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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國際貿易強勁增長成為2010年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推動力量。據世界貿易組織(WTO)2011年4月7日的《2010年全球貿易報告》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球貨物貿易實際增長14•5%,大大高于世界經濟同期增速。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長12•9%,發展中國家和獨聯體國家增長16•7%。同期全球貿易額增長22%,達到18•9萬億美元,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其中貨物貿易額從上年的12•5萬億美元增至15•2萬億美元;發達經濟體貿易額從7萬億美元增至8•2萬億美元,增幅16%。進入2011年,盡管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大,但對世界貿易的影響尚未顯現,大多數經濟體貿易增長依舊。前兩個月,美國貨物進、出口同比分別增長19•5%和18•1%;日本進、出口分別增長22•0%和15•1%;一季度中國和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其中,巴西進、出口分別增長25•3%和30•6%。但從全年看,2011年下半年國際貿易減速的可能性大于上半年。WTO預計,2011年世界貿易量增長率將放緩至6•5%,明顯低于上年,但仍將高于1990—2008年6•0%的平均增速。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長4•5%,發展中國家和獨聯體增長9•5%。隨著全球經濟和金融狀況的改善,2010年全球FDI復蘇,全球投資額進入上升軌道。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預計,2010年全球FDI流動增至1•1萬億美元。進入2011年,全球并購市場再度活躍。

據Dealogic數據,截至2011年4月初,全世界公司共已宣布價值7841億美元的并購案,高于上年同期的6379億美元。這些并購顯示投資者(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體)投資信心回歸。預計2011年全球并購交易的規模將大大超過前幾年。迄今為止已有三宗交易的規模分別超過150億美元,2010年全年只有四宗交易達到這樣的規模。預計2011年全球FDI將增至1•3萬億美元,規模有望超過前幾年。

二、當前世界經濟貿易中值得關注的問題

從目前看,世界經濟復蘇仍將持續,但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波動加劇、歐洲債務危機依然嚴峻、中東和北非局勢動蕩、日本特大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與核泄漏等次生災害的影響,世界經濟復蘇不確定性有所加大。突發事件的發生必將增加復蘇成本;而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釋放出的復蘇差異,將進一步凸顯兩者之間因失衡而產生的矛盾,貿易摩擦依舊嚴峻;對于發達經濟體而言,難題是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同時,還要減少政府公共債務和財政預算赤字;對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言,保證經濟增長與應對通脹任務同樣艱巨。

1.突發事件增添經濟復蘇不確定因素

2011年以來,國際局勢中的一系列突發事件對本已脆弱的世界經濟復蘇增添了新的困擾。中東和北非局勢的不穩定以及由此引發的油價進一步上漲,對經濟活動構成拖累。日本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地震不僅對日本經濟,對世界經濟同樣造成影響;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又成為世界經濟恢復中新的不穩定因素。突發事件引發“恐慌溢價”成為當前全球經濟復蘇面臨的重大阻力。首先,對油價和食品價格占消費物價的2/3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造成通脹壓力增加。其次高油價同樣造成發達經濟體進口成本增加,可支配收入減少,內需動力減弱。日本史上最強地震,除引發海嘯還造成核泄漏。首先對日本商品期貨、股票市場以及貨幣市場造成極大的即時打擊,日本海外資金開始回流本土;其次,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制造業在全球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是全球供應鏈上至關重要的一環。日本生產供應全球40%的手機和電腦芯片,1/5的半導體產品。豐田汽車公司是世界第一大汽車生產商。索尼集團為世界各國消費者提供電子產品。災難可能使這一產業鏈發生短期中斷或轉移。摩根士丹利研究報告稱,日本大地震或將導致2011年全球經濟增速減少0•5%,達到3•8%。不排除日本大地震和海嘯將“導致日本經濟陷入短暫的深度衰退”的可能,最大衰退幅度為下降3%。而在地震前,摩根士丹利曾預計日本經濟將增長2%。與此同時,日本重建需要籌措大量資金,但目前日本政府債務是經濟總量的兩倍還多,為所有發達國家之最,而且日本財政赤字占GDP近10%,政府沒有過多資源可以利用。這就可能導致日本在海外的投資回流,從而引發資產拋售。當然,鑒于日本的進口大國地位,其災后重建以及之后的經濟發展都需要大量原材料,不排除在下半年開始會對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起到提振作用的可能。

2.通脹壓力加劇影響全球經濟復蘇進程

為應對危機,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超常規的寬松貨幣政策。這些政策雖對救助危機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引致的貨幣過度發行所造成負面后果,在后危機時代,也是政策實施國不得不承受的,這就是資產泡沫和高通脹。自2010年10月至今,國際市場糧食價格指數上升幅度達15%,糧食價格已經逼近2008年的歷史最高點;國際大宗商品整體漲幅早已超過了2007年巔峰時期,達10%以上。由于中東和北非政局動蕩,日本福島核電站危機,全球原油價格又進入了加速上漲的通道。4月8日布倫特原油價格升至126•7美元/桶,較上年上漲33•6%。利比亞局勢的混亂,西非產油國尼日利亞大選的推遲,可能會導致該國發生更多暴力事件,再度加劇國際市場動蕩。IMF警告,如果國際市場供應和需求因素持續動蕩,就可能使油價上升到2008年每桶148美元的水平。在糧食價格和能源價格上漲的直接刺激下,全球通脹壓力進一步顯現。而且通脹正從新興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蔓延擴散。經濟合作組織(OECD)2011年5月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3月份OECD成員能源價格同比上漲12•4%,帶動其成員國整體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了2•7%,再創2008年以來新高。3月份該成員國核心價格指數漲幅為1•4%,也達到2010年3月以來的最高漲幅。在新興經濟體國家。2011年1月份,巴西CPI同比上漲6%,持續5個月上漲,3月份繼續上漲6•3%;俄羅斯1月份CPI同比上漲9•6%,3月份上漲9•5%,持續8個月上漲;同期,印度尼西亞CPI上漲7•1%;韓國CPI上漲4•1%;中國3月份CPI上漲5•4%,創32個月以來新高;印度3月通脹從2月份的8•3%升至8•9%。面對日趨上漲的通脹壓力,多數國家不得不開始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新興經濟體國家從2010開始緊縮貨幣,迄今中國已10次上調準備金率,5次加息;印度自2010年3月以來已經9次上調利率;2011年3月以來,越南、泰國、韓國等繼續加息。在發達經濟體中,目前美國加息可能性較小,而歐洲央行已于2011年4月初將其主導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從現行的1%提高至1•25%,這是金融危機后(2009年5月以來)的首次加息,表明其抑制通脹的決心,同時也表明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復蘇出現差異。對于歐洲而言,在經濟復蘇的初級和脆弱階段加息,既加大復蘇成本,又將拖低增長速度。而且,短期利率的上升,還加大了市場對加息周期的預期,投機行為和對長期利率即將上升的預期,都將加劇高負債國家的融資成本,對于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債務沉重國家的經濟復蘇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3.政府債務

負擔嚴重拖累復蘇步伐為應對金融危機,發達經濟體所使用的財政性政策手段和規模近年來不多見,但其后果是,政府必須背負沉重的財政負擔,且短期內難以消化。根據IMF最新數據,2010年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政府債務占GDP比重達到109•6%,財政赤字占GDP比例為9•29%;遠遠超過債務占GDP60%、財赤占3%的國際警戒線標準。IMF預計,到2015年,主要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將高達122%。在美國,經濟衰退和多年赤字財政政策,使得美國公共債務不斷累積。2010年2月12日,美國總統不得不簽署通過了將債務上限從12•4萬億美元提高至14•294萬億美元。但根據美國財政部的最新數據,截至2011年4月18日,美國公共債務總額已達14•253萬億美元,距離已提高了的政府債務上限僅剩410萬美元,美國政府可能將繼續考慮提高債務上限。美國會預算局預計,今后10年,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將攀升至18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77%。赤字已成為美國當前面臨最大、最根本的經濟挑戰,標普將美國的信用評級展望下調,意味著美國將飽受高負債和赤字的折磨。歐洲問題同樣嚴重,繼希臘和愛爾蘭之后,葡萄牙可能成為歐元區17國中第三個向歐盟和IMF申請援助的國家;西班牙、希臘評級被降低,將進一步加重這兩個國家的債務困難。葡萄牙債務危機的惡化促使歐洲央行不得不再次恢復購買歐元國債。對于歐元區而言,歐債危機影響可能甚于日本地震。OECD報告顯示,2010年,意大利負債率(政府債務/GDP)高達131%,超過西班牙的72%;法國92%;德國80%。歐盟統計局2011年4月26日公布的數據,2010年歐元區國家財政赤字占GDP比例達到6%,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則由2009年的79•3%,上升至85•1%。在此情況下,為建立歐盟債務危機救助機制,2011年3月份歐盟財長們仍就規模5000億歐元的歐洲穩定機制(簡稱ESM)的協議主要細節達成了一致。這項新救助機制的大部分負擔要落在歐元區強國的身上。救助機制的建立雖然對恢復市場信心有幫助,但同是也會增加歐元區核心國家的負擔,從而拖累歐元區經濟復蘇的步伐。

大地震發生期間正值日本政府與財政赤字進行艱難斗爭之際。據日本財務省公布的數據,截至2010年12月底,日本政府債務余額已高達919萬億日元,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同時預計在2011年4月1日開始的財年(2011年4月1日—2012年3月31日)中,政府債務還將增長5•8%,達到創紀錄的997•7萬億日元,占GDP的比例達到230%。大地震必將使日本政府追加預算,政府支出增加在所難免,財政狀況更加惡化,債務風險也將加劇,政府融資成本也將提高。世界銀行初步估計,日本災后重建所需費用可能高達1800億美元,相當于日本每年經濟產出的3%。重建費用要比神戶地震多5%~7%。

