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女性主義能夠成為顯學的去中心語境是一種后現代語境,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不可證其偽的話語是不存在的,都是機緣際會的話語間合作。從生態女性主義的案例上來看,這一觀點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態危機沒有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使得生態主義對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種在內的普遍意義的關注,批判和排斥在種族、物種、性別之間做等級劃分和區別對待的觀點。對整體觀的強調是生態批評的主要內容,而女性批評與其明顯的差別和不同之處是批評的側重點,排除人類中心的是生態批評的關鍵,排除男性中心的則是女性批評的關鍵。在發展的道路上,女性主義和生態主義選擇結盟都是以發揚自己作為宗旨的,因此,二者進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結合。香港樹仁大學陳詩潔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為女性與自然同樣受父權文化壓迫,生態主義就會較著重性別的問題,即便是深層生態學也無暇顧及于性別的議題……”生態女性主義的兩個母體理論合作與角力的動態過程就是其未來的發展軌跡,但是,傾向于生態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邊倒的靠攏方向還需要觀察和分析。事實上,女性和自然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開始逐步邁入下風的不利趨勢,通過女性主義和生態主義的協作,二者合作進行抗議和申辯是不可避免的情況。但并不能因此認為女性主義與生態主義的親緣關系就是天經地義、天長地久的,這種被生態女性主義者作為構筑理論基礎的超驗觀點與“以理服人”的學術原則相矛盾,違背了其學術規則。這是由于該理論者對兩種同時發出的聲音沒有認真辨析,實際上,其訴求的表達是一致而又沖突的。

二、“受迫害情結”的強化

對男女關系的揭示是女性主義的緊要任務,即揭開男女不平等的關系。由于很多文學評論過分地剖釋闡述受傷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殘受壓迫的地位,讓人們覺得受壓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義為其創造和描繪的,更有甚者對此稱之為“受害者的哲學”。后來出現并逐漸成長起來的女性主義陣營之中的“后女性主義”,對該種情況有著十分深入的理解,認為“女性主義對男女問題的過分強調和夸張以及將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觀點存在著一定的誤區。因為反對“受迫害情結”導致很多人對女性主義產生誤解,將其定義為是極端的,個人中心的,令人難以忍耐的女性主義,不愿意接受女性主義。而一些女性主義不滿甚至是厭煩“受迫害論”,覺得女性群體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傷害和摧殘。這些理論主張更是對女性主義的接納造成了一定困擾。例如:“從對待環境和自然的方式上來看,男性和女性有著相同和類似的地方,都將雙方看作是能夠掠奪和占據的資源。”這是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之一,福爾斯對其進行了詳致的描繪,通過刻畫薩拉悲慘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達了對文明摧殘下的自然的憐惜以及對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顯示了在西方工業文明社會的背景下,男權占據著主導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況和遭遇有著極度的相似之處,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認為,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受害者的立場上,不能將女性與自然共同擱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與自然共同放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受害者的立場上的這種做法非常籠統,不符合真正的實際情況。從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方面來看,它的積極影響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沒有明確地排擠女性,而且,迅速發展的科技所引發的諸多環境惡化乃至生態災難也影響到了男性群體。然后,在保證所有女性內部各成員的發展處于一個層面,遭受的歧視迫害程度相當的條件下,才能把全體女性和自然放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對立面。但這種劃分忽視了地域、民族、階級和年齡等系統內部的個體差異,劃分過于簡單。由于西方是生態女性主義的誕生地,而中國還停留在將其引進的時期,沒有屬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觀點和評論缺少創新性思維,而是較多地進行源理論的闡釋。因而,對該理論發展進程的關注十分重要。再次,通過在一定程度上對古代、近代以及現代的審視,發現天人同一、人定勝天和天人和解是人類中心主義進程中的三個主要時期,三者之間既相互交織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復和疊合。因而,人類中心主義不斷變化的沒有固定形態的發展及其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使得不能將其籠統地與女性和自然的對立面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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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表明，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女性參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斷增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高等教育中性別的縱向隔離程度。但是男女學生選擇的專業領域仍然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別隔離現象仍然比較明顯：女性更多地集中在教育、藝術、語言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男性則集中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領域。如在機電一體化專業中，女生僅占5%，而在創意服務專業中，男生僅占15.7%。

2.高職學生選擇目前專業的原因分析

調查數據中，想學一技之長有更好出路的學生占45%，按照個人興趣來選擇專業的學生占22.5%，聽取父母和老師的建議選擇專業的學生占7.5%，也有學生隨便填報專業，占樣本總數的15%。由此看來，大部分學生選擇專業是出于自身的發展和興趣愛好。但是可能因為社會影響，女生選擇專業時可能考慮能學習一技之長的“女性主導”專業，男生可能順應社會意識流而選擇“男性主導”專業。

3.高職學生專業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

（1）家庭方面（表1）在變量家庭所在地中，城市的學生選擇專業時更注重個人興趣，而農村的學生希望學習一技之長為畢業后有謀生本領，但兩者性別差異都顯著，男生傾向于選擇理工科，而女生傾向于師范等文科專業。父母的教育期望變量存在性別顯著差異。農村家庭特別是經濟狀況不好的家庭對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態度很不一致,子女專業選擇的性別差異也很明顯，對兒子的教育期望明顯高于女兒。這可能和我國傳統的家庭模式帶有濃厚的“父權色彩”有關。家庭年總收入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經濟條件和父母受教育水平都不錯的家庭，子女在專業選擇方面已經不存在明顯差異。獨生子女變量上，專業選擇存在顯著性別差異。可能父母的意愿對子女選擇專業起著重要作用。（2）學校方面（表2）高職女生中有68%會優先選擇學校的重點學科，高職男生中有60.7%會優先選擇學校重點學科。從結果來看，學校的專業優勢性對專業選擇的性別差異影響不大。可能是因為學生在報考學校時并沒有太關注學校的專業優勢性，而是關注學校的整體評價。在高考制度方面存在性別的顯著性差異。在報考志愿時，有32.8%的女生和21.7%的男生遇到過學校限制性別而不能報考相關專業，這些專業主要集中于軍事，航天等特殊專業。（3）社會方面在應對大學生就業壓力的抗壓能力方面，男生抗風險能力越強、成功信心越高。從男生的專業選擇傾向看,男生對“男性應該承擔起家庭的經濟重任”這種體現性別特征越贊同，成功信心越高，探索性更強，他們在面臨男性主導專業與女性主導專業，以及女性主導專業和中性專業的兩兩選擇時，他們越可能選擇男性主導專業和中性專業。從女生的專業選擇傾向看，女生對“我喜歡從事雖然掙不多錢但失業風險低的工作”這種判斷越贊同,在面臨男性主導專業與女性主導專業和中性專業的選擇時,她們越可能選擇女性主導專業和中性專業。在企業性別差異制度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女生更愿意去男女都有機會公平競爭的企業工作，所以求職時女生可能會關注企業的同一職位的性別比例。總之，高職學生選擇什么樣的專業，對他們今后的職業生活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如果女生繼續傾向于選擇女性主導的人文社會科學類專業，就可能加大專業間的性別失衡比例，甚至進一步影響她們的經濟水平和社會地位。因此，解決高職教育中的性別公平問題，應該更多關注學生專業選擇上的性別差異問題，使有能力的女性也有相同的機會去選擇學習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類專業。

二、基于女性主義視角提出相關建議

高等教育領域中存在的性別差異現狀，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整個社會的性別差異現象。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可以準確地考量一個社會進步的程度，而女性主義理論就是在社會性別差異的基礎上倡導全人類的男女平等。所以，在女性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對教育領域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提出相關建議，是合乎情理的。

