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市域社會治理知識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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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鶴壁市留守兒童問題，市委領導高度重視。市委有關領導專門聽取了團市委關于留守兒童工作的情況匯報，并對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黨有號召，團有行動，團市委十分重視關愛留守兒童工作，將其納入重要工作議事日程，成立了以團市委書記為組長、副書記為副組長的關愛留守兒童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了由學校部、權益部、少工委聯合負責的工作小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工作機制。同時，各縣（區）團委也成立了相應的工作機構，團市委與各縣區團組織負責人簽訂了加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和關愛留守兒童工作責任書，實行定人員、定責任、定獎懲的工作責任制，將工作實績與年度工作考評掛鉤，形成了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此基礎上，團市委計劃在全市各級團組織中開展以“平安留守.快樂成長”為主題的留守兒童關愛活動，對關愛留守兒童工作進行全面部署，確立了以活動開展促工作進步的基本思路，為切實做好留守兒童關愛行動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創新方式，豐富載體

針對留守兒童缺乏有效家庭管理教育的實際情況，團市委計劃鼓勵動員基層鄉鎮、農村和社區的團干部擔任留守少年兒童的“義務家長”，為留守少年兒童的學習、生活、安全等提供力所能及地、有針對性地幫助，給予他們親情般的關愛?！傲x務家長”每季與留守少年兒童家長或監護人聯系兩次；“義務家長”每月與幫扶少先隊員至少聯系一次。“義務家長”在端午節、中秋節、春節等重要節假日對幫扶留守少年兒童進行一次家訪，力所能及地給留守少年兒童生活上一些資助；“義務家長”每學期與在外打工的留守少年兒童家長書信或電話聯系一次，通報留守少年兒童情況。

三、立足職能，深入宣傳

團市委立足自身職能，充分發動各級團組織和志愿者隊伍，廣泛深入開展預防未成年人溺亡宣傳教育工作。一是組織志愿者隊伍進社區、進學校、進廣場，開展預防未成年人溺亡專題宣傳；二是安排各級團組織動員公安、檢察、律師等隊伍中的志愿者、法制副校長等，分別前往各主要中小學，利用“法制課堂”“法制講座”等形式，開展未成年人保護法律宣講；三是組織開展“兩法一條例”宣傳，讓志愿者走上街頭，通過展板和傳單進行宣講，讓社會更加了解未成年人保護法律知識；四是利用宣傳活動，抓緊中小學生在校時間開展未成年人自救自護教育，組織各學校團委、少先隊開展防災演練；發動志愿者前往貧困山區小學開展預防溺亡知識宣傳教育活動，并發放青少年自救自護教育卡通書、防溺亡宣傳單等。

四、借力新媒體，擴大覆蓋

一是以12355青少年維權熱線為平臺，采取組建專業工作人員隊伍的模式，由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專家和志愿者為青少年提供法律、心理、維權、自護等方面的免費咨詢服務和受理對侵害青少年合法權益行為的控告、投訴。計劃今年將開展一次面向留守兒童的熱線儀式，配合新聞媒體介紹熱線的使用方法和具體作用，擴大熱線在我市留守兒童群體中的知曉度，切實保障留守兒童的合法權益，多種形式層次推進，深化留守兒童幫扶活動。二是充分利用團屬微信、微博、網站等網絡新媒體開展相關宣傳工作。在團市委微信公眾號“青春鶴壁”和官方微博進行不定期預防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小知識，用圖文并茂的形式吸引未成年人閱讀，開辟專欄進行宣傳，通過視頻和圖文宣傳安全教育專題知識；同時組織各級團組織利用微博、微信公眾號播放關于中小學生預防危險、安全教育視頻，擴大宣傳范圍，盡量多地覆蓋廣大未成年人，利用微信微博陣地每周開展未成年人保護“一法一條例”的宣傳，通過網絡普及未成年人保護法律知識。

五、存在的不足及建議

工作開展以來，我們雖然取得了許多成效，但是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主要有：

（一）由于團市委人手力量不足、經費困難，在工作的開展過程中存在覆蓋范圍不夠廣的問題。

（二）宣傳形式比較傳統，宣傳手段和內容仍顯單一在今后的防艾宣傳教育工作中有待進一步創新。

結合存在的不足，建議從以下幾方面加以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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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市平安暨市域治理辦：

按照《關于報送2021年工作總結和2022年工作計劃的通知》、《廣漢市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項目責任分工方案》的分工，智慧治理組扎實做好相關工作，現將2021年工作匯報如下：

一、工作開展情況

（一）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建設

一是持續推進省一體化平臺試點建設。積極拓展完善運行期間平臺功能，強化平臺推廣運用，實現“最多跑一次”和“審批不見面”。截止目前，全市實現在省政務服務一體化平臺可網辦事項1280項，可網辦率達99.84%。

二是搭建廣漢市智慧城市和大數據管理平臺。積極包裝項目，總投資4.5億，推動廣漢“智慧城市”和大數據運營中心項目建設，構建數據融合池和展示廳及相關大數據應用場景；加強與國新宇航溝通對接，大數據融合平臺初步搭建完成，待測試后上線“城市之眼”系統。

三是建設投資項目大數據管理系統。落實資金35萬元，建設大數據管理系統，實現對投資項目的中介服務、行政審批、建設進度適時監控。四是積極推進智慧社區建設，按照“1+4”（1個綜合管理平臺，4個分模塊：智慧黨建、智慧管理、智慧政務、智慧服務）模式和商業、安置、老舊、“三無”小區4個類別，確定金雁大同，漢洲京皇等6個社區作為智慧社區前期試點，將智慧、高效、便捷的政務服務送到群眾家門口。

（二）推動治安防控基層基礎建設

一是基本完成廣漢市綜治中心（平臺信息系統）項目建設。建成1個市綜治中心、12個鎮（街道）綜治中心，2個社區綜治中心示范點；建成以網格化服務管理為底座、信息化建設為支撐、以綜治“六聯”（矛盾糾紛聯調、社會治安聯防、治安突出問題聯治、重點人員聯管、服務管理聯抓、基層平安聯創）為核心內容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平臺；建成市級視頻監控共享平臺，接入“雪亮工程”視頻監控圖像1046路，“平安雒城”視頻監控340路，實現重要區域全覆蓋，實現省、市、縣三級綜治數據的無縫對接，以及縣、鎮（街道）、村（社區）各層級綜治中心縱向貫通的數據互聯互通。網格化中心劃分設置網格343個，配備專兼職網格員443人。我市2018年至2020年投資781萬元，采用購買服務的方式建成每個村（社區）不少于5個覆蓋全市農村、城區、鐵路全域的監控點位1046個，全部納入綜治中心信息化系統“雪亮工程”監控平臺。今年年1月起每年投入266.6萬元保障系統的正常運行。6月進行了平臺服務升級，新增了12處人臉（車牌）識別監控點位，新增電子地圖，可以通過GIS引擎技術提供位置追蹤及精確定位，更加有效地實現治安防控的目的。

二是“雪亮工程”同“平安雒城”、“慧眼工程”等視頻監控和智慧小區項目共同編織了技防監控網絡。形成鎮、村、院、戶四級技術防控圈，實現從點到面、聯防到戶的立體防控網?！把┝凉こ獭苯ㄔO以來，公安機關通過視頻監控精準出警、精準處置，對違法犯罪行為形成有力震懾，破解了農村地區治安管理難題。目前，“雪亮工程”視頻監控協助公安機關破獲各類案件300余起，幫助群眾解決困難問題230余件次， 2019年和2020年，我市公安機關年立案數分別比上一年度下降15.8%、3.9%，社會治安狀況持續向好。

三是推動建設三級網格化管理服務建設。廣漢市建成了1個市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12個鎮（街道）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城區28個社區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構建市、鎮（街道）、社區（村）、網格員四級平臺，同時，將與民生事務緊密相關的住建局等23個職能部門、44個基層派出所、司法所、衛生院納入平臺并開通電腦終端賬號參與服務管理工作，實現分級管理，梯次互動的工作模式。全市343個網格，配備社區專職網格員242名，農村兼職網格員（村干部）101名。2021年市財政投入資金297.2536萬元，有力保障了網格化服務管理規范運行。編制廣漢市網格化服務管理工作細則，推動網格化服務管理標準化建設。網格員通過“一日雙巡”，主動走訪群眾，主動服務群眾，積極宣傳黨的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主動發現，并現場辦結或通過手機平臺上報處理民生問題和群眾訴求，2016年以來，累計宣傳政策法規12619人次，辦理民生服務事項49468人次；主動發現、干預、化解網格內矛盾糾紛，有效維護社會穩定；收集各類基礎信息并推送入系統平臺，動態更新，基礎數據更加完善、真實、準確，共采集各類基礎信息100余萬條，收集錄入社情民意13061條，走訪特殊人群4581人次；今年7月下旬一輪疫情爆發以來，全市網格員共參與疫情防控排查18641人，協助開展醫學觀察居家隔離5190人，走訪重點區域、場所40147處，開展疫情防控常識政策法規宣傳32526次，協助開展疫苗接種3465人次，通過宣傳引導使轄區內居民提高了防護意識，增加了疫情防控知識，提高了居民參與防控的積極性。群眾認可度和滿意度明顯提升，網格化工作品牌的影響力逐步增強。

（三）將智慧建設與法院工作相結合

一是準確領會上級精神，科學謀劃。嚴格落實信息化建設工作領導責任制，成立了以局長為組長，分管副局長為副組長，各股室負責人為成員的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形成了主要領導親自抓、分管領導具體抓，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工作機制。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指定專人兼職負責信息化建設日常工作，為信息化建設工作開展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在信息化建設計劃上，堅持與司法部、省廳、德陽市局實現并網為標準，不做物力浪費；在場地設置上，堅持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新標準，做到法律援助、社區矯正、司法行政指揮、公共法律服務“四個中心”統籌規劃；在經費保障上，堅持中央、省級轉移支付與本級財政保障相結合，積極主動向廣漢市分管領導、主要領導匯報省廳信息化建設新要求。

