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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22.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07-0010-03

勞動、資本和技術進步都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當今世界,國際競爭逐漸激烈,知識與技術的迅速發展以及對可持續發展的越來越關注,使得人們更加關注經濟增長的源泉。勞動、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共同作用于一國的經濟增長,它們各自對增長的貢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方式。一國在其發展過程中,隨著經濟水平、技術水平的改變,各種要素的組合方式會有所不同,因而其經濟增長方式也會發生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意味著各種要素在經濟增長中貢獻大小的轉變,隨著世界范圍內競爭的日益激烈,單純依靠要素投入規模增加推動的經濟增長,難以保持其持續性和長期性。

經濟增長的要素貢獻問題,國內外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索洛(1956)的研究首次提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和源泉”[1]。丹尼森(1985)分析了1929-1982年美國的經濟增長因素,并指出知識進展是發達國家最重要的增長因素[2]。格里利徹斯(1986)也對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過分析,認為經濟增長與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生產率提高均有關系[3]。我國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在20世紀90年代逐漸豐富。李京文等經濟學者(1993)與美國的喬根森、日本的黑田昌裕等人合作編著的《生產率與中美日經濟增長研究》對我國的生產率與經濟增長問題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析[4]。此外,謝千里等(1995)、鄭玉歆(1999)、王小魯(2000)、張軍和施少華(2003)、郭慶旺和賈俊雪(2005)等也從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對此問題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5-9]。筆者將對采用OECD推薦增長核算方法,對我國近年來的經濟增長要素貢獻進行實際估算,從而分析要素投入、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一、估算方法

在要素的增長貢獻分析中,增長核算方法顯然更具有國際對比性。美國勞工統計局(BLS)從1983年開始公布用增長核算方法估計的美國全要素生產率,OECD每年公布的其成員國生產率數據也均是基于增長核算方法測算的,因此用增長核算方法有利于我國生產率估算結果的國際比較。筆者所用估算方法為增長核算并采用超越對數生產函數形式。

假設總量生產函數為H,則增加值可以表示為資本投入、勞動投入和時間的函數。

Q=H(k1,k2,L kn;l1,l2,L lm;T)(1)

Q表示增加值,k1,k2,L kn表示不同種類的資本投入,l1,l2,L lm表示不同種類的勞動投入,T表示時間。假設各種類型的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可以加總為單一的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指數,用A表示全要素生產率,則生產函數就可以表示為:

Q=AF(K,L,T)(2)

將(2)式用超越對數函數形式表示,增加值增長就等于兩種投入指數的貢獻和生產率增長的貢獻之和。在完全競爭市場下,每種投入的產出彈性等于該投入占總產出的份額,在規模效益不變時各種投入彈性之和恰等于1,這樣可以得到:

ln■=ln■+Vkln■+VLln■(3)

ln(At/At-1)反映生產率的增長,VKln(Kt/Kt-1)反映資本投入對產出增長的貢獻,VLln(Lt/Lt-1)反映勞動投入對產出增長的貢獻,VK+VL=1。所以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可以表示為:

ln■=ln■-VKln■-VLln■(4)

在求出全要素生產率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計算要素投入和技術進步分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二、估算采用數據說明

在經濟增長分析中,產出的衡量基本都采用國內生產總值,但要素投入的衡量則更為復雜并且存在爭議。對于勞動投入的最理想度量是標準勞動時間,這在生產率測算比較成熟的國家有詳細的調查數據,但我國在這方面的數據基礎非常薄弱,因此文獻中多用就業人數、經濟活動人口等指標來代替。當人力資本作為一個生產要素被引入生產率測算后,教育總年限、加權教育成本和人力資本指數等指標被用來作為人力資本的度量。物質資本投入的衡量同樣是一大難題。資本投入被定義為資本存量所提供的資本服務流。中國已有的相關研究中對于資本投入多是采用資本存量總額或者資本存量凈額來衡量,如葉裕民(2002)、肖紅葉和郝楓(2004)等均用資本存量凈額作為資本投入的度量[10-11]。

考慮到數據的約束,筆者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2]的數據對我國1995-2007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進行估算,并在此基礎上測算勞動、資本和技術進步各自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生產函數中的因變量產出用增加值來衡量,總量層面增加值即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需要扣除價格變化的影響,因此采用按照不變價推算的國內生產總值指數(上年=100)。

在全要素生產率的實證研究中,勞動投入的衡量指標有經濟活動人口、從業人數與標準勞動時間等。標準勞動時間是最適宜的指標,但標準勞動時間的測算需要得到各類人群的工作時間與勞動報酬,鑒于資料的可得性,筆者采用了從業人數作為勞動投入的衡量指標,數據來自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

對于資本投入,筆者按照OECD《生產率測算手冊》推薦方法[13]估算了我國的資本服務物量指數作為其增長情況的衡量。資本服務是每一時期從資本資產流向生產過程的生產投入。在生產過程中,資本的作用和勞動力的作用類似,勞動力是提供勞動服務的載體,而資本存量也是提供資本服務的載體。當要考慮某一資產對生產過程的貢獻時,資產所產出的相應的資本服務的價值是最好的衡量,資本服務物量指數則反映了資本服務的數量變化。

對投入要素產出彈性即投入要素份額的確定。在生產函數中,要素的產出彈性直接影響著不同要素增長對整個經濟增長的貢獻。估計要素產出彈性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使用計量經濟學的回歸方法,一種是收入份額法。兩種方法各有優劣,回歸方法只需要得到相關總量數據即可進行,簡單直接,但其主要缺點是需要假設要素的產出彈性為常數(如C-D生產函數),估計需要滿足模型的假設。在實際的經濟增長中,不同要素的份額會隨時間不斷變化,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而收入份額法直接根據統計數據得出產出彈性,不需要估計,各種投入要素份額隨著經濟的變化而變化,但這種方法同樣需要假設存在完全競爭市場和不變的規模收益。在OECD(2001)《生產率測算手冊》中將收入份額法作為要素產出彈性的推薦使用方法。因此本文也使用收入份額法。由于無法獲得收入份額法所需的所有數據,筆者根據可得數據作出了處理。根據全國投入產出表(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得到各年份勞動者報酬與對應凈增加值,然后用勞動者報酬占凈增加值比重作為勞動投入的份額VL,根據規模報酬不變,求得資本投入的份額VK=1-VL,一共得到5年的勞動投入份額,對于兩年間的中間年份份額用兩年的平均比重來替代,并假設2005年以后的份額與2005年相同。

三、估算結果和政策建議

表1給出了產出、勞動投入、資本投入指數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的估算結果。從結果來看,我國1995年以來,勞動投入指數比較穩定。而資本投入指數波動較大,1995-2000年資本投入指數呈現出下降趨勢,但幅度較小,2000年以后則快速增長并維持在較高水平。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均為正值,說明我國生產率一直在改善,技術進步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起到推動作用,但是該數據呈現出下降趨勢。

為了進一步分析投入要素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筆者計算了各投入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表2中勞動貢獻率為勞動貢獻占產出增長的比重,其中勞動貢獻為勞動份額乘以勞動投入指數,資本貢獻率和生產率貢獻率按類似方法求得。

估算結果反映勞動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6.43%,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分別貢獻了60.95%和32.61%,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尤其是資本投入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從1995-1999年的46.60%增加到2000-2007年的69.19%,說明近年來資本投入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經濟增長對資本投入的依賴逐漸加重。生產率增長對經濟的貢獻表現出下降趨勢,2000年至今的生產率平均貢獻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45.07%下降到25.47%,加上資本貢獻率的不斷增加,反映出我國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于要素投入數量的增加,屬于投入驅動型經濟增長。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已成為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中的最重要因素,現代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越來越依賴于技術進步與知識創新。相對于發達國家,我國的技術進步貢獻率還有很大差距。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在于更大力度地推進技術進步,要積極鼓勵科技創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優化產業結構,提高勞動者素質,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從而將我國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規模促進的粗放型增長方式轉變為更多依賴生產率提高的集約型增長方式,增強我國經濟在國際舞臺上的長期競爭力,并發展為一種資源環境友好型增長模式。

參考文獻:

[1]Solow Robert.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70(1):65-94.

[2]Edward Denison. Trend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1929-1982[M].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 Institution,1985.

[3]Griliches. Z.,Productivity,R&D and basic research at the firm level in the 1970’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76(1):141-154.

[4]李京文,D.喬根森,鄭友敬,黑田昌裕,等.生產率與中美日經濟增長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5]謝千里,羅斯基,鄭玉歆.改革以來中國工業生產率變動趨勢的估計及其可靠性分析[J].經濟研究,1995,(12).

[6]鄭玉歆.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度及經濟增長方式的”階段性”規律――由東亞經濟增長方式的爭論談起[J].經濟研究,1999,(5).

[7]王小魯.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與制度變革[J].經濟研究,2000,(7).

[8]郭慶旺,賈俊雪.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1979-2004[J].經濟研究,2005,(6).

[9]張軍.資本形成、工業化與經濟增長:我國的轉軌特征[J].經濟研究,2002,(6).

[10]葉裕民.全國及各省市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和分析[J].經濟學家,2002,(3).

[11]肖紅葉,郝楓.京津滬資本存量估算與經濟增長因素比較研究[J].現代財經,2004,(7).

[12]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

[13]OECD, Measuring Productivity-Measurement of Aggregate and Industry-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M].France:2001.

Factor Input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Growth

Ye Fanni

篇（2）

近年來，在要素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領域，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研究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研究宏觀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如財政分權、外貿政策、政府支出等；二是用生產函數研究教育、固定資產投資、電力消費、基礎設施等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本文試圖從全局的角度對這些研究進行總結分析。

一、現有研究存在的問題

用傳統的生產函數研究資本、勞動力、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已經得到了學術界的公認,但是在此基礎上，再結合其他要素研究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如能源、電力消耗、基礎設施、外商投資、信息化、教育投入等,表面上看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幾乎所有的學者都得出了顯著的結果，這些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彈性都比較大，統計檢驗都比較顯著,也符合經濟學的原理。問題就出現在這里，如果以上這十多個要素都有如此功效,那我們就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選擇投入成本最小的那個要素,加大投入,那我國的經濟就應該有顯著的增長,顯然,這是不切實際的,甚至是錯誤的。主要問題如下：

1.可能的解釋。也許有一個理由可以支持局部正確總體也正確的結論，那就是投入要素之間本身存在著復雜的關系和多重共線性問題，一般不可能其中某個要素單獨增長，而其他要素維持不變，但這種解釋不具有說服力，即使在資源約束條件下，投入要素中個別要素仍然是有可能很快增長，顯然不能僅依靠資本、勞動力和這個要素的增長來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2.偽回歸問題。可以設想要素投入和經濟增長一樣，本身存在著增長的趨勢，雖然經濟理論可以解釋，但時間序列中，在變量為非平穩時間序列時，存在著偽回歸問題，需要進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和協整分析，而目前的研究由于數據的局限，很少有學者這樣做，導致偽回歸。

3.要素投入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我們知道，一般情況下，經濟增長與投入要素之間存在著以下幾種關系，一種是相關關系；第二種情況是解釋變量是被解釋變量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用OLS直接進行估計，得到最優無偏估計量，嚴格意義上講，這種情況也不多見，一般我們認為勞動力投入是外生的，可以作為經濟增長的原因；第三種情況是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關系，也就是存在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它們與隨機誤差項不獨立，會存在聯立性偏誤、多重共線性和異方差等問題。

