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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我國經濟結構調整、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大力發展應用技術大學是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解決我國高層次技術人才緊缺等問題的理性和現實選擇。

一、應用技術大學概述

目前，對國外應用技術大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辦學經驗介紹及啟示方面，但對應用技術大學的理解和認識尚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

（一）應用技術大學的概念界定

經研究歐洲應用技術大學的辦學經驗和辦學特色，認為應用技術大學是以服務于地方經濟發展為辦學定位，其人才培養目標為高層次“應用型”技術技能型人才，根據地方經濟發展訴求靈活調整專業設置，教學過程注重實踐性、應用性，教師隊伍以“雙師型為主”，科學研究及學生畢業考核都致力于解決行業、企業發展中遇到的難題。

（二）應用技術大學的本質內涵與特征

對于應用技術大學的理解和認識，不應該在具體的名稱上、定義上做文章、去糾結，而是應該抓住其本質內涵。

應用技術大學是以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繼續教育為一體，與普通高校并行發展的新型大學類型，是國際上通用的術語。應用技術大學的本質特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應用技術大學辦學定位是為區域或地方經濟發展服務，人才培養強調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緊密結合區域經濟發展需求設置學科、專業，課程設置突出應用型，強調理論與實踐的有效結合；在師資隊伍建設方面，更注重教授的實踐能力，畢業考核強調學生應用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把應用性科學研究作為一項重要任務。

二、理解和認識應用技術大學的視角

對于應用技術大學的理解，而應該抓住其本質內涵與特征。本文提出了理解和認識應用技術大學的一些基本思路。

（一）基于異于普通高校理論定位的視角來理解

普通大學主要開展學術性研究，培養為學術研究做準備的人才；應用技術大學主要開展應用性研究、實踐導向性、短期性研究、新產品和服務的實驗發展性研究，致力于社會專業實踐的發展，促進知識有效轉化，主要解決行業企業在發展問面臨的技術問題。

（二）基于高等教育層次和科類結構的視角來理解

在科類結構上，普通大學與應用技術大學共同形成了高等教育的“雙元”結構體系；在層次結構上，都形成了“學士、碩士甚至博士”的學位體系，形成了與普通高等教育并列的現代高等職業技術教育體系；在管理體制結構上，應用技術大學具有更為靈活的教育體制、流動機制，在滿足個體需要的同時更好地適應了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需求。

（三）基于人才培養類型的視角來理解

就人才類型而言，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將人才分為：學術型、工程型、技術型和技能型四類。應用技術大學的人才培養目標是面向某類行業培養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學習時間較長，理論水平較高，具有一定的研發能力。實踐性和應用性是人才培養的特色，也是其核心優勢，無論是在學科、專業設置、課程設置、師資配備和畢業考核等方面都體現應用性職業導向。

三、應用技術大學肩負的歷史使命

應用技術大學的產生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結果，它在適應國家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優化、調整高等教育結構過程中承擔了獨特使命。

（一）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提升職業教育的培養層次

《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提出了“應用技術本科”是處在職業教育體系中本科層次這個位置，應用技g類型高校是高等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普通本科高校具有平等的地位。

當前，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存在社會吸引力不強、人才模式陳舊、層次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還沒有真正實現從層次向類型的轉變。要改變這種困境，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解決職業教育面臨的層次結構不合理、人才培養模式陳舊等問題的關鍵就是建設應用技術大學。應用技術大學的出現將成為我國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提升職業層次的突破點。同時，應用技術大學成為溝通普通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有效銜接貫通的橋梁和紐帶，不僅實現普通大學和應用技術大學之間合理的流動，而且實現提高職業教育的培養層次，打通職業教育的上升渠道。

（二）為經濟發展提供高層次技術技能型人才支撐和技術保障

國家轉型升級需要大批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應用技術大學就順勢承擔了培養這種特殊人才的使命。它的特殊優勢體現在：一是根據地方經濟需求設置專業，針對職業崗位需求培養人才，人才培養更加針對性；二是專業設置、人才培養與地方經濟結合的更加緊密，對市場的預測更加準確；三是培養出來的畢業生更加具有技術優勢、實踐優勢，人才結構更加符合社會和產業需求。因此，要滿足地方經濟發展需求的高層次技術技能型人才需要應用技術大學。

（三）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提升個人就業機會和質量

從大學生就業難這個現實角度看，大學生結構性失這一業現象反應出高等教育和社會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等這些外部關系的失調，這種失調直接影響并作用于高等教育的內部，要求高等院校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在學科專業設置、課程設置、人才培養模式等方面做出相應的變革。

應用技術大學根據地方經濟發展需求設置專業，面向特定行業培養人才，人才培養注重與行業的發展實際相結合，人才培養規格與工作崗位需求有效對接。因此，大力發展應用技術大學不僅能夠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和企業用工荒，而且提升個人就業機會和質量。

篇（2）

一、可持續發展戰略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可持續發展觀念的廣泛醞釀和形成，堪稱人類社會現展史上一次劃時代的里程碑，現己為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基本認同，并把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和原則，融入到國家的發展行動之中，作為經濟發展的重大指導方針和基本戰略。

（一）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產生

1．增長的極限導引出的啟示。從18世紀初的工業革命，一直到20世紀上半葉，人類關于發展的觀念，主要是以經濟的增長來進行定義，認為經濟增長了就是發展了。只是到了20世紀60～80年代，人類在經歷了一系列重大公害事件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與痛苦之后，開始積極反思和總結傳統經濟發展中不可克服的矛盾，努力探尋新的發展途徑。在1972年前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針對人類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巨大困境，提出了“人類困境研究計劃”，并運用系統動力學模型，得出了“零增長”下“全球均衡”的結論，該結論雖然過于悲觀，不利于發展中國家行使自己的發展權。但是，該書提出的“不要盲目地反對進步，但是要反對盲目的進步”等有益觀點，給了人們極為深刻的啟示，促使人們開始重視全球性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與探索。

2．國際社會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198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托法國學者編寫了《新發展觀》一書。該書認為，經濟發展應該是“整體的”、“綜合的”和“內生的”，經濟發展不僅包含數量上的變化，而且還包括社會收入結構的合理、文化條件的改善、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其他社會福利的增進；經濟發展體現為經濟增長、社會進步與環境改善的同步進行。這種新的發展觀在實踐中，逐步演變為“協調發展觀”，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生成正是以其拓展為基礎。1987年，以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夫人為主席的“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出版了《我們共同的未來》的著名報告，比較系統地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并明確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人類必須致力于：消除貧困和實現適度的經濟增長；控制人口和開發人力資源；合理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盡量延長資源的可供給年限，不斷開辟新的能源和其他資源；保護環境和維護生態平衡；滿足就業和生活的基本要求，建立公平的分配原則；推動技術進步和對于危險的有效控制”。由此掀起了世界范圍的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浪潮。