二是積極參加司法行政工作平臺業務培訓，熟練使用普法、調解、援助、社矯、律公、考勤、公文等系統分類平臺，不斷提升信息化工作實際操作能力，奠定信息化建設技能基礎；另一方面，利用干部職工大會等時機，強調信息化建設的重要意義，已主動適應新的工作常態，統一思想認識，提高使用司法行政工作平臺的自覺性，奠定信息化建設思想基礎。

三是加強硬件建設。建設司法行政指揮中心，發揮“智慧司法行政”優勢。2019年，我局投入近120萬元建成了司法行政指揮中心，目前已初步實現60個點位工作巡查，20個遠程單兵實時指揮，150個社區矯正手環定位監管，7個監獄遠程會見系統，并實現了與省、市遠程對接，為司法行政大數據化、信息化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四是加強維護管理。一方面，外部加強與電信部門溝通，遇有網絡不通的情況能及時進行技術性維護；另一方面，內部加強司法行政工作平臺、視頻會議、指揮監控等系統的使用管理，確保了各種工作數據錄入正常、及時、準確；第三，堅持每周不定時檢查司法行政工作平臺使用情況，每月對檢查情況在工作群進行通報，并將個人登錄使用情況納入年終績效考核，確保了使用率。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推動智慧社區建設

持續推進智慧社區建設，在2021年完成3個街道（100%）、29個社區（100%）、238個小區（33%）建設任務，2022年完成全部712個小區智慧化建設（其中高坪鎮白里社區、小區作為智慧社區和數字鄉村試點），有效轉變社區工作被動管理，實現政府、居民、企業共建共治共享，為全市乃至全國提供基層治理新思路，助力廣漢高質量發展。

（二）繼續推進“雪亮工程”建設

繼續推進“雪亮工程”視頻監控聯網應用，按計劃推動重點行業單位橫向聯網，有效整合各行業單位自建的監控網絡，達到聯網共享、綜合利用的效果。進一步擴展視頻監控覆蓋面，加強農村地區治安防控技防基礎。建設前端感知源符合機、非、人采集設備，實現智能化、結構化數據，縮短民警在案件偵查中圖像查閱時間，為案偵提供精準、快速、有效的支撐并為治安防控提供預警能力。

（三）推動行政司法智慧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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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正常社會的“正?，F象”通常會受到“不正常”的贊美。一個拒收賄禮的官員會擁有“兩袖清風”的美譽，一個不收“紅包”的醫生會受到高風亮節的稱贊等等。

或許由于這個原因，經濟學家說我們所處的社會制度缺失；法學家認為我們所處的社會規則模糊；哲學家們斷定我們的社會嚴重失信；老百姓卻抱怨社會變來變去，自己的生活被“十面埋伏”――警察殺人、醫生害人、官員整人、商人坑人、律師騙人、老師誤人、流氓欺人、記者認錢不認人――因為普通的他們沒有任何資源可資利用，“吃了不少啞巴虧”。

老百姓的話很直白，然而卻反映了一個相當深刻的話題：中國何時才能警察像警察，醫生像醫生，官員像官員，商人像商人，律師像律師，教師像教師，記者像記者，甚且流氓也要像流氓――在真正的流氓眼里，只知道禍害百姓的主兒其實是下三濫的角色。一句話，在中國，何時干什么的才像干什么的，而不是如現在，某行當一旦有人做了分內之事，鋪天蓋地的宣傳便蜂擁而至。

這無疑彰顯了我們這個社會的缺憾。當大張旗鼓地表彰廉潔的官員、見義勇為的英雄、善良無私的好人時，恰恰在于，現實中這種人太少了。本文亦是例證，討論職業倫理這個話題的原因，在于很多行當的人不講求那個行當里的操守。

職業不僅僅是謀生依畀之所，更是從業者榮譽的依托。也就是說，處在同一個職業里的人，有自己交流的規矩，知道怎樣共同確立自己的職業在社會上的信譽并且會自覺維護它。以此標準衡量，那么，中國顯然不存在真正的職業。這大約是為什么在以上的論述中對一個從業者的群體我更愿意用行當的原因所在。

也因此，在相當時期內，假使職業倫理不是一個行業內的成員普遍具有的品格而只是某個、某幾個個體獨具的性格的話，職業倫理只能是“水中之月”。當我們把做什么的像做什么的定位在個體并且更傾向于對個體做評價的時候，所謂職業倫理說穿了不過是人從事某一個行當的最低標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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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調查，目前我國城市環境污染治理設施建設較好的地區多為一線城市，一些經濟欠發達區域在建設上還存在很多不足，環境污染嚴重、社會管理能力薄弱，制約著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具體而言如下：

1.1存在“兩種模式”的弊端所謂的兩種模式。一是在資金投入上存在困難，費用花費較大。二是，相關治理技術和管理能力有限，很多工作人員的技術水平不過關，地區之間的治理和管理也具有雙重標準，無法保證城市污染建設的正常運轉。

1.2城市環境污染治理能力有限城市環境治理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僅僅依靠單一的治理手段，無法保證環境治理的科學性，也不能發揮管理的效力。例如，我國南京在2012年治理水污染中，雖然運用了生物、物理、化學等多種治理對策，但是卻沒有形成制度規范，在實際管理中缺乏效用。

1.3中國環境污染治理與社會管理亟待提高中國環境污染治理設施運營市場化起步較晚，在眾多排污企業中，只有少數企業把環境污染治理設施交給專業公司運營的企業。但是從中國大環境上著眼，很多城市的認識還相對薄弱，環境污染得不到有效的治理，管理能力和技術手段都有待提升。

2環境污染治理與社會管理應該采取的有效方式

從上述內容中，我們已經清晰直觀的看到了我國環境污染治理在設施建設與社會管理上存在的主要問題。針對這些不足，我國相關單位一定要做好建設工作，根據污染設備建設的實際，完善相關管理對策，從多方面入手解決問題，實現城市的快速發展。

2.1加強社會城市環境污染管理的法制化建設法律是規范行為的基準，是解決城市環境污染治理建設問題的核心，也是引導工作積極開展的重點，有助于規范運營單位的工作流程。因此，我國相關管理機構要制定完善的制度體系，鼓勵城市開展環境污染治理，通過法律的制定明確治理的方式和手段，為城市環境的保護提供法律依據。

2.2環境污染治理要建立激勵政策在現行的政策體系中，扶持和鼓勵環保與社會管理發展的政策還不完善，必須在城市環境污染治理與社會管理上為企業提供優惠政策，加大企業的治污能力，使城市環境污染與社會管理服務盡快實現市場化。例如，國家要積極參與市場競爭，根據城市環境的實際情況制定合理的運營服務方法，形成良性競爭的機制，充分發揮治理功效，為相關機構提供一定政策上的優惠。

2.3強化監督職能有效地監督監管是保證城市環境污染治理設施良好運轉的保障，也是做好管理的有效環節，對此，環保管理部門必須要加強運營隊伍監督水平的提高，定期檢查設備使用情況，保證管理運營朝著專業化與現代化的方向發展。

2.4環境污染治理要采取雙贏機制環境污染治理要注重雙贏，加強組織機構建設和科學技術的創新投入，使城市環境治污的市場空間得到擴展。在城市環境污染治理中需要平衡雙方的利益，使城市環境治污企業在優化管理、節約成本、提高效益的基礎上得到較大的空間。另外，治理機構還要確定合理的、科學的運營經費，這項經費的開支必須要低于排污企業自身的運營成本，從而取得運營市場的最終認可，實現運營公司與排污企業的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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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職業倦怠感阻礙中頻次社會實踐護生職業情感的培養

社會實踐次數升至一定頻次后，護生職業情感出現“回落”。我們認為，隨著社會實踐次數增加、內容深入，護生逐漸發現護理職業的瑣碎、單調和任務繁重，并由此引發對護理職業在社會職業體系中的認同思考［6］，導致出現疲累感、挫折感，進而產生職業價值質疑，出現類似于職業倦怠的反應。此觀點張思溪在“實習護生職業倦怠水平的相關性研究”［7］中也有類似闡述。

3職業效能感顯著促進高頻次社會實踐護生積極職業情感的塑造

社會實踐進入高頻次階段后，護生再次出現“職業情感與實踐次數呈正相關”特征。數據顯示，職業情感各維度在高頻次階段呈線性上升，其中職業敬業感在低頻、中頻的LSD檢驗差異不顯著，高頻LSD檢驗差異顯著，說明社會實踐強度達到高頻后對護理職業情感尤其是職業敬業感有很強的培養意義。

顯然，實踐達到一定程度，護生技能掌握更為熟練，對職業角色的把握逐漸準確［8］，實踐任務完成更有效率，這些都有效幫助護生克服倦怠反應，建立起良好的職業效能感，并促進護生開始對職業使命進行深入思考，職業情感得到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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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傷說”興起之后，學者們似乎開始有意地帶著挑剔的眼光閱讀余氏散文，甚至將研究目光轉向余秋雨本人，“懺悔說”“文化人格說”等一系列帶有人身攻擊性質的言論開始越來越多的占據著人們的視野。這一批評直到新世紀以來才漸漸歸于平靜。以上研究者們對于《文化苦旅》態度的轉化，基本是由褒到貶，先是《文化苦旅》的宏大視角，深刻的思想內容，后又開始詆毀之前的贊揚，認為這種寫作看似深刻，但卻是模式化十足，缺乏真情實感，充滿了造作的痕跡，甚至從批文轉向批人。批評者對于一本散文集的態度在短短十幾年間發生了如此大的轉變，究其關鍵必然是批評價值觀的變化，而批評價值觀的變化則必然反映著社會歷史環境的變化。1990年代，正是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大眾傳媒強烈沖擊著傳統意義上的純文學，幾乎將其排擠到了邊緣的角落。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許多作家為了與新媒體爭奪受眾，不得不千方百計吸引大眾的眼球。散文這一文體為了求得生存也在這種商業化的侵蝕下變得日益“快餐化”，可是，物極必反，這種描寫生活瑣事的文學作品由于數量過多、質量平平，沒有多少養分可以供讀者吸取，很快便遭到了人們的厭棄。廣大學者和讀者十分期待高質量即思想深刻、內容廣博、宏大，形式新穎的散文出現。

