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清明節周記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清明時節，正是四月，氣候轉暖，萬物復蘇，正是耕種的最佳時間，田里到處都可以看到農民忙碌的身影，春天的時候，天氣很難把握，剛剛還是晴天，一會兒就下起了雨來。所以農民下田的時候，經常被雨淋濕。于是就有了在清明那日吃一種用艾草拌和制成的食品，如糕、餃等可保一年不被雨淋壞這樣的說法。

我的家鄉在紹興。紹興人過清明節也有與其他地方不同的過法。

篇（2）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轉眼，又到了清明節。

早上一出門，老天爺愁眉苦臉，滿眼淚光，好像有了傷心事，難以言說。我和爸爸一起去小店買了幾束假花，十沓紙錢、一團鞭炮，一張黃紙，一捆香和一箱元寶。

帶著東西，來山上祭祖。山上的風景，真美。滿眼都是綠，墨綠、翠綠、青綠、碧綠、淺綠、嫩綠，應有盡有，綠的出奇。我和爸爸一起插花，擺好香紙，用打火機點燃。后來，我和爸爸一起清理雜草，并在墳前一起磕頭。磕頭時，我心里想著：雖然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些逝去的親人，但我的心里會一直想念他們的。

下山的時候，想著逝去的親人，我有點悲傷。

篇（3）

清明時節，正是四月，氣候轉暖，萬物復蘇，正是耕種的最佳時間，田里到處都可以看到農民忙碌的身影，春天的時候，天氣很難把握，剛剛還是晴天，一會兒就下起了雨來。所以農民下田的時候，經常被雨淋濕。于是就有了在清明那日吃一種用艾草拌和制成的食品，如糕、餃等可保一年不被雨淋壞這樣的說法。

我的家鄉在紹興。紹興人過清明節也有與其他地方不同的過法。

篇（4）

"蘇湖熟，天下足"或"蘇常熟，天下足"流行于宋元時代，"湖廣熟，天下足"則流行于明清之際，這兩句略帶夸張的諺語表明了蘇湖（常）和湖廣地區糧食生產不同時期內在全國的重要地位。"蘇湖（常）"，代表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所謂"湖廣"其實主要指令湖北、湖南境內的沿江瀕湖平原地帶，前者可上溯至古代的吳越文化，后者則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長江三角洲地區有國人引以為自豪的河姆渡稻作遺址，而兩湖平原也有令人驚異的彭頭山水稻遺存，這表明兩地的稻作文明也可能是各自獨立起源，且發展難分伯仲。實際上戰國時期荊楚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均一度領先于吳越，只是后來荊楚經濟漸衰而吳越日盛，到宋元時期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業發展水平已居國之首，其時的兩湖地區在不少人眼中卻仍是"火耕水耨"、"地曠人稀"的化外蠻邦。明清兩湖平原農業經濟的勃興有漸振昔日雄風之勢，"湖廣熟，天下足"正是這種情況的反映。斯時湖廣地區漸成全國新的米糧中心，但還不能說該地區的農業生產水平超過了長江三角洲地區。對這兩個地區明清時期農業經濟的發展已有不少學者作了大量卓有見地的精辟研究。因此本文無意對"蘇湖（常）熟，天下足"及"湖廣熟，天下足"二諺本身及其傳布進行詳細的考證與詮釋，而想從這兩條諺語的轉變表象探究它所反映的更深層次的社會經濟含義，對諸如發生這種轉變所代表的農村經濟結構變化的異同及產生這種變化的內外條件、結果與影響等問題進行粗線條的勾勒。如果長江三角洲地區和兩湖平原可以作為封建晚期發達地區與已發展地區的各自代表的話［①b］，則這對發達地區與已發展地區的經濟發展與互補似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一、農業經營重點的次第轉變

 

在開始比較長江三角洲地區和兩湖平原明清時期農業經營重點轉變之前有必要簡要引述一下兩地的自然經濟地理條件。從全國地理區劃角度來看，這兩個地區同屬于一個經濟地理單元，即長江中下游平原區，光、熱、水、氣、土壤等條件大致相當，差別甚微。

 

長江三角洲地區通常是指圍繞太湖的蘇、松、常、鎮、杭、嘉、湖諸府所屬（明清時期行政區劃），擴大時有時也包括寧紹平原。該地區地勢低平，以平原和低山丘陵為主。蘇南平原和杭嘉湖平原海拔只有2-5米，寧紹平原也低于20米；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000-1700毫米；水源豐富，太湖集水面積19000平方千米，最大蓄水量可達43億立方米；土壤條件好，有機質含量高，熟土層厚，保肥性、通透性良好；熱量條件好，年均氣溫15-19℃，年均無霜期230-280天［②b］。

 

兩湖平原主要指江漢-洞庭湖平原及鄂東沿江平原。江漢平原及鄂東沿江平原地勢低平，地面高程大多不到35米，較高亢平原與湖沼洼地沿江河成帶狀相間排列；年均降雨量1100-1400毫米，主要集中在作物生長期內；無霜期250-280天；區內大部分耕地系沖積土，富含有機質與礦物質，自然肥力高，土質疏松易于耕作［③b］。洞庭湖平原亦屬湖積平原，土層深厚松軟，富含有機質；年均降雨量1300-1400毫米；無霜期250-280天；年均氣溫16．5-17℃。［④b］

 

這兩個地區的共同優勢是宜農、宜漁，水上交通便利，貿易條件優越。

 

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唐末以迄宋元時代不斷發展漸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所在，盛產米糧是其典型特征之一，因此有"蘇湖（常）熟，天下足"之諺的廣泛流傳，該時期糧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的種植是當地種植業，也是當地農業生產的主要內容。明代中葉這種情況發生改變，糧食作物種植面積漸次下降而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漸次上升，不但如此，農民投入經濟作物生產的人力也更多，技術更細膩，農戶農業經營的重點已不在種植糧食作物的"田"，而在種植經濟作物的"地"，有所謂"多種田不如多種地"的新的價值取向［⑤b］。這種轉變在不同的小區域內側重點又有所不同，農業生產總的發展態勢表現為多樣化的特征。概括而言大致在太湖以東、以北的水鄉地帶仍基本以種植水稻為主，并輔之以麥類、油菜、席草等糧食、經濟作物；在瀕江臨海的岡身沙土地帶則以棉花、水稻為主，雜植麥、豆、靛青等作物；太湖沿邊及浙西平原地勢高亢而近水的地區則以植蠶桑、水稻為主，并兼植麥豆、煙草、烏桕等糧食、經濟作物；蘇南浙西的低山丘陵地帶以植旱地糧食作物為主，經濟作物主要是竹、木、茶等。當地農民在種植上述不同經濟作物時往往有與之相宜的生產活動互為關連，如植棉與紡紗、栽桑與繅絲等，并漸漸在不同自然區域或生產個體間形成分工，甚而演化為專業性生產，其收支盈虧與市場需求大小緊密相連。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村經濟結構演變的主要內容即這些多樣化生產及由此而導致的農業生產綜合化、專業化和商品化發展趨勢。［①c］。

 

發生這種轉變的原因復雜多樣，人多地少也許是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個。如杭嘉湖三府洪武年間人均尚有耕地3．5畝，所產有余；至乾隆中期人均耕地已降至僅1．2畝左右，以當時平均約2石的畝產量估算，人均得糧僅2．4石［②c］，尚不敷日食之需，遑論稅糧、飼料、種子等其它方面用糧。

 