4.數據問題。利用生產函數進行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研究，最有爭議和誤差最大的是關于資本的數據來源問題，有的學者用基本建設投資加上更新改造投資代替；有的學者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代替；有的學者估算出資本存量進行估計；有的學者利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固定資產存量作為替代變量進行計算；有的學者利用折舊額進行計算；目前得到較多學者認可的是用資本的存量進行計算，但由于我國并沒有相關數據，所以一些學者采用一定的方法進行估算，不同的估算方法導致結果差異較大。

5.基本假設問題。生產函數是有一定的條件的，比如用SOLOW余值法進行技術進步的測定，基本假設就是規模報酬不變，希克斯中性技術進步，在我國的經濟增長中，這樣的情況很難同時存在。

二、政策建議

1.許多學者的研究結果不切實際的根本原因是不能用全局眼光來研究問題。分析除資本、勞動力、技術進步以外的諸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多的應該將這些要素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視為相關關系，而不能簡單地視為因果關系，哪怕經濟理論和計量分析支持這種說法。因為此時哪怕模型再好，統計檢驗再顯著都沒有任何意義。

2.用傳統的生產函數分析我國的經濟增長與資本、勞動力、廣義的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是可行的，而且是有意義的，不過，要考慮好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數據處理問題、經濟計量方法問題，不能簡單地用OLS進行回歸。

3.投入要素的重新分類。先看一下丁伯根生產函數模型：Y=A0ertKαLβ (1）

Y表示產出，K、L分別表示勞動和資本投入量，A0是常數，表示綜合技術進步水平，α、β表示勞動和資本的產出彈性，產出彈性之和是函數齊次性的階α+β，從而根據α+β＞1、=1、＜1可確定生產函數規模報酬分別是遞增、不變、遞減。

從本質上講，導致經濟增長的要素可分為有形資源、無形資源、勞動力資源，其中有形資源可用資本代替，無形資源包括知識、技術進步、制度、管理、信息資源等要素，人力資源是勞動者數量和質量的綜合反映。

無形資源中，知識包括科學和技術，科學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潛在的和間接的，技術是直接的，在生產函數中可通過系數r表示技術進步率，至于制度、管理因素，一般難以量化，可通過生產函數的系數A0反映，這樣，信息資源可單獨作一個要素，即將生產函數變形為公式（2），其中I表示信息資源。

Y=A0ertKαLβIy （2）

當然，研究中同樣要處理好數據問題、變量的內生性問題、經濟計量方法問題，可通過工具變量法或聯立方程模型進行估計，此外，如果能找到技術進步、知識等數據或其替代變量，也可以對生產函數進行某種修改后進行定量分析。

篇（3）

在人們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成就表示驚嘆的同時，經濟理論界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Young(1995)使用傳統的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方法發現，東亞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很少可歸結為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新加坡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甚至為負值。等人的實證研究進一步印證了這一結論。這些實證研究表明，東亞各經濟體的高速增長是所謂“稟賦驅動型”的(Endowment-driven)，即經濟增長來源于生產要素的快速積累，而非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或技術的不斷進步③。Krugman(1994)據此把東亞這種依靠要素快速積累的發展路徑和前蘇聯高度資源動員的“斯大林模式”相提并論。他認為，這種依靠“汗水”(Perspiration)而非“靈感"(Inspiration)的高投入的積累模式肯定不能持久，東亞的所謂奇跡只是一具“紙老虎”(PaperTiger)，停滯或崩潰只是早晚的事，絲毫不值得其他國家羨慕和效仿。Krugman的這種說法一時間甚囂塵上，在經濟學界和政府決策部門影響甚廣，而后來發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似乎也在某種程度上驗證了他的這種“預言”。

 

我們注意到，發生“奇跡”的東亞國家和地區普遍采取了出口導向的貿易開放政策，并且出口的產品以能夠發揮比較優勢、增加值較高的制造業產品為主。這種制造業生產和出口的大規模擴張與經濟高速增長之間有沒有必然的聯系呢?本文通過對各種描述貿易開放條件下經濟增長機制的理論模型的比較分析，試圖更加全面合理地揭示“東亞奇跡”的發生機理并探討這種依靠制造業大規模生產和出口的發展模式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借鑒意義，從而在理論上反駁Krugman(1994)的判斷。本文第二部分綜述貿易和增長關系的理論模型即貿易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模型;第三部分歸納東亞經濟快速增長的內在機理、作用條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如何借鑒東亞的成功經驗;第四部分總結全文。

 

二、貿易和增長的理論關系

 

新古典增長模型(Solow&Ramsey&Diamond模型)對生產函數的一個關鍵假設是資本邊際產量遞減。在封閉經濟中，隨著人均資本的不斷積累，人均產出和人均儲蓄的增長速度不斷下降，最終儲蓄只夠維持折舊和為新增人口配備資本的投資需求。在技術不變的情況下，人均資本最終將停止增加，人均資本和收入固定在一個穩態水平。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我們幾乎看不到貿易存在的影子。比如它把戰后最重要的典型事實“條件收斂”①歸結為資本邊際生產率遞減，然后借助封閉經濟的假設把這種的差異轉化為各國資本收益率的差異。

 

(一)新增長理論中的貿易和增長

 

把增長和貿易結合起來的是新增長理論(即內生增長理論)的經濟學家，他們的研究思路大致可分為以下兩類：

 

1.有“研究和開發”部門的增長模型一以產品數目的增加模型為例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GrossmanandHelpman(1991)的中間產品貿易模型。他們考慮這樣的生產過程：首先由勞動生產出差異性的中間產品，然后中間產品通過不變要素替代彈性生產函數(即CES生產函數)生產出最終產品以供最終消費和投資之用。這里，最終產品的產量不但與中間投入的總量有關，還會隨著中間投人種類的增加而擴張。此外，他們模型的關鍵假設是進行新中間投入研究和開發(R&D)的固定成本隨著產品數目的增加而下降(產品越多，新產品就越容易被開發出來)。這樣，貿易開放會使得中間產品數目擴張而大大降低新中間產品研究和開發的固定費用，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個顯著的規模效應。也認為，在一個由兩個相似發達國家組成的世界中，經濟一體化(商品貿易以及與之相伴的觀念流動)能通過研發部門遞增的規模報酬而持久地增進世界的經濟增長率。但如果把這種模型結構放寬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結論就不同了。Feenstra(1994)認為，貿易能夠導致跨國增長率(發展中國家的向發達國家)的收斂，但是貿易本身并非充分條件，它取決于貿易發生的同時有無知識的流動。若只有貿易而無知識的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流動，則貿易就只能導致增長速度的發散：“富國越來越富;窮國越來越窮”。Young(1991)也持同樣的觀點：除非南北差異比較小，否則南方國家在封閉情況下反而能獲得更快發展。這是因為開放以后初始的靜態比較優勢會使得南方國家專業化生產傳統產品，而這些產品已經沒有多少可供學習的余地了。

 

2.“干中學”一人力資本積累Lucas(1993)構建了一個存在許多連續小國(世界價格接受者)的貿易開放模型。在他的模型中，各國有兩個生產部門(兩個消費品生產部門)并根據各自的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分工。由于各國在自由貿易下生產的產品不同，而每個國家又只積累與所生產產品相關的特定人力資本，所以增長速度也沒有理由相同。這樣，若偏好為常替代彈性并且系數大于1，則高端技術產品生產國的增長速度就會比低端技術產品生產國的增長速度快，但前者的增長速度過快又會導致貿易條件惡化。若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則生產這種產品的部門可能會轉而生產其它產品。

 

Lucas在文章中認為，“東亞奇跡”的秘密是依靠“干中學”實現的人力資本迅速積累。但他自己也承認，這種“干中學”也是有條件的，即工人和管理者必須不斷地從事嶄新的工作，持續地“沿著質量階梯(QualityLadder)向上爬行”。

 

(二)經濟增長和南北貿易新增長理論雖然認真地考慮了貿易和增長關系，也順便考慮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但也有許多不即控制了政府政策、教育水平和儲蓄率等影響均衡人均收人水平的因素后，落后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要快于先進國家。

 

盡如人意的地方：一、側重點是增長而非貿易，更多地是考慮貿易的“副產品”而非貿易本身，或者說只是把貿易當作經濟增長平臺(比如“干中學”)或渠道(比如“知識擴散”)。二、從方法上撇開資本積累(從而繞開收益遞減的假設)，這就排除了資本積累驅動經濟長期增長的可能，沒有把貿易理論中最重要的要素稟賦模型(即H-O模型)考慮進來。三、大多以發達國家為參照，很少考慮到眾多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技術和稟賦上的巨大差異以及本身所具有的二元經濟、勞動力市場的扭曲等特征。

 

1.南北貿易模型

 

描述南北貿易的代表性人物是Findlay(1980)和Krugman(1981)。Findlay(1980)把北方和南方分別看作一個單部門的索羅經濟和一個劉易斯勞動力過剩的二元經濟。北方生產的工業品供兩個地區的消費和投資，而南方的初級產品供兩個地區的消費。這樣兩個地區的經濟增長就通過工業品和初級品的價格之比(即貿易條件)聯系起來。該模型成功地描述了19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經濟和貿易的迅速擴張。Krugman(1981)則把南北貿易導致的南北國家之間的增長率差異歸因于不同的規模經濟：北方的工業品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而南方初級產品生產的規模報酬不變。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南北雙方的專業化分工模式不斷增強，而南北雙方的積累和增長速度卻越來越發散。

 

可以看出，以上模型對南方國家的假設并不適合描述本文所關注的東亞經濟奇跡，因為伴隨東亞經濟快速增長的并不是初級產品的出口和產業間貿易，而是工業品的大規模出口和產業內貿易。

 

2.要素稟賦模型的動態化

 

近年來，許多經濟學家從另一個途徑探索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這就是要素稟賦模型(以下稱為“H-0模型”)的動態化，由于它強調國家之間結構差異性以及要素積累，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象更加有力。同時，由于這些模型都是建立在新古典假設的基礎之上，只是在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時候施加了若干限制條件，因而又使得發展經濟學和主流增長理論在國際貿易研究領域重新走向融合。

 

最早進行H-O模型動態化的是OnikiandUzawa(1965)，他們把兩個生產部門的封閉經濟擴展到一個兩個國家的開放經濟。但由于這種直接把H-0模型進行動態化的處理方式涉及的變量很多，比較復雜，雖然也有許多進展，但還是比較緩慢。大致說來，動態的H-O模型可分為要素價格均等化的Ramsey模型和專業化分工的Ramsey模型。

 

(1)要素價格均等化下的Ramsey模型

 

Ventura把條件要素價格均等化(即考慮了勞動生產率的不同的要素價格均等)和新古典的Ramsey模型結合起來。他假設資本和勞動分別生產兩種可貿易的特殊中間產品(即一種商品只用勞動另一種商品只用資本，這種假設使得世界資源分配必然落在同一個要素價格均等化集合中)，資本邊際報酬遞減只發生在世界平均水平上。在偏好“位似和相同”(HomotheticandIdentical)的世界中，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和財富積累行為都是相同的。換句話說，各個國家都有相同的財富積累速度，而財富的積累速度等于工資增長速度和資本增長速度的加權平均。這時，只要資本和勞動的技術替代率不至于太小(對應要素市場中工資的上漲速度不至于太快)，越窮的國家(資本在財富總量中所占比率低的國家)其資本增長速度也就越快(即存在條件收斂)。對于發展中的小國，資本積累帶來的不是資本深化而是結構的轉換。