就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散文環境中，余秋雨攜《文化苦旅》漸漸走入了人們的視野?？梢哉f，余秋雨正是因為符合了當時人們的心理才獲得成功的，即他滿足了讀者閱讀“文化散文”的愿望；打破了散文為政治服務的局限；表現了作家應有的個性；充分運用了知識分子贏回的話語權也就是說，《文化苦旅》在1990年代初期的成功是社會轉型時期精神風貌的體現，是時展的必然。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人們已經逐漸接受了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轉型這樣一個事實，知識分子們也不再沉溺于自身危機，他們開始嚴格審視造成文學危機的真正原因，即將研究、探索的目光投到文學作品本身，希望通過改善文學作品的質量來贏回自己的讀者市場。

于是，人們開始重新思考對于《文化苦旅》的評價，從而引出了“硬傷說”“模式化”等問題。新世紀以來，我國的經濟、科技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種文學形式也隨之產生發，如短信文學、網絡文學等，在這種新文學形式的沖擊下，知識分子有了更加宏大視野，他們漸漸擺脫了盲目浮躁的心理，開始客觀地看待散文這一文體的發展，對于《文化苦旅》的評價也就越來越客觀化。綜上所述，《文化苦旅》在1990年代的評價變化是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整治政策的變化是批評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經濟的發展變化則是造成批評變化的直接原因，社會轉型給文化帶來的沖擊則直接影響了文學批評價值觀的變化。

也就是說，1990年代初期文學市場經濟的沖擊使得批評邊緣化，批評價值觀則傾向于具有宏大意義的作品；1990年代中后期，文學批評對作品本身的價值的深入研究，使得文學批評的價值觀就開始在精英立場與大眾文化立場之間掙扎，并逐漸形成了多樣性、多元化的局面。新世紀以來，隨著各種文學樣式的生發及批評主體派別的林立，批評價值觀也就更加多元化，以至于形成了“自說自話”的批評格局，文學批評也因此失去了往日的權威?？梢?，一個階段的社會歷史環境直接影響了此時期文學批評的價值觀。

作者：李煥煥 單位：沈陽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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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的達成，教學方案的設計，都要思考評價的問題。測量與評價作為教學環節的一部分，已經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然而，有不少人對測量與評價的認識卻并不正確。有人把測量與評價的目的看成是為了分等級。結果，它就變成了有些教師或家長獎懲學生的依據。還有些人對測量與評價的關系不明確，他們只重視編制測量試卷，而忽視測試前的目標制定及測試后的結果評價。其實，測量與評價和教育的其他環節具有相同的目的，就是最終要促進學生的發展。日常教師自編的試題能否反映學生的能力以及反映的是何種能力，都需要經過對試題的嚴格分析，才能確定。那么測驗與評價的定義是什么呢？它們之間是一種什么關系呢？

簡單地說，測量是評價的一種手段，是指根據某種標準制定的有多個問題組成的用以鑒別能力或其他個別差異的工具。在初中教學中，評價是指采用各種方式系統收集有關學生學習行為的資料，在對資料進行處理之后，根據預先設計的教學目標給予價值性的分析與判斷。因此，測量的結果需要進一步的評價來解釋說明，評價也可以采用測量以外的其他方法（如觀察、訪談）收集資料，然后加以處理。不過，測量法對團體來說是實施最簡便、客觀性最強的手段。評價按照不同的標準可以分成不同的類型。按照它的目的可分為：診斷性評價（如對學生的不良學習行為進行分類確定）、最佳表現評價（如學校中的考試）、典型性評價（如對學習態度的評價）等。按照評價的內容還可以分為智力測驗、成就（學業）測驗、能力傾向測驗、人格測驗等。

初中歷史教學心理學的測試與評價除了對學生的學業與能力兩種測試加以分析評價外，還對課堂教學評價的原則、特點與方法進行介紹，目的都是為歷史教學目標的實施與檢測、教學效果的反饋以及對學生學習時出現的種種心理現象進行描述與解釋，提供科學的依據，從而為改善與提高教學質量，促進學生發展服務。

二、陳述性知識的測量與評價

獲得《歷史與社會》陳述性知識的建構方式由簡到繁分為三類：（1）符號學習；（2）事實學習；（3）有組織的知識學習。為了促進上述三種方式的學習效果還需要采用適當的策略，它們主要有復述策略、精加工策略和組織策略。因此測量與評價學生獲得陳述性知識的問題就要關注下面四個要素：（1）表征；（2）方式；（3）機制；（4）策略。這也是設計測驗的依據。

題目的設計應采用：（1）概念關系判斷。測量的內容是學生有關知識命題特征。反映了學生在一定知識背景、學習環境下對知識重點疑點的把握。（2）概念圖的建構。它反映了概念關系的功能作用和它們之間的聯想能力，也是學生對有關知識綜合貫通的表征能力。（3）論述題的表述，它是對學生獲得知識意義表征能力的綜合測量。根據認知建構主義的觀點，論述題的表述要反映學生對有關知識表征的主題、框架的能力水平，據此了解學生結合知識建構的過程和方式，并能根據學生回答的內容做出推論。（4）策略性知識的反映。

對上述四種題型的問答都存在一系列的認知策略。盡管認知策略的測量與評價十分復雜且還要涉及后面的論述的程序性知識測量與評價問題，但我們要在陳述性知識測量與評價中有所反映。如對復述策略的測量要反映學生在學習內容上劃線、摘錄或圈出重點。精加工策略的測量方式很多。它反映了學生對有關知識內容內在聯系和新舊知識聯系的水平。組織策略的測量方式也很多，其中對學習內容概念的建構很能說明這方面的問題。值得指出的是對策略的測量與評價一般采用通過對知識獲得的測量與評價情況間接得到。

三、程序性知識的測量與評價

《歷史與社會》程序性知識的本質是產生式系統的建立。對程序性知識的測量就是根據產生式系統形成機制和判斷標準設計測驗加以評定。具體操作上要以知識獲得的任務分析原理為依據。而對程序性知識進行測量與評價就是對其中關鍵步驟或環節予以判斷。如智慧技能是一種程序性知識，它包括：（1）辨別；（2）具體概念；（3）定義性概念；（4）規則；（5）高級規則。

(1)辨別：測量與評價辨別目標。我們可以給學生呈現一個標準刺激，然后再呈現一些可供選擇的刺激，要求學生回答哪個刺激與標準刺激相同。

(2)具體概念：測量與評價的具體概念目標要看學生能否從有關內容中識別出已習得的概念；所采用的測驗形式常常是選擇題，選項中包括概念的正例與反例，讓學生做出選擇。

(3)定義性概念：測量與評價定義性概念形式有選擇式和建構式。選擇式與具體概念測量方式相同，建構式要求給出學生一個以前未見過的概念的正例或反例，要求學生解釋該例子為什么是或不是，概念的例子尤其需要學生自己的話來問答。

(4)規則：測量與評價規則目標形式主要是建構式。這就是說測量與評價規則不是看他能否說出這條規則而是看他能否運用規則辦事，尤其是在不同情境中仍能找出規則并運用它辦事。

篇（8）

謎語歷史悠久，歷史滄桑磨滅不了它的發展軌跡，淹沒不了它曾有的輝煌燦爛。猜謎語以其特有的知識性、趣味性深受五年級學生所喜愛。

本冊第一組教材中，要求學生了解一些中華民族古老的歷史和傳說，知道四大發明的內容，知道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和文化在世界的領先位置以及它對于人類文明發展的促進作用，讓學生萌發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正所謂“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為了讓學生牢記這些歷史文明的標志，我在課前發動學生搜集有關謎語?！懊咳酥辽偎鸭瘍蓜t謎語”，讓每個學生都有參與交流的資本?！岸喽嘁嫔啤?，大大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熱情?！坝涀≈i面和謎底”，使學生主動地去認讀、思考、識記，一方面鞏固了已學握的歷史知識，另一方面碰到新的歷史知識亦能主動地去識記。再者，謎面以事物的特征來影射，形象生動便于記憶。語言講究押韻而有節奏，讀起來瑯瑯上口。學生在記住謎面和謎底的同時也理解了歷史的內涵。“做到謎底保密”，看似不經意的一句話，對學生來說是學習的一劑“強力劑”，大部分學生會主動思考，選擇一些他們認為新穎的、不是人人知曉的謎語，這樣，他們就會在大量搜集的基礎上進行篩選，自主學習的效果大大提高。

二、編兒歌學歷史事件和人物

兒歌雖然短小，卻是融德育、智育、美育于一體的“萬花筒”，對兒童思想品德的形成，美好情感的培養，行為習慣的養成，乃至于人格的塑造都有著潛移默化、無可替代的作用。

我在教學時聯系教材內容，采用編兒歌等方法，使學生有一種新奇的感覺，引起了學生的興趣，提高了記憶效果。學生在學習的同時也深受啟發，在編寫兒歌時也大膽地采用了多種形式。有學生在學習了《文明的曙光》一課后編寫了下面一首兒歌：

中華上下五千年，歷史悠久代代傳。

神力開天地，女媧補天永傳揚。

燧人取火煮熟食，神農百草有妙方。

軒轅黃帝滅蚩尤，華夏民族起炎黃。

精衛填海感天地，倉頡造字鬼神泣。

堯舜禹湯遇賢讓，文明古國自此立。

在學習歷史年代、歷史朝代、政權名稱或某一朝代的封建帝皇等，用一般方法學生也難記住。我亦鼓勵學生采用編制成歌訣的形式，化難為易。

篇（9）

作者簡介：吳定玉，湖南師范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管理學博士與哲學博士后（湖南 長沙 410081）

張治覺，湖南師范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湖南 長沙 410081）

劉葉云，湖南師范大學商學院教授（湖南 長沙 410081）

一、引 言

全球化背景下，產業集群被大量實踐證實是提升區域產業競爭力的重要途徑。但是目前產業集群的發展正面臨著“網絡組織”低效缺陷以及“全球價值鏈治理”剛性等問題的挑戰，使得產業集群競爭優勢降低甚至有所衰退，大量實踐案例已把如何規避集群衰退、強化集群治理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1 ]。同時，大量的文獻資料表明，在產業集群發展的每個階段，產業集群治理是規避風險、避免負效應、增強競爭優勢、預防集群衰退的主要舉措。因此，要充分發揮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規避其發展過程中的負效應，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就是產業集群治理。產業集群治理是指通過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內部或外部的機制和制度來協調集群行為主體之間關系，旨在建立和維護集群競爭優勢并采取集體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其中，集群治理邏輯是治理的邏輯起點和過程，治理機制是集群治理的核心內容?，F階段，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是影響我國產業集群治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它也是產業集群風險形成的重要因素 [2 ]。尤其對于發展中國家集群內企業，要如何應對際大品牌廠商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準則的要求，同時其購買價格卻一再壓低這雙重挑戰，對產業集群的升級與發展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3 ]。

