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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采用DEA方法對傳播與文化產業上市公司效率進行評價，可以有效地避免財務指標評價方法的不足(對整體績效缺乏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的缺點(對引起結構的動因缺乏分析，難以提出改進業績的途徑)，在不需要預先知道投入產出指標之間的顯著性函數關系和預先計算投入產出綜合比率的前提下，能更客觀、有效地對同類企業的效率作出評價。采用DEA模型，無需事先人為地確定各指標的權重，避免了在權重分配時評價者的主觀意愿對結果的影響。劉玉麗利用2003年10家文化傳媒類上市公司數據，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對其經營績效進行分析，得出結論是當規模收益減少時，壓縮資本規模不符合傳媒行業長遠發展，為此要提高資本的運營效益［5］。閔素芹、李群選取能夠從各個角度反映上市公司經營業績的輸入、輸出指標，利用DEA模型對我國11家傳媒產業上市公司進行了DEA有效性評價和規模效益分析，從模型出發對測算結果進行了必要的分析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6］。葛妍對我國滬深兩市13家文化傳媒類上市公司2008年財務數據進行了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得出其綜合評價排名，進行分類并評價了其綜合業績和特征［7］。戴新民、徐艷斌利用我國滬深兩市23家傳播與文化產業上市公司數據進行DEA分析，結果表明傳播與文化類上市公司效率較低，絕大多數公司規模報酬是遞減的，規模無效率是技術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8］。本文利用我國滬深兩市上市的文化傳媒類公司年報數據，運用DEA模型對文化傳媒類上市公司的效率進行實證分析。

二、DEA基本原理和數據說明

(一)基本原理

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簡稱DEA方法，能夠客觀地對決策單元的相對有效性進行比較，作出綜合評比。DEA是測度具有多投入多產出的決策單元(DMU)效率的非參數方法，有很多種模型，如CCR模型、BCC模型、CCGSS模型、CCW模型、FG模型、ST模型等，其中最常用的是假定規模報酬不變(ConstantReturnScale，CRS)的CCR模型和模型假定規模報酬變動(Varia-bleReturnScale，VRS)的BCC模型。本文主要選取CCR模型和BCC模型對我國文化傳媒產業的上市公司進行分析。利用CCR模型得到文化傳媒類上市公司整體的綜合技術效率，利用BCC模型得到純技術效率，根據所得結果進一步分析我國文化傳媒類上市公司的規模效率。本文的決策單元為34個，而投入產出指標為5個，適合應用DEA方法。本文選取了固定資產、員工數量以及主營業務成本作為投入指標，選擇了主營業務收入和凈利潤作為產出指標。

(二)數據說明

本文所做DEA分析以表1中的34家文化傳媒上市公司2012年年報數據為基礎。按照《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根據這34家文化傳媒類上市公司的主營業務，將這34家公司主要分為出版業(書、報、雜志、資料和影像制品業)、廣播電影電視業(廣播、電影和電視業)以及信息傳播服務業和互聯網3類。

三、效率和規模報酬分析

(一)效率分析

1.綜合技術效率。表2顯示，華錄百納、人民網、華策影視3家上市公司的綜合技術效率為1，表示這3家公司是最有效率的單位，即其在整體運作上處于最佳狀況。根據本文對文化傳媒類上市公司的劃分，3家公司綜合效率為1的公司分別屬于廣播電影電視業、信息傳播服務業和互聯網、廣播電影電視業。沒達到1但綜合效率在0.9以上的3家公司中，華誼兄弟、光線傳媒、新文化都屬于廣播電影電視業。結合它們各自的主營業務可見，廣播電影電視業的整體運作狀況良好，特別是電影電視節目制作行業目前的發展處于一個有效經營的水平，資本運作和經營管理效率較高。低于綜合技術效率均值0.724的文化傳媒上市公司共有18家。其中，屬于出版業的9家公司是皖新傳媒、中南傳媒、時代出版、出版傳媒、中文傳媒、粵傳媒、長江傳媒、大地傳媒和天舟文化，屬于廣播電影電視業的只有中視傳媒1家，屬于信息傳播服務業和互聯網的8家公司是上海鋼聯、電廣傳媒、華誼嘉信、廣電網絡、華聞傳媒、北巴傳媒、歌華有線和華數傳媒。

2.純技術效率。表2顯示，文化傳媒類上市公司的平均純技術效率達到0.883。其中，純技術效率為1的文化傳媒類上市公司有13家，分別是華誼兄弟、光線傳媒、華錄百納、ST傳媒、中南傳媒、吉視傳媒、中文傳媒、鳳凰傳媒、人民網、百視通、藍色光標、華策影視、省廣股份。數據表明，從行業整體來看，傳媒類公司能夠較好地利用各項技術要素來更大可能地創造產值。拉低整個行業純技術效率均值的主要原因來自于歌華有線和中視傳媒，一個為地區有線電視網絡的壟斷者，另一個則為央視控股的影視廣告公司，這兩家在行業內享有優勢資源和各種便利條件的公司，在投入的要素和資源使用方面，存在著很大的無效率。

3.規模效率。規模效率表示該部門的投入項和產出項之間是否達到最佳狀態。與純技術效率方面相比，規模效率值達到1的公司僅有3家，為華錄百納、人民網、華策影視，其中兩家屬于影視劇制作公司，1家屬于新媒體中的互聯網公司。但與純技術效率不同的是，在規模效率方面，文化傳媒行業內多數公司的水平比較集中，在0.82左右。只有中文傳媒一家公司規模效率值僅為0.541。表2顯示，在純技術效率中取得了1的中南傳媒和中文傳媒，因為規模效率分別僅有0.686和0.541，導致整個公司的綜合技術效率的降低。這意味著這兩家公司的投入與產出比存在著較大問題。

4.效率整體情況分析。文化傳媒產業上市公司效率整體水平較低，影視劇制作公司效率在行業內最高。首先，2012年我國境內主板上市的文化傳媒類公司的平均綜合效率為72.4%，這個結果意味著文化傳媒產業的效率還有17.6%即超過1/4的提升空間，而且該數據是由國內34家主板上市的文化傳媒類公司得到，這也代表著1/4的差距僅僅只能代表著平均水平與國內最好水平的差距。而與文化產業起步早、發展快的發達國家水平相比，差距只會更大。其次，平均純技術效率為88．3%，規模效率為82．1%，平均純技術效率水平大于平均規模效率水平，這代表著我國文化傳媒產業規模效率較低，從而拉低了技術效率的作用。同時，這也意味著，即使在不改進技術條件的情況下，單單考慮各企業規模效率水平，我國文化傳媒產業效率也仍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二)規模報酬分析

1.大多數文化傳媒類上市公司處于規模報酬遞減階段。表2顯示，只有華錄百納、人民網、華策影視3家公司處于規模報酬不變的情況下生產，ST傳媒、天舟文化、新文化3家公司處于規模報酬遞增狀態。在這6家規模報酬處于較高水平的公司中，占1/2的是廣播電影電視類的影視劇制作公司，顯示了影視劇制作公司在2012年全年的業務安排較為合理且未來發展潛力大。其余28家上市公司處于規模報酬遞減的模式下生產。這意味著文化傳媒行業的絕大多數公司的產量增加比例小于生產要素增加的比例，企業生產規模過大，難以有效地協調經營管理關系，從而降低了生產效率。這28家規模效率遞減的文化傳媒類公司都是所在領域的行業領導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壟斷，它們過分追求市場的主導權和市場占有率，導致了公司高投入低產出。

2.規模報酬整體情況分析。表2顯示，在34家文化傳媒類上市公司中，3家規模報酬遞增，3家規模報酬不變，剩下28家規模報酬遞減。影視劇制作公司、網絡和信息傳播服務業的公司多處于規模報酬遞增或不變階段，而成立時間較早、上市期較長的出版業、有線電視技術文化傳媒企業多處于規模報酬遞減階段，但經營較穩定。

四、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1.文化傳媒產業上市公司整體效率不高。文化傳媒產業上市公司中只有3家公司達到了綜合技術效率的最優水平，3家公司綜合技術效率在0.9以上，居較優水平，而其余28家傳媒類上市公司的綜合技術效率都較低。純技術效率方面，有1/3的上市公司達到了最優水平。規模效率方面，僅有3家上市公司的投入項和產出項之間達到最佳狀態。因此，規模效率的低下使得整個文化傳媒產業上市公司綜合技術效率較低，可以說，即使在不改變技術條件的條件下，我國文化傳媒公司的提升空間依然很大。

2.文化傳媒產業上市公司內部各子行業效率存在差異化。廣播電影電視業類的影視劇制作公司效率在文化傳媒行業中最高，出版行業整體處于一個低效率的狀態，擁有壟斷特權和政府背景的公司因缺乏提高經營效率的動力，其效率低于民營企業。

3.大多數文化傳媒類上市公司處于規模報酬遞減階段。這意味著文化傳媒行業的絕大多數公司的產量增加比例小于生產要素增加比例、企業生產規模過大，沒有實現規模經濟。主要原因是部分傳統型文化傳媒上市公司已經經歷過規模報酬遞增的階段，一些文化類上市公司在國家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政策激勵下過度規模擴張。

(二)政策建議

1.深化文化傳媒類上市公司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改革，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努力建立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離、管理科學的現代文化企業制度。同時，努力提高文化傳媒上市公司的員工素質。

篇（2）

1.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有制度的穩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

2.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傳統，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也是難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發掘“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湯姆遜（E.P.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疲‵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其理論和方法資源上集大成的原則⑦。

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別。傳統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一切經濟決定論，與2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釋：

①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研究結果由H.J.Forman論編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學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篇（3）

[Abstract]Withtheboomingofculturalstudies,Chinesemassmediacriticismisfacingtheturnofculturalstudies.ItistheassignmentforculturalturninmassmediacriticismtoreconstructthediscourseofChinesemassmediacriticism.