三、主要國家和地區經濟貿易前景

1•美國

受出口和消費者支出穩定以及投資增長的支持,2010年第四季度美國實際GDP增長達到3•1%,全年經濟增長2•9%,為五年來最大增幅。自2009年第三季度美國經濟復蘇以來,在平均3%的年度經濟增長率中,出口貢獻了大約1•4個百分點。進入2011年,美國經濟數據多數向好。2月份制造業生產指數從1月份的93•1增至93•5,制造業回暖是美國此輪經濟復蘇中的一大亮點。2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環比上漲0•4%,物價上漲依然溫和。3月份芝加哥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為70•6,超過預期的70•0。失業率連續四個月下降,3月份失業率從上月的8•9%降為8•8%,較上年11月份已下降1個百分點。但美國經濟復蘇的動能仍顯不足。2011年2月份耐用品訂單出現連續下降,3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環比大幅回落,顯示消費者對經濟短期走勢持謹慎態度。1月份20個大中城市平均房價繼續下跌,2月新屋、成屋銷售分別環比下降17%和10%,進一步表明美房地產業仍在苦苦掙扎。此外,雖然就業形勢正在轉好,但較2008年9月時的6•1%失業率仍有很大差距,顯示就業市場仍未能恢復至危機前水平。而且目前新增就業機會,遠遠低于預期。與此同時,高油價和日本地震,海嘯和核事故災害也將拉低美國上半年的經濟增長。油價的高企不僅將直接增加相關行業企業的原料和生產成本負擔,還能通過沖擊美國就業市場和加重政府財政負擔的鏈條,將更多的負面影響力傳遞到美國實體經濟的各個領域,其中包括房地產和金融等關鍵行業。美國商務部公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長初值數據為1•8%,較去年第四季度的3•1%,明顯下降。IMF預計,2011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8%,高于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但較年初預期降低0•2個百分點,也低于美國政府和經濟學家的預計。

2•歐元區

2010年歐元區GDP緩慢復蘇1•7%。其主要增長動力來自歐元區核心國家———德國。2010年德國經濟增長3•6%,是兩德統一以來最強勁增長,而出口大幅增長為其經濟增長做出重要貢獻。進入2011年,歐元區整體經濟依然向好。1月份工業訂單同比增長20•9%,為連續第四個月上升;1月份商品零售額環比回升0•4%,實現自2010年7月份以來的首次增長;2月份歐元區經濟敏感指數升至107•8點,表明經濟信心重拾上升通道。德國依然保持歐元區經濟增長的引領地位,2011年1月份企業信心指數升至歷史新高;前兩個月的出口增長率均在20%以上;3月份失業率從上年同期的8•5%降至7•6%。目前困擾歐元區經濟的主要障礙,一是通脹壓力增大,2011年1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環比上升1•5%,同比上升6•1%,能源行業生產者價格指數環比上升3•2%;1月份通貨膨脹率按年率計算達到2•3%,2月份又上升到2•4%,3月份通脹率高達2•6%,連續超出歐洲央行為維持物價穩定設定的2%的警戒線。為此,歐洲央行4月初將其主導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從現行的1%提高至1•25%。歐洲央行預計,2011年歐元區通脹率在2•0%~2•6%之間。二是債務危機繼續困擾歐元區經濟。IMF預計2011年該區經濟增長率僅為1•6%。德國經濟增長率將較上年降低1個百分點。葡萄牙、希臘、愛爾蘭和西班牙為應對高額債務面臨金融調整,經濟仍無法擺脫低速增長。IMF預計2011年愛爾蘭和西班牙經濟增長率將只有0•5%和0•8%,葡萄牙和希臘將分別下降1•5%和3•0%。

3•日本

2010年日本經濟強勁反彈,全年GDP實際增長3•9%,創20年來最快增速。其中主要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強勁增長所帶動,后三個季度經濟低迷,第四季度實際GDP甚至環比萎縮0•3%。進入2011年,地震前,日本經濟仍呈現出較好的動向,1月份經濟景氣指數繼續改善至106•2,連續3個月環比上升;1月份失業率為4•9%,較2010年平均5•1%的失業率有所改善;2月份出口同比增長9•7%,順差上升3%。由于受到東北部大地震、海嘯和核泄漏影響,3月起日本經濟出現衰退跡象,3月當月日本工業產值環比驟降15•3%,創下跌幅紀錄。據推測,受災地區經濟規模占到日本GDP8%左右。日本政府估計,本次災害損失在16萬億~25萬億日元,占日本GDP的3%~5%,高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2%的損失。世界銀行預計,日本地震造成的經濟損失約在1230億~2350億美元,災后重建大約需要5年時間。OECD報告稱,日本2011年第一季度的經濟增幅可能下降0•2~0•6個百分點,第二季度的經濟增幅可能下降0•5~1•4個百分點,全年經濟增長將從之前預計的1•7%放緩至0•8%。IMF則將日本經濟增長預期從1月份的增長1•6%下調至1•4%。摩根大通將其對日本第一季度經濟增長預期從2•2%下調至1•7%,將第二季度的預期從2•2%下調至0•5%,全年增長預期從1•7%下調至1•4%。日本央行預計,2011年經濟增長率為0•6%,在所有預計中最為悲觀。在地震、海嘯、核電危機的連續打擊下,油價高企也將使日本的經濟雪上加霜。但預計負面影響可能將主要集中在2011年上半年,下半年隨著日本災后重建工作的開始,投資拉動將給日本經濟增長帶來積極影響。

篇（2）

2006年世界經濟發展概況

2006年，世界GDP增長了3.7％，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歐洲經濟的恢復，其增速高于2006年初的預期。另外，出口的快速增長拉動了美國經濟增長，日本內需盡管沒有大的改善，其經濟增速也有所提高，中國和印度經濟繼續高速增長，最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也連續三年超過6％。

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增強了投資者的信心：美國、歐盟和日本政府財政赤字的減少和通貨膨脹壓力得到緩解；世界流動性提高和較低的實際利率使世界股票市場價格回升；新興國家股市比發達國家增長更快，其債券與美國政府債券的利息收益差距也在迅速縮小。

投資利好還表現在全球FDI的迅速增長方面，已接近歷史最高水平。聯合國貿發會的報告表明，由于并購活動的增加和股價上漲，2006年全球FDI流動增長了1/3，達1.23萬億美元。

世界流動性提高的另一個表現是全球外匯儲備的增加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提前償還外債，2006年所有發展中地區的負債水平（未償付債務占GDP的比率）均有所下降，債務負擔沉重的貧窮國家的負債水平已經降至五年前的一半。

受美國經常項目赤字重新調整的影響，美元的實際有效匯率繼續小幅貶值。由于經常項目的順差大，韓國和新加坡貨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大幅度升值，中國人民幣小幅升值，而日元則繼續貶值。

世界流動性提高以及燃料價格和名義利率的上升，目前尚未引起通貨膨脹率的提高。發達國家的消費價格上升了2％－3％，發展中國家上升了約5％。發達和發展中地區的消費價格通貨膨脹在2005年和2006年期間并沒有加速，但在供給缺乏彈性的部門存在通貨膨脹的壓力。

2006年世界貨物貿易發展情況

2006年，按名義價格計算的世界貨物出口額增長了15.4％，達11.76萬億美元。按不變價格計算的世界貨物出口額增長了8％，比2005年提高了1.5個百分點，而且高于1996年－2006年的平均水平。

2006年貨物貿易的發展對發展中國家非常有利。發展中國家按名義價格計算的貨物出口額增長了20％，達4.27萬億美元，在世界貨物出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6％，為歷史最高水平；進口額增長了17％，在世界貨物進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1％，為近二三十年的最高水平。在過去6年間，最不發達國家的貨物出口額增長快于發展中國家的總體水平，2006年增長了30％，達1080億美元，占世界貨物出口額的0.9％，是198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貨物進口額增長了17％，遠低于貨物出口額的增速，但最不發達國家整體首次出現貿易順差。

價格上漲、中國和印度的貿易發展對世界貨物貿易影響顯著。

2006年世界貨物出口額受價格上漲影響十分明顯，其中40％的增長可以歸因于價格上漲。不同部門價格變化差異很大，根據IMF商品價格指數，世界礦石和非鐵金屬的出口價格上漲了56％，燃料出口價格上漲了20％，食品與農業原料出口價格上漲了10％，制成品出口價格漲幅不超過3％。制成品價格漲幅連續3年小于初級產品，主要由于占世界制成品出口額1/6以上的電子產品價格不斷下降。

由于貿易條件的變化有利于燃料和其他礦產品出口國，燃料和其他礦產品占出口比重最大的四個地區——中東（2005年占70％）、非洲（65％）、獨聯體（60％）和中南美洲（37％）按名義價格計算的出口額增長很快，由于2006年燃料價格漲幅小于2005年，這些地區的出口額增幅小于2005年。受對燃料和金屬等商品需求下降的影響，這些地區按不變價格計算的出口額增長不大（約2％），但其進口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獨聯體的進口增幅最大，約20％；中南美洲的進出口增長均放慢，委內瑞拉的出口下降明顯，巴西的出口增長不到4％；非洲與中東的出口增長幾乎停滯，進口增速盡管也在下降，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從主要的貨物出口國和進口國看，在貨物出口排名前30位的國家中，8個增長最快的國家（2006年出口額增長超過20％）有5個是石油輸出國，1個金屬出口國（智利），再就是中國和印度；出口額增長較慢的國家（2006年出口額增長不到10％）包括日本（9％）、法國（6％）、西班牙（7％）和愛爾蘭（3％），這些國家的進口增長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貨物出口排名前10位的國家同時也是進口排名前10位的國家，盡管其貿易增長差異很大，但除了英國的進口超過了日本以外，其他國家的位次與上年相同。