以常理論，在傳統農業社會，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當更應加強糧食作物的生產，如擴大糧食作物種植面積，提高復種指數、提高單產以盡量增加糧食總產量。但該地卻恰恰相反，他們反常規的作法主要基于利益的考慮，因為種植糧食尤其是水稻不僅花工多、對季節要求嚴格，受自然條件如水旱影響大，且在生產技術未有重大突破的傳統農業前提下，水稻增產潛力有限（御稻在蘇南推廣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是不合算，農民對它不感興趣，封建帝王出面推廣水稻品種也竟然無果而終，這說明當地民眾對實際利益看重的程度），而種植經濟作物如栽桑，用工雖多但受自然條件的限制較小，更主要的是潛在產出值高，可獲得比種糧食高出數倍的收入。有的地方最初只是在土壤條件較差的田塊或田旁路邊植桑，后來干脆用上好的稻田栽桑，即所謂"桑爭稻田"。桑樹部分取代水稻不僅僅是作物種類的簡單置換，它更主要的是體現了農業經營重點從集約化程度較低的生產部門向集約化程度相對較高生產部門的轉移，由于栽桑比種稻要投入更多的資金，因而又有從勞動力密集向資金密集轉移的特點，已經出現了質的變化［③c］。類似情況還有因改種棉花、煙草而出現的"棉爭稻田"、"煙爭稻田"等。

 

當地農民用在經濟作物上獲得的、遠遠超過種植糧食作物的收益不僅可以完納賦稅（一條鞭法施行后可以以錢代糧），也可以從市場上購得自己糧食需求中的不足部分。顯然，要到市場上購買糧食就必須有足夠的糧食進入流通領域作為前提條件，即要有充盈的賣方市場，此時的兩湖地區正好充當了這一角色。

 

弘治以后兩湖地區能大量輸出米谷同樣有復雜的社會經濟原因，主要基于該地農業生產的勃興和中轉沿邊省分米糧［④c］；其次是該地人均耕地較多，賦稅漕糧負擔較低，米價較低等［⑤c］。明代初期，兩湖地區開始大興垸田，并在明代中葉形成一個，垸田因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土壤特性較適宜于種水稻，因此垸田的大量墾辟實際上即不斷擴大糧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的種植面積［⑥c］。這是明清兩湖地區農業經濟結構演變中最為矚目的事情。盡管明清時期總體而論兩湖地區的水稻生產技術水平及單產量均不及長江三角洲地區［①d］，由于在有明一代兩湖平原人口密度相對較低，得以有大量余糧輸出；沿邊省分如四川、江西等地米谷亦藉此地（主要是漢口米市）轉運，其相對較低的價格吸引了大量以營利為目的的商人將其轉運各方；加上漕糧、軍米等官糧的大量調拔，遂給朝野人士形成"湖廣熟，天下足"的感覺。

 

"湖廣熟，天下足"一諺中的"湖廣"經今人考證并非整個兩湖地區，而主要是兩湖境內糧食生產最發達的幾個農業經濟區，即今湖南境內的洞庭湖平原和湘中丘陵盆地，湖北的江漢平原和鄂東沿江平原（按有的劃分方式，這其中的大部分亦可歸為江漢平原［②d］），亦即廣義上的兩湖平原。所謂"天下"則主要指南半個中國，尤其是長江、珠江兩流域對湖廣米糧的依賴［③d］。當然其中也有相當數量逆漢水而上陜晉中原［④d］。

 

"天下"皆賴"湖廣"的態勢在清中葉后發生蛻變，兩湖地區由于人口日多、水災頻仍等原因出現生產停滯，其米糧輸出也盛極而衰，雄風不再。雖然兩湖米糧濟運江浙的現象直至解放前并未停止，但其可使"天下足"的米糧濟運規模與聲勢已成昔日黃花［⑤d］。如果兩湖平原在水稻生產達到一定程度難以再有突破時能循長江三角洲地區發展軌跡開始結構轉型亦屬理想，然而兩湖平原在此方面雖有發展趨勢，但沒有取得成功。該地區明清時期在發展糧食作物生產的同時其實并未偏廢經濟作物的生產，兩者甚至可以說并行不悖，并終至形成糧食作物為主、經濟作物為輔的總體生產格局［⑥d］（洞庭湖平原的經濟作物比重較小）。雖然兩湖境內經濟作物種植比例超過糧食作物的地區不少，但主要集中在丘陵地帶及沿邊山區，平原湖區鮮有這種情況發生。而且該地經濟作物的種植以棉花和麻類為主，均屬勞動密集型種植生產，需要資金投入的蠶絲業則極不發達。麻類主要以原料形式自用或出售，棉花則用于家庭紡織或直接進入流通領域［⑦d］。當湖廣棉布行銷天下時，長江三角洲地區并未在棉布上與之一爭雌雄，而是在保持原有優勢的同時將更多的精力轉向效益更高的蠶桑業［⑧d］。兩湖地區的農業發展較之三角洲地區總是慢一拍，但當清中葉之后兩湖平原出現嚴重的農業人口相對過剩時卻沒有發生如當初三角洲地區由糧食作物向經濟作物生產的大規模傾斜轉移，糧食作物生產始終占主導地位，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農業生產性質與長江三角洲地區完全不同。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民種糧自食、經作換錢，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分離，副業商業化是其發展的主要方向；而兩湖平原糧食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二位一體，糧食商品化亦即主業商品化是其發展的主要方向，兩者存在本質的區別［⑨d］。

 二、兩地勞動力轉移的不同途徑及其對當地農業經濟結構轉變的正負作用

 

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業人口的相對過剩現象出現較早，這些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出路大致有內外兩種消化途徑。內部消化或稱內部轉移是指農民并不離開土地拋棄田作，而是在努力經營好大田生產的同時利用閑暇時間從事家庭副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包括絲織、紡紗、編織、燒窯等業。這些家庭副業、手工業在當地農村經濟生活中作用甚巨，不可或缺，農家既以其收入維生計、納賦稅，還要靠它反哺農業，誰家的副業和手工業收入高，對農田投資就多，田也種得好，反之則否。從事農村家庭副業和手工業的有農閑的青壯勞力，也有勞動力機會成本幾乎為零的婦女兒童，他們晝耕夜織終歲辛勞，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富庶正是建立在農戶日夜勞作的基礎之上，甚至有以此而致富者［①e］。

 

外部消化或稱外部轉移是指農民離開土地，向其它行業或異地謀生，這種途徑的農民又可細分為三類：1．離土不離鄉，指被迫淪為奴仆，依附于富家大族賣身過活者，總人數當不多；2．流入城鎮成為工商人口，這些失去土地的城鎮新成員不僅為繁榮當地工商業經濟作出了歷史貢獻，其中在勞工市場上靠出賣自身勞動力生存的人還是中國近代產業工人的濫觴；3．流向開發中或未開發地區，既有政府的強制移民也有向未開發地區或開發中地區尋求拓展的自然移民，其流向地便包括兩湖地區［②e］。以上各種轉移方式或途徑當然并非涇渭分明，更多的情況下往往是多種形式交錯發生，其中以亦工亦農亦商型的轉移方式或稱"不完全轉移"的比例最大，屬于可農亦可非農的過渡形態［③e］。

 

兩湖地區開發滯后在移民上亦有所體現。西晉八王之亂及唐中葉安史之亂時大量北方移民遷居長江下游三角洲地區，他們對該地經濟發展起了很大作用，而直至明清時代兩湖地區才成為移民出入的主舞臺，在這次始于元末止于清代的長江流域內東西向移****動中，遷入兩湖地區的移民來自十余省分，而主體源于長江下游，尤其是江西。與此同時，大量的兩湖人又移居四川，在這一進一出的過程中兩湖地區人口結構與數量發生了極大的改變。移入者多集中在平原湖區和河谷地帶，而移出者多是毗鄰川省的居民［④e］。外地移民入籍之后增加了對耕地的需求，而兩湖境內平原地帶的大量湖荒正是在這一時期得到不斷開發，康熙末年至嘉慶年間兩湖人口高速發展而垸田開墾也達到高峰并及至于濫。兩湖地區勞動力轉移與此密切相關。乾隆初年兩湖平原的農業人口相對過剩已表現明顯，"湖廣熟，天下足"之說漸失其往昔誘人之魅力，該地農業人口相對過剩之后的出路也有內外兩種消化途徑，內部消化主要通過更多地墾殖進行，外部消化主要是向平原沿邊山區移民［⑤e］。

