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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貿易統計數據的優勢

傳統的貿易統計數據主要適用于從產品的生產到出口的整個產品價值鏈都處于一國內部的貿易統計，并不適合用于由生產分工全球化而導致的新的貿易統計。對比新的貿易統計數據，傳統貿易統計數據在衡量諸如行業競爭力、比較優勢、貿易保護、匯率、經濟周期等方面都存在明顯的不足。基于產品附加值的新貿易統計數據不僅有助于更加全面、準確地統計全球貿易量，而且至少將從以下七個方面有助于改善人們對全球貿易相關問題的理解。(一)新貿易統計數據可以更好地追蹤發展中國家進口中間產品和半成品的來源，也可以揭示工業國家再進口的產品種類為了更好地統計各國在產品生產中的附加值，新貿易統計數據必然要追蹤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并將不同的生產環節分解到各個從事產品不同階段生產的國家。這就使得新貿易統計數據能夠準確統計各國進口中間產品的來源地及各國在產品生產中的作用，從而有助于追蹤發展中國家進口中間產品和半成品的來源以及各國再進口的產品種類。(二)新貿易統計數據有助于重新審視全球貿易的不平衡情況由于在新的全球生產分工體系下，一國只專注于產品的某一特定生產環節，因此，衡量一國在全球貿易中的貢獻不應以出口產品的最后總價值來判斷，而應以該國所從事的特定生產環節的價值來判斷，即以該國在出口產品中的附加值來判斷。傳統貿易統計數據將出口產品的價值都歸于最后生產該產品的國家，這無疑會夸大最后從事產品組裝環節的國家在產品整個生產環節中的作用，從而無法反映全球貿易不平衡的真實情況。［1］與之相比，新貿易統計數據由于能夠較好地確定每個國家在產品各生產環節中的地位和產品生產中的附加值，因此也就可以更好地衡量全球貿易的真實情況。以美國在蘋果手機(iPhone)上的貿易為例。米魯多(Miroudot，2011)調查了2009年美國在iPhone上的貿易平衡情況。從表1數據可知，如果按照傳統的貿易統計數據，美國2009年在iPhone產品上從中國進口了約19.01億美元的產品;相應的，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表現為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增加了19.01億美元。可如果按照基于產品附加值的新貿易統計方式來計算，美國進口的19.01億美元的iPhone產品中，中國生產的附加值只有7350萬美元，僅相當于傳統貿易統計方式的3.87%。美國貿易逆差的其余部分其實來自于日本、韓國、德國等中間產品生產國。由此可見，在傳統貿易統計數據中，中國在iPhone產品上對美國的貿易逆差被嚴重夸大了。(三)新貿易統計數據有助于更好地解決各國在市場準入和貿易政策上的爭論新貿易統計數據在解決各國在市場準入和貿易政策方面的爭論上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對市場準入和貿易政策的很多爭論均來自于對貿易不平衡問題的不同看法，而新貿易統計數據可以更準確地衡量世界貿易不平衡的真實情況，因此，新貿易統計數據必然有助于減少各國對市場準入和貿易政策的爭論。第二，基于全球生產體系的新生產方式使貿易競爭力不再存在于國家之間，而是存在于企業之間，存在于生產的不同環節之間，因此，在WTO基于產品附加值的新貿易統計數據下，傳統的對于最優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理解也會發生變化。以最優關稅為例，傳統貿易理論認為，最優關稅應當是逐級增加的。而在新的全球生產體系下，一國的最優關稅應當變得很小，而且不應再是逐級增加的。可見，如果依據傳統的貿易統計方式統計的數據，針對上述問題制定相應的貿易政策，無疑將導致錯誤的結論。與之相比，新貿易統計數據由于其對貿易量的統計是依據產品各生產環節的附加值而非最終產品的價值，因此，在處理上述問題時，其所提供的數據無疑更具說服力，也更有利于一國貿易政策的正確制定。(四)新貿易統計數據有助于更清楚地認識宏觀經濟沖擊對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影響在新的全球生產體系下，產品的生產價值鏈由一國延長到世界其他國家，所以對產品價值鏈中的任何國家經濟的沖擊也將通過價值鏈傳導到其他國家，從而對世界經濟造成更大的影響。以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為例，美國最終消費的銳減直接導致處于產品最終組裝環節的中國出口的下降，而中國出口的下降又影響到其對中間產品的進口，從而對處于產品價值鏈中上游的日本、韓國等國家的經濟產生影響。［2］可見，傳統的貿易統計數據由于只關注最終產品的生產，所以在新的經濟環境下，無法準確認識宏觀經濟沖擊對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影響。與之相比，由于新貿易統計數據是以一國在出口產品中的附加值為基礎的，從而更有可能準確判斷經濟沖擊對產品價值鏈上各國的影響。(五)新貿易統計數據有助于重新審視貿易和就業的關系新貿易統計數據可以更精確地告訴我們就業崗位在生產環節的哪部分從事產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WTO的一項以歐盟制鞋業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表明，依據傳統貿易統計數據的發現認為，中國對歐盟的皮鞋出口導致了歐洲制鞋業工作崗位的消失;但是通過根據新貿易統計方式所計算出的數據則清楚地表明，歐洲制鞋業所喪失的只是皮鞋的加工制作這一部分工作崗位，皮鞋的設計、研發、市場營銷等生產環節上的工作崗位仍然存在于歐洲，并且歐洲的制鞋企業由于降低了生產成本而變得更具競爭力。［3］(六)新貿易統計數據有助于重新審視貿易對環境的影響OECD的研究表明，重新分配生產活動的各個環節，會對一國的碳排放情況產生顯著影響。在傳統貿易統計數據下，出口產品的碳含量全部被歸于最終生產該產品的國家。而新的貿易統計數據由于其所具有按產品附加值統計貿易的特點，則可以將產品中的碳含量分解到各生產環節，從而可以更準確地計算各國在產品生產全過程中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可見，新貿易統計數據有助于重新審視貿易對各國環境的影響。(七)新貿易統計數據有助于重新評估一國的貿易競爭力這里仍以美國iPhone產品為例分析。如果根據傳統的貿易統計數據，中國在iPhone上的出口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和貿易競爭力。但是，如果以新貿易統計數據來衡量則可以發現，中國在iPhone生產上的比較優勢和貿易競爭力事實上僅僅局限于產品組裝這一生產環節上，而iPhone生產的中上游環節的比較優勢和貿易競爭力仍然掌握在美國、日本、韓國、德國等發達國家手中。

新貿易統計數據對我國的影響

(一)新貿易統計數據可以更好地衡量我國的出口競爭力及其在全球生產分工中的地位，進而有助于提出更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在新的全球生產體系下，各國的競爭力主要存在于產品的不同生產環節上，而非存在于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中。基于傳統貿易統計數據計算出來的競爭力水平，針對的只是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因此，這種利用傳統貿易統計數據計算出來的結果將明顯夸大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以及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洛迪克(D.Rodrik，2011)依據傳統貿易統計數據的研究就認為，中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相當于比中國人均GDP高3～6倍的國家的生產水平。［4］可見，如果我國以此為依據來制定指導未來經濟發展的政策，無疑會帶來很多問題。與之相比，由于新貿易統計數據是以各國在產品生產過程中的附加值為基礎的，因此，基于新貿易統計數據計算出來的結果更能準確反映我國出口的競爭力，以及我國在全球生產分工中的地位。如，新貿易統計數據清楚地表明，我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主要存在于產品的組裝環節，主要從事的仍舊是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工序，仍然處于全球生產價值鏈的低端。我們便可以依據這一結論，提出更符合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實際情況的對策建議。(二)新貿易統計數據可以更準確地衡量我國的對外貿易不平衡狀況隨著世界生產分工體系的逐漸形成，我國在世界分工中的作用仍停留在以產品組裝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上，但在傳統的貿易統計方式下，產品出口的全部價值卻全部記在中國，從而導致雖然中國對美、歐存在巨額貿易順差，但中國能夠獲得的實際收益卻很小。與之相比，新貿易統計數據是基于各國在產品中的附加值統計的，因此，勢必可以更準確地衡量中國外貿不平衡的狀況。從相關的研究成果來看，WTO和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的研究都表明，按照傳統貿易統計數據，2008年中美貿易順差為2850億美元;但如果按照新貿易統計數據來計算，那么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只有1640億美元，僅占傳統貿易統計數據的69%。［5］詹森和諾格拉(Johnson，Noguera，2010)的研究也表明，如果依據以一國產品附加值為基礎的新貿易統計數據來計算中美雙邊貿易，則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程度相比傳統貿易統計數據將下降30%～40%。(三)新貿易統計數據可以有效降低我國與其他國家間的貿易摩擦我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同發達國家間的貿易摩擦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其他國家認為與我國之間的對外貿易，不但造成其本國的貿易不平衡，而且導致本國就業崗位的大量流失。然而，如前所述，由于新貿易統計方式可以更準確地計算各國在貿易中的收益和成本，有助于重新審視貿易和就業的關系，重新審視貿易對環境的影響，因此，可以真實反映各國與我國之間的貿易關系，從而有效降低我國與其他國家在貿易問題上的分歧，減少不必要的貿易摩擦。四、結論本文通過對WTO基于各國出口產品附加值的新貿易統計數據出臺的背景、優勢及對我國可能產生的影響的分析，認為與傳統的貿易統計數據相比，基于各國出口產品附加值的新貿易統計數據可以在追蹤發展中國家進口中間產品和半成品的來源、審視全球貿易的不平衡情況、解決各國在市場準入和貿易政策上的爭論、認識宏觀經濟沖擊對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影響、重新審視貿易和就業的關系、重新認識貿易對環境的影響、真實評估一國的貿易競爭力等七個方面存在明顯的優勢。新貿易統計數據對我國可能產生的影響則主要體現在能夠更好地衡量我國出口的競爭力及其在全球生產分工中的地位、更準確地衡量我國外貿不平衡的狀況以及有效降低我國與其他國家間的貿易摩擦。因此，我國應當積極回應WTO在貿易統計數據方面的革新，適時調整我國相關的外貿數據統計方式，以更好地適應世界貿易發展的新變化。