2006年世界服務貿易的發展

2006年，按名義價格計算的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增長了約11％，與2005年增速相同，達2.71萬億美元，服務出口增速已連續四年低于貨物貿易。

在服務貿易中，運輸、旅游和其他商業服務是最重要的三個部門。2006年按名義價格計算的出口額增長了13％，運輸服務和旅游服務的出口額分別增長了9％和7％。1990年代，運輸服務比旅游服務發展慢，從2000年以來，情況發生逆轉。除了北美以外，其他所有出口地區的旅游服務均發展較慢。

從服務貿易的地區結構看，歐洲與北美的進出口增長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也是如此）。在歐盟內部，成員間服務貿易的發展差異很大：法國和芬蘭的服務出口額在下降，盧森堡和波蘭的服務出口額則增長了1/4以上。獨聯體服務進出口額增長了約20％，在所有地區中增長最快。

亞洲的服務出口增長連續三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該地區的服務進口增長，因而減少了該地區服務貿易的逆差。該地區最大的服務貿易國家日本的服務出口增長了12％，進口增長了8％。印度的服務貿易發展很快，2006年其服務（尤其是軟件服務）出口增長高達34％，服務進口增長也高達40％，目前印度服務進口額只比出口額低約5％。

非洲與中東地區的服務貿易發展估計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根據初步統計數據，美國、英國和德國仍然是排名前三位的服務出口國和進口國。如果法國服務出口額確實如初步統計那樣下降了，則日本就取代其成為第四大服務出口國，意大利超過西班牙列第六位。根據2006年上半年中國服務貿易統計數據推算，中國服務出口估計已經超過了荷蘭、印度和香港，進入前10，列第八位。

在服務進口方面，前10位的國家位次沒有變化，中國服務進口額略低于意大利，列第七位。

2007年世界經濟貿易展望

篇（3）

    二、垂直一體化戰略

    其形式既有獨資、控股、參股的直接股權控制,也有借助品牌進行的非股權控制的虛擬一體化方式。在直接的股權控制模式中,跨國公司往往自己投資從事研究與開發或者關鍵零部件的生產,以確保技術領先的優勢。對于生產成本相對低的產品參與國際分工,就會獲得比較利益,不僅其自身,而且整個世界都會從中受益。但在經濟一體化背景下,比較優勢已不能再成為決定國際貿易分工的重要基礎。要素,特別是資本、技術和高級人才等要素的流動性日益增強,比較優勢已不再為一國所獨享。在此情況下,某一國的比較優勢實際上成為本國及外國都可以利用的區位優勢,而利用比較優勢的能力,則集中于不同國家具有國際能力等。這樣,競爭優勢主要表現在跨國公司的市場力量,資源貧富、成本高低不再是競爭優勢的主要決定因素。國際貿易格局由公司間、產業間貿易,轉向產業內貿易、公司內貿易為了在日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獲勝,跨國公司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國際直接投資中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戰略,并因普通、標準零部件,則采用全球采購的虛擬一體化模式,以降低成本。這種戰略導致國際貿易形式的變化:對應于前者,精密零部件在公司內貿易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對應于后者,加工貿易在整個國際貿易中的比重持續提高,并有可能成為未來國際貿易的主要形式。

    三、研發國際化戰略

    跨國公司的研發已經不再一味地局限于母國,當地研發(在發展中國家設立研發中心)、當地生產、當地銷售的迅猛發展,使得許多新產品不再像上世紀90年代前那樣有一個生命周期,從而使原來用以解釋國際貿易分工中產業梯度轉移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邊際產業轉移理論遇到挑戰,并且給發展中國家如何發揮后發優勢、實行技術趕超提出了新的課題。國際貿易動態利益取代靜態利益,成為國際貿易利益的主要衡量標準。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強調的是國際貿易的靜態利益。但國際貿易還有對一國經濟社會發展更為重要的動態利益,包括通過國際貿易促進競爭,加快技術進步,促進資金積累,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引進和吸收先進理念和制度等。隨著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深化,動態利益的地位上升,應成為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重要著眼點。

篇（4）

2.金融市場動蕩將進一步拖累實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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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含義及其發展的必然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化，這些變化集中反映在經濟在全球范圍內成為一個整體，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這樣，各國的經濟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形成世界經濟一體化，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或轉型經濟國家，企業對世界經濟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強，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體系中，各個企業間的高度依賴，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企業的變動，都將引起其他環節的相應變動，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在每個企業內部，它都盡可能的突破其所在國家市場規模和資源配置方面的限制，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說世界經濟一體化已經成為企業國際化發展的第一動力。？

二、世界經濟一體化對我國對外貿易的有利影響

（一）世界經濟一體化對我國外貿領域的引資帶來了機遇

世界經濟一體化為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建立了一座橋梁，有利于我國更好地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從目前世界投資的發展趨勢看，中國的引資面臨許多有利的條件：

1、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勢頭強勁

跨國公司正成為各國大公司的主要經營模式，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將更加頻繁。

2、由于中國經濟目前增長的趨勢良好

有望繼續保持穩定快速增長，這將對國際大量的剩余資本形成有利的吸引。

3、新興國家對外信貸評級降低

東南亞金融危機后，使大批新興國家清償力和信心迅速下降，對外信貸評級降低。在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中。流入這些國家的外資將大大減少。這些國家對外信貸評級的降低，會使中國的競爭力相對上升，在吸收西方投資中占有不斷上升的優勢。？

（二）世界經濟一體化對我國外貿的發展帶來的影響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之后，中國不斷進行對外開放，因而擴大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國經過近20年的改革實踐，對外經濟貿易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增長點。具體數據表明，2010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29727.6億美元（目前全球進出口前三強為美國、中國和德國），占當年GDP總額的50%左右，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397983億元約合計6.04萬億美元，中國GDP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對外經濟貿易迅速發展成為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近年來我國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增長速度為10%左右，在這種情況下，世界經濟一體化促進了我國國際貿易的增長，貿易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世界經濟一體化促進了我國資本流動加快，并呈多元化趨勢。由于可以便利的進行國際間資金的劃撥和結算，從而為我國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同時，也是我國的資金余缺能在世界范圍內調配，閑置的資金可以轉變為盈利的資本，使我國的貿易可以不完全受制于國內儲蓄和資金的積累，從而可以更好的發展對外貿易。

三、世界經濟一體化給我國對外貿易帶來的不利影響

（一）世界經濟一體化對我國外貿經濟的影響

1、世界經濟一體化使我國經濟波動性增加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國際性的經濟波動如通貨膨脹、通貨緊縮，金融危機等現象將逶國際經濟的傳遞機制影響到本國。我國的市場發育不太充分，經濟結構較脆弱，更容易受到外部不利因素的沖擊。如果國內政策不當.就有可能發生較為嚴重的金融危機甚軍整個經濟危機。

2、世界經濟一體化對國內產業的沖擊

世界經濟一體化使我國把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連結為一體，通過封閉市場來保護本國產業的做法變得越來越不可能。過去，我國憑借嚴格的貿易保護建立了許多本國并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隨著外國商品和直接投資的大量涌入，這些產業將面臨外國競爭者的巨大沖擊，有的產業不可避免地要被淘汰。

3、世界經濟一體化可能危及到我國的經濟安全

主要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世界經濟一體化使我國處于空前激烈的國際競爭之中，原來具有的比較優勢逐步喪失。（2）全球性的自由貿易規則使我國敞開自己的大門，保護自己產業和市場的能力大大削弱。（3）我國的重要經濟領域可能受到發達國家跨國企業的操縱，使還很小且不健全的市場和脆弱的民族工業處于困境。（4）國際金融資本流動的不穩定性特別是大量投機資本的存在使我國小而不健全的金融市場更容易受到沖擊。

（二）世界經濟一體化對我國外貿領域引資的影響

資金是貿易的源泉，中國對外貿易要得到良好的發展，就必須很好的招商引資。世界經濟一體化之后，中國貿易引資也面臨著極大的挑戰。首先是東南亞危機所導致的該地區對外信貸評級的降低將會使歐美國家對亞洲的貸款和投資更加謹慎，使流向亞洲的資本大量減少，從而給中國2l世紀的引資帶來更大困難。？而且直接投資在發達國家問的雙向流動為主的趨勢在當前不會有根本的改觀，同時許多新興地區也在大力引進投資.這使中國引進外資所碰臨的地區競爭更加激烈。？另外拉美地區和轉軌后的東歐與獨聯體各國也都放寬了引資政策，國際資本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世界投資熱點的增加，各國競相吸引外資，將使中國利用外資在2l世紀初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

（三）世界經濟一體化對我國外貿發展的影響

從貨物貿易來看：科技進步推動著全球化，科技產品的貿易增長最快。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交換比率日趨不利，削弱了貿易對我國經濟的帶動作用。

篇（6）

20世紀80年代以來，區域化和全球化的相互促進和交替發展成為了世界經濟貿易發展的基本特征。一方面，WTO的創建和運行，不斷地促進著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另一方面，各種形式的區域經濟集團也在世界各地蓬勃發展，掀起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熱潮。無論是加入WTO還是參加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都是各國出于自己國家的利益考慮，為實現特定的戰略目標而作出的對外經濟貿易政策選擇。因此，就目前國際貿易摩擦日趨激烈化的情況下，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對WTO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的背景及內涵

