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近年來，我國地域文學史的編撰越來越完備和細致。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絕大多數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學史的編撰工作。據不完全統計：1986年出版了韓明安編著的《黑龍江古代文學》（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出版了學叢書編委會主編的《文學史》（臺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龍華編著的《湖南戲曲史稿》（湖南大學出版社），藍華增著《云南詩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蘭著《臺灣詩史》（臺北：武陵出版社），古繼堂著《臺灣小說發展史》（遼寧教育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劉登翰主編的《臺灣文學史（上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馬清福著《東北文學史》（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陳伯海、袁進主編：《上海近代文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勛主編的《山西文學史》（北岳文藝出版社），陳永正主編的《嶺南文學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齊洲等編著的《湖北文學史》（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王劍叢著《香港文學史》（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學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陳慶元著《福建文學發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鐘賢培主編的《廣東近代文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張福三主編的《云南地方文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亞暾、汪義生著《香港文學史》（鷺江出版社），劉登翰著《香港文學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陳書良主編的《湖南文學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劉登翰主編的《澳門文學概觀》（鷺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編撰的《澳門戲劇史稿》（江蘇教育出版社），廖雪蘭著《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駿著《香港小說史》（海天出版社），黃萬機著《貴州漢文學發展史》（貴州人民出版社），陳明臺著《臺中市文學史初編》（臺中縣：臺中市里文化中心），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羅可群著《廣東客家文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譚興國著《巴蜀文學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編的《巴蜀散文史稿》（重慶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寬、白本松主編的《河南文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編的《黑龍江文學通史》（北方文藝出版社），馬寬厚著《陜西文學史稿》（中國文學出版社），古繼堂主編的《簡明臺灣文學史》（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楊世明著《巴蜀文學史》（巴蜀書社），葉春生著《嶺南俗文學簡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長青主編的《遼寧文學史》（遼海出版社），喬力、李少群主編的《山東文學通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學院編的《圖說河南文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吳海、曾子魯主編的《江西文學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編的《上海文學通史》（復旦大學出版社），孫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學》（東方出版社）；2005年齊魯書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東分體文學史（小說卷）》，許金榜著《山東分體文學史（戲曲卷）》，王琳著《山東分體文學史（散文卷）》，李伯齊、許金榜著《山東分體文學史（詩歌卷）》；2006年出版了馮著《陜西地域文學論稿》（陜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編的《中國臺灣文學史》（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學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編的《中國香港文學史》（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學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劉登翰主編的《臺灣文學史》（北京：現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編的《浙江文學史》（杭州出版社），韓洪舉著《浙江古代小說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詩歌史》（杭州出版社），聶付生著《浙江戲劇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劉登翰、莊明萱主編的《臺灣文學史》（現代教育出版社），陳書良主編的《湖南文學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長華主編的《河北文學通史》（科學出版社），傅秋爽主編的《北京文學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圖著《浙江戲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

從地域來看，多數省份和直轄市有自己的文學史，目前仍然沒有完整文學史的省份和直轄市主要是江蘇、安徽、廣西、陜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2011年6月18日，江蘇省地域文化研究會在南京師范大學正式成立，這也意味著《江蘇文學史》的編撰將提上議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陜西省出版總社聯合陜西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頂級力量啟動“陜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陜西文學史”選題，這不但會為宣揚陜西文化作出貢獻，而且將滿足陜西省內高等教育改革與公共選修課教學的需求，成為特色鮮明、目標明確的地方文化通識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學生的人文素養。安徽省地域文學研究雖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顯然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邊，《安徽地域文學史》的編撰需要加快步伐。

另外，各省內的地市轄區乃至縣級文學史的編撰也取得了很大進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陽文學史》（香港：天馬出版社，1993年），李近義編著《澤州戲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編《臨川文學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藝術研究所編《太原戲劇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學智主編《插圖本蘇州文學通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劉同般著《商丘文學通史》（中原農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勝著《河洛古代文學概覽》（河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聶大受等著《隴右文學概論》（蘭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張靜文著《幽燕文學藝術嬗變緯略》（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編《常熟文學史》（廣陵書社，2010年）則被稱為全國第一部縣級市文學史。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學史的研究方面還存在很大的開拓空間，如繼《蘇州文學史》之后，《長安文學史》、《洛陽文學史》、《開封文學史》、《揚州文學史》、《杭州文學史》、《徽州文學史》等，這些都可以作為研究課題。

從地域文學史的編撰現狀來看，最為細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體文學史和山東分體文學史，而江蘇、安徽、廣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學史仍然沒有編撰完成，還有一些文化傳統濃厚的城市文學史也有待人們開掘。在地域文學史的編撰體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異，有些以作家作品為線索，有些以文體為綱領，可以說各有所長。在了解了我國地域文學史編寫現狀的基礎上，我們就來探討它與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教學的關系。

地域文學史的編撰完成對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學教學具有積極影響。地域文學史的編纂不但可以彰顯我國各地文化傳統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體現各地文學風格的特色和差異，對大文學史很難兼顧的課題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這種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煉可以為當地的經濟文化建設服務，也是我國傳統文學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對我國大文學史研究形成補充。陳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充實地域文學內容，不僅可以開闊學生視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學內容，有助于完善課程教學目標，有助于培養學生的鄉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鄉土歷史文化的優良傳統。”［1］從教學的層面來看，一部完備客觀的地域文學史可以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課程的特色化教學提供指導大綱，為學生的課程學習和研究調查實踐提供線索和對象；可以有效彌補各地高校在綜合文獻資源和數據庫資源方面的不足，為地方高校漢語言專業的特色教學創造條件。在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教學中補充地域文學和地域文獻內容可以讓整個課程更加微觀而細致，同時也有助于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使學生對于地域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務社會扎根基層和地方的自覺性，進而為地方文化建設和研究培養一批后備人才。在實踐教學上，地域文學史所涉及的內容均是地域文學研究中比較突出的課題，這些課題可以成為實踐教學的內容，可以組織學生以地域文學課題為對象開展實踐訓練，比如開展提高查閱文獻能力、文獻閱讀能力、學術論文寫作能力、社會調查能力等方面的訓練，加強對學生科研課題的選題和研究能力的培養等。總之，利用地域文學史所提供的線索，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任課老師可以組織學生開展以地域文學文獻和地域文化遺存為依托的實踐訓練，從而有效提高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條件開展學習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的教學特色。

通過以上對我國地域文學史編寫現狀的概括，以及其與地方高校古代文學教學關系的探討，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地域文學史的編寫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對于地方高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和研究都是一個機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資源，各地高校特別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專業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走出一條特色化教學和發展之路。

篇（2）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4-0251-02

隨著中國社會和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我國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設置體系和教學范式，在根本路徑上仍舊停留在改革開放之初的思路上，雖然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斷改進，但與社會文化發展水平相比，仍顯得日益滯后和不適應。尤其是諸如馬列文論等課程，不少高校的教學仍延續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教學內容與方式。而自然科學、信息科學等非傳統文科學科門類，仍未真正受到重視，在高校中文專業課程體系中處于非常邊緣的位置。與內容上的滯后相比，教學手段雖略顯進步，但從根本上說并未改變灌輸式、講義式的教學模式。高校中文專業教學中的這些弊病，已經嚴重影響了學生培養的整體質量，與社會對人才需求的時代性相背離，給學生畢業后順利進入社會實踐帶來諸多難題。改變這些落后教學模式的基本導向即是按照新時期社會對人才的需求訂制中文專業本科生的培養方案。在制定新培養方案的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根據社會人才市場的現實需求，對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專業課程進行徹底改革，重新構建適應社會人才市場需求的培養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個重構的過程中，一個不能忽略的方面是某些理論性較強的學科，并無太多直接的市場需求，但這些學科或是實踐發展的重要指導，或涉及民族精神、國學傳統的發揚光大，同樣需要得到發展，也須得到足夠的重視。

