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勞動教育事例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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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當前勞動教育與人事管理面臨著這樣的形勢：一是人口和勞動力流動日益頻繁，跨地區業務辦理需求愈發迫切。取消農村勞動力進城和跨地區就業的限制，完善參保人員社會保險關系轉移、銜接的政策措施，探索解決人員流動時社會保險關系接續問題的有效辦法。二是社會各界對公共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勞動教育與人事管理信息化建設

2.1形勢分析

勞動教育與人事管理要與這些要求相適應，為跨地區的人員流動、社會保險關系轉移、社會保險待遇享受及跨地區的管理服務提供技術支持；進一步推進政務公開，使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通過網絡及時準確地了解勞動保障的各項政策和辦事程序，為他們提供方便的網上直接辦理各項勞動保障事務的服務；通過網絡架起勞動保障部門與廣大勞動者之間聯系的橋梁，及時地了解社情民意，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主動應對安全的挑戰，在化建設中同步實現安全。在此形勢下，加強信息化建設與勞動教育與人事管理的互動研究是必要的。

2.2勞動教育與人事管理工作需要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

要求勞動教育與人事管理保障化建設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為民服務”這一理念。三是安全變得愈發重要。勞動保障系統管理著數以萬億計的資金和數以億計的人員，牽涉到每一個勞動者和參保人員的切身利益，出不得半點問題。同時，隨著公共服務系統的建設和應用，系統的用戶范圍將急劇擴大，通過互聯網的訪問和傳遞將逐步增多，系統面臨的風險逐步增大。

2.3勞動教育與人事管理保障化建設必須適應勞動保障事業的不斷發展

需要將系統的覆蓋范圍擴大到勞動保障各項業務；將系統的覆蓋人群從城鎮參保人員和就業職工擴展到進城務工人員、靈活就業人員、農村參保人員等，部分地區的覆蓋人群還要從從業人員逐步擴展到全體城鎮居民，甚至全體城鄉居民；通過系統整合，實現各項勞動保障業務之間、勞動保障部門和相關管理部門業務之間的協同辦理，為建立勞動保障工作長效機制提供技術支撐。社會經濟和勞動保障事業的發展對勞動保障化工作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也為勞動保障化工作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近年來，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成為百姓關注的熱點問題，如何解決好這兩個問題的化也關乎國計民生。

3對策分析

3.1建立健全勞動教育與人事管理保障制度及運行機制

逐步實現就業比較充分，分配格局比較合理，勞動關系基本和諧穩定，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完善，管理服務規范高效的發展目標。勞動保障化建設要適應勞動保障事業的不斷發展，努力滿足事業發展中的新要求。這就迫切需要將系統的覆蓋范圍擴大到勞動保障各項業務；將系統的覆蓋人群從城鎮參保人員和就業職工擴展到進城務工人員、靈活就業人員、農村參保人員等，部分地區的覆蓋人群還要從從業人員逐步擴展到全體城鎮居民，甚至全體城鄉居民；通過系統整合，實現各項勞動保障業務之間、勞動保障部門和相關管理部門業務之間的協同辦理，為建立勞動保障工作長效機制提供技術支撐。

3.2技術與勞動保障業務的有機結合，不斷提升勞動保障化水平

通過形成財政投入為主體的經費保證機制、實施三項重點行動計劃、理順化工作機制、健全勞動保障化標準和規范體系、建立和完善化規章制度、加強化隊伍建設、加強對化建設的宣傳等措施，重點完成金保工程一期建設，開展金保工程二期建設，強化數據中心建設，實現全網整合，突出公共服務功能，切實提高各項勞動保障業務化水平。社保的網絡是面向多種不同應用的網絡，需要無故障，無中斷地運行；社保的網絡要能夠面向未來，能夠應對未來的應用的增加，有很強的擴容能力；社保數據的長期保存需要建設穩定的數據中心，還要抵御病毒和黑客，并建立災難備份的機制等。隨著勞動保障系統建設的日趨完善以及基礎數據的積累，宏觀決策問題顯得更加重要。

3.3利用數據倉庫和數據挖掘等技術支持各級勞動保障部門的宏觀決策

通過統計分析和查詢手段實現預警功能。勞動保障工作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勢必要求勞動保障化建設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為民服務”這一理念。通過化建設進一步推進政務公開，使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通過網絡及時準確地了解勞動保障的各項政策和辦事程序，為他們提供方便的網上直接辦理各項勞動保障事務的服務，通過網絡架起勞動保障部門與廣大勞動者之間聯系的橋梁，及時地了解社情民意，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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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畢業生的市場信號特點

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勞動力市場”課題組在2003年上

半年對7個省市的47所高校的畢業生就業情況統計結果表明：

參照上述統計結果加以分析，筆者認為倍受勞動力市場需求追逐的高校畢業生市場信號具有以下幾方面特點：

學歷越高意味著成功就業的概率越大。在本科崗位域中本科

生比?？粕哂忻黠@優勢，在?？茘徫挥蛑型瑯哟嬖诒究粕鷶D占?？粕鷮膭趧恿κ袌龅默F象。目前我國本科教育正逐漸由精英化進入大眾化普及階段，本科生已經進入買方市場，多數單位傾向于高學歷畢業生，這對?？啤⒏呗毶夜ぷ髟斐删薮髩毫Γ坏厣怀觥I匹配的?？?、高職畢業生仍供不應求。

學校類型、品牌效應對求職結果有一定影響，尤其是公辦學校的畢業生較民辦學校的畢業生具有明顯的優勢。盡管2003年遭遇到就業寒冬，但是受大的國際環境和不同行業的發展趨勢影響，綜合性大學就業形勢比較樂觀，名牌效應更加突出。

有過學生干部經歷和參加相應社會實踐活動的學生倍受用人單位的青睞。這說明勞動力市場更加重視學生通過在校社會工作培養起來的各種素質和技能。

畢業生所在學校學生就業信息傳播渠道的暢通，為學生就業率增加起到積極作用。這說明畢業生與潛在的雇主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從而妨礙畢業生在就業市場取得更大的成功；學校的積極參與，在畢業生與雇主之間起到搭建“橋梁”的作用，則極好的克服了這種信息的不對稱，從而促進畢業生找尋更好的職位。

性別差異在大學生就業問題上仍有一定影響。相對而言，用人單位更傾向于招聘男性畢業生。根據教育部對中國高校畢業生一次就業率的統計，2000年，男性畢業生的一次就業率為77.2%，女性畢業生的一次就業率為73.9%；2002年，畢業生的數量超過了2000年，然而男性畢業生的一次就業率為65.9%，女性畢業生的一次就業率為56.1 %；截至2003年9月初，2003屆畢業生就業情況與2002年持平。

用人單位對大學生就業的專業要求并非一定專業對口，而是更多關注畢業生在學習期間真正培養起來的能力。持有英語四級以上證書、從業資格證書等專業技能證明的復合型大學生更加受到青睞。2003年，用人單位普遍提高了對本科生的錄用條件，更多崗位要求復合型人才。比如，同樣是英語專業，那些與其他專業結合更緊密的金融英語、外貿英語、法律英語就大受歡迎。用人單位直言不諱地說：現在單一技能的本科生一抓一大把，隨時用，隨時招，缺的就是復合型人才?！岸弦弧?、“三合一”人才節約企業人力成本，更適合具體工作崗位的要求。

高等教育系統的互動變革

由于目前勞動力市場與高等教育系統的關系越來越緊密，而且高校自身的自也越來越大。因此，高等教育系統將會針對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做一定的調整。

對教育質量要求更高

因為在目前的就業市場上，畢業生提高自身專業學習的知識水平，有利于工作找尋成功并且能夠提高起薪水平。這將給予學生和學校以信號，刺激學生和學校共同努力提高教育質量。同時，教育質量的提高，也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減輕過度教育的現象，也使得政府有動力督促學校去提高教育質量。

通識教育以及學分制、主輔修制會持續受到歡迎

學用結合以及畢業生學識的“廣度”對找尋工作有顯著的積極影響，這些證據在某種程度上支持了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以通識教育為主的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的成功。同時高等教育系統也將繼續完善學分制、主輔修制，為在校學生提供更多的選擇，以有利于學生根據自身的特點與喜好，主動去學習和掌握今后自己中意職業的專業技能，而可不必拘泥于初始所選專業。

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必將取得突破

目前，高等教育系統中就業形勢最嚴重的群體來自于高職、高專以及民辦高校的畢業生。其中高職、高專的畢業生在?？茘徫挥虿]有顯現出比較優勢，而受到本科畢業生的職位擠占，這也引發了過度教育問題。而中國高等教育系統要繼續健康發展，那么這個問題必將得到解決。可以預見，隨著目前教育部在政策上對于高職、高專學校的有所傾斜，隨著高職、高專學校更多地與勞動力市場進行互動，高職、高專學校必將會在類型上與普通本科院校相區分，辦學更加注重特色區別，應用技能水平區別，而非現在的層次差別，從而促進高等教育系統多元化發展。

就業信息渠道更加完善

目前，那些能夠得到學校提供充分就業信息的畢業生，無論在工作尋找還是起薪方面，都有競爭優勢。這說明，高校的就業信息，有助于減少畢業生與潛在雇主間的信息不對稱，并促進畢業生的自我選擇以及勞動力市場的優化配置。這樣，學生、雇主還有學校都將有動力一同去構建通暢的就業信息渠道。

關于學校專業質量和聲譽的評價機構將會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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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陜西省教育廳科研計劃項目(2005JKl01)

作者簡介：韓秀華(1976-)，女，北京人，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主要從事發展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241，2；G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5―0071―04

收稿日期：2008―05―08

現代社會是在龐大而結構精致的組織中運行，它有著細致的分工，紛繁復雜的職業種類，職位明確的等級結構。整個組織猶如一張巨大的、動態的網絡，勞動者在梯級職位和不同的專業領域中占據一個位置，并以某種規則在一定范圍內流動，在這一過程中，教育甄別篩選的“配置效應”減少了勞動力的盲目配置，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教育經濟學為勞動力甄別配置研究提供了切入點，其中篩選理論認為教育信號體現了生產率的高低，對勞動力具有篩選配置效應。其基本觀點是：教育篩選出高生產力者，對勞動生產率具有確定作用而不是像人力資本理論所認為的那樣具有提高作用。篩選具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學歷反映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學歷是進入某些行業的敲門磚。這套理論包括信號理論(spence，1973)、篩選理論和過濾理論(Arrow，1973)。信號理論認為教育提供了可免費觀察到的生產率信息，雇主可根據這一信號選擇合適的雇員并給予其適當的報酬；篩選理論認為教育過程揭示出高低不同的生產力層次，確定了個人的生產性特征，教育所改變的不是個人的生產能力而是分配能力――教育使人進入好的行業，得到好的職位，獲得好的收益；而過濾理論更把篩選直接看成過濾，既然過濾出來的是高生產率者，進人大學本身這一行為就能帶來額外的高收益。

這些理論都認為勞動力具有異質性，并把它歸因于天賦能力的不同，教育的作用在于把勞動力按能力劃分群體，使雇主節省勞動力選擇成本，根據教育信號觀察個體的生產率并給予不同的勞動報酬，同時勞動力能夠通過教育信號，傳遞自己的生產率信息，以獲取相應的收益。這個互動過程體現了勞動市場和勞動力的雙向選擇，勞動力配置也是在這一過程中完成的，當然它是動態的，處于不斷的調整之中。

本文主要研究教育如何對異質的勞動力進行甄別篩選，通過建立模型說明教育在勞動力市場的配置效應。第一部分建立教育對勞動力的甄別配置模型；第二部分討論教育的甄別配置作用；第三部分研究勞動力市場與教育信號；第四部分是對我國教育甄別配置分析；第五部分是結論及政策含義。

一、模型的建立

(一)幾個必要的假設

篩選理論把教育看作是甄別器，勞動力異質性源于天賦的非均質性，教育通過甄別篩選，將勞動力歸入不同的生產力群體，這一過程較為復雜，其對應關系有賴于眾多因素，且需要在理想的環境中進行才是有效率的。因此，教育作為甄別配置器發揮作用，建立在下面假設基礎之上。

假設1：基礎教育的同質性。教育是教與學的互動過程，天賦不同的學生對相同質量的教育做不同的回應，能力強的學生會有更好的成績，但是面對不同質量的教育呢?很難說一個天賦很高的學生在缺乏必要的教學設施的學習環境中、在低質教師的教育下能取得驕人的成績，尤其是天賦處于中上等或中等的學生極易被低質量教育漏選，失去更多的教育機會，從而被劃歸低生產力群體。因此，基礎教育的同質性在教育的篩選功能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假設2：準確有效的甄別手段。目前最重要的篩選手段是考試，在一定范圍內實行統一考試，以標準化分數作為依據進行篩選。此外，加分和面試也在篩選中發揮一定作用，加分的基礎是所取得的各種獎勵和特長，包括各種競賽得獎以及專業證書或專業等級，面試主要考察綜合能力。這些可以看成是對考生的總體評定或是對某一專長的認可，也是考試手段的補充，使教育篩選更準確有效。