1.政府要堅持教育的性別公平性，制定保障女性教育的相關政策

第一，在就業政策方面，“禁止因妊娠和分娩歧視”，“招聘公告中不能出現男性優于女性的內容”，“在所有招聘的職稱后應該注明男女均可”。［3］雖然我國已試圖利用相關法律政策為女性創造獲得就業崗位的同等機會，但是實際操作中仍然出現“野火燒不盡”之勢或者政府部門對違反相關法令的處置規定并不明朗。因此，一方面，政府必須制定專門的反性別歧視法，確立性別歧視屬于違法行為,明晰可操作性的法律細則。如果用人單位觸犯，女性就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確立性別歧視懲罰和賠償細則。比如“未做到男女同工同酬的單位要承擔法律責任”，“因招聘和工作中遭受性別歧視的雇員,可以向用人單位索賠3個月工資的最高額”。另外，政府還可以通過宏觀調控的手段，將聘用和培養女性勞動者的比例作為評價企業社會責任的指標之一。第二，應將性別社會化觀點納入教育政策之中，要合理分配教育資源，促進男女共同努力改變傳統的“性別代言”，消除性別歧視和不平等的基礎。一方面，可以對現行的教育政策進行修訂，例如，修改帶有性別差異的教師退休制度，以消除其對女性工作晉升和專業發展的影響；減少教育收費以避免貧困家庭的“舍女保男”。另一方面，政府應制定一些導向性或激勵性的特別扶持政策，和學校一起鼓勵女性走出“被單位拒之門外”的畏懼，大膽從事與自己專業或興趣相符的工作。這樣不僅提高女性的就業機會，而且也能鼓勵有能力的女性選擇自己擅長的專業。

2.家庭要改變“重男輕女”傳統觀念，樹立男女平等的教育觀

家庭是影響學生專業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誠然，對于現實社會中處于劣勢地位的女性來說，接受公平的教育是擺脫這種不平等的最好方式。但是，父母往往根據自身的生活經驗和對勞動力市場中職業的性別偏見，去指導子女的專業選擇，帶有一定的主觀和從眾色彩。在一些農村或偏遠地區，由于經濟條件有限、信息傳遞慢和個人視野的狹窄，家長對職業認識大多來源于媒體信息，更容易受社會刻板印象的束縛，陷入對子女職業指導的誤區。如果家庭無經濟能力供養孩子上學，那么女生輟學就是首要選擇。因為家長們認為，女生勤快乖巧，能夠幫助父母干活、照顧弟妹，并且受近幾年“讀書無用論”影響，他們堅持認為女孩“讀書無用論”，將女性的角色局限于“家庭主婦”的社會地位。然而，家庭經濟好的父母偏好于為子女選擇專業，也是一種不當之舉。總之，受中國“重男輕女”傳統觀念、男強女弱的性別偏見和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的熏陶，子女將社會性別刻板印象內化為指導和衡量自身行為的準則。因而，在專業選擇時，男女呈現顯著性差異。為改變這一現狀，家庭要改變傳統觀念，樹立男女平等的新理念。第一，改變傳統的性別教育觀念，樹立性別平等的教育觀。當家庭對男孩的教育期望普遍高于女孩時,可能對女孩獲得相同的教育機會和社會資源會更加不利。家長要擺脫傳統的父權制文化束縛，改變“重男輕女”的觀念，公平看待子女的社會地位，這樣才可以推進教育領域中的性別公平化。同時，父母要認識到職業性別隔離已經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的多元化和競爭性，尊重孩子的職業興趣，幫助子女建立自己的專業選擇范圍。第二，父母應營造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圍，幫助孩子增強自身平等意識。什么樣的家庭必然教育出什么樣的子女。家庭氛圍對子女的個性成長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是民主和諧的家庭環境能讓孩子的個性得到全面發展，培養子女的獨立性和創新性。而且，民主型家長在專業選擇時更愿意幫助孩子分析選擇專業的原因和興趣，輔以參考意見，而非主觀斷決，違背子女意愿。

3.學校教學要注重性別教育均衡發展，保障女性身心健康發展

其一，在課程設置上，學校通過教材將知識、社會規范和價值觀傳授給學生，在學生性別社會化過程中起著引導作用。所以，通過修訂教材，可以逐漸取消課程的性別偏見和性別刻板印象。比如小學教材中的插圖農民一定是“伯伯”，警察一定是“叔叔”。［4］在高等教育中鼓勵男生選擇工程、航天等具有挑戰性的課程，而鼓勵女生選擇語言、文秘等缺乏探索性的課程。事實上，女性也具有向探索和挑戰性職業方向發展的能力。因此，對于中小學教材的隱性性別歧視內容進行更改，勢在必行。教材內容要摒除強調男性英雄角色和女性家庭角色的刻板印象設置，融入新的社會性別理念，提升女性的職業地位和人格優勢，讓女性從小生長在性別平等的環境，能夠選取與自己專業符合的職業，不為就業的性別歧視而苦惱。其二，在教師發展方面，任何教育階段，教師對學生性別的觀念和行為塑造都是潛移默化的。如果老師對女生的鼓勵多集中在聽話、整潔；而對男生的表揚集中在大膽、創造性強。那么無形中就教導男女孩具有符合所謂性別規范的舉止。［4］所以，學校教學要注重對教師獲取性別知識進行專業的培訓。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能將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置于社會性別束縛之外，引導學生根據自身興趣從事各種工作，并能在以后工作中運用新的社會性別觀念處理問題。

篇（3）

不同于鄉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選擇的自由性，是人類生活的最佳社會形式之一。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進程催生了一個又一個大規模城市，這一過程中改變了人的生活空間和生活形態，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類自身。人們開始倡導自由思考，隨著生活視野的不斷拓展，人們的基本素質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漲船高。伴隨著這一過程，城市婦女也得到了史無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環境中也發生了變化，那是因為如今的城市社會環境已經不再以體力決定社會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爭取更多的機會與權利，更加積極地對待工作、參與時政，也對傳統的社會觀念進行挑戰。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運動與女性主義是伴隨著城市產生的。

（二）城市所引發的女性問題

城市化必定是把雙刃劍，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廣闊的生活空間，女權意識不斷覺醒，但是與此同時城市化也發現了一些女性問題，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惡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發展過程當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勞動力市場，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自鄉村的女性移民身體健壯、易于管理、工資水平低等特點使其相對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但是也伴隨著一定的代價：健康問題、推遲婚姻等。

（三）性別歧視與城市化過程中女性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性別歧視意味著不同的性別所擁有的待遇是有差異的。為了消除性別歧視，使女性獲得與男性相同的社會地位和社會權利，我們應在城市化發展中加入性別視角。女性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使她們往往對城市的一些問題更加敏感，更容易體會到城市社會的規劃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適當途徑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們合理的有建設性的意見與建議。學術界普遍認為，城市發展的最大障礙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財政資源、技術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規劃和管理過程中加入性別視角，就會弱化不平等這樣的道德問題，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納全體市民，特別是女性市民對城市建設的意見和建議。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間

（一）傳統（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間的特點

在女性社會很低的傳統社會，我們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為世俗的束縛，不允許她們出現在公共場合，她們日常的活動范圍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區域也是她們不能涉足的。在中國傳統的居住設計中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在中國傳統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動范圍和區域，前堂后室，以“中門”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這種格局看似保護婦女，事實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間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脫離了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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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發展，使得高校女生在高校的比例中逐年上升，甚者已經占據了半壁江山。但深受主客觀因素特別是主觀因素的束縛，女大學生主體意識不及問題日趨突出，阻礙著女大學生作為對象性活動主體的成長成才。以男女平等為核心的先進性別文化建設為背景，以大學為載體，關注大學生特別是女大學生的成長成才，強化女大學生主體意識，充分發揮女大學生的主體作用，必是先進性別文化在和諧校園文化構建中的題中之義。

一、女大學生主體意識的內涵界定

女大學生主體意識問題是一個關乎女大學生生存與發展的問題。其內涵即指女大學生作為主體，對自己所處客觀世界的地位、作用、價值的自覺權義感知，包括對自己外部生存空間現實處境的把握，自己內部生理、心理運轉變化的協調，以及自己生活道路可持續發展的爭取。其內容具體包括：第一，危機意識。危機意識主要體現為一種對自我生存空間的認知以及認知后的進取精神。它要求女大學生在現實的生存處境中要消除“男尊女卑”、“男強女弱”思想的影響,為了自身發展要有敢于爭取，力爭上游的一種進取精神。爭當敢作敢為的“新女性”。第二，自強意識。自強意識，就是一種擔當，一種要求女大學生在變化發展的社會激流中“匹夫有責”，“匹女也有責”的自強不息氣概。它要求女大學生要發奮圖強做好女，要擁有獨立的人格精神，意識到自己是獨立自主、自立自強的社會主體，意識到自己的獨特個性；要對事物能具有自己的主見進行分析、判斷和選擇,并承擔。第三，善待意識。善待意識，即“女人要對自己好一點”。女大學生作為在校知識性女性，要學會主動了解自己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不要做生活中的“工具”型女人、怨婦。而是要學會優待自己、寬容他人，學會“孤芳自賞”的同時把快樂也感染他人，做生活的主人。第四，權義意識。“權義即謂守原則又能變通。行事合乎常道曰義，應時變通曰權。”[1]它體現的是一種在遵循道義基礎上要有所創新力的精神本質。這就要求女大學生要打破慣于“三從四德” 束縛模式及從眾的心理弱勢和墨守成規的保守狀態，在遵守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社會公德等道義的基礎上又要在所在領域有所創新的意識。使自己具有超越前人的無畏勇氣與意志。