從以上兩個方面出發，新時期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設置體系的總體構想與目標即傳統國學與現代精神相結合，大眾與小眾并重，使之能系統傳授給學生包括東西方哲學、文學、藝術、社會學，以及部分必要的自然科學知識。從而建立促進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備科學精神與民主意識，能夠適應多種需求，具有一定創新意識的復合型人才。

目前，各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體系主要包括文學、語言學、文藝學三個方面。而在這三個方面中，包括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在內的文學類課程又長期占據高校中文專業課程體系中最核心的部分。而語言學、文藝學以及古典文獻學、文章學等學科，在本科教學中長期得不到重視。從本科畢業生的畢業論文選題來看，選擇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作為學士論文選題的學生比例往往能夠達到全部應屆畢業生的80%，甚至90%以上，而以文藝學、語言學為選題的學生數量則少得多。而歷年來以古典文獻學為選題的學生數量極少。河南大學文學院從2005年以來，僅有兩人選擇這一方向作為選題。出現這種問題的原因，顯然與培養單位在本科教學過程中對不同課程的重視程度有差異存在緊密聯系。這也反映出我們的學生在知識結構上存在缺陷，為此，我們必須對中文專業的專業課程體系進行徹底的改革。

第一，真正做到打通文史哲，把傳統國學的精髓更為系統、全面地教授給學生。在高校教學中，文史哲三個專業通常分屬文學院、哲學系、歷史系三個不同的院系，在教學上也是各司其職，三個專業所學各有側重，并無深入到聯系。中國語言文學專業課程設置過于狹窄，一直集中在現代漢語、古代漢語、文學概論、寫作、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這樣幾門課程上。選修課則集中表現為對專業課的延伸和深化，如《紅樓夢》研究、莊子研究、《史記》研究、李白研究、杜甫研究、魯迅研究等等。但國學不等同于文學，不等于中國歷史，也不等于傳統哲學，國學至少是三者的融合。因此，中文專業要傳授好國學，必須賦予中國古代哲學與中國古代歷史在中文專業課程體系中的合理地位。而在今天的課程體系中，并沒有系統學習這兩個重要學科的結構模塊。即便有先秦諸子著作這樣的哲學選文，《史記》這樣的經典史學著作，但中文專業所講授的內容更側重于其文學成就，其中簡單地敘述一些與之有緊密關系的歷史與哲學片段。學生無法形成系統、完整的哲學與歷史認知體系，在這種情況下對文學作品內容的理解當然也會出現偏離。而學生的素質僅僅停留在對文學現象的了解、對文學家的認識、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上，遠遠沒有把這些文學現象同傳統學術結合起來，在這種模式下培養出來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往往缺乏歷史文化感，缺乏學術精神。而所謂的文史哲兼通，國學精神的傳承在這種課程模式下根本無法實現。

篇（3）

近年來，我國地域文學史的編撰越來越完備和細致。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絕大多數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學史的編撰工作。據不完全統計：1986年出版了韓明安編著的《黑龍江古代文學》（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出版了學叢書編委會主編的《文學史》（臺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龍華編著的《湖南戲曲史稿》（湖南大學出版社），藍華增著《云南詩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蘭著《臺灣詩史》（臺北：武陵出版社），古繼堂著《臺灣小說發展史》（遼寧教育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劉登翰主編的《臺灣文學史（上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馬清福著《東北文學史》（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陳伯海、袁進主編：《上海近代文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勛主編的《山西文學史》（北岳文藝出版社），陳永正主編的《嶺南文學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齊洲等編著的《湖北文學史》（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王劍叢著《香港文學史》（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學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陳慶元著《福建文學發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鐘賢培主編的《廣東近代文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張福三主編的《云南地方文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亞暾、汪義生著《香港文學史》（鷺江出版社），劉登翰著《香港文學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陳書良主編的《湖南文學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劉登翰主編的《澳門文學概觀》（鷺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編撰的《澳門戲劇史稿》（江蘇教育出版社），廖雪蘭著《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駿著《香港小說史》（海天出版社），黃萬機著《貴州漢文學發展史》（貴州人民出版社），陳明臺著《臺中市文學史初編》（臺中縣：臺中市里文化中心），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羅可群著《廣東客家文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譚興國著《巴蜀文學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編的《巴蜀散文史稿》（重慶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寬、白本松主編的《河南文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編的《黑龍江文學通史》（北方文藝出版社），馬寬厚著《陜西文學史稿》（中國文學出版社），古繼堂主編的《簡明臺灣文學史》（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楊世明著《巴蜀文學史》（巴蜀書社），葉春生著《嶺南俗文學簡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長青主編的《遼寧文學史》（遼海出版社），喬力、李少群主編的《山東文學通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學院編的《圖說河南文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吳海、曾子魯主編的《江西文學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編的《上海文學通史》（復旦大學出版社），孫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學》（東方出版社）；2005年齊魯書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東分體文學史（小說卷）》，許金榜著《山東分體文學史（戲曲卷）》，王琳著《山東分體文學史（散文卷）》，李伯齊、許金榜著《山東分體文學史（詩歌卷）》；2006年出版了馮著《陜西地域文學論稿》（陜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編的《中國臺灣文學史》（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學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編的《中國香港文學史》（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學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劉登翰主編的《臺灣文學史》（北京：現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編的《浙江文學史》（杭州出版社），韓洪舉著《浙江古代小說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詩歌史》（杭州出版社），聶付生著《浙江戲劇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劉登翰、莊明萱主編的《臺灣文學史》（現代教育出版社），陳書良主編的《湖南文學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長華主編的《河北文學通史》（科學出版社），傅秋爽主編的《北京文學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圖著《浙江戲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從地域來看，多數省份和直轄市有自己的文學史，目前仍然沒有完整文學史的省份和直轄市主要是江蘇、安徽、廣西、陜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

2011年6月18日，江蘇省地域文化研究會在南京師范大學正式成立，這也意味著《江蘇文學史》的編撰將提上議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陜西省出版總社聯合陜西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頂級力量啟動“陜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陜西文學史”選題，這不但會為宣揚陜西文化作出貢獻，而且將滿足陜西省內高等教育改革與公共選修課教學的需求，成為特色鮮明、目標明確的地方文化通識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學生的人文素養。安徽省地域文學研究雖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顯然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邊，《安徽地域文學史》的編撰需要加快步伐。另外，各省內的地市轄區乃至縣級文學史的編撰也取得了很大進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陽文學史》（香港：天馬出版社，1993年），李近義編著《澤州戲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編《臨川文學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藝術研究所編《太原戲劇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學智主編《插圖本蘇州文學通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劉同般著《商丘文學通史》（中原農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勝著《河洛古代文學概覽》（河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聶大受等著《隴右文學概論》（蘭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張靜文著《幽燕文學藝術嬗變緯略》（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編《常熟文學史》（廣陵書社，2010年）則被稱為全國第一部縣級市文學史。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學史的研究方面還存在很大的開拓空間，如繼《蘇州文學史》之后，《長安文學史》、《洛陽文學史》、《開封文學史》、《揚州文學史》、《杭州文學史》、《徽州文學史》等，這些都可以作為研究課題。從地域文學史的編撰現狀來看，最為細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體文學史和山東分體文學史，而江蘇、安徽、廣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學史仍然沒有編撰完成，還有一些文化傳統濃厚的城市文學史也有待人們開掘。