3．聯合國在可持續發展問題上的作為。1980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和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WWF)共同發表了《世界自然保護大綱》，較早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1992年6月，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了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里約會議通過并簽署了五個重要文件――《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關于所有類型森林問題的不具法律約束的權威性原則聲明》《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通過這次會議和上述五個文件，世界各國對可持續發展達成了共識，為各國政府和人民抓住機遇、協同努力，改變人類自身掠奪性的生產方式和浪費型的消費形態，實現可持續發展，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二）可持續發展的內涵與本質特征

1．可持續發展的內涵

“可持續發展”一詞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在文章和文件中，十多年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有近二百種說法。但是，目前國際社會相對公認的定義，是1987年世紀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所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對可持續發展給出的定義：“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可持續發展”所表述的是某種動態的過程、道路或途徑，可持續發展是“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不是一條僅能在若干年內在若干地方支持人類的進步的道路，而是一直到遙遠的未來都能支持全人類進步的道路”。

2．可持續發展的本質特征。基于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概念，從其理論架構和表達方式上解析，可持續發展具有三大本質特征：

（1）發展度。衡量一個國家或區域的發展狀況，即能夠判別一個國家或區域是否得到了真正的發展，是否在健康地發展以及是否在保證生活質量和生存空間的前提下不斷地發展。對此，必須澄清一個容易混淆的觀念，即認為可持續發展似乎不強調經濟增長和財富的積累，有時甚至把可持續發展視同停止向自然取得資源，以維持生態環境的質量，這顯然是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本質背道而馳的。

（2）協調度。衡量一個國家或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矛盾性，即要求定量地診斷或在同一尺度下比較經濟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平衡，效率與公正之間的平衡，市場發育與政府宏觀調控之間的平衡，當代與后代之間在利益分配之間的平衡。

（3）持續度。衡量一個國家或區域在發展上的長期合理性，注重從時間的尺度上去把握發展度和協調度。這里所指的“長期”，近者可以是五代或十代人的時間，遠者直至整個人類的未來，不應是在短時段內的發展速度和質量。

二、循環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最佳選擇模式

循環經濟重在從轉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入手，從根本上消除經濟與社會發展對資源的壓力與對環境的破壞，進而實現人類――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整體可持續發展，這與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想是相吻合的，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在經濟領域的體現和實踐。

（一）循環經濟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思想

1．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可持續發展以提高人類生活質量為目標，同社會進步相適應。可持續發展概念的形成源于對當代不可持續發展狀態的認識，而把它作為目標的宗旨則是通過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謀福于當代和未來的人口。可持續發展強調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期性、持續性，其實質是要求人們從向自然索取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轉向可實現良性循環的經濟發展方式。可持續發展要求人們必須徹底改變對自然的傳統態度，建立起新的道德和價值標準，把自然界看作人類生命的源泉和價值的源泉，而不是被人類隨意盤剝和利用的對象。

2．循環經濟有利于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循環經濟是一種以人為本，在開發自然、發展經濟的同時，重視并保護自然生態，尊重自然內在價值，使自然能夠承載人類開發能力的發展模式。人類在實踐中對環境與發展之間的關系的深入了解，促進了環境無邊界（全球環境一體化）觀念的形成。人類必須善待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走可持續發展之路，由線性經濟轉向循環經濟，自然界才能為人類更好地生存和發展提供支撐。發展循環經濟有利于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二）循環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經濟的本質體現

1．可持續發展經濟的涵義。可持續發展不否定經濟增長，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但需要重新審視如何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兼顧和統一。可持續發展要求既滿足需要又實現限制，從這點來看，可持續發展概念中的“可持續”乃是對“發展”的限制性規定，明確這一點，乃是理解這個概念的內涵的關鍵。可持續發展經濟強調經濟數量的增加與經濟質量的提高相統一；強調經濟發展在關注當代人利益的同時，重視后代人的幸福，經濟發展不能危害后代人的需求能力；強調經濟發展與自然、人類和社會的系統性、協調性、持續性。

2．循環經濟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內涵。循環經濟將資源利用模式由“資源――產品――廢物”的單向運行轉變為“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循環運行，有利于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有利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污染排放。循環經濟從經濟活動的源頭節約資源和降低污染，并在消費等各個環節減少污染排放，有助于恢復自然環境的自凈能力。循環經濟的根本目標是要求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系統地避免和減少廢物產生，而不是簡單地通過循環利用來實現廢棄物的資源化，廢物的再生利用只是減少廢物量的處理方式之一。循環經濟的核心思想是在關注經濟發展的同時，注意保護資源和改善環境，使經濟發展能持續進行下去。

（三）循環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是一致的

1．循環經濟從本質上支撐了可持續發展理論。可持續發展既是一種理論，也是人類發展的總戰略和未來的奮斗目標。人們從事經濟活動和環境運動，歸根結底是為了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和改善人們的生存環境。發展的根本目標是要建立高度物質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會，是為了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是一種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它以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為手段，以持續地提高人的生活質量為目的。

篇（3）

孫長遠、龐學光在《江蘇高教》2016年第6期中撰文，論證了職業教育產品屬性的可賦予性，確定了我國職業教育準公共產品屬性，提出應將職業教育定位為公共性程度較高的準公共產品。

作者首先對職業教育產品屬性的可賦予性進行了論證。從哲學的高度來審視，職業教育作為一種產品或服務，本質上是人類經濟活動乃至全部生存發展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具有人類生存發展論本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職業教育具有生成的偃誦裕黃潿，職業教育有其主體和歷史的具體性。因此職業教育不僅是人類基于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而建構起來的，而且還是不同的共同體基于自身的需要而歷史地建構起來的。所謂職業教育產品屬性的可賦予性，是指各個國家可以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政府及其職能部門根據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需要，賦予職業教育以相應的產品屬性。

確定我國職業教育的產品屬性，一方面要以公共產品理論為依據，將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作為判斷標準；另一方面，還必須結合我國現階段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和歷史文化影響的現狀，把職業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現實需要作為重要的判斷根據。職業教育產品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其一，始終具有消費的競爭性；其二，具有非排他性；其三，具有外部性；其四，具有公益性。在職業教育產品的上述四個特征中，公益性同外部性一樣，都是影響職業教育發展的社會因素，是基于人的需求并為滿足這種需求而設計的特征，不能作為判斷職業教育產品屬性的理論標準。“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是從公共產品中總結出的本質特征，只有以這兩個本質特征為判斷標準才能從理論上準確地判定職業教育的產品屬性。因此，職業教育產品消費的競爭性、不完全的強制性和導向性，以及受教育者個體消費不等于集體消費的性質，決定了職業教育不具有純公共產品屬性；職業教育產品的非排他性、外部性和公益性，以及內部性不為零等特征，決定了職業教育不具有私人產品屬性；而職業教育消費的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則決定了職業教育具有介于純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之間的準公共產品屬性。