 

該模型有力地揭示出東亞各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一些前提條件，但缺點是假設過于嚴格：南北國家之間由于要素稟賦差異較大，其分工模式很難滿足要素價格的均等化條件。同時該模型也沒能指出如何才能使得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不至于太小。

 

(2)專業化分工的Ramsey模型

 

AcemogluandVentura(2002)考慮一個由眾多專業化分工(壟斷競爭)的AK經濟(技術上不存在資本邊際收益遞減)所組成的開放世界(自由貿易但沒有資本流動)，對一國商品的需求彈性取決于該國的開放程度和商品之間的替代彈性。如果一個國家的資本積累速度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則其出口商品的價格就會因為供給的增加而相對下降，從而資本的回報率下降，資本的進一步積累受到抑制。所以，我們可以把世界總體看作一個內生增長模型(總的AK模型)，世界的總體儲蓄行為和政策決定世界的長期經濟增長速度;而對單個國家，我們則可以把這種增長速度看作是外生的，各國均衡收入水平的不同可以歸結為儲蓄行為和政府政策的差異。同時，貿易開放度越高、專業化分工程度越低，則貿易條件效應也就越強，從而世界各國收入水平也就越能保持穩定。這樣，即使技術上各國經濟不受收益遞減規律的影響，這種生產和貿易的迅速擴張所帶來的貿易條件的變化也會造成一個“事實上的收益遞減”，從而會使得世界人均收入水平保持穩定(即從實證上看，各國初始人均收入始終是人均收人的最重要的解釋變量。

 

三、東亞經濟的快速增長及其啟示

 

(一)“東亞奇跡”的故事

 

從以上對貿易和增長關系的理論模型的梳理，我們現在可以完整地描述“亞洲四小龍”發生奇跡的過程：

 

1.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下參與國際分工：“開放的小國經濟”

 

從表i可以看出，在經濟起飛以及后續相當長的時間內，“亞洲四小龍”的制造業出口在總出口中的比重很高，尤其是土地面積較大的韓國和中國的臺灣。在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下，由于各個經濟體能夠通過出口把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品轉移到國外，除了可以保持較高就業以外，其制造業就能超越國內市場容量和購買能力的限制，獲得較多的經濟剩余和資本積累。東亞新興經濟體制造業出口在總出口中的比重一般來講，出口的迅速增加可能導致國際市場上出口商品價格下降。但由于“亞洲四小龍”的制造業和發達國家呈壟斷競爭的分工關系，其產品需求的替代彈性和收入彈性較高。其次，“亞洲四小龍”均屬于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小國”，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所占份額并不大，是“價格的接受者”，出口增長對國際市場的沖擊相對較小。以上兩點保證均衡貿易條件相對比較穩定，這也是制造業出口有別于初級產品出口的最根本特征。

 

2.引進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進行制造業的產業升級雖然“亞洲四小龍”是“小國經濟”，但特定產品的生產和出口過度擴張還是會引起國際市場上價格下跌，從而使資本的邊際收益發生遞減。幸運的是，由于選擇制造業的生產和出口，就使得“亞洲四小龍”有可能利用技術上的“后發優勢”，通過引進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發展本國制造業，而不必自行投資進行研究和開發。

 

原來人均資本為々,，生產在q,所對應的均衡點進行，這時勞動對資本的相對價格為(w/r),，資本價格較高。隨著人均資本存量由k,上升至kl+1，如果可以進行產業升級，則資源逐漸轉換到kl+1與ql+1對應的均衡點進行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為(w/r),+i，資本邊際收益緩慢遞減。如果沒有產業升級和結構轉換，生產函數仍為q,，則勞動的相對價格由(w/r),迅速升至(w/r)*，資本邊際收益則迅速下降，儲蓄和資本積累也隨之迅速下降。

 

這樣，由于東亞各國進行了產業升級和結構轉換，各個經濟體的生產就在圖1所描述的資本勞動替代彈性較大的生產函數Q(圖1的粗線部分表示)上進行。及時的產業升級可以保證資本邊際收益遞減有一個充分高的下界，從而保證長期穩態增長速度。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正是由于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較高，在資本密集度提高的過程中，工資的上漲才能不至于太快。這樣就能保證有越來越多的收入轉化為投資，而資本也才能獲得較快增長。從統計上看，“亞洲四小龍”均有較高的儲蓄率，其實這并不能歸因于居民具有較高儲蓄率傾向的行為特征或歸因于提倡節儉的儒家文化(西方世界的興起當然也不能簡單歸結為MaxWeber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

 

3.積極的國內政策

 

林毅夫等(1999)認為，導致東亞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關鍵是發展戰略而非外向型貿易：“那些推行趕超戰略的國家，也經常把鼓勵出口作為其趕超的一個階段。但由于采取的扭曲價格和匯率，以及直接補貼的辦法，不可避免地導致資源配置的失誤，經濟仍然陷入重重困境”。

 

但本文認為，由于“亞洲四小龍”采取出口導向的貿易開放戰略，也就從國際分工的角度自動符合了比較優勢的要求，各國并沒有明顯“主動地不為”的特征。相反，政府為了降低出口部門的成本，積極地采取措施消除資源流動的障礙和市場扭曲(中國的香港除外)?？唆敻?1995)認為，要素市場扭曲會改變一個國家的貿易型式，會使得一個本身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轉而生產和出口那些資本密集型產品，從而背離自己的比較優勢，阻礙經濟發展。所以跟貿易自由化相配套，各個發展中國家還必須采取積極措施，減少要素市場扭曲，否則貿易自由化可能會起到負面作用。

 

在這種以出口為導向的戰略下，政府發揮自身作用的余地較大，比如韓國和中國的臺灣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都“積極采用了進口配額和許可證、信貸補貼、稅收優惠和公有制等手段培植和保護國內幼稚產業”(林毅夫等，1999)。這種積極的干預政策，一方面可以從動態的角度減少本國企業所在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上受到的扭曲，使得價格信號充分發揮作用;同時也可以減小企業進行產品技術升級的成本。

 

4.有利的外部環境和初始條件

 

上個世紀60年代之后，跟“亞洲四小龍”發展階段和稟賦水平接近的中國大陸以及其他東歐國家還處在一個封閉或在一個小規模國家之間封閉循環的狀態之中(東歐各國的主要貿易伙伴為前“經互會”成員國)。而廣大拉美國家正忙于用發展經濟學家開出的“藥方”推行所謂的進口替代戰略，并沒有參與國際制造業市場上的競爭。在1965年巴西和阿根廷的總出口中，制造業只占9%和6%(Temple，1997)。這給東亞經濟體的制造業發展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市場機會。

 

綜上，由于東亞各國能夠在比較有利的市場條件下按照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并且很快地進行產業升級，所以資本可以在一個較長時期內獲得較高收益率，人均資本存量以及人均收入快速增加。這就是東亞地區經濟高速增長“奇跡”的邏輯過程。可見，Krugman等人對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批評從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

 

(二)從“奇跡”到“危機”一借鑒和啟示

 

進口替代的發展模式已經被實踐證明是失敗的：包括進口保護、高估本國匯率在內的扭曲市場和價格的政策只能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經濟增長緩慢等惡果。而初級產品出口又不得不面臨不利的貿易條件，所以，對于勞動力豐富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也許正是超越初級產品出口和進口替代的一種正確選擇。然而，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似乎使得人們對這種發展模式提出了質疑。所以，談到發展中國家借鑒“亞洲四小龍”經驗之前，我們先來看看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中國的發展和亞洲金融危機的聯系。

 

改革開放后的20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9.8%，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8.4%。特別是在面積和人口分別為“亞洲四小龍”五倍和四倍的沿海五個省份，連續保持高達12%的經濟增長速度(林毅夫等，1999)。但是，當我們把中國沿海省份和“亞洲四小龍”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二者具有許多相似的特征：貿易開放之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迅速擴張和大規模出口;要素(尤其是資本)不斷積累和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優化。

 

“東亞奇跡”又一次靈驗了!“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似乎成了是窮國追趕富國的一條捷徑。然而，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又如何解釋后來出現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呢?難道金融危機只能歸結為貨幣因素?我們應該怎樣對待東亞的經驗呢?本文認為，導致“東亞奇跡”和引起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原因是一樣的，都是由于各經濟體普遍采取了制造業生產和出口擴張的發展模式。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中國人均資本不斷增加和技術進步，制造業產品從質量檔次上越來越接近發生奇跡的國家和地區(即垂直分工的層次越來越接近)。這樣，隨著中國和東亞“四小龍”的制造業出口相似性的提高，后者在國際市場上越來越受到中國制造業產品的競爭和挑戰。

 

同時，我國還具有“亞洲四小龍”所不具備的成本優勢。我國是一個經濟結構極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二元經濟特征明顯，中西部和農村積存著大量極為廉價的剩余勞動力。沿海制造業大規模生產和出口創造的勞動力需求導致了世界歷史上也不多見的勞動力流動，而不是工資成本的提高。在人民幣匯率貶值之后，中國制造業的這種成本優勢越來越明顯。隨著這些經濟體(也包括其他東南亞國家)的競爭優勢逐漸喪失，其外匯收入減少，從而為東亞金融危機埋下伏筆。所幸的是，危機之后，東亞地區各經濟體很快調整了產業發展結構并積極倡導經濟一體化，東亞區域經濟逐漸形成了一個相對合理的分工和產業布局。

 

篇（4）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7年3月10日

一、引言

近年來，河北省經濟快速發展，GDP在全國排名穩居前十名。但是，經濟發展過于依賴煤炭、水泥、鋼鐵（鋼鐵產量連續14年蟬聯中國首位，號稱“世界鋼鐵第一省”）等重工業，資源消耗大，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問題，在全國環境污染嚴重的城市中河北省的好多城市都排在前列。

袁靖在《中國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中運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對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了分析，并著重研究了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從而可知節能減排并不會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進而基于能源視角對經濟發展提出建議。

李玄煜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中國經濟發展需要從依賴資本向依靠人力資本以及技術進步進行轉變，從關注經濟增長速度向關注經濟增長質量轉變。

因此，本文將研究勞動、資本、能源對河北省經濟增長的貢獻，并就此研究結果對河北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建議。

二、模型的設定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是經濟學中使用最為廣泛的生產函數，簡稱為C-D生產函數，它是由美國數學家柯布和經濟學家道格拉斯根據1899～1922年間美國制造業部門的有關數據構造出來的。兩人共同探討投入和產出關系時，在生產函數的一般形式上引入技術投入要素，于1928年提出了這一函數形式：

根據以上加權最小二乘法估計結果可知，D.W=2.010。給定顯著性水平5%得：dL=1.28，dU=1.65，dU≤1.7984≤4-dU，說明不存在自相關。

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F檢驗和T檢驗，擬合優度提高，標準誤差降低。說明勞動投入、資本投入、能源消耗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顯著的。

四、結論及建議

由以上分析可知：α+β+γ=1.4>1，說明河北省經濟發展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階段。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投入每增加1%，經濟產出將會增加0.499%；資本投入每增加1%，經濟產出將會增加0.55%；能源消耗投入每增加1%，經濟產出將會增加0.351%?？梢钥闯?，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能源每消耗1%產出增加0.351%，說明能源浪費較為嚴重、工業效率低下。

河北省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勞動力投入、資本投入以及能源消耗，經增長方式相對粗放。河北省應該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穩定經濟增長速度，使經濟規模與環境承載力相適應；優化產業結構，降低第二產業比重；加快工業轉型升級，化解產能過剩；增加環保投入力度，推動環保技術進步。提高能源利用率，保護環境，提高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自主創新能力，大力發展科技，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河北省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借助綠色工業革命的浪潮和國家京津冀一體化戰略規劃的契機，改變之前“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方式，變革現有經濟結構，走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實現河北省綠色崛起。

主要參考文獻：

[1]袁靖.中國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廣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1.