本文創新性利用“嵌入性”理論，將企業社會責任理念嵌入到產業集群治理中，使其改變集群網絡結構，突破或減弱產業集群網絡因“路徑依賴”產生的 “鎖定效應”，有效根治產業集群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結構性風險，進一步激發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鑒于此，本文從產業集群治理的一般內在邏輯入手，通過剖析企業社會責任“關系性嵌入”與“結構性嵌入”對產業集群治理的影響，揭示企業社會責任視角下產業集群治理的一般邏輯。接著，根據產業集群治理邏輯，從治理的邏輯起點、過程到結果構建產業集群治理的機制。

二、企業社會責任視角下產業集群治理

最早將治理概念引入集群研究的是經濟學家Brusco（1990），他在對意大利產業區的調研中，區分了兩種類型的產業區模式 [4 ]。2000年，“集群治理”這一概念由Gilsing明確提出，他認為集群治理是集群內成員旨在促進和改善創新進程的集體行動，其本質是促進集群增長，讓集群具有共同的使命感和目標規劃，最終目的是建立和保持集群持續競爭優勢 [5 ]。英國經濟學家Brown（2000）則認為，產業集群治理的實質是產業結構和集群企業間的互動關系，由集群委員會及利益相關者代表所主持的管理和決策系統，這樣均衡了各方利益也保證了治理行為的有效作用。這種理解實際上是將一般的公司治理理論運用于解釋產業區治理理論 [6 ]。Propris（2001）認為，產業集群治理是集群內各種主體（包括上游供應商、集群企業、下游買方以及政府、協會等）共同博弈的結果 [7 ]。這一定義側重于從集群治理結構方面來對集群治理進行定義。Rittera and Gemurnudenb （2003）則從管理學的控制角度將集群治理歸納為包括集群組織的交易、協調、計劃、組織、人事和控制等一系列內容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這實際上是從治理內容方面對集群治理的概念進行把握 [8 ]。另外，Kooke（2002）提出“聯合治理”是一種網絡化趨勢的治理，可以借助區域治理機制來實現 [9 ]。國內最早將治理的研究從單一企業擴展到多個的是趙耀增，魏江、周泯非（2009）認為集群治理是指集群層面上對集群參與者交互活動存在約束和激勵作用的各種內生性協調機制總體，是同時包含著地方經濟和行政權威、社會規范和協會機制等多種微觀治理機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10 ]。

企業社會責任視角下產業集群的治理，是將社會責任作為一種新的變量引入到產業集群治理中去，使其成為企業生產體系的一部分 [11 ]。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集群就因全球與本地因素共同作用開始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自2005年，大量文獻也從實證角度研究了產業集群如何實施企業社會責任 [12 ]。在產業集群治理中引入企業社會責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變集群網絡結構，突破或減弱因“路徑依賴”產生的集群網絡“鎖定效應”，有效根治產業集群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結構性風險。因為從集群網絡組織結構來看，眾多企業及相關機構因種種社會關系或產業關系聯接在一起，隨著網絡中個體間聯系越來越密切，網絡組織形式將趨向穩定、封閉，集群內部的信息傳遞不得不通過第三方參與才能完成。另一方面，集群網絡因路徑依賴而形成了“鎖定”，不能對外部市場需求的變化、集群內技術、知識更新快速做出反應。為了減少這種網絡組織風險，引入新的變量較為行之有效。企業社會責任作為新的引入變量則會使集群網絡結構發生變化，能夠有效弱化鎖定效應。具體表現為：第一，產業集群社會責任治理通過使企業主體接受并履行社會責任，引入更多相同或相似及相關主體進入集群內部網絡組織，以此增強企業主體間網絡聯系，在遭遇市場要求變化時能迅速進行資源再配置，使集群網絡組織運行更為高效，優化升級網絡組織結構與增強網絡組織的彈性。第二，通過企業社會責任變量的引入，使得集群網絡結構和外界信息交換頻度和程度大大提升，并使集群網絡組織向更廣泛的外部空間擴展。這樣通過內部企業主體與外界相關個體之間產生新的關聯，極大程度地消除由于“網絡依賴”而造成的“鎖定效應”。

三、企業社會責任視角下產業集群治理邏輯

在企業社會責任視角下產業集群治理的邏輯是怎樣的呢？本文從產業集群治理的一般內在邏輯入手，基于“嵌入性”理論，剖析“企業社會責任”在產業集群治理中的“嵌入性”，揭示企業社會責任視角下產業集群治理的一般邏輯。

1. 產業集群治理的一般內在邏輯

我國學者易明和楊樹旺（2011）等在國外學者Johanson和Mattsson（1987）及國內學者孫國強（2003）等人研究的基礎上，引入集群剩余，構建了產業集群治理的一般內在邏輯，如下圖1所示 [13 ]。（1）關系是集群內部各主體之間的內在聯系，而且產業集群中的關系與市場及層級組織中關系的導向不同。市場關系以利潤為導向，層級組織中的關系以任務為導向，而產業集群中的關系則是互動導向，是產業集群內部不同結點間的互動合作與協同進化的關系。（2）作為互動結果的補充和延伸，協同創新作為集群治理的最終目標是集群治理邏輯的終點。（3）產業集群治理的邏輯以集群剩余（利益）為基礎的，集群剩余貫穿于集群治理的始終。

2. 產業集群的“嵌入性”

Polanyi（1968）在研究經濟制度發展史時首次提出了“嵌入性”概念。他指出：“人類經濟嵌入并纏結于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之中”。后來，Grannovetter（1985）將“嵌入性”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他認為經濟行為嵌入在網絡和制度之中，嵌入到一系列社會化的態度、偏好和準則之中。嵌入性可進一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關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即經濟行動者嵌入于所在的關系網絡中并受其影響和決定。關系嵌入以雙邊交易的質量為基礎，表現為交易雙方重視彼此間的需要與目標的程度，以及在信用、信任和信息共享上所展示的行為。產業集群關系性嵌入是指集群網絡中企業行為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二是結構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即在宏觀層面上，經濟行為主體所構成的網絡關系嵌入到其構成的社會結構之中，并受來自社會關系網絡中的文化氛圍、價值因素等影響或決定 [14 ]。產業集群結構性嵌入指集群網絡組織受其所處外部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主要指磣猿集群網絡組織內部企業行為主體之外的與之相關聯的其他組織和個體，以及一系列社會化因素。一般來說，產業集群構成主要包括企業經濟行為主體、政府和第三方機構，它們在產業集群網絡中的上下游關系和所處位置不同，從而承擔不同的職責，發揮不同的嵌入。本文中，我們將集群內各經濟行為主體間相互聯接關系網絡稱為“關系性嵌入”；與集群網絡所處地區或外部環境形成的互動體系稱為“結構性嵌入”。

3. 基于“嵌入性”理論產業集群社會責任治理邏輯

企業社會責任視角下產業集群治理邏輯與產業集群治理一般邏輯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在集群治理的起點與過程中嵌入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新要素。即：基于嵌入性理論，把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新要素嵌入到產業集群治理的起點與過程中，使其能夠在集群治理中充分利用網絡組織治理的特性，摒棄產業集群治理過程中由于“鎖定效應”帶來的組織僵化與低效，激發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具體來說，企業社會責任通過關系性嵌入與結構性嵌入影響產業集群治理的邏輯起點與過程。

（1）企業社會責任關系性嵌入是集群社會責任治理的邏輯起點

由于產業集群網絡化組織特征，一個企業要想在集群中生存下去，它首先必須要作為一個“節點”融入到本地網絡中去。產業集群企業社會責任治理首先就要利用“關系性嵌入”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行為與標準篩選產業集群內企業，并將社會責任作為集群中經濟行為主體在集群中的“生存壁壘”。也就是說，如果集群中某一企業沒有加入到集群網絡組織的社會責任建設體系中，它將會失去與其他處于社會責任體系中節點企業的網絡關系，從而無法在集群中生存。

因為在現代社會，企業與社會的共生關系越來越緊密，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企業在獲取最大利潤的同時，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無疑有利于良好形象的塑造，增加企業的誠信度，也使得企業之間的合作易于進行，可以減少因信息不對稱引發的“道德選擇”，從而減少合作風險與管理成本。本質上看，產業集群社會責任關系性嵌入治理的內涵就是基于產業集群“本地共生網絡”特性，在產業集群內進行企業社會責任共建聯盟，構建集群“網絡內企業”篩選機制，施加產業集群內企業加強自身社會責任建設的外在壓力。正因為此，企業社會責任關系性嵌入是產業集群社會責任治理的邏輯起點。

（2）企業社會責任結構性嵌入貫穿產業集群社會責任治理過程

從組織結構看，產業集群網絡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基于價值鏈而緊密聯系的具有一定產業關聯的生產企業群“價值鏈網絡”；二是為協助生產企業不斷提供各種資源的服務組織機構“產業生態網絡”。企業社會責任結構性嵌入意味著企業社會責任體系的建設可以基于“價值鏈網絡”與“產業生態網絡”在集群區域系統中進行擴展與延伸。因為結構嵌入是眾多參與者相互作用的函數，可見集群成員間不僅具有雙邊關系，而且與第三方有同樣的關系，使得集群成員間通過第三方進行間接的連接，并形成以系統為特征的關聯結構。換句話說，企業社會責任結構性嵌入，使得“節點”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網絡不斷擴大與增強。產業集群內，“節點”之間的聯結關系是彼此進行互動合作的基礎。而在產業集群社會責任治理下，集群成員之間是否可以建立起“節點”企業之間聯結的“雙邊關系”或“第三方關系”，“觸點”企業是否處在企業社會責任建設體系網絡中就是首先要考慮的因素。