二、女大學生主體意識不及分析

在先進性別文化背景下，女大學生主體意識不及問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礙于先進性別文化建設實效性的實現。“所謂女大學生主體意識不及,是指女大學生在對象性活動中處理自身與對象世界的關系時,以自我消隱為存在方式,有意無意地放逐自我和自我邊緣化,表現為:依附、自卑、無為等主要特征。”[2]女大學生群體的發展固然受客觀因素諸如美女經濟發展等的影響，但女大學生主體意識不及即主觀因素應是最為關鍵的。女大學生主體意識的不及，所表現的依附、自卑、無為等主要特征實則是女大學生對自我定位、自我作用、自我價值在現實環境生存與發展中被動的與不確定的自我認識。首先，依附性強，沒有生利能力。生存與發展的延續，需要一種能力。生利能力強調的就是在活著時能夠自我生產利益和財富。部分女大學生習慣把自身的對象性活動僅僅放置在依附男性主體的范圍內，不主動的去創造財富，認為“女不如男”。而樂于在所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理念下傍大款或追求“富二代”，做男人的“工具”。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著其對象性活動的范圍及水平。其次，自卑心理重，不善于社交。部分女大學生學業能力及成績較之男生會很出色,但其綜合素質大部分會不及男生。所以，在面對就業以及職業發展等現實問題不如意時,總是引發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緒，甚者擴及自我封閉。縱使現在女大學生占校人數比例比較高，但是女大學生對于社團活動或是對外社會實踐活動都不慣于主動參加，缺乏“參政議政”的意識。她們不樂于“參政”表達意愿，不愿合作共進，而是局限于純個體的被動性學業活動中或是被動的“相近”交往中。這種自卑封閉交往方式必然導致社會交往中主體間交往水平的低層次性及低發展性，使得女大學生在自我發展中缺乏不同主體間交互信息的互補性、發展性。再者，無為無所謂，隨遇而安。由于社會刻板印象對女性的印象以及傳統文化心理積淀所形成的“男優女劣”、“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等觀念的影響，部分女大學生不自覺地以男性世界歧視性評價女性的標準作為自身對象性活動的動力支撐。面對多方壓力的涌向，女大學生慣于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過得去就好”的與世無爭的隨遇而安心理。她們害怕變化，樂于守舊。對自我價值的實現沒有過多過高的要求，只求安穩多日子。甚者把“女子無才便是德”、“相夫教子” 的傳統觀念作為自身價值實現路徑方向。這便很大程度上限制著女大學生職業生涯中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實現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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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初，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相對其他西方批評流派與方法，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引進和傳播到中國的時間相對滯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由于國人對“Feiminsm”一詞的中譯文“女權主義”的普遍誤讀。“當時的人們對女權主義這一字眼有著某種反感，或懼怕，甚至厭惡。因為從字面上理解，女權主義僅僅關乎權力之爭，因而可能是一種極端的女性的自我張揚、甚至惡性膨脹。如果說，許多詞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這時候，作為一種大眾想象，女權主義一詞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張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時，人們對它之的態度是謹慎的。

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實際關涉到的是一個文化過濾的過程，即接受者根據自身文化積淀和文化傳統，對一種文學理論或文學現象進行有意識的選擇、分析、借鑒與重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同樣經過了這種“過濾”的過程。在中國20多年的理論實踐中，它不斷地被中國的批評家們所借用、改造，最終被“有效地”植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之中，成為文學批評多元格局中的一員，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在近20年的批評實踐中，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已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譯介引進”、“批評實踐勃興”及“研究深化”三個階段。

一、“譯介引進"階段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被引介入中國，大致經過了兩個時期。

1．第一時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思潮由國內一些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在譯介國外文學時介紹到中國。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學》第4期上發表《<美國女作家作品選>序》一文，較早地介紹了美國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婦女文學”；1983年，她選編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簡介的《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系統地對西方女性主義文學及理論進行了譯介。1986年，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國出版，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論原創性、體系性及較大的影響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處境的一個轉折點。l980年至1987年間，雖然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但作為一種批評范式，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開始陸續被譯介進中國，如黃梅的《女人與小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國女性文學的覺醒》(《外國文學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關于女權主義批評的思索》(《外國文學動態》，1986年第3期)、黎慧的《談西方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文學自由談》，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權主義”批評一瞥》(《外國文學動態》，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時期：1988年前后進人到第二個引介活躍和深化階段。相對而言，這一時期的引介更系統化和專業化，更注重學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這期間，國內一些權威性學術期刊陸續刊發對此類文論的介紹和評述的文章，如《文學評論》、《外國文學評論》、《上海文論》、《文藝理論研究》等，加快了對西方女性文學批評理論引介的步伐。一些學者編譯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文集、匯編的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論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關學術論著，如張京媛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張巖冰的《女權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陳志紅的《反抗與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羅婷等編寫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西方與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林樹明的《多維視野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過積極地譯介國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動態，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段的引介者還介紹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對自身缺陷的反思與對未來的展望，對該批評理論研究在中國的健康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批評實踐勃興”階段

從20世紀90年代之后，國內學界不再滿足于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翻譯介紹，而是積極地將相關的批評理論運用于對中國新時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讀，進入到一個從“拿來主義”到“為我所用”的批評實踐的勃興期。其批評視角主要來源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所提供的性別視角和重讀策略，這一批評實踐使得中國的女性文學開始被視為具有獨特價值的學術考察對象。同時，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為中國當代“女性寫作”的構建提供了一種有力的工具，拓寬了中國女性文學的批評研究視野，研究成果日漸豐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悅、戴錦華合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劉思謙，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邊緣敘事——20世紀中國女性小說個案批評》(徐岱，學林出版社，2002)、《紅豆——女性情愛文學的文化心理透視》(王立、劉衛英，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空前之跡l851-1930：中國婦女思想與文學發展史論》(王緋，商務印書館，2004)、《女性寫作與自我認同》(王艷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火鳳冰棲一中國文學女性主義倫理批評》(王純菲等，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戴錦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等學術論著均對中國女性文學給予了高度的關注。

三、“研究深化"階段

經過20多年的積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進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脈，涌現出一大批專家學者。這些學者大多供職于高等學校或科研機構，通過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相關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啟發和帶動了一批批年輕學者。再者，一些專門的學術團體和組織機構也在許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發起在鄭州大學成立的中國大陸高校第一個婦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東北師大、首都師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婦女研究或性別研究文化性質的機構，一些高校還開展了國際國內合作交流活動、立項研究等等。這些均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深入發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來”和借鑒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女性文學的具體實際進行研究實踐，來自于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扎下根，演變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完成了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范疇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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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初，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相對其他西方批評流派與方法，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引進和傳播到中國的時間相對滯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由于國人對“Feiminsm”一詞的中譯文“女權主義”的普遍誤讀。“當時的人們對女權主義這一字眼有著某種反感，或懼怕，甚至厭惡。因為從字面上理解，女權主義僅僅關乎權力之爭，因而可能是一種極端的女性的自我張揚、甚至惡性膨脹。如果說，許多詞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這時候，作為一種大眾想象，女權主義一詞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張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時，人們對它之的態度是謹慎的。

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實際關涉到的是一個文化過濾的過程，即接受者根據自身文化積淀和文化傳統，對一種文學理論或文學現象進行有意識的選擇、分析、借鑒與重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同樣經過了這種“過濾”的過程。在中國20多年的理論實踐中，它不斷地被中國的批評家們所借用、改造，最終被“有效地”植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之中，成為文學批評多元格局中的一員，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在近20年的批評實踐中，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已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譯介引進”、“批評實踐勃興”及“研究深化”三個階段。