作者：蔣庚華 郭沛 劉舒野 單位：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 東北師范大學經濟學院 中國人民銀行長春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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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肺炎疫情帶來短暫的逆全球化現象及原因

肺炎疫情沖擊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是國際貿易的萎縮。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數據，2020年前三個季度的世界商品貿易量目前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2％。國際服務貿易也受到肺炎疫情的重創，世貿組織估計表明，在疫情流行期間服務貿易量下降了約27％，其中與旅行和運輸相關的部門受到的打擊最為嚴重。經濟全球化也帶來了經濟風險全球化，國際貿易的低迷對于長期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國家來說成為對其經濟的致命性打擊，作為經濟全球化組成環節的各國經濟的衰退進而加劇了國際貿易體系的蕭條，這種正反饋機制構成世界經濟形勢的惡性循環，各國對外貿易普遍呈現明顯的收縮態勢。為了避免外部因素對本國經濟的牽制，更多的國家開始注重產業回流和國內循環，這無疑人為地加劇了疫情期間的逆全球化趨勢。1．1肺炎疫情沖擊全球供應鏈體系。國際分工是世界市場形成的基礎，國際合作形成的全球供應鏈是維持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環節，肺炎疫情對于全球產業鏈的沖擊無疑對經濟全球化造成了巨大的威脅。首先，在肺炎疫情影響下，各國采取的社交隔離政策，造成勞動力數量大幅減少，生產規模急劇下降，很多企業甚至停工停產，導致產品現象嚴重短缺，沉重打擊了開展國際貿易的基礎。其次，部分國家為防控疫情的境外輸入，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禁止部分國家和地區的人員和貨物入境，切斷了國際貿易的運輸環節，給全球供應鏈帶來打擊。再次，肺炎疫情給各國帶來的經濟危機使得各國購買力下降，消費市場萎縮，導致了跨境貿易活動風險提升，全球供應鏈的斷點增加。最后，在疫情形勢有所好轉的情況下，世界范圍內經濟發展有所恢復，全球供應鏈仍面臨著各國復工復產不同步而帶來的挑戰。綜上所述，肺炎疫情導致全球供應鏈的脫節和斷裂，是逆全球化現象凸顯的關鍵原因之一。1．2肺炎疫情加劇產業回流趨勢。各國的產業回流主要體現在制造業回流。制造業水平直接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制造業可以為各國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制造業產品的供應充足是社會正常運轉的關鍵。完善和提升本國的制造業體系有助于減少對于其它國家的過度依賴，降低全球經濟危機對本國經濟的打擊程度，亦有助于應對類似于肺炎疫情這樣的突發性公共危機，提高國家經濟發展的有保障程度。然而，經濟全球化表現為各個國家高效分工，因此大部分發達國家在適應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形成了產業空心化現象。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以美國為代表的眾多發達國家開始反思本國的產業結構，并提出了一系列復蘇和振興制造業的計劃。此次肺炎疫情又一次驗證了制造業在緊急突況下對于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在國際貿易嚴重受阻的情況下，本國制造業能夠為防控肺炎疫情提供物質保障，穩定民心，進而能夠決定應急管理措施的落實程度。因此肺炎疫情的肆虐使得世界范圍內又一次興起了制造業回流的熱潮。各國的制造業回流勢必會對全球產業結構帶來新調整。首先，各國均發展本國制造業，會導致制造業產品的國際貿易規模縮小。其次，發達國家作為制造業的產業輸入國，輔之以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會削弱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優勢，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利益進一步減少，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維系。最后，國際投資是產業轉移的重要載體，制造業回流會使發達國家對外相對投資減少，對內投資增加，國際投資格局發生變化。這樣就與經濟全球化資本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和配置的初衷相悖，出現了短暫的逆全球化現象。1．3肺炎疫情背景下，部分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源于英國重商主義主張國家干預對外貿易的政策思想，是一種為了保護本國商品和服務免受國外競爭壓力而對進口產品設定高關稅、限定進口配額或其它減少進口額的經濟政策。在肺炎疫情給經濟帶來沉重打擊的情況下，部分國家以維護本國經濟安全為由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單從貿易保護措施的實施數量來看，2020年1－10月全球實施的貿易阻礙措施956起，已經超過了2019年全年的實施數量并上升了18．17％。在2020年一年，進口限制措施的貿易額為4409億美元。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擴張并不是完全由此次疫情決定的，更準確的說法是此次肺炎疫情給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借口”。經濟全球化給各國本土產業帶來的強有力的競爭為各國完善產業結構和促進本土企業的發展帶來了障礙，因此各國采取貿易保護政策的想法由來已久，在此次疫情形成的契機下，更大規模的貿易保護政策便順理成章地被更多的國家所采納。部分國家疫情期間采取的設立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等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無疑會對世界市場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使國際貿易的區域性特點逐漸突出，催生短期去全球化現象的發生。1．4肺炎疫情的突發性導致。WTO的功能未能充分發揮世界貿易組織作為當代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之一，對于經濟全球化的維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面對向肺炎疫情這樣全球性突發公共危機的挑戰下，WTO被寄予維持國際貿易相對穩定、規范國際貿易行為、解決貿易爭端的希望。盡管WTO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維護國際貿易秩序，但是WTO的應有的協調和規制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發揮。自從2019年12月開始，WTO上訴機構停擺，導致WTO無法在肺炎疫情期間高效解決國家間貿易糾紛，不能充分發揮其定分止爭的作用。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經濟規則制度的趨同或認同過程，WTO解決爭端能力的削弱，使得進行國際貿易的法律風險提升，減損了國際貿易參與各國的信賴利益，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給多邊貿易體制帶來了危機。WTO的權威性在此次肺炎疫情期間遭受了挑戰。部分成員國采取禁止或限制口罩、防護裝備等物品出口的政策并未按照規定向WTO通報。疫情期間，越來越多的國家設置壁壘，實施貿易保護政策。大量這些貿易、投資限制措施可能會與WTO基本原則和具體規則相違背。

2國際貿易的復蘇

根據世貿組織在2020年12月18日發表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商品貿易量與上一季度相比增長了11．6％。世界銀行預計2021年全球經濟預計增長4％。國際貿易的復蘇反映了經濟全球化的走向。在短期內，各國還無法脫離世界市場而獨善其身。疫情期間，國際貿易有助于各國結合本國疫情形勢，充分發揮比較優勢，高效利用人力物力渡過肺炎帶來的物質資料短缺的難關。由于各國疫情形勢的不同步性，將會出現世界范圍內供需情況的不平衡。復工復產較早的國家生產出較為充足的產品，在保障本國市場的需求情況下，各企業急需通過世界市場獲取利潤來彌補疫情期間的虧損。疫情形勢較為嚴峻、仍未完全復工復產的國家物資儲備不足，需求量大，可以通過世界市場采購需要的商品。國際貿易的復蘇允許資源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較高效配置，一定限度內為供需匹配提供了條件，突顯了人類合作共贏的力量，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契合。因此，在世界疫情防控形勢有所好轉的情況下，各國開始有秩序地恢復對外貿易，國際貿易出現明顯好轉，這也是后疫情時代經濟全球化恢復的先兆，表明肺炎疫情所造成的逆全球化現象是短暫的，并未遏制經濟全球化的潛力，也不能掩飾經濟全球化給各國發展帶來的利益。