[Keywords]massmediacriticism;culturalstudies;culturalturn

中國目前的傳媒批評，基本上還處于傳統的、以好/壞二元對立構成的、庸俗的話語系統，而并非現代意義的理論批評。雖然不少學者對傳媒批評的現狀深表不滿，但學術產業化的巨大壓力使傳媒批評不斷地反復套用贊揚（好）/批評（壞）的陳舊話語框架。這種好/壞評論式的“批評”，基本上是主觀印象式的，即興而隨意，往往缺乏理論上的深度和學術上的嚴謹；批評者認為某一文本“好”、好在哪里，“壞”、又壞在哪里，僅僅只能表明批評者個人的傾向、偏好與態度，缺乏文本深層的細讀，往往被文本的修辭表象所迷惑，在很多時候無意識中充當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同謀”。如今大眾傳媒成為當代大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媒批評面臨著一個重大的轉向——文化的轉向（culturalturn）。文化研究式的傳媒批評具有一種內在的批判性與政治性的維度，跟客觀主義和非政治的學術方法拉開了距離，它使人們洞察鐫刻在文化文本中的權力與統治關系，也詳細說明了人們可以如何抵制占據主導地位的符碼意義，而形成自身的批判性的、反抗的讀解。

一般認為，文化研究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興起，以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為主潮。但自從阿爾都塞與葛蘭西以來，文化作為意識形態得到了更多的重視和研究，文化研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過分夸大了意識形態結構對主體的施壓，主體在這個“結構”面前毫無還手之力，這種理論的缺陷促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所謂“葛蘭西轉向”。葛蘭西認為，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的統治主要依靠的是意識形態霸權，這種文化霸權并不是一種簡單的、裸的壓迫和支配關系，霸權的形成需要依賴被統治者自愿的贊同，依賴某種一致的輿論和意見的形成，而這又總是一個斗爭過程的結果。文化霸權理論又經歷了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pluralism）的發展。文化多元主義的認識方式肯定了他性（otherness）和差異，給予那些以前被排除在文化對話之外的邊緣的、少數的和反抗的群體和聲音以同樣的關注，并試圖揭示出各種各樣的人的聲音和經歷是怎樣被壓得鴉雀無聲并從主流文化中被一筆勾銷了，并且進行斗爭，以幫助那些被排除在主流以外的群體的種種觀點、經歷和文化的形式得以表達。[1][p6]

在西方學術界，羅蒂提出的“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turn，又稱語言論轉向）是一個偉大的口號。20世紀60年代盛極一時的結構主義和符號學，雅各布森的“詩學”、格雷瑪斯的結構語義學、熱奈特的敘事學和拉康的結構精神分析學，就是這種轉向的結果。文本成為主要的研究對象，語言-符號學方法，成為“語言學轉向”之后的現代結構主義批評的基本理論，甚至成為精神分析批評、社會學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女權主義批評及新批評不可或缺的理論背景。

然而文本是不能與現實等同起來的，它是符號化的現實，而符號絕非純凈、透明的。因為媒介既不是被動地服務于霸權形態的利益，也不是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是清白的。[2][p280-281]語言沒有零度。甚至如新聞圖片、電視新聞等皮爾士所謂與現實具有高度同一性的肖像類（iconic）符號——這種符號的能指與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間存在一種明顯的實體或知覺上的相似——也與現實不同。照片的能指是高度動機化（motivation）的，因為這里的符號（照片）之形式（景像）主要由其所指性質所決定。影片上的貓看上去不得不像貓。不過，這個能指并非完全由所指所決定，因為拍攝者能夠選擇拍攝的角度、距離、焦點等。所以一張照片是高度動機化的，但絕非完全動機化。[3][p173]電影電視的影像也是如此。視覺話語也是一種符碼化的符號，它將現實世界的三維世界轉譯為二維的層次，它當然不能成為它所指稱的對象或者概念?！懊黠@的‘先天’視覺符碼甚至都是文化-具象。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沒有符碼介入，而是意味著符碼已經被深深地‘自然化’了。對被自然化（naturalized）的符碼操作并未指證語言的透明性和‘自然性’（naturalness），而是揭示了使用中的符碼的深度、習慣性及近似的普遍性（near-universality）。這些符碼生產明顯地‘自然的’認知。這就產生了隱藏在場的編碼實踐的（意識形態的）效果。但是，我們一定不要被種種表象所愚弄?！盵4][p350]由此可見，在傳媒領域，電視相對于報紙、廣播而言，更加高度地“自然化”，因為這種符號比單純的文字、聲音更少任意性，意識形態被更加強有力地錨定了，電視批評也就擔負了更多的“文化批評”的任務。

雖語言學的轉向的確為文化研究提供過某種助益，但這種轉向隱含著“語言中心論”的霸權。語言-符號學方法是一種非歷史化的研究方法，它使批評在聚焦文本的同時忽視了文本的制作和政治經濟學分析、文本的接受與運用等，而這正是文化批評所要關注的重點?！拔幕D向”即是由過去對語言-符號的關注轉向對文化的關注，研究視野從以往的語言符號文本擴展到文本的制作和生產的政治經濟領域，受眾與社會對文本的接受與闡釋等，它是一種徹底歷史化的方法，使我們洞悉復雜傳媒幻象背后的權力圖景，考察在文本生產中，哪些意識形態以何種方式被“編碼”進去，哪些意識形態被壓制和控制；在文本閱讀中，受眾又可以通過哪些意識形態的“縫隙”進行抵抗和斗爭。丹尼斯·K·戴維斯（DennisK.Davis）概括了傳媒研究中文化轉向所凸顯的重點：

“有些微觀的、闡釋性的理論，其關注焦點是個體和社會組織如何使用媒介創造和形成結構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這些理論被稱之為文化研究理論。宏觀的、結構性的理論的關注焦點則是社會精英如何運用他們的經濟權力控制和利用媒介機構。這些理論認為，作為精英維持他們在社會秩序中的主導地位的一種手段，他們有效地運用媒介宣傳霸權文化。它們被稱之為政治經濟理論，因為它們把理解經濟權力是如何給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提供基礎這一問題置于首要地位。一些研究者推測，另外一些文化形式和革新的媒介運用遭到了制度上的壓制。這些理論通過暴露媒介的精英控制和批判霸權文化而向現狀發出挑戰。”[5][P223]

但這并不是說傳統的語言-符號學方法就完全失去了價值，它可以被超越，但不可以拋棄。最好的辦法就是將符號學和結構主義視為一種有效的訓練，以確保我們在大膽嘗試其他研究模式之前了解我們的研究對象。作為一種描述方法，符號學和結構主義也確實使得我們要在文本方面花了足夠的時間之后才去進一步涉及與觀眾活動和作為話語播放的電視節目等有關的一系列問題。[6][P41]它雖從批評的前臺隱退，但卻并不會消失，而是成為了一種知識背景，被置放到了一個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語境之中來加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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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批評的文化轉向，意味著傳媒文化既是支配的，又是對抗的，它是統治階級獲得霸權的努力和被統治階級對各種霸權的抵抗協商、調停的結果，它是多種意識形態爭奪意義和控制權的領域，我們既不能把它簡單地看作主導意識形態的通俗宣傳，也不能說它是一種自發的文化抵抗，而是一種談判和斗爭的過程?！芭c其說文本確定了它的意義，不如說它為這種意義的爭奪劃定了一個競賽區域”[7][P307]，傳媒文化本身是一個充滿征服與抵抗、壓制與斗爭、同化與異化的競技場，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研究通過對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霸權的批判，為大眾對主流文化的抵抗和斗爭埋下伏筆。在這種斗爭中，斗爭各方采用的是尋求意義的方式：主導意識形態試圖使意義“自然化”，使它們變成全體社會“常識”，然而，對立的意識形態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拒絕了這一策略，并試著使意義服務于自己的利益。這不僅僅是有關一個詞的意義的斗爭，也是有關誰有權控制這些意義的斗爭，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對社會經驗的意義的控制權是控制包括在這種經驗內的那些人的行為、身份和社會關系的至關重要部分。符號斗爭并不反應社會斗爭但是社會斗爭的一部分。[8][P303]因此，文化必須置于其得以形成和消費的社會關系系統中加以研究，在其社會-歷史語境中，文化文本可能同時促進了控制和抵制，這就需要追蹤其中的各種咬合（ARTICULATION），批判那些培育順從性的文化形式。這種文化研究的視點，既堅持了傳媒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又避免了庸俗的經濟決定論和階級決定論。“它（文化研究）可以識別促進或阻礙社會進步的勢力及其在文化上的具體體現，從而對各種主宰和征服性的文化霸權進行有效的批判，對一切有利于建設更加公正、民主和平等的全球新秩序的力量進行積極的評價。”[9][P38]

因此，文化研究式的傳媒批評必須洞穿傳媒文本的表象，直達文本的深層結構，了解和分析文本背后的權力關系圖景，哪些東西被遮蔽了，哪些東西被“自然化”了，特別是那些意識形態高度閉合的文本。傳媒文化的內容，以影視為例，除了公開的意識形態內容——傳播大眾或多或少愿意模仿的新型式樣、價值、生活方式外，還有一系列隱藏于其中的控制性的信息，在無意識的層面上對受眾產生影響……特別是，這些決定了觀眾們實踐的經驗，滿足了他們無意識的愿望……新創一系列匿名的滿足，大眾文化充當了一種社會調節者的角色，試圖吸收日常生活的壓力并使那些可能構成反系統的事實的挫折與失敗轉入為系統服務的渠道。[10][P88-89]這就需要進行話語權力的分析和批判。按照福柯的話語理論，正是由于話語“采納”了某些特定方式談論一個話題，限定一種可接受的和可理解的方法來談話、寫作或為人。由于限定，話語同時也“排除”、限制和約束了其他的言談方式、與該話題有關的為人方式或建構有關其知識的方式。[11][P45]“話語負載較強的言語暗示，這種言語暗示受社會的、物質的和歷史的力量制約，這些力量不準人們說某些話，甚至連想都不準想；與之同時，又強迫人們只說別的某些話?！盵12][P39-40]這就是文化研究中的表征的政治學（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意義通過在場者和缺席者復雜的交互作用產生出來。表征既通過展現而運作，也通過未展現而運作。[13][P60]