一、“譯介引進"階段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被引介入中國，大致經過了兩個時期。

1．第一時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思潮由國內一些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在譯介國外文學時介紹到中國。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學》第4期上發表《<美國女作家作品選>序》一文，較早地介紹了美國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婦女文學”；1983年，她選編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簡介的《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系統地對西方女性主義文學及理論進行了譯介。1986年，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國出版，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論原創性、體系性及較大的影響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處境的一個轉折點。l980年至1987年間，雖然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但作為一種批評范式，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開始陸續被譯介進中國，如黃梅的《女人與小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國女性文學的覺醒》(《外國文學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關于女權主義批評的思索》(《外國文學動態》，1986年第3期)、黎慧的《談西方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文學自由談》，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權主義”批評一瞥》(《外國文學動態》，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時期：1988年前后進人到第二個引介活躍和深化階段。相對而言，這一時期的引介更系統化和專業化，更注重學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這期間，國內一些權威性學術期刊陸續刊發對此類文論的介紹和評述的文章，如《文學評論》、《外國文學評論》、《上海文論》、《文藝理論研究》等，加快了對西方女性文學批評理論引介的步伐。一些學者編譯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文集、匯編的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論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關學術論著，如張京媛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張巖冰的《女權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陳志紅的《反抗與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羅婷等編寫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西方與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林樹明的《多維視野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過積極地譯介國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動態，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段的引介者還介紹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對自身缺陷的反思與對未來的展望，對該批評理論研究在中國的健康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批評實踐勃興”階段

從20世紀90年代之后，國內學界不再滿足于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翻譯介紹，而是積極地將相關的批評理論運用于對中國新時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讀，進入到一個從“拿來主義”到“為我所用”的批評實踐的勃興期。其批評視角主要來源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所提供的性別視角和重讀策略，這一批評實踐使得中國的女性文學開始被視為具有獨特價值的學術考察對象。同時，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為中國當代“女性寫作”的構建提供了一種有力的工具，拓寬了中國女性文學的批評研究視野，研究成果日漸豐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悅、戴錦華合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劉思謙，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邊緣敘事——20世紀中國女性小說個案批評》(徐岱，學林出版社，2002)、《紅豆——女性情愛文學的文化心理透視》(王立、劉衛英，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空前之跡l851-1930：中國婦女思想與文學發展史論》(王緋，商務印書館，2004)、《女性寫作與自我認同》(王艷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火鳳冰棲一中國文學女性主義倫理批評》(王純菲等，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戴錦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等學術論著均對中國女性文學給予了高度的關注。

三、“研究深化"階段

經過20多年的積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進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脈，涌現出一大批專家學者。這些學者大多供職于高等學校或科研機構，通過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相關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啟發和帶動了一批批年輕學者。再者，一些專門的學術團體和組織機構也在許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發起在鄭州大學成立的中國大陸高校第一個婦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東北師大、首都師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婦女研究或性別研究文化性質的機構，一些高校還開展了國際國內合作交流活動、立項研究等等。這些均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深入發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來”和借鑒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女性文學的具體實際進行研究實踐，來自于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扎下根，演變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完成了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范疇的轉變。

篇（7）

在上個世紀80年代．隨著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傳人，我國的女性主義文學創作與批評開始真正意義上“浮出歷史地表”．到了90年代．兩者共同創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學景象。然而作為21世紀中國女性文學批評的主流，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語境中逐漸顯露出一些問題與局限，造成當代女性文學批評與研究的困境。

一、傳統境遇下的歷史困境

母系社會之后的歷史，毋庸贅言是男性的歷史，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婦女始終是一個受強制的、被統治的性別”…，她無處言說，也無人傾聽，更無人評說，她是燦爛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為一個性別群體在封建社會中只是被抹殺與被掩蓋的對象。她們“勢必生于黑暗、隱秘、暗啞的世界．生存于古代歷史的盲點。”在同樣的歷史境遇中．西方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壓迫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女權主義運動浪潮，使女性主義發展和成熟起來，同時它也是西方人權運動的一個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發展中所派生出來的，它完成了從人的自覺到女性的自覺，從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義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產物。而中國的女性解放總是同各時期的社會問題和革命目標相聯系，婦女的求解放、求獨立、求自由、求平等諸意識始終同被壓迫的階級意識、革命意識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階級斗爭是女性解放和性別問題的大前提。中國從封建社會直接過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又承受著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興亡的巨大壓力。隨后又處于反抗階級壓迫的動蕩的社會變革之中．也就是說女性的自由與權力問題是男性也沒有解決的，整個民族都沒有獨立的人權．又何談女性呢?解放后，雖然民族獨立的問題解決了．但中國一直倡導的理論認為階級是超越性別的，“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階級的解放又成為了婦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婦女問題還是被階級的問題所覆蓋。到了90年代，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的召開為中國的女性問題提供了新的契機，也掀起了女性文學創作與研究的浪潮．但這次女性熱潮仍不以解放為目的，基本不觸及體制。而是以文化的啟蒙和研究為特征，主要表現為學術界對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的介紹。可以說在中國從來沒有一個獨立的婦女解放運動，它缺少像西方女權運動那樣的一個歷史契機，或者說是政治契機。它缺少一個把女性問題相對充分展開的時間和空間，它與中國的婦女生活實況是基本脫節的。劉思謙在《“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一書中就說：“我國有史以來從未發生過自發的、獨立的婦女解放運動。婦女的解放從來都是從屬于民族的、階級的、文化的社會革命運動。”所以無論我們是否承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無論在過去還是今天。始終都游離于“主流批評”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們或許可以形容女性文學批評為“第二批評”。因為它始終只是西方的舶來品。歷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權下的理論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經過長時間的建構，系統性強。覆蓋面廣。發展的比較成熟，而中國的女性文學研究一直就缺少產生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從西方獲得的女性主義文學的體系、概念，幾乎是關于這門學科的全部內容。不止女性文學批評，20世紀的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都與西方的文學理論相聯系。劉若愚在其著作《中國文學理論》中說：“除了那些純粹由傳統批評家所主張的理論之外，我將不涉及20世紀中國理論．因為20世紀的中國理論受西方影響的主宰，不是浪漫主義、象征主義．就是。20世紀的中國理論與具有獨立批評思想的傳統中國理論沒有相同的價值和興趣。”隨著中國社會向西方的全面開放與學習。西方理論進入中國也成為了一種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紀末．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一些理論話語已經為中國女性文學研究者所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出現了大量的研究論文，在這些文章中充滿了緘默、缺席、疏離、身體寫作等女性主義的經典專用術語，用女性主義批評者陳曉蘭的話來說：“對于今天從事婦女文學研究和教學的人來說，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義批評．或者不從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角度和立場來對待她(他)的研究、解說對象，那就意味著落后、缺乏新意、傳統或者不夠深刻。所以在論文或論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義批評家的觀點、名言為開場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要義，似乎成了中國許多女性主義寫作必不可免的一環。”

批評界出現這種現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國本土沒有產生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只能全盤吸收西方女性主義現成的批評理論。但是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在短短的幾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幾十年發展經歷的成果，實際上是很難消化的。一方面，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譯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間自己的房間》、《女性的奧秘》、《性政治》、《女太監》等幾部經典之作有完整的譯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選，完整的譯著較少，系統的介紹更為缺乏。所以我國對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完整理論尚未全面認識。就難以在此基礎上有新的發展和建樹。另一方面，我國對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生搬硬套的現象也比較明顯．無論它是否適合于我國的國情。對很多不很恰當的文學現象也加以分析套用，還有很多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論在尋找中國文學中可以對應的文本例子，結果只是為西方的理論增加例證，對本土理論沒有實質性的突破。我國在女性文學理論方面缺少建設性和創造性．完全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結構體系。

更為堪憂的是。中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權話語的入侵。“李小江認為．西方女性主義自以為放之四海而皆準，實際上是一種霸權話語，中國的女性問題一旦被西方女性主義化就成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國女性主義的發展并不是為西方女性主義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操作經驗的。因此我們必須覺悟到，當代中國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一樣，在進入現代化、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種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別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經濟和文化滲透的遭遇是一樣的。”她說：“就像我們女人要對過去男性中心社會所有的價值觀念進行檢驗一樣，對西方的東西我們也要檢驗。女權主義對男性的東西處處留心審查，總持批判和懷疑的態度，與我們對西方的態度相似。”因此，對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我們應該取其精華，謹慎的借鑒和使用，更要勇于質疑，得到啟發，提出自己獨特的本土化性別文化視閾．建立起從我國女性創作和女性生活實際出發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體系與框架，擺脫在理論上的困境。