基于以上分析，我國職業教育的產品屬性應定位為公共性程度較高的準公共產品，在其供給上應該進一步突出政府的責任，繼續加大公共財政投入。與此同時，大膽探索職業教育產品的市場供給機制，發揮市場在職業教育教育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篇（4）

一、財政的本質特征

關于什么是財政，學界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占支配地位的解釋應為“國家分配論”，即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作為“國家分配論”的創始者和論證者之一的我國著名財政學家鄧子基先生在第一次全國財政理論討論會上題為《為國家分配論答疑》的發言中指出：社會主義財政的本質必須要與資本主義財政等剝削階級的財政相對比，國家的性質決定財政的性質。不難看出，此種解釋認為財政的本質特征是“階級性”。

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質疑上述說法，廈門大學張馨教授認為：“市場型財政具有”政府性“和”公共性“兩大基本性質，任何肯定其中一個而否定另一個的觀點都是不全面的。”①這種論斷將財政的“公共性”放到了與“政府性”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沒有使用階級色彩明顯的“國家性”一詞，而是使用了“政府性”一詞。而近幾年來學界流行的“公共行政”論越來越強調財政的“公共性”，實際上認為財政的本質特征應為“公共性”。可以這么說，幾十年來關于財政本質的爭論就是“公共性”與“階級性”之爭，大體上沒有超出這一對概念的范疇。那么，財政的本質特征究竟是“公共性”還是“階級性”，抑或兩者兼具呢？要回答什么是財政，必須立足于我國當前的政治、經濟環境。對財政作一個涵蓋各種歷史階段、各種社會類型的定義既無必要，也對我國的現實實踐無實際上的意義。根據我國現時情況及改革發展方向，財政應定義為：民主政府為提供公共產品、滿足公共需要而提供的公共服務。自然，財政的本質特征就是“公共性”。本文認為，之所以會產生“公共性”與“階級性”之爭，其根本原因在于許多學者在分析任何問題時都習慣采取階級分析方法，“時刻不忘階級斗爭”的訓條仍然陰魂不散。目前，我國民營經濟茁壯發展，民營經濟在國學報民生產總值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且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仍是我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民營企業家應屬于哪個階級？是否應繼續鼓勵其發展？如果沿用階級分析方法，這些問題是難以回答的。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不確立法治的原則和理念，市場經濟永遠不能真正建成。而民主是法治先決條件，沒有民主就沒有真正的法治。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是比資本主義更切實的民主，那么將市場經濟中的我國政府稱之為民主政府當無錯誤。所謂民主，就是人民做主， 拋開階級性不談，就是公眾做主，政府只不過是公眾服務的工具而已。政府不是生產單位，自身不能創造價值，財政資金只能源于公眾支付的稅金和公共財產（國有資產）創造的利潤。公眾選舉、組建政府并支付經費，其目的只有一個：享受公共產品、公共需要得到滿足。財政的本質恰與此相對應：提供公共產品，滿足公共需要。財政是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公眾服務即是其天然的職責，其公共性顯而易見。國家對公共資金的分配，僅是財政本質的現象反映而已，并非是財政本質本身。

據上述，“國家分配論”雖對我國財政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但它是階級分析方法的產物，已不符合時展的需要，應予摒棄。主張財政具有“政府性”和“公共性”兩大基本性質的說法亦不準確，因為“政府性”體現的也是“公共性”。此論斷盡管與“國家分配論”的結論不同并使用了“政府性”這一階級色彩較淡的表述方式，但不難看出仍帶有“國家分配論”的清晰痕跡。可見，沖破階級分析方法的樊籬，還財政本質的本來面目，確為我國財政學界的當務之急。綜上，我國財政的唯一本質特征是“公共性”，財政模式的選擇應與財政的本質特征相適應。即我國財政模式發展的方向和目標應定位為單元的公共財政模式。

二、財政模式的幾種不同理論

在我國財政學界，對財政模式的選擇有多種不同的主張，其中包括與國有資本管理相分離的單一“公共財政”論、“雙元結構財政”論、“復式財政”論等。其中，在學界最有影響力且至今仍占支配地位的論斷當屬“雙元結構財政”論。此種主張的核心觀點是：我國政府既是政治權力擁有者又是財產權力擁有者，據此財政應為“公共財政”和“國有資產財政”或“國有資產經營財政”的雙元結構。其中，“公共財政”是依據國家政治權力進行的分配，而“國有資產經營財政”是以國家擁有的全民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財產權力進行的分配。②這種主張有以下缺陷：首先，將“國有資產財政”與“公共財政”等量齊觀。財政的本質屬性為“公共性”，財政的職能和目的都是為公眾服務，國有資產亦不能例外，至少在定位上應是如此。如果說關于國有資產的收支存在特殊性的話，它也只能與稅收、行政事業性收費等財政收支活動并列，而不能成為獨立于“公共財政”之外的另一種財政類型。其次，將政府權力劃分為政治權力和財產權力并據此推出“雙元結構財政”。實際上，財產權力是政治權力的屬概念，政治權力在財產領域的表現即為財產權力，將兩者作等量齊觀也是不正確的。再次，未將國有資產區分為競爭性國有資產和非競爭性國有資產。非競爭性國有資產的設立，其目的就是為了滿足公共需要，為市場經濟的運行提供良好的運行環境，本身即屬于公共產品提供的范疇，亦是公共財政的有機組成部分。最后，忽略了競爭性國有資產的發展趨向。競爭性國有資產是我國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特殊問題，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愈加成熟，國有資產退出市場競爭性領域乃是大勢所趨，關于國有資產的退出問題將于下文討論。“雙元結構財政”論將“國有資產財政”與“公共財政”平行并列，必然對國有資產的發展方向產生誤導。

任何公共需要反映到每一具體的社會成員都是私人需要，但不能因此將公共需要與私人需要混為一談。公共需要與私人需要的區別就在于私人需要僅僅是私人需要，公共需要則不僅是私人需要，更是公眾的需要。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同國防、治安、水利等一樣，都是為了滿足社會公眾維持共同生活環境正常運轉的需要。不僅如此，保護弱者、給予弱者救助也是一個文明社會共同的倫理價值需要，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等轉移性支出正體現了這一需要。因此說，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等當然是公共產品，其收支屬于公共財政的范疇，試圖論證在公共財政之外還存在著獨立的所謂“功能財政”顯然是講不通的。