另外，集群成員之間的聯結關系是否可持續，取決于它們從成員互動合作中所獲得的滿意度。集群成員的滿意度即集群成員從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單打獨斗轉移到對產業集群協同效應追求的滿足感。企業社會責任結構性嵌入給集群成員提供兩個方面機會影響滿意度：第一，協同效應獲取。追求協同效應是集群成員互動合作的直接推動力量。企業社會責任的結構嵌入可以在成員互動合作過程中，基于集群社會責任網絡信任系統，一是可以促使集群網絡組織內“節點”企業與外界之間產生更多聯結，擴展集群協同效應的網絡規模；二是成員間長期的互動合作，反過來進一步增強集群內外社會網絡聯系，深化集群組織程度，提高集群內外網絡的運行效率，增強集群凝聚力與競爭力，實現集群優化升級，增加集群整體協同效益。第二，集群剩余共享。集群剩余是協同效應的結果，產業集群治理的邏輯是以集群剩余（利益）為基礎的。通常，集群成員之間在互動中的地位決定了集群成員獲取集群剩余份額的能力和權力，這也意味著部分集群成員也面臨著集群剩余分享的限制與剝奪。結構性嵌入企業社會責任集群治理，可以建立集群剩余公平的共享機制，而不是由某個特權階層或企業控制。也就是說，企業社會責任的結構性嵌入主要從集群剩余總體份額（協同效益）與集群剩余分配制度影響集群內外網絡成員合作的滿意度，從而影響集群網絡內外各結點個體之間或個體與整體網絡之間關系的緊密型和持續性。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將產業集群社會責任治理的邏輯模型概括如圖2所示。企業社會責任視角下產業集群治理的邏輯實質是在一般治理邏輯的基礎上，通過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性嵌入”和“結構性嵌入”，影響治理產業集群的價值鏈網絡和生態網絡，使集群成員滿意并對集群產生高度信任與忠誠，從而進一步增強集群競爭優勢，推動產業集群增長與升級。

四、企業社會責任視角下產業集群治理機制

管理學家Langen（2004）認為集群治理機制是關于產業集群的組織管理、規章制度、激勵和約束、決策權和利益分配，與外界交流、合作和談判的全部法律、機構、制度和文化的安排 [15 ]。產業集群由于存在不同類型和不同層次利益主體形式及特有相互作用關系，如果缺乏有效的治理機制，集群內各主體不同利益所引發的系列問題將會扭曲合作行為并形成負協同，導致集群走向衰敗。本文在企業社會責任視角下，基于“嵌入性”理論，根據產I集群治理邏輯，從治理的邏輯起點、過程到結果構建產業集群治理的三大機制――限制性進入機制、信息披露機制和共享機制，如下圖3所示。

1. 產業集群合作成員限制性進入機制

產業集群社會責任治理的邏輯起點是通過構建企業社會責任“進入壁壘”，對集群合作成員采取限制性進入機制，這種機制的建立正是基于企業社會責任“關系性嵌入”實現的，因為這是通過“關系契約”和“地位最大化”來建立的一種“資格成員”合作機制。關系契約保證合作者之間的交易建立在強關系和共同規范基礎上，地位最大化保證交易在地位相近或相似的成員之間進行。產業集群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性嵌入”首先構建集群成員的關系契約――共同的社會責任體系，使得集群網絡組織合作成員在共同的社會責任體系下可以確保合作各方有強烈的動機不去利用它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契約而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可以防止合作各方因不同利益所引發的激勵問題而中斷其合作行為。其次，企業社會責任體系的建立，可以整合協調各合作成員企業的行為，在長期互動合作中進一步對集群合作成員企業進行過濾與篩選，保證“地位最大化”，促使集群行為與戰略目標相吻合。這樣，在集群治理的邏輯起點，基于企業社會責任體系構建的集群合作成員限制性進入機制，可以減少合作各方的協調次數，降低協調成本，抑制機會主義行為，提高交易的質量和保證程度，降低集群成員合作風險。國內陳軍（2009）提出產業集群的創新與升級是內治外功共同作用的結果，在企業社會責任視角采取措施將集群內部網絡組織治理、集群外部全球價值鏈治理及集群內地方價值鏈治理有機結合起來是達到這一目標的重要現實選擇 [16 ]。國外學者重點實證研究產業集群中企業社會責任全球價值鏈治理與本地治理的不同作用與效果（Peter Lund-Thomsen & Khalid Nadvi，2010） [17 ]。Jose & Paulo（2014）進一步指出僅是全球價值鏈嵌入不足以解釋產業集群社會升級，驅動集群社會升級的關鍵力量是強有力的本地組織 [18 ]。因此，合作成員企業限制性進入機制通過產業集群內部網絡組織治理與外部全球價值鏈治理共同進行。

（1）內部治理。眾所周知，產業集群內企業對集群網絡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它是否能夠生存或發展，首先要看它在集群內部是否建立了良好的社會關系，獲得了交易合作伙伴的信任與認可。由于契約的不完全性，信任機制成為協調集群成員間關系的主導力量，為防止集群內部機會主義提供了一個有效治理的基礎。因此，內部治理就是通過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性嵌入”，在集群內部構建集群成員企業的信任“生存壁壘”，即通過限制性進入機制，那些能夠踐行企業社會責任，處在集群責任體系構建中的企業能獲得“網絡準入”與發展。否則，將被驅逐出集群網絡組織，這樣可避免集群整體遭受社會責任危機。

（2）外部治理。嵌入全球價值鏈治理屬于產業集群治理的外部手段，這也是企業社會責任“關系性嵌入”的重要治理方式。因為在全球供應鏈中，企業社會責任具有傳遞性和高風險性，供應鏈上任何節點企業出現社會責任問題，都可能導致整個供應鏈上企業受到公眾和利益相關者的質疑，甚至會給供應鏈上某些企業造成毀滅性打擊 [19 ]。因此，目前很多大品牌購買商在全球價值鏈管理中對企業社會責任風險給予高度關注，他們主要以“訂單獲取”機制對全球供應鏈成員企業進行篩選，這實際上是利用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性嵌入”構建集群網絡外部的限制性進入機制。

2. 產業集群治理過程中的信息披露機制

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性嵌入”在完成集群治理第一階段的合作成員過濾與篩選后，企業社會責任“結構性嵌入”如何對已在集群合作關系框架中的成員進行治理？如前所述，由于集群網絡所處地區或外部環境形成的互動體系被稱為“結構性嵌入”，信息披露機制就是集群成員合作過程中維護與強化互動合作關系的主要治理機制。

所謂信息披露機制是在產業集群治理過程中，構建信息共享平臺，對集群成員的各種經濟行為及時進行披露，搭建形成企業聲譽與企業形象的一種通路。與此同時，對造成了集群風險、減少集群剩余的成員企業，進行懲罰與通報。一般來說，信息披露機制主要通過聲譽管理與聯合制裁制度來實現。第一，聲譽管理。良好的聲譽是集群成員企業在集群內生存的必要因素，因而想要在集群網絡組織中獲得生存與發展，企業形象與企業聲譽尤為重要。集群內部行為主體在聲譽機制驅動下，機會主義行為極大地被抑制。因為通過信息共享平臺，譬如行業協會組織，可以記錄和傳遞集群內企業機會主義行為的信息，其聲譽、信任、不良信息時刻會被披露。第二，聯合制裁。聯合制裁是對那些違背共同規范的成員予以集體處罰的一種制度。在產業集群中，產業集群成員相互信任，不是因為一方認為另一方是善意的，而是因為每個成員都能意識到制裁能夠誘發其他成員以值得信賴的方式行動。即聯合制裁制度對集群成員可以起到警示作用，使集群成員能夠預期到不合作的代價或機會主義行為的成本。因此，在產業集群社會責任治理中，通過企業社會責任的“結構性嵌入”，構建信息披露機制，不僅給所有集群成員提供了實施聯合處罰的機會，而且還提高了信任和合作的效率，保障其他治理機制的穩定性和有效性。

3. 產業集群治理績效的共享機制

產業集群治理績效指通過集群互動協作獲得協同效應與集群剩余后，集群最終獲取持續競爭優勢以及推動集群增長升級的效應。產業集群能否達到這種績效，關鍵在于治理機制能否保證集群內各主體有強大的動機不去利用它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契約而謀取私利，能否保證合作成員同步互動而且有序高效協作。這種保證能否實現的關鍵又在于集群內各成員對從集群中獲得的利益是否滿意，以及能否對集群組織產生強烈的依賴和忠誠，從而使得他有一種動力去維護與保持集群的長期績效。一般來說，共享機制（一般體現為決策共享與利益共享）是使集群成員滿意和忠誠的最基本的長效機制，主要通過共同治理機制與激勵機制來實現。

（1）共同治理機制

共同治理最初是對公司治理而言的，其思想來源于Blair（1995）提出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共同治理就是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參與公司治理，通過一定的契約安排和治理制度矸窒砥笠檔目刂迫āF笠瞪緇嵩鶉問詠竅虜業集群治理最突出的特點是以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基礎，通過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性嵌入”與“結構性嵌入”，讓集群成員共同分享參與治理規則制定與集群利益（協同效應與集群剩余）共享權利，從而獲取最大滿意度。

基于“關系性嵌入”，集群成員將其核心資源與功能提供出來，與其他合作者協作互動，形成一個可以共享的資源與活動集合，客觀上構成治理的共同主體。通過企業社會責任“關系性嵌入”與“結構性嵌入”，增加集群內外部合作成員數量，吸引更多社會責任履行者參與到價值鏈中，使集群在更大空間獲得資金、信息和技術支持，為集群網絡組織間的協同創造機遇和條件。另外，通過企業社會責任的有效履行，集群內部各成員自覺關注與之相關聯的其他成員訴求和利益，彼此之間建立高效實用的協作機制，增強所在組織與其他組織的協作與交流，提高集群成員內外部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使得集群內外部網絡成員間關系更緊密。這樣，“共同治理機制”還能有效彌補以往產業集群治理“關系性嵌入”與“結構性嵌入”不足的問題。