[2]李玄煜.中國經濟增長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實證分析[J].經濟與管理，2015.502.

篇（5）

[中圖分類號] F06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12－0063－05

引 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上海充分發揮區位優勢，以金融市場開發、土地批租和吸引外資為三大投資動力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上海經濟增長已連續十幾年實現兩位數增長，自1992年到2007年的16年中，平均增幅達到12.3％，已連續第15年保持兩位數增長。2006年，在經濟增長慣性推動和內生增長動力的驅動下，全年實現生產總值上海市生產總值（GDP）10,296.9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2%，2007年生產總值（GDP）12,001.16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3.3%。

顧國章等人研究了1952年到1998年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出：1992年到1998年上海市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9.50%，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是第一位的，但1992～1998年間的技術進步貢獻率要遠高于1978～1998年間的技術進步貢獻率[1]。他主要運用的是索羅增長模型，不存在規模經濟。陳詩一認為近十多年來上海經濟的高速增長是由第二、第三產業輪流推動的[2]；石磊在“解讀上海經濟”系列報告找那個指出：產業結構的升級導致上海經濟的高速增長[3]。周億粟通過對上海經濟增長與就業的相關分析得出：上海的經濟增長已經走上了主要靠資本和技術投人帶動，而不是靠勞動投人，甚至可以減少勞動投人的階段[4]。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歷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結構的優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創新所實現的經濟增長之后，都面臨著如何能夠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問題。原則上講，要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則需要實現從外延式增長方式向內涵式增長方式的轉變，即從主要依靠要素數量的擴充轉向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5][6][7]。那么，上海的經濟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要素投入是否對經濟增長還有拉動作用？出在何種發展階段？上海的全要素生產率主要是由什么因素導致的？上海的研究和開發對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有多大？雖然一些學者研究了技術進步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但并沒有揭示出影響技術進步的要素是什么，經濟處于何種發展階段也是出于經濟的直觀判斷。本文擬用傳統的增長理論來確定上海的發展階段和投入要素的彈性系數，用內生增長理論來研究全要素生產率的組成部分，從而回答上述問題。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索羅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得出要素和研發在不同發展階段對經濟增長起不同作用的命題；第二部分為上海的實證分析；第三部分是結論。

一、經濟增長模型

經濟增長原因的研究，古典經濟學家非常重視。亞當•斯密將經濟增長的原因歸于三個方面：自由市場、勞動分工和新機器形式的技術進步。隨后李嘉圖（DavidRicardo）、馬克思(KarlMarx)、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等經濟學家也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原因。然而，在19世紀下半葉，新古典經濟學派出現以后，該學派就不再把經濟增長的三個方面視為重要問題，而轉而去描繪亞當•斯密的第一個思想（競爭市場的作用），并選擇了效用函數、無規模報酬的生產函數來得到經濟增長的均衡結果。

對于斯密的第二個思想，最早作出貢獻的是美國經濟學家揚格，其核心思想為經濟組織結構的演進和規模報酬，而新古典經濟理論核心是資源配置和比較利益。舒爾茨也與揚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認為經濟增長應源自勞動分工和遞增規模報酬。盧卡斯（(Lucas)建立了一個動態模型來解釋勞動分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個動態模型，解釋為什么生產中的專業化和學習的專業化（教育）能促進經濟的增長（Stiglitz，1986）[8]。

新古典經濟學派及制度經濟學派分別經濟增長的原因，一為市場競爭，一為勞動分工與經濟組織結構與制度的演進，卻未將技術創新作為其直接推動經濟增長的原因，新古典經濟學派將技術進步作為外生的，制度經濟學派將其掩蓋在勞動分工之內，而真正將技術創新直接作為推進經濟增長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馬克思（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他認為，技術創新就是企業家抓住市場機會重新組合生產要素的過程，一種創新通過擴散，會刺激大規模的投資，引起經濟高漲；一旦投資機會消滅，便會轉入經濟衰退，由于創新的引進不是連續的、平穩的，而是時高時低的這就形成了經濟波動周期[9]。

新古典經濟學派、制度經濟學派、技術創新學派分別從三個不同角度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原因，但是每一個學派解釋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夠全面。羅默于1986年提出了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術變化、人口增長），而是經濟體系的內部力量（如內生技術變化）的產物。先后設計了兩個增長模型，第一個模型是對阿羅的“邊干邊學”模型的修正與擴展，第二個模型將知識賦予一個完全內生化的解釋，認為，知識是經濟主體利潤極大化的投資決策行為的產物，資本增長和技術進步是同步的[10]。經濟增長理論開始出現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趨勢。

1.新古典模型――索洛－斯旺模型

索洛－斯旺模型包括四個變量：產量（Y），資本（K），勞動（L）和知識或勞動的有效性（A）。在任一時間里，經濟中有一定量的資本、勞動和知識，而這些被結合起來生產產品。生產函數為：Y（t）=F(K(t),A(t),L(t))其中t表示時間，而且生產函數滿足稻田條件 。資本、勞動和知識的初始水平被看作是既定的。勞動和知識以不變的速度增長：L(t)=L(0)ent，A(t)=A(0)ent，其中n和g為外生參數，分別表示勞動和知識的增長率。

由此變化圖可得到，在0

由此模型可以得出如下這個命題：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距離自己穩定狀態越遠時，經濟增長越快，要素投入存在規模收益遞增，這是表現為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很大；隨著接近穩定狀態，要素投入遞增的程度會越來越小，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率作用會逐漸下降；從長期看，經濟增長會等于外生的技術進步增長率，這時實際資本存量等于長期資本存量；當實際資本存量大于長期均衡的資本存量時，經濟增長率會小于技術技術進步增長率，這時就應該減少資本存量。

2.內生增長模型

本論文使用的內生模型是在羅默、格羅斯曼、赫爾普曼、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研究和開發模型和宇澤弘文與盧卡斯人力資本模型的整合，并且借用學者韓廷春所構造的增長模型，以消除 “阿羅―羅默”模型中當時的知識水平直接將技術進步內生化卻忽視了人力資本所體現的技術進步，和沿著“宇澤―盧卡斯”模型中強調人力資本要素對技術進步的作用卻忽視了知識的增加 所體現的技術進步。本模型經濟分成三個部門，即最終產品部門、人力資本部門及R&D部門。最終產品部門生產出用于消費的消費品（C）及用于生產的投資品（I）；人力資本部門生產出用于人力資本部門、R&D 部門及最終產品部門所使用的人力資本（H）；R&D 部門生產出用于最終產品部門及R&D 部門所使用的新技術、新發明和新設計，即R&D資本（R）[11]。最終的模型可用以下方程描述：

此式表明，經濟的均衡增長率依賴于人力資本部門的生產效率(θ1)與R&D 部門的生產效率(θ2)的大小以及時間貼現率(ρ)的大小，與人力資本部門的生產效率及R&D 部門的生產效率成同方向變化，與時間貼現率成反方向變化。因此人力資本部門的生產效率及R&D 部門的生產效率越高，則經濟增長率越高；現時的儲蓄率越高（即人們推遲消費的耐心程度越大），則經濟增長率越高。這里，盡管均衡增長率與人口或勞動力的增長率有關，但即使人口增長率(n)等于零或小于零，經濟的持續增長仍是可能的。

通過內生增長理論的動態分析可得出這個命題：技術進步使生產曲線外移，長期均衡所需的資本存量就增大，這時實際資本存量要達到均衡所需的資本存量，就必須增大要素投入，那么在一段時間內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還會有一定的作用；即使實際資本存量達到均衡所需的資本存量，由于人力資本與R&D資本水平的不斷提高，一個國家或地區也能夠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

二、上海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1.數據來源及指標的選定

計算全要素生產率即對其進行分解所需要的數據是產出、資本投入、勞動投入、人力資本、技術交易額和R&D支出的時間序列數據，但上海人力資本的數據無法獲得。所選用的數據為1990年到2007年，均來源于歷年《上海統計年鑒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并且按1990年不變價格進行換算。

資本投入量應為直接或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或簡稱資本存量)，它既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和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活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如住房等。在眾多估算中國資本存量的研究中，賀菊煌(1992)的成果比較具有代表性，但由于資料的缺乏，本文擬從折舊總額中反推資產總額。一般說來，資產越多，折舊額與大，如為正比例關系，只要選定折舊率就可以推出資產總額。由于研究中最關心的是資本的彈性系數，只要折舊額和資產滿足正比例關系，在作回歸分析中，不同的折舊率對彈性系數是沒有影響的。所以，在此不仿取折舊率為5％。就勞動投入指標而言，是指生產過程中實際投入的勞動量，用標準勞動強度的勞動時間來衡量。而在中國，由于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時期，收入分配體制不盡合理和市場調節機制不夠完善，而且我國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因此，本文采用上海歷年社會勞動者人數作為歷年勞動投入量指標。其余的指標按對應統計年鑒指標的數據按1990年不變價格進行換算得到。

2.用索羅模型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采用的基本模型為對數線性生產函數（即Cobb―Douglas生產函數）：

Ln(Yt)=γt+αLn(Kt)+βLn(Lt)+ut

其中，α,β分別是資本和勞動力的產出彈性，γ為外生的技術進步率，ut為隨機變量。 在此基礎上，做了四個回歸，其中回歸（1）包含資本、勞動和時間三個變量，回歸（2）包含資本和時間兩個變量，回歸（3）包含勞動和時間兩個變量，這三個模型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4）為廣義最小二乘法。所的結果如表1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的標準差，第二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t統計量的值。

由模型（1）可得出，資本不能通過t檢驗，而勞動通過了t檢驗，說明有可能資本和勞動存在著共線性。在模型（2）去掉勞動這個變量所的分析結果都通過了t檢驗，模型（3）去掉資本這個變量所的結果也通過了t檢驗，并且擬合優度都不錯，從而說明資本和勞動確實存在著非常強的共線性。在運用索羅模型分析上海經濟增長中，資本和勞動兩個變量只能選擇其一。由于在此分析中，勞動指標所用的數據是上海歷年勞動力人數，而應該選用的是實際勞動的投入量，所以勞動這個指標含有較大的主觀取舍，而資本的數據相對要客觀得多，因此選用資本作為模型的變量。在前三個模型中，D-W沒有通過統計檢驗，說明存在著序列相關。為消除序列相關，模型（4）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

從模型（4）得出，資本彈性系數為0.8891，說明要素投入的彈性系數沒有大于1也沒有等于1，考慮模型（1）將資本和勞動力系數相加所得為0.97，接近1。運用傳統的增長理論可知，此時的實際資本存量略大于長期均衡的資本存量，如果資源屬于有效配置，經濟是不會處于這個階段，因為如果經濟短期處于這個階段，要素投入會停止甚至減少，使要素的投入的彈性系數達到1。說明上海的資源配置比較合理，市場比較完善。