3經濟全球化的科學性注定其是世界經濟發展大勢

隨著肺炎疫苗的接種使用，我們可以合理預測疫情將會在不遠的將來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我們不應只把視角停留在疫情所帶來的短期逆全球化現象上，而是用更長遠的眼光來判斷后疫情時代世界經濟的走向，以便更好地制定符合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政策。經濟全球化的產生和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理論的論證支撐和實踐的檢驗證明作為依據。經濟全球化目前仍是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最好合作途徑，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和潮流。疫情所帶來的短暫的逆全球化現象，只是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的減速帶，促使世界各國反思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弊，探索更為合理高效的世界經濟合作模式，完善本國經濟體制以更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浪潮，趨利避害，爭取在世界各國合作共贏的前提下尋求本國利益最大化。大衛?李嘉圖認為要素稟賦的相對差異使各國在國際貿易中具有的比較優勢，是進行國際貿易的基石。盡管其比較優勢理論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經過不斷發展，此理論確實為我們論證經濟全球化的優勢提供了依據。資本的空間化原理決定著經濟全球化的必然性。資本具有趨利性，資本的目的就是獲得最大化的利潤，因此資本具有擴張性特征，在世界市場已經形成的條件下，資本會自發地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大增殖機會，進而促進了資本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和高效配置。這種擴張性趨勢是由資本的根本目的決定的，因此是不可逆的，這就意味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在長期看來也是不可逆的。短暫的公共危機會使對外投資的風險增大、利潤減少，但是世界長期的較為穩定局面仍然為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流動提供了保障，而利益又為這種流動性的維系提供根本動力。科學技術發展的日新月異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交通運輸的發達減少了國際貿易的運輸成本，不同國家之間交流的便利使得必要的貿易規則得到更大范圍內的普遍認同，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催生了新的貿易方式和種類。互利共贏觀念深入人心使得各國具備參與世界市場交換的強大驅動力。幾乎沒有任何國家的發展可以與世界市場完全脫鉤。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正和博弈是各國的理性選擇，在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熟運轉多年，各國已經從世界市場獲得利益和發展契機后，再使各國沿著自給自足、單打獨斗、孤立發展的趨勢運行是不現實的。歷史的步伐永遠是向前邁進的，否定之否定原理告訴我們，短暫的逆全球化現象只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一個環節。在理性判斷經濟全球化利大于弊的前提下，因噎廢食絕不是最佳選擇。世界各國在面對經濟全球化這把雙刃劍時，正確的態度是以聯系和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堅持合作共贏，趨利避害，不斷提升本國實力，使本國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一個更加主動的位置，而非消極對待經濟全球化，過分放大其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企圖通過設置貿易壁壘來發展本國經濟。

4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不能否認肺炎疫情減緩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速度，助長了逆全球化的因素。但是，我們應當從長遠的眼光認識到經濟全球化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潮流。基于肺炎疫情背景下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環境，中國也采取了積極的措施，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我們充分發掘國內市場的潛力，減少全球性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保障我國經濟穩妥有序發展；同時積極參與國際市場，利用經濟全球化為我們帶來的有利因素，提升發展水平和發展效率，順應發展趨勢，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兩個循環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共同助力我國在新的經濟全球化語境下的發展，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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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熊愛宗．制造業回流：全球產業轉移的新動向［N］．中國財經報，2013，（8）．

［4］賈利軍，孟奇娟．金融危機下貿易保護主義的新特點及發展趨勢［J］．經濟師，2010，（11）．

［5］唐宜紅，張鵬楊．后疫情時代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發展趨勢及中國應對策略［J］．國際貿易，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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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西方的經濟自由主義的開展，貿易、金融、投資的自由化使經濟全球化、一體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其主要特征是全球范圍內各國、各地區經濟的日益融合，生產要素特別是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各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外部世界經濟的變動日益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貿易與投資逐漸呈現互補性特征。全球市場形成之后，科技進步所帶來的信息革命、通訊與交通的迅速發展、國際分工的深化、WTO的建立為之推波助瀾。經濟全球化不僅極大地促進了世界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同時對傳統的國際經濟貿易理論也提出了諸多挑戰。

二、競爭優勢的提出及國際應用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競爭優勢將取代傳統的比較優勢而成為國際貿易分工的主要基礎，在國際貿易理論體系中，自由貿易理論一直占統治地位，而比較成本理論、要素稟賦理論又是自由貿易理論發展的主線。這些理論認為，只要各個國家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生產成本相對低的產品參與國際分工，就會獲得比較利益，不僅其自身而且整個世界都會從中受益。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從經濟學角度認為，只要各國遵循成本優勢從事分工，就都能獲益，各國不存在利益的沖突。1991年美國管理學家家邁克爾?波特在其出版的《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強調了國家之間、企業之間利益的沖突，認為競爭優勢是一國在國際競爭中獲勝的關鍵，并詳細闡述了國家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該理論主要是從管理學角度分析了一國如何在國際競爭中提高整體競爭力，實質上屬于宏觀競爭戰略的分析，如果將其引用在跨國公司的壟斷競爭優勢中也同樣可以發揮效果。通過整合國際資源不斷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表現出來的有跨國并購、生產要素的優勢互補、跨國資本通過金融市場的間接國際傳導等。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比較成本已經不能再成為決定國際貿易分工的主要基礎。這是因為比較成本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假設前提即要素在國家間的不可流動性。在國際資本要素的流動性日益增強的情況下，比較成本優勢不再為一國所獨享，如：某一國家勞動力比較豐富和便宜，外國企業可以借助資本流動到該國投資設廠加以利用、獲取利潤并匯回母國。在此情況下，某一國的比較優勢實際上成為本國及外國都可以利用的優勢。一個國家資本實力雄厚或者技術、管理上有競爭優勢的跨國公司越多，其利用國外比較優勢獲利的能力就越強。因此，所謂經濟全球化、貿易投資互補性（一體化）實質是跨國公司依靠競爭優勢，借助投資活動在全球范圍內對資源的整合。一國具備國際競爭優勢的企業越多，就越可以在國際分工中更多地整合別國的資源，并降低本國資源被別國企業整合的可能。

三、國際貿易與投資互補的必然趨勢

（一）貿易與投資的相互促進。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貿易的格局將由產業間貿易轉向產業內貿易、公司內貿易為主，中間產品、零部件貿易比重增加，而這無疑為國際投資成與貿易的促進與互補作用奠定了基礎，公司的內部化部分地代替了市場的功能，這也是科斯定理的精髓所在。

在以比較成本為基礎的國際貿易中，國際貿易格局以產業間貿易為主，國際交換的對象屬于不同的產業部門。這是因為在傳統貿易理論認為比較成本、要素稟賦的差異是國際貿易基礎的情況下，各國必然分工生產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商品以供交換。它主要發生在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或者經濟發展水平相近但要素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之間，產品的流動是單向的，產品的用途也存在很大差別。20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隨著科技發展、國際分工的深化，發達國家的產業內分工、產業內貿易比重逐漸增加。它主要發生在同一產業部門內部，產品的投入要素比例、最終用途基本相近。根據國際貿易新理論，它主要是發達國家的企業在產品差別的基礎上為了追求規模經濟效益而造成的，有的甚至通過協議性國際分工來達到。據此，產業內分工、貿易的商品應以同一產業內的最終產品為主，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貿易與投資的互補，貿易格局又進一步發生了變化：雖然產業內貿易繼續發展，但其貿易的對象、貿易的主體已與以前大不相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迅速增加，一些原來在跨國公司之間進行的產業內貿易將有一部分轉為在跨國公司內部進行。根據《2001世界投資報告》，200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達到1.3萬億美元，其中跨國公司占90％。目前全球共有6萬多家跨國公司，它們掌管著全球1/3的生產、2/3的國際貿易、70％以上技術轉讓。

