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畜牧業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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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舍飼養殖的不足

舍飼養殖雖然可以快速提高牛羊肉的產量，提高單位養殖規模，有利于大型機械化操作，但前提是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消耗大量的糧食和有限的農副產品為代價，大量使用各種藥物及各種添加劑，生產出口感不好但又不得不吃的奶肉食品，導致現在很多人寧愿長途駕車到農家及牧區高價購買散養的肉蛋奶及天然狀態下生長的食品，也不愿在市場購買。特別是舍飼養殖根本無法系統管理，不確定因素相當多。牛羊容易發生疫情，生產的母畜及幼畜成活率不高，稍有不慎帶來的損失將是致命的，尤其是舍飼養羊違背了羊的生長規律，改變了羊的生物特性，產出的羊肉自然品質不高。

3草原畜牧業綠色發展模式

鑒于以上傳統放養的缺陷和舍飼養殖的不足，政府部門目前投入大量資金項目給農牧民建筑羊舍，開發部分飼草料基地等大量的農牧業基礎建設。但要想生產更多的有機食品，進行規模化養殖，必須從源頭上解決飼草問題、改變飼養模式，只有這樣才能生產出更多的綠色有機食品，讓人們吃到放心肉。而這需要在合適的、符合開發條件的草原和部分沙化半沙化的草場上配套水利設施，種植各種牧草，以最大的限度提高單位產草量，用科學的方式，利用循環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根據當地的土壤、氣候和牧草的生長特點、生長規律，選擇多年生、耐踐踏、再生力強的牧草(如檸條、苜蓿、無芒雀麥、羊草、鴨茅、高燕麥草等）分段、分片、分季節循環放牧，建立永久的牧草地，放牧還能促進草地植物，具有超補償性生長。并結合放牧對象（比如牛吃高草，羊吃矮草，雞吃蟲子等）探索出一條科學有效、節能環保、循環利用又順應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和保護自然的可持續發展之路。這樣既可生產出綠色有機食品，有利于消費者健康并帶動農牧民致富，而且經營者又能產生很大的經濟效益。并且種植牧草除了能作為家畜的主要飼料外，對改良土壤理化性狀、維護土壤肥力、防風固沙、保持水土、綠化環境和調節氣候也有重要作用。由于牧草具有高效率利用光能的特點，因而發展牧草生產有利于建立穩產高產的農牧業生產體系、維護生態平衡，符合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利用，有利于促進農牧業可持續發展。并且市場潛力較大，輻射帶動能力強，預期效益好；資源優勢突出，區域特色明顯；產品科技含量較高，競爭優勢比較明顯；還可有效治理污染；廢棄物能得到有效利用；總體投資較舍飼養殖少得多，可帶來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也將成倍增加。但是要想使規模化養殖起到輻射帶動作用，單靠個人或企業是無法達到的，只有得到農業部門的高度重視，并獲得項目資金的大力扶持才可實現種草養畜，自然放牧，生產有機食品；保護環境，節約資源，產品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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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險金額與保險費率

各省區針對不同險種制定了不同的保險金額與保險費率，保險金額多參照投保標的的生理價值確定。如表4所示，在能繁母豬險種上，除北京，上海少數發達地區的保險金額達到2000元，其余省區均為1000元，費率為6%，無明顯差異。奶牛的保險金額和保險費率差異較大，費率從4%到8%，保險金額從3000元到8000元不等，部分省區根據奶牛年齡、品種及飼養模式的不同，確定了不同的保險金額。如：北京市奶牛的保險金額按奶牛的牛齡及胎次分為兩檔。四川的育肥豬保險費率按規模進行了區別，鼓勵規模化養殖，以便集中管理，降低風險。新疆參照羊只品種、畜齡、飼養成本、市場價格的70%將保險金額厘定為6個檔次。2.4保險責任與賠付標準內蒙古畜牧業保險險種有能繁母豬、育肥豬、奶牛，均為中央財政保費補貼險種，保險責任范圍如表5所示，在賠付標準上規定能繁母豬和奶牛按保險金額進行賠付；育肥豬按照尸重和出險時當地生豬市場收購價格計算賠償。目前，國內大部分地區對3種險種的保險責任與賠付標準大致類似，北京在能繁母豬的保險責任方面增加了難產；奶牛則針對固定圈舍內死亡或傷殘，經畜牧獸醫鑒定失去產奶能力的奶牛進行賠付，保險責任包括難產死亡或胎產所致傷殘失去繁殖能力。在賠付標準上，北京市也有創新，若能繁母豬、奶牛死亡，根據實際情況按保險金額的80%進行賠償；奶牛因胎產造成子宮受傷所致傷殘失去繁殖能力的，在此基礎上再減去奶牛殘值。除以上3種險種外，中央財政補貼險種還包括藏系牦牛和藏系羊，主要在四川、青海、云南、甘肅省和自治區開展。各省區也相繼開展了其他養殖險種，制定了相關的保險責任，如表6所示。肉雞的保險責任范圍大體一致，在賠付標準上，北京按肉雞的飼養日齡成本，江蘇按肉雞尸重計算賠付。2.5風險控制北京、江蘇、浙江、河南及黑龍江五省市所采用的不同的農業保險風險模式是目前中國現行的主要農業保險風險控制模式；不同模式下政府與保險人在賠付責任和風險防范上承擔不同責任，具體如表7所示。在巨災風險分散措施方面，目前，北京、江蘇的巨災風險基金制度較為完善，但籌建方式上差別較大。北京按農業增加值1‰計提農業巨災風險準備金并建立再保險巨災分散機制；江蘇則由保險公司和政府分別建立巨災風險基金，構建省市縣三級巨災風險基金制度。對比內蒙古，自2008年開始著手準備巨災風險準備金，實踐中因為種種原因，并未有效落實。

3各省區畜牧業保險的特點總結及啟示

以上從保險品種、補貼政策等7個方面分析了各省區畜牧業保險政策的異同點。基本特點如下：在保險險種上，除中央財政補貼險種外，北京、浙江等多省都相繼開展了符合當地養殖條件的保險險種。東部沿海省區多開展水產、家禽保險；中西部地區多開展畜禽保險，對保障養殖戶收入水平，促進當地畜牧業發展起到積極作用。在保費補貼上，財政保費補貼比例普遍在50%以上。受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狀況的影響，財政補貼具有差異性，西部地區主要依靠政府補貼，對于較貧困的市縣，保費補貼的承擔存在困難。在保險金額上，保險金額多參照投保標的的生理價值確定，北京、黑龍江等省區按品種、規模、生長期將保險金額進行了細分，有利于畜牧業的規范管理和畜牧業保險的持續發展。在保險責任上，保險責任多針對由重大病害、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所導致的保險個體死亡。各地根據自身經濟狀況和養殖環境也進行了調整。相比北京的做法更為合理，針對牲畜的經濟價值進行賠付。在風險管理上，目前，只有北京、江蘇等部分省區建立較為完善的風險管理機制，由于農業風險具有高度相關性，易發生農業巨災，各省區應加快大災風險管理機制的建立。自2007年以來，內蒙古政策性畜牧業保險取得了快速發展。但也面臨保險責任范圍不切實際，產品結構單一等問題，嚴重制約了內蒙古畜牧業保險的發展。基于以上分析，得到如下啟示：