三、女權意識下的社會困境

這個問題主要體現在中國社會中對于“女性主義者”的認同尷尬上。

女性主義理論雖為中國許多批評者及作家在批評創作上廣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對自己是否認同女性主義作出明確的表態，除了極個別的批評家，如戴錦華公然宣稱自已是個女性主義者，大多數批評家雖然是進行著女性主義的研究，但卻不肯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就連女性主義研究領域旗幟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聲明自己不是女性主義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訪談集《女性?主義——文化沖突與身份認同》，設問的就是一個身份、立場的命題的取舍和認同問題。不愿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是全世界多數人的選擇。也是不招致非議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為中國女性主義批評的領軍人物，李小江的聲明卻讓很多人失望并無法理解。甚至大多數的女作家，也對女性主義不予認同．最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義批評者視為女性主義創作典型的陳染公然宣稱自己的寫作是“超性別寫作”，明顯地針對加于她的“性別寫作”評價。林白也稱，她的寫作不是從女性性別出發的，她沒有強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會對于女性主義者認同的困境呢?美國理論家貝爾胡克斯曾在《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中談到美國社會對“女權主義者”稱號的反感，“說自己是一個女權主義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預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動之中，而這種身份角色或行為在人們的常規判斷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戀者，激進政治運動者、種族主義者等。”而在中國．女性主義者也給人一種仇視男人、強硬、激進、男性化的感覺，甚至有可能還會被誤認為是同性戀者。大多數人都容易將女權主義看做一種對于性別的偏見．害怕遭到社會的非議和不理解，甚至歧視。其實，女性主義之所以讓社會對其形成這樣一種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評者對于性別近乎過敏的關切將女性主義理論完全歸結為對性別歧視和男性壓迫的批判和控訴．將與男性的對抗和斗爭視為獲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認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張抗抗在接受訪談時曾經說：“女作家為什么不愿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其實深層原因是懷著一種恐懼感，對于矯枉過正的極端女權主義帶給我們的傷害確實很害怕。”“女性主義將性別立場強調的太極端了，實際上是將我們封閉起來。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識。用女性主義標尺去鑒別一切的問題。”

當然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義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會和人們對于女性主義認識的一個誤區。偏離了社會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國女性主義批評者應該端正態度。走出誤區，不斷自省，發揮出女性主義的積極作用，將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基本立場。將它視為在一切社會階層與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謀求進步、解放的意識和行動．從而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女性主義，消除社會的偏見。

四、性別視野下的創作困境

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最為普遍的女性文學主題是私人化寫作與身體寫作，它來源于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埃萊娜西蘇創立的“女性寫作”理論，她的“寫你自己，必須讓人們聽到你的身體”，…成為那時期女性寫作的至理名言。

篇（8）

蘇珊·S·蘭瑟是女性主義敘事學的開創人。1981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敘事行為：小說中的視角》，該書率先將敘事學與女性主義相結合。蘭瑟是搞形式主義出身，后受女性主義影響，[1]195形式主義脫離社會歷史背景，女性主義拘泥于性別政治，聚焦于男女之間的權利爭斗，前者側重于形式性，后者側重于主體性，都難免偏頗。蘭瑟擺脫經典敘事學的限制，大膽探索敘事形式的性別意義，將文本形式研究與社會歷史語境結合起來，《敘事行為：小說中的視角》一書堪稱“女性主義敘事學的開山之作”，提出了女性主義敘事學的基本理論，并進行了具體批評實踐。[1]195蘭瑟后來于1986年在美國的《文體》發表了《建構女性主義敘事學》這篇宣言性質的論文，首次采用了“女性主義敘事學”這一名稱，并對這一學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述，以下部分將對該論文主要內容予以梳理。

一、主義與經典敘事學

蘭瑟的研究不僅受到女性主義文論的影響，還受到戈德曼，詹姆森和伊格爾頓等西方的影響。[2]277在論文開頭她引了伊格爾頓的話：“理論的取舍依賴于研究的目的……在任何一種學術研究中，我們選擇我們認為最重要的研究對象以及方法，我們對其重要性判斷取決于興趣模式，而這些興趣模式根植于我們的社會生活實踐樣式……”引文呼應了蘭瑟改造經典敘事學的重要思想，即改變敘事學不考慮社會歷史背景的桎梏。文章首先分析了女性主義和敘事學表面的不可重疊性：敘事學重科學性，基于描述性；女性主義重感性，重價值判斷，與社會政治息息相關。[3]109接著，她梳理了女性主義敘事的前期研究，從1980年發表的《文學和社會中女性及其語言》到沃霍爾，但這些研究遭到了女性主義者中甚至是那些支持結構主義的人的反對，批評其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但蘭瑟認為結構主義對女性主義有很大的影響。接下來，她開始探討敘事學同女性主義的相容性，她認為首先要弄清楚敘事學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敘事學在美國文學評論語境中的地位，以及敘事學對文本闡釋的豐富和拓展。她認為最重要的任務是研究敘事學對女性作品闡釋的幫助以及女性主義對敘事學的改變。

敘事學與女性主義有很大的區別，表現在：敘事學重分析的技術、重詞語等，而女性主義側重政治語境； 敘事學建立在二元論的基礎之上，而女性主義由于受到解構主義的影響則反對或者質疑二元論等。除此之外，敘事學與女性主義還在一個很明顯的問題上發生分歧：即敘事理論形成過程中，從選擇分析的文本到提出的各種問題和假設，都排除了性屬的考慮，熱內特、普洛浦、格雷馬斯等，他們無一不是選擇男性文本作為普適文本來進行分析。蘭瑟認為，這種差異可以導致文本的重新解讀以及文學史的重寫，兩者結合后，若把女性作為文本的生產者和闡釋者的要素考慮進去，還會導致敘事學的重寫，這會對女性作品的解讀以及女性文本中敘事聲音帶來很大的意義。

二、主義敘事學

從經典敘事學到女性主義敘事學首先要調和的是前者的符號學視野和后者的摹仿論視野， 一種將文本視為：（1）現實的表征；（2）現實的記錄；（3）摹仿的典籍。而另一種將文本視為：（1）非指涉的言語符號；（2）敘事者至于受術者的敘事；（3）大體來說是一種語言的建構。[3]112蘭瑟認為以結構主義為基礎的經典敘事學壓制了文本與現實的關系，凸顯了文本的符號性，女性主義則強調了文本與現實的摹仿，視作品中的人物為現實存在的人物，相反，敘事學視野下的人物更多的是其功能性的彰顯，據此，她認為女性敘事學必須找到一套分類辦法和術語，結合文本的符號性和現實的摹仿性。經典敘事學的符號性傾向使得文本與文本生成、接受進而其政治語境相分離，蘭瑟認為解決的辦法就是要回到巴赫金等形式主義文論者提出的“社會詩學”上來，堅持將女性回到根植于歷史的敘事理論中來討論。

要建構女性主義敘事學，必須改變經典敘事學的前提和實踐方式，其術語、概念既要反映文本摹仿的一面，又要體現其文學符號性，文本的研究要考慮到其綜合要素——語言性、文學性、歷史性、與作者的關系、社會性和政治性。因此，女性主義敘事學必須強化其準確性和簡約性，術語更加明晰。她認為，敘事學與女性主義相結合，會對兩個領域產生相得益彰的效果，有助于解決困擾女性主義研究的一些問題：是否存在“女性書寫”、男性和女性的書寫方式是否相同等。

三、開型敘事和私下型敘事

蘭瑟以1832年4月出版的《埃特金森的匣子》中某位年輕女子由于有責任向丈夫公開她寫的所有的信件而向知心朋友寄出的一封信，用常規方式閱讀，信件的內容是女孩對丈夫的贊譽之詞，夸獎其夫君是如何溫良寬厚，但信中有一則注釋：“閱讀上述書信秘密在于先讀第一行，然后依次隔行往下讀。”這樣，書信成了對丈夫的缺陷和劣行的控訴。蘭瑟指出，信件有兩個文本：一個是顯在的表面文本； 一個是隱藏的潛文本。通過對信件的表面文本和潛文本的分析，蘭瑟認為信件還存在第三文本和相應的第三敘事聲音以及第三受述者。所謂的第三文本存在于潛文本對表面文本的否定的行為之中，前者對后者的逐一否定，不僅是作為兩種文本連接的紐帶，否定本身亦構成文本，即第三文本，文本折射了女孩對丈夫的恨意，丈夫是十足惡棍，女性被當做，女性不能有自我的欲望（women’s desires are unthinkable）。[3]117該文本反映的是父權社會女性受壓制的全貌。據此，女性書寫的語言不僅是構建一種符合男權敘事要求的合法的敘事聲音，同時也是對整個父權壓制實踐的更宏大的敘事判斷，第三文本基于公共“陳列文本”，其受述者是文學的閱讀者（the literary reader），他們沒有特定的身份和性屬差異之分的公共受述者，洞悉表面文本的玄機，能解讀出隱藏于表面文本之下否定的文化意義，相當于熱內特的“超文本”。