由于傳媒實踐所裹攜的意識形態，所以媒介被認為是一個巨大的隱喻，一種最重要的社會修辭方式，其意識形態高度閉合的潛意識運作方式，正是意識形態霸權的表現，所以不能僅僅將媒體文化視為主流意識形態中的一種平平常常的工具而將其摒棄，而必須把它放在各種你爭我奪的社會話語和社會力量的源頭里分別予以闡釋。“每一個社會的具體斗爭都在媒體文化（特別是在文化產業的商業性媒體）的文本中搬演出來；這些商業性媒體如果要變得受人歡迎和有利可圖，就必須制作那種同人們的所思所想相共鳴的文本。”[14][P36]文化轉向的傳媒批評就承擔著對這種霸權進行解構的任務，“從意識形態本質的對立方面來讀解媒體文化，探詢其批判性和顛覆性的契機，同時分析媒體文本的意識形態設計怎樣時不時地失敗?！盵15][P17]

文化研究的傳媒批評還可以改變傳統批評的地位。傳統評論式批評往往依附于創作而存在，總是針對具體作品談感受或開藥方，從而淪為創作的附屬品。這樣看似貼近文本，實則縮小了與文本“對話”的空間，從而限制了對文本潛在空間的深層拓展。傳媒批評并非傳媒實踐的附庸，它與傳媒實踐之間，應該是一種“文本間性”（intertextual）的平等“對話”關系，而不是從屬于傳媒實踐。因為傳媒批評的任務決不是對具體作品作出好/壞這樣簡單、膚淺的評價，它也并不承擔為創作提供評估服務的義務。它對傳媒實踐的影響應該是間接的、深刻的，而不是直接的。

傳媒批評家應該成為“抵抗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僅是文人，也不完全是思想的生產者與傳輸者，知識分子同時也是仲裁者、立法者、思想生產者和社會實踐者，他們天生就起著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16][p85]學院派批評者更應該從事文化研究的傳媒批評，成為在傳媒文化建構中的能動者。如果我們把批評者的行為理解為社會活動的生產，而非對社會活動的描述，他們在教室的行為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擴展到公眾領域。[17][p88]真正的知識分子要積極進行避免和挑戰霸權的反霸權實踐，為建構一個公共傳媒批評的話語空間而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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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約翰·費斯克．關鍵概念［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4]斯圖亞特·霍爾．編碼／解碼［A］．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5]DennisK.Davis．MassCommunicationTheory:Foundations,Ferment,andFuture(ThirdEdition)[M]．California：Wadsworth,adivisionofThomsonLearning，2000．

[6][12]艾倫·塞特．符號學、結構主義與電視［A］．羅伯特·C·艾倫．重組話語頻道［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7][8]約翰·費斯克．英國文化研究與電視．［A］．羅伯特·C·艾倫．重組話語頻道［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9]道格拉斯·凱爾納．媒體奇觀［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篇（4）

按照斯諾的觀點，公眾往往接受媒體所呈現的社會現實，因此當代文化實際上就成了傳媒文化，⑴而傳媒文化可以說是通過傳媒話語生產與控制而形成的。傳媒話語生產與控制作為文化生產的一種重要形式，它與其他形式的話語如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宗教、科學、文學藝術等有密切關系，同時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話語生產方式的特征。

一、關于話語

話語是目前文化與傳媒研究中出現頻率甚高的一個詞。傳統上，話語研究的主要領域是修辭學和詩學，主要研究演講和文學藝術，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隨著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的傳播方式超越人際交流，話語概念及含義有了很大變化，其表現在，一是超越了對話語的工具性認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辭學代表人物美國人肯尼斯·博克認為人是象征性地對環境做出反應，語言不僅導致行動而且建構我們的現實。這種話語觀，使“新修辭學將視角從傳統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語為主的象征流活動，推動了修辭學向現代傳播學的演變，這一演變過程與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相呼應?！雹七@里所謂西方后現代思潮表現在包括上世紀中葉以來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美學、文學藝術等諸多文化領域。

在對話語的認識上，西方及其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以意識形態批評為中心)，索緒爾、羅蘭·巴特的符號學(以語言、文本為中心)以及后現代各種文化理論形成匯流，使話語成為當代文化與傳媒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話語理論為當代文化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后現代的視角。西方者葛蘭西較早從意識形態斗爭的角度涉及話語及話語權的問題，他認為，“社會集團的領導作用表現在兩種形式中——在統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領導’的形式中?！雹乔耙恍问奖憩F為上層建筑的國家機器，后一種形式則體現為文化領導權或曰話語權。突破了基礎——上層建筑二元結構的意識形態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礎。羅蘭·巴特則認為在符號學的跨語言研究領域，其研究材料將時而是神話、敘事、報刊文章，時而是我們的文明產物，只要它們被言說出來，如新聞報道、說明書、采訪談話，甚至屬于幻想類型的內心語言。后現代思想家福柯進一步指出，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任何脫離“話語”的事物都不存在，人與世界的關系是一種話語關系，“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雹雀鹛m西的“領導權”、福柯的“權力話語”、哈貝馬斯的“合法化”、羅蘭·巴特的“泛符號化”、鮑德里亞“仿像”等思想極大地豐富了話語理論，為研究媒介話語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傳媒話語生產

波林·羅斯諾在《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一書中給“話語”下的定義是“所有被書寫、被言說的東西，所有引起對話或交談的東西?！雹蒖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oalinteraction》一書中談到媒介話語術語使用的三個層面：一是指大眾傳媒話語即報紙、雜志、期刊、電視、電影話語；二是指以電腦為媒介的網絡話語；三是指最為廣泛意義上的公共和日常話語，其媒介如信件、筆記、備忘錄，以及更多技術媒介如話筒、電話、電腦甚至英語、漢語，或說寫和符號語言傳播模式。本文將在第一層概念上討論傳媒話語。

傳媒作用于受眾的一切都是通過話語形式進行的，無論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圖像，各種新聞、電影、電視劇、廣告、脫口秀等話語方式組成了一個幾乎無所不包的話語世界。其中存有兩重話語關系，即傳媒和現實的話語關系，體現為生產、共謀與替代；傳媒與受眾的話語關系，體現為消費或使用與滿足。

1.傳媒話語與文化生產

斯圖亞特·霍爾指出信息傳播應該通過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再生產這一“主導的復雜結構”⑹來考察信息傳播過程，其傳播實踐對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組織起來并以符號載體的形式出現的各種意義和信息，它們像任何形式的傳播或語言一樣，在一種話語的語義鏈范圍之內通過符碼的運作而組織起來，其產品以“話語”形式流通。雖然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電視話語生產，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傳媒話語生產的普遍意義。

約翰·費斯克提出的文化經濟概念認為，文化經濟的流通是意義和的傳播而非貨幣的周轉，“在這種文化經濟中，原來的商品(無論是電視節目還是牛仔褲)變成了一個文本，一種具有潛在意義和的話語結構，這一話語結構形成了大眾文化的重要資源?！雹霜?/p>

傳媒營造了一個巨大的話語場(布爾迪厄所謂的“新聞場”⑻)，或話語生產平臺，它容納并呈現政治、經濟、科學、宗教、道德、文學、藝術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種話語形式，根據自己的意圖與模式給予改造，通過轉換、移植、膨化、過濾等方式對這些話語進行再組織。在這個話語生產場中，市場與商業需要構成了生產的巨大動力，消費主義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其運行機制則是由政治、經濟及文化等規范結構所決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數傳媒聲稱自己代表正義、公開、公正、傳播真理。然而，這一陳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話語也許更為切實。傳媒熱衷于在一切領域發言并施加影響，只要它認為有這種必要。傳媒話語生產建構了一個大眾文化疆域，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的國家、政治地理范疇以及社會范疇。湯林森指出，“大眾媒介正以平穩而快速的步調擴張其技術能力，在西方社會當中，它們對于公私領域的生活、夾其滲透、報道及再現的能力，已經具備非凡的影響效果”⑼，這里所說的能力就是話語生產能力。

2.話語和話語方式

話語和話語方式的關系實質上就是說什么和怎么說的問題。按后現代主義的文本中心論，“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經歷，一場戰爭，一次革命，一次政黨集會選舉，人際關系，度假、理發、購車、謀職等等，都是一個文本，甚至演說也具文本地位(一個口頭文本)。”⑽因此，某種程度上傳媒話語就是對各種文本的解讀和闡釋，其解讀和闡釋方式決定了話語方式。以“新式新聞”(theNewNews)的出現為例，作為一種新的新聞話語方式，它產生于1992年美國總統選舉，從形式上看“是一個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萊塢電影和電視電影，部分是流行音樂和流行藝術，它將流行文化和名人雜志混和起來，使小報式的電視節目、有線電視和家庭錄像互相結合”⑾，具有明顯的后現代特征。當代傳媒話語和話語方式表明：(1)傳媒話語生產由現代性背景下的“生產性”轉向后現代背景下的“消費性”，消費主義成為資本主義文化條件下的意識形態，支配著傳媒話語生產；(2)傳媒話語需要對其他非傳媒話語形式進行再組織以符合大眾傳播的模式和意圖；(3)傳媒話語生產作為意義生產，隱含著復雜的社會關系，沒有絕對的任意性；(4)媒體擁有話語生產的巨大資源與權力，公眾通過順從或抵制對話語生產的權力關系產生影響。根據約翰·費斯克的觀點，大眾可“權且利用”(makingdo)其話語形式，創造性的、有識別力地使用資本主義提供的資源，從而使大眾文化成為自己的文化。