在地域文學史的編撰體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異，有些以作家作品為線索，有些以文體為綱領，可以說各有所長。在了解了我國地域文學史編寫現狀的基礎上，我們就來探討它與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教學的關系。地域文學史的編撰完成對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學教學具有積極影響。地域文學史的編纂不但可以彰顯我國各地文化傳統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體現各地文學風格的特色和差異，對大文學史很難兼顧的課題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這種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煉可以為當地的經濟文化建設服務，也是我國傳統文學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對我國大文學史研究形成補充。陳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充實地域文學內容，不僅可以開闊學生視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學內容，有助于完善課程教學目標，有助于培養學生的鄉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鄉土歷史文化的優良傳統。”［1］從教學的層面來看，一部完備客觀的地域文學史可以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課程的特色化教學提供指導大綱，為學生的課程學習和研究調查實踐提供線索和對象；可以有效彌補各地高校在綜合文獻資源和數據庫資源方面的不足，為地方高校漢語言專業的特色教學創造條件。在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教學中補充地域文學和地域文獻內容可以讓整個課程更加微觀而細致，同時也有助于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使學生對于地域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務社會扎根基層和地方的自覺性，進而為地方文化建設和研究培養一批后備人才。

在實踐教學上，地域文學史所涉及的內容均是地域文學研究中比較突出的課題，這些課題可以成為實踐教學的內容，可以組織學生以地域文學課題為對象開展實踐訓練，比如開展提高查閱文獻能力、文獻閱讀能力、學術論文寫作能力、社會調查能力等方面的訓練，加強對學生科研課題的選題和研究能力的培養等。總之，利用地域文學史所提供的線索，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任課老師可以組織學生開展以地域文學文獻和地域文化遺存為依托的實踐訓練，從而有效提高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條件開展學習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的教學特色。通過以上對我國地域文學史編寫現狀的概括，以及其與地方高校古代文學教學關系的探討，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地域文學史的編寫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對于地方高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和研究都是一個機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資源，各地高校特別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專業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走出一條特色化教學和發展之路。

篇（4）

漢語言文學主要研究中國語言的詞語、句法，賞析古今詩歌、散文、小說等眾多的文學作品，熟悉有關編輯出版的基本知識。

通過對漢語言文學的學習，可以具備扎實的中國語言功底和較強的寫作能力，直到如何去評價一個文學作品，進行編輯出版工作也會得心應手。

而且，你還將擁有一筆財富，那就是寬廣的知識面和優秀的人文素質。

主要課程：語言學概論、古代漢語、現代漢語、文學概論、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文論、中國古典文獻學、外國文學是、漢語史、語言學史學等。

（來源：文章屋網 ）

篇（5）

1、一般師范類的大學和綜合性大學都設置有漢語言文學專業。

2、漢語言文學考研科目：英語、政治是必考科目。專業科目得看自己報考的方向和學校的規定，選擇考試科目。中國語言文學下設文藝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等多個二級學科。

（來源：文章屋網 ）

篇（6）

今天上了文學院開設的第一節《中國古典文獻學》課程，原本認為艱澀的課程，在吳浩軍教授的精心備課和個人實例講述下被上得妙趣橫生，學生心底也激情澎湃，對中國古典文獻及其保存、保護有了更為崇高的理解和體會。

課后，為完成考察作業而拜讀了葛兆光先生為《古詩文要籍敘錄》寫的再版序言。還未讀過的舍友問起來：“你讀完有沒有千思萬想洶涌出來的感覺？”我的回答是“沒有”，因為我的感受就是沉淀后的娓娓道來，而不再那般頂禮膜拜。

葛先生的這篇序言可一分為三。第一部分，提起中華書局重印舊著的事，十七八年后再版寫序，自然回想起了當年的種種艱辛。為了給導師金開誠先生編寫教材而接下撰寫《古代文學要籍介紹》（后定書名為《古詩文要籍敘錄》）的任務，當年還心高氣傲的葛兆光先生決心拋開講義，徹底推陳出新，這必然要面臨巨大的考驗。嚴寒酷暑、精力與時間的投入，除了這些都還烙印在葛先生的記憶中外，還有的，就是從故紙堆里發現資料的喜悅感。

第二部分，葛先生開始介紹《古詩文要籍敘錄》，其體例有三：一是梳理文獻的成書、刊刻和流傳；二是考察內容的缺佚和真偽；三是討論選本和注本的優劣。葛先生在考察古籍成書、對比校勘、注釋討論的過程中，收獲頗豐——不可人云亦云，要“在不疑處有疑”。

篇（7）

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

1.內容豐富與課時縮短的矛盾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具有自身鮮明的特點，就是內容豐富。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從先秦到近代，上下縱貫3000年，經典作品浩如煙海，內容龐雜，頭緒繁多。課堂上的講解內容不僅包括對文學史的詮釋，作品的分析，還涉及古典文獻學、歷史、文藝理論、文化學、哲學、美學等多種學科的綜合運用。而隨著我國大學課程的教學改革，各門課程的教學課時量一再壓縮，新的古代文學教學大綱由原來六個學期每周6學時的教學時間，壓縮為現在的四個學期每周3學時，實際教學時數僅為240課時左右。僅就教材而言，就有四大本文學史和六本歷代文學作品選。要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教學計劃所規定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全部內容，全面培養和提高學生的文學素養，既要讓學生系統地掌握中國文學史的基礎知識、基本觀點、發展脈絡，各種文體的產生、發展、流變等情況，各種流派產生的背景、成就以及地位影響等，又要讓學生對經典作家、作品有個全面的解讀，實在不易。其結果往往造成教師為完成教學任務，在講授文學史時只能走馬觀花，蜻蜓點水，對于作品的解讀更是流于形式，很難深入。

2.難度大與基礎差的矛盾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難度大，對于三本的學生來說學習的難度更大。一方面其文本距離我們現代很遙遠，留存的作品是千百年前就存在的，其中涉及到古代的一些人物、事件、歷史故實、民俗地理等與現代人相差甚遠，這些都給學習這門課程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另一方面，三本學生相對于二本和其他重點、名牌高校的學生來說，入校成績普遍較低，學生的傳統文學文化修養總體偏底，自制力相對來說也較差。與一本、二本的學生相比，學生容易產生自卑心理，學習興趣難以提高。再加上很多三本院校的老師基本都是二本的，很少有自己獨立的教師隊伍，教學大綱、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二本幾乎完全一樣，這樣就很難根據三本學生的實際情況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取得預期的目標和效果。按照專業目標，通過古代文學和古代漢語等課程的學習，中文專業的學生應能夠熟讀、背誦一定數量的經典作品，能夠借助工具書和注釋基本讀懂一般的古籍，并能對比較淺易的古籍進行校點，能夠運用文藝理論獨立地對歷代文學現象、文學流派等進行正確的批評，對難度適中的古代文學作品進行分析鑒賞。“然而實際情況卻是：為數不少的學生雖然如期拿到了畢業證，但他們甚至對常用文言詞匯和句式、常用的典故、一般的文學常識、古代文學的基本發展脈絡以及最起碼的文化典章制度等都不能很好掌握，至于閱讀、校點、分析和鑒賞古籍的能力等，則更是不敢恭維”[2]。