熱內特把敘事分為外層敘事和內層敘事，前者的敘事者多為“作者型敘事者”，多采用第三人稱敘述，而后者敘事者多為故事中的人物，這種劃分依據是敘事者與故事的關系。但蘭瑟認為，這種分類沒有考慮受述者，她提出，為了補充熱內特的方法的不足，敘事可分為公開型敘事和私下型敘事，前者的受述者是故事外的，后者的受述者是故事中的人物，這種劃分有利于分析女性文本。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往往呈現的書寫文本為公共文本，其閱讀者是大眾，包括男性統治者，而該文本后藏匿的是私人文本，兩種文本的對立或者對詩背后是第三文本，受述者是那些具有特定知識背景和意識理想讀者。蘭瑟認為這種劃分的學理依據是話語理論，該理論認為話語的最小單位不是句子，而是句子產生的特定語境，據此，她認為敘事的最小單位是敘事產生的具體語境，表面文本與潛文本對峙的背后是女性敘事的高明所在。

四、事與情節

蘭瑟接下來對經典敘事學的故事和情節的概念提出質疑，她認為在上述分析的信件中，其表面文本中，給丈夫的這封信中沒有行動變化，這種靜止的狀態消解的經典敘事學的故事情節觀，而女性文本中像這種無情節的敘事還有很多，這種無故事的生存經歷張顯一種靜止靜待的狀態，符合女性在父權下的生存現實。她認為信件中行動變化發生在女性敘事者的言說行為或者敘事行為上，通過敘事行為，主人公的期待得到消解，言說本身構成故事固有的部分。

女性主義敘事學興起于上個世紀80年代，當時美國的評論歷史語境是形式主義文論走向衰落，而文化批評、結構主義和政治批評形成，與形式主義息息相關的經典敘事學衰落，女性敘事學的出現，迎合了歷史語境批評權力視閾的大潮，為敘事學提供了一種“曲線生存”方式。[2]293蘭瑟試圖通過向經典敘事學中注入歷史語境來達到改造和豐富敘事學的努力，收效不大。女性主義敘事學是后經典敘事學中最為重要、最具影響力的一支，但是沒有經典敘事學的發展作為其技術上的支持，它的發展空間非常有限，往往停留在作品的分析上。這就好比經典敘事學是基礎科學，女性主義敘事學是應用科學，前者是基礎，后者可能會促進前者，基礎科學的發展是個漫長而艱巨的過程。蘭瑟的理論中關鍵要素是歷史語境分析，雖然在具體作品分析中歷史語境會讓問題分析更加全面具體，但這個要素的強化反而會給經典敘事學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經典敘事學是敘事語法，它的研究要求剝離開語境，抽取形式。蘭瑟舉的《埃特金森的匣子》中信件的例子，并由此帶出表面文本和潛文本，以及女性作品中的雜語性和復調，但雜語性和復調不單單是女性作品的特質，這更像是巴赫金的女性主義視野。公開型敘事和私下型敘事的劃分，并沒有讓分類更明晰，這種劃分的依據是受述者同故事的關系，一個喃喃自語的敘事者就很難界定其受述者。

參考文獻

[1] 申丹，王亞麗.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篇（9）

長久以來，譯者和翻譯行為在文學創作中的地位都是比較謙卑的，翻譯被置于與女性相同的地位：原作被視為強壯而具有生產力的男性，而譯本則是低弱的派生女性，譯者在傳統女性角色中獲得了自己的印鏡，女性也從譯者那里獲得了自己的喻像，女性與翻譯在共同的歷史境遇上找到了相似點和類比的基礎，進而引發了兩者相互結合的可能。本論文從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基本內容出發，對譯者地位的影響作簡要研究，希望給翻譯研究帶來新的啟示。

一、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主張

女性主義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研究的視角，它對傳統翻譯理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進行了全新的詮釋，提出了獨特的觀點和見解。其主要觀點包括：

（1）對傳統翻譯理論標準“忠實”的顛覆，強調叛逆。中外傳統翻譯理論一直把“忠實”視為翻譯的根本準則之一，其翻譯標準的核心就是“信”或“忠實”。而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們認為，語言中充滿了性別歧視，“忠實”通常意味著剝奪女性的話語權（馬麗娜，2012）。因此，在翻譯中女性譯者從女性視角對文本進行操縱，大膽實踐自己的理論宗旨。

（2）重新界定譯文與原作的關系，突顯譯者主體性。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打破了傳統的譯者與原作者的對立模式，提出“性別譯者”（feminist translator）的概念，肯定了譯者性別差異所導致的對原文文本意義闡釋過程中的不同，從而豐富了原文文本的內涵；同時也提高了譯者的主體性并肯定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創造性。

（3）消除翻譯語言中的性別歧視。除了理論上的貢獻外，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們進行了大量豐富的翻譯實踐，以消除翻譯語言中的性別歧視，讓女性的聲音體現在譯文中。在翻譯的實踐中，很多女性主義譯者大膽采用新詞、新拼法、新語法結構，為女性話語開辟新空間。

二、女性主義翻譯策略

翻譯策略方面，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提倡干預性的翻譯策略，其中三種最常用的策略為：增補（supplementing）、加寫前言和腳注 （prefacing & footnoting）以及劫持 （hijacking）策略。

增補策略是指以這對兩種語言的差異之處予以平衡的創造。譯者基于自己的立場在增補過程中對文本進行創造性改寫，這種翻譯方法體現了女性譯者對原文文本的有意識的干預。加寫前言和腳注已經成為女性主義翻譯中最常規的策略，用以解釋原文的背景，以突出女性譯者翻譯的差異性。這些說明和記錄無疑是為了凸顯譯者讓人們關注她們的女人身份，或者更明確的說，女性主義者的身份方式，為的是解釋她們在翻譯過程中的真實感受，也是為了闡明那些為了想象的或者政治的目的而利用語法性別資源的文本。劫持策略是指女性譯者基于自己的觀點，根據自己的理解或者愛好對原本不屬于女性主義的觀點進行帶有女性主義傾向的操縱。

三、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譯者地位的影響

1.改變譯者的從屬地位

首先，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徹底顛覆了傳統的以忠實為第一要義的翻譯觀念。女性主義翻譯家汲取解構主義理論的養分，宣揚原文的意義并不是絕對確定的、終極的，而是可以從多個視角與維度進行解讀與闡釋的，因而那種強調翻譯必須忠實正確的再現原文文本的思想是行不通的。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對“忠實”重新進行界定，指出翻譯所強調的忠實性，不是指譯者要忠實于原作者或讀者，而是指譯者要忠實于他所處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環境及自己所持有的思想和看法，翻譯應該是展示原文意義的差異性和多樣性的過程，應該是“譯者傳達、重寫、操縱一個文本，使該文本適用于第二語言的公眾語際轉換的過程”（謝天振）。由此可見，女性主義譯論解構了原作者和原文本的中心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譯者被作者壓制了的“仆人地位”（從屬地位），使得譯者可以在翻譯中顯形并發揮主觀能動性，呈現出更加內涵豐富的譯文。

其次，女性主義譯論和破除了翻譯理論與實踐中嚴重的女性歧視的陳舊觀念。她們通過追溯女性從事翻譯工作的歷史，發現早在17世紀的歐洲就有許多女性在其父親、丈夫或兄弟的影響下翻譯過大量神圣的宗教文獻，為國家的穩固和宗教的傳播做出過重要貢獻。并且，部分女性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改變了某些文本的原意，在譯文中悄悄表達了自己的生活觀、愛情觀、政治觀等等。更重要的是，因為有女性譯者的大膽嘗試，許多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文學作品才能重見天日。

總之，通過挖掘女性在翻譯宗教文獻、文學作品和維護自己權利等方面所做出的重要作用，女性主義翻譯家逐步改變了認為只有男性才能從事翻譯和文學創作的陳舊意識，激發了人們對女性、女性譯者和譯本給予足夠的認同與尊敬，也強烈地鼓舞著譯者，尤其是女性譯者竭力在翻譯彰顯其風格，體現其能動性性和創造性。可見，女性主義譯論為譯者身份的認同和地位的提升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2.強調譯者的平等地位