假設3：教育選擇約束僅存在于個人能力范圍。教育選擇的基礎是學術成績，無論是他選擇還是自選擇，都存在著約束條件。在理想環境下，教育選擇約束除了個人能力外，不涉及其它因素。教育成績是進入高層次教育機構的基本條件，能力的約束是個體不能進入更高層次教育機構的唯一因素。

假設4：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在競爭中，勞動者身上的生產率信號能得到充分利用，教育對勞動力的配置功能發生作用。當市場存在分割時，勞動者由于主觀特征受到歧視，成為其進入好的勞動市場的障礙，即使教育篩選是成功的，配置功能也會失效。因此，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是教育作為甄別配置器發揮作用的重要條件。

(二)模型的建立

在完美環境下，教育機構通過考試等各種手段，依據個體的學術成績進行甄別篩選，對教育成績好、生產能力高的群體進行更高層次教育，使其得到好職業職位的敲門磚，對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個體也進行階梯式的、不同層次的教育。在我國有職業高中、中等專業、高等職業、大學專科等職業教育。勞動力市場中不同的職業崗位對受教育程度也有著較為明確的要求，可看成是教育與勞動市場相互調整的結果。個體在教育層次的選擇上是被動的，學習成績約束著個體教育選擇，個體選擇的自由度在于根據自己的教育成績和能力選擇收益最大的教育層次。通過篩選，勞動力接受不同層次的教育，并在學業結束后獲取不同等級的職業職位，實現勞動力的最初配置。

在教育機構進行選擇的同時，個體也在進行著主動的自我選擇，興趣及個性特征主導了教育類別的選擇，因此，教育專業的選擇總會與一定的職業偏好相關聯。由于不受學術成績的約束，教育專業的選擇有著較大的空間，決定了個體對所學習的專業技能具有較大的自主選擇權。教育的類別是平行的，不存在教育程度的高低之分，只是掌握不同的專業技能，從事不同專業的工作。

自我選擇是甄別篩選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它是勞動力的自我配置，如果個體對自身有更多的信息，自我配置會更有效率。在學習過程中，學生會通過教育機構分數評估體系所具有的反饋機制，得到關于自身能力及其它方面有價值的信息，如了解自己在成績序列中的排名、在與同學的接觸中了解自身的能力特長、在各種課程的學習中了解自身的興趣所在等，使個體找到在經濟系統中適合自己位置。因此，自選擇和他選擇是相互修正、相互檢驗，并處于不斷的調整中，教育所體

現的信息也隨之變得更為準確，其甄別配置也更為有效。

通過他選擇與自選擇，教育層次提高與個人特征明晰化同步進行，即隨著教育層次的提高，個體生產率特征不斷明朗化，生產技能的專業化不斷加強，個人搜尋工作意向更為明確，崗位和勞動者的對接更為具體，使個體對勞動力市場有較為充分的信息，了解自己在求職者大軍中的位置，找到自己最初的定位點，也為勞動市場根據教育信號配置勞動力提供了依據，實現勞動力市場的初步配置。

二、教育的甄別篩選配置作用

對于首次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人而言，受教育的層次和類別是其生產率的主要信號，成為進入勞動組織以及工作階梯的主要依據。小學是全民義務教育，其甄別功能即使有也是潛在的，沒有體現為明確的篩選，學術成績的高低不做為進入哪一所學校的依據。到了小學畢業升學到初中，其甄別功能已經顯現，教育成績不佳的學生雖然會接受初中教育，但好的學校會排斥成績不好的學生。成績的高低使學生分為不同的群體，不過這時的群體劃分是不固定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出現新的分化組合。教育作為甄別系統，將學術成績做為評價指標，初次顯現了它的甄別篩選功能。

基礎教育階段為教育的甄別功能奠定了基礎。九年制義務教育使基礎教育數量――接受教育年限是沒有約束的。政府提供教育經費保證所有的適齡兒童能夠進入學校接受教育，且邊遠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的學生還能得到政府補貼(，為其接受基礎教育提供了經濟保障；小學和初中是免試入學、免試升學，學術成績不成為是否接受教育的影響因素。

甄別不發生在基礎教育階段，卻是以這一階段的教育成績為依據的，個體也以成績為基礎選擇接受教育的層次和類別。每一階段的成績都是評價學生的依據，它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階段性的連續性測試。在九年中對個體的總體評價作為甄別篩選的依據，劃分出不同的學生群體，進行不同層次和類別的教育。

基礎教育結束后，一部分學生進入勞動力市場，一部分學生進入普通高中以及職業高中、中等專業學校等各種職業學校。這樣同齡人出現了分化，這種分化對其以后進入的工作崗位具有重大影響。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的初中畢業生以及初中甚至小學未畢業就更早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基本只能進入差的勞動力市場。

接受職業教育還是普通高中教育，相當程度上意味著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從而決定著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的走向和在職位階梯上的位置。在我國，中等職業教育基本分為職業高中和中等專業學校，它們在現有制度框架下具有不同的身份。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生有資格被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以干部的身份接收，意味著他們拿到了進入某一勞動力市場的門票，而職業高中畢業生則被需要干部身份的用人方拒之門外。這樣接受不同的中等教育也就被配置到了不同的勞動力市場。

經過甄別篩選，能夠進入高等院校并能順利畢業的學生，有了進入絕大部分勞動力市場的資格。我國好的勞動力市場，除了專業技術性非常強的一些工作崗位，對學歷的要求基本是大學本科，并有一些大學?？?，如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國家機關公務員、企業管理技術人員等。專業技術強的崗位可能學歷要求更高一些，如高校教師、科研人員等。大學以上學歷在配置方面也發揮作用，不同學歷在技術領域的縱向崗位不同，學歷越高，崗位越重要。最明顯的事實是，國家機關對不同學歷公務員所確定的最初級別不同，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對不同學歷教師所評定的最初職稱不同，與此相應，他們的最初工作崗位也有差別。

教育的不同層次和類別決定了個人在求職大軍中所處的位置，決定了獲得工作崗位序列的位置，決定了在整個勞動力市場這個網絡中的定位點。教育層次對勞動力進行縱向配置，使其在梯級崗位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教育類型則是對勞動力進行橫向配置，使其在平行而又各異的崗位中從事不同專業技能的工作。教育，以其層次和類型實現了對勞動力的甄別配置功能。

三、勞動力市場與教育信號

事實上，勞動力市場中的求職和招聘活動，就是信息傳遞過程。雇傭行為發生之前，需要充分搜尋信息以降低雇傭決策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發生在雇傭雙方，雇傭方不了解求職者的生產能力，求職者同樣對工作環境、工作強度等沒有完全信息。但企業(包括其它用工部門)有更多的公開信息，求職者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加以了解，而個體信息則封閉的多，那么，如何獲取求職者信息，得到高生產能力員工呢?

通過個人能力可以改變的特征便可成為衡量生產能力的信號(Spence，1973)，這樣代表生產力特征的有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得到的獎懲，擔任過的職務等幾方面。對于初次就業者來講，只有教育背景以及與之相關的方面作為生產能力信號，教育層次傳遞個人的基本能力信息，包括天賦和學習能力。通過教育篩選出的就業申請者至少有應付考試的能力，在職業培訓中也應有強的接受能力，較快掌握生產技能，節省培訓成本并能很快進入崗位角色，使潛在的高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的生產效率。

教育類型傳遞著專業技術信息。在專業性較強的領域，教育專業與職業有著更強的關聯，對教育專業的選擇基本決定了未來的職業范圍，這也許是因為接受過某種教育的人具有從事某種職業的品質。首先是具備了專業技術品質；其次，也許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個人的職業品質，在教育類型的自我選擇上約束較少，體現了個人興趣和職業意愿，意味著個人品質與職業要求有更多的契合點。

如果把公開招聘視為理想勞動力市場的話，可以從中得到許多有用的啟示。招聘廣告中對求職的要求主要分為幾大類：(1)學歷，(2)專業，(3)職業證書，(4)工作經驗，(5)個人特征及能力，(6)性別、年齡。學歷、專業是每個職業崗位的基本要求，職業資格證書是某些職業的必備條件，如注冊會計師、醫生資格證書、律師資格證書等等。

這里可以看到勞動力市場對教育信號的利用。對于初次就業者，教育是第一位的要求，雇傭方通過教育信號排除掉不需要的人，再通過面試及其他方法，如心理測試等考察其他個人特征和能力，篩選出符合要求者。假如沒有教育信號，在茫茫人海中無從識別勞動者生產力特征，勞動力配置則是高成本而低效率的。

對于再次就業者則要考察其工作經歷，體現了教育信號作用的有限性。生產力隨著工作的實際展開才會有準確的測度，其各種能力和個人特征才會有充分體現，如是否具有組織管理、公關溝通等能力；是否具備責任感和敬業精神等個人品質等，而這些都會通過崗位的變動、職位的升遷等經歷加以考察，這樣，在再次就業的群體中，工作經歷顯得尤為重要，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超過了教育信號的作用。

四、我國教育篩選配置分析

在我國，教育的甄別配置功能在勞動力市場起著基礎性作用，學歷確實是進入好的勞動力市場的敲門磚。國家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對初次就業者有著嚴格的學歷要求，只有接受過

大學教育求職者才有資格報考全國統一的公務員考試，不同學歷的入選者被確定的職務級別高低不同，處于不同的職務階梯并對以后的晉升產生一定影響；科研院所中不同學歷被賦予不同的職稱，并與一系列福利待遇相關聯，在專用性強的技術領域教育類型基本確定了就業領域；企業公司對教育信號的運用前面有較為詳細的分析，在此不贅述。但是，教育的甄別篩選功能發揮理想作用是建立在一定條件下的，當檢驗前面的假設時可以發現：我國的教育甄別配置功能存在部分失靈。

(一)基礎教育的異質性

由于城鄉二元經濟的存在以及教育投資以地方為主的教育投資政策，城鄉教育投資存在差異并由此引發一系列的不對稱，在教學設施、師資力量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從而產生教學質量的不同。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師資力量的差異，由于農村生活的艱苦和低工資，農村教師長期處于短缺狀態。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要么大班上課，使每個教師面對更多的學生，承擔更多的教學任務；要么降低準入標準，讓學生接受不合格教師的教育教學。這兩種情況都會降低學生的學習成績：較小的班級規模對班級成績有正效應(Krueger，1999)，教師能力的高低對學生成績有顯著影響(Hanushek，1992)。

教育機構甄別篩選暗含的假設是同區域城鄉教育同質性，不同區域教育的異質性，承認中心區域與邊遠地區的差異，對邊遠地區的高考錄取分數相對要低一些，就考慮到了這種差異，但是城鄉教育差異被忽略了。實際上，城鄉二元經濟下，城鄉間的差異遠大于城市間的差異，對一種差異有一定的補償機制，而對另一種更大的差異則熟視無睹，教育的城鄉異質性被忽略，甄別篩選機制部分失靈。

(二)教育選擇存在多重約束

當教育選擇除了教育成績還有其他約束條件的時候，甄別篩選功能將得不到完美體現，恰恰我國的教育選擇對一部分學生而言存在著多重約束。下面逐一進行分析：

1、經濟約束。這里指家庭經濟條件對教育選擇的約束。主要包括幾個方面：一是擇校費問題，家庭經濟條件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選擇機會，經濟條件不好的學生是選擇好學校的機會較少，成為教育選擇的經濟約束；二是分數差額補償費問題，教育機構在實際篩選過程中，貨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分數進入補償。三是學費問題，我國實行的是九年制義務教育，其它教育包括各種職業教育都是自費教育，高等教育更是實行了產業化，學費數額占普通家庭收入比重過高，尤其對農村學生而言，大學學費對他們來說幾乎是不能承受之重，經濟也便成了重要的教育選擇約束條件。

2、區域約束。我國教育存在一個很大的特點是出生地決定了教育資源的獲得，經濟發展的區域和城鄉差別投射到教育領域，形成教育質量的不同，經濟落后地區的學生接受低質基礎教育；同時招生名額，尤其是高等院校招生名額與所在省市高等院校數量而不是與學生數量有關，使全國范圍內的高考升學率不均衡。這樣在高等教育入學的區域分割與基礎教育的異質性共同發生作用，把接受低質教育的高能力者劃入低能力群體，同時把一部分高質教育中的相對低能力者劃入高能力群體。

區域約束使學生所獲取的教育資源與出生地有密切關系，與天賦能力的關系被削弱，教育的甄別篩選功能被弱化并部分失靈，使后續的勞動力配置發生扭曲。

(三)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充分利用教育信號，使其甄別配置功能高效率發揮作用。

對于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其市場主要是競爭性的。我們雖然不能說教育的甄別配置功能達到了理想狀態，但至少，它有著較高的效率。大學畢業證書，不管它有什么樣的內涵，確實是好職業的敲門磚。首先，高等教育使農村勞動力擺脫了戶籍束縛，可以享受到城市居民待遇，最重要的是有了獲取好的職業職位的資格；其次，被教育機構納入高生產率群體并得到社會及經濟組織的認可，好的勞動市場對其敞開大門。這樣，高學歷群體跨越了勞動力市場的進入門檻兒，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內部勞動市場”，其門口高懸警示牌：低學歷者勿進。但在內部它是競爭的，教育層次、教育類型以及個人特征發揮主要作用。