因此，學生在上課前如果不預習，不去讀一些代表作家的作品，僅憑上課時教師的講解，雖然也能對文學史的脈絡有個大體的把握，但大多是一知半解。因為教師在課堂上不可能有時間對很多經典的作家、作品一一進行解讀，有的只能簡單地提一下，學生如果沒有讀作品的話，基本沒有什么印象。其結果往往造成學生對這門課程產生疏離與隔膜，無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3.就業壓力與學習無用的困境

隨著高校的一再擴招，高校學生的就業普遍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與難點。即便是重點、名牌大學畢業的學生就業都很困難，何況是三本的學生，他們在擇業時往往受到歧視。而很多三本的學生在進校時之所以選擇漢語言文學專業，大多數是被調劑過來的，他們為了能讀一個本科，很無奈地被迫選擇了這個專業。因此他們多數對此專業并不感興趣，語文功底也比較差。很多學生認為：“學習古代文學遠不如學習法律、經濟管理、財務會計、公關營銷等課程實在而更能順應人才市場的需求導向，多背幾首唐詩或宋詞也遠遠不如多熟悉掌握幾條計算機命令更能獲取就業擇業機會。”[3]因此他們更愿意把時間和精力放在各種考證與社團、社會實踐活動上，這樣可以增加他們在就業中的籌碼。因此，對很多學生來說，學習古代文學就是鉆故紙堆，坐冷板凳，對以后的就業沒有任何作用。所以，在市場經濟社會下，在就業形勢日趨嚴峻的壓力下，學生心浮氣躁，學習日趨功利化，許多傳統學科面臨尷尬的處境，而古代文學更甚。當然，要改變這種思想觀念，并不能僅僅靠從事古代文學教學的教師一朝一夕所能改變的，需要引起全社會的關注與重視。

二、進行的探索與實踐

針對上述情況，筆者在講授《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時，對課堂教學實踐進行積極有益的探索和實踐，并初步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績。針對本門課程的特殊性，指導學生如何預習教材，提高課堂教學的效率。課堂上激勵學生積極思考、主動參與，提高其興趣。課后要求學生主動進行延伸學習，加深對課程的理解。

1.課前預習的指導與探索

針對當前古代文學課時量縮短，課程教學內容豐富，三本學生專業基礎相對較差等，積極指導學生進行課前有效預習，這是保證課堂教學效率的前提。在每一次課后都布置學生預習下次課的相關內容，包括文學史的通讀、作品選的閱讀背誦、資料的查找等等。為了克服三本學生的自制力差、不能按時完成預習任務等，積極督促學生的預習，并進行定期的監督檢查。如每次課前抽查個別學生背誦經典作品的情況，上課時通過提問、討論等進行檢查預習情況，并把這些作為平時成績納入期末綜合考核中。實踐證明，這樣能有效地督促學生進行課前預習，背誦經典作品，為提高課堂教學的質量打好了基礎。

2.課堂教學的探索與實踐

課堂教學最主要、最常見的教學方法就是講授法，如何講授才能提高課堂教學的效率值得探討，筆者近年來主要采用多媒體教學與文獻資料輔助法相結合的方式來提高堂教學效率。隨著現代信息科技的推廣，課堂教學采取多媒體輔助已經很平常。它有許多顯而易見的優點，可以借助直觀形象的畫面、聲音、視覺藝術來生動地展現教學內容，還可以創設一定的情境來增強學生的理解能力。比如古典詩詞中的意境比較抽象，教師可以通過多媒體技術展示出來，更好地促進學生去體悟理解。古典文學牽涉的內容廣泛，涉及到史書的記載、前人對于作家作品的評價以及一些代表性的作品，這些可以通過ppt展示出來。為了提高課堂教學的效率，免去學生忙于記筆記而忽略聽課，教師可以把每次上課前所需的文獻資料、作品補充、每一章的精讀與閱讀篇目、思考練習、推薦閱讀書目等，提前給學生打印復印，人手一份，這樣在課堂上需要引用到某一文獻資料或補充作品時就非常方便，也為學生課后預習、復習提供了資料。另外，在課堂教學中要注意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主動性，針對不同的教學內容采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如研討式[4]、啟發式教學法、情境教學法、演講辯論法、參與表演法、研究性教學法、分類教學法[5]等，通過互動，讓學生積極參與其中，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提高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熱情。

篇（8）

隨著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對人才全面素質的需求,發展素質教育尤其是人文素質教育已被諸多高校提到議事日程,并由此引發了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新審視。許多高校紛紛增設文學、文化課程,譬如增加古典文學的課時,開設大學語文、諸子散文導讀、書法等諸種課目,期望通過對民族傳統文化的研習,培養青年學生的藝術鑒賞力,提高思想道德境界,重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與此同時,伴隨著中國國際社會地位的日益提升,世界競爭力和影響力的提高,海外也紛紛掀起學習漢語的新一輪熱潮。廣泛而深入地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向世界其他民族介紹、傳播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促進世界文明的發展,則勢在必然。

眾所皆知,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中國社會積累了豐厚而輝煌的文化,承載文化的古文獻浩如煙海,經、史、子、集,詩、書、詞、曲……門類繁多,舉世罕見。文獻學,尤其是古文獻學,在保存和利用我國豐富的文獻典籍,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作為研習中國古代文化的基礎,古文獻學所做的工作是對古文獻進行校勘注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為其他各門學科提供材料。顯然,在民族文化和人類文明的發展中,古文獻學的歷史地位與作用是其他學科不可取代的。

由于學科知識的專業化特點和時展的自身特征,今天,人們乃至高校的年輕學子對文獻學特別是古文獻學,缺乏必要的基本了解。提高人文素質,提升國際競爭力,不僅僅專業的、研究型的人才需要涉獵古文獻學,作為未來社會文化的建設者,高校中的青年學子都應該接觸、了解古文獻學的基礎知識、基本的理論與方法。我認為,古文獻學所提供的關于如何閱讀古文獻、選擇何種版本的文獻閱讀、怎樣使用中文工具書等具體的方式方法,對于大學生提升學習質量,實現學習的目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為他們將來的學術之途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一

古文獻學涉及的內容極其廣博,盡管對于文獻學的闡釋,不同學者有不同的側重,但有一點是達成共識的,即其根本任務是引導人們對于文獻典籍的閱讀和利用。古文獻又不同于現代文獻,它是以文言文記錄,借助于不同的載體流傳至今的。所以,對于后學者,首先要疏通、把握古文獻的語言文字意義。根據我多年的高校一線課堂教學的體察,當代高校的青年學子,甚至中文專業的學生,對于古代的文獻典籍普遍缺乏興趣,而一個共同的原因即是文字閱讀上的障礙,由此導致畏難情緒,以及深層意義上的誤讀。顯然,高校學生掌握一些相關的古文獻語文解讀方法,是進一步學習、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首要之舉。