自古以來，譯者的地位就極其低下，是透明、隱身的。譯者個人的風格、思想不能在譯文中顯現出來。譯者的隱身不僅意味著翻譯是低人一等的，還意味著翻譯要用透明、通順的語言抹去譯者的痕跡，制造出譯作好像就是原作的假象。然而，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的主體地位總是這樣那樣地發揮作用。開始翻譯前，譯者有挑選原作的自由。譯者可以挑選那些自己感興趣，與自己的思想和經歷能產生共鳴的作品。開始翻譯后，譯者有選擇翻譯方法和翻譯類型的相對的自由。譯者可以采取直譯法，意譯法或是直譯、意譯相結合的方法。而就思想內容而言，即使譯者努力克制，他的人生觀、價值觀、思想、性情還是會滲透在譯文中，打上譯者自己的烙印。所以，原作者和譯者的關系應該是平等的。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從女性主義立場出發，提倡女性譯者利用女權主義方式再改寫，因此，女性主義翻譯觀必然使譯者的地位突顯出來。女性主義者還認為譯文的意義是對原文意義的補充和拓展，認為翻譯本身就是意義生產行為，而不是意義的再生產。總之，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力求在譯文中體現譯者的存在，強調自己的女性身份和文化背景，強調翻譯是創作，而不是再創作。女性主義者否定了原文的單一意義和權威地位，顛覆了忠實標準，主張原文與譯文的共生關系，肯定了譯者的創造性勞動，極大張揚了譯者的平等地位。

四、結語

女性主義自引人翻譯理論以來，不斷拓寬翻譯研究的視域，較為成功地解構了原作和男性譯者的霸權地位，為研究者反思傳統譯論中翻譯的等值、文化差異以及譯者的主體性等問題找到了新的理論依據，有助于我們深入思考翻譯的本質，擴大翻譯研究的視野。

參考文獻：

[1]Flotow， Luise Von. Translation and Gender.[M].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97.

[2]馬麗娜.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研究之淺探.[J].湖北：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2：25-127.

[3]譚載喜.西方翻譯簡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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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西方古典音樂傳統崇尚精英式的音樂制度，注重對偉大作曲家及其作品的記錄和分析，對音樂的評價工作也由學術精英來承擔，在此過程中，名不見經傳的女性作曲家默默無聞，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在20世紀70年代整個史學界破舊立新的學術背景下，史學家將目光從上層轉移到下層，普通群眾的生活走進學術界的視野。與此同時，女性主義運動的崛起催生了一門新的學科——“女性學”，而有關女性史的研究亦成為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基礎。

為還原音樂史的全貌，重現幾千年間女性的音樂生活狀態，美國一些接受過專業音樂學訓練的女性學者嘗試在傳統音樂史研究之外建立新的女性音樂研究體系，這種研究以女性為中心，質疑音樂傳統對以“偉大”男性作曲家、作品為代表的音樂史的過度關注，出現了最早一批以女性音樂家為主體的音樂史書籍，如卡羅爾·諾伊爾斯－貝茨（Carol Neuls－Bates）輯錄的《音樂中的女性》（Women in Music： An Anthology of Source Reading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1982．1996）、珍妮·鮑爾斯（Jane Bowers）和朱蒂斯·梯克（Judith Tick）于1987年合編的編年史《女性音樂創作：西方藝術傳統，1150—1950》（Women Making Music：The Western Art Tradition，1150—1950，1987）、1991年卡琳·彭德爾（K．Pendle）編輯的《女性音樂史》（Women and Music：a History，1991）以及西爾維亞·格利克曼（Sylvia Glickman）和瑪莎·施萊費爾（Martha Furman Schleifer）于1996年編輯出版的《女性作曲家：跨越歷史的音樂》（Women Composers： Music Through the Ages）等。

篇（11）

 

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1919― ）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是關注社會現實和時代問題的作家。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創作中，萊辛一直致力于對時代生活與人的追問探索，她的作品題材廣泛，涉及到種族矛盾、兩性關系、原子戰爭、環境污染、科學危機等社會問題。2007年，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給這位關注女性體驗的“史詩詩人”的頒獎詞中就講道:“她為改變我們的世界觀做出了巨大貢獻。她對普通大眾幾乎是寄予了無限的同情，對于每種形式的人類行為都不含偏見。她較早認識到全球環境威脅以及第三世界的貧困和腐敗問題。” 萊辛在1999年發表的《瑪拉和丹恩歷險記》(Mara and Dann, An Adventure)虛構了一萬多年后的地球環境，在延續其對女性關注的同時，也反映了對現實環境惡化的關注。正如萊辛本人所說的那樣，這部作品并非簡單的是一本科幻小說。在《瑪拉和丹恩歷險記》出版后，她第一時間也是首次在線接受網友提問時就強調的“如果人們認為萊辛又轉向什么科幻或空間小說了的話，那我會感到很遺憾”，并特意指出了這本科幻小說在環境和氣候方面同現實的關聯。

本文重點從生態女性主義視角解讀萊辛的《瑪拉和丹恩歷險記》，分析小說中父權制度瓦解下的男性女性形象和人把自然他者化后的環境問題，指明瑪拉丹恩之旅其實就是男性與女性，人與自然二元對立模式的瓦解之旅，而旅途的終點就是和諧的精神家園。一、兩性對立的瓦解

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是20世紀70年代晚期以來女權運動和生態運動結合而成的思潮。生態女性主義學者凱倫華倫指出：人類對自然的征服和掠奪，與對女人的壓迫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從終極意義上講，對女性和自然的雙重統治有著共同的文化根源，即:二元對立思維和價值等級制。人與自然、男人與女人之間不僅是對立關系，而且是上下等級關系。人類對自然的統治和男人對女人的統治就是建立在這種觀念框架上的。因此，推翻父權制與拯救生態在觀念層面上是交織在一起和彼此強化的。

萊辛的《瑪拉和丹恩歷險記》的生態關懷首先體現在對男權文化中心統治邏輯的否定上文學藝術論文，《瑪拉和丹恩》對這種“父權制’世界觀的消解是逐步進行的。首先, 傳統的父權國度在小說一開始就被毀滅了，瑪拉和丹恩的父親從來都沒有出現過。姐弟倆被帶離王宮以后，就失去了父權制度給他們設定的身份，對于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忘記自己的真實姓名――那個代表著過去的父權制度的身份符號，從他們的心里被抹去了。在兩人的整個歷險過程中，他們完全忘記了曾經的身份，重新建立自己的性別身份和文化身份。丹恩作為男性世界的代表，從一開始就被一再地告知不許講話，保持安靜。對丹恩的命令“噓，噓，安靜”僅在第一章前兩頁就重復了六次。丹恩從一開始就實際上已處于了文化失語的境地，男性權力話語消失了。而在此后的歷險中，丹恩一直生活在恐懼中，兩人也幾次因丹恩的恐懼，驚慌而逃亡北上的歷程倍加艱難會計畢業論文范文。某種程度上，男性不再處于二元對立中的上級地位。

相反，瑪拉的女性角色卻顯得異常地高大、勇敢和富于智慧。她對于知識有著無比的熱情，如饑似渴，抓住任何機會吸納學習遠古文明，相比于文中大部分的男性角色，瑪拉散發著耀眼的智慧光彩。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往往被視為生育后代的工具。瑪拉在她的歷險中，一直都極力擺脫這種父權制的價值觀。在石村時，瑪拉因干旱而身體虛弱，暫時失去生育的能力時，她并未傷心，反而因此松了一口氣，因為她明白自己擺脫了作為生育工具的命運。瑪拉在途經各地之后發現，由于環境的惡化，男性的生殖力已經極度退化。男性權力的象征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權威。然而女性的生育能力依然是女性價值的最重要體現。瑪拉遇到的第一男人，就想讓她成為傳宗接代的工具，瑪拉拒絕了，離開安逸的生活，重新踏上旅程。而另一個男人想讓她成為享受榮華富貴的王妃，為他生育后代，繼承他的王位，因為他的原配不能生養孩子。瑪拉意識到這樣光鮮的地位，同樣只是父權制度下的一個工具而已。有著獨立思想的瑪拉，為了追求自己理想的身份，再一次選擇了離開。