（1）政府財政補貼應加大對畜牧業保險產品研發的支持。

保險產品是否符合保險標的的特點，滿足投保人規避風險的需求，直接影響保險制度的有效實施。內蒙古畜牧業保險目前包括奶牛、能繁母豬、育肥豬三個畜種，而在內蒙古畜牧業中占重要地位的肉牛、綿羊等并沒有保險產品。在養殖過程中這些牲畜同樣面臨諸如病害、自然災害等多重風險。開發研究這些畜種的保險產品，既是完善內蒙古畜牧業保險制度的需求，也是提高內蒙古畜牧業風險規避水平，促進畜牧業健康發展的要求。

（2）根據牲畜養殖特點和經濟價值，調整責任范圍。

目前內蒙古實施的畜牧業保險大多是保障牲畜生理價值的死亡保險。保險責任所涉及的重大病害大部分屬于非常發性疾病，而在飼養過程中農戶經常遇到的疾病問題（奶牛養殖中常見的炎、產后死亡等）并未囊括其中。應結合實際，了解養殖戶的保險需求，適當保障一些疾病風險和市場風險，提高養殖戶參保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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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抓指導、強培訓、重服務

漢中市把標準化規模養殖作為提升畜牧業轉業升級的一個階梯。提出的“255”倍增生豬規模化養殖計劃，全市新增百頭以上的規模養殖大戶482戶，達到6562戶；其中千頭以上養殖場增加21戶，達到350戶，萬頭以上規模豬場增加3戶，達到12戶。全市規模場生豬出欄占總出欄的61%，較上年增加2.4%。開展百場示范創建活動，在全市通過調研摸底篩選出100個規模養殖場作為市級標準化示范場。通過媒體和漢中農業網對其建設規模、飼養量進行排序公示，并得到市級財政資金的有力扶持，極大激發創建工作的熱情。為加強鍛煉培養干部職工，提高工作熱情和技術服務能力，發揮技術單位的技術優勢，分別成立了生豬養殖技術、家禽養殖技術、牛羊養殖技術、動物疫病防控四支技術服務組，由高級技術專業人員帶隊，深入農村給畜禽規模養殖場和養殖戶提供技術咨詢、技術指導，承擔項目課題，開展專題調研，給農民群眾提供了便民服務。技術服務組先后為市直機關工委、市農業局、市委辦、市水利局、市老干局、市扶貧辦、市住房公積金管理處等單位和西鄉、漢臺、勉縣等有關縣（區）開展養殖技術培訓十多期，培訓人員近2000人，發放科技資料近萬份，發放科技教材200多冊，解決了全市畜牧生產中許多實際問題，贏得了農民的廣泛贊譽，在人民群眾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促進了畜牧科技知識的宣傳和普及。

三、創新模式和思維方式，提升畜牧業科技水平

按照“畜禽良種化、養殖設施化、生產規范化、防疫制度化、糞污無害化、監管常態化”的要求，一批現代化、標準化的養殖場、養殖小區相繼建成投產，并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導型、企業帶動型、協會牽頭型、項目推動型、農戶聯建型”五種發展模式，畜牧產業化步伐加快，生產方式得到較大轉變。實行品牌戰略，狠抓無公害、綠色產地、產品認證，注冊了“漢中黑珍珠土豬肉”“朱寰牌生豬”“無抗飼料”等畜產品商標。加大標準化示范帶動作用、提升漢中市現代畜牧業的科技水平。用高科技裝備武裝畜牧產業發展，用科技水平提升產業發展。引進新的養殖理念和新的科技成果，推廣自動飼喂新系統和無塔自動供料系統。從養殖場設計規劃到圈舍設備，再到糞污無害化處理，提升科技水平和生產水平。漢中市通過“百場創建、千戶推進”活動，以標準化創建為契機，全面推進漢中市畜禽標準化工作建設。動物防疫冷鏈體系、獸醫實驗室建設項目、鄉鎮獸醫站建設項目、生豬標準化規模養殖建設項目、畜牧產業化建設項目、大型沼氣池建設項目、一村一品建設項目等一大批重大項目的實施，對改善養豬基礎設施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從畜禽良種化入手，抓全市畜禽種源建設，借助國家農業部良種示范體系項目。建設一批科技水平高，技術和資金雄厚，管理規范的種豬場和種豬供精站、點，全面普及和提高畜禽良種化的水平，為漢中市畜禽良種化提供支撐。抓生產技術管理和制度建設通過技術培訓和百場示范創建，督導規范生產管理制度和技術工藝流程，并通過政府行為向畜禽示范場派駐畜牧獸醫技術監督員，用規范化制度化加強管理。要求防疫制度化、防疫標示明確、管理制度上墻、創建文本規范，制度完善健全。全面推進糞污無害化處理，加大環評力度，取締無證化經營行為，提高準入制門檻。對飼料添加劑和違禁藥品使用監管力度，定期督導檢查，確保畜禽食品上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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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做好農機購置補貼項目，2014年用于購置畜牧業機械的各類補貼資金510萬元，使我縣的畜牧業機械新增303臺，到2014年為止全縣擁有畜牧業機械1156臺。

1.2畜牧業機械化作業完成情況

為了保質保量地完成飼用玉米的機械化種植，2014年初及早維修保養、調試了90臺玉米點播機，使飼用玉米的機械化播種面積達100%。收獲時積極協調周邊各縣大型飼用玉米青貯收獲機，2014年秋收期間共投入大型飼用玉米青貯機12臺，割、摟、捆機械500余臺，收獲玉米面積2萬畝、天然草場機械化收獲完成3．91萬畝。

2特色農業發展的基本情況

由于受自然氣候條件的限制，我縣的特色農業主要以馬鈴薯、大露菜為主。馬鈴薯產業在我縣具有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也是縣委確定的優勢產業。2014年建立馬鈴薯、露地蔬菜、玉米、小麥四個標準化作業示范區，其中:飼用玉米標準化建設完成面積1．2萬畝;全縣種植馬鈴薯1．3萬畝，馬鈴薯標準化建設完成0．5萬畝。