最后，關于上面提到的三種財政模式中唯一的單一“公共財政”論，雖然堅持了單元公共財政論，但又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財政應該是與國有資本管理相分離的單一的公共財政”。④這種認識仍然是不準確的。首先，公共財政不可能與國有資本管理相分離，國有企業的贏利除留存部分外只能收歸公共財政，而不可能流向他處。國有企業需要補貼時也只能由公共財政負擔，而不可能有其他的負擔渠道。盡管國有企業的具體管理可以由某個具體部門負責，但從總體上來說，無法將國有資本的管理排除在公共財政之外。其次，公共財政無需與國有資本管理相分離。應該說，學者們之所以提出分離主張，無論是主張獨立的國有資產財政還是獨立的國有資本管理，主要是基于競爭性國有資產特性不相容于公共財政本質屬性的考慮。實際上，只要確立了公共財政的價值和理念，反而可以保證競爭性國有資本發展的正確方向。應該認識到，國有資本的競爭性只存在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特殊階段。

通過以上比較分析可以得出結論：我國財政模式的選擇只能是以與財政本質特征想適應的單元公共財政模式為取向。

三、我國競爭性國有資產的發展方向

目前我國的財政模式還不能稱之為公共財政，如何認識及定位我國競爭性國有資產的發展方向，對我國在不遠的將來建立單元公共財政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公共財政模式是唯一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模式，公共財政模式一個十分重要的職能就是為市場經濟創造一個公平、良好的運營環境，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如果競爭性國有資產長期存在，公共財政模式就無從建立，市場經濟下財政的應有職能就不可能充分發揮。由于我國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盡管政府對國有資產從市場競爭性領域的退出作出了大量努力，但我國現存的競爭性國有資產規模仍十分龐大，且大量國有企業質量不佳、效益低下。如果這種狀況長期持續下去，不僅影響了公共財政的單一性，還會使公共財政背上沉重的負擔。從更深層次上講，還會嚴重制約市場經濟的發展和阻礙市場經濟體制的真正確立。但從另一方面來看，競爭性國有資產大量存在的特殊國情又決定了其從市場領域的退出不能一蹴而就。對此，本文認為：

第一、在目前階段應確保競爭性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應承擔提供公共產品責任的財政不背額外包袱，也才能確保國有資產不致流失，對人民負責。今年四月，我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式成立，掀開了國有資產管理的新篇章。在此之前，對國有資產的管理，是由大型企業工委行使選擇經營者的職能，財政部行使收益及產權變更管理職能，而國家經貿委、計委、勞動部分別行使技改投資審批、基本建設投資管理及企業工資總額審批的職能，此種局面被戲稱為“五龍治水”。國資委的設立，結束了國有資產多頭管理的格局，對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及加強國有資產監管當會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國資委設立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這種思路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國有資產即使退出市場領域，也應當是體現國有資產應有價值的退出。

第二、應該采取切實措施使國有資產盡快退出市場競爭領域，建立真正的公共財政。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只是適應我國國情的特殊階段的特殊目標，這并不意味著競爭性國有資產應當繼續發展壯大。國有資產管理的歷次改革乃至國資委的設立，都沒有解決競爭性國有資產與市場經濟沖突的根本矛盾。從財政的角度而言，財政應處于市場競爭之外，為所有市場主體提供一視同仁的服務，而不能因企業是國有或民營而區別對待。如果大量國有資產長期存在于市場競爭領域，財政就要補貼甚至設立國有企業。這樣一來，財政既提供公共產品，維護市場的公平運行，又親自參與市場競爭，實際上是既當服務員又當運動員，既服務于己又服務于人，其提供的服務有所差別就勢在必然。沒有公平的市場運行環境，市場的資源配置和自我調控能力就會大大削弱，建立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會永遠只是一個夢想。在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基礎上使國有資產退出市場競爭領域，采取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但最基本的方式應是出讓。這樣不僅維護了公共財政的純潔性，出讓獲得的資金還可以極大地增強財政的財力，使我國擺脫目前財政困窘的局面。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公共財政更有財力和精力提供提供公共產品和滿足公共需要。

篇（5）

計劃經濟體制，又稱指令型經濟，是一種經濟體系，而這種體系下，國家在生產、資源分配以及產品消費各方面，都是由政府或財團事先進行計劃。計劃經濟體制的含義有：

1、計劃經濟相對于市場經濟，是指一種不同于市場經濟的，高度集中的，實踐中低效率的社會經濟體系，是有規劃、計劃地發展經濟，從而避免了市場經濟發展的盲目性、不確定性等問題，給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的危害；

2、由于幾乎所有計劃經濟體制都依賴于指令性計劃，解決三個基本經濟問題的是政府，所謂的三個經濟問題是指生產什么、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而其中大部份的資源是由政府所擁有的，并且由政府所指令而分配資源的，不受市場影響；

3、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基本原理，這種觀點的邏輯推理是社會化大生產把國民經濟各部門連結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因而客觀上要求它們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

（來源：文章屋網 ）

篇（6）

一、“和諧”，人類社會始終追求的目標

和諧是人類社會的元問題，是社會科學的根本問題。

1、中國的“和諧”哲學，宏觀和諧

中國四書五經之首的“易經”，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易有太極”，太極是什么？就是“太一”，是哲學上的整體和統一，是宇宙渾然一體的元氣。中國圍棋的黑白旗子，以中央為“天元”的棋盤，深深的凝聚著“和諧”的思想。

儒家思想，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數”以來，兩千年來一直是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倫理和諧觀，實行“仁政”的政治和諧觀，都是歷朝歷代統治階級宣揚的國家治理理念。

道教雖然與儒家思想同時發源于我國春秋時期，但由于其“清心寡欲”、“小國寡民”的超然和諧觀有抑制生產的不利因素，因此被統治階級所棄用，沒有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但其始終伴隨著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社會隱性的社會和諧觀，歷代“學而優，卻不能仕”的社會精英，往往選擇隱居的生活方式實現超然的和諧觀。

中國本土化的佛教就更厲害，“六祖大師”惠能的一句“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道出了人生輪回的和諧。

2、西方的“和諧”哲學，微觀和諧

而西方的“和諧”哲學卻是從小處著眼，從每個獨一無二的人性的和諧談起。

基督教是西方社會基本的社會價值取向的思想根源。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一個最偉大的思想成果，就是肯定了基督教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在其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他指出，正是新教的宗教精神，一種新的價值觀，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在歐洲的發展。德國費爾巴哈在其《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上帝的完善性，就是我們靈魂的完善性；只是前者是無限制的……”都是從個人的角度出發，來闡述個人在社會和諧中的巨大作用。