3.“話題”與話語開放

在消費主義支配下，傳媒樂此不疲地尋找話題，把大眾吸引到傳媒營造的話語圈里。在電視可能是街頭采訪，或主持人組織的名人與普通人共同參與談話節目；在報紙，則是大眾被邀請在已設計好的話題下討論，或者以熱線筆錄的形式，或者以筆談等形式進行。這似乎是通過話題策劃與公眾參與促進話語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專家人物(布爾迪厄把適應這種話語活動的人稱為“fast-thinkers”)邀請入新聞場共同進行話語生產，這種方式更多出自商業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換言之就是為了促進公眾的話語消費。由此產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產品”又是媒介話語的生產者，扮演著雙重角色。

針對這一現象，布爾迪厄指出，一個文化生產者越自主，專業資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競爭對手就沒有別的顧客的市場，那他就越傾向于抵抗；與之相反，越把自己的產品投向大生產的市場(如隨筆作家記者、循規蹈矩的小說家等)就越傾向于與外部權力，如國家、教會，黨派和今天的新聞業及電視等合作，屈從于它們的要求或指揮。⑿用他的話說，這些“電視‘快思手’，記者史學家，辭典編纂家或靠錄音機對當代思想進行總結的人，都毫無顧忌地利用社會學——或他們理解的社會學——以在知識場四處出擊，發動獨特意義的‘’”⒀，他們的目的不是生產而是再生產。布爾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緊張關系，揭示了傳媒話語生產的內部矛盾。

話題與話語開放表明：(1)話題與話語開放是傳媒話語生產的重要形式，話題與話語開放極大地促進了話語生產；(2)話題與話語開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進話語消費，增加收視率或發行率；(3)話題與話語開放促進了傳媒對日常生活的影響與滲透，形成以消費主義為語境的話語狂歡。例如，“納米技術”本是科學場的話語，但一經被傳媒話語化后，就制造了令公眾神往的幻象。在科學界宣稱破解了人類基因密碼后，傳媒就又借此大做關于人類壽命極限的文章，推論說(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歲。大到世界政治、經濟、戰爭、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時尚、消費等，傳媒不停地設計、調整欄目，版面，不停地尋找、發掘話題。面對這一切，人們常常六神無主。比如關于“健康”，傳媒給我們許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亂的，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永遠關注這個話題。在這種話語世界中，大眾接觸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現實。

4.作為一種話語形式的“廣告”

加拿大學者加漢姆認為，“應該首先將大眾媒體視為實體，它具有兩重性：一是通過媒介商品的生產與交換，直接發揮生產剩余經濟的作用；二是通過廣告，在其他商品生產部門中間接發揮創造剩余價值的作用”⒁。廣告使消費主義無所不在，是傳媒的又一重要的話語形式。(1)廣告話語具有功能和文化意義，所謂功能是指其促進銷售的作用，所謂意義是指它是通過態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響公眾；(2)廣告話語的文化意義使廣告在空間和時間上得以遷延并影響著日常生活方式。(3)廣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話語意義的掩護與隱藏下完成。布爾迪厄指出，新聞場機制是按市場要求，通過記者對司法場、文學場、藝術場、科學場等各種文化生產領域施加影響。這決定了傳媒話語可能的泛廣告化語境。如電視開辟了“讀書時間”，但這個“時間”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僅由“排行榜”、“讀者最喜歡”等話語就可明白，這個話語場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廣告而非知識。電視或報紙開設汽車、時裝、保健、家居生活等欄目、版面，充滿誘惑的圖像和說服性文本使生活審美化，其真實目的則是消費，新聞、廣告、藝術、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們很難通過話語形式把它們分別開，惟一的區別就是看這些文本或圖像的刊載、播出是否收費。盡管一般來說，有關法律如廣告法，試圖限制新聞性話語與廣告性話語的混合，但操作上卻較困難。廣告主也樂意利用記者的權威或新聞性話語的信任，當你閱讀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滿了對于健康的關懷和嚴肅的科學理論，但最后進入你眼簾的卻是藥品推銷商、醫院或健身器材銷售商的地址。不管公眾是否樂意，他們只得接受這種話語和話語方式，抵制與反抗是十分困難的。傳媒自身也需要這種廣告性話語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眾收視率、“發行量”等信息，或評選觀眾、讀者最喜歡的節目與欄目，或公布讀者來信，表揚或者批評等，是推銷自己。國內一家報紙就曾以“一個城市和城市的思想”為自己作廣告，聲稱自己是“深受管理層和收入較高層讀者喜愛的報紙”來推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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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媒話語生產的控制

在媒介社會，似乎傳媒具有空前的話語生產的權力和自主性，但實際上，傳媒話語生產中的主體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福柯的話語理論認為，話語是受內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體控制的，其理論也適用于對傳媒話語生產的認識。傳媒話語生產具有明顯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過“排除原則”中的“禁止”、“區別和拒斥”以及真與假的對立而體現出來，暗合了所謂說什么、怎樣說、為什么說。比如極權社會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話語都有嚴格的禁忌范圍，傳媒可以用“新聞價值”等標準對話語進行“區別和拒斥”，無新聞價值的話題往往被排出在傳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類文化史或文明史創造的一種信念標準，在傳媒話語生產中，這個標準可以理解為“真實”、“事實”，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義。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或前現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視傳媒，很多人親身投入傳媒話語生產工作，以此作為啟發民智、宣傳革命或改良社會的重要手段。

傳媒話語與具有嚴格學科性話語的區別在于，前者是生產出來，后者是建構出現的(比如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話語)。另一個區別在于傳媒話語對所有人開放，任何人都可以對各類報道或節目發表自己的看法。而學科性話語只對部分人開放。

傳媒話語生產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法律因素：美國是所謂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十分強調言論自由，但這種言論自由包括傳媒的話語生產自由，也得受“明顯而即刻危險”的法律原則限制。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有關于言論自由包括傳媒話語生產自由的法律和規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對傳媒話語的生產與操縱是明顯甚至直接的，因為傳媒本身在現代社會里就是一種政治力量(有些獨立，有些不獨立)。在西方國家，傳媒號稱三權之外的“第四權力”。各種政治力量都力求通過傳媒話語來顯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響。因此，我們看到，政治人物成為傳媒的?？?，他們頻頻在電視上亮相并發表演講，以求獲得公眾的好感和支持。傳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關注甚至控制。

3.社會因素：存在于一定社會中的各類組織，包括宗教組織、工會組織、女權組織、少數族裔組織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間社團都試圖利用各種方式對傳媒話語生產施加影響，有的甚至通過自己主辦雜志、電臺、報紙、電視臺等來維護自己的話語權。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話語控制的一個復雜因素，它包括宗教觀念，道德、倫理、審美、及風俗習慣等。譬如在前阿富汗，拒絕電視機、收錄機等傳播工具，聲稱《古蘭經》是他們惟一的法律，宗教話語占有絕對地位和控制權。道德因素則主要通過公眾的態度、情感及輿論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傳媒在傳播文化的同時又對地方文化和邊緣文化進行消解，反應出傳媒話語生產的文化矛盾。因此，通過傳媒話語場可以發現，各種話語或文化形式間進行著影響、滲透、控制與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傳媒話語生產的危機。

5.專業因素：這里所謂專業因素，是指傳媒用自己的一套話語生產標準來進行話語控制，比如新聞傳播觀念、價值理念等，當然也包括傳媒話語吸引力、沖擊力等這類打動讀者觀眾的策略要求。一個高水平的學科話語建構者，不一定適合傳媒話語的生產，凡不符合專業或職業標準的傳媒話語生產者，都要通過實踐訓練來達到要求。

結語

中國自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來，傳媒話語逐漸擺脫了泛政治化傾向。在強調政治和意識形態原則的同時，隨著經濟的市場化，傳媒話語也反映了“消費性”特征。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和傳媒新技術的發展導致世界文化交流進一步擴大和加強，中國的傳媒話語生產在各領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全球化傾向，話語交流(盡管不平衡)的頻度進一步增加。受西方社會影響的大眾文化的迅速發展，也導致了一定程度的話語生產的不平衡，有關大眾文化的報道或話語形式受消費主義影響，出現了過度膨脹的態勢。另一方面，發展主義的思想，仍然是傳媒話語生產的主流，GDP、人均收入，城市、地區建設以及各類有關數據不斷見之傳媒，對發達、富裕，民主、理性社會的向往，使傳媒話語生產成為現代觀念的鏡像。在國內地區及城市發展競爭中，也出現了通過對媒介事件的控制，如爭取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重大活動的主辦權等，力圖贏得話語強勢的現象，諸如“全國第一”、“西部最大”、“制高點”“最先進”等話語成為傳媒熱點，由此產生的傳媒話語競爭甚至成為地區矛盾的微妙因素之一。總之，從話語生產角度審視傳媒話語或新聞場，把握傳媒話語的生產與控制的特征及規律，具有一定啟發意義，有助于我們深化對傳媒文化的研究。

注釋：

⑴戴安娜·克蘭：《文化生產：傳媒與都市藝術》，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⑵常昌富：《二十世紀修辭學概述》，《當代西方話語修辭學：演講與話語批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頁。

⑶葛蘭西：《獄中雜記》，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頁。

⑷王治河：《?？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頁。

⑸波林·羅斯諾：《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頁。

⑹斯圖亞特·霍爾：《編碼，解碼》，《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頁。

⑺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頁。

⑻皮埃皮·布爾迪厄：《關于電視》，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頁。

⑼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頁。

篇（5）

一、傳媒區域化的歷史背景

1、傳媒全球化與西方媒體

從20世紀中后期開始，傳媒領域呈現出明顯的全球化趨勢。傳媒全球化不僅表現在傳媒技術高速發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訊網絡，也表現在經濟自由貿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國視聽服務。傳統的影視產品的生產、銷售和消費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從單一的小規模流通轉變成跨國式的生產合作。然而，全球范圍內的經濟資本和人力資源在市場競爭中經過重新整合，逐漸聚集在少數跨國媒體集團手里。國際媒體市場包括電視、電影、廣播、雜志、報刊和音樂幾乎都控制在如時代華納、新聞集團這樣的傳媒巨鱷手中。聯合國1989年的報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體集團中，39家來自美國，25家來自西歐，8家自日本，5家來自加拿大，1家來自澳大利亞，但沒有一家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學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證明，在過去長達幾十年的國際視聽產品貿易當中，西方發達國家電視節目的輸出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的輸出，形成一種單向的文化流動趨勢。