在模型（4）中，全要素生產率為0.0111，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到10％，就是用模型（2）所得的全要素生產率，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只有15％，和一些學者所得出的近40％，有非常大的差異?？疾焖\用的模型的差異可發現，這些學者都假定要素投入的彈性系數和為1，實際上這是一個很嚴格的假定，現實中一般不會是這種情況。而本文所作實證分析中沒有這個假定，所以可認為本文的結果相對可靠些。當然所選用的數據年限、數據處理不同，也會導致的結果的不同，但這些不是主要因素。從分析結果可看出，上海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投入帶動的。

3.用內生增長理論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在內生增長理論中，將技術進步內生化。技術進步來源有兩種：一是人力資本的提高，二是知識存量的增加。知識存量的增加是通過技術交易從外部獲得和自身的研發而得到的。本文模型主要研究知識存量的增加所導致技術進步的相關因素，所運用的回歸方程的基本模式如下：

Ln(Yt)=γt+αLn(Kt)+βLn(Lt)+ηLnR&Dt+ξLnTTt

+θLnR&Dt*LnTTt+ut

式中、α、β、η、ξ分別對應表示資本、勞動、技術交易額、研究和開發的彈性系數，γ反映制度等外部因素隨時間變化對GDP的影響，θ反映了技術交易額與研究和開發的交互作用對GDP的影響，ut為隨機變量[12]。在實際分析中，上述模型中的有些變量或存在共線性或不能通過t檢驗等一些問題，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對上述模型變量的篩選。為此，作了（5）、（6）、（7）和（8）模型，如表2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的標準差，第二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t統計量的值。

模型（5）包含了所有的變量，可看出R&D和技術交易額的交互作用項系數非常小，t檢驗值也非常小。消去這個變量，就得到模型（6）的回歸。從這個回歸可看出，資本和勞動存在著共線性，兩個變量只能選擇其一。在這里選擇資本變量，理由如前所述。在模型（7）就是消去資本這個變量所作的回歸，時間變量的系數很小，t檢驗也很小。在本文的內生增長模型中，時間變量t 的系數所反映的是制度變化的等因素的量，不包含技術進步，也就是說此項系數是索羅模型中全要素生產率除去技術進步的剩余項。從回歸結果可得出，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上海的制度等因素的變化很小，靠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大。除去時間和勞動變量，就得到回歸（8）。模型（8）共包含四個變量：資本、R&D、技術交易額和研發與技術交易額的交互項，這些變量都能通過t檢驗。

為了更深入地研究研發與技術引進的關系，作了回歸模型（9）和（10）。模型（9）中研發是滯后項，而模型（10）技術引進是滯后項。模型（11）是為了消除回歸（9）中的自相關性，而采用的廣義最小二乘法。所的結果如表3。

從（8）、（9）、（10）的模型可看出，無論研發和技術引進是否采取了滯后，還是誰先采取了滯后，研發和技術引進的交互相都為負值。這說明上海的研發和技術引進相互之間有擠出效應，也就是說自主研發就不會引進，同時技術引進就不再研發，沒有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我們知道，相對全國來說雖然上海的經濟技術水平屬較高層次，但相對發達國家，經濟技術水平屬于落后的，所以對于落后的國家和地區，企業技術能力發展戰略為：技術引進到消化吸收，再改進和創新。上海毫無疑問也應該采取如此戰略，這個發展戰略被日本和韓國等一些國家所采用，取得了非常好的經濟效果。從這個發展戰略來看，技術引進和研發是相輔相成，先技術引進，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研發，是提高當地技術水平，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捷徑。而從上海的實證分析中，卻沒有體現這種發展戰略。

通過（11）式可得出，上海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21.3%，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78.7%。在技術進步中，研發對技術進步的貢獻率為72.7%，技術引進的貢獻率為52.5%，兩者的交互項為－25.2%。上海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的投入帶動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大，這和用索羅模型所作的結果是一致的。有前面的理論分析可知，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過要素投入的增長階段之后，必須靠技術進步來維持長期的經濟增長。上海已經持續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必須提高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的作用，才能避免重搗東南亞國家的覆轍。不少專家考察后發現，美國這些年來經濟快速發展，是與美國從80年代開始的以發展高新技術為主的創新戰略密切相關的；而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其根源之一也在于其經濟發展依靠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而非依靠技術創新來實現。最為關鍵的是技術進步的來源模式。有理論分析可知，技術進步主要來源于技術引進和研究開發，對于后進國家和地區來說，縮短差距的捷徑就是先引進再研發，形成技術引進和研發互相促進的關系。[13]但對上海的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所得的結果卻是背道而馳的。所以，無論對政府和企業來說，都必須找到相應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

三、結 論

從運用傳統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增長量理論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結論：一是上海的經濟增長是外延式的經濟增長，是靠要素的投入得到的，技術進步對上海的經濟增長的貢獻較低，在現階段還沒有出現內涵式經濟增長的拐點。二是在現階段制度變遷對上海的經濟增長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也就是說在上海市場對要素資源配置比較完善。三是技術進步來源中的技術引進和研究開發相互脫節，沒有達到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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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Technological Advancing and Resource of Shanghai′s Economic Growth

Ruan Min

篇（6）

影響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素分析就是將經濟增長分解為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等不同因素貢獻的測算過程。關于我國經濟增長動力的文獻主要從要素投入、要素升級、制度變遷和全要素生產率等4個方面展開研究。

要素投入主要是指勞動力、資本、基礎設施等經濟增長模型中最早使用的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幾乎所有關于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文獻中都會涉及到相關的要素投入指標。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表現為由大量資本、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勞動力投入推動。中國的經濟增長從投入產出關系看，都屬于數量擴張型的（石磊，1994），世界銀行（1998）估計，物質資本的增長可以解釋37%，勞動力數量增長和質量提高可以解釋17%，勞動力部門轉移可以解釋約16%。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經濟學家們就已經發現資本與勞動力兩種生產要素并不能完全的解釋經濟增長。

要素升級主要是指在要素投入中所對應的將同質的要素區分為不同質量水平要素的投入，包括人力資本、技術進步、信息化水平等從質量上衡量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在技術進步方面，主要是通過研究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兩個角度來研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如王小魯等（2009）通過考察自主創新對全素生產率的影響來判斷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影響。在人力資本方面，人力資本的衡量一般是通過受教育年限來替代，王小魯等（2004）、賴明勇等（2005）的研究都認為教育在促進經濟增長、縮小地區差距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制度變遷主要是指非投入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包括城市化、市場化、對外開放度等影響因素。這些影響因素不是從直接投入來影響經濟增長，而是通過制度上的變革而引起的變化。樊綱等（2011）認為1997年～2007年，市場化進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年均1.45個百分點，這一時期全要素生產率的39.2%是由市場化貢獻的。城市化伴隨著各類要素由鄉村向城市集中，促進了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快速積累，形成了經濟增長的動力。出口導向是我國經濟增長中的重要特征，對外開放使我國能夠發揮比較優勢，促進技術轉移，從而提高生產率。

全要素生產率是指通過計算增長余值得到而不能觀察到的所有因素所帶來的增長。一般來說，生產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技術進步都能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而生產要素的量的投入一般不會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比如，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市場化改革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Chow和Li（2002）發現1978年以后TFP大約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2%，Bosworth和Collins（2008）則發現20世紀90年代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高達54.7%。

二、 要素投入與要素升級拉動經濟增長的機理

經濟增長的過程，從本質上來說，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二是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包括除要素投入之外其他引起生產函數發生變化而使經濟增長率提高的因素。前者可以概括為要素投入，后者則指要素升級。要素投入是指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勞動、資金、土地等資源的投入屬于此類;要素升級是指生產要素“質的提升”，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信息化、知識增長屬于此類。在生產函數和經濟增長理論中，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可直接增加產量或促進經濟增長;要素升級通過提高要素生產率增加產量或促進經濟增長（李佐軍，2016）。

但是，要素投入并不能完全的決定經濟增長，索洛模型中的余值就是勞動力和資本所不能解釋的經濟增長部分。勞動力增長和資本增長要遠遠低于經濟增長的幅度，而且在同樣水平勞動力和資本稟賦下，不同國家或地區表現出完全不一樣的經濟增長水平。這樣，對勞動力和資本的品質就逐漸進入到解釋經濟增長的范圍當中，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和資本，改善品質能夠大幅度的提高經濟增長，既可以包括人力資本的提升，也可以是物質資本累積所帶來的技術進步和信息化水平改善。人力資本也可以看作是勞動力，技術進步和信息化水平也屬于物質化的資本。

?木?濟增長理論來看，現代經濟增長文獻大致可以分為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AK類型增長理論和R&D類型增長理論，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外生參數的變化具有水平效應，沒有增長效應，而新增長理論，無論是AK類型的還是R&D類型的，最顯著的特征是外生參數的變化具有增長效應（舒元，徐現祥，2002）。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的新增長理論，將技術進步視為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突破傳統經濟增長理論中以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稟賦和要素投入增長為基礎的研究框架。要素投入會面臨要素報酬遞減和要素增速減緩的過程，那么就會導致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要長時期的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依靠要素投入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依靠要素升級，改變生產可能性曲線，同樣數量的要素能夠實現更高水平的經濟增長。當今世界經濟增長中各國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越來越大主要是由于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本積累存在巨大差異。同時，要素升級還能夠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改變。

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動力，而且能夠影響經濟增長的方式，通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拉動經濟增長。但是，技術進步也不一定能夠影響經濟增長，從技術創新或技術引進到生產技術的進步，中間還有許多環節面臨不確定性，比如機會成本、路徑以來、逆向溢出、要素稟賦、吸收能力等因素的影響（唐未兵等，2014）。

人力資本是一個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基本因素。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人力資本存量通過知識積累來影響技術創新，最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初級教育和高級教育都能促進經濟增長，初級教育作為生產要素直接促進最終產出，高級教育則通過加快技術創新與模仿的速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隨著信息產業的崛起，信息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信息技術革命改變著傳統結構和增長方式，能夠調整產業結構使其升級換代，能夠實現傳統產業的信息化，優化勞動力和資金的使用，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經濟增長。

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要素投入和要素升級拉動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根據數據可獲得性，本文選擇1985年～2014年我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因西藏自治區數據完整性較低，本文不予考慮）的經濟增長源泉進行分析。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可以分為3類，一類是勞動力和資本，屬于要素投入因素，第二類是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和信息化水平，屬于要素升級因素，第三類是城鎮化率、市場化水平和對外開放度，屬于制度變量。因此，在回歸模型中，因變量為GDP，自變量包括勞動力（Lab）、資本（Inv）、技術進步（Tec）、人力資本（Hc）、信息化水平（Inf）、城鎮化率（Urban）、市場化水平（Market）、對外開放度（Openness）、電力消費（Ele）、貸款余額（Loan）、貨運量（Freight）等指標。勞動力和資本是C-D增長模型中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屬于要素投入性質的影響因素。為了衡量要素投入和要素升級之間的差異，本文引入了技術進步、人力資本、信息化水平。為了解決勞動力和資本等指標對GDP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引入“克強指數”中的用電量、貸款余額和貨運量這3個指標。同時，引入城鎮化率、市場化指數、對外開放度這3個控制變量。

從表1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勞動力供給和固定資產投資每增加1個百分點，經濟總量分別要提高0.451和0.159個百分點，而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和信息化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經濟總量分別提高-0.007 67個百分點、0.120個百分點、0.072 9個百分點。因此，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仍然是以勞動力和投資為主，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明顯，人力資本和信息化水平雖然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但是并不如勞動力和投資的影響明顯。