（2）激勵機制

如果說共同治理機制決定了集群成員對集群組織的滿意度，激勵機制則決定了集群成員對集群組織的“忠誠度”。張丹寧、唐曉華（2012）認為產業集群社會責任治理要設計激勵措施，通過“網絡粘性”來加強 [20 ]。激勵機制是產業集群治理的微觀機制，是建立在物質基礎或道德標準和價值觀上的直接或間接刺激機制。毋庸置疑，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激勵，其刺激力度越大，集群成員違規或退出集群的機會成本就會越高，集群內交易風險越低，集群穩定性就會越強。

1）直接激勵：直接激勵機制是對集群成員是否遵守契約而進行獎勵或懲罰的機制與措施，通常包括價格激勵、訂單激勵、聲譽激勵和信息激勵。其中，價格激勵和訂單激勵是向遵守契約的合作方提供更為有利的交易價格和訂單便利；聲譽激勵則為遵守契約方提供更多的業務或合作機會；信息激勵是使集群成員獲取更多信息渠道，并使相關主體能夠更有效參與合作。這些激勵機制都與集群剩余分配有關，集群剩余是直接激勵機制的物質基礎。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性嵌入”對集群合作成員進行過濾與篩選后，納入集群組織的守約成員，能夠分享到集群帶來的成本優勢、規模優勢和范圍優勢，取得較高的集群剩余。如若不然，出現個別成員違約行為，由于集群的地理臨近性與信息披露機制（“結構性嵌入”）的存在，使任何違約者將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組織懲罰。其機制表現為：一方面，終止交易關系，給違約者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另一方面，通過信息披露使違約者市場聲譽貶值，其他集群成員對違約者實施聯合制裁。這兩種方式都會使違約者分享的集群剩余減少甚至消失。

2）間接激勵：競爭合作機制是集群內間接激勵機制。產業集群中，大量同類企業同居一地，不同企業在價格、質量等方面都不同，這樣會為企業帶來大量競爭壓力。由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結構性嵌入”，那些踐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可以對產品收取更高價格，同時，這些企業由于遵循企業社會行為準則，滿足全球價值鏈治理要求，從而獲得大量國際訂單。這樣，那些表現平庸的企業會感到有壓力，也就是說，集群內所有企業通過比較不斷產生壓力，實質就是一種間接激勵機制。在這種情況下，集群成員企業不得不更新經營理念，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加強產品差異化等來增強企業競爭力。

五、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企業社會責任視角下產業集群治理邏輯是在一般治理邏輯基礎上，通過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性嵌入”和“結構性嵌入”，影響產業集群治理的價值鏈網絡和生態網絡，使集群成員滿意并對集群產生高度信任與忠誠，增強集群競爭優勢，推動產業集群增長與升級。企業社會責任“關系性嵌入”是集群社會責任治理的邏輯起點，企業社會責任“結構性嵌入”貫穿產業集群社會責任治理過程。本文根據產業集群治理邏輯，利用“關系性嵌入”與“結構性嵌入”，產業集群社會責任治理通過“三大機制”來實施。一是產業集群合作成員限制性進入機制；二是產業集群治理過程中的信息披露機制；三是產業集群治理績效的共享機制。

事實上，“企業社會責任”真正“嵌入”到產業集群治理中，需要政府、社會和企業通力協作。首先，政府積極進行輿論引導與監督并構建企業社會責任獎懲機制。政府加強輿論宣傳，提高民眾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加強民眾監督，引導企業行為。同時通過法律法規等手段，例如通過減免稅收等方式獎勵企業社會責任實施效果良好的企業，而對企業不當行為嚴懲不貸。其次，加強社會民間專業機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和信息披露。借助國際組織制定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準則，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進行系統認證，可以動態監督和促進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使集群企業進一步融入到全球價值鏈體系中。另外，加強集群信息披露制度，規范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內容，并明確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方式，提高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可比性。同時，利用系統完整的社會信息，可以營造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氛圍，優化企業及產業集群所在區域的內外部環境。最后，企業自身需要積極培養企業社會責任的自愿與自律機制。由于產業集群的網絡特性，各成員企業在社會責任體系建設中雖不一定“一榮俱榮”，但一定會“一損俱損”。產業集群社會責任治理成功的基礎在于各成員能夠自愿自律遵循國內國際社會責任標準，不覬覦一切非正當的機會主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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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人類社會已經步入21世紀，以數字化信息革命為代表的高新科技在加速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的同時，也將人類帶入了知識社會。知識社會使管理的環境和管理的對象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管理者如何根據社會轉型后的新需要來調整和更新自身的管理理念，已成為當務之急。理念的改變是根本性的改變，理念一變，一切皆變。

所謂知識社會，也稱“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或“后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和資本占有更重要位置獨立的資源，通過科學的管理，也就是將知識運用于知識，獲得另一種更寶貴更有價值的資源，知識的知識。當知識變成社會的關鍵資源時。這個時期的社會也就成為“知識社會”。因為知識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的結構，知識提供了社會發展的新的內驅力。

知識經濟的概念，是1990年聯合國研究機構首次提出來的。1996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以《科學、技術和產業展望》為題的報告中明確斷定：

“知識是支撐經合組織國家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依此為據，人類社會開始步入了知識經濟時代。

從本質上講，知識經濟就是以不斷創新的知識為基礎，以智力為支柱，以高新科技為依托，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當知識替換了土地、勞動和資本而成為經濟的主要資源之后，人類社會也就隨之由工業社會轉為知識社會。

社會的轉型對于人類的管理實踐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為了應對這一挑戰，現代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教授提出了“管理革命”的口號。實施管理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類的管理模式與知識社會相匹配，使人們的管理行為適應知識社會發展的要求。所謂管理，指的是人類為了實現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這一目的，而進行的有組織有規則的社會實踐活動。所謂“管理革命”，就是將知識運用于知識。對人類而言，在實施“管理革命”之前，知識就是力量；在實施“管理革命”之后，只有變為知識的知識才是力量。

“管理革命”的關鍵，首先是管理理念的革命。所謂管理理念，是人們對于管理活動的一種理性認識，或者說是對于管理活動的一種觀念的把握。管理理念對于人類的管理實踐具有指導和規范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講，有什么樣的管理理念就有什么樣的管理實踐，管理理念的好壞制約著管理實踐的成敗。

對傳統管理理念的揚棄，必然會派生出當代的管理理念。這種當代的管理理念應該是既吸收了人類管理史中“古代”與“現代”積淀之養分，又飽蘊著人類管理文化中“東方”與“西方”思想的精華。這種當代的管理理念同時還應該是既富有十足的科學精神，又體現著深厚的人文關懷。筆者認為，這種當代的與知識社會相匹配的管理理念應該有如下幾種：

第一，全球一體化的管理理念。在全球范圍內，經濟全球化和世界一體化在加速著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世界現代進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一種全新的人類生存和實踐模式正在形成，并將對每一個國家、民族乃至個人帶來極為現實和深遠的影響。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如何實現人類生存和發展模式的變革與轉換，對管理者的管理理念而言，是一次極為嚴峻的挑戰。全球問題的出現，迫切要求管理者重新審視和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全球問題既是個自然問題，又是一個社會管理問題，為了使人類更好地生存下去，管理者必須做出明智的抉擇，使人類自身的行為合理化。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管理者必須共同加強社會管理，合理利用和開發自然資源，自然界絕不允許無限制的任人攫取。地球只有一個，如果消極地作用于環境，濫用人類的威力，必將遭至懲罰。其次，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管理者，必須共同變革和完善社會制度，創造合理利用科學技術的國際環境，加強國際間的合作與對話，提倡和平，消除戰爭。無論是生態資源還是核武器問題，都必須通過各國內部社會環境的改造和外部國際之間的合作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第三，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管理者，必須共同培養人們的危機意識，樹立全球觀念，處理好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關系，克服急功近利的行為，用科學的宇宙觀和歷史觀指導人們合理地對待自然，和諧地對待社會?？傊?，人類必須把實現全球化的生存與發展模式作為共同的追求目標。

第二，聯系與發展的管理理念。聯系與發展是客觀事物自身固有的狀態，也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則，它理所當然也應該成為知識社會管理者必備的管理理念，因為當代的社會實踐本身就存在著普遍聯系和永恒發展的突出特點。從橫向看，人類的交往早已打破了專業之間、地區之間、部門之間和國家之間的界限，實踐活動的聯系法則日益明顯。一些重大的科研項目，往往需要調動幾百所高校和科研機構、上千家工廠、數萬名科研人員、相互交流，通過合作，取長補短，共同攻關?？傊?，社會的各個領域、各條戰線無一不處于普遍聯系之中，他們之間相互影響而彼此滲透，相互依賴而彼此制約，牽一發而動全身。從縱向看，人類的社會實踐無一不處在永恒的發展中，在政治領域，世界政治格局在走向多極化的同時，各個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力度在日益加大；在經濟領域，世界經濟在走向市場化、全球化的同時，各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日趨成熟；在文化領域，世界文化在走向多元化的同時，各個國家的文化改革日趨現實。而與這三大社會領域相伴而生的管理領域，無論是相應的政治管理、經濟管理，還是文化管理，必然也要隨之發展和變化?？偠灾鎸ζ毡槁撓岛陀篮惆l展的社會，面對當今具有整體性和動態性特征的實踐，管理者為了確保管理的方向對頭、路線正確、措施得當，進而實現“管理革命”的目的，筆者認為，聯系與發展的管理理念無疑是要必須確定的。

第三，創新的管理理念。知識社會的根本特點就是知識創新。而所謂知識創新是指通過科學研究獲得新的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管理科學知識的過程，其目的是追求知識增長和創新性的應用。知識創新就是促進社會進步和經濟增長的根本性因素。

1998年2月14日，主席在北京參觀“數字化產業最新成果小型展覽”時就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沒有科學技術的創新，總是步人后塵，經濟就受制于人，更不能縮短差距”。他還指出：“一個沒有創新能力的民族，難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此可見，創新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是何等的重要。進入知識社會，世界范圍的競爭既激烈又殘酷，優勝劣汰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能否在競爭中取勝取決于綜合國力，而綜合國力取決于人才的創造力。