當姐弟倆到達大陸的北方時，一對年老的本族夫婦希望瑪拉和丹恩為了種族的延續而結合，從而延續從前的父權王國。瑪拉堅持人性，說服了意志動搖的弟弟，戰勝了邪惡的沖動，最終姐弟倆恢復了純潔的親情，各自與自己的愛人平靜地生活在一起。這樣文學藝術論文，男女兩性的二元對立在此得到了消解，傳統的男性邏各斯中心消失了，同時也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女性中心。

萊辛的小說告訴我們，要認識兩性間平等互補的相互性，認識自己與他人的同生共存的命運，需要打破男性中心的意識，克服統治和支配的傲慢感覺，懂得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和關愛的倫理。這樣才能建構親密無間的人際關系；才能感受親情，升華愛情；才能消除性別偏見，構建一個兩性和諧的生態社會。

二，人與自然對立的瓦解

傳統人類中心主義將人與自然二元對立，自然是他者，人類對自然開發利用是合理公正的。生態女性主義批判這種二元對立。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地球上的所有存在物就是一個有生命的統一體。大地、山川、花草、蟲魚、空氣等都是大自然這個宇宙之鏈上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宇宙中一切生命體都有其存在的內在價值，都是平等的，并且沒有等級差別。大自然并不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要而存在，人類只不過是整個生態系統中的一個小小組成部分，“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在自然之中”（陳喜榮，2002）。大自然中各種生命體互相依存，互相制約，形成了一個平衡的生態系統。人類作為大自然這個生態系統中的一個鏈條，其存在依賴于和其他生物的和諧關系上。而人類目前這種將自然他者化，認為自然只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存在的人類中心主義必導致對自然資源無限制地掠奪。這不僅會給大自然帶來巨大破壞，而且會逐漸使整個生態系統失去平衡，而最終傷害到人類自己

萊辛的《瑪拉和丹恩歷險記》的生態關懷也同樣體現在她試圖消解這種人將自然看做對立面，看做他者的傳統理念。小說一開始從不同的側面向讀者展示了未來惡劣的自然環境：干旱，沙漠化，冰川，洪水等等極端的自然災難使未來人類的生存倍加艱難。萊辛通過展示未來的極端環境，引起人們對于自然與人關系的反思。小說中令人感觸最深的一個意象是“渴”。小說一開始便呈現了大陸干涸的景象，“動物和植物都死光了。但拉斯塔充滿了沙塵。他們說沙塵暴刮的昏天黑地，填滿了房屋，掩埋了花園（P75）。”瑪拉被囚禁在密不透風的石屋里，受到干渴的折磨。后來，在出逃的途中，他們遇到了洪水，便不顧生命安危，跳進水里嬉戲，因為在他們看來，水就是生命。當他們碰到一個小水泊的時候，用小桶挑著水，視為最寶貴的財富，時刻守衛著小小的兩個小水桶。一旦遇到水源，“他們一個勁地喝著。兩個人都在想，趁著還有水文學藝術論文，一定要喝個夠（P101）。”干旱使大地顆粒無收，動物也渴死，人們食物短缺，身體受到極大損害，女性喪失了生育能力。

他們默默的承受著這一切，心里只有一個想法，到北方去，北方有水，有綠洲。他們不知道為什么環境如此惡劣，以為一直以來都是如此。然而，在旅程中，他們逐漸發現了原因，其實并非完全一直都是這樣的干旱，這樣的荒涼。在瑪拉和丹恩到達中心，參觀博物館的時候，他們看到了這樣的描述古人類行為的文字“這些人根本不關注他們行動造成的后患。他們殺絕了野獸；毒死了海洋里的魚；對森林濫砍濫伐，使曾經遍地森林的國家一個個變成了沙漠，荒原。他們破壞一切可以觸摸到的東西。他們的頭腦可能出了問題會計畢業論文范文。有很多歷史學家認為這些古人確實應該受到冰紀的懲罰，他們罪有應得(P471)。”

在瑪拉丹恩從南向北的旅程中，環境有了一些好轉，有了河流，有了草地，甚至有了森林，雖然人們的生活依然艱難。干旱依然存在。人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人與自然的對立在慢慢的緩和，從小河到大河，他們一直航行在水上，這對于曾經身處干旱的他們來說是很奇妙的事情，河流兩邊也出現了一些城鎮和村莊，越朝北的地方，人類的生活越發原始，工業文明的痕跡幾乎消失殆盡.這一切表明隨著人類中心主義的淡化，人與自然的關系慢慢趨于緩和。

萊辛認為正是人類對自然的肆無忌憚的破壞和利用，環境才發生著變化，森林消失了，河流消失了，沙漫天遍野到處都是，而人類也因此生存困難，只有消除掉這種傳統的人與自然對立的模式，才能拯救生態，最終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

三，和諧的精神家園

生態批評家先驅之一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Murphy）曾指出“生態學和女性主義在保留差異的前提下聯合起來…這樣的整合能夠產生一種新的對于人與世界之關系的認識，使之朝拆解男權/人類中心主義的方向努力…”，這正是生態女性主義者所追尋的，也是萊辛在《瑪拉和丹恩歷險記》文末所描繪的精神家園，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文學藝術論文，男性女性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平等和諧。

瑪拉丹恩在經歷種種歷險，客服各種困難最終來到了他們向往的精神家園，這里自然不再是干涸的大地，不再有饑渴。“前面是一望無際的藍色，藍色的海水和淡藍色的天空交會到一起。藍色中點綴著白色的，不斷移動的浪峰。迎面吹來的是帶著咸味的風，咸味就在他們的唇邊（P491）。”自然以未受到任何壓迫的面貌呈現在他們面前，而他們未來的家則與自然和諧的融為一體。“右側是海，前面是一個長長的山丘，山坡上是一個低矮的紅磚大房子，帶著門廊，立柱。”

兩性之間的關系，從一開始的緊張、對立，而在這種精神家園里也變得和諧起來。瑪拉丹恩各自相愛的人都在這個家園里等待著他們。“他們看到門廊上有兩個人。丹恩跑過去喊道：基拉…呆呆地看著那個斜靠在躺椅上沖他微笑的年輕漂亮女人。”瑪拉的愛人沙必斯“站在那里，微微的向前探著身子，沖著瑪拉微笑著，似乎在等待…”

和諧，這是文字中傳遞出來的信息。萊辛在文末給我們展示了一幅美麗的人與自然和諧，男性與女性和諧相處的圖畫。這正是生態女性主義者致力達到的精神家園。正如萊辛文末極具含義的話語；“水融合到了水里”。人與自然的差異，男性與女性的差異最終都融合為一體。

萊辛在《瑪拉和丹恩歷險記》中傾注了她對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的關注，在她不懈的、發人深省的對自然和性別這些生態女性主義者所關注的主體的探索中，給我們展示了拓展的、進化的生態女性主義視角，體現了解放女性與自然這一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今天在科技發展所伴隨的種種弊端中，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隔閡加劇的語境下，如何為人類找到擺脫痛苦、指明道路的燈塔、找到安身立命的家園，萊辛的小說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鑒的東西。

參考文獻

[1]Jean Pickering.Understanding Doris Lessing[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0.

[2]Warren, Karen J. Ecofeminist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 sand Why It Matters. 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3]Warren, Karen J. Ecological Feminism[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

[4]Zimmerman, Michael E., et.al,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M].Engle-wood Clif,f NJ: Prentice-Hal,l 1993.

[5]Doris Lessing online chatabout Mara and Dann at Barnes and Noble[M]. Com, Wednesday, January 20, 1999 -7pm.<http: // dorislessing. org/interviews. html>.）

[6]Patrick D.Murphy，“Ecofeminist Dialogics”， inLaurence Coupe ed，Green Studies Reader： 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Routledge, 2000,pp.193-194(韋清琦譯)

[7]薇爾普魯姆德馬天杰等譯,女性主義與對自然的主宰[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8]金莉.“生態女權主義”[J],《外國文學》5(2004): 57-64.

[9]何懷宏.生態倫理―――精神資源與哲學基礎[M].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2.

[10][英]多麗絲萊辛.苗爭芝等譯.瑪拉和丹恩歷險記[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

[11]陳喜榮.生態女性主義述評[J].武漢大學學報，2002.

[12]謝鵬，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述論[J] .文學?藝術，2006（2）.

[13]趙媛媛，王子彥.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述評[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 2004(10): 3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