1.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的背景。區域經濟一體化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以來呈迅猛發展趨勢，到現在經過50多年的發展，目前可以說區域組織已經遍布全球。總的來講，區域經濟―體化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1)微觀原因:①實現規模經濟，增強競爭實力；②要素自由流動，提高經濟效率；③防御戰略，形成集團。(2)宏觀原因:①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曰益密切，相互依存曰益加深；②科技革命推動生產力極大提高，客觀上需要跨越國界,走向經濟聯合;③國際市場競爭激烈，貿易保護主義加劇。

2.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內涵。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區域經濟學的一個主要范疇，是一個發展的、動態的概念。其實質就是打破行政區劃界限，按區域經濟原則統一規劃布局、統一組織專業化生產和分工協作，建立統一的大市場，優勢互補、聯合協作，聯接并形成為一個利益命運共同體，實現共同的發展目標。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對WTO的積極影響

區域經濟一體化新熱潮為WTO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促進了世界經濟貿易的快速發展，它對多邊貿易體制的積極影響主要表現在：

1.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多邊貿易體制的有效補充。區域經濟一體化更易協調各方的立場和利益，做出令各方都能得到滿足的安排，使有關參加方在多邊貿易體制下暫無法實現的自由化利益在小范圍內實現。

2.區域經濟一體化可以作為多邊貿易自由化的“試驗場”。 區域經濟一體化奉行較少國家間的互惠原則，這使得區域內的自由化協議易于達成，成果易于評估。通過這樣小范圍的“試驗”，就可以為多邊貿易體制提供大有裨益的經驗教訓，為國際貿易自由化提供可供借鑒的先例。區域經濟一體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WTO發展并走向成熟的中間環節，有助于推動多邊貿易體制向更深層次發展。

3.區域經濟一體化內部成員的一致性行動可以推動多邊貿易談判進程的順利進行，達到相應的談判目標。區域貿易協定（RTAs）構建基礎的拓展和深化使得更多的國家在諸多方面都有了共同利益。一方面，廣大的成員基礎意味著多邊貿易談判實際上不是在100多個國家間進行，而是由幾大區域國家集團主導；另一方面，成員間廣泛的共同利益能更有力地保障區域內部的一致行動。

三、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入對WTO的挑戰

我們在看到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多邊貿易體制的相容性的同時，也要看到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多邊貿易體制產生的負面影響，對WTO提出的挑戰：

1.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成員國家在多邊貿易談判中更加難以妥協。一方面，國家個體的談判自主性因其背后區域集團的存在而受到限制，身份的交錯重疊也使單個國家面臨更復雜的利益取舍，談判立場趨于保守；另一方面，幾大國家集團實力相當，一旦形成對峙，多邊貿易談判就很容易陷入僵局。

2.WTO中的“授權條款”規定了發展中國家或不發達國家之間建立區域貿易協定時，可利用“授權條款”的規定給予區域內成員更優惠的待遇。因此，區域經濟一體化有時可能成為規避多邊貿易體制中最惠國待遇義務的工具，削弱了多邊貿易體制的多邊性。

3.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目標對多邊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具有潛在的干擾性。傳統區域貿易協定（RTAs）的區內外歧視待遇與WTO非歧視原則的矛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中日益復雜并深化。區域貿易協定（RTAs）多樣化發展的一個結果就是，全球范圍內缺少統一的優惠性原產地規則。

總而言之，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多邊貿易體制的影響，其正面的積極影響是主要的，負面的消極的影響是次要的,。因此，WTO要進一步加強對區域經濟集團的監督和約束，協調好各組織之間的相互關系，改進和完善其倡導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同時，各區域經濟集團也要不斷擴大自身的對外開放程度，將自身運作納入WTO的監控范圍，充分發揮集團經濟的優勢和特長。只有如此，才能盡量消除或減少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負面影響，使區域經濟一體化進一步發展，成為促進全球貿易自由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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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 引言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對外貿易得到迅速發展。無論從進出口的規模、進出口商品結構還是我國貿易對全球貿易的貢獻來看，我國都已經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在既有的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中，我國對外貿易規模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探討有相當多的文獻，但對外貿易結構問題的研究卻相對較少。“中國成為一個貿易大國的重要方面正是對外貿易結構的迅速提升”（江小涓，2007），忽略貿易結構問題的研究注定是存在偏頗的。

四川省地處我國西部地區，同時也是西部經濟發展最為活躍和開放的地區之一，四川省的經濟發展較具西部大開發的典型性。地處西部的四川牢固樹立“大開放促大發展”的思路，高度重視對外開放工作，開發領域進一步擴大，2006年全省對外貿易總額突破110.2億美元，外貿依存度達到10%，增幅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與此同時，四川省的進出口商品結構進一步優化。機電產品進出口達到56.14億美元，占全省出口總額的比重上升到50.9%。重裝設備出口增長迅猛，電站設備、鉆井設備、機車等成套設備出口額達到6.29億美元，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達到26.76億美元。工業制成品出口大幅增加，而初級產品出口迅速下降，貿易結構變化非常明顯。

國內外部分學者探討了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Lee（1995）根據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強調一國國內含有先進技術的進出口投入到國內生產，可直接提高國內既有生產函數的效率，進而最終導致經濟增長。Keller（1999）通過不同貿易結構與技術轉移影響本國TFP的視角，發現國內TFP的增加與進口份額存在正相關關系。關于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也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結論。如國內學者王永齊（2004、2006）基于Baldwin（1992）和Mazumdar（1996）關于貿易與增長關系的爭論，構造了一個貿易結構測度指標，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VAR模型估計中國的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檢驗結構顯示，中國的貿易結構并不顯著影響經濟增長。但是徐光耀（2007）得出了在不同的貿易結構下，進口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有不同促進作用的結論，李兵（2008）的研究表明工業制成品進口對我國經濟增長有長期穩定的促進作用，而初級產品進口則有抑制作用。

本文擬選取四川省1989－2006年的數據對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通過綜合運用單位根檢驗、Johansen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分析等方法，系統研究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

二、變量、數據與研究方法

貿易結構是衡量一國對外貿易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按照附加值的高低，可以用一國進出口貿易中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的相對比例來表示貿易結構。初級產品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低，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弱；工業制成品附加值高，技術和資本密集度高，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強。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往往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而工業制成品主要依靠進口來滿足；而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卻相反，以進口初級產品為主，出口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經濟學家通常以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在進出口中的相對比重來衡量一國對外貿易結構的優劣。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四川省的對外貿易結構日趨優化，進出口貿易中工業制成品的比重不斷提升。我們用EXM表示出口貿易結構，IMM表示進口貿易結構，由圖1可以看出，1989年工業制成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僅為0.65，而2006年該值達到了0.92；與此類似，1989年工業制成品進口占總進口的比重為0.83，而2006年達到了0.93。無論是進口貿易結構，還是出口貿易結構，在90年代以來均得到了較大程度的優化。

我們用人均實際GDP來代表經濟增長變量，GDP的數值采用1978年不變價格，數據來源于四川省統計年鑒2007。而進出口貿易結構數據來源于1990年～2007年《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為消除時間序列經濟數據存在的異方差現象，對所有變量的實際值均采取了自然對數，處理后的數據不影響原序列的相關關系和協整關系，三個變量我們分別記為：LNGDP、LNEXM和LNIMM。

本文從進出口貿易結構的角度來考察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因此我們考慮構建三變量VAR模型來進行考察。這一方面是因為VAR模型較單方程模型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因為本文所考察的經濟變量多為水平變量，具有非平穩性，簡單回歸方程容易產生偽回歸問題，必須進行協整檢驗，因此我們選擇在多變量VAR系統中的考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

（1）式中，表示外生變量，表示殘差，為各變量的系數，p為滯后階數。可根據研究需要而改變各變量的具體指標內涵，從而得出最合適的結論。

三、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1.單位根檢驗。由于幾乎所有表示絕對量指標的宏觀經濟變量都是非平穩的，具有時間趨勢。因此我們在對變量進行具體分析之前，需要首先檢驗其平穩性。本文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法對變量的水平和一階差分進行平穩性檢驗，其中，檢驗過程中滯后期的確定采用AIC最小準則，以保證殘差值非自相關性。檢驗結果如表1。

注：檢驗形式（C,T,L）分別表示帶常數項、趨勢項，L表示滯后階數，D表示差分算子*（**，***）表示在10%（5%、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

由表1可以看出，在變量的水平值上，所有檢驗結果均沒有拒絕單位根假設，因此可認定LNGDP、LNEXM和LNIMM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而所有變量的一階差分均拒絕有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變量是平穩的。于是，我們認為所有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即為I（1）。對于這些非平穩的經濟變量不能采用傳統的線性回歸方法檢驗他們的相關性，而應采用協整方法進行分析。

2.協整分析。由于VAR模型的穩定性與其滯后期有很大的關系，滯后期越長模型的穩定性越差，因此VAR模型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滯后階數的確定。在選擇滯后階數時，一方面要使滯后數足夠大，以便能完整地反映所構造模型的動態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滯后數越大，需要估計的參數也就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就減少。所以通常在進行選擇時，需要綜合考慮，既要有足夠數目的滯后項，又要有足夠數目的自由度。依據上述思路，本文根據Eviews軟件中的Lag Length Criteria綜合考慮LR檢驗、AIC信息準則和SC準則等檢驗方法，并對模型的異方差、自相關和正態性進行檢驗，最終確定最優滯后期。通過對各最優滯后期模型進行AR視圖檢驗，VAR模型所有根的模的倒數均小于1，即位于單位圓內時，VAR模型是穩定的。