 

靠擴展耕地面積、增加復種指數、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等農業內方法消融日益增長的人口的糧食需求是傳統的解決方式，但在某一具體地區當耕地擴展告罄而無重大技術突破的情況下其容量受到限制，當人口增長到一定臨界點之后必然會降低人民的生活水準，因此更積極的方式是依靠農業外的力量如進行擇業的改變（其前提是整個社會有糧食供應，哪怕是洋米）來消融相對過剩的農業人口。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民在這方面進行了嘗試與努力，他們放眼于狹義的以種植業為主要內容的農業之外，或者雖仍不離農業，但徙居生產條件相對落后的異地，以先進者身份帶動當地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并同時獲得相應的酬報，這些無疑都具有積極的作用。

 

兩湖平原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轉移顯然遜色不少，入城鎮務工商的農業外擇業變化極其有限，主要靠的是墾荒與向外移民。從宏觀和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兩種方式不僅不具備如長江三角洲地區勞動力轉移的積極作用，反而給當地經濟發展帶來無窮的后患。兩湖平原跨荊江而立，荊江乃長江水文最復雜、矛盾最多的地段，江南洞庭湖平原并無巨大堤岸屏護，向系長江自然調蓄池，但明清沿湖不斷被墾，湖面日漸縮小并阻壅洪水自然渲泄，洪災年甚一年，化解人口壓力的惡果是環境的嚴重破壞與生命財產的不斷損失。江北江漢平原襟江帶漢，以堤為命，一旦堤決則漫漶無邊、積水兼旬，恢復生產較難。明清由于不斷濫圍濫墾，把洪水大部逼入主泓，加大堤防壓力，結果使得荊江兩岸在清代后期幾乎無年無災。向平原沿邊生產條件較差、生產水平較落后的山區移民效果亦極不理想。川陜楚交界地帶、湘鄂西山區均曾掀起過墾山的，雖則初期的墾荒為移民換得了一時之溫飽，然而墾山對環境破壞的負面影響卻是深刻而久遠的，其后果用"災難"一詞形容并不為過。首先，毀林開荒得來的耕地由于水土流失嚴重，表土層侵蝕殆盡，幾年之后人們只好棄地他往，與藉此地化解人口壓力的初衷背道而馳。其次，也是更為可怕的是盲目的毀林開荒不僅大大降低了長江中游大小支流兩岸地帶蓄留水分的能力，致使山洪頻發，加大中游主干流蓄泄洪水的壓力，且流失的水土在各支流下游及荊江河段沉降淤積抬高水位又增加對堤防的威脅；不斷的泥沙淤積還迫使堤岸不斷增高，致使漢水、長江部分河段成為地上河。因此，即或無災之年，由于水懸地上，許多地方地下水位偏高，極不利于作物的正常生長，兩湖平原水災之多、之重鮮有能匹。到清代后期，該地水患已嚴重到阻滯當地經濟發展的程度［①f］。其結果受害最重的竟正是輸出這些移民的兩湖平原地區［②f］！直至今天洞庭湖區及荊江沿岸地帶仍飽受潴水之苦而乏解決之良策。

 

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與兩湖平原農業相對過剩人口的出路實際上代表了兩種具有本質區別的轉移方式。兩湖平原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轉移屬于平面拓展耕地的最低層次，主要屬內部轉移，也是同一時期內中國農業的普遍和典型代表方式，這種方式以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時間為前提，它要求耕地面積（或至少是作物播種面積）與人口成線性比例增加，當可利用耕地增加到極限程度而轉移方式不變的話，人地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總爆發，降低生存標準、社會劇烈動蕩等情況都有可能相隨而生。

 

長江三角洲地區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轉移則已開始突破單純內部轉移的方式向外部轉移過渡，并在局部地區取得成功。它并不要求耕地數量的等比例增加，但強調收入的等量增長，它僅代表了當時全國屈指可數的幾個農業經濟區（另如珠江三角洲地區），由于其外部轉移是建立在內部轉移已成熟或完備的基礎之上，因此三角洲地區農村相對過剩人口的轉移方式當更具有借鑒意義。

 

在粗略比較了兩地相對過剩農業人口轉移方式及作用后，這里附帶提及一下兩地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差異。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不僅經濟繁盛冠于全國，亦是天下人文淵藪，整體文化素質較高，這不但表現在純思想、文學等方面人才之多，作品之盛，即或地主小農亦多以"耕讀傳家"，有一部分士紳由于不同的原因參與了農業生產并記下心得要點，以農書形式傳世。在王毓瑚先生《中國農學書錄》中指明著者為江浙籍人的便有130部之多（全書共輯錄存佚農書545部），其中屬于反映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著名地區性農書有《沈氏農書》、《補農書》、《浦泖農咨》等（姑不論松江人徐光啟所撰之集大成的煌煌巨著《農政全書》）。這些農書記載了當地較其它地方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掌握了這些先進生產技術的農民其素質亦當較其它地區農民素質要高。

 

明清兩湖地區雖曾有公安三袁、湖湘學派等領一時之，但就農業文化而言，其地的農書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卻都無法與長江三角洲地區相比，兩湖地區未曾見有發生重大影響的綜合性傳世農書，寥寥數部小型專業化農書亦且散失殆盡，所保存者其價值無一堪與《補農書》之類農書相比較。如果從各地農書多寡與質量高低可以判別各地當時業農者農業技術水平高低的話［①g］，則兩湖地區農民文化素質低于三角洲地區也是影響兩湖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②g］。從這項比較可否引申出這樣一個結論，即：人口的多寡并非一地經濟落后與否的決定條件，人口作為一柄雙刃劍，既可以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也可以阻滯其發展，這其中包含一個適度的問題，在適度的前提下人口素質的高低則起主要作用，相同密度但相對較高素質的人口顯然能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反之則否。

 三、城、鎮工商業經濟對當地農業的不同反饋作用

 

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相對過剩農業人口部分移入當地市鎮，一方面減輕了對有限耕地的壓力，一方面也促進了市鎮經濟的繁榮，該地區市鎮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與其周圍農村的經濟發展互相促進的，一地市鎮數量的多寡往往與當地農村經濟的盛衰相輝映［③g］，而市鎮的類型及發展規模亦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當地農村副業、手工業的特色與發展水平。農業生產保證了城鎮非農產業人口對農副產品如糧食、菜蔬等的需要，不足部分才輸自外地；農業生產同時也為當地市鎮手工業、城市工業提供了原材料及半成品，包括供紡織印染用的棉花、棉布，供絲織用的蠶繭等，也正是因為當地城鎮工業、手工業對絲、棉等原料或半成品的不斷需求才保證了周圍農村的農民能盡心于栽桑養蠶種棉織布等屬于傳統農業中副業部分的生產（實際上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地區這些副業在許多地方很大程度上已成主業）［④g］。研究表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主要農村市鎮按重要性依次為絲綢業市鎮、棉布業市鎮及糧食業市鎮［⑤g］，其與農村經濟的緊密相關程度不言自明。

 