亞當•斯密，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的開山之人，其“看不見的手”理論通過研究普通制針工人的分工對效率的提高的作用，闡述了充分的競爭交易可以是使個體的自私自利行為在整個社會層面表現為完美的“和諧統一”

精神病學家，弗洛伊德通過對夢這種無意識人類行為的研究，闡述了人的潛意識對于社會和諧的影響，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哈耶克、米塞斯等人通過研究有意識的人類行為，闡述了自由對于和諧社會的重要。

但是在實際中，社會和諧的狀態是短暫的，不和諧的聲音往往此起彼伏。美國經濟學家K·阿羅(K·Arrow)的“不可能定理”，道出了集體選擇和諧的現實困難性，“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使人們看到了個人理性的選擇到集體和諧選擇之間的鴻溝。也正是現實中的不和諧，使人們產生了對和諧社會的憧憬，西方的“烏托邦”、中國的“世外桃源”體現著古今中外人們對和諧社會的向往。

二、轉型時期社會不和諧的表現

縱觀人類歷史，社會的不和諧往往在社會轉型期表現的最為顯著。美國政治學會副主席、哈佛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塞謬爾·P.亨廷頓在《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里指出現代化過程中基本價值觀的轉變、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政治體系的巨大變革往往造成社會不和諧。

縱觀我國二十年來改革開放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我國社會正在體現著重重的不和諧：

1、思想上的不和諧，“忠孝”倫理價值觀與市場經濟的背離

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忠孝”為核心的社會。自然經濟是以忠孝道德為基礎的“人情經濟”，“身份經濟”，它與以誠信為道德基礎的等價交換的市場經濟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就是價值規律，它從不承認像人情、身份、倫理規則等一類的規律。同時，競爭和變動使得每一個人利益的實現都離不開他人和社會的利益，每一個人的行為都受到他人行為的制約，因而也有必要通過互相之間的契約達成合意，去完成經濟交往活動。契約關系所蘊含的意志自由、權利義務平等、等價有償和公平競爭等一系列規則及其法律精神必然使人們在社會交往中改變“忠孝”的道德觀，建立以誠信為基礎的市場道德。

2、政治上的不和諧，授權集中與用權民主

西方的政治體制，是體制下的議會制，這種政治制度的特點就是政治授權的民主性和行使權力的行政獨立性和集中性。政府的政治權力是必須通過議會的立法授權，一旦授權，行政權力的行使便不受議會的監督，體現集中性。但是我國的政治體制體現為領導、干部的選拔采取組織提名的辦法，行政的授權體現為上級領導的意志，體現為集中；而在國家政策的執行時卻體現為民主，必須由“四大班子”一致通過才可以，這樣的民主集中制，最大的弊端體現在財政政策上就是各級干部不對百姓負責，而只對上級負責，并且在制定政策時缺乏效率。

3、經濟上的不和諧，計劃功能與市場功能的交叉

目前我國的經濟體制是一種既不同于西歐的古典市場經濟，也與東亞地區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市場體制相異的“雙軌制”，即發育中的市場機制與行政性干預并存。中國特有的經濟發展模式被西方媒體稱為“中國模式”以區別于“東亞模式”。體現在財政上，就是財政政策對私人經濟的過分干預、稅收政策的區別對待和國有經濟成分的規模龐大以及證券市場上國有股“一股獨大”，這種“雙軌制”在相當長時期內還可能存在。

4、自然環境上的不和諧，我們的發展是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

由于我國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把經濟的增長、GDP的增大作為各級政府的經濟工作的唯一目標，不考慮自然界的發展變化，不建設自然界，只把自然界當作免費獲取資源的倉庫，導致環境質量下降，自然資源受重損。石油的短缺、國土的沙化、飲用水源的污染、溫室氣體的排放、城市的光污染等等已大大制約我國經濟發展，人與自然的不和諧凸現三、公共財政VS不和諧

“財政學從本質上說是一個社會科學的范疇，而不只是一種純粹的技術分析工具。”[i]“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下，財政都是個大問題。財政、稅收實際上是一國政治的全部經濟內容，“因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政治不過就是決定公共物品提供即公共資源配置（包括收入再分配）的社會機制……是關系到、民主、法治的政治大問題。”[ii]，既然財政是個大問題，那么解決社會的不和諧，財政具有推卸不掉的責任。

1、公共財政應通過對“私人契約”的保護，重塑“誠信精神”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契約關系是商品生產者經濟交往的最基本形式，因而也是范圍廣泛的社會關系存在的前提或基礎，誠信是簽訂和履行“私人契約”的道德基礎，沒有誠信，“私人契約”就會難以履行。市場經濟的基礎是交換，交換的基石是誠信。西方學者馬克斯·韋伯在《中國宗教》一書中，說中國商人缺乏“誠實”和彼此毫不信任，這是對中國商人缺乏了解。恰恰相反，中國商人則是非常強調“信”、“誠”之道德的。然而，在實行市場經濟的今天，由于歷史的長期禁錮和市場經濟轉軌時期體制的不完善，加之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劃分不清，使得“私人契約”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有效得執行，使得社會的交易成本大大的加大，中國社會傳統的誠信美德得到破壞，阻礙著市場交易范圍的擴大，阻礙著市場體制的建立。公共財政應當抽身比賽，切切實實的當好裁判員，通過有效的公共政策，降低交易的履行成本，促進契約的有效執行，重塑市場的“誠信精神”。

2、公共財政應通過法治化，逐步形成有效的民主財政

公共財政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并與之相適應的一種財政模式，因此，公共財政的首要任務是對市場契約的尊重和保護。公共財政應當成為保護市場契約的工具，公共財政的使命就是保護私人契約。從這點上講，公共財政首先必然是“法治”的財政，因為對契約的有效保護是法制的本質特征之一。基于對私人契約保護的本質特征，現代“法治”的核心必然是“治政府”，人民通過法律限制政府的權力，體現在財政上就是建立民主財政。建立人民說了算的財政。通過財政的民主化，逐步促進政治的民主化。

3、財政應通過公共化，退出私人領域，提供更廣泛的公共產品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上的交易活動一般只發生在私人領域，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要求政府退出這一領域，把政府活動其中主要是財政活動局限于公共領域之內。非贏利性是公共財政的本質特征之一。在我國目前以市場為目的的改革中，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過程，就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改變政府配置資源的方式，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體現在財政上，就是財政支出范圍的問題。因此，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財政支出范圍就只能界定在市場做不了的即失靈的領域，以彌補市場的不足，提供更廣泛的公共產品。

從歷史上看，社會的和諧是自發形成的，不是“構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能“構建”的，在我們宣傳和諧社會的同時，如何運用財政政策使每個公民可以享受到經濟增長給他們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利益，使每個公民在經濟增長中自身得到發展，使每個公民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增進社會認同感，是我們的政府應該認認真真思考的，也是我國財政在促進經濟發展，克服社會的不和諧，建立和諧社會中應該承擔的歷史使命。三、公共財政VS不和諧