古文獻的語文解讀涉及三個方面:字形、字音和字義。無論漢字的字形、字音還是字義,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流變。首先,記錄文獻的中國文字(漢文字)不同于西文的線條性特征,不是單純的表音文字,而是音義結合的方塊文字,其形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相差很大,經歷過從甲骨文到小篆、隸書、草書、楷書等主要形式的演變。漢語語音的流變明顯而突出,不同的歷史時期,即使同一歷史時期的不同地域,漢字的發音都有很大差異。譬如古無輕唇音,上古沒有f這類輕唇音,凡后代讀作f的輕唇音上古時代都讀作b、p一類的雙唇音。至于漢字的字義、詞義的古今差異更為明顯。字形、字音、字義的流變特征,顯然很早就受中國古人的重視并被研究。古代研究者們經過反復的校勘,對留存下來的浩繁的古文獻材料,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然后給以詳盡的注釋,還原字詞音義應有的歷史風貌和演變歷程,且分別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史稱“小學”。“小學”的形成和發展,顯然為古文獻的語文解讀提供了必要的鑰匙,為揭開中國傳統文化面紗提供了必備的工具。所以,涉獵、了解古書校勘的基本方式、方法,了解古人作注的基本理論和相關術語,就會有助于把握文字在形、音、義上的歷史變遷,從而有助于對古文獻的正確解讀。

對古代經典詩詞的賞析,是現代人文素質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而研讀古代詩歌的基礎則是音韻學。中國古詩追求聲律,講究節奏、押韻和樂感,特別是唐代的格律詩,為了極盡詩句樂感的抑揚頓挫、曲折變化之妙,有意將平上去入四聲分成平仄兩類,并規定了嚴格的交替格律。因此,若不具備古文獻學的基本常識,缺乏必要的音韻學方面的修養,按照現在的語音朗讀古典詩詞,就無法理解古代詩歌的音韻之美,欣賞和研究也就無從談起。

懂得訓詁的基本知識和方法,對于現代學子閱讀古代文獻也是不可或缺少的。訓詁,換現代通俗說法,就是解釋,即用易懂的語言解釋難懂的語言,用現代的語言解釋古代的語言,用普通話解釋方言。在長期的歷史演進中,訓詁形成了自己的體例,產生了大量的術語。只有理解了這些基本術語,才能準確地把握詞句的歷史含義。比如,《詩經》《楚辭》等古典詩歌,不斷為后學者注釋,形成了“箋”“集注”“正義”“章句”之類諸多的訓詁術語,學生選修大學語文、古代文學作品選讀等通識課程,倘若不理解這些基本術語的含義,不僅可能對這些人類早期的經典產生誤讀,而且無法領略我們的先人在保護、傳承民族優秀文化方面所做出的艱苦卓越的不懈努力。

漢字字形的流變,不僅折射了中華民族的社會發展和民眾集體智慧的提升,而且催產了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瑰寶――書法。當代學子涉獵文字學,不僅有助于古文獻的解讀,而且有助于書法藝術的鑒賞和審美能力的培養。

二

承載傳統文化的中國古文獻浩如煙海,就整體而言,他們都具有各自的價值,后學者不可能都一一通讀,對于現代有明確專業的大學生而言,選擇性地閱讀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因此,解決了閱讀方法,進而選擇適合自身、有益于個體發展的有價值的古文獻閱讀。我國古代的圖書,主要是以寫本和刻本兩種形式流傳于后世,因寫刻的時代不一,地區有異,寫刻者的不同,抄寫方式和刻寫方式上的差別,使得古代圖書不僅品種繁多,就是同一種書,往往還有幾種乃至十幾種、幾十種不同的版本。這些不同的版本,不論在刻印、批校、注釋等方面,都存有高低優劣之分。清代張之洞在其編撰的著名《書目答問》一書之《略例》中曾開門見山地說道:“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遍舉既嫌掛漏,志趣學業亦各不同,因錄此以告初學。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青年人讀書不僅要解決讀什么的問題,而且要解決應讀何種版本的問題,這關涉學習的效果和質量。研讀中國古代文獻,尤其要慎擇版本,且要擇其精本和善本。盡管今天“版本”一詞的語義已遠遠超出了其歷史的內涵,泛指古往今來所有以不同方法、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形成的各種不同的書本,然而,作為未來社會文化的建設者,當代青年學子通曉古籍版本學的相關基礎知識,對今天的學習深造仍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版本學對于為文治學不可或缺。進行學術研究,勢必要參考和依據各種圖書文獻,而任何一種圖書文獻,如果不知道它產生的時地,不了解它出版制作的情況,不明白它的源流、演變、真偽、優劣,那么它就不能用來作為參考依據,否則研究的結果或結論就不能令人信服,甚至可能造成誤導。學術研究過程中,一定要慎擇版本,借助版本學的知識和方法,研究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辨識精善粗劣,鑒別真偽正誤,從而避免以誤為善,或以訛傳訛的現象,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在真實、準確、可靠、科學的基礎上。

其次,當今高校學子接觸中國古代典籍,多以提高人文素養、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旨歸,有別于純粹的學術研究。由于專業的限制,他們不可能沉溺于故紙堆中作精細的爬梳,主要是從中吸取有益于人類和個體全面健康發展的思想、道德、情感和審美力量,所以,就古典文獻的學習而言,學習的重點是對古典文本所孕育的思想、情感、道德力量等內涵的辨析和把握。在學習的過程中,他們都希望讀到那些文字沒有錯誤或錯誤甚少、內容真實可信、注釋翔實的精善本,以便真切地感受不同年代人們真實的情感和思想,獲取精神的滋養。顯然,面對浩繁的古典文集和詩選,具備了一定的版本學常識,就會有所鑒別,有所取舍,避免遇到什么就讀什么的盲目性。同時,將同一種書的不同版本進行比較、對照,還有助于了解文獻(文本)不同版本所表達的思想、作者的情感取向。譬如,在校大學生都曾閱讀過的《水滸傳》有不同的歷史版本,比較這些不同的版本,能體悟出不同年代的編撰者的思想傾向性。而閱讀記載社會歷史的文獻,通過不同版本的對照、比較,通過基本的辨偽,還可以了解、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可以區分哪些是作了文學加工處理的野史,哪些是真實的歷史。可見,具備一定的版本學常識,不至于讀書時不加分析地生吞活剝。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商品物欲社會,粗制濫造的書籍俯拾即是,識別版本則至關重要。掌握了版本鑒別的基本方法,就會有雙明亮的慧眼,選擇吸取真正的精神營養,陶冶情操,提升自我。

三

在人類已有的古籍圖書中,有一種特定類型的書籍,便是工具書。這些工具書既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體現和承載,也是后人讀書治學的必備工具。顯然,對于今天的高校年輕學子,無論是為文治學,還是觸摸古人的思想情感,在對古典文獻的解讀過程中,都會涉及對工具書的查找和利用,而在講求效率和質量的今天,能快捷地使用各種工具書尤為重要。