為判斷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采用Johansen提出的方法來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通過對原始數據序列的分析來確定數據空間中是否存在線性趨勢，并根據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所得的結果，從而確定我們選擇的檢驗形式（具體檢驗步驟略），綜合檢驗結果見表2。

＊表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

由表2可以發現，跡統計量表明三者無協整關系，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表明存在一個協整關系。相應的協整方程為：

（2）

由協整方程(2)發現，工業制成品出口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以引起人均GDP增長約7.67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較大，而工業制成品進口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以引起人均GDP增長約0.157個百分點。但是從括號內的標準差來看，進口貿易結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與出口貿易結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相比，前者作用較小，但也較顯著；后者較大，但并不顯著。

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Granger因果檢驗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傳統的基于VAR模型的檢驗，另一種則是最近發展起來的基于VEC模型的檢驗，兩者的區別在于適用范圍的不同，前者僅適用于非協整序列間的因果檢驗，而后者則是用來檢驗協整序列間的因果關系。本文三變量VAR系統是協整的，因此我們的檢驗基于VEC模型作出。具體檢驗結果可見表3。

注：在10％的條件下顯著均拒絕。

從表3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可以發現，在樣本考察期內，工業制成品出口和工業制成品進口都不是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工業制成品出口與工業制成品進口之間也不存在因果關系，但GDP的增長確是出口貿易結構優化的格蘭杰原因，即隨著人均GDP的上升，四川省工業制成品的出口比例也趨于上升。

四、主要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四川省出口貿易結構、進口貿易結構和人均GDP的相關數據，對1989年～2006年間貿易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我們發現：

1.在樣本期內，四川省工業制成品出口和工業制成品的進口均呈現出大幅度的增加，貿易結構趨于優化，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已經成為四川省對外貿易發展的主流，初級產品進出口比例不斷趨于下降。

2.協整分析表明，工業制成品進口和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均能促進四川省人均GDP的上升。但工業制成品出口的經濟增長效應要遠大于工業制成品進口的經濟增長效應。

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表明，出口貿易結構和進口貿易結構的提升均不是人均GDP的格蘭杰原因，但人均GDP的增加卻是出口貿易結構優化的格蘭杰原因，即四川省人均GDP的增加能夠促進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增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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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光耀:我國進口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7（2）:3～7

篇（8）

內外經濟形勢凸顯經濟發展方式和貿易結構升級的迫切性

（一）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通過三大需求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的統計（見表1）可看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低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一直小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作用受國際市場環境的影響較大而呈現一種不穩定的態勢。2009年作為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出臺的一攬子刺激政策實施的第一年，我國經濟增長依賴于投資和出口。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央出臺一系列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刺激經濟的政策措施，致使我國經濟運行中的投資增長過快、信貸投放過多、信貸規模過大、銀行體系資金流動性過剩，但這是典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也是經濟內外失衡的外在表現。

（二）產業結構失衡

從我國近二十年來的三次產業貢獻（見表2）發現，第一產業比重呈減小趨勢并相對穩定，基本維持在10%以內；第二產業比重一直維持在較高水平，2009年達52.5%；第三產業比重呈現上升趨勢，2009年達42.9%，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9%，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54.6%。

（三）能源消耗過度且利用效率低下

早在2002年，我國就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能源消費大國，約占世界能源消費總量的11%。2008年我國能源生產總量達到26億噸標準煤，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生產國，與此同時，我國也成為超過美國的世界最大排放國，占世界排放總量的21%。201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為32.5億噸標準煤，同比增長6%，能耗強度有所降低，但仍然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5倍。2010年，我國GDP總量首次超過日本，但日本當年的能源消費總量是6.6億噸標準煤，利用效率是我國的5倍；我國出口在2010年超過德國，而德國當年消費4.4億噸標準煤。

（四） 內外需結構失衡且對外依存度過高

2008年前后，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變化較大，2006-2010年分別為65.2%、62.8%、57.3%、

44.2%和49.2%。入世以來，我國出口的年均增長率為22%，出口需求平均每年拉動經濟增長2個百分點。表1顯示，危機前的2007年出口去求拉動經濟增長2.5個百分點，危機初期的2008年也拉動了0.8個百分點，2009年危機蔓延后，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拉動-3.7個百分點。危機前后的比照，出口需求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其超過了4個百分點。

對外能源依存度過大。在石油方面的依存度大，我國首次成為石油凈進口國是在1993年，以后凈進口量逐年增多。2009年我國生產原油1.89億噸，凈進口原油卻達到1.99億噸，原油進口依存度首超50%的警戒線。2010年全年我國進口原油2.39億噸，比上年增長17.5%，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逼近55%。我國原油進口總量60%來自原中東和非洲，中東局勢不穩造成國際原油價格波動較大，使我國的能源安全形勢進一步加劇。

對內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貿易結構升級

（一）重視并加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

投資增長一直是支撐我國GDP增長主要源泉，這導致了大范圍的重復建設問題，2009年上半年六大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的情況；貨幣供應量超多，M2 與GDP比重一度達到了1.8，這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是很少見的。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及信貸規模的擴大，不可避免的造成了通貨膨脹，使市場上物價開始上升，同時，資產價格泡沫的跡象開始顯現。因此要做好以下幾點：

第一，著重提高城鎮居民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決定消費能力，而收入水平越高的人，其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比例反倒越低即其邊際消費傾向較低，對內需的拉動就極為有限。第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有效釋放居民消費能力、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保障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堅實后盾。第三，加大政策引導消費的力度，凈化消費環境。政府應制定和出臺鼓勵消費的相關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合理調整消費稅、購置稅等與消費直接相關的稅種。拓寬消費領域，積極適應社會需求的增長，積極培育旅游、文化、休閑等消費熱點，擴大居民消費，促進消費結構升級。

（二）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

第二產業對國民經濟中的貢獻率從1990年的41.0%上升到2009的52.5%，提高了11.5個百分點（見表2）。第三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呈現逐漸增大的趨勢，從1990年的17.3%提高到2009年的42.9%，提高了25.6個百分點，但仍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調整產業結構已經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而產業結構不合理是導致經濟粗放式增長的重要原因。

我國必須優化第一產業結構升級。加快發展現代農業，要提升農業自主創新能力，大力促進農業科學技術的現代化。要積極引導構建現代農業體系，推動農村產業結構的現代化。提升第二產業層次，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同時，要正確處理新型工業化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有效地保護好生態環境，實現經濟與社會、人與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現代服務業水平。

（三）進一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政府應逐步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企業創新激勵體制，為創新型企業提供稅收的優惠和信貸支持，為企業的自主創新活動服務，為企業的自主創新的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服務。必須強化自主創新人才培養。人力資本是保證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人力資本是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的載體，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離不開高科技人才的培養，實施以科學發展觀為導向的人才強國戰略，大力培養各領域創新人才，充分發揮高校等科研院所創新資源的積極作用，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加大基礎教育經費投入，為自主創新人才培養奠定堅實基礎。

（四） 健全資本市場體系

資本市場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愈發突出，一個健康的經濟體必然需要有發達的資本市場和順暢的資本投資渠道。健全的資本市場體系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健全資本市場體系，加快資本市場發展關鍵是要完善風險投資機制，進一步規范發展股票主板市場，改善上市公司質量結構。積極穩定的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拓展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建立滿足不同規模的企業融資需求的資本市場體系，嚴厲打擊各種違法投機行為，使得社會資本真正高效地服務于經濟發展。

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貿易結構升級

優化出口產品結構。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要注重優化出口產品結構，提高出口產品檔次和附加值以增強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著力打造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名優品牌，培育一批高新技術產業出口基地，努力增加高新技術產品進口，促進貿易平衡，扭轉過大的貿易順差。

提高加工貿易的技術水平加工深度。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要注重提高加工貿易的技術水平和加工深度，延長加工貿易的增值鏈條，通過技術引進和創新推動我國的加工貿易向產業鏈上游研發設計延伸，提高我國加工裝配業在國際價值鏈中的地位。

大力對外發展服務貿易。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要大力發展對外服務貿易，鼓勵素質較高、競爭力較強的服務行業出口，鞏固并加快發展旅游、運輸、建筑等具有比較優勢服務行業的出口，積極承接國際服務外包。

擴大引進外資規模，提高引進外資質量。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要在擴大外資引進規模的同時提高外資引進質量，堅持引進外資與引進技術緊密結合，鼓勵外資企業在我國設立研發機構，鼓勵引導外資的產業投資趨向，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鼓勵引導外資的區域投資趨向，推動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鼓勵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了強大的物質保障，鼓勵我國企業通過并購等形式積極拓展海外經濟發展空間，充分利用國外研發資源，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鼓勵資源型企業積極走向海外，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能源基礎。適當降低資源性產品的關稅，鼓勵國內短缺資源的進口，建立健全資源的進口機制和儲備體系。

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順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潮流，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充分利用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自貿區的合作優勢，穩步推進雙邊貿易，服務雙邊經濟發展；在WTO框架內，妥善處理中美、中歐貿易爭端；根據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適度、漸進性的推進人民幣匯率升值以保持國內經濟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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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金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中國的唯一選擇[J].經濟研究，2010（6）

篇（9）

一、引言

產業內貿易理論（Intra-industry Trade，簡稱IIT）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Krugman和Helpman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的一種新貿易理論。它基于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對于解釋現代國際貿易現象的局限性，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基礎上，探討了同一產業內差異性產品的國際貿易現象。產業內貿易作為一個國家同時進口和出口同一產業內產品的貿易活動，是衡量產業競爭力和國民福利的重要指標。產業內貿易理論認為，產業內貿易是由于規模經濟、產品差異性、需求多元化和國際投資引起的。產業內貿易理論和及其實證分析是近20多年來國際貿易理論研究的熱點問題。