考慮到1985年～2014年長達30年的期間內，我國經濟發展經歷了多個階段，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逐步接軌，國際經濟波動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特別是2001年加入WTO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發展沖擊較大。因此，本文將1985年以來的發展階段分為2001年及之前、2001年以來和2008年以來三個時間段，分別回歸分析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從表2可以看出，三個階段中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變化較大，從2001年前后比較來看，勞動力的影響因素在下降，投資、技術進步、人力資本、信息化水平的影響因素都明顯增大，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逐漸從要素投入向要素升級轉變。2008年以來，要素投入影響經濟增長的程度仍在不斷下降，要素升級的影響力不斷提升，特別是人力資本的影響能力不斷增強。但是，2001年以來信息化水平的影響能力有所下降。制度變量中，城市化的和市場化的作用仍然較大，對外開放度的作用相對較為穩定?？傮w來看，要素投入在經濟增長中仍然占有較為重要的影響，要素升級的重要性也在不斷加大，制度變量則一直處在相對重要的位置。但是2008年的經濟危機以來，要素投入的重要性有所增加，而要素升級的影響力在下降。

同時，我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距仍然較大，影響各地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存在一定差異。按照通常的做法，將我國劃分為4大區域。

從表3可以看出，影響各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各不相同，但是勞動力和信息化水平仍然在各地區之間都有較為顯著的影響。東部地區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勞動力、投資、信息化水平，中部地區則為勞動力、技術水平、信息化水平，西部地區則包含了所有5個影響因素，東北地區則包括除技術進步外的其他4個影響因素。要素投入仍然是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影響因素。在制度變量中，城市化對中部、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具有重要影響，而對東北地區則有一定的負面影響，對東部地區影響并不明確，市場化水平對東部和中部地區影響較大，對外開放度則僅在東部地區有較為明顯的影響?？傮w來看，各地區的經濟增長仍然是以要素投入為主，但是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關，東部地區要素升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要大于其他地區，而制度變量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仍然有較大的影響。

篇（7）

一、前言

我國處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國家致力于大力發展經濟，建造經濟友好型社會。林業經濟作為是國民經濟的一部分，國家也積極的采取各種措施促進其增長。多種要素的投入，對于林業經濟的發展，對于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的重要性。

二、現階段林業經濟發展的情況

森林存在于世界上的各個地方，位于陸地上的各個地帶，構成各個森林植物群落，為生態圈的一部分，有著綠色寶庫的美譽，起著水文湍流和空氣循環的重要作用。森林吸收二氧化碳，進行光合作用產生人類賴以生存的氧氣。我國近年來日益重視發展環境友好型社會和林業經濟，大力支持綠色產業的發展。但是因為森林有很多可利用的資源，人們受經濟利益的誘惑，開始瘋狂砍伐樹木，破壞森林，這種情況嚴重的阻撓了林業經濟發展。各個國家目前都在大力發展綠色經濟，為順應局勢，我國也應該加入其中。

三、各個要素在林業經濟增長中發揮的作用

1、資金投入

資金投入是促進林業經濟增長的基礎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投資，對于各個行業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沒有資金投入，就無法建設和采購相關設備，相關行業就無法得到很好的發展，所以投資是林業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2、人力資源

林業經濟增長離不開勞動力。而林區人才不足，是林業經濟增長受阻的一個主要因素。造成林區勞動力不足有兩個因素，其一，林區占地面積與管理人員數比例失調；其二，林區絕大多數位于偏遠的地方，有許多的不方便導致人才不愿意在林區工作。

3、土地資源

要想要林業經濟發展更加深入，更加長足，就應該擴增林地資源，通過改造林地，退耕還林來擴大林地面積使林業經濟發展更加深入。土地資源也是林業經濟發展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

4、國家扶持

國家的扶持對林業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影響，只要是國家大力支持的，就會非常迅猛的加速發展。要增加林業經濟的發展力量，國家就要多多培養林業人才，并且在林業發展的各個方面給予扶持，加大對林業的扶持力度。

四、根據現狀促進林業發展可采取的措施

1、加大投資力度

投資在促進林業發展方面是最基本的要素，只有投入大量資本才能實現林業經濟的增長。為獲得足夠的資本發展林業，可從三方面入手，第一方面，國家對林業發展給予足夠的資金支持；第二方面，建立林業建設貸款綠色通道，可是林業經濟發展快速的獲得基礎資金支持；第三方面，拓寬融資渠道，這樣能保證資金通暢，避免林業經濟發展的資金不足。

2、積極采取措施吸引人才

林業經濟發展又一重要因素是勞動力，優秀人才來林區工作對林業經濟發展有很多好處，包括為林業經濟發展出謀劃策，提高管理人員綜合素質。要想吸引有志青年來到林區工作，要提供優厚的薪酬，完善的后勤保障，給予更多的福利。當今社會工作競爭大，壓力大，而且人才選擇工作的眼光也高，只有建立一個良好人才機制，林業經濟的發展才會更加迅速和完善。

3、將林業經濟和科技發展有機結合

將科技發展和經濟發展有機的結合在一起，例如通過電腦監控森林面積，利用直升機防疫森林病蟲害。將科技融入到林業經濟發展中會有很多益處，第一，這樣會大大提高林業經濟發展效率；第二，減少了林業資源的浪費；第三，是整個行業的未來趨勢，時代的潮流。我們必須順應潮流才能立足于未來經濟發展大潮。

4、對森林旅游業進行大力發展

大力發展森林旅游業，是大勢所趨，新興力量；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景;是低耗能綠色產業，保護生態環境。如果森林旅游業長足發展，既能帶動其他服務業發展，促進當地人員就業又能轉變高耗能經濟發展模式，對生態環境保護有積極作用。

五、為發展森林旅游業應采取的措施

1、林區基礎設施更加完善的建設

對林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是發展森林旅游業的首要前提。我國森林大多位于偏遠地區，所以基礎設施建設并不完善，所以要通過一些方法增加資金投入。這些方法有當地政府出資完善基礎設施建設，使交通，水電，通訊暢通提供便利的基礎生活；解放思想，拓寬投資渠道，靈活招商引資，增加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并且盡力吸引外資。

2、對林區開發制度的建立及健全

發展森林旅游業要有度，是以保護森林資源為基礎。所以在資源開發中要注重開發與保護的關系，保證這幾點，第一點，劃出旅游區和非開放區，并且對不開放的林區進行保護并排人員看護避免發生意外；第二點，加強旅游人員對林區的保護意識，保護環境，不要亂扔垃圾，避免污染環境；第三點，限制人流，保護生態環境。

3、實現林區產業化發展

發展森林旅游業時，要做充分的市場調查，了解市場需求，建造有特色的林區景點吸引游客前來游玩，促進林區經濟發展。采取林區產業化發展，才能使林區旅游業更長久更加繁榮。

六、結束語

由上可知，要想讓林業經濟更好更快的發展，就必須要考慮資金，人力資源，土地資源，國家扶持這幾個方面，并從這幾個要素下手，促進林業發展。并且積極打造環境友好型林業經濟形態，將林區發展成為人才濟濟，資金充足，土地資源廣闊，國家大力支持的經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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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要素集聚 區域經濟 經濟增長 影響差異

研究理論框架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取決于要素投入，從而認為資本、勞動、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它對經濟增長的研究是基于制度給定的理論假設來分析經濟增長。但是對于制度轉型和市場化進程中的中國經濟增長而言，制度因素始終是一個無法忽視的重要因素。

研究區域經濟發展，離不開區域生產要素，而區域生產要素始終處于不斷的流動之中，不斷流動的生產要素總會在某個地區匯集形成要素集聚，或者說集聚意味著生產要素在一定空間上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集中。要素集聚就是各生產要素通過人類的經濟活動集聚在某一特定區域，從而產生集聚效應，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是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

集聚經濟不僅是發達國家和先進地區競爭優勢的重要源泉，更是欠發達區域實現跨越式發展，追趕先進國家和地區的有效戰略工具。由此看來，區域要素集聚已經成為影響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

由此，本文把中國區域經濟增長影響因素概括為資本、勞動、制度和綜合要素集聚水平。

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方法一般采用索洛增長方程。它的基本原理是從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出發，建立經濟增長與各因素增長之間的數量關系。即：

Y = A (t) Kα LβIγG δ （1）

其中，Y代表總產出；K代表資本存量，指數α代表資本的產出彈性；L 代表勞動投入，指數β代表勞動的產出彈性；I代表制度要素主成分，γ代表制度要素的產出彈性；G代表綜合要素集聚水平，δ代表要素集聚的產出彈性；A代表技術進步，也稱效率系數，衡量現有技術的生產率，是一個大于0 的參數。

對（1）式取對數，轉化成多元線性回歸形式來求解，見下式：

如果指數α+β=1，則上式可簡化為以下形式：

將相應數據代入，可得到各要素的產出彈性系數，再利用索洛剩余法進行因素分析，從各個變量的相對變化來觀察經濟增長與資本存量、勞動投入、制度要素和要素集聚以及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

（1）式中各項指標的內涵與數據來源說明如下：

Y為總產出，即按可比價格計算的GDP；K為資本存量，即將各省資本形成總額按照其資本形成總額指數進行價格換算（以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然后將其按區域加總；L為勞動投入，即歷年從業人員數。

I為制度要素。本文以非國有化率、市場化程度、市場化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和對外開放程度四個指標的主成分作為制度要素。其中非國有化率主要體現在工業領域，即非國有工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與全部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的比值；市場化程度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利用外資、自籌投資和其他投資三項指標的比重；市場化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反映經濟利益分配市場化份額的大小；對外開放程度用進出口貿易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來度量。這些制度要素指標的原始數據取自全國和各地區的統計年鑒和經濟年鑒，然后根據各指標的含義分別計算出各地區的數值，再利用SAS統計分析軟件分別求出各地區四個要素指標的主成分，并將其作為各地區的制度要素。

G為綜合要素集聚水平，是在分別計算各地區資本要素集聚度、勞動要素集聚度、技術要素集聚度和制度要素集聚度的基礎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利用SAS統計分析軟件，分別將各地區四個要素集聚度指標換算為各地區的綜合要素集聚指標。其中資本要素集聚度是根據資本存量指標的業績指數（業績指數是某地區單位GDP所需要使用的資本量）、人均資本、地均資本三項指標計算的主成分指標；勞動要素集聚度就是就業人口密度；技術要素集聚度是在將各地區科技活動人員數、R&D經費支出、專利授權（公開）數三項指標作為技術要素代表性指標的基礎上，先分別計算三項指標人均數的主成分和地均數的主成分，再用兩個主成分的幾何平均數作為該地區的技術要素集聚指標；制度要素集聚度是在計算出各地區非國有化率、市場化程度、市場化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和對外開放程度的四個要素的人均主成分和地均主成分的基礎上，再用兩個主成分的幾何平均數作為該地區的制度要素集聚指標。

本文對東中西部地區的劃分方法以“七五”計劃報告對中國大陸國土所作的戰略性劃分為根據，其中東部地區包括遼寧、河北、天津、北京、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11個省和直轄市；中部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8個??；西部地區包括新疆、、寧夏、陜西、甘肅、貴州、青海、云南、四川、重慶、內蒙古、廣西12個省、直轄市、自治區。

計量檢驗與結果分析

根據三個地區的劃分，文章采用1990-2009年的面板數據，分別研究各地區資本存量、勞動力變化、制度因素和要素集聚對GDP增長的影響，特別對要素集聚對GDP的影響程度和貢獻度在地區上的差異性進行深入解析。