明清兩湖平原的農村市鎮無論從規模、數量還是功能上都無法與同一時期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同類市鎮相比擬［①h］，影響較著、稍可比擬者唯幾個大中城市。按照區域市場經濟理論，每個經濟區都有它的中心市場，長江三角洲地區充當此類角色的大中城市較多，如蘇、錫、常、杭、嘉、湖皆然，滬、寧作用更大。尤其是上海，晚近曾是遠東第一大城，對長江三角洲地區有強大的經濟輻射作用，該地許多新鎮即由于設立新工廠、出現新行業而形成［②h］。漢口是兩湖地區最大的中心城市，在全國也享有盛名，其名不在生產而在流通，因其處江、漢交匯之寶地，扼"九省通衢"之要沖，舟楫往來、百貨充積，通過該地轉運的絕大多數是糧、棉、茶、木材等農業初級產品，兩湖產品在其中占了相當的份額［③h］。江漢平原是兩湖境內的富庶之地，其境內的沙市在宜昌、漢口等城市未崛起前是荊江兩岸即兩湖腹地的重要中心市場，該城也是一座貿易城［④h］。兩湖地區的大中城市極少具有與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相同的生產功能，它們的單純轉口貿易性質未能形成足以自立的手工工場或大型專業化手工業市場，也沒有發生大量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的轉化［⑤h］，因而未能有效吸納周圍地區的相對過剩農業人口，未能形成相當規模的早期產業工人后備軍，未能進行大規模的農業初級產品加工增值，整個地區的經濟格局亦完全未能突破傳統農業的樊籬。至于散處各地的市鎮功能更形單一，除了是政治中心以外，商業功用多僅交換貨物而已，鮮有從政治、軍事功能分離出來成為以經濟功能或生產中心面貌出現的市鎮，而這樣的市鎮在長江三角洲地區顯然較多［⑥h］。

 

由于兩湖地區的市鎮主要只能吸納當地農村的農業初級產品，極不利于該地農業過剩人口的非農轉化和農業生產結構的深層次變化，農民主要是追求如何多墾荒地來增加總產而較少考慮擇業的變化，種植業尤其是糧食種植業（又主要是水稻種植）一直是該地農業生產的主要內容。其經濟作物生產的大宗是種植棉花，兩湖平原地區（尤其是江漢平原）雖亦以輸出棉布聞名于世并曾一度擠占長江三角洲地區所產棉布的市場［⑦h］，但細究發現這幾乎全是農余的手工制品，它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其產品用于到墟市上交換農戶必需的生產、生活資料，或完納賦稅，個體生產規模未能擴大，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轉運貿易主要是靠賤買貴賣套取利潤，無助于商業資本向生產的轉移，它可以更多地利用閑暇時間，尤其是婦女兒童的時間，反正他們的機會成本在當時生產條件下幾乎為零。這一點與長江三角洲地區較相似，但此類勞動的使用在兩湖平原地區并未導致青壯勞力從農業中分離，而且當兩湖平原地區所產棉布擠占長江三角洲地區所產棉布市場之時，后者也已向經濟收益更高的產業如絲織業進行轉移了，倒不是這一地區棉紡織技術落后了或產量降低了［⑧h］。

 

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與兩湖平原地區農村經濟結構的演變是相輔相承、次第進行的。當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民將經營重點轉向經濟作物種植、進入城鎮成為工商業者時，依賴的正是以兩湖平原為代表的地區的米糧供應，或者說兩湖平原地區大力發展糧食生產正是因為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業經營重點發生改變而提供了機遇。兩者經營重點的次第變化雖說是當時經濟條件下專業生產在不同地區的理性分配，有利于全國形成一個完整的市場，但這兩個地區的發展卻相差了一個層次并對以后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兩湖平原農民以低效率、勞動力密集的生產支持了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村經濟結構的逐漸轉型。

 

產生上述現象的原因與兩地農村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不同轉移方式及市鎮經濟對農村的不同反饋作用密切相關。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和農村人口剩余勞動時間的農業外轉移（這里的農業主要指狹義農業即傳統意義上的種植業）有利于當地農村經濟結構向專業化、商業化轉變和整個地區工商業經濟的繁榮，而兩湖平原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平面轉移（即盡量擴大作物種植面積）不僅融納程度有限，墾山圍垸反而帶來阻滯當地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同時，長江三角洲地區發達的市鎮工商業、手工業經濟無疑也有助于當地農村經濟結構的轉變，而兩湖平原地區卻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長江三角洲地區明清時期農村經濟結構向多樣化、專業化和商業化的緩慢轉變及由此形成的相對發達的整體社會經濟基礎，為以后的工商業發展創造了條件，該地區本世紀二、三十年代萌生的鄉村工業及80年代經濟改革以來強大的鄉鎮企業均與明清時期形成的傳統一脈相承。相反，兩湖平原直至本世紀六、七十年代仍依然以農業為主，只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開始農村工業的艱難起步。

   

————————————

①a本文所指明清時期下限在前，后涉筆不多。

 

①b按郭松義《清代地區經濟發展的綜合分類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4．2）將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列為發達地區，包括兩湖平原在內的絕大多數傳統農業區列為已發展地區。

 

②b轉引自洪煥椿、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③b本書編寫組：《湖北農業地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b湖南省農業區劃委員會編著：《湖南省農業區劃》，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

 

⑤b張履祥：《補農書》。

 

①c平：《論明清江南經濟的多樣化發展》，《中國農史》1989年第3期。

 

②c范金民：《明清杭嘉湖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農史》1988年第2期。

 

③c李伯重：《"桑爭稻田"與明清江南農業生產集約程度的提高》，《中國農史》1985年第1期。

 

④c張國雄：《"湖廣熟天下足"的內外條件分析》，《中國農史》1994年第3期。

 

⑤c張建民：《"湖廣熟天下足"論述》，《中國農史》1987年第4期。

 

⑥c最近龔勝生撰文（《明清之際湘鄂贛地區的耕地結構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國農史》1994．2）否認了這一公認的觀點。他認為垸田集中的洞庭湖和鄱陽湖（沒有提到江漢平原）湖區州縣水田比重的均較周圍地區低，而且愈往湖區中心比重愈低，其原因是①怕水淹而植麥非植稻；②洲渚漲塌無常宜旱作。但作者同時指出"湖區成為重要的稻米產區并不在于其水田比重高，而在于其墾殖指數高，水田絕對數量多和水稻單產高"、"水田絕對數量多"實際上佐證了糧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種植面積隨垸田擴大而增加的觀點。

 

①d對此有爭議，本人對清代江漢平原的研究（《清代江漢平原水稻生產詳析》，《中國農史》1991年第2期）持此論，對兩湖地區的考察待刊。

 

②d本書編寫組：《湖北農業地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③d張國雄：《"湖廣熟天下足"的經濟地理特征》，《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4期。

 

④d譚天星：《簡論清前期兩湖地區的糧食商品化》，《中國農史》1988年第4期。

 

⑤d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外運糧食之過程、結構、地位考察》，《中國農史》1993年第3期。

 

⑥d張家炎：《明清江漢平原農業經濟發展的地區特征》，《中國農史》1993年第2期。

 

⑦d梅莉：《清代湖北紡織業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2年第2期。

 

⑧d這是中國學者的主流觀點，但美籍學者黃宗智先生在其近著《長江三角洲小農經濟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2）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就耕地面積的總收入而言，栽桑養蠶顯然比種水稻要高得多，但如果考慮單位勞動報酬則養蠶的工作日均毛收入遠低于種稻，極少例外，這并不排除勞動力年收入（而非日收入）和家庭總收入（而非人均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因為許多閑暇時間和沒有機會成本的家庭成員都得到了利用。在這樣的前提下，在耕地嚴重不足的地區發展蠶桑業亦是勢在必行。該書提出了許多類似與中國主流學者相左但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對其進行詳細的介紹與討論顯然已超出本文的范圍。

 

⑨d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農經濟》，《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2期；作者在文中論述的是湖南四川小農，但筆者認為在糧食商品化方面湖南湖北的平原湖區地帶比較相似。旱作區或經作區則當別論。

 

①e范金民：《明清杭嘉湖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農史》1988年第2期。

 

②e從翰香：《論明代江南地區的人口密度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③e馬學強：《試論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內變遷"與勞動力轉移》，《史林》1993年第1期。

 

④e張國雄、梅莉：《明清時期兩湖移民的地理特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1期。

 