二、文獻綜述

最早的有關產業內貿易理論的研究是Verdoorm(1960)在對“荷比盧經濟同盟”集團內貿易格局變化的研究中發現這三個國家專業化分工主要發生在同一產業的不同分支之間。之后Balassa(1966)在對歐共體制成品貿易情況進行分析后認為，制成品貿易的增長大部分發生在以國際貿易商品標準分類(SITC)體系劃分的商品組內，而不是在商品組之間。Grubel and Lloyd (1975)出版的《產業內貿易:差別化產品國際貿易的理論與度量》是一部最早的有關產業內貿易的專著，其在Balassa(1966)的公式基礎上提出的測量IIT指數的公式，簡稱G-L公式，到現在還是國內計算IIT指數的主要公式。Marius Brülhart(1994)在G-L公式的基礎上提出了邊際產業內貿易的概念(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簡稱MIIT)，并提出了測算MIIT的公式。

在實證方面，在Toh(1982)和Greenaway and Milner(1984)的研究結果中，規模經濟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顯著為負，而在Marvel and Ray(1987)和Clark(1993)的研究結果中，規模經濟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為正。Sharma(2000)對澳大利亞的產業內貿易模型和決定因素進行了探討，得出規模經濟和產品多樣化對產業內貿易具有正面影響的結論。

由于產業內貿易最開始出現在發達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對于這一領域的研究比較晚。在我國國內，對產業內貿易的研究主要從90年代開始。周戈、任若恩（1999）分析了中國的產業內貿易現狀，得出中國產業內貿易總體上呈上升趨勢，認為增加產品多樣性和尋求規模經濟是增強中國產品競爭力的一條重要途徑。徐婭瑋（2001）通過對時間序列對中國整體產業內貿易發展進行了回歸分析，認為規模經濟對中國產業內貿易影響不大。馬劍飛、朱紅磊、許羅丹（2002）的通過跨行業的截面數據的實證分析同樣發現規模經濟對產業內貿易影響不大，外商進入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為負。陳迅、李維、王珍（2004）的跨行業截面數據實證分析指出，外資引入對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有明顯的阻礙作用，規模經濟則表現出較好的正相關性，不過影響系數較小。以上的研究都是基于G-L公式計算的產業內貿易指數，該指數是測度產業內貿易的一個靜態指標，因此只適合于某一個單一時期；其次，該指數在存在貿易不平衡時難以正確反映產業內貿易水平，即會出現“高G-L指數低產業內貿易水平”的情況。國內目前用Brülhart的MIIT指標計算產業內貿易水平的文章較少，朱允衛（2005）用G-L指標和MIIT指標對中泰1996-2003期間農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做了比較研究。陸文聰、梅燕（2005）用G-L指標和MIIT指標對中國與歐盟1996-2002年的農產品產業內貿易做了比較研究。而對于用G-L指標和MIIT指標對影響中國整體的產業內貿易水平的因素做靜態和動態的比較回歸分析目前仍是空白。本文旨在此方面做一些簡單分析。

三、研究方法

1、Grubel-Lloyd產業內貿易指數

該指數由Grubel和Lloyd于1975年提出，是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測度產業內貿易的方法。標準的Grubel-Lloyd指數(簡稱G- L指數)計算公式為:

式中:GLi表示第i類產品一定時期的Grubel-Lloyd產業內貿易指數;Xi和Mi分別代表第i類產品的出口值和進口值;i為從0到9的整數， GLi的取值為:0≤GLi≤1，當GLi= 0時，即有Xi = 0 或Mi = 0 ，表明該類產品的全部貿易都為產業間貿易; GLi= 1時，即有Xi = Mi ，表明該類產品的全部貿易都為產業內貿易。而衡量整體產業內貿易水平的G- L指數是:

2. Bruelhart 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

由于G-L指數在存在貿易不平衡時難以正確反映產業內貿易水平，即G-L指數無法衡量出某一產業進口的增加(或減少)與出口的減少(或增加)之間的關系，若某個產業某年進口的增加量(或減少量)與出口的減少量或(增加量)相等，則G-L指數算出的IIT指數是不變的，而這顯然與事實不符，因此，會出現“高G-L指數低產業內貿易水平”的情況，不能反映出時間序列的變化，是一個靜態的指標。Bruelhart于1994年用邊際的概念在G-L公式的基礎上提出了用以測量一定時間跨度的以貿易變量計算的產業內貿易指數(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 index)，簡稱MITT其公式為：

四、實證分析

1、數據說明：

1992-2005年各分類進出口數據來自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UNCOMTRADE)中以《國際貿易標準分類》第三次修定標準(STIC REV.3)為基礎統計的一位數分類層次上的統計數據。1980-1991年的各分類的進出口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83-2005年的以1990年為基年美元表示的中國GDP數據、1983-2005年GDP價格指數(1990=100)的數據同樣來自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庫，而1983-2005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實際使用外資金額數據來自《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本文中，用FDI除以GDP價格指數(1990=100)以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用FDII表示。

2、用G-L指數的計算結果與靜態回歸分析

用公式(1)及各分類的進出口數據算出的我國各分類的GL指數和綜合指數見表1，指數為百分比形式。

表1 1980-2005年我國按1位數STIC REV.3分類計算的產業內貿易指數

可以看出我國的初級產品的產業內貿易指數略低于工業制成品的產業內貿易指數，且除了(1)飲料及煙類和(3)礦物燃料、油及有關原料類之外均有明顯下降的趨勢，而工業制成品除了(7)機械及運輸設備有明顯上升的趨勢之外，其余則基本保持平穩 。整體的GL波動也較為平穩，這也說明了用G-L公式計算的IIT指數并不能較好的反應進出口的波動性，存在一定的計量缺陷。現用GL和GDP、FDII做回歸分析。

(1) 檢驗時間序列的平穩性

表2 ADF檢驗

(2) 建立二元回歸模型：

GL=59.14861+0.00017DGDP-0.136881DFDII-0.071741DFDII(-2)

(27.05)

(4.89)

(-3.84)

(-1.98)

F-statistic=10.28328，Prob=0.000627，R2=0.672845，Adjusted

R2=0.607414，D-W=1..445528，LM(1)=0.258487，Prob= 0.611161，LM(2)=0.384872，Prob=0.824947，可見不存在序列自相關性，White檢驗nR2=6.675790，Prob=0.351873，可見也不存在異方差現象。從回歸的結果可以看出，GDP的增長對IIT指數有顯著的正相關性，但影響系數較小。FDI的增長對IIT的影響顯著為負，且有滯后的負效應。這一點與前人的研究結果基本相同。

3、用Bruelhart指數計算與動態回歸分析

用公式(3)結合原始數據測算MIIT指數，結果見表3，指數為百分比形式。

表3 1981-2005年我國按1位數STIC REV.3分類計算的產業內貿易指數

可以看出MIIT各指數的波動性明顯變大，初級產品（0-4）雖然波動性變大，但各產業MIIT指數并沒有明顯上升的現象，而工業制成品（5-9）在波動性變大的同時有明顯的上升趨勢，整體的MIIT指數有緩慢的上升趨勢。可見MIIT指數從邊際進出口的角度分析，更適合做動態的時間序列分析。下面用MIIT結合GDP和FDI做回歸分析。

(1) 檢驗時間序列的平穩性

(2) 回歸分析

MIIT=31.15036-0.352952DFDII+0.000764DGDP-0.000427DGDP

(3.69) (-2.79) (3.83) (-1.68)(-2)-0.228829DFDII(-3)

(-1.98)

F-statistic=6.585608，Prob=0.004005，R2=0.669568，Adjusted R2=0.567897 ， D-W=2.014364， LM(2)=0.629206，Prob=0.730079，可見不存在序列自相關系，White檢驗nR2=9.129957，Prob=0.331452，可見也不存在異方差現象。該回歸方程關于FDI得出了與前面相似的結論，不同點是GDP的增長對MIIT有滯后的負面影響，且其影響系數大于當期GDP增長的正的影響系數。

五、結論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雖然綜合的IIT指數和MIIT指數比起改革開放前都有一定的提高，但從各產業MIIT指數的變化情況看，我國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并不穩定，起落較大，且初級產品的MIIT相對較低。回歸結果更說明了我國的經濟增長與產業內貿易水平從長期看是負相關的，這也證明的新貿易理論關于產業內貿易多發生在發達國家之間觀點。相比較而言，我國經濟、技術水平相對落后，造成了我國產業內貿易水平不高的現象，也說明了我國現階段的貿易主要集中于產業間貿易，即我國的對外貿易主要還是依賴于比較優勢。而FDI與產業內貿易顯著負相關，說明了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替代性的產業間貿易。90年代以來，外商的大量涌入，主要是為了利用我國豐富的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且其中有大部分商品就地銷售，挖掘了國內巨大的消費市場。因此，從長遠的角度看，我國應加大對技術引進的消化吸收力度，加大科研投入，增加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積極探索從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的途徑，避免陷入“比較優勢陷阱”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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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朱允：《中泰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實證研究》，《農業經濟問題》2005年第7期。