因此，為了強化人們的創新意識，開發人們的創新潛能，培養世界水準的創新人才，我們必須要提高國人的創新力度，在知識創新、技術創新、機制創新等方面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創新體系和措施。從管理的角度而言，管理就是創新，沒有創新就談不上管理，管理者要想在知識社會的海洋中弄潮，首先自身必須具有創新的理念和創新的管理才能。過去人們喜歡談管理也是生產力，現在看來，這樣講是不夠的，具有創新的管理，或者管理上的創新才稱的上是生產力。

在知識社會管理的目標之一應該是提倡創新和重獎創新。創新一般包括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萍紕撔率莿恿Γ芾韯撔率潜ＷC，制度創新是前提，理論創新是指導。科學的創新理體系應該也必須是這四者的有機統一。知識社會要求人們告別守舊求穩的管理理念，培育和樹立創新的管理理念。對此，管理者應著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制度。世界上最有效的管理是制度管理，最可靠的保證是制度保證。所以，必須把提倡創新和獎勵創新作為一種制度落實下來，用制度的力量使創新的行為得到提倡和保護，使創新的成果得到表彰和獎勵。第二，營造氛圍。在“無功就是過”的氛圍中培養出來的肯定是創新的人才，在“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的氛圍中肯定寄生著一些不思進取的庸人。第三，改變方式。傳統的管理者高高在上，對被管理者發號施令的方式必須摒棄，要鼓勵被管理者參與管理，要提倡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協商式管理，尊重被管理者是做好創新管理的前提。gwyoo

第四，誠信的管理理念。所謂誠信，簡言之就是行為主體履行契約行為的統稱。凡是有活動能力健康的人，一切社會行為都處在某些約定之中，對這種約定的兌現就是誠信。誠信失范在整個國際社會都不同程度有所存在，然而，近年來，在我國表現得尤為突出，已經滲透到社會各領域中的方方面面，誠信的“缺位”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當今仍然在極惡劣地敗壞著人們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如何在人們的社會交往實踐中確立誠實守信的理念，倡導誠實守信行為，弘揚誠實守信的美德，已作為一個十分嚴峻而緊迫的課題擺在了全體社會成員面前，尤其是擺在了管理者的面前。

誠實守信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也是東方文明的驕傲。儒家文化所倡導的“仁、義、禮、智、信”的做人準則，千百年來之所以一直受到人們的敬重和仿效，原因就在于誠信是人之為人的最重要的品德，也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發展基石，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不能缺少誠信的道德要求，因為誠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礎準則。

在某種意義上，人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也就是誠信的再生產過程，人們在生產中不僅生產了物質產品，而且也生產著誠信的關系。無論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當代，人類都世代相繼地追求著誠信，誠信早已是人類社會尊崇的一種精神、一種品格，它是主體對自身、對他人、對社會的一種責任和義務。不知從何時起，人類這種最為寶貴的品質卻被一些人遺忘了，丟失了。

篇（11）

現代社會發展和繁榮的背后潛隱并伴隨著“經濟發展一元論”的價值陷阱(單純追求經濟高增長的指標，人居環境、精神文化生活等社會事業發展卻相對滯后，“一條腿長，一條腿短”)

，同時，也遇到了“小康難題”(雖然當前全面小康建設進程加快，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仍面臨著農民增收困難、社會事業發展滯后、資源環境壓力加重、區域差距拉大等難題)。為此，在新時期，應有效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在理論研究中，經濟、社會與倫理似乎是難以并存與同一的不同文化因子，是物質現實世界與精神超越世界的不同文化體現，然而，現代文明發展的基本趨勢卻是倫理、經濟與社會共生互動并日益復歸于其生態本性，這不僅是學術研究中的理論突破，同時也是現代文明困境的實踐超越。“倫理”作為人類生命與生活的智慧結晶，是人文精神生態的內在依據和有機文化構成?！吧鷳B”不僅是“生物的居留場所”和“生命的存在狀態”，更是一種“生存姿態”和“生活樣態”，以“倫理—生態”的文化理念滲透貫通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共生互動、自我生長過程，應當進行“倫理—經濟生態”、“倫理—社會生態”的人文建構，確立倫理—經濟—社會三位一體的有機人文生態系統，從而對有效抵制單純重經濟增長、科技進步，輕德性塑造、價值提升的現代文明的舊的發展模式、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社會和諧的人文價值底蘊

“沖突”與“和諧”的對立與角逐，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便一直潛在或自在地存在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整部人類文明史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乃至人與自身相抗爭的歷史，同時也是消除“沖突”、追逐“和諧”的奮斗史。然而，無論如何，“和諧”，并且惟有“和諧”才是生態倫理精神或者生態社會的價值“基地”與價值“目標”。

“和諧社會”并非傳統社會中原生自發的和諧有序，而是歷經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后加以反思并內化的社會全面發展的和諧，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和諧，是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一體化與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是社會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同進步所構建的倫理秩序，因而，社會和諧所衍生的應當是一種公平正義、互惠互利、安定有序的自得完滿境界，從而體現出對人的價值和人格的尊重。

社會和諧內蘊著與生俱來的人文價值底蘊。“人文”是一種無限可能的意義世界生成，是對自我的不斷創造、突破、超越與提升，是超越于“實然”以達“應然”的價值體系的無限賦予過程，人文價值的現實體現過程實際上是倫理的實行過程，“是通過倫理化對人的動物本性和世俗生活引導、提升的過程，也是人的社會生活秩序和個體生命秩序建構的過程?！盵1]是對實體性自由的境界提升;“人文精神”則是伴隨著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興起的人文主義思潮而勃發的時代精神氣質，狹義的人文精神主要是為掙脫宗教神學禁欲主義羈絆而崇仰人的主體價值能動性、凸現主體人性并追求自由幸福的實現的人文關照，而今天崇尚的人文精神則是廣義層面上的價值理想和文化精神，以主體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人生幸福的實現為終極依托，在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層面提升人性，尊重人的價值與尊嚴，是個性的充分展現和潛在能力的充分發掘，在對現實物質世界超越與提升的基礎上賦予人類以生存意義指向和生活價值旨歸，是整體人類前途和命運的終極價值的理想關懷。

中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人文價值發展后勁不足的態勢，經濟發展與人文價值的矛盾構成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瓶頸”地帶，單純的經濟增長指標極有可能使整個社會流于“片面發展觀”的缺陷而遭遇嚴峻的“發展”難題，所以，重建整個社會的價值生態體系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和諧社會建設根本上應當是人文價值理念指導下的“倫理—經濟生態”、“倫理—社會生態”的合理價值建構模式，是在倫理—經濟—社會系統整合的有機生態體系中理解、確證并建構的一種自我生長、共生互動、良性循環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社會合理持續存在狀態。

二、“義—利”相融的“倫理—經濟生態”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倫理沖動力與經濟沖動力之間的緊張與游移態勢，而倫理與經濟的關系在倫理視域中主要體現為義、利關系。利益需要必然導致謀利的沖動，然而，和諧社會的經濟建設決不是謀利本能的純粹釋放，謀利的努力應當具有價值理性的合理因子，使經濟沖動成為造福社會的力量，實現義利互動。歸依于社會生活秩序與個體生命秩序中的社會主體，在物質欲望沖突與矛盾過程中彰顯社會“應然”的價值理念，是“義”的社會訴求。然而，經濟發展最深層的根源是趨“利”的行為傾向，“義”的可貴之處恰恰在于對“利”的超越與提升，從而高揚人的生命價值與尊嚴。所以，義利關系的調節是倫理與經濟關系調整的反映，倫理既是對人的生物本能的超越以及對過度的自然物質欲望的揚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人的生命價值尊嚴與生活目的意義的肯定與提升，倫理—經濟的生態基礎恰恰存在于人的自然本性與超越本性的和諧中，是人對自身經濟行為的合理性的價值追求?！叭绻麤]有欲望及其沖突，倫理、道德就會失去其存在的根源;如果沒有倫理道德的超越，沒有在道德的運作中對人的自然欲望的超越，經濟也就失去了其人文意義?！x’來源于‘利’又與‘利’相對立，二者的緊張與和諧構成倫理精神的內在矛盾運動?！盵2]所以，倫理—經濟關系的生態整合點是“義—利”相融，倫理與經濟的辯證互動構筑起了一種合理的倫理精神生態，即“倫理—經濟生態”。

(一)“利”的突顯與傳統家族血緣倫理模式轉換

美國著名學者弗蘭西斯福山在其《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一書中指出，中國絕大多數企業之所以不能快速發展，原因在于中國的私人企業難以擺脫家族主義的陰影，華人企業是“兩頭大，中間小”的馬鞍型組織，國有企業和傳統的家族企業作為主要的實力框架占據兩頭，民營企業占據中間地帶，后者緣于中國傳統的家族血緣倫理不輕易相信外人的傾向而力量薄弱，“在傳統中國社會里，信任家庭以外的人或賦予其責任無疑是一種弱點，這在自給自足的農家里尤其明顯?！盵3]104從而不能將管理制度化，并且遺產的均分繼承制影響財產的相對集中，制約企業的發展規模。中國社會普遍存在這種傳統的家族血緣倫理情結，家國一體、由家及國是中華民族走向文明的特殊道路，“血緣”作為家的靈魂，是由家及國的出發點，更是中國人獨特的“人化”起點以及安身立命的基地，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最深層的社會根基，既是個體生命活動的歸依，又是道德人格塑造的母體，根深蒂固的家族血緣倫理情結最終跨越了基本的人際關系界限，逐漸包容涵括并滲透影響一切社會倫理關系、政治關系以及經濟關系。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存在“馬鞍型”現象，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成績的取得與改革開放30年來所構筑起來的鄉鎮企業模型、民營企業模型以及外向型經濟模型密不可分，特別是最為普遍的家族企業模型，然而，家族血緣倫理情結使得傳統家族企業發展缺乏創造力和發展魄力，企業發展固守著傳統的家族觀念，信任只存在于家族內部，對一切“外人”始終保持著極度的警惕和高度的戒備心，由此，企業的運作便囿于自我狹窄的小圈子，難以形成制度性的人才和技術創新體系，難以吸納社會精英管理創新人才，難以構筑趕超型的企業內部競爭推動機制，也缺乏輿論大眾的有效監督約束機制。此外，家族企業財產的均分繼承制使得企業資產難以積累和積聚，極大地制約了家族企業的規模效應，難以形成國際市場競爭力。因而，“馬鞍型”企業模式下的經濟運作因傳統家族血緣倫理的滲透因子而存在規模弱小和競爭力匱乏的弊端。新時期超越“經濟發展”難題和“小康難題”，唯有實現傳統家族血緣倫理的轉換，訴諸社會信用和公民社會的競爭推動機制，從而推動國內企業組織模型的機制轉換，形成具有國際市場競爭力的中國企業品牌，實現新世紀又一個跨越式發展。