2.1馬鈴薯種植、收獲機械擁有情況及機械化作業情況

巴里坤縣人民政府在前幾年出臺了對購買馬鈴薯種植及收獲機具的農戶給予惠農補貼。農機部門進村入戶做了大量宣傳，并做好機具對比選型，購進的樣式在各鄉鎮召開現場演示，經試驗及改進，各類機械已基本滿足巴里坤縣的種植習慣和模式。幾年共購進馬鈴薯種植機具113臺，馬鈴薯收獲機104臺。2014年巴里坤縣種植馬鈴薯1．3萬畝，機械化種植0．6萬畝，占種植面積的46%;機械化收獲0．36萬畝，占種植面積的27．7%。

2.2建成大露菜推廣示范面積3500畝

2014年在巴里坤縣實施露地疏菜種植、貯藏、保鮮機械化生產技術推廣。根據巴里坤縣露地蔬菜種植分布情況，在石人子鄉建成露地蔬菜推廣示范面積1000畝，4月底在種植區石人子鄉大泉灣村二組做好露地蔬菜種植的耕整地作業，5月份開始鋪膜播種，截至6月10日全面完成1000畝蔬菜種植任務，種植了小顆粒種子窩筍、蓮花白、紅蘿卜、花菜。在5月初召開蔬菜機具現場演示會，培訓種植戶及技術人員210余人。在6～7月引進一臺旋耕機，并通過改進后進行除草，除草效果較好。蔬菜自8月份陸續上市。經測產，花菜畝產量2t、蓮花白4t、大白菜5t、西蘭花1．8t。

3存在問題

(1)天然可利用草場退化嚴重，從而降低了草料收獲機械的利用率;(2)飼草料基地不能形成規模，導致畜牧業收獲機械的利用率太低;(3)馬鈴薯機械化種植程度高，但機械化收獲有待提高;(4)大露菜的生產一直靠人工點種、除草、收獲，費時費力，種植規模小，生產的露地蔬菜量尚不能滿足本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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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牧飼養機械化方面。對于我國的實際情況來講，主要的畜牧飼養集中在家禽飼養以及牲畜中的豬、牛飼養。目前較發達的是家禽飼養，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家禽飼養方面就形成了一系列標準化的設施。但是像電腦自動化控制、智能孵化設備目前只有在大型的養雞場可見。現在我國養雞場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單一鏈式喂養，喂養的速度較低。

我國目前養豬機械化發展只占了整個行業的30%，余下仍然沿用傳統的養殖方式。豬舍的建造方面，農戶可以清楚地分出保溫欄、育喂欄和產仔欄，但是在豬舍的飲水、消毒、喂食和清理方面并沒有完全采用機械化。我國先進的養牛機械幾乎90%以上都是依賴國外進口，自行研制生產的設備少，局限在移動車式、管道式、提桶式。

二、畜牧業機械化存在的問題

首先，畜牧業機械化程度低，大部分使用半機械，即便是具有先進機器的大養殖場，機械的使用效果也不盡理想。中小型的養殖場，機械配置率低，技術支持較差，經營環境滯后，這已經成為畜牧業全面發展的一個瓶頸。其次，技術質量和服務體系落后。目前市場上機型單一，相互操作起來配套性較差，在售后服務上問題較多。

三、畜牧業機械化發展策略

我們在清醒地認識到現存的問題后，就應該要全力解決，科學設定發展策略。

1.加大畜牧業機械化宣傳展示。必須幫助養殖戶認識到只有通過機械，才能降低飼養成本，提升生產效率，實現產品增值。可以組織沙龍或者以講座形式互相探討交流。政府可以組織大型的畜牧業機械展示會，并向農戶們普及科學的養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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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羊肉生產能力不足，進口量持續增加與2012年相比，2013年的羊肉進口量成倍增加。我國羊肉產量近幾年增速緩慢，羊肉缺口高達20%以上，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國的養羊業正處于提質增效的轉型階段，數量增長明顯放緩，但質量效益還未發展到理想的水平；二是來自內蒙、新疆等養羊主產區的養羊生產與牧區環境之間的矛盾和壓力越來越大；三是羊肉的消費群體和消費需求都明顯增加，羊肉的供需矛盾突出；四是我國對高端肥羔羊肉的需求不斷增加，而國內的生產能力遠不能滿足，導致大部分依賴進口。

1.3進口羊肉對國內羊肉生產造成沖擊近幾年來羊肉價格一直穩步上升，但養殖效益卻不盡人意。這主要是因為飼料、人工等養殖成本偏高，加之流通環節不暢造成的。此外，我們從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大量進口羊肉，2013年羊肉的進口平均價格不足30元/kg，但我國自產自銷的羊肉批發價卻高達60元/kg以上。目前我國還缺乏羊肉的屠宰和分級等相關行業標準，無論是進口羊肉或者是自產的羊肉都無法嚴格區分，更難作到優質優價。因此，進口羊肉不但對我國的羊肉生產造成沖擊，同時也擾亂了我國的羊肉市場價格。

1.4注重標準化建設，忽視標準化飼養在養羊利好的政策下，各地區都大力發展標準化規模化養羊。政府補貼項目、優惠的土地和稅收減免政策使得相當一部分熱錢流入養羊業，但投資人多為其他行業，大多數缺乏一定的養羊知識，致使一些投資均未達到預期收益，甚至虧損。標準化養羊包括標準化建設和標準化飼養兩個方面，缺一不可。但在實際生產中，大部分投資者都能按照要求進行棚圈標準化建設，甚至擁有先進的飼養設備，但卻無法達到標準化養羊的技術要求，很難做到標準化飼養。尤其是一些中大規模的羊場，仍然不能解決人工授精計劃配種、分階段飼料配方等肉羊飼養關鍵技術，造成硬件過剩軟件乏力甚至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面。

1.5疫病防控力度急需加大加強疫病防控工作雖已開展多年，但大部分養殖戶尤其是小規模農戶疾病防控意識淡薄，存在僥幸心理。一些養殖場只重視發展規模和促進銷售，而忽略飼養管理與綜合防疫，對于一些既定的防疫，也存在防疫程序不合理，疫苗使用不科學，免疫注射不規范等情況，從而使疫病發生的風險增大。2013年末，小反芻獸疫疾病在多地爆發，并且迅速蔓延。為控制疫情擴散，農業部一度禁止活羊跨省調運，在疫病爆發、銷售不暢的情況下，多數養殖戶遭遇活羊及其產品價格暴跌的境況。尤其是2013年新增的部分肉羊育肥養殖戶，活羊高買低賣是普遍現象，致使虧損嚴重。

22015年生產展望

2.1規模化標準化程度繼續提高2015年，我國肉羊生產的規模化標準化程度還將進一步提高。已具有一定養殖規模的中大型企業將更加注重標準化養殖，而農區的散戶將通過養羊合作社組織形成一定的規模，以此降低生產成本和規避市場風險。隨著國家對種業的重視和建設，種羊企業的前景看好，無論從數量或者效益，都有增加的趨勢。總體來說，通過政府引導和資金扶持，農戶生產觀念和養殖方式的轉變，肉羊生產水平會進一步提升。