在各地區面板數據的分析中，以LnGDP為被解釋變量，LnK、LnL、LnI、LnG為解釋變量，首先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以說明各變量與GDP之間的可解釋性，然后進行加權最小二乘法估計，以得到各地區的回歸方程。

各地區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檢驗結果可看出，各地區的資本存量、勞動力因素、制度因素和要素集聚都是GDP的解釋變量。

利用Eviews 3.1對回歸方程（3）進行回歸計算，分別得到東中西部各地區的回歸方程。

東部地區回歸方程為：

根據上述回歸方程的計算結果可看出，要素集聚對各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首先從產出彈性來看：東部地區最大，達到0.1864；而西部地區最小，只有0.0568，東部地區是西部地區的3.3倍，表明東、西部地區的要素集聚水平和集聚能力差距很大。其次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看：各區域要素集聚對經濟增長貢獻度情況，見表2。

從表2中的數據可直觀判斷，東部地區的要素集聚貢獻度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而中部地區又高于西部地區。

第一，三個地區的要素集聚貢獻度都呈不斷上升態勢，其中東部年均增長2.8%，中部年均增長3.2%，西部年均增長4.5%。西部地區的增長程度最大，這主要是因為西部地區在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后，生產要素投入迅速增加，要素集聚水平快速提高，從而使近年的要素集聚貢獻度迅速增長，說明要素集聚對該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越來越重要。

第二，東部地區要素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大于中西部地區，1990-1999年間，東部地區分別高于中西部3.82個百分點和7.45個百分點；從2000-2009年水平來看，東部地區分別高于中西部4.95個百分點和6.39個百分點。說明東部地區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更加開放的市場環境集聚了更多先進的生產要素，而且與中部地區要素集聚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但與西部地區要素集聚水平的差距有縮小趨勢。

第三，中部地區要素集聚貢獻度大于西部地區，但西部地區要素集聚貢獻度的增長速度快于中部地區。在1990-1999年，中部地區的貢獻度高于西部3.63個百分點；但在2000-2009年，中部地區的貢獻度只略高于西部地區1.44個百分點。說明西部地區的要素集聚水平正在迅速提高，其對該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也在不斷提高。

結論

本文以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為基礎，采用索洛增長方程，通過實證檢驗來分析我國東、中、西部三大地區經濟增長受資本、勞動、制度和要素集聚四個因素影響的差異情況，特別是研究要素集聚對不同區域經濟增長貢獻程度的差異性。從分析結果不難看出，要素集聚對各地區經濟增長都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在東部地區，要素集聚的作用更加明顯，要素集聚對該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超過20%。即便是在中、西部地區，要素集聚的貢獻程度也已達到15%左右，這充分說明要素集聚已經成為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從各地區的要素集聚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來看，東部地區遠大于中、西部地區，說明東部地區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發展基礎和更加開放的市場環境集聚了更多先進的生產要素，這也是東部地區獲得快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所在。

參考文獻：

1.黃暉等.技術要素集聚對我國區域經濟增長差異影響[J].經濟地理，2011（8）

2.章元等.聚集經濟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J].世界經濟，2008（3）

篇（9）

中圖分類號：F21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4.07 文章編號：1672-3309（2011）04-14-02

經濟發展是一個國家追求的根本目標，而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全要素生產率是分析經濟增長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長期可持續增長政策的重要依據。估算全要素生產率有助于進行經濟增長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種因素(投入要素增長、技術進步和能力實現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識別經濟是投入型增長還是效率型增長,確定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另外,估算全要素生產率也是制定和評價長期可持續增長政策的基礎，具體來說,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經濟增長貢獻與要素投入貢獻的比較,就可以確定經濟政策是應以增加總需求為主還是應以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技術進步為主。近年來，全要素生產率TFP逐漸成為眾多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問題。

本文采用索羅殘差法,對江蘇省1985―2009年間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進行了估算,并依據估算結果對此間江蘇省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和經濟增長源泉做簡要分析,試圖對上述疑問作出解答，并對江蘇省的經濟發展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一、國內外相關研究綜述

自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產生以來，許多學者通過實證分析探討了世界各國及地區間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生產率變動狀況。在研究方法上，過去十多年的實證分析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一是通過建立線性回歸方程，估計要素投入與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由此探討經濟增長的源泉問題；二是進一步分析和發展估計全要素生產率（即廣義技術進步）增長的理論和方法；三是解釋單位資本產出和人均產出的動態分布規律。

王小魯（2000）選擇1953-1999年數據，利用生產函數法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進行估計，認為我國在1953-1978年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為0.17%，1979-1999年為1.46％。張軍（2003）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前TFP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甚微，改革開放后有了顯著提高。王傳久（2007）基于1999-2005年中國采礦業統計數據，運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估計了我國采礦業生產函數，計算了中國采礦業全要素生產(TFP)率指數、增長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產出增長的貢獻。李小平（2005）認為對大部分行業而言，TFP并不是產出增長的主要來源。楊向陽、徐翔（2004）采用非參數Malmquist指數方法，實證分析了中國服務業增長過程中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狀況，將其分解為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結果表明，1990-2003年中國服務業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增長率為0.12%，原因是技術進步水平提高，但技術效率下降的負面影響不可忽視，且在不同時期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對中國服務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貢獻存在差異。辛永容等（2009）對中國1986-2006年制造業分時期的TFP進行了測算，認為中國制造業TFP小于50%，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增加要素投入驅動，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還有學者研究了特定地區TFP與其經濟增長的關系。張小蒂（2005）對我國長三角地區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測算。王文博（2007）對陜西省TFP進行了測算，認為TFP對陜西省經濟增長作用重要，陜西省經濟增長屬于資本和技術雙推動型模式。為此，本文運用Cobb―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對江蘇省1985-2009年TFP進行測算和分析，并對江蘇省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和經濟增長源泉做一簡要分析，據此對江蘇省經濟發展提出相關建議。

二、實證分析

1、方法與模型

全要素生產率(TFP)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運行狀況、反映該地區技術進步或技術效率等方面水平的綜合指標，反映在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上，表現為不能由要素投入增長來解釋的產出增長部分。索洛將技術進步因素納入經濟增長模型，把經濟增長的因素分為三項：勞動力數量的增長、固定資本存量的增長和廣義的技術進步。其中廣義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既包括生產中使用的硬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包括生產中使用的軟技術如要素配置效率、規模經濟、組織管理及經濟機制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人均產出增長扣除資本集約增長后的未被解釋部分歸為技術進步的結果即“索洛余值”，后來稱之為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本文即采用索洛經濟增長模型來測算江蘇省的全要素生產率。

本文選用廣義的Cobb―Douglas生產函數，投入要素只考慮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另外將時間T引入到其中，建立如下形式的生產函數：Y=A0erTKαLβeu。其中：Y表示地區總產值，A0為基期技術水平，T為時間序列；K、L分別為資本和勞動投入；α、β分別為資本和勞動投入彈性系數；由于中性技術進步要求規模報酬不變，即α+β=1，所以將模型變型為人均的形式，取對數后得：

ln（Y/L）=ln（A0）+rT+αln（K/L）+u （1）

索洛經濟增長模型為：

y=αk+βl+r（2）

其中：y為地區總產值平均增長率，k、l分別為資本和勞動年均增長率，r為索洛余值，即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進一步可以測算各投入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用Ek、El、EA分別表示資本投入、勞動投入及TFP對總產出增長貢獻率，則：

Ek=αk/yEl=βl/y EA=r/y（3）

2、模型的估計

本文選取江蘇省地區生產總值GDP作為總產出量指標Y，各年度資本存量作為資本投入量指標K，勞動力年末從業人數作為勞動投入量指標L。因為GDP和固定資本投資額都是按照當年價格核算的，做模型前先除以各年份以1985年為基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剔除價格因素影響，得到這兩個指標的實際值。原始數據來自歷年江蘇省統計年鑒。對方程（1）回歸分析得到生產函數的最終估計模型為：

ln(Y/L)=-0.2768+0.0672*T+0.4587*ln(K/L)+1.0866AR(1)-0.5075AR(2)+u

（-0.6440）（2.7349） （3.435103） （5.379232）（-2.550130）

R2=99.767%F=1927.092

此時生產函數也可以表示為：

Y=0.758e0.0672TK0.4587L0.5413

可見，Y變化的99.767%可以由K和L及T的變化解釋，該模型擬合情況很好。江蘇省在1985-2009年資本投入產出彈性為α=0.4587，表示江蘇省固定資本投入增長1%可以帶來地區生產總值0.4587%的增長，勞動力產出彈性分為β=0.5413，說明勞動投入增長1%可以帶來地區生產總值0.5413的增長。

三、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與分析

基于模型Y=0.758e0.0672TK0.4587L0.5413，進一步對江蘇省經濟增長因素及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分析和測算。根據方程（3）計算出“七五”至“十五”期間各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計算結果如下表所示。

可以看出，在1985-2009年資本對江蘇省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為55.87%；其次為全要素生產率，為39.58%；勞動投入的貢獻最小，只有4.55%。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八五”時期以后一度保持了50%以上的貢獻率，在“十五”期間甚至高達68.58%。另一方面，資本的增長速度除“八五”期間增長較快外，其余年份保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熬盼濉逼陂g平均增長率僅為11.34%，說明資本在江蘇省是比較稀缺的，特別是蘇北由于缺乏有力的投資環境，不能吸引較多的外資投入，導致蘇北對資本需求具有較大缺口，成為蘇北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經濟增長對資本的依賴程度仍在提高。勞動投入在“八五”時期以后一直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狀況，對江蘇省經濟增長貢獻率較低，總體貢獻率只有4.55%，1990年以后年增長率不足1%，“九五”期間甚至低至0.18%。這是由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技術進步，對低素質人才需求逐漸降低。從全要素生產率對江蘇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1985-2009年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呈下降趨勢，但基本上超過了30%，廣義技術進步在江蘇省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還未成為主要動力。

四、結論與建議

勞動力對江蘇省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小，主要是依靠資本的大量投入，其依賴程度呈現上升趨勢，資本存量的增長是推動江蘇省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全要素生產率對江蘇省經濟增長的貢獻位于第2位，也有著較大貢獻，其中技術進步的力量不可忽視。江蘇省經濟增長的實現方式基本上是以資本投資為主的粗放型增長，結論與克魯格曼的研究結論一致。

為了加快實現江蘇省經濟增長方式，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進一步加大資本存量的增加，注意提高資本利用率；

2、加大技術開發尤其是對產業技術進步有重要影響的關鍵性技術開發的投入力度。

3、注重人力資本的提升。加大教育投入，從整體上提高勞動者素質，積極引進高科技人才，貫徹“科教興省”戰略，從根本上解決江蘇科技進步動力問題。大力促使產學研相結合，實現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

參考文獻：

［1］ 王傳久.中國采礦業全要素生產率分析[J].礦業快報，2007，（10）.

［2］ 辛永容、陳圻、肖俊哲.要素產出彈性與技術進步貢獻率的測算[J].管理科學，2009，（11）：113-120.

［3］ 張小蒂.對我國長三角地區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及分析[J].管理世界，2005，（11）.

［4］ 保羅?克魯格曼著.蕭條經濟學的回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5］ 王小魯.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與制度變革[J].經濟研究，2000，（07）：3-14.

［6］ 徐瑛、陳秀山、劉鳳良.中國技術進步貢獻率的度量與分解[J].經濟研究，2006，（08）：93-103.

［7］ 王文博、劉惠民.技術進步對陜西省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證研究[J].統計與信息論壇，2007，（22）：60-64.