⑤e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人口壓力下的環境惡化及其對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1期。

 

①f張建民：《清代江漢-洞庭湖區堤垸農田的發展及其綜合考察》，《中國農史》1987年第2期。

 

②f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開發與環境變遷初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2期。

 

①g大致當正確，但不盡然，同時代的四川盆地及江西地區均有較有影響的傳世農書，而兩湖地區沒有。此點同事王利華先生提及，惜未深究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

 

②g農業人口素質高低與地方農業經濟發展的關系是一個有待研究的課題，此暫不申論。

 

③g吳仁安《明清上海地區城鎮的勃興及其盛衰存廢變遷》，《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④g張華：《明代太湖流域專業市鎮興起的原因及其作用》，《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1990年第4期。

 

⑤g樊樹志：《明清長江三角洲的糧食業市鎮與米市》，《學術月刊》1990年第12期。

 

①h與長江三角洲地區明清市鎮研究成果汗牛充棟的盛況相反，學者們對明清兩湖地區農村市鎮的研究較為冷漠，與該地農業經濟的發展狀況不甚相稱。此處提出的說法原自一些附帶性的研究，如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張家炎：《明清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對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的影響》，《中國農史》1995年第4期；等。

 

②h詳見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附錄），中華書局，1992年。

 

③h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④h陳關龍：《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探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⑤h宋平安：《明清時期漢口城市經濟體系的形成與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⑥h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篇（5）

清人潘榮陛所著《帝京歲時紀勝》記載：“清明掃墓，傾城男女，紛出四郊，提酌挈盒，輪轂相望。各攜紙鳶線軸，祭掃畢，即于墳前施放較勝。”古人還認為清明的風很適合放風箏。《清嘉錄》中說：“春之風自下而上，紙鳶因之而起，故有‘清明放斷鷂’之諺。”

在古人眼里，放風箏不但是一種游藝活動，而且是一種巫術行為：他們認為放風箏可以放走自己的穢氣。所以很多人在清明節放風箏時，將自己知道的所有災病都寫在紙鳶上，等風箏放高時，就剪斷風箏線，讓紙鳶隨風飄逝，象征著自己的疾病、穢氣都讓風箏帶走了。所以每逢清明時節，人們不僅白天放，夜間也放。夜里在風箏下或風箏拉線上掛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燈籠，象閃爍的明星，被稱為“神燈”。過去，有的人把風箏放上藍天后，便剪斷牽線，任憑清風把它們送往天涯海角，據說這樣能除病消災，給自己帶來好運。

清明放風箏是普遍流行的習俗。這個習俗在《紅樓夢》中就有：當風箏放飛升高后就有意把引線剪斷，讓風箏遠遠飄去，據說它可以帶走晦氣、煩惱、苦悶、憂患與病痛。于是有人便將自己的苦惱事寫在紙上，扎在風箏上，讓它隨著風箏一去不復返。值得一提的是，人們還常常在清明節放風箏。放風箏作為清明習俗之一，流傳已久。從元宵節后放風箏活動一直持續到清明節，所以古時也把清明節稱為“風箏節”。古時放風箏是一項具有意義的戶外活動，目的是為了放掉身上的“晦氣”。

當然，隨著時光的流逝，現在放風箏早已沖去舊時的“巫術”色彩，人們只不過是借此表達自己的美好愿望而已。如今放風箏成為了一項頗受大眾喜愛的娛樂活動，人們在戶外放風箏大大舒展了平日緊張嚴肅的氣氛，調節了忙碌的生活節奏。

篇（6）

2021年清明節放假安排：

2021年清明時間：4月5日09:51:21，農歷2021年三月（大）初一

2021年清明節放假時間：4月5日~4月7日放假3天。

2021年清明請假攻略：4月1日（周一）~4月4日（周四）請假4天，與周末銜接，可拼9天清明節小長假。

清明節介紹

清明節是我國漢族的傳統節日之一，為中國二十四節氣之一，時間約在每年的陽歷4月5日前后，有時是4月4日，有時是4月6日。

古有清明前一天為“寒食節”之說，相傳起于春秋時期晉文公悼念介子推“割股充饑”一事，后逐漸清明寒食合二為一。唐代掃墓日期一般在寒食節，宋后移到清明。傳說中“寒食節”的起源地就在山西中部介休，介休一名的來歷即是為紀念介子推“割股充饑”而不圖為報，最終在此被大火燒山而亡，綿山所在地原叫“定陽”，被晉文公更名為“介休”，意為介子推休息之地。現綿山已由當地人民開發為旅游景區，其中一重要景點就是高大的介子推母子石像，介子推成為當地人民效忠兩全的人物的代表。

清明節踏青的句子

1、今天清明節，又是一個思念親人的日子，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的幾個親人。帶著這種思念，我和姐、妹、弟一行五人去了城區公募，在父親母親、親人的墓前靜靜地守候著，陪伴著，小聲念叨著：“我們看你們來了！”鼻子酸酸的，酸酸的……

2、清明節已經到了，每每看見一束束鮮花插在墳頭，就知道又有一個生命永遠離我們遠去，而他們且可以遠離這充滿險惡的人世間，也未常不是一件好事，唉，人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時生死并不能由你自己。

3、清明節，我來到媽媽的墳墓，思念之情越發沉重；深呼吸，放松；也禁不住黯然淚下！想將淚水吞到肚子里，比什么都難；難道是對母親想念的一種方法嗎？難道是對母親思念的一種表達嗎？

4、清明自古以來都是一個重要的傳統節日，在清明這一天，人們紛紛走出家門，去祭奠已故的先烈與親人。在這一天往往下雨，故有“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之說。

5、清明節是緬懷故人的日子，是充滿悲傷之日，這一天連老天爺都與我們這些失去至親的人們一同哀傷，一起落下思親之淚！

6、馬上又到清明節了，突然有一種想要盡情宣泄的感覺，積攢了許久的思念突然被一種強烈的念想驅動著，靈魂深處隱忍的痛處，還有那總會不由在夢境中出現的回憶，似乎終于可以在某一個日子里，獨自默守著一座刻著親人名字的石碑訴說了。

7、清明再一次帶著哀傷靜悄悄地向我們走來，那一天紛飛的細雨打濕了祭奠亡靈的鮮花。墓碑上那熟悉的名字讓我們忍不住潸然淚下，雨與淚連在一起，流向了我們九泉之下那安睡的親人。

8、清明節已經到了，人們紛紛到去世的祖先或親人墳前祭掃，以表達對逝者的思念。清明祭祖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早在秦漢時期，人們就開始用各式各樣的儀式懷念祖先。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祖先，飲水思源，我們在清明這一天表達對祖先的崇敬和懷念，追思祖先的艱辛。

9、清明時節讓我倍感凄涼和酸楚，本是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我，每逢佳節倍思親；近日聽母親突然離世，頓覺有些心痛和驚訝，有些不敢相信，因為在春節我帶著孩子去看過他老人家，當時的他是那么的精神和力量，真難想象今天他離開了我們。

10、記得聽過一首詩：有的人活著別人就不能活，有的人活著是為了別人更好的活！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頭想不朽，名字比尸首爛的更早，他活著是為了別人更好活的人，人們將永遠記住他！我愿做一個幫別人更好活的人用我的行動來報答人民。想到這，心頭驟然感到輕松。烈士，一個多么莊嚴的字眼，我們要用無限崇敬的心來讀他！

清明節踏春的作文

今天是清明節，媽媽帶我去姥爺家。姥爺的家在農村。我們騎著電動車。一路上到處充滿了春的氣息，和煦的春風吹在我的臉上暖洋洋的。綠油油的麥苗一望無際，風一吹好像在對我們點頭招手。金燦燦的油菜花隨風飄舞。