2.2肉羊生產及市場逐漸好轉隨著2014年小反芻獸疫疫情的防治和控制，活羊已恢復省際間調運，肉羊生產也逐漸恢復正常。冬季和2015年雙節期間，羊肉消費量將大幅增加，這必將促進活羊及羊肉市場回暖，尤其是短期育肥羊的需求量會更大。此外，我國高端羊肉的比重少，需求高，因此，肥羔生產及供應都面臨較大壓力。受進口羊肉的影響，羊肉價格在短期內不會大幅上漲，基本上處于穩中緩升的狀態。

2.3肉羊生產成本增加，養殖效益空間縮小勞動力成本、飼料成本、能源成本和土地成本的上漲，直接推高肉羊飼養生產各個環節的成本，使肉羊養殖效益的利潤空間逐漸縮小。同時，中澳自由貿易協定的達成，必然導致今后幾年進口羊肉數量持續增長，這將對國內的羊肉市場造成較大的沖擊，養羊業也將面臨生產和貿易的雙重挑戰，形勢非常嚴峻。

2.4羊的產業化經營程度將會大幅提高隨著肉羊規模化程度和生產能力的提高，羊的產業化經營程度也會進一步提高。目前我國肉羊育種、生產和屠宰加工的龍頭企業數量少，規模小，設備、技術及質量體系與國際標準都還有一定差距。隨著肉羊生產建設步伐的加快，將大力發展農民合作社組織，聚集中小規模散戶，開展統一生產、加工和銷售，提高市場競爭力，規避市場風險，增加養殖效益，實現農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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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畜牧支撐體系建設日益穩固。近年來，邢臺市各級畜牧獸醫基礎設施和隊伍建設不斷加強。按照明確職能、理順體制、優化布局、綜合設置的要求，市級和縣級均建立動物衛生監督所、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和畜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辦公室。全市共建立鄉級畜牧獸醫分站117個，招聘全額事業編制人員482名，村級動物防疫員5325名，市、縣、鄉、村四級畜牧獸醫技術推廣、動物疫病防控和畜產品質量安全監督體系基本形成。全市投入防疫和畜產品安全基礎建設資金2600萬元，建設市級獸醫實驗室和畜產品檢測中心各1處，建立3個國家級動物疫情測報站和3個省級動物疫情測報站，大大增強全市動物疫病預防和畜產品安全監測能力；禽流感、口蹄疫、藍耳病等重大動物疫病強制免疫密度連年保持在100%，實現多年無重大疫病和畜禽產品質量安全事件發生，為現代畜牧業發展保駕護航。

1.3畜牧招商引資力度不斷加大。近年來，邢臺市通過親情招商、以商招商、舉辦項目推介會等招商措施，北京保吉安、泰國正大、河北雨潤、北京奧天、山東六和等一大批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相繼落戶邢臺，進一步推動了邢臺市現代畜牧業發展步伐。據統計，近三年來全市新、改（擴）建各類畜牧項目100多個，總投資近百億元，其中北京寶吉安與威縣、巨鹿合作的肉雞產業化項目，山東六和與興達合作的肉鴨產業鏈項目，泰國正大集團獨資的生豬生產項目等均相繼順利投產，帶動了當地畜牧業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另有北京奧天生豬養殖項目、河北雨潤集團生豬生產及肉食加工項目、河北旺族集團生豬產業鏈項目、君樂寶乳業的萬頭奶牛生態牧場項目等正在建設中。特別是君樂寶與威縣合作總投資5億元的萬頭奶牛生態牧場項目，目前進展順利，預計2014年底可投入生產，項目建成后，將成為全省乃至全國重要的奶源基地，對我市高端奶產品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2現代畜牧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2.1畜牧業綜合生產能力差，產業化發展滯后。從國外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經驗看，畜牧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一般應達到60％。在國內超過50%的地區也為數不少，而邢臺市2013年底才達到44%。畜牧業綜合生產能力遠不能適應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畜牧產業化龍頭企業少，優勢不明顯，一體化、集團化程度不高。畜牧業龍頭企業經過多年的發展，雖然有所壯大和發展，但面對日益競爭激烈的國內外市場，仍存在許多問題：第一，企業規模小，產品質量差，管理制度落后，競爭力不強。第二，龍頭企業科技和制度創新能力不足。有些大型企業仍然依靠粗放擴張的經營模式，嚴重忽視新技術和新產品的研發，在市場競爭中缺乏自己的名牌產品的優勢產品，在企業管理中，沒有及時采用現代經營管理制度，存在產權不明晰、決策不科學的問題，仍然依靠傳統家族式的管理方法來管理集團企業，使企業長遠發展受到很大影響。有的企業嚴重缺乏穩定的原料基地，有的企業市場營銷渠道不暢，企業開拓市場的能力和手段有待提高。

2.2畜產品質量檢測體系仍待加強。在現階段，邢臺市的畜產品監管機構、監管手段、檢測人員及設備等均不能滿足產品監測的需求，農畜產品質量安全隱患依然不容忽視。

2.3資金缺乏仍是制約畜牧業發展的瓶頸。隨著現代畜牧業向規模化、標準化轉變，邢臺市財政及金融的支持力度與畜牧業發展規模不相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現代畜牧業的發展步伐。

2.4產業發展空間逐漸縮小。隨著邢臺市工業經濟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資源、環境對畜牧業發展的制約日益突出，在土地資源和環境保護的雙重擠壓下，畜牧業發展空間的壓力正逐步加大。

2.5畜牧執法機構不健全，執法力量薄弱。市、縣兩級畜牧獸醫部門均沒有單獨的行政執法機構，現有的畜牧執法人員全部是動物衛生監督所或畜產品安全監管辦公室人員兼職，并缺乏必要的執法手段，畜牧法賦予畜牧獸醫主管部門的執法權力得不到很好的執行。

3現代畜牧業發展的對策

3.1實施產業拉動，扶強壯大龍頭企業。緊緊圍繞畜牧業主導品種，加快畜牧業產業化經營步伐。鼓勵現有龍頭企業通過更新改造、鏈條延伸、開發新上，謀劃建設一批投資10億元以上的大項目，增強發展后勁；以資源優勢、生態優勢、政策優勢，廣泛吸引國內外知名企業到我市落戶，建設一批能夠延長畜牧業產業鏈，標準高、規模大、外向型、牽動強的畜牧業深加工龍頭企業。堅持引資金與引技術相結合，實現畜產品的精深加工，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盡快形成一批龍頭企業集群。