2、傳媒全球化與文化霸權

與傳媒全球化伴隨而來的是越來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與融合。但是，出于對傳媒技術和市場資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并不是一個和平的過程，而是充滿著摩擦與沖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借助其傳媒產品在全球市場的壟斷性流通，通過長期不對等的貿易關系強勢傳播到世界各地，從而導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質化，被西化，更狹隘的意義上講是被美國化。這種依附于強大經濟實力的西方文化擴張后來被赫伯特·席勒等學者作為文化霸權理論的主要依據。文化霸權理論認為，西方的影視文化產品中嵌入了大量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隨著它們在全球市場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為一種“文化霸權”。

面對影視貿易逆差和文化霸權，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對強勢的西方文化產生了防備，開始采取文化保護主義政策以達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護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國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則受到很多國家的支持?！拔幕狻?，原則試圖通過對文化產品設立貿易壁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籬笆”來抵制文化霸權。

近年來，隨著亞洲特別是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亞洲國家嘗試通過采取區域合作的方式來共同抵制文化霸權。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區域性跨文化傳播的發展規模。本文將以東亞范圍的區域合作為例，主要包括中國、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對傳媒區域化這一概念詳加探討。

二、傳媒區域化的現狀分析

1、傳媒區域化的定義初探

傳媒區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區域范圍內，那些認為共享類似文化和經濟背景的國家或地區之間為了促進該區域內的文化或經濟交流而進行的影視產品的相關貿易活動。例如區域范圍內的節目發行、區域性的聯合制作以及為迎合區域內觀眾口味的節目制作等。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傳媒區域化”已呈現出日益頻繁之勢，亞洲四小龍憑借自身的經濟優勢，對區域市場積極開拓，帶動了區域性的跨文化傳播。

2、區域性跨文化傳播的發展狀況

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是促成東亞傳媒區域性合作的客觀因素。隨著4個地區的經濟增長，當地的傳媒產業也得到飛速發展，彼此之間的影視合作交流也日益頻繁。香港是東亞地區跨文化傳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簡稱香港無線)是香港本地也是東亞地區較為有影響力的電視節目制作商和運營商。它擁有多達75000個小時的華文節目的儲存量，通過海外銷售和租賃電視節目的收入高達8000多萬港元。1993年，香港無線擴大區域市場，和臺灣合作成立tvbs為臺灣和亞洲華語觀眾提供電視服務。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時新加坡本土制作的電視節目，覆蓋面積從中國北部直達澳大利亞南部。同期，韓國基于相似的東亞文化背景也加入區域電視服務領域，到1998年韓國出口的影視節目中三分之一輸出到中國文化市場。隨著近年中國傳媒產品的快速發展，中國影視節目進出口比例也逐漸增加，從1982年中央電視臺引進外來節目的比例占總節目時間的8％快速增長到90年代末的30％。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整個東亞地區開始大幅增加來自本區域制作的影視節目，而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的節目數量則逐漸減少。

數據顯示1999年美國出口東亞的影視節目下降17個百分點，而韓國收視率排名前20位的電視節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則是百分之百。

3、傳媒區域化的文化成因

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媒體技術的發展無疑是促成傳媒區域化的客觀因素，海外市場開拓和衛星電視技術等條件都無限可能地推動著區域傳媒市場的形成；相比經濟和技術動力，文化親合性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動作用并不亞于前兩者。文化親合性——即指文化價值體系和語言體系的相似性——不僅在節目交換過程中形成了區域內觀眾對影視產品的喜好偏愛，而且也為這些產品在區域市場的消費提供了極大的潛在可能性。本文以與中國密切相關的東亞區域為例，深入探討區域傳媒市場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韓國制作的電視劇，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們》、《人魚小姐》和《加油，金順》，在中國市場得到令人矚目的高收視率回報，在觀眾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陣“韓流”。這明顯是文化親合性的推動作用。

中國觀眾在觀看韓國電視劇時很容易尋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處。韓國電視劇以反映日常生活見長，著重對家庭生活的細節描寫，這集中體現了韓國重視核心家庭尊長愛幼，子女行孝，以及強調團結和諧家庭氛圍的儒家價值觀。而這正好與中國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傳統道德和文化價值相契合，使中國觀眾產生了共鳴。

不僅如此，東亞文化的親合性除了得到觀眾的情感認同之外，也同樣得到東亞政府的鼓勵與支持，為傳媒區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傳媒區域化的東亞國家之一。除此之外，韓國、日本、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過舉辦國際電視展覽會來積極促成區域市場的繁榮。例如在2006年中國國際廣播影視博覽會上，中國生產的電視劇《越王勾踐》以高價被日本購得版權，廣博會海外成交量達100萬美元。

三、傳媒區域化的意義及問題

1、積極意義：抵制西方文化霸權

從抵制西方文化霸權的角度來分析，傳媒區域化對其成員來說有很多積極意義：

其一，通過增加區域內影視節目的流通從而減少對西方影視節目的依賴程度。通過傳媒區域化戰略，亞洲國家可以相互出售和發行自己制作的節目，依靠區域內供給來填補市場缺口，從而減少對西方影視節目的依賴性。

其二，亞洲國家通過交流區域內節目，在文化上也減少了來自西方的挑戰和沖擊，確保了當地的文化獨特性與社會穩定性。如果亞洲觀眾受西方影視節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變成西方價值體系的擁護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換或者同化，面臨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險；也會危及本國的社會穩定。因此區域內節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對本國市場帶來的沖擊，以及對傳統文化和道德觀念上的侵蝕。

2、問題：亞文化爭端

傳媒區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國長期以來所作的文化兩分法的假定，把外來文化與本民族文化的參照范圍直接縮小到“東方文化”內部，使其內部亞文化族群之間的微妙差異逐漸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國熱播的韓國歷史劇《大長今》引起的中韓兩國人民關于傳統醫學知識的爭論就體現了傳媒區域化所帶來的東亞文化之間的亞文化分歧?！洞箝L今》講述了韓國歷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醫長今的傳奇故事。片中展現出豐富的韓國宮廷醫學文化，中國觀眾從中不難解讀出古代韓國深受中國傳統醫術影響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醫所參考的書目就是東漢大醫學家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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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媒介中，電視的作用最為突出，已深深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電視成為最受村民歡迎的媒介，在調查問卷中，82.3%的村民把“看電視”當作休閑活動的首選。在我們調查和訪談的這些村民家中，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機，電視已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茶余飯后，人們會聚集在電視機前邊聊天邊看電視。通過電視，村民們知道國內外發生的大事，收看最近最火爆的電視劇和娛樂節目。而報紙這一傳統媒體則成為村民們接觸最少的媒介，只有13.4%的村民選擇報紙作為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這一方面是因為在少數民族村落購買報紙的渠道并不多；另一方面因為村民整體的受教育水平較低，閱讀報紙較為吃力。而聽廣播的村民則更少，只有5.3%的村民會收聽廣播，且大多數是老年人群體。

（二）互聯網絡、手機等新媒體在畬民特別是青少年群體中盛行

互聯網絡、手機等新興媒介在中國的發展速度十分迅速。在中國農村，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的網絡普及率越來越高。在調查的成人中，手機的擁有率為71%，網絡的擁有率為24%，雖然手機的擁有率較高，但在成人中，人們更多用手機來打電話。手機作為一種新興媒體的功能在閩東畬民中還沒有完全體現出來。用手機上網的成年人較少，占調查的總成人數的11.5%，年齡在25歲至35歲之間。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于畬族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比較落后，他們手中的手機的價格相對比較低廉，手機的功能也相對簡單。智能手機的擁有量并不多，另一方面是由于用手機上網，產生的流量還要另外計費，這就給畬民造成一定的經濟負擔。而且操作智能手機還需要一定的知識水平和技能，而畬族的成年中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操作智能手機對他們來說還具有一定的難度。這些都是手機在閩東畬村還更多是一種通訊工具的原因。調查中我們還發現一個現象，雖然智能手機、互聯網絡在畬民中的普及率還不高，但是在青少年群體中卻廣受歡迎。在我們調查的青少年中，初中生48名，高中生20名，總共68名中學生。在這些人中，擁有手機的占58%，擁有電腦的占51%，用手機上網的人占31%，73%的人上網是為了獲取信息，60%的人上網是為了娛樂需求。智能手機、互聯網絡在青少年群體中盛行一方面是因為青少年群體熱衷于追求新生事物；另一方面是因為畬村的家長重視下一代的培養，只要是孩子學習和生活的必需品都盡量滿足孩子的需求。