地里的小草也從地底下探出了小腦袋，好似要看看春天是不是已經來到了。我們到了姥爺家，附近鄰居家的菜園里，種著綠油油的菠菜、蒜苗、韭菜。菜園里還長著兩棵大桃樹，粉紅的桃花開滿了枝頭，看上去就像一只只蝴蝶翩翩起舞。勤勞的小蜜蜂正在花朵上采蜜。田埂上開著一朵一朵的小黃花，那是蒲公英花再向你問好，多美的田園風光啊！我最喜歡去姥爺家村頭的小河邊玩。吃完午飯，我就和我的表妹一塊兒去河邊玩，河邊的樹木都換上了新裝，看那高大的楊樹嫩綠的葉子在太陽光的照射下泛著綠光。榆樹上結滿了一串串的榆錢，令人垂涎欲滴。河邊的柳樹抽出了新枝，綠色的枝條隨風擺動，遠遠望去就像一個小姑娘在水邊梳洗它的長發。小河里有一群小蝌蚪在歡快的游來游去，看上去真像一群會游泳的“逗號”。河中的蘆葦也呈現出了嫩綠色。幾只鴨子在河面上游玩兒，還不時的潛入水中像是在抓小魚吃。我看著這美麗的景色，不由的想起我學過的一首詩，竹外桃花三兩支，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啊！春天的景色真美呀！我喜歡著生機勃勃的春天。

清明節踏青的日記

時間勝似流水，當冬天的最后一片雪花融化時，當我脫掉厚重的棉襖時，才發現清明節已經到來，春天也已經悄然來到。清晨，我走出家門。清新的空氣迫不及待地飄到了我身旁，使我心曠神怡。空氣中，似乎參雜著一絲花香，四周全是一片綠的海洋。小草軟綿綿，濕漉漉，我情不自禁躺了下來，聞著泥土的芳香，我陶醉了。

朝山上望去，山色空蒙，此時最耀眼的是映山紅，它們點綴著整個山體，這里一叢，那里一片，團團簇簇，在青山翠竹之間環繞，美不勝收。我和伙伴連忙上山采映山紅。來到山邊，眼前忽然一亮，一簇粉紅色的映山紅正笑吟吟地綻放著。我連忙將它采下來，嗯，真香！

遠處的草叢中突然傳來一陣呱呱的叫聲。我扒開草，發現一只拳頭般大小的青蛙正奏著圓舞曲。見到我，青蛙立刻跳開了，我也跟著青蛙跳。他跳一步，我跳一步。“撲通”青蛙跳進水里不見了。

在鄉村的春天會有許多植物，野芹菜，野香菜，野草莓花爭芳斗艷，可最招人喜歡的還是一種俗稱“草籽花”的小花了。這種花是紫色的，指尖一樣大，嫩嫩的，葉子是心形的，成千上萬簇擁在一起，成了一片花的海洋。

我愛春天，我愛踏青！

清明節踏青的周記

篇（7）

新課程注重語文教學生活化，為此必須轉變傳統的師生關系，構建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相互協作的新型師生關系。教育家陶行知說：“教師的責任并不在教，而在教學，教學生學。”要使學生愿意學，必須建立師生間的信任關系。生活中，對學生說真誠的話，做真誠的事，課堂上會很容易建立師生間的互信關系。

談及莊子的無為思想時，筆者對學生說：“我非常羨慕莊子的境界，但說句老實話，目前我還是無法達到老莊的境界，因為我還要想著評職稱。”筆者的真實引起學生的會心微笑。在教學劉亮程《今生今世的證據》時，筆者引導學生回憶往事，并談到自己幼時的生活片段。講到史鐵生《我與地壇》中的“母愛”時，筆者又針對“母親”的話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學生寫周記，筆者跟著一起寫，并與學生分享寫作成果。語文課成了師生思維碰撞的陣地，學生的創造力也因此提高。

實踐證明，師生關系直接影響教育教學效果。親其師，方能信其道。在收獲學生信任和尊重的同時，語文課也煥發出勃勃生機。

二、濃墨重彩話背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為了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筆者設法選擇契機，設置生活情境，作為語文課堂的內容，使語文生活化。在閱讀教學中，從作者及其寫作背景入手，最便于引導學生走進生活。

在學習《金岳霖先生》一文時，筆者將徐志摩、林徽因以及金岳霖的相關資料作了詳盡介紹。學生被生活中的金岳霖深深震撼，帶著好奇和崇拜，學生很快讀完了全文，并進一步了解金岳霖先生的為人風范，并輕松掌握了作者刻畫人物的手法。課后，不少學生找來相關書籍，開始對徐志摩、林徽因進行深入研究，實現了語文學習的拓展。

在介紹司馬遷時，筆者生動講解大漢天子、將軍衛青、小將霍去病以及李陵事件。學生滿含興趣、充滿期待地走近司馬遷和他的《史記》，枯燥乏味的古文學習也因此活潑起來。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文字背后的故事，可以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三、挖掘文本的生活元素，讓學生感受生活的多彩

挖掘文本中的生活元素，既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又可以開拓學生視野，滿足學生獲取知識的愿望，使課堂教學豐富有趣。

教學劉亮程《今生今世的證據》時，讀到“我真的看見過……大風……聽見過一只大鳥在夜晚的叫聲……我真的沿那條黑寂的村巷倉皇奔逃？背后是緊追不舍的瘸腿男人，他的那條好腿一下一下地搗著地。我真的有過一棵自己的大榆樹？真的有一根拴牛的榆木樁……”時，筆者讓學生回憶類似生活經歷，有人談到自己下水摸魚的情景，有人談到等待自己回家親人的身影，談到兒時的煩惱。

當學生把已有生活經驗和文本相結合的時候，會點燃思維的火花，在文本與生活的對比中，理解課文內容。

四、尋找課外生活亮點，引導學生用筆去感悟生命

陶行知先生說：“在生活里找教育，為生活而教育。”教育源于生活，適應生活的需要，因而教學不能脫離生活，脫離生活的教學會讓學生失去自主學習的動機。

篇（8）

每一位任教過我班的老師無不稱贊我班是個優秀的班集體，學生的學習習慣好，品德修養高，集體凝聚力強。我覺得最突出的有二點：一、熱愛學習。我中隊隊員的學習習慣都不錯，上課認真聽講，回家按時完成作業，善于提問，善于思考，求知欲非常強。學校的圖書館都不能滿足他們，還提議在班級里搞了個小圖書館，里面的書內容豐富多彩，有文學的，有數學的，有科學的……他們還很喜歡寫日記、周記。有些文章都非常好，于是我和班委商量了下，決定出一份班刊，讓每位同學把自己得意的作品打好字，發送給各個編委（我和班委組成）進行修改，最后裝訂成本，取名《七彩路》。當我把凝聚著集體智慧和汗水的這份班刊發到每一位學生手中時，他們的那份喜悅真是無以言表。二、團結互助。我們中隊就像擁有50個兄弟姐妹的大家庭，大家相親相愛，互幫互助。劉苗苗的爸爸腿摔傷了，在家休養，生活很拮據，這情況被幾位同學知道了，就與我商量組織大家給她捐些錢。我很是贊同。短短幾天時間同學們就為她捐了近千元錢。最近“手口足”病流行，我班的龔昆被列為疑似病例，他在家休養期間很多學生隔著窗戶去看望他，給他帶去同學們的問候和近況，病愈回來后很多同學搶著給他輔導落下的功課。