（二）跨國公司的競爭力。在日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跨國公司自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國際直接投資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戰略：跨國公司在某一產業內開展多元化經營、縱向、橫向并購等業務。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資料，1987年全球跨國并購的價值僅為1000億美元，2000年外國直接投資以跨國并購方式實現的金額約為11000億美元，比上年度增長1/3。在過去的十年中，國際生產的增長主要是通過跨國并購而不是通過新建企業投資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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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第一大港上海港，進入第四季度以來，集裝箱和干散貨吞吐量都呈現較大幅度的上升，迎來了傳統旺季。2016年1-10月份，僅上海國際港務集團集裝箱吞吐量接近3100萬標箱，同比增長1.3%。盡管干散貨吞吐量呈現下滑，但較2015年同期已經有所回暖。

從具體貨種看，高新技術產品呈現出進出口兩旺的態勢。杭州海關數據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浙江省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兩旺，出口810.3億元，增長8.7%，進口381.4億元，增長11.1%，優于浙江省進出口整體水平。太陽能電池出口增長23.4%，集成電路進口增長13.8%，表現尤為顯眼。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江蘇。得益于較為完善的基礎建設、制造體系和強大的制造能力，江蘇企業在加快“走出去”和推進國際產能合作中帶動了裝備制造和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如出口電氣設備增長4.8%、醫療儀器及器械出口增長3.3%、機械制造設備出口增長0.4%。

一般貿易好于加工貿易成為2016年外貿進出口的新動向。2016年前三季度，江蘇省一般貿易方式進出口11661.1億元，增長6.1%，占同期進出口總值的47.8%。

江蘇省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遠鵬等專家認為，一般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于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在促進就業、培養熟練工人和拉動GDP增長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但屬于“打工經濟”，缺乏品牌，設計、研發等環節也相對較少，主要靠勞動力成本優勢。一般貿易則是自己當老板，產業鏈長，從設計、生產到銷售，產品增值率較高，還往往包含知識產權。

此外，浙江省跨境電子商務B2C方式出口33.6億元，增長1.1倍，拉動浙江省出口增長0.14個百分點。

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主任、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總裁王新奎認為，經濟全球化處于重要調整期，全球貿易量的增加將不再顯著，甚至會萎縮，但全球生產布局將出現調整，國際競爭將轉向價值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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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7年3月30日

對外貿易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能夠不斷優化我國的開放性經濟結構。為了提高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環節的獲取能力，我國需要不僅加強國際資源的整合能力，而且需要加強自主創新環節，從而不斷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

一、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放緩的特征

在2012年中，全球貿易增長率僅為3%，隨后的一年內，該數值依舊下降，在全球貿易增長減弱的背景下，我國貿易在增長的過程中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響。金融危機過后的三年里，我國進出口貿易呈現下降趨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產品值上漲。首先，經濟增長逐漸放緩，我國進出口貿易增長速度僅為兩位數，并且速率不斷下降；相比同一時期的進出口增長速度，我國出口增長速度遠高于進口增長速度，出口增長速度較為緩慢，使進口貿易受到很多損失，在2015年中，我國進口貿易下降率達到15%。當前，很多國家都存在貿易增長趨勢放緩的問題。由于貿易與經濟具有密切聯系，在2008年之前，全球貿易的增長速度是當前的幾倍，但是當前的貿易增長速度遠遠低于產出速度。根據相關數據調查顯示，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優勢不斷減少。其中，貿易超調在產品中的特征為：聯合國部門根據貿易產品的特性進行了分類，在按照不同類型的產品分析中，能夠獲取產品的進出口參數，在此基礎上能夠得出產品結構與我國貿易之間的聯系。

（二）產業鏈更加完善。從我國的進出口貿易數據中可以分析出，我國屬于全球較為重要的貿易國，隨著本國企業與外貿企業的聯合發展，在中國生產的產品數值呈現上漲趨勢，因此我國能夠將這些供應鏈進行優化配置，從而獲取更多的收益。在我國產業鏈不斷完善的過程中，能夠使產業集群更加具有科學性。在當前社會中，我國有很多制造業產業集群，如家用電器產業、電子產業等，并且不斷朝全球供應鏈進行擴張。在近些年的發展過程中，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我國很多企業的生產能力取得了較大進步，使我國的工業產業鏈更加具有系統性。很多生產商的零件能在附近區域實現完整配套，并且對國外材料的進口訂單量不斷下降。

二、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放緩中存在的問題

（一）初級產品貿易額降低。當前，全球經濟處于調整恢復階段，國際市場需求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由于國際較多產品價格降低，不同于制成品，初級產品貿易額具有明顯的降低趨勢，使我國出口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因素為：制成品。但是，由于我國進口產品中，初級產品占有很大比重，這也是我國進口增長放緩速度大于出口的原因。相比于外需市場，我國內需市場在快速發展中，能夠使消費品的單獨銷售總額不斷上漲。在內需市場比例不斷加大的過程中，消費品貿易出現逆勢上漲的趨勢，同時消費品的增長指數越來越穩定，能夠有效促進我國的貿易增長。然而，近些年來，我國中間產品在出口、進口方面出現減弱情況，并且占據主導地位的產品屬于中間產品，一旦其進口下降，將會造成我國進口貿易受到影響。對外貿易增長放緩不僅有負面影響，也有積極影響。從改革開放后，我國對外貿易經濟空前發展，2013年在世界貿易國家中占據一席之地，有效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且規模不斷擴大。在當前環境中，我國在國際分工中存在劣勢，主要是由于產品的附加值不高，并且該條件長期低于數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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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促成了一個新的全球治理平臺的誕生，即二十國集團（簡稱G20），成T中包括全球主要的經濟體（其中包括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俄羅斯、中國、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韓國和土耳其以及歐盟）。G20成員的人口總量占全球的2/3，GDP占全球的85%，占全球貿易額接近80%，占全球吸引外資額和對外投資額的70%和80%。G20成員的體量決定了其在全球治理中必然發揮著獨到且重要的作用。

G20成立的初衷是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增強全球主要大國在財政、金融政策方面的協調性，因此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是其中的主渠道。隨著時間的推移，國際金融危機盡管影響猶在，但是其緊迫性相比經濟危機爆發后的幾年已經有所減緩。在這種情況下，全球貿易和投資作為財政、金融之外的另一個領域，重要性日益凸顯。因為G20成員自身貿易總量、代表性和全球的影響力，實際上已經在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外形成了一個“迷你WTO”。G20成員數量遠遠少于WTO，因此在貿易投資政策方面的協調難度大為減小；同時，鑒于G20成員是全球主要經濟體，在貿易投資規則方面所達成的成果實際上是代表了全球主要經濟體在全球貿易投資事務中的立場和觀點，代表了貿易投資規則的發展方向，對多邊貿易投資規則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二、G20對全球貿易投資規則的影響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全球經濟遭受重創。在此背景下，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刺激國際貿易和投資發展成為G20成員的重點關注領域。2008年以來，G20在全球貿易投資規則領域做了大量的工作，成員已經意識到G20在該領域可以有更大的作為。2015年，在中國的提議下，G20土耳其安塔利亞峰會確定了貿易部長會議的定期化機制，提升到與G20成員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會議同等的級別。從G20發展的歷程來看。G20對于全球貿易投資規則的影響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1、遏制貿易保護主義

20世紀30年代歐美爆發經濟危機，世界經濟蕭條，各國為了一己之利，紛紛采取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其中美國頒布了臭名昭著的《斯密特――霍利關稅法案》，對進口至美國的產品征收關稅平均水平高達53%，歐洲國家紛紛效仿，導致全球貿易總額大幅下降70%，這種以鄰為壑的短視做法嚴重加劇了世界經濟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全球主要國家擔心世界各國重走保護主義覆轍，導致世界經濟陷入全面衰退，甚至如上世紀一樣引發戰爭。因此，在2008年召開的第一屆G20華盛頓峰會上，與會成員一致同意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承諾在峰會結束后一年內避免設置投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新壁壘，這是全球主要經濟體在歷史上第一次就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做出集體承諾。此后歷屆G20峰會中成員均明確表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承諾不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承諾期限也不斷延長；同時G20成員推動以WTO為平臺，加強對全球貿易政策監督和審議，授權WTO等國際組織G20成員貿易保護報告，對各成員采取的貿易措施形成集體壓力。G20多措并舉，對遏制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功不可沒。