(二)“義”的回歸與社會資本積聚

弗蘭西斯福山認為:“未來兩、三代間中國大陸的平均國民所得達到目前臺灣和香港的水準時，最大的問題才會冒出來?！盵3]358這個充滿警醒意味的“最大的問題”便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資本的嚴重匱乏?！案Ｉ筋A言”在分析英、美、法、德、意以及亞洲各國文化傳統及經濟特色的前提下，在總結發達國家現代化道路上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明確提出后發國家若以經濟的單一片面增長作為現代化的唯一指數勢必拋開對社會資本的倚重，而后者卻往往是現代化成功的生死攸關的因素。

在福山那里，“社會資本”被界定為一個社會的成員相互信任、以組織形式進行合作的能力。美國、德國和日本以超越家族關系的“社會資本”為主，陌生人能夠在共同的組織模型中彼此信任、相互協作，因而能夠建立起大規模的現代化企業模式。相反，像法國、意大利、中國臺灣和香港，其“社會資本”仍舊囿于傳統的家族血緣，信任限于家庭內部成員之間，根深蒂固的血緣紐帶造就的是缺乏市場競爭力的單個家族的小規模的企業模式?！吧鐣Y本”的獲取要求社會成員普遍具有誠信可靠、踏實忠誠的美德，而縱觀中國傳統家族企業經濟的發展，因局限于傳統家族血緣倫理，當面向社會市場時就會存在社會資本脆弱甚至貶值的趨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經濟信用危機，而這無形當中又降低了企業組織效率并提高了企業經營成本?！吧鐣Y本”是建構在普遍道德責任意識基礎上的“人文精神”，社會資本的匱乏必定帶來企業與社會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企業內部的社會資源成本、社會風氣成本和經濟監督成本的無謂增加，實際上，這是一種人文價值和倫理精神的匱乏，所以，社會資本的積聚與“義”的回歸成為彌補經濟發展弊端的有效途徑。

如何彌補經濟信用的缺憾，及時在“小康”目標實現的過程中積聚“社會資本”，實現倫理與經濟的辯證互動，成為當前亟須解決的問題。首先，需要政府管理部門完善立法、嚴格執法并強化法律監督機制和懲戒機制，抵制欺詐失信的市場行為，在全社會營造公正、公平、公開的制度環境氛圍，引導市場行為主體明禮誠信、懂法守法、有序競爭;其次，由于傳統家族血緣倫理的滲透，“社會資本”的積累和積聚面臨“中空”地帶，一端是強大的政府組織，另一端是原子化的個體與眾多單個的家庭，中間層面空場缺位，缺乏相互信任的組織社群，無形中縮小了社會人文資本產生的空間，如此，就需要建立形式多樣的溝通、協調型的社區、社團以及工會組織，培養團結、協作意識，形成互信的社會氛圍，逐步克服傳統狹隘的家族血緣倫理局限，積聚“社會資本”;再次，通過加強社會道德教育的形式，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重塑個體、集體及相互之間的誠信、公正、平等、合作、創新的德性精神，培養普遍的社會公德，超越家族意識，克服當前社會資本閑置、分散、封閉的局限。

三、“德—得”相通的“倫理—社會生態”

人文價值理念作為文化存在形態，在中國區域經濟目標實施過程中不僅體現為倫理與經濟達至的有機生態，同時還表現為社會倫理實體存在形態的精神價值模塑，即“倫理—社會生態”。在社會共同體的具體運作中，存在“德”與“得”的矛盾，即世俗世界與意義世界、“德”的世界與“得”的世界的沖突與對立，正確處理“得”與“德”的關系，實現“德—得”相通，不僅是倫理—社會關系的生態互動點，同時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永恒主題?！暗隆辈粌H是社會倫理與個體道德內在的道德自我建構過程，即潛在形態的“德性”，同時也是社會的道德文化品質與個體的道德行為品質，即自在形態的“品德”，內在的“德性”與“品德”的外推，必定彰顯為個體與社會的道德行為，即自為形態的“德行”?！暗隆眱仍谟凇暗谩?，“得”為“德”存在的內在依據，“德”的使命是透過價值的努力揚棄“得”的矛盾，從而提升“得”、升華“得”，以“德”獲“得”，在“德”與“得”的辯證互動中，構建“倫理—社會生態”。

(一)“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的“德—得”邏輯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把意志自由的理念賦予人的精神自由生長的三個階段，即抽象法、道德、倫理，三者分別位居于抽象自由、主觀自由以及主觀自由與客觀自由相統一的辯證復歸的生長層面，只有達到倫理階段才是客觀精神的生態境界，而倫理主要落實為三種社會倫理實體，即:自然社會(家庭)、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國家)。新時期中國要實現經濟、文化發展基礎上的社會跨越式發展，有必要探尋三種倫理實體的“德—得”邏輯。

黑格爾在辯證法中分析認為，家庭是自然的倫理實體，是“直接的和自然的倫理精神”，是“神圣性和義務的淵源”，“作為精神的直接實體性的家庭，以愛為其規定，而愛是精神對自身統一的感覺?！盵4]175“愛”的本質是“意識到我和別一個人的統一，使我不專為自己而孤立起來”，“但愛是感覺，即具有自然形式的倫理”[4]175。因此，家庭是以愛和感覺為基礎的自我與他人相統一的倫理精神，是“直接的和自然的”和諧再現，我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得到他人承認，反之亦如此，這便是家庭的主觀性方面;但同時，家庭以財產等外在的定在確證自己的存在，這是家庭存在的客觀方面，于是，家庭由主觀的愛與客觀的經濟歸屬確證其倫理的存在，其中，“愛”是家庭維系的根基和紐帶，而客觀的財產契約關系并非家庭的本質確證。因此，在自然的倫理實體“家庭”內部，倫理精神是自然統一的。

市民社會在黑格爾的體系中被界定為“差別的階段”，是“結合在家庭的統一中的各個環節必須從概念中分離出來而成為獨立的實在性”[4]195，通過社會教育的環節，家庭中的子女長大并逐漸脫離家庭融入社會，在社會中依靠社會契約建立組織關系，逐漸具備自身獨立的法律人格，成為自由的定在。隨著家庭的解體，便出現眾多個別性的人和多樣性的個別需要，市民社會由不同的需要構成的需要的體系來建構，從而成為個人利益的戰場，即面“得”而居。這種狀態極易剝去溫情脈脈的面紗而再現一種自然本能的狀態，于是，市場經濟運作下的社會實體成為硬性契約中的樞紐，利益至上的理念引導又容易造成對自身責任和義務的忽視乃至道德的缺位，所以需要法律、警察、同業公會與私法的約束。實際上，市民社會殊性與普遍性是并行不悖的，個人要獲取自身利益實現自身目的，必須以其他人或整體的存在為生存與發展的依托，在“普遍”中獲得真實，“我在促進我的目的的同時，也促進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過來又促進了我的目的”[4]199，個體與整體的共生發展構成市民社會存在的前提。所以，“得”的滿足不僅應當透過他人和共同體的中介，而且要透過“德”的努力，努力建構“德—得”相通的邏輯進路。

家庭和市民社會在倫理階段繼續向前提升，便到了國家階段，“國家又是它們的內在目的，國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終目的和個人的特殊利益的統一，即個人對國家盡多少義務，同時也就享有多少權利?！盵4]261國家作為最高的倫理實體，融特殊與普遍、權利與義務為一體，個體作為社會公民在為社會盡義務的同時，他自身的人身、財產、福利以及作為實體性的本質得到了保護和滿足，在為國家倫理實體盡義務的過程中再現了自身的生命和生活的價值，在融入實體中體會到歸依的幸福，從而達到個體至高境界的自由，實現“德”與“得”的辯證為一。因此，作為價值理想，“德—得”相通的價值原理及其價值合理性歷經家庭—市民社會—國家倫理實體的自然演進，最后必須透過政治的努力，在政治社會(國家)中才能夠獲得現實性，彰顯倫理—社會關系的生態合理性。

(二)“德—得”相通的倫理精神與實踐落實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整個社會在發展經濟、開拓市場的理念指導下形成了注重自然科學知識的教育模式，從而導致了自然科學興盛、人文主義德性教育備受冷落，整體社會陷入經濟發展“一元論”的泥沼。因此，實現“德—得”相通與生態互融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選擇。

“德—得”相通的倫理精神在邏輯演化的理路中具有深厚的結構性內涵。首先，“得”必須“德”，“德”是“得”的價值前提和原則規范，以“德”謀“得”是基礎性的理論前提;其次，“德”必然“得”，堅定的道德價值信念應當成為市場經濟運作的實踐依據，從而正相契合了中國傳統思想的“善惡因果律”;再次，“德”就是“得”，“得”就是“德”，這種德得觀，與“利在義中”、“義中有利”的價值取向實現了內在的統一與一致。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時代背景下，應當對接社會倫理道德的“教育—管理—實踐”的生態鏈條，實現“德”與“得”的生態互動與價值整合。道德理論教育必須與道德管理相結合，這是內在自律意識與外在他律約束共生互動理念的體現。道德管理的滯后性勢必削弱道德教育的成效，要科學合理地落實道德教育的成果，形成守信、團結、文明的社會氛圍，就應當重視道德約束管理的環節，采用行政、經濟、法律的手段對違反道德的行為進行制約規避。同時，道德教育與道德管理的合理運作，最終要透過思想的熏陶滲透落實于普通大眾的道德實踐，實現道德的“教育—管理—實踐”的生態鏈條的合理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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