二、干部管理有條有理

有著這樣優良的班風，當然離不開一群班干部的辛勤付出。我班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強，班干部在同學們心目中具有較強的號召力，如我班岳亭同學，在他的督促下，同學們在佩戴標志上可以說是整齊劃一的。我班的班干部能主動到老師面前，請纓幫助處理班中各類事務。在本職崗位上更是能各負其責，如在勞動方面：兩個勞動委員輪流負責，做到不讓教室一處有垃圾，并制定好值日輪流表，讓每個小組取好組名，如“洗涮涮組”、“教室美容師”、“勞動光榮組”等，還給每個組打分，使學生更積極的投入到勞動中；紀律方面：紀律委員在老師未到時，讓同學們自覺背誦詩詞，上課結束后讓老師登記當堂課的情況，若有違規同學就組織班委進行教育；學習方面：課代表們能負責做好每日收發作業本工作，并做到及時記錄；體育方面：體育委員負責帶領大家出操和體育課紀律，協助老師做好體育器材準備。除了班委，班級里還有一批能力強的學生們愿意為同學服務，幫助同學共同進步的。為了讓更多的學生參與管理，在五年級時我就采取了班委制和值周班長輪流管理制相結合。值周班長的職責是全面負責班級工作，并做好值周記錄，在班會課上向同學們作匯報，讓學生了解一周的情況和自己的不足，取得了很不錯的效果。

三、隊活動開展有聲有色

我中隊在校領導的重視下扎實開展“雛鷹爭章”活動，并將此項工作與學校德育、教學等各項工作全面結合。通過“雛鷹爭章”活動，激發他們不斷讓今天勝過昨天、明天勝過今天。讓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比一比，不比基礎比進步，只要每天進步一點點，就是最大的成功。現在，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爭章計劃，人人參與，積極投身于“雛鷹爭章”活動中來，相信，不久的將來，一只只雛鷹將大鵬展翅，實現人生美好的理想。其他中隊活動的主題我也是針對實際情況和學生特點選好主題展開活動。如我比較喜歡在節日上做文章，清明節快到了我讓學生收集關于革命烈士的資料，在隊會上進行交流，讓他們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

在周六組織班干部去西山烈士陵園參觀，并讓他們寫下觀后感。母親節到了，我就以“感恩母親”為主題開展了一次隊活動，還邀請了一些母親到場。學生們在活動過程中有的深情唱《燭光里的媽媽》；有的動情講述與媽媽間的故事；有的熱情跳出《白發親娘》之舞……那次活動的每一個參與者無不為之動容，甚至有的學生和家長流淚了。當然少不了兒童節了，今年是學生們小學階段的最后一個兒童節，我就放手讓他們自己主持，自己排演，讓兒童節真正成為他們自己的節日，自己的狂歡節，事實也證明了如此。

四、輔導員工作盡心盡責

自我擔任本中隊的輔導員以來，工作盡心盡責。一、為人師表，率先垂范。要求學生做到的我自己首先要作到，要求學生不能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在學習上，要求自己要終生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智能和技能；在越是特殊的日子，越是艱巨的任務，自己身先士卒，堅持到底。這樣學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感染和熏陶。二、重視學生的特長，讓更多的學生體驗成功。在"學習園地"展出學生的優秀作品，鼓勵全班向他們學習。盡管這些學生并不是各方面都拔尖的“三好學生”，有的成績并不出色，有的并不是班干部，但是，通過這樣的宣傳，學生自信心普遍得到提高，同時也促使優秀生更加追求卓越。三、重視與家長的聯系，雙向管好孩子。孩子的進步，集體的成長，離不開輔導員，也離不開家長。為了更好地全面了解學生情況，我通過家訪等形式與家長建立聯系，通過交流更能了解學生。家長會上，能根據本學期教育教學計劃，對家長提出一定的要求，并介紹一些教育孩子的方法、經驗，從而達到更好的效果。

篇（9）

1."勤"字

現在的中學大多是寄宿制學校，這個"勤"字就顯得尤為重要

1.1在班務管理上要勤。一個班集體成為優秀的班集體，紀律很重要，初一學生一進校，我首先和學生一道學習《中學生守則》和《中學生日常行為規范》，與學生一起制定一些獎勵遵守紀律的好方法，由值周班干紀錄，每周公布一次，每月一小結，對紀律好的同學進行表揚，使學生從心里和行為上覺得自覺遵守紀律的重要性，班主任老師跟班要勤，因為學生有一些違紀現象并不是在教室發生的，如：學生沉迷網絡游戲、抽煙，這些違紀行為很隱蔽，跟班勤，可以及時發現、及時對學生予以教育與糾正。班風好了，為學生提高學習成績打下了基礎。

1.2在思想道德教育上要勤。加強學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是班主任工作的重要環節，我要求學生積極參加學校開展的各項活動，如：拿出自己的零花錢給災區捐款，植樹活動，清明節到烈士陵園掃墓等，另外還通過主題班會對學生進行"五心"教育，通過這些活動，使學生受到了一次次心靈的教育，陶怡了情操，有效地提高了學生的思想道德覺悟。

1.3在安全教育上要勤。安全是我們的必修課，利用班會課，給學生講火、水、地震、意外情況的自我預防救助，教育學生要注意安全，特別是放假，學生周末回家，都要向學生講安全問題，盡量杜絕安全事故的發生。

1.4在行為習慣的養成上要"勤"。我校學生、獨生子女占的比例較高，家長對孩子的學習看得很重，大多數學生在家很少做家務，生活所需基本上由父母包辦，初一學生進校后，我從學生的行為習慣的養成抓起，每天要講究衛生，每天都有要求，他們美化寢室整理床鋪，疊好衣被，擺好課桌，整潔有序，講究衛生，每天都有要求，經常進行檢查，每星期對衛生做得好的學生進行表揚，做到有章可循，違紀必改，經過一段時間后，班上的學生都能把這些要求變成自覺的行為習慣。

1.5在日常生活的照顧中也要勤。初一學生，生活自理能力較差，班主任要經常提醒他們就餐要吃飽，不要挑食，少吃零食，請生物老師對已進入青春期的男女生分別進行生理知識的教育，使他們從小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生活習慣，對生病的學生要多一份關愛。

2."情"字

初一學生進校后，班主任對學生的家庭應作較詳細的了解，班主任要真心真意地關心每一個學生，呵護每一個幼小的心靈，特別是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因為他們比其他學生更缺少關愛。為了使他們盡快適應并熱愛學校生活，我要求他們每周給爸爸、媽媽打一次電話或在網上了聊一下自己一周來的學習、生活情況，有少數單親家庭或留守學生的情緒有時不穩定，不時有逃課，不上學的現象，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班主任應立即家訪，了解情況，找回學生，若學生一時找不到，應向學校匯報。留守學生的這種情況，實際上他們在精神上得到父母的關愛和教育太少了。作為班主任多與他們的家長聯系，及時反饋他們孩子在校的表現，用真誠的態度與家長交流孩子取得的進步和存在的缺點，讓家長感受到那份關心是實實在在的，同時，也要求家長多與孩子交流，每年應抽時間回家看看孩子，使他們感受家庭的溫暖，有相當一部分學生，在親情的感照下，改正了缺點，在學習和紀律等方面有了較快的進步，他們的臉上又開始露出燦爛的笑容，他們愿意把自己在學習生活中的困難和喜悅告訴老師，把班主任老師當成他們的知心朋友，我們的教育工作就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3."晴"字

篇（10）

一、愛心感化的常規教育

五年來連續擔任班主任，語文科教學。多年的教學工作生涯，使我深刻地認識到，要帶好一班學生，必須從小學入學常規教育入手，面對山區孩子，離開父母踏入小學校門，要適應受管理、有約束的學校生活模式，要做到進得來，留得住，這一點在個別學生身上常常犯難。為此，在教育教學工作中，我全身心地投入向學生傾注愛心，因為師德的核心是師愛，沒有愛就不能有效地實施教育教學工作。記得剛任一年級班主任時，李娟同學每天離開牽著她手的媽媽走進教室時，總是痛哭流涕，稍不注意就逃學了。怎么辦呢？于是我就讓自己的女兒出面與她交朋友，并把買給自己的小吃食品分給她，中午讓她在家里吃飯，一周后她與我們之間的心理障礙消除了，她逐漸由怕教師、厭學習成為愛學校生活的好孩子。