對于城市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勞動力而言，勞動市場也是以競爭為主的。這一群體的就業序列處：于高學歷勞動力與農村勞動力之間，難以進入高學歷人員形成的“內部勞動力市場”，又不屑于進入農民工市場，并且由于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農民工也無法與他們處于同一平臺競爭。教育層次決定了他們的職業階梯，而教育類型也在很大程度上定位了所從事的行業，教育的配置作用與高學歷勞動力市場中的教育配置作用相似，只是分為不同的兩個勞動力市場。不能忽視的一點是，即使這一群體在教育培訓上取得成績，如取得成人高等教育證書或職業培訓證書，也無助于進入高學歷市場，除非進入正規教育機構，成為國民教育系列的高學歷者，或由于各種偶然因素已經在這一市場中占據了一個位置。

由于存在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教育對農村勞動力的配置功能是部分失靈的。首先，農村戶籍的求職者。即農民工被視低生產技能，即使他們接受過中等職業教育，但只要在戶籍意義上不是城市居民，城市勞動力市場就有許多限制，一些行業和崗位禁止農民工進入，與城市中相同生產力者相比，求職序列排位要靠后得多。其次，由于農民工大多只能從事非熟練工種，教育對生產力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對于熟練工種，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認可較高教育層次勞動力的高生產率，在招收工人時有最低學歷要求，優先錄用高學歷者，但在職位階梯和收入方面體現不出教育層次的差異，對勞動力的配置效率不盡如人意。

五、結論及政策含義

在完美環境中，教育一次又一次在更高層次上對勞動力進行甄別篩選，劃分出不同生產力和不同生產技能的勞動力群體，使勞動力異質性一次比一次清晰，教育提供的生產力信號更為準確，雇用方可根據求職者的教育層次和類型尋找所需要的人員，教育在甄別篩選的基礎上，把勞動力輸送到勞動力市場的同時也實現了初步的配置功能。但在現實中，我們期望的完美條件并不具備，基礎教育的異質性使教育的甄別功能部分失靈；教育選擇的多重約束更使天賦高的個體無法進入更高層次教育，被劃分到低生產力群體；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存在使配置效率不盡如人意。

篇（4）

勞動關系與勞動法是一門綜合性、應用性非常強的學科。權威數據揭示：2013年是人口紅利消失轉折點，中國發達地區“用工荒”大潮出現，勞動者的就業要求不斷提高。勞動關系管理的法制化、勞動者維權意識增強和勞動用工的復雜化（勞務派遣、HR外包、非全日制用工等形式大量出現）逼迫人力資源管理轉型。當前社會對人力資源管理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重視實踐能力。勞動關系與勞動法課程改革迫在眉睫，如何加強實踐能力的培養，使學生在學習中不僅掌握扎實的理論知識，同時具備較強的實踐能力，以適應社會對人力資源從業人員的知識、技能需求，是任課老師必須思考的問題。

筆者通過與學生座談和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在教學實施中所遇到的現實情況；以郵寄調查函、電話采訪等形式向企業勞動關系從業人員、人力資源畢業生進行調查；對相關人員進行深度訪談，共同探討研究勞動關系與勞動法課程教學改革中的難點與重點問題。收集第一手資料，了解企業實際需求的能力是什么，進行數據處理和統計分析，為教學改革提供依據，總結出當前課程教學中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問題。

第一，仍偏重理論教學環節，實踐教學環節方面較為薄弱。實踐教學環節是人才培養的關鍵環節，也是應用型人才培養的保證。據調查，畢業生反映最多的問題是感到自己在大學學習過程中，實踐能力沒有得到有效鍛煉。導致大多數畢業生缺乏動手能力，難以更好地服務社會。在針對企事業單位的調研中，筆者發現目前畢業生具備的基本素質與實際需求不符。雖然不同類型單位對人力資源管理專業人才能力要求具有較大的差異性，但勞動法律法規的應用能力與溝通與協調能力是所有類型組織均十分看重的核心素質與能力。

第二，實踐教學課時過少，實踐指導老師匱乏，實踐教學手段單一，實踐教學過程中缺乏創新性和靈活性，理論教學不能很好地融入社會實踐當中，造成理論學習與社會生活實際脫節的現象。

第三，與傳統教學法相比，案例教學法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增強分析、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以及促使學生學會溝通與合作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但在實踐中，由于受到傳統教學方式及有限教學資源的限制，學生對案例教學的滿意度并不高。勞動關系與勞動法課程案例教學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針對以上問題，需要老師認真學習金字塔理論和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學習金字塔是一種現代學習方式的理論。最早它是由美國學者、著名的學習專家愛德加?戴爾1946年首先發現并提出的。根據美國緬因州的國家訓練實驗室研究成果，采用不同的學習方式，學習者在兩周以后還能記住內容（平均學習保持率）：1，聽講，保留5％；2，閱讀，保留10％；3，聲音、圖片達到20％；4，示范，記住30％；5，小組討論記住50％；6，做中學或實際演練，達到75％；7，教別人或馬上應用，記住90％。這與富蘭克林的名言“告訴我，我會忘記；讓我看，我可能記住；讓我參與，我會明白”不謀而合。即聽講的學習效果最差，教授給他人的學習效果最好。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知識不是通過教師傳授得到，而是學習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會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師和學習伙伴）的幫助，利用必要的學習資料，通過意義建構的方式而獲得。這種學習理論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不僅要求學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動接受者和知識的灌輸對象轉變為信息加工的主體、知識意義的主動建構者，而且要求教師要由知識的傳授者、灌輸者轉變為學生主動建構意義的幫助者、促進者。這就意味著教師應當在教學過程中采用全新的教學模式。

因此，教師急需改變傳統“滿堂灌”的教學模式，在教學中堅持以學生為主體的原則，綜合利用研討式、參與式、角色扮演式等多種教學法，提高學生參與課堂的程度，提升案例教學的實際效果。以下是筆者在勞動關系與勞動法課程教學改革中進行的探索與建議。

一、讓學生自己選擇和分析案例，在課堂上展示

學生對某方面的知識掌握到一定程度時，就想躍躍欲試，展示自我。教師可根據學生的這一特點，讓學生自己選擇和分析案例。然后專門抽出一定的上課的時間，讓學生到臺上把自己選擇的案例和分析的結果公布于眾，讓全班學生參與討論。這樣既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又能使其牢固掌握相關知識，更有利于增進教學相長。把單一的教師的“講堂”，變成學生主動發展的生動活潑的“學堂”，變成師生共同研討的“論壇”。為此學校提供專門的案例圓桌教室非常重要，以便營造良好的討論環境，確保案例教學的有效實施。

二、組織模擬法庭

這種模式一般在勞動法課程的后半段運用的比較多，因為課程過半，學生具備了一定的勞動法理論知識后，為學生運用所學法律知識分析、解決問題創造了一個“真實”的環境。讓學生充當原被告雙方的律師和法官或仲裁員，能夠親身體驗到法律職業不同角色的要求。采用這種教學方法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案例的選擇一定要有典型性和可辯性，能有讓各個角色充分發揮自己才能，施展才華的空間。這需要教師做足上課前的準備工作，否則根本達不到應有的課堂教學效果。具體而言，教師首先要精心選擇教學案例。教師要充分考慮如何讓學生置身于案例之中，愿意積極主動參與到案例的探討之中。第二，選擇角色，布置任務，分頭準備。這是模擬法庭教學活動的重要階段之一。在這一階段，要求教師對學生進行全面的指導，分析案情，制作需要的各種法律文書，熟悉相關法律條文、訴訟程序等。第三，模擬法庭結束后，教師組織對模擬法庭庭審活動進行討論，盡量讓每位學生對該案發表意見。在此基礎上，最后由教師進行講評，如案件事實是否清楚，運用法律是否正確等。

三、采取“請進來”、“走出去”的“開放性”教學模式

“開放性”教學模式是針對傳統教學模式的弊端而創設的一種新型教學模式，為此要創造一切條件，讓學生走出校門、專家走進課堂?！罢堖M來”是邀請實務界人士講學，如邀請一些企業人力資源經理、知名律師和資深法官來學校講授部分勞動關系與勞動法實務課程。“走出去”是旁聽真實勞動爭議案件仲裁或訴訟庭審。在“勞動法”的教學內容中，“勞動爭議處理”是非常重要的內容。勞動爭議處理有三個環節：即勞動爭議的調解、仲裁與訴訟。其中勞動爭議仲裁是最重要的環節。勞動爭議仲裁、訴訟的程序與證據的搜集是筆者講授“勞動法”的重點與難點。通過旁聽案件審理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筆者帶領學生到北京市朝陽區勞動人事仲裁院和北京大興區法院旁聽了勞動爭議案件的庭審。學生們全面清晰地了解了勞動爭議案件的審理過程，對勞動法知識加深理解，增強記憶有很大幫助。在現場的感覺和看書看視頻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和看電視劇更是差距很大，現場的氛圍讓學生感受到法律的嚴肅和嚴謹。他們也意識到必須有深厚的勞動法專業知識與素養，才能維護好自身的合法權益和做好勞動關系工作。同時認識到學習勞動法知識的重要性，尤其是對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學生更為重要，不是為了拿學分，而是它和將來工作息息相關。旁聽案件審理必須重視的環節是：讓學生事先了解一下案件的背景與內容，提前查閱一些相關法律知識，在旁聽庭審的過程中學生才能更好地思考，更好地加深對知識的理解。庭審結束后可以馬上與法官、仲裁員、老師一起討論，把案件的重點梳理，把疑問及時解決，旁聽學習的效果才能更好。與傳統的“一間教室，一位教師，一班學生，教師講，學生記”的“封閉性-灌輸式”課程教學模式相比，“開放性”教學模式在教學過程中，師生交流更加活躍、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更強，教學空間更加廣闊，教學效果更加好。

實踐教學環節由專業教師擔任，但專業教師往往理論知識充足，實踐經驗不夠。因此，需要積極鼓勵教師取得雙師型任職資格后到企業兼職，或者聘用律師、企業中經驗豐富的人力資源主管擔任實踐教學環節課指導老師。

四、創新實踐教學平臺

在實際教學中，如何選擇恰當的校外實習基地與學生的課程學習對接，使學生能夠及時進入實習基地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全方位地感知勞動關系管理的實務是一個難點，也是一個重點。在這方面，有的學校嘗試與企事業單位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共同建立了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專家委員會，通過適當的組織形式與有關部門建立長期而穩定的合作關系，實現現場教學活動和專題教學活動的規范化、制度化。這樣就可以在約定的時間內到相關的企事業單位進行參觀、見習等實習活動，保障實踐教學的順利推進。還可以隨時聘請相關單位的勞動關系專業人士進行專題演講、座談、答疑、研討，保持學生與社會專業人士之間交流，隨時掌握行業動態。此外，可根據具體的教學內容，輔以電子郵件、網絡聊天工具等網絡信息通信工具，搭建信息化、網絡化的技術平臺，使學生與專業實務人員之間形成有效互動。因此需要積極開展校企合作，為學生創設廣闊的實習基地。

參考文獻

[1]伊海燕,劉艷.HR轉型背景下勞動關系與勞動法課程教學方法改革探析[J].長春師范學院學報,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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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市場是勞動供求之間在勞動使用權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交換為基礎的勞動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活動與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能成為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功能是配置勞動力資源。而影響勞動力市場均衡的因素主要有：就業結構、工資、失業等。下面就這幾個方面來論述一下職業教育對其影響。

一、職業教育與就業結構

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交易，與物品的轉讓與購買的交易不同，不是轉瞬即逝的，而是一個與勞動資料相結合使用的過程。勞動供給者按照勞動合約規定的時間、定額、質量要求進行勞動，否則就要受到處罰如削減工資、罰款或解除合約。另一方面，勞動供給者服從個人效用最大化原則，等量勞動要求獲得相同的工資率，一定職種及受過一定教育的勞動供給者總傾向于在福利最高的行業和勞動需求單位謀職，一般來說，工資越高，勞動供給越大。因此說，職業教育是通過影響勞動者的工資從而對就業結構產生影響的。

當工資達到一定程度后，勞動者便會覺得除勞動以外的休息以及從事文化、教育和娛樂等方面的價值越來越高。因此，當工資繼續提高時勞動的供給反而減少。如圖所示：

勞動曲線S3出線內彎現象。對勞動需求者來說，工資越高，勞動需求越小，勞動需求曲線向右下方彎曲。當SL、DL相交時，勞動市場達到均衡，即在一定工資水平下的勞動供給量和需求量相等。這種均衡是動態的,如圖1中的E1、E點。由此,當一個企業或行業、地區同一勞動的工資率很高時，它會吸引其他行業的勞動力流向自己，反之則會引起勞動力的反向流動?？梢姡谑袌鼋洕鷹l件下,勞動資源在各部門、各企業、各地區之間的分配，是勞動供給在工資率引導下，通過勞動力自由流動實現的，這是勞動資源市場配置的典型模型。