3.2實施規模推動，強化標準化規模養殖場建設。按照國家《畜牧法》、《動物防疫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強化標準化規模養殖場建設。一是推進畜禽規模化養殖。重點推進年出欄1000頭以上規模養豬場和常年存欄1萬只以上蛋雞規模養殖場，推行牛羊舍飼圈養，加快奶牛規模場建設和養殖小區股份制改造。二是推行標準化生產。制訂和完善生產標準化技術規程，引導生產者按標準組織生產，逐步使畜禽養殖在選址、圈舍建設、投入品、疫病防治、飼養管理、糞便處理、產品安全等方面達到標準化、規范化，不斷提高畜牧業的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三是開展畜禽養殖標準化示范場創建活動。按照農業部畜禽養殖標準化示范場創建標準，認真組織開展示范場創建活動，通過示范創建，提升全市養殖規模化、標準化水平。

3.3實施品牌牽動，爭創國家和省級產品品牌。以雞蛋、肉類和乳制品為重點,結合我市實際，科學制定產品品牌建設發展規劃，下大力抓好實施。引導養殖加工企業增強品牌和質量意識，健全標準化管理、計量檢測和質量信用體系，開發高端產品。，幫助我市知名企業在京津及全國大中城市建立專店、專柜、連鎖商場，增設銷售網點，提高市場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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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于原始農業的畜牧業，不但在地域上與農業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業是與原始農業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備遷移特征，屬于放養型畜牧業。隨著農業生產內部結構進一步分化，以遷移生活為代表的游牧業逐漸游離出來，形成獨立的生產部門。而依附于定居農業的放養型畜牧業繼續與農業生產保持著密切聯系，并以家庭舍養、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續發展到近現代。

游牧型畜牧業與放養型畜牧業存在許多差異，其中在以下幾方面尤為突出：1)規模：放養型畜牧業中牲畜的食物來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圍地帶，因此畜養規模有限，與農業生產之間的依存性很強。游牧型畜牧業中牲畜獲取食物的空間范圍很廣，完全脫離了農業聚落的束縛，畜養規模很大。2)區域：由于放養型畜牧業與農業生產之間的依存關系，其分布地區多與農業生產結合，出現在農耕區或半農半牧區。與放養型畜牧業分布地區不同，游牧型畜牧業則跳出農耕區的基本范圍，成為草原環境的產物，并在遷移中建立了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在各類非農業生產類型中，游牧型畜牧業（簡稱游牧業）雖然起步較晚，但無論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還是在由人類活動而塑造的人文景觀中，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許多學者就游牧業與騎馬民族的產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見解，其中日本學者江上波夫認為騎馬民族的發生和發展，極大程度上決定于地理環境。尤其歐亞大陸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無法進行農耕，又沒有大型食肉動物對草原牲畜造成威脅，是理想的牧場[2]。美國學者歐文·拉鐵摩爾(OwenLattimore)則就中國歷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產生與馬的應用關系密切[3]。乘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與依牲畜而生存的社會密切聯系在一起，從而由部落發展成草原國家。那么除了草原環境與馬具之外，是否還有其它原因成為游牧業脫離農業而趨向草原的動力呢？離開中外史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解釋，我們將問題的視點放在環境上，并指出游牧業的產生與環境存在一定的互動關系。

2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興起與氣候變遷

在廣義農業的范疇之內，游牧業出現最晚。就中國的歷史背景而論，對亞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權威地位的拉鐵摩爾、江上波夫等外國學者認為，公元前4世紀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是中國北方草原地區游牧業與騎馬民族興起的標志[2～5]。對于這一觀點的理解應包含這樣的內涵，即胡服騎射是中原民族對抗草原騎兵的應對措施，因此這一時段不但標志著騎馬民族的成熟、強大，而且也顯示了真正以文化、生產手段與分布地域不同而區別出農耕與畜牧兩大區域的歷史進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經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過那時這些民族的空間發展還僅限于北方草原地帶，農牧民族雙方還沒有在空間上發生激烈沖突，以中原諸國為代表的農耕民族也用不著采取任何防御性的應對措施。

2.1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見于文獻記載最早活動于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戰國以前的文獻中也將其稱之為“鬼方”、“獫狁”等，戰國時期“匈奴”一詞開始反復在文獻中出現。大約從戰國初期這些活動在山陜、內蒙古一帶的非農業民族逐漸具備了騎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極具戰斗力的騎兵部隊，屢屢對秦、趙等國構成軍事威脅，并以中原諸國北方勁敵的定位而見諸于史籍。伴隨游牧活動，整個民族具備典型的“行國”特征。“行國”之稱始見于《史記·大宛傳》，其中提到所謂的“行國”就是“隨畜遷移，與匈奴同俗”。這時匈奴已經成為人們理解中的典型“行國”。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樣，匈奴人的馬背生涯擴大了他們的活動空間，不但帶領他們馳騁于歐亞大陸中部草原地帶的東西南北，而且這一騎馬民族自從公元前5世紀左右登上歷史舞臺后，在近10個世紀內影響著中國歷史，影響著中亞乃至于世界歷史。

2.2氣候變遷導致畜牧業從農業中分離的考古依據

匈奴人如何驟然興起、如何發展成影響中國北方乃至于整個歐亞草原的“行國”，是研究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與游牧業的重要問題。在對文獻記載進行考辨的同時，考古發現為回答這一問題提供了大量的依據。

1974～1984年內蒙古文物考古隊在伊金霍洛旗納林塔鄉朱開溝村進行了近10年的發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對于探討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問題作出重要貢獻。朱開溝遺址的文化遺存共分五階段，表1歸納了這五階段文化遺存的年代、環境、文化以及經濟特征[6]。從中可以看出朱開溝遺址的文化時期內，這一地區環境與人類經濟活動方式的互動關系以及人類活動方式由農耕、狩獵、采集向畜牧業為主方向的漸進過程。

表1朱開溝遺址經濟文化與環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階段年代環境生產工具豬：羊：牛

第一段相當龍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鏃、骨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針。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當龍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現了石斧、石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鐮、石鏟、石杵、

闊葉林木，草本蒿石紡輪、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約矛形器、石鏃、角鋤、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鏃、骨匕、

以上。骨針管、骨針、陶墊。

第三段相當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繼生產工具中石器、骨

續增多，約占全部器、陶器與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現了銅器，

且石器中細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當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現了生產工具數量。種類、

耐寒的云杉、樺、制法與前段無明顯區1:1.15:1.15

榆等，以松、樺針別，骨鏃、紡輪的數

闊混交林為主。量較前段增加，銅器

仍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當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針葉石器中除細石器與石