首先,工具書是讀書治學的必備工具。工具書曾被人們形象地稱為“案頭顧問”與“良師益友”,縱觀人類歷史,歷代學者都極其重視對工具書的編纂和利用,不爭的事實是,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中,曾產生了眾多的工具書。在研習民族傳統文化、研讀古代經典的當下,工具書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為了更好地借助工具書,當代學子首先要了解中文工具書的基本種類,每一類工具書的基本功能,某種工具書的主要排檢方式等。比如,就功能劃分,中文工具書就有字典、詞典、百科全書、類書、政書、年鑒、手冊、書目、索引、文摘、表譜、圖錄等諸多種類;就排檢方法而論,主要有字順法、分類法、主題法、時序法、地序法等,而每種排檢法中,又有很多具體的檢索方法。只有掌握了工具書的這些基本常識,遇到問題時,就會有的放矢,選擇合適的工具書、依據合適的檢索法來查找資料,解決疑難,從而提高讀書治學的效率。

掌握中文工具書的相關知識,還有助于日常的學習和生活。人類在歲月的變遷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化遺產,而隨著現代社會的高度發展,人類積累的知識越來越廣博無垠,圖書文獻浩如煙海,所謂“一人之知識有限,天下之義理無窮”,僅憑一個人的博聞強記,勢必如銜石填海,結果只能望洋興嘆。故,為了掌握日益龐大的知識內容,充分地占有資料,必須借助“知識寶庫的鑰匙”――工具書。工具書不僅僅是“工具”,其自身就承載著人類代代相襲的文化成果。因而,了解不同種類工具書的功能,能快捷使用各種工具書,就能節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前人積累的優秀成果和人生經驗,提高現代人的生活質量。

篇（9）

專業代碼、名稱及研究方向 人數 考試科目 參考書目 備注 008 文學院(電話:89683067、89683519)  147 　 　 文學院所有專業均不接受單獨考試。 135102戲劇  30 　 　 　 01 舞臺劇與影視劇寫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4 英語二③623 藝術基礎（戲劇影視文學）④902 劇本寫作　復試科目:0810 創意與編導

《戲劇藝術十五講》董健、馬俊山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專業學位，學制3年。聯系電話：89686486。 02 舞臺劇編導 03 影視劇編導 04 演出管理 130300戲劇與影視學  6 　 　 　 01 戲劇戲曲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6 戲劇與電影基礎（含戲劇與電影理論、中國戲劇、外國戲劇、中國電影、外國電影）④978 評論寫作　復試科目:0809 戲劇與影視專題　 參看“南京大學戲劇影視研究所”網站“招生與培養”欄（njuxy.cn/student.htm） 本專業為江蘇省重點學科。在戲劇與影視學一級學科內擇優錄取，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電影學 03 電視藝術學 050108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01 歐美文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7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擇優錄取，招生規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西方文論 03 中外文學關系 050106中國現當代文學  　 　 　 　 01 現代文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6 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擇優錄取，招生規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當代文學 050105中國古代文學  　 　 　 　 01 先唐文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5 中國古代文學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擇優錄取，招生規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唐宋文學 03 元明清文學 04 近代文學 05 域外漢籍研究 050104中國古典文獻學  　 　 　 　 01 古籍整理與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5 中國古代文學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擇優錄取，招生規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中國文化史 050103漢語言文字學  　 　 　 　 01 古代漢語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4 現代漢語、古代漢語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擇優錄取，招生規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現代漢語 03 中國語言學史 050102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01 理論語言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3 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擇優錄取，招生規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社會語言學 03 方言學 04 對外漢語教學 05 語文教學和語言文字規范 050101文藝學  　 　 　 　 01 文藝理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2 文藝理論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擇優錄取，招生規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文藝美學 03 西方文論 04 中國文論 045300漢語國際教育  30 　 　 　 01 漢語國際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③354 漢語基礎④445 漢語國際教育基礎　復試科目:0801 專業綜合（語言學概論、作文） 《現代漢語》黃伯榮、廖序東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古代漢語》（第一冊、第二冊）王力著，中華書局；《語言學綱要》葉蜚聲、徐通鏘著，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文化要略》程裕禎著，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當代中國》張海林著，南京大學出版社；《跨文化交際學概論》胡文仲著，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外國文化史》孟昭毅、曾艷兵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劉珣著，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專業學位，學制2年。咨詢電郵：chenguang@nju.edu.cn。

篇（10）

文學研究的主要依據是文獻，包括經史子集四部以及佛道文獻，重點是集部。掌握第一手的文獻是研究得以展開的基礎，沒有文獻的積累，研究是無從談起的。只有在文獻掌握的基礎上提出問題，才能采用適當的方法得出恰當的結論，由此可見在文學研究中文獻的重要性。考辨是文獻搜集之后更重要的工作。由于年代久遠或作偽等原因，一手文獻資料并不都可靠，其中存在虛假的材料，這時首先就應該將其剔除出去，然后在真實可靠的文獻基礎上開始研究，否則難以得到客觀合理的結論。比如，《周禮》雖然是儒家經典之一，但其最終成書是在漢代，其中的很多內容并不是周代的，假如有學者不經考辨完全以此為據來研究周代禮制，就存在很大問題。再如《尚書》有古今之分，但都被作為經典而為學者尊崇，宋代朱熹雖明確對《古文尚書》表示懷疑，但沒有定案，直至明清之際，學者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才最終認定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和孔安國《尚書傳》是偽作。在現代學術史上，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二十四詩品》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詩歌史、美學史上的經典文獻，盡管相關研究著作非常多，但人們對其作者和產生時代其實是有疑問的。1994年陳尚君、汪涌豪在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七屆年會上提交《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一文，認為《二十四詩品》并非司空圖所作，此文一出，引起了熱烈討論，因為一旦證實此書是偽書，它的產生時代就會從唐代變成元明時期，那么以往的研究結論有很多將被推翻，相關的研究史也將改寫。《二十四詩品》的真偽問題提出后，既有贊同者也有反對者，到現在已經20多年的時間，還不時有文章探討這一問題，就雙方所持證據來說，都難以使對方完全信服，所以目前只能是存疑。但是，這一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有重要的意義，即它再次強調了文獻的重要性。文獻首先要注重真實可靠，但并不是說凡是偽書就毫無價值。陳寅恪說：以中國今日之考據學，已足辨別古書之真偽。然真偽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蓋偽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如某種偽材料，若徑認為其所依托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產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偽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為一真材料矣。中國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諸子等經典，皆非一時代一作者之產物。昔人籠統認為一人一時之作，其誤固不俟論。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時之所作，而不知以縱貫之眼光，視為一種學術之叢書，或一宗傳燈之語錄，而龂龂致辯于其橫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學之通識所致。280因此，我們對文獻之真偽不能不顧，但也不要執著于真而對假的材料全部棄之不用。辨別偽書是有一套方法的，明代胡應麟在《四部正訛》中提到辨偽八法，梁啟超在此基礎上總結出辨偽十二法：一、其書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征引而忽然出現者，十有九皆偽；二、其書雖前代有著錄，然久經散逸，乃忽有一異本突出，篇數及內容等與舊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偽；三、其書不問有無舊本，但是今本來歷不明者，即不可輕信；四、其書流傳之緒從他方面可以考見，而因以證明今本題某人舊撰為不確者；五、真書原本經過前人稱引，確有左證，而今本與之歧異者，則今本必偽；六、其書題某人撰而書中所載事跡在本人后者，則其書或者全偽或一部分偽；七、其書雖真，然一部分經后人竄亂之跡既確鑿有據，則對于其書之全體須慎加鑒別；八、書中所言確與事實相反者，則其書必偽；九、兩書同載一事絕對矛盾者，則必有一偽或兩俱偽；十、各時代之文體蓋有天然界畫，多讀書者自能知之，故后人偽作之書有不必從字句求枝葉之反證，但一望文體即能斷其偽者；十一、各時代之社會狀態，吾儕據各方面之資料總可以推見崖略，若某書中所言其時代之狀態與情理相去懸絕者，即可斷為偽；十二、各時代之思想，其進化階段，自有一定。若某書中所表現之思想與其時代不相銜接者，即可斷為偽。前人總結的方法對當今的學術研究很有借鑒意義，除了研究方法的啟示，他們嚴謹治學的精神也時刻提醒著當今的學者。