對于廠商來說，他購買勞動要素，必須支付報酬，這是他所購買的勞動力的價格，即勞動力成本。另一方面，按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分析，勞動要素對總產值的貢獻只是一部分而并非全部，而且在其他要素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力也存在邊際產品遞減規律，故廠商是否繼續增加勞動需求，完全取決于新增勞動的成本支出和新增勞動帶來的產值增加之間的平衡。在這一平衡點上，相對應的勞動需求量會保證廠商獲得最大利潤。這一過程，可用圖2說明。當勞動邊際產品MPL上升時，勞動總產量TPL迅速增加;MPL下降時，總產量緩慢增長;當MPL=0時，TPL最大。廠商雇傭工人利潤最大化規律是MPL=W，即邊際勞動產品等于邊際成本。

二、職業教育與工資

在競爭性市場中，一切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一切產品的價格都取決于各自的相對稀缺程度。不同產品、不同勞動的相對價格體系，反映的是不同產品、不同勞動的比價關系。這種不同勞動之間的比價調節著勞動資源在多利用途之間的配置。

在前面我們已經講過，廠商根據邊際產品等于邊際成本即MPL=W的原則確定勞動力的需求量，故工資率是其主要影響因素。而影響勞動供給量的主要因素則更多一些:

1.勞動的價格――工資率。工資率是指一定時間內一定勞動量的價格，如每人每小時的工資或每人每月的工資等，也就是人們習慣上所說的工資。

2.勞動者的偏好。指勞動者對工作和閑暇的權衡與選擇。

3.人口的規模。人口規模越大，要求就業的人就會越多。

4.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職業及地理分布。

在上述諸因素中，勞動的價格――工資率被看作是勞動供給函數的內生變量，其他因素被看作是勞動供給函數的外生變量。這樣，勞動的供給函數曲線就直接反映著勞動的供給量變動與工資率變動之間的關系，其他變量則只作為影響勞動供給曲線移動的因素來考慮。而現在重點討論一下職業教育所造成的勞動力差異對工資及就業的影響。

造成勞動者工資差異的原因主要有四個:各種職業性質的區別;勞動者生理及自身能力的區別所造成的勞動邊際生產力的差別;不同勞動所生產的產品的價格差異;市場的不完全性。

由職業特征所造成的工資差異被稱為補償性報償或報酬，它表示對工作差異的一種純粹補償。造成這些差異有多種因素：如培訓成本不同，工作成本不同，工作的難易程度不同，職業風險程度不同，工作實習所需時間不同工作準備成本，工作的穩定程度不同，所從事職業的時間長短不同，工作環境不同，地區差異等。在這些因素中，職業教育或培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勞動者所接受的教育或培訓不同會產生職業培訓成本不同。有些職業培訓需要大量投資，而有些職業培訓費用卻很少。要取得醫生資格證書，從事醫生的職業就需幾年，到期十幾年的學習和實踐，在培訓或接受教育期間不但要放棄收入，而且還必須支付巨大費用，而一個熟練的建筑工人的培訓時間和成本就要少得多。

這種由職業教育所造成的工作準備成本的差異，是造成工資率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受過較高教育和工作準備成本較高的勞動供給者總是傾向于在工資率或總福利更高的行業和勞動需求單位謀職。如果這種要求難以實現，在勞動者中間就會產生這樣一種信息：某種職業準備所需投資和機會成本大，而回報率低。這樣的信息一旦被傳開，愿意接受此種職業教育的人就會越來越少，從而造成勞動供給減少，最終實現工資率的上升，投入與收益形成正比。

假定只有兩種勞動，一種為熟練勞動，另一種是非熟練勞動，后者的供給曲線完全沒有彈性。而職業教育是形成熟練勞動的最主要途徑之一。各種勞動的市場需求是所有廠商邊際收益產品的總和，勞動市場需求曲線是由單個廠商的邊際收益產品曲線加總而來的。

1.如果職業教育不甚發達，只有一部分人接受職業教育和培訓，形成熟練勞動，而另一部分人則沒有，那么，在接受職業教育時，勞動者就預期自己在教育完成后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工資率更高。一旦這種愿意難以實現，他寧愿繼續尋找；而廠商也愿意以比非熟練勞動者更高的工資率來雇傭熟練勞動者。這樣熟練勞動的價格就會高于非熟練勞動。兩種勞動市場的供求及價格確立如圖3、圖4所示

在每一個勞動力市場上，均衡工資都由其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的交點決定，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之間的工資差別是WuWs,這就是說經過職業教育所產生的熟練勞動者的就業機會更多，工資更高。圖3中的非熟練勞動供給曲線為WuCuUs，圖4中的熟練勞動供給曲線為WUSS’。由供求曲線的交點所決定，非熟勞動的工資將為WU，熟練勞動的工資為WS，如果熟練勞動工資率Ws在非熟練勞動工資WU之下，將沒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技術勞動提供給熟練勞動力市場。這時，熟練勞動的供給為零，而培訓該種熟練勞動的職業教育也將大受沖擊，這一點已經為20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中國的現實情況所證明。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工資計劃分配存在著平均化和腦體倒掛等不合理現象，教育的經濟價值與勞動脫鉤，教育經濟得不到承認和激勵反饋，人們參與教育的積極性不高，教育難以迅速發展，職業教育更是無從談起。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后，雖然教育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迅速發展，職業教育開始起步，但腦體倒掛現象嚴重，復雜勞動的價格低于簡單勞動的價值，教育的經濟價值難以凸現,“知識無用論”此起彼伏,對教育發展的負面影響巨大。

從1978年到1990年十三年間，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行業(如工業和建筑業)和以腦力勞動為主的行業(科研、教育和機關)的工資水平都在逐年上升，但是前者的工資水平一直高于后者，腦體之間的負差距不斷增加，從1978年的105元增加到1990年的410元，腦體倒掛率(腦力工資水平/體力工資水平)從1978年的14.6%,上升到1990年的16.2%。腦體倒掛混淆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區別，產生價值導向的逆反，對教育的經濟價值起著負調節和負刺激作用:一方面，它不是鼓勵體力勞動者向腦力勞動者轉化而是鼓勵腦力勞動者向體力勞動者退化;另一方面,它會使社會陷害入一種“經濟發展落后――人才貶值――經濟發展更落后”的惡性循環。

2.工資差異在一定時期間可以擴大也可以縮小。如果經濟發展迅速，對熟練勞動的要求不斷擴大，而教育發展滯后，難以培養出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才，這時工資差距就會擴大；同時經濟的發展使人們對教育的重要性的認識越來越清晰，職業教育發展迅速，報酬較高的工作會誘導人們去獲得所需技能。人們參與職業教育積極性的提高，企業對大量非熟練勞動進行培訓的需要以及政府的各種鼓勵措施，會使熟練勞動的供給增加，就業人員的整體素質增加，這將使熟練勞動供給曲線向右移動，非熟練勞動供給非線向左移動。（如圖5、圖6）這些變動將增加非熟練勞動工資，減少熟練勞動的工資，其結果是勞動者工資水平差距減小。這就是說，由于職業教育的發展，高素質的勞動者大量增加，勞動者能力差異減小，收入差距縮小。

3.如果教育進一步發展，整個社會成員都接受了較高程度的教育，情況會如何呢?首先隨著教育的普及化，全體成員都接受了較高程度的教育，并且通過教育，勞動者的技術能力有較大程度提高，勞動者之間的能力差異縮小，那么，在勞動力流動過程中，勞動者所經受的轉移能力約束程度便會減弱，勞動力的流動趨于順暢，人與生產條件結合的均等化在流動中便趨于實現。顯然，這對于社會主義的平等，消除兩極分化會有所裨益。如圖7所示：

圖中AB是轉移技術能力約束曲線，其中a區域表示轉移可行區域，區域里的轉移方案是力所能及的；OC線表示轉移損失分界線，轉移能力約束范圍愈大，OC線趨于能力差異線。該圖中的轉移能力約束曲線形狀是任意畫出來的，對于我們的抽象理論分析來說，重要的是能力約束曲線的確存在，并且隨著教育的發展，可以使轉移減少損失。這條曲線的具體形狀對于我們所作的定量分析來說不是很重要。

其次，社會成員都獲得較高的教育不僅可以縮小人們的轉移能力差異，而且可以縮小人們勞動能力差異，并使勞動生產率普遍提高，人們的收入差異便會減少，從而可以縮小基尼系數，并改善實際收入分配曲線的懸殊狀態，從而消除貧富兩極分化。

圖8是洛倫茨曲線：a線為收入分配絕對平均曲線，b線為實際收人分配曲線，a線與b線間的距離為區域A，b線與c線間的距離區域為B，當b線與a線距離愈小時，收入分配愈平均，基尼系數K=A/A+B便愈小。影響b線移動的因素很多，但只要收入分配與能力之間具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b線便因能力差異縮小，而趨于與a線重疊，從而基尼系線趨于零，即人們的貧富差距消失。

三、職業教育與失業

失業者是指那些沒有工作而且正在尋找工作的成年工人。一個人作為失業者，他就應該想找工作，積極找工作，而且現在還沒有找到工作。符合這些條件的人就是失業者。一個人如果沒有工作，但他并不愿意工作，或者不去尋找工作，那么就不能作為失業者。勞動力是就業者與失業者的總和。衡量失業嚴重程度的指標是失業率。失業率是失業人數在總勞動力中所占的百分比。失業率的計算公式為：

根據引起失業的原因，經濟學家把失業大體分為三類：摩擦失業、結構失業與周期失業。

摩擦失業是由于人們在不同的地區，職業或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不停地變動工作而引起的失業。這就是說，在一個動態的經濟中，總有一部分人或自愿或被迫離開原來的地區或職業，從離開舊工作到找新工作之間總有一段時間間隔。在這一時期中，這些人就處于失業狀態。這種勞動力的正常流動造成的失業也是失業隊伍流動性大的重要原因。

結構失業是勞動力的供求結構不一致時引起的失業。這時勞動力的供求在總量上也許是平衡的，但在結構上不一致，這就是一方面出現了有人無工作的失業，另一方面又存在有工作無人做的空位。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對某一種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對另一種勞動力的需求減少，這就形成各種職業或地區之間勞動力供求不平衡，出現失業。由于這種失業的根源在于勞動力的供給結構不能適應對勞動力的需求結構的變動，所以稱為結構失業。

周期失業是由于對勞動力的總需求減少（而不是個別部門對勞動力需求的減少）而引起的失業。在經濟周期的衰退階段，整個社會的總支出和產量水平下降，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這就必然產生普遍的失業。

在經濟學中，充分就業并不是人人都有工作，摩擦失業和結構失業被稱為自然失業。自然失業是由經濟中一些難以克服的因素所引起的，是無法避免的失業。在宏觀經濟學中分析的重點以及政策所要解決的主要是周期失業。但職業教育對周期性失業作用不大，我們這里主要探討一下職業教育對自然失業的影響。自然失業雖然無法消除，但可以采取措施降低自然失業率，這些措施包括提供職業教育或培訓，改進勞動力市場的服務，通過向勞動者組織職業教育與培訓來降低失業率。

首先是摩擦失業。在市場經濟中，就業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也是一個勞動力資源最優化配置的過程，人們所得到的工作，并不一定適于他的工作能力，他們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去尋找自己認為最合適的工作，才能使自己的專長和興趣與所從事的工作一致，這樣才能使人發揮出最大效率。人盡其才是在勞動市場上不斷尋找的過程中實現的。同時，整個社會勞動力的最優配置是在勞動力的流動中形成的，這種配置是動態的。隨著生產技術與需求的變動而改變工作就是勞動力配置最優化的過程。這種勞動力的流動和轉移是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和活力所在，但其代價就是摩擦失業。

職業教育在摩擦失業中可以發揮巨大作用。職業教育可以提高就業者的綜合素質，使其擁有熟練的技能，甚至適用多種工作的技能，這樣勞動者之間的能力差異減少，自信心增強，勞動者所經受的轉移能力約束程度便會減弱，勞動力的流動會更趨于活躍，這有可能在短期內擴大摩擦失業數。但同時，勞動力的流動是有成本的。這些成本包括遷轉費、離職成本、風險等，由于職業教育使勞動力的流動更加順暢，在信息交流順暢的基礎上，可以縮短摩擦失業的時間，減少失業所造成的損失，從長期看可以減少摩擦失業的數量。

職業教育對結構性失業的作用更加明顯。勞動力結構性失業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勞動者技術水平的提高。一般來講，在勞動力市場上，技術熟練和非熟練的勞動者較之半熟練的勞動者尋求工作要容易得多。這是因為從整體上看，一個國家在它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真正能夠提供工作崗位來擴大就業機會的行業和領域，是那些由于科學技術進步所開辟的新行業和新的經濟活動領域。但是，這些新行業和新的經濟活動領域所需要的勞動者，不是缺乏技術的一般勞動者，而是在技術上達到一定程度的勞動者。因此，尋求工作的勞動者如果掌握了一定的文化和專門技術，就能比較順利地就業；否則就很難在勞動力市場上尋求到工作。而一定的文化和專門技術獲得的最佳途徑是職業教育或培訓。這樣，才能使勞動力的供求結構趨于一致，從而達到減少結構性失業。