崗文化階段林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種類

藜花粉約占全部花都有所減少。骨鏃的1:1:1

粉的93%。數量有明顯增加。銅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現了銅短劍、銅戈、

銅刀、銅鏃、銅鍪、

銅護牌、銅項飾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類型是環境特征的標志性指示物，朱開溝遺址不同階段木本與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變化，顯示出遺址所在地區環境的基本面貌與變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屬于半干旱、干旱氣候條件下的草本植物，這類植物對旱生環境有較明顯的指示作用。雖然在整個朱開溝遺址文化的5個階段中，木本植物中針、闊樹種花粉比例的變化，反映了氣候存在冷暖、干濕波動的特征，但從整體看變干則是氣候變遷的基本趨勢。在朱開溝遺址第一段文化層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僅占50%，以后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類植物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達到93%，成為占絕對優勢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屬性，這類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環境逐漸向干旱方向發展的變化特征。對于全新世濕潤期以來內蒙古農牧交錯地帶具有明顯的干旱化趨向，地理學家從另一角度也給予了證明[7]。

早期人類活動與環境之間的依存關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隨環境發生變化的同時，人類活動方式與生存手段也出現了相應的轉變。在朱開溝遺址第一段發掘的生產工具中既包含農業生產工具，也有用于射獵的工具，這些工具證明了人們在這一階段不但從事于原始農業種植，同時也將射獵作為輔佐農耕的重要謀生手段。在農耕與射獵兩種生存方式之外，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骨骼從另一個角度顯示了朱開溝時期的人們在從事農耕與射獵的同時，還存在放養業。如果對于朱開溝遺址五個階段的環境、工具以及豬、羊、牛骨骼數量的變化進行對比分析，就會發現遺址文化層從第一段到第五段隨著氣候干旱程度逐漸增加，羊、牛與豬之間的比例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豬、羊、牛雖然都屬于人類馴化、飼養的動物，但由于動物之間生理特征的差異，一般將豬的飼養視為農業生產的標志，而羊與牛的飼養則成為畜牧業的象征。朱開溝遺址五個文化段中豬、羊，牛比例的變化，說明的正是農業與畜牧業比例的消長。第一段中豬所占比例超過羊、牛比例的總和，這一時期農業生產在各業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隨著氣候轉干，農業逐漸消退，而畜牧、射獵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在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的《朱開溝——青銅時代早期遺址發掘報告》中指出，當文化發展到第五段時，不但房址、墓葬數量明顯減少且分散，而且人們使用的工具中已經出現了大量青銅工具，這些青銅工具與后來在內蒙古其它地區發現的青銅器均帶有游牧經濟的文化特征。

朱開溝遺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顯示了隨著氣候變干，草原邊緣民族一步步放棄農業生產，轉向畜牧業生產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沒有像拉鐵摩爾曾經指出的那樣，由于農業民族的強大，逼迫游牧民族從自然條件較好的農耕區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與農耕區對立的其它環境中，草原邊緣民族在由原始農業轉向放牧業幾乎沒有發生空間區域的位移，或許幾代前他們的祖先就從事著原始農耕業，到了后來他們卻漸漸放棄了農耕技藝，將謀生的方式變換為射獵、畜養，而導致所有這一切轉變都與氣候變化有關，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互動關系。當然，促使畜牧業從原始農業中分離的環境背景，并不僅僅限于氣候變干一個環節。大量的研究明確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國北方經歷過一次變干且變冷的過程，隨著氣候變冷、變干，溫性森林減少，草原擴大，那些原本在草原與農耕區的邊緣地帶生長的農作物，漸漸失去了生存條件，而面對環境變化牛、羊等牲畜卻具有較強的適應能力[6]。生活在這里的草原邊緣民族失去了農業這一食物來源，自然而然將生存的依托轉向畜牧業，并在越來越多依靠畜牧業的同時，不斷積累動物馴養經驗，從牛、羊的畜養到馬的馴化，進而使馴養牲畜變得更加成熟、獨立。

2.3游牧業產生

朱開溝遺址第五段發掘的青銅工具雖然帶有游牧經濟的文化特征，但若對遺址的全部信息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這時朱開溝人從事的仍屬于放養型的畜牧業，而不是游牧業。前文已經指出放養業與游牧業之間最大的不同在于放養業是在定居農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動物飼養過程，而游牧業則完全脫離了定居生活，隨陽而居，逐水草而遷。在整個朱開溝文化的發展階段中，盡管定居農業的比重越來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遺址中卻始終顯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與畜牧業相伴的現象維持很久，直至春秋時期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畜牧業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經濟成分[10]。

在活動區域上游牧業與放牧業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間的拓展，對于游牧業來講，決定其發展的關鍵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權，而更多地取決于遷移權，只有在隨陽而遷的遷移過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斷獲得豐美的水草，發展壯大。因此馴化馬匹，發明控制牲畜行動、適應頻繁遷徙的用具是草原邊緣民族擺脫定居農業，邁向游牧生涯的關鍵。針對這一問題，中外學者就馬具出現與游牧業興起的因果關系早已形成共識。其中拉鐵摩爾在論證這一問題時，就注意到草原與農耕區的邊緣地帶存在既非完全農耕，也非絕對游牧的草原邊緣民族，隨著馬具的產生使這些民族脫離定居生活，放棄過渡文化最終成為真正的游牧人[11]。與這一觀點相應，由朱開溝階段代表的放養型畜牧業向游牧業轉型過程中，同樣離不開馬具、車具的應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內蒙古寧城南山根3號石槨墓及其它墓葬中發現了成套馬具，包括馬銜、鑣、鑾、鈴、節約、銅泡等，其中馬銜有兩種形式，一種比較罕見，兩端有齒狀倒刺；另一種為常見套環式。兩端有齒狀倒刺的馬銜外側有可以轉動的環，只要馬頭偏離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馬也會被馴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當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約在公元前8世紀左右[12,13]。內蒙古考古隊在鄂爾多斯地區墓葬中也多次發現馬銜、節約、馬鑣、軸頭等馬具、車具，經研究證明，這些馬具、車具的所屬時代早于公元前6世紀[10]。有了馬具，有了騎馬術，才有了真正的騎馬民族。內蒙西杭錦旗桃紅巴拉遺址是一處時代相當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內已沒有殉豬、殉雞以及任何表明從事農耕的遺留物，而是以數量可觀的殉馬、牛、羊的頭、蹄為主，顯然

馬、牛、羊牲畜是當時主要的財富與生活來源[14]。如果說馬具的產生是草原民族脫離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標志，那么至少早在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經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隨著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長壯大，逐漸與中原諸農業國構成文化、生產方式以及活動區域的分異，至公元前4世紀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正是在空間上明確這一區域分異的標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間擴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見于文獻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在鄂爾多斯地區開展考古工作，相繼發現大量極具特點的青銅器，這些被稱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珍貴文物經考古學界研究，認為是以匈奴為主體的中國北方各民族共同創造的與游牧業伴生的文化。這批青銅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與文化內涵，而且也揭示了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歷程。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屬于起源于鄂爾多斯以及臨近地區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與商式銅器伴出，以后不斷向東、向北擴展。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鄂爾多斯青銅器分布范圍很廣，并在不同時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當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爾多斯、山西呂梁地區以及陜西北部。相當于西周至春秋時期的相繼在鄂爾多斯，北京昌平、延慶，河北平泉，內蒙古赤峰、寧城等地發現，并在外貝加爾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當于春秋末至戰國時期的主要發現于內蒙古西部、陜西北部、寧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爾多斯地區發現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亞也有類似發現。相當于兩漢時期的除鄂爾多斯外，蒙古境內諾顏烏拉、海爾罕山、色楞布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羅斯境內葉尼塞河左岸、科伊巴爾草原都有一定數量器物發現[10]。