“財政學從本質上說是一個社會科學的范疇，而不只是一種純粹的技術分析工具。”[i]“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下，財政都是個大問題。財政、稅收實際上是一國政治的全部經濟內容，“因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政治不過就是決定公共物品提供即公共資源配置（包括收入再分配）的社會機制……是關系到、民主、法治的政治大問題。”[ii]，既然財政是個大問題，那么解決社會的不和諧，財政具有推卸不掉的責任。

1、公共財政應通過對“私人契約”的保護，重塑“誠信精神”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契約關系是商品生產者經濟交往的最基本形式，因而也是范圍廣泛的社會關系存在的前提或基礎，誠信是簽訂和履行“私人契約”的道德基礎，沒有誠信，“私人契約”就會難以履行。市場經濟的基礎是交換，交換的基石是誠信。西方學者馬克斯·韋伯在《中國宗教》一書中，說中國商人缺乏“誠實”和彼此毫不信任，這是對中國商人缺乏了解。恰恰相反，中國商人則是非常強調“信”、“誠”之道德的。然而，在實行市場經濟的今天，由于歷史的長期禁錮和市場經濟轉軌時期體制的不完善，加之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劃分不清，使得“私人契約”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有效得執行，使得社會的交易成本大大的加大，中國社會傳統的誠信美德得到破壞，阻礙著市場交易范圍的擴大，阻礙著市場體制的建立。公共財政應當抽身比賽，切切實實的當好裁判員，通過有效的公共政策，降低交易的履行成本，促進契約的有效執行，重塑市場的“誠信精神”。

2、公共財政應通過法治化，逐步形成有效的民主財政

公共財政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并與之相適應的一種財政模式，因此，公共財政的首要任務是對市場契約的尊重和保護。公共財政應當成為保護市場契約的工具，公共財政的使命就是保護私人契約。從這點上講，公共財政首先必然是“法治”的財政，因為對契約的有效保護是法制的本質特征之一。基于對私人契約保護的本質特征，現代“法治”的核心必然是“治政府”，人民通過法律限制政府的權力，體現在財政上就是建立民主財政。建立人民說了算的財政。通過財政的民主化，逐步促進政治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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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運輸需求的產生與本質

1.1運輸需求的產生

現有運輸理論普遍認為，運輸需求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自然資源布局與生產力布局的不匹配；生產力與消費群體的分離；地區間商品質量、品種、價格上的差異。也是引起貨物流通，產生運輸需求的原因。

1.2運輸需求的本質

經濟社會中，運輸活動能改變貨物或旅客的空間地理位置，從而在經濟上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這在從小的方面看是商人的逐利行為，在整個經濟社會來看，這是全社會范圍內的資源優化配置。運輸活動實現了人與物位移的位移活動，幫助其他經濟活動完成資源的優化配置。

2運輸需求的特征

2.1廣泛性與多樣性

社會的各個方面與環節都離不開人與物的運輸活動，因此，運輸需求具有廣泛性；另一方面，廣泛的運輸需求中，貨物形態、運輸時效性、運輸距離、運輸質量、運輸費用都不盡相同，運輸需求種類繁多。

2.2互動性

一方面，社會經濟生活的不同發展水平，對運輸業提出不同的需求，尤其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時候，社會對運輸需求，無論在數量還是在質量上的要求均較高；而另一方面，良好的運輸供給，引導資源的聚集，優化資源組合，促進社會的專業化分工和規模經濟的實現，對經濟發展起到促進作用。由此可以說，運輸需求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是互動性的，而非單方面的。

2.3規律性

由于運輸需求與經濟社會的互動關系，運輸需求在實際中表現出一定的規律性。例如，運輸需求質量方面，工業化前期，運輸需求主要以大宗、長距離運輸為主，而工業化后期，對運輸的時效性、安全性、經濟性有較高要求；運輸需求數量方面，由運輸化前期、運輸化中期的數量增加，到運輸化后期的數量不變甚至下降。總之，運輸需求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有一定的規律可循，這也是運輸需求預測的基礎。

2.4部分可替代和不可替代性

每種運輸對象的技術經濟特征不同，相對應的最佳運輸產品也不盡相同，運輸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然而，多種多樣的運輸產品，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能滿足需求者的位移需求，這種情況下運輸需求又是可替代的。還有些運輸需求，如會議產生的客運需求，可以通過視頻會議等方式替代。

2.5不均衡性

資源和人口的分布不均，造成運輸需求在空間上的分布不均；產品生產與消費的季節性波動、生產均衡而消費不均衡、生產不均衡和消費均衡等之間的短期波動，以及宏觀經濟的周期性變化造成的運輸業的周期性繁榮與蕭條等，都是運輸需求的不均衡的表現方面。

3運輸需求的影響因素

3.1旅客運輸需求的影響因素

旅客運輸需求受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中主要有以下幾點：（1）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直接影響生產性運輸需求；（2）居民消費水平。隨著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需求轉向消費性需求，與之相應的運輸需求也會發生變化；（3）人口數量和結構及城市化程度。不同年齡層、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地區農村和城市人口比例數量的變化，必然引起旅行需求的變化；（4）旅行費用。運輸服務價格對運輸需求的影響較大，尤其是對消費性旅行需求；（5）運輸服務的質量。安全、迅速、便利的運輸服務網將刺激旅客旅行需求，反之則抑制；（6）旅游業的發展，不同情況對運輸需求影響不同。

3.2貨物運輸需求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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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管理的本質特征

公共管理的本質特征主要體現在它的公共性、管理本質的服務性和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合作共治性。下面筆者分別介紹這幾個本質特征的內涵及其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

(一)公共性

公共管理內的公共性，其含義主要涵蓋兩個層次：第一，利益取向方面。公共管理是不能只作為某一特定群體與階層的意志實現工具的，它必須要肩負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以實現全體大眾人民的整體利益為首要。并且，公共性的宣示能夠明確的表明，公共管理是一種能夠實現與維護公共利益的一種方式；第二，公共參與性。公共管理的實行主體是大眾，也就是說其中包括涵蓋政府，同時還有公民與其他組織在內。現代的政治理念所昭示的政府合法性的基礎是公共性，政府所實行的一切權利也都是公共權力，所以，公共性是公共權力的特征。這種權力只能用來提供與維護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它不能成為實現某一階層與群體利益的工具，政府也沒有權力用它去剝削社會成員，更沒有權力用它去維護自身的一己私欲。所以，合法的現代政府一定是具備秉持與堅守公共精神的，并會運用這種公共精神去規制著其的運行過程。