在現代生產條件下，要提高勞動者的技術水平，關鍵在于建立結構合理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職業技術教育是對后備勞動者所進行的一種文化技術教育，其目的在于使后備勞動者獲得一技之長，以適應勞動力市場和用人單位的需要。經濟的發展總會有經濟結構的調整，新的行業、企業，新的工作種類不斷出現，舊的行業企業不斷衰落，其結果就是結構性失業。在我國的經濟改革中，一些傳統行業如紡織 、煤炭、 軍工 、森工等逐漸走向不景氣，企業內大量的富余人員被迫下崗。這些人員要么缺乏適應結構調整的技能，要么技能過于單一，甚至老化，通過職業教育或培訓可以使失業人員迅速擁有適應新工作、新崗位的必要的技術和能力，實現重新就業。我國許多地方所開展的下崗再就業培訓，就是職業教育發揮其作用的重要表現。但面對三千多萬的失業大軍，我國的職業教育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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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陸俊杰:試析勞動力市場發育與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關系，職業教育研究2005.6(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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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長安:論教育的就業功能，教育與經濟，1999.1（26～28）

[6]宋小敏 肖文韜:教育、就業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機理分析.教育與經濟,2000.1(25～29）

[7]吳 華:論發展高中教育對減輕就業壓力的政策價值.教育與經濟,1999.2(23～25）

[8]宋承先:現代西方經濟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9]靳希斌:教育經濟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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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合實際，方式靈活，提高學校職業培訓效果

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對于取得良好培訓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培訓要根據農民不同需要劃分不同的類別。參與培訓學員主要是通過農業生產增加收入的，應注重針對糧食增產技術、集約化科學養殖技術、特色經濟作物生產技術等進行培訓，以提高農業附加值為目的，并將培訓作為推廣發展生態農業的窗口。對于希望通過其他途徑增加收入的學員，要做好前期課程宣傳與介紹，使學員在參加實際培訓前，了解相應課程，明確學習的目的，做出正確的選擇。避免培訓開始后，學員才產生不適合自己之感。培訓應針對不同層次的農民采取不同方式、內容進行。農民培訓，對象不同、需求各異，應當結合農村干部、農民的實際綜合運用多種培訓手段，采取靈活多樣的培訓方式。首先，可以按農民實際需要區分短期班與長期班。大多數農民適宜短期培訓，而對于種養專業戶、致富帶頭人，就有必要組織長期培訓。其次，是課堂講授與現場操作相結合。安排教師或聘請行業專家上大課，可根據農民的實際組織專場講授或直接進入農戶開展現場教學。培訓還可采取集中培訓與分散咨詢指導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在具體的培訓手段上，需要借助現代教學技術，綜合運用各種手段。采用多媒體教學方式，可通過圖片、視頻把真實情況展現給學員，增強培訓的直觀性。板書與講解同步，便于學員記筆記。通過遠程技術，可將其他地區的成果、經驗予以展示。也可以請當地有經驗的專業人才進行實際操作演示講解。

3注重質量，培育特色，創立學校培訓項目品牌

幾年來，學校的農村勞動力培訓工作，內抓辦學質量，外樹學校形象，努力創造職業技能項目品牌。工作中我們主要做了兩個方面的實踐：一抓培訓基地特色。主攻1～2個優勢專業，建設特色專業。尤其是在社會上需要量大的家政和保安專業下功夫，形成特色基地，這樣在吸引勞動者參加培訓利于單位招工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二抓勞務輸出優質服務。在信息提供、人員招收、就業培訓方面，開展跟蹤服務，做到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培訓工作，以質量育人，以特色引入，以誠信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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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的優勢

1.高校的人才優勢。高校尤其是農林高校具有栽培學、植物保護、經濟、貿易、投資等各行各業人才，這些人才是廣大農村地區所急需的，并且隨著終身教育機制的貫徹落實，這些人才大多具有碩士或博士學歷，不論是在參與傳統教學活動，還是在現代教學改革的過程中，都積累了豐富的基礎教學經驗，為拓展職能，參與新型農民的教育培養創造了條件。他們可以通過對文獻信息的整合加工，生產出農民所需要的切合實際的信息資源，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傳遞給農民，而且在農民消化吸收這些信息時給予幫助和指導，提高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效率。

2.高校的技術優勢。農民教育不同于大眾文化教育而有其自身的特點。首先，廣大農民居住在偏遠的鄉村，遠離城市文明，空間的阻隔不利于農民接受文化知識教育。其次,由于農民大部分時間在田間勞作，很難抽出整段時間來從事知識技能的學習。因此,農民教育應圍繞“科技興農”主題，找準專業對接點,依托網絡、電視、短信等載體,進行計算機信息獲取和現代意識的培養,采用培訓班、咨詢站、網絡服務、科技110等靈活多樣的形式,高校利用多媒體計算機與網絡技術，在遠程教育與現代化文獻信息服務方面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3.高校的資源優勢?，F在我國部分農村電腦已相當普及并且網絡也普遍應用，用戶無論在任何時間和地點都可以借助各種通信手段接入互聯網，從而接入圖書館遠程教育網絡平臺，享受圖書館定題或跟蹤服務。高校圖書館擁有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系列數據庫，可以實現對多個數據庫的跨平臺檢索。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體系(簡稱CALIS)與中國教育科研網(CERNET)相配合，形成一個整體化、自動化、網絡化、數字化的現代文獻信息保障體系，為高效率、高水平的文獻信息服務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同時，高校在新農村建設中要充分發揮科研優勢，理論服務于生產實踐，提高科研轉化率。

二、農村勞動力教育培訓特點

由于農村勞動力的文化水平較低、作息時間和文化素質層次不一，留守人員年齡偏大等，對教育培訓表現出了不同的態度和興趣；還由于受、民族、家庭結構、地域位置等影響，制約著人們對培訓的信任以及由此產生的培訓效果。鑒于以上特點培訓要根據市場和企業的需求，按照不同行業、不同工種對從業人員基本技能的要求，靈活安排不同的培訓內容；根據農村勞動力的人員特點、崗位特點，安排不同形式、不同層次的培訓；根據不同文化水平和文化環境編寫不同的培訓教材；根據不同的認知水平采取不同的培訓模式；根據不同社會組織的具體條件，充分調動各種資源，建立不同類型的培訓基地和培訓師資隊伍等。也就是說探索一套適應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程度、技能水平、認識水平和接受能力的培訓機制。

三、高校開展農村勞動力教育培訓對策措施

1.巧設教育培訓內容，采取靈活培訓方式。以高校為主陣地，抓好農民科技培訓。多數農民具有一定的實踐經驗，但文化程度又普遍較低，培訓內容一定要實用通俗，如與農民生產密切相關的畜牧養殖、種植業等農業技術，要長時間、滾動式辦班，組織農民輪流學習技術。對于涉及范圍小，針對性強的技術，則以短班的形式組織學習，專人講解，并上門做技術指導。高校在發揮農民技術技能培訓主陣地作用的過程中，要結合農民培訓的特點，在教學流程上，實行目標、培訓、實踐、考核四個程序，按照農民特點采取短平快培訓模式。在專業設置上，要以農業產業化發展目標為中心，以廣大農民需求為重點，按照實用高效的原則，開展針對性的教育培訓活動。在教學形式上，力求務實多樣。一是長短班結合，農閑時辦長班，農忙時結合生產技術環節辦短班；二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三是講課與實戰相結合；四是講解與專業戶介紹相結合。

2.鏈接教育培訓信息平臺保障農村勞動力教育權利。高校要鏈接教育培訓信息平臺，提供最新勞動力需求動態，及時更新完善培訓課程體系。建立健全新型農民培訓的法律、法規，建立中央、地方各級政府的關于新型農民培訓的政策、法規，用法律賦予農民享受教育培訓的權利，特別是貧困地區農民及其子女的勞動技能的培訓要給予法律和法規的保障。以法律、法規形式建立相應的政府管理新型農民培訓的工作制度體系，建立各鄉鎮勞動力信息數據庫，做好對新型農民教育培訓工作的引導，切實承擔起發展新型農民教育培訓的責任，統籌規劃，分類指導，依法推進新型農民培訓機制的建立和完善。

3.提供信息資源創新教育培訓教材體系。高校利用自身的技術優勢、人才優勢、資源優勢創新教育培訓教材體系。培訓農村人力資源所用教材不同于任何一般的學校教材，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特殊性。一是要求適應其文化水平，二是適用于不同工種和崗位，三是適用于各種不同的學習形式。這樣就要求有一系列教材，供學員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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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我國勞動力轉移的基本認識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指勞動力的有序流動，它主要涉及兩個問題，即如何轉移和向哪里轉移。從我國目前情況看，城市工業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新農村建設也需要一批新型的勞動力，這兩個方面的結合才是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明確走向。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還有如此高的農業人口比重，從而決定了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要讓這部分勞動力盡快融入到城市中來，就必須對這些需要轉移的勞動力進行職前培訓和素質提升，從而避免主觀性或強迫性的粗放型轉移，減少引發的諸多社會問題。這就需要通過成人教育來對其進行優化和改造。

成人教育是我國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擔負著提高勞動者素質，培養各業人才的重要使命。成人教育長期以來主要面向成人，從事其職前職后培訓教育研究和發展，使成人教育在新時期最有資格和能力承擔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培訓教育。

2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現存的主要問題

2.1 轉移的地域和行業局限性大

從地域上看，勞動力轉移方向主要是往東部沿海地區，從行業上看，進城農民多數就業于工業建筑、家政和餐飲服務業等非正規部門，約占80%，這些都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臟、累、苦、險的工作。

2.2 自身提高和完善的能力明顯不足

由于勞動力轉移人員自身的觀念落后及普遍受教育層次較低，其自身提高和完善的能力明顯不足。單從文化層次上看，進城農民工主要是以初中文化程度為主，多數留在農村的農民卻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或以下，又加上好多人沒有技能，其收入主要靠出賣勞動力，他們不會去想也沒有能力去想自身能力的提高或就業質量的改善，形成了長久的在低層次徘徊不前的局面。

2.3 轉移的勞動力難以形成城市化概念

農民工從土地上來到城市，沒有固定的居所和職業，隨時就可能卷起鋪蓋卷走人，由于這種在城市部門工作的不確定性，相當多的農民沒有完全從農業中分流出來，盡管已有30%多的鄉村勞動力不再從事或不再單純從事農業生產，但這一部分人的絕大多數仍然居住在鄉村，其習慣和意識均缺乏城市化概念。

2.4 候鳥型務工特性，限制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后的整體提升

農民工因為職業的不穩定性及其他體制上的原因，“兼業型”農民比重較高，當然還有季節性農忙和傳統習俗的因素，絕大多數農民工成了名符其實的候鳥型務工群。每到春節之際，數以千萬計返鄉的農民造就了中國特有的春運高峰，帶來了較多的社會問題。

迄今為止我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主要是表現在空間形式上的轉移，并未完全出現以職業轉換為基礎的高質量轉移特性，這里面除了有排斥農民非農就業的一些制度性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這些需要轉移的勞動力自身素質較低的根本。因此重視對勞動力轉移前的培訓和對其進行終身的職業教育是農民工自身的需要，更是國家長遠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

3 創新成人教育，推動我國高質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

3.1 多渠道營造教育培訓氛圍

營造培訓氛圍，讓農民工具備自覺的參培意識，不能是光停留在嘴上的宣傳，應多管齊下。首先是要高度重視，加強宣傳，使農民工對政府有關轉移培訓的優惠政策知曉面不斷擴大、知曉度不斷提高；二是強力推行就業準入制度，使“先培訓后就業，先持證后上崗”成為用人單位自覺遵守的規則，成為勞動者特別是農民的自覺行動；三是開展常規性的執法監察，對用人單位違反就業準入制度的行為依法進行查處，并責令限期整改。通過這些方面的努力，可以較好地為農民工轉移培訓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培養他們的自覺行為。

3.2 加強培訓基地建設

對農民工培訓既要調動農民工的主管能動性，更要靠各級政府重視對培訓基地的建立和投入，落實專門的師資和校舍，將農民的培訓工作納入政府工作考核范圍，并在上級教育、農技、就業部門的指導下扎實開展培訓工作，才能真正把當地農民吸引組織起來，就近就地實施培訓，從而減少農民參加培訓的成本，提高培訓教育效果。

3.3 實施全方位的教學改革

成人教育應根據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狀及培養目標，對專業設置、課程設置、教育內容等進行改革調整。從專業和課程設置來看，應根據適用性原則，開設工業、農業、漁業、經濟、管理、醫學、服裝設計與裁剪、理發、美容、攝影、栽培、手工、家政等各種實用性專業和課程；從教學方法和手段來看，成人教育應充分利用現代化教育手段和傳播媒介，采用個案教學、按程度分班的形式，加強實踐環節，做到邊學邊干，真正讓農民工學有所能。同時還要增設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培養內容，以使他們不但能夠打工，還能夠創業。