同時，在WTO多哈回合談判進展緩慢的情況下，以“短、平、快”為特點的區域貿易談判興起，各主要經濟體將主要精力放在區域貿易協定談判上。據WTO公布的數據，截止2016年7月1日，WTO成員通報簽署的區域貿易協定已達635份，平均每個WTO成員簽署了接近4份自貿協定。一些超大規模的自貿協定談判引起全球各國的關注（如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全球區域性貿易談判的興起導致全球貿易規則的“意大利面條碗”現象越來越嚴重，全球貿易規則開始走向“碎片化”，實際上是一種貿易規則層面的“保護主義”。G20成員敏感地捕捉到了這一信號，作為全球主要的經濟體，G20成員在歷次峰會一直支持加強區域貿易協定的透明度，確保與WTO為主導的多邊貿易規則的一致性，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摒除規則的“藩籬”，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貿易規則的“碎片化”趨勢。

今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G20貿易部長會議通過的貿易部長聲明，再次發出了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明確信號，G20成員決定將不采取新的保護主義措施延長至2018年，具體承諾包括不采取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和逐步減少和取消已經采取了的貿易限制措施。同時，G20成員同意進一步加強區域貿易協定透明度，確保其與多邊規則的一致性。

2、維護多邊貿易體制

1995年成立WTO，以其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在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方面起到了主導作用。目前，WTO共有163個成員，是處理全球貿易投資事務最具代表性的組織，以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也是全球涵蓋范圍最廣、規則體系最為全面的貿易規則體系。但是，2001年WTO啟動多哈談判之后，由于成員所處的發展階段、自身利益等因素難以在如此龐大的組織內取得共識，而協商一致的決策機制又是WTO制定多邊貿易紀律的基礎，多哈談判久拖未決，持續了15個年頭但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這已經減損了WTO在制定多邊貿易紀律方面的信譽。

G20成員作為WTO的核心成員，肩負著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主要責任，這不僅符合G20成員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全球各國的共同利益。G20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繼續支持WTO在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過程中的主體地位。G20成員是WTO最為核心的成員，如果G20對WTO在全球貿易投資進程中的主體地位不認可或者存在異議，則WTO根本無法在163個成員中樹立威信，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G20成員對WTO的支持是多邊貿易體制能夠繼續發揮作用的重要支柱，所以歷次G20峰會都將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作為其中的核心議題之一，在會議上共同發聲支持多邊貿易體制的主體作用。第二，進一步支持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取得積極進展。2001年，WTO啟動多哈回合談判，一直到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談判幾乎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經濟危機的爆發更使得WTO成員對于多哈回合談判信心繼續走低。在此背景下，G20成員通過每年舉行的峰會積極就推動多哈回合談判進行磋商，凝聚共識，縮小分歧，為促成2013年巴厘島WTO第八屆部長級會議達成了以《貿易便利化協定》為核心的“早期收獲”協定做出了積極貢獻，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WTO。

盡管多哈回合在巴厘島獲得了一線生機，但是談判仍然沒有完成，G20在2014、2015年峰會上仍對推動多哈回合談判積極努力，尋求可能推進談判的路徑和方式。2016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G20貿易部長會，成員再次承諾2016年底前G20成員全體批準《貿易方便化協定》，同意持續推動多哈回合剩余議題談判，探討潛在的、合乎各方利益的新議題談判。

3、加強多邊投資政策協調

相比于WTO為主導的多邊貿易規則體系，國際投資規則呈現“碎片化”的特點，并沒有多邊的紀律約束。因此，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WTO都曾嘗試設置全球性的貿易投資紀律，但最終無功而返。相比于金融、財政政策，投資政策原本不是G20討論的重點，但隨著金融危機的繼續蔓延和影響的擴大，投資在拉動全球經濟增長中的引擎作用日益受到重視，但是如何在全球層面減少投資規則的障礙，增加投資政策的透明度日益成為全球主要投資輸出方和接受方的重要議題。G20成員占全球吸引外資額和對外投資額的70%和80%，G20國家對于投資政策的協調也日益受到關注。

2016年在中國上海舉行的G20貿易部長會上通過了全球首個多邊投資政策性綱領文件，即《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無論是在G20歷史上還是國際投資規則制定的歷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確立了反對跨境投資保護主義、共同營建開放、非歧視性而且透明、可預見性的投資政策環境并且加強投資保護，確保投資政策的透明度，并且推動投資可持續發展以及承擔投資者的企業社會責任九大原則。盡管僅僅是規定了基本的指導原則且明確為非約束原則，但是卻為未來G20成員就多邊投資紀律的具體細則進行討論設立了基本框架。《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為G20協調制訂國內投資政策和商談對外投資協定提供重要指導，同時為彌合國家間投資政策利益分化，加強多邊投資政策協調邁出歷史性一步，將為促進全球投資增長提供長遠制度性引領。可以預測，未來G20在協調全球多邊投資政策方面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鑒于G20成員在輸出投資和吸引投資方面的巨大體量，在國際投資規則制定領域享有絕對的主導權，很可能未來全球性的多邊投資規則的誕生就是以G20所指定的投資規則為藍本。

三、中國的應對策略

1、積極利用G20平臺，引領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制定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貿易投資體系中的重要成員，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并引領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是客觀要求，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現有的國際貿易投資規則體系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主持下制定的，雖然促進了全球貿易投資的發展，但是主要受益方仍然是西方發達國家，對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仍然存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誰掌握了規則制定的主導權，誰就掌握了未來更大的發展權。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制定需要平臺支撐，在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進行的貿易談判、投資規則制定談判無法達成共識且陷入僵局的情況下，G20成員是全球貿易投資最為重要的參與者，在小范圍內就貿易投資規則達成一致再以此為基礎走向多邊是一個現實可行的方法。因此，G20提供了一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平臺，中國必須用好、用足G20平臺，才能在新一輪的貿易投資規則重構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積極利用G20這個平臺，引領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制定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努力：第一，要提出完善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積極主張。從自身實際出發，積極提出“中國方案”，講好“中國故事”，讓國際貿易投資規則更好地滿足中國訴求，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這是中國引領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制定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第二，要堅持，用好自身的“巧實力”。當今世界國際貿易投資規則談判不是“零和游戲”，而是“多贏”，談判實際上是相互妥協的過程，需要主要大國發揮引領和協調作用。所以，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要在堅持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承擔與大國相稱的國際義務，積極促成規則的制定工作。在中國政府的主導下，今年舉行的G20貿易部長會通過《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就是中國積極利用G20平臺，引領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制定的典范。

2、加快推進改革開放，增強引領規則制定的能力

全球貿易投資規則發展的趨勢就是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減少投資隱形門檻，自由化、便利化程度越來越高。但是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談判過程是一個“出價”、“要價”相互交鋒的過程，要想獲得對方的市場，也要滿足對方的要價，這是一個博弈的過程。中國對外貿易發展需要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形成新動力。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不斷提升改革開放水平，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在貿易投資領域的話語權不斷增強，這為我們對外開展經貿投資談判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不再是一味防守，而是擁有了更多的進攻利益和訴求。

G20作為全球貿易投資規則談判的平臺，面臨的談判對手是當今世界的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在環境保護、勞工標準、國有企業、投資負面清單、知識產權保護、電子商務等所謂的“二十一世紀議題”方面談判雄心水平很高，而這些領域恰恰是我們國內改革的深水區。G20與WTO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平臺，在G20平臺中，成員數量遠遠少于WTO，利于就特定的貿易投資議題達成一致意見，但成員少更容易“短兵相接”，所以不能夠提出有競爭力的“出價”，則很難在引領國際貿易投資規則方面提出有價值的方案，所以中國需要在充分評估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夯實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的能力，順應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發展的大趨勢，這樣有利于在國際貿易投資談判中掌握主動，有利于保護中國的長遠利益。

篇（7）

目前就我國經濟發展情況來看，與美國貿易摩擦逐漸增多，之所以產生這一問題，主要是因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不斷增大。根據相關數據調查現實，從2010年―2014年，中美貿易失衡問題逐漸突出，并且貿易順差額不斷加大，依次為1356.24億美元、1526.65億美元、1623.21億美元、1742.32億美元、1856.21億美元，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導致中美貿易失衡問題加大，引起美國的不滿。2015年末，中國貿易順差占總額比重的45.9%，這一數據表明，中美貿易失衡問題加劇。綜合上述數據結果顯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的不斷擴大，使我國面臨美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本文在對該問題研究過程中，將注重探討了導致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的原因。