上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分布中心的變化，既證明了朱開溝所在地——鄂爾多斯地區與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淵源關系，也清楚地顯示了匈奴人的空間發展歷程與氣候變遷的對應變化。在匈奴歷史早期，即相當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時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從主要分布于鄂爾多斯以及山陜等地開始向塞外延伸，這一點可以從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分布區多與夏家店上層文化區吻合得到證實。這一時期以黃河流域為核心的農耕區尚處于島狀分布狀態，農耕區之間還存有大片未開發地帶，這里或保持著原始自然風貌，或成為非農耕民族的活動區域，這一切都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穿插式出現在山陜一帶構成了背景條件。大約距今3500多年前中國北方氣候開始轉冷，氣候變遷不但促進畜牧業進一步從農業中分化出來，而且也使塞外遼河流域具有農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層文化轉向含有畜牧業生產方式的夏家店上層文化，與此同時以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為標志的草原民族也進入了遼河流域以及毗鄰地區。當歷史進入戰國時期，隨著以匈奴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漸強大，農耕民族與草原民族之間的對立日趨明顯，農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騎射”的應對性措施的同時，也在雙方的交接地帶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長城，在長城的制約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動受到限制，故這一時期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多呈現沿長城一線分布的特征。秦至兩漢是匈奴人壯大的時期，這時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憑馬上優勢將自己的勢力從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亞的曠野之中。

2.5中國北方畜牧業與歐亞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業的產生地不僅限于中國北方草原，整個歐亞草原現已發現多種典型畜牧文化類型。這些畜牧文化雖然顯示了各自區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發生時間上卻表現出極大的同步性。與朱開溝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層文化時代相近，歐亞草原除長城沿線及以北地區的鄂爾多斯青銅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謝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區的薩基文化、葉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爾文化、圖瓦的烏尤克文化、阿爾泰的巴澤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烏蘭固文化、蒙古東部和外貝加爾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幾乎出現在同一時期，從歐亞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國長城沿線，構成世界上連續性最長的文化景觀。能夠在如此廣大的范圍內，驅動歐亞草原上不同地帶的人們同時脫離定居農業生活，走向草原與畜群相伴，其促動因素不應僅來自于人類活動本身，全球變化是其最主要的驅動力。目前已有的科學研究成果證明，全新世溫暖期結束之后，氣候轉冷、轉干的地區不僅限于中國北方，在氣候變遷的共同背景下，歐亞草原不同地區的人們作出了共同的選擇，放棄原始農業，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結語

畜牧業作為人類的生產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決于人類生產自身的發展，而且深受環境變化的影響[16]。距今3500多年前隨著氣候變冷、變干，萌生于農業生產內部的放養業逐漸脫離農業生產，形成獨立的生產部門——游牧業。游牧業一旦興起之后，就在中國人文地理區域分異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并與包括漁獵、采集、放養型畜牧業等非農耕生產部門并存，構成北方草原與森林草原地帶的基本文化景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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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翟德芳.試論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器.見：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4.296～316.

篇（9）

2003年，州黨委、州人民政府出臺了《關于開展“動物防疫體系建設年”活動的決定》，決定利用3年時間在州、縣市、鄉鎮、村組建立健全動物防疫組織機構，重點是建立健全村級防疫點建設。按照“村聘、鄉批、縣核、站管”的原則，該州選拔了750名村級防疫員充實到基層防疫員隊伍中，基本建成了州、縣、鄉、村四級動物防疫網絡。

2.推進獸醫體制改革。

2006年，該州率先在全疆推行了獸醫體制改革，對州畜牧獸醫局所屬事業單位性質、編制、職能等進行了重新調整和認定。州、縣市共設立8個畜牧獸醫局、8個動物疾控中心、8個動物衛生監督所、5個動物疫情測報站、67個鄉鎮畜牧獸醫站，實現了鄉鎮獸醫站“人、財、物”三權歸縣管理，標志著該州獸醫體制改革順利完成。

3.不斷完善軟硬件建設。

結合國家動物防疫體系建設，采取項目支持和地方自籌的方式，先后申請各級動物防疫體系建設項目167個，累計完成建設資金3230.91萬元，其中：中央投資1891.2萬元，自治區投資445萬元，地州配套363.5萬元，縣市配套資金441.77萬元，鄉鎮自籌89.44萬元。在開展硬件建設的同時，先后制定了《昌吉州鄉鎮獸醫站管理辦法》《昌吉州村級防疫員管理法》《動物檢疫管理辦法》等10余項制度，基本形成了用制度管站、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的良好運行機制。近年來，昌吉州廣大獸醫工作者嚴格落實國家、自治區動物疫病防控方針，扎實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該州連續4年被評為自治區獸醫工作目標管理先進單位，連續4年未發生重大動物疫情，有效保障了畜牧業健康、持續、快速發展。該州基本建起了一個設備齊全，功能完善，手段先進，指揮靈活，反應快捷的動物防疫體系。

二、畜產品質量安全安全體系建設

為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畜產品消費安全，在州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該州于2009年成立了昌吉州畜產品質量檢測中心，配備了酶標儀、乳成分分析儀、SNAP檢測儀等畜產品快速檢測儀器及冰箱、冰柜、檢測試紙等基礎設施，該中心于2012年通過自治區質量技術監督局的質量認證。為擴大監測覆蓋面，構建“橫到邊、縱到底、全覆蓋”的檢測網絡，7縣市均成立畜產品質量安全檢測機構與縣市動物疾控中心合署辦公，67個鄉鎮獸醫站均掛畜產品質量監管站牌，設立畜產品質量安全檢測點230個，配合開展畜產品質量安全檢測、監管工作。基本形成了州有檢測中心、縣市有檢測站、鄉鎮有監管站、養殖場（村）有監測點的四級檢測體系。2013年，昌吉州采取每月例行檢測、季度監督檢測和重點節假日檢測相結合的辦法加大對畜產品檢測力度，全年共完成畜產品質量安全抽樣32850批次。同時，深入開展了畜產品質量監管工作，重點對病死動物、動物產品無害化處理，獸藥，生鮮乳收購、運輸環節，養殖環節投入品使用等開展了專項整治，累計開展各類培訓54次，培訓人員1611人；開展各類宣傳活動133次，受益人員65813人；開展監督執法檢查共1101次，檢查各類場所2897家次，整改不合格場所240家次；共查處各類案件139起，其中動物衛生監督案件90起，獸藥案件45起，奶業案件3起，飼料案件1起，涉案金額23.62萬元，罰款金額17.05萬元，確保了動物及動物產品質量安全。