3.4 強化成人教育體制創新

成人教育還應注意體制創新，為有能力和愿望的農村青年提供系統學習的機會，以提升他們的學歷層次。如與普通教育有效地銜接，在成人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間打開通道；成人教育機構之間應做到資源共享，并在縣、鄉設立的分部、輔導站、培訓部或函授站等，建立廣泛的橫向和縱向聯系，以利于整合優化院校成教資源，擴大農村勞動力的培養規模，提高教育效益等。

3.5 創設多種學歷層次

為滿足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各種不同水平的求學愿望，成人教育應設置初等、中等、高等成人教育，即既要進行中等職業技能培訓，還要進行掃盲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以適應不同教學對象的實際需要。同時還可采取學歷制和證書制并用，以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

成人教育還應重視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后的教育力度，發展各種形式的正規學歷教育和非正規教育，為轉移后勞動力開設各種形式的培訓班、教學班，有針對性地提高他們的專業水平和文化素養，為他們職后知識更新提供有效的服務。

參考文獻：

[1]周濟.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全力實施《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計劃》[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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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經濟時代；農村勞動力轉移；教育培訓；需求

隨著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農村現代化的加速進程．在農業人口有9億之眾的中國農村．目前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現有耕地人均不足2畝，并且每年還在繼續以幾百萬畝的速度銳減，致使農民生產和生活空間十分狹?。瑫r也造成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過剩。因此，大規模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已不僅僅是人口學的問題，同時屬于經濟學的范疇．它直接關系到農村社會的全面進步．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在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的諸多制約因素中，勞動力素質低下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重視和加強對轉移勞動力的再教育和培訓、提高其綜合素質和就業能力。成為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重中之重的基礎工作，也是農村實現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一般來說，文化程度越高的農民市場競爭意識越強，他們能夠多渠道收集社會信息，了解職業崗位的需求。自覺地接受各種職業崗前培訓和專業技術教育，具有較強的就業競爭能力。而我國農村農民平均接受教育水平偏低，這使得他們轉移后無法參與高收入崗位的競爭。因此．這就需要政府、社會、企業等方面共同肩負起教育培訓的重任，通過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訓模式，改善辦學條件，實行大規模的各種職業技能培訓，從而提高農村勞動者的素質。

一、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經濟學理論

最早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行研究的阿瑟?劉易斯，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分為以城市為主的現代工業部門和以農村為主的傳統部門兩部分。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要遠低于工業部門的。他認為發展中國家所擁有的大量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的關鍵在于資本家的投資。只有當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工業部門．二元經濟轉向一元經濟，城鄉達到同一，才能實現農村的工業化和農業的現代化。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劉易斯理論”。

在“拉尼斯一費景漢理論”中．也提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工業轉移的先決條件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及農業技術的進步。這同樣對教育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要求。

另一種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理論是“托達羅理論”。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轉移，不僅取決于城鄉經濟結構的差異，也取決于轉移者對轉移成本和效益的權衡。如果流入城市的預期收入高于農業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業的可能，人口也會不斷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種理論可以理解為工業化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表現為一種“拉力”；二是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對農村勞動力的排斥，表現為一種“推力”；三是經濟發展使勞動者產生的一種轉移的心理動機，即為主觀能動性。這當中主觀性的顯現表現出對個體素質提出了較高要求，個人素質是影響勞動力轉移心理的重要因素。具有較高的教育文化素質才能客觀估價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較高的預期收入和社會地位；相反，教育文化素質低的人則由于較少的就業機會或較低的收入而產生更多的社會問題，因而不完成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訓工作，盲目地、輕率地強迫轉移，則不會實現有效的勞動力轉移。

二、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據相關資料統計，1999年我國農民家庭勞動力文化狀況是在平均每百個勞動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占896％，小學文化程度占3．65％，初中文化程度占6．05％．高中文化程度占9．38％，中專占1．57％，大專占0．4％。農村住戶從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66年．岡0剛超過小學畢業的水平。即便是目前，不少地區勞動力受教育年限也只能在9年左右。在職業技能教育方面，德國通過“雙元制”教育．農業勞動力中有54％的人至少受過3年的職業培訓．而我國的初中、高中畢業生很少有機會經過崗前培訓而獲得相應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據國家農調總隊調查．2001年．我國農村勞動力為4，82億人．占全國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約為70％，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達87，8％，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占13，6％。而美、德、法、日等國家不足全國人口10％的農業勞動者中，受過中等職業技術培訓的超過90％。農村勞動力素質的低下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更影響了農村勞動力就業層次的提高和就業的穩定性。

實踐證明，美國、韓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能順利完成產業結構轉換的根本條件之一就是注重教育的發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國就業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質水平。對于發展中大國的中國而言。提高城鎮化水平，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是大勢所趨。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其素質的關系

新經濟時代勞動力市場需求正由單純的體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轉變。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對其轉移具有顯著影響。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擇業范圍和空間越廣、收入越高、穩定性越強、社會問題也越少。

(一)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擇業范圍越寬。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容易接受新事物，容易適應新的環境．他們有較強的自信、創新意識和冒險精神，他們不甘農村生活的寂寞，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比例越小，面向第二三產業就業的比例則越大，更易于實現轉移。不僅如此，轉移后，他們會很快適應城市生活，與城市原居民能夠較好地相處．減少了城市管理成本及一些社會問題。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實證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勞動力轉移越容易．擇業的范圍越寬。

(二)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擇業空間越廣。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影響著其轉移距離，統計表明，向發達地區轉移的勞動力文化水平高于向落后地區轉移的勞動力。因為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低，所以對收入的期望低，也不敢輕易遠距離轉移．而且他們思想意識保守，難以對城市產生認同感，故土難離，更愿意留在故鄉，而不是轉移到城市。他們的擇業空間受到了嚴重的限制。

(三)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勞動力的教育文化程度與勞動生產率有較強的正相關性。教育文化水平較高的人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對生產率的提高起促進作用，他們為企業創造了較高收益，相對的，企業也會付給他們高的收入作為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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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人口紅利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研究綜述

（一）關于人口紅利問題的研究

人口紅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并認為人口紅利對東亞地區的經濟成就貢獻為1/4～1/3。在《世界人口現狀（1998）》中，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正式使用了人口紅利這一概念[1]。mason（2001）等人認為“中間大，兩頭小”的人口結構就是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2]。mason（2001）還指出人口紅利期的效應短暫，持續時間為50年。lee et al.（2001），mason（2004）等人還提出了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的兩個階段[3]。sang-hyop lee and andrew mason（2007）的研究認為，在經濟增長中，影響最重要的是人口年齡結構[4]。andrew mason et al.（2008）的研究指出，人口的老齡化還可能產生第二次人口紅利[5]。misbah t. choudhry et al.（2010）的研究還認為，一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與總人口呈負相關的態勢，卻與勞動年齡人口具有正相關性，但在中國與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還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6]。國內研究人口紅利的學者也較多。蔡昉（2010，2012）[7]、王德文（2007）[8]等學者的研究表明我國人口紅利已處于逐漸消退的階段，認為“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而馬瀛通（2007）[9]、解保華（2010）[10]等學者通過研究則認為，我國的人口紅利機會窗口是1990到2030年，因此，人口紅利目前依然存在；學者袁志剛（2010）[11]在其研究中也不認同中國正面臨“劉易斯拐點”的這一說法。車士義（2011）還計算出在結構轉變和制度變遷的背景下，我國人口紅利及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12]。

（二）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以及對人口紅利影響的研究

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13]（1954）提出在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社會里，勞動力供給具有完全彈性。但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工業轉移過程中，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就會提高，二元結構經濟將轉換為同質的一元現代經濟。拉尼斯和費景漢[14]（1961）針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修正和擴展，提出拉尼斯—費景漢人口流動模型，認為農村勞動邊際生產率對勞動力的轉移有很大影響。托達羅[15]的鄉村—城市勞動力轉移模型指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取決于城鄉預期收入差異，還取決于城市就業率和失業率。

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對人口紅利影響的問題，國內學者王德文等（2008）[16]的研究表明，簡單培訓、短期培訓和正規培訓對農民工再流動都有顯著作用，都可以增加人口紅利。張廣婷等（2010）[17]認為，剩余勞動力轉移對中部地區勞動生產率和gdp提高的影響要明顯高于東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在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受益最小。王小龍（2010）[18]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現階段農村公共教育重“基礎教育”輕“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財政支出結構是抑制農戶教育投資的根本誘因之一。李子聯（2011）[19]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既產生了“激勵效應”，又帶來了“抑制效應”，其中以“激勵效應”占主導地位，進而提出應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以解決城鄉教育的“二元化”。趙玉奇等（2012）[20]將人口紅利的作用機制拆分為三個效應，并通過實證分析，得出勞動力數量結構與人均產出間存在明顯的正u型關系，認為可以通過對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來持續開發人口紅利。

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國內外學者對人口紅利問題進行定性分析的較多，對中國人口紅利期的判定也各不相同。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于推動經濟增長，學者們都認為具有溢出效應。但在我國正加速步入人口老齡化時期，如何通過加強教育特別是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中職業教育的問題，其研究則有待深入。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問題。

二、人口紅利與剩余勞動力職業教育的關系：剩余勞動力的職業教育是獲得二次人口紅利的有效方式

一般認為，人口紅利的第一階段較注重于勞動人口的數量，相關的產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到第二階段，隨著勞動人口增長速度的減緩，主要靠提高勞動人口的質量、產業的升級換代來延續人口紅利，也稱之為二次人口紅利。

（一）二次人口紅利中教育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綜合模型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創立者、人力資本之父。他認為，人力資本指的是人所具有的勞動能力，表現為知識、技能、體力（健康狀況）價值的總和。人力資本是由投資形成的，包括營養及醫療保健費用、學校教育費用、在職人員培訓費用、擇業過程中所發生的人事成本和遷徙費用五個方面。在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分析中，研究者所建立的大量模型僅僅用于度量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其目的在于說明教育對增進人的勞動能力，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人力資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如何促進勞動者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勞動者生產率改進的諸多因素中，除教育外，干中學過程中所積累的勞動經驗也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二）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勞動力資源是人口年齡結構轉變轉化為人口紅利的條件

人口年齡結構轉變帶來勞動力的增加，進而促進經濟增長，最終實現人口紅利。主要原因是：人口年齡結構轉變不僅增加了勞動供給，而且減輕了勞動負擔，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勞動負擔比下降會帶來儲蓄的增加和人口投資的增加從而導致資本存量的增加，進而拉動經濟增長（見圖1）。

然而年齡結構轉變只是實現經濟增長和兌現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人口年齡結構轉變轉化為人口紅利需要一系列條件。首先是勞動力資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其次是勞動力質量的進一步提高。這都涉及到有效的制度安排，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正是實現這一條件的有效途徑。通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職業教育，并成功轉移到非農部門或者發達地區就業，將引起有效勞動力供給的增加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導致產出的增加和經濟的增長。此外，勞動力負擔比降低帶動農村居民儲蓄水平的提高，再進一步帶動資本積累增加，反過來促進經濟的增長。姚先國等人（2007）[21]的研究還表明每1%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將使gdp增加0.5%～0.85%，每1%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將使全國居民消費額提高0.19%～0.34%。因此，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是增加人口紅利的有效途徑。

（三）教育水平的整體改善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人口紅利是由人口轉變特定階段的年齡結構優勢產生的。但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勞動年齡人口占優勢的人口結構，將轉變為年老型的人口結構。[22]在改革開放早期，由于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地理優勢，這一地區集中了很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大多是由非農產業勞動者創造，技術要求較低。然而，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趨緩、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就業擴大，再加上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對勞動力素質有了比較高的要求。因此，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和中國的比較優勢正在消失。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我國人口的轉變開始進入低生育階段，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出現遞減趨勢。事實上，最近幾年，在勞動力市場上，盡管農民工工資逐年提高，但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人數的增量在減緩。

由于我國東西部地區發展極不平衡，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可轉移到中西部地區，繼續發揮其比較優勢。中西部地區仍然有較大的潛力，具有經濟增長的后發優勢。而東部地區則需通過產業升級和加強勞動力培訓，挖掘出內涵的人口紅利，從而維持經濟增長。也就是說，通過勞動力的職業技術教育，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技能，可以增加一部分人口紅利。有計量分析表明，在制造行業，勞動生產率與員工受教育年限成正比。具體是，員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勞動生產率就會上升17%。并且假定由高中學歷員工替代初中學歷員工，那么勞動生產率將提高24%；如果由大專學歷的員工來替代，那么，勞動生產率甚至可提高66%。這就說明，教育水平的整體改善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三、農村剩余勞動力及職業技術教育的問題：總量與結構、基礎教育與職業教育之間的不平衡