文獻實證的另一個具體表現是年譜編纂，其學理依據則是孟子的知人論世說。通過年譜來顯示一個人一生的經歷和他所處的時代，并把文學作品按照時間編年，就能了解具體作品的創作背景，為作品的解讀建立歷史的根據。但在實際操作中，或者由于材料有限人物的事跡不能完全落實，或者由于考訂有誤造成人物事跡錯誤，作品編年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所以有時候運用年譜―作品的方法做研究，容易導致穿鑿附會。面對如此問題，學者就應該多聞闕疑，不要強作解人。可這樣說，并不是不追求史實的準確性，而是為了更符合真實。就實際的研究成果來說，采用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產生了一批優秀的著作，如張采田《玉溪生年譜會箋》、鄧廣銘《辛稼軒年譜》、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等。與年譜密切相關的作品編年也是文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很多作品集的整理都有編年的部分，在實際的研究中，更會處處用到。

實證研究的文獻主要是傳世文獻，但隨著考古成果的涌現，地下出土文獻也受到學者的高度重視。20世紀，王國維運用二重證據法進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針對敦煌文獻的新發現，陳寅恪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66在唐代文史研究領域，出土墓志成了近年文史研究的熱點，這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大量的出土墓志拓展了可利用的文獻范圍，學者可借此彌補傳世文獻之不足；第二，出土墓志埋藏于地下，未經后人篡改，其真實性相對較高，可以和傳世文獻對照，對于歷史真實的認識有很大的助益。但若反思這一研究，其實隱含著危險。這是因為如果過分強調出土的新材料，人人以新材料為秘籍，則有可能導致對舊材料的忽視，所做的研究流于新材料的展覽而很難有深度。

二、鑒賞批評

文學不同于歷史，文學需要靈心賞悟。文學研究者必須具備對文學作品的感悟力和鑒賞力，這和文獻實證的研究方法不同，可稱之為鑒賞批評。古代中國很少有系統嚴密的文學理論作品（《文心雕龍》除外），更多的是對文學作品感悟性的短評，如極具中國特色的詩話詞話等。鐘嶸的《詩品》被譽為百代詩話之祖，其書以三品論人，詩人之間多有源流關系，整體具有系統性，但就其中具體作家的評價來看依然是感悟鑒賞式的，往往通過描述給人一種印象，如流風回雪落花依草等。后世的文論家亦大致如此，王國維《人間詞話》雖引入了西方的哲學、美學觀念，但其形式還是傳統的樣式。在現代學者中，將鑒賞批評這一研究方法運用得最充分的要數錢鐘書的《談藝錄》。《談藝錄》也和傳統詩話一樣，分為若干篇，篇與篇之間基本相互獨立，具體內容是對一些文藝問題的論析，雖然也涉及文獻考證，但數量較少，而且明顯不是重點。此外，將鑒賞批評這一方法表現得最明顯的是鑒賞辭典，如《唐詩鑒賞辭典》《宋詞鑒賞辭典》等，此類書對普通讀者而言是很好的詩詞讀本，但此風盛行也產生了大量低劣作品。除了這種集體成果，一些學者也有詩詞賞析之作，如沈祖棻《宋詞賞析》因感受細膩、分析到位，受到學者的一致好評，霍松林《唐宋詩文鑒賞舉隅》也是高質量的著作。

鑒賞批評是文學研究的基礎之一，對學者的要求其實是很高的。鑒賞批評不是完全的主觀臆斷，它不僅需要讀者具有深厚的審美積累和審美經驗，而且需要讀者有靈心善感，能夠穿越文字的阻隔與作者進行心與心的交流。此外，讀者還應該具備一定的創作經驗，能夠感知創作的甘苦，知道創作的關鍵所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評判作品的優劣，即劉勰《文心雕龍·知音》所言：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古代學者的很多感悟性論斷，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非常準確，這與他們既是文論家也是優秀作家有關。可在現代，由于文體、語體的差異，很多學者已經不具備豐富的創作經驗，以至在古代文學研究中，藝術審美研究一直是比較欠缺的，當然這已經受到學者的重視。

文獻實證與鑒賞批評是相輔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廢。優秀的學者都能把兩者結合在一起，從而為學術研究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聞一多是唐詩研究的大家，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績，一方面是因為他本身是詩人，對詩歌有很好的感悟；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在唐詩文獻考訂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朱自清說：他在‘故紙堆內討生活’，第一步還得走正統的道路，就是語史學的和歷史學的道路，也就是還得從訓詁和史料的考據下手。在青島大學任教的時候，他已經開始研究唐詩。他本是個詩人，從詩到詩是很近便的路。那時工作的重心在歷史的考據。聞一多的唐詩研究成果主要有《唐詩雜論》《唐詩大系》，其中《唐詩大系》對所選詩人生卒年的考證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為研究者所信奉。當然，聞一多的代表作首推《唐詩雜論》，從該書內的文章題目就能看出聞一多是把文獻考證和鑒賞批評綜合運用的，如《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岑嘉州系年考證》是偏向考證的，《宮體詩的自贖》《孟浩然》等則偏于文藝研究，但也是以文獻考證為基礎的。明確提出把文獻學和文藝學結合起來研究古代文學的是程千帆。1954年，沈祖棻在她與程千帆合著的《古典詩歌論叢》后記里提到：我們就嘗試著一種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方法。程千帆在《桑榆憶往》中明確說：文藝學在理論上解決問題，文獻學在史料上、背景上解決問題，我所追求的是文藝學與文獻學的高度結合。這一方法有著豐富的內涵：首先它意味著應當把版本校勘、文字訓詁以及名物考訂等一般屬于考據學方法的研究，與批評即與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對文學家心靈的感知很好地結合起來……把考據與批評結合起來的另一層含義，又意味著應當把對作者生平與思想的探索，對作品寫作的時間、地點，作者所生活的時代背景等史實和材料的考辨，與文學的批評結合起來……同時還包含著把考據之外的其它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方法，盡可能地運用到文學批評中來的意思，如果這種知識和方法有助于說明和解決我們所研究的問題。程先生還提到了文學研究的另一方面，即理論分析。鑒賞批評雖然強調審美和感悟，但也離不開理論分析，否則只能停留在感性的層面，難以有更高的提升。所以，在鑒賞批評時既要善于借鑒理論，又不能被理論左右，要從作品研究中總結提煉理論，而不是用理論來套作品。因此在具體的研究中，如何將文獻與文藝完美結合沒有一定的規定，需要學者靈活應用，其根本目的是解決學術問題。