篇（10）

從歷年的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來看，除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帶來更大的增長外，主要還是依靠于各種投資的拉動。但勞動對于經濟增長的直接表現作用基本為零，因此我們要進一步加大對生產要素參與生產進行調控，以求實現各種生產要素都對經濟增長產生均衡的影響。

一、生產要素投入

（一）生產要素投入概述

對于促進經濟增長問題的討論一直是國內外學者討論的重點。在經過多個世紀的討論，得出了生產要素的投入達到一定的水平時，產業結構會隨之發生變化并影響經濟的增長。從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研究，我們不難發現在過去中國的經濟增長并非是生產要素的投入產生的增長，更多的是第三產業的發展帶來的增長。但第三產業中的人力資本的投入產生的影響較小，在中國絕大多數地區經濟的增長都是由物質資本推動的，人力資本的投入僅僅在很少的一部分地區有影響。本文主要以資本、人力和勞動三個生產要素為接入點，根據其自身的投入狀況和內部投入狀況進行分析，對當前中國的經濟增長做出新的解釋。根據在當前生產要素投入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合理化的建議，最終促進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

（二）生產要素內部投入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從生產要素的角度來看，其各自的內部投入量的變化對于經濟的增長會產生一定的影響。資本要素在各個產業內的投入的不同，會影響產業的產出與資源配置的效率，進一步的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勞動要素，作為生產要素中最為基礎的部分，各個產業的經濟效益的創造都要經過勞動要素的投入。勞動要素的投入，往往會提高產業吱聲生產的效率，進而拉動經濟的增長。人力資本內部投入結構主要通過人均的受教育水平來作為評判標準。尤其是在新興的高新技術產業，人力資本的內部投入結構的變動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整個產業的產出并對經濟的整體增長產生影響。

二、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及問題

（一）生產要素投入結構的變動

改革開放，帶給了中國更高的經濟發展水平，新技術的引入創新的績效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第三產業的投入也在逐漸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整體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勞動與人力資本要素的內部投入結構。首先，勞動力更多的由第一產業轉向第三產業。其次，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中國的勞動力人均受教育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并且伴隨著各大高校不斷擴招的政策實施開來，將更多地高素質人才推入到市場當中。人力資本的投入水平不斷的提高，進一步的促進了國家經濟的增長。

（二）生產要素邊際產出彈性變動

自從市場化改革開展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更多的偏向于資金的投入。于勞動而言，帶給經濟增長的影響也呈現上升趨勢。勞動要素的產出彈性遠遠要小于資本要素，與此同時人力資本要素對于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應也在逐年增加。

（三）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問題

建國初期優先發展工業化的道路影響，第一產業投資額在整體的投資中占得比重始終占據主要的地位。在這樣的投資模式之下，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得到了新的發展，但第一產業內的資本難以對勞動力實現有效地代替。即使在近年來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員在不斷的減少，但比重卻沒有任何下降。與此同時在市場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同時，第三產業迅速的發展起來。勞動力更多的從第一產業遷移到第三產業，但第二產業的勞動力數量卻沒有得到明顯的增加，因此整個勞動因素的邊際產出彈性那一得到有效的提升。并且與發達國家相比較，國內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力資本邊際產出彈性的大幅度提升。在近幾年的生產要素投入的內部結構發展的不平衡，也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較傳統的農業來講現代的農業對資本的投入更具依賴性，這也就意味著在實現第一產業內部資本投入結構的均衡化，才能更好的實現第一產業的有效產出。而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說，要將更多的高素質人才推入到第二產業的運行當中，才能更好的實現企業的整體產出效率的提升。與此同時，還要加快發展高等教育事業，提高教育的質量，從根本上改變人力資源內部的投入結構，提高人力資本邊際產出彈性，從而更好地發揮勞動力對于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

（四）發展建議

首先要加大整個資本投入的力度，將投資結構實現進一步的優化，將更多地資本投入到第一產業當中。通過用資本來代替看勞動力，實現勞動力資源向第二產業的轉向，帶動第二產業的發展。其次，要加大對于教育事業的投入力度，將高素質人才在就業中的比例進一步擴大，更好的改變我國當前的人力資本結構。最后，要注重高新技術的應用，用機器來代替人力展開勞作。將更多地勞動力資源投入到需要的地方去，解決當前的用工難問題，實現國家經濟得更好的增長。

三、總結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飛速的發展中，為了實現更好的飛躍。我們要不斷的改變生產要素的內部投入結構來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將更多的資源配置到需要它的地方。綜上所述，生產要素的內部投入結構的優化，對于促進國家的經濟增長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參考文獻：

[1]林秀梅,張廷廷,孫海波.中國經濟增長供給側動力結構及其演進特征[N].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篇（11）

中圖分類號：F3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14-0062-04

一、背景

土地作為生產要素以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項活動的載體，是制約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是支撐區域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自然資源。

土地出讓金制度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成就之一，它是通過無償劃撥獲得土地使用權的方式轉變為必須通過繳納土地出讓金才能獲得土地使用權，來實現土地資源向土地資產的轉化。這種土地使用權的市場化交易，使地方政府擴展了收入來源，也獲得了大量收益。據統計，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金已達到29 397億元，同比增長106.2%，而2010年的財政收入為8.31萬億元，土地出讓金占35%。有些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到了財政收入的一半，有的作為預算外收入甚至超過了財政收入。我國各個城市和地區的實踐表明，土地出讓金對于城市經濟增長發揮著重要作用[1]。賈奇峰等（2006）認為，土地出讓金調動了地方政府的財政積極性，激發了地方政府的趨利行為。汪利娜（2009）指出，針對土地出讓金建立收支專戶，并將土地出讓金全額納入地方預算，從而實現透明化管理。辛波等（2010）在探討土地財政與GDP 增長的相關性研究中，將土地出讓金作為土地財政的一部分進行實證分析，認為土地財政對經濟有較強的影響，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土地財政。

土地要素一直被認為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特別是2004年中央政府明確提出運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以來，量化土地投入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已成為學者和政府部門關注的熱點問題。在測度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時，基于要素價值而非數量的計量模型的研究結果會更準確。而中國土地市場的出現使土地價格逐步顯化，因此，直接測度土地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變得可能。國內外學者對土地要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已作了許多研究。黃裕婕等（2000）對福建省各市土地生產力與土地利用關系進行了檢驗[2]。王愛民等（2005）用二次函數的形式研究了深圳市土地投入總量與經濟總量之間的關系，發現深圳市土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0.166[3]。熊鷹等（2006）對湖南省城市化中的土地問題進行了數據分析，提出了城市化與土地利用協調發展的觀點[4]。李明月等（2005）研究了土地要素投入對上海市經濟增長的貢獻，得出土地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74%，與資本和勞動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率4.35%和3.40%基本相當[5]。

由上述可知，目前對土地出讓金制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對其所引發的消極問題的分析，且多是定性研究，而缺少在土地出讓和土地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比較分析方面的研究。因此，有必要重點研究隨著城市化進程和城市邊界的擴大，在地方政府成為利益主體的背景下，分析土地出讓金規模與土地要素投入力度對城市經濟增長的影響，探討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的土地出讓金和土地要素投入貢獻率的變化規律，從而為土地出讓金制度改革和土地市場化改革提供理論依據，提高實施效果。

二、理論方法

（一）理論與方法

在定量分析要素投入對于經濟增長時，大多數學者都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D函數）構建分析模型，其基本形式為：

Y=AeλtLαRβμ （1）

式中，Y、L和R分別表示為t時間的為資本總產出、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α和β表示為勞動力和資本投入要素的彈性產出，表示該生產要素的投入改變對于資本總產出的影響；A為非零常數，λ為科技貢獻率，μ為隨機干擾項。

傳統的生產函數未考慮土地要素作為生產要素對于經濟的影響，根據CD函數原理，為了測算土地要素的投入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將土地要素加入生產函數，則其式可寫為：

Y=AeλtLαRβSγμ （2）

其中，S表示土地要素的投入量，γ表示土地要素投入彈性。對于該函數兩邊取自然對數可得：

lnY=lnA+λt+αlnL+βlnR+γlnS （3）

為分析單位時間了總量變化，將（3）式對于時間t求導可得：

■×■=λ+α×■×■+β×■×■+γ×■×■ （4）

其中，■×■表示為單位時間t內經濟增長率，α×■×■表示為單位時間t內勞動力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β×■×■表示為單位時間t內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γ×■×■表示為單位時間t內土地要素投入對于資本增長的貢獻。

（二）計算與檢驗

根據以上理論分析，構建面板數據模型：

lnY=lnA+λt+αlnL+βlnR+γlnS （5）

其中，總產出 Y選用第二、三產業的GDP總和，勞動力投入量 lnL選用第二、三產業從業人口，資本投入 lnR選用第二、三產業固定Y產投資總和，而土地要素投入lnS則選用建設用地總量表示。以表1中2005―2013年廣州市統計年鑒數據，結合SPSS軟件作回歸分析得：

lnY=+-135.977+0.404t+0.002lnL+0.138lnR+0.732lnS （6）

R2=0.999，sig=0.000

從式（6）可以看出，土地要素投入S對于第二、三產業總產值的彈性系數為0.732，表明城市建設用地每增加1%，對于第二、產業總產值可帶來0.732%的增長；勞動力投入L對于第二、三總產值的彈性系數為0.002，表明勞動力投入每增加1%，第二、三產業總產值增長幅度為0.002%；資金投入R對于第二、三產業總產值的彈性系數為0.138，即資金投入每增加1%，對于第二、三產業總產值可帶來0.002%的增長。其中，在資金、勞動力、土地要素三個要素中土地要素的彈性系數最大，表明增加建設用地面積對于經濟增長有明顯的作用。

資金投入、勞動力投入和土地要素投入三者的規模報酬總系數為α+β+γ=0.872

對于要素投入替代率■≈0.2

生產總值（GDP）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中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財政收入是政府為履行其職能、實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與服務需要而籌集的一切資金的總和。兩者同為反映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指標，兩者也常常被用來比較。而兩者也具有密切的聯系性，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財政收入量；反之，財政收入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履行職能、促進消費與投資等經濟活動的基礎，對于GDP的增長至關重要。因此，為分析土地出讓金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本文將選擇2005―2013年廣州市土地出讓金與財政收入情況進行分析。

從表中數據可以看出，土地出讓金與財政收入正相關性明顯，對于財政收入，土地出讓金收益功不可沒，2005―2013年的數據顯示，土地出讓金收益所占財政總收益比重均值為26.86%，超過了財政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已成為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之一。

三、結論和建議

本文運用加入了土地要素的生產函數模型，對2005―2013年間土地要素、資本、勞動力投入對于廣州市的經濟發展貢獻程度進行了分析，通過數據統計，證實了土地出讓金對于廣州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得出以下結論。

1.土地要素投入對于廣州市經濟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于整體邊際報酬遞減而言，需調整建設用地規模、資金投入與勞動力投入三者的比例，在適宜的建設用地規模上調整資本與勞動力的投入，以達到效益最經濟。

2.資金投入對于廣州市經濟發展也十分重要，需在合理利用資源的同時，加大招商引資力度，設立發展戰略專項資金，高效拉動廣州市二三產業發展，促進經濟增長.

3.土地出讓金依舊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其創新機制將是各級政府推進土地出讓金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必須合理高效地對之進行管理利用。另外，土地出讓收入具有不穩定與不可持續的特性，在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時，土地出讓收入可能發生較大波動，在統籌經濟發展制定相關規劃時應考慮周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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