一、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的表面原因

從表明來看，造成中美貿易失衡問題主要是由于人民幣匯率導致。人民幣匯率對于中美貿易有著較大的影響，人民幣的貶值，會增加中國在貿易中占據主動地位，實現貿易順差，而人民幣升值，將對美國貿易發展有著較大的利益。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我國學者對該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失衡有著一定的關聯性，但是人民幣匯率并不是影響中美貿易失衡的關鍵問題。中美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較大的互補性，可以更好地促進兩國經濟的發展和進步。美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主要以第三產業為主，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則以重工業發展為主。這樣一來，導致中國經濟科技含量低，環境污染嚴重。在發展過程中，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同時，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成本的低廉，也是實現中國貿易順差的一個主要原因。美國以人民幣匯率指責中美貿易失衡問題，可信性較低。

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中美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的財政赤字以及過度消費問題，直白地講，就是美國內部存在失衡。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美國賬戶差額較大，儲蓄投資缺口不斷增大的情況下，導致美國內部存在較大的失衡現象。美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為了更好地刺激消費，存款利率不斷下調，導致其儲蓄率下降。據相關數據調查顯示，美國2010年到2013年期間，存款利率始終保持在2%以下，這樣一來，人們的錢更多用于消費上。同時，從目前美國財政赤字情況來看，美國2011年的財政赤字為1.48萬億美元，達到歷史最高水平。2011年的財政赤字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了10.8%。在奧巴馬實行減稅方案過程中，財政赤字程序大幅度增長，這樣一來，導致美國賬戶逆差可能性增大。

隨著美國財政赤字的不斷增加，其他項目逆差也呈現出一種上升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導致了美國國民存在過度消費的情況。上世紀末，美國居民總消費與GDP的比重為70%，到了21世紀初，這一比重仍然呈現出較大的上升趨勢，到了2013年，這一比重高達72%。在這種情況下，造成美國國內儲蓄不足。美國在發展貿易過程中，更多地關注于對儲蓄資金的彌補，想要通過貿易失衡問題，對國內存在的資金問題進行解決。這樣一來，即便不與中國存在貿易失衡問題，也會與其他國家出現較大的貿易失衡問題。

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分析

筆者認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的深層次原因，主要表現在產業轉移和加工貿易、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三個方面內容。關于這一問題，具體內容如下：

產業轉移因素的影響：隨著東亞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新興經濟體規模增長速度較快，形成了一個全球性質的生產加工新格局。在這一格局下，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受到產業轉移因素影響較大，促進了中國貿易順差。

加工貿易：在加工貿易過程中，由于我國勞動力廉價，大部分已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使我國在對外貿易過程中，具有較強的加工貿易優勢。在2013年，我國加工貿易帶來的貿易順差在2000億美元，勞動密集型產業格局影響下，使中美貿易失衡問題加劇。

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針對于這一問題，主要集中在了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管制上。美國在這一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彌補了貨物貿易逆差。但由于對出口高科技產品的嚴格管制，導致國內一些客戶選擇其他國家的高科技產品，嚴重影響到了美國高科技產品的銷量，從而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經濟全球化背景環境下，中美貿易失衡問題主要是由于美國自身經濟問題影響，深層次原因主要體現在了產業轉移、加工貿易以及對外出口產品的管制上。因此，在處理兩國貿易過程中，美國如何正視中國地位，意識到自身經濟發展問題，降低對華貿易的管制，是解決貿易失衡問題的關鍵。中國在這一過程中，要注重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更好地轉變貿易增長方式，加強對自身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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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53/757

2012年上半年，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年度報告中預測，2012年世界貨物貿易增長率將下降至3.7%，低于2011年5.0%，也低于過去20年5.5%的全球貿易增速平均值。其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出口分別增長2.0%和5.6%，進口分別增長1.9%和6.2%。

世界貿易走勢的低迷與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休戚相關。2012年7月，IMF預測全球經濟增長為3.5%，低于2011年的3.9%。由于世界經濟增速的低迷，一定會收緊全球的進口需求，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以及歐元區經濟進一步衰退等風險因素，都會影響2012年全球貿易增長的預期水平。通過主要經濟體商品貿易的當月同比數值可以看出，截至2012年5月，各國貿易增速較2011年都沒有出現顯著的回升，更未現超越2011年的勢頭。可以判斷，如果2012年下半年主要經濟體對外貿易增長前景還不明朗，那么2012年全球貿易將會持續相對較低的增速。

一、基于國際貿易先行指標走勢的判斷

第一，國際航運指標的變化顯示國際貿易增速回落。這主要通過國際航運市場情況加以判斷，國際航運市場情況可以通過波羅的海干散貨綜合運價指數（BDI）和集裝箱運輸市場的國際集裝箱指數（HRCI）進行分析。從BDI指數可以看出（如圖2），自2011年底該指數就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2012年年初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出現顯著的回升。BDI先行指數的變化能提前反映國際貿易走勢的變化，而目前該指數的發展趨勢也難以判斷出2012年下半年國際貿易能有明顯的提高。

國際集裝箱指數從2011年7月的近792點，滑落到2011年12月的近499點，再震蕩到2012年6月的502點。可以判斷，國際運輸市場的集裝箱運價指數走勢也難以支持國際貿易出現強勁增長。

第二，初級產品價格還處于相對高位。自金融危機后，全球初級產品價格指數基本上恢復到一個較高價位，尤其是2011年年底到2012年年初維持在高位。近幾個月來，盡管價格指數出現了回落，但還處于相對的高位（參見圖3）。較高的初級產品價格也會提高出口價格指數，進而會降低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對全球貿易的提升不利。如果這個價格水平沒有太大的改觀，那么2012年下半年，其對全球貿易的擴張不會起到積極作用。偏高的價格指數推高了生產成本，和體現生產擴張情況的采購經理指數（PMI）數月以來不斷低迷相輔相成，從2012年3月PMI指數開始回落至54.4%，隨后的4月至6月分別是52.3%、52.1%和50.3%。上述情況說明全球生產情況不容樂觀，外部需求嚴重疲軟，這也能折射出全球貿易走勢的黯淡前景。

二、主要經濟體的形勢分析

國際貿易形勢與宏觀經濟運行密切相關。因此，有必要對全球經濟形勢進行分析，包括美、日經濟，歐元區經濟以及新興經濟體。

（一）美、日經濟呈現溫和增長

美聯儲2012年6月預測，2012年美國經濟增速為1.9%～2.4%，通貨膨脹率為1.2%～1.7%，均低于2012年4月的預測。2012年第4季度的失業率預計為8.0%～8.2%，高于4月的預測值。美國宏觀經濟的基本面表明，2012年美國經濟只能呈現溫和增長，這也就意味著對刺激貿易增長的作用有限。美國2012年單月的進出口增長均保持個位數增長，前5個月，出口同比增長在4%～8%左右，而進口同比增長在3%～8%左右，遠低于2011年兩位數的增速。大選之年，美國經濟的尷尬境遇，也難以讓總統候選人拿經濟說事，但愿下半年能出現經濟反彈，為他們的競選增加一些自信。

日本央行2012年7月預測，本財政年度的經濟增速為2.2%，低于4月預測的2.3%。2011年，日本發生地震和海嘯等自然災害后，經濟恢復和重建的規模并未顯現出預期水平，因此也就沒有產生龐大的外部需求。2011年下半年，日本的月度進口增長維持在9%～19%左右，而2012年上半年的月度進口增長則只徘徊在8%～10%之間；月度出口增速從2012年2月結束負增長后，逐步恢復到2012年5月9.96%的增長態勢。這也說明，日本經濟也是保持低速增長。

（二）歐元區經濟仍陷債務泥潭

歐債問題尚難煙消云散，歐元區經濟處于衰退邊緣。

盡管第1季度歐元區內生產總值實現了0.3%的增長，但是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歐盟委員會2012年春季預測，2012年歐元區GDP增速為-0.3%，其中重債國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GDP增速分別為-4.7%、-3.3%、-1.8%、-1.4%，這顯示債務危機會拖累歐元區的經濟發酵。2012年6月，歐元區的Markit綜合PMI指數為46.4%，該指數在過去10個月中有9個月低于50%，而制造業PMI指數則更低。在勞動力市場方面，歐元區17國2012年5月的失業率已達11.10%，債務危機嚴重的國家更是情況堪憂。