小學生的模仿能力強，他們離開父母來到學校，班主任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他們生活中的楷模，班主任的言行、舉止很快就會在他們身上得到潛移默化，所以要做好班主任工作，還得從個人的衣著、儀表、言行舉止著手，嚴格要求自己，并孜孜不倦地對他們進行禮貌常規教育，組織豐富多彩的課間活動，課堂教學力求新穎，富有趣味性，使學生在快樂的游戲中不斷獲取知識，陶冶情操，為他們的成才奠定基礎。

二、勇于開拓的創新教育

做為教育工作者，要關注教改動向，注重學生創新意識的培養。培養學生的創造思維能力，是培養社會發展所需的建設人才不可忽視的一環。在教學過程中，應一絲不茍地鉆研教材，精心設計課堂教學，課堂要多提富有創造啟發性的問題。在接收學生反饋信息時，應針對學生的回答肯定他們的優點，鼓勵他們不斷努力，天天向上。特別對學生的創造性回答應予以鼓勵，激發學生勇于思考，樂于思考的學習興趣。我在教《年的一天》這篇課文時，向學生提出：假如人們不聽忠告，繼續破壞生態環境，你打算怎么辦？學生眾說紛紜，大致意思不外乎兩個層面：一是加強宣傳教育；二是加大法制力度。可楊驕陽的答案是：盡快研制一種多功能高功效的環境保護器，來適時調控管理。這種回答自然不現實，但卻帶有創新意識。我沒有肯定他的回答最好，只是勉勵了幾句，并告訴學生要實現這一宏偉設想，就靠你們這一代人。幾周后在一次手工作品展評中，就有楊驕陽等八名學生用廢品仿機器人的裝制做出了十幾件自命“地球保護儀”的手工作品，有幾名學生還在每一裝制上貼有紙條，注明了功能。沒有創新，人類就難以進步，社會就不會發展。所以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是歷史賦予教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重任。

三、積極進取的實踐教育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社會實踐活動，讓他們在實踐活動中獲取知識，培養情感興趣，是培養學生學習興趣的一種措施。主題班隊會、秋游、掃墓、公益勞動等活動，都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陶冶學生的心靈，幫助學生樹立遠大的理想。在二二年清明節組織的掃墓活動中，我專請了一位知烈士情的老，對烈士的生平作了介紹，當他介紹班長劉富貴時說：“這位為國捐軀的烈士，年僅歲，他臨終時的遺言是‘告訴千千萬萬個翻了身的窮孩子，要他們好好學習……’”那位老說到這里聲音淚了，在場的孩子全部流了淚。回去后，在近兩周的周記上，都有強烈的反響，懷念烈士情，立誓言，表決心的言詞感人肺腑。更讓人吃驚的是有名的雙差生賈向軍，變得判若兩人，每天早晨到校特別早，上課了能踴躍回答問題，期未雙科成績都在分以上。

篇（11）

學生自主管理不僅是管理班級，學生管理學生，更重要的是學生自己管理自己。前一種能力是工作能力，后一種能力是自我約束能力。

著名教育家斯賓塞說過這樣一句話：記住你的管教目的應該是養成一個能夠自治的人，而不是一個要讓人來管理的人。陶行知在《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中也具體談到自治四點好處：“第一，學生自治可以為修身倫理的實驗。第二，學生自治能適應學生之需要。第三，學生自治能輔助風紀之進步。第四，學生自治能促進學生經驗發展。” 因此我在剛接手新班級時，結合班級學生的實際情況，采取以法治班的做法。具體操作如下：首先，明確班規的意義。先向學生講述班規與《中學生守則》、《中學生日常行為規范》不一樣，它具有可操作性、互制性、靈活性。其次，全體學生參與，讓每個人都成為“立法者”，主要通過學生周記《假如我是班主任》的基礎上，征集“金點子”，然后確定班規，使學生覺得這不是老師在管自己，而是自己對自己約束，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實效性。再者，強調班規面前人人平等，充分發揮班規的作用。這樣既體現了學生的民主參與，又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實現起來效果還不錯，本班在這一學期連續被評為文明班級，班級中也沒有違反學校的規章制度

二、健全班級組織機構，堅持自我管理

許多人說班級難于管理，其原因是讓學生被動地接受管理，使其缺乏主人翁意識。若能讓所有學生都能體驗到作為班級的主人的責任，都能意識到自己是集體中不可缺少的一員，情形就大不一樣了。要想調動全體學生的積極性，就必須讓學生全體參與，構建全方位多層面的集體自我管理機構，體現管理的主體性。

1．組建責任心強的常務班委

讓學生主動參與班集體管理，老師不必事事躬親，建立一支責任心強、素質高、工作膽大的班干部隊伍是必不可少的。因為他們是班集體的核心，是凝聚班集體的紐帶，有了一支強有力的干部隊伍，班級管理就成功了一半。具體做法如下：采取學生民主選舉班委會，班委會民主選舉班長的做法。然后，由班長組織班委會，制定班干部工作的責任目標和職權范圍，向全班公布，由全班同學討論通過。班干部在開展工作中，由全班同學負責監督和評價，班上的一切日常管理，全部有班干部負責。而此時，班主任是不插手的，只作為班干部的堅強后盾。

2．“輪流執政”的值周班長

一個班級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班干部組織，可這個組織不能是靜止不變，這樣不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應為每個學生提供當干部的鍛煉機會。

值周班長是經民主推選產生的臨時班長，每六位同學一組自由結合，組成一屆臨時班委，負責本周班級的日常事務。其中一位同學總負責，任值周班長，其余五位學生分工負責。這種形式為每一個人提供了參與班級自我管理的機會和條件，鍛煉了每位同學的能力，增強了學生的自我約束力和主人翁意識。

3．靈活多樣的自治小組

班級除常務班委，還有 “輪流執政”的值周班長小組，形成了一個有層次的管理網絡。而要建設能讓每個學生都能發揮主體作用的班級自我管理機構，就必須根據本班學生的實際組織和建立多樣化的自主自治小組，如學習督導組、紀律監察組、衛生監督組等小組。這些小組吸收了全體學生參加，每個小組各不相同，每位學生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從而使全班同學人人有責任、個個擔擔子。既是管理者、參與者又是被管理者、合作者，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人人有人管、人人能管人”。管理與被管理的相結合，提高了每一個學生對班級管理的參與度，使他們能在集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和責任，也大大激發了他們的主人翁意識和責任意識。他們不僅能管別人而且能自覺地管理自己。這些以學生為主體的自我管理的手段，增強了學生的使命感、責任感和信任感，提高了班級的工作效率。

二、 開展各項有益活動、實現自我發展

心理學研究表明：“一個集體若沒有豐富的集體活動，就必然死氣沉沉，缺乏活力，這將有礙于班集體的健康發展”。要想讓班集體充滿生機活力，最重要的是組織學生開展各項有益的活動，況且中學生有強烈的表現欲，他們希望通過自身的表現來展示能力和才華，獲得認可與成功，如何引導使他們向健康的方向發展，是班級工作的重點。可結合重大節日、紀念日和國內外大事，班級相應開展演講賽、辯論賽、文體活動、社會實踐等各種有助于學生全面發展的健康活動，讓每一個學生都有展示自我的機會，讓每個學生都成為班級工作的參與者、主持者和實施者。比如“三八”婦女節，舉行“只要媽媽露笑臉”的作文競賽、“五一勞動節”舉行“今天你休息”的班級晚會、“清明節”舉行“接過先烈的旗幟”的掃墓活動、“十一”國慶節舉行“我愛你，祖國媽媽”詩歌朗誦會等等，在這些活動中，班主任扮演著導演、倡導者和指導者的角色，徹底拋棄保姆式管理的做法，充分相信學生、尊重學生、依靠學生，大膽地放手讓學生去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