三、草原生態保護體系建設

該州行政區域內草原面積7308萬畝，其中可利用面積6718萬畝，天然草原面積占昌吉州土地總面積的2/3，天然草地不僅是昌吉州重要的畜牧業生產基地，也是該州乃至全疆重要的生態屏障。隨著昌吉州畜牧業經濟的快速發展，草原生態保護工作普遍引起了各級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各地都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加強了草地生態保護建設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1.實行禁牧休牧和劃區輪牧制度。

結合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的實施，全州禁牧面積2030萬畝、草畜平衡面積4688萬畝，全州6718萬畝可利用草原全部達到禁牧和草畜平衡。

2.采取“五宜兩結合”定居模式推進牧民定居工作。截至2014年，全州累計實現標準化定居20539戶，占牧民總戶數的80.7%，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牧民定居任務，全州牧民基本實現定居。定居點基本做到了冷季舍飼，暖季放牧，減輕了天然草原載畜壓力。

3.加大了草原保護建設投入力度。

該州先后實施了“天保”項目、圍欄工程、退牧還草工程、無鼠害示范工程和飛播改良等天然草原保護與建設工程，共投入資金4億多元，建成圍欄草地2719.7萬畝，項目區植被蓋度平均提高了20%～30%，產草量增加了30%～50%。草原生態惡化趨勢得到初步遏制，局部地區生態明顯好轉。

4.持續開展草原生物災害防治。

人工招引粉紅椋鳥、牧雞牧鴨治蝗、招鷹滅鼠等鼠蟲害天敵控制技術，印楝素、肉毒素等生物制劑防治技術得以大面積示范推廣。在7縣市按照“有鼠無害”的標準實施草地“無鼠害示范區”項目建設，建成無鼠害示范區1627萬畝。近年來，每年蝗蟲鼠害防治面積在500萬畝左右。

5.加大人工飼草料基地建設，牧區經濟結構調整取得新成效，綜合生產能力進一步增強。

多年來，昌吉州認真貫徹落實國家、自治區的各項政策，充分利用國家奶牛良種補貼項目、人工種草補貼項目和自治州加快肉產業發展意見，積極推進牧區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推動了該州畜牧業生產及牧區經濟的全面、健康發展。2013年該州人工飼草料種植面積已達到78萬畝，其中優質飼草面積達到40萬畝。

6.草原生態監測預警體系不斷完善。

篇（10）

為了有效掌握內蒙古地區人工影響天氣對草原草地生產力的影響狀況，每年組織相關技術人員對草原草地生產力的狀況進行調查分析，以3S技術輔助調查，對草原植被恢復狀況進行實時監測，如表2所示。通過每年對山地草甸產草量和山地草原草產量進行分析比較，發現草原產草量的平均高度都有較為明顯的提高，其中，2013年的草原產草量增產較為顯著，與2010年同期同類產草量相比，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牧區每46.33hm2增產32kg，增產35.1%。由此可知，通過進行人工影響天氣試驗，草原生成量得到了顯著提升，人工影響天氣對畜牧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經濟效益，對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牧區進行人工影響天氣試驗，通過計量統計，發現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牧區每年可增產鮮草3500萬kg，若每千克按0.3元計算，該試驗區每年增產值為1050萬元，因此，人工影響天氣試驗所獲得的經濟效益比較客觀，既可以改善牧區的生產條件，也可以提升牧區的抗災能力，同時也可以提高仔畜的繁殖成活率；社會效益，提高了牧民的環境保護意識，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和科學合理利用草原生態系統，維持生態系統平衡，推動了畜牧業的發展效益，同時也增進了民族間的團結；生態效益，通過進行人工影響天氣試驗，為了有效防止草原退化、沙化現象的發生，通過人工增雨、防雹等措施使草地保持水土、防固沙能力及遏制草地退化，人工影響天氣對減少自然災害、優化牧區生態環境及生態環境的整體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總的來說，人工影響天氣，既促進了牧區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提升，也改善了牧區的生態環境。

篇（11）

以農戶養殖為主要群體，沒有科學的養殖方法。由于受教育程度較低，對于科技養殖的認識較低。對于防疫工作的認識也是不充分，不能把防疫管理工作落實到真正的養殖生產中。

1.2防控體制不健全，防控能力差

由于我國畜牧業的發展呈現高速增長的態勢，疫病防控的壓力空前巨大，除去現有防控手段外需要有健康和較高效率的疫病防控機制配合，方能保障畜牧業穩健和健康的發展。由于近年來我國一些較嚴重的疫情的突發和形成，除了客觀原因外，體制的不健全也成為了疫情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體制內人員素質低，基礎設施薄弱，防控意識差，人員的防控積極性不高。尤其以基層縣（區）、鄉（鎮）兩級的防控體制很薄弱“，人管大于制度管理”等等因素，管理手段落后，沒有應用新科技成果。

2畜牧業防疫工作問題解決途徑和方法

2.1對畜牧業疫病防控的隊伍建設

提高疫病防控主體人員的薪資待遇可采用與業績掛鉤的方式提高人員積極性，一方面由財政發放資金建設防疫人員隊伍，另外一方面，廣泛向基層招募有能力者，實現“村村有點，鄉鄉有線”的人才建設手段解決人才短缺問題，并適時進行科學診療和培訓，提高業務能力。可在第一現場對疫情的發生進行有效的控制并通報上一級，以達到最后的防控效果，所以基層人員對于疫病的防控有著不可替代的直接作用。

2.2提高養殖業者的思想認識和觀念

由于養殖業這不正確的防疫措施和不科學的防范手段，導致許多疫病的發生與人為的有著非常直接的關系。有的養殖業者甚至不防疫不打針，聽天由命，也是一種非常落后的經營理念，不利于畜牧業的發展。所以對于這一部分群體需要政府和各級部門定期組織防控和防疫方面的培訓和指導，以求提高養殖思想觀念和認識，從源頭上控制疫情的暴發。

2.3建立有效的管理機制

（1）建立健全的疫情長效機制和應急機制，做到養殖區域疫情的“時時防，日日防”，形成畜牧業疫情防治的長效機制，一旦發生疫情緊急處理機制也要暢通，安排相應問題管理的部門和負責人，做到出現問題可準確找到負責部門，不會出現互相推諉和“扯皮”現象，并形成制度管人。（2）在畜牧業發展較為先進的地區，需要結合科技手段進行機制的建立和管理，使用計算機和互聯網將會大大提高管理效率，通過計算機和互聯網對于從業人員也會在短時之內尋求到最有效的處置辦法，提高管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