二、現代傳媒與閩東畬族鄉村傳統文化的變革

（一）思想價值觀念的變化

畬族自稱“山哈”，“山哈”是指山里客人的意思，這說明畬族居住的地方大都為山區。山區交通落后，信息閉塞，正因如此畬家村寨大都比較落后，包括經濟上和思想觀念方面的落后。隨著大眾傳播媒介的興起，它們成了畬族人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大眾傳媒所傳遞的信息大都包含著它所處的那個社會最先進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念。當這些思想觀念、價值觀念向落后地區傳播時，必會對這一地區產生重大的影響。幾十年以來，在大眾傳媒的影響下，閩東畬族人民的思想價值觀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次的閩東畬族媒介調查中，51%的被調查者認為，現代傳媒對畬族的“民族文化、道德觀念”產生的影響最大，52.3%的村民選擇因為“接觸媒介而改變思想價值觀念”。“尊重科學、反對愚昧”、“幫助他人、快樂自己”等當今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念，88.7%的村民表示贊同。畬民中的那種“自給自足、以農為本”的傳統的小農經濟思想觀念已經產生了巨大的轉變，取而代之的是商品觀念和致富觀念等新的價值觀念。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不僅需要現代化的經濟結構，還需要現代化的價值觀念，而在推動人們的價值觀念的轉變方面，現代傳媒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閩東畬族村民思想觀念的變化過程中，大眾傳媒所傳遞的現代化的信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媒體所提供的信息環境是一種“擬態環境”，而村民在接觸媒介時是身心放松的狀態，這時對媒介符號的解讀就會缺乏理性，而把“擬態環境”當成了真實的環境，把媒介當成了權威的意識形態工具，所以在他們接觸媒介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就接受了媒介的意識形態灌輸計劃，從而改變自身的價值觀念。“以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傳媒正以這樣一種非強制性的方式改變著村民尤其是年輕人的價值觀念、生存方式和人生關懷，不斷地為村落中的‘越軌’行為構建話語優勢和新的合法性。

（二）民族藝術與民族習俗的變化

千百年來，畬族人民在辛苦的生產實踐中創造了燦爛的文化藝術，畬歌、畬服、畬拳、畬族工藝美術等組成了畬族特有的文化。畬族的生產習俗、節日慶典、婚戀習俗等都組成了畬族特有的民族習俗。這些民族習俗發揮著規范社會、維護民族傳統道德的作用。然而隨著現代傳播媒介無孔不入的滲透，畬族的民間藝術和民族習俗也在逐步發生變化。在此次的閩東畬族媒介調查中，55.6%的村民認為“本民族的民間藝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而對于變化的原因，46.5%的村民認為是由于“受到大眾傳媒中現代流行藝術的影響”。以畬族民歌為例，畬族民歌產生于集體勞動的傳統的鄉土社會，在生產力比較落后的時代，唱畬歌成為山哈人民娛樂休閑活動的重要方式。而如今，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會唱畬歌的畬民已經是少之又少了。在筆者與村民的交流中得知，很多村民認為“畬歌太難聽，太難學了”。村里大多數人都要忙于生計，也沒有太多時間來學習畬歌。所以，在一個村子里會唱畬歌的人數很少，且大都以年紀較大者為主。各種媒體，如廣播、電視、電腦、手機等隨處可見的流行音樂，已深深影響了畬族的年輕一代。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對于本民族歌而言知之甚少，可是對于流行音樂則是信手拈來，邊干活邊哼著流行音樂的情況隨處可見。采訪中年輕人認為“流行音樂好聽、時尚，容易唱”，而且獲取這些音樂的渠道也很多，“想唱什么歌，只要在手機中下載，即可搞定。”在現代傳媒的影響之下，傳統的民族習俗也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75.4%的民眾認為“節日習俗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變化的主要體現是“節日習俗的程序簡化了、內容減少了、時間短了、內涵發生了變化”。79.6%的民眾認為“婚戀習俗發生了較多的變化”，主要體現是“婚戀自由”，“內婚制被打破，畬漢通婚更加頻繁”，“畬族傳統的婚嫁禮儀形式逐漸簡化”。

（三）民族服飾與民族語言的變遷

服飾，是一個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象征符號。傳統的民族服裝、傳統民族服飾是區分漢族與少數民族外觀上的標志。畬族的服裝也頗具特色，沈作乾在其調查中這樣描述“：男子布衣短揭……色尚藍……婦女的衣服多系青色也有少數用藍色的。”可見，畬族在服飾上以黑、藍為主調，顯得凝重深沉、莊嚴樸實。畬族服飾特色主要體現在婦女裝扮上，被稱為“鳳凰裝”。然而，隨著社會發展與民族進步，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飾也在逐漸發生變化，甚至消失不見。如今，除了在隆重的節日和慶典，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已很少能夠看到畬民們穿著本民族的服裝。在被調查的畬民中，有52%的村民認為受到大眾傳媒中流行服飾文化的影響，本民族的服飾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從筆者走訪的畬族村莊來看，除了一些年紀較長者平時會穿畬族服裝外，年輕一代大多不愿穿著本民族服飾，認為民族服飾“不流行”、“不方便穿著”。很多年輕人會模仿電視里人物的打扮，一身時尚的行頭，絲毫不亞于城市里年輕人的裝扮。與傳統的民族服裝逐漸消失相對應的是民族語言也面臨著消失的危機。語言是區分“我族”與“他族”的文化特質之一。畬語是畬族特有的語言，是畬族母語逐漸融入了新居地的漢語方言而形成的。隨著現代傳媒的滲透、外出打工和求學人數的增多，畬語的消失就更加自然。在此次被調查的畬民中，在畬族人口分布相對集中的閩東，使用畬語的人數約為29%，71%的被調查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漢語。這反映了在畬族人口分布相對集中的閩東，畬語的使用情況不容樂觀。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外出打工、外出求學、畬漢通婚等原因之外，現代傳媒的影響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由于畬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所以就沒有專門用畬語寫作的報紙。就電視頻道來看沒有專門用畬語的頻道，畬族人民只能收看用普通話的電視節目。畬族人民使用的手機上的文字也都是漢字?？梢哉f，閩東畬族每日接收到大量的信息都是用漢字或普通話傳遞的。再加上外出打工、求學等因素的影響，畬民們棄畬語而用漢語的情況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現代傳媒對閩東畬族鄉村傳統文化的重建

現代傳媒所傳遞的信息都是當今社會最新的變動情況，包含著當代社會最新的物質成果、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在現代傳媒的包圍下，處于弱勢地位的少數民族文化，不斷地受到現代文化的沖擊和侵蝕，少數民族文化發展面臨一定的危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少數民族文化土崩瓦解。“我們現在生活在現代社會制度擴張的‘后傳統社會’中，傳統和現代將同時存在于這個社會，而現代性在消解傳統的同時又在不斷重構傳統”?，F代性在沖擊傳統的同時也為傳統的保留提供了一定的機遇。傳統民族文化在遭遇現代傳媒帶來沖擊的同時，也迎來了發展的新的空間、新的機遇。在調查中筆者發現，閩東畬族的傳統文化正依托現代傳媒獲得發展和延續。

（一）畬族歌舞的發展

畬族人民能歌善舞，畬族歌舞曾是畬族人民重要的休閑娛樂方式。以交友、祭祀、節慶等為內容的畬族歌舞在大眾傳媒發達之前，它的流行范圍只是在畬族內部，知曉它的人群也大都是畬族群眾。如今，通過現代媒體的傳播，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畬族歌舞的繁榮。成立于1988年的寧德市畬族歌舞團是專業的文藝表演團體。寧德市畬族歌舞團成立之后，參加了各種市、省乃至全國的各種賽事，并獲得眾多獎項，大大提高了畬族歌舞的知名度。同時，寧德市畬族歌舞團還創辦了自己的網站，在這個網站上，有畬族歌舞團演出的照片和視頻。而在由政府或個人創辦的有關閩東畬族的網站上也有眾多的關于畬族歌舞的文字介紹、圖片、視頻?，F代的傳播技術為傳統的少數民族鄉土文化提供了新的傳播和繼承形式。通過報紙、電視、互聯網絡等媒體圖文并茂的信息傳播，越來越多的人了解畬族歌舞、了解閩東畬族文化?，F代傳媒使閩東畬族歌舞由面對面的人際傳播轉變為受眾面廣大的大眾傳播，擴大了文化的傳播范圍。

（二）民俗節日的復興

閩東畬家具有豐富的節日文化傳統，如會親節、牛歇節、祭祖節、烏飯節等。傳統的民俗節日，具有絢麗的文化特色。通過現代傳媒的傳播，畬族的節俗文化傳播范圍更加廣泛，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大大促進了閩東畬族旅游業的發展。例如，從2012年開始的“三月三”畬族文化節以其獨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吸引了海內外眾多嘉賓游客到此參與。在“三月三”畬族文化節上還有畬族歌舞、畬族歷史、畬族小吃、畬族銀器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多個項目的展示，可以說是熱鬧非凡。每次盛大的節日活動都伴隨著大量的媒介報道，寧德當地的報紙、電視、網絡媒體都對此做大量的報道。而這些報道內容又會被外地的媒體轉載，進一步擴大它的傳播范圍。通過現代傳媒的報道，提高了閩東畬族傳統民俗節日的名氣和擴大了它的影響力，增加了人們對閩東畬族文化的了解。

（三）民間工藝繁榮

閩東畬族民間工藝不僅豐富，而且歷史悠久。畬族刺繡、編織、剪紙、銀飾等都是具有畬族特色的民間傳統工藝。畬族民間工藝美術源于畬族人民的物質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具有自作、自用、自娛的性質。通過民間工藝可以很好地了解閩東畬族的社會發展歷史和傳統文化。而在文化被機械化復制的現代社會必然對傳統的民間工藝造成巨大的沖擊。傳統在遭遇現代性沖擊的同時也迎來了發展的機遇。伴隨著現代傳媒的發達和少數民族旅游的開展，閩東畬族的民間工藝正迎來新的繁榮時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畬族的銀器制作，2011年，福安畬族銀器制作工藝的代表——“珍華堂”，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2014年，福安“珍華堂”商標被國家工商總局認定為中國馳名商標，是寧德市首個畬族文化產業的馳名商標。畬族服飾、刺繡、編織、銀飾等民間工藝品成為游客爭相購買的工藝品，成為閩東畬族的標志性物品?，F代傳媒的宣傳報道，加強了外界對閩東畬族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促進了當地民族旅游業的發展。民間工藝借助這一契機，也獲得了較大程度的發展。