歐洲經濟的衰退影響著大量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無法為整個沉悶的外貿市場帶來絲毫希望。歐洲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出口市場，但是目前卻給這些國家的出口以沉重打擊。比如，中國出口歐盟的月度累計同比自2012年1月均是負值，分別為-3.20%、-1.10%、-1.80%、-2.00%、-0.80%和-0.80%，雖然對歐盟單月出口在回升，但較2011年還是在下降。印度對歐盟的出口當月同比，2012年1月是-20.15%，2月份是-26.75%，也有很大的下滑。

（三）新興經濟體出口增長放緩

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市場疲弱的背景下，其出口績效均不令人滿意，即使2012年下半年有一個反彈，也難以平復上半年的下滑。以中國、印度、南非為例（參見圖4），三個國家2012年前5個月的出口同比增長遠低于2011年同期水平，均處于3年來的低位，尤其是印度還出現了幾個月的負增長。因此，2012年下半年的出口表現十分重要，誰能成為世界貿易增長的新引擎，尚有待觀察。

三、2012年全球貿易的走勢預測與建議

對于WTO做出的2012年全球貿易增長的預測，本文給出了基本分析，對比2012年上半年的形勢，2012年下半年應該會稍微樂觀一些。原因在于：一方面各國會為增加庫存而擴大生產，另一方面各國主要節假日多集中在下半年，這將推動全球貿易的增長。

荷蘭經濟政策研究局（CPB）提供了全球的實際貿易量，根據2012年前5個月的全球貿易數據，可以對2012年下半年的走勢做出一定估計，判斷出全球貿易走勢。由于2011年貿易增速較低（5.0%），2012年全球貿易增長將在4.5%上下浮動。

如何尋找全球貿易增長的新引擎，關鍵還依賴于全球經濟的長期復蘇，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高速增長。以往新興經濟體注重對發達經濟體的出口，目前，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外部需求不斷擴大，這是促進貿易增長的新引擎之一。新興經濟體之間多是在制造業或者能源領域存在較大的外部需求，應該保證此方面的增長源。另外，一些免受債務危機之苦的發達經濟體應該將出口市場瞄準新興經濟體，因為短期內歐元區重債國難以恢復元氣，對外部需求也難有佳績。比如，英國對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出口就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截至2012年5月的3個月里，其對中國出口卻同比增長26%。英國對非歐盟國家的出口最近首次超過對歐盟國家的出口。

參考文獻：

篇（9）

雖然與原先預定的10%的目標有一定差距，但在全球貿易復蘇顯著放緩的一年里，同比增長6.2%的水平依然不俗。摩根大通銀行資金服務部貿易及供應鏈融資中國區主管林樹文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今年對全球貿易持謹慎的態度，但是亞洲區的貿易將會成為一個“亮點”，尤其是一些與消費、零售相關的領域。

但是正如遭遇人均GDP尷尬一樣，中國的進出口總值第一也相當“浮腫”，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造成進出口總值高而利潤低。但對于CFO來說，問題不僅僅在于這些，經濟環境的跌宕起伏、匯率的變幻莫測都對其提出了更加嚴峻的挑戰，同時也使得作為企業把控風險和資金第一人的CFO更加謹慎。針對CFO的擔憂和更高需求，林樹文表示完全有信心，“依照全球的優勢，相信我們可以服務的很好。”

1 雙翼齊飛

2007年摩根大通銀行在京注冊成為本地法人銀行，即摩根大通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如今已在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成都、哈爾濱、蘇州等地開設了分行。

摩根大通在華的核心業務是對公業務。進入中國以來，貿易融資業務一直是摩根大通的重點。摩根大通為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客戶提供人民幣和外幣的貿易服務，既包括傳統貿易融資業務，比如信用證開立、通知、保兌、議付、背對背信用證、進出口貸款、銀行保函或備用信用證的開立、單據繕制、貿易單據貼現、供應鏈融資及電子貿易平臺等服務，還包括結構性貿易融資服務，比如進出口銀行擔保項下的貿易融資、出口融資、銀團貿易融資、貿易項下買方付款風險貼現等服務。

伴隨在中國的積淀和發展，摩根大通除了鞏固和發展金融機構的客戶外，也繼續致力于為大型企業提供金融服務。“過去一兩年我們的貿易融資進步比較大，之前主要是金融同業的客戶，現在正朝著企業客戶和金融客戶并重的方向發展。”林樹文強調，正是因為之前一直服務于國內的銀行，也就等于間接服務了很多企業客戶，對他們的需求非常了解。

據悉這些大型企業客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摩根大通在全球的海外客戶，正在“走進來”；另外一類是“走出去”的本地企業。在林樹文看來，摩根大通可以利用自己全球的網絡系統，為客戶提供優質全面的服務。

林樹文介紹，目前摩根大通大部分在海外的貿易融資產品都已在中國同步上市。“我們會和海外市場保持緊密的溝通，隨時掌握全球先進產品的趨勢和進展。同時對于國外正在使用的先進貿易類金融產品，內部已經形成了一套細致和完善的評估機制，嚴謹的篩選出更適合國內環境和客戶的產品，從而引進來。”

大力發展客戶是林樹文的主要工作之一。林樹文表示，相比客戶數量，質量更為重要。“我們的目標就是先大力建立客戶基礎，這需要花一個比較長的時間，然后再針對目標客戶進行個性化的發展。”

2 撬動供應鏈

對于貿易融資中的供應鏈融資管理近些年來備受國內企業的關注，而這個在國內備受關注但又還不是特別被熟練掌握的領域卻也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伴隨中國已步入工業化中期，土地、勞動力價格上漲，環境負荷加大，產業轉移成為必然。與此同時，東盟國家的制造業迅速發展，不少發達國家和地區制造業產業轉移首選對象已從中國轉到東盟。以從中國“轉戰”越南的知名運動品牌為例，2000年在中國生產全世界40%的該品牌運動鞋，全球第一；而如今越南取代中國成為其世界最大運動鞋生產國。統計顯示，2000年以來越南制造業產值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長10多年來，越南從以往只生產初級品向機械制造領域發展，目前已能生產成套機械設備，其汽車、造船工業也有明顯進步。

伴隨產業的轉移，很多企業的供應鏈也發生了轉變。對于很多生產企業來說，生產基地的轉移使得原本的區域內供應鏈管理成為跨區域的管理，與此相對應，供應鏈融資方案也需要轉變為跨區的供應鏈融資方案。林樹文介紹，由區域內的供應鏈變為跨區域的供應鏈，這中間的復雜度和風險性都上升了不少。林樹文對此列舉了一個案例，一個跨國集團在中國有20家生產企業，每家都有各自的供應商，分別分布在保稅區、境內和海外，這就帶來了很多問題，僅以外匯支付為例，具體操作方式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而這種復雜的情況就會更加凸顯摩根大通的優勢。”林樹文認為，摩根大通的優勢就在于經驗豐富，伴隨了發達國家發展的各個階段，摩根大通更能應對復雜、考驗專業性的服務。

在貿易融資領域擁有豐富經驗的林樹文認為，供應鏈管理本來就是與企業戰略緊密結合的，尤其是在產業正在發生轉移的情況之下，對于供應鏈的管理需要更加科學和可持續性。林樹文表示，銀行在為客戶制定供應鏈融資方案時必須遵循這種原則：首先了解供應鏈融資方案與企業的發展需求，是希望延長賬期增加現金流，還是希望加強與供應商的聯系；其次再根據企業的需求制定相應的融資方案。“雖然一個完整的供應鏈融資方案應該可以達成以上的多種目的，但是針對側重點的不同，方案的設計上也會有很多不同。”

3 全面取勝

作為全球最大的美元清算行，摩根大通負責全球外匯市場中1/4的美元清算業務。在2010年和2011年，摩根大通接連被《貿易福費廷》雜志評為“全球最佳貿易銀行”。

對于摩根大通在貿易領域的優勢和成功，林樹文認為，與其說產品的創新，不如說洞悉客戶的需要，而對客戶需要的支撐則是來自經驗豐富的團隊。根據林樹文介紹，“摩根大通中國貿易團隊的每一位成員都經驗豐富，既了解全球市場也熟悉中國市場，每個人都有成功案例。”

篇（10）

本文以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環境成本內部化為中心，分析了國際貿易機制對一國環境及全球環境的不同影響，通過對行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選擇模型分析了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存在差異的原因，并對環境成本內部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以及存在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差異下的國際貿易存在的沖突進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國環境問題、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現實狀況以及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的基礎上，對于如何調整我國外貿政策以及相關國內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議。