(二）服務性

在研討公共管理服務性之時，非常有必須要再次審視一番其的概念。由現代意義去看，管理應該是什么？其實人們可以通過不同的視角去觀察疏解它：（1)管理就是決策。管理中的一切活動，由最初的確立目標到最后的績效評估，所有的一切活動都可以稱之為決策。（2)管理就是服務。政府的協商、調控、強制、約束、指導活動，都是為實現政府目標而進行的措施，所以它是一種服務。其他組織管理也是如此。（3)管理就是協調。管理需要化解矛盾與沖突，需要協調所有萬事萬物間的一切矛盾與沖突，需要通過協調管理去創建和諧且有效率的運行體例，然后由這種運作體例去實現已經確立成型的目標。

(三）合作共治性

合作共治性是公共管理尊崇的治理理念，這個特點意味著，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治理的職責并不是單方面的，而是社會各界包括公民和政府相互配合，共同來承擔的。這種思想極富創新性，在公共事務管理歷史過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種管理理念之所以會橫空出世，原因在于人們看到了市場自發調節存在的局限性，而政府的宏觀調控措施也不是盡善盡美的。靠市場單方面的調節，只能對資源配置起著基礎性的作用；反之，僅僅依靠政府和政策，資源最優配置也是無望實現的。所以，治理思想不畏國家與政府權威，宣示社會唯一中心權力不是政府。治理思想明確表示：政府在面對與解決社會與經濟問題的時候，因為受制于外部與內部客觀條件，所以無法做到全知全能事事一肩挑，所以，這就造成了另外一種局面——去找尋且發揮其他資源的作用去彌補政府功能的不足，而這種資源則是民間與公共組織的可以當做權力主體的力量。

三、公共管理的時代性：公共管理何以成為當代全球關注的焦點

全球各個國家對公共管理與其變革的關注均是比較熱切的。但是，這種局面并不是各個國家的政治家們與學者們在官邸與書齋以心智謀略演化而來的，而是人類社會現實生活發展的需求是造就的現象。其涵蓋全方面意義的全球化發展，此中包括社會、文化、經濟、政治，以致全球眾多國家自上世紀中期至今一直面臨的均是有著一定相似度的問題，只是問題嚴重程度有所不一而已。隨著社會中不可治理性問題的頻發，現代民主化進程發展，技術革命與知識經濟的發展等問題的凸顯，這些問題都以時不我與的緊迫態勢步步緊逼各國，要求公共管理在管理效率、理念、方式等方面能夠推陳出新。

技術與經濟的發展大幅度的推動著全球化的發展，全球化發展趨勢主要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全球范圍內的資源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已而得到相應配置與重新配置；國際間的合作與對話協商頻次均有大幅增長；傳播優勢強的文化的滲透性與擴展性已得到增長。全球化問題早在上世紀中期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的速度逼近人們。全球化發展也是自那時而逐漸進步的，政治與經濟發展也愈加強勁。如果通過經濟活動去觀望全球化會發現，全球化涵蓋經濟生活中的各個方面，不管是從原材料到人力資源的轉移，還是從金融到收入分配或者是市場營銷，它們都是在一個全球化的模式上相互依存。上世紀中期到至今所凸顯的種種問題證實，民族經濟的整體性已在被全球化經濟的發展所侵蝕，民族經濟的自主權甚至也遭到了相當大程度的侵蝕，這種情況明確的證實：全球內沒有一個國家是可以在不對國際信息深思熟慮且不找尋國際合作的前提條件下，去做出與本國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相關的任何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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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需要創新性的金融系統支持。針對當前戰略性新興產業金融服務中存在的問題，本文首先分析了戰略性新興產業內涵及其本質特征，并針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內在發展規律，提出通過金融創新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具體思路和建議。

關鍵詞：戰略性新興產業 金融系統 金融創新

問題的提出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未來經濟持續增長的先導產業。繼2010年10月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之后，2012年5月3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提出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新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并表示在當前經濟運行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對于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需要一個良好的“生態系統”，金融系統是其中重要的構成部分。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社會資源配置的樞紐，是推動科技創新的重要杠桿。科技創新需要有金融的助推，科技創新必需與金融創新有機結合起來。然而，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一個新概念，對其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的認識還有待深入探討，在如何具體通過金融創新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上，理論界和實務界仍需進一步探索。

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戰略性新興產業內涵及其本質特征，并針對當前戰略性新興產業金融支持的現狀，提出通過金融創新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思路和建議。

戰略性新興產業內涵及其特征

（一）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內涵

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我國政府為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確立后危機時代國家競爭優勢而提出的產業發展策略。《決定》指出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新興科技和新興產業的深度融合，是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具有市場需求前景，具備資源能耗低、帶動系數大、就業機會多、綜合效益好的新興產業，并規劃了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七大產業發展方向。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未來經濟增長的先導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轉換起著決定性的促進、導向作用，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和引導科技進步的能力，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命脈和產業安全。理解戰略性新興產業需要抓住兩個關鍵詞：戰略性產業和新興產業。戰略性產業是指關系到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生死存亡而必須重點發展的產業；這些產業的發展水平關系到國家根本競爭力、國家安全、國家戰略目標實現，影響著一國或地區的國際地位。新興產業是一個產業發展的階段性概念，它代表了那些處于產業生命周期起步階段或成長階段的產業。

（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特征

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時具備戰略性產業和新興產業的特點，使得該產業中的企業具有高風險、高投入和高成長三大特征。

1.高風險。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風險主要來源于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由于新興產業處于產業生命周期的起步期或成長期，這一階段產業內的新技術層出不窮，技術創新活動較為活躍；但技術發展路線還不成熟，技術之間的替代頻繁發生，技術發展存在較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即使是相關產業中的大型成熟企業其現有的資源和能力優勢，也無法保證能準確預測和掌控技術的發展方向，甚至有可能會導致企業過度鎖定而失去在新興產業中的發展機會。另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創新領先于市場需求，往往是涌現的新技術創造了消費者的需求，因此新技術和新產品能否獲得市場和消費者的認可存在著較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即使產品能夠獲得市場的認可，但新產品的市場接受過程較慢，產品推廣時間長，難以在短期內收回投資，也提高了投資回收的風險。

2.高投入。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高投入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方面，起步階段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主體是中小企業，大多處于技術開發與試驗階段，雖然企業融資規模小但數量眾多，整個行業的融資需求量大；另一方面，成長階段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由于新興產業缺乏成熟的配套產業，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且價格高昂、商業模式不成熟、市場開發的難度較大，企業面臨巨大的初始啟動成本和推廣費用，對資金的需求量相當大。