三、文史互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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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學科建設在高等學校各項工作中可謂是“龍頭”工程。因為,學科建設是高等學校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創新的重要基礎,學科綜合實力體現著高等學校的水平。學科建設,無論是本科教育還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學科建設是一項基礎性和長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斷創新。中國語言文學學科是高等學校設置最早、最普及、影響最廣泛的學科之一。全國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只不過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從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中單列了出來。民族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相對于許多綜合性大學、師范院校的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而言,在人才培養、師資隊伍、專業建設、教學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問題,更面臨著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內部,由于強調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對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重視不夠,無論是經費或者是項目等方面都很難向其傾斜;第二,民族高校內部一味強調應用性、實用性的學科,沒有充分認識到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的基礎性、應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該學科對其他那些應用性、實用性學科的支撐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往往又不被全國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主流學術界所認可,處于幾近邊緣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在校內被忽略,在校外被邊緣。有感于被忽略、被邊緣的尷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學才在2008年11月年發起并舉辦了“全國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區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科建設研討會”[1]。此次研討會由國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學主辦,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承辦。

在首屆研討會上,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2010年6月更名為“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對于民族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提出了“堅守與突破”的主張。“堅守”指的是雖然我們是民族高校的中國語言文學,多民族語言文學是我們的特色,但我們必須堅守全國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則和共同追求,否則我們就無法融入主流學術界;“突破”指的是我們在遵守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主流學術界有關規則的同時,必須在我們自身的學科建設上做出特色、突出優勢,從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被忽略、被邊緣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主辦的“全國民族院校與民族地區高校中文學科及相關專業教材建設研討會”在中央民族大學召開;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連民族學院文法學院、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共同主辦的“全國民族院校與民族地區高校中文學科及相關專業教材建設研討會(第二次會議)”在大連民族學院召開;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和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的“多維視野下的文藝學學科發展暨文學理論教材建設研討會”在廣西民族大學召開;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舉辦的“全國民族大學及邊疆院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在云南民族大學召開。這些研討會,使民族高校學人在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上,達成了許多共識,做了大量實實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的現狀,與我國眾多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生活、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等對人才的需求之間還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還任重而道遠。

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之于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舉辦的“全國民族大學及邊疆院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上,同行專家學者就“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的地位及特色”“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的模式及發展”“少數民族文學與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和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全國民族大學及邊疆院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教材建設及編寫”等十項議題進行了研討,共商民族大學及邊疆院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與發展問題。我認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和中國語言文學學科是一種唇齒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關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之于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其他二級學科具有輻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有關理論、方法、理念、思路運用到文藝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等學科研究中,可能促進這些學科在傳統研究領域之外開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領域,從而產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較的價值和意義就是異中見同,同中見異,從而認識某一或某類事物的特殊本質和共同本質。”

而比較文學最根本的性質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學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們自覺地有意識地把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闡釋”等理論、方法、理念、思路運用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下屬其他二級學科的研究當中,可能會促進這些二級學科的研究有新的突

破、質的飛躍。比如我們可以在“視域融合”的基礎上,來尋覓人類共有的“詩心”,發現文學藝術的本質特征和基本規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觀、更理想的文學觀念,建立更科學、更完善的文學理論。又譬如我們在從事語言學的研究時,如果有意識地進行比較分析,把不同語系的語料放在一起進行對比研究,找出它們在語音、詞匯、語法、修辭等方面的異同或對應關系,從而可能加深對研究對象的理解與把握。再有,現在不少青年學人談到中國古代文學時都說可供研究的對象和領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識地把比較文學的理論、方法、理念、思路運用到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當中,我們不僅可以繼續對大家已經熟悉的文本的情節內容、人物形象、表現手法等方面進行研究,還可以對過去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藝思潮、文學團體、文類結構、美學風格、原型母題等諸多方面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這樣也許會發現新的研究領域,使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術空間得到拓展。尤其要強調的是,有意識地將比較文學的理論、方法、理念、思路等運用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之中,更應該成為民族高校從事民族文學研究學人自覺的學術理念和為學意識。我們曾撰文指出“文學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較文學的性質和特征,決定了多民族國家內部自成體系的不同民族文學之間的比較屬比較文學范疇,從而內在地決定了民族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聯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國社科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員也曾說:“只有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審視民族文學,才能使民族文學研究不斷深入。這就是說,將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更緊密地聯系起來,對提高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學術理論水平,會產生重要影響。”[3]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湯曉青教授曾說:“中國各民族文學關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屬于比較文學的范圍”。 甚至有學者指出:“中國民族文學史更應該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較文學史”。比較文學的理論、方法、理念、思路等運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已經有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問世。如果我們進一步自覺地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置于比較視域,有意識地開展研究,肯定能開拓新的研究空間,結出更加豐碩的果實。其次,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有關理論、方法、理念、思路的運用,可以整合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其他二級學科,形成教學科研團隊,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人才隊伍建設。近年,國務院對我國高等教育的一項重大戰略舉措就是實施“2011計劃”即“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這一戰略計劃是以協同創新中心建設為載體,緊密圍繞國家急需的戰略性問題、科學技術尖端領域的前瞻性問題以及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公益性問題,集聚創新團隊,形成創新氛圍,鞏固創新成果,培養創新人才。“2011協同創新中心”主要有四種類型:以自然科學為主體的面向科學前沿的協同創新中心、以哲學社會科學為主體的面向文化傳承創新的協同創新中心、以工程技術學科為主體的面向行業產業的協同創新中心、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面向區域發展的協同創新中心。這一戰略計劃,逼使高等學校尤其是高等學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須更新觀念,打破專業甚至學科界限和壁壘,跨專業跨學科組建科研團隊,協同攻關。“‘跨越性’是比較文學的根本屬性和區別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較文學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沒有跨越性,比較文學也就無從存在,這在目前國外和國內比較文學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

至于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學術實踐中,是遵循跨國界、跨民族、跨語言,抑或是堅持跨學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這幾者,學界與學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們完全贊同陳惇教授的觀點:“如果從研究實踐來講,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進入了比較研究的領域,不可能要求每一個課題每一項研究都同時跨越這四種界限”。[7]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樣一種“跨越性”的思維、理念,可以啟發我們在當下的教學和研究,尤其是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中,跨越專業界限,消除學科壁壘,多專業甚至多學科地組建教學科研團隊,組建以哲學社會科學為主體的面向文化傳承創新的協同創新中心,聯合申報項目,握緊拳頭,齊心協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就有意識地跨專業跨學院組建了創新團隊,推動科研和學科建設上新臺階。2013年“中國文論傳統的民族性與文論研究的范式轉型”成功申報西南民族大學學術創新團隊項目。當年,在此基礎上又成功申報四川省省屬高校科研創新團隊建設計劃項目。2014年“中國多民族文論傳統的本體性研究”成功申報西南民族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優秀科研團隊及重大孵化項目”。我們組建科研團隊集體申報項目,取得了明顯的實效。這幾個團隊,由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四川省有突出貢獻的優秀專家、博士生導師等擔綱領軍人物,成員以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的老師為主,同時還有來自學校辦公室、研究生院、科技處、彝學學院、藏學學院、外國語學院等單位從事中國語言文學教學與研究的老師,范圍幾乎涵蓋了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所屬全部二級學科。由于我們打破專業界線,跨越學科壁壘,根據項目研究和學科建設的需要來組建科研團隊,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效,推動了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