本文得出結論，全球公共產品的性質是全球環境區別于一國環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資機制缺乏是全球性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是各國根據本國國情進行利己選擇的結果，行業差異以及環境外部性存在領域的差異是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水平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國際貿易；環境成本；內部化

序言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發生了一系列環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1948年的多諾拉煙霧事件、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俁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發展模式所帶來的惡果，對人類健康甚至生命構成直接威脅，引起社會各界對人與環境關系的反思。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國際社會掀起了一股環保浪潮，環境問題進入國際主流社會的視野。為有效控制、治理和預防環境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采取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措施。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以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破壞等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第二代環境問題，兩代環境問題相互交織，增加了環境問題的解決難度。全球環境問題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缺乏，環境壓力大。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長期保持快速增長，粗放式經濟增長造成了對環境的巨大破壞。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以解決環境問題，對于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之間的相互貿易使環境問題產生了一定差異。各國環境稟賦狀況及環境問題的差異，導致難以在全球范圍內統一推進環境成本內部化，全球范圍內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也不盡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國際貿易下環境成本內部化為中心，進行深入探討。

本文采取理論研究法、比較研究法等多種研究方法，同時，注重一國環境問題與全球環境問題的差異、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差異，注意吸收國際經濟學、新公共金融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相關概念界定、國際貿易中的環境問題的演化、全球環境問題的治理和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國際實踐、國際貿易與環境成本內部化國際差異的相互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下我國外貿及相關政策的調整。

第一章對環境、環境問題、環境成本等與環境成本內部化有關的重要概念進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節對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環境的經濟價值是環境問題產生的前提，本文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對商品價值和環境價值進行剖析。環境問題的癥結在于環境的外部性，環境公共產品性質導致環境產權難以清晰界定，從而產生環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場機制不能準確反映環境稀缺程度，環境價值長期被嚴重低估而導致環境問題產生。第二節分別分析了國際貿易對一國環境與全球環境的影響，在國際貿易對一國環境總體影響不確定的情況下，國際貿易仍然可能導致全球環境問題趨于惡化。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產品性質是全球性環境問題與一國國內環境問題的根本區別，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資機制缺乏是全球性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產權難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體空位的情況下，各國在國際環境問題上的利己行為以及全球性環境問題歷史責任和現實責任難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環境問題解決的難度。環境成本內部化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有效途徑，已經達成共識，環境成本內部化理論總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提出了解決環境問題的三條思路。最后，本章分別對這三種解決思路及其國際實踐進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過一個模型分析了國際貿易下行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選擇，發現出口行業和進口競爭行業的差異以及環境外部性是發生在生產領域還是消費領域對于一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水平具有重要影響，一國環境成本內部化通過國際貿易機制對他國產生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對各國比較優勢、產業競爭力以及各國商品結構和國際貿易結構產生重要影響。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是各國根據國情進行選擇的結果，全球范圍內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不盡相同，這種差異容易導致各國在貿易領域產生沖突。面對環境成本內部化差異下的國際貿易沖突，對貿易政策和環境政策的關系、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環境問題的責任分配等方面進行有效的國際協調，具有重要意義。

篇（11）

中國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10年即1991年至2000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以年平均15.5%的速度增長，之后10年即2002年至2011年這一數字提升到22.6%，而且這還是在2009年因受美國次貸危機和金融海嘯沖擊、中國進出口貿易有13.9%倒退的情況下取得的，足見其提速之快。然而到了2012年，受美國經濟增長乏力和歐元區債務危機的影響，中國出口和進口盡管分別以2.0萬億美元及1.8萬億美元的金額再創歷史新高，但其增幅則分別放緩至只有7.9%和4.3%，進出口貿易整體只增長6.2%，是自2009年下跌以來的最差表現，也是過去20年以來第四差的表現。2012年的貿易增幅不僅從之前正常情況下逾兩成的幅度顯著放緩，而且還罕有地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幅度，從而令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顯著下降。

在2012年，盡管美、歐實體經濟也有頗多波折，歐元區經濟甚至繼2009年后再次以0.6%的水平收縮，但經濟情況畢竟較2008年和2009年有較大改善，美國經濟仍然在繼續復蘇。在此環境下中國對外貿易增長的步伐仍慢于國內生產總值，就顯得較為特別，情況如果持續，就預示中國對外貿易可能遇到瓶頸。

此外，人民幣兌美元自2005年匯改以后的升值情況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計算也有不小影響。眾所周知，2005年匯改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長年居于1美元兌8.28元人民幣的水平，但匯改至今，人民幣兌美元累計升值了約三成。根據人民銀行公布的人民幣兌美元每月平均匯率換算成的每年平均匯率，2012年中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2萬億美元，其增幅自2005年匯改之后更為顯著地加快。在此計算方式之下，中國2001年的外貿依存度為38%，至2006年時升至67%，其后拾級而下，至2012年時降至47%，僅次于2009年因外貿大幅萎縮而導致的44%的外貿依存度。

解讀

2012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先跌后回升，全年升幅僅1%，是匯改以來升幅最小的一年，匯率因素可以說似有若無。在此情況下，同年中國對外貿易的增幅偏低而且低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原因之一固然是歐、美經濟不景氣拖累中國商品貿易的表現，原因之二就可能是從2005年匯改以后人民幣兌美元已達三成左右的累積升幅對中國進出口貿易開始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假設2005年匯改并沒有發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2006年至2012年一直維持在1美元兌8.28元人民幣的水平，那么中國外貿依存度的數字將是62%，而非2012年的47%。

盡管近年來以人民幣作貿易結算的比重增加，但中國的國際貿易還是以美元為主要結算單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并不改變已經以美元計價的中國進出口貿易的規模，但它會改變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人民幣換算成美元以后的總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越大，以美元為計量單位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值就越大，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就越低。據此，對中國外貿依存度下降的解讀宜十分審慎，當中固然有中國外貿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之差收窄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恐怕是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的因素，這就是說外貿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依然高企，并沒有外貿依存度所顯示的遞減幅度那么大。不計及匯率因素，則中國進出口貿易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就高逾六成，高于投資及消費；計及匯率因素，47%的比率也與目前投資與消費的占比十分相近，其重要性顯然不能低估。

中國由于是世界工廠，加工貿易占比仍高，其外貿有大進大出的特點，就推高了外貿依存度。但就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來看，除了看對外貿易整體表現以外，還要看出口減去進口以后凈出口的表現。在這一方面，外貿對拉動中國經濟的作用的確在降低。2005年匯改之年，中國經濟增長了11.3%，其中貿易及服務凈出口就貢獻了2.6個百分點或22.8%的增長動力。其后有關的貢獻率逐年下降，在2011年及2012年中國經濟9.7%和7.8%的實際增長率當中，凈出口分別拖累了國內生產總值0.4和0.2個百分點，貢獻率為-4.3%和-2.2%，這顯示中國的對外經濟環節整體在走向平衡方面取得了進展。2012年中國貿易盈余仍有2049億美元，但相對于中國51.9萬億元人民幣的國內生產總值來說不過兩個百分點多一點，故中國調整經濟增長模式從外貿方面可以繼續改善的空間已經變小，更主要的要從投資與消費領域來進行，因為其總量均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近五成，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近年來也達到五成左右。

啟示

就全球主要經濟體而言，中國47%的外貿依存度依然是屬于較高的，說明外貿對中國經濟的作用難以在短時間內為內需所迅速取代。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2012年全球貿易總額為33.3萬億美元，而根據IMF的統計，同年全球名義本地生產總值為71.3萬億美元，故全球平均的外貿依存度剛好是47%，與中國完全相同。但要知道全球平均的外貿依存度能達到這一水平，來自中國的貢獻最大。首先，2012年中國商品出口以2萬億美元的金額居全球首位，其7.9%的增幅雖然偏低于中國出口的歷史增幅，但就依然遠勝全球商品出口-0.5%的表現。其次，進口表現也相去不遠，2012年中國商品進口1.8萬億美元的總額居全球次席，僅次于美國的2.3萬億美元，其增幅4.3%也勝于全球進口-0.2%的表現。兩者加總，中國2012年商品貿易總額達到3.867萬億美元，與美國的3.882萬億美元基本看齊，成為全球商品貿易的兩大引擎之一，其整體6.2%的增幅高于全球商品貿易-0.2%的表現，因此提高了全球的外貿依存度。