年的努力,彭州終于在2005年底爭取到投資200多億的國家大型乙烯項目,而這個項目就在隆豐鎮。上面要求在2006年6到8月完成土地拆遷任務,鎮政府工作不細致,導致了這起。”一位“6?3事件”的當事人告訴《新世紀周刊》。
段道理認為,“6?3事件”的一個深刻教訓是警民關系疏遠,群眾對警察的信任不夠。隨后,彭州警方選取重點村建設警務室,實施‘駐村民警”制度以縮短警民之間的距離。
“駐村民警大部分時間要在派出所值班,去警務室是有事就處理,沒事就回來,對所轄村的情況還是不清楚。沒能從根本上改變警民脫節的局面效果不明顯。”彭州市公安局副局長周琳說。
警察村官的多重角色
2007年1月 在受到麗春鎮派出所所長曾軍掛職該鎮黨委副書記的啟發后,彭州市公安局決定在麗春選取四個村開展“警察村官”試點。3月,試點擴展到33個村。11月,彭州警方認為試點取得成功,將警察掛職村官的范圍擴大到102個村。
“警察村官”除了完成正常的派出所值班外,每周要抽出兩天時間進村工作。他們接受鎮黨委、派出所、村委會三重領導,負責村里包括人民調解在內的社會綜合治理工作,肩負收集信息、管理現有人口、實施治安管理、組織安全防范、懲治違法犯罪、提供便民服務六項職責。其中一項具體的工作就是組建、管理治安巡邏隊。
繁江路派出所民警楊強是錦陽社區黨支部副書記。該社區是“6?3事件”中拆遷農民的集中安置區,也是彭州市新農村建設的示范點之。現在住有640戶居民,3000多人,來自彭州三個不同的鎮。
“這些群眾是帶著情緒住進來的,而且集中居住改變了他們過去的生活習噍,加上剛剛失去土地,雖然已經引進4家企業,但就業畢竟有個過程。2007年2月份剛搬來那會兒,社區的治安形勢非常嚴峻。”錦陽社區黨支部書記譚金琴說。
個月時間內,錦陽社區連續發生7起治安事件、3起刑事案件。“問題主要集中于兩方面:一是鄰里矛盾,繼而會引發來自不同村之司的群體糾紛,二是偷盜現象嚴重,3起刑事案件都是摩托車被盜。”繁江路派出所指導員楊明義說。
3月份,楊強被任命為社區黨支部副書記。他馬上著手建立了一支13人組成的治安巡邏隊,每周定期培訓、指導巡邏隊的工作。10月份,來自外地的兩車人帶著刀具,準備向社區的高某討要債務。巡邏隊發現后,立即報告楊強。對方懾于楊強的警察身份和值班時佩戴的槍支,馬上離開了。
“警察村官”們值班時攜帶警備器械,以“震懾犯罪”,避免某些刑事案件的發生。一位村支書反映,推出“警察村官”后,他身上的壓力減輕許多,“感到腰桿硬了,底氣足了”。
管理巡邏隊z外,楊強還要負責居民糾紛調解。“民警是局外人,處理糾紛時相對超脫,比較平衡,更容易讓人信服。”楊明義說,“本村干部調解時,因為與當事方有感情牽扯,往往被認為偏袒某一方而有失公允。
“警察村官”的工作還會涉及部分經濟事務。九尺鎮高林村“警察村官”葉南村,利用自己憧網絡的優勢注冊了‘高林牌”蔬菜并將蔬菜信息上網。麗春鎮元義村“警察村官”舒明照籌集1萬元資金,組織村民在
春灌來臨之前修復了水渠。元義村今年再沒發生爭水糾紛。
段道理認為,民警任村官后,可以更多地接近群眾,獲取及時、真實的信息,這樣就能夠把不穩定因素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而不像過去等到問題激化后才獲知。
2007年7月,元義村40多位村民不滿征地拆遷賠償,在鄉村公路聚集,準備到成都上訪。舒明照得知情況后,馬上聯系村委會干部一起前往事發地勸阻。他們將中間人員勸開把熟人引開,最后行政拘留了四名重點人員,事態得以平息。
“我們認為‘警察村官’制度是一種新型的農村警務模式,老百姓很歡迎,彭州的社會治安局面也有了很大好轉。”段道理局長說。根據彭州警方提供的資料,截至11月份,彭州共立刑事案件1245起,比去年同期下降23%。
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來自村外的警察當起村官,有人質疑這種做法違反《村民組織法》,剛推出這項制度時,考慮的確不夠全面。”彭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員認為,新事物需要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
針對外界關于警察村官是否干涉村民自治的質疑,彭州市公安局辦公室副主任楊曉勇說:“這102名民警有98名黨員,他們通過組織程序并選舉進入村黨支部,而不是自治組織村委會。另外4名非黨員民警,他們是通過公推直選成為掛職的村主任助理,并不占用職數。”
在11月份的換屆選舉中,這102名警察全部經過民意的檢驗。在記者隨意調查的5位錦陽社區居民中,有2位并不知道社區里有警察副書記。一位30歲左右的男性居民認為,社區治安的好轉最根本的要解決拆遷農民的就業問題。“大家沒工作,沒事就打麻將有的都把拆遷款輸光了,肯定會有很多治安隱患。”
“警察村官”們在編制上屬于彭州市公安局,不從所在村領取任何報酬,在原有工資的基礎上,由市財政給予每人每月300元的補貼。“這300元錢是需要考核的,沒能完成任務或者表現不好是不能夠全額領取的。”周琳說。
吳健掛職所在的三界鎮對“警察村官”給予一些照顧。三界鎮黨委書記賈登玉說:“警察村官改善了原來村支兩委班子的知識結構,為了表達心意我們給警察村官們買了一份意外保險,年終會有些獎勵,和鎮干部享受一樣的福利待遇”。
與300元的補貼相比,更吸引警察村官們的還是彭州市給予的政治待遇。彭州市委組織部在民警任村官的管理辦法中規定:任“村官”工作成績突出的民警,列入后備干部進行培養考察,擬提拔為派出所領導的民警,原則上應具備任“村官”的工作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