目前，關于勞動力的職業技術教育方面，還存在著總量與結構、地區與地區、基礎教育與職業教育之間極不平衡的矛盾。具體有：

（一）總量與結構之間的矛盾導致“用工荒”與“就業難”并存

目前，總的勞動力人口還是基本充足的，但存在結構性矛盾。根據全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我國城市化水平達到49.68%，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城鎮人口增加207 137 093人，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3.46個百分點。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674 149 546人，占50.32%。顯示我國城市化水平處于上升狀態。張安良、金彥平（2010）[23]指出，農村剩余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35.7%，且農村剩余勞動力自2001年開始每年增加100萬人。然而實際農業生產不需要這么多的勞動力，以張安良和金彥平的實驗結果估算，我國農村仍有將近2億的剩余勞動力。

然而，盡管我國勞動人口總量不少，但由于結構性的矛盾，加上地區之間的不平衡，企業招工難與農村勞動者就業難兩大問題相互交織。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很多企業出現招工難的問題，特別是一線制造業、家政業、餐飲業等行業招工難的問題依然嚴峻。同時，中西部地區也加入了勞動力市場的爭奪戰，使得用工荒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勞動力就業壓力也很大，相當部分剩余勞動力就業困難。以河南省為例，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農民工大省。據調查，河南農村的富余勞動力為3 200萬，截至2010年底累計轉移2 360萬，還有800萬左右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

（二）基礎教育水平整體提高，但職業技術教育嚴重不足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關于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通過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進行對比，發現文盲率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2%下降了2.64個百分點，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數也由35 701人下降為26 779人，而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數則由33 961人上升到38 788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 146人上升為14 032人；上升幅度最快的是具有大學文化的人數，每十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數由3 611人上升為8 930人。這說明我國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此外，根據全國總工會的資料，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在國家九年制義務教育體系下所接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①（見表1）。

然而，除了基礎教育以外，在勞動力技能培訓方面，未接受過任何培訓的人數比重高，接受培訓的次數偏少。據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的調查顯示，自外出務工以來，沒有參加過任何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為61.1%，高于傳統農民工（59.1%）2個百分點。受培訓次數在2～5次之間的占受訓人數的比重僅為44.6%，比傳統農民工（77.8%）低33.2個百分點；外出勞動力接受培訓次數在6次以上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受訓人數的比重為11.5%，比傳統農民工（14.2%）低2.7個百分點。這就說明，我國農民工在接受職業技術培訓方面還需大大加強。

（三）“技工荒”倒逼職業教育

由于我國產業發展極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消耗了大量的資源、土地、環境等要素，為了能夠可持續性發展，必然要向高新技術產業、高端制造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轉變。事實上，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逐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已開始進行產業升級，實施“騰籠換鳥”策略。這些地區產業發展需要的是素質更高、經過專門培訓的勞動力。然而，目前有一定技術、特殊技能，能適應產業升級要求的高素質農民工卻相當缺乏。由于產業升級和人才培訓都需要有一個過程，可能需要3～5年甚至更長時間，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這種用工短缺現象也不會馬上緩解或消失，即使漲工資也不可能立竿見影。

“民工荒”的出現說明中國已經到了非重視職業教育不可的地步。目前的情況是，社會“重仕輕工”現象普遍，多年來學生都是把大學深造作為學習的第一目標，以至考大學成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人們把國家公務員作為職業首選，以至于公務員考試招錄比例屢創新高。而職業技術教育卻乏人問津，造成招生困難，舉步維艱。目前職業技術教育因得到的公共經費很少，發展緩慢。從每年的中考報名咨詢會上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在普通高中教育的攤位，特別是名校的檔口，往往是人頭涌涌，水泄不通，而中職教育的檔口往往是門可羅雀，報名和咨詢人數寥寥無幾。其實中職教育的學校也有不少，但主要是由于人們的思想觀念的原因，總認為這些學校畢業的學生低人一等。導致分數高的學生都去報考普通高中，而分數低的學生，即使內心極不愿意，也只能被迫報考中職學校。這就是社會觀念輕視職業教育而造成的。

四、職業技術教育中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制度不健全、體系不完善

造成目前用工荒的原因主要是技工荒，而技工荒的原因是由于職業技術教育的滯后性，那么，職業技術教育落后又是由哪些因素引起呢？以下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進行分析。

（一）宏觀因素：制度不健全、投入不足

1. 制度不夠健全。政府沒有出臺相關政策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效果的最大因素。政府缺乏統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規定，每年國家政府工作報告都指出要加強職業技能培訓，但沒有出臺具體相應的法律法規，更沒有專門針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政策出臺。地方政府沒有認識到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在實現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地方政府在對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培訓方面說的多，行動的少，實際投入本文由收集整理更少，甚至有的政府部門謀求部門利益，把對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看作是搖錢樹，導致培訓機構、培訓設施重復建設和培訓隊伍低水平運作。

2. 投入經費不足。目前培訓經費來源主要有三個途徑：政府、企業和農民。農民普遍存在不愿意或者愿意但支付不起培訓費用的現象。企業由于對培訓不重視和短期行為，不愿意為農民工提供培訓經費。國家“陽光工程”補助培訓經費和省級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補助培訓經費雖然總體數額不小，但分攤到單位勞動力的培訓經費偏少，不能滿足培訓所需。地方政府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經費投入偏少，在貧困地區經常出現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經費不能足額下發等情況，甚至出現資金撥付部門克扣培訓經費現象，這無形中減少了人均培訓經費。

此外，戶籍制度也是影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的因素之一。勞動者自由流動和自由遷移是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盡管改革開放使對勞動者流動的限制逐步放寬，但由戶籍制度派生出來的其他一系列制度與福利，如教育制度、社會保險制度、社會福利政策等形成了強大的阻力，阻止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和農村之間自由流動，從而影響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培訓。

（二）微觀因素：企業個人不重視、職業教育體系不完善

1. 企業和個人不重視職業技術教育。由于農民工的流動性相對較強，部分企業片面追求短期利潤，管理觀念落后，缺乏對農民工培訓的積極性，致使企業教育缺位。即使輸入地企業開展了少數農民工培訓，也往往是即時性、快餐式的，培訓質量得不到保證。另外由于農民工素質普遍偏低，雇用農民工的企業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由于我國經濟仍然處于較低水平的發展階段，較低的利潤率使企業難有足夠的資金與時間對其員工進行培訓。農村勞動者個人也不重視培訓教育，沒有充分認識到勞動的培訓教育能產生經濟效益。在老一代農村外出打工的農民工中，初中及初中學歷以下的比重超過50%，即使在新一代農民工中也超過30%。農民工個人文化水平偏低，自我認識不足使農民工本身沒有養成接受培訓教育的自我意識。這也制約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的開展。

2. 職業技術教育體系不完善。主要表現為培訓內容不完善、培訓層次較低，勞動力培訓與市場需求不對接。目前的農民工培訓多為一次性培訓，培訓內容針對性不強。根據2001-2010年情況，從行業角度看，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商業和服務業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呈現上升態勢，2009年有所回落，2010年趨于回升，說明該行業人才需求旺盛。同時存在人才過剩和人才需求缺口的現狀說明了我國勞動力培訓存在與市場需求不對稱的情況（見表2）。

然而，目前很多地方為了完成培訓任務，匆匆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沒有充分前期調研準備，沒有從當前就業形勢與勞動需求出發開設針對性較強的專業。培訓機構主要從自身資源出發，能開設哪些專業就開哪些專業，沒有考慮到市場需求。培訓以短期培訓為主，很少培訓機構會對同一農民工開展持續的培訓，由于培訓期限偏短，學員只學到相關專業的一些表面知識，缺乏深入學習了解，造成許多學員即使參加了培訓，也不具有過硬的技能，無法順利就業。此外，課程設置不合理，對于進城務工必備的法律保護知識、組織意識、專業生產等方面知識涉及的少，難以適應市場對勞動力素質的全面要求，造成培訓與轉移就業銜接不夠，出現供給缺口現象。

五、農村剩余勞動力職業技術教育培訓的途徑：制度和模式的創新

盡管中國的勞動人口增長速度減緩，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源泉的枯竭。相反，通過創新制度安排，通過提高基礎教育水平，加強勞動力職業技術培訓，把中國的勞動力數量優勢轉變成人力資源優勢等，那么，中國有望獲得新的人口紅利。

（一）宏觀層面：完善制度，加大投入

政府應充分認識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對增加人口紅利的重要意義，有關部門需完善職業技術教育的制度，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一個寬松環境。具體是：

1. 建立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術培訓的長效機制。政府要制定長期穩定的農民工職業培訓與就業政策，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應建立起如同九年制的基礎義務教育制度一樣，實行免費或低費的職業培訓。如建立專門的農民教育和管理培訓機構，整合農村教育資源，加強農民教育培訓基地建設，逐步建立以村為基礎、以鄉鎮為主陣地、以縣為補充的培訓體系。此外，相關部門還應建立健全勞務供求信息網絡，開展勞動力供需信息的交流，只有這樣，才會取得較好的效果。

2. 加大職業教育經費的投入。在職業教育培訓的體系中，由于職業技術教育培訓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效應，尤其是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培訓更具有外部性，雖然用人單位是培訓的受益者，但由于農民工流動性大，企業一般只能短期受益，其收益可能抵償不了其培訓的投入。因此，職業技術教育的大部分投入應由政府來承擔。政府要加大財政投入力度，把農民教育培訓納入公共服務的范疇，作為公共財政的必要支出。同時，通過市場化運作，多渠道籌措培訓經費。

（二）微觀層面：多種模式，按需施教

在對農村勞動力資源進行調查的基礎上，做好勞動力市場需求預測，按照行業、區域以及培訓對象的特點，采取不同的培訓內容和形式，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提高就業能力和就業率為目標，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具體措施有：

1. 采取社會各種力量多方參與的模式。在由政府主導的勞動力培訓的模式下，還要充分發揮民間力量的作用，組織和動員社會資源共同參與，實行多種辦學方式進行勞動力培訓。同時，培訓的方式可采取招投標制和項目管理制等方式，可根據勞務需求方的要求開展定向培訓，不斷提高培訓效率，教育培養好一批就業技能強、從業素質好的農村勞動力大軍。

2. 實行對癥下藥、因材施教的策略。針對農村大齡勞動力的培訓，應大力發展農村基礎教育和掃盲教育工作，加強農民勞動技能培訓，使他們能夠具備基本文化素質、基本生活能力、基本社會的認識或者能夠掌握1～2門種植、養殖新技術。鑒于這部分勞動力年齡偏大、文化層次較低、接受能力較差的特點，可采用分散學與集中學相結合的培訓方式，教材方面盡量使用較簡單的鄉土教材，如可多編寫一些卡通式、操作說明式、流程圖示等教材，以便他們一看就懂、一學就會、一干就靈。對于年輕的農村勞動力，職業學?？膳e辦中等學歷教育，向城鎮和第二、三產業輸送高素質的新增勞動力。由于他們一般都具有九年制的義務教育水平，文化層次不算低，可在此基礎上對他們進行更高級各種知識的培訓，重點培訓學員對實踐技能的掌握，多實踐操作，少理論學習。

3. 建立完善的勞動力職業技術教育激勵機制。建立農村剩余勞動力培訓獎勵基金，對參加職業培訓的勞動力實行困難補貼；對學習技能進步快、表現優秀的農民工實施獎勵；對于用人企業和培訓單位在開展農民工就業培訓的過程中表現突出的也實行獎勵政策，以提高其進行培訓工作的積極性。

篇（11）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勞動力市場對于高素質產業工人的需求不斷增長。近年來，我國農民工培訓規模大、發展快，但培訓的質量保障卻不容樂觀?；趪H比較的視野，分析和借鑒日本和韓國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的質量保障先進經驗和有效做法，對于我國農民工培訓的質量保障改進與提升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一、日韓兩國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的質量保障

（一）完備的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法律體系保障

日韓兩國都堅持立法為先、依法治農，現都已形成了相當完備的法律體系，從國家法律的高度支持和保障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順利進行。二戰后日本政府相當重視教育法制建設。在專門針對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方面，1947年頒布的《學校教育立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確立了農業繼承者教育的重要地位，闡明了農業學校的宗旨，致力于把擁有高中學歷的農民子女培養成為現代農業骨干人才；1948年頒布的《農業改良助成法》提出要加大對農民科技知識的培訓力度；1961年頒布的《農業基本法》進一步表示要使農業從業者得到一定的教育和培訓，保障從農者及其家庭能夠充分就業；[1]1999年，《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在就農者的教育培訓和經營管理方面也做出了相關規定，并要求國家鼓勵并扶持農村技術教育。[2]在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經費方面，1950年的《農業改良資金援助法》規定了政府經費支持的項目包括改良農業經營、改善農民生活和培養農村青少年等；1984年修改過后的《關于農業振興地域法律》表明要劃撥專門資金用以支持農民的繼續教育培訓。[3]同樣，韓國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也受到法律保護。1962年制定的《農村振興法》強調啟蒙指導、技術普及、領導者的培養與訓練等，旨在振興與開發農村；[4]1990年的《農漁村發展特別措施法》不僅規定了培養農漁民后繼者，而且還確立了專業農戶的具體培養制度；[5]1993年修改的《兵役法》規定將農業后繼者改為產業技能要員，并且免除兵役；2000年施行的《農業、農村基本法》對培養專業農業人作出了具體規定。[6]在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經費上，1971年出臺的《農業產學合作審議會規定》確定了國家須向農業經營者培育、農業教育培訓實習等項目提供必要經費；[7]1980年頒布的《農漁民后繼者培養基金法》為農村基層干部和有意愿且有能力務農的農村青少年設立專項培養資金；[8]1998年修訂后的《農業農村基本法》，不僅明確了對農業人培育的援助，而且還涉及到援助資金效率等相關問題。[9]