篇（7）

1.新媒體及傳統文化發展現狀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新媒體越來越多的被更多的人認識與接收，新媒體藝術借助當代科技的最新成果，以新的視覺經驗、新的溝通形態與互動方式擴展了人類的審美體驗，改變著藝術作品形式。傳統媒介在新媒體的沖擊下，也開始借新媒體的發展，走上互相融合的道路。

在“新媒體時代”的背景下，大量的作品涌現出來，這些作品為現代藝術增添了新的內容，擴展了更為廣闊的創作空間。但是，傳統文化作品很大一部分仍局限在傳統藝術表現形式上，如口傳故事、自制年畫等。以數字媒體為基礎的“新媒時代”，構成了當今媒體藝術的新亮點。動畫、電影、微信、游戲……不知由于新媒體成了各類信息匯聚的海洋，這些信息不僅包括各種新聞資訊，還包括各種社會思潮的激情碰撞，和不同階層群體各類訴求的自由表達等。與此同時，人們只需擁有一個終端平臺并掌握一定的操作技術，便可輕易實現對這些海量信息的共享。如何將新媒體藝術本身所具有的交互性、網絡性、非線性、虛擬性等藝術特征，在傳統文化作品中呈現出來，從而帶動這些新的藝術形式發展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隨著網絡通訊技術的發展，媒體的傳播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如流行的微新、SNS 等社交網絡中的不斷分享與轉發的功能實現作品的快速傳播，這種互動體驗性是新媒體的重要一點?，F在隨著3G 手機越來越多的出現，出現了用手機拍攝的作品。

新媒體藝術在改革開放后迅速發展，中國新媒體藝術不同于西方是在純科技背景下產生的，而是一開始就跟這些藝術家的生活方式有著直接的關系，他們用最直接的觀察方式來關注他們周圍的普通人，用新媒體作品記錄著中國社會的變遷給這些普通人帶來的變化。而中國新媒體藝術一路走來，有一個明顯的弊端，就是理論家、藝術家和不同門類的藝術學科相互不聯系，沒有形成多學科、復合型的研究。

2.國內外研究分析

在美國，新媒體課被作為培養公民的重要手段而引入教學。美國教育社會心理學家馬克?托克利說：“電影可以培養孩子的全球意識?！痹谌毡?，上世紀末在政府的鼓勵和引導下，興起了利用電影進行教育的新方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法國、加拿大、瑞典、奧地利等國家的學校，都有計劃有組織地安排學生欣賞科教片和動畫片。

與國外相比，我國還存在一定的差距，較少把新媒體作品作為重要載體服務于傳統文化普及，同時較少與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提高全民素質進行有機結合。

中國的新媒體藝術作品更多的是對社會和文化現象的解讀和思考。從新媒體研究的方向上看，主要有從藝術的數字化角度和數字技術的運用兩方面進行研究，如：陳念群的《新媒體創意藝術》、陳小清的《媒體藝術與設計》、汪代明的《新媒體與藝術發展》等。對于新媒體藝術特征的研究，如鄭剛的《數字媒體藝術的審美特征》、邱曉巖的《數字媒體藝術的新美學特征》等。

西方的新媒體藝術興起較中國早了半個世紀之多。上世紀70 年代，西方許多電視臺開始嘗試接納具有實驗性的錄像藝術作品，探索新媒體藝術作品呈現。如：錄像藝術家彼得? 坎波斯在1973 年創作的《三個轉變》中運用分色影像合成等手法創造出不可思議的復合效果，如用手把五官抹去、穿透身體的手。

國外關于新媒體藝術的研究，對于新媒體藝術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德）格勞（Grau0.）著，陳玲譯的《虛擬藝術》；（美）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們幾乎可以說是當代新媒體藝術研究中最重要的教科書，成了當代藝術理論研究者公認的經典之作。

從現有的資料看，學術界涉及新媒體藝術的專著和論文，新媒體、傳統文化是分開來進行研究的。新媒體藝術對傳統文化的呈現方式、創作方法等重要問題的研究較少，需要進一步做詳細的分析研究；新媒體與傳統文化結合的藝術作品的創作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索。

3.應用新媒體對傳統文化傳播

中國長期把媒體作品創作當成特殊的精神產品，不少作品的內容也往往是簡單地去表現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愛國主義精神。造成了教育代替了娛樂、刻板代替了幻想。這是國產藝術作品得不到觀眾青睞的主要原因。

而外國的藝術作品往往不去刻意強調意識形態，而是將有關民族、國家、時代、社會等意識形態的主題內容，盡可能地柔和在作品中。而作品所表現的是全球觀眾均可接受的摯愛真情倫理美德，也就是說，拆除了東西文化的隔閡，溝通了全人類的情感。

現有的新媒體研究大部分是從傳播學、敘事學、文化學的角度去考察新媒體的藝術特征、表現形式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較少將傳統文化放在“新媒體時代”下進行研究。把傳統民俗文化放置在“新媒體時代”的語境中，區別了以往的研究角度。而且是從“新媒體時代”的角度下去探討傳統文化藝術特征和呈現形式。可以結合傳統文化，與數字媒體工作室、動漫公司聯合探索性創作具有新媒體作品，傳統民俗文化不單純的是說教，可以是動畫，可以是電影，甚是可以是人們可以參與其中的游戲。

1）充分利用新媒體自身優勢從計算機應用、網絡媒體、移動通信、虛擬現實4方面，將傳統文化呈現出來。

2）探索建立新媒體環境下的傳統文化表現體系

新媒體應用只是傳播的載體，而不是目標。通過實地采風獲得直接信息，搜集相關文獻資料，對民俗文化特征進行歸納；其次通過對民俗文化作品進行分析、研究，概括其應用實質。建立起一個現代新媒體藝術特有的美學體系，引導和規正大眾的審美品味，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

4.應用價值

伴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媒體藝術呈現出新的特征，我們需要理論指導和實踐實驗。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傳統文化藝術研究應該把視角放到“新媒體”領域中去，而不僅僅局限于傳播和技術藝術的范圍內。新媒體是與新的傳播時代相對應產生新觀念、新范疇以及新的藝術表現特征。通過本課題的研究，總結“新媒體”特征下的傳統民俗文化呈現特征，為有效的創作“新媒體時代”藝術作品提供幫助。

現在有不少地方民俗文化后繼乏人，急需培養傳人。對民俗文化的廣泛普及，就能培養某些孩子對某些民俗事項的興趣和特長，從而為培養地方民俗文化的傳人，培養地方民俗文化活動的關注者、參與者，奠定較為廣闊的人才基礎。這正是提升地方民俗文化的創新力所不可或缺的。

任何人都不同程度地浸潤于傳統文化之中。傳統文化無時不在對現代人發揮著作用，傳統文化不能回避也不應回避。因此，我們積極倡導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更有助于推進社會的協調發展，從而實現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通過對新媒體作品呈現通道的研究，找到行之有效的新媒體藝術作品創作方法，形成較為完善的創作思路，真正為傳統民俗文化發展注入持久的文化推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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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有制度的穩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

2.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傳統，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匾囊彩悄巖猿降摹?BR>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發掘“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湯姆遜（E.P.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疲‵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腿妨⒘似淅礪酆頭椒ㄗ試瓷霞蟪傻腦頜摺?BR>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別。傳統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磺芯鎂齠郟?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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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續）

注釋：

①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研究結果由H.J.Forman論編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學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

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編輯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篇（9）

2.踐行傳統文化，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民族傳統文化中，書法、中國畫、中國結和陶瓷藝術是最有代表性的傳統文化，培養學生的動手和制作能力非常重要，他們可以非常直觀的融入其中，感受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就拿中國畫來講，首先要懂得欣賞中國畫。在教學中，利用作品的創作背景、反映的內容來教育學生，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如：徐悲鴻1937年創作的《風雨雞鳴圖》，畫面表現了一只站在巖石上的雄雞，激昂地高聲鳴叫，畫家喻意喚起人民趕快覺醒，加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表達了畫家對祖國的深情、對正義的伸張、對光明的向往。其次，要有條理地進行筆墨練習。中國畫墨色的干、濕、濃、淡構成水墨淋漓的情趣世界，使學生在這種變化中得到無窮的樂趣，這對學生是一種美的啟迪、情操的陶冶。學生開始練習時，用毛筆沾水、沾墨、沾色，使水、墨、色在宣紙上自然交融，再用長短粗細不同的筆觸，產生奇特的韻味，使學生在無意之中學到中國畫的筆墨技法。踐行傳統文化，還要潛移默化去引導學生。如：假期組織學生去游覽遍布中華大地的人文古跡；去陶瓷之都體驗陶瓷制作的神奇和各式藝術品的精妙等。

3.尋找生活中民族傳統文化的元素，樹立堅定的民族審美信心

隨著偉大祖國日益強盛，我們以更包容的姿態去容納各國的文化，以更大的胸懷去迎接世界賓客的到來，而中國的形象和中國的元素更是現在人們所喜聞樂見的。中國傳統文化之美體現在諸多方面，如：長城、故宮、唐裝等。如何讓我們的民族傳統文化得以傳承發揚，傳播世界，這是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義不容辭的責任。作為美術教育工作者，走在教育第一線更是責無旁貸。我們要在生活中尋找民族傳統文化元素，將其融入教材，拉進課堂，通過生動立體的教學形式，讓每一個學生樹立堅定的民族審美信心。如在《民族風服裝設計》的教學中，如何將中國元素巧妙運用到服裝設計上，如面料選取絲綢、錦緞、麻、藍印花棉布等；款式選取中山裝、旗袍、立領、斜襟、對襟等；圖案選取牡丹花、團花、纏枝花、龍鳳和漢字等裝飾紋樣；顏色選取大紅、大綠、明黃、藍等色彩艷麗的民族色彩；工藝選取鑲、嵌、滾、盤、繡等中式工藝。將這些中國元素，哪怕一點點元素巧妙地結合在現代的服飾中，形成最炫民族風。