3.高回報。由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市場前景、擴散效應，這類產業的產業鏈長、覆蓋面廣，投資一旦取得成功，其獲得的收益將極為豐厚，而且投資介入越早，收益就越高。

上述特征，對金融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為金融機構自身的發展創造了新的市場機會。

戰略性新興產業金融服務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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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標準的概況

標準是國民經濟的技術基礎，是企業組織生產的依據，是規范市場秩序的重要手段。沒有標準，不成方圓，在市場經濟中，標準就是規矩，是企業經濟發展的技術基礎。作為糧食檢驗工作者，對標準的制定和實施有著不同的體會和感悟。通過實踐，我們對標準的制定、實施有這樣的經驗：產品標準應具備先進性，對產品有引導性和約束性。標準的先進性是指標準應根據社會時代的生產技術高低、生產工藝水平、生產設備條件等先進程度和實際產品的應用需要而制定的具有領先地位的標準；引導性是指標準的制定要有利于產品向更完善的方面發展，更好的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約束性是指對產品的不利因素加以約束，對不利于發展的產品實行強制性標準，限制其發展。標準的制定關系到社會生產的發展和繁榮，關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意義深遠。

標準是對重復性事物和概念所作的統一規定，它以科學、技術和實踐經驗的綜合成果為基礎，經有關方面協商一致，由規定的主管機構批準，以特定的形式，作為共同遵守的準則和依據，標準的本質是統一。

2 標準的先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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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企業管理中財務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是財務關系和財務活動的總稱[1]，是企業利用其價值性進行管理，是處理財務關系和組織財務活動的一系列的綜合性管理工程。從世界總體經濟形勢看來，世界經濟已經進入了互聯網時代，創新是當今時代的主題，知識經濟的到來把財務管理推向時展的前沿，財務管理工作將面臨顛覆性的改變。本文以分析知識經濟時代下的財務管理工作為視角，從知識經濟的本質特征、知識經濟時代對財務管理創新的要求方面出發，提出目前財務管理創新的對策和建議。

一、知識經濟的本質特征

（一）知識經濟的概念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對于知識經濟的認識是有差異的，因此，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對知識經濟做出了以下定義，即直接建筑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它是以知識基礎為資源的一種經濟形態，與工業、農業經濟相對應，是工業經濟發展和深化的產物，將人的創造性知識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對現有的思維、生產、生活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知識經濟基本特征

首先，知識經濟應該建立在知識基礎上，這里指的知識基礎是與物質基礎相對而言的，現今農業和工業經濟中雖然也以知識為基礎但最終還是取決于原料、能源和勞動力，即所謂的以物質為經濟基礎，特別是科學技術知識在經濟增長中起到掌控作用，知識經濟必須依靠先進的科學技術。另外，知識經濟追求的是創新。其發展關鍵是知識生產率即創新能力，創新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主要發展趨勢，勞動者需要具備創新能力和創新意識才能帶動整個國家的科學技術生產力的發展。此外，信息是知識經濟的命脈，它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以現今社會互聯網經濟為背景將信息生產、信息存儲、信息使用和消費融入到知識經濟當中，人的能力只有在信息共享背景下才能有效地產生新知識，信息的網絡化、數字化和資源共享都會為技術的變革帶來巨大的利益。

二、知識經濟時代對財務管理創新的要求

（一）財務管理觀念的創新

以往的財務管理認為財務行為是短期行為，而知識經濟條件下財務管理觀念開始發生變化，客觀上樹立以人為主體的觀念。企業應該提起對財務管理人才的重視與開發利用，在保證生態和社會效益的同事更加重視人才的培養，在企業內部形成最佳的知識流動秩序。在企業內部建立合作與競爭的財務管理人員任用機制，促使財務管理人員專業水平、創新能力、綜合能力不斷提升，合理配置企業優先資源，使企業在行業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二）財務管理內容和管理模式的創新

知識經濟時代財務管理由原來的管理有形資產到管理無形資產，側重點發生了變化，財務管理內容也應該適應這一規則。財務管理模式應該向著高效、快捷、靈敏的方向發展，信息高速公路、數字信息化技術都可以使交易瞬間完成。知識經濟改變了經濟活動的方式，開啟了新的財務管理局面，為適應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的需要企業財務管理要順應潮流發展。

三、財務管理創新的對策

（一）提高知識水平，提高管理人員業務水平

物質資本轉為知識資本[5]是知識經濟時代的明顯特征，如何運作知識資本是企業現代化管理的重大決策和實踐問題。企業應該主動提高財務管理人員的知識理論水平，尤其對知識資本和市場化形式應該著重學習，培養一支具有專業性、預見性、技術性的綜合財務管理人員隊伍，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和行業大環境，更好地發揮財務管理者的主導作用。

（二）建立集中財務管理模式，普及網絡信息技術

互聯網時代對企業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就是網絡信息技術的普及，網絡信息技術的應用和普及程度關系到企業財務管理制度是否成功，運用金融工程開發投資風險管理和融資工具需要有針對性地對財務人員進行網絡信息技術培訓，提高其業務水平。現實證明，財務人員的網絡信息化普及培訓是科學有效的，可以極大地促進財務人員的業務水平，增強他們對信息技術的認識并激發他們的創新能力，提高工作效率。

（三）建立新的企業財務管理目標機制，明確財務關系

企業中的財務關系包括企業與受資者、投資者的財務關系，企業與債務人、債權人的關系，企業與政府或監管部門的財務關系，企業內部各單位的關系以及企業員工之間的財務關系等。知識經濟時代下這5種財務關系還會存在，但側重點會發生變化，在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知識經濟中，最重要的是人，人的因素占知識經濟的主導地位，人才能夠發揮創造力是企業發展的關鍵，知識是創造財富的根本，是第一生產力。企業財務管理目標與企業發展總目標不可分離，建立良好的人才任用制度、鼓勵創新、獎懲分明，是財務管理人才真正的和企業發展融為一體。總之，當今時代物質資本的地位最終將被知識經濟資本所取代，這一重大變化將日漸顯現在各個行業中，在經濟時代中企業不再僅歸屬于股東，而是各利益主體共有的，企業員工、債權人、顧客、股東和委托代表都為企業的發展投入過相應的資本，因此都享有企業凈資產，這是知識經濟對企業財務目標提出的新要求。知識經濟時代將所有企業推向了新的運行規則之中，企業要順應大趨勢建立適應時展的財務管理體系，為建設我國和諧的未來知識經濟時代做好充分的準備。

參考文獻：

[1]李中賓,吳玉玲.談知識經濟與財務管理創新[J].科研,2015.

[2]趙丹英,袁愛紅.談知識經濟與財務管理創新[J].商業,2015.

[3]姬理清,裴火珍.知識經濟對財務管理的影響及理財模式創新[J].社會科學:全文版,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