（二）系統的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體系

日韓兩國都已形成了系統的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體系，該體系為農村勞動力打通了更多的職業教育培訓渠道，在增加職業教育培訓機會、拓寬職業教育培訓內容、滿足不同農業相關群體職業教育培訓需求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日本形成了中央政府—都道府縣—市町村、政府部門—教育系統—社會力量從上到下、多方參與的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體系。[10]日本的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主要由文部科學省、農林水產省等部門負責，包括農業職業高中教育、農業繼續教育、農業技術普及組織教育和國內外研修制度。[11]農業職業高中教育由文部科學省系統的農業高中實施，其職業教育培訓對象是高中在校生，目標是致力于把高中在校生培養成自營農業人員和農業關聯產業技術人員；[12]農業繼續教育的實施主體主要有農林水產省和道府縣的農業大學校以及民間農業繼續教育機構，以農林水產省的農業大學校為例，其職業教育培訓對象是有1年以上從農經驗、打算長期從農的具有高中學歷的農村青年，目標是培養振興社區農業的中堅人才；[13]農業技術普及組織教育的實施主體包括農業協同組合、農業青年俱樂部和農業改良普及中心，以農業協同組合為例，該組織設營農指導員，以農業協同組合成員及其家屬為對象（日本幾乎所有的農戶都參加了農業協同組合），對其進行生產、經營、生活方面的指導，目標是提高農業者的素質；[14]國內外研修制度主要由全國農村青少年教育振興會實施，職業教育培訓對象是30歲以下的在農或即將務農的青年，目標是獲得實踐經驗、掌握先進技術。[15]韓國的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體系由四部分組成，主要包括農村振興廳、農業協作合同組織、農業大學和其他民間組織。[16]農村振興廳下設道農村振興院、市郡農村指導所和邑農村指導所，以后繼農民、專業農民、農村青少年、農村婦女等為對象，實施農漁民后繼者教育、專業農民教育和專門農業大學教育，農漁民后繼者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農業后備勞動者，專業農民教育以培養核心農戶為目標，專門農業大學教育以培養具有專業實踐能力的青年農業專門人才為主；[17]農業協作合同組織主要由農業經營教育支援團、教育院、研修院和新農民技術大學等機構組成，培訓對象包括農業協作合同組織會員（韓國90%以上的農村勞動力都是農業協作合同組織會員）、專業農民等，目標是培養具有農業實踐操作技能的農民；[18]農業大學分布于全國各地，以中青年農民、農業后繼者、專業農民、骨干農民為培訓對象，主要是開展知識、信息密集型培訓；其他民間組織包括農村青少年教育協會、農民教育學院、農村文化研究會和其他民間團體，面向農村青少年、農業技術人員和全體農民，旨在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培訓事業。[19]

（三）創新教學內容與方式，突出實踐教學

日韓兩國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不僅內容豐富，而且培訓方式也不拘一格，突出了教學的實踐性。日本的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內容，除了綜合知識和技能外，還涉及到農牧漁生產技術、農產品加工儲存和銷售、農業經營和管理、國內外農業政策、健康和生活等多個方面。[20]在方式上，強調職業教育培訓的實踐教學，常用的教學形式有上門指導、實物展示、實地參觀考察、互聯網傳播、講座等多種方式。以農業改良普及中心為例，該組織要求專門技術員和改良普及員通過示范戶的選定、實驗樣板田的設置、巡回技術指導等方式向農村勞動力提供幫助和指導；此外，還安排農業普及員通過座談會、講習會、視頻播放、苗圃展示等方式對農村勞動力進行職業教育培訓。[21]韓國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機構進行職業教育培訓之前，很多都會對農村勞動力進行培訓需求分析，從而保障職業教育培訓內容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實用性，其培訓內容主要包括實用技能和知識的培訓與更新、社會政策教育、農村生產和生活的實用科技等方面。[22]在方式上，韓國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表現出以下特點：一是理論結合實踐，主要有實習體驗、現場參觀和討論等方式；二是培訓時間靈活，既有每期3至5天的短期培訓，也有1至2年的學歷教育，既可完全脫產，也可半脫產或不脫產；三是充分發揮媒介的培訓作用。[23]值得一提的是，韓國2005年推出的農村勞動力教育培訓券制度開了農村勞動力自主選擇職業教育培訓機構和培訓內容的先河，既滿足了實際需要，又遵從了農村勞動力意愿，在韓國引起了強烈反響。[24]（四）充足的資金投入日韓兩國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資金來源渠道多，數額也大，這為實施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提供了強有力的經濟保障。在資金來源方面，日本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的經費來源主要有財政部撥款，文部科學省資助，地方財政、中央和學校法人籌資，國家低息貸款等多種渠道。在資金投入方面，日本除了對有“認定農業者”、“青年農業士”、“模范農戶”等榮譽稱號的務農者給予資助，還對民間農民繼續教育組織的設施建設、農業改良普及中心的各項進修活動以及參加國內外留學務農人員提供經費和補助。[25]日本政府對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的投資不僅項目多，而且數量大。例如，以招收即將從農的高中畢業生為主的縣立農業學校和部分農民進修所，其辦學經費由國家和縣當局共同提供，各自承擔2/3和1/3。[26]韓國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經費來源包括國家財政撥款、農林部門劃撥、地方財政補助、國庫融資、農協融資、官員非法財產充公等渠道。韓國對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投入是非?？捎^的，政府財政撥款建立的農業專門學校，計劃對農漁民后繼者進行為期3年的正規教育，其辦學年預算達50億韓元；[27]韓國江原大學向農村勞動力開展的咨詢、教育、培訓等活動，所有費用都由道（省）政府承擔，其中僅農村勞動力人均培訓費用就高達300萬韓元；2005年，為了革新農村勞動力培訓方式，提高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質量，韓國農林部投入3.5億韓元用以示范推廣農村勞動力教育培訓券制度，從而保障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的實效性；為了改變農業后繼人缺乏、農村荒蕪和蕭條加劇的局面，計劃到2013年為止，韓國政府將投入2.4萬億韓元用以每年培訓5000名從農青年，保證20萬專業農戶的較高素質。[28]（五）完善的質量評估監測和嚴格的職業資格認證日本對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的質量評估和監測不單單是針對受訓者，還針對實施職業教育培訓的主體機構。就職業教育培訓機構而言，日本已形成了設置認可、內部評價和外部評價共同作用的質量評價體系。[29]設置認可是文部科學省對一所機構是否具備開展職業教育培訓工作基本條件的資格認可，從質量上保障該機構較高的辦學起點。內部評價是辦學機構對自身職業教育培訓質量的自我監督，且須定期向內部工作人員和外部相關政府部門報告。外部評價由獨立于職業教育培訓機構和政府的第三方組織進行實施，它必須接受文部科學省一系列嚴格的資格認證才能參與評價，其評價的客觀性、公正性已使外部評價成為日本主要的職業教育培訓質量評價形式。日本對完成職業教育培訓的農村勞動力都要進行技能鑒定和資格認證，以確保職業教育培訓對農村勞動力的價值。日本的職業資格分為國家資格和民間資格，有資格考試、專家評審和學歷認證三種鑒定方式。[30]在日本，職業資格證書和畢業證書同等重要，并且獲得職業資格證書是相當不容易的，農村勞動力職業資格有“農業士”、“指導農業士”等，這些職業資格對提高從農人員的職業素質是非常有效的。韓國不僅對實施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的機構、教師、設施等條件有著嚴格的標準，而且為了確保資源的充分利用和職業教育培訓效果的最優化，還要求各職業教育培訓機構必須依據自身的條件和性質選擇職業教育培訓對象、確定職業教育培訓內容。在職業教育培訓結束后，參訓人員均要接受技術考核。韓國嚴格實行職業資格認證，以農業后繼者為例，首先要獲取農業后繼者的申請資格，即作為產業技能要員有2年以上從業經驗，且年齡不超過40歲；其次，需要在滿分為750分的分數選拔中取得合格成績才能真正成為農業后繼者。[31]完善的質量評估監測和嚴格的職業資格認證不僅使日韓兩國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質量得以保證和提升，還促進了職業教育培訓機構自身的完善和發展，形成了農業、農村、農民和職業教育培訓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二、對我國農民工培訓的質量保障啟示

（一）推進農民工培訓法制建設

日韓兩國對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的地位、內容和資金投入給予了法律高度的保護，對參與單位和個人的責任與義務、經費來源、運作及相關獎勵措施做出了明確的法律規定。我國《勞動法》和《職業教育法》雖然有涉及到職工培訓，但是范圍過寬、可操作性不強、執行力度也不到位。近年來，我國雖然頒發了諸如《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民工培訓工作的指導意見》等文件，但是這些文件只是一種政策措施，并不具有法律的強制性要求，對農民工培訓未起到剛性的規范和保護。鑒于此，我國農民工培訓的法制建設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制定專門針對農民工培訓的基本法律，涵蓋農民工培訓的各個方面，確保農民工培訓的標準化和制度化；二是建立健全農民工培訓法律體系，對現有相關法律的內容進行修訂和完善，促進農民工培訓真正服務于農民工群體、作用于生產經營一線。

（二）健全多層次的農民工培訓體系

日韓兩國系統的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體系使得農村勞動力教育有路、培訓有門。為了保障我國農民工培訓質量，健全以職業學校為主導、各類培訓機構共同參與的、面向全體農民工的多層次培訓體系是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的。該體系可分為4個層次：一是初等職業學校和鄉（鎮）級培訓機構，以提高農民工文化知識與職業道德、掌握初級技能和就業等通識性知識為目標；二是中等職業學校和縣（區）級培訓機構，主要是把農民工培訓成掌握崗位技能、面向生產服務一線的中級技術工人；三是高等職業學校和市級培訓機構，以培訓既了解相關專業理論，又掌握專業技術的高級技術性人才為主；四是成人教育學校和省級培訓機構，旨在引導和幫助農民工終身學習、更新知識和技能、實現職業轉換等。各級各類職業學校和培訓機構可以依據現實所需實行公辦、民辦或者公私合辦。公辦力量以政府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農業、教育等部門為主，民辦力量包括個體、企業、社會團體等。

（三）優化農民工培訓內容和方式

日韓兩國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內容豐富、方式多樣，既能滿足生產經營發展需要，又能滿足農村勞動力生活需要。農民工培訓結果的實效性取決于培訓內容的實用性，因此，需要對培訓內容進行深入調研，以確保培訓內容既符合崗位要求，又滿足農民工的職業發展需求和現實生活需要。農民工培訓不僅應該包括法律政策、生活指導、職業知識技能等引導性、就業性內容，而且還應包括人文素質、信息技術、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等發展性內容。其培訓方式要注重“因材施教”，針對不同地區、不同產業和不同培訓對象采取適應其需求的培訓形式，諸如校企合作、送教進廠、進創業園區、進重點建設項目場地、進產業集聚區等。在時間安排上，采取長短期結合、脫產與半脫產結合或假期進修的方式進行培訓。加強培訓的實踐訓練，培訓教師在“做”中教，農民工在“做”中學，提高農民工的實踐操作能力。此外，還可引導、幫助農民工借助移動網絡進行自我培訓。

（四）完善政府主導的多渠道投入機制

日韓兩國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的質量保障得力于充足的資金投入。我國農民工培訓能否按要求按標準完成，還要看投入機制的完善程度。因此，我國各級政府每年應根據實際情況，將農民工培訓作為民生工作列入《政府工作報告》，并作出專項經費預算。中央和地方財政按比例合理承擔農民工培訓經費，并以社會力量投入作為補充，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為主導，企業、個人和社會組織積極參與的多渠道投入機制，為農民工培訓質量的達標提優提供資金保障。

（五）強化質量監管，從嚴實施職業資格考試

借鑒日韓兩國的經驗與做法，加強對我國農民工培訓的質量評估和監測、對農民工培訓結果施行嚴格的職業資格認證是很有必要的。對農民工培訓的質量監管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對培訓機構的資質進行周期性評估，評估內容包括培訓師資、基地、設施和管理等方面，評估主體包括學校、政府部門、企業單位和農民工個人；二是對培訓過程的質量進行常態化監測，主要包括對培訓內容、方式、經費使用等方面。培訓結束后，對農民工進行嚴格的職業資格考試，通過的給予相應證書，不合格的擇期重新接受培訓。對農民工施行嚴格的職業資格認證，不僅可以規范農民工的參訓行為，避免因其自身因素造成的培訓質量問題，而且還能對農民工職業技能進行分層分類管理，便于企業對農民工的選擇任用。

作者:杜永紅 金霞 劉潔 單位:西華師范大學 煙臺市福山高新區泊子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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