篇（10）

新媒體時代，信息傳播的渠道日漸多元化，微博、微信等社會化媒體的盛行和移動客戶端的開發普及，豐富了人們獲取各類新鮮資訊的便捷渠道。但現今內蒙古的民族文化傳播仍然主要依靠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而相關的網站、微博、微信賬號數量稀少。僅有的幾個新媒體傳播平臺也普遍缺乏影響力，信息更新頻率低，互動性差，內容缺乏原創性。新媒體利用水平的低下造成了一種結果——在受眾所掌握的最便捷的信息傳播渠道里卻難以找尋到有關內蒙古民族文化的傳播內容。傳播渠道的狹窄嚴重制約了內蒙古民族文化對外傳播的效率，更難以實現預期的傳播效果。

2．報道議程單一

內蒙古地區主流媒體有關內蒙古民族文化的新聞議程大多是對于民俗風情、節日慶典或會展項目的報道，雖然有些諸如草原文化節、昭君文化節已經納入了固定的傳播議程，但是報道的視角也多以展現內蒙古地區的民族團結、生活安定和文化繁榮為主。而年復一年報道內容上的重復暴露出媒體對于內蒙古民族文化對外傳播議程設置能力不足，宣傳性框架成為報道主流，缺乏對于民族文化和民族地區社會發展之間內在關系的深層觀照。

3.傳播人才缺

失高素質的文化傳播人才是民族文化傳播過程的關鍵因素。就目前來看，無論是在文化資源的開發上，還是在傳播渠道的拓展上，都顯現出內蒙古民族文化傳播尚欠缺優秀的人才資源。造成人才匱乏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內蒙古地區經濟落后的狀況影響到人才的培育，特別是文化傳播人才、文化產業人才和新媒體技術人才較為欠缺，而較低的工資福利待遇和嚴格的人員編制管理又影響到外界人才的引進；二是區內負責文化傳播的單位以往不夠重視對在崗人員的專業技術培訓，其結果是傳播觀念的落后和傳播技術老化。

4.文化傳播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脫節

近幾年，內蒙古的經濟發展進入快速增長期。2013年全區實現生產總值16832.38億元，較前一年增長9%，人均GDP進入全國前五位。經濟水平的提高也帶動了地區社會的發展，2013年內蒙古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497元，比上年增長10.1%，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得到提高和完善。①然而，與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不相協調的是，內蒙古地區的文化發展和文化傳播相對落后，區域文化影響力遠沒有區域經濟影響力巨大。雖然具有豐富而獨特的民族文化資源，但開發觀念的落后和對外傳播效力的低下，使其尚未能成為代表自治區形象的“名片”，更談不上文化品牌效應的發揮，內蒙古的民族文化傳播存在著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嚴重脫節的狀況。

路徑與策略

1.更新文化傳播的投資模式

目前，內蒙古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主要是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和開發模式，這種模式可以保證文化宣傳任務的有效實施，但是卻因很少顧及傳播對象的需求和喜好而無法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與此同時，這種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模式可以帶動的社會整體資源較少，難以實現內蒙古民族文化對外傳播的多方面協同效果。而傳播觀念和傳播技術的不斷更新也給政府的民族文化傳播帶來了巨大的成本壓力。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力的不斷釋放和文化產業的日漸勃興，未來內蒙古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可以考慮吸納更多的社會資金的融入，將更多的民族文化資源開放給更熟悉市場規則和更了解受眾需求的民間社會資本，借助于后者所特有的靈活性和多元性形成立體交叉的民族文化傳播格局。

2.延伸文化資源的價值鏈

以往內蒙古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更多依賴的是新聞媒體的宣傳報道、文物古跡的實體展示和節日慶典的文藝表演，這些傳統的方式更多致力于對民族文化資源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挖掘。近年來，隨著國內旅游市場的火爆和文化產業的勃興，以商業運載文化資源實現文化、社會和經濟價值的“三贏”開始成為區域文化對外傳播新的目標和任務。未來，可以考慮結合新媒體時代的傳播特點，不斷延伸內蒙古民族文化資源的經濟價值鏈，比如，借助于視聽媒介技術的進步，實現民族文化資源的視聽化轉換；結合動漫和網游產業的發達，設計開發民族文化題材的動漫和游戲；利用3D等多維數字技術的應用，打造民族文化的體驗式傳播。而數據庫技術的普及和數據化應用理念的深化對于延伸內蒙古民族文化資源的價值鏈也提供了新的啟示和思路。

3.提高文化資源的傳播效率

借助新媒體的傳播渠道和技術不斷提高內蒙古民族文化資源的傳播效率。首先，新媒體的傳播突破了時空界限，讓內蒙古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覆蓋更廣闊的范圍，這是其文化影響力產生的基礎；其次，借助于社交網絡平臺（QQ、微博、微信等），可以創建專業的內蒙古民族文化傳播賬號，通過與受眾進行有效的互動交流來了解受眾的個性化需求，增強信息傳播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同時，還可以在社交媒體上建立民族文化交流、討論的圈群，開拓多元的民族文化話題，增進公眾對于內蒙古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認知，擴大民族文化的影響力。當然，內蒙古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還需注意加強新媒體與傳統媒體之間的互動合作，建立起多元立體的民族文化傳播格局。

4.實施文化傳播的品牌策略

內蒙古的民族文化對外傳播應以突出民族特色為本位，瞄準草原文化、“三少”民族文化等幾大方向，塑造品牌優勢，這意味著以策劃和質量致勝的精品文化項目及以傳播和認知為重的品牌化營銷。精品文化項目要求對于內蒙古的民族文化資源要以保護性開發為核心，重點著力于對特色民族文化資源內涵和精髓的深入發掘，對于文化產業鏈的長遠合理規劃，對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的綜合考量。品牌化營銷建立在每一個可能與受眾溝通的環節之上，既可以是展會上的品牌推介，也可以是社交媒體上的熱點話題，還可以是活動現場的親身體驗?？傊?，其重點在于品牌符號的傳播和認知，在于利用品牌符號把文化輸送到國外受眾心里的過程。品牌化策略是增強內蒙古民族文化對外傳播力和影響力的關鍵。

篇（11）

凸顯傳媒專業特色

思維敏捷、活躍是新聞傳媒專業學生不同于其他專業學生的一個特點，然而普通話作為實踐比例較大的課程并不利于新聞傳媒專業學生去發散思維，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發掘出符合該專業學生特點的教學方式，幫助他們提高普通話水平。1、增加課前說新聞實踐環節開展課前說新聞的實踐環節是培養學生普通話表達能力的重要一步，每堂課開始之前請五六個學生上講臺上播報一條新聞，教師針對學生的語音、語氣、語法進行評價和打分，這可以作為期末總成績的一部分，充分調動起學生學習普通話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個過程中會不斷加深學生的新聞敏感度，在教師的點評下明白自身普通話的不足之處，極大的提升了口語表達水平。2、充分利用廣播、影視資料的相關素材多媒體教學可以為學生提供有聲有色的學習資料，幫助學生學習普通話各方面的規范，相聲表演藝術家侯寶林的代表作《普通話與方言》就是很好的素材，幫助學生理解普通話和方言之間的區別；《新聞聯播》作為我國影響力最大的電視新聞欄目，其對普通話的要求是極高的，給學生分析主持人的語氣和語態，為其提供極佳的例證。CCTV每年的新年新詩會也可以作為教學素材播放給學生，為學生講解朗讀的技巧。3、邀請傳媒從業人員為學生進行普通話實踐教學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邀請有實踐經驗的主持人、播音員等傳媒從業人員為學生進行講解，讓學生了解普通話的重要性和實踐功能，同時看到傳媒從業人員極高的普通話表達水平，在這個交流溝通的過程中明白自身的不足，增加學習普通話的積極性，這是針對新聞傳媒專業學生的有效舉措之一。

理論教學緊貼普通話測試，強化說話訓練

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曾經說過：“語言不需要以十分飄渺的形式存在，它作為人們日常交流溝通所用的形式出現。”普通話教學對于高校新聞傳媒專業學生來說不是一門單純的課程，更應該在理論指導的基礎上強化說話訓練，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語氣、語態等方面的培養。廣播電視編導等新聞傳媒專業都要求學生在報考大學前進行普通話考試，新聞傳媒專業學生相對于其他專業學生的普通話水平處于中上層，流暢朗讀對于他們來說并不是大問題，但是口語表達能力還遠遠不夠，這和缺乏一定量的說話訓練有著密切的關系?？偨Y學生口語表達能力差的原因，首先是缺乏思路，無話可說，再次是說話形式在但是感情缺乏。說話難關必須采取相應的措施來克服，幫助學生提高語言表達和思維能力，教師應該加強實踐教學的比例。學生在說話過程中思維和情感都會引起一定的活躍度，這種活躍度要保持高昂的話就必須充分把握住技巧，起到相輔相成的效果，這和學生的事物認知能力有著密切的關系，就是指在實際交流過程中的語言表達能力。通常情況下，給說話者一些詞語或關鍵字就能激發其語言表達的思路。一般人們喜歡討論購物和消費的話題，但是毫無目的的談論只會讓整個對話繁瑣，有些時候還會無話可說。但是一旦將話題分類清楚，談論話題就顯得清晰多了，將消費分為網上購物、商店購物、電視購物等形式，幫助學生培養流暢的口語表達能力，這對于發散性思維的培養也顯得至關重要。教師可以給學生指定一個話題或新聞熱點，讓其用正確的語態來發表對這個話題的看法，讓普通話水平在日常表達中提高。教師在新聞傳媒教學中要緊貼普通話教學的標準，通過多方面的訓練來培養學生的普通話表達能力，學生在日常交流溝通中要注意說話方式和語氣，不斷擴展自身口語表達的思路，這對于一個新聞傳媒專業的學生來說是必須具備的。教師作為教學過程中的主導者更需要根據學生的特點調整普通話教學方式，為社會輸送高素質、高水平的傳媒人才。

本文作者：張魯萍工作單位：新余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