[13]陸文聰、海燕：《中國與歐盟農產品產業內貿易實證分析》，《國際貿易問題》2005年第12期。

篇（10）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1-0182-03

一、 研究背景

1.全球氣候變化與溫室氣體排放。自從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分工有了新的形態，社會生產力也開始狂飆突進式地發展，與此同時，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也前所未有地擴大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成為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1]。統計學意義上的氣候變化是指氣候平均值和氣候離差值出現了顯著變化，如平均氣溫、平均降水量、最高氣溫、最低氣溫，以及極端天氣事件等的變化。《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將 “氣候變化”定義為：“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觀察，在自然氣候變化之外由人類活動直接或間接地改變全球大氣組成所導致的氣候改變。”這個定義旨在將因人類活動而改變大氣組成的“氣候變化”與歸因于自然原因的“氣候變率”區分開來，本文所涉及“氣候變化”的含義都依據此定義。

在全球變暖的大背景下，中國的氣候也發生了明顯變化。近百年來，中國年平均氣溫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溫平均值，年均降水量變化趨勢雖然不顯著，但區域降水變化波動較大；近五十年來，中國主要極端天氣與氣候事件的頻率和強度出現了明顯變化，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山地冰川快速退縮，并有加速趨勢[2]。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2007）指出，近五十年的全球氣候變暖主要是由人類活動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的增溫效應造成的。自從1750年以來，人類活動導致全球大氣中CO2及CH4氮氧化物濃度顯著增加，目前已經遠超過了工業革命之前的值。全球濃度從工業革命前的280ppm上升到了2005年的379ppm。溫室氣體，是指大氣中那些吸收和重新放出紅外輻射的自然和人為的氣態成分，《京都議定書》明確針對六種溫室氣體進行削減，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6）。其中以后三類氣體造成溫室效應的能力最強，但對全球升溫的貢獻百分比來說，二氧化碳由于含量較多，所占的比例也最大，約為55%。在現行的國際碳排放交易活動中，交易的對象也都是CO2，因此本文所說之溫室氣體即指CO2而言。

針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嚴峻形勢，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于1992年達成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1994年正式生效。為完成《公約》的目標，1997年簽訂了《京都議定書》，其中規定工業化國家確保二氧化碳、甲烷等六種受控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個承諾期內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減少5.2％，2001年的COP7上通過了《馬拉喀什協議》，為《議定書》的執行制定了細則，鋪平了道路，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

《京都議定書》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國際法的形式對污染物排放量做出定量限制。也是繼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第三個影響世界發展格局的國際新規則。為了幫助發達國家各締約方減輕其承擔的減排義務負擔，在《京都議定書》別規定了三種減排機制以確保減排目標的實現，其中包括：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聯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和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 [3]。這些機制的共同指向在于通過按照規定程序核證的減排單位可以在國際市場上進行交易，即構建國際上有效的碳交易形式。

2.理論與實踐。各國的工業和經濟活動在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外部性，就是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而國際碳排放交易旨在建立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制度安排，在確定總的環境容量和各經濟體排放限額的前提下，各排放單位之間可以通過貨幣的方式互相調劑排放量，從而達到減少排放的目的。它對企業的激勵在于，超量減排的企業可以在市場上出售他的排放權剩余，以獲得保護環境的經濟補償，而增加排放的企業必須付出經濟代價。通過市場交易的機制使CO2這種無色無味的氣體資本化。

1960年，英裔美國經濟學家科斯[Coase，Ronald （Harry）]提出排污權交易理論概論；美國經濟學家戴爾斯（Dales）于1968年首次提出排污權交易制度安排[4]。并于20世紀70年代首先被美國環境保護局（EPA）用于大氣污染源及河流污染管理，而后德國、澳大利亞、英國等國相繼進行了排污權交易的實踐。2000年以來，中國在部分兩控區省市也開展了排污權交易試點，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8年，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紛紛成立。2009年8月16日，昆明環境能源交易所掛牌成立。

溫室氣體的排放本身是一個環境問題，但排放交易機制確實一種經濟安排，而排放限額的設定又涉及國際政治格局博弈，因而需要跨學科的綜合視野。同時，國際排放貿易區別于傳統的國際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成為一種新型的國際貿易形態，因而引起經濟學者的極大興趣，以這一課題為主體的環境經濟學也于近年來成為經濟學研究最為活躍的領域。本文即從經濟學的視角出發，對經濟學家針對CO2排放交易這一新貿易形態所作出的經濟學解釋作一系統梳理。

二、目前的理論研究現狀

（一）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資源稀缺和有效配置是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因而用邊際效用理論和一般均衡理論解決了這一問題，即在自由市場機制下，可以自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新古典主義在解釋全球氣候變暖的碳排放交易問題上遇到了困難（沈小波，2008）[5]。其一，新古典經濟學假設市場是完備的和信息是完全的，而在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這兩個假設都不存在，各國的環境容量與減排能力等相關信息并不是完全的，目前也并無完備的市場機制來安排這一交易活動，更為重要的是，當我們考察排放對環境造成的污染時，遇到的是跨期選擇下的不確定性問題。其二，新古典主義認為市場上交易的都是私有物品，而非公共物品，但CO2這種氣體本身即具有典型的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其三，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不存在外部性，而溫室氣體排放本身卻是全球最大的市場失靈，一國生產的發展帶來的是全球溫度的升高。基于以上原因，新古典經濟學在解釋國際碳排放貿易的形成機制時遇到了很大的困難。而這一全新的交易領域的魅力又的確吸引著眾多經濟學家的注意力，因而，不同的經濟學從不同的視角出發，企圖對此作出新的解釋。

（二）外部性理論和公地悲劇

1.庇古稅。從經濟學的視角看，溫室氣體的排放問題是一個外部性的問題。在經濟中，每一個經濟行為人都關注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帶來了全球氣候變暖這個外部效應，當外部性出現時，市場機制不一定會是帕累托有效率的[6]。Sandler和Hartley（2001）認為，此時一個國家的行為使其他國家獲利或受損，且無法通過市場來進行彌補[7]。福利經濟學認為，當私人成本小于經濟活動所造成的社會成本時，政府應該發揮作用，以使外部不經濟內部化。美國經濟學家庇古（Pigou，Arthur Cecil，1877―1959）提出應通過稅收或者補貼的辦法將外部性內部化，這就是著名的庇古稅（Pigouivaintax）。庇古稅屬于直接環境稅，它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來確定納稅義務，因而是一種從量稅，單位稅額的確定按照一項經濟活動的邊際社會成本與邊際收益的均衡點來決定。其實質是，通過政府的作用來矯正私人成本，以使其等于社會成本。庇古稅實施的難點在于怎樣準確計量溫室氣體的排放，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溫室氣體不僅是一種厭惡品，而且是一種公共厭惡品，換言之，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并非是外部性的一個簡單推廣，因為溫室氣體的排放所造成的影響已經超越了國境，而不再局限于那些產生這些問題的國家。還有，外部性理論的討論目前只是集中于消費的外部性，而沒有涉及生產的外部性。

2.公地悲劇。科斯（Ronald Coase）[8]認為，如果產權得到明確界定的話，外部性就不會帶來什么問題。但如果產權界定不明確的話，經濟相互作用的結果將毫無疑問是無效率的。在產權明確界定的前提下，通過各種機制給人們提供談判的機會，那么人們就可以交換他們產生的外部性，前提是交易成本為零。因而在科斯看來，真正的問題不是如何阻止污染，而是對公共厭惡品產權的界定。

在科斯條件下，政府是沒有必要對市場失靈進行干預的。科斯定理強調明晰的、可實施的產權對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設想一下，在一個法律不健全、腐敗盛行、偷盜成風的國度，當有人隨時可能以非法方式搶劫屬于他人的合法財產時，誰還會愿意進行投資并付出勞動努力呢?因此，得到法律保護的明晰產權，是保證資源被用于最有價值的用途，進而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制度基礎。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排放權是一種特殊的財產權，因而從產權理論的角度來看，氣候問題之所以會產生，原因是排放的產權沒有得到明確界定，或者雖然有明確規定但無法有效實施。

大氣是一種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PublicGoods，簡稱“GPG”），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無法進行轉讓。結果是各經濟體必然大肆排放。

3.排放權交易。假定當前環境資源的配置是帕累托無效率的，現在存在著某種帕累托改進的方法，此時所有成員都應該能夠接受這種改進，更重要的是，更好結果的出現與誰擁有排放的權利沒有關系。如果A國有權利排放溫室氣體，但B國愿意向其支付的金額比A國減少排放的成本更高，那么A國會削減污染，全球的福利都改善了。反過來，如果B國擁有享受清潔空氣的權利，而A國愿意向其支付，以換取有權利排放一定量的CO2，只要這種支付在邊際上超過了A國排放對B國造成的損失，那么B國會允許A國排放，全球的福利也同樣改善了。所以不論誰擁有排放的產權，他們都會討價還價，直到在某一點上，額外排放對排放者的邊際收益正好補償了對被受害者的邊際損害。

基于科斯定理的上述證明，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戴爾斯（Dales）首先提出“排放權交易”的設想。這一設想試圖從生產的外部效應的角度來解決排放的問題，但這種機制實現排放總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條件是各廠商之間控制排放的邊際成本必須相等。但所有廠商的排放成本信息是很難得到的。因而政府很難估計出各廠商適合的排放限額。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科斯定理要成立，交易成本必須為零，而在現行京都體系之下，各交易方都面臨著巨大的時間成本與談判成本。

另外的問題是，由于前面論述過，溫室氣體的排放是一種全球的公共物品，因而在所有國家都加入《京都議定書》體系之前，就很難避免“搭便車”的行為發生。“搭便車”的行為阻礙了防止氣候變化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如果這種行為得不到有效矯正，那么就很難在全球變暖問題上達成任何實質性的結果，這也是對《京都議定書》達成后的后續減排目標談判如此艱難的一個經濟學解釋。在此方面，西方經濟學者Maler（1990）、 Cline（1992）、Carraro和Siniscalco（1993）以及Barrett（1994）相繼從博弈論的角度對此給出了解釋，其中Barrett（2008）還提出一種“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的方法，這種方法只需要少數幾個甚至單個國家就可進行，避免了“搭便車”的問題，但關于技術的管轄權仍需妥善解決[9]。

三、結論

國際碳排放貿易，是一種新的貿易形式，對于其產生的經濟學解釋，目前國內外有許多研究。綜合起來看，這些研究著眼的大多集中于對貿易形式本身的解釋，且關注點多在需求側。從目前現有的資料看來，還沒有從供給觀點出發來解釋這一現象的。CO2的排放本身源于生產環節，其與供給活動息息相關。因而從供給側對其發生機理作出恰當的經濟學解釋，并由此提出一種系統的分析框架，或許將開啟這一領域新的研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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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跨境結算推出的背景

 

實體經濟對人民幣結算具有較強的現實需求。長期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大都采用主要的國際貨幣進行結算。在與美、歐等主要貿易伙伴以外的國家和地區進行的貨物貿易中,超過90%的結算采用第三方貨幣。兩國的銀行必須通過第三方商業銀行才能實現貨款的最終清算。一筆貿易款項可能涉及進(出)口方、進(出)口開戶行、進(出)口方的外幣清算行等多家機構的多個環節才能完成。過多的環節使資金流轉速度、到賬速度放慢,且每個環節都需承擔一定的費用,大大增加了企業的經營成本。金融危機后很多國家流動性緊張,在這種背景下,我國企業和貿易伙伴國企業普遍希望使用人民幣進行計價和結算規避風險。 

對境外企業來講,其在進行結算幣種時一般有兩個判斷標準:一是結算的貨幣要有最廣泛的可接觸性;二是幣值要穩定,甚至有升值空間。 

在當前國際主流結算貨幣匯率波動幅度加大的情況下,允許我國企業以匯率相對穩定的人民幣進行跨境貿易結算,不僅有利于企業規避匯率風險,也有利于貿易雙方鎖定交易成本,降低因采用第三方貨幣結算而帶來的二次匯兌成本,從而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促進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貿易發展。 

我國綜合實力的提升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本幣結算中人民幣能否被市場選擇作為結算貨幣,是由經濟實力、幣值穩定程度等多種因素決定的,歸根到底是市場選擇的結果。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量的不斷攀升以及全球貿易比重的不斷增加,為外貿企業利用人民幣進行貿易投資提供了較大的空間,我國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為人民幣區域化后成為國際結算貨幣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人民幣支付環境的改善為人民幣跨境結算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近年來,人民幣支付結算環境不斷改善,金融體系結算效率不斷提高,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1996年12月以來,我國認真履行人民幣經常帳戶可兌換的承諾。這次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制度安排也遵循了人民幣經常帳戶可兌換的原則,并體現了本幣結算的便利性安排,例如人民幣貿易結算不再納入外匯核銷的管理;結算中產生的人民幣負債只需外債登記,不納入外債管理。中國人民銀行將主要通過監督商業銀行切實履行貿易真實性審核責任,建設人民幣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統,與有關部門建立必要的信息共享和管理機制,共同防控試點中的風險。 

 

人民幣跨境結算的意義 

 

(一)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邁出重要一步 

此次金融危機讓我國意識到,要擺脫當前各種不利狀況的影響,充分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必須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而人民幣跨境結算試點業務的適時啟動,不僅使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得以加快,也使我國在國際貨幣和金融事務中的地位得以提高。 

一國貨幣的國際化程度,從根本上取決于該國的經濟金融實力和地位。現在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外匯儲備大國,這些都為人民幣在未來進一步國際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但是,由于美元強大的規模效應,且其已經形成了市場的自發選擇,在短期內對于美元體制的改革將會非常困難。較為現實可行的做法應該是推進本幣國際化與加強區域貨幣金融合作,而有意愿且有能力推進這種變革的,無疑是東亞地區。 

采用跨境人民幣結算無疑是人民幣邁向國際儲備貨幣的漫長過程中的第一步,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長期目標的一部分。人民幣國際化可分為三個階段。目前人民幣在周邊以“硬通貨”的形式出現,實現了準周邊化,第一步可以和香港、臺灣地區及新加坡一起,形成一個大中華貨幣區;第二步建立東南亞貨幣區,東盟十國和中日韓三國;第三步擴大至整個亞洲,構建亞洲區域經濟體和貨幣區。即將人民幣從準周邊化發展為正式周邊化,進而發展為正式區域化及準國際化,最終真正實現國際化。而其貨幣職能的三個階段為,一是鼓勵外資和金融交易用人民幣報價和結算;二是通過股票、債券和資本帳戶交易強化人民幣的國際投資貨幣功能;最后在外貿和金融交易對人民幣達到某一臨界量之后將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 

以內地與香港地區的貿易結算為例,如果全部轉換為人民幣結算,現在的總貿易額約為1730多億美元,占國內年度貿易總額的7%左右。事實上,國內進出口總額的53.3%是與亞洲國家進行往來,并占東盟全部對外貿易總額的10%以上。2008年,我國在貿易項目下,即向亞洲國家進口7000億美元,約4.8萬億人民幣,理論上(如果全部以人民幣對外支付)相當于僅在貿易項目下即可向亞洲國家輸出人民幣4.8萬億元。因此,構建人民幣跨境結算體系,對于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第一步——產生“亞洲人民幣”意義重大。在中國經濟金融保持現有穩定增長發展勢頭的前提下,人民幣在未來5-10年的時間內,會上升到除了美元和歐元之外,與英鎊、日元同等地位的第三大貿易結算貨幣。 

(二)對進出口企業的意義 

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實施對進出口企業而言,一是在國際結算貨幣上多了一個選擇,增加了企業結算的靈活度;二是能有效地降低企業的國際結算成本,這主要表現在節省了用外幣收付款而引起的匯兌成本,同時也節省了外匯衍生品交易的有關費用;三是直接用人民幣收付,避免了匯率風險。雖然境內企業使用人民幣結算也可能遇到匯率損失的問題,但進出口企業與投資機構的經營理念不同,進出口企業無需從匯率變動中獲取差價和收益,在收款和付款都為同一種貨幣時,就能夠在從事進出口貿易中鎖定匯率風險,使企業平穩運行,改變以往企業出口越多匯率風險越大的狀況;四是可以進一步加快結算速度,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另外,出口企業使用人民幣結算的出口貿易,其收匯資金可以存放境外且只需備案,無須審批,不影響進出口企業貨物通關速度,按照有關規定還可以享受出口貨物退(免)稅政策,企業在辦理以人民幣結算的跨境貿易出口貨物退(免)稅時也不需要提供出口收匯核銷單。

(三)對商業銀行的意義

跨境人民幣結算是在國際結算領域的重要創新和探索。從準入角度而言,從事人民幣貿易結算只是將國際結算業務的幣種進行調換,并不需要用類似資本金、資產質量等硬性指標限制銀行;從技術角度而言,人民幣貿易結算主要是實現銀行間的帳戶對接,清算等,相當于通過境外行或港澳行作為中介,延伸了央行人民幣支付清算系統覆蓋的區域半徑。而且,在人民幣跨境結算試點之后,跨境貿易的清算行

范圍大大拓展了。在此之前,僅有中銀(香港)和中銀(澳門)擁有與央行大額支付的清算功能,而試點之后,幾乎所有具有國際結算能力的境內銀行都可以成為境內人民幣貿易的清算和結算行。可以肯定,跨境人民幣結算在銀行現有的國際結算體制下,將為境內銀行拓展國際業務開辟新的空間,增加新的業務,同時也帶來大量中間業務收入的產生,而且當人民幣在境外產生一定的沉淀資金后,勢必會對銀行其他的理財服務產生需求。

對商業銀行而言,在近年來人民幣不斷升值的情況下,一直都在承擔著資金上的巨大損失。如果開展人民幣結算業務,可以減少銀行外匯頭寸儲備,也就相應地減少了人民幣升值的損失。

另外,銀行可能因為這項業務獲得更多的客戶資源。外資銀行由于擁有網絡和頭寸優勢,以前一些大型進出口企業更趨向于在外資銀行辦理業務。而采用人民幣結算后,這種優勢將轉向中資銀行,尤其是能為境外企業提供人民幣融資的中資銀行的海外分支機構將擁有絕對優勢。

推行人民幣跨境結算面臨的問題

目前,人民幣跨境結算的進展較慢,其中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作為一個全新的業務,相關的管理部門、企業和銀行都需要一段時間進行學習和磨合;二是因為試點企業地域相對有限,從某種意義上也限制了試點規模;三是一些配套制度和政策仍在制定中,在企業和銀行的具體操作上有一定困難。

從人民幣本身來看,一是美元作為傳統貨幣有著巨大的優勢,路徑依賴使得企業很難放棄原有結算方式;二是人民幣長期升值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海外進口商采用人民幣結算的意愿;三是人民幣作為非自由兌換貨幣,國際化程度不足,資本賬戶的管制又使得境外人民幣持有者缺乏有效的投資渠道,流出渠道及規模均受到制約,降低了人民幣的吸引力,而我國一些主要貿易伙伴也在近年來力推本幣國際化,對于人民幣結算積極性不高。

雖然有種種問題,但相信隨著試點地區的擴大,隨著中國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改革,特別是人民幣跨境結算的配套制度和政策正在制定和推出中,該項具有重大意義的業務一定會迎來新的發展。

參考文獻:

1.胡婧薇,史進峰.首日人民幣跨境結算上海寫實[n].21世紀經濟報道,2009.7

2.劉昕.匯改四年[n].國際商報,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